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7: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居 民俗 文化 等级思想 地域 庭院
0 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 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 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 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性功能的考虑。
古希腊 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 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 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 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 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 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 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 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 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 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 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 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 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5 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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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磊,李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关键词】西方 中世纪 文化 功过
一、“中世纪”概念的由来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由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 计算 ,直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
“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公元15—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衰亡直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间世纪,即“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列尔在其所著的《通史》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中世纪”的概念便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二、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成就
1.缔造了一种系统的特色鲜明的、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也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大众的、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中世纪,文化普及文本《圣经》被大量转抄复制传播,其通俗的教义家喻户晓。教会僧侣制度遍及每一个社会角落,每个教区设置了专职布道的神职人员,为社区为大众提供了简洁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观念,为人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提供了简单易行的规范或标准,成为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来源之一。简便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以及星罗棋布的教堂,使信仰成为世俗日常活动和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或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和思想交流成为常规;促进了公共理性的 发展 ,而传统的血缘同族同乡等宗法关系被日益淡化。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团体活动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的开端和基础,这是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雏形。
2.开创了大众 教育
西方大规模的普及性、基础性和义务性教育是从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开始的。在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方面,基督教的贡献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中世纪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建立。全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大学都是在中世纪建立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说:“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杰出产物,包括了 艺术 、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
3.革新了审美和艺术的观念及其创作方法,创造了新的工艺和艺术风格、建筑工艺、绘画和雕塑、 音乐 、文学等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中世纪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们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达。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的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其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三、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评价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如果从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来看,中世纪是人类 历史 上最落后、最封建的基督教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造成文化、科技、生产力 发展 停滞,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成为“神学的婢女”。此时,基督教禁锢着 科学 、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 现代 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如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所以中世纪在西方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史上发展最缓慢的时期。
由于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以神学为衡量文化的最高标准,所以把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文化看成是异教文化,贬低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前的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就。这样就中断了西方文化传统,用来自东方的一神教宗教取代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民主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 哲学 、政治和 法律 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被中断,文化停滞,以宗教专制取代了民主制度,以宗教文化取代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这些方面都说明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野蛮的、倒退的。
然而,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人们总是在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由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计算,直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
“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公元15—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衰亡直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间世纪,即“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列尔在其所著的《通史》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中世纪”的概念便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二、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成就
1.缔造了一种系统的特色鲜明的、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也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大众的、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中世纪,文化普及文本《圣经》被大量转抄复制传播,其通俗的教义家喻户晓。教会僧侣制度遍及每一个社会角落,每个教区设置了专职布道的神职人员,为社区为大众提供了简洁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观念,为人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提供了简单易行的规范或标准,成为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来源之一。简便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以及星罗棋布的教堂,使信仰成为世俗日常活动和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或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和思想交流成为常规;促进了公共理性的发展,而传统的血缘同族同乡等宗法关系被日益淡化。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团体活动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的开端和基础,这是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雏形。
2.开创了大众教育
西方大规模的普及性、基础性和义务性教育是从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开始的。在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方面,基督教的贡献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中世纪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建立。全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大学都是在中世纪建立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说:“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杰出产物,包括了艺术、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
3.革新了审美和艺术的观念及其创作方法,创造了新的工艺和艺术风格、建筑工艺、绘画和雕塑、音乐、文学等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中世纪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们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达。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的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其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三、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评价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如果从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来看,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后、最封建的基督教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造成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停滞,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成为“神学的婢女”。此时,基督教禁锢着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如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所以中世纪在西方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史上发展最缓慢的时期。
由于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以神学为衡量文化的最高标准,所以把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文化看成是异教文化,贬低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前的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就。这样就中断了西方文化传统,用来自东方的一神教宗教取代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民主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被中断,文化停滞,以宗教专制取代了民主制度,以宗教文化取代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这些方面都说明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野蛮的、倒退的。
然而,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人们总是在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多次高度赞扬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能否认,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基督教在中世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与宗教改革,最终使基督教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世界性宗教,它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从最初的政教合一统治,逐步演绎出政教分离、封建民族国家的建立,最终较早地结束了专制制度与封建社会,进入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大约从14世纪起,西欧国家农业与工商业普遍进步,经济发展迅速,取代原地中海地区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由于西欧国家靠近大西洋,所以被称之为大西洋文化。
也正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才成为了与东方的中国、印度一样拥有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与国民经济财富积累的地区。当然,由于具有这种地位与经济实力,才可能出现骑士与破落贵族进行的。也正是在新经济发展的需求下,15世纪后期西班牙葡萄牙首先开始海上探险,导致地理大发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在思想文化领域才能出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代表工商业阶层与城市市民意志的各种思潮才可能得以兴起。
总之,西方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西方的中世纪固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却埋下了人类文化未来发芽的种子。当必要的条件出现时,这颗文化的种子就能冲破黑暗,成长生根发芽。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西方中世纪文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全面考察这段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化。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文化衰落的时代,中世纪几乎成了蒙昧、落后、倒退的代名词。事实上,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只有深刻剖析中世纪文化的特点与历史进程,才能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历史功过。
【关键词】西方中世纪文化功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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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艺术手段 油画语言 写意
绘画在印象中是一种方式,一种记录自己的生活,周遭的事物,传达各种各样的感情的方式。其实绘画是一门很有学问的学科,它有无限的魅力,引人去探索和研究。绘画既要全面地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去粗取精,更具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绘画这种表现是通过它独有的语言实现的,那就是绘画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握绘画语言比传授绘画艺术作品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更重要。油画是一种以油画颜料为主要媒介的绘画种类。在绘画过程中,绘画语言是举足轻重的。它包含了画面的整体结构构成,色彩的构成,点线面的分布,画面的虚实,颜料的厚薄,用笔的粗细和摆风,等等。这些绘画语言都让画面变得更加丰富生动,有内容,值得考究。
油画语言中,如点、线、面、色彩、构图和画面中的各个形象,都能将绘画作品表现得更加生动有活力。它通过独特的表现方式让人产生一种视觉美的享受,从中得到启发与乐趣。油画语言应该属于绘画语言,它们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区别就是绘画指所有绘画,油画就单单指油画。油画语言是绘画语言中占比较大比例的一个门类,与其他绘画语言是相通的。油画语言是画家借以表达和传递感情的工具,它通过视觉形象的表达发挥传递情感和话语的作用,强调个人的感觉状态与时代文化的衔接,具有时代性、精神性,有很强的感染力,并向观众展示自身的内涵。
研究油画语言的目的是了解更多的绘画语言构成元素和结构,进一步提高专业能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绘画语言的内容,更好更充分地掌握原理,付诸实践,从而提升自己。研究绘画语言的本身就是研究艺术本体。它是一条通向理解艺术作品的道路,通过对油画作品的绘画语言的研究与分析,解释构成元素及构成方法的组织结构,它会呈现艺术本身的视觉魅力。努力钻研,提升专业水平,让画面更加生动有内涵,使欣赏者能感受到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感。
面对一幅油画作品,吸引我们视线的是画面的内容和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跟观者交流。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可以是含蓄的,也可以是直接的。处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的画家个性可能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个性体验生存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肯定会呈现不同的个性。同样是语言,艺术作品需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跟参观者交流,艺术家要用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表达绘画的主题。言说表达的方式就是语言,绘画的表现语言就是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是一种表达方式。画家独特的表达方式就是油画语言的个性表现,每一位成功的画家都会有他独特的个性表达。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国外对油画的研究就已经基本成形,早期的古典油画便是由此时开始兴起。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形态优雅、大方、和谐、神圣、美丽的古典油画,成为那个时期的辉煌艺术成就,而这些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希腊有句名言:“我们是爱美的人。”充分体现他们追求的是朝气蓬勃、有血有肉、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理想美。从古希腊著名作品《断臂的维纳斯》中,不难看出古希腊艺术家对美的诠释,也是古典美的一个典范。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给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的巨匠米开朗基罗深受启发,临摹和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大卫的全身雕像”,延续了古希腊古典美的风范,达·芬奇、拉斐尔等大师将古典主义精神与自己的绘画技巧、艺术经历、表现技法相结合,经过不断的艺术实践探索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语言,为推动油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后,印象派推广和发扬激昂的浪漫色彩主义与自然色彩写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代表浪漫色彩主义的德拉克洛瓦和代表自然色彩写实主义的库贝尔柯罗。德拉克洛瓦的浪漫色彩主义注重的是色彩,追求个性的解放与独立,释放人心中压抑的想法,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而库贝尔柯罗的自然色彩写实主义则为法国画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由此,西方印象派艺术家吸收了这些优秀的艺术成果,将其解释结构构成元素与组织结构,掌握运用,加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技法和技巧,转化成自己独有的油画语言,推动油画语言迈向了更新的世界,使油画语言逐渐成熟,为世人所了解,为油画语言的创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主要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为主。“意象”是一种依靠人独特的内心的审美观的写照,是在想象与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把主体性的审美意象与形象的外在特征共同融合而成的审美心象,这种意象观在中国古代文学、哲学、艺术等不同领域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文人画的三大类别,即山水、人物、花鸟这三大传统工艺画科的发展进程中,意象始终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魏晋时期的“象外之象,象外有意”的观点被后来的中国画家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理想,而佛教和道教的哲学思想更是把意境说推向。油画在中国逐渐开始广泛传播。
油画中的图式本就是艺术风格形成的一种反映,由作画者成熟的视觉心理投射于自己长久关注的对象,并且提高独特的艺术语言形式加以外化,形成特定的视觉符号,诸如黄阿忠笔下诗意的风景和静物,这里存在具象情调化、意象形式化和幻象变体化的多种交汇,形成了艺术家从语言本体深入到人文精神的塑造,为我们呈现出了学院派艺术的实力和经验。中国当前的架上油画的发展,正面临特殊的文化语境的转换,艺术市场的运作,前卫艺术的冲击,以及多媒体的科技手段,对于架上绘画的视觉语言深化形成了多种实践和探索的参照。这方面,中国当前的学院派画家们展现了有关油画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新迹象。
许多有为的艺术家已经在多方面展现学院派艺术新的探索和发展势头,他们的作品便是其中一个个生动的缩影。中国油画的发展已经从架上语言的纯粹自律性探索拓展为更深广的人文精神的思考。
油画进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了解、借鉴和改造的过程,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和多年的酝酿,形成了一种新的绘画样式,那就是“意象油画”。它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无论是在文学、戏曲,还是绘画、书法甚至是饮食上都有它独特的位置。由此,我国的油画艺术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
绘画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本体,它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广泛。绘画语言是作者的创作手段。油画语言主要是表现在绘画过程中,挫、拍、揉、线、扫、跺、拉、擦、抑、砌、划、点、刮、涂、摆、擦,技法工具的不同,在画布上的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
对油画语言的研究主要途径是尝试多种的艺术实践练习,试图找寻创新突破点。在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形成思维障碍,主要因素是眼界局限、惯性思维等,此时便需要通过一些艺术实践拓展思维。打开局面,尽可能多地尝试,在大量可能的面前,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可能。经过提炼、挖掘、深入和完善,找到问题的最好答案,要在这一探究过程中找到自己,找到内心深处的兴趣和感受,使作品更加具有活力、趣味性和视觉冲击。尽可能多地阅读相关书籍和资料。油画的创作最开始以速写、小色稿等方法切入思维,在一些常规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各种不同的绘画材料和绘画工具进行实践探索,研究画面构成的因素及各种绘画材料和工具带来的不同的肌理效果,做一些点、线、面的实验创作,将他们尽可能适当安排在画面分布上。不断吸取优秀的艺术成果,并吸收融合,掌握精髓,领会意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喜怒哀乐,爱恨褒贬。
古典油画的形态优美,神圣和谐;印象派的激昂浪漫色彩;自然的写实风景;现代油画的多元素,流行色彩和综合性创新;中国的写意油画,等等,无论是抽象还是具象,油画自身所散发出的魅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去探究,她就犹如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让人在见了她的第一眼,就想倾其所有。油画语言在整个油画的创作过程、对画面效果的表现和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有丰富的油画语言,作品才经得起专业推敲,才会经久不衰,更耐人寻味。
【关键词】他者 建构 欧洲认同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认同”概念释义
认同(identity)的概念最早出自社会心理学,它试图解决作为个体或集体的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自己和他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对认同的研究最初始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自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提出后,认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
从认同的社会和心理层面差异而言,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尽管路径存有差异,自我认同的核心特质在于回答“我是谁”。与自我认同类似,集体认同则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人与人彼此分享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有着共同目的的群体,以及异于其他群体特征(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塔吉费尔(Henri Tajfel)认为,集体认同建立在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之基础上。于是,集体认同通过对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而建立心理归属感,并以群体共同特征为依据,划分与其他群体的边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阐释到:“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过程、这种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①
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是其建立在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简言之,“我者(Us)指那些价值观和信仰与我相同的群体;而他者(Other)指那些价值和信仰与我不同的群体。”②也有学者将他者身份(otherness)定义为“一种在文化结构与特征上存在容易辨认属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种文化系统,也可以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模式。”③
在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仅关注我群(we-group)内部共享的要素本身往往无法深刻地解释认同的内涵,而通过观察其他群体与自身系统的异同远比没有参照可寻容易得多。换言之,集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不仅关乎“我们是谁”的问题,还关乎“我们不是谁”的问题。因此,圭里纳(Guerrina)毫不夸张地指出,我者和他者的划分是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无独有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④温特更为直接地将认同形成过程加以概括:“认同的基本原理就是:它假设‘他们’(they)与我们(we)是根本不同的,而提高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与我们是一致的。”⑤
“他者”建构的若干范式
对于“他者”的形象和内涵,无疑可以通过“描述”、“想象”或者“建构”三种不同的过程得以呈现。这三种过程看似独立而生,实则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正因为我者与他者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差异性的辨识亦当是中立的过程,如此便出现了对他者的“描述”。被描述的对象一定是客观实在的物质或现象,或有据可考,或亲身所见。正如安德森批评盖尔纳的那样,想象不是凭空臆想,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的初始来源就是描述。当描述的过程加入修辞成分的时候,描述则自然而然地过渡成建构。
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他者的建构势必包含不同策略。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曾将这些呈现策略精要地概括为为四大类。首先,将他者呈现为“存在的威胁”是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研究层面较为流行的方式。该流派提出他者在安全领域带来的威胁,因而主张将特殊措施合法化,例如战争。其次,给他者的性质贴上“劣等”的标签也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一种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惯用策略则是将他者描述为“异类”(exotic),并不断重申我者相较于他者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第三种建构策略,即不仅强调我者标准的先进性,还进而强调我者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他者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违反普遍原则的代名词,并顺理成章地被要求接受我者的原则。与这三类策略相比,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则无关乎对他者的价值评判。他者既不是低等的,也不是威胁,而仅仅是不同。因此该策略最大的益处在于减少了对他者实施有害干预的可能性。⑥
欧洲历史上的“他者”及反思
纵观欧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认同之建构从未脱离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演化过程。古代欧洲人群除了对地理疆界有些许模糊的意识之外,没有形成过欧洲的具体概念,更谈不上欧洲认同。随着对生活环境、日常规范和价值观认识的日渐积累,人们便产生了自我认知的意识。而这种自我认识的意识也在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加深,并在我者与他者的形象反差中得以巩固。古希腊时期这一关系体现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的对立。从词源上讲,“野蛮”(barbarian)最初是用来指涉语言的形容词,指“说话笨拙的,尤其是使用无法听懂的语言的人”。在古代欧洲背景下,该词用来特指“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然而这层含义渐渐又发生了变化,“不会说希腊语”演化成与“非理性”、“专制”和“广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来。这里的野蛮实际上指欧洲疆域以外的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亚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人素来以他们在哲学、数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更是被其后世称道。这些传统也确实成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与之相对,亚洲人在他们眼中却因不具备这些价值观而刻画为文明欠发达的形象。事实上,用理性的价值观衡量文明高低优劣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以希腊男性贵族为代表的群体方可称之为有文化的人,且这群人有能力理性地安排生活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社会。反之,希腊以外的人因为没有文化和理性管理民主秩序的能力,将在专制中过着粗野的生活。由此可见,非希腊世界的野蛮型构成古代希腊最为鲜明的他者形象,进而加强了欧洲人自身对理性思想的认同。
中世纪以来,伴随基督教成为当时统一欧洲大陆的绝对力量,对他者的建构重心也转移至宗教层面,以基督教的我者和穆斯林的他者之对立尤为突出。中世纪欧洲的他者明显给我者带来更多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欧洲所面临来自非基督世界文化体系的威胁,尤其是来自北非、南欧和中东的穆斯林的威胁。正是焦虑和利益的结合使得宗教冲突上升,其极端事件则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血腥的以失败告终,由此撼动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随着基督教对欧洲统治日渐式微,文艺复兴关注古典主义和现世生活,激发了大众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思想自由。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文明经历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理性再次成为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重要特质。尽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冲突没有消亡,但宗教差异已不再是构建他者形象的主导因素。此时的他者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被引入社会进化的解释之中,进而出现了由于进化层次高低而产生的文化优劣。古希腊哲学推崇社会等级决定群体间关系,而社会等级又取决于理性思维能力。欧洲许多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比欧洲以外世界的人拥有更强的理性思维。欧洲文化位于文明的最顶端,而非欧洲文化则被贬为低等,需要被指引和统治。殖民主义时期,分隔我者与他者的认同界限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白人的我者与黑人的他者;文明的欧洲与被殖民的他者之间。
冷战的爆发则为现代欧洲建构他者又一次提供了机会。随着世界秩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前苏联成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他者。一方面,意识形态的鸿沟也将东欧和西欧隔绝开来,使其再次陷入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冷战也为欧洲勾画全新的理想蓝图创造了环境,使得欧洲之父们沉下心思考寻求安全、合作和稳定之道,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后冷战时期,欧洲认同中的我者与他者更是各种关系交织的总和,愈加复杂。经济上,战后崛起的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强国对整个欧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对欧洲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欧洲渴望在经济领域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以保持其作为经济体的独立性。就意识形态而言,前苏联的瓦解使欧洲一时间失去了参照物。不过,欧洲人迅速让标准回归到了占多数的基督徒与占少数的穆斯林的区分上来。事实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就是极佳的例证。自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绝至今,入盟谈判迟迟未得进展。就入盟条件中的经济因素、民主治理和人权等问题,欧盟已屡次对土耳其发难。然而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另一阻碍土耳其入盟,但不能点破的“窗户纸”正是敏感的宗教差异。更有甚者,2003年西班牙和荷兰就曾要求将基督教身份写入欧盟宪法。虽然这一提议被欧盟拒绝,但足以可见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能欣然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到欧盟这个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联盟中来,更何况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中心地带。
除了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他者,当代欧洲同时还面临文化软实力层面的对手。文化软实力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⑦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主要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展开。众所周知,美国文化的精髓根植于欧洲大陆,而后两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欧洲的高雅文化(highbrow culture)和美国的俗文化(lowbrow culture)之间的碰撞。欧洲大陆向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诩,而美国显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消费和传播方面游刃有余。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美国的流行文化被大量制造,并以多元的表现形式涌入欧洲大陆,例如好莱坞电影、MTV、肥皂剧、快餐等一系列成批量生产的、“粗俗”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品位也渗透到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文化意义上的他者。美国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直被欧洲许多政治家视为一种威胁,尤其像法国这样的传统西欧国家,难以容忍将高雅的文化拱手出让于低俗的商业市场。许多欧洲国家所打出的“文化”和“文化例外”牌都是为抵制美国流行文化入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欧洲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接受度却是一些政治精英不愿直视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粗俗的美国货“令人遗憾地”在工人阶层消费者中大受欢迎。欧洲用美国流行文化的“他者”形象反观塑造出我性特质,继而引发的难题却是如何与之博弈。它关乎文化间的对话策略,更关乎如何看待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欧洲的他者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重建构,这些对立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欧洲人寻找自我认同。然而深入剖析对他者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二元对立界定是多种偏见综合的结果: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宗族的。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托马斯・迪兹归纳的前三种他者建构策略的局限性之中:要么是存在的威胁,要么是劣等的异类,再不然就变成有待改造的群体。
结语
欧洲的他者建构过程难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相伴而生,它为欧盟树立当代的认同观既提供了策略借鉴,又起到了警醒作用。在“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中找寻欧洲认同是当下欧洲的对外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对我者与他者的反思也是不可获缺的一环。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将规范性力量定义为外交关系中非军事的或经济的,而是通过观念和价值起作用的行动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用以“塑造规范的观念”⑧。他认为欧盟建立的基础正是规范性原则的集合,它们包括了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法治,甚至包括欧盟建立的政治理念,如共享。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交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军事行动以及与潜在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悖论已经引发学界对该话语影响力的质疑。同时,欧盟通过何种方式将其规范性力量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也可能会触碰欧洲中心主义的雷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剖析规范性力量中所暗含的他者。这个他者的形象并不一定要从外部世界获取。如果说当前和平的共同体的形象是我者,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是它的特质,那么欧洲的战争和分裂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所透出的人性的泯灭就是对他者的一种描述。这类似于欧洲部分学者所论及的,应当将欧洲自身碎片化的历史视为他者加以否定,以巩固欧洲认同甚至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相较于此前欧洲对他者的建构,“历史作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它避免了策略的局限性,不失为欧洲认同的有效解释。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社会话语论视阈下的欧洲认同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SZYQN110)
【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3页。
②Roberta Guerrina. Europe: History, Ideas and Ide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③张生祥:《欧盟的文化政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地区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的变化》,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脱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⑥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33,3), pp. 628~629.
⑦邹广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建构路径”,《人民论坛》,2014年第24期,第41页。
笔者最近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很有感触。罗素作为逻辑分析哲学家,他对科学发表了许多看法,了解他的科学观对于我们厘清一些模糊的观念仍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成立的有关心理条件
依罗素看来,科学的出现至少是理论科学的出现,对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与人的心理条件有关。
科学需要好奇心。西方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派倾向于科学,对于未知的事物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一个典型的象征故事提到,西方第一个哲学家暨科学家泰勒斯因为对天上的事情好奇而掉到井里。
科学需要以一定的“信仰”做基础。荷马史诗中的奥林匹克神o们要服从“运命”、“必然”与“定数”,对“运命”、“必然”与“定数”的信仰,以及哲学中树立的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正义”观,是古希腊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从的渊源之一。
科学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大概是提出地球为圆形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审美的,是对完美东西的一种想象,他并且想象所有的星球包括地球都在围绕“中心的火”做圆形运动。中世纪的哥白尼把“中心的火”换成了太阳,但是他这样设想的动机也是审美的,而不是观察的结果。
科学并不完全排斥神秘主义,特别是与创造性的工作有关时。柏拉图称哲学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与思想和感情密切相关。在罗素看来,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包括科学,都会经历一种心灵状态,经过长期的劳作之后,真理或美突然显现在一阵光荣里,在这一刹那间,经验似乎非常有说服力,大多数最美好的创造性工作都是这样子一刹那的结果。
科学的出现还与提问题的方式有关。当我们问一件事“为什么”的时候,可以有两种提问方式,一是问“这一事件是为着什么目的而服务的?”二是问“是怎样的事前情况造成了这一事件的?”对前一问题的答案是目的论的解释,最终会导向宗教;对后一问题的答案是机械论的解释,它会导向科学,人类的经验表明,似乎并非所有的人都倾向于后一种提问方式。
二、科学的结构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
罗素认为,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其实应分为两部分: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理论科学又由两部分构成:数学、逻辑与经验科学。理论科学是企图理解世界的科学,实用科学是企图变革世界的科学。
科学的两大部类之间以及理论科学的两部分之间密切结合已经是近代的事了,在此之前它们基本是分离的。以西方经验为例,最早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米得都学派倾向于经验(如泰勒斯能够预言日食),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却倾向于数学。在古代,很少有科学家既是经验的又是数学的。
古希腊科学有轻视实用的倾向。像古希腊几何学的集大成者欧几里德极其鄙视实用,科学的发展却实用地证明了这种“不重实用”的实用意义。轻视实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古希腊发现了数学中的演绎推理以及发明了几何学。从自明的公理出发,似乎能够推出整个世界,这就是演绎的魅力;而且,数学与神秘的洞见有情感上的类似。
对西方思想影响巨大的柏拉图崇尚数学。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不注重闻见的,而是要关注逻辑与数学。身体是获得知识的一种障碍。这种观点就排斥了以科学的观察与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方法。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更是鼓励人去观看内心而不去观看世界,逐步扼杀了科学的好奇心,以至于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处于停滞状态。
甫入近代,人们摒弃了这种只重逻辑与内心的知识追求方式,开始关注经验。科学法则要靠观察来发现,仅仅推理是不成的。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既瞧不起演绎,也轻视数学,他认为数学的实验性差。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却证明,演绎在科学中起的任用比培根想的要大。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之间,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在这点上近代开始时的科学家们低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因此,真正的科学态度是既要重视经验,也要重视数学。
三、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两种:一种倾向于科学,与此相联系,这种哲学会注重功利与理性而反对激情,同时愿意放松社会约束;另一种哲学或多或少有些鄙弃科学,与此相联系,这种哲学对非理性有某种同情而希望加强社会约束。
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哲学面对的问题也可以说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有一些科学性的或逻辑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用一般人意见一致的方法处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为很多人热烈感兴趣却在哪一方都没有确实证据的问题,这就不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能够处理的。
西方哲学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与科学建立了不解之缘。上文已经提到数学、逻辑对哲学的影响以及定数、命运的信仰对科学的影响。数学是人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世界的主要根源。哲学与科学有某些共同的追求,比如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而理论科学也要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寻找某种永恒的基础。
近代,科学对哲学的影响更是加大。科学深深地改变了哲学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哥白尼的新天文学除极大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之外,还有两点其他价值:一是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二是承认考查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搜集事实,再结合大胆猜度支配这些事实的法则。科学中不轻信的批判的怀疑方法也反映到了哲学上,近代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的怀疑方法有内在联系。
罗素所从事的逻辑分析哲学更把哲学内的科学方法推向了极致。在他看来,哲学中有一大部分能化成某种可称作“句法”的东西―通过逻辑分析将会使哲学的一些成就像科学的成就一样牢靠。
四、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新倾向。近代科学的成功主要由于其实际功用,所以许多人把科学的这一面和理论的一面割裂开,从而使科学愈来愈成为技术,愈来愈不成其为关于世界本性的学说。
科学作为技术来说,又使一般专务实际的人渐渐滋长起来一种傲慢情绪。在科学技术激发下产生的各种哲学往往是权能哲学,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目的不再考究,只崇尚方法的巧妙。
关键词:文人画;油画;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191-03
引子:中国绘画的传统精神在文人画中得到了概括和体现,明清时代的文人画已经进入鼎盛期。当时的西方世界正处在文艺复兴的文化巅峰时期。油画的出现完善并实现了西方绘画审美的形式成熟。通过对比中国明清文人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主要是油画),兴许能有不同的感悟和收获。
世界的美术是同时发展的,在中国美术源远流长的同时,世界各地的美术都欣欣向荣。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西方美术。西方美术的发达是于西方经济的繁荣分不开的,而西方经济的繁荣,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萌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那么,在西方绘画艺术发展的每个重要时期,中国处在哪个朝代,哪个阶段,又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看看以下表格,从宏观上了解一下中西美术发展史的时代对比。
一、从西方视角看美术发展几个重要时期的中国
西方美术有三个高峰,首先是古希腊-罗马艺术,接着是文艺复兴艺术,最后是现代艺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中国美术形式以青铜器、玉器等雕塑为主,出现帛画,但不成熟。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美术,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市民艺术的繁荣,一个是文人艺术的发展。现代艺术之后的中国美术,一直没有走出西方模式的怪圈。
这三个高峰中,前两个距离我们较为遥远,我们很难直观地认识。由于其中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较为成熟的阶段,因此我具体对比这一时期的中西美术。
二、具体比较
(一)具体分析-文艺复兴西方绘画与当时中国文人画比较(异)
A、绘画材料不同
西洋画主要分为素描、壁画、油画、版画等种类。每个不同的种类所用材料也不同。
1、素描材料主要有:木炭条、铅笔、钢笔、白纸等;
2、壁画分为三个阶段,三种壁画运用不同的材料:
干壁画:干壁画是壁画的一种类型,主要指在已经干透的壁面上用混合颜料绘制而成的壁画。一般是先要把墙面磨得很平,然后刷上一层石灰浆,干燥后再在上面作画。因为壁面是干的,一般画面不变形,相对比较简单。
湿壁画:湿壁画(Fresco)的原意是“新鲜”的意思,是一种十分耐久的壁饰绘画。制作时先在墙上涂一层粗灰泥,再涂上一层细灰泥,然后将大型的草图描上去,再涂第三层更细的灰泥,这就是壁画的表层。由于灰泥会干掉,因此涂的面积以一日的工作量为限。然后将溶于水或石灰水的颜料,画在湿的灰泥上,由于颜料干了以后会变淡,因此着色时要斟酌浓度。这种技法兴起于13世纪的意大利,而16世纪趋于圆熟,15世纪之前马萨乔的壁画便属于湿壁画,到了拉菲尔之前其技法已经完全成熟。
坦培拉:坦培拉是英语 Tempera 的音译,来源于古意大利语,意为“调和”“搅拌”,后泛指一切由水溶性、胶性颜料及结合剂组成的绘画,也常单用于鸡蛋等乳性胶结合剂组成的绘画。
3、油画名称的来源与其材料有关:
油画材料有:油性颜料、松节油、调色油、上光油、木制画框、亚麻布、底料、油画笔、刮刀等 (未考证16世纪具体工具形态,找现代图)
创始人:凡・埃克兄弟是指14世纪到15世纪尼德兰画家胡伯特・凡埃克(1370―1426年)和扬・凡埃克(1385/90―1441年)兄弟。1415年根特市长约多库斯・威德向胡伯特・凡埃克订制祭坛画,他画了10年,未完成就去逝了,后由弟弟扬・凡埃克继续完成,安置在根特圣贝文教堂。这是一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巨作,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和人文主义艺术的诞生,并奠定了尼德兰文艺复兴艺术的基础。由于《根特祭坛画》是运用油调颜色绘制而成,因此凡埃克兄弟成为欧洲油画的创始人。
4、欧洲版画
欧洲版画起源大约在十四、五世纪初期。当时开始出现将图片印u在木版上的情形。这种现象的a生与中国造纸术西传并进而普及欧洲有密切的关S。其种类和材料与中国版画类似,在后面具体说明。
国画(广义)有几个种类,所用材料也不同。
1、壁画(敦煌胶彩画)
敦煌壁画也称胶彩画它是以胶为素材媒介,混合天然矿物的粉末,与水调和后绘制在岩壁上。日本研制后发展为胶彩画,称为日本画。
2、帛画
帛画,中国古代画种。因画在帛上而得名。帛是一种质地为白色的丝织品,在其上用笔墨和色彩描绘人物、走兽、飞鸟及神灵、异兽等形象的图画,约兴起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发展到高峰。
3、宣纸水墨画
主要材料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笔
以兽毛制成的笔。初用兔毛,后亦用羊、鼬、狼、鸡等动物毛。笔管以竹或其它质料制成。头圆而尖,用于传统的书写和图画。目前实物发现,最早的为 战国 时期。
它不同与油画的排笔,笔头成锥形,行笔时垂直于纸面。
墨
墨的主要原料是烟料、胶以及中药等。通过砚用水研磨可以产生用于毛笔书写的墨水。
纸
对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历代名画记》、《新唐书》等。起于唐代,历代相沿。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州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当时这些地区均属宣州府管辖,所以这里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也有人称泾县纸。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砚
砚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砚台不仅是文房用具,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除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石、松花石、红丝石、砣矶石、石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共几十种。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
4、中国版画
中国版画的起源,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以至隋朝说。现存中国最早的版画,有款刻年月的,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根据题记,作于公元868年。
明清两朝是中国版画的高峰时期,在许许多多文人、书商、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宗教版画在明代达到顶点,欣赏性的版画也在明代大大兴起。画谱、小说、戏曲、传记、诗词等,一时佳作如雪,不胜枚举。尤其是文学名著的刻本插图,版本众多,流行广泛,影响深远。
B、选择题材不同
欧洲文艺复兴绘画选题有三方面:
1、基督教:
例如:提香的《伊赛克的祭献》取材于圣经《旧约》:人类遭大洪水灾难后,挪亚家族繁衍世界各地,其中有位叫亚伯兰的闪族人,被上帝看中,要他在人间代替上帝行道,令他改名为亚伯拉罕,99岁得一爱子名为伊赛克(一译以撒),视如掌上明珠。一天,上帝命他将爱子牺牲献于上帝,笃信上帝的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带着爱子和祭具到摩利亚山顶行祭。亚伯拉罕按着爱子的头正欲行祭时,天使突然飞临挡住他的刀,告诉他这是上帝对他的忠诚考验。画家描绘的这一惊心动魄的情节。
乔托的《犹大之吻》是《圣经》故事之一, 拉菲尔的《西斯庭圣母》,画面像一个舞台,当帷幕拉开时,圣母怀抱圣婴,脚踩祥云,徐徐而来。还有许多类似的名画,不胜枚举。
2、古希腊神话故事、
提香的《达那厄》、《维纳斯和阿东尼斯》等等都取自美丽浪漫的神话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绘画重故事性的特点。
3、世俗生活(重人物画)
文艺复兴之前的画家,很少表现世俗生活场景。漫长的中世纪绘画,都在宗教的笼罩下度过。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画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世俗,转向平民,转向身边的平凡之美。美术三杰笔下的圣家族,无一不是显露出世俗的神情,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画家乐于表现的主题。许多肖像画家开始接受贵族的定单。最著名的有凡爱克兄弟和荷尔拜因。
中国文人画取材喜好梅、兰、竹、菊四君子、高山、渔隐 (山水、花鸟画为主)等。
梅,傲而不俗。兰,幽而不病。竹,轻而不佻。菊,丽而不娇。 高山、渔隐,则表明了文人心系天下却超凡脱俗的态度。
C、表现手法不同
欧洲文艺复兴绘画的表现手法有:
1、造型写实,采用浓烈色彩;
2、以面的塑造为主,强调立体感;
3、重视透视的研究,力求创造三维纵深的效果;
4、此时的色彩是跟着造型的立体要求走的,目的是再现实体,给人真实感。
中国文人画表现手法特点是:
1、重在意境,墨色淡雅。
2、以线的构成为主,营造平面的氛围和意境;
3、“散点透视”对透视的表现顺其自然,点到为止。更注重表现而不是再现。
4、墨分五色,概括,细腻。
D、形式美感不同
欧洲文艺复兴绘画之美重在场面大、色彩重、造型结实有力,给人以雄浑、宏伟、震撼、崇高的视觉冲击。
中国文人画之美在于取材纯、色彩雅、高度概括的形体走势将观众带入作画者灵魂深处神妙的意境。
E、文化背景不同
文艺复兴的背景:1、经济:资本主义萌芽,新兴力量发展。人性解放之声唱响。2、文化: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渐渐解放,带有人文主义思想。而这些都使得那时的西方绘画带有积极入世的倾向。
中国元末-清初:1、经济:封建制度不断僵化,中原文化蹒跚而行。2、文化: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结合,具有超脱的意味。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当时的文人画带有消极出世的情绪。
西方文化背景最深层次的是――基督教。因此,文艺复兴绘画仍然是基督教绘画的一脉相传。
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背景,也直接影响了文化画的创作。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而这任何一家的精神,都与美术――图式符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儒家的面貌,就是一张静止的太级图。人们看到它,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何为阴,何为阳,何为阴阳次序。它的主旨,就在于理清宇宙人生的条理秩序,让人们在天人合一的伦理中,有序地生存。
释家思想,主要指佛教的理念。而大乘佛教,是佛教理念的集大成者。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佛陀的教育。大乘佛教的核心是“空”。其实“空”,便是一张飞速旋转的阴阳鱼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与其说它是在解释世界,不如说是在描述宇宙人生的状态。图中有阴,有阳,有黑,有白,有色,有别,这是“有”。然而,当整个真实世界光阴飞速流转,万物瞬息万变时,这所有的“有”形,就化为了一片混沌和“无”形了。到最后,大千世界,融化为不可察觉的千变万化之中。
F、对后世影响不同
文艺复兴绘画:建立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科学体系。为后世西方美术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物典范。其审美规则到目前仍然是世界许多国家油画教学的学院派基础。
中国文人画:完美地图式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成为后代国画的临摹范本。给西方近现代绘画大师以创作灵感。
(二)具体分析-文艺复兴绘画与中国文人画比较(同)
1、当时这两类艺术家对待绘画作品的态度都是严肃的。
2、文艺复兴绘画和中国文人画都具有抗争性,生命张力。
两个画家可作为对比,一位是米开朗琪罗,一位是徐渭。米开朗琪罗的“力量”体现在他所刻画人物的肌肉上,而徐渭的“力量”则体现在他画中花草的构图,黑白空间的分布,以及墨色浓淡的节奏上。米开朗琪罗的“力量”是表面的,而徐渭的“力量”则是深刻的,隐藏的,安静的。
3、都在形式上继承院体典范,在内容上还原人性,具有人文关怀。其过程是一种艺术的解放。
4、都在其所在的文化圈内,成为了后世美术教学的楷模。且造就了难以超越的艺术品质。
三、结语
14-17世纪的中西绘画艺术,在艺术的风格上大相径庭,却在艺术的价值上殊途同归。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伟大的艺术最终都是相通的。也正是如此,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显得如此重要。同时,我们又要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与世界丰富的文化成果相融合。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价值观;禁忌
英语教学的实践表明学生在使用英语时所犯的错误、交际的不得体很大程度是由于欠缺英美文化知识所造成的。传统英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即具备“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然而仅有这种能力是不足以保证人们在实际情景中进行有效交际的,因为所有可能造出的句子——语法和语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因不合乎社会语用规则而被摒弃。
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过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生活在一定言语使用区域的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下通过口语或书面语的形式相互交际而是使用的。同时,一种特定的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息息相关的。
文化是一个社会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合,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折射镜,从一种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的文化,看到该社会的自然环境、生产劳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典故、思维方式。正如语言学家拉多所说:“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因此,在语言教学活动中,强化文化信息的导入不仅会使对语言的理解更准确、交际更得体,还会增加语言学习的趣味性、生动性、持久性。
在几年的英语教学中,本人总是在所教的各门学科中渗入对英美文化知识的介绍,以使学生更准确地把握语言,具体做法如下:
一、英美价值观、行为方式
Clyde 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型或隐型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做出选择”。价值观是任何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是人们行为的规则、思维的方式、认知的准绳、处世的哲学、演绎推理的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的标准等等(贾玉新:P59)。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支配着人们如何进行交际,无论是言语交际还是非言语交际。尽管人与人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是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人在价值观上总体呈一致性。英美两国由于其特有的海洋文化形成了迥异于东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首先英美人特别强调独立意识、独立精神,这一点在培育子女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孩子很小就让其独居一室,满18岁后孩子会搬出去享受自己的发展空间,父母对于孩子的求学、择业、婚姻只是提供建议,绝不大包大揽,横加干涉。年长的父母也不和已婚子女住在一起。因此,西方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富于亲情。为此有些学生在阅读英语文章时常感到困惑。由独立性引发了英美人对个人隐私的绝对尊重。英语中有句熟语“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意思是一个人的家是神圣的,不请勿入。英美人视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为个人隐私,是不可以随便打听的。在口语中有一句whereareyougoing?(你到哪里去?)常被中国学生用来问对方,我们觉得是再普通不过的问候方式了,可在英美人看来则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很无礼。由此可见,不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内涵,不仅会导致交际的失败,还会产生误解,甚至敌意。
另一方面,与中国文化不同,在中国文化中,“老”意味着智慧、有经验,因而人们常常尊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为“张老”、“李老”,但英美人忌讳言老,老即无用的代名词,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老势必被淘汰。因此在与英美人打交道时,女士的年龄便成了秘密,是不可以随便打听的。另外有时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举止往往英美人并不领情。同样学生在与外教交谈中常用的“Take care ,be careful”(当心、小心)常会引起外教的不快,因为这两个短语意思虽为关心对方,但使用的语境往往是大人嘱咐孩子,含有居高临下的意思。
二、迷信、禁忌与委婉语
禁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存在和延续有着明显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根源。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相信某些言语、器物或行为会招致厄运或灾难。世界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迷信与禁忌,内容不尽相同。英美的迷信禁忌花样繁多,体现在植物花卉、动物、节日、日常行为、数字等方面,学英语的学生如果对此一无所知,不但会造成误会,还会使友好的关系破裂。一次一位在英国读书的中国女学生在去看望导师的途中,为表达对老师的敬重,买了一束红白相间的花送给老师,不料老师见到花后大惊失色,十分不满。后来女学生才知道在英国忌讳送人红白两色的花,据说这种花会招致死神,难怪英国教授会大惊失色。在英国很多医院有专门人员检查送给病人的鲜花,以防红白两色花混进病房,给病人带来心理恐慌。
在英美国家数字13被认为是最不吉祥的,因此很多宾馆没有13层或13号房间,人们相聚也竭力避免13人,据说这一禁忌主要和基督教有关,耶稣和弟子共进晚餐时,第十三人正是出卖他的犹大。自此数字13便背负了不幸的罪名。在英美发现四叶苜蓿,提起兔脚,看到蜜蜂飞入室内都是吉祥幸运的。而遇到黑猫,打破镜子,在室内撑开雨伞都代表灾祸。
委婉语一词源于希腊语的前缀,意思是好听的或者善词,在古汉语中称为“曲语”,指说话时,迂回曲折,含糊隐晦,不直陈某人、某事,但却达到较好的语言交际效果。可见委婉语是各种语言共有的语言现象。
委婉语的出现与语言禁忌有直接关系。人们讳言死便有了pass away, pass out, pass over(去世)等委婉说法。现代女性喜欢有苗条的身段,对于一位身体肥胖的女士来说,人们更愿意说她put on weight(发福了),而忌说become fat(长胖了),fat在词典中解释为胖,而在英语使用中却是一个有贬义的词。在英语国家有些职业,如undertaker(承办丧事的人)shoemaker(补鞋匠)garbageman(垃圾工人)等地位低下,挣钱不多,被人瞧不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变化,也创造出一些新名词来指称他们,不但避免了尴尬,而且提高了社会地位,赋予平凡工作以一定职业感。如用shoe rebuilder(重整鞋者)代表shoemaker, funeral directors(殡仪负责人)代替undertaker, sanitation engineer(清洁工程师)代替garbageman用slow(缓慢)代替stupid(笨的)来指学习不太好的学生。委婉语虽有其营造和谐的目的,却也有粉饰太平、掩盖真实情况的效果。因此学生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注意到禁忌、委婉语的使用就会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涵,识别作者的真实意图。
三.来自希腊神话与圣经故事的习语
语言中的词汇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而词语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习语中来。因此,一种语言词汇中习语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史。英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一,英语习语更显得纷繁浩瀚,渗透着浓郁的西方文化气息,交织着其他民族的影响。
希腊神话是古希腊人的一部百科全书,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现代英语中许多重要的习语出自于希腊神话。《圣经》是西方世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集中反映,《圣经》中的一些语言已经渗透到英语的日常生活用语当中。在我们日常的英语学习中经常会遇到这些带有历史文化典故的习语,如果能及时给学生讲解这些习语的含义及出处,就会使学生的学习更富有趣味性,记忆更持久,掌握得更精确。
Arachne’s Labors(纺织术)Arachne(阿刺克涅)善纺织,远近闻名,因此引起了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嫉妒,她与阿刺克涅比赛织布,雅典娜对阿刺克涅织的布挑不出任何毛病,就把布撕成碎片,阿刺克涅因此绝望自尽,不仅如此,雅典娜还把她化成蜘蛛。在现代英语中,蜘蛛学名叫arachnida,而Arachne’s Labors阿刺克涅的工作也就演变成纺(下转265页)(上接264页)织术的意思了。
在英语中人们把男人的喉结称为Adam’s apple(亚当的苹果)。这实际上是源自于《圣经》的故事。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不用劳作,自由自在,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不许吃智慧树上的果实,即苹果。一日夏娃经不住魔鬼撒旦的诱惑偷吃了苹果,她见到亚当后又劝亚当也尝一尝,亚当正在吃苹果时,上帝耶和华走来,惊吓中,苹果卡住喉头,自此男人的喉结也就成了亚当的苹果。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渗透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取得成就的总合。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熏陶和修养。长期单纯的只注重语法语音的教学模式已使我们付出得太多,收效太少。因此在我们的英语教学中,改编原来的做法,注重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文化内涵,就会减轻学生在理解方面的难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对语言的掌握更准确,交际更得体,从而使学习变成更生动、更直观的愉快体验。
参考书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对传统建筑历史研究的批判性思考———文化的缺失
从斗拱谈起以斗拱举例来说,20世纪初老辈建筑先贤对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从构造方法上做了定论,即切合中国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汉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则是衰退期。但是单纯的结构发展论并不能够代表全面价值观,例如西方建筑中从没出现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现代研究建筑史,已经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为动力,文化特质。一个民族建筑外显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从东西方文明起源对比浅析中国文化特质
2.1东西方原始文明发展由来人类从动物开始,由于物质的逐渐丰富,获得了“理性”———即行为之前的犹豫到冷静的过程———从而进化为原始人类。再从原始人类社会中发展出精神文明,学会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质层面的原始人性观以及精神层面的原始信仰(林语堂,1943年)。原始文化发展到殷商时期,明确的社会伦理规范就出现了大概的轮廓,即为使用伦理的内力约束来维持社会安稳的周礼。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下,人们其实内在仍是保持着原始的价值取向以及现世乐生的诉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体之前,在周礼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走势为道德取代宗教,礼俗取代法律,固化成为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体,佛教流入,但没有形成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而受礼制入世影响同化,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众化,从而失去了的机会,艺术与科学也就无法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逐渐沦落。而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人类在宗教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约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恶、祈求来世的人生价值(迟成勇,2009年)。之后经历中世纪的封建制,集团和阶级的严重斗争阶段,走到了文艺复兴,奠定了人文主义,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进而步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之后持续演变到现在。
2.2宗教精神对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响宗教精神在人类社会中最明显的作用在于对生死价值观的影响。西方宗教具有悲剧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现象,对人类存在是一种无形威胁,而人行为又易受无法控制的强烈欲念所支配,两者合起来即为悲剧感受(林语堂,1943年)。于是受悲剧感受影响,人类不免时时为空虚绝望包围,带有萧瑟凄凉的悲愁情绪,故西方悲剧文学艺术也就在此种精神下产生。受此影响,宗教艺术是在生死之际和之间找寻人生意义,特质外化在建筑表达上表现出的永恒感的追求与纪念性、带有献身精神。执着一丝不苟宗教精神为工业化基础,以此产生艺术与科学,西方建筑史几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以迷信为寄托、以逸乐为幸福、以儿孙为传承的带有原始意味的文化。这远在殷商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贵族并且在贵族阶层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来佛教进入中国社会,产生了宗教文化,为中国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国文化自秦汉至今没有改变的精神,那就是民众化的精神(汉宝德,2008年)。甚至在秦汉之后,封建制解体,贵族文化走向没落,民众文化愈发突出。而封建精神与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中国人理性早启,过早步入伦理本位,思考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中国人过早受到周孔礼俗的内力制约,在人对物的思考上显得薄弱,科学无从产生。这与西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古希伯来宗教文化对西方“人对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对于中国人来说,归根结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样由艺术审美主导的建筑发展,也许这就是中国人文化对于中国建筑的最本质影响。
3由社会及文化发展史解读中国建筑史
从夏商到清朝,中国有着古老深厚的历史。在由原始农耕社会形塑成的文化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同时,诸如佛教的外来文化循着地理扩张参杂进来,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为政治统治文化。各种杂糅混合,并且相互影响和内化。在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解读在其间被影响的中国建筑发展,现暂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3.1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从夏商延续到秦汉,从时间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相似的是都无主导性宗教,人类宗教活动主要是祭祖一类,重视人文观念和艺术,产生大量哲学思潮。中国社会在古典时期虽然也存在神话,但并未到达信仰的阶段,而是一种诗意地尊崇,从屈原的《九歌》、《天问》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们不为神建庙,不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演变。出现高台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类型以及以柱列为基础的空间架构。同时由于礼制的确立,建筑出现了与之呼应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现了权位象征。至秦汉时期,木构架发展到了成熟突破,进而引发了亭台楼阁的产生。这一时期的古建筑并无曲线,端庄严肃。建筑规模庞大,构件简单刚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出现。
3.2中世时期中世时期囊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这段时间内,贵族世家转为地主阶层,影响力渐衰,同时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辅佐下,慢慢成为了精神统治,而佛教文化则由盛至衰。由于专制集权,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贵族精神遗传给士大夫阶层,在制度上科举人才选拔平民化。社会文化发生了大蜕变。期间宋朝南迁,地方家族实力彻底被摧毁,中国的贵族文化接近尾声,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统文化开始。宋明理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其使思维方式趋于精确认识事物和规律的知识性,理性认识思路。而后至唐朝,宫殿规模愈发宏大。受佛教的影响,空间由复杂趋向与单纯。斗拱结构体系日趋成熟,并且趋向复杂化向装饰化,由原本的橼承重慢慢变成了檩承重,从而建筑的曲线更加明显:翼角起翘,出檐深远,显得轻灵飘逸。在宋朝,建筑保留着最后的贵族气质,呈现出精致高雅、细腻纤巧。在理学的影响下,俗文化形成,园林兴盛。来到了儒家士大夫时代,禅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强,风格相较之前变得收敛变庄重:正脊改曲为直,鸱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翘转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启后,重心逐渐从唐辽北宋金那种肃穆的宗教气氛转为世俗化,且更为艺术的设计,空间的运用逐步比出檐的深远更受重视,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态的设计则更为艺术化。
3.3近世时期近世时期从辽金到近现代之前的清朝,在这一时期里面,少数民族入侵,由于北方辽金异族文化的冲击,简单粗狂的取向,把单色优雅的宋文化,改变成为具有装饰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备王朝所必须尊重的传统礼仪制度,且无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开始。传统贵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彻底消失,佛教因禅宗兴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为一体,社会商业化,资本主义萌芽,新形式出现。专制思想达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带成为中国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之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精美楼阁,如各种城楼、鼓楼、市楼等,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术和成就有著长足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巨构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木构建筑,面阔95m左右,占满紫禁城太和殿的整个台基,其体积大约是唐大明宫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弃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这种在城市经济和手工商业大为发达的环境下趋於理性的技术革新,不仅有利於建造开间极阔的巨型大殿,而且帮助结构变化丰富的复杂楼阁建筑成为了一门富於创造的艺术。明代城市建筑沿袭南宋一路的人文主义路线,完全世俗化,相比肃杀的宗教气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诗弹琴品茶论画的空间,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国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广大的干燥的黄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长江流域,宏大的气魄转变为纤巧的心思。建筑的规模在缩小,中小型建筑为新兴的商人中产阶级建筑,完全取代了贵族士族大家,成为社会中坚,商人与士人混为一谈。江南景色,小桥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国的环境特色。文人画的情操呈现在士人的小院里,为中国人的心灵天敌。这样的中国情趣是汉、唐的中国所无法想象的。
作者:张伏曦单位: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关键词】地域性;骑楼;碉楼;土楼
结合地域自然条件设计建筑古已有之,如上古时期埃及的石制金字塔、方尖碑,古希腊的帕提农神庙,两河流域的生土建筑,及中国古代的木结构房屋等,都是利用当地的盛产材料,具有地域性和可识别性。然而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地克服某些自然因素的能力不断提高,致使大一统的现代主义风格在世界各地广泛流行。不过,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践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这种抹杀地域差别的做法终究是弊大于利。于是,尊重地域差异的新地域主义流派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地域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一是适应当地的历史文化条件,本文主要是从适应自然条件的角度来研究地域建筑。
为什么这种抹杀地域差别的做法弊大于利呢?首先,这种不考虑当地自然条件的大一统建筑不经济,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从人文角度看,各地区“千人一面”,毫无特色、个性可言,会使当地居民丧失对该地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地域性建筑又重新崛起了。地域建筑又称为乡土建筑,是地域文化的代表,由于其与环境的高度协调,就值得我们研究学习。这是一个从被动与环境妥协到主动与环境妥协的过程。
建筑师在进行建筑创作时又把目标转移到建筑所处的地理状况,力求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并有一部分建筑师专门从事乡土建筑的研究,所谓“乡土建筑”,是指在特定的地域文化圈中,运用自然生长的乡土建筑的形式空间,建造满足现代生活功能的新建筑,这一倾向试图留住地域文化的根。在这方面,国内外建筑师都不乏优秀的范例。在此,我想首先介绍一下印度建筑师在此方面的探索。
印度地跨北纬10度到30度之间,北回归线跨越它的中部,就整体而言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这就意味着夏季的时间长,有相当一部分国土相当炎热。印度虽然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可是由于幅员辽阔,受海洋气候的影响仅限于很少的滨海地区,而广袤的内陆则十分干热。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挑檐,便会产生大面积的阴影。印度建筑师针对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采用最有效、最经济的遮阳手法,最大限度的减少阳光对地面的直接照射。印度建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外墙虚实凹凸的对比和变化十分强烈,由此而产生的光影效果也分外突出。以致,太阳的直接光线很少乃至全然地照射不到介于室内外之间的外墙面。这种造型处理手法颇类似于“凹廊”,借此,既保证了良好的自然通风,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遮敝炎热阳光的照射。把建筑物的外墙作为内层,在其外侧再加上一层“格架”,当格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时,比较陡峻的阳光即可被格架全部遮挡,这就意味着作为内层的墙,将全部处于阴影之中,这无疑会降低室内的气温。建于艾哈迈达巴德的印度语言文学院,为三层楼房建筑,它的一层和三层均以格架的形式而取得良好的遮阳效果,而夹在其中的第二层则深深地凹基面之内,借上一层的出挑,同样也为阴影所覆盖。由里瓦尔设计的法国学校和文化中心,其立面处理也别具匠心。由6根细长的柱子支撑着的第三层十分厚重,处于其上的窗户则深深地凹入墙面,既减缓了烈日的暴晒,又具有很强的厚重感勒.柯布西耶于20世纪来到印度,作为功能主义倡导者的大师,当然会把舒适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必然会把遮阳和通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设计的昌迪加尔高等法院,可以起到遮阳作用的巨伞式屋顶,纵横交错的格架式墙面便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
与印度相似,中国幅员辽阔,地跨多个温度带和气候带,因而各地区的气候条件相差很大,这为地域性建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下面将以我国比较出色的广东省的地域建筑为例进行分析。
广东省为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地区,也是夏季最长的省份。全省各地的太阳辐射量、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雨量等方面都与全国许多城市具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广东建筑具有了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全省来看,潮湿多雨,太阳辐射强,气温高是广东地区普遍的气候特征。因此通风隔热,防晒防雨防台风是广东地域建筑在特殊地理条件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它反映在建筑上既要开敞通透,又要有足够的挑檐、雨棚等设施,以达到通风降温、遮阳避雨的目的。广东地域建筑除官府类、宗教类等公共建筑外,大量的是私有民居建筑,在这些众多的民居建筑中,为适应广东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形态使广东建筑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即用于商业和防卫两种功能。
(1)骑楼――店屋式开放住宅
店屋式住宅是融商业功能与居住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类型,这种混合型的建筑古已有之,而宋代是其发展的重要时期。近代海外文化的涌入,带来了西方券廊式建筑形式与混凝土等新材料技术,使前铺后宅的店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将券廊式与广东传统的竹筒屋等形式结合,形成了上楼下廊的骑楼式建筑。骑楼在楼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街道边相贯通,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人们在廊下进行商业贸易,可不受风雨日晒的影响,既适应广东多雨湿热的气候,又使人与商业空间的接触更为直接方便,并使城市商业与交通空间相融,使街道尺度更为宜人。
(2)碉楼和土楼――防御式封闭住宅
在粤东北兴梅客家聚居地区的土楼,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集居防御式建筑。土楼形式多样,最为常见的是围龙屋,另外圆形、方形土楼在这些地区也较多,围龙屋,俗称客家大屋,又称“五凤楼”,其平面布局由合院式结构发展而来,圆形土楼和方形土楼,也可能多环相套,越向楼层越高。土楼外墙厚约1.2米,对外不开窗或开小窗,以达防御目的。其主要是形成一种集合式居住方式,所谓“人多势众”,这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方式。客家土楼由于其围合性与独立性而产生了很强的排外性与防御性,主要原因是客家民是为逃避中原的战乱而迁入赣、粤、闽交界的山区,为免遭当地原住居民的攻击,保证来之不易的安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建造了堡垒式的防御建筑,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土楼。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地域建筑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
(1)回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
(2)运用当地的地方性材料、能源和建造技术;
(3)吸收包括当地建筑形式在内的建筑文化成就;
(4)有其他地域没有的特异性并具明显的经济性。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对地域建筑的设计与探索已初见端倪,在许多省份,已有符合当地自然气候条件的新建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在我国许多地广人稀的地方,如新疆、等地还没有较好的地域建筑,而这些地方的气候条件非常特殊,如果加以考察研究,在此设计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地域建筑将大有前途,这将可能是中国建筑师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四川建筑 2005.2
关键词 文化 文化演变 知识创造过程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无疑是由先进的文化所引导带来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领中国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旧有的思想及相应行为若隐若现影响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阻碍新的社会格局的产生,例如封建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对于未曾全盘西化的当今中国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像当初西方列强一样靠对外侵略扩张而发展,其全面复兴必然需要全新的文化来支撑,这意味着它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传统的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摆脱历史的包袱,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又必须剔除其糟粕,因而必然需要围绕全新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实现全面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理解掌握文化创新的过程实质,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1文化的基本单位即文化基因是一种认知模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2)语言和符号;
(3)规范体系: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它们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4)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其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5)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文化有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他认为文化基因或觅母(Meme)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音乐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这一概念解释只提到一些具体表象,没有区分文化的内在遗传信息和外在表现形式,也没有注意到前述文化内容的结构体系。
P・DiMaggio在综合评述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互影响后认为,将认知的模式即schema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是极有意义的。它代表着各种对象、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多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展示文化的运行过程。这一分析突出了文化基本单元的内在信息属性,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内涵更具一致性。
比较上述两种概念分析,文化基因,应是特定人群对某种对象及其相关特征、关系的认知模式,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内化吸收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这种理念决定着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时装的风格、建筑的方式等;人们在传播、模仿这些具体形式时,实际上也隐含地传播者这种内在的理念或知识。
2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过程
Gabora提出一种文化演化框架――公共交流(communal exchange),认为是公共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和谐、挫折或误解做出回应: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调整理念以适应环境,因而减少熵、重建和谐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复杂的、可积累的、开放的文化得以演化的是一种递归性反思能力:一种思想触发另一种思想,后者再触发另一种,如此持续进而形成一条联系链。换句话说,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概念、理念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它通过这种自我修正过程产生可传播的创新,因而必然地是一种新知识产生的过程。对比文化基因的概念,这种调适后的新理念、新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即新的文化基因;递归性反思能力形成的思想联系链即是文化基因链。
这一演化框架理论强调的是新理念的产生,但并没有解释新理念转化为新现实的过程;如前述文化概念与组成,文化演变还应包含新理念转化为新的行为规范、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以致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
对于由新知识产生至新产品或新现实得到实现的知识创造完整过程的探索,最经典、最透彻的分析仍然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知识创造三要素统一模型。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场及知识资产。
(1)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转换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联接化(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社会化意味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是分享体验并由此创造心智模式和技能之类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将隐性知识转为显性知识,是利用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等形式将隐性知识明示化的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所在,通常由对话或集体反思所触发;联接化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得转换过程,将各种概念综合为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通过对显性知识的整理、增添、结合和分类等方式,重新构造既有信息,进而催生新知识;内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得转换,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基础内。经历了这样的相互作用,一项创新便涌现出来。模型认为组织知识创造始于被调动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放大,并在较高层级上固定下来,并会随着互动社群的扩大,超越团组、部门、事业部、组织的边界而不断往前推进,形成知识螺旋。
(2)场,是知识得以分享、创造和应用的共同环境,它为个体的知识转换以及知识螺旋的展开提供能量、质量和场所,存在形式可能是物理空间如办公室、虚拟空间如电子邮件或网络,和精神空间如共同的理想或文化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场形成或存在的关键。与上述四种知识转换过程相对应,场也有四种类型:起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实践场;
(3)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调节因子。知识资产可分为四类: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上述四个知识转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三个元素统一为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是组织应用既有的知识资产,通过SECI过程创造新知识;而SECI过程发生在相应的场中,创造的新知识也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这一模型强调从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包括了新构思或新思想的形成到形成新现实的完整过程,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得到的模型。
将这一模型扩展应用到文化演化过程中,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和历史事实上的探索验证。另外,这一分析模型一个显然的局限是没有说明知识创造的动力源泉。
3实践中的矛盾启动新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并促进新基因链的形成
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感性与理性阶段、矛盾的普遍性等原理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三要素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是实践的需要触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正是各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矛盾;而知识创造的目的或结果,则是为实践中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也蕴含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外部化阶段,以感性知识交流为主,开始向理性知识例如概念转化;联接化阶段则是理性知识的相互组合;内部化则是系统理性知识的实际应用,“由认识到实践”必然经历的过程。
作为特定矛盾的解决方案的新认知或新思想,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而现实世界中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为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思想联系链”形成的现实基础;而新的“思想联系链”,即相互联系着的新的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推进相关现实世界变化的认知基础。
例如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的知识创造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佛罗伦萨的人们需要探索理解人与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时的实践环境构成了新理念产生的起始场;各种学校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内全新的探求新知(表现为追崇古典)的自由氛围,承担了对话场的角色;加上外部知识即古希腊文化成就的输入,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人性的尊崇,得以孕育形成,形成了对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认知;上述对话场也触发了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外部化,即各种艺术创作实践,各种文艺及美术作品,便是这种外部表达的具体形式;同时或随后,探究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规律、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进一步产生,相应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得以产生,并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与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按照新的知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唯神命是从;相应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也得以形成。形成新的科学或社会实践、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就是上述的知识内部化过程,相关的新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古希腊文化成就是这一知识创造过程的知识资产的输入,人文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思想等新的文化基因及各科新的知识体系则是这一过程输出的知识资产。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分析模型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传播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时,随即开启了新的SECI过程,而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则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内部化的具体表现。
由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导致自然科学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代表人物在吸收既有科技成果、体验现实群众生活、考察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各侧面及整体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述。如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就人民、国家功能、政府职责与权力范围、法治的必要性与内容、宪法的地位等相继做了透彻的分析,进而进行了国家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随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显然,吸收科技新成果、考察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就国家制度各侧面的分析论述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则是新的政治观念的外部化表达过程,而国家制度的整体设计则是一个相关政治观念系统化整合的过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国家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内化过程。
上述过程中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矛盾的解决导致基本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即尊崇人性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而人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人与神的矛盾解决后必然面临的新问题,它进一步分解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解后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针对各自的新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基因,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的重视,贯穿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民主相关的观念体系:自由、平等、法制、民权等等。这样,不同文化基因的创造、演进就渐次形成一个树形图谱。当然,并非所有新的知识成果都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唯有影响广泛、长期传承的理念,才成为文化基因。从根源看,文化基因所以能长期传承、影响深远,原因在于它对于现实中某类共性的矛盾的解决仍然有意义。而当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出现时,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就成为必然。这正与Gabora提及的递归反思能力所形成的思想联系链相对应。
这种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可为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
4新文化的建设要注重各种实践中相关场的建设以及与相关文化基因的关联
由文化的概念所决定,文化创新或新文化的建设,必然地包括捕捉提炼新的理念,设计完善新的制度和政策,完善相关机构的新功能,新的理念的传播,新的实践惯例的扩散等;而由文化演变的知识创造过程及实践动力所决定,关注新的实践中对新文化基因的需要以及相关的各种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例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通过开放式创新、整个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形成创新生态链和以知识创造、流通及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地包含着相关文化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只有区域范围内的新的创新文化,才能凝聚各方资源与力量、促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过程,其起始场与最初隐性知识的形成,往往与新的实践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建设进程中,企业家俱乐部、企业界与学研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界内或跨界的论坛、协会的活动等形式,属于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场或实现外部化的对话场;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的互动、结合,则是实现相关知识组合化及完成制度或政策设计所必须依赖的系统化场,实地培训、相关宣传资料的编辑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对新文化内容的传播,“干中学”及实践中的交流等则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必不可少的内容。
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与新实践相关人员的交流、借鉴外部相关知识、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等,进而实现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中新知识的社会化、外部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为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对话提供了诸多便利,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文化基因的内部化过程,即实践场的作用,有的靠实践中榜样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实践体系可潜移默化地传播实现,有的则要注意利用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新的文化基因的植入。例如现实中反腐所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的建设。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无疑与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有关,如官本位、封建特权、圈子文化等,不仅仅存在于很多官员自身思想深处,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同时,也与我国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忽视相关制度建设有关,如权力设计及运行模式、监督机制以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等。“不能腐”意味着健全的制度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有效制约,这有赖于新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有效内化;而“不想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新制度相对应一整套观念体系通过教育已深入到官员的思想深处。
新文化建设还需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文化基因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有时需要相关基因的变化才能实现特定基因的演变,这是由其内在矛盾的相互关联特性所决定。例如反腐的新制度及其理念基础,可能与其他相关制度、理念的改变密切关联。
中国的建设实践必然需要衍生出新的文明,而新的文化则是这种新文明的内在基础;把握文化创新与建设的一般规律,探索营造恰当的氛围与措施,结合各项建设实践完成文化的创造,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曾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080158)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博士论文专项基金(20090610)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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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yi and Chinese image science
LIU Chang-l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78,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Zhouyi with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raditionally, different choice of time or space in knowing the worl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forms two kinds of sciences. Traditional western knowledge considers space as the primary and time as the secondary with the former governing the latter, 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goes the other way round. Therefore, the former knowledge lays emphasis on being itself while the latter one on image. Knowledge of image can be classified as image science adopting the method of regarding beings as a natural whole and that of image analogy. The substance of image is Qi. Different from a real substance and physical field, Qi is a substantial existence in which the property of time, which constitutes the other half of the world, is predomin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mage science. Break throug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ies will certainly revive the image science, essentially significant to human future and health.
Key words: choice of time or space; substance; image; Qi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不是一个源,一个流,即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和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科学。尽管中国式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相比尚有时代和规模的巨大差距,但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方向。
一、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世界具有无限多的层面。其中哪些层面显现,以什么形态显现又与认识主体的选择和采取的方法相关联,相对应。从大的视角说,世界有空间和时间两大方面。空间方面显示为“体”,时间方面显示为“象”。“体”指形体、形质;“象”指事物运变的动态表现。这两个层面可为人类分别把握。正像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那样,二者相融不可分割,却又各成体系,各有自己的规律。对象规律的揭示和研究,可称之为象科学,对体层面的认识则称体科学。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了中国的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在时空选择上,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处于分隔对立的状态。因此,西方人看世界着眼在空间实体。与此相应,则倚重分析方法、抽象方法,将对象分为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经过一层一层向更高处抽象,于是哲学的本体,往往具有超时空的特性。现在有一种观念,好像唯当具备超时空的品性,才够得上是哲学范畴,才称得起是所谓“形上学”。其实,这是错将抽象方法当作唯一的认识途径,将西方本体哲学当作唯一的哲学形态所造成的误会。
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作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惟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惟有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比较接近中国的《周易》哲学和道家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永恒运动变化着的流动过程,提出“一切皆流”。他的一句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认为自然世界和世界的秩序“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但是,赫拉克利特毕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活火”作为他的世界本原,尽管充满了生命力并永恒地流动,却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无形之“气”。他说:
万物换成火,火换成万物,犹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1](第182页)
他用黄金比喻“火”,显然“火”代表一种有形体的物质元素。可见,在世界本原问题上,赫拉克利特的“火”同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以及“土”等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有形体的物质元素,只不过“火”更强调了活力、流动和转化。亚里士多德及其门人也都将赫拉克利特的“火”解释为“实体”。
由于“火”是实体,所以无论赫拉克利特如何突显万物的流动和转化,他仍然是以空间为主看世界,以空间关系的特性来规定和看待时间的延续。而他对“斗争”的崇尚正是这一倾向的结果。他说:
对立冲突产生结合,从不一致的音调里产生出完美的和谐,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斗争产生的。
应该领悟:战争是普遍的,斗争就是正义,一切事物都是由斗争产生的。[1]( 第191页)
赫拉克利特认识到对立统一是“一切皆流”的根源,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而且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谐使事物完美并能相互转化,因而非常重要。但是他强调,对立和斗争才是隐藏在事物深处而成就统一与和谐的基础,才是推动事物流变的真正动因。他所提出的逻各斯的实质,也在于对立面的斗争性。而“火”其实就象征着“斗争”。
不难理解,分离、排斥、斗争正是事物的空间属性。空间只有通过广延和并立才能显示,空间可以分割、占有却不能共享,故事物在空间中的存在和发展必定以对他物的排斥为条件。可见,将对立和斗争视作“逻各斯”最重要最深刻的内涵,是从空间角度看待事物关系的表现。这与赫拉克利特将世界本原之“火”理解为一种实体的观点是统一的。
赫拉克利特重视流变,着眼于事物的过程,显然光凭这一特点还不能走上“象”层面的认识路线。因为单纯的“过程论”、“生成论”,只能表明对时间的重视,在时空选择上,并不一定是以时间为主。而以空间为主,以某种实体为世界本原,仍然可以坚持“过程论”、“生成论”。从这样的观念出发,认识的触角最终还是要伸向事物之“体”,其生成和过程归根到底是“体”的生成和过程。其所要把握的规律,仍然是躲在现象背后的“体”的规律,而不是显现于外的“象”的规律。因为认实体为万物的本原,自然会引导认识去一层一层地进行分解、剖析和抽象。赫拉克利特就说,“逻各斯”“自然喜欢隐藏起来”。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已把本质规律与现实的流变过程严格地对立起来。
倚重对立和斗争,强调事物的相互排斥,不可相容,这种思维偏向不只是表现在赫拉克利特等个别哲学家的思想中,而是整个西方思想的主流传统。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他们难于承认和理解,在充满了对立和斗争的现象世界的流动变化过程中,还有确定性、稳定性和规律性。在他们看来,现象是转瞬即逝的,稳定而又可重复的规律和本质只能躲藏在现象的背后,属于支配现象的另一个世界。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就将老师的流变观绝对化,提出人即使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可能,从而堵死了在流变中寻找稳定性的道路。
公元前5到4世纪,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创立的古代原子论,对西方科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德谟克利特主张,原子和虚空为宇宙的本原。原子是存在,虚空是非存在。存在和非存在都是同样的实在。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具有不生不灭、永远运动的属性。万物由原子组合而成,由原子的分离而消失。原子是绝对硬邦邦的充实而不可入的物质存在;虚空则是什么都没有的绝对虚无的空间。正是由于虚空的存在,原子才有运动的场所。原子论继承和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存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芝诺的非连续的不可再分的最小量度等概念。它和它以前的哲学学说一样,都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事物的形体、形质方面。原子论对欧洲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奠定的实体(本体)范畴,以其先行者们对“本原”的讨论为先导,被当作第一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他在《范畴篇》提出,“存在”可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共10类,其中实体居于主体地位,在陈述中为主词。其余9个范畴只能用来表述它,作谓项。而它却不能作其他9个范畴的谓项。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性”是实体的必要条件,但他又强调,确定性为实体最重要的特征,不确定性则排除在实体之外。而他所说的确定性是指不变性。他总是以确定性和不变性来规定不确定性和变动性,认为实体是变中之不变者,一切变化是不变者的从属物的变化,一切不确定都从属于那背后的确定者。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广延和并立。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仍然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19世纪末以来,西方也有哲学家求索新路,但始终未能究竟。可见,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学术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在时空选择上,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时间一维,不可分割,不能占有,只能共享。因此,中国人以整体的眼光看世界,以“保合太和”(《乾·彖》)为万物共存共荣的根本原则。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积极寻索象的规律。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不能同时捕捉,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无论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就像阴和阳,“不得两起”,“不得俱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阴阳出入》)二者适用玻尔的互补原理,相反相成,相成相反,不可通约,不可替代。
二、中国的观物取象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的产生和形成则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花纹以及遍布中国南北的大量岩画,其实已经粲然透露出意象思维的信息。中国岩画着意在线条,重意轻体,其风格与欧洲岩画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应当是后来国画的滥觞。
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之间更重视功能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属“形而上者”。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或“本体”的概念,而往往是把本原理解为生息万物之本根。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16章)这“根”即指本原。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存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五行学说曾使不少人受到迷惑。在他们看来,五行标示五种物质元素,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理论。然而,五行的实质不在这里。何谓“行”?《说文》:“行,人之步趋也。”此为行字之本义。“行者,道也。”(《尔雅·释宫》)道者,通也。故行有道路、通行、作为等义。
五行理论是在四时说、五方说和五材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材说的确以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万物的基本材料,但它不是从实体或物质元素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周传》)传说这是一首歌词,为武王伐纣时兵士所唱,其意在讲述五材的性能和对人的功用。西周末史伯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指明适当建立不同品物之关系,对生成创新有重要意义,即所谓“和实生物”。这与古希腊的本原论和实体论,寻找万物之构成基础和变中之不变,大异其趣。五行概念始见于《尚书·洪范》: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依《洪范》,“五行”乃天赐之大道。鲧治水没有遵照执行,招致失败。五行的内涵来源于五材的性能,即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同时又依“同类相动”的原则加以扩展,即“作咸”、“作苦”、“作酸”、“作辛”、“作甘”等。它们皆属功能、行为,属于“象”的范畴。《洪范》中所说的“五行”虽然与“五材”有关,但显然已经主要不是讨论五种物质材料如何,而是将五类功能行为视作天地万物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法则。可见,五行作为规范,具有鲜明的功能性和行为性。五行和五材的重点都不在形体形质上,而是对功能行为之象的归纳和概括。
后来,五行与四时说、五方说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五行宇宙理论体系和五行系统模型。它以春夏秋冬的递嬗为动力和节律,描绘出一个循环不已的大系统。宇宙万物就在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生化不息。
董仲舒说:“五行者,五官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指明五行为宇宙的五种官能。东汉郑玄注《洪范》之“五行”曰:“行者,言顺天行气。”《释名·释天》也写道:“五行者,五气也,于其方各施行也。”意思是,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官能性态,其承担者是五气,五气发挥作用,产生这五种官能性态。《内经》将五行与阴阳并提,认定:“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运即五行,其运在气,其表现则为“象”。
八卦理论与五行学说大体平行,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宇宙本原的一种探索。二者虽然表现形式很不同,但在思维方式和体系构建原则上则相一致。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这一标示关系,在《易经》六十四卦中已可得到印证。正如在五行学说中,不可将木火土金水看作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元素或五种实体,八卦理论虽然也力图以八个卦来构建和说明世界,但同样不可将其所代表的八种自然物视为八种物质元素或八种实体。之所以要用八卦来标示这八种自然物,正是表明中国古人并不想从形体形质方面来把握它们。这一点在《说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露: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从这几段传文可以看出,八卦及其代表的八种自然物,并不是以其形体形质的特征立足,而是以它们所具有的功能和行为方式而被看中。《说卦》作者是将八卦及其代表的自然物当作八种“神”来加以认识和讨论的。“神”为道之用,其义在“妙”。“妙万物”,即奇妙地推动万物和生成万物。这样的功能和行为就是所谓“神”。《说卦》试图将其分为类,分别由八卦即八种自然物来代表和标示。世界万物变化生生,创新不竭,就源于八卦所代表的八种行为功能的相互作用。《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所谓“八卦相荡”,专指八种功能作用相互激荡,并非指八种有形体的自然物彼此碰撞,故特言“八卦”而与“刚柔”并提。刚柔有名无形,无实体可言,仅代表两种功能作用。
在《说卦》中,八卦和五行一样,也与四时和方位相配,构成一个八卦模式的宇宙生化体系: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在这个以四时八方为构架的宇宙循环系统中,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属,其意义主要在于标示万物成终成始的节律,说明八卦代表的功能在万物终始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八卦宇宙图景,和五行系统一样,是关于“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的时间延续。因此,以八卦的眼光看世界,人们关注的是万物运动所呈现的状态,是“象”的世界,而不是“体”的世界。
五行和八卦的思维选择代表了中国认识论的传统。然中国古代的科学认识活动决不排斥对“体”的认识,而是积极加以开掘利用。如《墨经》中许多与科学有关的内容以及道教外丹学,等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作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尚其象”,决不限于单纯的“取象比类”。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在《易传》中,“象”分客观存在之“象”和主观摹拟之“象”。摹拟的行为和结果,都称“象”。万物变化的表现,即客观存在之“象”。《易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系辞下》)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同上)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同上)
是故闔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闔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同上)
以上引文表明,象首先是指客观存在之象。日月最明,天地最大,四时变通,万物生化。由是所显现出来的“象”,也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世界,故“圣人效之”,“圣人象之”。然而,象并非世界的全部,它只是人类认识世界所要切入的层面。“象”之外还有“器”,象器为相对之物,故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是“天地变化”“往来不穷”之所现,器则是相对稳定静止之形物。可见,《易传》所言之“象”,专指处于变化之中带有不确定性的现象,而“形”则指形体、形器,不在“象”的范畴之内。形器无疑要变化,也在变化,其变化的呈现则为“象”。
关于对客观物“象”的认识,《周易》采用了“立象尽意”的方法。这就是设立八卦和六十四卦。爻卦是古人为认识世界变化而创造出来的,是对客观之象的仿效,既具有象征性、摹拟性,同时又具有符号的特征。《易传》说: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系辞下》)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系辞上》)
这两段传文所言之“象”,皆指主观之象。“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说明无论在表象上,还是在义理上,卦象都尽量摹写物象,故二者有相似性、一致性。“效天下之动”,强调卦象所摹拟的是万物的功能行为,是世界的运动变化。“彖”为判断。“彖者”指卦辞。卦辞是对一卦吉凶之总述,故称“彖”。材通裁,意裁断。“系辞”指卦辞和爻辞。卦爻辞是用语言对卦爻象意义的进一步阐述和补充,是卦象系统的组成部分,为把握客观物象所不可少。
《易传》强调“象”的变动性,并以象为认识世界的切入层面,目的正在于要通过卦象系统来把握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瞬息变化。它说: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上》)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说的是筮法和由筮法决定的爻卦之变。“天地之文”,即天地之法象。“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物相错杂,即阴阳往还相推之象。《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天象,“人文”即人事之象。日月星辰、人事家国都在变化。观其象,就是为了把握其变化,以成顺天应人之事。《易传》确信,借助八卦六十四卦对天地至变的摹拟,依筮法极尽其爻卦的变动,就能知道天下所有事物的变化。
《易传》又说: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
《易传》反复提示,卦象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必须以至动至变的眼光来理解它。而所有因变而通的事物,无不与时间的推移相应合,故曰“变通者,趣时者也。”如果人们想应用卦象系统实现趋吉避凶,就应当将卦象的变化与相关的时间因素结合起来,联系起来,将卦象系统放到实际的时间条件之中来加以判断和思考。既然卦象是对天地变化的摹拟,那么卦象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万物的时间系统,其运动变化必须顺从时间的前行。就是说,万物演进的自然时间之流,是卦象系统变化的根据和准绳,必须紧紧跟随。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略例》)此言甚是。
“变通趣时”与“刚柔立本”是相统一的。刚柔即阴阳,“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昼为阳,夜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阴阳本是时间性范畴。从根上说,日月往还,时间推移,方有阴阳,阴阳表现为象。所以“刚柔相推”之变,因变而通之事,乃“与时偕行”。所谓“刚柔立本”,就意谓观察世界以时间为本位,关注在象。
三、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此“自然”非现在所谓“自然界”之自然,而是老子所指之“自然”。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自然”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或曰“通其变”。这“变”之过程即显示为“象”。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西方科学传统以空间为主,主要从事物的形体、形质层面认识世界,以静态本体和抽象所得的本质为万物的根源。这就决定了,它总是在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条件下研究事物的运动与过程。其所得结果一般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条件具备时,结果会完全重复。但是,这样的科学方法以丧失现象的丰富性、个体性为代价,其科学成果只能在严格控制或严格设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越是求得可以完全重复,它需要的条件则越是严格,它在外部即自然状态下的效用也越差。然而,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能够被严格控制的对象是很有限的,自然界和社会人事中的许多事物根本不能控制、不能设定,却需要人们加以处理和应对。那种牺牲现象丰富性、个体性的作法和科学成果,不仅在随机自然面前难于招架,而且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和负面效应。我们知道,那样的科学首先要在思维和实验中将对象加以切割、分解、抽取、隔离,因而一当要将它们的成果付诸实践以实现人类的一定目标,势必以破坏自然事物的天然状态为前提。今天,这类科学已足够强大,以致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正受到威胁。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作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作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是量的重复。
由于象科学以时间为本位,故主体对客体采用相融、共生和尊重的态度;又由于象科学研究的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规律,所以象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其宗旨在于和调并提高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求得人与人、人与万物共存、共荣、共享,所谓“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易传》)。可见,象科学将真理与价值、认知与道德天然地融合到一起。
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特征。关于人之生命的基本法则,《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故五藏配属春夏秋冬,十二经脉相应十二月,精气分先天后天。又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素问·藏气法时》)“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灵枢·终始》) “终始”即时间节律。可见,中医学着重把人视作生命功能状态和信息传导的流动过程,研究人身生命运动的时间性规律。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这也是它必然会有的局限),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以时间为主的选择还促使中医学在整体观察、开放式实验之外,多采用内省的方法来认识人身和环境,于是发现了“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存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实物和物理场不同。“气”在生命运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生命流程和生命感受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气”为中国古代学术(主要是医学养生)的伟大发现,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正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物质观或实在观。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至19世纪道尔顿才提升为科学概念。“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科学的实践价值。因为气的存在在养生和临床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实,几千年来气概念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和养生。尤其要指出的是,气的各种养生和临床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气,决不仅存在于人身之中。它“细无内,大无外”,“无不通透”,与实物性存在对称相容,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事实上 ,如果没有气,或者放弃了气概念,也就没有了经络藏象,没有了经络藏象与日月四时的应合关系。那还有什么中医?
中医学研究气,并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途径之一是通过“象”。唐王冰注《内经》曰:“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素问·六节藏象》注)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体作为活的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体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反应。象的实质是气,是气的流动。北宋张载曰:“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南宋朱震曰:“气聚而有见,故谓之象。”(《汉上易传·系辞上》)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一般总是在有形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显现出来。一切有形之物,尤其是生命机体,都是生化之宇,气在其中上下周流,升降出入,推动其变化。其一部分聚于形体之表,显示出该物的生化状况,功能特点,内在实质,即为象。虽说是“聚”,但仍在流动。不聚则不可见,不流动则失气之本性。
象与阴阳、五行等范畴属于同一层面。《内经》之《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表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该篇说:“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可见,阴阳是象不是体。同样,五行也是象而不是体。
《周易》和中医学在认识上都以“象”为本位,而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功能和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又都在“象”上有所表现。
因此,中医学主要是以与阴阳有应合关系的“象”为依据,来理解人身构造和生命机理。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位是不同的。以形体为本位,则必须确定对象的体形轮廓,空间位置和物质构成。所以,西医学以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机体物质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而象作为气的流动,系活的生命整体的动态机能反应。
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西医学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多变、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元和枯固的一般。因此,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但不能确切了解某一个人的病的特殊性。而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因此,中医辨证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不适,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可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过去一直说,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当然不错。但如仅说到此,似乎还不究竟,因为西医也有它的整体观。要把这个问题理透彻,须知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或曰圜道)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现代西医注意神经体液调节,并从分子水平观察遗传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则将人体理解为物理化学的整体。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是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这使西医即使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是通过解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因此,西医学的人体模型是物理(广义)的整体、实体的整体和以空间为主要特征(并非不考虑时间)的经过分解的整体。
中医理论尽管具有朴素性的特点,但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身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主要特征(并非不考虑空间)的自然整体。而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
中医学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广阔远景。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其意义决不限于医学。它的突破和跃升,定将推动整个象科学的复兴。当今,人类认识的重点,正在从静态本体转向自然状态过程,从空间转向时间。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进化论、经济学、广义社会学、预测学、风险对策等等,在这些迫切需要重新建树的领域,数学实验方法、抽象方法、完全性重复等理念,已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而采用象科学的方法则有可能奏效。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象科学及其方法有待提高和发展,必须合理吸收现代科学的相应成果,但不是通约,更不可唯西方科学传统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