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6: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事法律行为的种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法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将其界定为合法的行为。这样的规定不仅违背了民法作为私法所倡导的意思自治精神，也与民法其他具体制度产生了矛盾。通过对传统理论中法律行为本质的追根溯源以及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探讨，认为应将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本质特征。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领域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由此可以知道，在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的行为。而传统的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与违法行为相并列。同时又将法律行为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两种。这种传统的分类，其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为什么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又是无效的？众所周知，在民法领域中，无效法律行为一词也长期被使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施行以来，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词已被无效民事行为一词所替代。按照我国的民事立法，无效法律行为并不是法律行为的种类之一，它只是一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中所创立的“民事行为”一语，可以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此回避因“无效法律行为”这一不合逻辑用语所引起的无益争论。由此我们便产生了质疑：传统的民法理论是否真的是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呢？或者说合法性是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而言，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否科学呢？[1]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日趋增多，由于民事行为或者说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领域中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也旨在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问题做些思考。
一、传统理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
现代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它们被认为是19 世纪德国民法中最辉煌的成就。德国的民法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最早被解释为设权的意思表示行为。后来，学者萨维尼在其名著《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对法律行为理论作了更加深人、细致、详尽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法律行为理论。萨维尼强调应当以法律行为的概念代替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他还为法律行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这一学说对后世民事立法影响颇大。大陆法系民法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是指私人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该意思方式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2]
而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在德语中就包含有 “公平”、“合法”的意思。后来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最终译为“法律行为”。[3]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律行为在传统民法原有意义上确实有合法性的意味，即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但此处的“合法”是不是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实践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所给予的合法性内涵一致呢？应该明确，传统民法在此处的合法性仅仅是指法律行为是一种不为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即法律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一定的行为，其法理底蕴是法律行为自由主义与私法自治精神。至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所做的行为是否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则属于法律对行为效果进行法律评价的问题。应该说，对“合法性”做这样的阐释是符合民法作为私法所秉承的意志自由与私法自治法理理念的。但我们同时也明白，我国民法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中的“合法”，除了上述传统民法中的意思外，还包含了依法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要符合国家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做出的法律评价，否则就不合法，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对传统民法理论追根溯源的考察中就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提出并没有源流上的正当性。这种对“合法性”所做的扩大解释并没有理论上有力的根据。
不仅如此，在我国，对于法律行为，学者们所给出的多种不同的学理表述，无一例外的在强调意思表示的重要性，而非将“合法性”解释为法律行为的本质。例如，台湾学者史尚宽将其表述为：“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也。”[4]佟柔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5]梁慧星认为：“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6]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行为者，以私人欲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表示，故发生法律上效果之法律事实也”等等。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理定义都提到了意思表示，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强调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且以意思表示发生私法上的效果。而我国《民法通则》中法律行为的定义与以上学者们对法律行为的学理定义有明显的差异。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是以意思表示为要件，还是要以合法性为前提，值得商榷。
二、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弊端
虽然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给予了确定，但从上文的有关论述及对民法原理的认识与思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确存在一些弊端。
（一）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有悖于民法私法自治理念
上文已经提及，民法是私法如今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民法的私法属性是其本质的主要体现，由此决定了民法应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其基本理念。传统民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在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的前提下，私人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的自由意思来创设。私法自治的理念就要求要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其权利。作为民法领域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中，自然也要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因此，原则上，个人在私法上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其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原则上应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法律的触角并不能伸及到人的意志层面，它仅仅对当事人所表达出的意思效果进行确认，并且这种确认是消极的、被动的。
然而，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实际上是以法律来限制甚至取代行为人的意思自由，将法律行为强行纳入法定主义轨道，这是与自由及私法自治观念背道而驰的，法律行为自身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行为法定主义，因为法定主义的宗旨是用法律限制甚至是取代行为人的意志自由，而不是用法律来保障行为人的意志自由。[7] 如果将民事法律行为单纯的认定为是合法的行为，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人们的行为自由，内心意志的自由表达必须受法律的规制。私法自治的理念也没有得到维护。
（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不协调
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冲突。众所周知，合同本质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思路，唯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算合同，无效的合同就不能成为合同。但是作为合同法学中的概念，“无效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且已为我国民法学界完全接受，而且合同法中对无效合同设立了专门性的系统规定。[8]一方面，无效合同也是合同，另一方面，无效的合同因为不合法无效而不是法律行为，更不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合同行为。这样就出现了矛盾。
为解决这个矛盾，我国民法学界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上创设了民事行为的概念。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 类，只是合法的民事行为；民事行为还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矛盾问题。但这样一来，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完全就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概念所替代，使得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此一来，本为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矛盾而提出的民事行为概念却使得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存在变的可有可无。
法律行为制度作为对合同、遗嘱等行为高度概括的制度，应该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所以，首先，从逻辑学上讲，法律行为理应成为反映合同的本质的概念，其外延也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这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法通则》创设民事行为概念，由于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且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9] 如此混杂的各种说法，使得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理论中混乱不堪。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由于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法律行为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意思表示的内容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 具有表意性和设权性特征。
（一）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则无法律行为。史尚宽先生曾经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为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10]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它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既然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或者以意思表示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表示，那么意思表示就成了法律行为结构的核心。
（二）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即以获得行为人预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以获得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或终止为目的。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内心希望其发生。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旨在引起行为人内心所希望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就是说，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内在的意思表示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若不具备这种预期目的，则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其他民事行为或其他行为。例如合同法律行为，就必须具有预期民法上的效果目的。如果没有这种预期目的，合同就会失去意义，而不称其为合同法律行为。因此，行为人是否以发生预期民法上的效果为目的是区分法律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的重要标志。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法律事实行为多种多样，但并不是所有法律事实行为都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效果。如拾得遗失物的行为，虽然也会发生遗失物返还的私法上后果，但该行为只是偶然的行为，在实施中既不要求以意思表示专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也不要求以发生私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心态。又如民事行为中的侵权行为，虽然也具有法律意义并能产生一定的私法上效果，即赔偿损害法律后果，但明显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行为人意志所希望的结果；这两种民事行为，前者属非意思表示行为，后者属违法行为，都不是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类型的民事行为的区别，即焦点在意思表示，而不是合法性的问题。
三、结语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能够实现民法作为任意法的功能，是民法中的一项核心制度。无论在合同法领域中对无名合同的适用,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的商品交易还是社会生活中对婚姻、遗嘱等身份关系的适用，甚至是知识产权制度和人格权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都有其重大的适用意义。并且我国《民法通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法官与民众的普遍认可，对各种民事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如此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对其有充分正确的认识，理论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的质疑与探讨也很有必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合法性问题只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外在评价，且只有对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评价时才有意义，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只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它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所在。因此，在将来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当重新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取消其合法性，仅以意思表示作为其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与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相统一。
[1] 曾新明，《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质疑》，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__年9月，第23卷，第三期
[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__ 年版，第143 页；转引自王猛，《浅议法律行为的本质》，法学研究，20__年7月（上）
[3]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__年6月(上)
[4] 史尚宽，《 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297页。
[5] 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6]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版，第152页
[7]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__年6月(上)
[8]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__年6月(上)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社会意义
一、悬赏广告的定义，成立要件。
（一） 悬赏广告的定义。
所谓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1）
细究其定义，悬赏广告通常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指悬赏人以广告形式明确设置报酬，声明对完成指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广告。它的实质是悬赏人的意思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悬赏广告是悬赏人意思表示的外化。第二层是指悬赏人的意思表示与指定行为的完成结合成的法律行为，也即是悬赏人以广告的方法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意思表示，基于该意思表示，悬赏人对完成指定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第二层含义是其意义分歧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也争论的焦点。
（二）悬赏广告的成立要件。
1.悬赏人须以广告方式对不特定的为意思表示。悬赏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行为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勿庸置疑，悬赏人必须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广告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2.须有要求完成一定行为之意思表示。一定行为其种类并无限制，只人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既可以为私人利益，也可为公共利益。
3.须有完成对行为人给付报酬的意思表示。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行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理解分歧及其不利影响。
（一） 悬赏广告的性质的两种不同理解。
1.契约说。该学说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契约，即合同性质。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所发出的要约，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为即构成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完成广告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负有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的义务。这种主张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在实务上，大多数人采纳这样的主张。
2.单独民事法律行为说。这种主张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单方面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行为的人做出有效的承诺。显然，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对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更为有利。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以广告表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予报酬的义务。
（二）由于不同理解而造成的现实影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悬赏广告的立法缺失和理论认识错误问题，经常存在某些法院随意否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的情形。例如在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一审法院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李珉拾得的公文包，系被告朱晋华遗失的财物，以依照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的规定，李珉应将拾得的遗失物归还原主为由而否定悬赏广告效力，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人认为法院将拾得遗失物法律规范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实际情况的，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无疑否定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转法或在司法解释上对悬赏广告加以规定，实乃当务之急。
三、悬赏广告的性质应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
笔者认为，为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在法学方法论上，应采实质标准。将悬赏广告视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对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更为有利。
（一） 如果采用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拘束。
一方面如果某人于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的情况下，却完成了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
另一方面，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其因受该行为的拘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不可随意撤回。而采纳契约说，则将广告人发出的悬赏广告视为要约行为，则行为人于完成行为之际并不知有要约，从而无法为承诺，因为要约，承诺有逻辑上之先后关系，此时，纵赋予行为人以报酬请求权，然理论上实无法自圆其说。又采契约说下，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不利。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以公开的广告的方式，对于实施某一行为特别是对于引起某一结果而悬赏的人，有义务向实施了该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即使行为人未顾及悬赏广告而实施行为，也是如此。”（3）该条中的“也是如此”即是上述论述的最有力论证。这样，就避免了由于行为人在完成悬赏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内容而广告人拒绝给付报酬的问题。
（二）采用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可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采用契约说，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人即使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也将因为其无订约能力，从而无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与广告人之间成立合同，当然也就不能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并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三）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民事法律行为，那么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证明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从而也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如采用契约说，在广告人不给付报酬时，举证责任由行为人承担，此时不为举证责任倒置，从而加大了行为人的负担，当然不能提高行为人的积极性，最终会导致将拾得物隐藏，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如果采用合同说，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在相对人完成指定行为以后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按合同说，相对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即已作出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关系，这样一方不按合同的规定支付报酬已构成违约，而另一方有权拒绝交付完成指定行为的成果。笔者认为，采纳契约说适用同是履行抗辩权是不妥当的。如某人拾得他人钱物，依据法律规定有义务返还失主，否则就会造成不当得利，即使推失主未依广告内容支付报酬，拾得人也不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四、将悬赏广告视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意义。
（一） 维护交易安全。
在采用“契约说”的理论下，究竟在何种情形下，才能认为有承诺，学说上意见也不统一。有认为在着手一定行为前有意思表示，即为有承诺；有学者认为着手一定地为即意味着有承诺；另有认为在一定行为完成后，另有意思表示者为有承诺；还有学者认为须将完成一定行为之结果交与广告人，始为有承诺。意见分歧，尚无定论。若采用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则广告人所负担的债务于一不定期行为完成时，即为发生。其关系简约明确，而且又合于社会通念，对于交易安全，实有助益。这样，使社会效率更加简约化，使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更加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事有利于已而且更加有利于广告人的行为，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秩序。
（二） 遵守公平原则。
在悬赏广告发出之后，广告人作出了一定的报酬明示。此时，行为人若对此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定会付出某些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努力。而一旦最后满足了广告人的权利，广告人不履行自己的交付报酬义务，定会对行为人造成或大或小的实质上的损害。这样，违背了公平原则。
（三） 有利于维护广告人的利益。
这主要是针对广告人和行为人的抗辩权而言。采用了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意味着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行为，满足了广告人的需求，广告人就要对广深广告中所示的报酬予以给付。这样，会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告人的利益。
采用“契约说”，广告人行为人同时履行抗辩权，在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你不给我报酬，我不会给你财物，在这种情形下，广告人的权利形同虚设。
（四） 使司法更加明确，健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悬赏广告的立法深广选择法律效力的情形。缺失和理论认识的错误问题经常存在某些法院随意否定悬赏广告法律效力的情形。采用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说，简约明确，可以使司法更加明确，健全。
五、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悬赏广告的性质，笔者认为悬赏广告应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悬赏广告有效是本着民法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维持民法体系的和谐。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保护交易，保护行为人和广告人的利益，更加有利于使司法更加明确和健全，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发展都有现实的，实然的和积极的意义。
注释：
（1）王家福 主编 《民法债权》中国法律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321页。
（2）王泽鉴 主编 《债法原论》第一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59页。
（3）陈卫佐 译注 《德国民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27页。
主要参考文献。
1.《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 王泽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不当得利制度研究 》洪学军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
关键词：法律行为；委托合同；无因管理
一、委托合同与无因管理的概念与特征
委托合同是当事人商定，由受托一方处理为了委托一方的利益而处理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其成立标准同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即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一致三项内容。而委托合同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委托事务不但包括法律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其次，委托合同的基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没有相互信任和了解，委托合同关系难以成立；第三，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第四，委托合同是诺成及不要式合同；最后，是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
无因管理，在我国大陆地区，一般认为：“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①目前的通说认为，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有：一、无因管理中的事务必须是他人事务。二、须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管理的意思。三、须物法律或合同上的义务。
二、委托合同与无因管理的区别
（一）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委托合同成立后并不必然有效。而无因管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适法行为，具有阻却违法性。其一经成立，便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属于一种法定之债。
（二）二者的构成要件不同。委托合同最核心的要素是双方当事人一致的意思表示。而无因管理不需要管理人和本人具有行为能力为必要。
（三）委托合同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但无因管理一定是无偿的，无因管理人不得请求报酬。
（四）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委托合同直接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无因管理不是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是不承认私人意思自治的制度。② 无因管理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个体意思自治的弥补和扩张需要，源于个人私益的保护，是对私人自治的尊重和弥补，是对管理人利益的兼顾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注重。
三、 委托合同与无因管理的相似点
委托合同与无因管理本质上都是为他人事务进行服务、管理。因此立法者在划分管理者与本人的权利义务时，极有可能参考了委托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配置。二者在权利义务分配上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
四、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异同
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事实。而事实行为是指一切法律不要求行为中包含一定的意思表示内容，但因法律的规定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
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属于法律事实中的行为，能在民事主体间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二者的终极价值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私人利益，尊重意思自治原则。
两者的区别在于：
1.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其法律效果直接取决于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前者不要求行为中包含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内容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加以确定，这就决定了有关法律行为的基本规则必然是围绕意思表示展开的，它主要涉及表意人具有意思能力（即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自愿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意思表示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等。与此相反，事实行为的本质在于事实构成，只有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时才成立事实行为并引起规定的法律效果，这就要求民法必须预先规定出不同事实行为的种类，并对每一种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做出详细的规定。
2.法律行为制度多产生任意性规范，而事实行为多为强行性规范。由于民法旨在实现意思自治，所以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创设、变更与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凡是不违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民法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自主实施和自主承受，法律不能进行强行干预，只是做出一些指导性的规定。这些指导性规定就是任意性规范，它的适用领域是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当事人对此规定可以遵守，也可以通过约定来排除其适用。相反，在另外一些领域，由于不能无法实现意思自治，立法者基于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将当事人的某类行为直接赋予特定的法律效果，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当事人需接受由法律直接为当事人做出的安排，这就是强行性规范。
3.法律行为是一种表意行为，所以民法专门为其设置了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行为是非表意行为，因而民法关于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对其不适用。
4.二者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在民法体系中，法律行为制度居于首要地位，发挥着主导主用。而事实行为处于次要地位，起着补充作用。
5.法律行为属于“多层包装精心塑造之法律事实”，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诸多要件，并可进一步划分为有效法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无效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属于“包装塑造最少之法律事实”，其不存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仅有存在于不存在之分。
6.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立法例来看，法律行为制度具有抽象性与一般性，其通常被编排在总则之中；事实行为具有具体性和特殊性，它无法被抽象为一般制度，只能分散地规定在民法中的相关部分，如债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中。（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法学，2003，（5）.
[2] 汪渊智.论我民法上的事实行为[N].山西大学学报，2003，（3）.
[3] 李文涛 龙翼飞.无因管理的重新解读[J].法学杂志，2010，（3）.
[4] 王秀芹.无因管理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
[5] 易军.私人自治与法律行为[J].现代法学，2005，（3）.
注解
摘要：家事权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其并不能使未参加民事交易活动的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而只是保证了在涉及“日常家事”范围内夫妻一方行为的后果需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与夫妻财产制的选择并无关系。由于其存在滥用的风险，故有适当限制的必要。
家事权又称日常事务权、日常家事权，理论上皆将其作为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的现有法律规定看，2001年《婚姻法》在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对此，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第17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乃是针对我国广泛存在的女方无权处理夫妻共有财产这种男女不平等现象而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强调的是男女平等关系，女方也有权对外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财产的平等处分权是共同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而不包含家事权。此种观点从婚姻法第17条的整体结构上看颇有道理，但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下称《解释（一）》）的颁布，可以认定，夫妻日常事务权在我国已经得到大体确立。《解释（一）》第17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看出，解释区分了是否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分别予以处理，并着重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但家事权的内涵仍未得以明确，因此，理论上的深入研讨仍为必要。
一、关于家事权内涵的两种争论及其实质
对于家事权的内涵，学术界有较多的探讨，综观家事权的定义表达，可以看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家事亦称日常家务，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家事权是指配偶一方在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权利行使的权利。其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须承担法律后果，配偶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粗略来看，似乎两者根本毫无差别，但深入探究两类观点，就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着些许的细微差异。第一种观点强调家事权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配偶一方依据家事权可以享有对方的权利，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二是依据家事权，双方对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二种观点则只强调依据家事权，配偶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双方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两类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认为一方所为行为依家事权行使之结果，皆是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而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配偶一方为家庭日常事务所为的法律行为可否被视为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对此，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笔者依据学者言语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而假设出来的两种争论：依家事权行使之后果，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就在于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被视为双方的意思表示，故两种观点并无实质的差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实践案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两类观点实质上的差异性：
甲的妻子乙与丙签订了一份条件非常优厚的电视机买卖合同。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丙觉得合同对己过于不利，便与甲协商重新签订一份合同，甲在明知乙与丙已有协议的情况下，将原有条件改变。并且，在合同签订后，甲将其妻子乙与丙签订的合同交还给了丙。问：甲的行为究竟构成对乙合同的变更，还是重新签订了一个合同？
对此实践问题的回答，依据上述两类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按第一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代表了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甲依据家事权获得了合同主体的身份。而甲对原有合同内容的改变，也代表着甲乙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属于对原有合同内容上的变更，合同的同一性因此不受影响。而按第二种观点，乙与丙签订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的效果，并不能使甲自动成为合同主体。依据家事权行使之效果，仅意味着甲不能凭合同未经自己同意而否认合同之效力，此时甲须承受因合同责任而产生的对夫妻共同财产施加负担的结果。故，甲与丙所签订的合同系独立于乙与丙签订合同之外的另一个合同。
总结来看，这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反映着对理解婚姻法与合同法关系的诉求；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化争论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我们如何认识与理解家事权的内涵的问题。在第一种观点看来，夫妻双方的身份就决定了家事权的存在，从而使夫妻任何一方都取得了夫妻双方为法律行为的资格，无论这种是以夫妻一方的名义，还是以夫妻双方的名义，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都为夫妻双方所为，进而责任为连带责任。因此，可以说家事权是普通民事权的一种特殊形式，民事权的一般原理自然可以应用于其中。此时，家事权起到了与普通民事权相同的功用，人（夫妻一方）所为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表示的主体）归属于被人（夫妻双方），被人（夫妻双方）要承受该法律行为之后果（连带责任）。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存在很大不同，其功用并非是将夫妻双方都作为被人，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而仅仅在于夫妻双方要承受夫妻一方依家事权行使法律行为的后果。
二、家事权的真实意蕴
家事权并非在于使夫妻一方所为的法律行为成为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其制度意旨主要在于强调夫妻一方为法律行为时处分财产的有权性，承担责任时的连带性。
（一）家事权与普通民事存在本质区别，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在普通民事的模式下，人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归属于被人，即合同主体为被人与第三人，而非人。由于“强调家事权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其在有些方面与一般的区别，更好地把握其特征，而不是否认其的性质，民法总则中关于制度的基本规定对日常家事权仍然是应当适用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家事权的第一种观点就是可以成立的，“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配偶双方都成为了合同的主体，而非实施行为的配偶一方为合同主体。我们认为，该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家事权虽名为权，但其与一般民事的区别个性大于共性，因此，不能以普通的民事理论推定家事权的内涵。
从形式上看，家事权与一般民事在范围、人与被人身份的固定性、授权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这些不同并不能导致两者本质上的分野。两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源于两种制度设置目的并不相同。在一般的中，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须以被人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被人，在通常情况下人不必与被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设置主要源于人是被人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手臂之延长”，人以被人的名义所为、为被人利益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果自然可归属于被人，外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责任的后果皆由被人承担。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简便与快捷，同时也更有效的保障了被人的利益。
而对日常家事权而言，夫或妻在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并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授权，也不必以对方的名义为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负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设置实质上具有如下的宗旨：
一方面，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的立场上，家事权有助于维护交易的简便、快捷与秩序，是夫妻共同生活的法律要求和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衡诸民法法理，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经全体共有人同意，否则将成立效力待定民事法律行为。而在家庭生活中，需处理的日常事务非常繁杂，如超市购物、菜市买菜、乘坐公交车辆、子女教育、雇工等等，如果夫妻从事这些行为都须双方共同出场或者取得对方的授权委托，这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习惯，又不切合实际。因此，通过赋予夫妻双方以日常事务权，实质上解决了夫妻一方处理财产时的无权状态，避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从而维护了民事交易活动的有效性及交易的秩序。该权的行使不必以他方的名义为之，也不必以明示为必要，也无需配偶他方的授权，这就使得繁多琐碎的日常家事的处理十分简便，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社会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站在夫妻关系的外部立场上，家事权是促进交易快捷、减少交易成本以及维护财产交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双方越来越多的同其他领域的财产关系，与第三人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质上，社会中的人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如买矿泉水、坐公交车、买菜等诸多民事交易活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家事权的存在，夫妻一方进行民事交易活动时要双方同时出席或取得对方授权，哪怕是一分钱的支出亦应如此。而作为与之交易的第三人，为了交易的稳妥，也必然要详尽调查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这当然无助于交易的快捷，也极大地加大了交易成本。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家事权的存在是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方面。交易的安全，是民法诸多制度——如表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等——共同的追求，家事权的价值亦在于此。“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由于家事权的存在，第三人不必忧虑与之进行交易的夫妻一方的处分权能问题，而随着交易活动的不断继续，后续的其他第三人也不会因之而导致交易失败，这就是日常事务权的主要功能所在。现代的民事立法必须注重对财产动态关系的维护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大力重视现代市场经济交易频繁、活跃、快速的特点和对交易效率的追求，顺应世界范围内民商事立法对交易安全优先保护的发展趋势，并使夫妻日常家事权与物权公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一起能共同构筑一条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完整锁链。
整体来看，普通民事制度只是因应了交易的快捷与简便，维护了能力不足者之权益，并不具备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当然，本质上属于无权的表见是其中的例外）；而家事权，一方面维护了夫妻方和与之交易的第三人方的交易快捷、简便，节省了交易成本（交易方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有处分权能或调查对方是否有处分权能）；另一方面则有效地维护了交易安全。可见，家事权与普通民事权虽可统一到一个名词“权”之下，但其制度宗旨与功能是并不相同的。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即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笔者注）涉及的不是（从事行为的配偶自己也是合同当事人！），而是亲属法上的一项独特的制度”。由此，制度的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普通民事中，为促进被人交易活动范围，人是“代替”被人为民事法律行为，故被人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在家事权行使过程中，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使自己与第三方之间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夫妻的另一方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只是避免了《合同法》第51条之“无权处分”情形产生，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交易的安全。
（二）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否则将有违合同主体特定原则。
针对本文的上述分析，可能有人会提出，即使赋予家事权以与普通民事大致相同的效果，即，使夫妻双方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也可以实现家事权上述的功能。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成立，一般需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无论是要约方还是承诺方，实质上都需要特定化，也就是说，需要合同当事人的特定化。夫妻一方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这与普通的民事制度是不同的。在普通的民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者为人，而成为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却是被人。之所以如此，乃是由的本质决定的。关于的本质或性质，计有债权移转说、本人行为说、人行为说、折衷说等学说，其中以人行为说为通说，并为德国、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纳，该说认为，虽然为人之行为，基于私法自治的思想，法律为尊重其效力意思，而使其对本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人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使被人特定化为合同主体。基于普通民事的此点特性可知，其只存在于可以被事项上，涉及到被人人身等事项，无普通民事存在的可能。而在日常事务权存在的场合下，则与普通民事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在德国民法中，“第1357条规定容易与发生混淆（产生于所谓‘夫妻日常事务权’）的规定。不过，第1357条规定与直接不同，在这里主要是行为人自己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例如，在丈夫乘车用一元钱购买公交车票而与运输方形成的运输合同中，家事权的存在只是使丈夫处分一元钱具有可推定的合法的根据，使该运输合同不至于未经妻子同意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从而影响到交易安全。家事权的存在，并不能使未参与到要约与承诺过程中的妻子成为合同的主体，这是由合同是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性决定的。
（三）从对国外立法例的借鉴角度，家事权并不能使“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
家事权，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法的规定中，在现代也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立，德国、法国、瑞士都有关于家事权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规定：（1）婚姻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处理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适当满足并且效力也及于婚姻对方的事务。婚姻双方通过此种事务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得出另外的结论的则除外。（2）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效力及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足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销之。此种限制或排除仅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第1412条规定的是争议发生后婚姻合同对此种限制已经登记或已为该第三人所知，才对第三人有效）。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护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合同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义务。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瑞士民法典第166条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内容大体相同。日本民法典第761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由此而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责任意旨者，不在此限。
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管理的这种权；如对丈夫、妻子以及全家人所应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以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夫未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有权。
总结来看，对于家事权，各国法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强调其使夫妻负担连带责任，而一律没有“配偶一方的行为视为配偶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因此，从立法例借鉴的角度上看，也不应承认家事权可以使配偶另一方成为合同主体，家事权的存在，只是表明了配偶一方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交易安全得以维护。
三、家事权内涵确定的相关问题
（一）家事权与夫妻财产制
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无论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还是约定的限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等，无非都是财产（权利）在夫妻关系内部的一种分配，并基于此而对债务的承担的一种分配。在婚姻关系中，实行何种财产制，这不仅关系到夫妻一方本人的利益，关系到夫妻共同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与夫妻发生各种民事交往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事民事交易的婚姻当事人一方通过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可以明确其权利与义务范围，避免配偶他方的不适当干涉，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当夫妻以个人或双方的身份从事民事交易活动时，交易相对人有必要了解与自己做交易的对方以何种身份与之做交易，以及以何种性质财产进行交易，以使正在进行或者将来进行的民事交易，不致于因无权处分或交易相对方配偶的干涉而归于无效。
站在夫妻内部关系立场上，夫妻财产制度的存在实质上确定着财产（权利）的分配；而站在与之交易的第三人立场上，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则代表了不同的债权实现可能性的选择：究竟是以夫妻全部财产作为债务清偿的保障，还是以夫或妻单个人的财产，甚或以夫或妻个人财产加上部分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债务能得以履行的担保。因此，可以说，夫妻财产制与家事权一样，与民事交易安全关系甚巨。其运作机理为，如果交易活动符合《婚姻法》第19条第3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否则，一般将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其对于交易安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约定为各自所有的情形。
如此，则对不同夫妻财产制的选择是否会对家事权的适用产生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夫妻财产制更多的体现为财产是谁的这一问题，而家事权实质上并不关注财产究竟是夫或妻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也无论是以夫或妻一方名义，还是以夫妻共同的名义，只要属于“日常事务”范围之内，则家事权的存在就可以推定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配偶一方的行为是有效的，其对于财产的处分是有权利的，进而在债务或责任的承担上也是由夫妻双方共担的。也就是说，夫妻财产制并不能影响婚姻当事人一方对属于“日常事务”交易活动的处理权限，家事权要求的配偶双方承担的连带责任也使何种夫妻财产制选择的意义不甚明显。
（二）“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
由于家事权的行使对夫妻双方及与之进行民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利益息息相关，故对“日常家事”予以何种较为清晰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各国立法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法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为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德国民法典》强调日常家事是能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事务；日本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没有在立法上明确日常事务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从理论上看，有学者认为，“日常家务谓包括未成熟子女（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之夫妻共同生活。通常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的教育，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的馈赠，报纸杂志之订购等，皆包含在内。”另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的范围包括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可以看出，“日常家事”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概念，简单的列举并不能涵盖其全部，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立法可先对日常家事进行较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可对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况作出除外性规定。基于此，“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事项”，具体说来，可以从价值高低、是否必备、事项性质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判断。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不属于日常家事的情形主要分为：（1）涉及夫妻关系中与人身相关联的事务，如继承权的放弃等。（2）不动产的处分。一般说来，不动产涉及的财产价值较大，对人们的利益影响比较深远。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为维护交易安全，尚规定以不动产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故对于不动产的处分，应有夫妻双方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3）以分期付款形式购买价值较大的财产。由于分期付款买卖中付款期限通常较长、负担较重，在此期间夫妻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一旦夫妻关系消灭，故连带责任难以适用。法国1985年12月23日第85－1372号法律第2条增加的《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3款可兹借鉴，该款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但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4）由夫妻一方为其企业的运转而进行的借贷，或处在姘居关系中，或债务（数额）明显过分的义务，等等。
（三）日常家事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不动产抵押登记是不动产抵押得以成立的重要环节，相关材料对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抵押登记的程序、抵押登记的内容等方面，对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性质以及登记机构在登记活动中的法律地位研究不足，文本拟基于民法学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逻辑分析的起点：物权行为辨析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德国民法思维方法的典范［1］，在此区分的基础上抽象产生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概念，不动产抵押登记即与物权行为密切相关。作为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对物权行为的辨析应从民法体系中居于总体地位的法律行为概念入手。法律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即以最后引起某种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2］而且“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期翼其发生。”意思表示、行为主体和行为标的共同构成了法律行为的三要素。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同样应由意思表示、行为主体和行为标的构成。但是学术界关于物权行为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分歧集中在公示是否为物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主张公示是物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构成的法律行为”。［3］
否定此说的学者则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登记或交付仅仅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4］在对两者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有学者将物权行为定义为“以交付或者登记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物权变动之合意”［5］，笔者赞同此定义，首先，该定义契合了意思表示必须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要求。交付或者登记是物权变动合意的最佳外在表现形式，其它外在表现形式上不满足公示原则的要求。其次，该定义实现了法律行为内部体系的统一。当交付或者登记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真实的物权变动合意不符时，“发生表示错误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可以主张撤销该行为，而不是直接无效。”［6］学理认为，因意思表示瑕疵而导致绝对无效的主要包括游戏表示、相对人明知的秘密保留以及虚伪表示三种类型［7］，而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应当归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类型。
二、不动产抵押登记中的意思表示
根据上述概念分析，以法律行为发生不动产抵押应是以登记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物权变动的合意。该合意以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当事人的意思为准，登记机构在登记过程中的意思表示仅仅是为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当事人以登记为外在表现形式提供帮助，“对于当事人应否享有物权或者应否取得物权，为民事法律或者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登记机关无权决定，”［8］澄清这一认识，有利于坚持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民事属性。当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抵押人、抵押权人提出符合形式要求的登记申请后，登记机构不得拒绝登记，也即登记机构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抵押人、抵押权人与登记机构形成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中，登记机构依靠自己的人员、技术、设备等为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提供安全、准确、高效的信息服务行为，该行为最终服务于抵押人、抵押权人对不动产抵押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教授指出“法律行为是一项行为，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其中至少有一项行为是旨在引起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或意思实现。”［9］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体系在“理念上支持了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全面的确立”［10］，具体而言，在法律、行政法规所不禁止的范围内，民事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依据其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不动产抵押登记与不动产的行政管理性质上并不相同，坚持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民事属性也就是在坚持物权法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政策取向。物权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这是不动产物权登记与不动产行政管理相分离的前提，毕竟不动产行政管理涉及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多个部门，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特别是第13条规定，登记机构不得有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减少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将本属于民事性质的不动产物权登记作为行政管理手段的可能性。
三、不动产抵押登记错误的类型与法律后果
不动产抵押登记一般涉及抵押人、抵押权人和登记机构三方法律关系主体，登记错误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1）纯粹由于抵押人、抵押权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损害他人利益，登记机构无过错。（2）抵押人或抵押权人与登记机构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3）抵押人、抵押权人和登记机构均有过错，损害他人利益，但是没有合谋的故意。（4）抵押人、抵押权人无过错，由于登记机构自身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损害他人利益。从登记错误造成的损害来看，既有可能对抵押人的物权造成损害，也有可能对抵押权人的合同利益（对不动产抵押的期待权）造成损害，还有可能对第三人的不动产物权或信赖利益造成损害。就第一种情况而言，物权法明确规定：“由于抵押人、抵押权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要恰当分析全部或者部分由登记机构过错导致登记错误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明晰登记机构审查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是前提。就登记机构审查义务的性质而言主要有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种类型，形式审查是指登记机构仅就当事人提供的有关书面文件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进行表面上的审查，不动产抵押的变动过程与登记状态是否相符，登记机构不负调查职责，当不动产抵押的真实状况与登记的状况不符而登记机关对此无过错时，登记机构不对此承担责任。该审查模式主要为法国和日本民采纳。所谓实质审查，是指“登记机关对登记的权利存在状况以及类型和形式的过程进行全面的核实。”[11]瑞士和德国采用此方法，但是由于德国民法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原则，实质审查时“仅限于抵押权设定时的合意，而不及于其基础债权。”[12]对于不动产抵押，我国物权法也采用形式主义，确立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所以，我国不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所采纳的同样应该是实质审查，该审查的范围主要是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关于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意思表示。当然为了使该意思表示指向的标的可能并且确定，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机关有权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但是物权法的规定仍然有职权主义的痕迹，赋予了登记机关必要时的实地调查权，扩大了登记机构的审查范围。
确定登记机构的审查范围对于确认登记机构的主观过错形态至关重要，是确定登记机构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要标准，而登记机构的过错形态会影响到登记错误的法律效果。在抵押人或抵押权人与登记机关恶意串通的情形，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前已述及，抵押人、抵押权人和登记机构之间构成合同关系，按照合同法的归责原则，无论登记机构是否有过错，对于因登记错误对抵押人或者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物权法实施之前的不动产登记过程中过多强调了行政管理的色彩，导致有学者主张“由于登记机关性质为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因而其承担登记错漏的赔偿责任适用国家赔偿的有关规定，其诉讼亦属于行政诉讼。”[13]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不动产抵押登记的民事属性决定了登记机构在其中并未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不应适用国家赔偿。如果是因为登记机构的行为造成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错误，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则。
关键词：狭义无权表见法律效果民事责任
一、狭义无权的认定
行为人不具有权，但却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的民事活动，在立法学和学理上称为无权，各国立法一般将其分为狭义的无权和表见。[1]所谓狭义的无权是指表见以外的欠缺权的，据此可见狭义的无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狭义无权是指人欠缺权，具体包括如几种类型:第一，人根本无权。这就是说人在未得到任何授权情祝下，便以被人的名义从事行为，或者根本不是法定人而以法定人名义从事活动。第二，超越权的无权。即人虽享有一定的权，但其实施的行为超越了权的范围或对权的限制。超越权可分为量的超越和质的超越，如超过规定的数而购买某种商品，称为量的超越，而本应购买某种商品而购买其他商品则属于质的超越，两种情况都构成超越权限范围的行为。[2]第三，权消灭以后的无权。权可能因被人撤销委托、期限届满等原因而终止，在权终止以后，人明知其无权而仍然以被人名义从事活动，或者因过失而不知道其权已消灭而继续进行活动，都会发生无权。[3]
（二）狭义无权仅指欠缺权，并不包括无权人与相对人所实施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也不包括人与相对人的行为涉及欺诈、胁迫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因素，否则只涉及到无效和可撤销的合同问题，而不涉及到狭义无权的效果问题。在无权的情况下，人通常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无权和无效是不同的。[4]
（三）无权人以被人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而不是绝对无效的合同。《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末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不的，视为同意。”也就是说，此类合同尽管因人缺乏权而存在着瑕疵，不过此种瑕疵是可以修补的。因为被人的追认可以使无权行为有效。即认为无权人自始具有权，从而发生与有权相同的法律后果。
二、狭义无权和表见、无因管理、无权处分的区别
（一）狭义无权和表见。
在民法上通常将无权区分为两类，即狭义无权和表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可能都不具有权。但表见是指人虽无合法权，在其实施行为时，如果善意的相对人有合法的理由相信其有合法的权并与其从事法律行为的，则该法律行为的效果应由被人承担。从法律效果而言，表见和有权是相同的。但在狭义无权情况下，人完全不具有权，而在其实施行为中善意的第三人又不可能相信其具有权，因此不能强制被人承担责任，只能由被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是否承认该行为的效果。可见表见与狭义无权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二）狭义无权和无因管理
所谓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和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的行为。在实践中，常常会发生此种情况，即某人发现他人的事务迫切需要管理，为了维护他人的利益，在未取得他人委托授权的情况下，而主动帮助他人代为管理某些事务或从事一定的法律行为。但是无权行为不可混同于无因管理行为，因为无权人实施的是关涉他人的法律行为；而无因管理人所实施的，是关涉他人的事实行为。无因管理是一种助人为乐的合法行为，而狭义的无权行为则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它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5]
（三）狭义无权和无权处分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狭义的无权与无权处分行为一样，都是指未获得授权而从事某种行为，都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然而无权和无权处分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行为。一方面，无权是指人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无权处分则是指无权处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另一方面，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相对人如果是善意的，则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无权处分人无权处分他人的动产时，如果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是出于善意，则可以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权利。
三、狭义无权的法律效果
狭义的无权乃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所谓效力未定是指法律行为成立后并不能发生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而是处于尚末确定之中，须以行为之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补充行为才能确定其有效或无效。在上述狭义无权的三种类型中，人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以被人的名义与相对人为民事法律行为，从而为被人设定权利和义务。对于被人出于行为之实施与其意思表示全无关系.因此被人无须为无权人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于相对人之善意者，由于他对不知人无权并无过错，法律为平衡其与被人之间的利益。也赋子他可撤销与无权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从而得以免予承担行为的法律责任。但是，出于行为未必一定对被人或相对人不利，所以被人或相对人还得以自己的意思表示补充确定该行为为有效，从而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为此，制度规定了被人的追认权和拒绝权以及相对人的撤回权和催告权，从而可以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确定下来，使行为效力归于有效或无效，以保护被人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6]
第一，被人的追认权和拒绝权。被人的追认是单方法律行为，实际上有事后权授子的性质，因此，它既可以由被人实施，也可以由被人授权人为之。被人的追认可采各种形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是默示的。明示是指被人向无权的行为人或相对人以公告方式追认的意思表示。默示是指被人接受第三人履行义务，或接受无权人移交实施无权行为的利益，或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情形。被人的追认应向第三人为之，也可以向无权人为之，还可以以公告的方式为之。但被人的追认须是对无权人的行为的全部承认。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多项无权行为，被人可以追认其中的一项或数项，但对任一项的追认都应是概括地追认其权利和义务的全部，而不能只追认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而不追认行为所产生的义务。
被人只对无权人与相对人实施的行为的一部分承认，或者加以变更而承认的，其承认均无效。
第二，相对人的催告权与撤回权。无权行为在未被被人追认前，相对人可以请求被人做出是否追认的明确表示，也可以撤回自己与无权人所为的意思表示。即相对人享有催告权或撤回权。相对人行使催告权或撤销权的目的是使无权行为的不确定状态早日确定下来。第三人行使催告权应向被人为之，行使撤回权则应向无权人或被人为之。相对人撤回的意思表示必须在被人追认的意思表示到达前为之。如果被人已经追认，相对人的撤回权即归于消灭；如果被人已经否认，这时无权行为已经注定不能对被人发生效力，相对人的撤回权也当然归于消灭。同时，撤回权的享有必须以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为前提，即不知行为人无权。如果相对人已知人无权仍与其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不能发生撤回的法律效力。
四、无权人的民事责任
关于无权人民事责任的内容，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是选择责任，即相对人得依其选择，请求无权人履行或要求无权人赔偿损害，属于一种选择之债。德国民法、日本民法等均采取此立法例；二是赔偿责任，即无权人仅负损害赔偿责任。瑞士民法、我国台湾民法等采取此立法例。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只是规定“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没有具体规定民事责任的内容。对此，学者的解释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主张认为，应赋予相对人选择的权利，或要求履行，或请求赔偿。第二种主张认为，相对人可以依不同情况作出选择：其一是相对人仅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其二是若无权行为没有给相对人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则相对人可以要求履行合同，也可要求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其三是相对人同时请求履行合同和赔偿损失。第三种主张认为，无权人的民事责任应包括履行债务和损害赔偿并视其主观状态而加以区别。即无权人为善意的，相对人只能请求损害赔偿。无权人为恶意的，相对人既可以请求履行债务，又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第四种主张认为，无权人只负赔偿责任。如果无权行为没有给相对人造成损害，就无从产生行为人的责任。[7]其实前三种观点都是选择责任主张，只是选择范围的大小不同而已。选择责任说固然有利于相对人，但缺乏理论根据。因为无权人并不是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没有承担履行责任的主体资格。因此，作为一种法定责任，无权人的民事责任应以赔偿责任为宜。
无权人的责任为赔偿责任，那么，赔偿范围应如何确定呢?即，无权人须赔偿相对人因无权行为有效而可得的利益(即履行利益)，还是只须赔偿相对人相信人有权而受损失的利益(即信赖利益)?对此，各国立法及学说不尽一致。《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2)款规定:“人不知自己为无权时，仅对因信其有权而受损害的相对人负赔偿责任，但赔偿额不得超过相对人在契约有效时可得到的利益。”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民法是以无权人为善意或恶意来确定无权人的赔偿责任范围的。即善意的无权人仅负不超过履行利益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恶意的无权人则应负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瑞士债务法》以无权人有无过失而定其赔偿范围。即无过失者仅就因契约失效所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如有过失，法官认为公平时，得命为其他损害赔偿。我国台湾民法典没有具体规定无权人的赔偿责任范围，学者间存在着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分别情况予以分别决定。即无权人为善意的，则仅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其数额不得大于履行利益。无权人为恶意的，则应负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第二观点认为，无权人的赔偿责任应以信赖利益为限；第三种观点认为，无权人应负履行利益的赔偿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对无权人的赔偿责任的范围也没有具体规定。[8]本文认为，确定无权人责任的赔偿范围，不仅要从保护相对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且应考虑到无权人的利益。因此，以无权人的主观状态来确定赔偿范围，能够比较公平地协调无权人与相对人的利益，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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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立俭.论无权的法律效果[N].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一、事实标准：以涵摄民事生活事实为基础法律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于自身逻辑的自足性而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固守僵化的模式和体系，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前瞻性回应，实现法律、科技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的每一次进步发展必然带来民法的更新和完善。
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分别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高科技将人类由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推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必然带来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引发民法制度的现代化，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应及时涵摄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民事生活事实。
克隆人不可避免的出现，非法人团体、基金会、合作社、村等组织的客观存在，都需要民事主体制度适时规范。自然人主体范围应扩及克隆人。尽管世界各国均反对和禁止利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的行为，但正如对刑事犯罪予以刑罚处罚的刑法不能完全防止刑事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样，利用非法手段产生的克隆人也迟早会成为可能。作为克隆人，其出生是无辜的，法律对此无法回避，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利用克隆技术产生的人，具备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特征．应视为民事主体：参照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地位相同地位的做法，赋予其与已出生自然人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至于克隆人与其它自然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则属进一步的立法价值选择问题。与其成员不完全脱离、承担相对独立的民事责任是非法人团体区别于自然人、法人的根本特征。非法人团体财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责任能力的相对独立性，即其财产的不完全独立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完整的责任能力．其财产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其之所以成为经济实体并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权利能力，具有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我国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团体，我国民法大多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并对合伙地位的认识经历了1986年《民法通则》没有明确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到1997年《合伙企业法》承认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的发展过程．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虽然允许设立中公司从事一定范围的行为(《公司法》第25条等)．但未明确其民事主体地位，没有对设立中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其实，如若不赋予设立中的法人筹备组织以民事主体资格，不便于其开展以公司设立和开业准备为目的所必需的活动。可喜的是，《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①将非法人团体主体化，并在第89条、第9O条、第94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人团体的定义、条件及民事责任。法人分类结构应开放化。我国现行民法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之法人分类星封闭性，基金会、合作杜和村无法归人其中，而采开放性的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法人分类结构，将其归人非营利法人之中，则可解决这一问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给我国财产权利制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首先，对生命遗传物质如受精卵、胚胎等)和人体组成部分(如人体器官、脐带血、尸体等)的支配权，具有与自物权相同的本质，但其不是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客体物本质上是无生命的，故自物权的类型需要扩展。其次，作为一种复合性权利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本身就是对所有权类型的扩充．主要包括专有部分所有权和共用部分所有权两部分，并且该权利的绝对性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典型，权利人的处分也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由权利人任意，以致于“有人对该权利是否为真正的所有权抱有怀疑”了。②其三，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不仅逐步扩张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如将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数据库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纳入了著作权保护范围，基因技术的开发利用将扩张发现权、专利权的客体范围，而且衍生了许多新型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专有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域名权、商业秘密权等。
电子商务的无国界性、虚拟性、无纸化，要求规范网络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首先，电子合同的虚拟性和瞬间性使要约和承诺的可信赖性、义务的履行、民事责任的承担等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成为这一新的交易形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而确认电子交易主体是前提。电子交易主体的确认，则需要构建配套的保障电子商务安全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两种制度：前者是对电子合同当事人的确认，是对合同内容的认可，是一种技术上的、工具性的保障，后者是对电子商务的一种组织上的保障；前者着重保护数据电讯的安全，不使其被仿冒、篡改或被否认，后者主要确认交易者的身份，使交易中实际上的数据电讯发、收者相一致；封闭型交易网络只须前者即可，开放性网络中的交易则须二者并用才行。
其次，电子合同所使用的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地点观念，使得要约和承诺制度必须体现网络交易特点。其三，订立电子合同时，网络系统的机能障碍所导致的要约或承诺表示错误，不可能象在传统方式下要约或承诺表示中的错误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得到纠正，往往要到合同被自动执行后才能被发现。此时，该合同能否被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呢由此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这些都是需要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解决的问题。
二、价值标准：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旨趣人格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诚实信用、权利禁止滥用、公序良俗等六项现代化民法基本原则，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契合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满足了人之基本价值选择，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指南针。从哲学上讲，这些现代民法价值选择是建立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上的。但是，20世纪人类因技术理性的自负给人类自身所带来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炸、粮食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使人类中心主义之价值观不断遭到环境法学者的诘问。有的主张“生态利益主义”、“生态本位”或“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承认自然、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和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利；有的采用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命和自然也是价值主体；有的主张后代人的保护应该被接纳下来，动物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成为法律上的主体，自然作为整体上升为法律主体还不成熟。毋庸质疑，上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会颠覆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因此，要正本清源，必须从价值论角度对环境法的现代伦理价值观予以审视。
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①由此推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其他存在物所负有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此即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所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认为，人固然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但人对自然存在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后一种义务不能化约或还原为前一种义务。
从哲学上讲，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必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因为其立论基础在于消除存在论之“是”与价值论之“应当”的区别，从“是”中直接推导出“应当”：
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自然规律(“是”)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应当”)的终极根据，违背了哲学价值论原理，系脱离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实践这一环节，简单消除“是”与“应当”的差别，用“是”解释“应当”。“是”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事实”、事实固有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性，而“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的、目的论的、伦理的概念，表示的是伦理的规范和人的实践行为的选择。事物的存在属性只是一个“中立”的事实，它就自身的关系来说无所谓好与坏，因而不能充当行为的理由，而“应当”或“不应当”的道德选择直接依赖的正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如果缺乏价值论的工具，单从存在论中是找不到道德原则的根据的，即从逻辑上讲，事实(“是”)要能够有效地充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一些环境伦理学者和环境法学者主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虽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把自然理解成脱离人的评价的东西，忘记了这种‘自然价值’仍然是被(人)‘授权’的价值，没有人的活动介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否。”①要确认某个存在物及其固有的存在属性是有价值的，就必须以某种主体的选择与评价为前提，否则它就始终只是一个存在论的事实而非价值。“自然生物的存在及其对人来说的有用性也不是自然权利的根据，人类不是因为自然有生存的权利而去保护自然，而是人类必须通过保护自然才能使自己生存。”②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享有权利乃至作为权利主体及主客体一体化的主张，违背了哲学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是表示活动者和活动对象之间特定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在整个认识活动中，人始终是主体。人类通过与自然打交道，不断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价值，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是无可辩驳的主体，一切非人的东西只能属于对象。主体必须有意志、有自我意识，而作为客体的自然物则不具备这一条件，根本谈不上作为主体。实践不仅是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的环节，而且是把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桥梁。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对立与统一起来了，如果只讲二者的统一，不讲二者的对立，哪来实践的对象，又哪有实践活动?人类还能生存吗?主．客一体化的观点正是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过分强调统一而忽视了对立，将主体范围泛化并扩至本来意义上的客体(自然和非人类生物种群)。
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哲学上的根据，建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动物权利论自然不攻自破。而从法律逻辑上分析，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是行不通的：
首先，从权利进化史来看，法律权利主体虽然是在不断扩大，但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人”的范畴，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婴儿只是暂时不具意志行为，植物人即便永远不会恢复意志行为，但仍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关系。民事主体是有意识的生命物，而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识的生物归属于物，当然无法作为权利主体来对待。
其次，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借助于、监护制度来解决其行为能力问题，这正如德国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所言，“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来对待，这种看法本身是荒谬的”③，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法的意志无法加诸于自然这一客观物质世界之上。如果承认动物为权利主体，则需要彻底打破大陆法系这种概念化、体系化非常强的法律体系。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客体的泛主体化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及制度设置上不必要的困惑，如动物意思表示如何理解?如何承担责任?人又如何了解动物的“真实”意思表示呢?监护制度该如何设计，是为每一个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还是为一个种类的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怎样才能使监护人的行为符合动物的利益?等等。其实如强调人的长远利益和物的生态价值的保护等，完全可以通过民法的外接条款来附加在民事主体身上这种立法技术来解决，大可不必赋予动物和其它生物的主体地位。
其三，以所谓的立法及司法例为据，亦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关于动物的规定有3款，第1款规定“动物不是物”，第2款规定“动物受特别法调整”，第款规定“如果特别法没有规定，则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然而，第3款规定只是一个技术规定，并未明确动物的主体地位，因为特别法也未规定动物为主体。而第251条为保护动物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已赋予其主体地位。诚然，人类有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动物由人类保护的对象就变成了主体。如同人类有爱护公物的义务一样，公物是爱护的对象，并不是主体，只不过动物有生命、感觉，使得我们爱护动物有了另一层道德的意义。其实，国内已有动物保护主义的学者意识到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区别，呼吁我国加强反虐待动物法等动物福利立法，而不是主张强化动物权利的立法。
“尽管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但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离开人类这个特殊的中心，因此，必须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以人的利益为核心，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与利益分配的社会公正性，保护地球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利益之所在。”①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必须仍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根基，只不过要在其中负载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三、逻辑标准：以概念规范化与内容体系化为依归法治对法律的要求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动不居，民法制度的实质正义往往借助于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来体现，而民法制度形式的现代化以成文法的体系化为根本指针，形式化的体系又是以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前提基础的。
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逻辑标准应以民法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依归。
首先，民法概念须规范化。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灵魂。任何法律概念，除了非常技术性的之外，都负荷着价值，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以价值为内容，以概念为形式的完美体系。一旦概念的赋予和法律规定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就会导致价值体系的不正义和逻辑体系的不可实现，最终使整个法律体系均归于失败。白20世纪初中国民法继受大陆法系传统后，大陆民法学者一直未有一段从容的时间对大陆法系民法基本概念进行透彻的反思和深人的分析，因而，“我国法学、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非经概念整理、规则分析阶段不可成熟，法学批判只有在由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支持的实证法发达之后才有实际意义。”②当代中国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概念内涵的含混，如法人所有权性质之争，股权性质之争，物权行为性质之争，实质上却多是概念的语义之争。《民法通则》使用的许多概念也往往缺乏精确的法律内涵，如联营和集体所有制等概念，“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因之，民法概念规范化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民法概念的规范化体现在：1．外延的开放性。所创设的概念的外延必须呈开放性，尽量把已经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民事生活事实纳入其中，关注信息社会带来的民法问题、体现我国本土特色的民法问题(如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典权等)、两大法系融合问题(如信托财产权等)，适度超前规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使概念的外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2．内涵的精确性。民法概念必须具有确定的内涵，否则民事主体无法合理地预测和规划自身的行为。概念内涵是对可欲定义的对象的抽象和归纳，要反映其本质属性，否则，概念的外延范围会被不当地扩大或缩小。3．逻辑的位阶性。
一、 法律交易理论的历史来源
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是德国民法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是理解德国民法的一把钥匙。理解德国民法及其特色，不能不了解法律交易。德国民法学家弗卢梅认为：“19世纪德国法学的主题就是法律交易，19世纪德国法学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以法律交易为基础的”。[1] 然而究竟何谓法律交易？最初，它对于德国立法者本身也是一个难题。《德国民法典》“法律交易”一节下以总共81条对法律交易作了规定，但却没有直接予以定义。[2] 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们采取了罗马法学家雅沃伦（Iavolen）的立场，即：“民法上的所有定义都是危险的”（omnis definitio in iure civili perculosa est），[3] 有意地回避了对法律交易做出定义。而《德国民法典》以前的大多民法典编纂实际都没有采用“法律交易”这个概念，如：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 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等。《普鲁士普通邦法》只是采用了“意思表示”来替代“法律交易”，而即使意思表示也是间接定义：“所有可以获得一项权利或向他人转移的物或行为均可成为意思表示的对象”（第5条）。1863年的《下萨克森州民法典》（第88条）第一次对法律交易做出了定义：“如果某一意思的行为旨在根据法律设立、变更、消灭一项法律关系，则这个行为就是法律交易”。可以说，这个定义不仅对德国，而且也对于后来大陆法国家的法学家理解法律交易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法律发展史上看，“法律交易” 的明确概念和相应理论出现于18世纪时的德国，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德国法学概念。在此之前，虽然有可以纳入“法律交易”范畴的各种法律现象，但始终没有十分明确的概括和理论。罗马法时代，法学家们还没有概括出一般的债务合同，只是规定着个别类型的债务合同，如买卖、租赁等。罗马法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行为” （actus） 、“适法行为”（actus legitimi）及“法律事务”（negotium juris）的表达，但却并不是作为法律技术术语来使用的。即使后来罗马法中债务合同类型扩大了许多，但一般的债务合同仍然没有得到承认。不少学者认为，虽然罗马法上对有关契约和遗嘱的行为规则和效力规则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未有法律交易的概念或与其相应的明确认识。不过即使如此，罗马法上关于各种具体契约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已经为后来对于一般债务合同的抽象提供了基本思路。如果抽去罗马法上就已经存在的诸如契约行为、收养行为、无因管理等等交易形式，那么近现代的契约法理论和法律交易理论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近现代契约法及其理论与罗马法中出现的交易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例如，《学说汇纂》中已经出现的，我们称之为“适法行为”（negotium juris）的概念，实际就是“法律交易”概念的原身或源流，也就是说，所谓的“适法行为”实际和“法律交易”是一回事。[4] 如意大利学者彭梵得给“适法行为”所下的定义与德国学者对于法律交易的定义完全一样：“法律在其规定的条件和限度内承认能够产生主体所期待的法律后果的表示”。[5] 问题在于，最初介绍罗马法的学者将其译作“适法行为”，而后来的学者又没有进一步予以研究并将其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联系起来，因而导致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将其与“法律交易”割裂开来理解。[6] 在欧洲大陆法系一些国家，除了德国民法以外，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也直接承继和发展了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思想，如意大利和葡萄牙民法都采用了在罗马后期已经采用的“negozio giuridico”和“negocio juridico” 这样的专门表述。
从18世纪起，德国法学家们开始有意识地致力于寻求发现一个一般概念，这个一般概念既是高度的抽象，又可以独立存在。它可以从法律上予以解释阐明，然后再以演绎的方式用于一般概念的表现形式上面。而法律交易就是从人类行为这个大概念出发，并作为人类行为的属概念被抽象概括出来的。第一次将“法律交易”作为法律术语引入德国法学的是18世纪中期德国自然法学派人物内特尔布拉特（Nettelbladt） [7].在其《普通日尔曼实证法学新论》（Nova Introductio in Jurisprudentiam Positivam Germanorum Communem， 1772） 中，他将罗马法的拉丁文用语“法律行为”（actus juridicus）和“法律事务”（negotium juridicum）翻译成“法律上的交易” （ein rechtliches Gesch??ft）。不过，根据德国法史学家科英的看法，当时所谓的法律行为（actus juridicus），最初是指一般具有法律上意义的行为，远不像今天这样有体系或具体。[8] 不管怎样，从18世纪末起，德国法学界渐渐在有关著述中开始使用法律交易这个用语。如韦伯（A.D.Weber）在其《自然拘束理论的系统化发展》（1789）中，胡果（Hugo） 在其《学说汇纂教科书》（1805）中，均使用了法律上的交易这个用语。[9] 后来，达贝罗夫（Dabelow）在他的《当代综合民法体系》（System des gesamten heutigen Zivilrechts）中首先设立了“法律上的交易”（rechtliches Gesch??ft ）这个专题。[10] 在此题目下，他说：“在人类行为当中，存在着一种出色的类概念，人们把这种类概念称作法律上的行为或法律上的交易。人们在此概念下所理解的是合法的人类行为，它们对于交易对象具有相互的权利和拘束。”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使“法律上的交易”相对于它的表现形式而抽象化和概括化，于是产生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不过，直到海瑟（Heise）之前，虽然法律交易常常被法学家们使用，但还未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11] 只是到了海瑟的《学说汇纂讲义的普通民法体系大纲》发表后，这个术语才作为一个较明确的法律概念被学界普遍接受。从这个意义上将，海瑟对法律交易概念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海瑟的老师胡果给与高度评价说，在法学史上，恐怕还没有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建树。[12] 在此之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中又进一步将法律交易概念和理论进一步予以阐释发展，最后确立了法律交易理论在德国民法中的地位。总之，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意识其实出自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两者思路一脉相承。
二、法律交易的理论与构成要素
在学说理论上，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交易的认识虽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明确和一致的。《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说明中采用了温德沙伊德的意见，即：“本草案所指法律交易是一种私人意思表示（eine Privatwillenserkl??rung），目的在于导致一种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因其为表示人意之所愿而依照法律秩序发生”。[13] 现今德国法学界的一般看法，基本就是这个思路的展开，即法律交易是“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一项交易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14]
于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既然法律交易是一个意思表示指向的结果，那么意思表示与法律交易的关系或意思表示在法律交易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方面德国学者之间是有分歧的。许多人常常将其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19世纪德国法学界的法学大家萨维尼（Savigny）、索姆（Sohm）和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都是如此。萨维尼认为，用意在于引起一个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就是法律交易或意思表示。[15] 索姆说：“私法上的法律交易是私人依法所做出的，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明确意思表示”。[16] 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学者拉伦茨也指出，由于“旨在使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意思是通过某些行为来实现的。这种行为通常就是这一意思的表示，即‘意思表示’”。 [17]
另有些学者虽然也认为法律交易不过是意思表示的体现，但也不否认法律交易的成立还需要其它要件，德国当代的许多学者均如此，如弗卢梅、拉伦茨、梅迪库斯等。现在看来，普遍的观点认为，法律交易的核心内涵就是意思表示，但法律交易构成或成立除了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要有形式上的要件。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学者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它不是实质性的，区别只在于前一种观点更加强调意思表示在法律交易构成中的地位。我国有些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意思表示混同于法律交易而在《德国民法典》中被接受，但被后来德国学者予以否定，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18] 《德国民法典立法说明》曾指出：“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表达通常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使用前者即意思表示的表达，是因为它在这种情况下占有核心地位，同时，也可能因为一个意思表示是否仅为某项法律交易构成要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确定”。[19] 对于这个问题，宋炳庸在其《法律行为辩证论》中曾有过较为清楚的阐释。他认为：“显然，意思表示确实为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但意思表示本身并不等于法律行为。……总之，意思表示是构成法律行为的法律事实之一，并且是核心的一种法律事实；而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各种法律事实之总和，因此不能把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完全加以等同”。[20] 台湾学者王泽鉴承袭了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所作阐释简洁清楚。他认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并非相同，在概念上应严加区别。法律行为有由一个意思表示构成者，如撤销权的行使；有须多数意思表示构成者，此最为常见……。由是可知，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并非一致”。他还解释说，人们之所以常以意思表示代替法律行为，盖因其为法律行为构成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实质上，两者不可同一而语。[21]
具体说，任何法律交易，都必然包含着至少一个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交易。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曾对此有明确说明：“所以，看来法律行为的必要前提是至少有一项意思表示。这一点，无疑也是民法典的出发点”。[22] 意思表示包含两个要素，第一，表示人（或表意人）旨在取得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愿；第二，宣告该意愿的接受者，即受表示人（或受意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构成法律交易的要素除了意思表示，即想要实现特定法律后果的意愿表达行为，还有可能是一项意思实现（Willensbest??tigung）。意思实现与前述意思表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同样包含着要取得一个法律后果的意愿；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宣告法律后果意愿来使法律后果实现，而是要使行为人所欲达到的法律后果用与其相应的事实状态来实现。所以，意思实现与意思表示不同，它没有所谓意思告知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的实现行为，而不是表示行为。 [23]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些德国学者，如梅迪库斯反对将所谓意思实现作为法律交易的要件之一。
拉伦茨指出意思实现是一种实施行为，同时还认为意思实现有时也可以作为法律交易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他认为，有些法律交易不是由一个或若干个意思表示组成的，而是体现为一种简单的意思实现。“所谓简单的、法律交易上的意思实现是相对于意思表示而言。它是指行为人的一种行为（Handlung），这种行为并不是通过行为人表达法律行为意思的方式而使法律后果产生，而是以创设相应状态的方式使人们所希冀的法律后果实现。这就是说，意思表示有时纯粹是一种实施行为”，[24] 如：先占、抛弃等等。但是当这种实施行为一旦与交易人的意思相结合，就构成一个法律交易的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拉伦茨的看法显然与梅迪库斯不尽相同。拉伦茨还认为，《德国民法典》中所谓法律交易，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行为（Handlung）或一种彼此相关的行为集合，只要其目的是想获得一项私法上的法律后果。在拉伦茨的著述中，他对构成法律交易的意思表示要素分作了两个要素，一个是通常说的“意思表示”，另一个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实现”，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事实行为相提并论的说法。他认为，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向其他人或某个特定的人表明某种法律交易意思的行为；而简单的意思实现则是指某种没有表示意义的行为，但它同样也能够产生法律后果。[25] 他甚至指出：“任何法律交易至少必须包含一个意思表示或一个意思实现”。拉伦茨这种法律交易构成的两元论，实际成了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思考支点之一。 [26]
但是仅仅有意思表示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法律交易，这在德国法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任何情况下，法律交易都必须包含有一个意思表示，但是仅仅在很少数例外情况下，法律交易的要件限于一个意思表示。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交易的成立需要两个意思表示。[27] 不仅如此，除了意思表示之外，法律交易的成立通常还需要其它要件。首先，它必须还要遵循一定的形式，以使交易人的意思得以表达。这种形式提高了法律交易的权威性、安全性和确定性。它强迫当事人事前细心准备和考虑，促使其尽可能小心、谨慎和准确。此外，每一种形式都会直接间接地说明法律交易的构成，促使法律交易的公开性。使法律交易周围的人知道，并以此方式使有关第三人可能对其发生兴趣。虽然形式自由原则是法律交易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的出发点，但出于各种理由，如为了证据保全的目的，为了公证和咨询成为具有实际可行的意义，法律规定意思表示只能以一定方式进行。在此意义上，它是意思表示的表现并成为法律交易的一个要件。其次，由于某些法律交易需要特定的形式，故常常涉及到一个第三人的共同作用。如结婚的成立需要登记局，设立非亲笔遗嘱时所要求的形式要件，公证时需要发给公证书的公证机关等。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除了意思表示之外还需要实现行为作为法律交易的构成要件。
就法权与形式而言，法权用以表达和证明的形式是任何一个法律秩序的实质性风格因素，而且原则上是与一般的时代风格相一致的。从法律发展史上看，远古法律的形式强制较之于现代法明显更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常常说法权与形式的密切关联是古代法的一个实质特征。此外，形式有时又非常容易被人滥用从而导致事实上的不公正。对此，耶林曾以一句著名的话形象地予以表达：“形式是任意专断审判的仇敌，但又是自由的孪生姊妹”。
三、法律交易理论的意义与影响
由上可知，法律交易理论虽然源远流长，但是真正确立和成熟是在德国法学中。德国法学家们提炼和抽象出的“法律交易”概念，除了在法律关系构造和法律适用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外，它对社会生活有何意义，对整个民法制度有何意义？
首先，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法律交易制度体现和保障着私人自治原则。因为法律交易的核心是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的价值取向又是意思自治。所以，法律交易的真正要义在于私人自治，它使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契约自由得以实现和保障。按照德国学者的理解，所谓私人自治，是指“各个主体根据他的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28] 换句话说，是“对通过表达意思产生或消灭法律后果这种可能性的法律承认”。[29] 它为实现私人自治的法律构造提供了法定的前提条件和范围。进一步说，它实际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处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的市民阶层或法律关系主体所追求的私人自治理念。正因如此，这也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和采纳的原则。在日本民法中，法律交易只要能够完全表达当事人的意图，即可产生法律效力，于是乎有了 “法律交易自由原则”，而这一原则具体在契约法中则体现为“契约自由原则”，它直接体现了私人自治的精神。事实上，《德国民法典》就是建立在私人自治理念基础上的一部法典，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从私人自治理念出发的。私人自治的理念意味着，个别人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想法意志来参与社会生活，即设立、变更乃至解除法律关系。为此，一个相应的法律秩序应该是尽可能地给予这些个别人以最大的自由，从而使之能够最大程度积极能动地参与和把握社会生产和生活。具体说，它应该使任何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仅享有实际实现自身权利的权利行使自由，而且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设立、变更和消灭一项法律关系，只要其设置法律关系的意思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及社会公共利益。正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言：“每个人都通过法律交易的手段来构成他同其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交易是实现《德国民法典》的基本原则????‘私人自治’的工具”。[30] 英国学者梅里曼认为，德国民法上法律交易的思想根源是意思自治或个人意志，而后者是德国法学家们对私法关系最为深刻的发掘，他认为德国民法学者要在整个法律秩序中区分私法与公法，其根本动机就是想确定私法自治的范围，因为“私法上权利的创立以及私法义务的设定，仅需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他们力图找出私法关系的最终渊源，最后他们在个人意志中获得了答案”。[31] 总而言之，《德国民法典》通过法律交易这个抽象的制度设置，给予所有个人在特定法律秩序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法律关系以自由空间。[32]
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原则上不应通过国家调控，而应通过竞争予以调整，而竞争本质则是参与社会经济的自由个体自由决定的总和与表达。例如，所有人不仅能对其所有之物占有和利用，而且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与他人设立、变更和取消一定的法律关系。产品出卖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判断，自主合理地确定产品价格、出卖对象并商定交付地点与方式。事实上，契约自由原则完全是以法律交易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法律交易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契约自由也就没有了制度上的依据和保障。正因如此，德国民法上规定法律交易制度乃是私人自治的必然之举。
其次，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法律交易对于德国民法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灵魂概念。如果没有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整个德国民法理论体系就要解体。如前所述，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交易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事实，除了不法行为领域外，绝大部分民事法律关系都具体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法律交易。换言之，法律交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元素，是法学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最精粹抽象，是大部分民事法律关系的“最小公因数”。无论是债权关系、物法关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还是人的能力，都离不开法律交易这个基本法律事实。对于立法者来说，通过对法律交易这个最一般法律事实及其相应法律关系的规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法律秩序下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规范体系和制度；对于交易参与人来说，通过对法律交易的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完全可以达到正确、有效、有序地参与民事活动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实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规范化、秩序化和法制化。总之，法律关系是全部处于法律秩序下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而法律交易则是构造这些法律关系的基本手段或途径。其实，法律秩序的实际生命现象主要是法律交易，没有法律交易就没有了私法法律秩序的基本内涵。
再次，就其制度或秩序意义而言，法律交易理论还意味着行为责任自负原则。实际上，这也是私人自治基本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换句话说，一项法律交易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予以保护的交易，就体现在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交易人自己，都有约束力。因为法律既然赋予每个人或每个经济组织以完全自主地决定参与经济活动和交往的权利，那么，交易人就必须对自己的交易意思、交易承诺、交易方式及交易后果负责，而相对交易人也有理由对交易行为给予信任。在所有民事交易活动中，这种信任都不可缺少，它是一切民事活动的起点，是诚实信任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本着这种思路，民事法律在赋予民事法律主体以自治权能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信任责任，所谓信任责任意味着，法律交易与其它交易形式不同，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交易形式，交易人或行为人必须受其所作的意思表示约束。每一个交易人都必须对其意思表示所影响、触及的法律范围负责。“私法自治的精神在于‘个人自主’，个人既能自主决定，就其行为应‘自我负责’，相对人的信赖和交易安全亦须兼筹并顾。民法总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要件、行为能力、法律行为之标的、意思表示不一致、意思表示不自由等，所以不惮其烦，详设规定，即在调和个人自主及自我负责此两项原则”。 [33]
公司登记异议关联问题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一、公司登记的概念及类型
（一）公司登记的概念
公司登记，不是单一的某一项登记类型，而是公司法上各项登记类型的总称。公司登记是商事登记的一种，商事登记，又称商业登记，是指为了使商事主体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发生效力或相关法律关系发生对抗力，依照商事法律规范向登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由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并注册，进而使上述效力可得实现的法律事实。公司登记则是公司登记机关，依照申请人的申请，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对公司特定的法定事项进行审核，记录于册，从而使其对外发生公信力或对抗力的法律行为。从登记机关而言，公司登记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从公司作为民事活动主体的角度而言，公司登记属于民事行为范畴。因此，公司登记具有行民关联之属性。
（二）公司登记的类型
1、从性质来分，公司登记可以分为涉及公司主体资格的登记和涉及公司特定事项的登记。主体资格的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的性质相同，均是涉及公司民事主体身份的产生与消灭。涉及公司特定事项的登记，其登记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公司和股东的权属登记、法律行为的登记等。对主体登记的审查强度比对事项登记审查的强度要大。
2、从内容来分，公司登记可以分为公司章程登记、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登记、住所登记、经营范围登记等。在司法实践中，较多出现争议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登记类型有三种，一是公司设立登记，二是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三是公司注销登记。
3、从公司类型来分，公司登记可以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登记、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对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审查，需要考虑“人合性”的特点，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登记的审查，则需要考虑“资合性”的特点。
二、公司登记异议的原因及类型
（一）公司登记异议的原因
公司登记存在瑕疵是公司登记异议产生的原因。毫无疑问，公司登记的主体涉及申请人、登记机关，公司登记的内容多种多样，涉及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民事问题、行政问题。因此必然会产生错误，即公司登记瑕疵。公司登记瑕疵的本质，是公司登记记载事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律的规定。
（二）公司登记异议的种类
狭义的公司登记异议，是对公司登记作为一种本体而提出的异议，其对象是既存的公司登记。一项针对公司登记提出的异议，必然有其理由，理由涉及到请求权基础问题，还涉及到引起异议的动机。以申请人异议的主观动机是否直接与公司登记相关为标准，可以将狭义的公司登记异议再分为客观异议和主观异议。客观异议的异议人所提出的异议，其动机是客观真实的，即认为登记违法，需要改正，其动机直接因公司登记瑕疵而产生。而主观异议的异议人提出公司登记异议，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其动机是希望借助公司登记异议的实现来达到其他的民事目的。其动机不是因公司登记瑕疵而产生，而是其他民事权利或利益。司法审查中，对主观动机的异议通常持否定态度。
广义的公司登记异议是涉及公司登记的、与公司登记有关的异议，是对狭义公司登记异议的概念在形态上的扩大化，主要包括以下两类。（1）已经实现或成立的公司登记异议，即撤销公司登记行为。撤销公司登记行为是对公司登记的撤销行为，是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主要是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提出对既存公司登记存在违法的异议，经登记机关审查发现异议成立，即予以撤销。（2）因未进行公司登记或不进行公司登记而产生的异议。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申请人请求行政机关进行公司登记，但行政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而拒绝进行登记，申请人因而对拒绝行为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也是属于和公司登记相关的异议，这种异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提出，诉讼类型属于要求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三、公司登记异议中的行民关联性质
公司登记异议大多存在行政与民事的关联问题，其原因在于公司登记的信息往往具有民事意义。公司登记异议中的行民关联现象，首先是程序上的关联。在实体上，更是普遍存在着民行关联现象。
（一）公司登记行政诉讼中的关联现象
在公司登记行政诉讼中，原告所提出的最普遍的异议是认为登记存在认定事实问题。而事实问题包括了行政事实和民事事实问题，如申请材料签名盖章的真假可以认为是行政事实问题，因为涉及到申请登记事实这一行政法律构成要件的认定。但股东会决议的签名盖章、股份转让协议的签名盖章的真假则既是行政事实问题，也是民事事实问题，因为这些民事材料上的签名盖章的真假，直接影响到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和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当然是民事事实问题，同时这些民事文件也是登记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所依赖的证据，当然也就是行政事实问题。因此，在事实问题上，必然发生关联，行政诉讼对此关联问题可以附带审查。
此外，在行政诉讼中，也不排除原告可能以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争议为基础，提出对行政登记行为的异议，如原告认为有关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存在瑕疵，故而导致行政登记申请能否成立的问题。这一异议涉及到民事主体资格的认定，属于民事法律问题，也涉及到行政申请人资格的认定，属于行政法律问题，在行政诉讼中存在一并解决的可能。
（二）公司登记民事诉讼中的关联现象
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会提出的行政登记的异议包括了狭义的行政登记异议、和未登记或不登记行为的异议，以及对登记的撤销行为的异议。狭义的公司登记的异议，例如对存在虚假出资现象的公司设立登记行为提出异议；未登记或不登记的异议，例如股权变更登记协议签订之后，出让人不履行公司登记义务，则受让人就出让人不申请登记的行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提出有关申请；对登记的撤销行为提出的异议，其实是一种对公司登记异议所提出的异议。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公司登记提出的异议通常属于附属问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民事诉讼主张，其基础往往是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可以对一些无法回避的民事问题进行适当审查，但不宜对公司登记行为的行政合法性进行宣告。
内容提要: 在与国家法的关系中，法律行为只是一种法律事实，还是一种独立规范，学说上对此素有争议。由于萨维尼既强调意志的规范效力，又认为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事实，所以他的观点是矛盾的。在此后的学说史中，法律行为的主观论均坚持意志具有规范效力；而客观论认为行为的效力应系于实在法，意思只具有实践效力，不能从意思自由直接推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由此，客观论的各种学说从不同进路构建了意志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但均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论据。实际上，各学说之间的争论均源自他们关于法律行为内涵的理解上的分歧。因此，应区分“实践领域经私人自治而形成的主观法律行为”与“规范领域经他律而形成的客观法律行为”；客观法律行为是通过解释主观法律行为的“规范意义”而被认知的；客观法律行为才具有规范性，是一种个别规范。
引言
作为学说汇纂法学理论建构的产物，法律行为自产生后就一直面对众多疑难的理论问题。如果忽略那些次要的、边缘性的问题，依斯科尼亚米利奥（r. scognamiglio）所言，法律行为在学说史中面对的主要问题可以被分为两组：①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构成第一组问题；②法律行为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构成第二组问题。[1]其中，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着整个欧洲法律史，但实际上如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几乎毫无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当事人没有通过合同约束自己的意思，则合同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意思未被表达出来并为对方所知悉，合同也不存在。[2]此外，意思主义或表示主义专注于法律行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行为人想说什么或表达了什么）的问题，这种争论还使得学说经常忽略了第二组问题。[3]对于后一组问题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内心意思或外在表示究竟是什么，而是涉及法律行为在“其自身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该问题具体表现为，法律行为在国家法那里，只是与其他事件、非表意行为一样同属于法律事实，还是一种独立的规范？
该问题与第一组问题不同，迄今仍极具争议。虽然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学说认为法律行为仅是法律事实的一种类型，但也不乏一些著名学者（如凯尔森、圣罗马诺[santi romano]）坚持认为法律行为并非事实，而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渊源的一种。此外，不同世代的民法典的表述，不尽一致，这也增添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随后的《德国民法典》放弃了此种规定，上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372条的规定似乎又表明合同具有一种法源地位。在我国学界，虽然多数著述均在论述法律事实时说明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类型，但也有少数学者从私法自治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法律行为应具有规范性，[4]甚至还有认为法律行为兼具事实性与规范性。[5]下文的研究将表明，第二组问题构成了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与客观理论的众多学说之所以得以区分的标准之一。鉴于此，本文不妨先从既有学说出发，寻找其间的争议焦点，并以此为基础论证法律行为的规范性。
一、问题的缘起：萨维尼的理论困境
众所周知，是萨维尼首次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整套完善的法律行为理论。那么，萨维尼是否对法律行为究竟是法律事实还是法律规范有明确的说明？伊尔蒂（n. irti）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后世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在萨维尼的著述中就已现端倪了。[6]
首先，在萨维尼看来，近代的那些自然法典编纂所依据的法学理论都片面强调普适性，而忽视了“法学”所应具有的历史性，即“历史法学并非将法理解成历史，法学毋宁才是‘历史性的’。”[7]不过，康德在其之前就已从形而上学方面彻底摧毁了古典自然法和理性法的理论基石。他从一个先验的戒律出发并认为，理性并非启蒙思想家所“教导”的，每一个人都可认识理性并能符合理性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由的合法性和内容均存在于个体本身。[8]在这种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基础上，康德完成了其道德哲学的体系化。这种理论对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根基就在于这种伦理上的人的概念，即“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9]因此，只有凝结在行为中的个人意志才可以为行为人设定义务或形成法律关系；与之相应，外在的限制与义务惟有经过个人意志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均属不法。
我们知道，萨维尼正是在认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奠定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基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论沿袭有时并未关照到某些制度的历史性。例如，对有关法人、主观权利、意思表示的自律性等，均是以康德的伦理自律观点为基础，但这些制度不同程度地都体现了超越历史的自主性。[10]就法律行为理论而言，萨维尼从康德的伦理人概念出发，认为人具有一种自然能力，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为就可以直接设定法律关系。[11]“自然的能力……通过意志行为导致法律层面的变动。” [12]这种能力并不是外在赋予的资格或条件，而是人依其本性所特有的能力，是每个人与生惧有的。即使没有法律的涉入，每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为创设法律上的效果。所以，对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而言，“意志本身应当被看作是唯一重要和有效的要素”。[13]
根据萨维尼的论述，当事人的意思可以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由此，我们似乎马上就能得出结论：当事人具有自我立法的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或者说，这种意志行为具有一种规范属性，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这种推论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或《意大利民法典》第1372条的规定，虽然在理论出发点方面各不不同，但都可据此认为：它们承认法律行为或合同具有一种法源性质，是一种独立的规范。事实上，萨维尼之后的不少学者也正是这样认为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说明书几乎照搬了—通过普赫塔、温德沙伊德等传述的—萨维尼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并且该定义“一再作为立法者的观点即合同为法律渊源之证明而加以运用”。[14]
期次，然而，萨维尼并未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顺理成章地就推论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反倒是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中，萨维尼就已明确说明法律行为不具有规范性，即这种“意志的能力”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是客观法的渊源。[15]在萨维尼看来，法律行为只是个别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只是一种法律事实。
萨氏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以法律关系（而非权利）为核心概念，法律行为的目的，与其他事实一样，仅在于产生或消灭某种具体的法律关系。不过在本文看来，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则源于萨维尼理论中已表现出的法学实证主义倾向。例如，就权利理论而言，虽然萨维尼是权利意志论的倡导者，但他仍不忘强调权利惟有在国家的实在法那里才是一种现实的定在（实现）。[16]同样，对于法律行为来说也是如此。法律行为被归为与其他法律事实一样，都只是促成某一法律关系产生、消灭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萨维尼甚至还要包括所有的学说汇纂学派的作者来说，所有的意志行为都只是“法律上的事实”，而作为唯一“法律渊源”的客观法将法律效力系于该法律事实。[17]对于萨维尼的这种结论，不应感到奇怪。因为萨维尼的这种法学实证主义倾向，其实与康德学说也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它正是萨氏认同康德学说的一个后果。对此，维亚克尔评论道，“从康德（本身绝不是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中已衍生出学术性形式主义（亦即法学实证主义）的主要血脉，后者并进而将嗣后的现代运用改造成一种实证法的自主学门。” [18]
因此，对萨维尼来说，其一方面认同康德的学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法学实证主义倾向。这种复合的理论进路在法律行为理论中的表现就是，“一方面，自然能力，原始的意志，可以直接产生或消灭主观权利或债务；另一方面，法律事实，虽然它可以产生法律关系，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客观法。” [19]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萨维尼的理论是矛盾的。伊尔蒂也认为，“这涉及逻辑矛盾，对此不可能在统一的体系中全部都采纳：只能二选一。” [20]从随后的法律行为的学说史中，不难发现伊尔蒂这种论断的妥当：即萨维尼之后的学说大多选取其中一个方向发展法律行为的理论。所以，如今仍存在的关于法律行为属性的争执，萨维尼应算得上是始作俑者。
二、私人意志之规范效力抑或实践效力？
（一）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与意思的规范效力之批评
萨维尼对法律行为性质的“二律背反”，举棋不定，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早期学说汇纂派的作者那里，二战后，随着自由主义和自然法的复兴，也有继承这种理论的学者。[21]学说中一般将这类理论称为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可以说，不论是早期的主观论（强调“意思”）还是后期的主观论（强调“表示”），其特征都在于突出当事人的意思在法律层面的重要意义。
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以伦理上的人的概念为基础，人依其本性应符合理性地行为，即意志自由应符合伦理人所应有的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此种人格人的本质就是对一切拘束的否定，[22]这样至少就从理论上使个人摆脱了各种封建义务的束缚。由此，“旧的义务看起来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被新的义务所替代。意志自由、私人自治不仅否定了旧的制度的关系，而且创造了新的民法法律关系和义务并使之合法化。” [23]但问题是，为什么基于自身意志的法律行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主观意志论中，实在法的作用是什么？这种理论上的困境不仅仅只是在萨维尼和康德的理论中存在，毋宁是在欧洲法学史中它构成了启蒙哲学和理性法以来所面临的一个独一无二的问题。[24]
法律行为主观论的这种基本立场，经常被人们当作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论据。但事实上，通过这种意志论来论证法律行为或合同是一种法律渊源的观点，最后均必须借用一种无法与实在法调和的超实证的论证方式。[25]例如，从康德的道德戒律出发，人应通过自己的自然能力认识理性并符合理性的行为，并以此达到伦理上的善。然而，对于旨在完成其社会、经济使命的私法而言，它旨在实现规范层面的裁判正义，而无须对个人如何行为的命令；私法不会也不可能干预那些准备自发履行或已自发履行的交易行为。同时，偏执的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也从根本上割裂了它自身与实在法之间的辩证关系。[26]例如，就像后来的《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那样，对实在法来说，并不是萨维尼所谓的人的“自然能力”，而是人的“行为能力”，有能力形成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实在法考虑的是从整体法秩序的价值出发来评价这种自然能力，并将之规范化成“行为能力”这一制度。因此，对于实在法而言，意志并不是效力的法律原因，或者，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我们仅诉诸于人的自然能力，并将之作为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原因的话，这就将意志的自然法观点与私人自治的法律特征相混淆了。[27]
温德沙伊德早就意识到了法律行为主观理论的这种缺陷。申言之，虽然温德沙伊德是坚定的法律行为主观论者，但他已经看到了理性基石的破裂：那种认为主观意志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观念是没有任何出路的。[28]基于这种考虑，尽管温德沙伊德仍强调当事人意思的重要性，但他通过“推定理论”还强调行为意志的社会作用（或社会限制），认为法律行为同时包括那些未被意思表示所明确规定的内容。对此，费里（g. b. ferri）指出，温德沙伊德的这种理论离贝蒂（e. betti）的功能的、客观的法律行为理论并不远。[29]
（二）法律行为的客观理论与意思的实践效力之确认
法律行为的客观论几乎都是在否定主观论之“意思可以直接产生法律后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不论是早期的客观论还是后期的客观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效力问题上，也就是要将效力从意思里面解放出来，效力仅系于实在法。[30]所以，意志并不能直接创制规范，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关系。这就像拉德布鲁赫所说的，“意志从来不能创造义务，无论是他人的义务，还是自己的义务。它最多可以希望产生一种态势，这种态势由凌驾于意志之上的通行规范与义务联系起来。”[31]不过须注意的是，就像弗卢梅早就强调过的，承认效力的基础在于实在法，并不会削弱“自我决定的实现”。[32]
虽然客观论均否认意思可以直接产生依赖于实在法的法律效力，但大多认为意思可以产生特定的实践效力。[33]这种实践效力的基础在于，其他社会准则，尤其是道德规范所赋予的强制。对此，拉伦茨指出，“同承担责任一样，承担义务、通过相应的表示使自己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受到‘约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所在。合同必须得到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并不是具体法律制度才提出的一种要求，而是渊源于道德，因为约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道德行为是具有约束力的。” [34]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观论采用康德的伦理人概念发展的法律行为制度，最多只能说明意思在实践效力层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行为的伦理基础，而非法律效力的基础，是伦理上的人格人；但伦理人表明的是一种自律的观念，它并不能解释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他律—的问题。
三、私人意志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重构
既然当事人的意思只具有实践效力，那么，从意思自由的角度直接推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就只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由于这个原因，如今有关法律行为的学说多认为，当事人的意思毋宁是与国家法一同构成了法律行为效力的来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像主观论那样从一种脱离国家法的进路来认识法律行为的性质，而应该“在法律行为与国家法的关系之中”来分析法律行为的性质。
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于法律行为的客观论来说，私人意志与实在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然而，客观论似乎将问题弄得异常棘手：客观论将意思与效力分离开来，这激发了不同时期的法学家的理论想象空间，并由此发展出了一些彼此之间具有异质性的理论。[35]但即便这样，如果以私人意志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为标准，还是可以将法律行为客观理论的众多学说分为三大类，即“法律事实论”、“凯尔森的授权论”、“通说之嗣后承认论”。依此，下文将围绕着法律行为是否具有规范性这一问题，展开对各客观论学说的检讨。
（一）法律行为的自治属性：法律事实论之批评
早期的客观论者认为法律行为仅是一种法律事实，他们将意思与表示联系在一起而非与效力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框架内，法律行为表现为一种事实、价值评价的客体以及一种非有效的价值。[36]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否认主观论者认为私人意志可以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观点的基础上，早期客观论学说从萨维尼的二律背反中的另一个方向寻找突破口。
应该说，这种法律事实论混淆了私法对法律行为的调整方式。一般认为，私法的调整方法包括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和意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两种。[37]其中，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从一个完整的法条出发，并将之分为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部分，如果构成要件在具体的生活关系中获得实现，那么，就应对该生活关系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不可否认，私法中众多形形的制度就是在这种调整方式的思路下建构的。例如，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拾得遗失物、先占；债法中的所有非合同之债的规定。对于这些制度，私法考量的是构成要件所对应的法律事实是否满足，此后再决定是否对之赋予法律规定的效果。
然而，意定主义的调整方式，则与之不同。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意志行为，私法规范并没有、也不可能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例如，对于根据无名合同产生的履行请求权来说，实在法根本就未规定该合同的效果。甚至对典型合同来说也是如此，如我国合同法分则多规定各典型合同的定义（有助于将实践中的合同纳入当属合同类型）以及各种任意性规范。此外，下文的分析还将表明，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的价款请求权的规范基础并不是合同法分则关于买卖合同定义那一条款，而恰恰是作为个别规范的合同。因此，私法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种意定主义的调整方式，该方式强调私人自治以及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
就像上文提到的，客观论仅承认意思具有实践效力。但在法律事实论这里，意思的实践效力完全限定在被评价的范围内了。我们知道，在根据国家法的规范意志所建构的法律事实的传统理论体系中，法律行为实际上既与“事实”不同，也与狭义的法律上的行为不同。[38]所以，将法律行为当作一种纯粹的法律事实的观点，将导致很多逻辑上的混乱；在这种论调之下，私人自治也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39]因此，“这种理论建构—显然在法律事实的理论中是有效的—毫无疑问已经制约了关于法律行为理论的反思”。[40]
（二）实在法对意思的嗣后介入：凯尔森的私法授权说之批评
从“对意思的规范效力的否定”以及“对法律事实论的批评”中，一方面表明那种沿着萨维尼的理论困境中的任何一个方向（意思的规范效力或法律事实论）并将之发挥到极致的观点，都不可取。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在讨论法律行为的规范性问题时，既要承认当事人意思中所体现的私人自治规则—这是宪法规范赋予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之私法形式，也要承认实在法整体法秩序所确立的价值体系；之后再合理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其他的客观论学说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来发展各自理论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法学研究，旨在建立如潘德克顿法学在私法学领域所取得的那种体系性理论成果。这其间最著名者包括格尔伯（karl friedrich gerber）、拉班德（paul la-band）、耶律内克（georg jellinek）等。毫无疑问，凯尔森也是这种研究路向上的集大成者之一。[41]凯尔森根据其不同层级的规范创制理论认为，下位法律规范均是根据上位法律规范的授权而创制。同时，下位法的创制（对上位规范授权的具体化实现），也是上位法的适用过程。所以，下位法律规范的创制与上位法律规范的适用同时进行。[42]根据这种法律创制理论，在私法授权之下，私人根据上位法的意志可以进行个别规范的创制。由此，凯尔森还认为应严格区分私人行为与私人行为所创制的规范，[43]或者说要区分个人的立法行为与立法行为的成果—个别规范。因此，在这种规范体系下，私人也加入到了立法者的行列，个人代表国家，以此实现国家的规范创制命令。
凯尔森的这种（从国家角度而言的）“授权理论”或（从个人角度而言的）“代表理论”，影响非常深远。例如，在意大利，凯尔森的理论风行一时，其著述几乎都有意大利语译本。[44]所以，凯尔森关于私人可以创制个别规范的论点，自然也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如帕萨雷利（g.santoro- passarelli）认为，意志并不是独立或高高在上的，意志之所以适合产生法律效力，是由于另一个在实在法中的意志授权如此。[45]再如圣罗马诺认为，私人自治不是先于国家而存在，而是来源于国家的意志，在此基础上，法律行为可以创制一种法律规范。[46]
然而，凯尔森的理论应是受到了一种实质悲观主义的哲学方法的影响，在立法授权与国家意志的强制授予的观念中，它要求私人依国家意志善良行事，否则，应通过强制执行来贯彻这种国家意志的具体化；[47]并且，该理论也不恰当地排除了个人在实践层面的自发履行所具有的意义。另外一方面，根据凯尔森的规范创制理论，将彻底抹杀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区别：[48]在公法领域，应授权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实现法律的具体化；在私法领域，则授权私人通过私法行为实现法律的具体化。由此，私人与行政机关的职责都是实现法律的具体化，私人行为与行政行为一样，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延伸形式。
很明显，凯尔森所说的私人自治，是一种以公法理论为标准的自治，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公法自治”。依据这种理论来说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扭曲了一个重要问题：个人并非是获得国家法的授权之后，才可以从事经济交易行为或其他私法行为。私法之所以不同于公法应在于—恰如法谚所云—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如果个人在民事交往中必须先获得法律授权才能缔结契约、立遗嘱，显然不切实际。朱庆育对此有精辟阐述，“没有证据表明，私人生活领域的社会交往是在法律规范之下进行的。人们订立契约，并不是因为法律要求如此，而仅仅是因为，契约当事人有此实际需要。当事人不动辄违约，不无端侵害他人，亦不太可能是惧于法律的制裁，而更可能是基于自身的‘是非感’、利益权衡或社会道德取向等考虑。”[49]
综上，实践中情形毋宁是，当事人通过意志行为—尽管不能像主观论者说的那样直接产生法律效力—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安排。当这种利益安排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情况下，实在法应从法律层面赋予当事人一种规范性救济手段。所以，私法对私人自治领域的介入通常是一种嗣后的介入，而非事前的权力授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那些认为当事人在经济交往中的自治来源于法律授权的观点，与凯尔森的观点一样，均带有公法性的痕迹；从这种公法自治推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观点，同样也不可取。
（三）实在法对意志行为的“承认”：通说的主观论倾向
在这种学说背景下，经过贝蒂、费拉拉（ferrara）、斯科尼亚米利奥、拉伦茨和弗卢梅等学者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目前的通说。[50]对他们来说，实在法是通过“承认”的方式嗣后介入私人的意志行为，并使其发生当事人所希望的法律效力。例如，拉伦茨、弗卢梅均认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应具备两重原因：其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自我约束的意志行为，其二为法律制度对该意志行为的承认。[51]
然而，通说似乎对法律行为是否具有规范性的问题，闪烁其词。本文认为，这应归咎于如何理解“承认”的性质问题。例如，贝蒂认为，实在法的“承认”并不介人法律行为的内容，只是赋予私人的意志行为以法律效力；“承认之前”或“承认之后”，私人的意志行为（法律行为）的性质从未发生变化。[52]故而，斯科尼亚米利奥认为“承认”仅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承认”；由此，法律行为具有一种动态的性质，[53]即我们应从“承认前后”这一动态过程来看待法律行为的性质。通过“技术性的承认”，一方面私人的意志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赋予私人自治及其表现形式（法律行为）原初的重要价值，即相对于实在法的本源性和自治性。[54]因此，这种“承认”理论，巧妙地通过赋予“承认”一种非实质的价值，将“经实在法承认的法律行为”等同于“承认之前的意志行为”。
然而，“承认”理论归根到底有一种回溯主观论的倾向。[55]申言之，通说的作者们均从功能的角度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实现私人自治的行为”：虽然这不同于主观论从定义的角度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但关于法律行为表达方式上的不同，其实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伊尔蒂就此认为，通说与主观论表现了本质上的相同性，即二者均强调法律行为是一种不属于国家法的原则或力量，并强调这种力量的本源性特征。[56]由于这种原因，如果在通说的理论基础上认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那么仍须追溯到意志的规范效力上面。关于此点，前文已经批评过了。有鉴于此，采信“承认”学说的学者也多不认为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如贝蒂就认为法律行为不是客观法的渊源。[57]
四、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
（一）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规范性
虽然各家学说均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论据，但就如克尼佩尔所言，后期的法律行为客观论的众多学说，从不同角度加深了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58]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凯尔森与通说作者们的观点就会发现：两种观点关于法律行为是否具有规范性的分歧，实际上源自他们关于法律行为的内涵理解上的分歧。首先，在凯尔森的学说那里，法律行为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是因为个人依照上位法的立法授权而行为。或者说，融入了国家法意志的法律行为，表现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与其他立法行为一样，它当然具有规范性。其次，在通说那里，法律行为之所以不具有规范性，恰恰是因为他们要坚持法律行为是不同于国家法而存在的一种自治行为，个人惟有通过这种与国家法对立的“主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才能捍卫私人自治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凯尔森是在“国家法”的一元论背景下来理解法律行为：只存在纳人法规范体系的“客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而通说则是在“法一私人自治”对立的二元论背景下来理解法律行为：只存在“主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凯尔森从上位法授权的角度得出的“客观法律行为”，从根本上是一种反私人自治的观点，所以并不可取，已如上述。那么通说的观点，是否妥当？通说的作者们为了凸显私人自治相对于国家法的重要性，坚持认为“承认”前后的意志行为均是同一“主观法律行为”，也就是，在“技术性承认”的基础上，“主观法律行为”在“承认之前”（事实层面）或“承认之后”（规范层面）性质并未改变。这种观点的原因应溯源于如下看法：即国家法仅赋予法律行为特定的法律效力，而一般不介人根据当事人意思形成的法律行为内容。因而，通说之所以认为法律行为的性质在“承认”前后不改变，其原因就是要借此强调当事人意思在法律行为的内容形成方面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并由此凸显私人自治的重要性。
然而，在本文看来，这种观点只是一种脱离实在法以及法律实践的理论幻想。首先，很多实在法的规定都表明：法律行为的内容经常都是实在法规范介入的结果，[59]例如，在法律行为存在漏洞时应由任意规范补充的情况。其次，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私人在交易实践中往往希望避免实在法的介入，希望脱离于实在法的管束，[60]或者以一种非规范性的方式安排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并希望脱离法院裁判而自发履行。所以，当实在法介人这种私人意志行为时，会遵循规范的逻辑以及实在法确定的价值，而经常对之作出与当事人意思不同的理解。由于这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也不乏如下类型的合同案例：即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并无争议，但能否作出正确的判决仍取决于对合同条款的合理解释。[61]
由此看来，通说所谓的“承认”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承认”，而是一种附加了规范性因素的“实质性的承认”。在这种“实质性承认”过程中，伴随着一种依据实在法的概念术语、价值评价体系对个人的“主观法律行为”所进行的规范性认知。即“实质性承认”意味着，应当解释“主观法律行为”在规范世界中的“规范意义”。所以，法律行为的解释，不只是停留在确定当事人的真意上，还应在此基础上探求该“当事人真意”在规范世界中的“规范意义”。按拉伦茨的话来说就是，“根据已经确认的事实，从法律观察角度，来确定意思表示具有何种意义”。或者说，“确定表示的某种意义在已确认的情形中是否可视为其法律上的关键意义”。[62]
因此，在“实质性承认”的基础上，私人的意志行为在“承认”前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①“承认”之前，私人的意志行为表现为一种“主观法律行为”，是一种可以脱离于实在法而存在的现实；②“承认”之后，“主观法律行为”依据实在法规定被转换成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即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行为”。所以，对本文而言，既存在所谓“主观法律行为”，也存在“客观法律行为”，但它们均不同于凯尔森或通说理论中主观或客观法律行为；二者（主观与客观法律行为）区分的时点便在于“承认”或“规范意义的解释”。因此，惟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客观法律行为，经由解释而成为一个规范上的范畴，并隶属于实在法的价值体系；客观法律行为的内容—“规范意义”—表现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相对于作为一般规范的私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为仅是一种调整当事人之间相对关系的规范，是一种个别规范。
最后还有必要提及的问题是：关于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特征的问题，曾引起众多异议。朱庆育通过考察19世纪以来诸多德国法学家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确证法律行为应包含“合法性”要素。[63]首先，法律行为应具有合法性，这对于本文所强调的具有规范性的客观法律行为而言，肯定是适合的。其次，通过此前对法律行为学说史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理解其中的缘由。也就是说，不论是主观论、早期的客观论或是后期的客观论，它们的核心问题均在于如何构建意志行为与实在法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借此赋予意志行为以法律层面的“合法性”。①主观论认为意志行为的合法性就存在于这种意志发出者（人格人）本身；②早期的客观论将法律行为当作一种被实在法所评价的事实，由此，法律行为被转化为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获得规范上的重要意义，也就当然具有合法性；③后期的客观论则希望既尊重私人自治，也希望维护实在法价值体系的统一，从不同角度构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使法律行为获得来自实在法赋予的合法性。因此在本文看来，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乃理所当然。
（二）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方法论意义
既然客观法律行为是一种个别规范，那么在有关法律行为的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充当裁判直接前提或依据的就应是“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并且，在本文看来，惟有在区分主观法律行为与客观法律行为的基础上，承认客观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才能理解黄茂荣、拉伦茨等人的如下论断。首先，黄茂荣在谈到合同的规范性时认为，出卖人之所以能向买受人请求支付价金，并非基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67条的规定“买受人对于出卖人有交付约定价金……之义务”，而是基于“作为个别规范的合同”。[64]拉伦茨也认为情况应是如此，“义务的发生不是始于：法律针对此等构成要件赋予此等法效果，毋宁来自‘有效的债权契约’本身，前提是：该当法秩序原则上认可这一类契约，质言之，在‘私法自治’的前提及界限内，买受人负给付约定的买卖价金之义务，因为他在一个‘买卖契约’的法律行动中，使自己承担此项义务。”[65]另一方面，既然法律行为是一种个别规范，那么法官就应据此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也可以合理解释如下情况：在那些制定完备的合同，如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文书中，法院很多时候只是援引了有关程序方面的诉讼法条文，而较少援引民事实体法中的条文。[66]
由于法律行为是法官裁判的前提（或之一），那么在有关法律行为的案件中，惟有获得“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才能保证法官裁判义务的实现。[67]而这种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即客观法律行为，必须通过法官的“实质性承认”或“旨在探求规范意义的解释”方可获得。因此，法律行为并不仅仅只是在有疑义时才需要解释，而是在每一个将以法律行为作为裁判前提的案件中都必须加以解释。这同时也表明，如果法官对合同消极不解释或未作完备之解释，那就应属于裁判义务之违反。
作为个别规范的法律行为，相对于实在法这种一般规范而言，是一种特别规范。这就引申出该个别规范与其他一般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法律行为在法规范体系中的位阶问题。[68]①例如，就个别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从实在法整体法律秩序来看，法律行为中的利益考量未臻完备，则存在（作为一般规范的）任意性规范介入的空间。在这种情况应遵循特别法优先适用，如特别法无规定，则应适用一般法的原则。所以，对于个别规范未规定全备的情况，任意规范应与个别规范共同作为裁判的前提。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法律行为与任意规范之间的关系仅是两种不同规范意志之间的关系；同时，这样理解也省去了将法律（即任意规范）的意志强行拟制或推定成当事人的意思所带来的困惑了；②强制性规范，由于它为私人自治提供的是规范层面的法律规则，所以一般构成“承认”或解释意志行为的规范意义时的准则性规范。因此，在承认法律行为的规范性的基础上，探讨其与一般规范之间的关系，这应当还可以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规范的规范功能及其区分的意义。
五、结语
就法律行为制度而言，各家学说的争论，从来都是围绕着个人自由与法律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展开。但正如拉德布鲁赫所概括的那样：“事实上他律绝不会被放弃，自律也绝不可能被证明。”[69]所以，学说史中那种偏执地从彻底的自律（法律行为的主观理论）或他律（凯尔森的理论）的角度来论证法律行为具有规范性的两种理论，均不能令人信服。在这种基础上，本文认为应严格区分“实践领域经私人自治而形成的主观法律行为”与“法律领域经他律而形成的客观法律行为”，并认为客观法律行为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是通过解释实践中的主观法律行为的“规范意义”而被认知的；而这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个别规范。
针对私人意志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法律行为的主观论和客观论在不同的法哲学立场下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说。但大体而言，主观论者所信奉的均是古典自由主义，希望通过个人与国家的二分，坚守个人意志在私人自治中的作用，并以此强调法律行为的伦理基础。而法律行为的客观论虽然包括各种不同的异质理论，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发源地，即它们都是在功利主义及利益法学取代概念法学的过程中产生的。[70]不可否认，法律行为客观论的这种发展历程，与权利的客观理论的转变，[71]如出一辙。实际上，不论是在主观权利那里，还是在法律行为理论那里，甚至还要包括（意思自决的静态表现的）所有权理论那里，意志论或私人自治被各种客观化理论从规范层面驱逐到了实践层面。而与此同时，将意志论或私人自治限定于事实领域或者只是将之当作实在法制度的伦理基础，也就产生了如何通过对主观权利、法律行为、所有权制度的反思来阐明私人意志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问题。
注释:
[1]cfr. r. scognamiglio,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ristampa seconda edizione,napoli, 2008，pp.31-32.
[2]参见（德）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册），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162。
[3]cfr. n. irti，il negozio giuridico come categoria storiografica，in quaderni fiorentrm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vol. 19，milano, 1990，pp.561-562.
[4]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227-228；朱庆育：《意思表示解释理论—精神科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87-188；薛军：“法律行为合法性迷局之破解”，《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5]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27-231。
[6]cfr. n. irti, il negozio giuridico nel pensiero di alessandro passerin d'entreves，in rivista didiritto civile，2009 （4），p.49.
[7]（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二联书店2006年版，页349-350。
[8]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16-17
[9]（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45-46。
[10]维亚克尔，见前注[7]，页349-350。
[11]关于萨维尼的意志论的哲学渊源的详细阐述可参见m. brutti, la sovranita del volere nel sistema di savigny，in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vol. 9，milano, 1980，pp.265-300.
[12]f. c. savigny, sistema del diritto romano attuale，vol. 3，trad. it. di v. scialoja, torino, 1888，p.109.
[13]f. c. savigny, sisterna del diritto romano attuale，vol. 3，op. cit.，p.342.
[14]（德）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42。
[15]cfr. f. c. savigny, sistema del diritto romano attuale，vol.1，trad. it. di v. scialoja, torino，1888，pp.40-41.
[16] cfr. f. c. savigny, sistema del diritto romano attuale，vol. 1，op. cit.，pp.378-379.
[17]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42。
[18]维亚克尔，见前注[7]，页350。
[19]n. irti，il negozio giuridico nel pensiero di alessandro passerin d'entreves，op. cit.，p.49.
[20]n. irti，ibidem.
[21]cfr. g. stolfi,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 seconda edizione, padova, 1961．二战后法律行为主观理论的代表斯托尔菲（g. stolfi）与客观理论的代表贝蒂（e. betti）之间的论战，引发了意大利学界对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热潮。
[22]参见（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68。
[23]克尼佩尔，见前注[ 14]，页133。
[24]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30。
[25]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41、150。
[26]cfr. f. gazzoni, manuale del diritto privato，napoli, 2011，p.776.
[27]cfr. f. gazzoni, manuale del diritto privato，op. cit.，p.775.
[28]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37。
[29]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seconda edizione, padova，2004，pp.49，50，53
[30]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35.
[31]（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146。
[32]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37。
[33]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36.
[34]拉伦茨，见前注[14]，页55。
[35]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48.
[36]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p.35-36.
[37]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6-42。
[38]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55.
[39]薛军，见前注[4]，页42-44。
[40]g．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56.
[41]cfr. m. g. losano, dottrina pura del diritto，voce in digesto delle discipline privatistiche，vol vii, torino, 1991，p.218.
[42]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150-151。
[43]同上注，页155。
[44]cfr. m. g. losano，m. marchetti, r. orsini, d. soria, la．fortuna di hans kelsen in italia，in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vol. 8，milano, 1979.
[45]cfr. santoro passarelli, dottrine generali del diritto civile，napoli, 1983，p.175.
[46]cfr. sang romano, l'ordinamento giuridico，ristampa seconda edizione, firenze, 1951，pp. 70-71.
[47]cfr. m. g. losano，dottrina pura del diritto，op. cit.，p.219.
[48]凯尔森，见前注[22]，页109-112。
[49]朱庆育，见前注[4]，页193。
[50]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38.
[51]拉伦茨，见前注[9]，页56。
[52]cfr. e. betti, negozio giuridico，voce in novissimo digesto italiano，vol. xi, torino, 1968p. 605.
[53]cfr. r. seognamiglio, 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p. 26-28.
[54]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41.
[55]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42.
[56]cfr. in. irti，itinerari del negozio giuridico，in quaderni fiorentini per la storia del pensiero giuridico moderno，vol. 7，milano, 1978，pp.397-398.
[57]cfr. e. betti, teoria generale del negozio giuridico，ris. 2 ed.，napoli, 2002，p.155，nota 1.
[58]克尼佩尔，见前注[14]，页141。
[59]cfr. f. gazzoni, manuale del diritto privato，op. cit.，p.779.
[60]cfr. g. b. ferri, il negozio giuridico，op. cit.,p.65.
[61]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625。
[62]拉伦茨，见前注[9]，页477。
[63]参见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
[64]黄茂荣，见前注[5]，页228。
[6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178。
[66]在北大法意网站以“商品房预售合同”为案由搜索的最新的数个精品案例（见lawyee.net/case/ case_result.asp? class of reason- 02.04.01.17.02．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2月7日），其中援引实体法条文大多涉及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全面履行合同的原则（《合同法》第60条）、承担违约责任的几种形式（《合同法》第107条）、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合同法》第39条）等，也就是说，这些判决中援引的条文都未直接规定当事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67]关于法官的裁判义务，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
[68]黄茂荣，见前注[5]，页228。
[69]拉德布鲁赫，见前注[31]，页146。
[关键词]扶养，扶养行为，协议扶养，“421”家庭
案情一、夫妻婚后育有一儿一女，但是在儿子四岁时，丈夫患病残疾，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丈夫的弟弟一直没有结婚，生活条件相对要好，出于兄弟手足之情，弟弟愿抚养哥哥的儿子，以减轻哥哥一家的生活负担。双方约定，孩子并不断绝与亲生父母的父母子女关系，叔侄共同生活，仍以叔侄相称，孩子成年独立生活后，再由其报答叔叔养育之恩，同时担负父母和叔叔的赡养扶助义务。
案情二、夫妻婚后与婆婆住在一起，儿媳与婆婆一向不合。在儿子出差期间，婆婆的心脏病突然复发，儿媳却见死不救，婆婆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儿子回来得知后，极度悲愤，将妻子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妻子的不救助责任。但法官有其苦衷，因为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儿媳负有赡养婆婆的义务，因此儿子的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案情三、李某，29岁，婚后与丈夫黄某育有一女（3岁）。不幸的是，黄某因患病终身残疾。李某认为自己尚年轻，而且家庭收入并不宽裕，单靠她一个人难以维持，她向丈夫提出离婚，并承诺再婚后仍承担扶养黄某的义务。黄某表示同意，双方协议离婚。张某再婚后，虽不与黄某共同居住，但一直给黄某提供经济上的供养，并雇人照顾黄某。
评析：上述案情涉及的问题是：不负法定扶养义务的主体之间，能否自愿达成扶养协议，成立相互供养扶助的权利义务关系；此类扶养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对此，我国的现行立法规范相当有限，《婚姻法》第36条第3款：“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第37条第1款：“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男女双方离婚后，就子女的抚养可以通过协议解决；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继承法》则较为详细的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继承法》第31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但其他广泛存在的协议扶养关系，却欠缺法律的调整，产生纠纷时，权利主体的权利往往因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获得有效保护。本文将从法理基础及社会条件角度出发，论述协议扶养的法律涵义，考察创设协议扶养法律制度的可行性。
一、协议扶养的法律涵义
（一）扶养的法律涵义
社会生活中所称的扶养通常指各种社会关系中针对“弱者”所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法律意义上的扶养包含的内容较之狭窄。我国大陆法律在广义和狭义上使用“扶养”概念。广义的扶养是指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亲属之间，根据法律规定发生的经济供养和生活互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长辈亲属对晚辈亲属的“抚养”和晚辈亲属对长辈亲属的“赡养”。狭义的扶养仅指平辈亲属之间的扶养。我国婚姻法对扶养、抚养和赡养加以区分，“扶养”采狭义概念，刑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的扶养属于广义概念。 本文所称的扶养指广义的扶养。
（二）协议扶养的法律涵义
所谓协议，或称合意，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对某一事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归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范畴。协议扶养，是当事人就扶养的内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法定的扶养义务人之间就被扶养人的扶养内容达成的合意，例如因夫妻离婚或法定分居时对未成年子女扶养达成的协议；2、法定的扶养义务人与无法定扶养义务的第三人就被扶养人的扶养达成的协议，例如扶养义务人与相关服务机构就被扶养人的扶养达成的协议；3、无法定扶养义务的扶养人与被扶养人之间就扶养的权利义务形成的合意，例如遗赠扶养协议。
二、协议扶养可行性的法理基础
扶养制度作为调整扶养人与被扶养人之间经济供养和生活互助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制度，属于民法的范畴。扶养请求权是私权，权利的行使和救济主要由私法来保障。这是将扶养行为界定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法理基础。
进而言之，扶养行为是民事法律事实中人的行为，是符合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能够引起扶养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终止的客观情况。有些扶养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少部分扶养行为则是事实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例如，我国《继承法》及其他国家相关立法规定，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种情形即可适用无因管理原理解析：丧偶儿媳或女婿的扶养行为仅出于道义，并无获得第一顺序继承人地位的意思表示，只是该扶养行为得到法律的肯定评价，得以发生其与被扶养人之间的继承关系，因而是事实行为。再如，继父母与未成年或未独立生活的继子女长期共同生活，而且继父或继母对其有长期抚养和教育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亦属事实行为。依日本判例，后顺序扶养义务人为先顺序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时，成立无因管理。依台湾民法，第三人为义务人履行法定扶养义务，虽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之意思，仍得请求偿还其费用及其支出时之利息。自己误信为扶养义务人而为扶养，日后知另有扶养义务人时，得依不当得利请求偿还。
然而，婚姻、收养是引起扶养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最普遍的法律事实。配偶间互负扶养义务是基于缔结婚姻的行为产生，养父母子女之间扶养关系的形成基于收养行为。缔结婚姻和协议收养均属于法律行为，行为当事人旨在通过意思表示发生法律上的后果，即成立夫妻关系、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扶养行为是婚姻和收养关系中的一项内容，是当事人在行为时已经意识且同意实施的。因而，此类扶养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此外，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义务人的扶养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协商一致以设定扶养照护的内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可以引起扶养法律关系的变动，这是协议扶养可行性的法理基础。
三、协议扶养可行性的社会条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我国家庭模式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而扶养主体的范围随之缩小，传统的扶养模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为协议扶养的可行性提供了社会条件。
第一，扶养主体范围缩小：从大家族到小家庭
目前，我国大家庭模式日渐消逝，核心家庭已成为主要的家庭形式，现在所说的婚姻家庭一般指一家三口的家庭，而不再是几代同堂的大家族。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总趋势可概括为：核心家庭是最主要形式，丁克家庭和单亲家庭比重有所上升，空巢家庭日渐增多。 法定扶养主体的范围仅限于小家庭的成员之间，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人口的流动，社会压力的增强，小家庭成员间的扶养关系更加紧密。
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例如，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的规定，在父母没有抚养未成子女的能力时，成年兄姐对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义务。然而，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一规定也就日渐形同虚设。相反，独生子女因没有兄弟姐妹而拉近了与表亲或堂亲兄弟姐妹的关系，拉近与叔伯、姑姨、舅舅的关系。“几十年前还属于典型的大家庭内部关系的家庭关系，现已演变为一般的互有某种法定权利义务的近亲属关系。”“原本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也不可逆转地潜变为以更广泛的近亲属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制度。” .但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立法都不将三等旁系血亲间的扶养纳入法定扶养范围，我国亦如此。法律硬性规定他们之间互负扶养义务，目前恐怕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如果对他们之间自愿达成的扶养协议赋予法律效力，却不失为成功的解决办法。这也是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扶养关系。
第二，扶养模式的演变：从封闭到开放
我国20世纪70年代提倡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所谓的“421”家庭在世纪之交大量出现，一对年轻的夫妇须同时抚育一个孩子并赡养四位老人，面对沉重的社会压力，年轻人往往无力同时顾及，家庭的部分扶养任务就应由社会这个“大家庭”来分担，社会力量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扶养模式，扶养模式正从封闭的家庭扶养走向开放的社会扶养。“据我国婚姻家庭道德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当‘421’家庭出现后，会有两个家庭合为一个家庭的现象出现，也会有一些老夫妻在养老院相伴终生。” 而且，因工作业务繁忙，无力看护自己孩子的父母，宁愿花钱将子女送进条件好的学校或儿童院，由此类服务机构辅助教养子女。
而这类服务机构是金钱援助与专业性辅助服务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家庭服务，与扶养的内容（包括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一致。 “李张哲华女士在七十年代初，曾对家庭服务有以下的评论：‘家庭服务以金钱作为援助工具的时代已过去了，如今，工作员本身就是主要的服务工具。’换言之，家庭服务已不是过往的‘金钱治疗’，而是专业性的辅导服务。” 这类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不仅在于满足接受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还在于提供与接受服务者金钱给付相当的服务质量，涉及生活、娱乐、文化、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部分承担了家庭扶养任务，打破了封闭的家庭扶养格局。在国家、社会无法完全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服务收费问题便由社会价值来衡量，从而形成提供服务者与接受服务者之间的协议扶养法律关系。
四、创设协议扶养法律制度的初步设想
扶养关系，或称扶养法律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法定之债，具有债的属性。 协议扶养法律关系同样具有债的属性，但它是一种意定之债，引起扶养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是协议这一法律行为，协议扶养法律关系一旦成立并生效，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权利人可以按照约定向义务人行使扶养请求权，义务人须履行约定的扶养义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扶养的内容或终止协议扶养法律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协议扶养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应有严格的限制，不得违背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防止当事人滥用协议扶养制度，逃避法定的扶养义务。而且，为了更有效落实该制度，可规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村委会以适当的方式监督扶养协议的履行情况，在发生纠纷时，予以调解，必要时支持被扶养人提起诉讼，以保障被扶养人权利的有效实现。
下文将结合上述案情及其他事例加以说明：
（一）超出法定扶养关系主体范围的近亲属间的协议扶养
于上述案情一，夫妇俩与叔叔的约定即可适用协议扶养制度。对于同意扶养侄儿的叔叔，有义务按约定履行扶养义务，非因法定原因，如患病、失业、丧失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等不能拒绝履行，否则，侄儿具有扶养请求权，由其亲生父母代为行使。履行了约定的扶养义务的叔叔，在自己年老、患病时可获得成年侄子的赡养和照顾。同时，侄子与其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依然有效。
类似情形在国外时有发生。例如美国，有些人想要抚育孩子，但却烦恼于法定的收养程序，不愿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法院或法院委任机构的调查。此时，他们只要得到子女的父母亲的同意，即可与孩子成立扶养权利义务关系。而这类情形大多发生在孩子与其（外）祖父母或与其他亲属之间，孩子父母对这些亲属情况的了解比法院的调查更具实质意义。
（二）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的协议扶养
各国立法大多没有规定直系姻亲间互负扶养义务，我国亦如此。于上述案情二，儿媳对婆婆不予救助，儿子提起诉讼，由于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对当事人的请求也是爱莫能助，儿媳的行为仅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似乎有失公允。不妨引入协议扶养法律制度，对于与公婆或岳父母共同生活的夫妻，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养救助不应仅由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一方承担，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夫妻间可达成协议，约定双方均有扶养救助对方父母的义务，一方不履行义务使对方父母受有损害的，另一方可以根据扶养协议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同理，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之间亦可达成互负扶养救助义务的协议，成为扶养协议的当事人，享有要求对方扶养救助的请求权。
（三）再婚者与原配偶间的协议扶养
现代社会，男女地位平等，女子从一而终或守寡终生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推崇。上述案情三，李某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的，其与前夫黄某达成协议即构成协议扶养法律关系。此外，现实生活中还有离婚后带原配偶再婚的特殊现象：贺某是一位能干的农村妇女，不幸的是，贺某的原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全身瘫痪，单靠她一人难以维持四口之家。贺某原夫的堂兄一直未婚，他向堂弟保证：如果贺某与自己结婚，他将照顾堂弟一家。后来，贺某与原夫协议离婚，改嫁原夫的堂兄。再婚后，贺某夫妇仍与贺某的原夫及孩子共同生活，贺某扶养照顾原夫，但已无夫妻生活。 这种特殊的共同生活关系，即是根据双方扶养协议形成，双方扶养救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协议扶养而产生。如果扶养义务人违反协议，不履行扶养救助义务，被扶养人可按约定主张权利。
（四）扶养人或被扶养人与服务机构间的协议扶养
调整此类协议扶养关系的法律属于私法：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相关服务机构，由扶养人或被扶养人与服务机构订立扶养协议，成立协议扶养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关系对等，被扶养人享受服务的同时，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被扶养人无力支付相关费用的，由其法定扶养义务人承担，也就是花钱购买他人提供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服务。如果一方违反约定不履行义务或瑕疵履行，另一方可以依据扶养协议的约定追究违约方的民事责任。同时，对此类服务机构的职能和运行模式的监管，可以由经济法或行政法调整，使机构的操作、运行规范化、有续化、法制化，防止因商业利益的驱使带来的负面效应。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于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意思表示。① 因此，广告人对于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从其定义可以看出，悬赏广告具有以下要件：
1、须有广告人。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行为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当然，他必须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广告的就多种多样了。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到今天又有上网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完成一定行为。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广告人负有债务，行为人行使报酬请求权的条件。换言之，一定行为的完成即为承诺。② 如在遗失物的悬赏广告中，这个“一定行为”即是拾得遗失物。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广告人因广告行为而使自己受债务拘束。当行为人完成一定行为时，债务发生效力，广告人向行为人给与报酬。至于报酬的种类、数额，是有广告人自己决定的。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行为承认的任何利益均可。”③ 因此可以是称号、奖章、匾额等等。
二、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及其性质的不同看法：
（一）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均予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虽对悬赏广告未做出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在打假中，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悬赏广告的存在价值和具体适用，绝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1期（总第81期）刊登了鲁瑞庚诉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东港市公安局在为破获“12·12”特大持枪杀人案的悬赏通告中明确表示，要对提供有关线索和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人，给予一定数额的报酬。鲁瑞庚所提供的线索，符合悬赏通告中第二条的情形，故鲁瑞庚应按悬赏通告的第二条取得悬赏报酬。
再例如遗失物的拾得人有义务将拾得物交还失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上和实务上有两个值得：
一是，失主在遗失财产的时候，做出了给拾得人以报酬的悬赏广告，对于这样的要约，广告人应当受其约束；这种约束，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并不矛盾，拾得人有向失主归还遗失物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得到悬赏广告标明的报酬的权利；广告人享有得到遗失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支付自己所做出承诺的报酬的义务。在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决不能只强调法律的规定而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二是，《民法通则》在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的民事责任中，亦有不尽完善、不尽合理之处。在我国古代立法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中，对拾得遗失物等财产的责任，多作给予奖赏的规定，即拾得遗失物等财产，在将原物归还失主的时候，失主应当给予拾得人以适当的奖金或者报酬；如果无失主认领，则将遗失物一半充公，一半充赏。这样的做法，对拾得人不将拾得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一种鼓励，具有进步的意义。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表面看起来是提倡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实际上的社会效果并不如其所料，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意义，那就是将拾得物交还失主拾得人得不到任何利益，倒不如占为己有。
就是“假一罚十”的承诺的案件中，也应当维护商家承诺的严肃性和正常的交易秩序，不得随意否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法院判决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其消极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流转的正常秩序。相反，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对拾金不昧的行为予以积极的鼓励，有利于鼓励公民和法人遵守社会主义公共道德，遵守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因而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二）如何认识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在法律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怎样确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即合同性质。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所发出的要约，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为即构成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完成广告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负有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的义务。这种主张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在实务上，大多数人采纳这样的主张。
第二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行为或者叫做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这种主张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单方面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行为的人做出有效的承诺。其理由是：第一，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做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约束；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的为由而拒付报酬；同时广告人应受广告的约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不得随意撤回。第二，可以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第三，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行为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第四，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的主张，可以避免行为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避免行为人在对方不履行给付报酬的时候，拒绝完成广告指定的行为的成果的弊端。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专门认定为合同性质，或者专门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均有不足。将符合合同调整的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对待，将不符合合同特征的悬赏广告作为单独法律行为对待，就更能够处理好悬赏广告的各种纠纷。日本学者认为，民法上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合同的章节中，但另外还承认作为单独行为的悬赏广告，且这样的情况更多些。
以上各种主张的视点和角度各有不同，在实行中，亦各有解决各自矛盾的办法。首先，对同一种悬赏广告的行为采用两种不同的性质来认定这种折衷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是很繁琐的，且不实用。其次，单方法律行为说是从根本上承认悬赏广告的有效性。因此，它克服了契约说的弱点，其成立的理由更加充分。将悬赏广告认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则完全可以避免将其认定为合同性质所存在的麻烦问题。但是，契约说给法学结合司法界一个较为宽敞的讨论余地，让人们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来事物的是非曲直。而且，契约说是我国法学界较为认同的一种观点。最重要的是，一些学者也往往以契约说的弱点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有效性。但至于相对人与广告人之间是否有合意和相对人是否有行为能力等，契约说仍有其弱点。
（三）对契约说主张的进一步完善
现实中多数人仍采契约说的主张，认定悬赏广告的性质为合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于契约说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提出完善的办法。
第一，对于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行为人应否将其行为认定为承诺的问题，可以做出特别的规定，加以解决。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对完成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的人，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在这一规定中，“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的规定，显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这样，就避免了由于行为人在完成悬赏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内容而广告人拒绝给付报酬的问题。
第二，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行为，行为人缺少合同主体资格的问题。对此，可以对悬赏广告合同的的主体做出放宽条件的要求，不适用对于合同主体资格的一般要求，不要求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且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就具有悬赏广告行为人的资格，因而，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悬赏广告应征人的资格，都享有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对于确定悬赏广告的承诺的困难，可以不作特别的规定，避免对悬赏广告的承诺限制过严而使行为人的利益受到。凡是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的行为的，一律认定为有效的承诺，将行为作为承诺的判断标准。至于承诺的时间，则不必细较锱铢，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无论行为人是在发出悬赏广告之前，还是之后，都认其有效。
第四，怎样对待悬赏广告的行为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应当确认，悬赏广告的行为人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能因为广告人不履行给付酬金的义务而拒绝履行悬赏行为的结果，因为这种抗辩权与《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的规定相悖。但是，广告人取得悬赏行为的结果以后即违约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对此，也应当有相应的对策。对悬赏广告的行为人赋予悬赏报酬请求权，即可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行为人完成了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行为人就享有取得报酬的权利，如果行为人完成了悬赏行为，并将悬赏行为的结果交付广告人，广告人就应当给付报酬，拒绝履行的，行为人可以依法起诉。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行为人的正当要求。
三、悬赏广告的法律特征：
认定悬赏广告乃是契约，因此悬赏广告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第一，悬赏广告合同以广告方式为要约的要件，因而是要式行为。要式合同，是法律要求合同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和手续。④ 悬赏广告既然是合同，当然要有要约的要件。悬赏广告的要约与一般合同的要约不同，必须以广告的方式为之。悬赏广告的要约一经发出，即产生悬赏要约的拘束力，广告人不得任意撤回。在《德国民法典》，将广告方式规定为“通过公开的通告”，并且要求悬赏广告只有在完成行为之前撤回，撤回限于与悬赏广告同样的方式通告或以特殊通知为之者，始为有效。 这些规定应当参照。当悬赏广告被撤回之前行为人完成了悬赏行为的，视为行为人已经承诺，对广告人具有拘束力。当悬赏广告人要求撤回悬赏要约时，广告人必须在悬赏行为完成之前，以有效的，与悬赏广告同样的方式通告或者特殊通知，否则无效。
第二，悬赏广告是实践性的有赏行为。 首先，悬赏广告是实践性合同，而不是诺成性合同。悬赏广告合同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其承诺要件为行为人完成悬赏行为。悬赏行为一经完成，合同即有效承诺，并已经履行完毕。其特点，就是承诺和履行同时完成，实际上承诺和履行是一个行为。这一特征与任何合同都不相同。其次，悬赏广告是有赏的合同，其性质是有偿合同。所谓的有赏，就是约定报酬，对于完成悬赏行为的人，按照要约确定的数额给付酬金。没有酬金的“悬赏”不是悬赏广告。再次，悬赏广告的报酬数额是确定的，按照实际情况，这种确定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确定的报酬只有一份，因为悬赏的行为只有一个。第二种悬赏的行为是确定的，但是悬赏行为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因此，报酬数额的数额确定而份数不确定，例如商家“承诺”的内容包括对商品计量，少一罚十，商品质量，假一罚十，商品价格，暴一罚十，消费者只要发现计量、质量和价格方面有一个方面有假，商家就给予其十倍的奖励。这十倍的奖励，就是悬赏广告人声明对完成打假行为人所给予的报酬，悬赏报酬的数额是十倍，以打假的数量为标准。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未定数目的若干个悬赏行为的集合，并不是一个悬赏广告合同关系。
第三，悬赏广告是向不特定的任何人发出。悬赏广告合同的主体特征，是广告人一方始终是特定的，这与一般合同并没有不同。在行为人一方，在要约发出之时，不能是特定的，而是不特定的任何人，不应当有特定的指向。在行为人的范围上，可能会有限定，例如在某一学校内，或者在某些人群之中，等等。无论怎样，当悬赏行为完成之后，行为人就已经确定。正因为如此，悬赏广告才具有合同的相对性特征。悬赏的行为人一方都不是特定的，符合悬赏广告的这一特征。至于行为人的资格，不应作特别的要求，凡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一定识别能力的人，以及任何形式的法人，都为合格的当事人。
第四，悬赏广告合同的标准，是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对此，可以简称为悬赏行为。悬赏行为应当是合法的行为，违反法律和公共秩序以及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不得作为悬赏行为。悬赏行为不能因为给付报酬而必须是对广告人具有利益的行为，即悬赏行为有无经济利益并不过问。
四、一些学者否定悬赏广告的理由
（一）认为广告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拾得者有乘人之危之嫌。广告人失去所有物，而拾得者捡到遗失物而予以无声的占有，使广告人认为遗失的财物处于危急状态下，他对遗失物利益濒临消灭的危险。而拾得人是利用广告人的这种急迫需要，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才不得不做出悬赏广告以图恢复自己原有的财产。
对此种观点，首先应明白“意思表示”的概念。意思表示是把旨在产生一定效果的内心意思发表出来的行为。⑤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应该意思表示的主观要件，即效果意思、表示意思、行为意思。⑥ 如果这三个要件都具备，则意思表示真实。对广告人来讲发出悬赏广告就希望发生一定效果，与拾得者达成契约，即效果意思；他一旦发出广告，就知道这对他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报酬才能取回遗失物，即表示意思；广告人有这个悬赏广告的想法，事实上也了，则是有行为意思。由此可见，广告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至于广告人这个悬赏广告的原因只是动因。当事人形成自己的发生法律效果的意思总有一定动因或动机的，但形成这种动因或动机并不是意思表示的，就不会意思表示的效力。
再来谈“乘人之危”。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难处境，迫使其违背本意接受于其非常不利的条件的现象。⑦ 可见，“乘人之危”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他方危难处境或急迫需要，对对方提出苛刻的条件。如果是在广告人未广告时，拾得者在拾得遗失物后，主动与失主联系，并要求苛刻报酬，这才能认定为“乘人之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70条：“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由此，乘人之危是迎合乘危人而对自己严重不利。但在悬赏广告中，赏金通常是低于遗失物本身的价值的，用较小的赏金换回较大的利益，怎么会对自己不利呢？这显然是有利的。因此也不是乘人之危。
（二）认为拾得人没有付出代价，或者说付出的代价太小，根据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原则，不该获得高额的悬赏奖金。因此，应当认为悬赏广告无效。
悬赏广告的基础是拾得遗失物。我们知道拾得遗失物是事实行为，是基于事实之状态或经过发生法律上效力的行为。8 当事人实施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法律后果。拾得人在捡拾遗失物时没有想到，要等待悬赏广告大捞一比。这就有别于以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
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转移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9 如前所述，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失主拥有遗失物的所有权，据此在整个遗失物过程中并没有“转移”财产所有权，所有权人归失主。再者，拾得遗失物如何“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对象又是谁？最后，拾得遗失物并不在于追求法律后果——实现“经济利益”。从这三个方面看，等价交换原则都不适用于事实行为。它只适用于民事法律行为，所以它也不能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只能作为民法的具体原则来看待。⑩
（三）认为否定悬赏广告的有效性有助于减少的失、窃现象。物主遗失了物品，只是暂时丧失了对物品的占有，但如果物主能重新找回，则恢复占有权。悬赏广告提高了人们捡拾他人遗忘物品的积极性，有很多可以找回的物品也无法找回了，增加了社会“失”的现象。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物主对自己的物品是被盗，还是被遗失，并不能分辨清楚。如果这种悬赏广告有效的话，那么窃贼就可以通过声称盗窃物为拾得物，从悬赏广告中获得合法利益。
其实这种意见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否认悬赏广告的有效性，会减少拾得遗失物的现象。要求人们不去捡拾他人的遗忘物品，这样失主可以自然找回，恢复占有权。这种意见似乎忽视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路不拾遗，固为人们所倡导，但如此似乎脱离了现实。对市民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提出了过高要求，不用说是普通人，就是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人也实难做到。再说，物主遗失物品，使物品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发挥物的效用，将物品弃之而不拾得利用，实为资源的浪费，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不捡拾遗失物，这时这个物品处于危急状态下，有灭失的可能性，这样不是给失主带来更大的损失吗？
这第二种观点，认为窃贼可以通过声称盗窃物为拾得，从悬赏广告中获得合法利益，这样会助长社会失窃现象。因此应认定悬赏广告无效。诚如上述观点，假定这个物品确为窃贼盗得。窃贼追求的是高利益和低风险。在此篇文章的前面已提到悬赏广告的赏金普遍低于遗失物本身的价值的，窃贼为何要将已到手的高价值的物品去换取相对价值较低的赏金呢？而且还要冒着东窗事发的危险。他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做，也决不会如此做的。因此，宣布悬赏广告无效和减少社会失、窃现象是毫不相干的。
五、结语：
在本文中分析了悬赏广告的概念及对其性质的不同观点和其特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意义。虽然要约说也有所漏洞，但我们应看到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应把此类情况作为例外来处理。因此，认定悬赏广告有效是本着民法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维持民法体系的和谐。
注释、：
① 《债法总论》 张广兴 法律出版社 1997年 59页
② 《债法原理》第一册 王泽鉴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259页
③ 《民法债编总论》 王泽鉴 188页
④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 王家福 法律出版社 1991年 272页
⑤ 《民法学原理》 张浚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09页
⑥ 《民法学原理》 张浚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10页
⑦ 《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 王家福 法律出版社 1991年 351页
⑧《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 王家福 法律出版社 1991年 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