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32
【关键词】外资特征；中国经济增长；影响
现阶段，部分地区政府在外资引进方面往往存在较多问题，重视外资数量，忽视外资的质量。当前国家银行以及外汇储备非常充足，结合当前的发展现状，国家迫切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变，更新生产技术，借此来很好的缓解就业压力。现阶段，国际产业结构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科学的引进外资，引进哪种外资，着手于哪种产业引进外资，是现在制定外资策略时需要考虑解决的为。本文首先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各种外资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作出了进一步探究，以此奠定国家全面外资政策实施的基础。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首先是外资返销比例较高。企业产值和出口额相除可以得出企业的返销比例，经过计算统计分析，外商投资企业的返销比例一种保持较高水平。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外资支持政策的实施，促进比例的进一步提升。其次，外商直接投资长时间以来主要为新设投资【1】。即使政策限制放宽和国际并购进一步发展，但是并购并没有占据较大比例，仍然主要进行新设投资。再次，外商独资比例的比例呈现上涨趋势。目前外资企业的形式为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这三种形式。人民币汇率变化，这三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均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发展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外商独资企业呈现明显上涨的发展势头。最后，产业以及地区发展严重失衡。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产业，第一、三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这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同时，受到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投资地区集中于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一）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首先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了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安全形成了危害，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产业和金融方面，其中危害最为突出的是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近年来，关于技术、资金、结构等方面，外来投资远远高于内部投资，这使得外资掌握的资金优势越加明显，进而逐渐对产业的发展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也逐渐严重威胁了国家产业安全【2】。再者，外资也对货币汇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破坏了国际收支平衡，进而使得我国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其次外资还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引进的外资企业发展形势良好，大大优于国内企业，这使得在进行工作选择的过程中，更多人愿意进入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人才流失情况严重。同时，外资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生产力造成了消极影响，企业生产力下降趋势明显，进而逐渐对国内市场实施占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缩水。此外，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其落后的技术和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污染性，落后的技术和污染的生产不利于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
（二） 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形成的积极影响
①对于加大国内投资以及形成固定资本。大部分外资在国内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资金的积累，由于外资持续涌入国内，外资在固定资本中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这可以很好地满足了外汇储备的需要。同时实践证明，外资对于国内资金问题方面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
②推动我国进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
大量相关数据显示，在出口额度方面，外企远远高于我国内部企业，由此，可以对我国产品出口进行积极的引导，促进国内产品出口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外资出口额度在逐年以几倍的数量增加，这明显说明国内的进出口总额多数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当前，在国家对外贸易方面，外资企业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三、优化外资使用的合理化建议
（一）促进外资出口，优化贸易结构
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外资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展，进而有利于国内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改良，由此可以很好的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在出口贸易方面积极作用，但是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要想使外资改善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必须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因为贸易的良好发展必须以产品质量作为保障。所以，要求重视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大该类型产品的出口，提升产品竞争力。
（二）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
现阶段，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外资的质量，不能单纯的考虑外资的数量，不对其质量进行分析和考量。进而还要求实施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与此同时，要求重视地外资引进政策进行改革，制定实施更加合理、完备的政策，进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积极措施，对于一些杂乱但是没有丝毫意义的政策进行删改。此外，我们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充分结合国际立法情况，与其进行有机的融合，提高法律的质量。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本文阐述了外资的基本特征，分析探讨了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造成各方面的影响，进而讨论了在进行外资引进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尽可能的规避存在的消极影响，合理利用积极影响，高效利用外资，促进国家生产力的提升，持续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海丽.外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网友世界，2014，15.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8％，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80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90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投资主体。
因此，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既有结构的框架下理顺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循环中增量变化逐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存在障碍，“交易成本”过高，就将降低整个宏观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集中到“哪个环节是低水平循环的‘瓶颈’”。
（三）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瓶颈”，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
寻找这种“瓶颈”的一个直接困难，是经济循环中的各个因素是互动的，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具有始发性作用的环节仍是存在并可被观察的。在近几年的经济循环中，具备显著“瓶颈”性质的环节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主要内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的消费层次的过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不是来自潜在需求的不足，而是来自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集中表现在“住”、“行”两个方面。以“住”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还需要多级住房市场、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配合。而对“行”来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汽车进入居民家庭。这是一个在认识理念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尽管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但争议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停止。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对汽车消费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对汽车产业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实行了远较其他竞争性产业严格的进入限制，其结果是品种少、质量低，价格特别是轿车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就“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不畅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
2002年以来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相当稳定的增长，标志着国民经济由低转升的“拐点”的出现，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1997年以来由于高增长行业“转换缺口”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迟缓状态结束，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龙头的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一变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瓶颈”环节已经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颈”的前提则是相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实质性进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尽管不同地区的差距还较大。2002年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消费政策的调整、加入WTO后汽车进口关税下调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觉和不自觉地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的消费和生产开始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可以不夸张地说，2002年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我们经常强调改善消费政策和环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而汽车产业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而降低价格，对扩大消费需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消费结构升级“瓶颈”，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一批高增长产业出现，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较快增长周期的逻辑过程，从而理解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断。
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部分地提供着服务性消费的功能。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等产业属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它们的增长将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满足大众消费的产业的增长。当然，这样的产业关联状态是以市场有效起作用为条件的。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最近的另一个例证是钢材的产销量。2002年我国生产钢材1?9亿吨，销售2?1亿吨。过去我们按照美、日、前苏联等国的经验，认为1亿多吨钢就已经是“到顶”了，超过2亿吨几乎不可想象。但从目前的趋势看，2亿吨钢也不一定“到顶”。据统计，近年来新增钢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产建设。只要房地产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钢材产销的增速及总量就会处在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种“超大容量”的市场规模，至少有两个显著优点：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大规模企业；不仅是一个大企业，若干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也可以并存于国内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在工业化历史上，美国作为大国，在许多行业中，企业规模和大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其他较小的国家(参见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特点在中国可能表现的更为显著。
第四，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30％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五，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地互动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讯、汽车等行业表现地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讯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述特征，有利于理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改善产业和整个经济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将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三、正确看待和解决增长中的问题
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在提升人们信心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担心：经济是否会“过热”，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老问题。相对于新的高增长产业的长周期增长潜力，已有的增长只是初步的，增长的势头尚不稳固。在新的高增长产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体制和政策调整也是初步的，还有待于深化。高增长产业发展中带来的新问题也亟需重视和解决。对通货膨胀、经济泡沫、重复建设等问题，则应在新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下，用市场经济观点和方法，作出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判断和对策。
（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
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现阶段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已转变为总体上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某个时期、某些领域出现局部过剩的经济。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重要区别是生产要素总体上供给充分，当市场需求上升的信号给出后，供给方有能力作出较快反应。这些基础性变化，使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货膨胀重现的基础大大削弱了。从这一轮增长中的几个“龙头”产业看，价格基本是稳定或下降的。以“爆发式增长”的汽车产业为例，2002年产量增长是以价格下降为前提的。目前，增长最快的轿车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较大幅度价格下调。
近一个时期价格涨幅较大的主要是几个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些行业的价格上升首先受到国内需求的拉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供给方的状况。石油价格上升主要与伊拉克战事有关，战事结局明朗后，国际原油价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当国际油价下调后，国内油价将会联动。钢材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进口保障措施和近年来总量控制措施的影响。电力属于紧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电力紧张与前些年新增发电能力较少有关。如果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减少不适当的行业进入限制，经过一个不长的调整周期后，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或供给不足的局面是不难改观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经济中的泡沫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泡沫是何种性质，是否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中有两个因素是有利于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与老牌工业化国家增长空间狭小，经济过热后易于出现严重泡沫的情况不同；其二，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龙头产业直接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具有满足大众消费的特征，这就减少了交易环节过多、最终实际需求不足而导致泡沫的风险。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局部领域、某些时候出现较严重泡沫的情况是可能出现、必须警惕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并非源于纯粹的市场力量，而是与不当的行政干预相关。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动促使土地价格上升，并转化为房价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场化、非透明行为，乃至显而易见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则是土地交易环节增多，推动价格上升的主因。减少和消除这类泡沫，必须与相应的改革相配合。
（二）关于“重复建设”
首先要明确市场经济与重复建设的关系。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是垄断，一个以上才会有竞争，而一个以上就是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竞争。即使在供过于求、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新的生产能力的进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产能力可以采用新的技术、工艺，生产出与已有产品具有显著差异的产品，如大屏幕背投彩电、等离子彩电、液晶彩电与传统彩电的区别。在企业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产品类型一样，高效率企业仍有理由进入，因为它能以较低成本提供产品，并最终将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因此，结构调整和升级、企业效率改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生产能力进入实现的。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即竞争力只有通过竞争方能获得。如果说重复建设可能引起的某种浪费，也可以将其看成培育企业竞争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对于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的浪费来说，这种浪费还是要小得多。
关键词：增长周期波动；状态空间模型；Kalman滤波；HP滤波；BP滤波；景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1-0022-08
一、引 言
长期以来，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经济学家们不仅提出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在不断开发定量判断经济周期波动状态和特点的方法，以期避免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由于经济行为的繁荣和衰退可以通过不同部门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来观测，因此，可以选取一组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致的重要的经济指标，捕捉经济周期的共同波动成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发了经济周期先行、一致和滞后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用来刻画经济状态和描述未来发展动向，对衰退和复苏做出预测[7]。这种方法一直使用至今。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不断建立更严密的数学模型研究经济时间序列问题，识别经济周期的共同特征。自回归移动平均（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ARMA）模型、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an滤波[6]、HP滤波[3]、带通（BP）滤波方法[1]等等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时间序列和经济周期问题。Hamilton用状态转移模型（Regime-Switching，RS）模拟了经济状态的变化[5]。Stock和Watson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并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构造了捕捉经济变量之间协同变化的景气指数，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变化存在一个共同的成分，这个共同成分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景气状态，刻画了经济系统的协同变化[9-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做了大量研究，刘金全研究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冲击及其传导机制问题[12]；陈昆亭等用滤波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13]；陈磊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及测定方法做了详细的论述[14]；刘树成主编的《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中收集了国内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研究的新成果[15]。
1．古典周期波动（Classical Cycles）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其局部平衡和资源配置依靠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自动调节。微观经济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周期性地出现供大于求，即总供求关系失调，结果导致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垄断资本形成，竞争机制削弱，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从图1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美国GDP的深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时期，各种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本身处于下降状态，所以，人们研究经济周期波动时采用古典型经济周期的概念是自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运用立法、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但是从图2中可以看出经济波动变得比较平缓了，周期波动的收缩期变短了，扩张期延长了，同时波动的幅度也变小了。例如，美国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曾连续106个月处于扩张期，且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美国又连续10年保持一种低速增长的状态。鉴于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变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周期波动（Growth Cycle）的概念。[8]
2．增长周期波动
宏观经济学研究一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状况，前者构成经济增长理论，后者构成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与周期、趋势与波动、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开进行研究，而现代增长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计算方法存在两种类型：
1．增长循环（Growth Cycles）
增长周期波动的一种类型是把围绕着趋势线上下的短期波动称为增长循环。作为增长循环应用的典型例子，是OECD开发的OECD先行指标[8]。OECD于1978年开始基于“增长循环”的概念，利用景气分析的手法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开发了各成员国除去趋势的景气指数CI（Composite Index），并确定了各成员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总产值序列围绕着趋势线上下波动，图2显示了除去趋势后增长周期波动的变化。图1的趋势序列和图2的循环序列都采用BP滤波方法对工业总产值序列进行分解的。
2．增长率循环（Growth Rate Cycles）
观察经济时间序列的增长率（考察与上年同月或同季比的变化率），如果这些增长率上下波动具有某种规律性，称为增长率周期波动。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来，大多数经济指标在绝对量上都是增长的，在图5和图6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实际GDP不存在绝对水平的下降，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因此，中国大多数研究部门和政府机构研究经济周期波动都利用增长率周期波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二、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及卡尔曼滤波方法构建景气指数
1989年，Stock和Waston[9]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他们认为景气变动不应仅仅是针对GNP的变动而言，而应该把景气循环看做更广泛的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内的总体经济活动的循环。而为了反映以上这些方面的多个总量经济指标的共同变动，可以认为在这些变量的共同变动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一因素可由一个单一的、不可观测的基本变量来体现。这一基本变量代表了总的经济状态，它的波动才是真正的景气循环。这一不可观测的基本变量被称为Stock-Waston型景气指数。
由于Stock-Waston景气指数是不可观测变量，不能利用一般的统计模型求解，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估计Stock-Waston景气指数。状态空间模型的特点是提出了“状态”这一概念。而实际上，无论是工程控制问题中出现的某些状态（如导弹轨迹的控制问题）还是经济系统所存在的某些状态都是一种不可观测的变量，正是这种观测不到的变量反映了系统所具有的真实状态，所以被称为状态向量。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和系统内部状态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估计各种不同的状态向量达到分析和观测的目的。利用状态空间形式表示动态系统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第二，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来估计的。
2．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
为了利用前述的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首先要决定的是构成变量的选取问题。构成变量必须是与我国的景气变动基本一致，能反映各主要经济活动领域变化的、相互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变量。为此，我们将表1中所列一致指标组的6个指标作为一致景气指数的构成指标。这6个指标反映了工业生产、商品销售、投资、消费、货币和外贸等6个经济领域的变动，所选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80月―2008年3月。同时为了分析物价的波动还筛选了一组物价景气指标，所选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97年1月―2008年3月。为了得到去掉趋势的平稳的时间序列，我们分别对所选指标作了与上年同月比，得到增长率序列，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最后还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1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标组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经济信息网《宏观月度数据库》。基准指标选择工业增加值比较合适，但是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该指标的数据较短，而工业总产值数据较长，和工业增加值变化一致，因此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基准指标，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以前的数据是用基本建设投资增速向前推算得到的；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1994年以前数据用预算内企业销售收入增速向前推算得到。进口总额是用月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序列转换为亿元人民币为单位。本文经济指标筛选方法和景气指数计算都是采用作者所编制的程序计算。
经济总量一致指标组物价一致指标组
指标名称超前或滞后月数相关系数指标名称超前或滞后月数相关系数
工业总产值增速01．0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1．00
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速00．8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00．9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68生活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00．9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43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20．75
进口商品总值增速-10．57农副产品类购进价格指数-20．89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20．66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10．81
注：经济总量一致指标均是与上年同月比增长率序列，基准指标是工业总产值；物价指数都是上年同月=100的指数，物价一致指标组的基准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有指标都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了季节要素和不规则要素，“+”表示滞后，“-”表示先行。
分别对表1的2组k（k=6）个指标计算景气指数。方程（1）―（3）中的延迟构造，即参数（p，q，r）的确定，主要根据BIC准则，同时也参考AIC准则和对数似然函数值的大小。通过对多种（p，q，r）不同组合模型的大量试算和结果比较，最终选择（p，q，r）=（4，3，2）为最合适的模型。于是利用极大似然法求出了未知参数向量{1，…，4，γ11，…，γ63，θ11，…，θ26，h1，…，h6}的估计值，然后给出Kalman滤波的初值a0和P0，对t=1，…，n，利用Kalman滤波公式反复进行计算便得到了状态向量αt估计值。αt的第一个元素ct（t=1，…，n）即为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
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合成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的总量景气指数（记为SS_GR）和物价景气指数（记为SS_P）。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这2个景气指数均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
通过分析图3中SS_GR景气指数波动状况，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很频繁，波动幅度也很大。2007年10月经济总量景气指数SS_GR达到峰值。
从图5可以看出以2000年为基年进行比较，2004年以来物价的波动要比经济周期波动剧烈得多，并且物价波动的峰、谷都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大约滞后8个月左右。随着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处于下降阶段，物价增长率周期波动也会出现下降阶段。
三、分解趋势和循环要素的滤波方法
增长循环的研究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和循环要素的分离，如何分离出趋势和循环成分是增长循环研究的关键。较早的趋势分解方法有一阶差分方法、回归分析方法和移动平均方法等。Beveridge和Nelson分析了差分平稳的时间序列如何分离趋势和循环，提出了基于ARIMA模型的B-N分解方法[2]。如果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的趋势成分和循环成分生成机制已知，可以将其作为不可观测成分（Unobserved Component，UC），写成状态空间形式（State Space Form）并利用Kalman滤波进行估计。对于多数应用研究来说，B-N分解和UC模型方法过于复杂，因此，研究者又构造了大多数情况下效果都较好的趋势估计方法，使用最为广泛的是HP（Hodrick-Prescott Filter）滤波。Baxter和King研制的BP滤波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将Baxter和King[1]研制的带通滤波简称为BP滤波。，能够捕捉经济时间序列中的特定循环成分，可以在此基础上计算具有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景气指数[1]。
1．HP滤波方法
HP滤波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而被广泛使用[3]。设经济时间序列为Y = {y1，y2，…，yn}，趋势要素为T={t1，t2，…，tn}，n为样本长度。一般地，时间序列Y 中的不可观测部分趋势ti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式（6）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即要在趋势要素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做一个选择。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等于序列yi；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一般经验地，λ的取值如下：
图6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对数序列（季节调整后）、利用HP滤波方法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分离出来的趋势序列图形，从中可以看到分离结果较好地拟合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对数序列趋势。
2．BP滤波方法
自时间序列分析产生以来，人们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不仅集中在时间域内，即直接分析数据随时间变化的结构特征，而且从频域角度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时间序列谱分析方法也在受到重视和应用，谱分析方法又提供了一种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有力工具。谱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时间序列看做是互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通过研究和比较各分量的周期变化，以充分揭示时间序列的频域结构，掌握其主要波动特征。因此，在研究时间序列的周期波动方面，它具有时域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式（11）为滤波的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称|W（e-iλ）|2为滤波的功率传递函数（power transfer function）。通过适当设计（11）式中的权重序列，可以使w（λ）在某些频率区间内等于或近似等于0，这样就可以将输入中所有在这个频率带中的分量“过滤”掉，留下其它成分。根据被保留下来的频率位于低频处、高频处或某个中间带上，分别称为低通滤波（low-pass filter，LP）、高通滤波（high-pass filter，HP）和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BP）。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只能对序列进行有限项滤波，设截断点为m，这时的频率响应函数为：
Baxter和King对比了BP滤波与包括HP滤波在内的其他常用的方法，指出线性剔除趋势方法和一阶差分法具有明显的缺陷，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循环成分的效果类似于BP滤波的一种特殊形式――高通滤波（high pass filter）[1]，HP滤波方法得到的结果没有通过BP滤波得到的循环成分光滑。可见，在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中，BP滤波能够比其他方法更好地达到提取合意的波动成分的目的，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实际应用。Stock和Watson在研究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周期波动中采用了BP滤波方法[10]；Gerlach和Yiu在研究亚洲几个国家的产出缺口中使用了BP滤波方法等[4]。
四、构建中国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1．利用BP滤波方法构建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笔者仍利用表1中一致指标组的月度指标，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对数序列本文BP滤波的计算使用Eviews5软件。BP滤波在分离时间序列的趋势和循环要素时，将二者视为相加关系，因此，为了得到实际经济增长相对于趋势增长的偏离程度，即循环要素与趋势要素的比值，可以对原序列进行对数处理，然后再运用BP滤波，就可以得到循环成分相对于趋势成分的偏离程度。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季节性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数据区间为1980年1月至2008年3月，然后利用BP滤波分离出循环要素。
在使用BP滤波时，截断点m的选择是决定近似理想滤波优劣的根本因素，如果m取值过小，将会在剔除不想保留的成分的同时，也将想要保留下来的成分的一部分剔除掉了。但是，m选择太大时，序列两端将缺失过多数据。因此，在保证滤波效果较好的前提下，应该选择尽可能小的m值。为此，本文考察了不同截断点数值对频率响应函数的影响，选择m =18。BP滤波的周期范围介于18―60个月之间。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近期的数据信息对当前的特征进行刻画，本文利用ARIMA模型等方法将每个指标都外推了18个月。
本文仍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BP滤波计算出来的各指标的循环要素，构建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记为SS_BP（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见图7。通过中国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可以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周期波动进行描述和分析。我们研究的增长循环的含义是经济的实际运行与趋势水平的偏离程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水平的偏离程度的波动是很剧烈的。
2．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和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观察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一种沿着趋于指数型上升的趋势增长路径上下波动的状态，但是短期内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呈现出很大的偏差（产出缺口），这就导致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经济在潜在产出的上方运行时，由于存在对生产扩张的约束，即可用资源不足，对向上扩张存在一个直接的限制，使得经济过热难以维持。而经济在潜在产出的下方运行时，由于技术进步、创新和为更新目的所进行的新投资和新的消费热点等出现，又会开始一种积聚向上的运动，回到长期趋势水平。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力图缩小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延长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期，缩短下降期，保持经济处于持续、稳定和适度增长的良好局面。
图8中将2个景气指数画在一起，可以看出两种景气指数的差别。中国近年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多以增长率循环为主，增长率指标的缺点是它的波动受前一年的基数影响较大，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景气波动的幅度。由图8可以看出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和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SS_GR的大多数峰、谷时点差别不大，但是1990年达到谷后的回升有较大差别。由于1990年的谷太深，前一年的基数较小，故SS_RG回升得很快，而SS_BP在谷底徘徊了一段时间才缓慢回升。另外，在波动的幅度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景气指数也有差别。除了少数的几个峰，如1985年和1989年的峰相差不多以外，增长循环景气指数要比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的波幅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三种滤波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筛选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波动的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作为景气指标，这些景气指标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时间区间。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计算了中国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SS_RG和物价景气指数SS_P；其次讨论利用HP滤波和BP滤波计算景气指标的循环要素，最后同样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增长型的周期波动还是很激烈的。宏观调控趋于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将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减小，市场经济体系中总需求内在持久的扩张决定了中国在当前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出现了平缓和持续期间延长的特征。
本文中经济增长率景气循环指数SS_BP分别于2007年10月和12月出现了峰，进入下降阶段。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及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对我国经济稳定造成较大的冲击，使得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处于下行阶段。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高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投资与生产的扩张，带动了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减小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延长其上升期，缩短下降期，使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适应。同时，应该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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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常态？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有说九个特征，有说四个特征，但是概括起来说，大概是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增长的速度下降。第二个特征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对于这两个特征，可能没有太大的分歧，学术界也没有很多争论。但是，现在到底是已经转入了新常态呢，还是说正在转？这是有不同认识的。
新常态的这两个特征，转向的进度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特征的转向已经是事实了。大概在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地下，从去年的7.4%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这是个事实，现在已经在中高速了。今后有可能还会往下变成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第二个特征，即经济增长方式或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这是一个进行时，并没有完成。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它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的质量。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以至于造成了现在的困境。为什么提了二十年，这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关键在哪里？根据二十年的经验，关键的问题，我认为就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讲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体制。
在总结“十五”时期的经验和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生了逆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存在体制。最主要的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权力和太多的资源，总想运用权力和投入资源来达到提高GDP增长速度的政绩目标。我们现在讲的好多问题，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技术的创新等等，其实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粗放。过去太粗放，要集约。
我认为旧的常态已经走到尽头，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太缓慢，贫富分化加剧，一直到宏观经济。实现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转向，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通过技术的创新、结构的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
怎样才能够实现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的转向？就是切实执行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比如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期待很久，就是因为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行业国企占主导，它们使用资源效率的情况对整个经济的效率影响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我认为最重要的就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就是要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个管理方法跟原来的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改革，比如说创新领域。我们到现在对技术创新用的办法，基本上是苏联的办法，花钱花了很多，但是办法不大对，就是行政主导的办法。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一种新常态。就是说增速是中高速，甚至是中速这不要紧，只要增长质量提高了，就不会有麻烦。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新常态的主要特点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概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
所谓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由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效增长是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从速度层面看，经济下行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2011年中央提出稳增长，是应对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面对资源环境约束、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基数变大三个因素，居安思危、深谋远虑的决策。主动调控，是指2011年出台了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等政策。人口红利消失，是指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随着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基数变大，是指2013年一年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新常态下，再追求高速增长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
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服务业将加快发展，带来产业结构优化，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随着新型城镇化提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带来城乡结构优化，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重达到51.27%；随着相关产业由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带来区域结构优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价格提高，服务业占主导使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带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带来需求结构优化，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
从动力层面看，以往廉价生产要素是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进入新常态，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风险暴露出来。比如，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导致投资信心削弱，楼市泡沫凸显出来；楼市下行预期导致土地需求减少，土地财政财力紧张，地方债务风险凸显出来；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会导致银行相关贷款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认识新常态要准确把握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新常态的特点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
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首先要全面认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深刻理解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这些主要特点和趋势性变化审视我们自己的心态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状态，不能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找到认识上的偏向和发展上的差距。适应新常态，首先要从观念上适应，学会新常态思维，掌握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方法，提高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惠民生的能力。引领新常态，就要引领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新常态思维打造新增长点，创新驱动形成新方式，而不是视而不见新变化，面对新问题素手无策，继续盲目铺摊子，贻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促升级的良机，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在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前进道路上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这个发展不能是数字好看、水分不少、粗放型增长的发展，而应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是经济质量、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我们的一切问题包括税收问题、财政问题，都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得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从经济到税收的思想，从税收影响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地方税收与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寻找地方经济和地方税收协调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一、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地方税收要充分发挥对地方经济的调节作用，引导地方经济协调发展。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重点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平衡地区间的税收优惠，依据“以产业为导向，兼顾外资、内资”的原则，对在国内投资兴办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企业，在开办初期，实施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的税收优惠，以鼓励国内投资；同时对符合规定条件，如投资额大、技术先进、投资回收期和经营期长的少数外商投资，经过批准给予更多优惠，以利于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
2、国家整个经济政策，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促进国有企业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扩大投资。对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和实物转让给予税收优惠；对在企业兼并中按国家规定调整生产方向的兼并方或受让方给予税收优惠。
3、国际经验，选择部分行业、企业试行投资抵免的税收优惠办法，以利于刺激投资积极性，鼓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化投资。
二、以税收手段拉动消费需求
据国家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消费已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针对当前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幅度减缓、即期消费倾向下降以及有关政策对消费限制过严等情况，可采用对某些消费放开限制，给予减税，而对另外一些消费则增加征税。如在现有减税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购置、使用汽车的税费，刺激私人汽车消费等；对居民个人汽车、商业保险等特定消费支出，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作一定扣除，对移动电话、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等高消费行为，开征消费税，实行特殊调节；再就是尽快开征遗产税，以调节个人财富分配，鼓励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三、构建适应要求的税制模式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必须坚持发展优先、兼顾环保和效率优先、公平的原则。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特征，还应坚持国际合作原则。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模式，应着眼于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着眼于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具体措施可采取：
1、合理确立地方税主体税种选择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必须坚持充实地方税种和增加地方税收的原则。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制结构状况，借鉴国际经验，地方税应以营业税、城建税、财产税为主体税种。其理由是：城建税具有征收覆盖面广、税基较宽、税源充足，且征收便利；营业税有明显的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特征；财产税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税源会越来越广，税基会越来越宽，收入规模会越来越大。同时还应对以前制定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地方税种加以修订、撤并。调整交叉设置的税种，如印花税与契税；开设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种，如环保税、物业税、遗产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实行费改税，调整税费关系，规范政府筹资渠道等。
2、合理划分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将涉及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具有宏观调控意义、在全国普遍征收的地方税种，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的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等划归中央，税收征收权、税款支配权划http://归地方，税收减免权适度下放到省自治区和计划单列盟市一级，以便于地方根据各自实际贯彻实施；对于税源普遍、税基不易产生区域间移动且有明显受益性的税种，如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建税等，除税收立法权划归中央外，其它权限都可下放给地方，便于各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税收问题，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对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控制，征收成本大的税种，其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等全部下放到省自治区一级，对具体适应税率，一定数额减免税等可下放到省辖市一级；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不挤占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设置特定条件和程序，赋予省级政府对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税源开征新税种和出台一些加强地方税征管等方面法规的权力。
要弄清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否正常，首先要看财政收入的增减变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体，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决定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分析税收收入增减变化的决定因素，就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变化的决定因素。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共有24个税种，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生产、流通、消费、收入分配、财产的占有和使用以及特定行为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多环节、多层次、不同程度的调节。在这24个税种中，每个税种都有其特定的课征对象，课征对象的价值或数量决定了税收的规模。课征对象的增减变化决定着税收的增减变化，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取决于税收调节对象的增长速度。
GDP是由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加总而成的，决定GDP增速的是这三个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和各自在GDP中的权重。
在税收制度不变、征管水平不变的假定前提下，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税种的收入增减变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与决定GDP增速的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有什么样的联系。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从经济运行的整体上看，增值税的总规模是由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第三产业中商业的增加值决定的，因而增值税的增长速度也是由这些部门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决定的。作为增值税主要征税对象的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和第三产业中商业的增加值，在现阶段，其增长速度总是要高于GDP的增速，这是由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经济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决定的。
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业、建筑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等第三产业取得的营业收入。这些行业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决定着营业税的增长速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些行业的营业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却呈下降趋势，因此，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和与GDP相联系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是不一致的，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而近年来，这些行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又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如2004年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7％，是GDP增速的3倍，这样以来，营业税的增长速度必然会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是烟、酒、化妆品、贵重金属、汽柴油、小汽车等11种特定商品的销售额或销售量。这些特定产品销售额的增长速度决定了消费税的增长速度。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都属于第二产业，其销售额和销售量的增速和其实现的增加值的增速是不一致的，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消费品尤其是化妆品、汽油、柴油、汽车、轮胎等产品生产和销售规模迅速扩大，同时由于竞争的加剧，这些产品增值的空间却在缩小，结果是，这些产品销售额的增速必然会高于同期GDP的增速。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业的应税所得额，企业的赢利状况决定着企业所得税的多少，从经济运行的整体上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的变化，决定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减变化，而GDP的核算根本不计算、不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因而企业所得税的增速与GDP的增速没有直接关系。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个人收入，而按生产法核算的GDP不计算个人收入，个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也没有直接关系。
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是进口货物的价值额或数量，从经济运行整体上看，外贸进口总额的增速决定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增速。而外贸进口额根本不计入GDP，因而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也没有直接关系。近年来，我国进口贸易增速都数倍于GDP的增速， 2004年我国外贸进口额增长36％，几乎是同期GDP增速的4倍，与此同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在我国税收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004年接近20％，而这部分税收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没有直接关系。
其他税种如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资源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的征税对象是土地、房产、车船等财产的占有和使用量以及占用耕地、签定合同、开采资源等某些特定经济行为发生的数量，这些量的变化与GDP的变化也没有直接联系。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24个税种的征税对象中，只有增值税的课征对象与GDP统计口径有联系，但其增速与GDP的增速是不一致的，其他税种的征税对象的增减变化与GDP的增减变化基本没有直接的量的关系。
经济决定财政，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带来财政收入的提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认为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必须与GDP的增长速度保持某种比例关系，或者认为同步就正常，不同步就是有问题。GDP作为一个反映年度国民经济增加值的指标，不能反映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反映一些特定应税产品的产量、不能反映进口货物价值总量，不能反映企业的整体效益情况，不能反映个人收入的情况，不能反映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和使用情况，更不能反映某些特定经济行为发生的频率和数量，而这些不能反映的内容，恰恰是财政收入增减变化的决定因素，因此，财政收入的增减变化不直接与GDP的增减变化相联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 GDP的统计核算口径与税收制度调节对象的统计口径是不一致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在量上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它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一定的量的比例关系。简单地、笼统地以GDP的增速为参照来判断财政收入增长是否正常，是不科学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收入反映在国库的账面上，是纳入预算并且最终要拨付出去花掉的实实在在的“现钱”，它的统计数字与GDP统计数字在准确性上也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从这个角度讲，将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比，并得出影响宏观决策的结论，也是欠妥当的。
除了与税收调节对象的增减变化直接相关外，财政收入的增减变化，还与税收制度本身的变化、征收管理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家陆续清理了一些到期的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一些优惠政策被停止执行，对财政增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地税务机关按照依法治税的要求，不断改进征管手段，努力堵塞税收漏洞，依法严惩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大大地提高了税收的足额征收率，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征管制度的改革和“金税工程”的实施，我国的税收足额征收率已由1994年的54％上升到现在的67％。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是经济活动规模迅速扩大、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普遍好转和依法治税、加强征管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 趋势性特征 政策取向
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年被提出的，这是对中国经济的最客观、总体的评价，此后又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不断丰富，这也是把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依据，认真分析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在2014年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最客观的评价，经济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稳定，结构优化、增长速度良好、社会比较和谐，重视环境效益，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基本摒弃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仍然存在问题，而且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各方需要有信心。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分析
综合考虑发现，当前我国的经济并不完全符合新常态的要求，只是总体上已经基本上符合，所以我国经济新常态有独特的趋势线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不再过度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要求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过程中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如生态破坏、资源紧缺等，而这些问题现阶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难题，所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增长。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逐渐推进，对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基本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在未来的时间里，要保证各环节有序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将逐渐降低，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将保持6.5%以上的增速，而今年5月19日这个数字有了变化，变为6.3%，这样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会更好，对环境、未来发展和人们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我国的经济在结构上平衡有挑战
在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而我国的经济结构在发展的过程中艰难达到平衡，但是这样的环境下又出现失衡的特征：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是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的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那么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国际收入逐渐减少，而且近几年没有上升的趋势；第二，我国经济的投资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而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逐渐减少，投资占经济增长比例2015年比2014年下降了近20%，而且根据2016年1月到4月的情况，没有上升的趋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不加以把控，容易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政策取向的几点思考
整体上我国的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乡镇地区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仍然不能忽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能放松警惕，时刻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做好政策取向。
根据调查分析和国家的政策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注意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规避发生金融问题，我国在去年经济发展不容乐观，而且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解决，俄罗斯等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问题，失业人数众多，所以根据这个问题，国家要重点分析研究，客观、全面地总结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合理对策，并且监督各地区政府贯彻落实，各行业要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提高信息化水平，培养工作人员的能力，认真分析潜在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第二，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其对外开发的程度，政府的服务部门要认真负责，确保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服务，科学设置事业编等服务部门，而第三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明确定位，提高社会责任感，根据国家的要求进行变革；第三，转变落后的经济发展理念，使各行业发展都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国家整体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整制度，国家做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这个过程要严格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要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市场发展逐渐实现多样性，如加大对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的投入力度，推动其在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而对于企业来说，要提出一系列扶植的政策，如信贷政策等，尤其是对微小企业，促进微小企业不断发展，而各地区政府和事业单位要进行管理，优化人员配置，提高信息化水平；第五，重视民生问题，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支持，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
总之，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危机的问题难以完全避免，所以我国自身要不断提高，规避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良影响，所以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和政策取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和相关部门应该重点研究。除了文中提到的内容外，经济学家还有重视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问题，总结经验，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未来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丁文锋.经济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
[摘要]2012年年初以来，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总体水平较低、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以及CPI与PPI持续背离等方面的特征。出现这些特征有国际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多方面的原因。新时期的通货膨胀特征可能对市场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总结通货膨胀特征、原因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通货膨胀形势下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通货膨胀；特征；背离；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2-0126-02
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企业生产发展和保障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重要条件，各国政策制定者都把维持适度的通货膨胀作为其政策目标。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正确认识通货膨胀表现出的新特征，分析新特征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1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
通货膨胀反映的是物价总体水平，学界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有多种，主要指标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GDP平减指数等，其中应用最广、最受重视的是CPI和PPI。通过分析近两年我国CPI和PPI的走势可以看出，当前通货膨胀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总体价格水平不高。2012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6%，PPI均值为-19%；2013年1月以来，CPI均值为25%，PPI均值为-22%。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完成2013年政府预定的35%的通货膨胀目标几成定局。其二，CPI温和增长，PPI持续负增长。2012年1月以来，尽管CPI始终维持在低位，最低值为17%，但低于2%的月份只有三个月；PPI方面，除了最初的两个月为正之外，其他月份都表现为同比下跌，在2012年9月，同比跌幅高达36%。其三，CPI和PPI表现出较长时间的背离。从2012年1月至今，CPI与PPI之差始终保持在32%以上，最大值达到55%，其均值高达45%。其四，CPI中食品价格上涨仍然是拉动CPI的主要力量，居住价格逐渐成为拉动CPI上涨的新的重要因素。2012年1月至今，食品价格平均拉动CPI上涨14%，对CPI上涨的贡献超过50%，而2013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对CPI的拉动均超过05%。其五，生产资料价格下跌是PPI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2012年1月至今，PPI分类指数中生活资料平均同比上涨1%，而生产资料平均同比下跌26%，其中，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的下跌尤为显著。
2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通货膨胀作为价格总水平的反映，其变动既受供给和需求等实际变量波动的影响，也受货币供应等名义变量波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前通货膨胀出现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尽管美国经济有复苏迹象，欧洲经济发展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日本经济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有所起色，但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债务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欧洲方面债务危机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日本方面“安倍经济学”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且上述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面临逐渐退出的问题，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形势尚不乐观。这对中国经济和通货膨胀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需不振，从而影响总需求，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二是受经济低迷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或处于振荡态势，输入性因素对通货膨胀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
其二，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使中国经济总体增速趋缓。一方面，受国内刺激消费政策影响，消费增速并未有大幅下降，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四万亿”投资后遗症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内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速趋缓，总需求不振成为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其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未解决。从具体行业来看，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去产能化过程仍然步履维艰，上游供给过剩，下游需求不足，导致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持续低迷，表现在价格水平上就是PPI持续同比负增长。
其四，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加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国逐渐通过刘易斯拐点，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具体表现就是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连续上调，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上涨，表现在通货膨胀上就是服务类价格的持续上涨，这也直接导致商品篮子包含服务的CPI上涨速度快于不包含服务的PPI，从而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背离。
其五，部分领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目前，在产能过剩行业，部分地区还存在行政力量主导的情况，为了保证就业和税收，即使产品价格下跌仍要维持生产，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失效，上游价格的下跌无法向下游传导，这也是导致CPI和PPI背离的重要原因。
3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影响
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以及CPI与PPI背离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两大突出特征，这两大特征对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要主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看，通货膨胀会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以及消费、投资决策行为。一方面，较低的通货膨胀会影响人们花钱的意愿，影响消费增长；另一方面，PPI持续负增长导致产品出厂价格偏低，企业利润下降，影响投资的积极性。通货膨胀对消费和投资的负面影响会延缓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大稳增长的压力。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看，低通货膨胀为宏观调控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在复苏前景不明、经济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在不违背调结构、促改革大方向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刺激，而不用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具体而言，可以在一些市场主体投资意愿较强、项目回报有保障的领域加大投资的力度，对于一些急需资金、风险较小的行业实施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再次，CPI和PPI的背离可能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不利的局面有所恶化。一方面，上游企业出厂价格低迷；另一方面，CPI仍然温和上涨导致公众生活成本上升，进而导致企业员工成本上升，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上涨企业承受一定的成本压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会导致上游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此外，PPI持续负增长为抑制产能过剩提升了契机。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低迷是由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因此，要解决PPI负增长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着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通过降低产能解决出厂价格持续低迷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出厂价格低的时期降低产能也可以减少企业损失。
4应对通货膨胀新特征的对策
在当前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形势下，为进一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在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要采取多种措施有效扩大内需，消化制造业、采掘业和加工业的较大产能；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要引导企业合理应对工资水平持续上涨的问题，充分估计由此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服务类价格水平上升所引发的物价上涨问题，采取微观的价格调整政策。其次，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就需要把稳增长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比如，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为前提，重启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可以重点通过盘活货币存量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供应，对于一些有利于调结构和稳增长的行业放宽借贷政策。再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特殊行业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避免行政力量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要加强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上下游之间的价格能够有效传导，发挥价格调节市场的作用，避免价格传导不畅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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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府内源融资规模有多大：税收快速增长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表1 中国税收增长因素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名义GDP增长
9.7
5.2
4.8
8.9
7.3
税收名义增长
19.2
12.5
15.3
17.7
21.5
GDP增长带来税收增长 14.4
7.7
7.1
13.2
10.8
其他因素引起税收增长 4.8
4.8
8.2
4.5
10.7
非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
25
38
54
25
50
二、政府增税内源融资规模的经济约束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 & 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全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 Invr+β2 Openr+β3 Lobr+β4 Infr+β5 Ktar+β6 Ltar+β7 Ctar
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见表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算，结果如下：
Ngdpr=-1.693+0.142Invr+0.07 Openr-0.399Lobr+1.118Infr-0.109Ktar-0.471Ltar+1.029Ctar
(-0.095)(0.317) (0.374) (-1.734)
(5.574) (-0.562) (-0.380) (0.967)
表2 经济增长与税收融资回归数据 单位：％
附图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表3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效税率比较 单位：％
美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意大利 中国
资本征税
42.7 26.9 34.1 57.3 24.1 40.9
26.7 28.35
劳动征税
25.4 36.8 21.3 25.5 39.7 23.3
39.1
2.39
消费征税
5.6 15.7 5.2 14.6 20.9 12.5
12.3
8.14
说明：西方国家为1965-1991年平均的平均有效税率，德国是指原西德。中国为1979-2000年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数据引自mandoza Razin & Tesar(1994),Mendoza M lesi-Ferretti & Asea(1997).中国的数据根据表1推算。
R=0.958,R2=0.917,Adi-R2=0.879,D.W.=1.704,F=23.78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 John C.Gurley and Edward S.Shaw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e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5 No.3,April 1967.
[2] Peden,E.A,,1991:"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Government
Activity:An Analysis of 57 years,1929-1986"Public Choiee 69:pp153-173.
[3] Sculley,G W,1995;"The Growth Tax in the United States",Public Choice 85:pp71-80.
我国在经历了1993－1994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 经济 开始逐渐降温，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10％，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不久就陷入了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怪圈。从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了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而难以摆脱。从1998年开始，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内需仍然不足，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
从国民收入流程图中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漏出与注入。注入是使经济扩张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总需求增加，并使国民收入扩张，经济得以增长；漏出是使经济收缩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趋于减少。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即使在我国的每一个财政结算年度都能使漏出与注人相等，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也只能使一国经济不出现经济衰退，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推动力。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增长，必须进行强大的资金注入。只有当注入大于漏出时，经济才会产生大于零的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总需求＞总供给 （1）
总需求＝c＋ip＋g＋ig＋（x－m） （2）
总供给＝yd＋t
（3）
式中：c代表消费，ip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日常支出，ig代表政府的公共投资，（x－m）代表净出口，yd代表个人可支配收入，t代表政府的纯税收。由于可支配收入可以表示为消费与储蓄之和，则：
yd＝c＋s
（4）
将（2）、（3）和（4）式代入（1）式，可得：
（g＋ig－t）＋（ip－s）十（x－m）＞0 （5）
（5）式左边第一项代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第二项代表民间收支状况，第三项代表本国国际收支状况。自1997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良好，每年均为顺差，即（x－m）＞0.政府的财政预算则每年均为逆差，有（g＋ig－t）＞0.对比（5）式，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项所代表的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所形成的民间资金的盈余，正是这部分的资金盈余，对经济产生了漏出。近几年来，我国库存商品及闲置物品的数量持续增加，目前，其总量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是2001年社会消费总额的80％（杨殿宗，在2002年4月5日的《
三、我国征收铸币税的基本思路
（一）征收铸币税的可能性
征收铸币税是否能获得成功，取决于国内的宏观 经济 走势与资源的利用状态，也取决于一国货币信用程度和汇率制度。如果国内已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再增加货币的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政府所征收的不是铸币税，而是通货膨胀税，其结果只会将经济引向灾难。如果一国货币缺少信用，且实行固定汇率制，当央行增发货币时，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量供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等额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际上没有征收到铸币税，而是用外汇的损失换取了等额货币的超量发行。由此看来，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是在保持物价稳定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发货币获得某种购买力而又不使社会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目前，我国 企业 普遍存在着产能过剩、设备与资源闲置等现象，各项经济指标在低位徘徊，国际与国内利率已经降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物价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不断下降，屡创新低，这些表明在我国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符合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条件。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向经济中注入新的带有特定需求的货币增量，用这笔钱可以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征收铸币税的政策选择
以往各国在征收铸币税时，其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政府只是被动地征收铸币税，因为随着经济的 发展 ，实际货币余额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客观上要求央行增发货币，以满足公众对实际货币余额的超额需求，政府在增发货币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征收了铸币税。另有一些政府则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发货币，在这方面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政府长期以来欠下了巨额赤字，他们已经为此耗光了外汇，大量无休止地向民间发行国债的行动已经使政府的信用扫地，再也无法据此而获得收人，靠增发货币获取收入以弥补赤字就成为这些政府的唯一选择。当然，也有些政府增发货币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有时甚至是为了换取外汇储备而不惜牺牲国内的某些经济利益。
本文提出征收铸币税，是针对当前内需不足、供给过剩的特定经济形势而提出的，其基本点是将征收铸币税作为我国稳健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由央行以支票形式将等额存款拨给指定的商业银行，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提供有保证的资金。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提高购买需求，增加就业机会，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减轻过剩物资的供给压力，其本身就是扩大内需的良好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获得了国债，政府则获得了等额的国债建设资金。由于此时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国家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刚好可以吸收这些过剩资源，增加就业机会，而不会引起价格上升。央行增发的这部分货币，是以广义货币m2的形式进入流通的。由于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着大于1的比例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少量的基础货币，增加现实经济对实际货币余额的有效需求，使铸币税的征收落到实处。
在提出此观点时，本文特别强调征收铸币税的目的在于启动低迷的宏观经济，缓解目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需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收入结构和就业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国民经济弱势运行等问题，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财政赤字是因增加公共工程支出，启动宏观经济而生，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转强，财政赤字就会自动下降，这时征收铸币税的 历史 使命也就会 自然 终结了。
（三）征收铸币税的必要性
通过征收铸币税，可以使我国实现短期经济目标。
1.征收铸币税，可以使财政赤字货币化，降低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与向民间发债的形式不同，这次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中央银行的。作为一种交换，政府获得了由中央银行下拨到商业银行的资金。这时由央行持有国债所应获得的利息仍可作为一种收益交还国库，不会加重国债负担。这样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改善财政收支。
2.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征收铸币税，可以在不出现超额货币供给的前提条件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通过公共工程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对于加快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和提升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提高就业水平。征收铸币税，可以扩大内需，缓解经济中产能过剩的供给矛盾，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扭转价格下跌的被动局面，使企业真正走出低物价和低效益的经营怪圈，同时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与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
4.征收铸币税，可以使央行增持政府债券。在我国央行的总资产中，占主要部分的资产是国外资产和对国内 金融 机构的债权。2002年4月公布的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2.11％和41.49％，而对政府的债权（含国债）一项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6％。与日本银行相比，日本政府债券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66.6％，托管日本政府债券所占比重为5.7％，所借政府债券现金抵押所占比重为6.5％，三者合计共占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为78.8％，而外汇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4.6％（张贵乐，吴军，1999）。由此看来，我国央行所持有的国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明显过少。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增加央行所持有的国债总额，使央行资产的持有比重趋于合理，为央行在公开市场卖出政府债券、收回货币的操作提供足够的筹码，从而可以提高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四）征收铸币税的主要思想障碍
为调节宏观经济而有目的地征收铸币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尚属首次，许多人可能会对此产生顾虑。
1.征收铸币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可能对当前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防止通货紧缩，增加有效需求才是当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要抓好的主要矛盾。如果征收铸币税会引起物价上升，这正好说明这种工具对治理通货紧缩有着特殊的功效，是我们攻克内需不足的有力武器。由于征收铸币税的目的是为了启动低迷的经济，物价上升正好说明经济已经启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征收铸币税的政策就可以谈出了。笔者要大声疾呼：在我们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时候，大谈什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之类的口号，对解决经济中已经存在着的内需不足与大量失业来说是无益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解决当前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真的出现了物价上升的趋势，央行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随时抛出手中持有的国债，收回基础货币，以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