时间：2023-06-15 17:26: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的意识形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近现代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深刻的投射到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加里埃尔・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时首先使用。认为“政治文化”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政治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指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①。“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甚至还包括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
“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翻译活动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翻译活动的，而翻译活动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连接政治与翻译的桥梁，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包含于政治文化中。
政治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本选择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语言的糖衣，都是这种制约的体现。
以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变得更明确，倾向选择翻译苏联、欧美进步作家的作品，如俄国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海涅，美国的杰克・伦敦、惠特曼，以及大量“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典型的是，中国译者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雪莱、拜伦情有独钟，而冷落了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②。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一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
特别是1949年后，翻译活动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的一部分。在外文局以及各官方出版社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下，翻译失去了把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引进来的重要功能，而被来进一步巩固社会文化系统以及加强该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位置。文学翻译政治化的择取标准使外国文学翻译的范围越来越小，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俄苏文学、欧洲古典文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占据中国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而极为丰富的欧美现当代小说，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念相抵触，被完全排斥在译介视野之外。由此可见，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政治因素还带来了翻译中的叛逆现象。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③。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
关于意识形态，《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 Lefevé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④。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因为它始终都受到诗学观、译者和赞助人。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翻译文学史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被政治需要唤起的，它自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没有翻译，就没有意识形态的构建；当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翻译起着操纵作用，操纵着翻译文学的内容。意识形态下的翻译文学构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种处于不同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翻译文学有着怎样的不同。在多元系统论的参照下，如何理解近现代不同时期我国翻译文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它们的文化文学功能如何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近现代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式、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各种翻译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回顾近现代翻译文学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时代的政治需求成为翻译文学择取的首要准则，即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文学发展最为显性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翻译现象时，应将其摆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加以探讨，即看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程度，找到近现代许多翻译文学现象的产生根源，以求能对近现代翻译文学做出准确的把握和中肯的评价。
注释：
① Almond GA，Powell GB:《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思维层面 实践层面 建议策略
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我国的经济、综合国力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实施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所以，正确分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社会多样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吸引力、感召力，消减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有效发挥。
2.文化多样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借鉴，共同发展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文化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规范选择上的困惑、迷茫；由于社会成员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人们已经不会盲目信奉某一阶级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凝聚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丰富多彩的带有丰富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商品面前，以灌输、宣传和教育等为主的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已经过时。
3.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当今世界，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碰撞也日益加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作用，利用各种经贸活动，运用高科技传播手段，如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政治体制、道德信仰和文化方式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加大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
4.信息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传播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时间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传播。信息化和网络化一方面拓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范围，提高了传播效率，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带来巨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功能难以适应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观念、传播体制和传播手段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二、在思想层面进一步树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观念。
只有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才能团结和凝聚全体人民为实现党的理想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因此，从思想上进一步树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观念，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1.在理论方面，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产生以来一直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在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步，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的继承和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具有科学性，其科学性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论，可以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理论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使具有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实践的吸引力，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不竭思想动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大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要做到以下几点：国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专家要对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进行准确解读，准确掌握理论体系；要继承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为目标的观念立场；要着重分析如何和时代相结合，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增强的说服力，影响力；要坚持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善于把握时代特征，根据时代特征认识新问题、新变化，使更好地解答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其内容；在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中必须做到语言平实化、百姓化、大众化，才能使社会成员愿听、愿看，听懂、看懂，才能使获得认同，真正做到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是不可超越的”。
2.在思想观念方面，不断树立开放整合思维。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思想观念，即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下历史情境与时俱进，树立开放整合的思维，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坚持以为主导、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环境或土壤、以西方意识形态中积极的元素为补充，丰富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其既立足传统又反映时代要求，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首先，正确处理与非的关系。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坚持与时俱进，对于异质思想观念，通过比较研究，吸取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推动的理论创新。其次，必须坚持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使理论体系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3.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是使意识形态起到引导人、教育人、改造人的作用，离开了人的参与的意识形态建设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以前“意识形态工作常常把其对象客观化，处于‘目中无人’的难堪境地，运行过程处于断裂状态，即宣传者与接收者之间仅是单向运动，没有互动和信息反馈……民众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接收如果是被动的，他们就有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选择的自由，这必然影响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所以，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要真正掌握社会成员所关注关心的问题，以及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兴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其次，在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解决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出现的问题要本着尊重人和理解人的原则，利用各种方式营造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氛围，有利于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认同；再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手段要坚持以人为本，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利用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共鸣的人或事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宣传教育生动活泼、灵活多样；最后，要积极发挥互联网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网络对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话题进行解答，排疑解惑，及时化解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困惑，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从在实践层面全方位加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力度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可靠的主体力量，而且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灵活有效的方法。只有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从实践上全方位多层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得以充分展示。
1.构建全方位宣传格局，增强意识形态建设合力。在传播方式日趋多样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工作等传统载体的重要作用，又要不断拓展传播的途径和方法，构筑全方位的传播系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一方面，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进行塑造和引导，使其形成统一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作用。当今社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们传递、交流、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手段。要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控制和管理，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舆论引导的作用，并高度关注互联网，加强互联网平台和阵地建设，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控制，使互联网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有效途径和工具。
2.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愈发激烈，更具隐形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显得分外重要。首先，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顺利实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法治领域的直接渗透和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内容本身包含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次，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要求贯穿到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具体的实践活动，有效地发挥法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最后，借助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用法律、法规及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强制力来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约束和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多元思想观念。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强大的法制保障。
3.加强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序高效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要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的认同和接受程度，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有效抵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蚀，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理论水平的高素质意识形态工作队伍。首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理论培训，提高其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不断深入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分析等多方面知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使其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意识形态规律，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其次，不断加强实践锻炼，切实增强应对实际工作能力。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具体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理论，不断提高运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熟悉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最后，健全意识形态队伍的科学化管理机制，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严把队伍的入口关，把素质好、基础好、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引进队伍中，不断充实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力量，建立一整套科学的考核考评机制，优胜劣汰，保持队伍的严肃性和整体的高水平，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顺利进行。
4.进一步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外部环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意识形态建设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我国，只有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并代表着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只有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和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对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健全和丰富民主制度和形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使其拥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充分发挥各自的政治角色。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价值维度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这一思潮的形成迎合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行进过程中的思想表现，“意识形态终结论”一经形成就在东西方产生了深远的现实影响。从特定的历史向度来看，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历史嬗变和意识形态论争中，西方学者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点，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承袭着反的思想路线，表达着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获得发展，以特有的资产阶级政治教化功能，凸显理论价值维度。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辨析
“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虽然只有并不算很长时间的两百多年，但这一概念指称的精神现象却是由来已久，这一概念产生的影响也绝非单一的意义时间。作为概念的“意识形态”是法国的特拉西于十八世纪在《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中率先提出，后来意识形态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高频概念术语。
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理论表述中，意识形态的原初理论意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提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来说是特定的“虚假意识”，马克思往往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对于意识形态，恩格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强调：“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旗帜鲜明地用“意识形态”来批判颠倒的、虚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虽然说意识形态是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性术语，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以特定的篇幅将其作为阐述的主题，对意识形态进行详尽的理论阐述，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多是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后来，承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基础，列宁进一步深入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列宁富有创见地提出“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思想，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力量，尤其是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理论是工人阶级亟需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现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同时，列宁强调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现为不同阶级力量的延伸，展示出不同的阶级倾向。“对于列宁来说，意识形态涉及不同阶级的利益和政治意识，他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峙。”[2]此后，不同的西方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使之表征多重思想内涵，但是作为阶级思想观念成为概念的坚固内核。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形式
论及意识形态的终结之人其实是恩格斯，但恩格斯意义上的终结迥异于后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意义上的终结。恩格斯在其代表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命运，得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恩格斯认为“哲学和宗教”是“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3]，在恩格斯看来，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阶段性的产物，在历史的行进中终将会被取代。完成这一历史性替代的主体是 “逻辑和辩证法”，也就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科学的学说。由此可见，恩格斯提及的终结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
而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提出和使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是法国人阿尔伯特・卡莫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社会主义党”提出“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思想，对此，阿尔伯特・卡莫斯激烈地抨击，他认为，此时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已经寿终正寝。之后，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阿隆、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等人正式提出“意识形态终结”。
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之考察》中，通过对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认为旧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已经枯竭，“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4]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贝尔强调“意识形态的终结”，其理论指向是不折不扣的的终结。后来，西方学者也正是继承这一思想指向，以不同方式言说“意识形态终结论”。
贝尔等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将符号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变悄然转换为“终结”。后来，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笃定的推断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哈佛学者亨廷顿叵测的抛出“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骄傲自信地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这些“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变种一以贯之的是反立场，强力地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价值维度
“意识形态终结论”文化思潮以资本主义学者的价值取向为思想基点，集中地反映着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极力地进行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输出。
“意识形态终结论”有着鲜明的冷战色彩，直接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中国。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贝尔曾具体地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境，他认为当时从政治来看，那是一个消除幻想的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已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了。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所以自认为它是“进步的”这一信念已经被现实所击垮、粉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征显示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年代的特征。曾经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具备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的热情。因此，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缘起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凸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适性和终极性。从现实功用上来说，“意识形态终结论”服务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
冷战过后，牢固掌握全球化主导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大的霸权地位、话语优势，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乌托邦的幻灭；另一方面则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幌子下变本加厉地兜售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各种新方式向其它国家进行隐秘的文化扩张和意识渗透，从而实现价值输出。
在极具变动的国际政治秩序中，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安全战略息息相关。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不仅不能弱化，反而要以各种有效方式加以强化。我们要以多重路径来应对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潮，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取得更好的意识形态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4.95.
[2] [英]Tom Bottomore.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M].Oxford：Blackwell，1983.22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3.
[4] [美]丹尼尔・贝尔，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51.
【作者简介】
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注重个性化的发展，受此影响大学生对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更加关心，改变了原来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理念，出现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并重的现象。而此时他们还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尚没有定型的群体，在这种冲击和变动中有人停滞不前，有人无所适从没有方向感，因此引起了政治信仰缺失。再加上80、90后大学生崇尚个性特立独行，求新求变中甚至还有点叛逆和愤世嫉俗。大学生从自身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氛围中认识到自己正享受着国家发展的成绩，但是个别同学因为自己所接触到的社会问题而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有些失望和灰心，造成政治信仰的弱化。还有个别同学因为教育和就业问题，而对国家的治理方案产生怀疑。甚至有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暴力影片，对政治有排斥心理。第二，部分大学生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态度不积极。思政课仍然是学生政治方面知识的基础来源。大学生认为我们有必要上思政课，但是思政课程也需要改进，老师的教学方式需要改进。在多媒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思政课不能再一味的读读课本教条，这样很难激发大学生的热情。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宏观和微观方面的政治现象和信息呈现在民众面前，大学生早期接受的很多政治教育元素与现实之间因为一些负面因素而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大学校园与社会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一样的距离，这使得身在校园的大学生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也会有一些偏差，这也将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信仰。现象、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风气低俗等问题也会让激情满怀的大学生很难冷静、客观的对待社会问题，一些信仰问题也随之而来。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中西文化的冲突，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减弱
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取向，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其价值取向以强调自由和竞争、张扬个性，崇尚人权等为特点。这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能共同促进双方文化的发展，但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或没有做好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应对，则容易导致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渐弱，给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
（二）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容易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导向失控
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迅猛发展，网络成为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手段、新阵地。无限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使互联网上各种文化思潮并存、激荡。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利用其在网络技术上的优势，将网络作为向我国大学生渗透其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大肆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及有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作用，容易造成人们意识形态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和迷茫。因此，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化已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增加了高校舆论导向的控制难度，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导向失控。
（三）在多元文化碰撞下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容易导致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激烈冲突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优势，采用各种方式对他国实施文化渗透，企图同化、消解他国的文化传统，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综合实力处于弱势的不发达国家产生民族虚无主义，即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否定自己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由于我国经历了备受欺凌的近代历史的发展阶段，建国后又有“”的挫折和失误，另外改革开放后人们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发现原有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人们为中国的落后而痛苦，也引起了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空前规模的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民族虚无主义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偏激的、割裂历史的文化反思，是对本国、本民族缺点的放大和对本民族传统的完全抛弃，以及对西方文化不加批判、不加分析的过度美化和采纳，很容易导致大学生出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进而威胁到高校乃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新路径
（一）以多元整合的态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精神文化的导向与灵魂。同时，当今中国文化渐趋多元，就会有多种其他意识形态成分的存在。虽然有些敌对意识形态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挑战，但同时一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因此，要维护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把握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应该采取兼容并蓄、多元整合的文化态度对其他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大放异彩。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具有宽容和对话的精神，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采取理论灌输、政治宣传、组织谈话、领导谈心等方式，注重形式，未能很好联系高校师生的现实生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高校师生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需求，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价值取向的迷茫和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应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改进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具体而言，在教育内容上应做到信仰教育与情感教育相结合、社会发展需求与人的发展要求相结合；在教育沟通上，不回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发展中的问题，采用正面教育与反面例证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与学生的平等对话机制。这样，大学生在对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差异的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与鉴别的基础上，能够自主选择个人所应确立的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就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高校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宣传和讲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还是大学生“四观”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讲解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课程。当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理论教学专职队伍是一项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具有坚定的和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具有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教学艺术；其次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关注社会实践，关心学生、认识社会，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放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把理论成果的精髓和实质传达到每一个理论关注者的眼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聘用要严格把素质和质量关、考核贯穿于上岗前和上岗后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并定期进行培训和再教育，使其思想和业务知识跟得上时代脉搏。在现今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重要转型时期，要在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握主旋律唱响主旋律，理论战线上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是精兵、是能手。
（三）强化大学生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意识形态；网络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从意识形态的状态中可以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团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整体的、具象的思想观念体系，是社会主流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017年，是落实“意识形态责任落实督查年”，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国家的精神支柱，是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发展、导向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人类进入网络互通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交流与抗争通过简单、迅速、高效的互联网媒介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意识形态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在文化交流的掩盖下也更加简单与快速。当互联网平台不仅仅再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更是成为一种文化传播途径之时，利用网络对与自己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就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网络时代，如何做好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1 新时期的网络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
1.网络时代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挑战。从现阶段的发展角度考虑，互联网平台具有能够让不同文化势均力敌均处于平等地位的特性。然而，互联网技术源于美国在西方国家率先盛行，其核心技术和信息传播方式与路径始终带有西方社会的色彩，并且绝大部分内容符合西方文化的特点。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西方国家占据强有力的信息优势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与条件下就要求凡是使用网络平台和互联网技术的人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西方的思维方式，并在熟悉使用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逐步熟悉西方的文化。当然，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专属特点，西方文化也是同样，部分人在熟悉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会沉浸在西方文化的“美”中不能自拔，甚至出现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厌恶。对上述情况深入剖析，这样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西方文化通过互联网技术、网络媒介的全球化过程，受众无法抗拒地接受着他自以为正确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改写了受众的价值判断。网络技术发展相对弱势的国家很容易成为被迫接受“文化入侵”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被同一文化理念的感染，当然会使他们产生亲近感与信任感，渐渐对本国文化失去兴趣，更甚于对本国文化丧失自尊心、嫌弃厌恶本国文化，长此以往，本国的民族根基便不知不觉的被侵蚀。
2.网络时代是对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挑战。一直以来，信息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宣传栏等传统方式，交流也通长采取集体学习、座谈会、谈心谈话等形式，以上的种种传播方式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强制性、集中性、单向性等，这样的特点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方是信息的绝对掌控者，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相关信息。然而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互动、开放、无限制的传播方式，其信息沟通模式具有很强的多元性，为所有受众提供了平等交流和信息共享的广阔平台。受众者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受众可以自主地创造和信息，自由地选择其他受众进行交流讨论，传递各类信息，发表各种看法。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的确是进步的，资源共享成为了新时期网络时代的一种标志，然而这样的信息传播不加限制，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主体，虚假与真实无法当下立判，这就造成了受众对接受信息没有把控，受众更愿意接受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悖的信息，导致单向信息传播变得不被信任，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3.网络时代是对我国意识形态管控能力的挑战。利用网络时代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势，西方国家有意发挥其“软力量”的吸引力，在通过不加限制的网络单向的传播其文化、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优秀的一面，以同化他国意识形B为目的。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使用网络的个人和组织在信息交流方面的能也随之提升，思想和言论的自主性、独立性也明显增强，对信息也有了选择性，人们不再从单方面获取信息，也不再紧紧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过去依靠单向信息传播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优势受到冲击，信息传播的教育意图被淡化，娱乐价值逐步上升，传统的以宣讲为主的意识形态教育传播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被明显削弱。
我国意识形态阵地要牢牢掌握在国家和党的手中，不能被随意引导，要逐一梳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前沿阵地的风险点，细化管理流程、明确责任内容，“谁谁把关、谁出事谁负责”，绝对管好意识形态阵地安全，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全新的思路积极主动地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挑战。
2 在新时期的网络时代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1.要加大网络科技投入，提高网络领域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加强正面引导。面对新时期的网络技术带来的冲击，我们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从硬实力和软势力两方面入手，双管齐下、加强正面宣传，今早打破“西方制度优势”片面信息模式，巩固壮大我国主流思想舆论。加强互联网领域法制建设，逐步规范网络行为，“谁谁把关、谁出事谁负责”，绝对管好意识形态阵地安全，绝对抵制网上不负责任的虚假意识形态渗透。努力扩大中文信息的覆盖面，提高受众的信息辨识能力，让受众不再单纯的相信“翻墙”后的信息，打破西方文化独霸一方的局面。建设科学高效的社会主义思想网络平台宣传机制，在网络平台抢占第一时间和头条，重点围绕迎接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传，组织开展相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题宣传，在多元多样多变中立主导、引方向，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导力，增大信息输出量，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抢占网络阵地。
【关键字】文化交流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意识形态已成为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手段，若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破西方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只有坚持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构建“中国话语权”，才能让中国在文化话语权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更需重视中国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
全球化背景下形色各异的思潮相互接触，不仅使文化交融，更造成了各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碰撞与冲突。各国的思想在交流过程中，无不希望实现本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效用，扩大本国的影响力。这导致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交流层面，更提升到国家实力较量的层面。这里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文化交流方式才是正确的文化交流方式，什么样的话语权才可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呢？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回答问题，不仅要确定话语权的坐标与尺度，而且要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这里我们先要确立三个坐标与尺度。
其一，避免以民族优劣区分文化水平高低，作为话语权的坐标，将陷入种族主义的泥潭中。现代的文化种族主义早已不再强调人种的差异，但仍坚持种族文化上的差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暴力趋势。这种文化种族主义极力宣扬文化的“纯洁性”，强调文化优劣观，树立文化交流壁垒。当前，网络上掀起的所谓“皇汉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种族主义。他们否认任何民族融合形成的文化，要求保持汉族文化的正统性，提倡所谓的“汉文化”，强调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控制权，对于西方文化，则是表现出高傲的态度，认为汉族文化是最古老的文明代表，贬低其他文化，制造歧视。对于这样的行为，本文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对文化交流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将会引发文化上的歧视和仇恨，不是我们需要的话语权的展现方式。
其二，影响判断话语权强弱的因素，不仅仅与自身文化有关联，而且与其吸收的其他文化有关联。吸收文化与输出文化同等重要，只有抵制西方国家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输出的腐朽文化，吸收其文化精华，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提升。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中国话语权，才会提高中国的整体实力。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交流中，主要以文化输出为主。但在近代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落后于西方，使中国文化由输出文化渐变为输入文化。在文化吸收过程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既然作为落后文化，就要全盘改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上的进步，而且在东方世界还有成功案例。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就提出的“脱亚入欧”，核心就是“全面西化”。 他认定当时的东方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呼吁与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进行切割，武断将成为是“文明间的战争”。但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受到西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寻找商品市场，逐渐成为军国主义，最终受到世界人民的惩罚。所以我们要有选择的吸收各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三，社会形态不能成为文化交流的壁垒，我们将以思想为指导，作为必须一以贯之的原则。历史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一百多年的争斗。在这期间两者是否存在交流？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存在怎么样的交流？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文化上的关系，马克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是脱胎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两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同时由于统治阶级的不同，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列宁认为：“不言而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加强。”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话语权占据主流。那么，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在文化进行封闭，不必进行交流呢？苏联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启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不会拘泥于什么政治制度，而是表现出人类共有的精神品质，文化呈现出人类普遍价值观的特点。苏联在坚持政治体制的一体化时，过分强调文化的一元化、文化的政治正确性，导致教条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的文化对抗贯穿整个苏联历史。这样的结果使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也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也使苏联学者对于西方的文化作品不屑一顾，否定西方文化中的任何价值，这也导致苏联无法吸取世界文化发展最新成果。
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话语权，最重要是真正认识作为话语权核心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经成为世界话语权关键表述之一，对中国来说，西方表述的中国文化话语并不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怎么自己表述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避免中国话语权的旁落，成为当务之急。
提出融通中外要以中国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充分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实际情况和立场主张；在新的表述方面要反映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国情表达清楚。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承认属性是中国经验的理论基础。中国经验在西方人看来，认为就是经济模式。如果将中国的成功都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难免有失公允。这其实是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忽视。这种选择性忽视就是要求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将关注点都落在经济问题，不将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属性。中国经验有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构成。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无法理解中国近三十年以来的成功经验。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格局为中国提升文化话语权设立诸多障碍，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还是占据强势地位的话语，西方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从本质上看，其一，是让中国承担以前西方承担的经济物质责任，例如要求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听从西方出钱出力。其二，开发中国本土市场，特别在文化产业，例如放松对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管制，使西方外来文化可以更容易地进入中国。其三，要求中国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和资本主义规则，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要坚决与这样的行为进行斗争，这也反映出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背景。众所周知，世界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大多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基础上。中国必须学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内，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支撑，努力争当世界文化话语主导者。
总之，当今时代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如何使中国文化思想与世界话语协调共存，是当前我国融通中外的现实问题。世界话语权的本质，就体现在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争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话语权斗争，使人类的思想领域不断的进步。所以，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权建设，不仅对中国，更是对世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学院）
【注：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思想研究”（14YJC72001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摘要：
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现及传播与网络传媒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刻透析网络传媒技术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术难点基础之上，结合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判断出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本身，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乃至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而且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从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这意味着“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和“生活化”的符号消费。
关键词：网络媒介技术；意识形态；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D64；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3006605
伴随云计算、大数据、传感技术等网络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及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研究网络传媒技术下的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当下一个研究热点。但目前学界基本聚焦于网络媒介作为载体如何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更多地把网络传媒当作一种媒介工具，很少甚至忽略了对网络传媒技术本身的深刻特质进行探索，在学理上缺乏深入辨析意识形态的网络传媒技术与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网络传媒的区别，只有在厘清这个难点以及对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进行解读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深入、客观地理解其传播转向。
一、媒介技术：工具还是意识形态？
网络传媒技术作为社会生活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实践媒介，其提供信息生产与传播效率的手段、技艺、知识不断革新。如何运用网络传媒技术进行意识形态传播，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基本事实：网络传媒技术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单纯认定网络传媒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体，这没有什么问题。自然属性是作为纯粹的工具性的特质而表现出来，与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相脱离，表现为技术的客观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一致，体现出技术的中立性，意味着价值中立。
以传播批判研究见长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已经演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统治体系，即便认为技术仅仅是作为工具，但也不足以表明技术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为只要使用技术，哪怕是当成基本的应用，在现实社会也已经构成人对人的统治方式的基础。“技术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1]按照这个逻辑，媒介技术要达成意识形态传播或控制，有两个走向：要么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要么最终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媒介即是意识形态）。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甚至认为：“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甚至也被认为是意识形态。”[2]这显然是对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与社会统治的夸张表达。在上述语境中，技术虽然显得无所不在，但又是抽象的，而媒介却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具体可触摸的。由此，技术外化为媒介，或者说媒介取得了技术的代言权，为直观起见，或以媒介技术指代。
媒介通过“工具理性”悄无声息地消除了个体的反抗本能，实现了技术的意识形态奴役。“工具理性”以技术主义为圭臬，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强调效率标准。个体沟通需求时，总是希望媒介工具的技术化程度越高越好、便捷高效，于是，在媒介行业，技术标准取得了合理化的地位、获得理所当然的存在，最终实现了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手段目的合理化”。马尔库塞对韦伯的理论做出了进一步阐释：“在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中，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3]在“文化工业”的现代社会，媒介技术由此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依照海德格尔的“技术不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4]，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技术如何维持既定的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媒介技术是非暴力的、温和有效的，结果却是技术统治的意识相比以往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更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可见，“媒介即意识形态”在于媒介对人意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的思想和行为一致化和规范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具备实践意识形态职能，可以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并日益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媒介“技术”与实践的差别就得以消除。由于媒介技术的日益进步，韦伯所谓的“技术合理化”的媒介系统被社会制度所吸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政治框架得以进一步确认，意识形态的社会问题解决要么剔除实践，要么把政治、经济等实践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一切由技术安排寻求合理、有效的行动路线。从而，这种技术统治模式在表面上取得了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的效果，表面上的合理化掩盖了意识形态的内在动机。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证非常具有思辨性，角度新颖，其理论推导抽象而又“理性化”，但它却难以验证，过于强调媒介的力量，把媒介塑造成意识形态，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并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媒介或者技术本身。
显然，技术不是解决当今媒介化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亦非问题的“替罪羊”。尽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追问：“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5]那么，媒介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吗？媒介技术到底楹挝铮吭凇豆赜诜讯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因此，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实践哲学来解读该疑问。
法国哲学家库斯塔・阿克斯劳斯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不无深意地指出：马克思思想关键点之一就在于其对技术的深入透彻的把握，我们只有在深刻理解马克思对于技术诠释的基础上，才能对有更为清晰的哲学认识[7]。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更是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技术”这一影响社会巨变的核心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实践。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8]。生存是人类面临的前提性问题，物质生产实践非常重要。在马克思那里，他对生产活动的优先性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一活动”就是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技术及技术变化非常重要，技术革新甚至带来整个生产关系的变化，并最终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技术是由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引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技术问题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见，技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生活层面，是与生产劳动实践紧密联系的。根据马克思的技术实践哲学我们可以认知，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包括媒介技术）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能等同[9]。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强大的媒介工业对社会控制的一面，但他们对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述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政治性，最终走向了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相背离。
总之，从唯物主义的实践角度考察媒介技术，可以认为媒介技术（包括网络传媒技术）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工具，本身带有强烈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倾向，即社会属性。应用媒介技术背后蕴含着具体的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
二、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后现代背景解读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滥觞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表现为对西方近现代哲学体系的反思和分离。但无论是对于后现代的进化历程或是从词源学上来对其进行的考察都是模糊的，因而，关于后现代的解释一直没有定论。吉姆・柯林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没有一种涵括一切的理论范式能够提供适于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定义”[10]。但这并不影响后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种极强的对现代文化消解、颠覆的文化形态。后现代与当今的网络社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与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传媒紧密相连，都展现出去中心化、对统一性和同一性消解的特质。
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进行了消解乃至颠覆：自媒体等新兴媒介的涌现对技术中心的瓦解，打破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中心垄断，实现了技术分散化；网络媒介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组织、机构权力的消解，使“把关人”控制信息传播的权威受到挑战，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传播日益兴盛；网络媒介对传统意识形态传播语言及传播文本的颠覆，迫使意识形态传播进行话语转换。
此外，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大众传媒社会。鲍尔德温的大作《文化研究导论》中持有这种观点：“后现代性可以指这样的社会：它仍然包含着某些现代（不是传统的）的面貌，但是已经为大众传媒或消费增添或开放了重要的作用。”[11]大众传媒的社会和消费盛行的社会就是鲍氏所定义的后现代社会。汤普森在大众传媒社会的论断上更为大胆，他认为现代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就是大众传播的发展，甚至可以将其提升到中心维度的地位。继而，汤普森提出了“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理论。汤普森认为，文化是作为一种意义形式出现的，主要体现于各种语言或者行动等具体的象征形式之上，也就是通过象征形式表达意义特征。对文化的各种阐释、分析，实质上就是对象征形式中蕴含的意义进行解读。
大众传播日新月异，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象征形式”在四大核心流程“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流转模式，使得意识形态第一次涌现为群众现象，O大扩展了意识形态的运作空间。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作为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感知权力与国家意志等统治关系的社会背景。汤普森把关注目光从宏观性的意识形态政治传播投向了媒介社会中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背景，通过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传媒信息使用、传播的考察，得出大众媒介象征形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突出传媒信息所推动的意义服务于维持或瓦解、建立或破坏结构化社会背景的方式”[12]。确实如此，媒介化生存已经深入到当今时代的骨髓，网络媒介浸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象征。实质上，如今网络传媒的网络化、社交化、数字化进一步深化了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影响，比汤氏所论述的走得还要远。意识形态传播已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深化。
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13]在后现代的时空背景下，不仅网络社会是由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就是现实社会也难免“穿越”、断裂抽离，表现为由各种五花八门的图像、媒介、音频等构成的时空错杂的感官世界，人们容易忘却传统，也缺乏富有创见的幻想，唯有在当下符号构成的世界刷满整屏的存在感。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当代电子媒介社会完全是一个模拟的符号社会，它是一个类象的新时代。”[14]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不仅使当今社会从一个注重生产的社会慢慢过渡到消费社会，更是使其成为一个以把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定格为核心的社会。比如从当今社会对电子媒介苹果手机的消费中可以看出，苹果手机真实的使用价值已经被其本身作为一种价值符号所掩盖了，人们并不是首先关注其使用价值而是对其符号指向兴趣盎然。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其中运作逻辑的核心环节，意识形态控制通过符号消费得以完成，进而其中潜在的意象在悄无声息中得以传递。
在网络传媒时代，人们依赖性地借助网络媒介，以之为载体，用声音和图像编码，通过具象符号将现实世界施之于符号化、景观化的呈现，这种呈现实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当然也有人为的文化创造成分。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 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15]在媒介信息的超负荷传播中，个体难以避免、或多或少地被裹挟在信息之中。信息时代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由各种信息编码的宏观图景，被动、无意识成为个体接受信息的一个愈发显著的特质，同时也是这个宏观图景的一个标志性注解。个体的想象力和文化自觉逐步退化，造成消费者的集体无意识。大众成了被信息所俘获的奴隶，首先是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获得存在及符号的意义；其次是失去理性，陷入集体无意识。在“普遍丧失，不是个别丧失，是集体无意识，不是个别无意识”[16] 的场景中，编码得以实现，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得到构建。总之，在网络传媒的后现代语义中，意识形态的展现有了更多的符号表征及意义，值得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者深究。
三、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日常生活化”的转向
法兰克福学派“媒介即意识形态”的论断以及网络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实质上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后期，文化工业强大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个体和社会陷入到媒介化生存的境况之下，通过对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兰克福学派把研究目光投向了社会实践领域，认为通过消费、媒介技术、大众文化的隐役，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接受意识形态的输入。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和个体生产的消费品很多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某些消费品的文化符号甚至与国家的价值基础、信仰导向互为支撑。比如好莱坞的电影消费附加了太多美国的价值观，而这种符号消费往往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从而构建了消费社会的整体性意识形态。
网络媒介的兴起与普及，使其逐渐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新媒体重新定义了主体、受体、渠道、传播效果等内涵，开启了信息传播者、使用者的创造性，媒介技术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信息的传播、创造、重组、变异变得更加日常化，普通大以自身对信息理解、接受的方式建构了另一种虚拟的信息社会。网络媒介的无孔不入，使得意识形态传播从狭隘的政治领域进一步转向更为隐秘和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就接受了政治意识和各种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稳定秩序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实践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共同基础，通常被理解为人类活动领域的基础性层次，具有无意识特征。它必然受到由“工具理性”和现代媒介技术所主导的文化工业和媒介组织的挤压和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13]。大众传播的媒体技术促使意识形态以各种有意义的象征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传播，而且使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扩展第一次出现了群众涌现现象，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层次的意识形态传播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有必要把意识形态传播活动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进行考察，关注零散的、实践的个体物质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传播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转向的倾向。
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表现为媒介与意识形态传播关系进入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通过日常生活这个中介性的基础层次迈向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在此人类整体的全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形成，我们的各种需求和欲望、快乐和快乐的缺失等意识和情感都被卷入到技术化的媒介传播机器当中，最终以丰富的社会日常生活形式被纳入到意识形态传播范畴。日常生活与政治、艺术、宗教等有了更多重叠，日常生活的个人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也有了更多交集，但意识形态文化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与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这导致私人参与公共事务实际上处于匮乏的状态，普通人对于公共参与的鸿沟只是表面上得以克服，意识形态传播在所谓的公共领域通过工具理性和程序规制得到合理性的认可，现代技术和政治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了意识形态无意识的实现。
同时，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符号消费，表现为网络媒介造就了光怪陆离的景观社会，蕴含于消费中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理论的前沿，媒体在市场经济中推波助澜，与消费文化一起“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为”[17]。符号消费意味着符号本身作为一个系统所具有的系统性力量，能够对个体或社会产生影响和操控，而且在消费过程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传导，对意义进行导向性、目的性的重构。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强势集团，通常利用媒介的外力影响或通过仪式感很强的方式内化符号的感召力。而商品由于在交易上是市场化、平等的形式，所以在外在形式上显得隐蔽很多，主流阶层（占统治地位的阶层）通过媒介鼓吹、塑造商品符号（赋予其意义、象征、身份、品位、个性），最终使得商品不再是单纯的、具体的物，而成为某种价值符号，以各种外在话语、图像表征来体现种族、阶级等意识形态，消费符号背后支撑的是严密的社会层级。符号消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消费，反映了消费者的文化观念、意向、准则以及各自的生存样式和自我认同观念。这种认同和生存样式在看似日复一日的机械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微妙转换，并固定下来，“它体现着人的消费行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而这种个性化恰恰在文化系统中又被同质化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8]。电子媒介造就了景观社会，最终使自身也异化为消费符号，在消费中个体个性得到张扬，个体体验到存在，个体在无意识中陷入一种深层的幻觉，这种幻觉不仅体现于人的心灵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传播的文化层面。
总之，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的转向，需要我们充分认识网络媒介技术，在工具和政治之间找到意识形态传播“生活化”的平衡点，从理论上做好研究和解读，提升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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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ools and Politics： The Diversion to Sociology of the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of Network Media
HU Qiming
（The Base for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and propagation of ideolog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etwork media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ideology， through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postmodern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network media ideology， the present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e spread of the network media ideology has a sociological turn based on daily life. In the network media er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emerging Internet media as a means for spreading the ideology itself， show strong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which even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model，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read of the media ideology enters into a societ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symbol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media survival” has become a way for many people to live in the world， the spread of network media ideology into the “living” space and the symbol consumption.
Keywords：
关键词 大学生 意识形态辨别力 因素
中图分类号：G445 文献标识码：A
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价值取向很多地方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少数大学生价值准则呈现多样化趋势，对党的信仰有弱化趋势、对党的情感有淡化倾向、对党的形象维护意识有较弱迹象。本文我们尝试着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 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即是意识形态，它耸立于政治上层建筑之上，包括人们在社会一切价值生活领域中的立场、观点、主张等精神生活倾向。其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
所谓意识形态辨别力，就是指社会成员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性和落后性、对反映利益博弈的各种思潮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各种主张的可行性与不可行性、各种社会发展道路的正邪性质进行判断并回应的能力。
意识形态辨别力是由价值准则和思维能力两个要素构成，其中价值准则是意识形态辨别力的基础和“方向盘”，思维能力是意识形态辨别力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辨别力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辨别力。具备较强的意识形态辨别力，就懂得哪一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是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哪一种理论学说、价值体系是代表人民、符合真理的，哪一条政治路线、发展道路是引领民族繁荣昌盛的，哪一种制度选择、政策设计是统筹兼顾多数与少数、效率与公平、发展与代价的。具备较强的意识形态辨别力，就方向清、目标明、意志坚，就能传播正确理念、启迪他人智慧、引导社会成员明辨是非，就能有力助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浪潮。否则，意识形态辨别力较弱，在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头，就容易摇摆不定、误入歧途，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敌对势力的帮凶，并误导他人走上邪路。
2 大学生意识形态辨别力外在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各种问题，易动摇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经济改革中，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变化导致社会转型期中利益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使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样化。近几年，我国进入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期，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倾向有加大趋势，使多年倡导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了更大挑战。贫富分化、看病难、教育资源不公、食品安全事故、道德滑坡、野蛮拆迁、房价上涨过快等现象影响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评价。部分大学生对矛盾凸显期的各种困难、失误和问题不能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感到困惑和迷茫，导致动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2）信息化背景下各种思潮鱼龙混杂，易迷惑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随着网络、智能手机等各种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各种思潮甚嚣尘上。据我们分析，除了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外，当前错误的思潮主要包括三种，即西方自由主义、当代新儒学以及利己主义。由于自身生活环境相对单一、知识面狭窄，对社会生活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思想因而比较单纯且容易走极端。部分大学生面对着鱼龙混杂的各种错误思潮非常茫然，很多时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直把杭州作汴州”；还有一部分同学由于习惯思维的影响，由于对某种事物有了第一次直观的印象后，无论对错，在以后就很难再改正过来，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作怪，这些都很容易迷惑部分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3）西方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易腐蚀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西方意识形态通过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产生着较大影响。大众文化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无论持何种价值理念、何种政治立场，在大众文化中都能找到自己的“知音”。一方面部分大众文化善恶界限模糊、道德底线淡薄，容易使一些大学生扭曲价值观念，降低精神境界；许多大众文化作品，以华丽的外表消解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以经验的直接性代替价值的超越性，以瞬间的感觉取代长远的回味和思考，使部分大学生的价值信念和理性思维逐渐消解。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主要依靠文化消费者的“感官”进行传播，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被那些形象性的、浅层次的事物所吸引，而对那些更有价值的深邃思想兴趣减弱。
3 大学生意识形态辨别力内在影响因素分析
如果说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问题的产生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是外因，那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存在的不足，从而易降低教育效果则是内因。
（1）理念不够先进。一是注重规范教育，轻视学生个性。思想教育理当强调整体、强调服从，但在新世纪新阶段，也应适当兼顾学生个体和个性，在强调整体和服从的前提下，应鼓励学生个性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应当尽量避免简单说教、硬性注入的现象，要通过规范统一又不失灵活的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既思想统一又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新型学生。二是注重“授人以鱼”，轻视“授人以渔”。注重向学生传授现成的结论，轻视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少教员“方法”意识不强，仅仅满足于向学生阐述一个个具体的结论，但对于结论背后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却强调不多，未能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向对这些分析方法的掌握上。
（2）内容不够新颖。当今社会瞬息万变，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更新教育内容，突出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难点等新观念新问题，使教育紧扣社会实践。虽然目前部分教员在这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和不懈努力，但在内容的匹配性和教育效果上还有待进一步增强。虽然出版了一些实时性很强的读物，但仍游离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未进入主课堂，仅仅作为辅读物，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3）方法不够灵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方式方法得当，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实效。传统的思想教育通常以单一的“显性教育”为主，教员经常采用“我说你听”的单向输出的方法，在台上“自言自语”，不太注重台下学生的感受，企图用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强行将内容灌输到学生脑中，这种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统统一刀切的老办法经常会让思想活跃的新时代大学生“充耳不闻”或“似听非听”。因此，教育内容也不可能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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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意识形态 指导地位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Review of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in College Ideological Work
SUN Xiaofang， GU Xiaoj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81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ly severe test fo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ing position， scholars have done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and propose some practical solutions， play a positive role to consolidate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 ideology； Marxism； guiding role； review
1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一直是颇具争议且很难把握的概念。以色列政治学教授伯纳德・萨瑟的观点是：“在人类经历的地图上，意识形态的位置有点特殊，它位于哲学和政治两个王国之间的交界处。其思想来自一地，其实践则适合另一地。”我国学者王逸舟认为“它由一整套通观世界的观念、看法、思维构成，被认为是提供了解释全部现实的基础。它包含了有关目的和手段的价值偏好， 它也说明了达到目标的行动纲领”。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内涵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哲学上来看，意识形态是对事物的认知、理解；是观念、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总和，并且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表现出来的。二是从政治学上来看，意识形态作为阶级观念的思想体系，带有一定的价值导向性。
因此，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从宏观上看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体系，包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思想、观念等，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实际生活；同时，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统治的一部分，还需要对学生的思想、行为进行符合一定社会或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引导。从微观上来看，高校工作中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认知体系，以及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都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例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等等。
2 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2.1 依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受到削弱
陈定梁认为：“从经典理论来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是存在和传播的阶级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单一经济结构，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导致了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进而导致了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复杂化。私营企业主等其他群体逐渐兴起，并日益壮大。工人阶级不断分化成不同群体，主体意识开始淡化，的阶级基础开始逐渐流失。目前高校中的教职工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大都出生或者成长在国内改革时期，生活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意识。
2.2 多元化思想观念冲击了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地位
首先，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技术吸收优秀的外来文明的同时也被西方一些负面的价值观念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大学生也未能置身其外。
其次，国内改革造成的利益多元化和阶级多元化的现状必将导致多元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存。学者们认为：“社会现状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多样的冲突。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使以主流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削弱，从而使社会成员出现了一系列文化价值判断的困惑。”
最后，反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利用甚至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或直接或间接敌视、攻击、背弃和否定潮。“在我国，反思潮利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鼓吹不适用于中国；甚至利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机，鼓吹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些思潮虽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
2.3 互联网给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国外信息的纷杂涌入。随着国际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充斥在人们周围，增加了人们鉴别思想是非的复杂性。美日韩等国家的电影，电视剧等纷纷涌入国内，影视作品中综合了不少本国的文化、价值观等因素，人们在观看的同时也渐渐被熏陶以至影响了自己的思想言行。
其次，国内媒体的宣传不力。根据《广州日报》2014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网民规模达到了6.18亿。网络对人们的影响无不可忽视。现代大众传媒主体多元，内容形式多样，监管的难度加大。有学者认为：“网络这一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媒介，使信息交流完全突破了时空边界，它以其全球性、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给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某种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2.4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欠佳影响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理论性较强，所以大部分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还是以纯理论灌输为主。学生缺乏学习热情，收效甚微。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完善的。纯理论的意识形态教育很难使学生理解、掌握；更谈不上用其指导自己平时的实践活动。此外，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仅仅靠思政课是难以完成的，还需要其他方面以及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发力，形成合力。
3 目前高校对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采取的措施
3.1 加强学科建设，增强吸引力
现实社会的发展对经典作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这也是马克思能够历久不衰，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原因。如何结合现实社会发展，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推动理论创新也是目前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加强学科建设，加大人员投入，深化理论研究，提高的感召力和公信力，这样才能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攻击。
3.2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现代大学生呈现出思想活跃性，多样性的特点，单纯死板的理论灌输亦很难满足学生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不至于让学生觉得理论只是悬在高空中，在生活中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单纯的理论教育也违背理论要指导实践活动的宗旨。高校应根据学生的特点，结合当下热点话题以及大学生关注的问题适时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掌握、理解，同时培养爱国精神，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去。
3.3 高校党委牵头，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加大党对高校意识形态的领导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正确方向的保证。因此“要进一步明确高校党委宣传部门在统筹协调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和职责，配齐班子，配足配强队伍，加大投入，从制度上保障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首先，思政课教师需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大学生思维的现代化，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政课教师在完成平时的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学习，学会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其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辅导员是整个大学期间与学生联系最为密切的人，对学生的影响举足轻重。现阶段，高校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导致了辅导员队伍流动性较大的现象。如何稳定并不断巩固壮大辅导员队伍，实现由保量到提质的转变是高校目前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最后，加大研究投入。加大人员和资金的双项投入，鼓励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合作，以课题为纽带，共同把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3.4 巧用网络，结合学生兴趣，适时给予正确引导
我们在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屏蔽网络上一些不良思想和观念，净化网络环境的同时，更应该巧用网络，让其成为宣传的有力工具。首先，校园网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宣传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其次，“高校要积极推进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网络化建设，重点建设一批贯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网络精品课程，用科学理论占领网络教育阵地。”此外，善于利用学生们常用一些社交网站，如微博、论坛等信息，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将意识形态教育贯穿于学生平时接触的网络之中，有利于将课堂学习的知识，在课后进一步巩固加强。
3.5 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将学习与生活结为一体
校园文化是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保障，将意识形态教育寓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相对容易获得学生的认同感。“高校要从本校的优良传统、学科优势和学校特色着眼，大力抓好校园文化建设，在师生员工中强化的科学文化精神，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渗透到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去，使师生员工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4 结语
我院加强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举措
目前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宣传思想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目前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
（一）创新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
目前，我院对大学生实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多采取课堂讲授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课程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课堂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互动、课堂讲授的内容存在滞后性和落后性、学生听课效果不佳等等。因此，创新教育方式迫在眉睫。学院首先要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
学院的校园文化氛围将对学生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精神风貌，并将作用于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弘扬主旋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将有力的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中的传播和发展，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创造广阔的土壤。
（三）借助网络传播媒介辅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依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量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课堂讲授与网络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积极传播正能量，坚决巩固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利用学院网站平台等传播媒介，弥补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不足，线上线下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总之，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在安全教育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抓住发展中的每次机遇，积极革新，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摘 要：作为各种思潮交融交汇交锋的聚集地，高校研究生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一直备受关注。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高校要牢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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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培坤（1989―），男，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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