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F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2－0021－04
俄联邦经济历经十余年的衰退、大幅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从1999年起进入了新一轮增长阶段。新一轮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波动较小，持续时间较长，各方面经济指标均有所改善，在这个背景下，俄政府提出了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一、俄联邦新一轮经济增长
俄经济新一轮增长不但摆脱了转轨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而且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从1999年的恢复性增长开始，七年来俄GDP增长速度保持在5％－10％之间，波动幅度远小于上世纪90年代，2000－2004年五年平均增速7％，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6.4％(见图1)。
俄新一轮经济增长除了表现在GDP稳定持续增长外，还体现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消费领域爆炸式增长。2005年俄进口车销售量达到60万辆，比2004年增加了57％，比2001年增加了6倍；手机用户也从2000年的300万增加到2006年6月的8000万；至少20％的家庭拥有电脑，是2001年的4倍。消费能力的迅速提升与俄罗斯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是密不可分的。过去五年，俄罗斯人均年收入的平均增幅接近29％。高盛公司预测，俄罗斯人均年收入在2025年之前将高达4.5万美元。美林公司和凯捷集团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俄罗斯约有8.8万名百万富翁。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汽车进口销售商罗尔夫连锁公司的总裁马特・唐纳利表示，在他们那里买车的不只是百万富翁。他估计有800万俄罗斯人月收入至少有2000美元，350万俄罗斯人月收入至少4000美元。
经济状况持续转好的另外一个标志是外债大幅减少，黄金外汇储备跃居全球第四。1999年，俄外债曾高达1545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4％。而到2006年6月，俄黄金外汇储备达2460亿美元。为使国家节省77亿美元的利息，俄政府决定在8月底之前全部偿清所欠巴黎俱乐部的213亿美元债务，并同意支付10亿美元作为补偿金。俄MDM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那些在八年前曾经嘲笑过俄罗斯的人现在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是一个有信誉的大国。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特征
(一)出口拉动下的经济增长
分析一国经济增长原因的方法很多，可以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也可以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出发分析。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重要指标，而且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一直是困扰俄经济的问题，因此从GDP研究的角度人手，分析GDP各种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支出的角度看，构成GDP的主要内容包括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出口、进口，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分析以便比较各变量对俄GDP增长的影响(见表1)。
由于构成GDP的变量之间关系密切，为避免变量自相关导致的信息失真，分析过程中不采用变量全部进入分析的方法，而采取逐步筛选法对各变量进行筛选。本分析所用工具为SPSS13，分析结果为公式1。
回归曲线：
GDP=0.783＋1.322×出口＋0.629×投资(公式1)
(t=9.85 18.59 5.19)
(R2=0.989，DW=2.427，)
从分析结果看，出口和投资是俄GDP的主要决定因素，相关系数0.989，DW检验值2.427，说明各变量之间的自相关关系不是很强烈，因此得到的结论是可信的。分析结果说明俄罗斯出口、投资是支撑俄罗斯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回归方程中出口乘数为1.155，出口值占GDP的1／3左右，因此可以认为俄经济明显受到出口因素的影响。消费、进口因素对GDP增长的重要性在模型中没有得到体现。在俄罗斯出口产品中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产品，其中石油的作用尤为突出。从图1可以看出，石油价格的波动幅度与俄GDP增长趋势关系非常密切，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与俄经济大幅波动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无论从回归分析还是观察曲线走势，都可以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与石油出口价格有密切关系。
(二)俄经济已经初步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
国内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石油出口一方面拉动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掩盖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分析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剔除石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GDP中直接剔除石油份额的做法很难实现，为解决此问题，世界银行专家组在2005年3月公布的《从转轨到发展――俄联邦经济发展备忘录》中提出了通过石油价格对GDP增长的弹性来剔除石油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法。该方法认为，根据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石油价格的关系的分析，近年来俄罗斯GDP增长对石油价格变动的弹性系数在0.05－0.10之间，即石油价格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俄GDP同向变化0.05－0.10个百分点。同时该备忘录认为选取0.07这个弹性系数是较好的。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推荐的标准对俄GDP进行调整，结果见表1最右一列。以调整后的GDP为因变量，重新进行多元线形回归，结果如公式2所示。
调整后的GDP=0.744＋1.39×消费(公式2)
(t=5.63 13.82)
(R2=0.955，DW=2.090)
分析结果表明，剔除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后，消费成为影响GDP的主要因素。由于构成GDP的五大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简单应用线性回归分析很难消除变量之间复相关的影响，消费变量不仅解释了消费对GDP的贡献也可能解释了其他因素的贡献，尽管如此，剔除石油因素后消费对GDP的贡献显著提高却是毋庸置疑的。
为弥补线性回归分析的不足，有必要从其他角度分析消费对GDP的贡献。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七年来俄罗斯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占GDP总量的份额不断提高，从1999年的47.5％稳步提高至2004年的52.6％；进口占GDP的比例也显著上升，七年间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同时期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从1998年的24.6％逐渐下降至2004年的11.9％。这说明
内需对俄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呈现稳步发展的势态，这对于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俄联邦来说是非常好的势头。尽管俄GDP增长受石油价格的明显影响，但随着国内消费等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逐步加强，俄经济正逐步摆脱对外经济依赖。与石油出口价格的大幅波动相比，消费等国内经济活动的稳定性要强得多。
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投资效率反映了投资每变动百分之一所引起的GDP变化率，可用于衡量资本形成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俄经济的投资效率除了在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大幅波动外，总体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1999年以前，俄经济的平均投资效率低于5％，此后不断提高，2001年以后从11％逐步提高到18％，并且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见图2)。投资效率稳定持续提高也是俄经济实现比较稳定、持续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综合以上各项分析可以认为俄经济已经初步具备了稳定增长的基础。
三、俄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问题
(一)过度依赖资源出口，俄经济中尚存在不稳定因素
俄罗斯以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不仅会耗竭自然资源，而且会时常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因素的左右。不仅如此，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还造成高科技部门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俄经济增长还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逐步改变对资源出口的依赖，逐步优化出口结构是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此外，俄GDP中消费所占份额略高于50％，尽管高于中国，但仍低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还有赖于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单一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如果考虑石油因素影响，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投资，而且许多是与石油产业有关；如果不考虑石油因素影响，俄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消费。因此无论是否剔除石油因素影响，俄经济增长都面临动力单一的问题。为说明问题，本文对中国GDP的构成同样作多元回归分析，所采用方法与分析俄经济时所采用的方法相同。为突出重点，避免罗列过多数字，这里仅提供分析结果。分析中所用原始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总局网站公布的《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
GDP=0.174＋1.474×消费＋0.481×投资＋0.741×出口－0.381×进口(公式3)
(t=1.681 t=39.562 t=4.992t=4.661 t=-2.901)
R2=1.000．DW＝2.507GDP＝-3357.437＋1.444×消费＋0.705×投资＋0.602×净出口
公式3的分析结果表明，消费、投资、进口、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变量，与俄罗斯的情形相比，影响中国增长的各项因素关系更加均衡。进口和出日同时成为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变量，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开放水平。对比各变量不难发现，无论从总量(占GDP的百分比)还是回归曲线的系数(1.474)来看，消费都是影响GDP增长的最重要变量。国内消费具有稳定增长的特性，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实现较稳定的持续增长与这种消费占主要地位、其他变量均有显著影响的模式是有关系的。因此，从GDP构成的角度看，俄罗斯经济要实现更加稳定的持续增长，应该进一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同时均衡消费、投资、进口、出口等因素的关系。俄罗斯是一个拥有近1.5亿人口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大国，不可能依靠某些产业的畸形发展而获得持续发展，俄罗斯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自身的消费、投资等力量的推动。
对比中俄两国的出口乘数发现，两国对出口的依赖性都比较强。与俄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出口中有近2／3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实现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是利用中国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的劳动力，不仅为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税收，而且提高了国内市场竞争力，带动中国技术、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俄罗斯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虽然能换来大量外汇，但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贡献却很有限，更不用说推动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了。因此，中国外向型经济与单纯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相比，无论在稳定性还是在经济效果上都要优越许多。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俄两国虽然对出口都有较强的依赖性，但是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即使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让中国经济大幅衰退，而俄罗斯受到了那次危机的重创。
四、结论
关键词：经济增长 β-收敛 财政支出 区域经济差距
一、引言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因此被广泛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收敛假说指出，基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倾向，如果区域间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间的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将趋于均衡。如果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则意味着区域经济差距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趁于缩小，从而有助于政府实现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如果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发散(趋异)的趋势，区域经济差距将会拉大，则意味着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难度加大，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政策效果会受到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创设有利于收敛发生的条件，来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二、模型选择及数据定义
本文在以前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采用β-收敛法来测算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这是由新古典增长模型演变而来的，通过测算β-收敛系数来考察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β-收敛系数是指落后地区的某些经济指标接近发达地区水平的速度。该模型中，仅有两个时点t-T和t上的观测值，T是时段的长度，这一时间区间上的平均增长率即为：
为尽可能保持各区域间经济体制变量一致性的假定，时期的选取是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的1994年开始的，分析的总时段是从1994年到2005年，以1999年为分界点。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各省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人均GDP的增长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实际带来的人均财富的提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本文分析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4～2006)。本文分析中提到的人均GDP均为真实人均GDP，即对人均GDP进行平减指数的修正。考虑到各省的GDP名义指数、可比价格GDP指数难以获得，统一采用同年全国的GDP名义指数、可比价格GDP指数进行处理，全国的可比价格GDP指数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GDP的名义指数同样采用1978年为基期，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第i年的平减指数=第i年的GDP名义指数/第i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指数。
各省第i年真实人均GDP=各省第i年人均GDP/第i年平减指数。
三、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分析
(一)绝对收敛分析
绝对收敛假说是指技术、制度、文化、偏好等相似结构特征的区域有相同的经济稳态，无论经济的初始条件如何，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长期内不同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将收敛于相同的稳态水平。首先笔者采用上述经典回归方程(1)分时段对各省截面数据进行了非线性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由表中回归结果可见，各个方程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单从收敛系数β的估计值来看，3个时段的估计值B均小于零，说明这3个分析时段全国各省都没有收敛的趋势，各省经济都趋于发散。从β值的显著性检验t值来看，1999年到2005年这一时段，t值显著水平不是很高，其他两个时段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发散的特征很显著。从发展阶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的初期，1994～1999年全国各省的经济具有明显发散的特征，1999年以后各省的经济发散的迹象并不是很显著。所以总体来看，全国各省的经济没有收敛的倾向，具有明显的发散的特征。
由于收敛研究关注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阶段性变化。因此从1994年到2005年来看，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的收敛趋势。也就是说。从长期趋势和整体上而言，中国各省之间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收敛的特征。
(二)条件收敛分析
条件收敛指出，不同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从而具有不同的经济稳态，无论经济的初始条件如何长期内不同区域的人均水平将收敛与各自的稳态水平。由于条件收敛承认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和稳态值，比绝对收敛更加接近现实，更具有说服力。
在(1)式中再加入其他变量，构建条件收敛的回归模型：
是一些用于测度区域稳态值的变量，也被称为收敛条件。如果回归方程8大于零，且能很好的度量稳态值，则说明发生了条件收敛。
条件收敛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收敛条件的寻找和确定。巴罗强调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他检验了政府各种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这些变量分别以独立的形式直接加入，结果表明它们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截然有别：其中公共教育支出部分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用于纯政府消费的部分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参数，它自然是分析框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参考巴罗的上述结果，我们选择财政支出――一个反映政府综合行为的经济变量，来进一步观察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本文中采用财政支出与GDP比例这一变量在总体上考察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宏观干预程度，此变量只能反映上述各种变量的一个综合效应。
笔者将条件收敛回归模型(2)式中控制稳态的变量设置为财政支出与GDP之比的变量gi，回归模型如下：
gi表示考察期内的财政支出与当年真实GDP比值的算术平均值。目的是使财政支出变量固定不变。新古典模型中控制变量决定了每“有效”工人的稳态产出水平。对于给定的状态变量而言，这些变量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如政府政策变量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增长率。财政支出变量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在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中是否符合这一经验假说，能否构成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一个影响因素呢?检验结果如表2。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 粗放型 集约型 转变路径
十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报告也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有很多种提法，如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与内涵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等。尽管划分角度不同，但在本质上，数量型、外延型和粗放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产出的增长；而质量型、内涵型和集约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产出的增长。
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就对经济增长的性质、原因和条件等进行了探讨。亚当·斯密把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生产性劳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约翰·穆勒深入研究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合作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马歇尔注意到组织管理以及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创新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都可以归入“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
1939年，哈罗德-多马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不能解释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进步因素，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并推出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
式中y为产出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弹性系数；β为劳动弹性系数。从该方程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因素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两大类，而要素投入增长率又细分为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索洛模型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大类，在比较完整地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动因的同时，把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们从量化角度分析和把握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以索洛模型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该模型的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量化分析角度进行的。当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时，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当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高于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时，这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由于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所谓索洛余值的暗箱。之后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打开了索洛余值的暗箱，使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带来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也为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相关文献综述
李京文（1991）分析了1953-198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因素，采用了乔根森等人提出的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了资本、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至1988年，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其作用日益重要，显示出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以及城镇的企业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尽管这一时期粗放的程度有所下降，但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到59.9%，因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粗放型。
陈琳（2008）采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情况。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4，劳动产出弹性为0.46。根据其研究，1978-2004年期间，资本年均增长率为10.1%，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劳动力投入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资本投入贡献大大高于劳动力投入贡献，二者的贡献率之和为67.9%，说明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此期间达到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从1978-1990年和1991-2004年的分阶段比较来看，1990年之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由19.7%降为4.9%，资本贡献率有所上升，由51.1%提高到60.6%，但要素投入的总体贡献率是下降的，由70.8%下降为65.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所提高，由29.2%提高到34.6%。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两个阶段都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来推动，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属于粗放型增长。
杨飞虎（2010）进一步分析了1952-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因素贡献情况。研究采用C-D生产函数，设立了我国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分别对1952-1977年、1978-2008年、1993-2008年、1952-2008年这四个时期进行了分析。估计的要素产出弹性为，在1952-1977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为0.398，劳动产出弹性为0.239。在1978-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迅速上升到0.939，劳动产出弹性为-0.04。在1993-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934，劳动产出弹性急剧下降到-0.062。在1952-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813，劳动产出弹性为0.112。
根据杨飞虎的分析，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50.47%上升到1978-2008年期间的95.33%；而劳动投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9.72%急剧下降到1978-2008年期间的-0.01%。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58%，劳动投入仅为3.23%。在1952-197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81%；而1977-2008年期间，贡献率急剧下降为5.67%，但在1993-2008年期间，其贡献率缓慢上升到7.016%。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7.19%，略高于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上述分析尽管因研究方法和数据口径的差异，在结论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增速提高，劳动投入增长缓慢且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十分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具有高投资、低就业、低技术含量的典型粗放型特征。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特征与政府的不当干预
经济增长是由企业活动实现的，而企业依赖于要素价格体系，其决策是在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一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又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政府的干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一）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要素一般可分为三种，即劳动、资本和土地，这3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依赖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就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劳动力资源最为充裕，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次之，而技术最为短缺。由此形成的要素价格体系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最低，资本和土地次之，而技术相对最为昂贵。此处技术是指凭借自主研发实现的。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进行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很高的研发投入，而且风险较大，因而价格高昂，在其他国家有现成技术可以引进的情况下，通过引进技术来推进技术进步，取得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余值的增加，即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出现相对上升趋势，迫使企业逐渐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开始重视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一方面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产生大量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资本价格相对较高，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进步以资本密集性技术为主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提高竞争力，这在宏观上就表现为以大规模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是吻合的。可以说，这些粗放型特征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应性。
（二）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过度粗放
从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中的政府干预来看，存在着对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价格偏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自然资源价格形成体系不合理，对环境成本的估计不足，价格偏低，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导致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惊人。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相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还要高出31%-45%。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同样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万美元的GDP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
2.资本价格长期偏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人为压低利率，使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仍未做到实质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原本不充裕，但名义利率在有的时期却低于美国，如2007年6月我国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与美国当时6.5%的再贴现率水平持平。另外，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主要贷放给国有企业，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国有企业也没有还贷的动力，甚至一些非国有企业凭借人情借贷也是如此，这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贷款利率可能更低。企业赖账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劳动者权益不能有效保障降低了劳动力实际价格。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其底线应该基本能够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在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拖欠工资甚至逃避支付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日、节假日加班往往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很多，农民长期离乡背井打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往往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身心健康严重透支，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这些方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4.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提高了技术的实际价格。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投入高、风险大。即使取得研发成果，由于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完善，也导致知识产权被侵犯的现象较多，某种新产品一上市，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企业为维权还需支出打假、诉讼等费用。这使得企业自主研发的实际成本提高，提高了技术要素的实际价格。
政府的干预不力导致了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表现为资本价格严重偏低、劳动力价格偏低和技术价格偏高，由此形成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促使企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而不愿进行自主研发。由此形成了比合理情况下更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更低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的自然资源消耗等特征。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受到了政府过多的不当干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了过度粗放的特征。这带来了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本被浪费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政府的干预进行矫正，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调节的辅作用下，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创新激励体系，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制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体系，做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而我国一方面相应领域的法律不完备，在执法上更是问题重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加强和完善促进技术研发和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层面，尤其是加强执法体系建设，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更是当务之急。
（二）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产业政策是通过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限制落后产业扩张、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措施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最常用的工具是市场准入制度，政府应重点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产业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法规。技术落后、单位产出能耗高、达不到技术准入和环保要求的项目不能进入市场，现有企业达不到标准的应逐渐关停或转产，对于产能过剩产业严格限制企业进入。产业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的支持，优先审批，优先投资。在产业布局上，应支持产业投资向落后地区倾斜，并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以此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要素使用效率。
（三）有效发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激励和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以此引导企业进行集约式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对实施自主创新、不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激励，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加大研发费用的扣除比率，通过金融政策予以优先贷款，使企业愿意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愿意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和对现有技术、工艺的改进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愿意采取节能降耗措施进行生产。同时，政府可提高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税收比例，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为，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节能降耗。
此外，为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还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提高资源税的税负水平，改革“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为“从价定率”，从而使财政政策能够促进资源的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促进环境保护。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相应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税负水平，税率为5%-10%，这次改革暂按5%的税率征收。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油气资源税收制度，取消了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上自营油气田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统一改征资源税。
（四）提高教育投资的利用质量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人力资源基础。近年来，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才的培养质量还有待提高，人才的培养结构也不太合理，表现为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大学生就业难、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等方面。因此，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应注重提高教育投资的质量，如加大对职业学校的硬件投入、加大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总之，在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干预的推动作用，以有效的市场机制结合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要素使用偏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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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飞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J].经济问题探索，2010（9）
一、基准情景
根据目前的经济增长态势，估计“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8.5%。基准情景的计算结果表明，“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为8.1%，略低于“十五”；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5%和6.8%。整体来看，本世纪的头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2000―202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虽然资本投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但是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仍然高达65%―70%左右。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国内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快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十一五”期间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仍将继续，2010年以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抚养率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转变，储蓄率(投资率)将会有所下降，2020年投资率将下降到35%左右。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非常小，这主要是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决定的。201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增长对GDP的贡献基本保持在5%左右。2010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趋缓，相应对GDP贡献也将不断下降，到2020年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推动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另一动力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且其对于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二、协调发展情景
各时期协调发展情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要快于基准情景。“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基准情景0.4个百分点，预期将达到8.5%；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8.2%和7.7%。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在该情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但是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基准情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基准情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从长期来看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深化，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三、风险情景
在风险情景下，“十一五”期间GDP的增长速度比基准情景低0.6个百分点，为7.5%。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抚养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下降，预期到2020年投资率将下降到30%以下，相对于基准情景，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所下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风险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明显放慢，与基准情景相比，2020年农业的比重高2.5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比重低2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分析，主要结论是：
1.“十一五”期间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变价格(2000年价格)计算，“十一五”期末GDP总量按美元计算将达到23000亿美元左右；2010―2020年经济增长相对“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7%左右，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47000亿美元左右。
2.“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2020年经济快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仍然是资本的快速积累，其贡献率分别达到了63%(协调发展情景)、66.7%(基准情景)和71.7%(风险情景)。同时，分析表明，由于城市化、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到2015―20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将比“十五”期间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实现未来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
论文关键词：新疆,工业反哺农业,实证分析
近年来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经济质量上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依然很大。为了实现新疆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就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在本文研究中所涉及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而农业则涵盖了“三农”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此选取下述两组反映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通过计量分析来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指标的选取
1.经济增长指标
（1）区域生产总值：反映新疆经济增长总投入规模。
（2）财政收入：反映新疆经济增长的效应和质量。
（3）国际贸易总额：反映新疆与周围国家经济来往。
（4）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新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2.工农业协调发展指标
（1）城乡居民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表示。
（2）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反映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用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与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的比例来表示。
（3）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反映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水平与农民人均总消费水平的比例来表示。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1.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所涉包括1989年至2007年近二十年的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其计量在SPSS17.0和Eviews5上完成。
为了消除量纲对运算的影响，本文采用了极差平移的变换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了量纲的影响。
2.主成分分析
（1）经济增长水平值
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主成分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的主成分1初始特征值为3.932且大于1，并且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98.30%，因此，可以用其作为原变量所包含信息的代表。同时还得到了主成分1的用主成分载荷矩阵，用其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新疆经济增长水平值。
经济增长水平=0.5ZA1+0.5ZA2+0.49ZA3+0.5ZA4
(2)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值
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主成分分析得出，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成分1初始特征值为2.261大于1，且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75.37%，因此，可以用其作为原变量所包含信息的代表。同时可以用得到的主成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新疆工农业协调发展水平值。
工农业协调发展水平=0.5*ZB1-0.6*ZB2+0.62*ZB3
3、H—P滤波处理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odrick—Prescott滤波(H一P滤波)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为此，本文借助于Eviews5.0统计软件，对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和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指标进行了H-P滤波处理。
三、经济增长与工农关系状况的相互关系分析
1.经济增长与工农关系的初步判断
1989至2003年，随着代表经济增长的HP曲线(红线)的上升，代表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蓝线)的HP曲线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到了2004年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蓝线)的HP曲线开始下降,这表明随新疆的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而改善，反而工农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图11989一2007年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值的H·P滤波值曲线
2.Johansen协整检验
如前所述，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经济增长HP和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HP数据为平稳序列，适用于VAR模型。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本文先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即是否存在指标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表1给出了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表1H·P滤波值的Johansen协整检验
原假设的协整向量个数
特征值Eigenvalue
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
5%临界值
1%临界值
None
0.993257
99.35718
15.49471
19.93711
At most 1
0.570564
14.36979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平均每十年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是辉煌的经济奇迹背后却是能源的大量消耗，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高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成为目前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中国主要以能源拉动的经济增长呈现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特征[1]。当前中国提倡科学发展观是被实践证明的确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纵观当今时代经济增长的主题是提倡生态经济，生态经济从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低碳经济，是基于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达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优化能源利用的结构，最终达到减少温室气体（CO2等）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科学的经济增长观，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目前人类生存的空间状态主要表现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种变暖趋势的危害后果相当严重，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生存的环境空间，这在相当多的经济实验和经验研究中已经得到检验。经济哲学强调逻辑的一致性与理论应用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经济增长哲学，表明生态经济符合人类生态系统循环规律。科学发展观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哲学方法论在实践中的应用[2]。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实质是经济长期的稳定和理性的增长，这种理性通过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增长得到体现。
从经济增长的未来道路来说必然要从以人类自我欲望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以整体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转变。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理念，因为科学的增长从经济哲学意义上说也是建立在生态科学技术创新、生态伦理学进步与经济低碳增长模式的和谐与统一之上。
2能源利用循环系统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战略能源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喻为经济增长的“血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人类目前利用的能源分类来看，当前世界对能源的依赖主要还是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技术，那么这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将是极大的挑战。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与经济增长快速所表现的矛盾已经相当严峻。结构问题，还是结构所造成的后果更重要？为了分析这种后果，有学者以罗默的“增长阻力”作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分析能源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效应，结果发现能源禀赋对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阻力各不相同[4]，这种不同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二是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影响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造成的后果将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源禀赋不同必然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种非行为性阻力，在考虑生态平衡与供需平衡的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引导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协同机制相当重要，这种协同机制可用相关的变量来衡量并得出相应的协同系数，作为能源战略实施的绩效评价，具体原理可参考图1的区域能源战略的协同机制作用路径[5]。3能源技术创新与经济理性增长的框架变量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本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性增长视角提出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框架，创新能源经济增长的理念。构建的研究框架就是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应用到能源技术创新中去就是能源经济理性增长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理清能源经济增长系统框架内核心变量的作用机理，从而找寻相对应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措施以利于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
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84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结构矛盾根本在于资源禀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资源禀赋约束下能耗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和经济增长对油、气的需求不断上升。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结果已在近年来煤炭过剩开采所激化安全事故、油价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的趋势中得到显示。尽管这种趋势造成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检验，但是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增长方式。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唯一出路是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减小煤炭比重，加大油、气比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达到实现能源供求平衡、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利益、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但是能源替代效应实质并没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生态系统破坏，因此这种能源的替代所形成的能源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可能是有利的，但并不符合科学的经济增长理念。
这是否是最优的实现的经济增长路径也值得讨论。中国能源生产利用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能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向受政府调控明显，煤炭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3]，如果能源结构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路径依赖一旦锁定，产生的马太效应将是加倍的后果。于是，我们要问，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否仅仅是能源产业能源经济增长的理性化。所以说构建的框架对促进能源产业的更好升级、能源技术的创新、实现能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升级以至宏观经济的理性运行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图2研究框架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具体的概念框架与变量如图2所示，框架内的核心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构成一个循环的系统，电力消费量作为基础变量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GDP电耗。为了使能源可持续增长系统能够良好运行，这些核心的内生变量必须存在协整的关系，如果这个循环的系统之间重要变量偏离了协整，必须加以修正，使之良好运行。同时，也要研究变量间的具体机制，找到它们之间的微观作用机理以利于系统的优化。研究框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方面：一是找到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二是检验它们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之间是否存稳定的均衡或协整关系；三是能源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不是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变量之间是否形成优化的能源经济系统；四是通过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实施符合能源产业可持续增长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政策。
4能源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中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经济与政治体制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源禀赋、制度条件、能源利用技术水平也是极大不同。总体来看，中国能源利用总效率并不高，也就是能源技术的水平有待进一步创新，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经整理得出）。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借鉴某些能源资源禀赋较好同时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区域的经验做法尤为重要，东部经济增长较快和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是可以优先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利用区域能源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完善相应的技术信息流渠道，以利于借鉴和模仿，拓展能源技术创新与新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创新新经济增长的理念，丰富能源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服务人类的整体财富的增长。生态经济是时展的主流，技术创新是核心力量。同时必须立足具体国情，加强信息和技术交流，改善与其他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借鉴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能源利用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表明生态经济是必然趋势[6～7]。生态经济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民主观念和科学技术水平等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发展需参与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借鉴创新。中国能源消费水平高和能源效率水平低是两个主要制约经济理性增长的最大挑战。如图3所示[8]，能源经济系统表现在能源经过非能源产业部门的转化成为家庭消费，产生的污染治理和废物回收和废弃物回收部门都产生5结语综合前面分析，理性经济增长系统需要兼顾能源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结构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能源技术创新实质利于可持续增长系统，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表现为能源消费结构问题及其产生的经济行为后果。
它们之间的良好协同机制是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必须综合研究。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能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差别较大，从另一个角度看有必要对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好的区域进行研究，然后通过技术和经验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的能源技术创新与筑物和构筑物的空间定位数据、属性数据、分布特征数据等，用于分析和处理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配置和过程，解决复杂的城市资源规划、配置、利用与保护，以及城市政府的资源决策和管理问题。从技术特征来看，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物理外壳是计算机化的技术系统。它由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其操作对象是城市资源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既包括城市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包括这些资源属性特征。从功能上看，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优势在于它的数据综合、模拟与分析评价能力，可以得到常规方法或普通信息系统难以得到的重要信息，实现城市资源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过程的模拟和预测。
总之，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城市资源数据处理为内容，以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为目的，为城市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提供决策、咨询、管理服务的人机系统[12]。实现城市资源管理信息化，就是要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一个基于Internet的开放式的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将城市的物质、文化、人力资源数据存储于信息系统，并能在系统中实时上传或下载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文件，实时传播城市管理的各类信息；使城市管理者及时了解舆情民意，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使城市民众有畅通的反馈信息和表达心声的渠道，以便得到更有效的服务。
5结论城市资源系统是指由城市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构成的整体。物质资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资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精神财富，人力资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此，对城市资源的管理，必须实施系统管理。城市资源系统管理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六大部分：即政策与法律体系、产权评估体系、战略规划体系、科学配置体系、利用与保护体系。只有在这个完整的资源管理体系下，才能使城市资源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才能保证按照资源战略规划科学地配置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资源。城市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是实现城市资源系统管理的技术平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城市资源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并能为决策者和城市居民提供支持与服务。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增长动力；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01-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危机过后的中长期回调阶段，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特征表现为资产泡沫积聚和输入性通货膨胀不断加重等。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国内外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实际上，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红利面临一定的冲击；加之近期政府持续实施更加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将使得我国以往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历史。同时，金融危机以来，外贸出口增长受到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加大，使得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不过，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物价上涨的基础一直存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后劲，但通胀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还将存在。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特征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增长速度也将趋于放缓。鉴于此，本文将从GDP增长动力、控通胀与稳增长的方法、产业发展、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宏观调控前景和政策选择进行解析，以期对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二、宏观经济形势、GDP增长动力及政策选择概述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向好，在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渐渐恢复。然而，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也趋于复杂，这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实际上难度加大。一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必须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更多从长期和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因此还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调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为稳定经济运行，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要针对仲系哦啊企业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和完善。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建议配合结构性减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完善支持政策促进相关社会组织建立并发挥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受国内物价飙升、房地产调控、国际贸易保护日趋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如何、GDP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增长动力依然存在。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等导致的外贸出口下滑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存在，一是高储蓄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存在，大量的外汇储备支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得天独厚的惯性。二是从制度模式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依然有其较强的生命力，通过集中资源化解风险和矛盾，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率较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和动力的缺失问题，尤其要克服制度创新的疲劳症，克服中等收入危机。
三、新时期汇率政策及选择
人民币汇率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因素，甚至影响到外交政策的走向。新的经济形势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实际上，升值还是贬值的问题在学界一直有争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一方面，西方国家随意根据“麦当劳指数”等并非绝对科学的证据向人民币施压，人民币经常面临被动升值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普遍存在实际上表明人民币有贬值的要求。
近年来，实际消费的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既有升值的理由，也有贬值的要求，但综合起来结果往往难以断定，不过，可以断定的是人民币绝不只有升值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变化趋势都需要持续关注，这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贬值风险息息相关。
四、新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选择及产业发展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遏制滞涨。当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面临了增长缓慢与高通胀水平并存的情况。一旦这些情况蔓延开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和危害，这使得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因此调控的主要思路是要进行若干结构性的微调与优化，继续加大反通胀、保增长的力度，同时促进产业基础建设。
当前，中国通胀的诱因是货币超发与成本拉动。不解决滞涨问题，经济增长将是非有效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滞涨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一旦低增长、高通胀并存，将会诱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遏制经济滞涨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寻找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既反通胀，又要保增长，要改变“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避免货币政策的恶性紧缩。可以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实现信贷结构的优化调整，以保障经济结构转型，避免经济陷入“二次探底”。二是要积极推进消费增长方式优化，要转变增长方式，大力启动消费，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分配制度改革。三是要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实际上，现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要加强结构调整，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完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关键词：卫生支出；经济增长；卫生总费用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2011ZK203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1YBA240）；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与管理校级重点学科基金；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科技创新团队基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1日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政府强力推动“新医改”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到英国为了提高卫生投资的效率对已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进行改革，再到围绕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财政预算争议导致的美国政府停摆，卫生支出问题俨然成了当前困扰各国政府的难点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61）认为，我们称之为消费的许多东西，如教育、卫生以及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国内移民等均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常常被低估或被忽视。或许是归功于一系列关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杰出研究（Schultz，1961；Denison，1967；Krueger，1968；Nadiri，1972；Hicks，1980；Wheeler，1980；Easterlin，1981；Marris，1982；etc.），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与之相类似的卫生支出不管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政府决策方面，其受重视程度均和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国际捐赠社会都严重低估了卫生领域投资的重要性。”因此，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学界对政府支出（包含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则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学者们对卫生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截然相反的结论。
世界卫生组织（2002）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在采用更多的经济变量来解释跨国增长模式的时候，较好健康情况和更高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展示出来。一个时间区间的经济增长是初始收入（由于有条件趋同性）、经济政策的变量和其他经济结构特性函数的结果，其中包括居民健康指数。B Rivera & L Currais（2003）将卫生投资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变量，分析了卫生投资的产出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卫生支出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2004）构建了一个总体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构成人力资本的两个基本组成变量――工作经验与健康。研究结果显示，身体健康对总产出具有正向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Abu Nurudeen & Abdullahi Usman（2010）运用分解分析后发现，尼日利亚政府的总支出、总经常性支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而交通通讯支出、卫生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Sónia Maria Aniceto Morgado（2013）运用1960～2005年葡萄牙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经济增长是健康改善的原因，但是健康改善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杜乐勋等（2000）采用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1978～199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数据进行预测和分析。认为相对而言中国卫生总费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弹性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田成诗（2009）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卫生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卫生行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影响显著为正；政府卫生投入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恰恰相反。陈浩（2010）通过分析1993～2008年中国30省份卫生结构演变特征显示，卫生投入结构的失衡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为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而借助省份面板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其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且地区间的卫生结构差距将显著影响到区域健康人力资本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鉴于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实证结果不一，郭平等（2011）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重新探讨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表现在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0831，对应的投资乘数是6.04。兰相洁（2013）在考察公共卫生服务“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用于儿童免疫、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公共卫生支出赋予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邻里模仿”正外部性十分明显。
上述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些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而且还不够深入，因此仍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如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我国卫生支出的结构变化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卫生支出主要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还是通过直接促进社会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产生影响等等。这些研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习惯于以经济增长思维来决定预算分配的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三、我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说，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等变量均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鉴于这些变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我们选取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进行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出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考虑，我们依次选取1978～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卫生总费用（TEH）、政府卫生支出（GEH）、社会卫生支出（SEH）、个人现金卫生支出（PEH）的年度数据，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表1）
为了更好地分析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时取这些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分析。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表2显示，各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对VAR模型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将对应的VAR模型表述如下：
为了判断模型是否恰当，我们需要对其残差进行检验。在Eviews软件中要求输出所建VAR模型特征根如图1所示。图1显示，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图1）
为了进一步分析VAR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还要对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
表3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TEH能够构成对LNGDP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3还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能够构成对LNTEH、LNG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GDP的增长反过来也能为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提供条件。此外，LNGEH能够构成对LNS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LNSEH能够构成对LNT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卫生总费用的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资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过去依靠“投资驱动”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而随着生活水平改善，疾病谱的转变，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日益提高。因此，加大卫生投资供给侧改革，提高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结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忽视卫生投资的理由。因为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即政府卫生支出要影响到经济增长，存在着最低量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阈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账户数据库的资料，从2011年到201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5.0增加到了5.5，但仍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甚至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还要低（平均6.2%）。而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分别达到了9%和8.9%。2012年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将占GDP的比重为6.5%～7%。因此，必须切实履行政府职责，提高政府卫生支出，以保障健康中国2020战略目标的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Vol.51.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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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Rivera & L Currais.The Effect of Health Investment on Growth：A Causality Analysis[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November，2003.Volume 9.Issue4.
[4]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2004.Vol.32.No.1.
[5]Abu Nurudeen & Abdullahi Usman.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1970-2008：A Disaggregated Analysis[J].Business and Economics Journal，2010.BEJ-4.Volume.
[6]Sónia Maria Aniceto Morgado.Does health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Portuguese case study：from dictatorship to full democracy[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3.June.DOI10.
[7]杜乐勋，赵郁馨，石光，高广颖.中国卫生总费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与预测（英文）[J].中国卫生经济，2000.3.
[8]田成诗.卫生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4.
[9]陈浩.卫生投入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10]郭平，刘乐帆，肖海翔.内生增长模型下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7.
[11]兰相洁.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阐释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3.
论文关键词：新疆,工业反哺农业,实证分析
近年来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经济质量上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依然很大。为了实现新疆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就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
在本文研究中所涉及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而农业则涵盖了“三农”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此选取下述两组反映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指标，通过计量分析来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指标的选取
1.经济增长指标
（1）区域生产总值：反映新疆经济增长总投入规模。
（2）财政收入：反映新疆经济增长的效应和质量。
（3）国际贸易总额：反映新疆与周围国家经济来往。
（4）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新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2.工农业协调发展指标
（1）城乡居民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表示。
（2）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反映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用城镇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与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的比例来表示。
（3）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反映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总消费水平与农民人均总消费水平的比例来表示。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1.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所涉包括1989年至2007年近二十年的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其计量在SPSS17.0和Eviews5上完成。
为了消除量纲对运算的影响，本文采用了极差平移的变换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了量纲的影响。
2.主成分分析
（1）经济增长水平值
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主成分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的主成分1初始特征值为3.932且大于1，并且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98.30%，因此，可以用其作为原变量所包含信息的代表。同时还得到了主成分1的用主成分载荷矩阵，用其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新疆经济增长水平值。
经济增长水平=0.5ZA1+0.5ZA2+0.49ZA3+0.5ZA4
(2)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值
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主成分分析得出，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成分1初始特征值为2.261大于1，且总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75.37%，因此，可以用其作为原变量所包含信息的代表。同时可以用得到的主成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将得到的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新疆工农业协调发展水平值。
工农业协调发展水平=0.5*ZB1-0.6*ZB2+0.62*ZB3
3、H—P滤波处理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odrick—Prescott滤波(H一P滤波)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为此，本文借助于Eviews5.0统计软件，对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和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指标进行了H-P滤波处理。
三、经济增长与工农关系状况的相互关系分析
1.经济增长与工农关系的初步判断
1989至2003年，随着代表经济增长的HP曲线(红线)的上升，代表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蓝线)的HP曲线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到了2004年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蓝线)的HP曲线开始下降,这表明随新疆的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而改善，反而工农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图11989一2007年新疆经济增长与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值的H·P滤波值曲线
2.Johansen协整检验
如前所述，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经济增长HP和工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HP数据为平稳序列，适用于VAR模型。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本文先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即是否存在指标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表1给出了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表1H·P滤波值的Johansen协整检验
原假设的协整向量个数
特征值Eigenvalue
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
5%临界值
1%临界值
None
0.993257
99.35718
15.49471
19.93711
At most 1
0.570564
14.36979
3.841466
6.634897
3.Granger因果检验
表2经济增长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Granger因果检验
原假设
F检验值
Probability
结论
工农业协调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3123.37
5.0E-17
拒绝假设
经济增长不是工农业协调发展的Granger原因
23.2583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需求；技术
中图分类号： F120.3;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087-06
一、引言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不仅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还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生产经营机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并没有立即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逐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新的增长方式转变以适应市场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传统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变。短期内，经济增长变动程度大于产业结构的变动程度，即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business cycle）与非周期性波动程度高于产业结构的转换程度。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具有互动互补效应（complement effect）,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需求诱致和技术促进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进程。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效应，能够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关关系一致为学术界所关注，发表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献(赖明勇等，2005;沈坤荣,1999;李贺军,1999)。一些学者通过对以Solow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内生化处理以研究人力资本、需求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M.Romer,1990;G. Grossman and E.Helpman,1991）,还要一些学者以开放经济、资本流动为背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问题（课题组，2004，2005），另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周期波动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态势（刘金全、张鹤，2003）。但以中国经济转型为背景，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与技术影响效应的系统研究文献仍嫌不足，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不足。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二节分析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特点，第三节分析转型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第四节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诱致效应与技术促进效应，第五节是结论。
二、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历史演进特点
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开放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最高的1984年达到15％，最低的1990年为2.7％,宏观经济整体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但增长的波动性较为明显，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unsd/snaama/selectionbasicFast.asp（联合国统计部门网站，2006年11月21日访问）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所降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渐提高。如下图所示：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之中，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与知识型转化，由非均衡高速型向非均衡、可持续、稳定型转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知识型转化。在转型初期，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规模，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存量资源，提高社会总产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甚至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而经济效率提高较慢。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生产要素供给紧张，整个宏观国民经济绩效难于得到根本性提高。粗放型经济增长还会使原材料、能源等的价格全面上涨，引发通货膨胀，使宏观国民经济过热运行，增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宏观经济过热运行状态有所缓解，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运行的泡沫成分减少，靠增加生产要素及相关经济资源投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有所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绩效逐步提高，制约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及相关经济资源的瓶颈有所缓解，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由非均衡高速型向非均衡可持续、稳定型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各省区市保持相对平衡的经济增长是中央政府的追求目标，在转型初期，各经济区域逐渐摆脱命令计划的束缚，充分发挥优势，都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但各区域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所享受到的优惠政策不同，呈现出非均衡增长态势。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明显，东部沿海特别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时，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周期性明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家加大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并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之我国成为WTO新成员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加快，国民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享受到的特殊优惠政策日益扩散到中西部地区，各经济区域、各行业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程度有所减少，虽然各经济区域增长与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于某些发展阶段，某些经济领域还有进一步扩大趋势。
随着知识、技术、信息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和影响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知识化、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伴随着全球性新经济的逐渐形成、完善、传播和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特征将更加明显，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渐由新经济增长发式所取代。同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经济增长周期性明显，但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状态仍然存在。随着各经济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深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增长的相互协调程度也相应提高。宏观国民经济增长进入非均衡中速发展阶段。
三、转型期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点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牧业、林业和渔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从1978年的28％下降到2004年的15％，除了采矿、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建筑业、批发、零售、餐饮和酒店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通信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发展迅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12％增加到2004年的17％。如下所示。
可见，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上表数据可以用下图更为形象地表示：
图2 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产业变化从上面的表和图可以看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始终处于不断的调整与演变之中，传统产业结构逐渐向新型产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逐渐轻型与开放化，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市场逐渐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引导力量。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属于追赶型经济。我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重复地经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必然要利用后发优势，跨越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一追赶型跨越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也会相应加快，产业的生命周期会越来越短，新兴产业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传统产业退出市场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事实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日益深入，全球性的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传播，以及市场化条件下供给推动型、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都使我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缩短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表现为产业技术寿命周期、制度寿命周期、经济寿命周期的缩短。一方面为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使传统产业更快地从市场中退出。
第二， 重型产业结构逐渐向轻型产业结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钢铁、机械制造、石化、能源开发及相关军事工业等重工业是我国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在转型初期，重工业比重过高，轻工业不发达，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第二产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一产业也得到了加强，重型产业结构逐渐向轻型产业结构转变。电子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产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以信息化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实现产业化成为政府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日益萎缩并逐渐退出市场，呈现出新旧产业更替的新趋势，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轻型化处于进一步发展之中。
第三， 封闭型产业结构向开放型产业结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刚刚起步，产业结构的封闭程度仍然很高，一些产业特别是战略性的支柱产业仍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控制之下。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化，高度封闭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改变，一些外商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的出现，加大了产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状况有所改变。由于实施梯度推移的对外开放政策，各经济区域、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也明显不同。加之“重复建设”、“地方保护”等行为的存在，使得我国源自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型产业结构在向开放型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地域空间差异和行业差异。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对外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21世纪以来，我国作为WTO新成员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原来相对封闭的产业结构将会被完全打破，产业间的跨国分工与合作将成为经济开放的重要部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将更多地受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跨国转移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的跨国转移成为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
第四， 政府推动型产业结构调整向市场调节型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在转型初期，市场力量不强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功能，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量，政府不但是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发动者和推动者，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推动力量，政府推动型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形式。政府推动型产业结构调整最为典型的是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与重组，“关、停、并、转、迁”及“上市”、“改制”是重要手段。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逐渐成为我国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力量，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产生都更多地受市场供求力量、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的影响。相应地，转型经济中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和深入发展，一些原来属于政府的资源配置与经济调控权逐渐转移到市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和影响力日益削弱。市场调节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将最终取代政府推动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简言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逐渐由重型向轻型化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政府推动型产业结构调整向市场调节型产业结构调整转变。
四、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诱致与技术促进效应
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由供给推动向供需互动再到需求诱致的过程，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调整了产生需要诱致和技术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转型初期需要饥渴和供给不足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出现投资饥渴和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短缺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普遍性的供给不足特别是消费品短缺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短缺正是诱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重要动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放受到计划约束的社会生产能力，扩大产品供给特别是消费品的供给能力，以满足处于饥渴状态的社会需求，进而维持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在需求饥渴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由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而形成的供给增加能够较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在转型初期，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资源，提高社会总供给以满足处于饥渴状态的社会总需求，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的，生产经济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资本的稀缺程度最高，资本成为发展生产、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不断积累资本、获取资本、转移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国民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资本短缺与投资冲动强化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在此阶段，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关键在于动员了较大比例的资本投向东部地区，资本主导是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特征。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逐渐转变为供给与需求共同推动型，市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使短缺状况逐渐得到缓解，在某些领域特别是日用消费品领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强。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结构性、阶段性过剩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为明显，但宏观国民经济仍显现相对平稳状态。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运行的短缺状况仍然存在，但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同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等全国性、地方性公共品需求旺盛，加之政府预算软约束，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品投资冲动成为供给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增长逐渐由供给推动型转向供给与需求相互推动型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市场开放和市场容量的进一步扩大。当市场开放程度加深，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之时，国民经济往往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当市场开放速度放慢，市场容量萎缩时，经济增长便会放慢，甚至呈下滑趋势，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表现最为明显。由于经济增长市场约束特别是出口市场约束增强，加之通货紧缩，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第三，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逐渐由供需互动型逐渐演变为需求诱致型转变，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需要诱致和技术促进效应。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变化，经济增长要素由资本主导型逐渐向市场主导型和技术促进型转变，产业结构向轻型化、高新技术化方向发展。需求拉动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需求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社会存量与增量财富积累的增加，短缺经济状况转变为过剩经济，经济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虽然结构性、阶段性短缺仍然存在，但已不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依托，技术创新成为扩大市场规模、刺激有效需求、提高市场供给的主要推动力量。
随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应大力推进以投入增长为特点的经济增长向需求拉动和技术促进的经济增长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与知识型转变，由非均衡高速型向非均衡、可持续、稳定型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步，产业结构也始终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与开放化特征明显，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市场逐渐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引导力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需求诱致和技术促进两个方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订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拉动与技术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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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质量指标体系 质量分析 建议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28-02
一、问题的实质
辽宁的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资源短缺、竞争力薄弱、成本提高等问题，客观要求转型。在经济增长方式处于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经济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稳定性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第二，有效均衡协调性主要是经济结构的协调，现阶段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协调是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场需求的变化决定经济发展必须具有适应性，经济管理工作必须做到正确认识不确定性因素，把握发展的主流，提高应变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实现的保障，在安全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才得以发展，降低干扰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务。最后，持续性是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经济管理工作要做到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两型”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与经济增长数量一起产出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一组固有特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表现在：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保障、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环境的可持续，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改进的经济状态。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效均衡性、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及持续性出发，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试图通过该指标体系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做全面的评价。具体的指标体系如下：稳定性反映经济波动状况，采用指标为波动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效均衡协调性反映经济结构，指标包括工业化率，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投资率，消费率，存款余额/GDP，贷款余额/GDP，进出口总额/GDP，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适应性资源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安全性体现经济保障，选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农村居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为评价指标。持续性实质是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条件，评价指标为单位地区的生产总值能耗及生产总值电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二）指标说明
（1）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指标中，经济波动率是对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度量。（2）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指标中，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投资率=资本总额/GDP；消费率=消费支出/GDP；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义和公式。（3）在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指标中，资本生产率=当年资本存量/当年 GDP；劳动生产率=当年劳动力人数/当年GDP；全要素生产率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进行估计。（4）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耗量/GDP；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GDP；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工业废弃物产生量/GDP。另外，对于某些年份数据的缺失，可以通过OLS进行回归填充。
（三）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不可进行简单相加，不能直接进行计算，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为：正指标不作处理，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适度性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法。
三、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基础指标在固有特性指标中的权重，并根据相应权重合成含义特性指标指数，进而根据同样的方法得出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
主成分的统计信息包括各个维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增长质量的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适应性、安全性、持续性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综合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能力很强，其中安全性和适应性等维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687%、87.876%，已经超过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强的合理意义。
利用SPSS16.0软件做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础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再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其计算过程为：首先，根据协方差矩阵生成各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向量；其次，计算每个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开平方根，再用每个含义特性指标下基础指标对应的因子矩阵除以相应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的开平方根则得商向量即为基础指标对应权重，再以同样的计算方法分别确定5个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再以同样的方法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各基础指标及含义特性指标的第一主成分系数向量和权重。利用的基础指标及相应权重，可以计算经济增长质量5个含义特性指标的时间序列，最后根据每个含义特性指标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后的乘积和即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终可得2000―201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别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质量增长指数表明：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稳定性、有效均衡协调性和安全性及持续性也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5个指标均有正负值，说明在之前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稳定极弱的经济状况，使得指标对经济的贡献为负。但是在近3年，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开始有了好转，各指标对经济的贡献均为正。
四、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一）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波动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内稳定性指数有正有负，且在2008―2010年间的稳定性波动幅度趋于稳定。由于构成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指标均为逆值标，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影响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较大，所占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波动率和通货膨胀率。辽宁省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在降低物价水平的过程中，适度控制经济增长幅度。
2.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均衡协调性
经济增长的有效均衡协调也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协调性表现在经济结构的优化上。辽宁省的经济结构在2000―2007年指数均为负，且波动性不大，接着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说明辽宁省近几年来越来越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结构变化指数上升1单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就增加0.492个单位，经济结构逐年改善从而提高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基础指标对应的权重可以看出，消费率所占的权重为0.391，是该含义特性指标对应的基础指标所占权重最多的。对经济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的指标还有第二产业比较生产率、存款比例以及工业化率，它们在考察期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但是第一、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同时城乡收入比例和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在减小，辽宁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大。
3.经济增长质量的适应性
辽宁省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逐年上升，结合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权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是限制辽宁省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基础指标看，2000―2010年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约是2000年的2倍。而劳动生产率却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权重还是为正的。可见辽宁省要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适应性，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就业人数。
4.经济增长质量的安全性
经济增长的安全性表现在经济保障上，经济保障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因素。计算结果显示该指数对应的权重的绝对值很高，但是时间序列变化使其在考察期内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主要受基础指标变化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恩格尔系数及住房面积都是影响经济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住房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为逆值标，二者原始数据表现出下降趋势，说明消费者的偏好在逐渐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该基础指标对经济保障指数的贡献程度。
5.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
生态环境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要求对环境的保护，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持续性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及单位产出大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来衡量。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权重最高，说明持续性是辽宁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所选的基础指标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以及单位产出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对经增长的持续性影响较大，其权重均在0.47以上。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促进工业化必须重视环境改善，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改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00―2010年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有效均衡协调性、持续性等含义特性指标下表现出的经济结构和环境约束对辽宁经济增长绩效显著，而在经济波动、资源利用和经济保障上还存在问题。政策建议如下：
1.减小经济增长波动
稳定经济增长，通过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规划相适应；扩大就业，根据全省产业发展特点，结合产业布局，合理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性劳动密集性产业及相关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扩大经济规模和就业容量，进一步完善各项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扶植就业；再者，稳定物价使整个辽宁省经济波动的稳定性维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加快重工业化的装备制造业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科学适用的人才培训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产业增长的动力。另外，建立高层次的人才市场，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使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配置符合经济发展需要。
3.加大经济保障
不断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个人进行直接补贴，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针对性地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经济适用住房的供给量，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宿条件，加强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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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效益
一、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不一致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发展态势，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不一致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沿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投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GDP增长了20倍，人均GDP增长了16倍。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下，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全面失衡，高速度与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其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我国经济一直面临着消费率过低的问题，80年代我国消费率超过62%，而近些年来下降到不足50%，与此同时，投资率却从38.2%上升到48.3%，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难以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二，经济高速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均衡性，出现了个别部门投资过热的情况，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其三，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严重缺乏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使得经济增长没有持续动力支撑，质量水平无法得到实质上的提升。
（二）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不一致性
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发挥出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增长效益中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经济效益逐年下降。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使得我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次，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不高。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水平偏低，无法提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再次，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不明显。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只看重经济增长数量的快速提升，而没有关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造成能源、资源过度使用，生态环境恶化严重，使得我国面临着改善生态效益的重大难题。
二、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严重，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资源密集性的重化工业发展较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二产业比例在45%以上，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未能超过50%，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此外，我国还存在生产要素在主要部门分配过度的情况，加剧了消费结构、生产要素与产业发展的矛盾，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
（二）环境污染严重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我国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导致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面临短缺和紧张，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陷入困境。同时，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经济平稳发展。
（三）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促使大部分企业采取粗放式生产方式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在生产过程中滥用资源，未能立足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调整经营策略。同时，各级政府作为利益主体，过于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滥用。
三、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统一发展的建议
（一）转变经济增长体制
首先，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可将质量和效益指标纳入到以数量增长和产值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当中，借此来形成质量和效益激励。同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消除扭曲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真正意义上地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三者的统一。其次，在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中，要重点解决投融资的行业部门化和地方行政化体制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融资市场化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能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效益原则进行投资、融资。最后，要彻底打破垄断机制，改变市场行为，发挥出公平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解决产业趋同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政府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以妥善应对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变化。在经济运行低迷，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时，政府要将刺激消费需求、加快发展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内容；在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时，政府要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内容。为了避免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大幅度波动，政府要调整产业比例关系，优化产业结构，深入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
（三）增强创新驱动力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装备水平，并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调整，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还应进一步增强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借此来提升其技术含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此外，应加快对设计、生产、企业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改造，推动企业管理创新。
（四）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发展战略性产业的过程中，均必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节约予以足够的重视。为此，创新发展应当与绿色、低碳、环保相结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同时，应当将资源节约和环保这两项内容贯穿于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环节当中，借此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要妥善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最优目标。各级政府必须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加快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增强宏观调控力度和创新驱动力，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从而逐步改善经济增长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现状，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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