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6: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蒙氏数学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蒙氏教育理念 培养 幼儿 数学思维能力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3-0052-01
在传统教育理念下，很多家长或者幼儿教师，对幼儿在幼儿园认识多少字、识多少数较为关心，但对幼儿思维能力却放任不管。而蒙氏教育理念下，在满足幼儿认知需求基础上，重视幼儿思维、心理等各方面发展。现阶段，我国幼儿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对蒙氏教育理念在幼儿数学思维能力培养中运用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1 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幼儿数学思维能力的提升
1.1 构建较为宽松的心理环境，消除幼儿对数学的恐惧
在幼儿数学教学过程中，为幼儿构建愉悦、宽松的学习与心理环境，保证幼儿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能够在自己兴趣支配下进行学习和操作。每个幼儿都是一个个体，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学习兴趣也不相同，其对于数学会表现出不同的看法。很多幼儿对数字不感兴趣，甚至产生对数学的恐惧，在具体教学中应该因材施教，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幼儿适当的增加难度，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应该放慢学习进程。同时为学生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一个幼儿都能在数学学习中体验到快乐，同时尊重幼合肮撸鼓励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兴趣面前才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对提升幼儿数学思维很有帮助。
1.2 丰富物质环境，激发幼儿数学兴趣
在幼儿园中都设置了教学活动室，幼儿园需要为幼儿准备丰富的操作材料，满足幼儿千奇百怪的思维。材料的种类要多，同时保证色彩的多样性，确保这些教学工具与幼儿的年龄相当，能够勾起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主动走向数学探究的世界中。
2 在操作活动中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
2.1 通过蒙氏教育操作材料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趣
在幼儿教育中，常规的操作材料通常没有较大的差别，同时对这些材料的操作也通常是教师为了模仿或重复动作，操作材料在教学活动结束后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对于幼儿探究能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相对来说，蒙氏数学教育理念对幼儿操作能力培养十分看中，要求幼儿对每个活动进行个别操作、分组才做以及机体操作等，幼儿具有充分的材料选择权，不仅符合幼儿认知规律，还能够提升幼儿的兴趣，锻炼幼儿打开思维空间。蒙氏教育数学教育材料都是利用十进制原理设计而来，根据十进制规律进行数的增减。同时，这些教具具有自动订正性特点，对提升操作效果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学活动区，教师应该重视操作材料的投放，应该为幼儿提供创造的空间，锻炼幼儿的想象能力、概括能力等，促进其数学思维能力的形成。
2.2 通过数学游戏，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
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以及概括性的特点，且传统的数学教学以集体教学为主，在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往往会忽视幼儿能否接受或幼儿思维能力，采用重复灌输的方式，希望能够加深幼儿对数学知识的印象。其实不然，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幼儿厌学，对数学产生恐惧，无法形成数学思维模式。通过有效的游戏，能够为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模式提供一条捷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通过多元化的智力游戏，开发幼儿的数学思维。在蒙氏教育理念下，存在一套利用游戏激发幼儿兴趣的教材，给幼儿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与空间，在游戏的欢乐中，帮助幼儿构建数学思维方式，提升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与掌握。
2.3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帮助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数学是生活科学，在生活中处处包含着数学知识，同时蒙氏数学材料往往都是生活中相关的东西，与数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有计划的引导幼儿，帮助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例如，在进餐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餐具分发出去，通过分发餐具的过程，引导学生联系一一对应的数学关系；同时，在户外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指导幼儿对自身位置进行观察，锻炼幼儿辨别方向的能力。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出，在自然生活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现象，在幼儿无意识下就能够发生，教师通过有效的引导，能够让幼儿对这些生活中的数学现象更加理解。当然，师在幼儿园再怎么进行引导也很难使幼儿理解那些抽象的数学概念。而当教师组织了适合幼儿水平的数学活动之后，就更需要家长在生活中为幼儿提供运用这些经验的机会了。因此，家长同样是幼儿学习数学的老师。教师还应该加强与幼儿家长的沟通，让家长给予其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指导家长对幼儿进行引导，逐渐提升幼儿的数学思维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蒙氏教育在我国幼儿数学教育过程中的运用，并不能死板硬套，还应该根据我国幼儿的具体情况，对先进的理念、教具等进行借鉴，同时加强科研，完善我国现有教学模式，形成具有中国化的蒙氏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幼儿教育水平。
3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蒙氏教育理念在我国幼儿教育中的运用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帮助推动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是一套优秀的幼儿教育法则。在幼儿教育过程中，通过对于蒙氏教育理念的借鉴，同时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不断的完善现有的幼儿教育模式，努力培养幼儿数学思维能力，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任晓宇.如何在蒙氏教育中培养幼儿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J].新课程.2015，13（5）：165-166.
[2] 贺俊.蒙氏教育理念在培养幼儿专注能力中的应用[J].读与写.2014，26（1）：298-299.
[3] 穆志丹.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在幼儿园数学教学中的运用[J].学周刊.2015，19（9）：336-337.
本期“家园直通车”栏目就向大家介绍关于蒙台梭利教学的各种日常工作与教学理念，希望对家长有所帮助。
本期话题：
家长：我给儿子报了幼儿园的蒙氏班，再过两个月，儿子就要入园了，我想就此多了解一些情况。
老师：这个被称为“家”的蒙台梭利教育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儿童之家，进行一次特殊的旅行吧！
关于蒙台梭利女士的介绍
玛丽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现代教育的先驱，她毕生致力于儿童研究和教育实践，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儿童之家”。她的教学法是让孩子通过感官训练来发展智力，并强调让孩子自己决定玩什么，学什么。她相信孩子享受到自主学习的快乐并获得成就后，更能产生对学习的真正兴趣。她的思想对儿童教育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镜头一：蒙氏环境
走进蒙氏教室，仿佛走进了一个小人国，一切都是根据孩子的身高量身定做的。教室布置整洁、雅致，教具的排列呈现顺序性和秩序性。不同年龄的孩子井然有序地专注于自己选择的工作……
对家长说：蒙台梭利强调“独立、秩序、专注、协调”，作为父母应该努力为孩子创造他自己能独立活动的环境。如在家里，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把水和牛奶放到孩子容易拿到的地方。只要是孩子能做的事，就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做，独立做事能让孩子得到极大满足，又发展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独立精神。
镜头二：蒙氏工作
小班的豆豆正在做“红棒”的工作，只见他双手握住红棒的两端小心地放在地毯上，然后再回去拿下一根……一次拿一根，认真而有序。等所有的红棒都放到地毯上之后，豆豆从一堆红棒中选出最长的沿着地毯边放好。等所有的红棒都像阶梯一样放好后，豆豆发现第二根和第三根的位置不对，他马上作了调整。看着摆好的红棒，豆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家长说：蒙台梭利将儿童使用蒙氏教具的活动称之为"工作"，这是一种自发地选择、操作教具并从中获得身心发展的活动。每一种蒙台梭利教具都是感官导向的教具，它们均依循同一个设计原则：带领孩子不自觉地从简入繁、从具体到抽象的学习。这些教具的设计还能让孩子在操作中发现自己的错误。进而改正这种错误，这种系统化的学习方法可确保孩子在每一个学习阶段的成功。
镜头三：蒙氏的五大区域教育内容
日常生活教育：通过动作的基本训练及日常礼仪训练，让孩子学会照顾自己、照顾环境。培养幼儿独立、秩序、专心、协调等特性。
感官教育：包括视、听、嗅、味、触觉训练。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分类能力、注意力。例如视觉感官教具“带插座圆柱体”：通过这份工作的练习，培养孩子精确的观察力，能辨别相同性（都是圆柱体）、相异性（高度或直径不同）和秩序性（由左到右或由大到小），引导孩子通过了解和思考来判断事物。
数学教育：培养幼儿初步的数量概念、逻辑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比如为了让孩子了解0、1、2、3、4的概念，在“纺锤棒箱”中的每一格上方标出符号0、1、2、3、4，然后根据每个数目的多少，放入相同数量的棒子。让孩子切身感受到数量之间的多和少。这类教具包括了数学上的许多基本概念，可以为孩子奠定良好的数学根基。
语言教育：包括听觉、口语、视觉、语音、文字与阅读练习。培养幼儿认读、书写及听说能力。如“三部分卡”：分为图卡、图文卡、字卡三部分，通过寻找、配对，慢慢地让孩子对文字产生初步印象。在预备好的环境中准备这三部分卡，帮助孩子逐步提高早期阅读能力。
科学文化教育：包含了动植物、天文、地质、历史、地理、音乐等与人类生存环境有关的各种知识。教具中有一部分是传统蒙氏教具，如：树叶拼图橱、水陆地球仪、地图橱架组等。还有部分是配合本民族、本国的不同地理、人文环境而衍生出的本土化教具。如：中国地图拼板、12生肖排列等。
对家长说：蒙台梭利的教学内容根据教具的种类分成五大领域，通过正确的示范，让孩子亲手操作，在重复练习及教师的协助下，独立经历整个学习的过程，构建其良好的心智及习惯。
镜头四：站在角落的老师
在蒙氏活动室，经常可以看到教师一边观察孩子，一边做记录。当教师发现某个孩子确实需要帮助时，她才会走过去。
对家长说：蒙台梭利要求教师扮演的是观察者、引导者、管理者和鼓励者等角色。只有发现孩子遇到困难或违反常规时，老师才会给予孩子必要的提示。在这里，老师允许孩子们在错误中不断探索，直到理解。每个孩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成长节奏自然发展。其实这一点同样适合每一个家长。
家长们的问题：
Q：经常看到蒙氏班的孩子排着队，随音乐沿着一条线慢慢地行走，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A:走线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活动，其实，在走线过程中，不但可以训练孩子的平衡感、韵律感和专注力，还可以让孩子们收敛身心，为工作做好准备。
Q：蒙氏班是混龄制的，我的孩子跟那些大孩子在一起，会不会学得很累？会不会被大孩子欺负？
A：混龄班提倡“爱与分享”“大帮小”，在这种氛围的引导下，孩子之间的冲突行为会大大减少。在混龄班，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依照自己的进度发展，独立地工作或是寻求同伴的合作。所以说，在满足每一个孩子因个别发展而产生的个别需求方面，混龄班的灵活度比传统的分龄班要高出很多。
Q：让孩子进这个班，会不会和他以后小学的学习衔接产生问题？
A：在幼小衔接过程中，不同的孩子出现的问题是不一样。其实，蒙氏教育的精髓不在于教具操作，而是她的儿童观：认为孩子有自发学习的能力，主张成人首先要观察孩子，根据孩子的发展阶段给予相应的辅助。这样的孩子将来拥有终身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具有完成事业所必需的品格：专注和持久。
摘 要： 蒙氏教育中国化面临理解上的“教条化”，应用中的“形式主义”，内容上的“偏离化”，追求上的“完美化”，实践中的“贵族化”等诸多问题。走出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的困境需要正确认识，学习蒙氏教育实质而非形式；，在尊重文化差异中合理改造蒙氏教育；强化培训，打造专业化蒙氏教育师资；去伪存真，还原蒙氏教育平民化面目；合理引导，实现蒙氏教育家园有机结合。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11506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WANG Junh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Montessori education； practice in China； predicament； solution
Abstract： Montessori education in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problems， such as doctrinism in understanding， formalism in application， deviation in contents， overperfection in pursuit and nobility orientation in practice， et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s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practiced in China and their cause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which signifies drawing on the essence rather than the form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which requires rational reform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while respec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enhanced training which aims to foster professional personnel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retaining the essence while discarding the dross by restoring the populace orientation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rational guidance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school and family education of Montessori approach.
玛莉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她的教育观及教学法遍及世界各地。蒙台梭利教育法（以下称“蒙氏教育”）在中国的流行始于1994年，随后一些幼儿园尝试进行本土化实践。虽然近些年蒙氏教育在我国影响很大，但是学术界对蒙氏教育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对它的评价也各不相同：第一种是对蒙氏教育推崇备至，如台湾的许兴仁、许惠欣、单伟儒、简楚瑛等；第二种是以肯定为主，但较为辩证，如卢乐山、霍力岩等；第三种是虽然基本肯定蒙氏教育，却提出了它的诸多缺点，如朱家雄认为蒙氏教育“反映了相当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1]，冯晓霞在《幼儿园课程》一书中也指出了蒙氏教育的诸多不足。
蒙氏教育模式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儿童早期教育模式，曾在世界教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其引进中国后，必须考虑它在中国土壤中的成长所面对的困境及成因，才能做到科学、合理的引进和推广。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中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在：理解上的“教条化”；应用中的“形式主义”；内容上的“偏离化”；追求上的“完美化”；实践中的“贵族化”，等。此外，掌握蒙氏教育精髓的教师匮乏，这是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决定蒙氏教育中国化能否顺利迈进的关键因素。本文对这些困境及其成因的具体表现做了分析，探索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出路。
正确认识，学习蒙氏教育实质而非形式
引进蒙氏教育应该是服务于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于儿童的发展，而不该是哗众取宠，或是仅仅为了追求幼儿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在考虑移植蒙氏教育的时候，首先是要正确地解读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蒙氏教育的本质是给予儿童充分的尊重与自由，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引导，让其自主和健康的发展，从而促进其人格的健全。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多数教师片面地将蒙氏教育理解为蒙氏教具的操作，而对蒙氏教育的本质缺乏正确、系统的认识。比如，“导师”作用的体现、理想环境的提供、对儿童的观察等方面，都没有完全按照蒙氏教育的要求进行。制作蒙氏教具应把握什么样的原则等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解决蒙氏教育中国化问题当务之急是走出认识的误区，全面、系统地学习蒙氏教育的精髓。
领会和把握蒙氏教育精髓和特质的教师较为匮乏，成为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影响其有效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国内一些幼儿园选派部分教师赴北京、青岛等地参加蒙氏教育培训，并购买了一系列蒙氏教具，保证了蒙氏教育园本化的实践，但收效甚微。笔者与园长及部分教师作了深入交流，共同的感觉是，并不是蒙氏教育在国内幼儿园无法进行，而是青年教师很难真正领会、理解蒙氏教育的本质，即便部分青年教师接受了蒙氏教育的理论，但还没有完全把这一理念转化为教育行为。
我们在正确把握蒙氏教育的精髓时，还要反思蒙氏教育存在的不足并加以克服。蒙氏教育最早是针对有障碍的特殊儿童而设计的教育方案，当这种高结构化的活动和材料运用到正常儿童身上时，就不利于他们主体作用的发挥了。比如：蒙台梭利虽然主张在操作教具上给予儿童一定的自由，但没主张儿童在方法和规则上的自由。她强调儿童是被动的，不具有创造性，需要按照规定的方法与步骤进行反复练习。为此，笔者建议，不仅在教具投放与操作时间上给予儿童自由，在操作教具的方法和规则上也能让儿童拥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从而使儿童能少一些束缚，多一些自主创新。
蒙氏教育的教育环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蒙氏教育实施的教学环境是需要教师精心准备的，儿童作为教学环境的主要参与者，也有着创设和改造环境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一座自动“孤岛”。也就是说，教育环境对于儿童来说，应该是一个儿童与儿童之间、儿童与教师之间进行“对话”的平台。这个教育环境不仅是教师预先设计、精心准备，还是有儿童的参与创设的开放的、变化的网状系统。在环境的设置上，教师应带领孩子参与其中，让孩子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其次，引领孩子从小环境走向大环境，由小世界读懂大世界。要注意解决教学过程中同伴之间、师生之间互动的不充分，促发积极主动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的形成，从而促进儿童的多方面发展。孩子不能只在“有准备的环境”里学习，更要在大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因此，我们在提倡蒙氏教育为孩子精心打造“有准备的环境”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的教育，避免教育与社会环境、日常生活脱节的现象。
，在尊重文化差异中合理改造蒙氏教育
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教育出的儿童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儿童一般恭顺、听话，而西方儿童大多思想自由、个性张扬。从这个角度看，蒙氏教育更适合于西方儿童的特点，如果我国完全按照蒙氏教育在西方教育实践中的方式进行，显然不适合我国儿童的健康成长。
自由与束缚 蒙台梭利“儿童之家”教育模式的培养目标在于有效地使儿童在人生道路上能够自由与自主。[2]她所倡导的自由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挑战
：提倡尊重儿童所拥有的权利与自由，反对对儿童个性进行束缚与压制。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克服自身传统的教育观念，尊重儿童自身的发展规律，确立儿童的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从而让儿童在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活动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精神，而这正契合了当今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导师与教师 蒙台梭利认为，教师的角色要进行转变，应从传统教育中的权威主导变为儿童活动的观察者和指导者。她主张将“教师”改称为“导师”，与“教师”相比，“导师”需要具备更高的素质。第一，除具备一定的教学技能之外，还应拥有儿童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较强的观察力，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去了解儿童的需要，为儿童及时提供帮助。[3]690第二，
要以崇高的品德和严谨的态度积极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努力向科学实验的方向前进，“使学校活动本身成为研究人的心理发展的科学实验室。”[3]688第三，要善于在精神方面进行自省，谦恭慈爱，能自我克制。
外来与本土 从教育内容和班级组织形式来看，蒙氏教育与我国本土传统教育模式也有碰撞，找到适当的切合点才能使两者之间的碰撞产生积极的影响。拿班级组织形式来说，
一是教师面对的不再是同龄班上水平相对齐整的孩子，而是有着不同年龄特点和不同发展需求
的孩子，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二是家长对混龄编班这一有别于我国多年来传统班级的新形式，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这些由传统教育方式带来的挑战，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必须充分考虑其与我国本土因素的磨合。
自律与压抑 蒙台梭利纪律教育思想与传统教育模式俨然有别。笔者随机观摩了几所幼儿园常规班的课堂教学，整个课堂活动表面上看有条不紊，很少有扰乱活动秩序的孩子，每一个行动都是在老师的允许下开始的。
再去观摩一堂蒙台梭利课堂，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在充分自由的前提下开展工作的，同样的遵守纪律，却是完全不同的状态：蒙氏课堂的孩子身心是完全放松的，他们可以有所选择，他们的想法完全被尊重，这种状态下的纪律不会是刻板的压抑，机械的沉闷。
蒙台梭利提出了她自己的纪律教育理论：真正的纪律，不是靠训斥、棍棒、惩罚训练出来的，而是幼儿由于活动需要，建立在积极、主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4] 儿童能在活动中真正地理解纪律，从而接受纪律，做到自律，并逐步内化为集体规则，养成一种“内在纪律”。
因此，我国在引进、实践蒙氏教育时，应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儿童的特点，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合理的应用。
第一，教育内容要丰富多彩。 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要考虑将蒙氏教育中原有的五大领域教育内容结合我国国情做合理的改进。蒙氏教育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有些不足，不能完美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与儿童自身的发展。比如它没有涉及社会教育的内容，不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笔者建议，在教育内容层面进行增设，除语言、科学、数学、美术、音乐、体能等科目之外，多设计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让儿童真正在生活中得到经验，在经验中提升能力与智慧。例如，扮演游戏在儿童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将扮演游戏纳入儿童的教育内容中。我们还可以根据蒙氏教育强调书写、阅读、计算能力的特点，将其与我国幼儿教育重视写、读、算能力培养相结合，真正促进幼儿在写、读、算方面的全面提高。总之，通过日常生活活动和各专科方面的练习，能培养儿童的自理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促进他们各方面能力的不断提高。
第二，教学形式应不拘一格。 采用不拘一格的教学形式，可以弥补蒙氏教育与常规教育在教育实施中相互的不足与碰撞。可以将教学形式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团体活动，设置与此方式相适应的活动区，并提供与幼儿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并符合大多数幼儿年龄特点及发展水平的基本材料；二是小组活动，设置与此方式相适应的活动区，并提供满足部分幼儿发展水平、学习节奏、兴趣爱好，难度高于团体活动的拓展材料；三是按照幼儿个性差异进行开放式、个别化的教学活动，设置针对幼儿自身生成的、感兴趣的“个性化活动区域”。在具体实践中，还要注意主题活动与区域活动的相互联系和互为补充。比如：在组织“车”、“快乐的夏天”等主题活动时，为了进一步满足部分幼儿的探究兴趣，可以开辟小组活动形式的拓展区和个性化活动形式的专题研究区，为幼儿提供各种各样的模型车和扇子。由此实现不同形式的相互结合、彼此延续。
第三，教具可创造性使用和开发。百多年前，蒙台梭利创立了蒙氏教育法。沿用至今的蒙氏教具，在形状与色彩方面已显得单一，对现在的儿童不太具有吸引力。幼儿在操作教具过程中，常常出现逐渐偏离教具操作的目标，甚至逐渐远离教具的现象。例如，在完成了“粉红塔”的大小排列、建成塔之后，不少孩子就收回去了，不愿意再继续下一阶段的练习。针对教具使用情况，一些幼儿园在教具原材料上下功夫，从孩子的兴趣特点出发，提高了教具操作的趣味性，强化教具的目标性，寻找教具的共同点，鼓励孩子操作多种教具，使孩子们乐于操作教具，达到教具固有的目标。比如，将“粉红塔”教具与棕色梯、彩色圆柱体等结合起来，开展“有趣的塔”的活动，幼儿的兴趣点一下子落在了建构上，用各种教具搭出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塔。有趣的是，有一个小朋友用绿色圆柱体建构出比萨斜塔，别的小朋友看了说：“比萨斜塔应该是斜的，可你的塔直直的，不像比萨斜塔。”这个小朋友开动脑筋解决塔倾斜的问题，最后，他把最小的一个黄色圆柱体垫在了塔下面，塔终于倾斜了。虽然不到10秒钟就倒塌了，但这个小朋友还是感到自己是成功的。这样富有变化的感知过程是孩子非常感兴趣的。可见，教具的创造性使用多么重要。
经典的蒙氏教具创造性使用固然重要，但更应该结合国情与本土儿童特点创作自制的教具
。梁志燊说：“蒙台梭利并未将所有教具都设计了。”她鼓励教师结合中国文化为孩子们研发教具。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能成功地生活在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以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也要考虑开发设计符合中国时代性与中国特色的教具。如针对计算机是现代社会中必须的用具这一特征，可以考虑将计算机作为蒙氏教具。只有真正理会蒙氏教具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意图，才能够灵活地运用，大胆的创新，使之为现今的教育服务，才真正是与时俱进后的“中国化”。
强化培训，打造专业化蒙氏教育师资队伍
我国的许多所谓蒙氏教师并没有经过扎实正规的培养，他们只是蜻蜓点水地学习一些皮毛。因为一些利益因素的影响，急不可待地回去开展蒙氏教育的课堂实践。不难想象，这些所谓经过专业培训的幼儿园老师对蒙氏教育的精髓实质能知道多少？而他们所实践的课堂教学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蒙氏教育吗？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那些培训机构是否都很规范，他们又对蒙氏教育知道多少呢？一些不规范的、片段的，甚至是错误的培训反而把幼儿园老师带入了误区，比如把经典教具当成教育法，以为只要是使用了蒙氏教具就是实践了蒙氏教育，等等。由此，幼儿园和幼儿园老师们只是在教学活动中片段地使用从教具公司买来的可能并非货真价实的蒙氏教具，而没有根据孩子的特点创造由蒙台梭利系列教具构成的“有准备的环境”。这是对蒙氏教育的一种变质的实践，有害而无利。教师的发展是课程发展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视了蒙氏教师的在职教育问题。
蒙氏教育传入中国十几年来，我们在运用它的过程中经常“误入歧途”，这与教师培训与幼儿教育改革脱节、远离真实教学情境、追求短期利益等有着重要的关系。在蒙氏教育中，教师发挥着高于传统教师的特殊作用，所以对蒙氏教师的培训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对培训机构的要求也应该是极其严格的。西方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蒙氏教育培训机构，蒙氏教师要通过蒙氏机构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获得认证。相比之下，我国虽有许多的培训机构，但多为民办机构，尚无国家权威机构对蒙氏教师进行培训、考核和认证。
按照德国哲学家、批判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蒙氏教师对蒙氏教育的学习要经历技术性学习、实践性学习和解放性学习三个阶段。幼教工作者应该完整接受这三个阶段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和驾驭蒙氏教育，最终成为合格的蒙氏教师。
去伪存真，还原蒙氏教育平民化面目
蒙氏教育投放的教具多，投资量大，保教人员工作量大，在幼儿园班级管理中需要的人手增加，因而收费标准比传统幼儿园要高。
结果是，要想接受蒙氏教育必须是家庭条件较好的才能达到，普通人家的孩子就会与之无缘。这样不仅异化了蒙氏教育的初衷，还将完全平民化的教育换上了贵族化的包装。但是，笔者调察过一些幼儿园的蒙氏教室，发现它们与普通班的区别只是能够通过蒙氏感官教具进行感官训练。若幼儿园仅因教具的使用而收取如此高额的费用，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种有名无实的高收费现象是蒙氏教育实施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鼓励各幼儿园立足自身情况和地方特点创新设计和自由选择课程。因为大多数幼儿园国本课程开发的能力有限，所以多吸收和引进国外优秀的幼儿课程模式。于是，蒙氏教育的很多特点迎合了我国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的需求，如，尊重儿童，给儿童以自由的教育理念，因而推广速度会很快。然而，很多幼儿园开办蒙氏教育，并不以儿童的发展、教学的质量为出发点，而是把高额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将蒙氏教育作为其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同时，我国
学前教育市场化又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样一来，幼儿园为了稳定生存、谋取利益，纷纷以蒙氏教育的特色招牌来吸引家长的注意。如此，蒙氏教育的高收费问题势必严重影响我国幼儿教育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可以说，起源于贫民区“儿童之家”的蒙氏教育，主要为处境不优的儿童设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蒙氏教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渐演变成为面向富人之家的高收费教育，这与蒙氏教育的初衷相去甚远。我们且拿蒙氏教育在德国实践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否为蒙台梭利教育协会成员，德国学校从不冠名“蒙台梭利”的字样，甚至在学校宣传资料上也找不到这种表述，收费与一般学校也没什么不同，只是多收取一些教具费而已。蒙氏教育的实践需要有与其相应的一系列教具，较之常规课程，需要更多的保教人员，在幼儿园的班级管理中每班需多配备1—2个保教人员，因此进入蒙氏班的孩子，除保教费之外，生均每月多收300元左右的费用，属合理收费。但我国幼儿园的蒙氏班，往往生均每月多收500—1 500元，[5] 这样就人为改变了蒙氏教育的初衷，将原本产生于平民生活的蒙氏教育贵族化。这样会对蒙氏教育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为此，我们有必要呼吁社会有关机构加大管理力度，坚决摒弃蒙氏教育贵族化的包装，还其平民化的本来面目，让中国老百姓的孩子都能接受到蒙氏教育。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而良好的教育应从孩子抓起，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够从中受益。这也应该是我们引进蒙氏教育的最终目的。
合理引导，实现蒙氏教育家园有机结合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长们对早期教育的越来越重视，蒙氏教育在家长眼中已不是陌生词，但家长对儿童教育认知的偏差，带来了其对蒙氏教育的诸多疑虑。
第一，盲目地将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进行攀比。 通过大量调查可以发现，一些家长来幼儿园接孩子时，见面就问：“今天学了什么啊？认识了几个字？背了几首儿歌？……”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家长要么质问老师，要么批评孩子。很多幼儿园抓住家长的这一心理，在教育实践中盲目地灌输、填充，忽略了孩子的天性，忽视了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当这些孩子们“学成而归”，可悲的家长们感慨：“私办幼儿园的孩子学的东西比蒙氏班的孩子学到的多得多，蒙氏教育管什么用啊！”他们无从了解蒙氏教育的精要，不懂得教育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地过程，他们看不到蒙氏教育对儿童潜在的培养，也正是这些潜在的教育效果使蒙氏教育不像传统填鸭式教育那样立竿见影，很难得到大多数中国家长的青睐。
第二，错将蒙氏教育当成教育天才的保险箱。 在中国，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观念和做法上并不科学，甚至不合理，比如，喊着“不让孩子首先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创造一切条件给孩子加压。当蒙氏教育传入中国，给家长们原先固有的教育观念带来了冲击，但是幼教机构掌握的信息不全面、不客观，自然也就无法将正确的观点展现给幼儿家长。家长因为缺乏了解，必然会出现认知观念上的偏差，他们认为，既然蒙氏教育是国外引进的先进教育方法，就应该比国内教育要好得多。那自己的孩子既然送进了蒙氏班，就应该比其他班的孩子“高人一筹”。还有的家长凭着对蒙氏教育的浅显认识，认为蒙氏教育收费如此昂贵，而且还采取小班制，师生的比例为1∶5，孩子得到的照顾好一些，一分钱一份货嘛。他们把蒙氏教育错当成教育天才的保险箱，不能真正认识到蒙氏教育的教学目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
第三，受急功近利思想影响把蒙氏教学当作兴趣班。 因为蒙氏教育需要购买配套的蒙氏教具，一些幼儿园无法承担，就把蒙氏教育当成兴趣班开设，无非是让孩子学会操作蒙氏教具，俨然将蒙氏教育与蒙氏教具之间划上了大大的“等号”。这种急功近利思想
既造成家长对蒙氏教育认知上的偏差，又造成家长们教育方法上的偏向。很多家长提到蒙氏兴趣班的效果时，总是唉声叹气，埋怨教学效果太缓慢、太不明显，不像绘画、舞蹈等兴趣班效果来得快，有成就感，甚至会指责幼儿园，说花了那么多学费，孩子却什么也没学到。所以他们自然会对蒙氏教育的效果持怀疑的态度。
应该说，家长的观念、家庭的作用对于蒙氏教育在幼儿园的实践是不容忽视的，让家长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掌握蒙氏教育的本质，实现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协调一致，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蒙氏教育中国化实践的问题。
第一，从教育理念入手，引导家长学习和接受蒙氏教育理论。 蒙氏教育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让大部分从未接触过蒙氏教育的家长在短时间内接受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感性认识入手，引导家长学习蒙氏教育理论。比如，听相关专家关于蒙氏教育的专题报告，初步了解蒙氏教育理念；观看VCD光碟，了解外国蒙氏教育新发展；亲自参与蒙氏教育中关于孩子的工作，了解蒙氏教具。此外，家长还可以利用因特网，搜集蒙氏教育的相关资料，建立居家蒙氏教育的资料库，使家长不断自我学习。
第二，组织“蒙氏教育开放日”活动，使家长加深对蒙氏教育的了解。幼儿园可以主动联系学生家长，一起研究蒙氏教育在幼儿园实际开展的情况并制定“蒙氏教育开放日”的相关计划。通过参加开放日活动，家长可以切身了解到老师是如何组织蒙氏教育活动和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怎样。由此加强幼儿园与家庭教育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三，教育者主动走进家庭，和家长共同探讨家庭蒙氏教育。 开展蒙氏教育，离不开相关的蒙氏教具。所以，部分家长认为幼儿教师运用整套的蒙氏教具，很容易开展蒙氏教育工作，而在家里没有蒙氏教具，无法开展蒙氏教育。其实，蒙氏教育发源于生活，蒙氏教育也取之于生活。所以，教师可以走进家庭，给家长们以实际指导，和家长共同交流蒙氏教育如何在家庭中开展。家长的认识提高了，不仅有助于实现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有机结合，而且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为幼儿园更好地实践蒙氏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开展素质教育已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如何进行素质教育，特别是对关键年龄阶段的幼儿进行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蒙氏教育是一种优秀的幼儿教育模式，具有多层次、全方位、重特长及高素质等特点，符合面向全体幼儿，促进幼儿能力全面发展的要求。可以为我国开展素质教育提供良好的借鉴。在世界幼儿教育的变革中，蒙氏教育已成为各国重要的幼儿教育模式。
我们应该正确解读蒙氏教育，借鉴其对我国幼儿教育有指导作用的教育精髓，同时也要克服其局限性以及运用中的文化障碍，才能找到其中国化实践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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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玉玲. 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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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早期分数知识；获得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61-02
“分数”这一词语最早来于拉丁文，其意义是分开，表示一个分开整体之部分；幼儿对分数概念的理解和分数知识的学习是进入小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但有研究表明幼儿在进入小学前已对分数知识有了感性的认识。
一、幼儿分数知识的发展状况
早期分数知识的获得是建立在分割尝试的基础之上，可称为“前分数（pre-fraction）”，幼儿的这种对分数原始概念的理解最初来自于尝试分东西的经验。早在1982年，我国学者张梅玲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5岁幼儿对分数的认识已经开始，并且随年龄而发展，其中7-8岁这个年龄段的发展速度最快。5岁幼儿对“一半”已完全理解（Hunting，1999），4~7岁幼儿能独自分切圆形的蛋糕给不同数量的布娃娃，并且在没有进入小学之前已经会解决与分数相关的生活问题（Hunting，Sharpley，1988）。
幼儿在解决如分割长度、面积等与生活有关的分数问题时，发展的先后顺序一般是1/2、1/4、1/3、1/5、1/6。4~4.5岁的幼儿会分割1/2、1/4的问题，6~7岁的幼儿能分割1/3的问题（Piaget，Inhelder，Szeminska，1960）。早在1998年，我国台湾学者许惠欣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大班的幼儿（均龄5岁7个月），在分割连续量事物时，有21.7的幼儿无法全部回答正确1/2的分割问题；全部回答正确1/2的分割问题，却无法回答正确1/4的分割问题的幼儿占75.8；仅有2.5的幼儿全部回答正确1/2与1/4的分割问题。在1996年，林福来、黄敏晃等研究幼儿的等分策略结果表明，幼儿分割物品会用到约估视觉调整（先大致估计分下去然后分完互相进行调整）、视觉调整（先一个一个分下去，分到最后一个开始调整）、纯视觉（大致分完不进行调整）三种不同的策略。凯伦（Karen）在2001年研究幼儿对等值概念的理解情况时发现，采用不一样结构的物品时，3~4岁幼儿已萌发了对等值概念的一种初步的认识。有关分数非正式知识的获得在幼儿早期分数知识获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建立的前期分数经验为入小学之后的分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幼儿分数知识获得的教育建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科学领域中数学方面的目标是“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幼儿早期分数知识的获得也可以从生活中获取。在了解幼儿分数知识的发展状况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抓住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为幼儿获取早期分数知识提供机会。幼儿早期有关分数的知识来源于生活经验，幼儿的一日生活中处处蕴含着教育契机，我们应该及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契机，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分数知识。例如幼儿园里在分点心时，教师可以让幼儿参与其中，让他们尝试如何分给每个小朋友的点心都一样多。再如，让幼儿尝试把一块饼干分给两位或者三位小朋友，如何让他们分到的一样多。平时或节日中分月饼、切西瓜等，让幼儿亲自试一试，积累生活经验，感受分割的方法与意义，教师鼓励幼儿参与到一些分割的活动中。
日常生活中，教师还可以在一些偶尔事件中渗透分数知识。例如，幼儿园有的幼儿过生日从家里带来蛋糕要分给班里的小朋友们吃，此时教师可以尝试让他们讨论，如何才能使每个小朋友分到的蛋糕都一样大，然后，请小朋友来尝试分割。幼儿的一日生活中有很多蕴含分数知识的活动，我们应该做个有心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使幼儿获得与分数有关的早期经验，并且使他们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这种经验。教师创设出良好的教育环境，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抓住生活中的教育契机，为幼儿获取早期分数知识提供机会。
2.投放与分数相关的操作材料，为幼儿提供直接操作分数材料的机会。数学思维是一种抽象逻辑性的思维，而幼儿的思维正处于具体形象的思维阶段，那么幼儿数学概念的获得需要自己动手操作材料，经过形象具体的感受，才能逐步内化，即经历过操作―形象―符号的阶段。由此，幼儿早期分数知识的获得首先通过操作与分数有关的材料，从中获取感性经验，然后逐步内化的过程。幼儿教师可以在布置活动区角中投放一些与分数有关的材料。另外，教师还可以制作与等分卡片、涂色分数卡片，还可以投放一些实物材料，让幼儿来操作。同时，我们可以借鉴蒙氏教具中有关分数的操作材料，如蒙氏分数板，这个教具提供不同维度的分数操作材料，如方形、圆形的分割板，立方体、圆柱体的分割板等教具，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提供了操作有关分数材料，满足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对于早期分数知识的获取。这些教玩具主要是给幼儿提供了亲自动手尝试操作的机会，从中可以获得大量的感性经验，为以后抽象思维方式的学习提供了基础。
“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法而言的。因数学与天文历法关系密切，也被涉及。后来更推广到其他领域，但并不重要。故本文以天文历算为主，对“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发展及其背景进行探讨。
一、“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之遗民
据笔者所见史料，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黄氏对中西天文历法皆有造诣，著有《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等多种天文历法著作。明亡，黄氏起兵抗清，兵败后一度辗转流亡于东南沿海。即使在这样艰危困苦的环境中，他还在舟中与人讲学，仍在注历。“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①这里黄氏讲的是数学，但那时学者常把“历算”视为一事。黄氏最先提出“西学中源”的概念，这一点全祖望也曾明确肯定过：“其后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②。
“西学中源”说之另一先驱者为黄宗羲同时代人方以智。方氏祟祯十三年(1640)进士，明亡流寓岭南，一度追随永历政权，投身抗清活动。其《浮山文集》在清初遭禁毁，故流传绝少。在《游子六序》一文中，方氏谈论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后说：“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骓（马＋戒）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③方氏此文作于1651—1666年间，在时间上可能稍后于黄宗羲。值得注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和后来梅文鼎、阮元所谓“礼失求野”之说颇相一致。
黄、方二氏提出了“西学中源”的思想，但未提供具体证据。而王锡阐则对此作了阐述，使此说大进了一步。王氏在明亡时曾两度自杀，获救后终身不仕，潜心天文历算，和梅文鼎同为清代第一流的天文学家。王氏精通中西天文学，其造诣远在黄、方之上。他多次论述“西学中源”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如下：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一曰平气定气以步中节也，旧法不有分至以授人时，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脁朒也，旧法不有盈缩迟疾乎?一曰真会视会以步交食也，旧法不有朔望加减食甚定时乎?一曰小轮岁轮以步五星也，旧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见疾迟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极之高下，东西地度以步加时之先后也，旧法不有里差之术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④
王氏这段话是“西学中源”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约写于1663年之前一点，与黄、方二氏之说年代相近。王氏第一次为“西学中源”说提供了具体证据(当然，实际上是错误的)，五个“一曰”，涉及日月运动、行星运动、交食、定节气和授时，几乎包括了当时历法的所有主要方面。他认为西法号称在这些方面优于中法，实则“悉具旧法之中”，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不过，说西法中国古已有之，还有双方独立发明而暗合的可能，但王氏断然排除了这一点：“西人窃取其意”，是从中法偷偷学去的。而且，王氏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天文学“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的特点，这与西方天文学从基本的“理”出发进行演绎明显不同。为了完善自己的说法，他指出中法之理虽不明言，但“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这就为“西人窃取其意”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思想为后来梅文鼎的理论开辟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黄、方、王三人都是矢忠故国的明朝遗民，在政治上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已如前述。同时，三人又都是在历史上有相当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黄氏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之一，后人将他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号“三先生”；方氏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王锡阐则是当时以顾炎武为代表的遗民学者群中一个重要成员。这样的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西学中源”说，绝不应视为偶然现象。
最近有文章认为“西学中源”说最早是由康熙提出的，并由此出发讨论其产生的原因。”但此说实际上发端于明之遗民，已如上述。而康熙在晚些时候也曾提出“西学中源”说。现在的问题是：明朝遗民学者和清朝康熙皇帝这样居于截然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却先后提出一个相同的“西学中源”说。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它显然和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有关。后文将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二、康熙提倡，梅文鼎大力阐扬
康熙确实也提倡“西学中源”说，而且起了很大作用。他曾作《三角形论》，其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这是明确关于历法的。他关于数学方面的说法更受人注意，一条经常被引用的史料是康熙五十年(1711)与赵宏燮论数，称：“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⑥“阿尔朱巴尔”又作“阿尔热八达”或“阿尔热八拉”，一般认为是algebra的音译。此字源于阿拉伯文Al-jabr，意为“代数学”。康熙怎么能从alsebm中看出“东来法”之意来，目前尚缺乏详细资料。有人认为是和另一个阿拉伯文单词A-erh-je-pa-la发音相近而混淆的。⑦但康熙是否曾和阿拉伯文打过交道，以及供奉内廷的耶稣会士向康熙讲授西方天算时是否有必要涉及阿拉伯文(他们通常使用满语和汉语)，都还是疑问。再退一步说，即便Algebra真有“东来法”之意，在未解决当年中法到底如何传人西方这一问题之前，也仍然难以服人。这个问题后来梅文鼎慨然自任。
据来华耶稣会士的文件来看，康熙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天算始于1689年。从此他醉心于西方科学，连续几年每天上课达四小时，课后还做练习。⑧以后几十年中，他时常喜欢向宗室和大臣等谈论天文地理数学之类的知识，自炫博学，引为乐事。康熙很可能是在对西方天文数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独立提出“西学中源”说的，因为黄、方、王三氏皆心怀故国，隐居不仕，康熙“万几余暇”去研读三氏著作的可能性不大。
康熙在天文历算方面的“中学”造诣并不高深。他了解一些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也没有达到很高水平。这从他历次与臣下的谈论及他《几暇格物编》中的天文学内容可以看出来。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康熙自认为可以“决其是非”，但那只是一本浅显的著作。相比之下，黄宗羲，王锡阐都是兼通中西天文学并有很高造诣的。因此他们提出“西学中源”说或许还有从中西天文学本身看出相似之处来的因素；而康熙则更多地出于政治考虑了。
康熙的说法一出，清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梅文鼎热烈响应。他三番五次地说：“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⑨；“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⑩；“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⑾于是梅氏用他“绩学参微”的功夫来补充、完善“西学中源”说了。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论证“浑盖通宪”即古周髀盖天之学。明末李之藻著有《浑盖通宪图说》，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著有《简平仪说》。前者讨论了球面坐标网在平面上的投影问题，并由此介绍星盘及其用法；后者讨论一个称为简平仪的天文仪器，其原理与星盘相仿。梅氏就抓住“浑盖通宪”这一点来展开论证：“故浑天如塑像，盖天如绘像，……知盖天与浑天原非两家，则知西历与古历同出一原矣。”又进一步主张：“盖天以平写浑，其器虽平，其度则浑。……是故浑盖通宪即古盖天之遗制无疑也。”而且还列举具体例证：“今考西洋历所言寒热五带之说与周髀七衡吻合”、“周髀算经虽未明言地圆，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是故西洋分画星图，亦即古盖天之遗法也”。有了五带、地圆、星图这些例证之后，梅氏断言：“至若浑盖之器，……非容成、隶首诸圣人不能作也；而于周髀之所言一一相应，然则即断其为周髀盖天之器，亦无不可。”“简平仪以平圆测浑圆，是亦盖天中之一器也。”不难看出，梅氏这番论证的出发点就大错了。中国古代的浑天说与盖天说，完全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为“塑像”与“绘像”的关系。李之藻向耶稣会士学习了星盘原理后作《浑盖通宪图说》，只是借用了中国古代浑、盖的名词，实际内容是根本不同的。精通天文学如梅氏，按理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竟不惜穿凿附会，大作文章，这就不仅仅是封建士大夫逢迎帝王所能解释的了。至于“容成、隶首诸圣人”，连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大成问题，更不用说他们能制作将球面坐标投影到平面上去的“浑盖之器”了。五带、地圆、星图画法之类的例证也都是附会。
第二个方面是设想中法西传的途径和方式。“西学中源”说必须补上这个环节才能自圆其说。梅氏先从《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记载出发，认为“盖避乱逃咎，不惮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者矣”。不过他设想的另一条途径更为完善：《尚书·尧典》上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的记载，梅氏又根据古代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宅四方”的传说⑿，设想东、南有大海之阻，极北有严寒之畏，唯有和仲向西方没有阻碍，“可以西则更西”，于是把所谓“周髀盖天之学”传到了西方。他想像和仲西去之时是“唐虞之声教四讫”，而和仲到西方之后，“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或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而彼中颖出之人从而拟议之，以成其变化，固宜有之”。
古代畴人子弟抱书器西向的可能性我们当然不能绝对排除，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古典天文学和周髀盖天之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没有任何“同出一源”的证据，因此无论畴人子弟或和仲(假定真有其人的话)西征的可能性有多大，西方天文学也不可能源于“周髀盖天之学”。梅氏之说，实出于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传统偏见。
早先王锡阐断言西法是“窃取”中法而成，梅氏则平和一些，认为是西人得到中国先贤“指授”，因而“有以开其知觉之路”，发展而成的。而且给出了时间、地点和方式，这就使“西学中源”说显得大为完善。
梅氏阐扬“西学中源”说的第三个方面是论证西法与回回历即伊斯兰天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认为“而西洋人精于算，复从回历加精”、“则回回泰西，大同小异，而皆本盖天”。所以“要皆盖天周髀之学流传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其根则一也”。梅氏能在当时看出伊斯兰天文学与西方天文学的亲缘关系，比我们今天做到这一点要困难得多。因为当时中国学者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是非常少的。不过梅氏把两者的先后关系弄颠倒了。当时的西法比回历“加精”倒是事实，但追根寻源，回历还是源于西法的。
上述三方面的论述主要见于梅氏的《历学疑问补》第一卷中。通过他的阐发，“西学中源”说更见完备，影响也更大了。
三、阮元等人推波助澜
“西学中源”说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国朝历算第一名家”写书撰文作诗阐扬于天下，一时流传甚广，也无人敢提出异议。1721年完成《数理精蕴》，号称御制，其中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⒀
连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士也承认“西学中源”。不过上列诸人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至少，说时处在什么场合，有怎样的上下文，都还不无疑问。倘若《数理精蕴》所言不虚，那倒是一段考察康熙和耶稣会士之间关系的宝贵材料。耶稣会士在清宫中虽颇受礼遇，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皇帝的臣下，他们面对康熙“钦定”之说，看来也不得不随声附和。
《明史》于1739年修成，其《历志》中重复了梅文鼎“和仲西征”的虚构。又加以发挥说：“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⒁这一自我陶醉的说法，很受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欢迎。
乾嘉学派兴盛时，其重要人物如阮元、戴震等都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阮元是为此说推波助澜的代表人物。1799年他编成《畴人传》，其中多次论述“西学中源”，而且不乏“创新”之处：
然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郄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⒂
阮元本来是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1760年耶稣会土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向清廷献《坤舆全图》，其说明文字中明确指出哥白尼日心说为惟一正确，而阮元在《畴人传》蒋友仁传论中仍然抨击日心说。但到了1840年，他似乎又变为赞同日心地动之说了，然而在这里他也为“西学中源”说找到用武之地：
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⒃
把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说成是“地动天不动之仪也”，以乾嘉学术大师而如此牵强附会，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并不奇怪。乾嘉学派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阮元等人大力鼓吹，“西学中源”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882年，那时清王朝已到尾声，“西学中源”说已提出两个多世纪了，查继（木字旁）亭仍然如数家珍地谈到，重刻《畴人传》是“俾世之震惊西学者，读阮氏罗氏之书而知地体之圆辨自曾子，九重之度昉自《天问》，三角八线之设本自周髀，蒙气之差得自后秦姜岌，盈朒二限之分肇自齐祖冲之；浑盖合一之理发自梁崔灵恩，九执之术译自唐瞿昙悉达，借根之法出自宋秦九韶元李冶天元一术。西法虽微，究其原皆我中土开之”⒄。且不说此处“九执之术译自唐瞿昙悉达”一句中就有两个错误，单看那时已是现代天文学的时代，查氏还在这样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就足见“西学中源”说影响之持久了。
“西学中源”说确立之后，又有从天文、数学向其他科学领域扩散之势。阮元把西洋自鸣钟的原理说成和中国古代刻漏之理并无二致，所以仍是源出中土。⒅这是推广及于机械工艺方面。毛祥麟更推广到医学，他把西医施行外科手术说成华佗之术的“一体”，而且因未得真传，“犹似是而非”，所以成功率不高。⒆这类论述多半是外行的臆说，并无学术价值可言。
四、“西学中源”说产生的背景
矢忠故国的明遗民和清朝君臣在政治态度上是完全对立的，但这两类人不约而同地提倡“西学中源”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他们各自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异同?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不限于科学史本身。
天文学上的中西之争，始于明末。在此之前，中国虽已两度接触到古希腊天文学——唐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元明之际传入回历。但一方面只是间接传入(以印度、阿拉伯为媒介)，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天文学仍很先进，胜过外来者，更无被外来者取代之虞，所以并无中西之争。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但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明显落后了。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物，这样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正是十十足足的“用夷变夏”，对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正因为这一点，自《崇祯历书》开撰起，就遭到保守派持续不断地攻击，一次失败紧接着就再来一次。徐光启作为西学的护法神，力挽狂澜，终于使《崇祯历书》在1634年修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保守派的攻击还是使得崇祯帝在《崇祯历书》修成后犹豫了十年之久不能下决心颁行天下。而在此期间中西法多次较量，通过实测检验，中法没有一次能免于败北。⒇但当崇祯帝最终认识到“西法果密”，下诏颁行时，亡国之祸也已临头。
清人入关后，立刻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了《崇祯历书》的删改本。他们采用西法根本没有明朝那样多的犹豫和争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者中国历来改朝换代之后都要改历，以示“乾坤再造”，而当时除了《崇祯历书》并无胜过《大统历》的好历供选择；二者当时清人刚以异族而入主中国，无论如何总还未马上以“夏”自居。既然自己也是“夷”，那么“东夷”与“西夷”就没什么大不同，完全可以大胆地取我所需。正如李约瑟博士注意到的那样，“但在改换朝代之后，汤若望觉得已可随意使用‘西’字，因满族人也是外来者”(21)。
首倡“西学中源”说的黄、方、王三人，都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学者，又是大明的忠臣。他们目睹“东夷”入主华夏，又在颁正朔、授人时这样的神圣之事上全盘引用“西夷”之法，而且还以西夷之人主持钦天监，无疑有着双重的不满。提倡“西学中源”说的目的，三氏中以王锡阐表示得最明确：他主张恢复传统的历法，而在西法中只应取一些具体成果来补中法之不足，即所谓“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为此他一面尽力摘寻出西法的疏漏之处，一面论证“西学中源”，然后得出结论：“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22）他的六卷《晓庵新法》正是贯彻这一主张的力作。
黄、方、王都是在野布衣，又在政治上抱定不与清人合作的宗旨，所以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对清政府就历法问题有所建言。在这种情况下提倡“西学中源”还有缓解理论困境的作用：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坚持“用夏变夷”的理想，而严峻的现实则在“用夷变夏”。如果论证了“夷源于夏”，就可避免这个问题了。这一思路正是后来清朝君臣所遵循的。
黄、方、王研究中西历法，因看出其相似之处而提出“西学中源”，有没有纯科学的动机?一般说来，研究中西历法而发现其相似之处，从而设想二者同源，完全可以仅从纯科学的思考得之。但在谁源于谁这一点上，科学以外的因素就很容易起作用了。笃信“用夏变夷”的中国士大夫当时很难作出“西学中源”之外的答案。即使到了近代，习惯于“欧洲中心”说的西方学者在看到中西天文学某些相似之处后，不是也热衷于论证其发源于巴比伦甚至希腊吗?当然，两者相似未必就同源。
清人入主华夏，本不自讳言为“夷”，也无从讳。到1729年，雍正帝还坦然表示：“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他只是抬出《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来强调“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23），不在于夷夏。但实际上由于清人入关后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加之统一政权，已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汉族士大夫的亡国之痛也渐渐淡忘。这时，清人就开始不知不觉地以“夏”自居了。这一转变，正是康熙亲自提倡“西学中源”说的背景。
康熙初年杨光先事件暴露了“夷夏”问题的严重性。这一事件可视为明末天文学上中西之争的余波，杨光先的获罪标志着“中法”最后一次重大努力仍然归于失败。杨氏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24），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把历法本身放在第一位，只不过耶稣会士既以天文历法为进身之阶，他也就企图从攻破他们的历法人手。杨氏虽失败，但也获得不少正统派士大夫的同情，他们主要是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着眼的。
清人的两难处境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西方天文学来制定历法，需要耶稣会士帮助办外交，需要西方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需要金鸡纳来治疗疟疾，等等；另一方面，又要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夏”自居，以“天朝上国”自居，以维护其统治。因而历法等领域内“用夷变夏”的现实日益成为一个令清朝君臣头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解脱办法。这样既能继续引进、采用一些西方科技成果(从这一点来看，“西学中源”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又在理论上避免丁“用夷变夏”之嫌。西法虽优，但源出中国，不过青出于蓝而已；而采用西法则成为“礼失求野之意也”。康熙的这番苦心，士大夫们立刻心领神会了。所以康熙只用片言只语提了个头，梅文鼎、阮元等人就不遗余力地来响应、来宣扬了。前引梅氏“伏读”诸语，谀词盈耳，除了“君臣之份”外，不难看出双方强烈的共鸣。对于这种问题，封建社会中确实是政治高于科学的，所以梅氏虽身为历算名家，在论证“西学中源”时也不免穿凿附会。
“西学中源”在士大夫中受到广泛欢迎，以至流传二百余年之久，还有一个原因。当年此说的提倡者曾希望以此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醉心于“声教远被”、“万国来朝”，清人也不例外。但现在忽然在历法、教学、工艺等方面技不如人了，这使他们深感难堪。阮元之言可为代表：
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逻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25）
然而技不如人的现实是无情的。“我大清”二百六十年颁朔之法确实从欧罗巴来。“西学中源”虽可使士大夫陶醉于一时，但随着科学发展，幻觉终将破碎。而且事实上清代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如江永、赵翼等，保持着清醒、公正的态度，不去盲目附和“西学中源”说。
最后顺便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是无庸置疑的，但“西学中源”说的荒谬，在今天已经显而易见。然而此说的流风余韵，似乎至今不绝。我们研究了“西学中源”说之后，再看诸如“《易经》中已有二进制”、“《周易参同契》中的场论”之类的说法，就会觉得似曾相识了。这就是研究“西学中源”说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而高度文明并经常以此自豪的民族来说，提供这样一个前车之鉴以戒来者，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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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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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锡阐：《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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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洪若翰(de Fontaneg)1703年2月15日致R．P．de la Chaise神父的信，《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
[9] 梅文鼎：《雨坐山窗》，《绩学堂诗抄》卷四。
[10] 梅文鼎：《上孝感相国》（四之三），《绩学堂诗抄》卷四。
[11]梅文鼎：《历学疑问补》卷一。
[12] 这类传说在清代十分流行，《钦定书经图说》中有“命官授时图’’专言此事。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是信以为真的。
[13]《数里精蕴》上编卷一“周髀经解”。
[14]《明史·历志一》
[15]阮元：《汤若望传论》，《畴人传》卷四十五
[16] 阮元：《续畴人传》序
[17]李查继（木字旁）亭：重刻《畴人传》后跋。
[18] 阮元：《自鸣钟说》，《挲（上面是研）经室三集》卷三。
[19] 毛祥麟：《墨余录》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0]《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八次这样较量的记录，时间在1629--1637年间，内容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等方面。相反，表明中法优胜的记录一次也没有。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674页，科学出版社，1975。
[22]王锡阐：《历策》，《畴人传》卷三十五。
[23]雍正语俱见《大义觉迷录》卷一，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
偏头痛又称为血管神经性头痛，是以头痛暴作、疼痛剧烈、或左或右、反复发作为特征的一种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属于中医学“头风”、“偏头痛”、“偏头风”范畴。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但通常在10～40岁之间发病，男女比例为1.2～4，在50岁后，头痛常部分或完全缓解。我国偏头痛的患病率为985.2/10万，年发病率为79.7/10万，25～29岁年龄组的发病率为1 927.4/10万，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病率逐年增高[1]。目前，治疗头痛的药物很多，对本病起到了一定的防治作用，但多以西药为主，一般价格较高，服后多有依赖性或成瘾性等不良反应，远期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医药治疗本病经验丰富，具有明显优势，因此，通过对中医药的研究，寻找出一种安全、可靠、有效的防治偏头痛的药物就显得非常重要。
1 辨证论治
赵氏[2]将偏头痛辨证分为3型，气血亏虚型治以补养气血，养心安神，方用归脾汤合四物汤为主；肝阳上亢型治以平肝潜阳，方用天麻钩藤饮；气滞血瘀型治以活血祛瘀、理气和血，方用通窍活血汤加减。王氏[3]认为，偏头痛可以辨为7型：风寒型用川芎茶调散，痰浊型用半夏白术天麻汤，阳亢型用丹栀逍遥散，肝火型用补中益气汤，气虚型用桃红四物汤，血虚型用血府逐瘀汤，肾虚型用八珍汤，加减运用，以活血、祛风、平肝三法为本病的主要治疗方法。姚氏[4]把偏头痛分为肝阳上亢、风痰上扰、气血阴亏、气滞血瘀4型，分别用天麻钩藤饮、半夏白术天麻汤、四物汤加味、桃红四物汤为基本方加减治疗。周氏等[5]把头痛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类，风寒、风热、风湿型头痛分别用川芎茶调散、芎芷石膏汤、羌活胜湿汤加减治疗；气虚、血虚、气血两虚、肾虚、肝阳、肝风、痰浊、瘀血型头痛分别用补中益气汤、一贯煎、十全大补汤、天麻钩藤饮或龙胆泻肝汤、羚角钩藤汤、六味地黄丸、半夏天麻白术汤、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用于临床，每获良效。
多数学者认为，偏头痛以肝失疏泄为发病基础，气机失常为始动因素，络脉失和、气血逆乱为病机关键[6]。又因其病程较长，久病则虚，因而，偏头痛的治疗多从风、瘀、虚论治。在诸多治疗偏头痛的复方中，风药的运用尤为突出，风药气味辛香，可开郁畅气，助活血药调畅血运，防补益药滋腻碍胃，以达有邪驱邪、无邪防患之功。
2 辨病随症加减
周氏[7]以益气活血、熄风止痛为基本原则治疗偏头痛，药用黄芪、川芎、当归、白芍、钩藤、细辛、全蝎为主，风火型加白、石决明；风痰型加天麻、半夏、白术；阳虚寒凝型加白芷、附子；气虚血瘀型加藏红花、丹参、倍黄芪，疗效满意。沈家骥[8]用自拟川芎茶调散疗头风，若风寒型加藁本治之；如风热引起的头痛加入蔓荆子、薄荷；湿困清阳加藿香、厚朴、苍术；肝阳上亢加钩藤、黄芩、石决明；肾虚头痛加酸枣仁、枸杞、杜仲；气血虚弱之头痛加党参、当归；血瘀头痛加三棱、莪术；痰浊加法半夏、竹茹、天竺黄；在治疗偏头痛时加钩藤、决明子、石决明、藁本、蔓荆子、三棱、莪术等，临床应用效佳。谢氏[9]以补阳还五汤加细辛、僵蚕、全蝎、葛根为基本方治疗偏头痛，心烦易怒、口干口苦者加柴胡、龙胆、牛膝，夜寐欠佳者加夜交藤、合欢皮，同时根据头痛不同部位选用柴胡、藁木、白芷、吴茱萸、羌活等引经药。潘氏[10]用芍药甘草汤合通络止痉之虫类中药化裁治疗偏头痛，头痛而胀或抽掣而痛，心烦易怒，面红目赤，加钩藤、石决明、；兼痰浊，痛时昏蒙，目眩，胸闷脘胀，痰多粘白，加半夏、白芥子、吴茱萸；兼血瘀，疼痛固定不移，痛如锥刺，加丹参、三七粉、桃仁；兼气血虚，头痛绵绵，眩晕眼花，面色无华，加当归、黄芪；兼肝肾阴虚，头痛眩晕，时轻时重，五心烦热，腰膝酸软，加六味地黄丸。杨氏等[11]用加味桃红四物汤(桃仁、红花、当归、川芎、熟地黄、芍药、丹参、全蝎、僵蚕、蜈蚣、甘草)治疗本病，痰瘀者加陈皮、半夏、胆南星、前胡；气血亏者加党参、黄芪、大枣；脾肾虚者加太子参、白术、淮山药、益智仁、补骨脂；肝肾两虚者加杜仲、续断、枸杞子，临床治愈率44%，显效率29%，总有效率97%。
中医认为偏头痛为内伤头痛，经络脏腑病变皆可致头风病发生。临床表现以虚实夹杂为主，其病位在脑，与肝肾关系密切。头风病的治疗当分轻重缓急，分期论治。发作期以风、痰、瘀、热为主，以肝风挟痰、瘀阻滞脑络为主要病机，治疗当平肝熄风为主，兼以化痰活血通络，常用药物有天麻、钩藤、生石决明、夏枯草、川芎、赤芍、川牛膝、全蝎等。缓解期则多见虚和瘀，以健脾化痰、养血活血为主，可选用半夏、白术、茯苓、白芷、当归、川芎等药物。
3 专方专药
谭氏等[12]通过对90例顽固性偏头痛临床观察，表明具有逐瘀熄风、通络止痛的天芎二白汤(天麻、川芎、白僵蚕、白芷、柴胡、何首乌、防风、蜈蚣、全蝎、怀牛膝、丹参、生地黄)能改善顽固性头痛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改善血液流变的各项指标，调节患者脏腑功能的失调，使其处于一个阴阳气血平衡的内稳状态。胡氏等[13]用舒天宁冲剂(天麻、川芎、白芷、珍珠母、栀子等)治疗30例风火痰瘀证型的偏头痛患者，总有效率与西比灵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头痛改善情况舒天宁组疗效优于西比灵组，舒天宁冲剂能显著降低颅内各动脉平均血流速度及脉动指数，研究结果表明，舒天宁冲剂具有平肝熄风、化痰祛瘀、通络止痛之功，可以改善颅内血管紧张度和动脉功能性狭窄，从而对颅内血管机能起到良性调节作用。袁氏等[14]采用天麻消痛丸(川芎、细辛、白芷、沙参、天麻、全蝎)治疗偏头痛60例，治疗期间停用镇静止痛和血管活性药物，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明显优于尼莫地平对照组。程氏等[15]分别用益气活血、搜风通络止痛之通心络胶囊与盐酸氟桂嗪治疗160例偏头痛患者，重点观察治疗前后疼痛程度、持续时间、发作频度，结果显示，无论临床疗效还是治疗前后症状疗效，通心络胶囊组均优于盐酸氟桂嗪组。王氏等[16]用头痛定胶囊(川芎、天麻、桃仁、红花、赤芍、全蝎、白芷、藁本)治疗血瘀型偏头痛患者30例，效果满意。
由于偏头痛发病急、发作时疼痛剧烈、易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多数学者认为，理想的治疗头痛的药物应具有起效快、服用方便、不良反应少、价格适宜、标本兼治的特点。
4 存在问题及分析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偏头痛展现出较为广阔的前景，尤其在临床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印证了中医理论与治疗结果的一致性，很多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但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偏头痛临床疗效的评价以患者的主观感受为依据，缺乏客观体征和实验室检查，加之本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因此，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疗效评价标准相当困难。因为偏头痛存在发作期和缓解期，间歇期及疗程长短各异，直接关系到疗效评定，故制定合理的治疗时限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目前的临床文献多数是经验的总结，在研究设计上很多缺少对照组、随机双盲研究，且样本量较小，从而造成重复性差，可推广性差，对治疗机理的探讨也多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缺少现代药理研究等客观指标。从临床看，辨证论治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表现和诱因等情况给予不同的治疗，但过多的分型又不利于治疗，而纯以辨病治疗又失去了一定的灵活性；从疗效看，辨证施治与专病专方有效率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如何看待规范辨治与灵活立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5 结语
由于偏头痛具有发作性和迅速出现严重头痛的特点，故用于治疗偏头痛的药物需要具有携带和服用方便的特点。目前临床上治疗本病的中药尽管剂型很多，但仍以汤剂为主，煎服十分不便，也不利于推广。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利用现代制药手段进行改革，筛选研制出应用简便、高效、速效的新剂型。同时对于临床验之有效的方药，进一步进行科研设计，以利于新药的开发利用，并对行之有效的方案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中医理论中和临床实践中的辨证方法对于偏头痛的治疗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的参与，中医治疗偏头痛的研究将会达到更新更高的水平，从而更好地解除偏头痛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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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生动、有趣的幼儿园阅读环境，激发幼儿阅读兴趣，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
早期阅读是当前国内外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研究表明，幼儿的阅读能力对日后的认知发展影响最大，早慧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喜欢阅读，早期阅读对幼儿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思维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早期阅读，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动机和阅读兴趣，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期阅读已得到了不少教育专家的首肯。
1.互动亲子阅读培养孩子阅读兴趣
新《纲要》明确要求“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给幼儿讲故事是很多家长会做的事情，也是加强亲子沟通颇为有效的方法之一。中国早教联盟华中区运营管理中心教研主任、台湾蒙特梭利研究会高级讲师陈宏表示，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绘本的美丽图画和幼儿园老师动听讲述所带来的阅读享受，是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早期阅读的意义在于让孩子从书中得到快乐。这种快乐可以帮助他们形成对书的有益的态度，养成一生的欣赏趣味。
2.亲子阅读时的六点要求
在给亲子阅读之前，家长们要先看看宝宝的状态如何，选对时机，就成功了一半。因此美乐婴的老师建议家长在给幼儿进行亲子阅读时，首先要选择孩子不容易分散注意力的时间，最好是睡醒后的运动时间。因为5～6岁的幼儿正是大运动协调发展时期，特别爱动，很难长时间坐下来看书，所以在幼儿的运动时间，将阅读与运动结合起来。
第二，在阅读的时候要保持幼儿安宁愉悦的心情。
第三，选择孩子兴趣范围内的故事。比如说，5～6岁的幼儿，读本内容应该跟幼儿的生活习惯、物品以及他们的经历相贴近。读本应该颜色简单，以大图、主旨突出为宜。1～2岁的宝宝，喜欢跟动物有关的。2岁半以上的宝宝可以开始选择关于行为习惯的读本，因为这个阶段的幼儿规则意识高度发展，会听指令、喜欢模仿，可为进幼儿园做准备。3岁多的幼儿，开始有个人情绪情感，可以看更抽象一点的书如科普认知、情绪管理等类型书籍。
第四，充满戏剧色彩、热情洋溢地朗读故事。
第五，深情地和幼儿对视，进行眼神交流，并鼓励幼儿的一切反应。
第六，信任幼儿，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很多家长因为在阅读的时候宝宝好动，就认为宝宝不认真，其实，幼儿正处于大运动协调发展时期，宝宝阅读不一定就是要坐在那里，可将阅读变游戏，如读一页就去玩相关的游戏，等情绪稳定再看书本画面，只要用正确的阅读方式，持之以恒，宝宝就会越来越爱阅读。
二、营造和谐、宽松的家庭阅读氛围，一起学互动式阅读
幼儿园的特色课程“绘本之旅”就是以国内外著名绘本为主线，让宝宝在角色扮演和亲子共读中锻炼他们的大肢体、音乐、艺术、蒙氏数学、蒙氏日常等方面能力。接下来，我们就请幼儿园的老师以绘本《跟我做，跟屁熊》作例子，来教我们怎样进行事半功倍的阅读方法吧！这是一本适合2～5岁左右宝宝读的绘本。
在阅读开始前，幼儿园老师可以准备一下道具，将宝宝装扮成一只小熊，如用盒子做的熊掌，或小熊的衣服，让宝宝扮演故事里的角色。
1.前庭训练游戏
示范：开始读绘本，当幼儿园老师读到第一页：“春天到了，北方森林里的跟屁熊和幼儿园老师从洞里钻出来。幼儿园老师做什么，跟屁熊也跟着做什么”时，幼儿园老师就可以跟宝宝说：“种花去咯！”然后就让宝宝戴着盒子做的小熊掌，打扮成小熊跟着幼儿园老师去种花，当然花是事先准备的道具，可以是将有花的纸贴在墙上，也可以将树状的玩具摆好，甚至把鲜花或塑料花花瓶里。
游戏的目的：宝宝戴上盒子做的小熊掌行走，属于前庭训练游戏，促进肢体运动，可锻炼平衡感，从而提高自控力，达到专注的目的。同时，扮演小熊是属于角色扮演游戏，有助于宝宝社会交往能力发展。
故事是孩子必不可少的维生素，听故事能哺育出聪明的孩子，故事涉及面广，孩子不仅在故事中认识社会，而且还了解自然、增长知识。
寓言是甘醇的饮料：寓言具有鲜明的哲理，它并不是对孩子疾言厉色地说大道理，却总是巧妙地给孩子以哲理的启示。童话是多彩的布丁：童话内容丰富，设计新颖，给孩子提供了很大的想像空间，能更好的引导孩子。
2.营造良好的家庭阅读心理环境。
心理环境营造包括亲子阅读的心态、家长本身的阅读习惯以及差异、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及一些必要的阅读规则。
（1）亲子共读是一件温馨又愉快的事，情绪上是一种享受，父母不应多考问孩子，以免造成孩子情绪紧张。亲子共读一本书是最好的阅读方法之一，不仅有助于孩子语言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一家人通过共读、讨论书中内容的过程，让彼此情感更加亲密。
（2）孩子入学后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阅读，阅读兴趣的浓淡，阅读能力的强弱都是孩子入学以后学习成绩优劣的先决条件。而父母的作用在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自身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是否有意为孩子进行阅读准备是造成孩子阅读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学习能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父母应从培养自身阅读兴趣入手，从而激发幼儿的阅读兴趣，发展语言表达能力。那么有几种方法值得借鉴。
游戏法：在家庭阅读活动中，和孩子玩串字游戏、排图游戏、编故事结尾等，让孩子运用语言与父母交流，在此过程中说得越来越正确，越来越完善。
表演法：父母与孩子共同扮演书中的角色，学说角色的对话，得到更多运用语言的机会。
谈话法：在家庭阅读活动中，父母与孩子交流对作品的理解和自己的想法，给孩子留下提问质疑的空间，鼓励幼儿大胆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预期”和“假设”，提高其创造性运用语言的能力。
总之，在培养幼儿的语言时，要把握每个幼儿的实际，掌握幼儿学习语言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和训练。当然，提高幼儿口语表达能力还可以从更多方面去做，这就要靠教师不断地在教学中去发现、去总结，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幼儿的语言一定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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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带领小班幼儿走进阅读世界――在区域活动中培养幼儿阅读能力[J].贵州教育.2008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的《易经》。关系逻辑。正式代表。科学价值
关联逻辑是《易经》的核心逻辑形式，具有动态关联的特点，基于《易经》的符号分析系统cointegration correlation已经渗透到mathematical physics、engineering technology、医学等诸多领域，it在《周易》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实践指导价值和科技谈话的文化价值。relational logic。formal representation。《易经》的分析框架和逻辑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约瑟首先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关联式的思考》，但对《关联式的思考》的具体形式和范畴特征没有深入探讨。本文对关系逻辑的具体内容、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提炼，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它有其独特的因果生成逻辑。在这个关联系统中，“概念和概念不属于或包含彼此，它们只是在一个‘模式’（pattern）中。至于事物的相互作用，它不是由于机械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1]374-375“感应”它是一种逻辑关联形式，在这里可以概括为动态关联、协整关联、相对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
在《易经》的演绎逻辑中，动态是其核心要素。“是故太极，产生凉意。两仪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2]595这似乎是一个基于宇宙学的连续世代逻辑，“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3]240：从太极到阴阳到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再到“钱、坤、珍、荀、坎、李、根、对”，它象征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体现了归纳原理的动态演绎逻辑，以这种形式表达了宇宙的变化：“是故刚柔相摩，八卦摇摆，鼓是雷霆，滋润是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夏。”[2]561而这一变化的根源源自《阴阳》。这一极其抽象的符号在《周易》中有多重含义，《周易》中的阴阳既是一个实体范畴，也是一个属性范畴。在实体范畴的意义上,阴阳是宇宙形成和万物生成的性质,，《易传》称之为阴阳之气。在属性范畴的意义上，阴阳反映在宇宙万物的属性和形态上，包括人及其活动，即宇宙万物根据阴阳属性获得自身的属性和规律。［4］
在恒卦中解释了动态和持久性之间的关系，恒卦说：“恒无责，利贞”比它的道长。天地之道是恒久不变的。“福利让你走”，最后有一个开始。太阳和月亮可以被天空照亮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季变化。圣人可以在比他们的道更长的时间后转化为世界。看看他们的坚贞，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万物的爱121-122坚持的基础在于把握和遵循规律的程度。天地的规律在于无尽的周流，它解释了世界发展的循环和规律，辩证地解释了世界运动的动力和持续性。它不仅提出了《动静》，循环之理“[3]132，还提出了《观其所恒》和《极言恒久之道》的方法论原则[3]《周易》呈现出动态的规定性探究逻辑、逐次演绎法、抽象与具体的转换模式等特点当前协整关联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俯仰观察》。阴阳作为《周易》的基本元素，是《俯仰观察》的产物，是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的过程。在《周易》的解释逻辑中，用具体的抽象分类图像的动态序列，从主观性的角度解释对象的运动，使宇宙的运动规律渗透到观察者的内在逻辑中，“在古代，世界之王包牺氏仰望天空，俯视地球上的法律。鸟类和动物的文学作品适合地球，贴近人体。因此，他开始制作八卦来传达神和神的美德以及万物的感受。”[2]607是一种从主体角度象征对象的观察方法。通过对对象的协整观察，对象的轨迹被纳入其自身的分析框架中。”远近投球，拿不同的东西，但只是为了测试阴阳新闻的两端。”246这反映了《周易》探索宇宙万物的逻辑不仅是一个客观化主体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抽象化客体的过程。强调的主体性不是主客体对立分离的主体性，而是主体性以主客体的统一和统一为特征。因此，它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绝对的主观思维，而不是相对的主观思维。”[6]易经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直接对应，它使《《易经》能够实现协整，易经的主体性分析角度能够与宇宙学的完整性相一致，从而建立易经的主体性分析框架，《易经》的协整关联逻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关于《周易》的应用性和科学性，《周易》中有许多相关概念，如“钱”与“坤”、“不”与“太”、“理”与“坎”，相对性概念体现了辩证思维在《易经》中。一方面，它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和事物的两极特征。“穷则变和变则通通常都很长。”当事物发展到极限（低端）时，它们会发生变化，从而开始向上发展并繁荣，“通变是无限的，顾客是长的”[5]247。《周易》的认识论逻辑是相对的。从好的一面，我们可以预见坏的一面，从坏的一面，我们也可以预见好的一面。“最后一顿饭不忘危险，生存不忘死亡，治理不忘混乱”[2]622以相对关联的方式预测潜在危机，将事物发展的多重可能性纳入主体分析的范围。
的“泰”卦“言坤在外，钱在内”[3]47，象征着平滑的康泰，“没有”卦“盖乾在外，昆在内”，象征着阳消的闭塞和长阴。这两种卦都由钱和坤组成，而乾下坤的是泰和坤下乾。这两种卦代表事物发展和变化的两个极端。在这里，它们体现了《周易》中的灵活性原则。灵活性和运动性是事物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前提。“灵活性不仅是《周易》中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2]115天地的形象应该是天地，“太”卦就是天地。正是这种反射使天地交泰和天气变得灵活，而“不”卦在天空和地球上处于固定位置，导致上下交通不畅，阻碍事物发展。然而，当“不”卦关闭时，六爻总是在变化，“时间太晚了，结局很好。”[7]这种上下卦相互变化的形式被称为“上下象易”。此外，还有变化，如乾卦和坤卦中的阴阳完全相反，称为“蒂凡尼早餐”，如“屯”；《易经》中的《卦阴阳爻画》和《湖》中的占卜地点称为“倒象”。这一系列辩证分析的操作方法体现了相对的科学性《周易》的关联逻辑。这种相对论逻辑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批判逻辑，“它不仅为批判思维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为面对真理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这种辩证思维方式和相对论逻辑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屯"卦象征万物诞生,"孟"卦象征万物诞生后的无知和幼稚,"诉讼"卦象征纠纷和诉讼,"师"卦强调军队和用兵。“正如64卦是不同对象和图像的叙述、排列和组合，384中的每一卦都是不同时空条件下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反映。”[9]88-96所有这些都通过图像符号总结了事物和对象的发展在一百年的孤独中，任何使用图像符号（包括图像文字）的人的思维方式都必须是类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选择类比作为他们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推理形式。”[10]易经它以分类和意象两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并规定了中国传统思维的逻辑惯性。”“变化的意象”，"圣人立象尽力而为","取象类比"和"观物取象"是贯穿"周易"的精神,既有归纳的方法,也有寻求整体"象"的方法。[11] 这种“意象”为表达理想化类比的联想方式，提供了理想化类比的方法论：墨家的“类类予”和朱熹的“以类而推”逻辑方法。《周易》中的“意象”本身就是一种感性表征，其意义是隐喻性的，它不是纯粹的客观意象或现象。“空间理解力与人类的视觉判断有关。它是抽象和图像的高度结合。与人类视觉有关的空间理解能力是人类的创造一种独特的力量形式。[12]理解和扩展这一空间的能力使《以类而推》成为可能，使“类”成为可能“一个类别，将更广泛的分析具体材料纳入分析框架，并有效总结分析对象的发展特征。意向类比的关联逻辑使人类主体实践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庞大式、有序的分析网络，并保证其主动性和灵活性。
。基于《周易》的符号分析系统已经渗透到天文学、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这种以符号为一般抽象表示的联想逻辑，绝不是原始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周易》的符号系统远离逻辑的混乱。在《易经》的相关性中，所有事物都以“间不容发”的形式出现。同时，它也不同于西方追求“立法者”的一般观点。《易经》的关联逻辑是以《天地法则》中自由意志的形式实现和谐1）383
的《易经》是观天的产物，《丰卦》是专门研究天文学的占卜：“太阳将照耀，月亮将蚀蚀，天地将空虚，时代的新闻”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始于《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良义和四象》，四象生八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了冥王星，随后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刘子华用八卦研究了太阳系的恒星，并在1939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一颗新行星的预测》，预测木王星是第十颗行星13]300“中国的古代历法还包括更丰富的天文学内容，例如日食和月食的计算以及五星的运行。这些天象的计算不仅重视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也是因为它们是检验历法准确性的重要手段。”《易经》是中国科学史上动态关联的一个重要体现，天文学和计时历法。易卦作为一种历法表示体系，已经使用了1000多年。易经中的时间观不同于现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时间观。”《仿佛》的时间远非抽象的，而是闭联的具体集合。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和基本条件，即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非因果和平等的对应方式同时表达，正如我们在同一时间发生的相同思想、符号或心理状态中所发现的那样。”[15]例如，中国古代记录月份的主流方式是将12月与12小时相匹配，这被称为“蒂芙尼早餐”，它以4小时的变化总结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有效地将时间与物体的发展联系起来《周易》的巨大灵活性与阴阳学说和易简的美德是一样的，与天人合一。"[3]230这些都反映了动力学、协整和相对论的相关逻辑。
willhelm Leibniz《易经》的数学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明确表示，他在数学领域的发明深受《易经》中《八卦阴阳论》的启发埃德·波尔称，他的《并协原理》的创作得益于周易太极阴阳学说的启发，并将太极图作为其家族的象征16]中国古典数学的特点是“经商，类万物”“17]138中国古代数学4的发展逻辑与《周易》中“连接诸神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主题非常一致。在这种语义类比和关联逻辑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是在“算数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祥与数字的关系是数字比较的基础。易传的极端数量决定了世界的形象“和‘极端数字知道什么叫做占领’（周易系辞（I）最初是占卜，但数学家可以从数字和形状（图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数字比较的推理方法）。[17]62《周易》意象数论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数学规律的符号系统，用来表达事物自身的变化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意象数论思想被许多彝族学者吸收、研究并不断发展。彝族学者将数学作为分析易乐的手段阿宁和易图试图用形象数字思想分析易学属于组合数学，“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九宫开始的河洛理数研究的结果。在研究纵横图时，扬雄（公元前58-18年）在太玄中的符号系统的三元数表的意义《周易》中的“非符”、“夏变”和“复杂性”理论是符号分类的原则，以及各种“卦变”“是符号生成的原理，数学等理论的数学意义越来越明显。”[17]59中国一些古典数学家在研究数学问题时可以追溯到河洛书籍。
遵循了“依经为图”的思想并在《勾股圆方图注》中发展了数学图解法，《制器尚象》一书中的“勾股圆方图”、“日高图”和“七衡图”对后来的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易对刘徽的注释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徽（225-295）刘徽还参考周易的“物类形象，如果不是圆的话，那么是方的”思想，在数学研究中对“形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析理、解体两用”、“李光地”的数学方法论方案（1642-1718）用山谷解了河洛图，焦循（1763-1820）用代数比例解了二项式定理的彝族。易学对数字的形而上学讨论导致古代对数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数学和数学。“[17]59
大学在周易的64个三角形常常被用来解释大壮卦的建筑。《上古穴居》荒芜，后来的圣人改变宫殿和上栋下宇等待风雨。他们身上覆盖着大壮。中国的许多传统建筑、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都体现了周易地区的理念。《周易》的协整关联逻辑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提供了思想支撑，《俯仰观察》的观物方式和《天尊地卑》的主次关系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中国古代建筑的美感也来自于此：“六爻之动，道也三层”[2]565，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深层特征的来源。“形成六爻的风格依次象征着土地、人和天，而五根柱子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形成了“九五”塑像。”[13]307《易经》的和谐思想也反映在中国传统建筑的适宜性上，刚柔分，移动和明亮，闪电和篇章。柔得中和上行“[2]199.建筑倡导中和、世忠、得中和尚中。
的《易经》规定了道、形式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形而上学是道，形而上学是谓之器”[2]“从工程技术创造过程、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的角度来看，‘工具’不是一种自然存在，但人类工程技术创造活动的产物。”[17]428和“道”是这一技术生产范畴的抽象集合，从“道”到“工具”它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则，也肯定了中国古代工程的“由道”和“有道微笑”的特点，这是中国古代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18]易经列举了古人发明的各种器物（如网罟、汽车、船只等），据说这些发明是通过思考占卜符号获得的，从占卜的例子证明了发明的必要性“概念的宝库”1）439
《周易》的整体思想对传统中医有很大影响。周易地区与传统医学关系密切。古代医生认为，“我不懂《周易》，但光谈《太医》是不够的周易地区的阴阳思想、气论思想、安全思想和谐思想对中医药的发展极为重要。这些想法在中医书上随处可见。许多医学书籍的书名都直接加上易学的名字，如清朝茅松龄的《易范医疏》、李雨村的《医易引端》等[1]13]315“易经也是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有质量。六爻是混合的，只有时间和事物。”634-635这直接影响到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后期步骤和过程。在六爻系统和周易五行系统的基础上，中医学建立了五脏、六经循环系统和内脏影像系统。在此基础上，夏洛克·张介宾（1563-1640）开发了瓜氏系统作为类比疾病演变的参考模型，即《以卦象测病情》17]61
的《六爻之动》变化提倡俯仰观察。中医也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四经对应四季，十二经对应十二月，十二月对应十二脉，阴阳调和，这种天人对应的思想反映了协整与相对的关联逻辑，在中医学中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学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不仅与体表器官相连，而且与四季、五脏密切相关“五脏参天地，联阴阳，连四季，化五段”，指中医辨证的治疗方法。黄帝内经“注重四季、地理、土壤、昼夜对疾病的影响，并注重病变的制约和制约关系。这与西医的“头疼医头、脚痛和脚部治疗”完全不同。[13]317《周易》中的八卦对应人体部位钱是第一，坤是腹部，震是脚，迅是股票，坎是耳朵，离是眼睛，根是手，交换是嘴“[2]人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在阴阳的分析框架中。中医的分析公式与《周易》中的分析公式相同，《周易》的分析方法非常相似，表现出一种协整和相关性的关联逻辑。
《周易》的逻辑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协整关联、相关性关联和语义类比关联渗透到天文学与历法、数学、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易经》的关联分析框架为科学探究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在分析过程中，包含了动力学、协整、辩证法和因果关系等多个维度。这种分析模式是中国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在经验与先验的统一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包含了中国文化智慧的特点，同时也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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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因斯坦在《思考和经验之间的联系》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1952年5月7日，索洛文的信地区的《超逻辑》和《超级逻辑》的概念指出了思维和感官之间的联系，以及直觉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超逻辑和直觉等元素的含义是相似的。
2（1）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从八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遗迹。绘画分为两部分，像男性的根，像女性的阴。因此，它显示了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概念。古代的数字观念，以三为最，三为最神秘。一幅来自一阴一阳的图片被复杂地重叠成三幅，从中可以看出八种不同的形式。“
赵苹
电影《格列弗游记》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的转变过程，通过对人物的言行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了解到小人物行为背后的特性，我们可以如何避免这些特性带来的负面后果，然后合理的去运用这些特性让自己在自我成长、人际关系以及生活品质等方面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观看之后我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自己有要求，勇于面对自己表达自己。
电影的开始，从格列弗的微胖身材、起床后懒散的生活习惯、做事随意以及不听别人把话说完等等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且自控力差的人，然而这背后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因此这也导致了他成了一个生活品质差，完全属于中下阶层的人。遇到喜欢的女孩子时也不敢承认，在别人提及时还瞪大眼睛转移话题否认，希望别人能够相信他，内心极度心虚，然而越无所谓越表现出他没有能力和勇气面对这件事，他只是在逃避。
然而，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就跟这个小人物一样，包括我自己。内心极其渴望自己能有好的生活品质，却缺乏自控力，主要是对自己的目标不够清晰坚定。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起眼没有大作为的小人物，那么你将不会有力量去接受自己的不足面对自己的无知和愚钝，更加不可能拥有美好的生活，只会深陷其中而吸引来更多不好的境地。
在了解了这些特性之后，给我的启发是：我必须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对自己要有要求，去寻求方法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提升。对于自己在思维课上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一问题，必须首先用学习成长的方式去疏导调整自己的恐慌心理。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思维混乱和解读缓慢的弱点，敢于去面对和表达自己，即使没有抓住要点或者表达错误混乱也不能选择不去表达，而是更应该大胆的说出来，从中找出问题以便于下一次能够更快抓住重点，在自己无聊闲散时，多去找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做，可以看书、听音乐、跟读英语、练习书法绘画等。这样自己也就更加充实，也更能够成为一个有品质的大人物，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只关注吃喝玩乐，既低俗也没意义。
二、理性思考，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方法。
影片中格列弗工作了十年仍被降职，而新来的同事在第一天却被升职，耿老师在这里暂停提问：如果你是这个人，你会怎么做？这也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同事被老板辞退的事，他被辞退的理由大致是教学理念不同，生活习惯差，行为影响不好。之前对这些问题也有提及几次，但他以理念不同为由而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反而带来了更多不好的影响，最后不得不落得被辞退的境地。
当我们在遇到一件事时，首先不要让自己陷入情绪中，不管发生什么，都应该保持头脑清醒，理性地去思考，然后找到对自己有帮助的方法，而不是去抱怨环境和他人。有利的帮助应该是反思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而出现这样的遭遇，别人的成功是具备了怎样的特质。古人说：反求诸己，凡事只要是先从自身找原因，问题就不会那么难解决了
三、去了解自己害怕的东西，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可怕的不是你有害怕的东西，而是你连自己害怕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小人国里的人一样，连格列弗是什么都不清楚。然而当你在害怕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时，也就反映除了你的茫目无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强大的人，那么你就应该去了解你所害怕的，然后再去思考如何解除你的害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像我选择来明心学堂之前，心里不仅纠结，也有害怕和恐惧。纠结的是我就要远离我熟悉的城市和朋友，以及相对步入正轨的工作。害怕的是我能否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及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未知的问题和真实的自己。在我清楚了自己的这一系列内心活动之后，我反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想要认识真实的自己想要成长和完善自己吗？不就是想要更好地走在教育这条路上吗？如果我连尝试和了解都没有，只是虚有的害怕，我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结果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呢，然后我就毅然决定来了。事实证明之前的害怕是自己所构想的，我很迅速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在清晰自己的不足之后，也不断地在调整着自己的多变情绪和心理障碍，并且在努力的改变成长中。
四、接受别人的建议，否则就会一直犯错。
影片中格列弗到大人国之后，自暴自弃，开始承认很喜欢在小人国被别人当成英雄的美好感觉，不愿意从中出来。在大人国被当成玩偶时，认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完了，不愿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努力。而当好友告诉他他仍然是英雄，可以去改变一切，尤其是听到心爱的女人也到了小人国，他决定努力改变这一切。
一直以来，虽然都知道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并没有真的从内心里去接受它，在别人提出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多是抗拒不接受。毕业实习时跟朋友去了一家新开办的幼儿园，园长是体制小学的一名老师，这位园长对我和朋友都比较欣赏，朋友对蒙氏数学比较了解，而我是英语专业毕业，因此就很放心的让我和朋友两个各自独立带班，当时的我对教育工作并没有很深的概念，而且认为教育工作并不是自己的目标，只把自己放在一个实习两三个月而已的位置，自然工作态度和表现都很随意，不久之后园长在会上指出我的问题，我当时并不接受，而是不断地找借口来解释自己，之后的工作中便有了不良情绪，态度更加不好，最后自己不得不选择离开。
之后又去了一个幼儿园，差不多也是因为自己工作态度的问题，最后不欢而散。
关键词：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常见问题
一、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学前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
由于我国现代学前教育起步较晚，因此，社会上对学前教育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在农村地域，由于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家庭并不重视学前教育，忽视了学前教育在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很多家长甚至将幼儿园看成托儿所，认为只是负责看护、照顾儿童的机构，所以，更无法对学前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些情况在农村等偏远地区较为突出。
（二）学前教育的模式缺乏创新
就我国目前的学前教育而言，其教育模式较为滞后。这主要表现在教学理念上。现在大多数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学理念都较为落后，只有在大城市有较少部分学前教育机构的教学理念较为先进。另外，当前我国理念比较先进的学前教育机构多数是国外的教育机构，因此，这些教育机构的各项费用也会较贵。而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学前教育机构依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尽管很多幼儿园的标语上宣传着所谓的“蒙氏教育”，但是其教育模式或是灌输式的教育，抑或是放养式的教育，使幼儿园成为托儿所，幼儿无法获得科学的教育。
（三）学前教育机构教学设施落后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机构主要为私立机构，而公办的幼儿园数量较少。大城市中大部分幼儿教育机构的设施都比较先进，而农村地域的设施较为落后。很多教育机构没有完备的幼儿活动场地及设施，也没有完善的学习设施，很多教学活动都无法很好地开展。因此，这也导致了幼儿教育质量的落后，使幼儿缺乏很好的教育。
（四）学前教育教师的素质普遍较低
教师作为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和实施者，其对教育质量有着决定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教师的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在农村等贫困落后地域则更为明显。在这些地域，许多学前教育老师多为大专学历，甚至有很多教师没有文化程度，只是单纯地照顾幼儿。由于许多私立教育机构因为资金等问题而控制教学成本，教师的工资普遍较低，导致许多教育机构的教师素质普遍较低。由于教师的素质较低，使音乐、舞蹈等教学活动无法很好地开展，这使幼儿身心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
二、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学前教育的宣传力度，树立正确的认识
政府应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宣传学前教育对幼儿成长发展的重要性。可以采取海报、讲座、宣传页等方式，来加大宣传力度，从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使其认识到学前教育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增加幼儿的入园率，增强家长对幼儿学前教育的关注度和重视度。
（二）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
教学模式是教育机构的灵魂，先进的教学模式对教育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鼓励教育机构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教育部门应该采取监督、帮扶等方式，积极督促教育机构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定期进行检查。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外的合作交流，组织国内的教育机构去学习国外先进的教W理念和教学模式。
（三）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机构各方面较为落后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支持。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给予学前教育机构资金支持，使其能够改善教学环境，完善教学设施，聘请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对于私立学前教育机构，政府应该给予政策上支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使私立教育机构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提高对幼儿教师的素质
幼儿教师的素质偏低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幼儿获得良好教育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幼儿教育的直接实施者，教师必须在各方面具有高水平的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提高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水平。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普遍较低，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域，因此，很多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幼儿教育，使教育机构无法获得更多高素质的师资力量。政府应该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从而使更多毕业生愿意从事学前教育。（2）加强对幼儿教师的培训。政府应该经常组织幼儿教师去高校进行专业培训，或者聘请国内外相关方面的教育专家开展学术讲座，从而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一些有能力的私立机构也可以组织教师去国外进行参观学习，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经验。
总之，幼儿作为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其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对幼儿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必须重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面对我国目前学前教育的现状，适时作出相应的变革应该迫在眉睫，这也关乎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参考文献：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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