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1)侵犯的客体是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以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2)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3)主体为特殊主体，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实施了违章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
(4)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主观上对病人伤亡存在重大业务过失。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来源：文章屋网 ）
如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联
在患者未行尸检致死因不清的情况下，是否可确定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第335条规定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罪之成立要求医疗行为必须与患者的死亡或严重损害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患者的死亡结果不是因为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导致，而是因为其他因素的介入所致或其他医务人员行为导致，意味着行为人在医疗过程中的行为与患者死亡结果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不能认定行为人承担“致使就诊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需特别注意区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民事法律在寻找致害人和救济受害人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将首要价值取向定位为对受害者的救助，遵循“怀疑从有”的原则。所以，在民事司法审判中宁可将一种不确定但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认定成立，目的是让每个今天虽未受伤但可能受伤的社会公众产生“安全感”。但刑法上，在寻找加害人和惩罚加害人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将首要价值取向定位为对真实加害人的寻找上，即在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如果存在不确定但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时，不能简单以此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应遵循“怀疑从无”原则，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认定是否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时适用较为严格的绝对因果关系理论，更利于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对于民事救济中的医疗损害，应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更利于给予受害人民事救济。
本案仅凭患者在输液后出现“腹痛”“脸部红斑”即诊断过敏性休克，显然依据不足。即便是过敏性休克症状，也是不典型过敏性休克。从目前包头市医学会、医学会所做的3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文书内容看，虽都表述为过敏性休克，但并未具备过敏性休克诊断的硬指标，仅是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做出的主观推测性诊断，并非确定性诊断。
事实上，患者在卫生室就医前已有呼吸系统感染症状4天，入住包头市中心医院后进一步恶化，乃至出现40.5℃高热伴精神萎靡、神志不清等，查体双肺可闻及细小湿音，血液检查中性粒细胞偏高、嗜酸性粒细胞不高，痰涂片找到革兰阳性球菌，血降钙素明显升高，胸部X线片示渗出性病变，医院当即诊断肺炎。上述症状、体征提示患者存在重症细菌性肺炎并发感染性休克。如诊断过敏性休克，需有血清总IgE异常，但在包头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并未见该指标异常。所以，诊断过敏性休克缺乏依据。即便包头市中心医院作出过敏性休克诊断，也是在患者入院后第二天。我国乡村医院均不具备血液检查条件，要求潘耀平医生在发生上述病症当时就作出过敏性休克诊断，显然牵强。
由于包头市中心医院在该患者后期治疗中违反规定―大剂量使用镇静剂（在水合氯醛、苯巴比妥镇静药物基础上超正常剂量近10倍使用镇静药物咪达唑仑），也不能排除为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本案患者输液后出现的异常情况到底是输液反应还是过敏性休克，目前难以确定。诱发、加重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进而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既可能有输液后的过敏性休克，也有感染性休克可能，还有后期包头市中心医院违规用药等因素，因此死因不清。从法医学鉴定角度看，搞清楚真正死因并不困难，就是对遗体做法医病理学解剖，然而本案未行法医病理学解剖，丧失了厘清真正死因的最佳时机。由于患者死因不清，自然无法确定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具有刑法所要求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死因时应按照我国相关证据规则规定，由拒绝尸体解剖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何为刑法上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况
潘耀平的医疗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形。
医疗过错分为技术性过错和责任性过错，唯有责任性过错才可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相关医务人员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6条，对医疗事故案中的“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了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应予立案追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一）擅离职守的；（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本案医生对患者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责任性过错，是争议的关键，但此前多次鉴定均回避了该关键问题。而从数次鉴定提及医者的过错，充其量属于技术性过错，根本无从谈起责任性过错。
恰恰从本案细节中可以看出，潘耀平一直表现出积极应对态度。其一，患者在输液后出现不适时立即停止输液，情况即有所缓解。作为乡村医生，由于经验缺乏、对此后果预估不足，与其乡村医生的身份是相符的，而且症状缓解也促使其相信“过敏“并不严重。即便患儿情况确属过敏性休克，要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当时做出诊断显然不现实，因为即便包头市中心医院的入院诊断也是“青紫原因待查，肺炎”，次日才做出“过敏性休克”的中间诊断。其二，患者回家出现病情反复并加重后，医生能亲自陪同家属将患者送至诊疗条件好的医院就医并垫付诊疗费，说明潘耀平在给患者输液后不存在“不负责”情形，更不存在医疗事故罪所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形。
判决结果正义性何以令人信服
本案确实存在诸多程序问题，很难让人信服结果的正义性。
11月15日，2005年“超级女声”参赛者、24岁的王贝在武汉中澳整形医院进行整形手术时出现意外，抢救30多个小时无效，因心衰死亡。
据称，为王贝做手术的汪良明是一个“无工作、无正规资质、无学历的‘三无’医生”。而在中澳医院的官网上，汪良明则是“黄金美学改脸型权威专家”。那么，这位主刀医生究竟是什么学历、什么来历，有无从事整形手术的行医资质，都是必须搞清楚的事。如果其来历和资质有假，现在又造成了就诊者的死亡，他的行为就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主刀医生的从业资格没有问题，也要看在手术过程中，他有没有出现操作失误或者严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造成了就诊者的死亡。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其行为就构成了医疗事故罪，一样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只有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生操作无误，就诊者的死亡是由无法预测和防范的因素造成的，医生才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医患双方只需商谈民事赔偿问题即可。
在这种情况下，王贝的确切死因就成了关键。尽管王贝家人对医院的赔偿金表示满意，目前没有提出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要求，但因为事件发生过程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还是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此事之所以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除了死者的身份之外，更因为它把整形美容行业的乱象血淋淋地摆到了公众面前。接连发生的整形致死案例告诉人们：这个打着美丽旗号的行业，竟能给消费者带来如此巨大的风险。近年来，整容几乎成了一种流行风尚，靠脸“吃饭”的明星们和爱美心切的普通人，一起造就了整容行业的兴旺发达。尽管卫生部制定了关于美容行业的管理办法，但整形手术的收费却存在很大的弹性，成为了暴利产生的温床。某些医院没有固定的医护人员，都是另请医生动手术，有的医生根本不具备独立手术的能力也敢上手术台。某些医院接诊和手术医生是两套人马，接诊医生说的是一套，手术医生做的是一套……所有这些不规范行为，都增加了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连基本医疗秩序和职业道德都没有建立起来的行业内，不出事倒成了咄咄怪事。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追求美貌而置生命健康于不顾。美丽行业，坐地生金，但无论如何不该因追逐利润而草菅人命。王贝之死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那些执迷于美丽而忘却了风险的人该清醒了，而对整形美容业的彻底整顿也必须马上启动。
（摘自《北京青年报》）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以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犯罪对象是生命健康安全正遭受病魔侵害的病人。所以,倘若救治措施不能客观上起到控制病情发展的作用,则必然由于病情发展而引起人体健康的更大损害,直至导致伤残、功能障碍和死亡结果。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严重不负责任,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违反规章制度和诊疗护理常规。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按事故发生的原因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医疗技术事故,不构成犯罪。这里的规章制度,是指与保障就诊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关的诊疗护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包括诊断、处方、麻醉、手术、输血、护理、化验、消毒、医嘱、查房等各个环节的规程、规则、守则、制度、职责要求,等等。医疗事故案件中常见的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有:错用药物、错治病人、错报输血、错报病情、擅离职守、交接班草率、当班失职等。诊疗护理常规,是指长期以来在诊疗护理实践中被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习惯与惯例。各项诊疗操作和护理,均有一定的操作规程的要求,这些规程是为了保障操作稳准,避免失误而制定的,在诊疗操作和护理工作中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
2、因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病人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或死亡的结果
危害结果的大小是衡量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和区分罪与非罪的客观标准,构成本罪在客观上必须要求发生了病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是指按照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六条所称的二级医疗事故和三级医疗事故。二级医疗事故,是指造成就诊人严重残疾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是造成就诊人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3、严重不负责任行为与病员重伤、死亡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医疗伤亡结果之形成不同于一般加害事件之处在于。后者是加害行为本身直接引起人体机体损伤,而前者则多是由于医疗措施未能有效阻止病情发展而导致病情恶化而引起伤残或死亡,或者是医疗措施对人体侵害直接引起病人伤亡,或者由于医疗措施客观上加重了病情,促使病人伤亡,可见医疗伤亡结果的出现既同原患疾病有关,又同医疗行为有关。违章医疗行为对病情的实际作用可以是四种,即有效、无效、反效、直接破坏人体。据此,可以把医疗伤亡形成机制分为四种:(1)违章医疗行为虽然对阻止病情有效,但是效用不足而最终因病情发展引起病人伤残或死亡,如抢救农药中毒病人时使用的解毒剂数量不足致使病人死亡;(2)违章医疗行为对病情没起到任何作用而由于病情发展引起伤残、死亡,这包括医方违章不作为和无效作为两种情形;(3)违章医疗行为同治疗需要背道而驰从而加剧病情引起病人伤亡,如用反药等;(4)违章医疗行为本身直接破坏人体而直接引起伤亡或同原患伤病相互迭加共同导致病人伤亡,如手术时操作粗心误伤大血管等等。这四种情形中,违章医疗行为均与病人伤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社会一般观念观察,上述后两种情形中违章医疗行为与病人伤亡间的联系容易为人们注意,而在上述前两种情形中,由于医疗措施客观上起到一定治疗作用或者至少没有起反作用,因而违章医疗行为与病人伤亡间的关系易被忽视。这是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医疗伤亡结果之出现大多数同违章医疗行为有关,又与病情本身有关,那么,应如何认定违章医疗行为对伤亡结果的原因力大小?这应看医疗行为之违章程度即违法性程度如何。只有医疗行为严重违反医疗规章制度,才能由行为人对病人伤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基于对医务工作特殊性及危险性的照顾而得出的结论。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实施了违章医疗行为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是指具有一定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取得行医资格,直接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人员,包括医院医务人员及经批准的个体行医者。由于医务工作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导致人身伤亡的危险性,所以,国家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向来十分重视对行医者任职资格的考核,事实上只有具备一定医疗知识和技能,才能避免行医的特殊危险性,从而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些既无医疗技能又未取得行医许可证的非法行医者,这些人不属于医疗事故罪的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主观上对病人伤亡存在重大业务过失。在这里,本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而不是一般过失,即从主观上过失程度之轻重来说,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严重过失。临床医疗活动本身有特殊的导致人身伤亡的危险性,医务人员稍有不慎即会发生不幸后果,如果把一般过失行为确定为犯罪,于情理上有失公平、于法律上则有失于严苛。因此,本罪主观方面是指存在业务过失而不是普通过失。医务人员依照法律承担救死扶伤的职责,有义务对自己的医疗业务行为负责,即对病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而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实际是指其业务技术水平。
二、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医疗事故案件时,关键在于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表现为区分以下界限。
1、医疗事故罪与医疗差错的界限
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申,医务人员虽有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的失职行为或技术过失,但未给就诊人造成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的行为。医疗差错,从产生的原因区分,可以分为医疗责任差错和医疗技术差错。其中,医疗责任差错与医疗事故罪容易混淆,二者都表现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不负责任,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护理常规的行为。区别在于所造成的后果不同。前者未造成就诊人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后者则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对于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医疗差错的,不能以医疗事故罪论处。
2、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意外的界限
医疗意外,是指由于病情或者病人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它与医疗事故罪都可能发生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有无过失。如果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是因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常规造成的,则构成医疗事故罪,如上述后果是因医务人员难以预料或难以防范的因素所引起,由属于医疗意外,不能以犯罪论处。医疗意外与医疗事故罪中的疏忽大意过失颇为相似,二者不但都发生了严重后果,而且对严重后果的发生都没有预见。二者的区别在于,疏忽大意过失对严重后果的发生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医疗意外是对严重后果的发生是难以预见而没有预见。
3、医疗事故罪与医疗技术事故的界限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事故分为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两类。医疗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医疗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区别关键在于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失职行为还是技术失误。本法将医疗事故罪限定为责任事故,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事故,不构成犯罪。
(二)医疗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界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从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二罪的相似之处在于:(1)两罪在主观方面均属过失犯罪。(2)二罪在客观上都造成了人员伤亡的后果。区别在于:(1)主体不同。前罪的主体是生产单位直接从事生产或指挥生产的人员;本罪的主体是医务人员,二者业务性质不同。(2)客体不同。前罪侵犯的客体是工矿企业的生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危及的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医疗机构的管理秩序。(3)过失行为发生的场合不同。前罪发生于生产作业中,而本罪发生于诊疗护理过程中。
(三)医疗事故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它与医疗事故罪都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都可能出现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二罪的区别在于:(1)主体不同。前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罪的主体则是医务人员;(2)客体不同。前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医疗机构的管理秩序;(3)过失的内容不同。前罪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过失,而本罪则是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出现的过失;(4)客观表现不同。前罪表现为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本罪则表现为在诊疗护理工作中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操作常规;(5)危害后果不同。本罪的危害后果仅限于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严重受损,而前罪的后果既可以是人员伤亡,也可以是财产损失,还可以是恶劣的影响。
(四)医疗事故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
它们在危害结果上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1)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医务人员,后二罪的主体则为一般主体。(2)主观过失的性质不同。本罪的过失属于业务过失,而后二罪的过失属日常生活中的过失。(3)客观方面不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诊疗护理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护理操作常规,而后二罪分别表现为通过某种方式致人死亡或造成他人重伤。(4)客体不同。后二罪侵害的客体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利,而本罪侵害的客体主要是医疗机构的管理秩序。
第一条 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根据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单位以及乡村医生、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三条 《办法》中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
第四条 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医疗事故：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二）医务人员按规定进行检查与治疗仍发生意外变化的；
（三）药物过敏试验结果正常，或按规定不需做药物过敏试验的药物引起药物过敏反应的；
（四）经准备并按操作规程进行肝、肾、脑室、心包等穿刺特殊造影及心导管等检查时发生意外情况的；
（五）应用新技术、新疗法、新药物前，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向病员家属说明情况、征得家属签字同意并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仍发生意外的；
（六）在药物（包括生物制品）正常剂量的治疗过程中发生副作用的；
（七）手续过程中，因手术部位严重粘连、解剖畸形、肿瘤浸润等原因而损伤周围组织或脏器出血等意外的；
（八）手术按操作规程进行，因病情严重，术后发生组织粘连、破溃、出血、继发性感染等情况的；
（九）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五条 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以下简称医疗事故或事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和分析、鉴定工作，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得当。
病员、家属及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与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共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第二章 医疗事故的分类与等级
第六条 医疗事故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
第七条 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
（一）对急、危、重病人，片面强调制度、手续而拒收病人，或不顾病危放弃救治而转院转科，以致贻误、丧失抢救时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二）擅离职守，工作失职，贻误诊治和抢救时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三）诊治中遇到复杂疑难问题，不请示或不执行上级医师指导，擅自盲目处理；上级医师接到下级医师报告后不及时处理，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四）违反手术制度，术前不认真准备，手术中开错部位，摘错器官，遗留器械、纱布等异物在体内，不按操作规程以致损伤重要组织器官，术后不严格执行常规或医嘱，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五）护理中不严格执行查对等制度，不按规定交接班，不遵医嘱，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六）助产中不认真观察产程，或违反助产原则和操作规程，造成产妇会阴三度破裂或产妇、婴儿死亡者；
（七）用药中违反药物禁忌或药物过敏试验等使用规定，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八）不认真执行隔离消毒制度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供应的器械、敷料、药品不符合消毒要求，使病人发生严重感染者；
（九）麻醉中选错麻醉方式、部位，用错麻醉药或违反操作规程，不认真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十）检验、病理、理疗、放射、同位素等部门在诊疗工作中，丢失标本、错报结果，拍错部位，延误治疗，配错血液，治疗过量，窥镜检查误伤组织器官等，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十一）在药剂工作中，配错处方，错发药物，搞错剂量，贴错标签，写错用法，发现处方有明显错误不提出校正而照方发药；违反操作规程，消毒不严，制剂质量不符合药典规定标准，不经严格检验就给病人使用；采购不合格或失效药给病人使用等，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十二）在医疗工作中，不掌握医疗原则，滥用毒、麻、限、剧药品，不见病人乱开药、开错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十三）医院领导、行政、医技、后勤及其他有关人员，在抢救病人过程中，玩忽职守，借故推诿，不积极领导、组织、配合医疗护理工作，拖延时间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
第八条 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或技术过失，即虽按技术操作规程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但由于业务技术能力所限而造成的事故。
第九条 由于责任和技术两种原因造成的医疗事故，应根据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确定事故的性质，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条 根据给病员直接造成损害的程度，医疗事故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前款医疗事故等级的医学鉴定标准，按卫生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十一条 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当事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本医疗单位的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随即向本医疗单位负责人报告。乡村医生、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指派专人妥善保管各种有关的原始资料，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的不良后果，要对现场实物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验。
第十三条 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乡村医生、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病员及其家属也可以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
第十四条 发生病员死亡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亡后二十四小时内，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病理解剖技术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应请当地法医参加。医疗单位或者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由此造成的后果。
凡能进行尸检的单位，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均应接受并认真做好尸检的各项工作，尽快写出尸检报告。尸检按现行标准收费，属医疗事故的由医疗部门负担，属病员及其家属责任的列为医疗费用。
第十五条 各级医疗单位均应成立医疗事故处理小组，负责对医疗事故或事件进行调查，听取病员或家属的意见，核对事实，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理结论。
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可在接到结论或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对一级医疗事故，暂未定性的医疗上的严重问题，各级各类医院应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先作口头报告，并尽快填写《医疗事故报告表》一式三份（式样见附表一），逐级向县（区）、市、省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院，要定期对医疗事故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式样见附表二），县（区）卫生局每季度向市卫生局报告一次，市卫生局每半年向省卫生厅报告一次。
第四章 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十七条 分别设立省、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
鉴定委员会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九至十五人组成（省、市鉴定委员会可以吸收法医参加），可设内、外、妇、儿等科专业鉴定小组。鉴定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鉴定委员会人选，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全民、集体所有制医疗单位及个体开业诊所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省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高等院校所属医院、厂矿企业职工医院、部队设在当地并向地方开放的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该医疗机构的上级主管理部门负责处理。对处理结果有争议的，可向当地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中央所属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医学院校负责处理。对处理结果有争议的，可向省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
第十九条 鉴定委员会接到前条申请后，应做好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必要时聘请鉴定委员会和专业鉴定小组以外的专家参加鉴定会议，受聘专家在鉴定中有表决权。经认真审议后，以出席者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意见作出书面鉴定结论。如材料不全或情节不清，有权要求医疗单位补充材料或者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
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各种不同意见也应记录在案，以备查阅。各成员的鉴定意见应对外保密，最后出具鉴定意见书发给双方当事人（单位）各一份，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一份。
第二十条 非鉴定委员会成员和未经鉴定委员会邀请的其他人员，不得参加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成员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回避。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不得对其成员进行威胁、利诱、辱骂、殴打。
第二十二条 鉴定可以收取鉴定费，由提出方先行交会，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医疗单位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由提出方负担。上一级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时，可按标准收费，由提出方先行交付，经复查维护原鉴定结论的，鉴定费由提出方负担；推翻原鉴定结论的，由败方负担。
医疗事故鉴定收费标准，由省卫生厅会同省物价局另行制订。
第五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标准；
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三人以上（含三人）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二人以下（含二人）的，最高为二千五百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元；死者为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八百元。
二级医疗事故：受害人系主要劳动力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二百元；未满三周岁的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八百元。
三级医疗事故：成人最高不超过一千元；未工作青少年、儿童及六十岁以上老人最高不超过六百元；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最高不超过三百元。
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此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
第二十四条 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生活有困难者，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由所在单位按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给予补助；属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由民政部门按救济政策予以适当解决。
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病员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
属医疗事故死亡的，医疗单位不负责安葬费。
第二十五条 因医疗事故致残的病员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产妇死亡留有活婴的，由其家属接受出院；无家属的，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出院；无家属及单位的由医疗单位派人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落实接收安置地点和供给关系后，方能出院。医疗单位不负责遗属抚养、工作安置、户口迁移等。
病员在医疗单位死亡后，尸体应立即移放太平间，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部门备案后，由医疗单位送殡仪馆处理，火化后的骨灰应通知家属领回。
第二十六条 对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当根据事故等级、情节轻重、本人态度和一贯表现，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分：
一级医疗事故：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二级医疗事故：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
三级医疗事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
第二十七条 对造成医疗技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吸取教训，一般可免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前条规定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研究生、进修人员发生的医疗技术事故，一般由主管医师承担责任；如属责任事故，应由出事者负责；实习生发生的医疗事故，由带教老师负责，接受进修学习单位应将事故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提出处理意见，转派出单位处理。
研究生、进修人员、实习生发生医疗事故所支付给病员或家属的补偿费，由接受单位和派出单位各负责一半。
第二十八条 乡村医生、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所造成的医疗事故，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事故等级、情节、本人态度，除责令其给病员或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可以处一年以内停业或者吊销其开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后，丢失、涂改、隐匿、伪造、销毁病案和有关资料的，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因医务人员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医疗单位的财产和工作秩序，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民主权利和工作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借口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寻衅滋事，扰乱医疗工作正常秩序。违者，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卫生部、公安部《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自1988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一、医疗事故报告表（略）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被告李某。
被告某镇卫生院。
被告李某系某镇卫生院妇产科医生，由于近几年乡镇卫生院福利待遇不高，李某为多赚些收入，于是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凭着自已多年的从医技术，在家中私自开设起诊所来。2003年11月6日19时许，原告杜某怀孕第三胎来到李某家等待分娩，李下班后为其接生，至深夜23时55分，杜某产下一女婴，而杜某却产后大出血不止，李某采取措施，但大出血未得到有效控制，至凌晨二时许，李某陪同杜某到县医院救治。但县医院受医疗条件所限，杜某不得不转入某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直至2003年11月18日出院。杜某在住院期间其子宫被行切除术，构成七级伤残。杜某认为子宫被切除是由于李某在接生过程中技术处理不当大出血后没有及时抢救所造成的，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和某镇卫生院赔偿损失54000元。李某则辩称其在接生过程度中没有任何技术上失误，也没有贻误抢救时间，出现大出血是因杜某自身凝血功能障碍所致，李某并申请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医学会鉴定认为：1、患者在李某家中分娩，无任何记录及相关资料可供参考，根据病情分析，患者系产后大出血诊断成立。2李某家中不具备抢救设施，无法进行及时的救治，使杜某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这是导致其子宫切除的原因之一。某镇卫生院对原告的起诉则主张李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其院无关，其院不应承担责任。
审判：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李某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私设诊所，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在产妇出现大出血以后，由于李某家中不具备抢救设施，丧失了最佳抢救时机，由此造成并扩大了原告的损害后果，李某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已被医学会鉴定结论所证明。李某主张原告凝血功能障碍是出血原因，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原告第三次分娩不到正规医院生产，而选择在私人家中，具有自冒风险的心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李某在下班后于家中接生，不属于职务行为，某镇卫生院不应承担责任。据此，判决李某承担主要责任，赔偿3万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己负担。判决后，李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本案李某作为在职的专业妇产科医生，其在家中私设诊所，为她人接生孩子，由于不具备抢救条件，贻误抢救时机，造成原告子宫被切除，从后果来看是相当严重的。两级法院判李某承担三万元民事责任，从私法的角度落实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但从公法的角度惩罚功能似乎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笔者试从本案的性质及其法律责任入手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本案的性质由于行医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职业，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较为严格，对行医者的资格和行医活动，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工作规范及制度。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非法行医行为。被告李某未取得执业许可证，在家中开展医疗服务活动，属于非法行医。非法行医不属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应属于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按照《民法通则》确定的赔偿原则、项目和计算标准办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行政法规，自一出台，即受到不少批评。《条例》具有行业保护色彩，赔偿标准低，还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不予赔偿，没能很好地体现生命的价值和人格尊严。
有人担心，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处理，过错和因果关系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对患方有利，如果按一般人损处理，过错和因果关系由患方举证岂不是对受害人不利？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非法行医所从事的医疗活动中，患者的弱势更明显。合法的行医主体尚且应负医疗风险的预见、防范以及减轻损害的义务，尚且需要对过错和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那么非法行医人更应当承担医疗风险和举证责任，这完全符合“举轻以明重”的法学原理。
二、关于本案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通常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之分。尽管被告是非法行医，案由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在归责原则上仍然实行过错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因果关系仍然应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核心要件。被告李某因无抢救条件贻误了抢救时机，这是构成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应承揽主要责任。原告漠视生命，明知被告在家中接生存在安全隐患，仍选择危险环境，将自己置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原告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原告分担部分损失并无不当。
但本案的处理结果却给人以被告好似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之感。之所以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被告作为妇产科医生私自接生，影响恶劣，社会公众心理难以接受，感觉承担民事责任不足以平“民愤”。为此，笔者认为：（一）应当依法提出司法建议，让被告承担行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药品、器械、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对被告进行民事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本案只有既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又让其承担行政责任，或者由法院同时进行民事制裁，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才能得到应有的落实，社会公众的义愤才能得到消解。
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揽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非法行医行为。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药品、器械、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办理非法行医案件基本情况
1、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案件基本情况
从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批捕案件共37件44人，其中批准逮捕29件32人，不批准逮捕8件12人，占受理总数的22%。其中年2件4人，占当年受理数的20%；年3件3人，占当年现数的27%，年2件2人，占当年受理数的18%，年一月至六月1件，占受理数的20%。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非法行医案件的不捕率保持在20%左右，有居高不下之势，明显高于其它案件年均不捕率6%。
2、办理非法行医案件的基本情况
从年一月至今年六月份，区检察院共办理非法行医案件29件32人，依法27件30人，不2件2人，不诉率达6%。
此外，在此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虽没有出现无罪判决，但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加重情节，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的判决认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较多，此类案件有9件，占此类案件的33%。
3、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主要原因
办理的非法行医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不批准逮捕或不的有件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10%；〈2〉“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批准逮捕或者不的有5件7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50%。〈3〉在存在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中，伤亡后果与行为人的行医行为有无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4件6人，占不捕、不诉案件总数的40％。
二、司法实践中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争论的主要问题
“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非法行医罪的规定理解不一，争议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如何合理界定非法行医的犯罪主体
虽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之争纷繁复杂，主要有：
一是何为医生执业资格？
有人认为，所谓医生执业资格就是医师资格，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不应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执业医师》第8条，第13条和第14条已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有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当然具有医师资格，但取得了医师资格的人不一定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也就是说医师资格考试合格，只意味着取得了医师资格，满足了医生执业资格的条件之一。所以，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执业证书两者的统一，只要缺少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证书其中之一的人即可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二是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异地执业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犯罪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那么，是否就排除已取得医执业资格的人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可能性呢？在实践中不乏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个体医生超出执业注册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此类人能否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此类人亦同样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医师必须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更变执业地点的必须办理变更注册手续。所以，对于超出执业机关的辖区范围进行异地执业未重新注册的，应视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可成为非法行医犯罪主体。
三是集体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中行医的人员，擅自从事个体行医的，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呢？
《执业医师法》第13条，而第14条规定“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这些机构中的医师便具有个体执业资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执业医师法》第19条就规定：“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5年，并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行医。”因此，这些机构的医生未经批准从事个体行医的行为与这些机构无关，属于非法行医，情节严重或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
非法行医罪在客观方面的一个特征是该罪属于情节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定罪。但法律对“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的规定，成为一直捆扰司法人员的实际问题，也是的非法行医案件不捕、不诉的最主要原因。在区检察院从是年至今所办理的非法行医不捕、不诉案件中，因“情节严重”难以认定而不捕、不诉的有5件，占全部不捕、不诉案件的50％。
由于“情节严重”这一起刑标准难以把握，一方面公安机关未能主动、有效地对没有导致就诊人伤、残、亡，但长期进行非法行医活动，严重破坏正常的医疗卫生管理秩序的行为人员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导致对非法行医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于造成就医人员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案件中，在不能认定行为人行医行为与就医人的身体严重损害、死亡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难以按“情节严重”这一情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如何确定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非法行医罪规定“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死亡”的属于非法行医罪的加重情节，但非法行医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要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呢？这是办理非法行医案件中遇到的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非法行医的伤亡结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医疗行为并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就要承担“结果加重”的刑事责任。至于是否就诊人自身的身体原因或者其它外界因素导致伤亡发生，不作为非法行医的构成要件，只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考虑。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持是认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间接故意，即在认识因素上行为人对自己缺乏行医技能和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是明知的，对病人在得不到有效、及时治疗时会伤残甚至死亡也是明知的；在意志因素上，对病人的伤残、死亡采取了漠然视之、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有“客观归罪”之嫌。如果行为人在非法行医过程中，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就诊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这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都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体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至于行为人在非法行医的过程中造成就诊人身体严重损害或死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只能是过失。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对重伤、死亡后果持过失罪过形式，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直接因果关系，才能作为结果情节处罚。
〈四〉、如何规范非法行医的司法鉴定
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的非法行医案件中，司法鉴定显得相当重要，是认定非法行医行为与伤害死亡等后果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目前对非法行医罪的司法鉴定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各行其道、各自为阵的状态。
其一是没有统一的法定鉴定机构。目前，侦查机关办理非法行医案件时，有的案件委托本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下称鉴定委员会）作鉴定，有的委托法医鉴定中心（下称鉴定中心）作鉴定，还有的既有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又有法医中心的鉴定。但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鉴定委员会是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的法定鉴定机构，是本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换言之，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意见只是处理医疗事故或认定医疗事故罪的依据，无可争议地具有法律地位。但是，非法行医者未经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属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的医疗事故的行为人的主体，其造成的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由鉴定委员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认定非法行医的结论目前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鉴定中心的法医学鉴定，是指具有法医学鉴定人资格、受司法机关指派、聘请或者委托、就交付的事物进行研究认定，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结论。但对非法行医罪的鉴定是否具有权威性，其法律地位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因此，在办理非法行医案件过程中，特别是存在两个部门不同鉴定意见的情况，究竟适用哪个部门的鉴定意见就显得无所适从。
其二是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目前针对人身伤害案件，有《人身重伤鉴定标准》和，《人身轻伤标准》；针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残、亡案件，有《道德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标准；针对职工工伤及职业病，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至残程度鉴定标准》；针对医疗事故，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可见，同样是人身伤、残、亡，发生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伤残的评定标准，这些标准适用范围不同，因此其标准的宽严程度各异。在现有的一系列有关人身伤残鉴定标准中，对于非法行医至伤残亡进行司法鉴定时按何种标准作为依据，目前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是由受委托的鉴定部门根据自己的相关行业确定参照标准来作出鉴定意见。由此作出的鉴定意见由于参照标准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其作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存在疑问。
其三鉴定意见的内容不统一。鉴定中心与鉴定委员会由于各自参照的标准、工作方式等存在差异，因而各自出具的鉴定意见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鉴定中心的意见着重伤亡原因，而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则着重认清责任。即使同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其内容要求和文书格式也有千差万别。例如对徐忠祥、李继容非法行医的鉴定意见，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徐忠祥、李继容替产妇农海蓬所作的医疗措施与诱发产妇羊水栓塞、胎儿宫内窒息死亡存在直接关系。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法医鉴定却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关系未作判断，其结论是：死者农海蓬系羊水栓塞及大出血致死。对于类似的情况，法院如何来信证据往往涉及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问题。
三、完善非法行医罪的一些建议
为了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理解不一、难以操作的问题，改变对非法行医犯罪刑事打击不力的局面，对非法行医罪进行司法解释，明确相关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如下几点：
一是明确犯罪主体的范围
明确医生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和行医行为地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执业许可症两者的统一，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则是指未取得医师资格或者执业许可证之一，或者医师资格和执业许可证均未取得。对于超出核发执业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的辖区进行行医的，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的主体。
二是明确情节严重标准
目前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以下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行医时间较长的（例如可确定为三个月以上）；（2）非法行医获取利益较多的（例如可确定为五千元人民币以上）；（3）经行政处罚后不思悔改，仍从事非法行医活动；（4）在非法行医过程中调戏、侮辱、猥亵妇女、儿童的；（5）使用假药、劣药索骗患者的；（6）行医行为造成患者身体损害的，但达到严重伤残标准的；（7）造成患者严重伤残或者死亡，但行医行为不是伤亡后果的直接原因，只是辅助因素或者诱发原因，或者属于延误病情、加速病变的。
三是明确加重情节的因果关系
应明确“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指非法行医直接造成就诊人的人身损害程度到达了《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一级乙等至二级丁等（即伤残一级至五级）或者参与程度达到了75%以上；或者在导致就诊人死亡的各项原因中，非法行医的参与程度达到50—74%。
明确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是指非法行医是导致就诊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者参与程度达到75%以上，作为主要原因的。
最近几年以来，医闹事件和杀医伤医事件频发，造成医疗秩序混乱不堪，媒体和患者常常通过自己的臆想给医务人员“定罪”使医务人员遭受了不必要的伤害。本文通过研究信赖原则，论述其适用于医疗领域的可能性及范围，并厘清医疗事故罪与非罪的情形，以期减轻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误会。
【关键词】
信赖原则；医疗事故罪；适用
一、信赖原则概述
信赖原则是伴随着大陆法系的过失论产生、发展的，最初应用于交通领域，产生原因是二十世纪末交通事故的数量激增，而随着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诸如工矿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产生并发展，过失犯罪不断出现，危险分配原则及信赖原则等新的法律理念应运而生。传统观念认为，信赖原则的理论渊源有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和危险分配原则。
被容许的危险理论最早产生于德国，后日、美等国的刑法学者在讨论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论述中将其采用。所谓“被容许的危险”，是指为达成某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在其性质上常含有一定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此种危险如在社会一般生活中被认为相当时，即应认为是可被容许的合法行为。被容许的危险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合理的限定行为人注意义务的范围，从而达到限制过失刑事责任的目的。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有的行业本身就蕴含着大量的风险，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抛弃这些行业，小的牺牲和贡献是必然的，牺牲小的利益而保全大的利益才是正确的选择。例如，医生为救治病的生命或者健康人而实施手术的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危害社会的风险，但必须容许这种行为的存在，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这就排除了这些从业人员在遵守相关规则的前提下有可能承担的过失责任。
危险分配原则是在被容许的危险理论的基础上被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从事危险业务或事务时，参与者应该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分配，就各自承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风险，从而使危险减少或消除。危险分配原则为信赖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其将危害后果的注意义务分配给所有参与危险业务的当事人，要求每个参与者都履行与职责相应的注意义务，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每个危险业务的参与者就有理由信赖其他参与者会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采取避免危害后果发生的措施，如此，便确立了信赖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将信赖原则定义为：行为人实施某种危险行为之际，如果可以认为被害人或第三人亦将采取适当之行为时，如此种信赖属于相当者，即使行为人所实施之行为促使结果发生，亦不必对其行为之结果负责。
二、信赖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罪的可能性
（一）医疗事故与交通事故的社会性相同
信赖原则源于交通事故领域的社会现实并最终确立的原因就是高速汽车的产生，交通事故参与人员的增加，分工协作配合性要求的提高，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分工的专业化，凡是需要多人为实现一个目的而有组织的分担协助部分工作的危险性作业领域，均应适用信赖原则。而就医疗卫生领域来说，一方面，诊疗护理不仅需要医生、护士、技术人员、药剂人员通力协作，配合完成，而且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才能很好的完成，单个人无法预见或控制全部的危害后果。另一方面，有的诊疗护理工作本身在治愈某一项疾病时必须暂含对身体其他部分的暂时性损害。同时，医疗卫生事业又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行业。可见，医疗卫生行业与交通行业符合信赖原则产生的环境要求，具备信赖原则适用的行业条件。
（二）在医疗事故领域适用信赖原则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
刑法介入医疗领域应该具有适度性，不能不加辨别地扩大犯罪，更不能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一味偏袒，否则会适得其反，影响医疗卫生从业者的积极性，阻碍医疗行业进步。要达到这种刑法调整的适度性，就必须在医疗事故中引入信赖原则。因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处罚主要就表现在医务人员刑事责任的承担上，但是，如前所述，诊疗护理工作本身含有风险，如果不对医务人员的过失责任进行限制，会使医务人员过度承担责任，有违罚当其责的法律原则及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所以，在医疗事故罪的处理中，只有合理分担风险，限制医疗过失责任的范围，才能达到刑法介入的适当性，从这一角度上讲，应当将信赖原则引入医疗事故罪的领域，准确划分过失责任，限制过失犯罪的成立，使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具体化。
（三）信赖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罪符合信赖原则扩张适用的趋势
由于类似交通领域一样分工协作配合要求高的作业领域都具有职业风险性，为了使该风险得到最小的控制，并规范类似事业的发展，国家或者行业组织都制定了相关规定、法律或者相关规则，如食品领域，就有关于食品卫生及质量检测等严格规定以从事食品生产的程序性规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操作规范对医生、护士及其他技术人员等医务工作者的行为进行规范，这样一来，高危行业的人员在职业中实施相应的行为就被定型化了，由于定型化，职业者就能对他人的行为有较强的预测性，也就是说，对他人从事适当行为具有较高的信赖基础，当然也就具有了适用信赖原则的基础。从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原则也已经不限于交通事故领域的适用。
三、信赖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罪的条件
（一）医疗设施的齐备、行业分工的明确及其他医疗活动参与人员的医学常识充分
医疗设备是现代医院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于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许多疾病的诊疗都必须有医疗器械设备的辅助，因此，医疗设备的故障也是医疗事故的原因之一，如果医务人员明知这种故障的存在，就不能主张适用信赖原则。现代医疗活动日趋专业化、细致化，几乎每一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会涉及不同医疗岗位和专业，医务人员必须相信其他参与医疗行为的人员实施了合适的诊疗行为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医疗活动，也就是说医务人员之间必须相互信赖，各负其责而不必考虑其他人不正确履行相应职责的后果。因此，适用信赖原则还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是医疗行业分工的明确。此外，在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中，必须保证实施医疗活动的医务工作者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和训练，具备专业能力和职业资格，保证患者明知自己的配合、协助治疗的义务及配合方式，因此，如果医务人员不具备专业能力和执业资格或者患者不知自己的配合、协助义务，就不能适用信赖原则。
（二）医疗参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信赖
从事实上讲，医疗活动中的信赖是客观存在的。患者选择了去某家医院就医，选择某个医生进行诊断治疗，这本身就含有对该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医生技术水平的认可及信赖，医务人员之间同样如此。在现代高度分工的医疗体制下，每一位医生只能就自己所从事的医疗工作领域具有相应的专业判断及诊治能力，而对于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事项就不得不依赖于其他医务人员的能力。因此，信赖关
系的存在不仅是诊疗工作的起点，也是诊疗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依据规则行为，故“如有医护人员不遵守医学准则以致引起医疗案件，则遵守者对于所发生之医疗案件是否亦应负责，则有待从刑法上信赖原则之观点进一步予以检讨，方能认定其应负之责任。”不能忽视的是，这种信赖应该是明确并不容置疑的，否则就会降低信赖原则的适用可能性。而且一旦产生信赖，相关医务人员就应当在此基础上实施准确、专业的治疗行为。比如，患者对医生产生信赖，就应当配合医生的问诊并遵守医嘱，如实提供既往病史、特异体质等方面的信息，以便于医生做出准确的诊断；医务人员如果信赖其他医疗参与人能采取合理的医疗行为，就应当在此基础上专注自身所承担的诊疗工作，迅速采取治疗措施，而不用考虑其他方面。
四、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罪领域的适用情形
（一）医务人员之间的信赖
医疗活动实践中，医务人员之间的信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手术中主刀医生对麻醉医师的信赖，因麻醉术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性，一般来说手术中的麻醉由具有相应资格的麻醉师实施，因此，在手术中，主刀医生可以对麻醉师所使用的品、剂量大小及麻醉时间完全信赖，因此，主刀医生可以对患者因麻醉发生的危害性后果免除注意义务。第二是主刀医生对助理医生的信赖，一般情况下，助理医生所分担的工作都是协质的工作而非主要的治疗行为，因此，主刀医生不需指导即可信赖助理医生能够实施合法合理的医疗行为，如果因助理医生的失误而发生医疗事故，主刀医生可以适用信赖原则而免责。但是如果助理医生参加重大手术，实施和主刀医生同等重要的手术行为，主刀医生负有对助理医生的指导责任及监督责任，则不能适用信赖原则。第三是主刀医生对护理人员的信赖。护理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其具有专业知识和执业资格。所以，在医疗行为中，主刀医生无需予以特别指导就可以信赖护理人员能够为适当的护理行为。包括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和手术后的护理工作。另外，根据医生的指示，护理人员也有可能实施医疗辅助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主刀医生不必承担注意义务。例如，某医院为一名两岁半的幼儿患者实施手术，术中需要使用电刀笔，由护理人员将电刀笔插电，但该护理人员误将电极板电线的插头误接，致使该幼儿患者的腿部重度烧伤，最后不得不截去下肢。该案中，主刀医生即可适用信赖原则而不必对此后果承担责任。第四是医生和护理人员对检验检疫人员的信赖。如患者因输入问题血源而感染疾病的情况下，则由血液采集人员和检验人员承担责任，医生及护理人员因完全有理由信赖血液采集人员采集的是合格的血液而免除注意义务。当然，如果检验报告明显错误或者与患者情况明显不符，医生及护理人员负有适当的注意义务，不得主张适用信赖原则免责。第五是医生、护士对药剂师的信赖。医生及护士在治病救人的诊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使用药物，药剂师作为专业性的医务人员因对药品的准确性负责，医生、护士有理由对其信赖，如果发生医生处方正确而药品错误的情况，医生、护士可适用信赖原则而免除注意义务。
（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信赖
诊疗工作是一种高危行业，因此，应当基于危险分配的原理而由患者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样才能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长足发展。具体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患者未如实提供信息。临床体检结果、采集病史是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患者的就诊协助义务尤为重要，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主要义务为：是否具有特殊体质或过敏史；是否曾接受其他相关治疗，并对以往用药情况予以说明；在接受治疗前是否曾自行服用成药；对医生所提问题给予充分回答，与医生保持充分沟涌。患者未履行上述问诊协助义务时，医生就可以适用信赖原则排除过失责任。第二类是患者不遵医嘱。诊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信任，才能达到治疗效果。医生对于患者有说明指导的义务，应当向患者说明在治疗过程必须注意的事项。相应的是，医生可以信赖患者为了自己的生命健康能够谨遵医嘱，配合治疗。如果医生已尽其指导说明义务，给予患者正确的保健指导和医疗建议后，但患者没有遵循而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时，医生可以主张适用信赖原则免除自己的过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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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闹”情形屡屡上演，医院不胜其烦，病友权益受害，得益者是闹事的“医闹”头目。难道“医闹”真成了社会医治不了的“顽疾”?
近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姜文奇、黄达德及民盟广东省委提案，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在提案答复中表示，将把医闹事件纳入应急处置，24小时监控医院及周边地区。
广东省政协委员在有关提案中分析，相关法条不明确、执法力弱、威慑力差是医闹屡禁不止的原因。建议针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开展立法。其实，刑法中早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定义，“医闹”等行为可以参照。故此，广东省已经出台有关的应急预案，医患引发的也会纳入处置范畴，违法闹事者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则新闻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广东省推广医疗责任险。此举有利于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把医院与医务人员从医疗纠纷困扰中解脱出来。“医闹”产生的根基主要在于医疗事故认定看法不一及赔偿标准有异，医疗责任险引入第三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采用独立于医院和卫生局的专业机构对医疗事故进行认定并根据结果进行理赔。这才是根治“医闹”的长治久安之法。
羊城晚报 依莎贝
社会呼唤建立医疗事故鉴定人制度
《河南省医疗事故处理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是不久前由河南省卫生厅下发的，其中关于“医疗机构处理医疗事故不积极将被追责”和“医疗事故鉴定舞弊将被究责”的规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争议。
这一办法是否可行?患者对此热烈欢迎，但医院和医护人员以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对这个规定并不满意。医者认为，一纸鉴定就有可能敲掉一名医护人员的饭碗。那么谁来保障鉴定的公正性、透明化?患者则认为，鉴定人员主要来自于医生、医学教研人员，而被告也是医生，这种同行，甚至是同学、师生关系，对鉴定结论很难不产生影响。
河南农业大学法律系主任杨红朝提出，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鉴定暂行办法》中，没有规定医学会的专家鉴定时必须署名负责，而且鉴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负责制，鉴定书往往只有医学会的鉴定专用章而没有专家签字。在这样的鉴定制度下，即使医疗事故鉴定人员有舞弊行为，也很难追究其责任。
故现今应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变更现行的医疗鉴定形式，建立鉴定人制度，或者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中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和司法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鉴定过程和结果要做到公开、客观公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法制日报 邓红阳
廉价药何时不再“中标死”
近日，深圳时评版以《廉价药惠民需硬约束》为题，对部分医院难以买到廉价药的情况予以评论，笔者对此文表示赞同，同时也想补充一些想法。
廉价药为何“中标死”，其原因显而易见，廉价药利润不如高价药，甚至可能抑制高价药销售，制药企业当然会减少廉价药的生产量；尽管药品回扣被禁止，但是，医疗投入不足使医院依旧指望药品补贴家用，生产廉价药的厂家利润薄，医院补贴少，即便中了标，也未必被医院和医生青睐。尽管患者对廉价药情有独钟，但患者连代言人都难以找出，更不用说和上述利益集团谈判了。
第一条、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第三条、处理医疗事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第四条、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具体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章、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第五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
第六条、医疗机构应当对其医务人员进行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培训和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教育。
第七条、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监督本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工作，检查医务人员执业情况，接受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投诉，向其提供咨询服务。
第八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
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
第九条、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
第十条、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患者依照前款规定要求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复印或者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时，应当有患者在场。
医疗机构应患者的要求，为其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工本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十一条、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第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防范、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减轻医疗事故的损害。
第十三条、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发生或者发现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发生医疗事故争议的，应当立即向所在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应当及时向本医疗机构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报告；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进行调查、核实，将有关情况如实向本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报告，并向患者通报、解释。
第十四条、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发生下列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在12小时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一）导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
（二）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
（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发生或者发现医疗过失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
第十六条、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第十七条、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现场实物由医疗机构保管；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的、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双方无法共同指定时，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
疑似输血引起不良后果，需要对血液进行封存保留的，医疗机构应当通知提供该血液的采供血机构派员到场。
第十八条、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
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2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经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经同级公安部门备案后，由医疗机构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章、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
第二十条、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第二十一条、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工作。
必要时，中华医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工作。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第二十三条、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应当建立专家库。
专家库由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一）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
（二）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
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条件并具备高级技术任职资格的法医可以受聘进入专家库。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依照本条例规定聘请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医进入专家库，可以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
第二十四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
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在特殊情况下，医学会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需要，可以组织医患双方在其他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参加鉴定或者函件咨询。
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医有义务受聘进入专家库，并承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第二十五条、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行合议制。专家鉴定组人数为单数，涉及的主要学科的专家一般不得少于鉴定组成员的二分之一；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并应当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法医参加专家鉴定组。
第二十六条、专家鉴定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医疗事故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
第二十七条、专家鉴定组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运用医学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别和判定，为处理医疗事故争议提供医学依据。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干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不得威胁、利诱、辱骂、殴打专家鉴定组成员。专家鉴定组成员不得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第二十八条、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应当自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之日起5日内通知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提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的材料。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医学会的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医疗机构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住院患者的病程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
（二）住院患者的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原件；
（三）抢救急危患者，在规定时间内补记的病历资料原件；
（四）封存保留的输液、注射用物品和血液、药物等实物，或者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对这些物品、实物作出的检验报告；
（五）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有关的其他材料。
在医疗机构建有病历档案的门诊、急诊患者，其病历资料由医疗机构提供；没有在医疗机构建立病历档案的，由患者提供。
医患双方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责任。
第二十九条、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应当自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之日起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可以向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
第三十条、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核实。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要的材料，并积极配合调查。当事人任何一方不予配合，影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不予配合的一方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专家鉴定组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患者的病情和个体差异，作出鉴定结论，并制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结论以专家鉴定组成员的过半数通过。鉴定过程应当如实记载。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要求；
（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和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的调查材料；
（三）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四）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五）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六）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七）医疗事故等级；
（八）对医疗事故患者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
第三十二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
（三）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
（四）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
（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三十四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以收取鉴定费用。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医疗机构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用由提出医疗事故处理申请的一方支付。鉴定费用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四章、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
第三十五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
第三十六条、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除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防止损害后果扩大外，应当组织调查，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对不能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第三十七条、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有关事实、具体请求及理由等。
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
第三十八条、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医疗机构所在地是直辖市的，由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医疗机构的报告或者当事人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之日起7日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
（一）患者死亡；
（二）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
（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符合本条例规定，予以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5日内将有关材料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再次鉴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组织再次鉴定。
第四十条、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
第四十一条、卫生行政部门收到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后，应当对参加鉴定的人员资格和专业类别、鉴定程序进行审核；必要时，可以组织调查，听取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卫生行政部门经审核，对符合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作为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以及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的依据；经审核，发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要求重新鉴定。
第四十三条、医疗事故争议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自协商解决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并附具协议书。
第四十四条、医疗事故争议经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自收到生效的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并附具调解书或者判决书。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逐级将当地发生的医疗事故以及依法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行政处理的情况，上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第五章、医疗事故的赔偿
第四十六条、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十七条、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的，应当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名。
第四十八条、已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可以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调解时，应当遵循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并应当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不成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
第四十九条、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一）医疗事故等级；
（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第五十一条、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参加丧葬活动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第五十二条、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
第六章、罚则
第五十三条、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有关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
（二）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
（三）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
（四）未按照规定逐级将当地发生的医疗事故以及依法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上报的；
（五）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审核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
第五十五条、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除依照前款处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五十六条、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一）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为患者提供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服务的；
（三）未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书写和妥善保管病历资料的；
第一条为全面提高我县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严防医疗差错及事故发生。特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护士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病历书写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保障患者在医疗护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是指: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学服务模式的需要对医疗服务的及时性、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医疗机构对医务人员在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各环节实行的全面质量监控和评估活动。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县凡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获得医疗机构准入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第四条县卫生局负责组织()制定本地区的医疗服务质量监控标准、诊疗规范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承担本辖区内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监管（包括医疗机构、医师）不良执业记录备案和监督执法工作。
第二章质量控制
第五条各级医疗机构要以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为管理工作的核心.并配备专职人员行使对医疗质量与服务安全的监管和持续改进的权利。医疗机构内部设立医疗服务的质量监督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
第六条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应按照院长负责制的原则.年末要对本单位各部门及各科室的医疗、护理、医技质量进行评估.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全面参与医疗质量与安全改造方案的设计、制定和部门协调等工作。医疗机构每年要制定质量控制计划.报质量考评结果.并从人力物力、技术上给予应有的支持。县卫生局将根据医疗机构的功能和任务实施具体的质量监控工作,并对医疗质量与安全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第七条各级医疗机构要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设立质量投诉部门.接受患者日常对医疗服务的投拆与咨询。发生或可疑发生医疗事故时应立即调查核实。并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向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八条医疗机构应以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为基础.降低医疗风险.确保病人的就医安全。加强对医务人员经常性的三基三严”训练.不断强化医务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第九条医疗机构要把医疗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以基础质量、环节质量、终末质量为主线.努力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以单病种的效率、效益、效果和安全为评估基础.
第十条医疗机构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诊疗护理规范.对病历资料以“正确处理医疗事故.维护医疗秩序,定期监控医疗质量改进情况。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发展”为原则,严格医务人员的病历书写和医院内的病案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狠抓医院规章制度的落实。严格医院的二、三级查房、三级医师负责制和“三查七对”等制度,医疗机构质量监管部门应定期抽查。
第十一条医疗机构有责任如实提供医院管理的有关统计数及合理用药、合理检查等效绩指标。努力降低医疗服务成本。第十二条鼓励医疗机构使用适宜技术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三条医疗机构应实行医疗服务公示制度.做到医务人员工号、医院工作制度、质量标准、医德规范、收费价格“五公开”.尽可能地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并在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
第三章质量评价
第十四条县卫生局定期向社会公布有关的质量控制指标和医院服务动态信息.为病人及家属选择医院和医务人员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
第十五条医疗机构必须建立内部质量考评和接受外部同行质量评估制度。定期对科室和医务人员进行考核.作为业绩考核条件之一。
第十六条医疗机构应强化病历质量的监控工作.及时吸取教训.持续改进医疗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医疗事故、医院内感染事件等医疗质量缺陷讨论制度.制定整改措施.同时按照有关规定报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县卫生局应按照医疗质量监督管理要求和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质量督查及评估工作。
第十八条县卫生局质量督察活动应纳入医政工作年度计划统筹安排。督察工作事先不通知被查单位.不得增加医疗机构负担。督察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
第十九条县卫生局委托行业组织组建质量监督机构.承担区域内重大医疗过失技术初审及其它医疗技术认定工作。其检查结果将作为医院评审的重要依据。负责修订专业质控标准及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工作.成立临床、中医、检验、放射、病案、医院感染、护理等专业质量管理技术指导组织.
第二十条县卫生局负责组织对临床用药、辅助化验检查和部分单病种费用等重点控制项目实行宏观质量监管.不定期向社会医疗机构单病种的效益、效果、效率、安全等指标。
第二十一条县卫生局应建立质量监控平台.接受社会监监督。可采取聘请社会监督员、召开病员座谈会、设置医疗质量投诉和举报电话等多种形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内部应按照责、权、利一致的原则.将医务人员质量考评结果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评优晋级和劳务分配等直接挂钩。
第二十三条对医务人员严重违反诊疗常规和技术规范.严重伤害了患者合法权益者.还将按照有关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除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外.
第二十四条县卫生局将医疗质量控制工作全面纳入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进行管理.质量督察结果与医疗机构注册校验、药品收支结余上缴返还比例直接挂钩。
第二十五条县卫生局应建立医疗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并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及当事人的责任。对疏于管理、发生重大质量与安全事故以及发生后隐瞒不报的单位将给与通报批评.
一）对发生医疗事故的依据事故级别责任程度对该医疗机构领导进行通报批评。取消当年评奖资格；对直接责任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