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7: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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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类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近10年来的全国的环境统计年报、农业部环境监测中心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资料及有关普查，可以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对太湖、杭州湾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对TN的贡献率已超过1／3，对TP的贡献率接近1／3。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随着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这类污染也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
其次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例如，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已经显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第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居民消费能力强和农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必须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使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快速发展。如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有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大城市周围，而整个西部地区仅占总量的1％左右，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总之，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农村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将严重阻碍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改善。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关键词：乡村振兴；村庄；国土空间规划
村庄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最小单元，但是由于城乡资源配置存在一定差异，再加上政府扶持政策的倾斜，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呈现出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乡村振兴是缩小城乡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而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优化乡村空间资源结构、协调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村庄的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1国土空间规划在村庄层面的现状
1.1资源配置缺乏一定的合理性
就目前我国的国土规划部门的组成来说，我国的国土资源规划大致被分为了国土资源管理和城乡规划管理两大板块，而存在一定关联的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之间由于被完全划分到不同的部门，因此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被进一步弱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同的规划部门因为工作标准不同、谋划方向不同，其规划方案的思路也就不同，再加上不同规划部门的有效沟通不到位，因此不同部门对资源的配置和规划缺乏一致性，衔接也就出现了“断层”，从而使规划方案编制的周期有所延长，土地资源申请的办理时限有所增加，造成群众经常往返于各部门之间，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土空间资源管理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外，村庄国土资源规划的基础数据、编制标准、国土空间用途及规划侧重点都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国土管理部门由于规划方案的编制要点、审批流程和审批权限的不同，在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够形成完整的流程和体系，这也导致了配置不到位的现象[1]。
1.2农村基础设施少，功能不完善
虽然近些年我国乡村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和城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国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向来是以提高经济实力为主要目的，因此比较重视工业规划。由于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很多工业企业开始纷纷在乡村建厂，这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乡村经济，为农民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但是因为很多乡村长期以农耕为主，在基础配置上缺乏一定的空白，这就造成了农村功能严重不足，无法在短期内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也就出现了乡村污水横流、环境差等负面影响。虽然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在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由于受到观念意识、保障制度和资金投入的多重影响，乡村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1.3村庄特色逐渐弱化
不难发现，现在很多乡村的国土空间规划逐渐趋同于城市规划，虽然表面上看，充满城市化气息的乡村的环境更整洁、现代化气息更浓厚，但是很多乡村特色已经被弱化甚至破坏[2]。例如，村庄传统房屋被二层小楼代替，草原放牧改成了养殖场、传统青石小巷改为水泥路面等。虽然看上去这样的村庄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但是无形中丧失了特点，忽视了乡村特色及自然资源的优势，呈现出的是“千村一面”的景象，乡村国土规划不能够结合自然条件进行针对性的编制，导致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缺乏个性化和科学化。
1.4乡村规划创新能力不足
为了落实落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很多县市区逐渐重视乡村村庄国土规划工作，纷纷对管辖区域内的村庄制定规划任务和规划目标，同时也出台了很多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政策，但是由于限定了规划方向，脱离了村庄实际，不同的村庄规划出现了相似性甚至一致性，不能够结合乡村群体的需要、乡村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内容进行适当的创新，造成乡村规划创新能力不足，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2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完善的功能。在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的国土空间规划包含提升物质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凸显乡村文化等内容，体现在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中，因此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应该结合乡村的实际进行谋划，突出乡村的特色及价值，使乡村的内涵和功能更加多元。一是盘活乡村土地资源，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充分利用当地土地格局，盘活村庄中的古建筑、山水风景等资源，结合人口结构及国土空间格局，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现人口、土地和产业的有机统一[3]。二是结合村庄文化元素，形成文化特色。以村庄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及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元素，完善历史建筑、文化场地等，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完善服务结构，凸显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保持乡村特有的魅力。三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以村庄国土空间规划为基准点，通过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摸索出乡村联合、成立自治经济组织等治理模式，加强对村庄的空间规划和地域开发使用的管制，使乡村治理体系和空间规划联系更为紧密。
3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策略
3.1优化乡村生态，改善生态质量
工业企业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很多乡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乡村振兴视角下，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到乡村的生态环境要素，通过对生态环境要素进行优化和保护，实现乡村空间及功能的优化升级[4]。当然，还要充分结合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在实现城乡一体的同时优化乡村生态空间，保留原有的生态特色，实现经济、人文和生态的高度结合和统一。对河渠污染等环境问题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清运河道垃圾、河流沿坡绿化等修复工作，逐渐恢复河渠的基本功能，实现正常的生态功能。对于自然林山的开发，在保留自然林山面积的基础上，逐渐优化其空间布局，对林山中土地的部分和杂草丛生的区域进行彻底清理，通过栽种树木、养殖畜禽的方式优化其生态结构，实现内部循环，同时还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管控力度，降低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空间的干扰，保证生态环境系统实现闭环功能。
3.2调整产业经济结构
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明显差距就是经济落后，乡村单一的经济结构无法在短期内快速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因此乡村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要从调整产业经济结构上下功夫。通过激发乡村内部经济活力，畅通城乡交流渠道，逐步调整乡村产业经济结构。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农业”成为新型的产业结构模式，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新媒体，通过调整乡村产业经济结构，不断刺激农村地区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乡村产业。要依托互联网这个窗口传播农村集市、采摘园、民宿等乡村特有的资源，如通过互联网宣传乡村集市，吸引城市居民感受乡村热情热闹的气氛，尤其是在传统节日，可以通过“节日一条街”增强节日气氛，村民可以在集市上展示富有乡村特色的手工艺品，使城市居民感受浓浓的乡村氛围，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百姓的收入。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完善交通设施的建设，减少城乡流动的障碍，增强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为产业发展开通土地、经济方面的政策扶持通道，吸引更多人参与乡村振兴，逐步提高乡村吸引力。
3.3改善乡村外在形象
在乡村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乡村文化功能以及自然资源配置，通过对乡村生态、文化、人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逐渐改善乡村外在形象。如整治乡村卫生环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文化娱乐场地，通过重塑乡村布局和村风村貌，改善乡村外在形象，此外还要充分结合村民意见建议进行相应的完善，不断提升乡村服务效率和水平，打造宜居生活空间。
3.4保留原有特色
不同地区的村庄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人文情怀。在乡村振兴下，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应保留地方色彩，如村庄的名人纪念馆、历史文物建筑、特色农产品等。在进行国土空间规划时要充分保留这些特色，通过完善这些特色的附属基础设施或产业链条，逐渐扩大原有特色的影响力，逐渐激发传统特色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目标，不断满足现代人群对乡村原始特色的追求和热爱。
4结束语
乡村的国土空间规划关系到我国城乡发展，是社会规划中的重要环节，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我国村庄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还存在配置不合理等很多问题，只有采取调整产业经济结构、保留乡村特色等策略才能优化我国乡村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实现我国乡村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畅.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20.
[2]刘宏鹏.国土空间规划导向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策略研究[D].青岛:青岛理工大学,2020.
[3]邢勋.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研究[D].郑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生态农村工程是指在国家宏观政策前提下，运用生态学、农学、经济学、系统学和社会学原理，通过对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结构的优化设计，实现农业高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具体来讲，生态农村工程是指在研究农村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农业自然资源（如光、温、水、气、土地、作物、牲畜等）和社会资源（如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等）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一复合系统中的关节点的分析，提出重点工程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思想模式。生态农村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8个方面。
一、农业产业化工程
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中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产业化方式通过将产、供、销联合起来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依据区域资源优势或区位优势，确立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并相应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销售业是生态农村工程的核心内容。农业产业化工程共分两个步骤。一是资源优势开发策略分析。根据研究区域光、温、水、土等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资金、劳动力、区位、市场等社会经济条件，研究提出区域优势农产品开发战略。二是龙头企业的建立或引进。根据本区或相邻区域农产品类型，采取集资、贷款等多种筹资方式，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或农产品流通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搞生态农村工程时，并不一定非要在研究区内培育出一个甚至几个龙头企业来，如果能作为产品或原料基地的形式加入到其他地区的龙头企业中去，也符合生态农村的要求。如寿光周边县市在搞蔬菜产业化发展时，就可以直接以寿光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为龙头来发展生产，而没有必要自己再建立批发交易市场。
二、农业生态工程
农业生态工程是指以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的生态、生产建设。农业生态工程也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这里是指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区域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所导致的环境破坏、资源浪费或不可持续利用等进行分析评价。二是生态环境治理对策分析。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状况，确定治理对策。环境治理对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生态／纯环境治理对策（如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生态退耕等），另一种是生产性治理对策（如秸秆、牲畜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农业生态工程必须采用两种治理对策并重的方式；在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不太突出的地区，农业生态工程则可采用生产性治理对策为主、纯生态治理对策为辅的方式。
三、农民就业工程
千方百计实现剩余劳动力就业是生态农村建设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农民就业工程也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采用国家资助、集体扶持和个人缴费的方式开办农民学校，重点选择一些简便易学、实用性强的技术对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培训，如保护地种植技术、特种养殖技术、制沼技术、焊工、建筑、汽车驾驶、机动车维修、理发、缝纫、家政服务等，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前能有一技之长。二是就业信息收集与。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村级或乡镇级就业信息中心，定期向辖区内村民公布劳动力需求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就业信息中心应当是一种以服务农民为主、以盈利为辅的机构，与社会上的职业介绍所等中介机构有所区别。
四、农民组织化工程
农户或公司频繁出现的违约已经成为当前“公司＋农户”型产业化模式的普遍现象，当违约现象出现时，面对强大的龙头公司，毫无组织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民很难在对簿公堂时获胜；而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户，龙头企业也不可能将他们都告上法庭。如果农民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则对于企图违约的农户将产生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而当企业违约时，也可由组织的负责人出面与龙头企业进行谈判或诉诸法律，从而有力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另外，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加强在监督村干部行为和协调干部与农民矛盾问题上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当鼓励或直接帮助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在我国成立农民组织并不是从零做起。从政府性组织来看，我国有农业技术推广站，从中央直到全国各个乡镇组织严密；从非政府性组织来看，我国有中国农学会等涉农组织，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和涉及农业生产各个领域的会员；从各地生产实践看，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运行效果良好的农民协会、农业生产联合会、合作社等农民组织，为建立全国性的农民组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资金上给予扶持，通过对上述各种组织的组合改造，形成全国性农民组织是可行的。
五、农村社会保障工程
农村人口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三农”问题中较为突出的方面，也是阻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应遵循以建立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为起始点，以实现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为终结点的原则，即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统一起来。当前一段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工程的重点是研究解决流动人口的参保问题。我国目前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并且有许多人是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按目前推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他们需要回到户籍注册地去参保，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这些流动人口处于身份转换阶段（由农业户口向城镇户口转变），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又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两个系统，如何解决参保人在身份转换后相应的社会保障转换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工程还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协同进行。
六、农村工程
在我国，土地对于农民不仅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担负着社会保障的功能，这是我国政府强调长期坚持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原因。但是，一家一户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制度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当前农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下，千家万户的小农在风云变幻的市场面前更显得力不从心。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将非农就业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门路，而对于农业生产的激情正在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土地制度，尤其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土地制度，对于重新唤起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要。然而，由于土地在我国担负着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因此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因地制宜地稳步进行，不能操之过急。
七、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工程
当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速度在加快。然而，要建立和发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现代化外向型农业，就必须有一批懂技术、懂管理、善于根据国际市场信息组织生产的知识型农民和农村管理干部队伍，而目前我国由老弱病残组成的农业生产队伍和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人士组成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队伍，注定了中国农业难以在国际化进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亟待人才回流。为此，必须对当前臃肿且素质较低的乡村管理干部队伍进行改革。乡镇政府要严格落实定编定岗制度，逐步放开乡镇级的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农机站、农技站等涉农部门，将它们逐步推向市场，让它们在市场中发展。村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在行政村设立专职干部岗位，面向社会招聘有志于农村发展的知识型人才，促进一批懂技术、有市场观念、思路开阔的年轻人到乡村发展事业。同时，要辅以村庄合并、村两委干部缩减等配套改革。
八、农村集体经济工程
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就业培训、农民组织日常运行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均离不开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府的财政支持。另外，农村道路、水利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是限制农村整体发展的刚性约束，尤其是在偏远山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已经上升到直接威胁农民生存与健康的程度。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集体经济具有较强的实力。发展集体经济，扭转村村欠债、乡乡收不抵支的现象，对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意义重大。不过，如何才能恢复集体经济实力，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尚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生态农村工程各项措施间的关系
上述8项工程措施是庞杂的“三农”问题中的关节点内容，是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各项工程措施之间又版权所有
[关键词]：微观组织；社区；自我整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的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由谁来建。按照惯常的思维自然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规划，基层来组织。但是，伴随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相当多数地区的农村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而处于维持状态，难以承担组织动员农民、整合资源，进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本文将结合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状况，以湖北省一个乡镇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例，探讨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问题。
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社区民间组织的缺失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是官治与民治的二元并存结构。除征税征兵以外，国家不直接干预乡村内部事务，处于孤立分散状态的乡村主要依靠民间社会资源进行自我整合。自近代以来，伴随现代国家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开始趋于单轨制。一方面，国家将原来散落在各个村落的权力集中为统一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体制；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将其意志极力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促使乡村社会的国家化。近代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乡村经过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改造，建立了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但同时，原有的内生于乡村内部的组织及其整合机制趋于消失。
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治理对于将分散孤立的乡村迅速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整合主要是依靠外部性的国家力量所进行的外部性整合，它在将乡村和农民带入国家体系的同时，却中止或者割断了乡村内部农民之间的联系，发轫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求并联结农民的自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而外部性国家治理乡村的体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内部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由此就会陷于“治理真空”。
而造成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这一治理体制所赖以存在的财政体制。体制是单一的行政化治理达到极致的体制。这一体制存续的基础就是“政社合一”，即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上千万农村干部（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是由公社集体经济供养的准国家干部，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办理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支持。国家依靠这一体制，既实现了国家意志的渗透，又节省了大量的行政成本。当然，它的代价是由农民支付着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治理成本，其后果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降低和农民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正是基于此，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体制取代了体制。分户经营体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乡村治理体制，即实行“政社分开”，农村基层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在体制解体并出现“治理真空”时产生的，是农村微观组织体制的重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群众自治组织。但是，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仍然属于国家管理农村居民的基层组织，仍然属于一种外部性的制度安排，由此使村和组（大多由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名而生）具有天然的行政地域属性和服从国家的公共管理功能（从国家的行政管理看，村民委员会又被视之为“行政村”）。在宏观的单一制下，法定的自治组织与实际的基层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并大量承载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由此使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更多地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即它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完成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不是基于本社区内部需要的公共事务。与公社体制相同的是，改革后的农村基层治理的经费仍然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包括政府任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的迅速增多和人员的增加，以各种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以致达到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而“抛荒”和“民怨沸腾”的程度。为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免除农业税。在这一过程中，还开展了以合并村组、合并乡镇、“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是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而展开的。这一改革同公社体制改革之初一样，又面临着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无人管的问题，即外部性治理体制一旦变动，没有内生的社区组织来承接原由行政化组织所承担的事务，农村迅速重新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真空”境地。一是村组干部人数大量减少。在中部地区的村，如有2000—3000人，一般规定配村干部5人左右，许多村民小组的组长由村干部兼任。二是免除农业税费以后，村组基本没有公用财力，也没有了从内部获取资源的体制性渠道。三是村组干部减少后，村组干部更缺乏精力和时间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另外，村组干部的报酬由县一级财政支付，具有“工资化”的倾向，从而更强化了村组干部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所以，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预想不到的后果是行政化治理进一步向村组渗透，而大量基于乡村社区内部，需要以自治的方式加以处理的公共事务却陷于无组织依托办理的困境。这实际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一个共同性问题，即一旦外部性的行政（党政）整合机制发生变化或者链条中断后，没有内生的自组织加以替代，缺乏自我整合的机制。要解决这一“治理真空”问题，必须重新构造微观组织体系，特别是注重内生的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湖北省杨林桥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产生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提供了经验性范例。
二、杨林桥镇社区建设的动因及自我整合机制
湖北省秭归县位于长江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是典型的山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杨林桥镇位于该县西南部的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近年，该镇利用兴建三峡大坝的机遇，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交通状况的改善，将长期封闭的山区农民与山外的大市场紧密联系起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村庄外部的依存度愈来愈高，人们对当地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也愈来愈强。但是，该镇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物质基础很薄弱，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遇到了新的问题，无法满足农民对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需求。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杨林桥镇贯彻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从!""&年下半年开始，取消了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等筹劳项目以及以资代劳和道路、教育等集资项目，同时进行乡村机构配套改革。然而杨林桥镇和全国其他农业地区一样，农村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建设、校舍改造等公益事业的办理出现了新的“空壳化”现象。
首先是无钱办事，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正在成为发展投入的一个“盲区”。一方面，取消和减免各种税费后，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过去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系的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现在只能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规定来办，由于标准低、数额少，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问题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数额有限，杨林桥镇各个村转移支付只有20000多元，支付村组干部的工资后，所剩无几，根本没钱办理乡村的公益事业项目。其次是无人理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出现了无组织机构管理协调的“治理真空”局面。杨林桥镇进行乡镇机构配套改革，裁减和辞退富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保留30人左右，撤销和合并了各种事业单位，这些单位的一些职能被转并到了乡镇和县直其他单位，但人手、经费都不足，公共服务职能严重弱化。同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适应税费改革的要求，杨林桥镇将36个村304个村民小组合并成14个村84个村民小组，平均每村1800多人，600多户，一个小组97户，一个村的村干部不过三五人，平均一人管150多户。乡镇财政既要保吃饭，又要还债务，发展农村公益事业成了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缺乏积极性。特别是乡镇干部人数大大减少，主要精力只能用于贯彻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根本无力和无暇顾及本地公益事业。
“危机孕育着生机”。当外部性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也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正当当地干部和村民面对“治理真空”一筹莫展时，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的活动得以出现，其初始动因便是道路修建。
杨林桥镇是典型的山区，离秭归县城有60多公里，道路沿高山盘绕九曲十八弯，平均海拔1000多米，农户大多分散居住在山区，原先县乡道路没打通时，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大山，农村的道路建设确实困扰了山区里许多代人的出行问题。修路可以说是山区人最为迫切的公共需要。该镇凤凰岭村4组，有个叫铁炉冲的小自然村，有11户42名村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仅有一条悬崖上开凿的小道与外界联系。两人相遇，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眼看山下的农民依靠种蔬菜、种烤烟脱贫致富，铁炉冲的村民却连喂养的猪都卖不出去。有胆大的请几个人下山卖猪，可连续有7头猪滚下悬崖，村民们心都凉了半截。以前由于对国家的依附而产生依赖思想，总是希望上级能拨付经费并组织修建道路。2002年，村组合并后，为数不多的村干部很少光顾该地，更无钱投入，该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失去依赖的村民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袁学商领头，连开五次会，最后一次用稿纸写下修路计划，各户签名盖章，共同举手宣誓：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路，一年不成两年，总有一天要修通。22个劳动力，靠卖猪、鸡蛋凑起2万余元，连续3个冬春闲月，投工5600多个，1037天，终于在悬崖上开凿出一条2公里的山区公路。村民种的烤烟、野菜能运出去了。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多元。
受到铁炉冲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启发，2003年5月，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2003年7月1日，杨林桥镇正式开始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3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广泛听取社区农户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再付诸实施，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农民群众自己说了算，实现了真正的群众当家作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小组延续了时期生产队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行政色彩较浓厚。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以后，村民小组无法满足新时期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从服务户数、事务范围、产生方式、工作方式、责任指向和报酬的有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杨林桥镇杨林桥村村支书王太富说：“以前当组长，是村委指派的，上头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现在当理事长，是海选的，每件事都是老百姓自己坐下来协商好，干的都是农民想干的。”“以前的村干部就是处乱子（解决民事纠纷）、收款子（收农业税）、刮娃子（抓计划生育），根本没有精力想发展。现在从小事中解放出来，能考虑大事了。”
表1：杨林镇农村社区与村民小组的区别
数量87个306个
户数97户/组30户/社区
产生方式村委会指派村民投票选举
报酬由村提留提取无报酬或项目奖励
工作方式行政命令方式协商肯谈方式
事务范围上级任务为主本社区事务
责任指向向上级负责对村民负责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但是，长期以来，自治的组织载体单一，主要是依靠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而村和组的行政功能较强，村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必要的组织载体。杨林桥镇通过农民自组织农村社区这一载体，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内涵，突出农民参与，建立起“大家的事情大家办、大家的事情大家议”的活动机制。白鹤洞村25社区于!2004年6月10日就农网改造问题共同讨论并定出的一套方案是：（1）每户集资15元，选一人负责经营（师傅吃饭每人一天一顿5元的标准，由集资中开支，烟在外，给师傅烟时，必须要有证人）。（2）不交钱的献出杆子一根（7米长、粗一尺二，大叶春木不要）。（3）不够用的钱大家补，用不完的退到农户，做到不存不挂。不上工的付多做工的每天20元。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自发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过去很多不通公路的地方打通了道路，农家生产的无公害蔬菜和粮食可以运出山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杨林桥镇各社区2004年兴办基础设施25个，集资12496元，投工51155个，维修公路492公里，新修公路49.8公里，同时也减少了投入成本。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0.5公里，集资和投工共花费1600元左右，而政府按照这个标准修路则至少需要5000元。近年，社区的饮水、供电、通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地连接起来了。
社区在为农民参与提供组织平台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行为规则，从而形成社区自我整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农村社区发轫于当地居民最迫切的修路需求，正是道路修建后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受益，才促使社区成员自愿投资投劳，没有感到这是额外的“负担”。社区自我整合机制的活动原则是商议共识和公共舆论。社区要办的事由社区成员共同讨论，对于讨论通过的事，虽然允许有少数人不同意或不愿参与这种情况出现，但这些“反对者”也面临着利益和道德的双重压力。响水洞村13社区王太成说，他们自发在海拔800米的山上修路，当时讨论集资，规定“摩托车10元，拖拉机50元，自行车5元，人均3元”，集资方案拿出来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在修路，自己不修路，以后走在别人费钱费力修的路上怎能心安理得呢？王太成说，后来这部分人也参与到集资建路中来，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己的“过失”进行补偿。
民间性的社区组织还为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了开放性平台。现阶段的农村处于大流动和大变动之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大量农村精英外流，但这并不意味农村组织资源完全枯竭。关键在于开发和利用。由公社体制沿袭下来的村组体制是与户籍制、土地承包制相伴随的。行政化的村组体制只是将村组干部作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他民间精英往往被排斥在外。传统的村组体制打破后，实行社区体制，则有助于将各种民间精英吸纳到社区组织中来，丰富农村组织资源。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致富能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成为主事者和社区致富的带头人。杨林桥社区理事会的会长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跑运输，种蔬菜、魔芋、烤烟的能人。以往，他们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进入社区组织中心以后，道德荣誉感促使他们考虑社区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通过传授技术，带动社区成员种植经济作物，带来更大效益，实现社区整体“共赢”。二是由城镇返乡居住的人得以进入社区理事会。这部分人在村组体制下根本没有进入社区组织中心的可能。实行社区体制以后，他们以居住者的身份参与社区活动，并以其特有的见识、权威和资源在社区内发挥主导性作用。
三、杨林桥镇社区自我整合的效能与启示
杨林桥镇以民间性的社区组织建设，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制，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了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传统的村组体制相比，其成效及其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20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政权建设和外部性整合，成为唯一整合力量的是对农民的外部性动员。这种动员式参与的直接后果是培育了农村社区和农民对外部力量的依从性和依赖性。一旦外部整合发生变化，农村社区内部就有可能无所适从。这种“等、靠、要”的思想已深深浸润在广大农村干部与村民之中，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处处可见。如新农村建设本来是为农民而建，但许多农民却无动于衷，认为只是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政绩”。杨林桥社区建设的突出功能是将“政府要”变成“我自己要干”。社区事务来自农民需求，社区治理由农民讨论，农民通过社区组织平台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第二，要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在20世纪的外部性整合过程中，乡村组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建构和延伸的，这一组织体制是适应于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和社会改造的。而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为支持农村发展，大量的资源将输入农村。但是，自上而下的输入不可能穷尽农村所有事务，更不可能由政府包办一切。如在道路建设中，中央、省、市、县财政主要用于主干道的建设，而农户与主干道连接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关键的一公里”，却得由农村自我负责。在新农村建设中，会产生大量农村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需要相应的组织加以处理，传统的县、乡、村、组的行政一体化组织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一要求。杨林桥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为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要节省乡村治理成本。20世纪以来，乡村治理体制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部性整合的治理成本过高。这一治理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财政成本、行政成本和心理成本。单一的行政治理并不都是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有的的确是为农村发展谋取利益，但是，单向度的行政吸纳资源的方式将被吸纳者排斥在外，使他们将无论何种政府行为都视之为外在于自己的“负担”或者与自己无关的“公事”。杨林桥社区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构造农村微观组织的同时，重新构造着农民的治理成本意识。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财大家管，调动了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管为修路，他们的集资集劳早已超出政府设定的限制，但是农民并没有感到这是不可忍受的“额外负担”。因为投资投劳是为自己谋求福利，并直接接受投资投劳者对全过程的监督。
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属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但长时间以来，由于单一的行政化治理，社区的理念未能进入乡村。杨林桥镇率先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秉承“和谐、互助、温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为着力点，打造促进邻里互助交流、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新农村社区治理、锻造乡村振兴内生引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二、创建目标
农村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实现“547”目标。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5项创建原则，探索公益化、枢纽化、社会化、智慧化等4个创建路径，融合承载党建联盟引领、文明实践传播、邻里守望共治、居家养老互助、关爱留守驿站、乡贤议事平台、社区融入会所等7个平台功能。推动我区承担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的乡镇（村）先行先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村（居）覆盖面达80%。
三、具体举措
（一）促进共建共享机制
贯彻落实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类建设资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投入睦邻中心建设的合力。1.利用现存资源。为减轻基层投入，鼓励村（居）合理利用境内农民新村会所、富余办公场所、集体或国有闲置场所及收购闲置民房进行改建。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进行新建。2.推动资源共享。根据辖区内民宿业、田园综合体、养老旅游地产、农家乐等项目发展发展特点，探索利用民宿休闲会所、养老服务场所等资源进行共建。3.整合场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红白理事会服务场所、网格化管理场所、志愿服务阵地、“一约四会”活动场所、乡贤议事平台等功能布局，有机融入农村睦邻中心建设。
（二）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坚持建管并重，充分激发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睦邻中心管理的活力，创新运行多元管护机制。1.发挥理事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各乡镇要建立农村社区睦邻中心交流协作机制，广泛吸纳各村（居）党员干部、本村乡贤、文化骨干、“五老人员”等参与日常管理，建立睦邻中心理事会。2.引导各类组织参与管理。各乡镇要积极引导协会组织、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管理，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村（居）“帮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设置服务项目，推动各类组织服务管理经常化。3.探索购买社会服务管理。有条件的乡镇可探索向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项目的模式，推动睦邻中心社会工作和活动管理专业化。
（三）丰富内容供给机制
1.强化“菜单式”服务。整合各类宣讲服务团等服务资源，汇集形成“菜单”服务体系，推动法治宣传、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健康教育等进农村社区睦邻中心。2.推行“互联网+”服务。各睦邻中心要完善通信网络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录制推广睦邻活动微视频，提升农村社区睦邻中心的影响力。3.强化“红白理事会”服务。积极引导红白理事会进驻农村社区睦邻中心，鼓励有条件的村将红白事服务场所同步纳入建设，添置必备的服务设施，满足村群众节俭办理红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励采取与旅游餐饮企业、农家乐饭店合作或者托管运营等模式，为村民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邻文化机制
1.以睦邻兴家风。以睦邻中心为载体，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家教，从家谱、故居、祠堂、牌坊、老物件、老照片中等挖掘家风家训资源，整理当地名人贤达、政商名流的嘉言懿行，组织开展寻家规、诵家训、讲家教等活动，讲好家风家训故事。2.以睦邻铸村魂。依托睦邻中心，结合实际修订特色“村规民约”，鼓励开展“树村规、立村训、唱村歌”等活动，组织开展各类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选树宣传活动，弘扬凡人善举，展示村庄精神，树立村庄正气。3.以睦邻育礼仪。倡导利用睦邻中心开展儿童启蒙礼、成人礼、新年祈福礼、重阳敬老礼、入伍壮行礼、村干部就职礼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新风。
[关键词]村民自治 自治体系 局限性 功能扩展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08－03
村民自治是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形式，具有直接民主的特性，但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具体事务的管理者；村民享有直接民利也并不等于每一个村民都有权直接参与和实施村内的一切事务。因此，村民进行自治活动，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组织来实施。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正是村民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项基层民主制度。从当前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现有的村民自治组织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也难以充分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的需求，需要进行组织体系创新。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提升，需要培育和丰富自治组织体系，着力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组织体系，完善社会自治功能。
一、偏离与无力：村民自治组织的局限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为工作机构，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议事决策机构，以村民监督委员会和民主理财小组等为监督机构，以村民小组为联系农民群众的具体机制的自治组织体系。在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村民委员会，它承担着组织自治活动、管理村庄事务的职能，是村民自治的主要组织载体，也是整个村民自治运作的中枢。从当前村民自治实践来看，由于受其地位的弱小性、组织的单一性、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行政干预等因素的限制，村民自治组织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治理功能。
第一，组织的行政化。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是制约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突出问题。尽管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的外部性环境大为改观，村民自治组织面临的行政压力也相应地有所减轻，但是，在落实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和推行惠农政策的过程中，县乡基层政府仍然会依循“路径依赖”的逻辑，以行政指令的形式施压于村民自治组织来执行政策。在完成新时期这些行政任务的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仍难摆脱行政化的“宿命”。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挤压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削弱了村民自治的自主性，致使村民的民主自治权利被“悬空”和“虚置”，不利于村民自治规范、有序地发展。
第二，职能的片面化。村民自治作为一种重塑乡村秩序和重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国家制度安排，具有社会发育和国家建构的双重特性。作为国家构建的制度文本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村民委员的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法履行自治职能，办理“村务”；二是配合乡镇政府工作，协理“政务”。在压力型体制下，处于乡镇行政主控下的村民委员会往往将“政务”作为工作的重点，优先选择完成乡镇政府下派的各项“政务”而疏于“村务”，职能履行存在着片面化的倾向。
第三，管理的无力化。实现村务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一方面造成农村自治组织实现村务有效管理的人、财、物等资源处于相对缺乏的状态；另一方面造成了基层政府对村庄权威的态度转变(由支持转化为监督)，使还未完全实现角色转换的自治组织在进行村务管理时，既无法获得自下而上赋予的权威，又失去了自上而下授予的权威。既无资源、又无权威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中日显无力，难以实现对村庄的有效管理。
第四，服务的缺位化。随着国家对农政策由汲取到减免再到补贴的转变，理性算计的小农的要求也开始由“少收点钱”转变为“多服点务”，需要自治组织能够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但自治组织在摆脱税费收缴任务的同时，也失去了农村发展的财力来源，致使村民自治陷入了空壳化的境遇，不能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应的专业化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需求。
二、支持与挑战：社会组织的双重特性
村民自治组织自身的局限性，制约了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单纯依靠村民自治组织，难以有效地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也难以充分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多样化、专业化需求。对此，徐勇教授曾指出，“如果将现有的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组织资源，则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因此，我们有必要因应这种新的形势，打破仅仅依托村民委员会这一单一的自治组织的束缚，探索村民自治组织创新，培育和扶持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
农村社会组织是有限理性的小农出于共同利益或价值需求，依靠传统社会资本结成的农民自组织，具有自发性、民间性和现代性等特点。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越来越多元，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农村的社会组织获得了“暴发式增长”，大量的经济组织、监督组织、文化组织开始涌现。农村社会组织是村庄治理重要的内源性组织资源，现已成为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徐勇教授认为，社会组织“在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制度平台上开展各种自治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保护”。俞可平曾指出，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总体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首先是自我管理的实现。社会组织不仅依靠内部规则，规范和约束成员的行为；还为村民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是自我教育的实现。林尚立等认为，相较于村庄政治实践的精英化、间断性，农民的社会参与更具大众化、连续性，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在集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习得了沟通和交流的技巧，懂得了妥协与宽容，培养了互信与互助，学会了遵守约定和规范”。再次是自我服务的实现。在公共资源投入有限的条件下，社会组织的发育化解了集体行动的困境，扩展了社区服务的来源。最后是自我保护的实现。社会组织整合并表达了群众的利益，实现了对村庄公共权力的制衡，拓展了权利维护的渠道和途径，通过组织的力量实现了村民的自
我保护。
社会组织在给村民自治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给原有的自治组织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组织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权力构建的方式，使农村原有的组织权力建构体系面临社会组织发育的挑战，从而造成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内在紧张。首先是权力空间的挤占。由于社会组织与自治组织都发育于“草根”社会，因此两者在权力实施空间存在很大的交集，甚至重合，从而造成了两者之间权力获取、实施空间的争夺，分割自治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体制性权力。其次是权力配置的挑战。社会组织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的汲取，而资源的汲取来源于权力的获得。村委会作为村庄最高的公共权威，是法定的村庄代表，掌握着支配、管理农村社会的权力。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要求村庄权力的重置，以获得自身发展的资源，这也就必然会对现有的权力持有者村委会提出挑战。再次是权力合法性的挤压。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发挥，使其具备了治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反衬出已行政化的自治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无力和缺位，构成了对村级自治组织权威的挤压，进而削弱了其在社会认同上的合法性。
三、扩展与重构：村民自治功能的提升
徐勇教授曾指出：“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实际上也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是参与影响执掌村域公共权力的村委会活动，其二是将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县乡等地方行政区域的地域性自治平台，是不同县乡地方行政体的村庄自治体。在这其中，农民通过各种组织开展自治活动。”因此，今后我们应着力加强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建设，培育多元化的农村自治组织，建立起以村民委员会为自治平台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当然，在推进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确保组织体系的自主性。自治组织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草根性”的特点，是乡村社会的自组织。在培育乡村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和扶持这类组织的成长，既要确保这类组织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但是，政府不仅要在资源上给予支持，还应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从体制上给予一定的自主性权力空间，避免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确保组织的自主性。
第二，合理划分服务范围，确保组织体系的服务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农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当部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可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多元供给。以市场导向丰富服务供给，首先要对服务进行合理划分，有的服务政府必须肩负；有些服务可以政府出资，社会组织承接；还有一些服务完全可以由社会组织自行提供。新生的社会组织有益于满足乡村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有益于为乡村社会提供服务。因此，在构建组织体系的过程中，应确保组织体系的服务性，注重各类组织服务的创造功能和承接功能的培养。
第三，注重社会资本积累，确保组织体系的互。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其中的核心要素是互惠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农民的互助是建立在“熟人社会”所特有的信任与互惠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使村庄由“熟人社会”变为“流动社会”，不利于农民的组织和互助。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增加村民和组织之间的信任和互助，推动村庄治理的有效实现。因此，在培育自治组织、构建组织体系时，应注重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的积累，确保组织体系的互。
第四，加强民主监督建设，确保组织体系的公益性。阿克顿勋爵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就村落社会而言，如果没有广大村民的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就会蜕变为“村委会自治”，甚至是个别干部的“自治”。村民自治权也是一种公共权力，也需要必要的监督以保障其公益性。因此，在培育自治组织、构建自治体系的过程中，应健全村级民主监督制度，规制公共权力，从而确保组织体系的公益性，保障村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统筹发展 转型发展 现状 存在问题 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2-020-0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转型不断加快、利益调整难度加大、社会矛盾多频发，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为繁重，潜在挑战和困难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的理念，其中，协调发展是推进发展的基本方法。统筹发展就是要按照协调发展的理念要求，立足当前山西实际，着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在当前，重点要统筹工业新型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从而汇聚起统筹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加快推进转型发展、富民强省目标的实现。
一、山西统筹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山西在转型发展中，高度重视统筹发展，为加快推进统筹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全省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山西统筹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统筹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随着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全面铺开、梯次推进，山西全省在产业转型、城乡统筹、民生改善、生态修复等方面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全省统筹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1.产业转型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2014年山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1%，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与第二产业的比重差距由上年的10.3个百分点缩小为5.6个百分点。全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7.3%，比上年降低2.2个百分点；非传统产业（除煤炭、炼焦、冶金、电力工业外）比重为22.7%，提高2.2个百分点。2014年山西固定资产投资中，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由上年的6.2∶43.3∶50.5转变为7.4∶41.8∶50.8，第一、三产业投资比重分别上升1.2个、0.3个百分点。
鹇孕孕滦瞬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总量迅速攀升，随着一批重大转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和投产见效，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链初步形成。全省各个地区围绕自身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核心竞争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或产业基地。
2.城乡统筹发展迈出新步伐。近年来，山西“一核一圈三群”城镇框架体系加快构建，太原晋中道路设施和公共服务对接进展明显，同城化不断提速；离柳中、孝汾平介灵等城镇族群发展步伐加快，大太原都市圈节点逐步形成。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群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各中心城市、大县城、中心镇扩容提质加快，城市的集聚力、辐射力、带动力明显增强，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
企业产业扶贫开发工程取得新进展。到2014年底，全省贫困地区开工建设项目达到233个，涉及总投资799.23亿元。在组织开展两轮农村“五个全覆盖”工程回头看、坚持办好农村“五件实事”基础上，2014年起山西将在七年时间内筹资1000亿元，启动实施以完善提质工程、农民安居工程、环境整治工程和宜居示范工程为主要内容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四大工程”，坚持不懈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3.民生改善亮点频现。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2014年山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69元，比上年增长8.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9元，增长10.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3（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比上年缩小0.07。全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1.4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37.7万人。
2014年山西全省财政支出的八成以上和全部增量均用于民生改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公办标准化幼儿园的新改扩建顺利推进，农村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进一步提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铺开，基本药物制度试点广泛开展；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也在全省得到推广。全省文化事业加快发展，省级重点文化设施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示范项目创建工作正式启动。全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制定实施了促进就业创业的46条措施，实行提供财政补助、实训补贴和小额担保贷款等“七补一贷”政策，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通过购买基层公共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4.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2014年以来，山西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出台加快推进工业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和《山西省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计划》，推进实施650项节能改造项目。强力推进减排治污，实施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提速工程，全省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21.6万辆，全省PM2.5平均浓度下降16.9%。加大造林绿化和生态环境治理，2014年完成营造林462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46.8万亩。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山西统筹发展的深入推进，全省“四化”统筹、城乡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统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总体来看，山西统筹发展取得的成就依然是初步的、局部的和阶段性的，全省统筹发展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1.“四化”发展不协调、不同步。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没有充分融合。山西工业产业结构以能源原材料等传统工业产业为主，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度不高，工业中体现不出第三次革命和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革命的要素。企业未能有效地利用信息化进行加工生产，缺乏对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创新的认识，缺乏支撑两化融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工业化发展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薄弱。山西的城镇化发展是资源型工业支撑的城镇化，尚未实现“产城”融合的高质量城镇化。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山西省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大中城市与工矿区割裂，小城镇发展缺位。大量工矿区分布于城市之外，与所在区域经济联系不紧密，服务功能不完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难以形成对城镇化的有效带动。
三是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山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水平低下、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待提升、农业生产也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山庄窝铺多，居住分散，采煤沉陷区较大，地质灾害严重，农民安居环境较差。
2.城乡发展不均衡。当前，山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加大，利益失衡问题亟待进一步化解。收入分配不合理，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利益失衡问题阻碍了山西城乡统筹发展进程。近年来山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2818.5元提高到2014年的15260元，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虽有波动，但总体上也处于上升趋势，2000年山西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2.48，2014年达到2.73。“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亟待解决，全省贫困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3.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是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山西作为全国典型的资源型地区，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环保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今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态。二是总体上看，山西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依然建立在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基础上，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社会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管理多元主体互动性不强、社会管理手段较为单一，全省社会治理能力尚有待提升。
4.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和煤炭生产基地，山西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山西作为全国煤炭资源产量最大、外运最多的省份，相当一部分煤矿长期采用粗放型、掠夺型开采方式，对煤炭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加大了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2013年，山西的生态足迹、碳足迹和单位国土面积污染负荷都位居全国前列。全省目前仍有3000万亩左右的宜林荒山尚未绿化，生态弱省、林业小省的现状仍未改变，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二、山西推进统筹发展的实施路径
统筹发展，首先需要着眼于发展，只有发展，才有能力和条件兼顾各方利益。统筹发展，还要处理好“点”与“面”的辩证关系，既要整体推进，也要重点突破。结合国情、省情，山西进一步推进统筹发展的实施路径可以概括为“四轮共进、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四轮”是指“四化”同步、城乡融合、经济社会共进、人与自然和谐，是山西全省推进统筹发展的着力点。
1.以“四化”同步为主导推动统筹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四化同步”发展是党的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四化同步”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的集中求解。“四化”同步发展中，工业化是核心环节，城镇化是关键载体，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信息化是有力引领。城镇化创造需求，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创造供给，信息化创造服务，“四化”统筹协调推进，充分发挥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效能，可以促进工业价值链的拓展与升级、可以使城镇化得到应有的产业支撑、可以有效破解二元结构，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短期任务的完成，更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远目标的实现。
2.以城乡融合为载体推动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对城乡关系的重大调整，是进一步缩小城乡二元差距，化解城乡之间矛盾的有力手段，是推动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加快转变城乡分割的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工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扎实推进城乡规划、城乡要素交换、城乡资源配置、城乡社会管理、城乡基础设施和城乡公共服务“六个统筹”，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实现城乡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为统筹发展提供合理的城乡空间格局和l展延伸区域。一是进一步建立与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扩大统筹面，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向农村尤其是向郊县延伸。二是加快资金、技术、项目、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由城市向乡村的转移，构建“以城带乡、以城促农”的统筹发展路径，形成城市与农村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三是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构建新型城镇体系，从体制、规划、政策上打破城乡分割，协调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大县城和小城镇，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集聚和有效利用，提升城镇承载力和辐射力。四是加快突进农村改革，探索农业经营新方式，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开发项目，加快农村脱贫致富。
3.以经济社会共进为基础推动统筹发展。要以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要抓住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社会建设的一些薄弱环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从而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使经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
4.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支撑推动统筹发展。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再造山西宜人环境；要以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良好制度保障。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发展模式，为人与自然和谐统筹提供优美的环境支持。
三、对策建议
当前，山西必须进一步创新理念，牢固树立“统筹”思想，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注重发展的耦合性、协同性、系统性，扎实提速统筹发展。
（一）加快推进“四化”同步发展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工业新型化为主导，把城镇化作为关键载体，把农业现代化作为重要基础，把信息化作为引领，实现“四化”同步。
1.加快推进工业新型化发展。一是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煤炭、传统煤化工、电力等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整合提升煤炭产业，形成以大型现代化矿井为主导，以无烟煤洁净利用和高效开发为方向，以煤转化下游产业为支撑的新型煤炭产业体系；培育建设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现代新型煤化工产业基地，形成以煤制油、煤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等产业为主体，具有规模化、园区化、低碳化发展特征的现代新型煤化工产业体系；整合提升电力产业，建设国际领先的高端、多元、智能型电力生产基地，形成以技术先进的清洁高效燃煤发电为主体，以煤层气、煤矸石发电等为支撑，与智能电网建设相协调的电力产业体系。二是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煤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分别选择一定数量的骨干企业，整合政府科技、产业计划倾斜安排一批攻关项目、试点示范项目和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在重点领域核心产品开发生产上率先实现突破。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化和示范工程专项，启动建设一批对行业整体水平提升、产业链完善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重大项目，特别是要组织推进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2.加快推进市域城镇化发展。一是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镇综合承载力。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力度，重点加强城市道路交通、供水、燃气、集中供热、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配套管网等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确保城镇化发展与城镇承载能力相适应。二是把“大县城”战略与扩权强县结合起来，以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完善功能、塑造特色为基本路径，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引导生产要素、优势资源向县城集中，形成县城经济发展核心。
3.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一是强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以水利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设综合水利体系，重点抓好水库除险加固、灌渠建设等工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农业生产用水。着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抓好农机具推广，提高机械耕、播、收农机化水平。二是兴科技，推进农业科学跨越。要把科技兴农放在农业工作首位。要加强农技体系建设，依托基层农技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和乡镇基层农技体系建设项目，完善县、乡两级农技推广网络，健全农技推广体系，以开展科技入户为载体，采取科技培训、示范、宣传、技术承包、办科技联系点等形式，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4.加快信息化发展。一是构建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管理体系，通过管理体系规范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通用方法，完善支撑信息化和深度融合的相关标准。二是降低信息化应用门槛，解决各主体在信息化过程中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信息咨询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三是提升智能化应用水平，创新智能制造装备产品，提高工业生产系统的集成水平，加快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四是加强互联网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互动，扩大物联网、互联网在工业化中的应用，促进工业全产业链、价值链的信息融合，加快工业生产向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
（二）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1.积极扩大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坚持对农民多予、少取方针，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解决农民就业难、增收难和劳有所得的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坚持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注重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等方面向农村倾斜，推进城乡均衡发展；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解决农民上学难、上学贵和学有所教的问题，促进教育公平。
3.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制度在筹资水平、财政补助、报销比例、服务管理等方面实现一体化；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楣共产品向人民提供，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4.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进一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形成服务优质、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三）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山西推进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一方面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着力推动省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1.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努力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深入实施创业就业工程，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指导，完善创业就业服务体系，落实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联动机制，为城乡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2.大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增长机制完善资源开发、征地拆迁补偿机制，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充分挖掘农牧业增收潜力，引导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拓宽农牧民增收门路和渠道，促进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3.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从源头着手，加强源头治理。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讲是要着重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使“关口前移”。要注重源头预防。首先要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尤其是面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时要从关键环节着手，如在政策制定、项目审定等方面提前进行风险预估和积极应对；要注重源头排查，搭建并完善矛盾纠纷信息网络，以确保对各类社会纠纷能够及时处置；要注重源头化解。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主导作用，明确工作中的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二是从动态着手，加强协调机制建设。要在抓好源头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动态调节和化解机制。要加快建立完整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形式多样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够通畅表达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以便能够及时解决社会矛盾，提高社会稳定性；要加快建立完善的治安防控体系。要建立覆盖全部街道、辖区、社区以及网络虚拟社会的防控安全体系；要加快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针对所在地区社会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各级政府要进行常态化的分析、走访、排查，建立动态模式下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
（四）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要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自然生态保护，推进生态经济提速，生态环境提质，生态文化提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深入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加快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全过程控制。以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为依据，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先导功能和倒逼作用，用环评制度和环境标准促使落后产能退出市场。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以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玻璃、有色金属、焦炭等行业为重点淘汰落后产能。建立新建项目审批与淘汰落后产能、污染减排相结合的机制，实施“等量淘汰（置换）”或“减量淘汰（置换）”。加快推进开发区、工业聚集区等重点区域和矿山、水电、火电、化工、石化等重点行业规划环评。推动产业入园进区，实行污染集中处理。对没有环境容量的区域或未完成排污总量控制指标和污染治理任务的区域（行业、企业），实施禁（限）批。推动提高资源节约水平，鼓励资源综合利用，逐步推行和实施单位增加值或产品污染物产生量评价制度，逐步降低污染物产生强度。
2.积极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推广应用太阳能、垃圾综合利用和沼气利用等技术成熟、经济性较好的可再生能源。加快提升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累计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面积。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建设。加强农村沼气池建设，积极推广秸秆气化燃料。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重点发展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加快城市天然气利用，增加天然气对煤炭和石油的替代，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落实重点行业节能政策及措施，坚决淘汰高碳产业的落后产能，坚决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生产能力扩张和重复建设。加快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扩大、提升产品档次，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单位增加值能耗。完善和强化节能管理，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目标管理和考核，建立淘汰落后产能问责制。
3.加强自然生态保护。深入推进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保护战略，对重点资源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实施强制性保护，切实加强对水、土、森林、草地、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的环境监管。积极开展矿区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和重建。大力推广绿色清洁开采技术，积极采取煤矸分流措施，从生产源头减少矸石割出量。加大井下治理力度，利用粉煤灰井下覆岩离层注浆及井下煤矸石处理技术，缓解地表塌陷。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广“一矿一企绿化一山一沟”的做法，加快推进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绿色矿山创建工程，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及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力度，实施矿区荒漠化治理、土地复垦等工程，重建矿山生态。
⒖嘉南祝
[1] 厉以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意义深远[J].中国经贸导刊，2004（3）
[2] 毕世杰.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 孙君，王佛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林善浪，张国.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5]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山西统计年鉴（2005-2014年）
[7] 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4年）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山西太原 030006）
1 农村环境管理以及监测现状及主要问题
1.1 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很难应对环境污染问题
就目前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现状来看，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1）依托工业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飞速发展，而工业得到优先增长。（2）在空间分布上，居民迅速集中。由于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导致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从以往的“自然和谐型”向“自然危害型”转变。原来的农村生态环境良好，而且环境自净能力很强，但现在农村的自然循环被打破，环境的自净能力已经无法自然的消纳生活污染物。
1.2 我国环境管理体系并没有充分重视农村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环境管理体系主要是用于防治一些重要点源污染以及城市污染方面，并没有特别重视农村污染。同时，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远远超过了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这样的结果主要会导致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在农村环境问题解决方面，缺乏力量，而且适用性相对较低。其次，我国当前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建设项目等方面，往往存在“自上而下”决策、重复建设、资金分散等问题。
1.3 技术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缺乏强烈的质量管理意识
环境监测工作最重要的是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证实性，因此对于环境监测人员的要求相对较高。在环境监测质量控制管理工作中，如何提高监测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不断加强监测人员的质量意识，确保监测数据的有效性、科学性以及真实性是最核心的工作。员工培训是提高监测技术人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并没有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往往都是多个部门临时组织技术培训，这样的员工培训缺乏计划性、针对性以及系统性，培训效果自然不高。而且在培训后，各种质控考核以及质控审核工作并没有严格按照流程执行，基本上都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
2 农村环境管理与监测的发展分析
2.1 关注民生，切实解决好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对于人类生存而言，人是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水的安全问题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各地区应该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科学发展观”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村居民安全饮水问题，应该将这一问题纳入到农村发展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中。政府以及县委应该将农村安全饮水问题作为农村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应注意保护好农村饮用水水源的周边环境，平时应该加强监测和管理水质，结合农村供水方式的不同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应该在全县建立很多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形成一个系统的饮用水源监控点保护网络。
2.2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农药与化肥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农药最常用的方式是直接向土壤或植物表面喷洒，这样就对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 从而破坏土壤结构和影响土壤肥力针对农村农药和化肥对土壤的污染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措施：首先要科学使用农药，合理规划用药。尽量选用高效、低毒、污染小或无污染的农药，并要把握好施药进行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机。采用化学防治以外的方法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化肥的用量。大力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可以采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有效的降低农药使用量。加强农业管理，控制病虫发生发展，避免使用化学农药，及时注意农作物的生长。加强土壤环境监测，特别是针对农药的有机项目监测，包括苯并（а）芘、DDT及其代谢产物与分解产物、六六六等。
2.3 农村生活废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置
村镇地区的特点决定了其污染治理不能沿用城市的污水处理模式。国内外研究机构相继提出了多种处理模式，如：分散污水处理模式，其中主要提倡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土地处理技术、小型污水处理技术、沼气池和沼气净化池处理技术等，其技术特点是以低能耗生物处理和自然处理为基础. 农村垃圾的处理主要采取临时堆放、焚烧、随意倾倒三种方式。农村一般是利用现有的沙坑或者低洼地直接进行倾倒和掩埋。事实上，城市周边农村可纳入城市垃圾处理系统，一般进入城市垃圾处理厂处理。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倡导“村收集一镇运输一县（市）处理”模式
2.4 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认真落实损害环境责任追究制度
政府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标准，而且应该严格监督、全面落实，而且应该不断强化市场活动监管，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并且落实环境保护职责。在政府工作中，应该将农村生态保护的重要地位突出出来，明确农村生态保护的目标责任，并且制定关于农村生态保护的有效措施。同时，应该全面落实领导的责任，编制一个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领导干部离任时应该严格审计自然资源资产。其次，应该进一步完善污染物排放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如果发现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情况，应该立即找到责任者追究责任，根据损害程度要求赔偿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应该对农业区域以及城乡建设规划进行统筹编制，主要应该解决本地农村生态环境资源问题，始终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土地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各种重点工程建设有机结合，综合治理农村环境。
应该根据生态城镇、生态农村建设的要求以及标准明确农业种养殖业、农村土地整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管理目标，而且应该将各种监督资源高效整合，建立一套长效建设监督以及管理机制，将监督管理工作和目标考核工作有机结合，综合整治乡镇企业环境以及局域污染，严格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管理，尽可能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以及制度化。
2.5 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
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法制化管理是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减少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保障。国家应该时刻了解、掌握农村环境监测情况，不断完善、修整关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至于法律监督机关也应该将监督工作常态化，严格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执行。定期组织创建生态文明乡村活动，尽可能把控好政策源头关卡，严防出现生态环境问题，在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始终将生态环境效益放在第一位。另外，可以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可以采用低息贷款、财政补贴、公共财政、环境资源税等多种经济调节措施，而且应该在农业工业化发展、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综合采用环境损害责任保护制、抵押返还制、排污权交易制、排污许可制等多种制度控制生态环境破坏现象，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海南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以“点、线、面”结合为抓手，积极推进全地域、领域、要素、方位、过程、行业、时间、社会、产业、空间等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发展，优化旅游供给侧改革、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全面提升国际化水平、实施旅游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强化旅游市场规划化运转、切实保障文明安全旅游、加强旅游人才培养及引进、创新旅游现代治理等，其中，社会建设管理将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重要基础支撑和保障。
自2008年海南启动国际旅游岛行动，尤其是短短两年后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其中社会建设管理事业进行了诸多探索，立足知识经济、智慧治理、信息技术革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赋权型社会转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加剧与趋同化倾向并存、第三部门快速崛起、城市交通拥堵、科学社会管理和综合评价等新发展、新思路。
一、海南社会建设管理与“多规合一”试点内在关系
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海南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关注， 海南经济社会获得了迅猛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海南省借助自身独特的地域优势，如何进行社会建设管理成为海南在肩负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一重任下，面临的重大挑战。党的十报告对于社会建设管理的指示为海南省的社会建设管理指明了发展方向。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2015年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同意海南开展省域范围的“多规合一”试点，海南接过了历史性改革实践任务，再一次以创新者、探索者和闯海者的姿态站在了改革发展的前沿。
二、海南社会建设管理的重大举措
近些年来，海南省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管理工作，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入推进，创新改革层面取得较大突破。积极推进行政改革，创新社会建设管理，践行省直管市县的行政体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不断完善社会建设管理的相关条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简政放权，创新社会建设管理方法，多维度保障民生工作，。
（一）努力加快实现海南省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结合海南省自身发展的现状，推进实施《海南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总体规划（2010―2030）》，针对当下海南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旨在利用20年的时间打破现今全省城市、农村、农垦三元分治格局，并依托海南省作为全国“多规合一”试点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整合海南省城乡及农场资源，实现全省规划开发与建设“一盘棋”。海南省委、省政府按照一个“大城市”的建设思路对全省进行统一规划，加快农垦融入地方步伐，在空间布局上将新农村建设纳入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规划之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绿化美化工程建设。
（二）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基层农村。
自2013年以来，海南省正确理顺和处理党群、干群关系，使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积极服务农村，着力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针对农村扶贫攻坚及农民生产生活方面问题，主动帮助农民打开农产品网上销售通道。如今，海南省农村全面实行“两委”干部驻村“坐班”制，便民服务中心（站点）覆盖所有村镇，农业保险财政补贴15个险种实现全省覆盖，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
（三）转变工作作风和革新工作方法，从多角度创新社会建设管理，保障民生。
例如，省委书记罗保铭撰写的调研报告《五管齐下破解十大难题》，是其用了近一年时间，先后调查15 个市县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而后形成的。该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海南省社会建设管理，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三、海南国际旅游岛社会建设管理存在问题和主要不足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产生或形成了诸多不足和
问题，社会建设管理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建设管理体系不健全
主要是对社会特性、公共服务的本质认识不足，应该积极探索赋权型社会及其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明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路、措施和手段等。
（二）社会建设管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甚鲜明
应确立绿色经济是海南社会建设管理创新的基础和保障，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发展模式，探索绿色经济发展新动力，尤其是结合海南实际提出更为有效和明确的抓手。
（三）社会建设管理时代和地方特色不突出
应紧紧抓住城市海南的发展定位，突出海南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发展概念和理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同时立足智慧城市、自媒体等因信息技术革新引发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形势对海南社会建设管理的影响，重点体现城市海南、智慧海南和自媒体背景下的海南绿色经济支柱产业――旅游业的价值，落脚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优先产业发展。
（四）社会建设管理重点不明确
应从城市交通、社区建设、家庭环境、地域文化等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领域审视和推动社会建设管理，凸显海南在当下社会建设管理重点领域和内容上的示范效应，充分发挥海南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从每一个市民需求入手，借鉴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对重点领域和内容的研究及实践范例构拟，全面提升海南社会建设管理水平和能力。
（五）社会建设管理科学性、持续性和有效性亟待提高
应转变社会建设管理理念，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使海南省的社会建设管理体制自觉与海南旅游岛建设相适应，与海南省的自身发展相结合，改进社会建设与管理方法，构建社会建设管理绩效和成效综合评价体系，进一步健全社会基层管理监督机制，并做好相应的反馈信息处理和预警制度。
四、海南国际旅游大社会建设创新思路
时刻强调管理的科学性原则，在所有人类活动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值得进行非常深入的理论探究，尤其是社会建设管理在当下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将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都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自人类于16世纪进入科技革新时代以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使社会运转结构的复杂程度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总会有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占同期世界总数的25% 以上，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经过约一个世纪后转移他国，相应的这个国家并将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探索试验前沿。在当今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建立霸主地位之前，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均各领100年左右，是时几乎所有国家及其人民均以此为榜样和目标，当然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建设和公共治理的规范亦源于国家实力及公众态度。
社会建设的科学管理和有效实施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社会事务的处理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均需有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公共组织的职能发挥及效用实现，特别是在社会阶层固化及其利益分化急剧增强的背景下，社会建设管理应更加突出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范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社会将使不同国家、地区处于整合―分化，合作―冲突，进步―落后等复杂的动态变化结构中，国际化、创新化、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需要政策公共化和管理知识化，与之相对的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边缘化速度和强度均将加快 。
社会建设几乎包含了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和问题，但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组织、执行和受众研究，对于社会建设管理中政府和公共组织之外的群体或社会单元研究甚少，尤其是缺乏对于社会建设管理效能的考核及其相应的测评体系指标建设问题，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成效也总是停留在各种数量的增加值，很难看到关于其建设质量的评价，加之未能厘清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即使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关系都未能有清楚的厘清，很难获得最科学、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价值判断，同时，很多前沿性问题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关系也未能纳入到研究范畴中，例如智慧海南、城市海南、社区与社会建设、家庭与社会建设、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建设等问题，在全国上下深入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大背景下，如何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成为未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根本出路。
针对汾河河道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时期对水利工程的新要求，汾河中下游水利工程由传统水利工程建设转型至生态环保型水利工程建设，从工程立项、初设就在水利工程的质量、经济角度考虑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内容；工程施工过程中也由单纯的施工管理转变为施工、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全面管理；实现人水和谐、道法自然的治水理念。自2008年以来汾河中下游全面启动了汾河生态修复工程，主要的大项目包括:汾河疏浚整治工程、人工湿地工程、堤路林工程、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库区清淤工程、防洪工程、水质监测建设工程。主要内容：河槽疏浚、主槽控导；堤防加高培厚、堤顶路面硬化；堤坡生物防护；修筑潜坝增加水域面积；布设潜流、表流湿地净化水质。
二、汾河治理的初步成效
枢纽区：兰村一坝枢纽鱼嘴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保证了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提高了节水、用水功效。枢纽的除险加固工程：一坝兰村区、二坝清徐区、三坝平遥区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从初设、招标、施工等不同程度进行，对汾河河道生态用水、灌溉用水及防汛等起到基础保障作用。通过汾河中下游河道生态修复工程各项目的逐步实施，汾河清水复流工作已出现明显成效：汾河太原尖草坪段地区的地下水位止降回升，多年来季节性干涸的汾河中游河段有了常年流淌的生态基流。汾河中游兰村-平遥段，主河槽疏浚完成，水流顺畅；增加了表流湿地水域面积50万m2，种植了香蒲、菖蒲、睡莲等多种水生植物，绿草盈盈，水鸟遍地，鱼儿嬉戏，有力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堤防增高培厚且路面铺筑混凝土，加固了堤防，方便了交通，保证了防洪抢险的畅通；堤坡种植紫穗槐，起到了防洪固堤作用。汾河下游特别是汾河中游段的防洪减灾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有效地为我省汾河中下游区域的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防洪安全保障。
三、建设过程中薄弱环节
水利工程建设是民生水利基础建设工程，河道治理工程是较长期性的、综合性的建设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危害水源及工程设施的现象。
1.水生态方面
1）河道内私自采砂、取土、栽植树苗、开荒种地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
2）仍然存在着往河内隐蔽性的排放生活及工业污水；弃置堆放污染水源的垃圾现象尤为严重，附近村民不管不顾，肆无忌惮地往已整修好的堤坡倾倒垃圾，堤坡种植的紫穗槐被羊群糟蹋毁苗，人为拔草毁苗，春季火烧，严重危害了植被生长。
2.工程建设方面
1）河道附近区域的村民保护水利设施及在建工程的观念意识淡薄，存在破坏现象。
2）在建工程施工中附近个别村民阻扰严重，通过强行送高价工程建设材料、收取高价管理费等问题引起施工中断、施工工人被打等很多事端，影响工程施工。
四、开展现代化建设与管理
结合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展现代化水利建设与管理。
1.水生态方面
1）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宣传力度，提高排污对水源影响的重大危害的认识，防止人为破坏水源，增强保护生态水利的意识，对沿河两岸的居民更有必要强化水源保护意识。重点建议：地方政府、乡村加入河道维护，尤其是汾河附近的村民，要提高保护母亲河的意识，爱护公共水利设施，爱护水资源，认识共建美好汾河是山西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通过水生态修复工程，水生植物的净化功能以及排污设备处理水中有害物质，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通过实施汾河干支流和排污口水质监测项目建设，量化水质，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保证水质安全。
3）加强堤、路、林的管护工作，配备管护队伍，使道路畅通，防洪抢险有保障，槐花飘香护堤防，打造水美、景美、环境美的良好水生态环境。
2.水资源管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保护在建和已建水利工程的要求，取缔不合理的取水设施，控制沿河私自、无证、无序取水的泵站，修复退水口，使水流通畅、洁净，推进水资源严格管理。
2）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探索用水效率控制措施，提高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3.工程设施维护
1）做好沿河各种安全隐患的排查和警示教育，加强巡河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对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好公共水利设施，尤其是沿河村民要树立爱护公共水利设施意识，组织乡村领导保护组，建设和谐水利。
2）多部门加大查处涉河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水事正常秩序。
五、现代水利化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