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5 17:27: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教练员 培训模式 比较 分析
1.各个国家教练员的等级分类
德国教练员的培训从低到高共分为四级：C、B、A、D级。1974年，加拿大教练员协会（CAC）制定了全国教练员证书计划（NCCP），分为五个等级对教练员进行培训：1-3等级的主要对象是社团及省级教练，4-5级主要针对国家级教练。澳大利亚教练员培训计划及培训工作由澳大利亚全国教练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实施。澳大利亚教练培训等级分类：全国教练等级制度分为四个等级，根据教练员的等级，培训也分四级进行：1级培训的对象为全国各中、小学的青年教练；2级培训对象为全国各体育俱乐部或大学的体育教练；3级培训对象为全国具有中级水平的教练；4级培训主要针对高级教练。日本教练员的培训由日本体育协会统一领导，各单项协会具体实施本项目的教练员培训。日本教练的等级分类：日本教练员分为初级（C级）、中级（B级）、高级（A级）三个等级。英国教练员等级分类：国家级教练（如教练总监）、高级教练（如地区教练）、教练（如俱乐部教练）、助理教练和预备教练（如体育辅导）［2］［3］［4］。
2.各个国家的培训课程
2.1德国培训课程。
体育科学理论，如：体育哲学，体育管理学、教育学、运动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营养、科学训练等；专向运动知识，如：运动技术、战术、运动策略、运动专向技能、技巧等；训练实践，把培训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训练。
2.2 加拿大教练员培训课程。
加拿大教练培训主要涉及体育科学训练理论与方法、专项知识及训练实践三个方面。科学训练理论与方法主要包含体育科学的基础理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营养、计算机与科学训练计划、教育学、哲学、管理学等，专项知识主要包含专项运动的技术、战术、技能等，训练实践强调在高级教练指导下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
2.3 澳大利亚培训课程。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体育科学理论，运动技能，技术、战术，比赛规则和训练方法，训练计划制定，训练评估，训练实践等。在培训的内容安排上，注重把体育科学理论与具体运动项目专项知识相结合，教练的等级越高，越是强调学习体育科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综合知识。
2.4日本教练的培训课程。
日本教练的培训内容包括公共体育科学训练理论科目及专项运动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两个大的方面。前者包括社会体育概念、运动心理学、训练科学、运动医学、运动与营养、运动指导论科目；后者主要是专项运动的基础理论、技术、技能，以及专项运动的指导实践。
2.5英国教练员培训课程。
体育专业知识，即技术、循序渐进法、战略战术；训练指导或教学方法，即交流、组织表演和计划制定技巧的基础知识与运用、学习原则、教练工作风格；对人的了解，即个体差异、儿童成长和发展，有关特定人口群的知识；与运动成绩有关的知识，即身体素质、训练理论、营养学、运动分析、心理技术训练、技能获得与保持等；实践准则，即伦理道德、哲学、行为准则、法律责任；管理或职业技能，即战略计划、时间管理、人员管理、财务管理、市场、主办者；实际教练工作经验，即实际训练过程及教练工作实践，包括训练计划制订、比赛监督和评价［4］。
3各个国家对各级教练员培训的具体安排
3.1德国对教练员培训的具体安排。
德国每年有六门课程专门提供给D级教练员，高级教练每年至少得参加其中的一门课程学习，通常这些课程都有一个较明确的主题，如：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或运动成绩提高的因素分析等。课程内容侧重于新的体育科学知识和最新的体育信息，以使教练员得以在所从事的专项运动领域中处于前沿。全部培训课程内容的具体安排，每年由科隆教练员学院颁布，高级教练员的培训还注重让教练员在培训期能参与训练实践［5］。如：为期18个月的D级教练员培训课程就安排有30天时间的训练实践，具体内容为：学习体验与教练管理方面相关的工作10天；作为教练助理到国家队、省或俱乐部工作10天；到国家队、省或俱乐部包括训练营中体验教练工作10天。此外，在培训期间，教练员还得每周在地方俱乐部工作2小时，并把工作情况反馈给教练员学院。
3.2加拿大教练员证书培训计划中1-5级教练员培训内容安排。
1级（14学时）教练员的任务：激励运动员，评估自己的教练哲学，培养运动员的自我发展概念。了解孩子的发育特点（身体、心理、社会认识等），根据孩子发育特点介绍不同年龄阶段孩子应达到的体育标准。技能的培养：计划和评定一节训练课，设计一个安全的体育环境，了解运动员是如何学习技能的。2级（21学时）运动心理学：讲述竞争欲望的形成，信息的树立，意志、品质的培养，团体的凝聚力及目标的树立等。如何训练耐力、速度、力量、柔韧，并控制它。健康与安全：各种训练饮食卡路里的均衡搭配、赛前饮食、运动损伤的评定及恢复等。3级（35学时）训练计划与周期：有效的训练计划步骤、监控运动员的年度训练计划、微循环训练周期等。生理学与营养学：耐力及抗阻训练、监控的范围及实验室的测试、体重及饮食的控制。运动心理学：赛前及赛后的心理训练与调整、比赛的反映模式、模仿及想象等方法、手段。4-5级教练员的培训内容及时间安排一般采用两种形式：进入培训中心为期一年左右的全日制培训，有针对性、较系统地学习体育科学理论，并在培训中心的高级教练指导下进行教练实践；利用赛季的间歇，一般是夏季，安排两个月的时间，教练集中学习体育科学理论培训课程，并结合训练进行实践。
3.3澳大利亚培训内容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分级区别对待。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体育科学理论，运动技能，技术、战术，比赛规则和训练方法，训练计划制定，训练评估，训练实践等。在培训的内容安排上，注重把体育科学理论与具体运动项目专项知识相结合，一般而言，教练的等级越高，越是强调学习体育科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综合知识。1级（14学时）体育科学理论占全部学时的25%（3.5学时），专项运动知识占全部学时的75%（10.5学时）。在学院14学时的培训课程后，教练实践一个学期。2级（60学时）体育科学理论，占全部学时的50%（30学时）［6］，专项运动知识占全部学时的50%（30学时）。在学完60学时的培训课程后，教练实践2个学期。对3-4级（100学时以上）教练员的培训，只在学时上给予总体安排。对体育科学理论及专项运动知识的学习，要求根据学习实际情况，两者相结合，综合安排课时。在学完100学时的培训课程后，教练实践3个学期。
3.4日本对高级教练的要求。
提高竞技水平的指导能力，包括对专项运动的基本技术的指导能力，提高专项技术水平的指导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指导能力，以及根据选手的特点提高竞技水平的指导能力；组织活动的培养和指导能力，包括教练员机能的构成、教练员培养的指导方法、教练员的资格和确保教练员组织活动的活性化；研究开发能力，包括实践与研究、对技术和战术及战法的分析开发研究、对竞技水平的分析研究、对训练内容的分析和训练方法的分析开发。
4.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上述几个国家的教练员培训模式，找出其不同和值得参考的地方，为我国教练员培训所用，取其精华的部分，为我国所用。
4.1建立教练员系统的培训制度，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措施。
4.2各国的教练员岗位培训机构各显特色。我国在岗位培训师资问题上，应进一步提高培训师资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7］。
4.3各国的教练员岗位培训时间和形式体现了差异性、灵活性，各国都十分重视实践教学。我国在贯彻该项要求中，还应重视从知识向能力方向转化，需要形成“能力”教学模式。
4.4要特别重视教练员培训的质量，强调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意教练员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周晓东.澳大利亚教练员培训的特点.中国教练员，1995.1.
［2］周晓东.德国教练员培训模式.中国教练员，1995.1.
［3］周晓东.加拿大教练员培训模式.中国教练员，1995.1.
［4］邵伟德.中、外教练员岗位培训若干问题的比较.中国体育科技，2001.5.
［5］从宁丽.对日本竞技体育领域中教练员培养现状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5.
【关键词】煤矿；安全行为；安全培训
通过对国内煤矿事故统计资料的研究，可知国内大部分煤矿事故主要是从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引起的，煤矿不安全行为具体表现为，煤矿安全技术欠缺，煤矿安全意识薄弱、煤矿企业作业纷乱”。这种不安全行为的表现形式，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技术欠缺安全行为意识薄弱，对于这些方面的改善提高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煤矿安全教育培训。运用安全行为科学理论进行改进煤矿培训体系，可以有效预防煤矿生产的安全事故。
1煤矿企业重大事故的不安全行为分类分析
通过对我国煤矿事故的统计分析整理，根据我国煤矿开采的地质特征以及技术水平可知，煤矿瓦斯爆炸，矿山压力显现，运输设备，以及煤矿透水等是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类型。对于事故原因的分析，不管是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无一不是集体和个体的不安全的行为造成的，所以应根据煤矿事故类型特征并结合人的行为特征，通过安全行为培训，在根本上防止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有相关理论可知人的能力主要由认识和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组成，根据前部有关理论分析我国导致煤矿生产不安全行为有一定特征，对煤矿生产的不安全行为主要是由于煤矿管理者和一线矿工对管理和作业安全性认识不足，不安全行为直接导致了煤矿安全事故[1]。这种不安全行为主要体现在，管理者的失误包括管理和技术指导的失误，以及矿工认知能力的欠缺对操作性工作的失误从而进行危险作业。并且安全制度不完善和安全监督人员不力，虽然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各种作业规范，但是不安全行为还是泛滥，在煤矿生产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特殊岗位作业管理人员违反安全规范进行相应的危险性操作，如爆破施工过程中省去一些必要的安全程序，特种机电设备的检修没有按照安全规范中的程序进行安全检修，由于煤矿井下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工作强度大，造成操作人员身体疲劳，安全抵御意识下降。由心理学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可知，人的行为受外界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在煤矿生产中这些外部环境和条件可能会产生不安全的行为，个体对各种外在刺激做出的反应可能表现为不安全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安全事故。对于这些影响煤矿生产不安全的行为的原因，可以进行整理划分，以便科学地进行识别分析[2-3]。煤矿生产条件和环境比较特殊，主要针对井工矿来研究的，井下作业条件比较恶劣，工作面生产过程中噪音较大，开采深度较深的矿井井下温度还偏高，井下比较黑暗，所以在井下作业各种指令和交流以及联络都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出现失误和错误，这些是主观原因，还有其他客观原因，对于可以控制的客观原因在生产中一定要控制，对于客观原因的控制就要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管理水平，技能水平和安全意识，提高的方法可以从煤矿安全培训的角度去考虑。煤矿不安全行为主要事故分类特征如下分析：1.1煤矿瓦斯事故。瓦斯事故是煤矿生产中主要的事故，瓦斯事故和煤矿自身的自然条件有密切联系，在我国的技术规范中，按照瓦斯含量对煤矿进行了分类，瓦斯事故通常包括瓦斯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等，这些事故都和瓦斯含量，以及煤矿通风管理条件，以及矿山压力控制有关，主观原因确定的情况下，客观原因的变化极易会出现事故，所以在高瓦斯矿井，对于瓦斯的相关安全行为尤为重要。1.2煤矿顶板事故。煤矿顶板事故发生的频率也较大，顶板事故的发生与煤矿所处的地质力学条件，井下巷道施工情况，以及工作面管理都有较大关系，属于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范畴内，所以在对矿山地质力学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对人的安全行为的控制尤其重要。1.3煤矿运输事故。在煤矿生产中，矿井运输系统是矿井的几大系统之一，对于运输系统的事故，一般和运输机电设备的运行有关，当然机电设备的运行和操作人员的安全操作关系极大，所以需要机电人员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范进行操作，需要进行安全行为的学习和建立。1.4煤矿水害事故。目前我国煤矿开采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受水害的威胁较大，目前在煤矿生产中，制定了相关煤矿防治水规范，对预防煤矿水害事故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需要加强防治水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和业务心理能力，这就需要按照安全行为科学的原理，进行相关安全培训，建立起煤矿防治水的安全行为。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煤矿主要的安全事故，在理论上讲是非线性的，但是是可以在一定范围控制的，或者可以说可以控制在比较小的概率事件，这就需要通过安全行为的科学原理进行分析控制。通过对煤矿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分析可知，这些不安全行为主要表现在煤矿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技术意识较差，安全管理水平较低，安全生产系统管理混乱，所以要运用安全行为科学原理去分析这些问题，并且运用安全培训的手段去提高煤矿管理人员和矿工的安全行为意识的能力。
2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控制
通过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分析，可知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多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防止煤矿事故的发生，最有效的方法是阻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可以通过上述对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以及煤矿不安全行为事故分类分析，那么可以从管理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基于我过煤矿生产特征的煤矿事故不安全行为的控制，并建立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管理措施。2.1运用现代管理学原理建立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煤矿管理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相对较容易，但对管理体系的执行和维护较难，由于煤矿企业人员结构以及工作种类较多，存在的协调性的问题也较多，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督落实。而监督落实的关键是进行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设，制度的建设是其有效的保障，必须将安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2.2加强煤矿企业各类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由安全行为科学理论分析可知，对于煤矿企业进行长期的安全培训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它可以有效减少人的不安全行为，并且可以提高整个煤矿企业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以及在煤矿安全生产中出现不可遇见性的事故中有较强的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而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2.3强化煤矿企业工作人员作业的标准化。根据安全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特殊危险岗位的作业规范，加强各专业以及各工种的安全作业规程的编制能力，使其作业规程不仅仅是应付检查的资料，而是真正的预防煤矿安全事故的有效手段和防御措施。2.4加强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文化的建设。安全文化对于企业参与个体的安全行为的影响是较大的，必须使其处在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氛围下，不仅仅是在井上和井下作业场所的安全标语的设立，更重要的是进行企业参与个体内心的安全文化的建立，使其有一定的安全心理素质，安全思维方式，安全行为取向等。
3煤矿安全培训对象及其学习特点的分析
通过对国内煤矿事故统计资料的研究，可以对煤矿事故中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煤矿不安全行为具体表现为，煤矿安全技术欠缺，煤矿安全意识薄弱、煤矿企业作业纷乱”。这种不安全行为的表现形式，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技术欠缺安全行为意识薄弱，对于这些方面的改善提高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煤矿安全教育培训。我国对于高危行业的培训比较重视，例如煤炭行业，在煤炭生产地域一般在政府行政机构会建立煤矿安全培训中心，以及各煤炭企业集团以及单个生产煤矿都建立了安全培训机构，使得从矿级领导到煤矿特殊工种都有机会进行安全培训。并且在我国的两部法律中《安全生产法》和《矿山安全法》对煤矿安全培训有强制性的条文。我国煤炭系统从原煤炭部体系中分离出了煤炭安全培训体系，目前煤矿安全培训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我国煤矿培训体系的完善，其培训能力也有较大进步，从矿级领导的培训，到主体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及特殊工种的培训，目前煤矿培训项目已经比较合理和科学化。由于煤矿安全有一定的特征性，所以必须根据煤矿企业不安全行为的特征确定一定的适合煤矿企业的培训方法。本节内容主要是根据煤矿安全培训对象的特征，通过分析其相应的不安全行为，来确定安全培训的重点方向。由于煤矿生产技术和工艺有一定的特征性，所以其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也有一定的特征，一般在煤矿企业中其从业人员有特殊工人和一般工人，特殊工人一般是从事煤矿生产特种作业工作的，这种特殊工作一般对特种工人和其所从事工作的周围安全有重大的影响。我国相关安全法规中对从事特种工作的工人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在通过国家认可的安全培训机构取得相应的特种作业资格后，方可上岗工作。对特殊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是主观意识的不按照安全规范进行工作，或者是操作失误，或者在井下出现一些情况时其不知如何应对。通过以上对于煤矿特种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可知对于不安全行为的煤矿安全培训，主要要进行特种岗位工程技术理论的培训，以及特种岗位操作技能和特种岗位安全生产事故案例的分析。不安全行为防御的培训，最主要的是进行安全行为工作态度的建立，以及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的必要性的建立。只有建立安全工作态度以及安全生产意识才能把不安全行为的倾向进行消除，对于安全生产事故可以起到积极的抵御能力。进行安全态度的培训并取得一定的效果是此项工作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煤矿安全态度教育的效果往往是不理想的，这是由于煤矿特殊的作业环境，以及煤矿工人结构性差异较大造成的，所以进行煤矿安全态度的教育培训需要根据煤矿企业员工的结构性进行相应的教学培训。
4结论
通过安全行为科学对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进行分析，并进行了煤矿企业重大事故的不安全行为分类分析，确定了煤矿生产中由于不安全行为产生事故的主要特征分类；由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对煤矿工人的不安全行为的控制进行了分析，不安全行为控制的有效措施是进行煤矿安全培训；通过煤矿安全培训对象及其学习特点的分析，为进行高效的煤矿安全培训教学设计提供了依据。从安全培训的角度去进行煤矿高危行业的安全行为的提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高永亮 王飞 单位: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能源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宝智.危险源辨识控制及评价[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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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体育研究
我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始建于1983年。20年来，伴随着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方面，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性专著。曹景伟等(2001)把这些独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进展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中国流”，主要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提出与建立、运动员选材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竞技能力的结构及其评价、博弈理论与制胜规律以及训练理论对训练实践的指导与服务等内容。本文则拟从6个方面进行阐述。
1运动训练学三层次理论体系的确立
人们在描述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不同的构架。从横向来看，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运动训练的原则、运动训练的内容、运动训练的方法、运动训练的安排、运动训练的负荷这样5个方面。而从纵向来看，可以解释为包含着一般训练学、项群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这样3个层次。适用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称做“一般训练学”；适用于部分运动项目的运动训练学理论，称做“项群训练学”；而适用一个运动专项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则被叫做“专项训练学”。构建这样一个三层次理论体系的关键在于项群训练学的提出和建立。
1984年，田麦久提出了建立“分类训练学”的构想。1987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题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构思与命名》的论文。1990年在北京亚科会上发表了论文《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与应用》，1998年正式出版了《项群训练理论》专著。
2000年出版的《运动训练学》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中，把“项群训练理论”列为重要的一章，这表明项群训练理论已经得到训练学界的认可，达成共识。这一章里的第一节为项群训练理论的总论，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建立及其科学意义、竞技运动项目的划分、分类及项群体系的构成和项群训练理论的应用三方面的内容；第二节则分别论述了依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所聚合的8个不同项群各自的竞技特点和训练方法。
项群训练理论问世十几年来，受到体育界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中主要的理论进展包括：依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以及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
1.1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划分竞技运动项目的项群划分是建立项群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1983年，田麦久首次提出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为标准进行项目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体能主导和技能主导的两大类的项群理论体系。近年来，田麦久吸取了谢亚龙、竺义功、徐本力等对项群的划分提出的不同看法中的合理思考，建立了复合主导竞技能力的概念，依不同项目的竞技特点，实事求是地确定拥有两种主导竞技能力的项群类属。把射击、射箭等项目归属为技心能主导类项群，把各种球类项目和格斗类项目归属为技战能主导类项群（表1）。
这样一种划分，应该说，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不同项群所包含项目的竞技特点，会有更好地帮助，会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解除若干不必要的束缚，更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项目的竞技规律，从而确定对应的训练理论和方法。
1.2多标准多维度的项群组合经典的项群训练理论中，主要是以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运动技术的动作特征和运动成绩的评定方法为3个分类标准建立起了3个主要的分类体系。而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由于有着无穷个分类标准，项群体系的划分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着无穷个的。所以在我们的研究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项群体系，进行相应的研究。这里仅以几篇论文为例，如“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男单选手基本单元竞技过程的运行模式”，用“持拍隔网对抗性项群”这一名称，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3个手持球拍进行比赛的项目。又如“陆上同场对抗性项目集体球类项目”的名称，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场对抗性集体球类项目，只包括足、篮、手、曲4个项目了。总之，我们在实践的研究过程当中和我们在进行分析组织训练活动当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种标准、多个维度组织相应的项群进行研究。
1.3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面对3个层次的训练学理论体系，任何一个训练学命题，如训练的原则，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安排等等，都既可以在一般训练学层次进行研究，也可以在某一个项群和范畴内进行研究，还可以就一个专项的需要进行理论研究。
训练大周期的划分是否恰当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不能使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周期性变化，适应于特定日程重大比赛的参赛需要。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特征是不同的，显然，其训练大周期的划分也应该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经典的马特维耶夫的周期学说的主体内容，是在体能主导类项目的训练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很少顾及到技能、技心能、技战能主导类项目的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变化和表现的特点。田麦久(2000)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专题研究了训练大周期划分的项群特点。他首先分析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主要表现和相应的指标，然后建立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评价体系，确立不同项群运动员良好竞技状态的培养途径，最后提出不同项群大周期中阶段训练的安排要点（表2）。
不同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区别。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竞技状态的主要特征，就是看是否在比赛中能够表现出最佳的体能状态；体操、跳水这些项目主要是看成套动作的熟练稳定和流畅的连接；射击、射箭项目，主要是看运动员技术感觉的细腻度与心理状态的自控性；而各种对抗性项目，则主要是看技术是否合理、熟练，战术准备是否充分，战术运用是否多变而实效。不同的项群运动员竞技状态表现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训练大周期的结构就不应该是同样的，而应该各有其特点。这一研究为非体能主导类项目运动员训练大周期的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人们在项群层次上开展更多内容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例。
1.4项群概念的广泛应用项群训练理论被提出20年来，已经得到了体育界普遍的共识。而且，项群这一概念正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体育工作、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健身、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等众多的领域。
2训练目标导向与控制作用的强化
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行为又都是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人们的一项共识。但是在我们的实践活动当中，又常常会被具体的微观事物所包围，而忘掉了为实现终极目的而做的努力。训练活动当中也是这样，如某教练员，训练课的初始目标是想让运动员很好地掌握一项技术，或改进一个动作细节。但运动员做得不好，教练员生气了，罚他再作50遍。运动员学习、掌握动作技术，本来应该是在神经系统、肌肉反应各个方面都处于良性反应的状态下、在很好的协调状态下才能够做好。这时，运动员已经疲劳了，动作也没做好，你还要罚他再做，什么时候能做好呢？运动员在疲劳的状态下即使勉强完成了动作，其动作质量也很难保证。教练员的这一要求是与其在这一堂训练课的初始目的不一致的。
所以，在2000版《运动训练学》教材中，特别强调训练目标对训练活动的导向和控制作用，专门列出一章谈“运动成绩与竞技能力”，而且，排在全书第三章这样显要的位置。发展竞技能力与提高运动成绩，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直接目的，运动员在训练中完成竞技能力的变化，并在比赛中力求使它变成相应的运动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训练的所有内容、各种训练负荷、各式各样的训练安排，都是为了训练目标的实现。把训练目标问题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会有利于人们强化训练目标的导向意识。
强调训练目标的导向和控制作用是竞技需要原则的体现。竞技需要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实战出发的训练原则。训练是为了比赛，要从比赛的实战出发，紧紧围绕着目标的实现去组织训练活动，才能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这样一个本来是很明确的基本认识，过去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此前各个版本的运动训练学教材，都没有把训练目标的重要价值给予更为充分的确认和强调。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的这一变化，则把训练目标的导向与控制作用鲜明地突显了出来。
3训练理论时空构架相对均衡的调节
训练理论的时空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在时间、空间里运动。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包括训练的内容、训练的方法和训练的手段；运动训练的时间特征则包括训练的过程、训练的周期和训练的安排。
张英波(1998)“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时空协同理论”的研究认为，运动训练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密切地协同和配合，是实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良性转移的必要条件。其结论之一为：“运动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是运动训练活动的空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过程是训练活动的时间构成因素，运动训练的计划是时、空因素协同的组构，运动训练计划的实施则是时、空协同的具体操作。”这条结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但却是从时空观这样一个视角来认识运动训练活动，从时间、空间的关系和协同去理解运动训练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另外一条结论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中，时、空因素良性协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获得同样的转移效果只花费最短或者较短的时间，花费同样的时间可获得最大或者较大的转移效果。”显然，这两种协同的形式正是我们的训练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多年以来，在运动训练学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常常偏重于对运动训练空间特征，即训练的内容和方法的研究，而却相对忽视了对于运动训练时间特征，即训练的过程、节奏和安排的研究。例如，在1990年版的教材里面，反映运动员运动训练空间特征的章节很多，而反应时间特征的章节很少。但在运动训练的具体活动当中，许多教练员都是按时间特征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个月练什么，下个月练什么，这是教练员组织训练活动重要的思维路线。因此，在新版《运动训练学》教材里面，把原来的“运动训练过程的结构组织与控制”这一章，分成了“运动员多年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年度训练计划与实施”、“运动员周课训练计划与实施”一共3章，加大了关于反映运动训练活动时间特征的内容和份量，使得运动训练时空特征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研究并建立运动员竞技能力的结构模型，是实施模式训练的重要工作环节。任何运动员的竞技能力都是由其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这五种子能力所构成的，刘大庆、田麦久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这五种子能力的组合方式，亦即其结构特点有了更为全面的科学认识。
根本勇（日，1985）把经济学界的“木桶模型”引入了运动训练领域。一个盛水的木桶由若干木片所围成，用桶中所盛的水平面的高度表示运动员的总体竞技水平，各个木片的长度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即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运动智能的发展状况。由于各种子能力发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各个木片的长度也不相同。在这个模型中，木桶里能够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那些长木片所代表的优势子能力，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片所代表的劣势子能力，因为，长木片本来有可能围存的水会从这块最短的木片所造成的缺口流出去。因此，我们就要找出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中最差的子能力，及时地予以相应的发展，藉以促进运动员总体竞技水平的提高。“木桶模型”表达的是一种对于平衡的追求，要求我们注意发展不同竞技能力之间的均衡性特征，通常称之为“补短”。
刘大庆的研究中发现，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中各个子能力之间的不均衡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呈现着非衡结构，从哲学意义上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又是绝对的。但其构成因素中某种素质或能力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它高度发展的某种素质或能力所弥补或代偿，从而就使得总体的竞技能力保持在一个特定水平。例如，邓亚萍凶狠快速的技术风格对其较低的身高条件的补偿；朱建华出色的助跑起跳结合技术对其最大力量不足的补偿等等。
与“木桶模型”相对应，我们为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设计了新的模型，称之为“积木模型”。这个新的模型如同一个积木堆，由9个小积木块构成。绿、红、黄3种颜色各有3块。我们把这个积木堆的体积比做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绿、红、黄3种颜色的小积木块则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如果从积木堆中去掉2块黄色的小积木，再用一块绿色的小积木和1块红色的小积木“补偿”到积木堆中，积木堆的体积，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保持不变。以此直观地展示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提示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中，注意充分发挥运动员优势能力的竞技价值，通常称之为“扬长”。
“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用不同的图象展示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的不同联系。两个模型各适用于不同的运动员，或同一个运动员不同的训练阶段。所以说，“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反映和表述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状态，我们把它们叫做竞技能力结构的《双子模型》
5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科学定义的给出
在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基本概念的选定及其科学定义的给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建设，但多年来我国运动训练学界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许多概念的定义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田麦久等16名运动训练学者(1999)对运动训练学的常用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中选出190个词条作为基本概念，并分别编写了释文。
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同事们在解释这些概念时出现最多的逻辑错误有两个。一是将概念归于不恰当的类属，二是提出了不应有的理想期望。前者如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后者如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
一切人类的行为都可以归为一种活动过程，把“竞技体育”归结为一种“活动过程”，也不应说是错误，但不准确，类属过大。而如果将其归结为一种“体育活动”，则明确得多，准确得多。
“比赛战术”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倾向性。有正确的比赛战术，也有错误的比赛战术；有实战效果很好的比赛战术，也有实战效果不好的比赛战术；有成功的比赛战术，也有不成功的比赛战术，或者失败的比赛战术。而如果把“比赛战术”定义为“正确地分配力量，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限制对方特长，为战胜对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计谋与行动”，做不到“充分发挥己方特长，限制对方特长”，所采取的计谋和行动不够“合理有效”，那就不是“运动战术”了，这显然有悖于运动训练的实践和运动竞赛的现实。这一证伪的结果告诉我们，原有的定义违背了对此类概念应“中性定义”的原则。我们把它改成“为战胜对手或为取得预期的比赛结果而采取的计谋与行动”，定义本身不被附加任何倾向，就具备了普遍的适用性。
《词解》的作者对大约1/3的词条作了如同上述的修订，同时为过去未见定义的近半数的词条给出了全新的定义。从而完成了对运动训练学基本概念体系的一次重要的基本定义的规范化工作。
6运动训练学理论向竞技体育学理论的扩展
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在逐渐地向竞技体育学的理论扩展。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是运动员的培养、训练及参赛的过程，沿着这一轨迹进行思考和设计，竞技体育学应该包含着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以及贯彻始终的竞技体育管理学，这4个学科应该说是构成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群（图3）。
在运动选材学方面，我们国家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的专著。国家体委科教司于1983年出版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论文汇编》；赵斌(1989)、谢燕群(1990)、刘献武(1991)、曾凡辉等(1992)、钟添发等(1995)陆续出版了有关运动员选材的若干专著。我国有组织的运动员选材工作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许多项目运动员选材工作科学监控工作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运动竞赛学方面，有刘建和(1990)的《运动竞赛学》和富(1990)的《运动竞赛方法学》朱章玲等(1995)的《运动竞赛学》和王蒲(2001)的《运动竞赛方法研究》等。竞技体育管理学领域有关的理论专著中，比较有力度的有周爱光(1999)的《竞技运动异化论》，宋继新(1999)的《竞技教育学》、吴寿章(2001)的《实施奥运战略的历史痕迹》等。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正在为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形成重要的积累。
本文所列举的上述6个方面只是近年来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期待，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必将会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会向世界运动训练学界贡献出更多新的科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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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现代科学范式
1.1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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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11〕〔13〕〔17〕〔19〕〔20〕〔21〕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中译本序言，中译本序言，76，28，3，199，1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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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英戴维斯，布朗合编，《原子中的幽灵》，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106，129。
〔18〕吴国林：以概率确证审视气功“特异功能”之真伪，《气功与科学》，1998，（1），14。
〔22〕J·F·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theUniversityofMinnesota,1984,pp.60。
关键词 篮球运动员 体能训练
一、篮球运动运体能训练的必要性
（1）优良的体能是篮球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基础，从生物的方面来看，训练时对篮球运动员的身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负荷刺激，是对运动员的有机进行生物改造的过程。持续系统的负荷刺激使得运动员的身体产生适应的变化，使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能力得到改善，从而运动员的体能水平得到提高，能够适应高强度的篮球比赛。随着体能水平的提高，运动员对负荷刺激要求也越来越高。竞技运动的发展表明，科学的运动负荷和系统的体能训练使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体能不好的运动员往往在比赛的后程，失误频频，不敢主动进攻，导致比赛失利。相反，体能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在刺激比赛中，可以积极跑步，主动出击，与其在比赛的后半程，当别人的体能下降时，体能好运动员乃能防守时积极主动，进攻时快速奔跑，主动抢位，创造战机，最后取得比赛色胜利。
（2）优秀的体能是篮球运动技战术的基础，为什么美国的NBA能够雄称于世界，一是他们有优秀的篮球技术，，还有就是他们具有强壮的体魄，优良的体能。来看一看著名中锋张伯伦，他身高2.14米，100m的成绩是10.7s，400m是47s，跳高是2.04m。“强盗”博克斯的原地起跳是1.4m。“飞人”乔丹的原地起跳达到1.2m。我国篮球的技战术水平与国外的水平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而最大差距是在体能和对抗能力方面。
二、现代篮球体能训练的主要特征
（1）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篮球比赛越来越刺激，身体对抗程度越来越高，运动员的体能较以前有很大的提高，这与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推导是分不开。“分析各项运动的世界纪录的历史可以看到：一项运动成绩的提高总是有先进的训练理论和指导思想在骑着重要的作用”。
（2）高科技设备作保证，现代篮球是有科技含量的很高的仪器设备和器械作保证的，在平时的体能训练中，高科技成果不仅应用于训练过程的定量控制和定性控制，而且在制定训练计划中也用上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如运用计算机监控运动员的身体指标的变化，运用新型材料制作合适的运动鞋，高科技含量的饮料和食谱等。
（3）现代篮球体能训练重视训练后的恢复，现代篮球体能训练的运动量一般都很大，科学表明只有在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有质的提高。大运动量以后，运动员机体产生的疲劳于是很重的，因此这就对训练后的恢复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篮球运动员的体能训练中，教练员在安排训练负荷的同时，要考虑到产生疲劳的程度，训练后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来恢复，怎样保证最佳超量恢复，使运动员的体能得以保持。
（4）现代篮球体能训练的国际化特征 现代篮球的体能训练中，引进外国教练，借鉴别人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从科技发达的国家引进高水平的体能训练是使运动员体能训练水平提高的捷径。如我国国家篮球队就从美国请来高水平的体能教练，几家俱乐部也分别从国外引进体能教练。
三、现代篮球运动体能训练的原则
（1）力量训练是基础的原则 现代篮球比赛越来越激烈，对运动员力量素质的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篮球运动实践证明，如果运动员的身体力量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要进行大负荷的训练，提高运动水平，在比赛中合理利用技战术几乎是不可能。力量训练是运动员技战术和体能训练的基础，始终贯穿于运动员长期的训练中。在篮球运动员力量训练中，要重视全身各个肌肉力量的相对均衡同步发展与关键部位肌肉力量的提高，尤其运动员力量训练的早期要注意不要让局部肌肉最大力量超前发展，保证在篮球运动中各个部位力量发挥与技术表现的均衡性。
（2）速度训练是核心的原则 篮球运动中的跑步与田径运动中的跑步不同，在篮球运动中跑动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看同伴的位置又要注意对手的位置，跑到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侧身跑、后退跑、转身跑、变速跑等。因此在平时训练中其训练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作为训练的教练员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篮球运动员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速度。在篮球运动中，跑步的启动速度、加速跑步和速度耐力是运动员速度训练的重点。
（3）体能训练与篮球技战术相结合的原则 篮球运动中的体能训练是为其技战术服务的。体能训练只是手段，合理有效的完成技战术才是最终目的。在平时的身体训练中应当要有明确的专项特点，体能训练只有与专项技战术有机的结合，才能真正达到其训练目的。但是，优秀的教练员应当认识的，体能可以弥补运动技能的欠缺，尤其在运动的后半程，体能可以使运动技战充分发挥，优良的体能能有效的遏制对手，最终夺取比赛的胜利。
（4）体能训练系统性原则 优良的体能是篮球比赛取得胜利的法宝，是运动员技战术成功运用的保证，运动员身体机能是在长期的重复训练中逐步发展和提高的，因此，必须有计划、系统地进行长期地多年的训练，它贯穿于运动员整个运动生涯的始终。
关键词：内部控制；“无控性”目标；实施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内部控制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契约集合体，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在公司真正有某种形式的投资并且处于风险之中的人，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经营者、员工、债权人、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国家。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而共同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各经济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要受到其他经济利益主体的制约，不能无限度地任意扩展而侵犯其他经济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合约所约定的条款就会遭到破坏，企业就会从新组合，签订新的合约，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利益主体。
内部控制的发展正是利益各方相互博弈不断制定和完善游戏规则的过程，“无论是审计人员、企业管理者、企业投资者还是监管者，每一个需求在现实中都代表一种视角，但每一个视角的内部控制鉴于其需求差异或专业领域限制都只能是围绕自己需求和专业领域的那一部分内部控制，都不能代表内部控制的全部”（张宜霞，2007）。“其实，内部控制一直是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起来。一条线是组织形式变革、管理手段进步所导致的自控制的发展”（管理视角），“另一条线是会计和审计手段变革所产生的他控制的发展”（审计视角）（张砚，2005）。本文试图将二者结合进行研究。
二、COSO报告五要素框架
美国COSO报告五要素框架在世界内部控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各国在制定内部控制政策时都对其进行了有益的借鉴。2007年3月2日，由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印发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征求意见稿]。对国外内部控制框架，尤其是COSO框架的借鉴，主要体现在基本规范中。基本规范在形式上借鉴了COSO报告5要素框架，同时在内容上体现了风险管理8要素框架的实质。
（一）COSO报告五要素框架
“内部控制是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下列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内部控制可划分为五个要素，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
1、控制环境
企业的核心是一个企业的基调和氛围，一个企业的控制环境能够塑造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员工的控制意识，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引擎。它是其他控制要素的基础，为它们提供约束和结构。控制环境要素包括企业员工诚信与价值观、员工能力提高及发展促进、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组织结构、权责分工、人力资源政策及实施，董事和专门委员会。评估控制环境是否有效时，应该充分考虑影响控制环境的每一个因素。
2、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基础，它是指企业根据发展战略制定经营目标后，对在实现经营目标的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判别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控制环境的风险评估是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内外部的相关因素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发生重大变化，风险处处存在，并给组织目标的实现带来威胁，任何企业都时刻面临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风险，企业必须对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并据此确定企业内部控制的重点。主要包括目标设定和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以及各种风险的识别、应对。
3、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它是管理者为确保管理指令能够得以有效实施而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程序，控制活动帮助企业保证其已针对实现组织目标所涉及的风险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或减少损失的措施，控制活动贯穿于企业内部的各个阶层和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核准、授权、验证、调节、经营业绩审查、保障资产安全以及职责分工等多种活动。实践中，控制活动形式多样，可将其归结为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实物控制、职责分离。
4、信息与沟通
信息是指来源于企业外部以及内部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信息包括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两大类。企业生存在一个开放的变化的外部环境当中，因此，获得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各种外部信息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沟通是指信息在企业内部各层次、各部门，在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监管者、股东等外部环境之间的流动。有效的沟通必须广泛进行，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贯穿整个组织。内部沟通是指在企业内部范围内进行的沟通，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下而上两个途径。外部沟通是通过开放的沟通渠道，可以了解客户和供应商对于产品与服务的设计或质量方面的要求，从而使企业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偏好。与外界各方的沟通通常能够提供关于内部控制体系发挥功能的重要信息，其中外部审计对于企业经营，相关业务以及内部控制的检查和评估尤为重要。
5、监督
监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内部因素的变动而不断对企业内部控制框架进行评价的过程，是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特殊构成要素，是内部控制的手段。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行与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对企业已经发生的错弊及时予以纠正，将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及改进意见不断反馈给管理者，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发现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时予以弥补，对发生的新的经济业务进行必要的调整。监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持续性的监督、内部审计、独立的评估和自我评估。内部控制系统通常是完善的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地监督自身活动。内部控制系统持续性监督的有效程度越高，对单独评估的要求程度就越高。管理层为了合理确认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所必须进行的单独评估的频率，它取决于管理层的判断。
（二）COSO报告五要素框架的制度性评述
从上面内部控制的定义及各要素的介绍可以看出，COSO报告5要素框架的制度性特征是很明显的。除了在控制环境中对“员工诚信与价值观、员工能力提高及发展促进、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等“软”性因素的基础性作用的肯定外，在其他各要素中很难发现“软”性因素的“身影”。可见，各要素的衔接性是存在问题的。
三、企业管理范式的演进
（一）企业管理范式
1、古典理论范式
古典理论范式主要是：科学管理、古典组织理论和行政组织理论，代表人物是分别是亨利・法约尔与马克斯・韦伯。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管理思想：专业分工思想；最优化思想；标准化思想；“经济人”思想。
亨利・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由三方面的思想构成：管理的概念与职能、管理的原则和管理的职能。同时，法约尔强调了对于管理知识的教育问题。他的理论根据是：管理是一种单独的适用于所有类型事业的活动，随着在管理层的地位的不断上升，管理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并且管理是能够传授的。另外法约尔认为，管理人员需要懂得的不仅是管理原则和如何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还必须对他管理的企业活动也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获得全面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法约尔的管理的职能、管理的原则和管理的技能，构成了法约尔的古典管理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由三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行政组织形式、组织中权力基础与行政组织管理制度。任何机构组织都应有确定的目标。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
2、行为科学理论范式
行为科学理论范式的代表理论有：人际关系学说、群体与领导行为理论、个体行为理论。
早期的行为科学研究-人际关系学说，而人际关系学说的建立源自霍桑实验。从通过霍桑实验学者们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人的一些内部规律：职工是社会人；企业中存在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程度。
个体行为理论，个体作为组成组织的最小单元，也是组织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和组织活动的基础。主要代表理论是马斯洛的人类需要5层次理论。
群体与领导行为理论，主要包括：卢因的群体动力理论；布雷福德的敏感性训练理论；沙特尔的“双因素模式”；利克特的“密执安研究”；布莱克与穆顿的“管理方格理论”。
3、企业文化理论范式
企业文化是一门应用性的、实践性的科学，它又是随着企业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在企业文化研究中体现出一种不断变革的动态发展观，把辩证的方法作为研究上的方法论。企业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两种方法的派别：一种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另一种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组织文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企业文化理论范式主要特征包括：从“人本文化”层次对企业组织行为进行研究。对人性的全面、深刻的理解。对人的精神、价值观、积极性等的研究。在具体管理的实施与操作上，从硬性的制度、方法转变为软硬结合的管理艺术。注重开发传统文化。
4、新管理理论范式
在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的管理理论与思想中，有一些是在原先的管理学理论范式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扩充的结果，也有一些理论有别于原先的理论范式，而具有新范式的特点。主要代表理论有：学习型组织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知识管理理论。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有机的、扁平化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学习型组织的特征：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愿景；组织由多个创造性团体组成；善于不断学习；“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结构；自主管理；组织边界将被重新界定；员工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领导者的新角色。
企业再造，又称业务流程再造（简称BPR），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典型的企业再造定义是：“根本重新思考，彻底翻新作业流程，以便在现今衡量表现的关键上，如成本、品质、服务和速度等获得戏剧性的改善。”这一定义包含四个关键词：根本；彻底；戏剧性；流程。企业再造理论适用于以下三类企业：问题丛生的企业；目前业绩尚可，但却潜伏着危机的企业；正处于事业发展巅峰的企业。企业再造理论有三个指导思想：顾客至上；以人为本；彻底改造。企业再造方式通常有两种：改良式再造；革命性再造。前者是在对现有流程的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局部改良，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工作流程，达到期望的效果。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知识正取代资本成为企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第一资源，知识管理已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知识管理涵义包括：知识管理的对象是知识；知识管理过程本身是知识的学习、运用、创新和传播的过程；知识管理是以知识和知识活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一般地讲，企业知识管理分为内部知识管理和外部知识管理。总体上讲，知识管理有四个基本职能：外化；内化；中介；认知过程。企业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造和利用各种知识并使知识为企业所用，具体地讲就是：制定一个企业范围内开发、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决策；在企业各方面力量的帮助下，实现这一知识战略；利用知识以改变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检测和评估企业知识资产的价值；从知识的角度检测和评估企业的管理活动。要实现上述目标，应坚持三个知识管理的基本原则：知识积累；知识共享；知识交流。
（二）企业管理范式评述
虽然古典组织理论、行政组织理论与科学管理理论在切入点上有所不同：科学管理理论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侧重个人效率最大化问题；古典组织理论与行政组织理论则主要从组织与社会的角度出发，从管理职能入手，偏重于企业的组织效率最大化问题。但三者的哲学内涵与分析方法却是相同的，属于相同范式――三者的侧重点则在制度上。行为科学理论范式改变了古典理论范式对人的看法，重视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认为人生存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有多种多样的需要，具有潜在的主动性、创造性、进取性的。企业文化理论范式在企业基本组织行为考察上，强调进入到“人本文化”深层次解决管理问题。纵观行为科学理论范式，企业文化理论范式，学习型组织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知识管理理论，一条主线是很明朗的：对人的思想层面、知识经济带来的冲击给管理的影响日益增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体现。
四、内部控制的应用――“无控性”目标的有效实施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COSO报告五要素框架是以制度为主导“硬”性控制，而由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来看，知识管理、文化管理等企业管理理论的“软”性因素的作用日益加大。从企业控制的战略层面来说，需要在现有内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软”性升级，即“软”化的问题。同时，关键是将其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中，形成企业内部控制良性长效机制。
（一）“无控性”目标的主要理念
“无控”并不是不做控制，而是借助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来引导组织和人的行为，最终使其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是内部控制的最高境界。实现“无控性”是一项长期工作，而“无控性”同样也具有动态性、层次性、派生性、其他目标的交叉性、人的行为影响性等五大特征，一个刚柔并济的目标体系应该是一个趋于完美的目标体系。需指出的是，“无控性”在层次上应从属战略目标，而在理念上超越其他的目标（包括战略目标在内）。引入的“无控性”目标不能涵盖内部控制的战略性应用问题的所有方面，但其在理念上对不同内部控制目标进行了的提升足可以涵盖内部控制内容的方方面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控性”既是理念性的又是工具性的，因为不仅带来了理论上的提升，也带来了方法上的改进，即建立内部控制的可持续长效机制――内部控制“生态系统”（李永峰，2008）。
（二）“无控性”目标的有效实施
“无控性”目标的有效实施，关键是将其嵌入其他目标之中，并选择合理有效的应用方法。选择并实施的过程就是应用的过程。具体在实施的过程中，可将其与其他目标结合，根据其他各个子目标的评价指标设定“无控性”指标，然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评价。如果直接评价“无控性”目标实现程度不好界定，可采取间接评价的方式，即嵌入后的其他目标的实现程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来评价“无控性”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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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砚.内部控制历史发展的组织演化研究[J].会计研究,2005(2).
关键词科学宗教基督教关系
自从德拉坡(J.W.Drap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和怀特(A.D.White)的《基督教国家中的科学与神学战争史》(1896)问世以来，“冲突”和“战争”之类的术语几乎成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代名词，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后辈学者的脑海里([1],P.59)，并在大哲学家罗素的支持下广为流传。人们似乎不愿注意到德拉坡的全部冲突事例都是关于天主教，“新教则总是欢迎科学”([1],p.61)的评述；也没有注意到怀特关于“科学与宗教将手拉手走到一起来”([2],p.xii)的信念；更不愿意严肃对待拜里(JohnBaillie)对罗素的批评。([3],p.5)对于上述观点的流行，怀特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忧虑。他把科学与宗教看成是“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并为两者“彼此似乎是对立的”而感到不安。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为“未来的历史过程完全要由我们这一代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4],p.173)虽然他的“过程哲学”没能对他的早期合作者罗素产生多大影响，但是，他的工作和默顿对清教徒的经验研究是本世纪上半叶对上述“正统观点”最有力的挑战。此后，出现了吉里斯皮(C.C.Gillispie)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霍伊卡的《宗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等专门性的科学史著作，严肃地对上述论点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一些综合性理论研究也相继展开。尽管研究者们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论点各异，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这一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为此，本文将对两者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比较，为走向两者关系研究的综合理解奠定基础。
一．科学与宗教的内涵
许多学者在研究体现着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事件或批评早期的研究结论时，都认为当事人或研究者未能将科学与宗教的性质进行区分，甚至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不可能给科学或宗教下一个包罗万象、界限分明的定义，从它们的定义将其进行区分。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科学与宗教的基本方面进行描述来说明两者的区别。
（一）科学与宗教是什么？
首先，从提出的问题和基本关注点来看，科学涉及的问题是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本身的，它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手段搜集材料，建立起适用范围广的原理或模型来说明现象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将研究限制在时间、空间和物质及其相关的概念范围内。宗教则是关于社会事件、自然现象及其因果联系的终极意义，它延伸到更为深层的意义领域，用怀特海的话说是“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4],p.177)用蒂里希的说法是人类的“终极关切”。
其次，从人对世界的态度来看，科学与宗教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按照布伯(MartinBuber)的“基本词组”，科学体现的是“我—它”("I－and－It")态度。它与布伯所称的“经验”——用来表示那些以某件事物为其对象的活动——相联系。这种“经验”使事物对象化，而且意味着与其对象的某种分离。因此，对“经验”世界的描述和研究可以采取超然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我—它”语言绝不可能以完整的存在说出来。宗教揭示的是“我—你”("I－and－Thou")态度。这里的“你”是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称呼，“我—你”代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与布伯的“关系”世界相联系。布伯把“关系”说成是“会见”或“相遇”。“这不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5],p.238)这种关系是直接的、相互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的关系。它不可能采取超然的、客观的态度来描述和研究。以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揭示的是一种非人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体现的是一种具有人格的人与上帝的关系。([3],p.24)
第三，从作出的回答和概念的内容来看，科学与宗教对它们各自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形式的答案，使用了不同的语言。科学对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观察或实验的事实，通过依据事物的某种特征抽象出的概念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科学的语言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符号系统，只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才能掌握。科学知识的内容不是关于科学家本身，科学家获得这些知识的愿望也不是来自个人对自身的关注，而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这些知识的运用。
宗教对问题的回答往往通过它的教义，所有的内容都与上帝有关，都是在描述上帝与人的关系。它不是描述上帝的观点和态度，而是上帝做什么。([3],p.29)宗教使用的语言是日常语言，面向普通民众，它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唤起并表达崇拜与自我献身”。([6],p.304)它对问题的回答不是用自然规律作解释，而是从道德、伦理价值、神的要求和终极关切方面来说明。
以上我们只是从几个侧面描述了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这种描述当然不是穷尽性的，但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再换一个角度。
（二）科学与宗教不是什么？
科学和宗教都有“理智方面和社会方面”，([7],p.4)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也应该考虑社会公众对它们的理解。这里我们选择了“科学方法”和“神的启示”进行分析。
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的最突出的特征，它往往暗示科学家发现新理论或新现象的程序和步骤，并揭示新旧发现之间的逻辑关系。它给人们的印象是只要学会了这种方法，掌握必备的数学知识和实验技巧，就能做出一定的发现或发明。教科书描述的都是科学家成功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典范，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逻辑联系。人们对前沿领域的科学家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和偿试一无所知，科学的发展进程就成了一部英雄的历史。这不但严重地脱离了科学发展史的实际，同时也造成社会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关于科学方法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争论的焦点。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或他那篇“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的著名论文，再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处处充满了争论。尽管在这场争论中库恩遭到了较多的批评，但是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逐渐从建立指导科学家的“规范方法论”发展成对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更多地考虑到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科学前沿领域探索的复杂性和事后简单化解释之间的区别。
关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科学家和哲学家历来存在着分歧。科学家往往不具备丰富的方法论知识，同时也对这类知识缺乏热情。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活动。一项科学成就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偿试和失败之后获得的。科学家应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直觉能力，善于捕捉和利用一些有用信息，不断地进行偿试，没有现成的程序和步骤供他们遵循，他们所遵守只是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哲学家往往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往往把一些科学发现的成功事例说成是某种方法的具体运用，或潜移默化地受某种方法论的影响。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其说旨在指导科学家的研究，勿宁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为社会公众和未来的科学家理解科学提供帮助。
现在让我们转向宗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神的启示”。一般认为，启示是上帝以绝对正确的教义的形式传递关于他自身特殊信息的过程。这种观点既不是当代神学的观点也不是天主教或新教的观点。([3],p.46)现代神学认为，启示是上帝与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相遇，是上帝与人在历史上的相遇，是上帝使其被了解和人主动理解他的过程。它可以是在特定生活情景中顿悟，也可以是经历了某种特定事件后逐渐增加理解。启示是上帝的召唤和人对这种召唤的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是主动的。
此外，现代神学的主要流派还认为“神的启示”是公有的而不是个人的经历，历史上的重要启示事件也不只是某个人的经历。威廉姆斯(D.D.Williams)曾说：“说发生在先知和基督身上的启示……是在说这些启示发生在人类历史上”，([3],p.47)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启示是整个基督教社会的启示。这种启示的经验是个人和群体与上帝的相遇，是个体与上帝建立起一种信仰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上帝的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没有固定的程序和步骤。启示所揭示的真理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它们变成了教义，而在于这些启示确实发生过。([3],pp.47－48)
以上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科学与宗教的性质有了相对明确的区分，也了解了一些宗教理论家的基本观点，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对科学与宗教的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二．三层双向循环结构
在探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将“宗教”与“神学”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8],p.100)即便是怀特将他的书名定为科学与神学而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并在序言中将两者进行了简单区分，后来的研究者仍相信这不过是权宜之计。([1],p.61)事实上，宗教的内涵更为广泛，它包括了理智方面和社会方面，而神学则主要是指前者，它是宗教的理论核心。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神学不过是通过一些危言耸听的故事来表达那些陈词滥调的僵硬教条。这也许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因为人们对它的作用及其与宗教的关系缺乏了解。下面我们通过比较科学与宗教的结构予以说明。
美国学者谢林(H.K.Schilling)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说明科学与宗教结构的模型，([3],p.69)（见下图）。谢林把科学和宗教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其中，a代表经验描述层次，它包括观察、实验和搜集材料；b代表理论层次，它包括概括、抽象出概念、解释和预言；c代表应用或转化(transformation)层次，它是指定律和理论的应用。这三个层次是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赖的。只有相对于其他层次和整体而言，每一层次才有意义，每一层次与其他两个层次都存在着双向联系（如图中箭头所示）。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或宗教知识的有机整体。
现在我们将这一模型应用于科学。科学的理论层次b所作的概括和上升到概念依赖于经验描述层次a所提供的观察和实验事实，理论层次b得出的解释和预言也需要经过经验层次a所进行的观察与实验来检验。而另一方面，经验层次中的观察与实验也需要依赖理论的指导。同样的联系也存在于b和c、a和c之间。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应用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也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应用的过程中也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释。在科学定律和理论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经过系统地观察或严格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才能够被确认或深入研究；观察或实验的结果、技术设备和环境条件都可以用来指导应用。这个三层双向循环模型说明，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具体到特定的科学研究，每一层次都可能成为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或终点。针对不同的科学学科，由于其发展程度不同，各层次的知识所占的比重或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例如，高度发展的物理学，其理论知识在本学科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我们用上述模型来解释宗教。经验层次a代表信徒或信仰共同体的宗教体验或启示经历；理论层次b代表神学，它解释宗教体验和启示的经历；应用层次c是神学理论在信仰社会的应用。引导教徒面对种种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和担负起他的社会责任。这三个层次也是双向联系的。宗教体验或启示经历震撼了人的心灵，影响到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态度，触及了人的终极关切。这不但需要给予准确的表述以供传播，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揭示其深层的涵义，进而指导教徒的生活和工作态度。而这种态度的改变，又影响了教徒产生主动接近上帝的愿望和倾向，因而也就会有新的体验或启示。这就是abca的联系过程。根据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acba的联系过程，此处不再重复。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谢林的模型不是在暗示宗教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吗？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对基督教神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
谢林认为，基督教神学致力于解释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解释基督教社会和基督徒个人的上帝与人“相遇”的经历。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后人、面对不同的文化和针对不同的社会形势解释基督教思想的重要意义。它必须分析人类的普遍问题和特定形势下出现的紧迫问题，必须了解人所提出的、反映着他的终极关切的重要问题。它不只是一个信条或教义的集合体，而应该把它理解成使教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3],p.81)事实上，由于文化的不同，社会形势不同以及神学家们的理解不同，不同时期、不同教派的神学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神学流派。因此，谢林认为，“在自由和无阻挠的探索真理的思想开放方面，当代神学与科学没有多大差别。”([3],p.84)于是，我们有了另一个问题，这是否意谓着宗教放弃或修改某些教义或教条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科学与宗教知识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知识或具体到某一科学理论，是科学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条件下对某类自然现象的认识，它往往由于某些局限性而产生错误。科学史上每一个旧理论被证伪或新理论的提出都标志着科学家在努力克服这类局限所作出的偿试，标志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这表明，科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它并不声称揭示了绝对真理。正如布朗评论说，科学之所以极具有朝气和生命力，“并不是因为科学自称是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科学保留着犯错误的权利，若有必要，它就改变它的思想。”([9],p.8)科学的这种开放性和不声称绝对真理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探索精神的体现。
然而，人们也强调科学知识的历史继承性，强调新理论对旧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吸收，强调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并坚信只有通过科学方法，经过系统的观察和精确的实验，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发现客观的、无可否认的真理。事实上，科学的确提供了确定性的知识，并非科学中的所有知识都会被后来的研究证伪或被修改。有关科学事实的描述和已被证实的理论往往被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经验接受下来，并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许其中的某一部分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会受到挑战，但其它部分仍会保留下来构成那一时期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例虽不能逻辑地证明上述论点，但可以为上述论点提供一些事实依据。天王星的理论轨道与实际观察到的轨道不符合，科学家们并没有因此放弃牛顿力学，而是凭着对牛顿力学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发现了海王星，进而证明了牛顿力学的正确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经典物理学中的能量连续的概念，但在宏观、低速领域牛顿力学仍具有效力。这说明，即便是在科学的开放系统中，仍有一些确定的、稳定不变的知识内容，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又说明科学认识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将这一讨论转向宗教方面。谢林的三层双向循环模型的确揭示了宗教与科学的相似结构。具体到经验与解释结构上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从怀特海的一段话得到印证。怀特海认为“宗教信条是试图用精确的术语来阐明展示在人类宗教体验中的真理。与此完全相同，物理学的信条是试图用精确的术语阐明展示在人类感觉经验中的真理。”（转引自[6],p.265）由此看来，宗教也应该象科学或物理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应该不断地放弃或修改某些观点，而不应该声称它的所有结论都是绝对真理。为此，谢林列举了11项原来作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被大多数教会放弃的宗教观点。([3],p.111)如“《圣经》是历史地绝对正确的”，“《圣经》是科学上绝对正确的”，“空间中确实有称之为地狱的地方存在”，“上帝是在数千年前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被放弃的观点在我们看来也许不象科学所放弃的某种学说或观点那样具体，但它们却直接影响到神学家对宗教经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如果再考虑到当代神学中林立的学派，各种观点之间的激烈争论，说宗教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恐怕不算过分。
另一方面，宗教中也存在着许多稳定不变的内容。其中，一类是具体的启示经历和宗教体验，这是宗教知识中的“事实”部分，是宗教理论的基础。另一类是基于上述“事实”抽象出的基本观点，它们是宗教神学的理论核心。这两类知识构成了宗教共同体的信念，成为教徒个人信仰宗教的基础和神学家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两类知识往往通过教义的形式表达出来，以至于人们认为教义是僵硬的、不变的教条。谢林认为，教义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教义表达了一个宗教共同体和它的上帝之间的基本信仰关系；二、教义表达了关于历史上存在过并随时间发展的人与上帝关系的基本信念。
([3],p.113)这说明，人们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教义，也不能将某一条教义孤立起来理解。尽管教义与科学陈述的“语言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它们对真理的执着和对认识的欲望却是相同的。”
([6],p.316)此外，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教义（或宗教命题）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套道德伦理原则或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这使人们更加注重它们的寓意和暗示，而不是字面上表达的内容。因此，教义所表达的宗教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具有认知和社会双重功能，虽然有时受到科学的挑战，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不变性。事实上，我们已开始涉及到科学与宗教知识的评价标准问题。
四．科学与宗教中的认同机制
一般认为，实证性是科学区别于宗教的主要特征。科学共同体对某一科学理论的认同往往依赖于该理论得到了观察或实验事实的支持。因此，科学知识的评价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标准。相反，宗教知识，如果不是出自人们的杜撰，也只是涉及个人的经验范围，根本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教徒对某种宗教观点的认同只能是一种盲目的相信，因为宗教知识并不具有实证性。这里我们为了避免陷入关于实证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讨论，只是通过对两个知识共同体接受新知识的过程进行描述来说明两者在认同机制上的差异。
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往往是通过概念来表达的，因此，对概念的理解是接受某种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诺思罗普(F.S.C.Northrop)把概念区分为两个层次：直觉层次(Concept－by－intuition)和假定层次(Concept－by－Postulation)。前者是指在观察中通过他称谓的“审美直觉”“直接看到”或“立刻理解”的东西；后者是指通过理论上的思考或假定来理解的东西。([3],p.142)谢林发展了诺思罗普的概念层次思想，又增加了一个经验层次(meaning－by－experience)，它是指通过观察或实验获得的。自然界中存在的东西。即，概念有三层含义：经验的、理论的和直觉的或先验的。([3],pp.142－143)
将上述关于概念层次的划分与科学共同体所关心的实证性联系起来，不同层次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实证要求。由经验层次的概念构成的命题或陈述要求证实它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由理论层次的概念组成的命题或陈述要求证实的是它的预言是可靠的；而由直觉层次的概念表述的命题要求证实的是直觉的可靠性。由于证实的目的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证实过程和技巧。具体地说，为了证实一个新的经验层次的概念所描述的观察或实验中的发现，如科学中的新物体、新现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确信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没有受幻觉或偏见的影响，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二是确证这一新发现不与已知事实和理论明显地相矛盾。为了确认一个新的理论层次的概念或其构成的陈述，如假说或理论，科学家往往以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它是否符合诸如简单性、优美、逻辑自洽等；二是检验它的具体推论和预言结果；三是证明它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协调一致，是否预示着一个革命性理论出现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构架。对于涉及到直觉层次的命题唯一可能的证实方法是共同体或主体之间的交叉确证和接受，如其他人也直觉地理解到同样的证据或观点。
对科学共同体接受新知识的过程或认同机制有所了解之后，让我们转向关于宗教共同体的认同机制。上述关于概念层次的区分也同样适用于宗教中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上帝”的概念完全主宰着宗教思想的整个结构。
经验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宗教体验和启示经历的基本事实，是人与上帝“相遇”的经历。一方面，它包括人类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共同体验。尽管人们的信仰不同，各种宗教或习俗的仪式各异，但是，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是参加各种仪式时都会产生关于“上帝”的强烈感受。另一方面，具体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它是指历史上宗教共同体的共同体验和现实中教徒个人生活中对“上帝”存在的感受。宗教共同体对这类有关“上帝”经验的确认或承认仍遵照一定的标准：一是被宣称发生的事情不只是为一个人而几个人或整个共同体所经历；二是这些经验的内容无论在事实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与已被公认的知识一致。
([3],p.173)这表明，虽然社会历史事件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独特性和非重复性，宗教共同体的认同机制仍有其公范的标准。
理论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对宗教体验和启示经历所作的理论解释。由于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不同的宗教团体对某种宗教经验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就人类共同的宗教经验来说，有多神论、泛神论、一神论和自然神论等观点。即使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和分支。它们之间都在解释“上帝”这一概念上存在着显著差别。此外，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一些新的理论解释也不断出现，旧的理论观点也不断被放弃。我们关心的是宗教共同体是如何放弃一种旧观点而接受一种新的解释呢？谢林认为，这与科学共同体接受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是相似的。首先，假定这种新的宗教学说满足逻辑自洽、简单、完美等内在标准，它必须被经验事实证明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次，它必须被证明与现有的理论不矛盾或如果发生矛盾给出一个新的总体解释构架。([3],p173)当然，这并不是说科学与宗教共同体在证实或接受新理论方面没有差别。正象谢林曾注意到的那样，一个新的宗教理论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得到确认，这是因为宗教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材料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其理论表达形式往往是建议某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不可能象自然科学的理论那样以严格的公式或量化的形式来表达。([3],p174)
直觉层次上的“上帝”概念是指人们的直觉理解和潜意识中对“上帝”存在的信念，它也存在于文化传统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宗教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反对以自然界中物体的存在来类比上帝的存在。它们认为，宗教共同体的共同经验确认上帝展现着其自身。他体现着正义和爱，他向人们许诺并给予启示，他的存在只有在坚定的信仰关系之中才能被理解。因此，这一层次上的“上帝”概念只能通过共同体的一致看法，通过主体间的交叉验证和分享共同的体验来证实。以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在经验和理论层次上，还是在直觉层次上，科学与宗教两大共同体对概念的确证和认同都有相似的过程和标准。
五．结束语——走向综合理解的关系研究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虽然还不能说明科学与宗教的全部主要特征，但它们有助于我们走出“冲突论”的既定模式，在宽广的视野中综合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也不应被看作是对“和谐论”的辩护。因为这种论点往往把历史上的冲突事件简单地归结为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出于为过失辩解的目的否认科学与宗教在智力方面的差异。
科学史家布鲁克(JohnH.Brooke)在评价科学与宗教关系时提醒人们，“宗教信念渗透到科学讨论的许多方面，因此，把科学与宗教简化成一种冲突关系是不合适的。相反，出于辩解过失的目的而修改历史同样也是有问题的”。([10],p50)人们应该超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要么冲突要么和谐的二元论，正视科学与宗教发生冲突的历史事件，客观地评价科学家的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将两者的关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综合考察，承认基督教作为促进近代科学“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11],p.187)所起的重要作用，从理解而不是以辩解或反驳为目的，拓宽两者关系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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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财务理论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是该理论作用的基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财务理论悄然兴起且日渐发展,对原有财务理论框架下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理论通过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从而解释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以其真实市场行为的理论分析展示出自身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行为财务理论已成为国内外财务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和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对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传统财务理论;有限理性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学科,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财务领域的相关现象及其本质。由于行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核心是财务主体的行为观念,而行为观念又必然会对财务信息的处理流程及其管理产生影响,包括对人们的动机形成、生产水平、决策动机、利益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将行为财务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们的行为和财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行为财务理论不仅要研究人们的理性决策,而且也要研究与人们行为相关的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和社会规范等。
二、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心理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与财务理论中引入心理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会明显地呈现出如下常见的心理特征:损失回避、心理账户、过度自信、后悔厌恶和确认偏差等。因而,传统财务理论与心理学研究的交叉为行为财务理论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学关于个体的判断与决策的突破性研究为行为财务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行为财务理论利用了投资者的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从而更透彻、真实地刻画投资者行为,由此使行为财务理论以心理学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审视了整体市场的价格行为。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实验经济学是在可控的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模拟实验环境,探求经济行为的因果机制,验证经济理论或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普遍看作是一种必须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而不能依靠在实验室里做受控制的实验来进行研究的非实验性科学,其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收集,从而所得出的结论越来越贴近于现实。
行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经济心理学而产生的,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规律的科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以实际经验为根据,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理性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现实中的人类的行为不只是自私的,他还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从而影响利益最大化要求的实现。
行为财务理论利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修正了传统财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由于人们认知过程中的偏差和情绪等心理方面的原因会使其无法以理性人方式做出无偏估计,由此确定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
(三)传统财务学基础
行为财务理论并没有否定传统财务学理论,而是在接受人类行为具有效用最大化倾向的前提下,以人类行为有限理性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丰富其分析问题的视角。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对传统财务理论的质疑中提出来的,但行为财务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财务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我们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复杂性和心理因素的不可度量性,行为财务理论尚不能完全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现象做出普遍的解释,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研究和应用行为财务理论时,还应以科学的态度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应当予以全面考虑,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
三、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的比较
尽管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传统财务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释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修缮,但从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它和传统财务理论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假设基础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大量的实践观察和实证研究表明,心理因素会干扰这两个基础。基于此,行为财务理论对传统财务理论提出了质疑。首先,传统财务理论认为人都是理性人,有充分决策能力,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但行为财务理论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认为市场上投资者并非都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在面临不确定的市场时,通常是以正常行为取,用现实中投资者真实的行为模式替假设。其次,传统财务理论把市场预设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这样,无论在何种情景下,投资者都可以运用有效市场,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财务学恰恰就是在这最基础的假设上,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反思。行为财务理论认为,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样的假设更贴近实际,也打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的认知。第三,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当人们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主体可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加权估价,从而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期望理论在预期效用理论重建过程中成为行为财务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期望理论成功地替代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并且解释了不少预期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严格规定的理性。
(二)解决的问题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其一,通过最优决策模型解释什么是最优决策;其二,通过描述性决策模型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过程。传统财务理论已很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但是,由于该理论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并不一定是最优决策,因此,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在行为财务理论早期研究者Kaheman和Tver2sky的研究成果中把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对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进行了研究,描述了不确定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判断的实际过程,解决了传统财务理论未能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三)对投资过程的认识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推导出金融市场的均衡模型。行为财务理论基于心理学原理,把投资过程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产生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或选择偏好。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中的决策偏差,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
(四)学科特征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是较为纯粹的、单一的财务理论学科,它是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并利用大量数学模型解决现实财务问题,具有数理财务学的特点。而行为财务理论则以心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理论、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是一种交叉性、边缘性学科。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开创了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决策的研究领域,从而把人的行为模式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
(五)研究方法不同
传统财务理论主要研究以财务预测、财务计划、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方法,进行筹集资金、投资管理、成本管理、资本回收、资本分配等,其主要运用财务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问题和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依然坚持用理性人决策模型和预期效用理论来分析投资者行为和金融市场。它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排斥实验的方法。
1944年，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一书阐述了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习俗道德与反省道德、中西道德之异同等内容，成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也填补了伦理学和比较学的交叉学科空白。2007年以来，刘星教授对安全伦理学做了较多的研究，提出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等诸多理论,对安全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安全科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吴超等&]在2009年发表了《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首次把比较安全学作为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做了具体的阐述8一9],使得比较安全学这一交叉学科首次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系统地‘‘亮相”。但是，对于三者的结合交叉学科—比较安全伦理学，在我国乃至国际上至今仍处于探索甚至空白阶段。此外，在安全伦理学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提取不同时间、区域和文化背景下安全伦理问题的共性，并使之相互借鉴和渗透,而且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安全伦理体系中彼此联系的不同时空的事、物、环境、人的理念、自控能力等进行对照,从而揭示它们的差异，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因此，比较安全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十分必要。
笔者借鉴比较学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经验及安全伦理学的发展成果，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伦理学领域,提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分支及一般模式，尝试对这门新学科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1比较安全伦理学定义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需要不断认识、理解、继承、总结和发展与之相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已经发展较成熟的比较伦理学、比较安全学、安全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特点M，暂且对这一新兴学科作出如下定义：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把比较的方法(如类比、对称、分类等)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以归纳、统计、描述、观察等方法为辅助方法，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行业、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等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进行分析，以发现它们异同、联系和特点，并由此揭示安全伦理的普遍规律、得出安全伦理的一般规范，使人们在法律法规覆盖范围之外有所遵循的科学。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比较安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融伦理学、比较学、安全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2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象)
一般来说，安全道德可以用于描述性地指称一个社会、群体(如宗教)，或个人所提出的某些安全行为准则;也可以用于规范性地指称在给定条件下，所有理性的人可能提出的安全行为准则，即安全道德包含实然与应然2种不同含义，其实然之义是指安全道德习俗习惯，其应然之义是指经过人们理性反思的安全道德。
而比较安全伦理学则是侧重于比较研究安全道德的应然之意的科学。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制度,以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等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现有安全法律法规所不能涵盖的理性反思，适用于所有理性的个人，规范那些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安全美德、安全理想及安全道德规则，并将减少安全的“恶”与伤害作为其目标。
在这里，笔者把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统称为安全道德的善，把不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称为安全道德的恶。在马洛斯需求理论中，人的生存安全被列为最低层次的需求，即只有人的生存安全被保证之后，才会有追求其他需要的可能。在人的所有的目的中，没有比保存生命和安全更为根本的目的，因而这是最大的善。相反，加害他人生命和安全则是最大的恶。
3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的合理划分与内部考察,对于厘清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流派、从整体上理解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把握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逻辑、总结比较安全伦理学发展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比较安全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探讨安全理念价值的科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研究价值转化的实践性学科，故笔者尝试从理论与应用2个视角对其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进行初步构建和研究。
3.1从理论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比得出安全道德生活的规范或者原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因此，通过参考相关学科的内容与体系ai一12,尝试从理论视角给出如下分支并给予简略说明。
3.1.1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
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是通过比较探讨安全道德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间的界限与标准和给人的自身带来心理、生理安全与否的行为、动机,论证安全伦理的价值及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安全伦理实践，达到保障人身安全、协调人际关系、完善人类和社会的目的M。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分支：
1)比较安全目的论:通过比较方法，以行为所实现的目的、结果安全与否或其安全程度作为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的伦理学说，即对的行为在于相比之下结果的最大化或效益的最大化。表现为安全道德的他律性，具有感性主义的特点。
2)比较安全义务论：与目的论相反，义务论强调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在于对比之下的最初动机，在于行为本身是否是出于想要维护安全道德的义务、应当和责任，是否遵从了一定的安全道德原则和规范,即对的行为在于是否最大程度遵守安全道德原则。表现为安全道德的自律性，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3)比较安全德性论:通过对不同情境下的人的安全意识理念、安全道德等因素的对比，以研究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安全理念以及解决如何完善安全观才能安己安人等问题为中心的伦理学，即人们的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适度和中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安全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
3.1.2比较安全元伦理学
比较安全元伦理学不制定安全行为规范，不关注安全道德的实际内容，而是应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对比研究安全的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对比分析安全义务等伦理概念的涵义,对比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等涉及安全道德判断的逻辑问题，可为安全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方法M。
参考元伦理学的3种理论，比较安全伦理学有对应以下几种理论：
1)比较安全直觉主义:通过人的特殊的安全道德直觉来把握安全概念、安全义务和价值理念等涵义和研究安全道德的善与恶与等问题。
2)比较安全情感主义:把安全伦理学当作一种非事实描述的情感、态度或信念的表达，认为它不具备逻辑或科学那样的普遍确定性和逻辑必然性。它主张安全伦理概念不能定义，否认人们能认识安全道德，认为安全道德判断只是个人通过感性对比产生的情感、情绪的表现。
3)比较安全规定主义:认为安全道德语言是一种用对比方法研究得出的规定语言，不是人纯主观情感的表达,更不可能从纯粹事实陈述中推论出，而是兼具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
3.2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重在用比较方法对实际安全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揭示规律或得出规范，是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安全道德审视的科学理论,它归根结底是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重大社会安全问题为出发点，运用比较方法和伦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重大社会安全问题的伦理维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价值反思与安全伦理辩护，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求基本的安全道德共识并构建具体的安全道德规范。
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分支是一种集研究领域的分散性与研究方法的交叉性为主要特征的实践研究方式，研究得出的具有时代价值的安全道德理念往往对很多领域的传统安全职业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改造和更新作用。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研究涉及的多个行业，暂且列出如下分支学科:①医学医药行业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②社会人文环境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③科学技术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
④金融证券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
⑤政治公管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
⑥网络游戏开发IT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网络伦理;⑦安全法规对应的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
4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4.1研究的基本程式
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特点，把探究模式归纳为以下基本程式:收集整理资料、分类、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返回到实践中检验，成立得出一般比较安全伦理学一般规律规范等结论，不成立则返回重新对比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图4)。
4.2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理论性质与理论方法是内在关联的，它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使命内在地决定了比较安全伦理学必须创新研究方法。
西方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理论原则在理论思维上的位阶为：理论原则是处于上位的，而实践问题是处于下位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处于抽象层次的，而后者是处于具体层次的M。故参考西方伦理学家的分类&6一19,笔者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逻辑上划分为3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双向反思(上下互动)模式。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应用伦理学家们迄今为止普遍认同的一种方法论划分方式。
通过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模式发现，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简便高效的理论应用方式，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在于对已有安全伦理理论原则的演绎,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对安全伦理原理或原则规范所具权威性的强调。相反，自下而上的模式往往表现出对现成伦理学理论或道德原则规范的权威性的挑战，在思路上更能充分体现比较安全伦理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创新性。然而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反思,双向反思模式既不武断地否定伦理理论的权威性,也不片面地强调“应用”的创造性，它强调平和的、审慎地进行理论修正与规范创造，这一点是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均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在具体的学科应用中更具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是大量存在的，限于研究目的，就不在此一一考察。
5结论
笔者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科学与伦理学领域,创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并得出以下结论：
1)提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并确立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及范畴，阐述了其研究模式及方法。
2)构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理论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和比较安全元伦理学2个分支;从应用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比较安全网络伦理学、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等分支。
3)比较安全伦理学结合了科学理性的对比分析方法和哲学理性的安全及伦理学研究，它处理的问题虽微观，然而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大。它涉及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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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公理；公理系统；公理化方法；法律原则
毕达哥拉斯曾提出“万物皆数”的思想，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的.在我国的哲学发展史上也有相应的论述，老子早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实际上呼应了世界的本源是数的思想.数学作为“科学之母”，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影响了诸多学科的发展，法律学科也不例外.无论是法律理念还是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的体系、法律理论，在产生和发展中无不受到数学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数学公理与法律原则二者关系的阐述，分析数学公理相关理论对法律理论以及制度发展的引导价值.
一、数学公理的特性与法律原则的属性
所谓公理，根据搜狗百科的解释，一是指依据人类理性和愿望发展起来并共同遵从的道理，如法律原则.二是指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不需要再加证明的命题，如数学公理.公理的两种解释尽管不尽相同，但具有共同的属性.
恩格斯曾说过：“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作自己出发点的少数思想上的规定.”他进一步提出：“对数量分析，会得出这一切公理式的规定，即是数学的必然规定.”由此论述可以看出：公理是数学的基础和本源，是一切定理的出发点.法律上的公理性原则是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的、稳定的法律原理和准则，它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无论是在法的创制还是法律实施中，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1776年，杰弗逊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财产权，并把这些内容写进由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并断言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法律上的公理，这些权利是不证自明的.今天，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也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一系列原则.
作为数学中公理，其本质属性在于无须证明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公理是一种思想上的规定”，也就是说数学公理是数学家在思想上的一种选择，这实际上就是利用直觉思维而进行的一种发明创造，是在基本事实或自由构造的基础上为了研究方便人为设定的.即使是人为设定，却有其产生的依据与规律.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道法自然即道效法或遵循自然，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是遵守自然规律的.数学公理的产生也是基于遵循自然的运行法则而设定的.
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与规范，其公理性原则具有等同于数学公理的特性，即无须证明性.人们借助于对自然界的理性认识，提出了天地遵循同一种性质的运动，而无所谓天尊地卑的差异，基于此启示，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政治观、法律观，这一点类似于道法自然的理念选择.但是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其又不完全等同于认识自然界的数学.法律始终无法摆脱价值判断对法律的“干扰”，尤其是随着自然法的衰落以及功利主义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的盛行，这一问题日益显现.在这一问题上，自然科学发展中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第一物质与第二物质属性的分离，要求更多依赖于事实，而非主观的价值判断.数学中的公理往往是唯一的，但在法学中不同的法学流派会基于不同的价值因素提出不同的公理.有些法律规范的立法化也往往依赖于人们单纯的价值判断，而非法律的理性.例如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问题，始终是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演进中一个难解的问题.就此，边沁曾经提出“实际的法与应当的法分离，即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这就要求立法者实现立法的科学性，尽量使用中性的表述方法，而避免立法中出现“激感的名称”.
二、数学公理系统与法律原则系统
所谓公理系统，是由初始概念、导出概念、公理以及定理构成的演绎体系，其中初始概念和公理是公理系统的出发点.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在于：首先，从其诸多概念中挑选出初始概念，然后，由初始概念通过定义引入导出概念，进而从一系列命题中挑选出一组公理，应用逻辑规则从公理推演出定理等系列命题.作为公理系统，其要求系统具有一致性、完全性和独立性.
数学公理系统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通过对自我的不断提升实现了从古典公理系统向现代公理系统的进化.这一自我进化的过程对于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分析法学学者如凯尔森就曾利用公理来证明不同法律规范体系的同一性.今天，运用数学公理系统审视各国的法律制度，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1）有些定义使用了一些还未确定含义的概念.如法律上的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还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法律都尚未清晰界定，这就导致法律上的以“人”这一初始概念为基础的其他导出概念无法界定或界定不够清晰，如基于“人”而产生的“男性”“女性”在法律中都缺乏界定，基于“人”而产生的胎儿、人的死亡等概念在主体资格界定中不够清晰；（2）有些概念是多余的.如在我国宪法之中，确立了“劳动者”的概念，但是在很多法律中却出现了“职工”“员工”等相似概念，由于相似概念之间的含义的不一致性，导致出现概念混乱；（3）法律原则之间的相互矛盾性.例如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天赋人权”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理性原则，却因奴隶制的存在，使得奴隶的人权与资产阶级对奴隶这一私有财产的占有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
三、笛Ч理化方法与法律逻辑推理
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科学理论的数学化，而公理化是科学理论成熟和数学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公理化方法，是指从尽可能少的不加定义的原始概念基本概念和一组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出发，利用纯逻辑推理法则，把一门学科建立成为演绎系统的一种方法.其中，证明是其重要的工具，是应用逻辑规则从公理推演定理的过程.公理化方法不仅在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中广泛应用，而且已经远远超出数学的范围，渗透到其他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领域，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理化方法不仅仅是数学上的一种方法，也成为在理论上探索事物发展规律、做出新的发现和预见的一种重要方法.
论文摘要:在西方绘画观传承、沿袭与变革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往往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很大程度上科技发展导致西方绘画观不断嬗变。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科技发展,人文主义复苏,艺术家创造了最高成就的形体写实主义绘画;19世纪后半期。由于科学光学理论出现等原因,印象派画家找到了新的写实绘画突破口;l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社会多种矛盾尖锐化、摄影术冲击、现代物理学等新科学观确立等.现代画家将注意力转入绘画本体。实验和反叛成了现代画家探索的动力和口号。
西方绘画传人我国约近百年的历史.尽管西方各主要画种在我国均普及开来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但我们对西方绘画观念的理解和吸收还有待深入,比如对西方现代主义阶段艺术观念方面的研究不足就有碍于我们对西方当代各类艺术形式的正确理解和吸收。为了找出西方绘画观形成、发展乃至嬗变的真正原因以深化对西方绘画观念的理解和认识,笔者把西方绘画观的形成和发展分为古典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现当代时期三个明显的阶段来分别剖析其后的科技动因。
一、古典写实模仿观的形成与科技动因
在远古社会,为了生存和掌控自然.出于巫术目的,原始人创造了最早的洞窟壁画.这是绘画领域模仿意识出现的萌芽;从古希腊开始,“艺术模仿自然”理论已经出现,正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绘画、音乐、诗等艺术。都用各自的媒介和方式来模仿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传统……所以,除了中世纪这一特殊时期。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早期艺术家一直企图找到能逼真模仿客观现实的艺术造型手段。就绘画而言,用线条来模仿自然物象的造型手段是古人类对艺术的一大贡献。古人用线条来模仿自然物象、绘出逼真的形象起初只是为了对假想的猎物实施巫术。主要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由于古人类还没有掌握明暗方面及透视方面的知识,因此原始绘画也必然以线造型为主,倾向平面.即使后来精于造成景深感的西方希腊化时期的画家也并不懂得焦点透视所遵循的数学法则,依然不能准确地模仿真实空间。而中世纪,很大程度上,绘画是以形象解说宗教教义的工具.因此绘画也是平面化的,不需要也没必要造成深度的空问感。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对知识的探求与把握。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可自己、认可生活。人们开始思考周围的世界、环境、个别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对空间的追求变得非常强烈。”E2]文艺复兴早期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阿尔贝蒂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绘画艺术。这种新的绘画艺术该是这样的:自然是艺术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而透视学则是绘画的数学基础。因为几何学上的盲人.是难以理解绘画的原则的。15世纪,在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下.随着绘画领域数学般精确的透视法则的提出.艺术家对一具具尸体的深入解剖研究以及与写实绘画密切相关的明曙光影知识系统的日趋完善,艺术家们发现:“艺术不仅可以用来动人地叙述宗教故事,还可以用来逼真地反映出现实世界的一个侧面。这一伟大成就给了艺术家极大鼓舞,各地艺术家纷纷投入绘画试验并在画面中追求新颖、逼真的惊人效果。这一时期艺术开始和中世纪艺术真正决裂。得益于科学的解剖、精确的透视和完善的明暗光影知识的文艺复兴写实艺术也发展到了高峰。就西方最主要的画种“油画”而言。总体来说,印象派之前的油画作品还是强调固有色,以问接画法为主,采用层层罩染的技法。这种技法特点是:艺术家先绘制好严谨的素描底稿,再层层地用颜色罩染。作品一般在室内完成。所以印象派之前的艺术大师都有惊人的素描造型能力。出于对素描的重视.安格尔甚至说:“如果要我在自己门上挂一块匾额,我将写上‘素描学派’4个字,因为我坚信,一位画家是靠什么来造就的”。笔者认为,这时期的画家之所以偏重素描并坚持用“固有色的色彩系统”作画,并非当时画家的色彩感觉不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画家得到的颜料种类是很有限的.科技提供的媒介材料影响了画家的观看方式,画家只得用这种固有色的观察方式开启自己的视觉思维。
二、印象派画家的写实模仿观与科技动因
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持续快速发展引发了经济、技术和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革命.也带来了崭新的视觉体验和革命:蒸汽机、火车、照相机等新机器、器材的应用触发传统绘画光与影观察和表现的巨大革新;新出现的科学光学理论为印象派进行光和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来源;科技工业快速发展使画家能轻易得到一应俱全的颜料种类.为艺术家采取直接画法作画提供了可能。这样.作为古希腊以来西方模仿再现艺术的延续.继承了柯罗、库尔贝等画家现实主义精神的印象派画家开始以更加真切地逼近自然的有力口号来反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他们走出画室.以光与色为研究对象采用“直接画法”进行户外写生.捕捉自然界一瞬间的光色印象。这种画法实际属于“环境色、光源色、固有色相互作用的条件色系统”的直接作画方式。
三、现当代绘画观的形成与科技动因
19世纪末.由于摄影艺术引发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为绘画的前景感到担忧.一些曾受到印象主义鼓舞的画家开始反对印象主义客观的自然描绘。他们不满足于光色的瞬间效果.在绘画中强调艺术家的自我感受和主观感情,开始自觉运用色彩及形体表现性因素进行绘画实践,提倡带有主观因素的和摄影所无法代替的绘画艺术.后印象派由此诞生。其中.塞尚更被尊为现代艺术之父。尽管产生后印象派的原因要复杂得多,摄影艺术的出现却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以后的现代派绘画脱胎于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绘画,塞尚、凡·高、高更成了现代主义画家崇拜的先驱;马蒂斯、康定斯基等现代画家也对印象派绘画情有独钟,并从中找到所需的精神。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现代绘画观念的决定作用集中体现在: 首先。现代派艺术的产生是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旧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在持续的资本主义工业科技革命中被摧毁.运动和变迁成为现实世界的主要特征.人们对这种工业社会的质疑、不满和逃避导致了近代哲学和美学思潮的产生。丹尼尔·贝尔认为“这种运动感和变化感在人的精神世界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即对空虚的恐惧”。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逃避侵艺术家走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理论等新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现代派画家表达内心世界和独特艺术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对现有生存环境的一种逃避和回应,现代艺术家在绘画中用平面感来打破传统绘画倡导的三维空间的真实,画面呈现的形象与真实物象的背离阻止我们进人其画中的内容,正如马蒂斯对造访他画室的一位挑剔的夫人所说:“夫人,您错了,这不是一个女人,这一是幅画”。而古典绘画所营造的逼真情境是一种可居可游之境.人类的灵魂是可以栖息其中的。现代绘画的平面化旨在抑制我们对真实空间的遐想或恐惧。它创造的是人类精神形式自身。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激起了艺术家强烈的创新意识。经典物理学理论被击垮和超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观念得以确立;一些玄奥和不可思议的事情纷纷成了现实。受其影响,实验成了艺术家进行绘画创造的动力——现代艺术出现了艺术家争先恐后否定已有艺术、创造新形式的格局。火车和汽车、飞机和热气球、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出现使现代艺术家全面整体地观看世界成为可能;“动力宇宙观取缔静力宇宙观”等新的时空观念.为西方现代绘画注入了新的血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实艺术的没落及抽象艺术的出现是现代物理学超越古典物理学的产物,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端廷教授先生也说:“从本质上看.西方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都是理性的产物.两者的区别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写实艺术描绘的是看得见的外在的真实,而抽象艺术揭示的是看不见的内在的真实。”正是出于对古典物理学的质疑和对现代物理学的崇敬,许多艺术家的注意力转人了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宇宙的宏观或微观世界,企图揭示一种看不见的内在的真实。源自于塞尚理论与实践的立体派画家便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破除了惯常的时空观念.对自然形体进行多体面的分解和重构,以展现出人眼难以企及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和时空意识,从而引发了绘画语言的一次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