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7: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治理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2-03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领域，学者邓大才认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种：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纷繁，但并没有重视农民个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从农民视角出发，沿着“文化――心理”这个研究路线，将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最早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坎贝尔，他认为，“所谓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亦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继坎贝尔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众对自我政治能力和对政治客体回应自身需求的主观感知。
将这一概念置于乡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会对治理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村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对村民的诉求有所回应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能力判断。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能够对村委会、政府官员、乡村政治事务及政府行为施加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村民对村委会、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对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重视并有所回应的主观感知。
2.乡村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乡村治理定义为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广大村民、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管理的过程，最终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这一概念是对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多元性、过程的自主化均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谈判、协商与合作管理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的关键词。
（二）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广泛的主体――村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维度感呈现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以及政治事务的认知和情感，因此运用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一面向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作为村民参与基础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首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乡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基础，同时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会在正常的参与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这一改变过程与强化理论非常相似。根据强化理论的作用机制，如果村民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参与到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够影响决策结果，那他们便增强了自身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信心，这种正强化过程使得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得不到重视，那他们的挫败感就会增强。所以，通过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国这么多年乡村治理的状态。
2.乡村治理权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体系必须对村民的诉求予以回应，这将导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终至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达到均衡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了权力的多元化配置。乡村治理理论的权力配置多元化承认了乡村社会的私权力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国家权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呈现出上下互动的双向运行过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影响村委会和政府的决策进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视与回应，村委会和政府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在互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现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
3.乡村治理过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将导致村民更为熟悉村级地方政治环境，因而村民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乡村治理的正常体现。
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不同政治层级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相对于接触较少或比较陌生的国家层次环境，在地方层次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我国村民政治环境背景，分为“村级”政治层级和“政府级”政治层级（村级以上的政治环境层次均认为是“政府级”）。同时，在更为熟悉的村级地方环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应表现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乡村治理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山西省北、中、南部选择了7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这7个村庄有些是传统型农村，有些是现代化新农村，有些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后，通过随机选择，在保证男女比例相当、家庭收入与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匀的前提下，进入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和访谈，最后共获得802份有效问卷。基于已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总体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体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4589（<2.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据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理论，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为合适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国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为剖析乡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95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108（>2.5），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内低外高”特征。
这说明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了解不多，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影响力不足，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政府、村委会极高的信任和极强的依赖，期望他们重视并回应自身的需求。
从表3中可以发现，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村民“影响型”政治效能感（2.3974）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知识储备库，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动力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规章制度、选举程序、村委会运作方式不甚了解，对乡村公共事务不甚关注。
“影响型”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效能感，体现行为意向的特征，会直接导致村民政治行为的发生。而表中数据表明村民对影响政府、村委会干部的主观感知也不甚强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从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村民“重视型”（2.5787）明显高于“回应型”（2.3918）。
这说明村民认为政府及村委会比较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对于有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访谈中就会发现，很多村民认为政府出台各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当具体到政府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很多村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质疑。
（三）村民政府级、村级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村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591，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406，政府级的明显高于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
这说明村民对于政府级的环境层次的主观感知更为强烈一些，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这说明以“乡政”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已经深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不利于农村农民社会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表6中，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进行比较，仍然是政府级高于村级。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征，与我国目前“行政化”和“空壳化”的村委会密不可分。这些在社会流动很弱的乡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内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对政府级更为熟悉，更易感知，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所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出发，审视乡村治理在主体、内容、性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
我国乡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广大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其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们认为无力作用于治理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不会得到重视与回应，那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只是个与自己无关的、形同虚设的制度。其次，“乡政村治”模式中，“乡政”与“村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权力运行方向不一致，在乡政村治的具体运行中，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博弈，以期达到协商合作，合力共赢的状态，最终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村治”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体偏低，认为参与“乡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对一大主体的缺失，那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远。
（二）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内容：内容失衡
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现“内低外高”的特征。较低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认知能力和影响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必将影响村民自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对政府以及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和依赖，这虽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村庄的自治性。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性质：偏离治理性质
乡村治理强调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强调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乡政村治”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与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级地方政治环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应该更高。在农村，无论是作为自然村的熟人社会还是行政村的半数人社会，村民对于村委会和村干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认为，相比于包括“乡政”在内的政府级的政治环境，村民对于“村治”更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村民在村级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级的。那么，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的乡村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有违治理的本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已获得的802份有效问卷的量化分析，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村民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内低外高”的特征表明乡村治理内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级上的表现，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浓厚，偏离治理性质。总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测试维度为我们展现出目前乡村治理的全貌，从中折射出我国30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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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民族地区；羌藏村落；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88-04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级、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权力的文化网络视阈下羌族乡村治理研究"（201610638043）；2016年国家级、四川省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信任与权益维护方式研究”（201610638038）。
作者简介：张露露（1986-），女，河南南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场域，其重要性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基于对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的考察，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重要概念，为我们探讨当前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他指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1]1-2“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1]前言4“文化”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1]前言5杜赞奇认为，它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一个网络。乡村社会中的权力趋向坐落于较为密集的交叉点上，即文化网络中的中心结。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它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那么，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是否也存在“权力的文化网络”？它由何构成并发挥着怎样的治理功能？它又存在哪些现实局限性？该如何突破？笔者以四川省阿坝州民族村J村作为考察对象，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一、J村“文化网络”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
1：凝聚着村落的向心力。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从当前J村村民的状态来看，样本数据显示无（主要是汉族）的占513%，羌族信仰占349%，藏传佛教占72%，伊斯兰教占66%。羌族信奉原始信仰，他们崇敬的神灵大体上可分为4大类30多种，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并以羌族释比、祭天神、神羊（牛）祭山、神牛（羊）还愿、羊图腾、白石崇拜等为具体表现形式。其中，以白石崇拜为表征的多神信仰是羌族原始宗教的显著特征。它源自史诗《羌戈大战》，在迁徙途中羌人的始祖天神以白石化作大雪山，从而摆脱了“魔兵”的追击，使羌人转危为安。到达岷江上游后，又因梦中启示用白石击败了“戈基人”，羌人始得重建家园并兴旺发达，由此这种天神和白石崇拜成为羌人的精神信仰。藏族主要是嫁入本村的藏族媳妇，信仰藏传佛教，定期到邻近的寺庙里拜佛诵经。回族t信奉伊斯兰教，过“开斋节”、做“礼拜”，并举行“生宵节”和“圣纪节”等活动。
村民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成为植根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内核。在这种信念体系的支配下，村民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并深刻影响着他们具体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不仅是村民安抚痛苦并调节心理的医治良方，也是产生群体认同的重要驱动力量。它增强了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和互，减少了矛盾和摩擦，有利于提高村落凝聚力并维护乡村治理的稳定局面。
赵燕菁：存量规划说到底，就是如何发现现有资产的潜在价值，并使其实现。只要农村不拆除，村庄规划就一定是存量规划。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趋稳，除了城中村、郊区村外，大部分农村都是以存量状态存在。怎样盘活村庄的潜力，发现村庄的价值，就成为规划的主要内容。
海峡旅游：您觉得，城市的规划和乡村的规划有什么不同？
赵燕菁：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就在于公共服务的多寡。公共服务越多，档次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但更大的差别在于城乡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在城市，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政府有强制的征税权来确保公共服务交易的完成。但在农村，缺少集体权利的概念，信用只存在于个体特别是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因此，城市规划你知道你的业主是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在农村，你不知道规划的业主是谁，因为没有人协调集体行动，也就没有人使用规划。
海峡旅游：可否从宏观的角度谈谈，目前的乡村规划模式，有哪些问题？当下的乡村规划，应该怎么做，才有出路？
赵燕菁：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本质上讲，就是集体行动能力的提高。在历史上，国家治理在乡村层次上，基本上都是以自治为主。所以，直到民国，县级政府规模仍然非常小，古代甚至县长带一个书童就上任了。因为在广大的农村，都是乡绅、宗族等自发的结构协调村内事物，包括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时，为村里集体消费贡献最大的“大户”，往往是基层自治的组织者。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超稳定”治理体系，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但也阻碍了公共服务水平的升级。
随着工业化的开始，这种乡村结构开始破碎。首次将国家政权延伸到农村最底部。原来的自治体系被外力破坏。解体后，村民开始通过选举决定集体事务。但集体经济并没有解散，加上外力的村庄财务的干涉，比如，宅基地无偿分配的规定，耕地转让的限制等等，村民自治无法自生。
特别是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提留和五项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被取消，村级财政崩溃，公共服务一落千丈。农田基础设施废弛，垃圾遍地，污水横流，除少数集体已经发达的村庄，村级组织不是软弱无力，就是被“大户”控制。而政府补贴公共服务的村庄，反而造就一堆懒人，政府服务无限加码，稍不如意，就被大众指责。
取消“三提五统”就好比取消小区物业费一样，表面上是在“为民减负”，实际上是对交易制度的破坏。比农民负担重更大的危害，是农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一旦取消，甚至成为法律、规定，重建新的公共服务来源就变得极为困难。从历史角度评价，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很可能是一场我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影响深远的灾难。
海峡旅游：您曾说，新乡村建设，要重建公共服务制度，可以具体阐述这个观点吗？
赵燕菁：没有公共服务的或集体消费的村庄，不过是个体农户的堆积。规划在这样的村庄根本不需要。因此，村庄治理的水平，首先就是建立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是村民提供，还是政府提供？如果是村民自我提供，就必须还权于民，恢复乡村自治;如果是政府提供，就要回答是有偿还是无偿？如果是无偿，钱从哪里来？如果有偿，钱怎么收？建立起公共服务制度后，乡村规划才知道规划什么？为谁规划？由谁委托？否则，再高水平的设计，也只能是“墙上挂挂”。政府不看，农民也不会看。因此，乡村规划的核心，并不是设计，而是设计被村民接受的新的制度。
海峡旅游：2015年，您主要关注什么？2016年的乡村热会有哪些新的动态？
赵燕菁：2015年乡村热，有一正一负两种趋势。正的趋势，就是农村的价值正在被重估。由于城市消费升级，农家乐、乡村游、生态环保产品消费（食品乃至大气），特别是互联网降低了城乡交易的门槛，农村的价值迅速提高。市场正一个一个挖掘出农村在农业生产之外的价值。这些价值和资本结合，极大地扩大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农村高水平公共服务的提供创造了可能。
关键词：法学理论；法治乡村；路径初探
1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必要性
十政府工作报告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建立法治化的社会。法治国家是全方位的法治，不仅要全面推进党的法治，做到依法执政，还要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法治，而且要推进社会法治，从而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可见，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重要领域和重要一环。建设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的法治，法治国家就无法推进；同时，法治社会建设可以为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全面推进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法治乡村作为法治国家建设农村的重点领域，提倡新农村的法制化建设也势在必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全面重申了依法治国理念，再次为加快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新期待，广大农民也对依法治国充满了信心和期望，他们强烈呼吁和衷心期盼建设一个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生态文明、宜居乐业的“法治农村”，把美丽乡村建设和管理真正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的发展轨道。
近几年，农村经济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扩大，而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日益增多，尤其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性氛围，更加迫切的需要加强农村法理化法治建设。然而，从目前法治乡村来看，如何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提高村民的自我民主意识，从而建立良好的农村秩序，最终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恰恰是我们在“法治乡村”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2“法治乡村”建设的问题及现状
2.1宣传不到位，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
当前农村法治状况无法适应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一方面是基层乡村干部无法胜任农村法治宣传员的角色，在工作中没有很好的重视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宣传工作，推行落实国家政策往往摆在主要工作方位上。另一方面是法治宣传员的乡镇干部在工作中下乡时间短，日常工作任务繁杂，导致大叔村干部无暇宣传法治乡村重要性。虽然法律对农村村民自治的主体、客体、内容及村民自治的程序、违法实施自治行为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实际的法治操作过程中，村民自治的真正作用还是难以发挥。最后，国家普法法治宣传队及其法律志愿者更多的是在城市中心普法宣传，而很少甚至没有普及到农村。农村法规体系的缺失进一步致使村民在某些情形下依旧无法可依，目前法制建设多停留于立法层面，在村民守法及其执法依然存在问题。
2.2法治意识薄弱，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农村作为我们国家依法治国方略推行的重要社会群体而言，整个农村因为种种原因对法律的认知及认同度较低，村民的守法意识及其要受法律保护的意识都很差，村民对农村的礼仪习俗的尊崇遵循都超过了对法治化的应用范畴，大部分农村都缺乏现代法治化社会所应具有的民主氛围。我国农村受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和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加之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村民自治对农村大多数村民、村干部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农村法治文化的建设及其农民的法治观念赶不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下的法治管理，法律在调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在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作用不够明显。加之农村社会法治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和谐有序发展。同时，农村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家族观念、血缘关系、宗族派系相对于村民自治而言更是占据了社会管理的主流方式。基于农村整个经济基础水平和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专门针对农民的专门法律知识培训还不够系统化，普法教育的知识水平与普及程度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与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乡村中提出的新知识型农民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村民的法律知识和能力。而这一切，农民传统观念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3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若干路径
经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并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对此港台的学者尤为自觉。早在1982年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就专门组织讨论并出版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这次讨论)。此后，学术界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学术反思。贺雪峰教授以《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再次回应了学术界所关注的这一话题。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刻反思，其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即出现了严重的主体性意识缺乏的困境。这一方面表现在强行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去切割中国的经验事实，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去验证西方的某个社会理论，而非探讨中国的问题本身及回应中国自身社会理论发展的诉求。正如方忻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和考虑的。如此，中国社会科学仅仅只能成其为西方社会理路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产生地。这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贝马斯就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三十年已去，中国知识分子却迟迟未能完成哈贝马斯的这种预期。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
中国在转型，农村更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且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也最终是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农村研究则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村研究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契机，也只有中国农村研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意义。而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则是要确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而不是纯粹的对话式的农村研究。
面对经验并不意味着排斥理论，更不是反对理论化的诉求《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研究虽然直面经验，强调经验作为研究之基本，但这并非意味着贺雪峰教授认可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应该以“朴实经验主义者”的方式来完成。只是其认为必须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判断，进而再提升出理论，并让由此产生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回到经验之中，不断地在不同的对经验的解读中形成对话。正像吴理财教授在第二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的定位那样：“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一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韦伯、涂尔干的学说，还是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只能是“工具性话语”，而非“中心性霸权话语”。学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验是先于理论的，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经验却是长青之树。当外在于经验的理论进入到经验现实之中并与之发生冲突时，必须将反思的目光指向外在的理论而非经验本身，而且应当敏锐地把握理论与经验现实不符的“契机”，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经验内部的实践逻辑，因为这便可能是孕育本土社会理论的一粒“种子”。贺雪峰教授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也正是其在直面经验、“拯救现象”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种子，并不断深究的结果。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贺雪峰教授先后提出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本土化的中层的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概念之间逻辑性的勾连将有助于推进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农村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提供的可能，当下“三农”研究成为“显学”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为本土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场域”。但农村研究者不能不明晰学者们的提醒，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标和手段太明确，本土化目标与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则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因此，学者进入研究时必须弥合目的与工具之间的紧张，处理好本土化努力与所采用工具之间的关系(张宛丽语)。
【关键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1.陕南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
1.1 陕南乡村旅游的现状
陕南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及商洛地区。其乡村旅游工作起步较晚、历史短，尚未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态势，目前尚处于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度的阶段。在管理方面，目前各地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协调与管理，并且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影响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在乡村旅游规划方面，任由经营者进行盲目的投资与开发，甚至出现了遍地开花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导致资源开发的特色不强、形式单一、水平不高、档次低下，从而缺乏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力；最后，由于产品单一，档次不高，经营管理不善，服务质量不高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乡村旅游效益不明显，而乡村旅游发展对环境保护等一些负面影响则有所加剧。
1.2 陕南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1.2.1 缺乏科学的总体规划
乡村旅游基本上是以乡村企业、农民自主开发为主。由于缺乏总体规划，乡村旅游项目在开发建设上随意性较大，基本上是简单地利用现在的农田、果园、牧场、养殖场发展旅游，存在市场定位不明确、低层次开发、粗放经营现象，使得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远未开发出来；而且由于没有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利用布局不合理、功能雷同，旅游景点之间也缺乏有机联系，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有效整合，地域上分布较广，组织线路的难度较大。
1.2.2 产品开发层次低，文化含量不够
许多乡村旅游产品只是表层开发，产品粗糙，深度开发不够，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特色不突出；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大多数乡村旅游提供的服务几乎相同，例如吃农家饭、观赏、采摘，缺乏差异，雷同且长期不变，而对于那些有很强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的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挖掘不够。
1.2.3 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落后
陕南许多地区都具有资源优势，但地处偏远，交通不通或通而不畅，去目的地需要几经辗转，使城市内的游客只能“望景兴叹”。其次，乡村的客房卫生条件差，尤其是厨房和厕所的卫生条件与国家标准相差甚远。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落后，制约了乡村旅游接待水平的提高，成为陕南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
1.2.4 乡村旅游人才匮乏，旅游服务素质低
目前，陕南乡村旅游业服务队伍数量少、素质低，乡村旅游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乡村旅游项目政府投入不足，大多以村民自我管理为主，人才的严重匮乏导致管理的不到位，一般从业人员也因为缺乏正规的培训而服务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相关部门对行业的管理指导也还没有完全到位。
2.发展陕南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2.1 科学规划，整合资源，细分乡村旅游市场
北京师范大学卢云亭教授将传统乡村旅游细分为8类，将现代乡村旅游划分为6类。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可以根据概念对陕南三市旅游市场进行细分，整合资源，针对不同的市场需要开发旅游产品，保证乡村旅游市场和满足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
2.2 挖掘文化特色，提高参与性
要深入挖掘陕南地区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民间技艺等乡村旅游的本土核心文化资源，利用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剧打造旅游线路，突出各个地方剧种的特点，让游客欣赏最具代表性的节目，学习到一些精髓和出彩的技艺，并将其学习录像作为旅游纪念品珍藏。同时糅合陕南三市最具特色的民俗成为系列产品，提高参与性，满足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档次。如商洛可以把鼓花、道情以及民间的山歌、号子。汉中的锣鼓、焰火、汉调二簧、汉调桄桄等，乡土习俗有枪花灯、合食蛋、拜树王、乞巧等。安康的紫阳民歌、赛龙舟、舞狮子、玩船等，把三市各自最具鲜明的民俗风情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加入到乡村旅游中，让游客参与其中，提高乡村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2.3 做精“陕南茶文化游”和“药材摇篮”
陕南最早有“紫阳毛尖”、“陕青”、“秦巴雾毫”、“午子仙毫”以及“富硒茶”等品牌，后来陆续出现了“宁强雀舌”、“定军茗眉”、“城固银峰”、“灵岩仙茗”、“商南泉茗”等，在国内茶叶市场上有一定知名度和爱好者。在旅游产品设计中可以整合茶叶资源，开发有关茶文化、茶艺等精品线路，同时宣传茶叶产品，一举两得。建茶园农家乐，培训专门人员，带游客进茶园参观，为游客讲解陕南茶叶的特色，教游客如何采茶，品茶，参观茶叶的制作，可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让游客自己采茶，制茶，购买自己制作的茶叶，这样不仅可以让游客了解更多的茶叶的知识和制作过程，而且买的开心和放心。同时为陕南的茶叶做了宣传。
打造“南北分水岭药材基地精品旅游线路”品牌，构建大陕南体系，区域联动发展。择选三市在相同季节具有代表意义的若干种野生中药材资源产品，推出季节性线路，让游客体验药材的种植、培育、挑选、加工等全过程。同时可以将中药材进行精品包装，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在旅游淡季，可以开辟中药材知识讲座等作为补充。使陕南乡村旅游的形象饱满，内容丰富。此项旅游产品要求打破行政区域阻碍，三地政府联合，并由专门机构协调，使旅游产品完整、连续。同时采取网络营销、旅游推介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构筑市场营销体系，形成品牌效应。
2.4 完善基础设施
目前应重点抓水、电、路等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等项目建设。设立一定金额的乡村旅游专项经费，用于乡村旅游规划、形象宣传，建简历公共信息平台，厕所、路牌标识建设，服务人员培训等公共服务投资。发展乡村旅游首先要使交通方便畅通，通往景区的道路要重点打造，景区的卫生间既要符合乡村环境又要干净卫生，景区要有垃圾筒，休息场所要安全卫生，要有指定的停车场，健全配套设施。其次，客房卫生、厨房卫生和厕所卫生条件要按行业标准，经营者要改变观念，只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服务才能吸引游客
2.5 强化人才管理，提高经营水平
要想使乡村旅游有序发展，首先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强化旅游服务意识，提高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在对素质培训的同时，加强对旅游业知识的培训。是村民认识到他们是乡村旅游最大的受益者，是村民努力提高环保意识、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整体的接待水平。
乡村旅游要完善管理制度，实施规范管理，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必须推行行业质量标准，规范乡村旅游服务，对旅游企业服务质量进行等级评定，督促乡村旅游食品卫生、环境保护、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改进和提升。还要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和规范化程度，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勇,赵蕾等.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以成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例[J].经济地理,2007,27(2).
[2]蒲姝.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成都市乡村旅游为例[J].生态经济,2010,5
[3]孙丽坤.新农村建设与辽宁乡村旅游品牌化战略初探[J].生态经济,2009,10.
关键词：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经成为城镇一体化、农村环境改善、乡村经济振兴的关键阻滞因素。据人民网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271.0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8.73%。虽然相对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国重点生态保护及修复区水土流失状况持续好转，但我国水土流失分布呈现由西向东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峻，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为此，需要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土保持为核心目标，遵循人工修复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提升农村水环境承载力，从而为新农村建设、乡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有力的生态环境基础。
1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提升水环境承载力、恢复自然水环境为核心，同时兼顾人工修复及自然恢复的现代化、综合性水问题治理理念与技术方法。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6%，但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截至202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线（2000m3/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联合国认定的缺水国家[1]。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会导致农业生产力不足，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愈发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也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威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为构建“生态防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对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恢复水环境作出了巨大贡献。
2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要点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环境为核心目标，按照农村地区小流域水土流失现状、新农村建设需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农业现展基本内容等对小流域农、林、水、草、田等水土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进行统筹规划，紧抓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构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其实施要点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防线
生态修复防线建立在农村地区坡度超过25°，或土层厚度低于25cm的区域。通过在林草破坏严重、植被覆盖率较低区域周边设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护栏等，对该区域目的树种进行补种等方式避免该区域受到人为干扰，以生态环境自然恢复为核心保持水土、减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防线
生态治理防线建立在农业种植区等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人类活动对周边生态及水环境造成干扰，导致此类区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导致水环境十分脆弱。此类区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经果林，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及土质特征种植栽培适应性强、附加价值高的果树，既可以作为生态屏障防线，又能扩大经济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综合治理理念为导向，保证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水资源调配及利用、农业生产与生活等相协调，发挥水利工程防洪减灾、水源调度、农田灌溉等综合功能，解决用水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建设，采用农业高效生产技术，以科学灌溉、田间管理强化农作物长势及病虫害防御能力，减少农药化肥用量，修复被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保护防线
在水库周边、河道两岸、主要沟道等区域进行护岸护坡、河道清理并建设绿色景观，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生态保护防线，可以解决湿地萎缩问题、减少水体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3.1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打造农村宜居空间
打造宜居空间是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环保目标之一。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价值导向，从生态环保角度审视农村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致力于解决农村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饮水质量偏低、生活垃圾难处理等问题，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3.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发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水资源保护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复遭到破坏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在推行相关政策方针时注重调动农业生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认识到农业与水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通过完善农田灌溉基础设施、水资源调蓄工程、建设水土保持林等保护农业现代化发展所依存的水土资源、水土环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环境污染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乡村经济、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大有裨益[3]。
3.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对农村水土资源保护性开发与合理利用的统筹规划与细致安排，其治理范围包括农村的林、田、湖、草及相关产业，坚持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适树、植树种草、因害设防等治理措施，实行“山顶戴帽，果树缠山腰，山下养殖，护坡种草”等政策方针，在保护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遵循治用并举的基本原则，对水资源及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优化其利用结构，将宝贵的水土资源应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报的有机、绿色农产品生产之中，通过科学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践行新农村建设的“农民增收”基本要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4.1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新农村建设中若想发挥积极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通过整理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新农村规划建设宏观战略、小流域综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在此基础上协调好生态保护与水土治理之间的关系、小流域治理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治理效益与村民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多层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实现统一治理、综合规划、全面发展的目标。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小流域水土保持实况科学确定新农村生产发展方向，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出发点合理安排牧用、林用、农用土地的比例与位置，积极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农田优产高产目标，加大陡坡退耕力度，为林草种植提供有力条件。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能助推新农村经济建设需将水土保持与新农村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联在一起，同治沟措施、治坡措施、农耕等措施相结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开展前需考虑人畜饮水、粮食高产等实际问题，以提高新农村建设实效性为导向合理规设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综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从实际出发推行技术措施，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主要有3个：一是农业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过修建梯田、涝池、水窖、山坡截沟、拦沙坝、泥石流排导等工程达到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目的。实践证明，山丘区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为了使技术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作用，需专职部门立足农村当地深入调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组成要素及经济系统，将动植物、土壤、水体等要素视为时空分布探究的着力点，同时调查分析农村当地的生产资料、人口、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确小流域的人口承载力。以土地资源科学利用为主合理规划治理方案，从宏观上讲，科学规划农村生产用地，使小流域生态能在农村经济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微观上讲，根据农村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实施技术措施，规设详尽的实施计划，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开。不同地区所采取的规划治理手段存在差异，以黄土高原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标规划法、线性规划法、经验规划法、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使小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得以贯彻落实。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础为土地利用规划科学合理，基本单元为小流域，从实际出发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农业技术措施，建成具有综合性的防治体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实施上述技术措施的同时需明确治理目标，以农业措施为例，需加强土壤抗蚀力、追加植被覆盖率，达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继而充分发挥多种技术措施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优势。
4.3注重监督反馈，持续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
相关部门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治理问题，注重监督反馈，定期归纳总结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经验，立足实际，不断调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措施。新时代数字技术成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平的条件之一，利用数字技术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监督反馈质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时可引用BIM技术，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导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规设5D模型，增强相关工程监督反馈的可视性，同时各部门要基于BIM系统进行高效协调联动，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实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数据及时更新基础数据，大数据具有持续膨胀的特点，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发挥数据搜集等作用，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管理提供参考。
5结束语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力度，能够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推进农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邢梦雅，刘娅莉，杨小妹，等.基于生态红线划定的小流域生态保护开发研究[J].人民黄河，2021，43（7）：120-123+140.
[2]焦爱玲.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及效益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1（6）：8+11.
【关键词】城郊河道治理；生态护岸；设计与应用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为进一步改善城乡河道水环境质量，建设亲水型宜居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打造 “生活品质之城”，杭州城郊河道整治工作已在逐年稳步实施，生态城市开始成为关注的热点，人们已经由传统的防洪、排涝的水利建设观念向建设“安全、舒适、优美”的水环境观念转化，确定了城乡河道“水安全保障、水循环正常、水生态改善、水景观优美”的治理目标。而通过城郊河道综合治理，河道功能已经不仅仅限于防洪、行洪等传统水利功能，还包括水环境、水景观、水旅游、水生态等要求。而在河道护岸建设方面却由于城乡结合部存在的征地、拆迁、造价、施工等原因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河道是水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护岸工程是河道生态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保护堤防免受冲刷、防止水土流失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水利生态化转型的逐步深入，以往以防洪治涝为唯一目的的农村农田水利逐渐淡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地产业发展迅速，人们对水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渴望见到水清、岸绿的河道生态景观，由此可见，河道治理中护岸建设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
针对河道治理中生态护岸应用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日本十年前就提出“新水”的概念，并且在河道治理中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出了多种新型生态材料；荷兰等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正在规划和建设21世纪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水环境，大规模开展河道生态修复与功能重建工程。国内许多省市在生态护岸研究及实施上也作了许多尝试，如沿海滨海城市，特别是杭州市近几年来实施的“清水河道工程”、“城郊河道整治工程”等，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杭州市河道河网密布，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生态护岸建设为改善水质和水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为水生植物的生长、水生动物的繁育、两栖动物的栖息繁衍活动创造了优越条件。生态护岸拥有渗透性的自然河床与河岸基底，同时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可以营造出多种多样的、丰富的环境条件，形成丰富、稳定的生态系统。而传统的河道护岸往往是着重于满足河道防洪、排涝等功能，很少去考虑河道与周边环境、生态环境及人文环境的统一，使得治理后的河道与周围的环境不相协调，而且河道的环境条件模式化，并使生物种类单一化或使水生动物频临灭绝，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相当严重。目前，杭州城郊很多七、八十年代建设的乡村溪流均以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岸为主，经过长年洪水浸泡，造成局部驳坎坍塌，堤身失稳，严重威胁周边乡村居民生命安全。
1 杭州城郊河道存在的问题
杭州市水系发达，河网密布，素有“江南水乡”之称，城郊河道既有山溪性河流又有平原河道，主要属于乡镇、乡村级别的郊区河道。山溪性河道通常洪水暴涨暴落，高水位历时短，流量集中，流速大，对沿河堤坝、农田冲刷严重。大部分河道、溪流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理，加上乡村造房、开发等原因，占用河道行洪断面情况及其严重，在洪水期，洪水漫顶、掏空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水利基础建设加大投入，城郊河道治理稳步推进，在设计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 河道行洪断面不足，淤积严重，村庄段河道随意修建洗衣池、踏步、堰坝等拦水阻水建筑，加上人为向河道倾倒废石、废碴、垃圾等现象使河道狭窄，行洪能力降低，无法正常行洪。
1.2 河道抗冲能力不足，局部掏空严重。大部分河堤均为土堤，堤身单薄矮小、设计标准低、基础不稳，抗冲能力弱，若遇高水位洪水的长时间浸泡，易造成堤防坍塌、岸脚掏空。人为违章种植蔬菜等作物，加重水土流失，使河道存在安全隐患。
1.3 水质恶臭。由于垃圾随意倾倒，污水排放，河道水体缺乏有效保护，造成水体浑浊、恶臭，水质较差,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1.4 用地紧张，河道两岸管理范围内违章建筑较多，政策处理难度大，缺乏有效配套的政策处理机制和管理机制。
1.5 河道景观与乡镇建设不协调。杭州市郊区发展迅速，乡镇整体规划体系比较完善，已逐步形成以自然山色风光为载体、以乡村文化为品牌的城市文化特色区域。但水利配套设施落后，缺乏生态性的景观建设，河道环境与周边发展不协调。
目前，杭州市城郊河道治理中由于拆迁、征地、投资等原因直立式重力墙应用比较多,材料一般为浆砌块石或混凝土，河道两岸的绿化植被也较少；河道断面主要采用自然护坡或下部直立式挡墙，上部自然护坡的常规断面形式，绿化较多采用简单的草籽种植形式。
2 河道生态护坡设计理念原则
河道生态护岸建设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一要符合区域河道整治规划；二要结合郊区河道的特点、整治标准、环境综合整治要求、新农村建设要求；三要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四要紧紧围绕基本实现城乡河道“水安全保障、水循环正常、水生态改善、水景观优美”的目标。另外，河道生态护岸的设计还应兼顾如下原则：
2.1生态护岸应满足河道功能河堤的稳定要求，并降低工程造价；
2.2 尽量减少混凝土、浆砌块石等硬性刚性结构，多应用多孔性构造，营造生态安全空间；
2.3 进行水文分析，确定水位变幅范围，选择不同区域和部位的合适的植物；
2.4 布置建筑物时考虑人们的亲水要求，体现人水和谐理念。
3 几种常用生态护坡结构方法探讨
在实践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护坡和护岸结构对城市的许多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河道的护坡和护岸结构改造有必要推行一种生态型的护岸结构形式，采用新型生态材料，创新安全的结构，下面结合杭州市城郊河道综合治理的一些经验就几种常用的生态护岸结构作一介绍。
3.1 生态石笼网箱
石笼网是一种生态格网结构, 由高抗腐蚀、高强度、具有延展性的低碳钢丝或者包覆PVC的以上钢丝使用机械编织而成，使用石笼网与块石制作而成的箱型结构就是石笼网箱挡墙。根据ASTM和EN标准，所使用的低碳钢丝直径根据工程设计要求而不同。一般介于2.0-4.0mm之间，钢丝的抗拉强度不少于 38kg/m2，金属镀层重量一般高于245g/m2. 石笼网片的边缘线直径一般要大于网线直径, 其双线绞合部分的长度不得小于50mm.以保证绞合部分钢丝的金属镀层和PVC镀层不受破坏。
石笼网是近年来广泛运用于交通、水利、市政、园林，水土保持等工程项目中的一种新型材料结构。生态格网可根据工程设计要求组装成箱笼，并装入块石等填充料后连接成一体，用做堤防、路基防护等工程。 石笼网填充块石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比较适合于流速大的河道，抗冲刷能力强、整本性好、适应地基变形能力强，避免了预制的混凝土块体护坡的整体性差和现浇混凝土护坡与模袋混凝土护坡适应地基变形能力差的弱点，同时又能满足生态型护坡的要求，即使进行全断面护砌，生物与微生物都能照样生存。因此，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用，如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桐坞溪整治。
3.2 土工格栅
土工格栅主要是土工格栅进行土体加固，并在边坡上植草固土，常用作加筋土结构的筋材或复合材料的筋材等。土工格栅是以聚丙烯、高密度聚乙烯为原料，经挤压、拉伸而成，有单向、双向土工格栅之分。设置土工格栅，增加了土体摩阻力，同时土体中的孔隙水压力也迅速消散，所以增加了土体整体稳定和承载力。而且，由于格栅的锚固作用，抗滑力矩增加，草皮生根后草、土、格栅形成一体，更加提高了边坡的稳定性。
土工格栅具有稳定性强，耐腐蚀、寿命长，施工方便快捷、周期短、成本低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桥台、引道、码头、水坝、渣场等的软土地基加固、挡墙和路面抗裂工程等领域。
3.3 生态袋护坡
生态袋护坡是利用人造土工布料制成生态袋，植物在装有土的生态袋中生长，以此来进行护坡和修复环境的一种护坡技术。具有透水、透气、不透 土颗粒、有很好的水环境和潮湿环境的适用性，基本不对结构产生渗水压力的特点。另外，施工快捷、方便，材料搬运轻便。生态袋护坡缺点是由于空间环境所限，后期植被生存条件受到限制，整体稳定性较差。
3.4 植被型生态混凝土
植被型生态混凝土主要由多孔混凝土、保水材料、难溶性肥料和表层土组成。多孔混凝土由粗骨料、混有高炉炉渣和硅灰的水泥、适量的细料组成，是植被型生态混凝土的骨架。保水材料常用无机人工土壤、吸水性高分子材料、苔泥炭及其混合物。表层土铺设有多孔混凝土表面，形成植被发芽空间，同时提供植被发芽初期的养分。在城市河道护坡或护岸结构中可以利用生态混凝土预制块体做成砌体结构挡土墙，或直接作用为护坡结构。
4 结语
杭州城郊河道经过近几年的治理，已有了显著的改善，许多河道经过截污纳管，已逐步消除黑臭。几年的河道治理经验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人们渴望闲暇时光能尽可能的接近大自然，因此恢复城市河道的生态功能是必要的。在城市河道治理中，河道生态护坡结构已被许多人所需求和采纳，并在大力推广之中，本文是吸取国内外有关城市河道整治和其他领域生态护岸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杭州市城郊河道设计中采用生态护岸的实践提出对坡岸、直岸以及河岸的适用植被护坡方案的一点思考和初步设想，以便为城市河道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季永兴等《城市河道整治中生态型护坡结构探讨》 水土保持研究 2001年12月
[2]蒋屏，董福平等 《河道生态治理工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年5月
关键词：托克散墩村；乡村空间；重构；建设规划
中图分类号： G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托克散墩村空间现状特征
1.1区域位置
英巴格乡地处于田县政府东北部，距县城11.7公里（乡政府驻吐西汗塔合它村，距县城20公里）。南邻木尕拉镇，东与奥依托格拉克乡相连，西接劳改农场，北与达里雅博依乡毗邻。南北长82公里，东西宽53.5公里，面积4333.8平方公里，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平均海拔1361.5m。村庄区位：托克散墩村位于于田县的北侧、英巴格乡的东面，距英巴格乡政府2公里。
1.2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
托克散墩村耕地面积是1580亩，主要种植棉花、小麦。村民住宅沿路而建，呈现住宅包围农田的状态。托克散墩村以维吾尔族为主，2010年村庄总户数125户，总人口610人。全村总收入110万元，人均收入1810元。
托克散墩村是农业村，主要以从事小麦、核桃、红枣为主，种草养畜为副的种植业，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
2010年种植业情况
图1村庄土地利用现状图（作者自绘）
2村庄基本建设情况
2.1现状用地布局分析
该村现状村庄规模较大，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为了生活便利，就近耕作，都习惯把沿路作为建房选址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以道路为主线，呈“一”字式或“工”字式排布。居住用地包围农田，布局松散。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也使得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土地收益率受到制约。农房占地多，浪费大。
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一家一户的排式建房，其四类地（宅基地、林地、菜地、牲畜养殖地）户均面积1亩左右，使大量的土地不能得到很好的集约利用。
2.2建筑现状分析
建设用地内现有建筑以村民住宅为主，有少量的公共服务建筑。现状村民住宅建筑建设年代跨度较大，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建筑均为一层，建筑布局零乱，人畜共处现象普遍。自2005年来，在国家政府的帮助下，全村125户村民均已完成抗震安居房，建筑面积32-50m2不等，占全村总户数的96%。
总体来讲，新建住宅缺乏规划引导、控制，不能很好的体现维吾尔族建筑风格，旧建筑破乱不堪，较凌乱，宅前巷道不成系统，联系不便，并容易引发消防、卫生防疫问题。
2.3公共事业发展现状
2.3.1基础设施现状分析
⑴道路：该村主要是两横两纵的道路结构，主要道路是沥青路面，道路质量较好，能够满足消防要求，部分巷道和机耕道土路。托克散墩村现无客运站，农民出行方式主要依靠畜力车、摩托车或徒步至乡政府搭乘公交车或出租车。
⑵供水：英巴格乡联合水厂为托克散墩村供水，水源采用地下水，设计供水量851立方米，实现了全村自来水直接到户，使村民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供水量可以满足村民用水需求。
⑶供电：已完成农网改造，全村125户均通电。
⑷讯：英巴格乡上有移动、联通塔各一座，服务范围可覆盖该村。现状已接入通信线路，已有23户安装固定电话，现状75户使用卫星电视。
⑸排水：排水系统极为简陋，没有集中处理的相关设施，接近于自然排放，有些居民甚至还在用旱厕。
2.3.2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现状有村委会，没有卫生所、文化站，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两座清真寺。
2.4土地利用方面
2.4.1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
迄今为止，随着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减少，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不减反增”的格局没有转变。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建新不拆旧、新房没有人住，造成了大量农村土地的浪费和耕地资源的严重破坏，成为新时期顺利实现乡村转型发展面临的首要难题。
2.4.2村庄布局零乱，规模偏小
现状分析来看新疆大部分村庄布局呈现出村庄布点小、散、乱的特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疆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居民自然村的概念较为深入，于是形成了村民住宅零星分布的格局。
同时，地形地貌条件影响了自然村落的分布，大部分地区没有形成中心村，农户居住基本以组为单位，或沿河、或沿路“一”字型、“非”字型分布。一个行政村一般有五、六个组，十几个自然村的现象非常常见。
这种村落的分布使得在进行设施配套时会十分困难，村民的生活方便程度大打折扣，并加剧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农村用地功能分区的不明确，居住用地和耕种用地的混杂，减少着耕地半径的同时，也使得农业机械化过程举步维艰。
2.4.3人均建设用地严重超标，村庄配套较差，资源浪费
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公共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绿地等，其中宅基地还包括一些生产性用地。平均的村庄用地面积高达 604.5m2/人（如特克斯县苏阿苏村），相当于高出国家定额最高值（150 m2/人）的四倍。
2.4.4村庄忽视内部潜力挖掘，侧重外延扩张
长期以来的农村集体土地无偿使用，使村民不但想多占地，而且要占好地，于是居民点逐渐向村庄外发展，主要呈现出“线状”和“块状”两种扩张模式。“线性”扩张主要指农民沿着公路建新房，占据的另一种土地利用的新模式。
2.5生态方面
城镇倾向之下剥夺或忽视农民利益的情况依然存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如何依托村庄综合整治优化乡村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保民生战略体系亟待构建。水资源被污染，影响生态环境；排水设施普遍率低下，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对水资源的污染较严重；急需加强水源保护和跨区域协作，以我区村庄供水现状和需求为依据统一全面规划；超前考虑，提高给水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普遍存在生活垃圾和农业垃圾混合焚烧、填埋的情况。对土地肥沃和大气带来污染。
3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策略
乡村空间重构的途径和目的，亦即具体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产业发展集聚，即实现工业向城镇集中，农业向地方化、专业化转型；其二，农民集中居住，通过集中居住解决分散居住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需求大、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并据此有效控制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保存乡村传统文化景观；其三，资源利用集约，通过产业发展集聚和农民集中居住，解决产业发展、生活居住中的资源低效利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实现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乡村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是实现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辅助。由此，在新时期推进我国乡村空间重构，应先科学编制规划、推进乡村社会重构，在此基础上着力实现乡村生产、居住、生态空间的重构，以及乡村产业经济体系的重构。
3.1科学编制规划
科学编制城乡一体化空间重构规划是推进乡村空间重构的首要环节。应以创新发展理念、促进要素流动、优化城乡格局、保障科学发展为目标，把优化城乡土地配置、推进城乡空间重构、强化区域主导功能、整体提升土地价值，作为城乡转型发展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两型社会”战略的基本取向。
基于不同类型城镇、村庄、产业园区的抽样调研，借鉴及分析国内外类似地区发展经验，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为根本目标，研究构建转型期县域空间格局优化方案，提出以有利于生产、生活、生态为准则，以产业培育、创新为引导，以生态环境控制为手段，以交通、水系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的县域新型城乡分工体系，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乡村社会重构
乡村社会重构通过加快乡村社区转型，提高乡村社区组织化程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提升。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乡村社会重构应着力从组织的角度开展，提高基层政府的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政府应重视发挥组织、协调与引导的重要作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新生事物，包括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诸多形态，应该有效整合运行机制不健全甚至不能惠及农民利益的一些经济组织。
不同合作组织具有各自的针对性，重点应围绕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农村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通过创新不同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引领农民广泛参与社会分工和产业协作。
3.3乡村空间重构
通过有效的规划调控，在优先推进城镇化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农村聚落，推进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非农产业适度集聚发展。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切实提高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互动的空间结构。
图3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模型（作者自绘）
整合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图3)：其一，逐步推进小村或在远郊区的村庄向大村或道路沿线的中心村迁并；其二，逐步推进集镇周边的村庄向集镇迁并；其三，逐步推进县城周边的村庄向县城迁并。第一种可视为中心村引领型，后面两种可视为城镇化引领型。
当然，大型村落可通过内部集约化实现村域空间重构。通过实施农村居民点拆迁改造、合并，引导农民向社区集中、向行政村集中，解决农村聚落分散化布局问题，达到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业的门槛人口规模。
此外，在前述生产和居住空间的重构过程中，还应注重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应基于农村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严格控制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施用量，逐步实现清洁化、绿色化、无公害生产；建立生态(沟、渠、河、塘、库等)拦截系统，吸纳净化面源污染物，结合强化污染物综合治理工程，确保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安全，即形成减源、截流、治理体系；遵循景观生态学原理，着力完善农村生态系统廊道，保护物种栖息环境，保持生物资源的多样性。
5 结语
通过对该案例具体规划的分析， 发现乡村空间重构规划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处处可见； 如果进一步进行详细而具有针对性的分析规划， 将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许多便捷的收益， 为广大新农村的发展提供有效而科学的用地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法。
参考文献：
[1]陈小卉.当前我国乡村空间特征与重构要点[J]. 规划师，2007，23（8）：79-82.
[2]刘晓 主编．新农村与城乡统筹发展［J］．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2（理想空间；42）．
[3]陈晓华,章莉莉. 欠发达地区乡村空间重构及规划策略——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J]. 池州学院学报. 2009(06)
关键词：石漠化治理 新农村建设 低碳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2011年11月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随后公开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的《扶贫开发纲要》部署了14个特殊片区，作为扶贫新战略的重点、今后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而滇桂黔石漠化区列入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将获中央扶贫特殊支持，中央将对连片特困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就业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六个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新增财政扶贫资金，进一步加快推进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广西石漠化敏感区面积4.89万平方公里，生态脆弱。新的《扶贫开发纲要》无疑也为石漠化治理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石漠化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石漠化是石山区面临的最重大的自然环境问题，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估算，广西农村贫困人口达1012万人之多，贫困人口绝大部分也分布在石漠化严重的石山区，广西的28个国家贫困县之中，石山面积超过30%的县就有23个，这里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程度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共性的瓶颈制约和突出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部分地区还面临社会稳定问题的挑战。这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总要求还相去甚远，新农村建设更是举步维艰。
（一）生存环境恶劣，农民生活贫困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石漠化地区劫普遍是“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罪魁祸首就是石漠化。广西岩溶分布广，面积仅次于贵州和云南两省，石漠化已成为广西最大的生态问题。一个显著特征是缺水少土，目前广西石山区至少有100多万人长期面临缺水的困拢，每年缺水4-5个月，这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丧失了生存条件。长期以来，人口在不断增加，更加剧了人均耕地不足的矛盾，就连基本口粮也无法得到保证。粮食不能自给，经济收入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为了生存，只能在石缝中点种些旱地作物，如玉米等，如此人类生产活动更加大了石山地区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造成土地石漠化，石漠化又引起更严重的水土流失。许多石山地区因此陷入了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使石漠化地区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石山区已成为广西生态最恶劣、经济最贫困的地区。
（二）思想观念落后，难以适应形势发展
在广大石漠化地区，农民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不论在生产、生活，还是在行为方面，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仍根深蒂固，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读书不如打工的功利主义思想普遍存在，二是文化素质偏低，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难以掌握一技之长，导致农业生产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三是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形成自学遵纪守法的习惯。这些主要是由于在新农村建设中重建设，轻管理、重视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建设，对农民的素质教育、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关注不够。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文化基础越来越薄弱，与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将给农村建设带来致命的缺陷。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落后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改善就无从谈起。目前石漠化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与农业发展的需求已不相适应。例如，石漠化区水土保持脆弱，极易形成干旱，而目前一些地方相应的人蓄饮水工程却难觅踪迹。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外，石漠化区农村公共服务落后，总体上来说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农村医疗条件差，农村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因病返贫的现象仍然存在；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设施差、人才缺、资金少，在农村地区难以享受教育公平待遇；文化投入明显不足，绝大多数的地没有文化活动室和相应的图书，缺乏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科技发展滞后，科技对农村经济的支撑力不强；同时，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保障水平不高、保障范围小、社会参与程度也有等提高。
（四）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科技水平不高
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是协同的。农业科技水平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关联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水平支撑。在广大漠化区农村地区由于科技水平相对较低，无法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率，也无法通过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创新和转化应用，加速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增强农业科技辐射带动能力，也就更谈不上用现代科技治理石漠化了。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石漠化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因素之一。
（五）缺乏产业支柱，农民增收乏力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2013年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建设是中心，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然而生产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目前在广大的石漠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经济欠发达，农民增收乏力，产业支撑力几乎无从谈起。缺乏产业的支撑，经济发展乏力，“生产发展”无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是“生产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活宽裕，才能展示乡风文明，也才有村容整洁，进而实现管理民主。
二、基于低碳经济的新农村建设
从广西岩溶地区区情来考察，石漠化防治既是难点，又是重点和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后哥本哈根时代，低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生活方式的革新都将成为一种趋势。在石漠化治理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避免传统工业化导致的生态恶果。要贯彻低碳经济的理念，逐步探索出一条低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要让农村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一）发展低碳农业
人们一谈起低碳经济，讲工业的多，讲农业的少，讲城市的多，讲乡村的少。事实上是发展低碳农业潜力巨大、大有可为，从形势上看已是刻不容缓，低碳农业理念应运而生。所谓低碳农业，就是强调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清洁能源生产。在石漠化地区缺水又少土、能源紧缺，只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低碳农业就不再是遥远空洞的概念。首先，实行节地的立体种养，石漠化地区最显著特征是缺水少土，实行立体种养不仅可以拓展生物生长空间，而且能增加农产品产量，更能提高产出效；其次，实施节能减排，普及农村沼气，研究开发生物能源，发展秸秆气化、固化，开发太阳能、风能、微水电等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低消耗、低污染和你排放；再次，探索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的减量、替代，减少对环境、土壤及水质的污染，保护生存的空间、保护环境；最后，进一步探索废弃物再利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循环农业，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缓解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生态建设，石山区生态建设又重在石漠化治理。尽快遏制石漠化扩展趋势，改善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首先是要对石漠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岩溶环境具有脆弱性和易伤性，加上不合理的人为活动，致使广西岩溶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生态问题，对石漠化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避免人为活动对自然造成再次更大破坏，同时加强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制定优惠扶持政策，鼓励支持社会各种力量，动员各种力量，如企事业单位、个人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形成合力，参与石漠化治理；其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按照广西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合理地进行开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第三，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比如退耕还林，搞好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工作，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实施生态移民等；第四，多管齐下进行治理，把石漠化治理与退耕还林、水土保持、人畜饮水、扶贫开发等生态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综合防治；第五，做好乡村清洁工作，“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结合“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着力解决当前农村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还老百姓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活空间，重塑和谐、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要实现农业生产条件大改观，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结合石漠化防治工作需要，逐步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大力开展科研工作，依托科技，推进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的应用，优化改良传统农业生产工艺，实现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的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而且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
（四）大力发展旅游等特色产业
首先，农村产业也要有“百姓争名、百家争利”的“双百”方针，要众有我特，走村村特道路，要想方设法树品牌、打产品。对贫困村实施，产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并重，扶持一批适合当地发展、效益较好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特色优势品种，建成一批产业群（带）。其次，大力发展旅游等绿色产。2013年广西旅游发展大会确立了“旅游兴桂”的战略，实施旅游开发扶贫工程，是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的现实需要。广大石漠化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公共服务设施落后，但没有受到“工业病”的困扰，无污染，资源环境保存尚好，空气清新、河水清澈，加上当地民风纯朴，这正是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所在，要积极探索发展以旅游等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新路子，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民族民俗风情旅游、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与贫困村紧密相关的旅游开发。探索旅游开发扶贫新模式，“以旅助农，以农兴旅”，实现乡村旅游与开发扶贫的有机融合，促进经济发展。
（五）加强宣传，让低碳思想深入人心
在广大农村，传统的小农意识可以说根深蒂固，农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低碳”对他们来说尚属新概念，对“低碳经济” 、“低碳农业”更是知之甚少。因而不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引导广大农民了解“低碳”，认识到“低碳经济” 、“低碳农业”的重要性，让“低碳”、“低碳经济” 、“低碳农业”思想深入人心，在千家万户中形成共识，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三、结束语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2013年，包括滇桂黔石漠化区在内的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已全部启动实施，新一轮石漠化治理工作也已拉开帷幕，而与此同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将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华网，2011
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弹性要素——基于议事协调机构的一项分析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英国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间关系
灾害治理:政府与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
组织平台创新与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网络发言人”建设个案为例
社会服务购买延续机制的中国语境
公司型地方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特征
科学发展观意涵:基于政府决策维度的认知
网络反腐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建设
双向同构:缩小三大差距的政情话语机制
论涉法涉诉的传统法律文化困局
行政规划的法律内涵研究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为例
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民间规则认同模式研究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与应对
房地产调控的难点误区及对策
非常规突发事件动态应急群决策:“情景—权变”范式
公共权力理性建构的逻辑进路
高可靠性应急管理政府:借鉴与构建
网络监督的兴起与政府行为模式创新研究
中国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与职场生态优化探析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终端机制——以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为起点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阐析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解释视角
房价失控与政府公共管理的矫治
探析应急管理理论的跨域治理网络模式——“5·12”汶川特大地震全国研讨会观点之启示
论权威主义的功能与发展前景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价值取向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基础、种类及立法控制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困境及其纾解
论专业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的空间及特殊性探讨
欠发达地区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探讨
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
论公共事务治理的二元对立特征及其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公共管理学中必须厘清的几个概念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行政学院行政咨询职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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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自治；农村社会；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27-02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选取
关于农村社会民主自治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量化研究占到了大多数，除此之外，便是运用以人文主义为方法论背景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参与”的视域下扎根田野，挖掘叙事、文字、影音背后的故事。如同学界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样，关于农村社会的民主问题，研究方法的选取也备受争议，支持定量研究的学者更多倾向于数据、科学、实证与普适，而质性研究一派则摒弃学术上、社会上已有的刻板印象，更看重研究者的所行、所闻、所见、所感。对于民主自治和农村社会民主问题的研究，质性的研究方法要优于量化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质化研究得出的个体性结论比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更能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结构性的问题（熊秉纯，2001，21）。个案研究常常被人怀疑其代表性和推广程度，就是因为其得到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不能说明整体性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不具有价值。
第二，质性研究有着关注个体、挖掘深度的优势，因而比定量研究更具有民主的意义――“因民、顾民、为民”，同时也体现出民主自治的本质――“从计划到实施，再到总结评估的全过程实质性参与”。民主自治的问题是因民而谈，民就是其主体、核心和关键，如果摒弃质性研究对个体独特性与深度的把握，那么关于“加强民主自治、提升农村社会民主空间”的结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深度和说明的有效性。
二、农村社会“虚实”的民主自治
学者西尧曾表示，各界人士都在尽最大努力推动着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也难以回避正在滋生蔓延一些社会问题的代价（西尧，2002，49）。很多问题都表明，民主自治从宏观上指向公共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同时也在微观上指明了村民自身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欠缺的现状。
（一）同质性社会导致的虚实“民主”――“私交”选举
在“修建村落桥梁”项目的民主会议上，NGO工作人员将机构代表、村委会成员、部分村民召集至一户村民家中，会议通过匿名填写的方式选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王姓村民说：“我感觉成××还可以，上次我家办喜事人家给随了很大的份子，这人肯定讲义气，重情义，靠得住。”程姓村民随即说：“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只是认识，你要觉得可以，我也选他。”在一旁的另一位村民也说道：“这人跟我交情很好，咱都选他，你们看咋样？”在会议主持人的引导下，最终选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和监督小组成员共六人，而在这六人中，五位都是同姓家族的成员，只有管理小组中的会计由刘姓村民担任。
民主会议推选结果映射出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及农村人际关系的高同质性特点。先生曾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与其他人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会像睡眠波纹一般，激起层层涟漪，水面波纹会越推越远，也越来越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2006，23）。因而，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具有个体主义、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特殊伦理假胡子、人治社会和家长权威统治的特点。项目选举过程就充分印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而非法律与制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以“私交好坏”为标准的选举结果。
（二）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导致“虚实”民主的产生――“”选举
除了以私交程度为标准的选举外，村民参与选举时还表现出了参与积极性较低的特点。在“修建村落桥梁”的项目中，张某持此态度：“修桥梁是好事，你们修就完了，哪有这么多事，还要选啥小组，想选谁就选谁，把我们大家叫到这就没用。”发选票时，刚开始张某拒绝，最后在村委会成员的劝说后收下选票，填选票时，张某嘴里一直说着“填这有啥意思”之类的话，最后他把选票偷偷递给旁边的李姓村民，“你帮着一写就完了，随便写谁都行，不就是一个名字。”李某写完后返还，张某没看一眼就交给了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道别人代他选的是谁。
公民意识薄弱，公众参与意识欠缺是导致村落“”选举产生的重要原因， “”选举意味着村民无视自己的权利、自主性及公共精神；放弃自己的权利，将自己的权利转移给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整个项目的不负责任。究其根源，一是村民本身对村落及项目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强，对自我公民身份的认知程度偏低，不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的管理理念、治理方式等仍存在一定的弊端，尚未给公民意识的培养提高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过度信任导致的“虚实”民主――“村两委”选举
除“私交”选举和“”选举外，此次的小组成员的选举还明显地呈现出“村两委”选举的特点。选举前，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对选举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明确指出不能选举村两委的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必须是项目受益者，但是最终还是有很多村民选举了村两委的成员，他们表示：“选别人监督这项目，还不如选村两委的干部，起码他们能当干部就不会讹我们，就有一定的能力管项目，而且他们当干部的，实施项目的时候想指挥个人干活啥的也能叫得来、能指挥动，要是你指望别的村民指挥村里人干活，你看有人听没，有人干没，门都没有！”
出现“村两委”选举的情况，既说明村民只信得过村两委的干部，同时恰恰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其他受益户里每个人的不信任，害怕选举同村人之后会出现贪污受贿的现象，也怕受益户没有能力监管好项目。其实，村民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村两委的成员并不在此次选举的范围之内；其次，村两委的干部在治理村落等方面具备能力并不代表其在项目管理方面也具备同样的能力，如此一来，对于村两委干部单纯的信任和对于其他村民不确定的恐惧，可能使得项目的质量无从保证，项目的工期和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这种特殊的选举不仅造成了选举结果微效，同时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村子里年轻人的想法，年轻人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上的空间得不到发挥和提升，随之便会形成观念落后、缺乏劳动力等问题。
三、民主自治由“虚实”向“真实”转变的探索性建议
（一）塑造村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培养并提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与水平
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与公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相对应的。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资格，都能够维护其政治尊严，同时具有积极向上、自尊自强的政治品格，“我”在政治交往中感觉到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张剑，2009，50）。但从村落治理本身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很难形成塑造村民独立自主政治人格的良好氛围，而NGO项目的引进以及过程之中的监管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度，还可以提升村民参与决策村落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在项目运作当中，应当尽可能多地介入一些有关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的内容，利用各种手段将村民政治身份塑造的主题有机融入项目当中，比如项目监管小组成员或其他民主会议之前定期举办培训会，以宣传民主选举重要意义与影响、唤醒村民权利意识和政治身份意识等为主要内容；在项目实际选举中，对“私交”选举、“”选举、“村两委”选举等非民主选举结果等进行强有力的干涉等。从而培育村民对村两委以外其他人的有效信任，提高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促进农村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二）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当中引进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
参与式评估既是一种政策评估理念，也是一种项目评估方法。作为一种理念，参与式评估更强调评估过程中评估对象的主位立场。学者杨晖认为参与式评估可以使相关利益人从评估的参与过程中受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参与过程的权力以及参与的全过程，这表明自己做什么，怎么做才是参与的关键，相关利益群体才是参与式评估过程中的真正主体（杨晖，2007，26-27）。
项目受益群体比任何组织或个体更为熟悉项目的内容、优劣及其效果，村民的态度与意见是项目实施和决策过程中最具价值的信息，让村民充分完整地参与项目才能够获得其困难、需求以及项目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信息。因此要做到充分赋权、增权于村民。在NGO的项目运作过程当中，要让项目收益对象和其他村民按照规章制度，充分参与至项目的前期评估、方案设计、中期调适以及后期效果评估的所有环节，给予其适当的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实际赋权大小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做出调整和变化，但绝不能在项目的任何一个环节当中忽略村民参与的过程。
另外，建立和完善各种参与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如何协调不同群体意见，如何进行群体管理等等，公众约定要比权威式的政府制度奏效得多，因而在有效参与机制的保障下，便可以实现项目的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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