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5: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简述教育基本要素及其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民族院校；幼师；双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6）20-0030-02
Abstract Preschool bilingual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of Inner Mon-golia minority universities show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deas error， insufficient policy implement， weak research， low effec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ideas， perfecting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strengthen research work， create characteristic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nationalities； kindergarten teachers； bilingual education
1 现状调查
调查背景 内蒙古民族院校幼师双语教育处于蒙汉混合教育状态，已远离培养蒙汉兼通幼师人才的初衷。蒙汉混合教育是指在一门科目中授课语种、教材和学生笔记等方面混合使用蒙汉两种语言，培养出来的人才无论用蒙古语或者汉语都无法就业。双语教育概念不同于混合语言教育。“内蒙古民族院校幼师双语教育”特指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院校幼师专业蒙古语授课班用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字分别系统讲授幼师专业课程的教育，最终达到培养蒙汉兼通幼师人才的教育目的。
调查设计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内民幼专）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蒙古语授课幼儿师资力量的高等民族院校，是研究蒙古族幼师蒙汉双语教育的典型。这里以内民幼专为调查对象，展开问卷和访谈研究，调查研究内容涉及内蒙古民族院校幼师双语教育的问题包括：授课语种；日常生活用语；实施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双语教育的重点；对幼师双语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师、教学方法、评价的看法；对幼师蒙汉双语教育的期望和建议；等等。
调查结论 内民幼专幼师双语教育问卷与访谈调查结论简述如下。
1）授课语种方面，除蒙语文课程以外，所有课程都是用蒙汉混合语言授课的，一句蒙语（汉语）中夹杂多处汉语（蒙语），无一门课程能真正做到蒙汉兼通。
2）日常生活用语方面，师生都用蒙汉混合语言。
3）实施双语教育的必要性及双语教育的重点方面，绝大多数师生认为幼师蒙汉双语教育很必要，但实施起来可行性不大，主要是因为社会大环境是混合语言，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短缺，缺乏双语师资，评价体制不科学等。少部分教师认为只需实施蒙古语单语教育，或者只需注重学科教育即可。
4）课程设置方面，部分课程用汉语为主的混合语授课，部分课程用蒙古语为主的混合语授课。很多学生对一般的汉语言文字的理解书写上都有困难，同时又来自内蒙古不同盟市，统一规范的蒙古语教师口语授课也是难题。
5）教材方面，民族院校并没有适合自己的校本教材和固定教材，汉语教材年年更换，蒙古语教材统一用全国大中专蒙古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的教材，但是种类严重短缺。这使得有些教材内容并不符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蒙班的授课教师只好根据固定教材进行翻译，将内容传授给学生。这些内容有的过深，有的为了学生理解变得过于浅而不利于就业，有些实用性不强、无时效性。
6）双语师资方面，因为高校双语人才培养蒙汉混合制和教师自身专业素养有待提高等，导致现在幼师双语教育师资严重短缺。此外，教育评价不客观等。
2 结论分析
观念有误区
1）对“蒙古族双语教育”的性质认识不清，认为蒙汉混合大社会背景下的都是双语教育，尤其是蒙古语授课的学生接受的都是蒙汉双语教育。
2）双语态度不科学。双语教育态度是人们对双语教育各要素及相互关系的看法，是幼师蒙汉双语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中观察与调查结果显示，部分人士对幼师双语教育出现三种极端态度。
第一种，忽视蒙古语文教育。许多学者、双语教师和家长提倡学生热爱蒙古语，但同时将自己子女送入汉授学校。这种既热爱蒙古语、又以牺牲蒙古语为代价的双语态度是十分矛盾的。
第二种，蒙古族的大民族主义引起对双语教育的排斥态度，表现为担忧双语教学会冲击蒙古语教学。
第三种，双语与学科的关系问题上，部分人认为重视学科教育即可，担心双语教育损伤学科教学。
政策落实不彻底
1）国家与自治区相关政策法规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倡和要求蒙古族双语教育的独特地位和实施细则，大多尤为针对高校和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等，但缺少民族幼教可操作性的方案，所以只好被束之高阁，重于形式。
2）尽管政策提倡蒙古语教育，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汉语更受欢迎。这给学校教育一种导向性，即蒙古语社会用途不大，只要把汉语和专业学好就能很好地就业。在此背景下，双语教育评价制度并不明朗，直接体现在双语教师职称评定要求及材料审核标准的松散上，凭借民族教育优惠政策获职称，民族教育要求如此降低，必然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3）内蒙古地区民族院校幼师双语教育不论在硬件设施或是软件建设方面，都不足以很好地完成刚兴起的这一分支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薄弱，实践效果甚微
1）蒙古族双语教育科学研究时间较长，并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发展到幼儿教育阶段，尚属教学经验反思的起始阶段，还未深层次剖析规律，更无被广泛认同和采纳的公认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
2）内蒙古各民族院校幼师蒙汉双语师资培养基地学制一般为3～5年不等，3年为大专，4年为本科，5年为初中升学五年制大专，毕业的双语幼师水平较低，各地方民族幼儿园更是忙于基本的保教工作，处于经验主义状态。
3）民族院校与民族幼儿园在幼师双语教育的问题上合作较少，出现严重的脱节现象，院校科研基础脱节甚至滞后于幼儿园保教工作，幼儿园保教工作缺乏高校理论研究指导。虽在内蒙古民族幼专也设有八盟市蒙古族幼儿园教师培训基地和幼儿园实习基地，但是并未能成为真正的科研流动平台。
3 反思与建议
坚持科学双语教育观
1）正确认识双语教育的性质。蒙古族双语教育是相对蒙古语教育提出来的，是蒙汉双语研究对象层次下移至幼儿教育阶段的必然产物，只有真正培养出蒙汉兼通幼师人才的教育，才是蒙古族幼师双语教育，而不是混合教育。
2）端正双语教育态度。蒙汉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鲜明特色和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发展到幼师阶段，更是迫切要解决的重中之重，应从观念上开始改革，端正双语教育态度，务必理解三点：首先，蒙古语教育是“根本”，承担传承蒙古族文化、发展民族教育的使命；其次，汉语教育是“必须”，蒙古语或幼师学科没学好不是双语教育的错；最后，双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上，应“以学科教学为主，各科并进”，双语教学绝不能以牺牲学科教学为代价，更不能变成语言教学或翻译工作。
完善并全面落实民族教育政策
1）重点认真学习民族教育相关政策。《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意见》中明确制定了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及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深入推进民族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民族教育办学水平、认真落实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切实加强对民族教育的组织领导等5个方面的意见。《意见》从5个方面全方位宏观立体阐述了蒙古族学前教育和蒙古族蒙汉双语教育各大基本要素和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及要求。
2）进一步补充完善蒙古族双语教育政策，尤其明朗双语教育政策与制度，力求政策本身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3）培养蒙古族双语师资的院校应与民族幼儿园及其他民族幼儿教育机构通力合作，通过多种形式的幼师教育、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共同完善目标一致、步调和谐的幼师双语教育体系。
加强科研工作，创建特色幼师双语教育
1）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科研促进教育教学，用科研的力量带动双语教育的发展。尤其应该深入研究蒙古族幼儿蒙汉双语教育以及相应的双语师资队伍建设、双语教育研究人员培养、高等教育与幼儿教育阶段的“双语”教育相衔接、幼师双语教育课程与教材开发、蒙文教材建设、蒙语授课学生培养目标定位、双语教育模式、双语教育的比较研究等。
2）加强民族幼儿园蒙古族幼儿双语教育科学研究工作。
3）加强院校与幼儿园的科研合作，创建适合自己蒙古族特色的幼师双语教育，因为只有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为此应做好：坚持和发展蒙古语授课师资培训；增加蒙古语课程的比例；完善蒙古族特色双语教材；改革教育方法；创造良好的多元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苏德.特色与质量：民族幼儿教育研究[M].北京：中央民大出版社，2014.
[2]王善安.学前儿童双语教学研究[D].四川：西南大学，2013.
【摘要】 目的通过续质量改进方法，提高呼吸科患者痰标本留取及时率。 方法 对呼吸科2010年1-6月350例住院患者1055次痰标本的采集进行调查分析。针对影响痰标本采集不及时的主要问题，2010年7月开始运用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再造痰标本采集工作流程，对实施质量改进前后的痰标本留取及时率进行分析。结果 改进后的痰标本留取及时率高于改进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遵循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原则有助于实现护理质量的有效管理，改进后的痰标本采集流程更科学、快捷，提高了痰标本留取及时率，为获得及时、准确的检验结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呼吸科患者；标本；质量控制
持续质量改进（continues quality improvement，CQI）方法是质量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1。它强调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应重视过程的持续改进，。持续改进的基本活动包括：测量分析现状、建立目标、寻找解决办法、实施、测量实施结果2。痰标本检验结果是诊治呼吸科疾病的主要依据，如果标本采集不及时，影响疾病的诊治。我科自2010年7月运用持续质量改进的方法，重点对痰标本采集的环节、流程等方面进行改进，提高了患者痰标本采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2010年1-6月在本科住院的350例患者医嘱开出痰标本项目1055条，男280例，女70例，年龄46～94岁，平均70岁，其中1天内送检的360次，1-3天内送检的676次，>3天送检的379次（视为不及时），痰标本留取不及时率达36%
1.2原因分析
1.2.1工作人员方面：主观上不重视；工作量太大导致宣教、督促不够；护士本身对标本留取的知识掌握不够，夜班护士责任心不强，职责落实不到位。
1.2.2患者方面：病人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接受能力差，对宣教的痰标本留取知识不能掌握；反复住院的患者，不重视痰标本的留取；病人的理解有误差，以为痰量需要很多，有的病人没有咳痰，无法留取；没有意识到化验结果的重要性；认为太脏或化验费太贵，不愿留。
1.2.3工作流程方面：没有按照流程制定每一环节的责任人，督促力度不够； 科内护士培训不到位。
1.3制订预期目标通过持续质量改进，至2010年10月31日止医嘱开出痰标本项目后，3天留取率>90%。
2实施质量改进方案
2.1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召开科室持续质量改进小组会议，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加强对全科护理人员的相关知识培训，要求掌握痰标本目的、临床意义、留取要求和注意事项。对护理人员加强工作责任心教育，让护士认识到痰标本采集的重要性，从而耐心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宣教工作。
2.2宣教形式多样化呼吸科老年病人的宣教是个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采取反复多次的宣教，
2.3 建立痰标本采集送检工作流程重新制定职责， 每一环节都有责任人。主班负责正确打印、粘贴化验单；有痰细菌培养、痰脱落细胞、痰涂片多个项目的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标本盒标识做好，只发次晨需要留取的标本盒，第二天及第三天的标本盒统一放护士站，到前一天再发，以免病人混淆，把今天要发的标本集中定点放置；辅助班下班前发放，将痰标本盒与大小便盒区分开来，跟病人宣教到位；次晨值班护士6：00左右下病房催标本，再次宣教并协助留取，并将已留标本在电脑上确认，将未留标本及其原因摘录，与责任组交班；责任组护士负责本组病人标本的管理、核查工作，未留标本白天继续关注并在电脑上确认。
2.4完善电脑检验系统与医院信息中心协调，完善检验系统，增加查看采集标本时间、送检标本时间、接收标本时间及未采集标本的功能，每天可以监控，也为临床护士减少了标本登记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2.5护士长随机抽查落实情况利用晨间提问了解护士对痰标本留取项目的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随时查看检验系统标本留取情况，了解患者及家属对痰标本留取的态度，评价护士的宣教效果。质控小组成员每月征求患者、家属及护士的反馈意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继续改进。
2.6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患者标本盒保管不当，易遗失；有的患者感觉化验费太贵，尤其是反复住院的老病人思想上不重视，宣教困难，配合程度差；有的患者总是说没有痰；白天工作量大，未注意到患者留取标本，导致检验系统漏登记。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流程做了一些改进，白天标本登记的工作落实到主班上，因为主班护士一般都在护士站，能关注到哪些病人送标本过来，责任护士经常到病房比较忙。对于老病人宣教问题，我们与医生沟通请医生也参与宣教，大大提高了宣教效果。对于确实没有痰的患者也与医生沟通下一步方案，是取消化验项目还是转换其它项目。
3效果
3.1持续质量改进提高了痰标本留取及时率
痰标本检验结果是诊治呼吸科疾病的主要依据，标本采集是直接关系检验结果的基本要素。呼吸科患者的痰标本项目比较多，而且痰脱离细胞及痰涂片一般都要留三次，即使护士反复向患者讲解留取标本的方法、注意事项，患者还是容易记错、记混淆或忘记留取。以往患者留取痰标本7项项目最少需要4天完成，有的到出院了有些项目还没留，甚至有些到出院一项都没有留。运用持续质量改进方法，对采取痰标本的全过程进行分析，找出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全员参与，强化工作责任心，提高护士业务素质，使全体护理人员既是管理者，又是实践者，调动了护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进，收集2010年7-10月痰标本项目1250条，3天内留取率为90.5%，高于2010年1-6月的痰标本3天内留取率64%，而且留取标本的质量也大大提高，确保了检验结果的及时准确。
3.2持续质量改进使痰标本采集工作更科学规范
痰标本采集工作流程的改进，使医生能更快得到疾病诊治依据，使患者能及时得到诊治，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创造价值，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3。检验系统的完善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护理质量管理经过了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持续质量改进的过程，关注质量督导的全过程，强调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定位更高标准，使护理管理始终处在一个良性循环轨道中，是一个不断改进，不断创新的过程。4-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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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琳，护理管理与持续质量改进[J].赣南医学院学报，2003，23（2）：201-211
[3] 陈爱萍，孙红，姚莉，等，持续质量改进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杂志，2005，40（2）：123-124.
关键词： “知沟”假设 议程设置 地方性知识 内部东方主义
一、影响“知沟”的几个要素
知识沟理论，也称“知沟”（knowledge gap）假设。其产生的背景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早期美国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兴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让“平权”意识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共识。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发展”这一概念也开始有了普遍共识：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更加平等、自由；大多数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达小组”于1970年提出了“知沟”假设，将美国传统媒介效果研究对单纯的整体或个体的“受众”考察转向受众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开始关注媒介效果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作用力。在《大众传播信息流通与知识增长差异》一文中，明尼苏达小组特别强调，“知沟”假设主要适用于有着广泛吸引力的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大众媒介的众多功能中，其中之一是维护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其后，明尼苏达小组继续将研究的重心放置在社区传播这一领域，并总结出社区结构、媒体的议题设置、媒介报道模式和冲突程度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变量上影响着“知沟”的形成，以及扩大或缩小的程度。[1]
根据这四个要素，我们可以对“知沟”假设有这样一个判断：“知沟”假设关注的是社会不同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信息分享状况。“知沟”假设针对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身份在媒介传播制造的语境中，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的接受差异。这种接受差异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信息获知”差异，而是媒体议程设置与报道模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阶层或不同社区结构之间产生的意义冲突。“知沟”假设把关注点放置于社会结构中，既包括“不同社会位置”组成的多维空间，也包括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各要素关联的方式，如社区、大众媒介机构等在信息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用。因而，“知沟”不仅仅是指公共事务和具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由媒体向受众单向流动过程中，在不同阶层中产生的鸿沟，它还呈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对媒体反向作用的影响。而“知沟”的出现、扩大或缩小，都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族群对公共事务的认识有关。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较能达成共识，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能够共享对知识的阐释时，“知沟”便会缩小；相反，当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对公共事务不能达成共识，并有较强烈冲突时，“知沟”便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共享知识”而相互沟通的渠道就会出现“鸿沟”。
另外，具有教育作用的科技新闻、文化新闻，也有可能在议题设置时，由于制定议题是以社会经济文化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自身的阶层内部对“知识”进行阐释，因而这类具有教育功用的信息较难以被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所接受从而产生“鸿沟”。 例如，明尼苏达小组认为，印刷媒体具有中产阶级取向。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者使用印刷媒体较多，媒体要迎合这一群体的口味，因而印刷媒介会加大“知沟”。而电视媒介则因其图像化的媒介特征而可能“均衡”印刷媒体带来的“知沟”[2]。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 “文化程度低”的人就天然地必然处于“信息贫困”状态。而是媒体议程设置、报道模式及不同的社区结构，形成了媒体在对“公共事务”及“社会教育”进行议题设定和报道时，带有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偏好，这就会带来受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教育内容在认识之间产生的冲突，这才是造成“知沟”的根本原因，而“知沟”甚至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所呈现出来。
“知沟”假设中的几个基本要素，勾勒出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传播受众效果产生影响的几个向度，也为我们对媒体传播与特定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但由于“知沟”假设的提出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其时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是信息传递的功能性研究，因而较为忽视传播的社会文化建构功用。而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兴起的文化研究方法，正好对“文化”这一概念和传播中的身份关系进行了重新地诠释。因此，若能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知沟理论”，则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个理论在当下现实语境中的功用。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笔者将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与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身份者之间产生“沟”或“裂痕”的深层原因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 议程设置中的 “内部东方主义”与“地方性知识”
国内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报道方式，是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在对自身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主流媒体关注的是“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群体”的需求，在议题设定上也是以这两类行动参与者作为主要的受众来进行的。在前面关于“知沟”假设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媒体的议程设置是“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刊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以及报道方式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议题。这其中，对“少数民族本土知识”的不同阐释，会形成不同的议程设置过程。
在此，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关于“知识”的概念。“知识”（knowledge）一词，既包含了信息，也包含了对人类通过学习和经验所获得的技能和对世界的理解。个人通过专门教育和日常经验所习得的知识，经由与他人的共享而构成了文化。人类对知识共享的方式，依据历史时间及地理空间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以及族群的不同，存在着千差和万别。因而，人们对文化的阐释也基于对知识不同的共享方式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阐释者之一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看来，知识并不具备“放之四海皆准”的性质，除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课本与词典之外的本土文化知识，吉尔兹称之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2]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经由劳斯等其他学者的拓展而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而言的“地方性”，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3]
在一个特定的社区，“地方性知识”往往构成了与大众传媒中被国家主流政治文化所规定了意义边界的“教化知识”不尽相同的话语模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与大众媒体所编织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既交织融合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这其中重要的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族群对“知识”的分享方式是不同的。但媒体传播往往却是以强势文化群体、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以及所占人数比例更多的族群对文化的阐释作为“知识”在传播中的定义。
“地方性知识”在媒体传播中从族群社区的传统结构里被剥离出来，成为媒体报道中被强势政治群体、强势经济群体和强势文化群体依据其作为“外来者”的视角重新进行意义编码的对象。而吉尔兹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本来需要以当地族群的视角通过“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来进行阐释，但这种需要被“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在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呈现被忽略的情形。这就带来“地方性知识”成为被媒体依据旅游开发的需要或是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以“他者”视角进行编码的符号，使“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表征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符码意义的转移。这种情形在关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各类媒体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旅游开发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少数民族群落生产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议题，所以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当地民众的重要“公共事务”。但主流媒体在对其予以报道时，往往采取了一种按照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所言的“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也即是“具有大城市身份的中国人和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之间的关系上，少数民族文化以多彩绚烂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示了强大的魅力。而魅力又产生二者之间不同的交往形象。它们在阶层和性别的不对称当中成形。”[4]路易莎通过对贵州苗族地区文化阐释主体转移过程的描述，发现“政府、都市汉族、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 [5]这五类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和文化阐释的行动参与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有着不尽相同的诉求。
路易莎“内部东方主义”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借用路易莎对上述五类行动参与者的分类，我们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符号阐释形成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五类行动参与者，是构成少数民族文化不同阐释系统的不同主体。我们先来看看这五类行动参与者中的前两类――“政府”和“都市汉族”（或者可以说，是都市化的普通消费群体，作为都市化的消费群体中的个体，可能有一些在民族身份上是少数民族，但他们都接受了都市人作为旅游消费群体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象塑造――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都市生活时尚或旅游消费的对象）――这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予以阐释的过程，构成了媒体报道少数民族文化时的主流话语。这二者往往以“现代性”的眼光为标准，对少数民族文化投以“游客凝视”的“他者”眼光予以审视，希望少数民族展示出“绚丽多彩的奇风异俗”。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时，强调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旅游名片”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许多都市汉族则通过时尚刊物、旅游指南等媒介的介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好奇，也希望看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民族景观，而非真正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这两类行动参与者的诉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动员起来的现代性”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张艺谋“印象漓江”、贵州的“多彩贵州风”等等一系列以作为地方“文化产业”产品的“地方民族文化景观”得以流行的基础。而这两类行动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也正是主流媒体在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进行报道的议程设置重点。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的话语构造过程中，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基于“地方性知识”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则往往会被媒体忽略。于是，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这些议题上的阐释差异在媒体报道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知沟”。
当前中国国内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由“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这两类构成。前者偏重于对政策的宣传、解读，受众多为各级政府组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后者由于实行商业化操作，偏重于将都市普通消费群体作为主要目标受众。这二者根据自身的受众需要，共同规定了少数民族地方文化在符号的解读方面被媒体所阐释的文化表征系统――地方产业政策和都市普通消费者共同“设置议题”，通过媒体通过报道确立下了一整套以位于较高社会阶层所制定的话语系统。在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和休闲类节目中，情况也和平面媒体一样。在“时政类报刊”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中，媒体往往以“大力发展”、“文化繁荣”、“产业发展”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并进行报道。而报刊的图片和电视的影像中，少数民族形象多以身着盛装的美丽年轻女性来呈现。其报道的内容也多是政府部门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建设文化产业方面等种类活动的工作报道。在“非时政类报刊”中，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少数民族地方的音乐、自然风光、村寨建筑、服饰和节日庆典，都成为都市普通消费者观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被加以唯美化和华丽化的表述，和陈列在都市商场橱窗里时尚化的商品有着同样的符号意义。这种符号意义的界定，也使少数民族村寨的农村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村民开始依据新的符号意义来编码自己的日常生活内容，以符合政府部门和都市普通消费者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而产生的少数民族文化的阐释系统。
而行动参与者中的“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者可以说，是关注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特性的少数都市知识分子），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出现、并逐渐在扩大的现象予以注意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的行动参与者。这一类行动参与者注意到由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所代表的前两类行动参与者（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者）与后两者（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干部和当地村民），虽然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公共议题方面能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真正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被前两者“符号异化”，因而带来后两者不满情绪产生的现象。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有大部分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问题有着较为深切的关注。另外，一些非当地少数民族身份的知识分子，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正在快速变化的现象予以了持续关注。他们将学术会议、网络论坛、电子报刊，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班、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考察、乃至民谣巡回演出等民间方式作为建构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的场域，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或通过民间文化组织的方式，来探索“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自身良性发展的路径，在网络媒体上和公共领域中塑造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系统。如“三苗网”、“彝人网”、“黔首报”等这一类的网站、电子报，就是试图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建立起与主流媒体中地方产业政策和商业需求构成的阐释体系之外的另一套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这一类行为参与者对“现代化”和“他者”的眼光多有质疑，并对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性日常生活的“知识”正在快速消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这些忧虑有时甚至是以“悲情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予以阐释的不同立场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文化身份的阶层和主体。而通过“知沟”假设的视角，则可以帮助人们在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过程中如何“既保持‘本土性’，又能够健康发展”这一公共事务议题的制定中，发现不同文化身份者代表的不同意见。这几类不同身份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行为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解读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视角差异，这些差异或对立也正表明了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的形成。当他们之间的观点和立场冲突愈演愈烈时，“知沟”便会扩大；反之，“知沟”便会缩小。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既有利益相一致的时刻，也有利益完全对立的时刻。而如何让不同的身份主体之间找到恰当的对话方式、不同身份主体所塑造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如何寻找达成共识的空间；如何以“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使媒体突破以简单符号化的方式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刻板印象，以此缩小由于不同行为参与者主体文化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知沟”。对于当下的媒体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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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王海龙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4]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关键词】增强现实；智慧学习环境；教学模式；电子书；移动学习；教育游戏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4）02-0106-07
一、引言
近年来，增强现实技术进入了公众视野，受到许多不同领域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是指通过电脑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而同时存在。增强现实技术通过虚实信息叠加，对实时的视频图像进行信息处理和传输，形成三维交互式的立体画面，给用户以全新的体验与感受。因其相对于传统技术手段的独特“增强”优势，增强现实技术发展前景广阔。
增强现实技术出现后，在许多领域有了不同程度地运用，主要应用于工程设计、军事训练、娱乐、医学等领域。直到近年来，随着增强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才有一些开发者和教育学者开始尝试将增强现实技术运用到教育领域。
二、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不久。但国外已经做了大量的实践研究。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增强现实的教育应用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将增强现实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如：Shelton和Hedley采用增强现实技术进行了九大行星的教学实验；Kauf-mann教授采用一个名为Construct 3D的增强现实工具进行空间几何教学；Dtinser与Horneker以寓言故事作为内容。来观察5-7岁的儿童如何利用增强现实进行互动与合作学习；El Sayed等人设计了一款增强现实学生卡片（ARSC）。（2）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图书。如：BillingHurst，Poupyrev等，研制开发的Magic Book。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图书内容以动画形式呈现。（3）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游戏和娱乐学习。如：新加坡MXR Corporation Pte Ltd公司推出的娱教产品wIzQubes；Hye Sun Lee和Jong Weon Lee利用增强现实设计了一个教育游戏，用以帮助幼儿园和小学生掌握加法知识：Ori Inbar开发了一款手机增强现实游戏，儿童可以利用iPhone实现随时随地学习拼写。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高等科研院校是我国研究增强现实技术应用的主力军，相比于国外，研究尚处于初级层次，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算法实现阶段，研究增强现实技术的具体应用比较少，研究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则更少，但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蔡苏等人在介绍增强现实技术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增强现实技术对教学的意义和价值，对增强现实的教育应用前景作出了展望，并利用增强现实技术研究制作了一些教学案例，并将这些案例集成在“未来之书”上；张宝运，恽如伟分析了增强现实技术的教学应用需求和应用优势。并尝试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物理教学；李婷分析了增强现实技术的特点，探讨了其在移动学习中的应用；徐媛根据增强现实所具备的性能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其在教学中的应用领域；张洪波对增强现实技术教学应用的研究较为全面：探讨了技术原理，设计了增强现实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型，开发了教学应用案例；苏俊钦将增强现实应用于儿童学习注音符号，辅助儿童进行有效的学习㈣，等等。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总体而言，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大多是单一研究，缺乏系统的阐述。从时间上看，国外的研究比国内要早了几年，研究的内容也已经从算法技术本身转移到具体的应用上，主要表现为增强现实辅助课堂教学和教育游戏的形式，而国内当前的研究还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实现和优化阶段，增强现实教学产品还不多见。
三、“增强现实”教育应用价值与技术优势
戴尔曾指出，由于缺乏具体经验的支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是记住一些概念和普通的法则，而没有真正领会这些概念和法则，这是教育的最大失败。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与学习者使用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有关。由于学习者使用的学习材料以文字符号等抽象内容为主，学习者需要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经验，再凭借自身的抽象思维和学习迁移能力才能较好地掌握学习的内容。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因为缺乏现实生活经验，加上抽象思维和学习迁移能力较弱，结果只能是强记一些概念，而无法真正领会。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无疑给戴尔指出的失败的教育带来了曙光。增强现实技术可应用于教育领域，比如增强现实电子书，通过对较难理解的抽象知识的“增强”，学习者便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抽象知识的直接经验，从而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消除了传统学习材料的弊端，使学习变得更轻松有趣。
相较于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多媒体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有着独特的优势。虽然，多媒体能快速、有效地表达和传递知识，并且能提供多种感官刺激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但其也存在难以表达知识的完整性、仅能强化视听效果而缺乏深入互动、缺少情境沉浸性等缺点。而增强现实技术则很好地弥补了以往多媒体教学的缺陷，为教育教学活动带来新的契机，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学习工具。正如Billing hurst所指出的那样，增强现实作为教具有以下独特的优点：（1）增强现实技术可以让学习者在虚拟和真实的两种环境中方便地进行互动；（2）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创新教学策略，学生即使没有电脑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进行互动学习；（3）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改变学习者面对静态学习内容的传统学习方式，全身性沉浸于学习内容之中。Kaufmann H.也认为，模拟情境和学习效果成正比。基于AR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节约学习的时间。另外，增强现实除了可以增强沉浸感，实现深入互动外。还能有效促进学习者的空间理解能力，增加学习者对复杂空间中概念及其相对关系的理解。Chih-Hsiang Ko等的研究表明：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基于AR的模型可以更多地激发学生的思维，增强交流与互动，易于理解空间问题。
更加具体一点来说，增强现实在教育应用中的技术优势主要有：（1）教学内容展示形象直观。增强现实技术的信息呈现能力，能形象直观地描述和呈现教学内容，通过全方位的感官刺激，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提高学习动机。（2）模拟教学实验，节约成本，减少污染，便于管理。实验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实验对学生掌握知识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用增强现实技术模拟各种教学实验可以节约真实实验所带来的高额成本，并能取得与真实实验十分接近的效果。特别是理科，尤其像物理、化学、生物等试验设备十分昂贵，真实实验又面临环境污染和实验人员的安全问题。另外，利用增强现实技术还能解决试验设备管理上的不便。（3）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基于增强现实技术营造的学习环境空间现实感很强，可以全景呈现虚实叠加的信息，给学习者以强烈的全方位的刺激，从而可以极大地激发学习者的身体机能，促使多元智能的发展。
四、增强现实技术教育应用的理论基础
一项新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除了考虑技术本身的因素外，更要放到教育理论的框架下来审视，要有相关学习理论和教育理论作支撑，指导教育的实践，从而保障技术应用效果的最大化，避免误入歧途。
（一）沉浸理论
早期沉浸理论指出，挑战（chlenge）与技巧（skill）是影响沉浸的主要因素。若挑战太高，使用者对环境会缺少控制能力，而产生焦虑或挫折感；反之，挑战太低，使用者会觉得无聊而失去兴趣。沉浸状态主要发生在两者平衡的情况下（Csikszentmiha-lyi，1975）。
1985年，米兰大学的马西米尼和卡里对“挑战”与“技能”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得到八种组合，只有当高挑战同时辅之以高技能时。人才进入并维持一种沉浸状态，他们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心流”（flow）。“心流”是由于全神贯注投入而更好地完成任务的一种心理状态，达到沉浸体验需要一定的条件：（1）操作者的技能与任务挑战之间达到平衡；（2）操作者全神贯注投入；（3）操作者有明确的任务目标；（4）操作者不断地得到直接迅速的反馈；（5）操作者能控制任务的进程。
增强现实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能让学习者在学习进程中，抛开周围工具的干扰，集中注意力，全身心投入于学习内容之中，从而进入忘我（沉浸）状态。沉浸理论所揭示的“挑战一技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达到沉浸状态所需的一般条件，对研究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学习环境下，如何适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关系，创造沉浸条件，从而使得学习者进入沉浸学习状态，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
（二）情境认知学习理论
情境认知学习理论认为，真实的活动和情景是知识的来源，情境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认知过程的本质是由情境决定的，而且，知识只有在运用的过程中才能被完全理解。因此，人们要想真正理解知识的内涵，并灵活、正确地应用，必须在丰富的社会真实情境中去认知。真实的活动应当成为学习的中心，学习要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才能有效。知一行是交互的，知识是情境化的，知识是活动、背景和文化的一部分，并通过活动，在丰富的情境中不断地得到应用和发展。情境学习强调在情境中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内容、背景、实践共同体以及参与是情境学习的四个基本要素。
增强现实与情境学习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很容易创设学习的情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切实体验到学习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从一种情境到另一种情境，也即迁移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增强实可以促进迁移能力的提高。
五、增强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历史实践证明，信息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埘，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将带动教育从目标、内容、模式到方法的全面变革。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增强现实的教育价值日益凸显，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到教育领域，必将给教育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一方面，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于日常教学，将带来教学领域的变革，增强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拓展学习的空间。丰富学习的形式和体验。
（一）创设智慧学习环境，提升教学效果
近年来，“智慧”一次炙手可热。在教育领域，智慧教室、智慧教学等概念纷纷被提起。在学习环境方面，有学者在数字化学习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智慧学习环境的概念。所谓智慧学习环境，北师大黄荣怀教授将其定义为：“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能感知学习情景、识别学习者特征、提供合适的学习资源与便利的互动工具、自动记录学习过程和评测学习成果，以促进学习者有效学习的学习场所或活动空间。”黄教授同时指出，智慧学习环境的重要特征，是应能实现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无缝衔接，提供适应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支持和服务。由此可见，智慧学习环境要求较强的对物理空间的感知、监控和调节能力，这恰恰与增强现实技术的特点相吻合。增强现实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的互动工具和其虚实无缝融合的特点，在智慧学习环境的构建中将大有可为。
实际上，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环境，智慧学习环境除了具有感知、识别、支持、反馈等智慧外，它还应当具有情境性。因为，只有在情境中，有效学习才能真正发生。怎样创设学习情境？希拉里・麦克莱伦认为，依据情境学习的模式，知识必须在情境中才能学到，那么，情境就可以是：真实的工作场景；高度的真实，或真实的工作环境的“虚拟”的代用品；一种可停留的环境，如影像或多媒体程序。由此可见，创设教学情境可以有几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即提供真实的学习情境，这种途径固然最好，但操作难度较大，容易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而无法实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采用第二种途径无疑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将仿真环境的真实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创设的教学情境与真实环境的吻合度非常之高，并且允许学习者实时交互和开展任务协作。实际上，增强现实技术产生之前，虚拟现实等技术业已给情境认知与学习提供了十分强大的支持，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则给情境认知与学习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支持。正如前文所述，增强现实技术与情境学习具有天然的匹配性，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方便地创设逼真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沉浸学习活动之中，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国内外的一些教学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欧盟资助的iTactus项目，它利用增强现实技术辅助历史教学，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的叠加，将死气沉沉的历史内容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习者的面前。极大地调动了学习者积极性。提升了学习的效果：VR-LAB的Lifeplus11项目也是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实现历史教学的一个典型案例，用户通过重返近两千年前的意大利庞培古城，了解古城的人物情境，真切体验罗马帝国的历史文化；再如，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有限，在学习地球自传、公转现象时难以理解的情况，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的雷静，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创建了一个地球自转、公转的虚实结合的场景，学生如身临其境，原本抽象的概念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大大地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
（二）革新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
1.革新教学模式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教学中的普遍应用，已经使得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凭借其鲜明的特色和技术优势，必将推进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变革。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要素是教师、学生、教材。这种模式下，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多媒体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学生、教材、媒体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扮演着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的角色，利用多媒体创设的学习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最终达到使学生掌握学习内容的目的。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学活动进程的结构形式较之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教学更加注重交互。学生的主体地位虽然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在这种结构框架下，学生的能动性发挥有限，主体地位和交互层次都不能达到应然的要求。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交互的媒体、深化了交互的深度，还更加强化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增强现实技术创设的学习环境中，学生自由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可以自己决定学习路线，自行决定学习节奏，真正做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同时，增强现实技术由于支持学习过程中的情境学习和深度互动，从而可以让学习者在“做中学”，有助于学生知识、经验的获取与建构。在这种活动结构下，教育者可以通过呈现丰富的媒体信息刺激学习者的感官，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可以通过设定多重任务，引导学习者的学习逐步走向深化；通过合作交流、及时反馈等环节确保学生的学习高效的进行。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生代学生的学习偏好也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前的学生不再习惯于传统的课堂接受学习模式，擅长非线性处理信息，偏爱多重任务，喜欢主动探究学习而非被动接受学习。而增强现实技术恰恰迎合了新生代学生的这一学习需求和特点，在教学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前景。增强现实应用于教学领域。知识的构建顺序发生了改变。学习过程呈现出非线性、主体性、交互性、合作性及学习结果的及时评价和反馈。据此，我们将基于增强现实的教学模式概括为非线性主动交互式教学模式（见图1）。
在增强现实教学系统环境下，知识的传递是多向的、交互是多元的，学习者在非线性的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任意游走在知识的殿堂中。与碎片式的学习内容交互过程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发散性思维的学习环境。学习者在这种环境下，根据自身情况自定步调，完成个体知识的意义建构。当学习遇到困惑或不确定性时，可以方便地与同学交流或从教师那里获得帮助，并得到及时的反馈。
2.优化课堂教学
教学是一个信息环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学生、教材构成了一个简单实用的教学环路。这种模式因其高效和便于管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推崇而被沿用至今。但这种课堂教学方式缺点也显而易见。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教学演示形象直观、教学交互复合多元。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以其迥然不同的独特优势，给课堂教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正如温德・麦凯（Wendy E.Mackay）在所指出的那样，增强现实让人们能以普通方式应用自己所熟悉的日常对象，而不是键盘输入和凝神屏幕。增强现实在课堂教学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界面设计、知识呈现和交互方式上，通过其强悍的教学表现力和模拟演示的教学优势，使课堂教学更加立体和丰满，呈现信息更加直观和全面。这方面已有利用增强现实优化课堂教学的成功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向东等针对以往的教学演示效果不理想的情况。而开发的日地月课堂演示系统。该系统演示过程分为个体识别、系统识别和认识日食月食三个阶段，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的融入，学生身处真实环境而能操纵天体运行，给学生带来新奇的认知感受，深刻领会了天体的运动和日食月食的形成原理。
（三）拓展学习空间，丰富学习形式
当前，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和途径越来越多，非正式学习的比重日益加大，“教育必须面对日益增强的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的融合”。实际上，相对于正式的学校教学。增强现实技术在非正式学习领域中的应用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如增强现实电子书、基于增强现实的移动学习、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等。
1.增强现实电子书
书本是知识的重要载体。传统的书本主要是文字、图片等，读者与书本的对话主要是通过阅读文字或图片资料来实现，这对读者的先前经验有着较高的要求，并且要求读者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对于成人来说，由于有着丰富的前期经验，理解书本知识相对容易，但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就有点困难了。书籍承载着大量的抽象经验，如果能在保持传统书籍有优点的基础上，有效合理的融入直接的、具体的经验，对于较难理解的知识辅之以“真实、立体”场景，那么这样的书籍必然能够激发读者的强烈阅读兴趣，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获得更多的直接的经验，有效消除读者迁移能力的差异，从而很好地掌握书本内容。
可能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增强现实电子书备受人们的关注，各种增强现实电子书纷纷问世。2008年7月。泰国推出了首个增强现实电子书――EarthStructure。同年9月，德国ArsEdition公司推出了增强现实电子书――Aliens&UFO。2009年，ARI-UXTM（增强现实交互式用户体验）技术出现，增强现实电子书The search for world LA就采用了这种技术，摆脱了本地桌面软件的限制。索尼联J.K.罗琳打造的Wonderbook，被设计得像一本真正的书，让你置身书中场景深度互动。虽然国内关于增强现实教育应用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增强现实电子书因其有着较好的发展潜力，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如：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利用增强现实技术成功开发出《中国弹起》，首次将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以立体纸雕的形式展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制作了若干与教育相关的案例，并将这些案例集成在三维立体交互书――“未来之书”上；再造时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增强现实技术让地理教科书活起来，研制了“立体地理教科书”，对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先进行了“立体化改造”等等。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电子书通过在书籍中融入“真实的场景”，丰富了知识内容的表现形式，大大增强了表现力，读者可以直观、形象地与书中的内容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深度交互，从而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让学习变得更加容易。可以预见，随着增强现实技术的不断成熟、技术成本的下降和开发难度的持续降低，增强现实电子书必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引领书籍的革命性变化。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利用“增强现实”开发电子书时。不能舍本逐末。过分注意吸引眼球，走向极端，应当摆正书本内容与技术表现的相互关系，在确保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等的基础上，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实现对传统书本的“增强”。
2.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移动学习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迫切要求时时能学、处处能学，摆脱传统学习在时空上的限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随时随地的移动学习。同时，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发展，使移动学习成为了可能。移动学习是一种跨越地域限制，充分利用可携带技术的学习方式。移动学习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开放的、自主的学习空间，被认为是未来学习不可或缺的一种模式。移动学习使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琐碎的时间随时随地地学习。满足了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消除了学习者心理负担，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移动学习强调移动性，强调技术对教育的驱动，这同时也决定了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首先，移动学习情景的随意性和休闲性会分散学习者学习的注意力；其次，移动学习是学习者与移动终端设备的对话，当前的移动终端技术制约着人机交互的程度。而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为移动学习带来福音。高普及度、便携易用的智能手持设备是能够体现增强现实价值的重要平台，增强现实创新了移动应用模式，为移动学习提供了新的学习支持。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沉浸感，可以很大程度上让学习者专注于学习过程之中；增强现实的高度交互性，可以增强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消除学习孤独感，提高学习的效率。如智能手机增强现实系统，将手机摄像头指向一幢古建筑，手机屏幕上可以很快的显示出这个古建筑的立体图像，并能将古建筑的名称、历史等信息叠加到立体图像上，帮助学习者了解和学习。另外，借助于GPS及各种定位、定向技术。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移动学习还可以使学习具有较强的情境感知特征。如学习者如果把手机摄像头对准某一个方位，通过卫星定位和传感技术就可获得学习者所在的位置和朝向的信息，然后智能手机在网络上就能够搜索到学习者所处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并为他们呈现与情境相关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以支持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进行学习，使随时随地获取知识成为可能。
当前。基于增强现实的移动学习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整体而言，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移动学习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如何将增强现实技术有效融入移动学习还需要我们持续深入地研究。此外，由于受制于技术的限制，移动设备上的增强现实技术目前还停留在简单应用的层面。随着增强现实技术和移动终端设备的不断发展，让学习者随时随地地进行移动学习。又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学习体验将指日可待。
3.增强现实教育游戏
当前，教育游戏是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它是针对特定的教育目的而设计开发的游戏，兼具教育性和娱乐性。它以成熟的教育理论为支撑，以游戏为手段，在教育性和游戏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从而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完成教育的过程，达到教育的目的。教育游戏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轻松自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中获得思维的启发和能力的培养。教育游戏是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随着技术的发展，教育游戏手段和形式也必然跟着发展变化。比如增强现实技术的出现，将其应用于教育游戏，必将“极大地拓宽教育游戏的应用领域，是未来教育游戏的重要发展方向。”增强现实可以使教育游戏具有更强的交互性和沉浸性，并给游戏者虚实结合的奇妙体验，这种体验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二维计算机游戏，也不同于三维虚拟游戏。基于增强现实的教育游戏通过调动学习者多种感官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通过虚实融合的三维沉浸性和高交互性，为教学对象模拟、教学过程、教学结果呈现和教学交互提供更为丰富的体验。
近年来，国外对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教育游戏作了大量的研究，涌现出一批成果。华东师范大学陈向东对此作了归纳总结。认为目前增强现实教育游戏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即基于场所的增强现实教育游戏和基于视觉的增强现实教育游戏图。基于场所的增强现实教育游戏借助参与者与场所（环境）问的情感及认知联系，促使其解决复杂问题，获得相关经验；基于视觉的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用标记标识扩增内容并叠加显示在现实环境中，以改善用户的体验。国内有关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的产品还较少，但也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探索。蒋中望在收集整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的适用性，总结了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的设计原则和开发模式，并利用BuildAR Pr0等工具开发了“拼词竞赛”、“输血配型”等教育游戏。增强现实教育游戏可以有效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三维沉浸的学习体验中，在轻松娱乐的学习氛围中，通过交互协作，获得经验、提升技能。这一论断，得到国内外实践材料的普遍支持。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教育游戏因其虚实结合、实时互动且不受动作限制的特性。使得此类游戏比传统的教育游戏更具魅力。学习者可以在游戏中获得亲身经历或真实的体验，并通过反思将具体的经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或形成抽象的概念，从而达到游戏的教育性目的。鉴于以上优势，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但总体上来说，增强现实教育游戏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其设计的理念和原则、开发模式、应用方式等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