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2、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3、一般学者会把研究范围归纳入“微观”或“宏观”层面。“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或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决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经济物品的消费、生产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投入、资源的分配、分配机制上的选择等等。“宏观经济学”则以地区、国家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常见的分析包括收入与生产、货币、物价、就业、国际贸易等问题。
4、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基在理性的“极大化”这假设之上，每个人都会在局限下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设推论出来的可被验证含意，能够解释及推测现实世界，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的行动公理基础之上。其学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理性状态和极大化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前提。
（来源：文章屋网 ）
一、经济学简述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门独立学科，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即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规律的理论，对指导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开始为经济学奠定基础，到如今形成体系完整、分类详细的经济学理论，其间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过程，凝聚了无数经济学专家学者的努力成果，也为经济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经济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而产生的一门社会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更是被高校列为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如何教授好这一门课程，培养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是高校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专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学习，因此，要求教授这一门学科的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教材上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更要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本质规律及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归纳，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质进行讲述和展示，进而培养学生的学科能力和素养。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这样的预设目标很难达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教育方针方面。由于历史方面的诸多原因，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在教学内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有许多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容充斥其中，例如“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私有制无剥削”“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等观点俯拾皆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方向相悖的，若是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对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会造成极大的打击。因此，很有必要就此对经济学的教育方针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改，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教材内容方面。第一，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抽象，使学生难以理解。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问题的不断解决而日渐充实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逐渐扩大，且内容大多抽象，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而言，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其中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专业术语虽然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其深层含义还是很难理解和掌握的。第二，理论脱离实际。经济学方面的教材大多是引用一些经典的经济学著作，而这些专著大多创作年代较早，与实际生活中日新月异的经济学状况相隔甚远，所以很难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现象严重，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教材内容与中国国情不符。经济学教材大多来源于西方，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针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做出的分析和解释，事实上并不与我国国情相符合，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很难达到一个较好的教学效果。(三)教师方面。第一，教学方式单一。在经济学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配套设施的相对落后和教材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教师大多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样一节课下来，学生听到的和记到本子上的东西不少，真正掌握的东西却不多，无形中更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从长远角度来讲，这是不利于经济学教育健康发展的。第二，考核方式单一。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一直以来沿用的都是闭卷考试的方式，并且侧重于对理论知识的考查，忽视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运用方面的引导和考查。知识不能得到运用就只能是死知识，如何让知识活起来，是当前经济学教育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四)学生方面。由于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它对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等知识点应用得比较多。对于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难以接受，更不容易将其与枯燥的经济学文字描述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这些无疑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使他们容易产生厌学心理。另外，由于学生本身对社会各方面的认知有限，很难将经济学中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三、针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常见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明确教育方针。首先在教育方针方面，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明确的教育方针，对经济学教育教学工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要求教师坚持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吸收和归纳中外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摒弃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指导学生全面掌握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二)解决经济学教材及内容方面问题的措施第一，加强教材管理。在经济学教材的选择方面，要尽量避免直接引入西方原版教材，而应该选择国内学者编写的经济学教材。因为西方原版教材与中国的国情不相符，研究问题的视角也不尽相同，应该予以适当采用而不应该全盘吸收。而我国学者编写的教材立足点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对各国经济思想进行了适当的吸收和采用，有利于学生全面看待经济学思想，进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第二，调整学科设置。高校在设立经济学课程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开发和设立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如经济实践学、经济思想史、方法论等相关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还可以使学生从宏观角度全面地掌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三)解决教师教学方面的问题第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作为教育环节中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改进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关键。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爱国精神教育和国情教育，强化爱国意识;其次，加强对经济学从教教师的审查和培训，保证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最后，建立高标准的教师培训基地，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教育。第二，改变单一的考核方式。侧重于考查理论知识的闭卷考试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一味地考查理论知识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吸收和借鉴不同的考核方式。例如，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对经济学知识的分组讨论来完成如经济学小论文、经济事件辩论会、班级经济学手抄报、黑板报等任务，这样除了可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学科素养，还可以培养学生组织、辩论、合作等不同方面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四)解决学生学习方面问题的措施针对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培养自学的能力。例如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也可以自学数学方面的图表、公式、证明等经济学相关知识来对经济学进行辅学习。同时还要多关注社会上的经济事件，并关注知名学者、教授对该事件的专业性评论，自己也要善于分让研究生尽早养成团队合作的能力，尽早融入团队、适应团队协作，为将来的研究和就业打下基础。再次，加强多学科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取得。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本身就属于研究热点，大到国家的重大项目，小到研究生的学科竞赛都有交叉学科的影子。因此，加强多学科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可以实现研究生的优势互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研究的热点领域创造更多的研究成果。(二)导师方面。研究生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与科学研究的，因此，导师既要了解研究生在前期学习阶段所学的专业，又要发现他们的特长与兴趣，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组织和融合在一起，因材施教地发掘研究生的潜能，引导并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导师的知识结构、学识水平、科研背景及能力、专业视野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6］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导师也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获取新的知识，拓宽自己的专业视野，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并将其融入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中。但这仍不能提供多学科研究生协同创新发展的需要，因此，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成立导师组，一般由2～4名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导师团队。导师之间应能够密切交流，研究方向具有可交叉性，全程指导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引导研究生将各自学科、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作用于同一目标，增强他们从多个学科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更有利于创新意识的养成。同时，导师应根据实际需求，请“外援”帮助指导创新团队研究中内部不能解决的难题，这样可以确保研究生的协同创新顺利进行。导师组应根据研究课题需要对成员进行明确的分工，及时了解课题的研究进度，对创新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进行展示和发表，并建立合理的奖励和激励机制，以鼓励研究生更好地进行创新研究。(三)培养环境方面。培养环境对多学科专业研究生的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十分重要。［2］在日常加强研究生理论知识学习，设立多学科专业课程的基础上，营造交流的氛围十分重要。导师应该定期进行交流，讨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展示研究成果;也应该定期通过文献交流的方式，关注各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建立多学科专业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气氛，打开研究生视野，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生协同创新团队。导师应鼓励研究生参加创新竞赛、研究生创新项目、学术交流会议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使他们从交流和实践中拓展知识面、提升科研水平，为协同创新研究打下基础。
四、展望与结语
多学科的协同创新是实现学科之间优势互补的明智之举，这有利于学科之间理论的融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技术研究并解决复杂的科学难题;将多学科协同创新的思想应用于研究生的能力培养中，有助于在科研中协作解决科学问题，实现科学研究的突破创新，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通过协同创新培养高水平人才。
作者:玛衣拉•吐尔逊 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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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6):1－5．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摘 要]本文总结了重庆工商大学教考分离中宏观经济学教学问题。提出了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强化学生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等教改建议。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能力培养，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重庆工商大学的学生能意识到本课程的重要性，有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热情。但学生学习、老师的教学还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总结我校宏观经济学教与学存在的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现状
1.教考分离对教学效果提高的作用有限
自2004年起，为了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学校实施了教考分离的改革。促进了教师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教学质量评判标准还是考试成绩，老师还是以考试为中心；部分教师以“ 教” 取代学生的“ 学”。学生则很少主动去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资料,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不强。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老师重点关注学生考试成绩过关，反复讲解，反复讲授练习题；学生也重点关心考试及格问题。老师一般以课堂讲授教学方式为主，尽管重庆工商大学设置了经济学实验室，建立了宏观经济运行模拟分析平台。但由于宏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多、课时少、实验课少，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理论精神实质的作用有限。
3.案例教学相对落后
学校案例教学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内外高校的差距相当大。案例分析混于宏观经济学正文教学课件之中，没有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课件或讲义。部分教师没有实际社会经验，不能鲜活、形象地描述案例的社会背景，不能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4.考核方式相对单一
目前学校宏观经济学的考核重卷面成绩、轻素质培养。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期末考试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考前突击能力，谁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强，谁的成绩就好。
二、宏观经济学学习情况
1.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部分学生主动性较差，平时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基础知识不牢固。部分学生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上，不会自我学习。主要表现为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
2.学生容易误解抽象的概念
宏观经济学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基本概念所包括的口径理不清，基本原理所包含精神实质想不清，对该课程的体系难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大多数学生是因为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困难造成不及格。
3.学生对庞杂的理论体系比较费解
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庞杂，争论颇多，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尽管我们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易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4.文科学生害怕抽象的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经常采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由于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特别是文科出身的学生对较深的数学推导觉得晦涩难懂。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知识掌握较差外，课时少没有为学生留下消化模型的时间，造成学生学习中出现数学模型和理论核心思想相脱节，不懂得如何用数学模型来演绎推理经济学规律。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
针对以上教与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应着力强化学生平时学习的知识沉淀，着力把抽象、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的知识；着力弥补学生数学思维的不足，把晦涩模型变为学生能看懂的模型。
1.注重宏观经济学的平时练习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辅之以一定的习题，使所学知识能得到沉淀。尤其是数学模型比较多的章节，会涉及到一些模型推导和求解问题，学生课后练习就变得相当重要。可根据历届学生感觉的难点、疑点，编制与教学配套的习题册，作为学生的作业。习题册一定应讲究针对性，针对学生学习的薄弱点、重点和难点。
2.强化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内容和中国实际差异很大，学生难以把宏观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强化案例教学是把抽象、难懂理论变为具体、简单知识的较好方法。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应考虑各类学校、不同专业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结合中国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国外典型经济问题，编制不同的案例讲义。以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理论的现实感觉，加深对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
3.增设数学模型基础的教学内容
针对学生有数学模型障碍的问题，教师可采取回顾经济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最基础课程有关内容的形式，对宏观经济学中将会用到的知识做讲解。培养学生用数学模型描述经济规律的思维。解释宏观经济学怎样借助高度抽象和严密的数学逻辑表达经济学思想。
四、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
针对以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应着力拉近师生时空距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改革考核的指挥棒，开导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1.采用多样化教学形式
教师可通过网络资源来拉近师生时空距离，在教师个人主页或公共邮箱向学生公布本人所教课程的内容介绍、教学进度、参考书目以及学习要求。借助电话、QQ群、博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工具，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
2.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
采取多媒体教学，易造成数学模型多，难度大的章节因学生的接受节奏滞后于教师的讲解节奏，影响教学效果。可辅之以必要的板书；使教师的板书、学生的笔记和教师的讲解节奏基本一致，学生与教师的思路连贯一致。避免老师站在多媒体展台前，只顾操作机器忽略教学的互动。
3.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现有“填鸭式”教学，最大的弊端是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老师可在每次课结束时，概略地讲解下节课的主要内容，布置学生预习教材，并收集经济生活所涉及的实际例子。把抽象、复杂的理论放到具体、简单的实际问题中描述，变晦涩为通俗，又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思考习惯，让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4.改革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考核宜由相对单一的考核向多元化考核转变。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尽量丰富平时考核形式。闭卷考试增加学生对当前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问题分析，考核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将出勤、平时测验、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等纳入考核之中。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Z].教高(2007)1号文件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09)1
关键词：数理经济学；教学方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163-02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for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ang-Danfeng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2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alysis is late in China， which is learning and imitating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verseas and the domestics o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s and systems， whether the frontier mathematical economic models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a directly should be discussed. During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e should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sense of framework-analysis using the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are numerous， difficult， and complex，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improvemen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
Keywords：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eaching methods； practice
一、 引言
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某个个体或群体最优的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如何实现最优化为主线，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一直沿伸到动态分析。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经济学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经济社会中，微观个体与宏观总体都面临着在有限资源及环境机制下实现自身最优的问题。尽管由于参与方的行为表现、经济环境及制度安排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流派，但是对经济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的框架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及进行评估比较等五个方面。（田国强，2005）任何数理经济模型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在学习时，首先明确模型的这五个方面特征，将有助于人们迅速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数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学涵义。
（二）学会设定切合实际经济环境的数学语言
通常经济学理论分析都包括三个部分：提出问题，确定研究目标；进行论证分析；得出论断，给出政策建议。因此，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时研究语言就需要经历“经济学语言——数学语言——经济学语言”阶段的转换。分析问题是在明确了研究目标之后，要学会把现实中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参与方的行为特征及制度安排用恰当的数学语言准确、精炼地表述出来。不同的经济环境、游戏规则以及参与人的是否理性都是影响经济结果的重要方面。学会用数学语言准确描述经济背景及环境，是做好整个模型分析的基础。
（三）掌握基本的分析工具
在进行数理经济分析学习时，结合听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在理解本专业学科基本的经济思想脉络情况下，有侧重地介绍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说博弈论、动态优化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分析工具介绍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重点。教学时应首先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基础模型（basic model）的解决思路和研究方法；然后联系现实环境，向学生明确指出基础模型依赖的假设条件及在实际中的适用情况。如果基础模型的某些假设与实际环境相违背时，模型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延伸和改进。教师在重点讲授基本的分析工具之后，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感兴趣的点，查阅相关文献，对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三、数理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数理经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且数理模型的证明与推导，看起来抽象难懂，容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为了更好地讲授数理经济学，针对学生的具体经济学科专业以及相应的知识准备，应使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分析工具为导向
经济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经济运行。做经济分析时，一切应先从问题出发，将数理方法与经济学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脱离经济问题本身，过度沉迷于数理模型的推导无益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理解。无论是对于以后走向社会工作的应用型学生，还是对于日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的研究性学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在目前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和解决经济学问题时必须首先以问题为导向，从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寻找或创新数理分析工具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
（二）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学时以学生为主体，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微观经济学标准的消费者或生产者理论模型中，经济人都假定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每个人都把价格视为参数给定，个人的选择不受他人的影响，且每个人效用或收益只依赖于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初学者往往会对此不解，认为无论是假设条件还是得出的分析结果都不切合实际，无法理解学习经济学的用处。这时须启发学生，研究一个问题，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情形出发，然后再逐步深入，考虑更复杂更一般的情形。在上面的模型中放宽假设，假如市场环境不再是完全竞争，而参杂了垄断成份，甚至是完全垄断，那么我们通过模型推导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假如个人的选择会受到他人的影响，模型的结论又如何？同样，对其他诸如博弈论，委托——，一般均衡理论等数理模型的学习时，也应秉承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打好基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在基础模型上做修正分析。
（三）科研课题、实际案例与课堂互动相结合
即时的科研课题或者实际案例都是对当下经济热点问题的反映。教师在上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地穿插，形成补充。这样能使学生对所学数理模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直观的感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或文献，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互动式的讨论。因而能有效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模型的理解。
（四）注重课后的练习
仅仅依靠课堂时间就想掌握一门课程的全部知识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有复杂数学公式推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来说。因此，为了使学生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后练习是必要的。根据课程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后练习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代表性基础模型的推导证明训练；结合专业基础模型的课程论文写作训练。两种练习均要注意度的把握，以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分析能力为主。
四、结语
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研究分析方法也多以学习和模仿为主。由于国外的经济环境、机制设计以及参与者的行为心理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国外前沿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的直接适用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国内数理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由于数理经济学课程存在内容多、难度大，抽象复杂等特点，本文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几点体会。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总结和反思，数理经济教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25.
[2] 王 黎.应用型本科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探索，2010（1）：64-65.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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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核心概念，借助于经济人抽象，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建立起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些非主流学派，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运用经济人模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将经济人模式泛化为一般分析工具的倾向，似乎经济人模式能够概括人类全部经济生活的本质。但在实际上，这种忽视概念提出根据的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做法只是将已有的经济学推广应用到更多的场合，是经济学范围的扩大而不是本质的进步。象所有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根据和局限性一样，经济人抽象也有其特殊的根据，这根据就是局限性，由此决定了经济人抽象不可以无限泛化。在经济人抽象的适用范围之外，是全新的经济现象，其本质和规律不同于建立在经济人抽象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
一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人思想的人，他在下面这段关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著名论述里面，也提出和论证了经济人思想：“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第43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颂扬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是其核心思想。所谓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的安乐和利益的人，在此后关于经济人的所有界定中，经济人的这一自利特点都是最基本的规定。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经济人的性质，斯密是基于什么根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关于经济人“自私自利”（selfishess）、“利己主义”（egoism）、“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的解释，都把经济人归结为人性使然，是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即使斯密是基于人性论和伦理学提出经济人概念，人们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人，这也是有着经济领域的根据。斯密在上面的论述里面，已经给出了这种根据，即“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斯密是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
“斯密问题”存在表明斯密并不是从人性论和伦理学出发提出经济人思想的。所谓“斯密问题”，是指斯密的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们分别以“同情心”和“利己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如果斯密是从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的话，那么两部著作之间就存在矛盾和不一致性。
《道德情操论》是探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的，斯密以利他的“同情心”作为论证的出发点，说明斯密的伦理学并不是利己主义的。斯密从人们对“他人情感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两种角度提出“同情心”概念。在对“他人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人类有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在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快乐时，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作出评判。在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时，斯密认为，“如果我们不离开自己的地位，并以一定的距离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就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全面的评述，也决不可能对它们作出任何判断。而我们只有通过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或像他人可能持有的看法那样来看待它们，才能做到这些。”（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因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并且用这种眼光来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唯一的镜子。”（同上，第139页）综合上述两点，斯密认为道德的起源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某种不变的人性，而是产生于人与人关系中的同情心，斯密的伦理学是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分析人所会产生的行为和动机，这是斯密分析方法的特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的分析方法仍然具有这种特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些个人拥有一定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人的行为和动机就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因而经济人抽象的根据在于个人拥有资本，这些资本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够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斯密的经济人抽象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意思。不论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还是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都不是人的本性使然，而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决定了人们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动机。
斯密经济人抽象的根据被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具体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假设条件。斯密所说的资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一些具有稀缺性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可以产出不同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自发作用下，每种生产资源都能配置到最佳用途上去，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边际分析方法为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应用数学方法，在一系列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理论的科学化也使经济人具有了更为明确、成熟和系统的形式。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涵盖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有多种具体形态，既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也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且然他们各自利益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行为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力图在市场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因此，经济人抽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出统一解释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借助边际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例如，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是所购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等等。从而将动机与效果结合了起来，至少在理论上为组织资源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经济人的“理性”以一个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选择。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抽象的最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模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是对斯密经济人抽象的继承和发展，除保持了斯密所提出的根据以外，新古典经济学又加进了新的内涵。关于稀缺性的生产资源，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限制性假设条件：生产者的技术水平不变和消费者的偏好是稳定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社会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可知的。作为生产者，他清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作为消费者，他知道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等等。因此，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并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
二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这是其科学性的方面，而忽视人尤其是现实的人，又是其局限性。他们的经济人概念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抽象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
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在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基础上，使现实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得到了更好地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很有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分支，如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
现实人的认知能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所以，从现实人出发，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抽象的完全理性假设首先受到怀疑和批评。西蒙指出：“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带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假说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前言，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来代替完全理性假设，迈出理解现实经济人行为和动机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人具有有限理性，他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因而市场交易不可能是即时完成、没有任何费用的，在买者和卖者、雇员和雇主、委托人和人等市场参与者之间必然存在讨价还价、监督合同或契约履行的费用。例如买者因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而尽量低估，只愿低价购买；卖者则利用买者不了解商品的质量这一点尽量虚夸，索取高价；商品购买以后也存在一个维修保养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费用假设的非现实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思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里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科斯所开拓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现在已形成了由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以及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所组成的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学科体系，这对于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过渡经济学很有借鉴意义。
从信息方面看，所谓有限理性，是指经济人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经济人所掌握和利用的信息必然是不完全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没有现实性。信息不完全，就会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分析了经济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会有的行为和动机，因此，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人的分析更加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
单就经济人抽象来说，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经济人缺乏现实人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则在现实人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因此，后者关于经济人的抽象更为接近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也就比主流学派更为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已经使主流学派的现实性越来越少了，主流学派之所以还能居于现在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色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形式化、数学化和科学化的外观。让那些具有科学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放弃主流学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三
在实际应用方面，经济人抽象的主要问题表现在那种不加分析地将经济人模式无限泛化的倾向。每一种科学概念都有其产生的根据，但人类认识的形式理性主义倾向使人们常常无视其根据而把它作为一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中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在经济人抽象的应用方面，有如下一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4年发表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稀缺性假设，相对无限多样的人类需求，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社会需要在生产资源的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经济学又是选择的科学。由此罗宾斯提出了他的经济学概念：“把注意力集中在行为的特殊方面，即由稀少的影响强加的形式主义方面。因而，由此可以推出，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认为马铃薯的生产是经济活动而哲学的生产不是经济活动，相反，我们认为，就两者中任何一种活动都涉及到放弃其它合意的选择来说，都有其属于经济活动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对经济学的论题没有限制。”（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定义经济学，是从经济即节约的层面上理解。所谓节约，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共同特点，把所有这些活动都视为经济活动，就容易误导人们偏离对真正的经济活动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节约即成本收益分析只是经济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活动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源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学的研究不无局限性，但仍不失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一、企业管理决策的内涵
决策，是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行为方式，其是人类在对于一些事情的最佳解决对策上的一种选择过程。对于企业来讲，有位著名的管理学家曾说过，管理就是决策。这一点总结的很好，直接表现了企业管理的核心思路。决策对于企业来讲，它是其任何行为最为原始的步骤，即决定着企业今后的行为方向、思维方向。企业决策方向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其发展的相关命运。在观察一众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其出现问题的原因都和决策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企业中，决策最根本的价值就是选取对企业发展最有优势、最有价值的行动策略。但这不能够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企业接下来的动作，因为还要考虑到一些将来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决策中的风险因素是不能够消除的。很多决策其企业的发展中有很多关联性的，如果最初始的决策其方向如果错误的话就会导致全盘崩溃。就譬如像是安卓手机系统的出现与諾基亚手机的衰败，其在当年在手机领域以一种睥睨的姿态傲视着一众手机品牌。可当安卓系统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现象，众多手机厂商都投入了安卓的阵营中，而诺基亚却故步自封一直使用着自己的手机系统，导致其市场份额一直被缠食。而诺基亚虽然做出了相对正确的决策，在后期与微软的手机系统进行合作，也有了一些起色，但最终还是衰败了。
所以，企业管理层若想获得决策的成功，就需要在决策的同时引入科学的决策手段和理论依据，在保证决策能够给其带来足够利润的同时，也要保证其决策的关联性。而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引入管理经济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企业管理决策的现状
现今我国的企业管理中，其对于学术型的决策理论应用还不到位，导致企业在决策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决策存在着片面性
在企业中，最高的决策权利通常是掌握在企业领导的手中，而其手下的员工大多是根据领导的相关指示进行理解和执行的。这使得领导在下决策时，大多数都凭着其一些经验来进行决策，这种决策存在着片面性、仓促性，未能够体现决策应有的科学性、大局性。比如说，中国著名的乐视公司，在业界拥有比较好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如果乐视继续坚持本土化运营，发挥其所具有的网络媒体优势，将会一直保持较好的市场业绩表现。但是最近半年来，乐视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大量员工工资与供应商货款被拖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乐视在进行企业的决策当中，缺乏全面的市场可行性分析，盲目的进入了智能汽车领域，最终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产品创新乏力，原有的企业发展优势逐渐丧失。通过乐视这一反面案例可以看出，当前的我国很多企业在决策方面呈现出较大的片面性问题，需要在今后的企业改革与管理当中，积极的引入相关的原理与思想进行逐步的完善，例如管理经济学思想。
（二）决策缺乏着适用性
大部分的企业决策，都是根据领导的决定来进行来进行的。如果领导对于企业基层不够了解的话，就会导致在这个决策执行中就会存在很多的难度。并且没有根据企业的现状来制定决策，更不适合企业的发展。我国一些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完成了本土化的升级与发展之后，陆续将目标聚集国际市场与海外市场。我们在看到企业对外扩张取得效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企业在发展决策中存在着一刀切的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产品的市场营销以及企业文化构架方面，还没有进行因地制宜的量身定制。最终导致企业发展战略水土不服，无法发挥出原有的优势与价值，因此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的参与者，政府的决策者，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来提高企业发展普适性。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诸多企业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对于引进科学、先进的理论与管理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并且对于我国企业今后的发展还有着一定的带动作用，使我国的一众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
（三）决策缺少应有的理性思维
在很多企业在对待问题上，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以及逻辑推断，致使其在决策毫无根据，没有凸显出应有的理性思维。这会导致企业资金的白白投入，轻则会造成经济损失，总则将会是企业崩塌。就比如说格力制造手机这一事件，虽然格力在我国的空调领域是数一数二的地位，但是其发展手机在没有对市场进行细致调查的情况下，全凭这领导的喜好来开展手机这一行业，其后果可想而知，而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购买格力手机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基于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决策的现状，各个企业则更应该使用科学先进的决策手段，以应对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
三、应用管理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积极影响
（一）对企业内涵的影响
现代影响企业建立的因素不仅仅是资金，还是理论和技术的积累。企业的发展路线，也不仅仅是普通的资本累积，更是对于企业内涵的相关培养。通过管理经济学与企业的实际管理相结合，在平时的管理决策中运用管理经济学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分析各种问题的解决对策，还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良好的发展方向。企业管理者通过这些良好决策的应用，在加深企业内部技术与人才的有效利用的同时，深化了企业的内涵。
（二）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这里的竞争力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企业通过管理经济学的需求理论运用，在对于产品价值的管理决策中，能够获得最优的结果，这种结果能够提升产品自身的竞争力，加深企业产品在其领域市场中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管理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运用，能够让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实现企业资本快速累计，并且还加强企业的运作实力，这些都能使企业从客观的角度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三）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企业在相关决策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所以管理者在做任何的决策中，就必须对风险进行预测。而通过对于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使管理者得到系统科学的数据化分析，并且还有相应的数学模型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风险概率分析。这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企业决策中出现风险的概率。同时，企业还能够根据管理经济学的相关提示，依据风险作出有效的防备计划，是在风险放生的同时企业就能作出积极地回应，使企业损失降到最低。
四、管理经济学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
在管理经济学中，其最为重心的内容，就是强调企业经济管理决策中的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企业决策者分析问题的整体性上，还体现在企业决策者的经济概念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认知上。通过管理经济学的相关数值分析，企业管理者在決策的方向上以及对于管理思维上都有着同样的准确度。其具体应用如下：
（一）通过函数模型来决定决策方向
管理经济学主要是通过某些函数模型，来影响企业管理的决策方向。比如说通过函数来决定企业产品的成本控制。在对于提高效率的计算中，可以使用的函数是Q=f（L，K0），保证K0的系数恒值，企业产品的产能会跟着L的系数增大而提高。如果某一个企业使用三人组的工作结构，并且这种工作结构的效能还高于普通的工作结构，在保证工作条件的一致的情况下，员工的效率也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在对于成本降低的计算过程中，可以使用边际产量原理来求出结果。其主要的函数为MPL=Q/L，这个原理就是在生产方式相同的情形下，某些因素的变换会影响总结果的变化。这里的变换就是MPL。在此之上，从这个函数模型上可以明白，在总的产品产量不发生改变的时候，减少作业人员能够降低成本。通过相关函数的模型，企业管理在决策中，能够做出清晰的计划来进行相关的经济活动，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加深了企业整体销量。
（二）对产品价格、市场的合理分析
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企业在对产品定价的相关决策中，首先要把产品的价格稍微抬高一些，再根据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进行调控。还可以进行降价销售的方式，降价是一种企业经常使用的方式，由于产品的利润达到最高的时候都是其价格浮动性比较高的情形下。
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产品的定价过程中，首先制定较高的价位，然后根据市场产品的价格逐步减价，这种减价方式是产品销售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产品最大利润化一般出现在价格弹性充足的情况下。企业的相关人员必须要了解产品浮动的价格变化，与此同时还要清楚各种相关产品之间的联系，一定要计算好产品之间的数值比。通常情况下，其最后数值显示越大，说明产品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反之则是互补商品。相关销售人员只有在全面了解产品价格浮动的前提下，才能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先机，才能够对产品进行时时更换，把握市场先机，从中赢取利润。此外，企业内部对产品价格的调整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需求量，所以企业要做到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产品喜爱的偏好，从而更加准确的进行调整价格，以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根据这些方式，能够让企业在发展中得到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及市场竞争的能力，这也认证了管理经济学中的理性思维，对企业管理决策中重要的程度。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 制度变迁理论
正统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通常不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但其他许多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上研究了制度及其变迁，创立了相应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中以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最为典型。本文将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二者的可沟通之处进行讨论，力图从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方式等角度尝试对两种理论进行综合。
一、有限理性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的分析
1.诺斯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诺斯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在自己的分析中，始终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在“行动集团”和“经济人有限理性”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诺斯借鉴马克思的观点，指出用共同利益来“团结”经济人，以此来解释大集团行动。另一方面，他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坚持并逐渐发展了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诺斯试图通过对人认知模式的研究，将经济人的假设再次“微观化”、“精致化”，并试图在自己经济人的基本分析单元内，将唯物与唯心的哲学观进行一次综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认知模式（mental model）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认知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由知识、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在代际间传递而产生，而这些知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不同民族和社会中又根本不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具有本地性（local），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而导致人们认知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自己的认知模式。”认为可以用个人不同的认知模式，去阐释周围的世界，本身就是诺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承认通过经验获得的认知模式具有本地性，就是承认了客观物质世界对主观认知的影响，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诺斯力图在唯物和唯心主义之间，利用线性方式，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现实。
诺斯对于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以及他对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借鉴，使他接近于接受哈耶克关于个人的不完全知识以及由此引致的扩展秩序学说。诺斯将学习置于他的新制度理论的核心地位。这种对学习作用的重视，正是哈耶克文化进化观的核心思想，说明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出发点上，已经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取得一致，即两种理论都认为文化知识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学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演化经济学主张用“文化人”的有限理性概念替代“经济人”完全理性的概念。
2.的社会人假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的经营过程时也遵循经济人的“分析逻辑”，但马克思对经济人理性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从历史角度看到了经济理性在人的选择和行动中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用“社会人”假定取代经济人理性假定。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但是，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过分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就导致了不能很好地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
3.我们需要的假设
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能够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变迁特征的基本假设。首先应从对具体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找出某些体现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事件的特征向量，然后再寻求能准确描述这种特征向量的基本假设。由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围绕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而展开的，并未涉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而实际上中西历史的差异是明显和巨大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类似西欧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为伦理社会，而且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专用假设，似乎分析传统中国经济史时放弃经济人假设是可行的，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包括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伦理人”假设也许更适合分析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过多依赖于马克思的社会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制度的可设计性和多样性的研究，其他的如伦理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也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等原因的限制，对制度变迁的分析还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恰恰缺乏的是运用经济人假设进行微观的、个案的精致分析。
但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能综合人类行为的全部特性，它只强调了寻利的逻辑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方面，遗漏了人类行为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必须注意文化、伦理、社会性对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影响。要达到对经济人、文化人、伦理人和社会人的综合，可以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中去。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这个方法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它和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论一脉相承，重视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根本作用，力图阐释个人与环境循环之间的互动，还强调人类心理的作用，这些符合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史中变迁的特征向量，即中国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社会，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二、基本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1.诺斯在基本方法论上借鉴了
的制度变迁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明显地受到了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诺斯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与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诺斯的理论明显是采用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其次，诺斯在基本方法论上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与从意识和既有概念出发的各种唯心主义相比，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一点也可以从我们对诺斯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分析中看出来。另外，诺斯注意将制度、人的动机和行为、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考察，将人置于复杂的制度、文化关系中加以考察，是一种类似经济学的联系的、系统的方法论意识。
2.哈耶克对诺斯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批判
哈耶克认可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认为支配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惟一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他批判诺斯坚持“个人理性”观点的个人主义为“伪个人主义”、“原子论个人主义”，他提倡“真个人主义”，并认为，如果让个人享有自由，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大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的成就。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有关孤立个人的权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哈耶克在批判“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同时，还批判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这种“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在政治上是不民主的，并与法制不相容，还限制了个人的自由。
3.对上述基本方法论讨论的思考
经济学家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或自己形成多元的哲学思想，内化为其从事科学活动、构筑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他们的理论总是多元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运用。所以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论运用在各种理论中，也往往表现出多样性。试图对各种理论观点博采众长、进行综合，并对它们的基本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个艰苦但却极有意义的过程。如卢瑟福在其著作《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探索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问题。杰克.J.弗罗门（Jack .J.Vromen）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试图将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生物学和科学哲学的演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我们也尝试就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基本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内容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这种对理论和基本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4.对诺斯和马克思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诺斯和马克思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都对制度进行了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但诺斯主要运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微观的市场均衡，是瓦尔拉斯均衡；马克思主要研究制度与生产力的协调，制度框架内各主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属于宏观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诺斯理论十分重视个案研究，经济学注重对宏观的制度变迁进行长期地考察。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我们应该采取将微观研究方法和宏观研究方法并重的态度。在目前对中国经济史的分析中，缺乏一种从宏观角度的分析与检验，菲利浦•基弗（Philip Keefer）和玛丽•M.雪莉（Mary Shirley）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一文中，通过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的统计和计量，来比较中国和加纳的非正式和正式的契约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在现有的中国经济史分析中，我们还缺乏对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进行经济分析的微观方法，和一个类似西方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政府理论。埃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对两个历史案例，穆斯林世界的马格里布与拉丁世界的热那亚的对比分析中，运用了有效工资等数学模型，研究这两种社会中解决委托-关系的不同机制。借鉴格雷夫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委托-理论和博弈论、演化博弈论，来继续我们前面缺失的微观方面的分析。
三、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的分析
1.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
两种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都可以归结到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和变迁主体两个方面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并分析了两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充分的。诺斯虽然只从变迁主体的动机来揭示变迁的动力，并没有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矛盾运动分析，但是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诺斯强调“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其实纵观历史上不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总体上是由于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革而导致的。
两种理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而技术进步速度又主要由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世代代积累的科技知识存量决定。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学习和知识存量部分决定了技术变迁，从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引致制度变迁。诺斯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学习和知识存量对制度变迁极为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努力理解人类究竟如何学习，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精神构架的捷径。学习变成了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了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诺斯还肯定了格雷夫在对前现代欧洲的研究中，将文化置于研究中心的做法。可以看出，诺斯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注意到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只不过两者分析的视角不同，马克思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而诺斯继续沿用自己的个人主义视角，注重从个体和人认知能力的角度考察。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也给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以重要启示，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只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才是永远成立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绝对化。而诺斯的观点，即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制度和技术并不是明显存在时，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假定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起始点，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存在的对食物、住所和繁衍的基本需要在不同民族中可能是一致的，而且这一时期存在为数不多的制度安排。只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进一步展开，更多地经过互动演化过程产生的制度约束作用于经济和社会中，从而影响了以后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但是即使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是在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和正式制度也要在非正式制度框架内展开的道理一样。随着制度矩阵的产生、成熟和消亡，对制度矩阵的认知通过知识和学习过程在代际间传承，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又增添了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成为了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
两种理论都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且都做了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的区分，只不过两者在承认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具体的划分有所不同。马克思出于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的目的，更注重对革命式变迁的分析。诺斯深入分析的是“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的划分。诺斯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其演进过程没有中断；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
评析哪种变迁理论更有说服力，只进行纯粹的理论上的对比，并没有更多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在传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历史变迁中存在一个盛衰周期，有统一的大帝国的长期稳定存在，这种超级稳定结构有时会延续数百年，又有统一政权的分崩和瓦解，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内战和人口锐减。对这种稳定与突变，用某种理论进行简单地归类，其价值并不大，我们需要更加适用的工具进行更加准确地描述与分析。青木昌彦在《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利用演化博弈论作为工具，对经济体制的稳定与进化，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分析；张旭昆在《单项制度演化方式浅议》一文中，利用博弈论将单项制度演化划分为个体式、协议式和强制式三种方式，认为马克思和诺斯的制度演化方式论是可以互补的、可综合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的发展还并未十分成熟，制度变迁的形式又往往是以矩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形式进行的，同时还要受到历史偶然事件和因素的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常常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伴相随地发生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确信，这些却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四、结论
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变迁特征，要对经济人、文化人、伦理人和社会人等基本假设进行综合，可以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结构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引入到对经济人的分析中。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论运用在各种理论中，也往往表现出多样性。分析中国经济史时，对理论和基本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还需要借助诸如博弈论、演化博弈论等更加完善的分析工具和更多的案例加以分析。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孙圣民.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7）：48-52.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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