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方法是指导行动的基础，在农村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法成为了研究方法的主流，其贯穿于对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从现状分析，到特征的探讨，到期绩效的考核等等，都离不开实证研究法的指导。
1实证研究方法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的主要方法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被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使用着，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方法：①现状分析。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这种“客观事实是什么状态”的研究，如农民收入现状分析、农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等。这种研究本身就决定了其研究的实证性质，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静态研究方法、动态研究方法等也大都属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范畴；②特征分析。在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原有事物的变化，新事物的出现，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对这些变化后的事物及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以使我们对“客观事物”的特有存在状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而特征分析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如对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分析、农业产业化特征分析等。特征分析主要运用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等实证方法探询事物的特有存在状态，这无疑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③模式分析。由于我国地区差别较大，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许多地区在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做法，经过不断完善，形成特有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研究对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对诸城模式、苏南模式的研究等。这类研究主要运用归纳分析、比较分析等实证方法，侧重于对模式的特点、构成要素、形成原因、适用条件等进行客观分析，因而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④关系或原因分析。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事物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分析研究这种因果关系有利于寻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自然也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对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土地撂荒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分析等。这类研究实际上属于关系或原因“是什么”的实证研究范畴，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如因果分析方法、因素分析方法等也大都属于实证研究方法的范畴；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是牢牢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
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之外，也大量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阶段，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色彩。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特点，主要取决于其理论假设与客观现实的距离。
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尤其农民的有限理性、农村信息不充分、农村市场体制不健全等已是公认的不争事实，并成为农村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这就使经济学分析方法暗含的理论假设，即“经济人”、“充分信息”、“市场完全竞争”等假设，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应用中被大大放宽。理论假设的“现实化”为规范研究的实证色彩埋下了“伏笔”。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很多，如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等等，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关于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和相应政策建议，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2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2.1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
2.2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③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④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
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Djankov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Micco和Pages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LLSV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对民事法律的变迁进行计量史学分析，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民事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因素，甚至分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比如，分析中国婚姻法30年来的变迁路径，分析影响婚姻法学者进行法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甚至从宏观维度分析经济、社会进步与现代婚姻立法的互动等等；或者通过词频定量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对中国民事法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目前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大体分为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干预分析三大类，研究者常常根据其所掌握的数据情况结合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如R．Grosse、M．M．Frank和UNCTAD等同时使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C．J．Hardlock等不仅利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而且在回归分析中还同时借助线性模型和非线性的Logit模型，J．W．Salacuse和N．P．Sullivan横截面数据分析和综列数据分析两者并举，P．S．McCarthy和S．Sridharan等人将ARIMA过程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分别用移动平均（MA）过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过程表示回归残差，S．Sridharan等人更是回归分析、干预分析和结构时间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运用计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界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囿于我国法学界知识结构的集体单一，法学学者缺乏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基本没有掌握数学研究工具，导致深入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学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既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度不够、观察比较简单，让法学学者觉得不是法学研究，而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觉得肤浅。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民法学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成熟就加以全盘否认，应该看到民法实证研究特别是计量研究对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深远意义。每一次方法上的转变都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计量方法也将给我国传统民法学带来新的冲击。
网： 何谓法律实证研究方法，我国学者观点虽未见一致，但通常认为法律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1）观察研究方法，即要求研究者参与甚至进入、融入到研究对象的具体环境中，通过访问法、观察法等收集相关资料，并据此进行归纳、分析。（2）调查研究方法，即以书面问询或口头问询的方法来获得关于调查对象行为和思想的资料。调查研究往往采取问卷调查（书面）或结构式访谈（口头）或是测试的形式进行，实施步骤一般为：识别调查总体选取样本设计研究工具（问卷调查表、访谈或者测试）研究实施分析资料。（3）实验研究方法，指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良方案，或者从国外、域外移植一种新的法律制度，放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观察、比较，然后分析和总结其真实效果的过程，即通过建立控制情景、设置变量方式进行研究。在具体开展实验时，核心在于对变量的观察与设计，因此实验组（按照预设方案来处理案件）和对比组（依原来方式处理案件）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4）文献研究方法，包括针对现存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针对他人收集的统计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其实质是将文献、文本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获取信息，进而进行法社会学或法史学的研究。在民法研究中，将针对某一问题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的“类案”研究即属于此类。
可见，我国学者所说的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都是强调对法律现象作经验的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借鉴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个案观察、实地与问卷调查、实验等技术方法。正因为其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性，其所作的研究往往针对个别现象或问题，而非针对整个法体系。其二，都强调此种研究方法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不同，是改造法学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方式；而作为被改造对象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除了法哲学、法理学等抽象思辨性方法外，主要是指“规范学”或“法律解释学和规范法学”，也即通常所说之法教义学。于此，产生一意义重大之问题：上述实证研究方法与法教义学在民法研究中各自的定位与关系如何？
从研究对象上看，法教义学是一种针对现行法的理论。此处所谓现行法，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主要是制定法，但实际上也可能包括甚至更为侧重法官法。
法教义学之任务主要在于揭示现行法规范整体之内容与关联，包括：（1）阐释对于现行法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基本原理、基本规则与问题解决方案，既包括制定法所规定的、可以通过解释而获得的原则或规则等，也包括公认的、司法与法学必须为制定法规则所添补的原则或规则等。对此，法教义学主要是以个案检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个案以及个案所提供的经验来调整概念、建构规则。（2）由于法秩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渐增长，逐渐复杂混乱、不无抵牾矛盾之处，因此必须以理性的说服力并诉诸于公认的基本价值（价值信念）来解释、协调现行法，力图使法秩序成为一个无矛盾的统一体。以此而言，法教义学是法秩序的内在体系在学术上的体现。法秩序之体系对于概念之解释和具体规则之建构又具有指引性的意义。因此法教义学之核心任务，是由法学与司法对现行法作体系化的阐述、加工与续造，在具体的、现实存在的法规范之关联中去发现其体系，以把握相应领域法律规则之整体，最终以此种方式洞察法秩序之结构，对法作“概念―体系”上的贯穿。因此，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被等同于体系方法，体系方法在法教义学中占有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成文法系精巧复杂的法典结构必然要求各法条、对各问题的解决方案之间不会发生逻辑和价值上的矛盾，否则会有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困难。
就其与法解释之关系而言，法教义学是法解释的任务，也是法解释的产物。就其与法政策之关系而言，法政策是一种需要通过国家制定、贯彻规范来实现的政治决断，任何法律规范都属于以规范形式固化下来的法政策。一方面，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此种固化后的法政策，因此至少间接地构成了法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又必然受到法政策所包含的价值的影响，也要对法政策上目标的实现负责，因此构成了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内在法律骨架，将此种秩序或法政策保存于其中。
此外，对于法律实务，教义学具有如下功能：（1）整理与体系化之功能。（2）稳定功能：一旦被认可为“有效”，则可保证就同样案件作同样之裁判。（3）减负功能：教义学提供公认的解决模式，若无教义学之存在，则每次都必须考虑一切可能的解决模式。（4）禁止否定功能：不能无理由地、未经理性论证地否定。若要在实务中作出不同于教义学之裁判，则必须给出“更优之论证”。（5）法律适用上之拘束与革新功能：一方面限制了法律家处理法律文本之自由，对于法律适用与法之续造具有拘束效力；另一方面也通过法解释和续造使法秩序具有弹性。（6）批判与续造功能：重新检验旧的解决模式，提出新的方案。
正因为法教义学之体系性，使其具有体系限定性，即仅关注体系内部之论证、体系内部之自我批判，对体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仅具有有限开放性。易言之，任何超出现行法规范本身的价值、伦理、效率、实施效果等考量，均为体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上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即为其适例。而此种体系外考量只能通过两种限定的渠道方能进入法体系：（1）通过影响法政策进而影响立法，但对此尤须注重体系之融合、协调。比如在借鉴外来的法律制度（如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制度等）时，不能径直决定采用，而是只能以之为立法变动之诱因，只有在经检验确保其不会导致体系上之割裂或漏洞后，才能成为实证法所采纳的制度。（2）以民法中的一般条款（比如诚实信用、公共秩序等）为媒介，转化为体系内之考量，进而影响司法。
另一方面，上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作为体系外之考量，却能在体系外检验体系之效果，起到发现问题、指出方向、明确价值的作用，从而能够间接地影响法教义学及其所建构之法体系。此种作用在体系因成熟、固化而日益纯粹技术化、僵化之国家或时代尤为重要，耶林、海克之利益法学即为其显例。
但在体系不成熟、尚未趋于精致细密的法制落后国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却因其针对个别问题的、点对点的零碎研究方式，无法担负起法律体系建构与融合的任务，相反，其只能为法教义学提供体系建构、融合之素材，进而由法教义学来完成体系化之重任。在此阶段，作为使民法学科学化、精密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方法，法教义学往往受到特别之重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在立法布局的角度上宣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就学术体系而言，我国的民法却难谓成熟完善：（1）对一些重大问题尚有立法上的盲点（比如债法总论中的债务不履行问题、多数人之债问题，尚未有专门规定）。（2）各个法律之间、同一法律内部的各个条文之间，抵牾矛盾之处过多（比如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之间的冲突）。（3）对于教义学上一些细致、复杂的问题，还根本没有看到或缺乏深入的研究（比如意思表示理论中的表示意识问题，情谊行为与无因管理的关系问题等）。或许正因如此，立法机关同时指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是法律的修改完善，包括“在通盘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法律进行整合”、“明确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通过立法解释“赋予法律条文更加准确、更具针对性的内涵”。这实际上对民法教义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合乎我国民事立法与法学研究之现状实情。因此，当前更应以民法教义学研究的进一步细致与深入为重心。
为此，对于民法教义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也应作一定的总结与反思。首先，急需进一步深入推动比较法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的比较法研究往往只停留在法典文本的比较上，对于其背后的立法理由、背景、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等，却不甚了了，对于文献的掌握也不够全面。对此，应有一批能对某国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以考证的方法就比较法上的知识求得可靠的结论，了解其立法理由、实践中的评价（在欧洲私法统一化工作中，欧洲的学者采取设计案例及问卷由各国学者解答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值得借鉴），进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情况斟酌取舍。只有真正彻底的了解，才有平等对话和超越的可能，不求甚解或自以为了解而以国情或文化自尊为由拒绝借鉴，恐非自尊自强之道。其次，应大力推进民法制度史和学说史的深入研究，以对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法律概念、基本制度有正本清源之梳理（比如我国合同法第133条与第145条、物权法第212条、担保法第90条这四个条文中均使用“交付”一词，但其构成要件却各有不同），为进一步的体系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对于司法裁判的研究，除传统的个案评析研究方法外，还应借鉴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对各方面的司法案例进行统计、汇总、归类、比较、分析，以为教义学上的研究和体系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亦为一般条款经由类型化而具体化之重要方法）。但正如不能因解释论的强调与深入而放弃对立法的批判和建议，对裁判的研究也应注意勿将实然当作应然，而应多作批判，如此方有利于教义学研究的深入和体系建构。最后，教义学的研究也应更加关注法律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及时参考、吸收其研究成果。虽然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在法教义学领域不能直接适用，但对于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却必须保持开放性（比如在德国，法社会学所处理之论题往往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在法教义学之中），如此才能保持民法教义学生生不息的强盛生命力。就此而言，亦可称之为民法学传统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证化”。
【关键词】 VaR； 金融风险； 风险管理
一、引言
金融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股指、商品价格等市场价格因素的变化而导致金融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就是金融机构在准确识别、评估和测量市场风险的基础上，根据其竞争优势和风险偏好，利用各种技术工具对市场风险进行防范、规避、转移的过程，风险的评估和计量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核心。
传统的风险管理方法通过方差、久期和?茁系数等的管理来对冲和衡量风险。比较而言，由于传统技术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对风险控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难以综合考虑金融市场中众多的风险因子。因此，不管是投资者还是监管者，都需要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法来管理金融市场中的风险，VaR的产生就是基于此背景。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国外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处于逐步走向成熟规范的阶段，具有新兴市场的共同特征――高投机性和高波动性。市场的剧烈波动和投机行为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高风险。随着我国加入WTO，在金融市场一体化、自由化的驱动下，我国金融业必将和国际接轨，执行国际风险管理的标准。
二、国内研究阶段划分
随着国际上对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视和国外学者在VaR方面研究的逐步深入，1997年以来，国内也开始了对VaR的研究。本文拟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此总结国内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并指出未来发展的趋势，使基于VaR的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更适用于转轨时期中国的国情。当前国内学者研究的主力还是集中于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VaR在我国具体领域应用的研究逐年深入。总体来说，我国VaR发展过程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一）理论引入和介绍阶段
2000年以前，国内学者多集中于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VaR的介绍性文献开始于郑文通（1997），他的《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一文全面介绍了VaR方法的产生背景、计算方法、VaR方法的用途及引入我国的必要性；姚刚（1998）简单介绍了组合VaR值的计算方法，并初步探讨了参数法处理线性与非线性资产定价模型的区别；黄海（1998）初步探讨了VaR对我国投资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借鉴意义，认为VaR在控制交易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刘宇飞（1999）在《VaR模型及其在金融监管中的应用》中，介绍了VaR模型的基本内容，着重论述了其在金融监管中的应用，还提出如何运用国际上通行的“事后检验”方法对VaR模型进行检验。
（二）实证研究和改进阶段
2000年后，国内对VaR的研究有了实质性进展，许多学者将VaR运用于我国股票市场进行实证研究。
三、国内研究的主要文献
（一）VaR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2002年前，学者们主要探讨VaR是否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杜海涛（2000）将VaR运用于我国证券市场，对风险计量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运用VaR计量我国证券市场风险的效果较好；范英（2000）将VaR运用于我国股市，对深证综指风险计量作了实证研究，用简单移动平均参数法计算了VaR值，认为VaR可以较好地计量我国股市风险；王美今和王华（2002）通过对沪市的实证分析得出：VaR可以用于我国股市的风险测量，收益率分布的正确假设是正确计算VaR值的前提，对于普遍存在着收益率分布非正态的状况，一般的GARCH模型可能低估风险，必须选择能准确描述收益率尾部分布的模型。
可见，研究普遍认为VaR是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的。
（二）VaR方法的改进性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VaR方法进行改进性研究。
马超群（2001）提出了一种计算VaR的新方法――完全参数法。其本质上是参数法和极值理论的结合运用；田时新、刘汉中、李耀（2003）对深沪两市证券提出了一种基于广义误差分布（GED）的VaR算法；郭海燕、李纲（2004）将广义双曲线和正态逆高斯分布应用到VaR的分析方法中；邵欣炜（2004）叙述了在不同分布下VaR方法的计算和实证比较，他结合压力测试法求出基于VaR的最优投资组合；刘晓星、刘庆富（2005）在动态条件下建立了基于VaR的商业银行资本最优化的模型，他还探讨了VaR和CaR（风险资本）间的联系，并且提出了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RAROC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框架和银行风险资本的相关配置的思想；胡经生、王荣、丁成（2005）总结了国外较为先进的VaR拓展模型对证券组合在风险管理上的应用，并且针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证券组合建立风险管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文章给出了针对机构投资者的一些风险管理提议。
（三）VaR方法在我国具体领域应用的实证研究
2000年后，学者们一直探讨VaR方法在我国可以适用的具体领域。
戴国强、徐龙炳、陆蓉（2000）讨论了VaR在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可能的应用领域；阳（2001）在综述VaR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它在我国的应用可能遭遇的困难，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武魏巍、韩学意、丁日佳（2006），曹军（2006）分别对VaR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中的应用提出建议；刘晓曙、郑振龙（2007）、彭万春（2007）对VaR方法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做了验证。
（四）比较各种VaR方法检验效果的实证研究
2007年前后，学者们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比较各种VaR方法的检验效果上。
彭寿康、顾丽亚（2007）用美元指数的市场风险为实证对象，在建立GARCH模型的基础上对VaR各种模型的预测性进行比较，提高了VaR在银行交易账户资产风险资本要求上的准确性；苏涛（2007）用同时能够反映偏度和峰度的SKST分布，通过实证分析得出SKST分布能够更精确地估计出VaR值，他们还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进行了马尔科夫转换，研究显示在马尔科夫转换过程下的资产组合模型要明显优于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度量的VaR；曹建美（2007）分别用GARCH和PARCH等模型，基于正态分布、t-分布和广义误差分布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他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在基于t-分布下求出的VaR值大大高估了市场风险，而PARCH-GED模型能比较精确地度量出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施照斌（2008）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到我国有关基金、证券和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经过调查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用参数法和历史模拟法来进行度量市场风险占绝大多数；其次是蒙特卡洛模拟法，有个别金融机构采用的是比较主观的经验法。
四、国内研究简评
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下，大家对VaR方法引入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必要性有了一致的认可，并且在风险管理中的运用都给予了肯定。学者们除了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外，还积极进行新的尝试，对VaR进行了改良性研究。
但是，国内学者对于VaR的研究不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研究侧重于介绍VaR的概念和方法以及在金融监管、投资银行和证券市场中应用方面的理论研究，多是将国外的理论直接用于我国金融市场，改进VaR方法的研究并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创新较少。
第二，从风险的本质方面研究VaR方法的文献不多，与传统市场风险度量方法比较不多；另外，普遍缺乏对国外成熟市场和国内新兴加转轨市场的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VaR应用最广的领域是银行业，然而数据获取有限，故研究多集中于股票市场，对我国证券市场现状与适用性分析不多。
第三，VaR计算方法中，使用较多的是历史模拟法和参数法，尤其是参数法，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运用不多。对于哪种VaR方法更适合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国内部分学者进行了VaR多种方法对比的实证研究，但不同学者得出的最优VaR方法不尽相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对VaR方法的具体应用更为欠缺，从我国金融机构现行的金融风险管理技术上看，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资产负债管理（ALM）和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VaR方法的运用还处于探索和应用的初级阶段，虽然有迹象表明有些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运用风险价值VaR方法进行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但还没有一家对外公布其所持资产的VaR风险值。这说明VaR方法在我国的应用还不很普遍，与国际上金融风险管理技术的主流还存在较大差别。
VaR方法已成为国际衡量金融风险的主流方法。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我国银行业的《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中，也建议我国的银行采用VaR方法度量金融风险。但是，我国金融市场同国外金融市场有很多不同，存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国外、金融数据的不完全等很多现实问题，加上国内关于VaR的研究大都是国外文献的综述或模仿，或者仅对我国的金融数据套用VaR方法进行简单的实证分析。因此，要使VaR方法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仍需结合我国实际，创建出适合我国的风险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1］ 郑文通.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J］.国际金融研究，1999（9）：58-62.
［2］ 姚刚.风险值测定法浅析［J］.经济科学，1998（l）：55-60.
［3］ 黄海，卢祖帝.VaR的主要计算方法述评［J］.管理评论，2003（7）：3l-36.
【关键词】会计学 方法论 哲学
会计学是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门实用性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则决定着会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现代会计学中主要流派所形成的研究方法论在历史上都各自有着其自身的作用和局限性。只有用客观、发展的观点对会计学研究方法的演化过程进行回顾、比较，才能够改进目前在会计学的研究中应用的各种方法并且提高研究水平。
一、会计学中哲学问题综述
任何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都必须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会计学的发展同样要依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会计学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会计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都是源于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若错误的理解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变会陷入迷茫，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甚至误入歧途。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企业日常经营业务中最根本的特性，最普遍、最基本的关系及规律。会计哲学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会计学之中，是研究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
二、指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
首先，充分理解理论与认识论，并将其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认识论，是反映动态的革命理论，实践是其理论的基点和出发点。认识与实践是无法分开的，实践无法脱离认知而单独存在，在实践中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会计理论的进程中，要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按照会计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加以探讨，反对主管片面性和盲目性迎合相关利益集团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甚至还有假象掺杂在其中，但我们不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从这些表象中抽象出事物运行的本质。要将自己的认识从感想不断过渡到理性，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联系抽出来，找出会计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会计必须遵循客观事实的特性令其有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样也使其有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性。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繁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认识会计，研究会计的社会属性。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会计这门学科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对会计进行研究，发展成为会计理论从而反过来指导会计实践，形成一个循环。其次，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运用其加深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会计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的科学，要依据历史经验，遵循客观规律才可以稳定的发展下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会计学，就是要探索会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当中要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做出科学的评价与结论。在社会和生产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生产的材料开始有了剩余，为了将其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会计科学应运而生。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财务管理这一社会活动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为了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减少劳动消耗，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可以这么说，会计这门科学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对剩余产品计量的需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会计核算结果的判定，主要看它是否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企业资产状况、经营成果等，同时要看它是否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是否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会计理论的价值主线是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和反映，我国的会计研究是在对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现行主要采用规范性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尤其在最近几年实证研究风靡学术界，成为一大主流。当然，我们仍应当清晰地知晓，会计规范性研究是不可替代，它仍能并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完美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二者相互补充，从而为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当然，我国的一系列的会计工作都需要建立在上述四项基本假设之上，由于假设存在一些缺陷，而导致了会计研究方法存在一些瑕疵。
三、新的方法论在会计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构建
方法论不仅决定了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和手段，而且还对会计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演化史就提示过我们：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于完善的，至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的体系：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会计学研究不仅需要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一般科学方法论。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分析性研究之后，已经出现了向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不仅受信息论影响、系统论影响、控制论影响，还受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的指导。虽然这些理论并不是出自会计学，但却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当然，尽管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优点多多，但它也并不能够代替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着其自身的特性，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其特性构建出一套符合会计学自身特点的发展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在会计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力争做到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的统一，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完美结合，把社会、自然两种科学方法包容并蓄。接受一切可用的方法，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力争进行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
总之，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应当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单纯延续西方的观点去研究。当然，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目前正处与向IASB趋同的大潮中，但不能把趋同等同于相同，在这一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会计学的规范研究，同时要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指明方向，反过来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并归纳在实践中财务工作的成功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因此，本文认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对于弥补目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缺陷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以宽.会计哲学[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
一、引言
对于金融风险审计研究，重点是进行整体性与个体性的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不仅确定行业发展存在的结构特征与风险水平，而且确定个体金融风险的趋势性水平。此类问题在已有的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中尚未体现。目前已有的金融风险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风险特征与实质研究，杜厚文等[1]在国内较早论证了金融风险的一般规律与特征、特性等。虽然仅具有宏观意义，但是对于金融风险的深入研究具有指引性作用。二是金融风险规律研究，吴炳辉等[2]就我国利率市场化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从理论角度进行规律性结果分析，为我国抗击金融风险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沈悦等[3]不仅提出了一套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而且对该指标阀值设定给出了理论探究。由此从理论角度提出了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四是金融风险的传播研究，鲍勤等[4]通过仿真分析，确定了金融风险的传播规律与传播机制，为我国银行业系统风险监管提供了重要指导。五是金融风险的监管研究，徐立平[5]针对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不完善的现状，提出了从金融网络进行风险监管的监管思路。通过上述研究，强化了金融风险研究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而且对研究发现的问题――“在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中，不仅确定行业发展存在的结构特征与风?U水平，而且确定个体金融风险的趋势性水平”给予了再次明确，即尚未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此次研究将就此问题给予解答。
二、金融风险审计理论分析研究
这里将通过理论分析首先明确金融风险特征，其次对行业整体风险与个体趋势性风险给予确认。由此，从理论角度不仅提出对金融风险进行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论证该方法的有效性与适用性。
（一）金融风险特征研究
在进行金融风险审计研究之前，首先对金融风险特征进行分析。之所以如此安排，是考虑到只有确定金融风险特征，才能基于其展现的特征进行审计研究，否则在进行审计时无从入手，审计结果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从被审计对象来看，企业内部相对社会而言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转等不被外界所知。但企业管理与运转等关键信息，通过其与外界沟通的营业网点以及社会报道等被部分披露。基于此，对企业内部进行划分。将参与社会信息披露（包括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下同）的部门和单位划分为内部区域，不参与社会信息披露的部门和单位划分为核心区域。显而易见，对单个企业而言产生了三个区域。从外至内依次为外部区域、内部区域、核心区域。具体见图1。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外部区域和内部区域的交界即是企业与社会的边界;内部区域和核心区域的交界即是企业信息披露的边界。从图1结果来看，这种结构为三层嵌套结构。基于此，可以确定企业金融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金融风险是由内而外的传导过程，即从核心区域向内部区域传导，再由内部区域向外部区域传导。一般而言，金融风险在企业内部核心层最先产生，并且在主动或者被动情形下逐级向外传导。之所以提到主动与被动向外传导，是因为企业存在重大事项向社会披露的责任，同时作为上市类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定期（一般为季报）向社会主动披露的责任。因此，当风险已经发生或者风险正在发生的时候，风险都会同步或者滞后向外部传导。
特征二，金融风险具有连续性变化特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连续变化特征是指具有左连续特征。之所以为左连续变化特征，是考虑到时间序列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因此右连续变化特征对于现实环境中不具备真实意义。其次需要说明的，连续变化特征无论是对于单个实体而言还是对整个行业而言，都是成立的。以单个企业为例，其在某一时点的金融风险水平是由其之前时间段内的风险水平所直接影响的，不受其后继时间段内风险水平的任何影响。最后，这里所说的连续变化特征是内在风险水平的变化特征，并非测度风险水平的变化特征。之所以如此说明，具体解释见特征三的论述过程。
特征三，金融风险测度的不连续性特征。此特征与特征二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在特征二中已经提出了金融风险是由内向外的传导，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受信息披露周期所限，所展示的数据并不具有连续性。因此，金融风险测度就无法实现连续性特征。二是在特征二中还提出了信息披露存在主动披露与被动披露两种不同特性。因此，即便信息披露不存在时间滞后性，但是由于信息披露的主动选择性特征，也确定了金融风险测度无法实现连续性测度。基于此，研究提出了金融风险测度的不连续特征。
特征四，不同行业的金融风险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点非常清晰，即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对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进行测度。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上市类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非上市类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因此，进行行业审计时，必须考虑到行业特征进行与之相对应的风险审计及风险防控处理。
特征五，个体金融风险应控制在行业平均金融风险水平内。如果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高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则认为该企业处于较高风险范围内;反之，当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则认为该企业处于低风险范围内。与此同时，当单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水平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水平相当，则认为该企业处于风险适度范围内。这样，对风险水平划分了三个层次，较低、适度、较高，并对如何划分给予明确。
特征六，金融风险具有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这一特征无论是对行业整体而言，还是对单个实体而言都是成立的。在不进行外界干预的前提下，金融风险具有全周期单调上升变化特征，即风险从小到大的变化特征，正是由于加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等干预性工作，才导致风险变化不再单向变化，而是呈现出阶段性从小到大的特征。一旦采取合理有效的风险处理措施，可控范围内的风险就会逐步降低。因此，加入审计因素后，在审计及审计措施有效执行的这个阶段，风险逐步降低;在未审计或者审计措施无效执行的这个阶段，风险逐步上升。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都是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
特征七，金融风险具有趋势性变化特征。这一特征无论是对行业整体而言，还是对单个实体而言都是成立的。因为通过行业特征分析与企业发展特征分析，无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对于后者，其自身都存在一种规律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企业发展也呈现出这种规律性。因此，从外部展现来看，与之对应的风险就会呈现出趋势性的变化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趋势性特征是从时间趋于无穷或者较长时?g跨度后风险水平体现出的变化特征，并且这种特征是从时间趋于无穷或者较长时间跨度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
（二）整体金融风险审计研究
在如上分析过程中，已经明确了金融风险具有的几大特征。接下来，研究将基于上述特征，从整体角度提出进行金融风险审计的框架与方法。
首先，从上述研究中已经明确了金融风险不仅是可测度的，而且其测度具有不连续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以金融风险水平作为企业金融风险的测度依据。在某一个固定时点，每一个企业都对应着唯一的金融风险水平。但是受制于现实条件，金融风险水平只能为非连续性测度值。研究提出采用如下方法将金融风险水平从非连续性测度值转化为接近连续性测度值（具体见式1），由此实现了金融风险水平的类实时测度。
通过式1的转化，就将在单个时点测度的金融风险水平几乎转化为对应统计区间内的连续型金融风险水平测度值。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式1的转化中，并不包含区间两侧时间点的金融风险水平测度值。这样处理是为了体现通过上述变化不能将特征三中体现的非连续特征变为连续性特征。与此同时，在式1的转化中，对起始时段[0，T1]采用在T1时段的测度值作为整个时间段测度值的替代。
在式2中给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整体测度水平。左侧结果代表的是时间段[t0，tn]内的金融风险水平出现逐步提高的特征;右侧结果代表的是时间段[t0，tn]内的金融风险水平出现逐步降低的特征。在前述研究中（主要是特征六的分析中）已经明确了阶段性单调变化特征。对于式2中的不等式结果是基于泛函分析中的勒贝格测度以及数学分析中的积分原理等做出的最终结果，在此仅给出最终结果。
基于式2为代表的时间段内金融风险水平分析，可以得到整个调查周期内的企业总体金融风险水平结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为一个区间性结果，而不是一个固定单点数值结果。对于企业而言，其在整个调查周期内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取值只能在[0，T]之内。这是因为金融风险水平F（t）取值在0至1之间（包括0，也包括1）。当企业风险较低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左侧;当企业风险适中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中间;当企业风险较高时，对应的总体金融风险水平会停留在[0，T]区间的右侧。这也就对特征五中提出的三类金融风险水平（较低、适度、较高）对应数值区间首次给予了明确。这一结果是值得欣慰的，之前此类研究从未提出过这种测度方法并给出与之对应的测度分类结果。
（三）趋势性金融风险审计研究
在如上分析过程中，已经明确了整体金融风险，并给出了如何测度分类的具体方法。在此，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就如何进行趋势性金融风险审计给出解决方案。
通过上一环节的分析，已经将金融风险简单分类。采用更加细化的方式，可以将金融风险分类更加精细，即从较低、适度、较高三种风险类型向更多风险类型扩展。具体拓展数量可以由研究者自行确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拓展中要保证划分的不相容性与有限全覆盖性。这里所说的不相容性是指每一个风险类型水平设定的风险区间与其他类型水平的风险区间均独立存在，没有交集。另外，提出的有限覆盖性是指所有风险水平区间进行有限求和后，必须覆盖整个风险水平，即覆盖在[0，1]区间。利用这一结果，就可以测度出对象在处于某一风险水平时向其他风险水平转化的概率。假定Zt代表状态i事件，Zj代表状态j事件，前述所说的转化概率为P（ZjZi）。利用这类统计性分析结果，同时结合单点概率结果等信息，通过马尔科夫模型（简称“MM”）（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一分析思路，是源于对彭红枫等[6]、赖岳等[7]、茹正亮等[8]研究成果的分析。彭红枫等采用MM理论，对期货套利展开分析，对期货套利特征与趋势性特质给予了明确。赖岳等对MM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明确了预测方法的适用性。茹正亮等采用MM理论，成功地对降水量进行了趋势性规律分析。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采用MM理论对趋势性分析非常有效。因此，研究提出了采用MM理论进行分析的思路）可以得到最终极限态下的概率结果，即如公式3所展示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式3给出的结果是时间趋于无穷时状态j事件发生的概率，其取值为δj。
该概率依然要满足全覆盖的性质，即所有可能状态的对应概率总和为1必须满足。对于式3所展示结果论证，由于涉及过多的随机过程原理，在此不再给出具体分析论证过程，只列出对应结果。需要特殊强调的是，本文多次出现的MM（包括题目中出现的MM）均是指此环节提出的马尔科夫模型。文中如不特殊声明，均采用这种简称。对于式3所展示的结果称之为趋势性金融风险，这种趋势性正是由于其取值依赖于时间的极限变化所得。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已经确定了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与趋势性金融风险水平。下面将利用上述理论分析结果，对我国软件类企业实际金融风险进行测度分析并给出降低风险的具体对策。
三、金融风险审计实证分析研究
如何将理论分析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落地，研究在此通过一系列分析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由此，不仅对理论分析中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给予再次确认，而且对现实情境中不同行业以及行业内部金融风险水平的整体性特征与趋势性特征给予明确，为提高行业和企业抗击金融风险水平与能力提供支撑。
（一）行业整体金融风险水平测度研究
在前述理论分析中不仅提出了金融风险水平及其变化率，而且给出了基于金融风险水平及变化率的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与个体趋势性金融风险水平的测度方法。这一方法对于金融风险水平直接显示的对象可以成功使用，但是对于金融风险水平间接显示的对象无法直接使用。这里所说的“金融风险水平间接显示的对象”是指金融风险无法确定，但是可以通过其内部关键因素的变化来体现的对象。一般而言，金融风险水平作为外部展示结果，是受到内部因素作用而产生。对于同一行业的不同对象，金融风险水平的内部影响因素具有成分一致性与贡献系数一致性的特征。基于?@一结果，在同一行业内采取回归分析法，确定导致金融风险水平的内部因素及其作用系数。因此，研究提出了如下指标表（具体见表1）。
表1第一列（从左向右的第一列，下同）为结果指标，对应为金融风险水平。剩余列主要为影响金融风险水平的各种指标，具体分为四类指标，依次为“金融风险子指标”“管理风险子指标”“销售风险子指标”“人工风险子指标”。分别从金融角度、管理角度、销售角度、人工角度等方面对风险构成进行刻画。表1右侧最后一列为辅助指标，作用主要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的思想是利用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无形资本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去无量纲处理“金融风险子指标”“管理风险子指标”“销售风险子指标”“人工风险子指标”中的具体指标。实现不同实体对象之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与可关联性。基于这种思想，同一行业内不同对象之间同一年份数据之间就可以形成同批处理的时间序列数据。之所以进行如此处理，这是由于金融风险水平显示对象的稀缺性所造就。对于明确金融风险水平的对象，在现实环境中非常稀少，所以研究只能通过有限对象向无限对象推广。
以上市类企业为例，一般分为正常企业、ST企业、*ST企业等。对于正常企业是指非ST类企业和非*ST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显著低于ST类企业，因此可以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3。对于ST企业，按照我国上市企业分类管理规定，其金融风险水平较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6。同理，对于*ST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8。对于即将退市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极高，研究将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9。与此同时，对于正常企业，研究还做了细分，将具有大型银行金牌授信企业设定为金融风险水平极低企业，其金融风险水平设定为0.1。基于这一分类，研究提出了四类金融风险水平划分方法，对于不同对象，按照分类法即可完成金融风险水平的确定。在确定金融风险水平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时，只选择通过上述四类分解法能确定具体风险水平的对象。即只选择金牌授信企业、正常企业代表、ST企业、*ST企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分析确定风险构成因素及权重。完成此工作之后，对全行业上市对象采用上述分析结果进行风险水平确定。具体量化各自的风险水平，此工作可以完成。这是因为风险构成因素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都已经确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数据越界，对于后一分析，必须确定风险分析结果仍然控制在0与1之间，这也是可以办到的。利用如上方法，最终即可确定整个行业内上市公司的金融风险水平及变化率。然后，利用理论分析中提到的分析方法进行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测度，由此得到下述结果（具体见表2）。
表2中的数值代表对应行业对应风险水平下企业占比。从该表结果来看，之前四类行业的金融风险整体水平无法确定，但是通过此次实证分析后，得到了量化明确。从整体来看，金融业和保险业居于较高风险水平、高风险水平企业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以金融业为例，其较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为41%，其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为23%。与此同时，从上述结果也能看到，软件业（研究将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统称为软件业，下同不再赘述）、制造业的行业平稳性是较好的，这一点可以从行业风险水平结果中看到。高风险水平企业占比显著低于其他行业，低风险水平企业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行业。通过这一分析结果，更进一步明确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出的不同行业金融风险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论断。下面，基于上述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主要是进行个体金融风险水平分析。
（二）行业内个体金融风险水平趋势性测度研究
个体研究依然采用前述分析中确定的分析思路与分析框架。就软件行业的金融风险趋势性水平进行测度分析。通过论证分析，最终得到如下结果（具体见表3）。
表3中一共列出了七家企业分析结果，结果包括金融风险水平以及导致该金融风险水平的主要构成因素。这七家企业是从实证研究个体对象中抽选出来的，也就是说整个实证研究并不是仅对上述七家企业展开。需要强调的是表3中的结果是趋势性结果，即企业从较长期和长期来看，如果不采取与现有管理方法不同的管控措施，企业风险水平所处的趋势性状态。
从表3展现的结果来看，居于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只有一家，为*ST智慧，其他六家风险水平都在高风险水平以下。与此同时，从该表结果来看，只有科大讯飞一家位于低风险水平。综合二者来看，七家实证对象中大部分企业的风险水平居于中间状态。另外，从构成各自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来看，表现出规律性特征。从表3结果纵列来看，同一风险水平下，形成风险的主因对于不同企业具有一致性（远光软件与神州泰岳，以及东软集团和博彦科技等）。这说明在上一环节中提出的实证归纳演绎法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得到了验证，由此确定了实证分析中提出的分析方法具有正确性与可实用性。最后，就表3展现的结果对于个体而言，从审计的角度不仅确定了趋势性风险水平，而且给出了导致对应风险水平的主要因素。由此为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健壮性给出了改进的落脚点与改善方向，实现了审计的目标与诉求。
（三）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不仅完成了理论分析，而且实现了实证分析。现在就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小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效用。
效用一，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可以实现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转变的目标。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实施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该方法具有从局部分析向全局分析转变的优点。之所以强调这一优点在于传统的审计方法对审计对象审计结果只有时点审计特性，不具有类连续的连续时间特性。即审计结果只能体现孤立时点的水平，不能体现连续性的变化特性。因此体现的是一种局部特性，而非全局特性。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全局审计的目标。
效用二，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不仅可以确定行业整体风险水平，而且可以确定行业内部个体风险趋势性水平。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行业个体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而且给出了行业整体金融风险审计的具体方法，即实现了对个体与全部的双向审计功能。这一点对于进行不同行业的行业分析，以及行业内部的分析非常重要。只有二者完全实现量化分析，审计提出的管控风险措施才能保证具有行业针对性与个体针对性，防止出现处处适用，处处不适用的无效管控措施。
效用三，研究提出的金融风险审计方法不仅可以确定趋势性风险水平，而且可以确定导致相应趋势性风险水平的主因。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不仅给出了分析对象所处的趋势性风险水平状态，而且给出了导致该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医学原理来讲，要想彻底祛除病痛，必须找到产生病痛的真实原因。此次研究恰恰是实现了这一目标――不仅确定“疾病”，而且找到了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对于企业而言，具备金融风险与否乃至金融风险的高低水平状态就是“疾病”与否的标志，二者就有等价性。通过趋势性风险主因确定，采取与之对应的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势必会改变企业通过自身无法实现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提升包括企业的健壮性能力提升与企业抗击风险能力提升。由此为行业的整体向好提供个体支持。
关键词: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四因素模型;投资绩效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自Treynor和Mazuy(1966)的开创性文献(即T-M模型)以来,对基金时机选择能力的研究日益成为了研究重点。Chang和Lewellen(1984)基于套利定价理论(APT)建立的二项式模型;Fama和French(1993)的三因素模型模(FF3模型)对有效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了解释;在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素模型的基础之上,CARHART(1995)加入一年期收益动量异常因素(Jegadeesh and Titman(1993)),构造了四因素模型。Ibbotson和Kaplan (2000)进一步揭示了战略性资产配置和战术性资产配置对基金绩效的不同影响。
随着中国基金的发展及其在资本市场中的影响日益显现,国内对基金投资绩效的研究文献开始涌现。吴世农,李培标(2002)利用T-M和H-M模型对10家封闭式基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封闭式基金没有显著的选股能力,但具有一定的择时能力;王守法(2005)从收益与风险、风险调整收益、基金经理的择时择股能力、基金绩效持续性四个角度建立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度量基金绩效的综合指数。
本文通过适当改进CARHART(1995)的四因素模型,对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投资绩效进行研究。
二、研究思路和模型设计
(一)CARHART四因素模型
在与投资基金有关的金融文献中,有大量的文献研究是以投资基金绩效为研究主题的。CARHART(1995)在Fama and French (1993) 三因素模型的基础之上,加入一年期收益动量异常因素(Jegadeesh and Titman(1993)),构造了四因素模型,该模型能够较为准确的衡量基金收益的变动,其表达式如(1)式所示。
(1)
上式中αi,T为基金i收益率的截距项;ri,t为基金i在时期t的收益率,rf,t为时期t的无风险收益率;T为总研究期数;RMRFt为市场因素在时期t的风险溢价;SMBt 为规模因素在时期t的风险溢价;HMLt 为账面市值比因素在时期t 的风险溢价;PR1YRt为一年期收益动量因素在时期t的风险溢价;e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四因素模型反应了市场在这四种风险因素作用下的一个均衡,当然,它也可以用来解释基金收益的来源。
各个回归系数的大小反应了四种基本的投资策略,即投资于高贝塔或低贝塔股票、投资于大盘股或中小盘股、投资于价值型股票还是高成长型公司股票、投资于动量收益股票还是反转收益股票。
(二)四因素模型中各指标的计算
1.可直接获取指标的计算
在四因素模型中,ri,t、rf,t、RMRFt均可直接计算。首先考虑到基金分红、拆分因素,本文运用基金的复权净值为研究对象,其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2)
我们使用一年期活期存款月利率来近似替代无风险收益率rf,t。
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是同时投资上海与深圳两个市场的,因此我们选择可以综合反映上海和深圳两大股票市场走势的“中信综合指数”的涨跌幅Rm,t来反映股票市场的综合表现,其计算公式如下:
Rm,t=(期末中信综合指数-期初中信综合指数)/期初中信综合指数 (3)
因此我们得到市场因素收益的计算公式,如下:
(4)
2.通过模拟组合进行计算的指标
规模因素风险溢价SMBt,账面市值比因素风险溢价HMLt,收益动量因素PR1YRt不能直接计算获得,因此只能通过模拟组合收益来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对样本内的所有股票按其市值(ME)进行排序,对于企业规模ME,我们按照流通股市值计算,即年初流通股股数乘以当天股价;用ME的中位数把样本内的股票分成两组,即小的(S)与大的(B)两组。同样我们也按BE/ME的大小进行排序,按最小的30% (L)、中间的40% (M)、最大的30% (H)来取分界点, BE/ME按照每股净资产/每股股价,这里每股净资产取年初数。这样我们通过上面的两类方法可以构造出6个组合(S/L, S/M, S/H, B/L, B/M, B/H),组合收益率等于个股的日收益率按照流通股市值进行加权。
第二步,利用已经构造的6个组合来计算SMB与HML,计算方法如下:
我们使用以下方法计算时期t的动量因素风险溢价PR1YRt:
第一步:对样本期内所有股票按其在时期t-3内的收益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将收益率最高的30%股票和收益率最低的30%股票形成两个组合HIGHRt-3,LOWRt-3,并使用等权平均的方法计算两个组合的收益率组合HIGHRt-3,LOWRt-3。
第二步,利用构造的两个组合来计算PR1YRt,计算方法如下:
(7)
(三)模型回归及进一步分析
在以上研究设计的基础上使用四种风险因素对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收益率进行回归,考察截距项αi,T的大小及其显著性,并根据四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将基金的投资策略进行分类,具体情况见表1。
并对基金投资策略进行分类统计,进一步分析基金不同投资策略的选择对其绩效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根据上文的研究方法和模型设计,我们进入对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时期和研究样本的选取
研究时期的选取。本文选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作为总考察期,保证了能够有足够的数据来全面考察混合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绩效。
研究样本的选取遵循以下原则:被选取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成立于2004年第三季度前,以保证在进入本文考察期时,这些基金已完成建仓且投资过程连续;被选取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规模较大,以保证具有代表性。这样,共挑选出混合型开放式基金21只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样本概况见表2。
(二)实证检验
首先,根据公式(2)计算各期样本基金的月收益率;根据公式(3)利用中信标普指数计算各期市场组合收益率,根据央行网站公布数据,计算各月无风险收益率并根据公式(4)计算市场风险因素溢价。
其次,根据所有股票的市值大小、账面市值比大小、月收益率构造组合,并根据式(5)、(6)、(7)来计算规模因素,账面市值比因素,收益动量因素等因素的风险溢价。
最后,根据公式(1),使用RMRFt、SMBt、HMLt、PR1YRt等变量对ri,t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略。
此外,我们使用F统计量检验了四因素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发现22样本的回归模型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得到了基于四因素模型,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收益对市场风险、规模因、账市比、收益动量等因素收益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修正后R2均大于0.70,大部分修正后的R2大于0.90,这说明基金收益的90%以上能由市场风险等四因素进行解释,即四因素模型很好的揭示和分解了基金的收益。
从基金收益率的截距项αi,T看大部分基金的超额收益率的显著性较低,22只基金中有银河收益、长城久恒、广发聚富等三只基金的超额收益率在1%的水平下显著;华夏回报、嘉实增长等四只基金的超额收益率在5%的水平下显著;国泰金龙行业精选、华宝兴业宝康灵活两只基金的超额收益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其余的基金超额收益率不显著。即样本基金中有不到一半的基金显著的获得了超额收益率。从超额收益率α的数值大小上来看,大部分混合型开放式基金的超额收益率小于0.01,其中华夏回报的超额收益率最高为0.01125,宝盈鸿利收益的超额收益率最低为-0.0015。
市场因素收益的回归系数bi,T,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从bi,T的大小上来看,样本内几乎所有的基金的bi,T都大于1.0,即这些基金采取了高贝塔的策略。只有银河收益一只基金采取了低贝塔策略。从市场风险因素上看这些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大多承担的风险要大于市场风险因素,这与我们设立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增加机构投资者多样性的初衷相悖。
从规模因素收益的回归系数si,T上来看,样本内所有基金的si,T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规模因素收益对我国基金的收益有显著的影响。si,T的回归系数值大部分大于200,这说明这些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在比较偏爱小规模的股票,即采取了低市值的策略。
账面市值比因素收益的回归系数hi,T显著程度较低,但大部分hi,T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hi,T的大小上来看,所有的hi,T为负值,且绝对值小于1,这说明我国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在价值型和成长型的选择上,选择了价值型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基金承担的风险,但同时也失去了公司高速成长过程中带来的收益机会。
从收益动量因素回归系数ρi,T上看,大部分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在投资于动量收益股票还是反转收益股票策略选择上并不明显。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混合型开放式基金为研究对象,通过四因素模型对样本基金的收益进行了分解。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首先,这些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并没有获得较大的(大于1%)显著的超额收益率。其次,在这些基金几乎一致的显著了选择了高贝塔、中小盘股、和价值型股票策略,而在投资于动量收益股票还是反转收益股票策略选择上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一,我国混合型开放式基金投资策略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有关的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应该鼓励和促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多样化;二,我们发现收益动量因素对混合型开放式基金的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有必要对比CARHART 四因素模型与Fama and French三因素模型在我国市场上的适用性。最后,本文并没有涉及到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的投资策略是否存在差别,动态的考察混合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策略成为了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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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1978年与1979年的9月，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1986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1996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1979年4月《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_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1。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Zeff和Horngrett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Zeff和Horngren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
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 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Stigler(1976)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
(四)政府对现存会计理论干涉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会计实务和理论如何受到铁路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三种主要法律的影响。
(1)铁路立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人员认为铁路的发展在会计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将之作为1800年至1930年间影响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特尔顿也描述了折旧会计的发展和19世纪有关折旧文献与铁路发展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发展影响了关于折旧本质文献的发展，包括将折旧作为费用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之前，折旧一般并不作为一项费用，而是被视为利润的分配。随着政府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广泛管制，这些标准又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铁路包含了铁路部门有权根据利润调整其收费标准的条款。英国国会早期有关铁路问题的私法也明确限定了铁路的最高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管制，企业确定净利润时就不必每年系统计算折旧费用。由于管制是为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或消除“破坏性”竞争，这也迫使企业解释折旧为何当作利润扣除的一项年度费用。
(2)所得税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直到19世纪80年代将折旧作为费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铁路会计文献中。作者观察到在一二十年间英国大量涌现出讨论折旧问题的期刊论文和教材。但没有观察到同一时期的美国有同样的现象。作者认为折旧问题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国的税收法并没有折旧免税额。“1878年修改税收法允许扣减合理数量的产生于损耗的机器设备价值的减少。法案中没有提及折旧。”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他们找到了对年折旧概念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即税收。第一个有效的美国所得税法是1909年的国产税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驱动折旧争论的联邦法案。美国1880年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润”。所得税法不但影响折旧争论的时间，而且还影响了各种折旧和会计盈利概念。在核算“来自利润的股利”的过程中，折旧被视为估价程序。如果期间价值以历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话，执行税收法的成本较低。早期的文献确认了这一成本节约，而这也很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折旧所得税免税额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寻找这一程序和其他应计制的理论基础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基于配比原则和实现原则的收入概念。
(3)证券法对会理论的影响。1933～1934年的美国证券法案对会计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促使会计研究的目标转向“信息观”；推动了会计原则的研究。两者均由于证券法案的颁布而开始。证券法案颁布之前，理论学家倾向于基于会计的多重目标进行描述和设定，并列示了多个使用者。人们通常强调管控
和经管责任。Daines将传统和主要的会计目标描述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润”。Sweeney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应是试图区分资本与收益的不同”。证券法案后，为有助于投资者和贷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作者称之为信息观。最早解释强调投资者决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会计原则的暂行公告”。讨论了许多“不令人满意”的会计程序，包括资产的重估增值。作者认为信息观的主导地位源于与证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众利益观的提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保护公众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场崩溃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企业的不充分披露，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信息观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设不仅从现代学者引用公众利益观作为伴随信息观的一个目标的趋势中得到了支持，而且从认为满足信息目标对于“公众利益”是必要的这一趋势中也得到了印证。后者的例证来自FASB：财务会计和报告是作出投资、借贷和相关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务信息不仅在确保资本公平分配的个人决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确保对自由市场体制持续的公众支持中很重要。近来在文献中出现的关于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观点例证了信息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公众利益”可能要求颁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资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讨论表明很多会计理论是追随政府干预的。作者指出证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即很多会计理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且会计理论满足了对解释的需求。证据与他们所谓的“公众利益”假设并不相符。毫无疑问应存在有另外的备选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文献出现时间的不同。对于那些支持备选理论的理论学家而言，其挑战在于应明确这些理论，并显示这些理论与作者所提出的相比与证据更加相符。
(五)研究结论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决定财务报表内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没有被理论学家所看到。会计理论不是为“恰当的”的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从方法上支撑一个人预先设想的观点”。会计理论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学角色以外，还一直扮演着辩护的角色，政府干预拓展了会计理论的这种辩护功能。会计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满足需求的解释，这种需求由政治进程引起；结果会计理论不断变得规范起来。论文指出作者讨论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组织，政治家、经理、投资者等开始参与会计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况下，提供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之规定的唯一的会计理论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现有会计文献中不存在其他理论或规范理论能够解释或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会计标准，因为：一是运用受益于会计标准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论证明会计标准是正当的；二是既得利益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问题；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获胜。即使自利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标准，此理论也不会被用于证明会计标准的正当性，因为自利理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适宜的。因此，能够证实会计标准的公认会计理论不存在。
四、《解释》的学术贡献及评价
《解释》一文是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齐默尔曼运用经济学的市场供给理论，对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主要的是两人通过对政府干预和会计理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会计理论都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试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来概括会计的理论概念，并试图导致“良好的”会计实务，这种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会计理论回答的则是“实际是什么”。该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瓦茨和齐默尔曼分别研究了英美两国的铁路立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对会计的影响，通过对两国出现的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来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科的运用和发展。
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EMH和CAPM为基础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查会计数据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未对会计实务做出解释和预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某一会计政策而没有选择其他会计政策：试图解释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选择某一会计处理，以减少成本。《解释》一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正是美国实证研究两个阶段的转承之时。此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英美两国会计问题(折旧)争论出现时间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虽然没有对其他会计实务作出预测)。由此可见，该文标志着美国实证研究第二阶段的出现，对其后会计学科的实证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意义。
五、《解释》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会计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把握会计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法的总称，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会计”。方法是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我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 实证； 生均培养成本； 高校
实证研究法是认知客观事物，为认知主体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知识的研究方法。由于高等学校收入、支出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收支情况一般不向社会公开，所以在国家不断增加对教育投入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本文在对华北地区十所高校近三年来的支出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模型。
一、高等教育的支出情况实证
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一般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C=K0/M
其中C：生均培养成本，K：高校教育培养总成本，M：标准学生总人数（见表1、表2、表3）。
二、高等教育的培养费用测算模型的建立
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05年的《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试行）》，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固定资产折旧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一）人员支出（K）的具体测算方法
1.教职工总人数（M1）的计算
M1=M/α/λ，式中：α为生师比，λ为专任教师在教职工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为60%左右）。
2.工资性支出（K1）
K1=M1*S=M/α/λ*S，式中：S为工资标准。
3.社会保障支出（K2）
指高等学校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包括：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
K2=K1*R1+K1*R2+K1*R3+K1*R4=K1（R1+R2+R3+R4），式中：R1、R2、R3、R4为高等学校属地上述四种社会保险费的费率。
4.人员支出（K）
K=K1+K2=M1*S+M1*S（R1+R2+R3+R4）=M/α/λ*S*
（1+R1+R2+R3+R4），其他符号与前面相同。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支出（A）的具体测算方法
高校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主要包括三部分：对离退休人员经费支出、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补贴（A1）（不包括住房公积金），可以参照人员支出中社会保障费项目的计算方法；住房公积金（A2），可以参照人员支出中的社会保障项目的计算方法；助学金（A3），按现行的高校助学金制度，高等学校必须按照总学费的一定比例成立助学基金。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A1的计算
在没有实行社会统筹之前，为各高校的平均数O1；在实行社会统筹之后，A1=K1*R1，R1为高校所属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
2.A2的计算
A2=K1*R5=M/α/λ*S*R5，R5为高校所属地区的住房公积金费率，其他符号与前面相同。
3.A3的计算
A3=T*R6，T为学费，R6为助学金占总学费的比率（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的规定，标准比率为10%）。
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支出（A）
A=A1+A2+A3=K1*R1+M/α/λ*S*R5+T*R6
（三）固定资产折旧（G）的具体测算方法
高校对其所有的固定资产进行折旧，必须以统一的标准进行高校固定资产金额计算，才能较为准确的计算出生均培养成本，使各高校之间的生均培养成本具有可比性。《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教育部教发2004年2号文件）提供了固定资产金额的计算标准。如下（节录）：
固定资产折旧测算具体方法如下：
1.房屋建筑物折旧的测算
（1）计算房屋建筑金额（F）
F=S*O1*X+J*O2*X
式中：S：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单位：平方米/生）
O1：教学行政用房造价（单位：元/平方米）
J：生均宿舍面积（单位：平方米/生）
O2：宿舍造价（单位：元/平方米）
X：标准学生人数
（2）房屋建筑物的折旧（Gf）
Gf=F*Lf
式中：Lf代表房屋建筑物的折旧率，房屋建筑的折旧年限一般为50年，即Lf为2%。
2.土地折旧的测算
（1）土地的价值（T）
T=D*O3*X
式中：D：生均占地面积（单位：平方米/生）
O3：土地价格（单位：元/平方米）
（2）土地折旧（Gt）
Gt=T*Lt
式中：Lt代表土地的折旧率，土地的折旧年限和房屋的折旧年限相同为50年，即Lt为2%。
3.设备折旧的测算
（1）设备值（C）
C=O4*X
式中：O4：生均设备值（单位：元/生）
（2）设备折旧（Gc）
Gc=C*Lc
式中：Lc代表设备的折旧率，专用设备的折旧年限为8年，折旧率为12.5%；一般设备折旧年限为5年，折旧率为20%；其它设备的折旧年限为10年，折旧率为10%。
4.固定资产折旧的测算（G）
G=Gf+Gt+Gc=F*Lf+T*Lt+C*Lc=（S*O1*X+J*O2*X）
*Lf+（D*O3*X）*Lt+（O4*X）*Lc
（四）高校生均培养成本计算模型
通过以上测算，已构建了高等教育生均培养成本各影响因子的测算模型，因此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模型为：
生均培养成本C=（K+A+G）/M
=[M/α/λ*S*（1+R1+R2+R3+R4）+K1*R1+M/α/λ*S*R5
+T*R6+（S*O1*X+J*O2*X）*Lf+（D*O3*X）*Lt+（O4*X）*Lc]/M
三、结论
本文研究的高校生均培养成本是源于实证的计量方法，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各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具体构成略有不同，但是从较长时间跨度的角度衡量，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构成中人员支出（K）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支出（A）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各高校降低培养成本有以下两个途径：
一是对高校教职工实行聘用制，实现人员支出和补支出的社会统筹。
二是根据招生规模，合理的扩大高校固定资产支出。
【参考文献】
［1］ 林钢，武雷.论高等教育成本的确认与计量［J］.教育财会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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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会计体系；价值创造；内核；保护带
一、引言
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致是20世纪初的产物。早在20世纪早期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家，人们就开始对作为成本会计和经济控制理论发展组成部分的管理会计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伦敦经济学院的成本核算学派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美国，管理会计学者以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本会计和控制制度的本质[1]。时至今日，管理会计正充分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营养，开始进入管理会计体系构建的创造性研究阶段。正因为管理会计本是一系列相互关联不紧密的学科，并随时间和空间因素不断变化，所以对于管理会计学者来说，管理会计体系研究是一项挑战性与趣味性并存的努力和探索。2014年，财政部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4〕27号），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工作。该指导意见突出了：（1）以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概念框架和工具方法研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建设；（2）以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为统领、应用指引为具体指导与案例示范为补充的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2016年6月，财政部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对管理会计的目标、单位应用管理会计的内在要素进行了明确界定；同年10月，财政部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全面加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指导、推动管理会计有效应用”，并将“推进管理会计广泛应用”作为“十三五”期间会计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并明确了构建符合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特征的管理会计体系的目标。与财务会计理论与应用体系的成熟性相比，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民营企业的生存与突破，都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合作，创造性地建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管理会计体系，有效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其余部分主要包括：（1）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进展述评；（2）基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与指引体系建设的思考；（3）结论。
二、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进展述评
近几年，已经有数位会计学者对管理会计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其中杜荣瑞等[3]对1997—2005年间在中国18种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83篇管理会计研究方面的文章进行了述评，在该述评文献中，作者将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分为1997—2001年和2002—2005年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研究主题涉及管理控制系统、成本会计与管理、决策方法、管理会计的一般性问题、外部导向型管理会计、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其他有关研究。这一时间段的管理会计研究以规范分析/概念性研究为主体，致力于介绍和解释管理会计新方法和系统，但相当一部分文章缺乏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明。此外，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是中国管理会计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管理会计研究依赖于其他领域的理论，如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4-5]，由此管理会计需要拓展自身的研究视野。在样本的获取方法上，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以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为主，需要在具有统计意义的大样本上克服研究方法的不足。孟焰等[6]在杜荣瑞等学者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并且在整个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进展上保持了与之前研究者时间的接续，从一个较为完整的视角为管理会计研究展现了不断演进的画面。他们收集了2006—2013年间国内21种学术期刊共计327篇管理会计研究文献，研究主题广泛，涉及各类管理会计工具以及信息系统。研究发现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外部导向型管理会计的研究数量和比例较2006年之前有显著上升，而成本管理和决策方法两类研究主题显著下降；业绩导向薪酬体系和绩效评价系统成为管理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同时，管理控制系统本身也成为研究对象，但仍然缺乏理论的强有力解释和支撑。成本粘性问题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已有的实证研究开始关注我国资本市场的成本粘性问题[7]。外部导向型管理会计主要聚焦于价值链分析、战略管理会计以及供应链管理等主题，研究边界有了拓展。研究方法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及调查研究的比重显著上升。2006—2013年间，管理会计研究采用了理论、权变理论、锦标赛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契约理论、前景理论、认知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等多元化的理论，其中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薪酬体系研究中。
值得关注的是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及中国未来的研究方向，潘飞、文东华[8]以Ittner和Larcker（2001）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对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现状进行了精炼分析。他们基于价值管理的视角，对西方会计领域价值管理的经验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论，指出组织目标的选择、制定战略和组织设计选择、价值动因的确认、制定行动计划、选择计量指标和设定针对性目标以及业绩评价和组织目标与计划的重估是国外基于VBM框架的实证研究主题，这对于中国实证管理会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完整地分析了实证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以及对中国管理会计研究的启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潘飞等[9]对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的国内外应用方法进行了比较，并基于数据获取途径的比较、理论基础的比较、经验研究具体方法的比较、管理控制系统经验研究的比较以及问卷调查方法的进一步分析五个方面给予了分析，对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提出了方法论上的建议。2013年以后，国内管理会计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从《会计研究》期刊2013—2014年发表的管理会计相关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些突破点。管理会计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它是一种权变性的组织管理现象，自从有了组织，尤其是现代企业组织，也就有了管理者责任及管理职能，从而也就有了内嵌于组织之中的管理会计。基于现代企业组织演进过程观察，管理会计就是一种权变的组织管理活动。王斌等[10]基于上述关于管理会计的本质认识，从组织活动和管理目标、组织环境和变革两个维度对管理会计边界和会计信息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对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基于中国文化制度特征研究中国管理会计问题是非常富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杨玉龙等[11]从教授的差序格局概念中获得灵感，深入到组织内部的微观人际交往，探讨了中国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为何中国企业在权力设置中普遍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负责人为何根据员工的亲疏远近而采取不同的绩效考核标准，在中国企业的业绩评价和薪酬制定中关系治理是否有效？他们以问题导向的方式，为中国管理会计尤其是认识中国特色的企业业绩评价模式提供了先导性思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趣的问题延伸。另外一个维度的研究来自管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会计信息具有两大功能，即评价功能和契约监管功能，其中的信息决策有用性来自会计评价功能。毛洪涛等[12]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讨论了具有不同能力水平的决策者在使用不同呈报格式的管理会计报告时决策绩效的差异，对不同能力水平的决策者而言，需要设计与之相适配的信息呈报格式，从而提高管理会计的信息价值是该文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实验方法下的实证管理会计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方法启示。邓博夫等[13]同样对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进行了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在政府干预下的会计权力配置模式对国有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指出国有企业不同的会计权力配置会导致管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上的差异。综合上述文献，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而未来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国企业组织内外部环境，从多视角探索中国管理会计问题，并与财务会计领域相互支持，融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构建中国管理会计体系是中国会计学领域的重要任务。
三、基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与指引体系建设的思考
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包括基本原则、基本框架以及核心内容在内的富有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管理会计体系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坚持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既系统总结自主创新和有益实践，又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形成中国特色管理会计体系。（2）坚持人才带动，整体推进。（3）坚持创新机制，协调发展。（4）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各单位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等因素，从实际出发，推动管理会计工作。财政部将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的核心内容概括为“4+1”，即力争通过5—10年左右的努力，使得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基本建成，管理会计人才队伍显著加强，管理会计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管理会计咨询服务市场显著繁荣。构建中国管理会计体系最迫切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就是理论体系建设和指引体系建设。目前《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已，但真正进入实质性阶段的应用指引构建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课题组将进一步对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和指引体系的困惑和思考进行必要的阐述和分析，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思路。
（一）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管理会计在经济与管理中的服务功能已经得到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首肯，作为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管理会计绝不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管理会计权威学者安东尼?霍普伍德认为会计是在特定环境变化之间持续地选择与抉择的结果[14]。会计模式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在构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时，需要直面两大理论性问题：第一，管理会计是否存在稳定的内在规律及其潜在的流动性框架。稳定的内在规律意味着在外在现象多变的背后存在客观必然性。如果将管理会计内置于组织和社会中，就会发现管理会计不是单纯地局限于财务资源管理，它已经与特定组织模式的形成[15]、组织的具体架构和管理结构设置[16]，以及组织内部生成或强化某些权力及影响力的特定方式[17]构成了紧密的联系。正如思拉恩?埃格特森[18]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内核”与“保护带”理论构建所表述的，需要寻找到管理会计的理论内核，并对其保护带进行有效界定。内核即为管理会计的功能假设、理性选择模型以及均衡分析方法，而保护带就是需要考虑的第二个理论性问题。第二，管理会计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定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的可持续性。管理会计内嵌于组织之中，组织面临特定环境约束、组织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以及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正是管理会计所要面对的“保护带”。由此课题组进一步要探究的是：社会实践为什么需要管理会计（Why），管理会计在社会实践中扮演什么角色（What），管理会计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How）？在相关的应用理论支撑上，新制度经济学下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是管理会计汲取的领域；在企业理论中，战略管理理论对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构建具有指导意义。这些基础理论将为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基本面的支持：合约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业绩计量、企业的边界设计（企业行为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战略的设计与执行等。在构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课题组坚定认为中国制度环境特色与人际交往特色的新型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中国管理会计的最终落脚点。如果说之前的理论内容属于一般意义下的构建，那么结合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尤其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的视角，探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对管理会计实务以及理论的影响将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的灵魂。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元素与现有的西方理论框架相结合，构建以管理会计制度化建设与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内在联系为主体框架的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是中国管理会计研究的目标。
（二）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包括三个主要内容：（1）管理会计基本指引；（2）管理会计应用指引；（3）管理会计案例库。目前，《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已经，这基本解决了用一个统一的口径指导企业开展管理会计实践的标准化问题。但在定位导向问题和可操作性上，不同的行业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典型案例的方法将是可取并适宜的；将理论、标准流程以及经典案例结合形成丰富的应用指引将是未来可行的方案。由此，学者们提供了管理会计应用指引体系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按照传统观念，分模块（战略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经营管理、绩效管理、投融资管理）进行研究设计；二是按照管理会计工具方法进行设计。其中，兵装集团已经提出了60多个管理会计工具，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在管理会计案例体系的研究方面，涉及案例格式的设计问题以及案例开发的运作方式。学者们认为案例的格式内容将涉及管理会计工具的理论依据以及现实意义、案例中相关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应用背景、案例分析的总体设计、总结相关管理会计工具应用的发现和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建议等系统的管理会计案例结构。案例的开发需要产、学、研三大群体合作。“产”是指各类组织中的各级管理人员。使用案例库的目的在于学习案例公司中的管理经验并加以借鉴，企业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将从案例库中汲取管理经验并内化为自身的管理能力。“学”主要包括本科生、研究生、MBA以及管理会计教授。使用案例库的目的在于能够为书本中的相关知识找到现实中的案例，提升教学或学习的效率。“研”是指对管理会计理论或实务进行研究的人员。使用本案例库主要是为了找寻潜在研究问题，在理论的指引下进行深入挖掘，进而帮助推进管理会计实务的发展。
四、结论
在贯穿管理会计研究的探讨中，近年来的研究逐步聚焦于中国本土管理会计问题。研究的主题仍然是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上实证管理会计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是目前的主要方法。管理会计借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以充实自身学科的理论厚度是目前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缺乏的客观现实，这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构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和指引体系是未来中国管理会计体系的核心内容。其中的主要挑战与迫切的研究任务在于：（1）充分吸收和研究国内外管理会计既有研究成果，总结近二十年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经验，构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的“内核”与“保护带”，形成管理会计理论的新工具和概念，创建中国管理会计理论分析框架。（2）研究设计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其中的应用指引和案例体系建设是极具实践价值的挑战和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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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本法 公共支出 支出归宿 收入分配
当前，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规模都在持续增长，由此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公共支出利益。那么，这些公共支出利益被哪些人获取，将事关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展开了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公共支出在人际问的利益分配状况，探究公共支出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评价公共支出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公共支出归宿的具体方法有多种，如效用评价法、支付意愿估计法等。其中，以Gillespie（1965）和Bishop（1966）首先用于公共支出归宿分析的成本法历史最为悠久、运用最为广泛，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拟在简要叙述成本法及其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评述我国学者运用成本法进行公共支出归宿研究的现状，并展望成本法在我的运用用前景。 一、成本法分析框架及研究进展 （一）成本法及其特点 公支出归宿研究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确定公共支出利益的受益人；二是测算受益人获得多少公共支出利益，或者说如何在人际问进行公共支出利益的分配；三是评价利益归宿结果。成本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公共支出归宿情况分析：
首先，成本法将受益者确定为公共支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接受者。比如从政府转移支付中获得食品补贴的个体、享受免费公共教育的孩子及家庭等。这种界定从公共支出利益直接享用者角度出发，简单明了，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这完全不同于一种基于一般均衡观点的考虑，即公共支出会对相关要素和产品价格产生影响，除直接接受者之外的其他人群也会受益。这种考虑虽然有一定道理，却给分析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其次，成本法将受益者获得的利益直接以公共支出的成本来衡量，即将支出成本直接视为接受者获得的私人收入。这也正是成本法名称的由来。由于公共支出所形成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缺乏市场定价，无法准确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利益的真正价值，用什么指标来测算受益人获得多少公共支出利益一直是公共支出归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难点问题。有通过“效用”转化为等价收入的方法（Aaron and McGuire，1970），有通过消费者剩余转化为收入的做法（De Wulf，1981），而成本法直接将支出成本转化为受益者的收入。在具体进行归宿分析时，因不同支出类型形成的公共支出利益表现形式不同，成本分配（测定）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将公共支出分为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形成的利益多为货币或其等价形式，购买性支出则形成各类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利益。在购买性支出中又区分为特定利益支出和一般利益支出。前者为特定目标服务，具有准公共品或私人品的性质，如教育、医疗等。后者向公众普遍提供，具有纯公共品的性质，如国防、外交和行政管理等。在成本法的分析中，转移性支出和特定利益支出的利益归宿分配相对容易确定，前者为接受者实际接受的货币等值成本，后者一般根据产品或服务单位成本分配，而一般利益支出的利益分配却存在颇具争议的多种处理方式，可以按个体收入（受益前）比例分配，也可以按个体平均分配，甚或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但以在受益者中平均分配较为多见。
最后，运用一系列指标进行结果评价。公共支出利益按照成本分配之后，对人际问的受益情况结合诸如基尼系数、收益率等一些指标进行评价，以获得公共支出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结合上述分析思路，成本法的具体分析框架可用下图表示：
成本法的主要优点是操作简便、结果直观明了，容易为公众及决策者接受。虽然有人质疑成本法对支出成本等于接受者获益数量的假设，提出需要考虑受益者主观评价（Aaron and McGuire，1970）。 但在缺乏真实的偏好表露机制下，要估测受益者对公共品的主观评价十分困难。目前，不管是对公共品的个人效用函数还是需求函数的估计都无法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武断性。这使得考虑主观评价的方法至今仍限于学术圈的探讨，而成本法却已被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被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官方机构所采用（Chamberlain and Prante，2007）。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估量公共支出的价值之前，由于能被普遍认可，通过客观途径获取，并且能用货币数量较为精确表示的，唯有公共服务的成本数据。所以，尽管存在争议，但成本法仍不失为当前估测谁从公共支出中获益多少的良好工具。
（二）成本法的新进展
近些年来，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学者如Castro-Leal el al.（1999）、Deva rajan and Hossain（1998）、LanjOUW el al.（2001）等推动下，成本法在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分析（称为Benefits Incidence Analysis）中得以广泛运用。这些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特点是并不关注广义的税收负担分配和公共支出利益分配，而是集中于评价一些重大减贫项目的收入分配影响，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诸如教育、医疗保健和转移支付等项目的公共支出。如Gafar（2006）运用成本法对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的教育、保健、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归宿进行分析，结论是初等教育和食品计划支出具有针对性和累进性，而高等教育却具有累退结果，贫困人口在获取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明显不利，基础设施在改善贫困阶层的利益分配方面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同时，成本法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力求改进，以更切合分析的现实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般支出的归宿方面，通过对一般利益支出进行最大可能的分解，使得受益人的界定更具体和分配程序更适合实际情况。比如对转移支付项目的管理成本可以分配给接受这些项目的家庭而不是分配给所有的人群，立法和行政成本比较适合按个体平均分配，而对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成本则更适合以保险原则为基础的收入概念进行分配（沙，2009）。二是在公共项目的边际支出归宿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Younger（2003）分析了三种用于公共政策变化的边际受益分析方法；LaniOUW and Ravallion（1999）使用1993-1994年印度农村的调查数据来估计就学和反贫困项目参与率的边际差异，结论是非贫困人口先获得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利益，但随着他们在边际获益上的基本饱和，穷人将获得项目扩张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的较大份额，传统的归宿分析方法低估了贫困人口从更多的公共支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样低估了削减支出时他们的利益损失，提出为了使富人愿意纳税支持这些项目，让非贫困人口“先得”是政治可行的选择；而Aiwad and Wodon（2007）指出当公共服务扩张时，边际利益归宿配置是与地方政府最大化平均使用率的目标相一致的，并利用玻利维亚的数据验证了该假设。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一）主要成果
1.对国外研究的引介成果较为丰富
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国外文献的直接译介，如世界银行专家桑贾伊·普拉丹（2000）所著的《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及安瓦·沙（2009）主编的《公共支出分析》一书，其中都涉及相关公共支出归宿及成本法分析的内容；二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如郭庆旺等（1999）较为详细地归纳了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多种分析理论和方法，刘宇飞（2003）总结了四种支出归宿分析方法，郭振友等（2006）介绍了在卫生领域实施受益归宿分析的原理、步骤、评价方法和指标以及受益分析研究的进展，王志涛（2007）对国外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方法方面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
2.实证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公共教育支出归宿
据文献资料看，国内在公共支出归宿问题上的实证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其中又以运用成本法对公共教育支出进行受益归宿分析的成果中占多数。国内学者数量不多的初步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推动我国的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主要包括：
赵海利、赵海龙（2007）采用成本法，按2002年各省人均GDP大小将全国地区划分为五等份，采用补贴额作为受益指标，对初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进行分析，结论是我国初等教育公共支出的主要受益者为高收入地区，而中低收入地区都是利益受损者，其中次低和中间收入地区是主要受损者，最低收入地区受损较小。
李祥云（2008）也按人均GDP指标将全国30个省级单位进行五等份排列，引入“EPI”指数和“ESI”指数，运用成本法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前后（1999年与2005年）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地区、城乡和地域分布变化进行分析，结论是，改革前后，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最大受益者均是人均GDP最高的1/5地区，其余地区仍是受损者，只是在各等份地区内部的分布上呈现一些积极变化，改革后公平性稍有提高；在城乡间分布上，尽管农村仍是受损者，但改革后农村的受益程度有明显提高，城乡差距缩小也较为明显；在地域分布上，东部仍是受益者，中西部仍是受损者，但小学阶段的公共支出利益归宿在分布上更趋合理，而初中的地域差距却有扩大倾向。
曲创、许真臻（2009）在分析中选取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专职教师数量三个指标来反映公共教育支出受益归宿，并设置一个称为“受益比”的指标来衡量地区受益公平情况，分析的结论是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地区归宿因教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中、西部地区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受益较多，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阶段受益相对较多。该研究虽然没有采用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法，但分析采用的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和专职教师数量等指标间接反映了公共支出的成本投入。
蒋洪等（2002）的研究不同于上述研究，进行了不同收入阶层家庭问的公共教育支出受益情况分析，这种真正的人际间或者说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归宿研究在我国相当少见。该研究通过对2001年10，000余名大学在校生的家庭情况调查，分别从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分布、城乡分布和地区分布三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比例远大于低收入阶层的学生比例；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仍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村家庭；东部地区学生占总人口30%左右却享受了40%～60%左右的高等教育机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中部地区，而不是西部地区，占总人口的53%左右只享受了30%～40%左右的高等教育机会，享受公共高等教育机会的程度最低。
在其他实证研究方面，郭振友等（2008）利用浙江省2003年家庭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运用受益归宿分析方法评价了浙江省政府医疗机构补助分布的公平性和目标效率；刘穷志（2007，2008）运用模型对我国的公共支出对于贫富人口的归宿进行分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成果偏少，重视程度不够
由以上成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在公共支出归宿及运用成本法研究方面，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已形成一定的积累，但实证研究成果的数量目前仍未突破个位数。偏少的实证研究成果难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说明运用成本法进行支出归宿研究可能仍属于研究的新兴领域，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尚未在政策层面考虑如何去评估相关支出项目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因为一旦政府有实践的需求，将极大推动学界开展相关的研究。
2.家计调查数据的缺乏导致研究主题有所偏离
我国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研究主题上已有所偏离。在实证成果介绍中我们发现，现有教育公共支出归宿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我国地区间的归宿差异展开分析，仅有蒋洪等的研究分析了不同收入人群间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归宿。诚然，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差异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研究人际间的公共支出获益情况并分析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影响是公共支出利益归宿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评价公共支出项目对改善低收入阶层福利状况的效果。我们认为，从这些研究文献的数据来源分析看，无法进行人际间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分析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在于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数据的缺失，从而难以进行规范的成本法分析。因为，国外学者进行的成本法支出归宿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建立在官方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而在我国，全国范围或较大规模的相关家庭收入和获得公共支出项目情况的调查数据基本缺失。虽然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有“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及“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两组数据，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无法与公共支出项目相对应，也就无法运用于成本法的归宿分析。而一般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很难承担起大规模的家计调查。这严重制约着我国公共支出归宿研究的深入和研究结论准确程度的提升。 三、我国的应用前景 虽然运用成本法对公共支出利益进行归宿分析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但随着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支出政策目标新取向的确立，可以预见成本法的运用有其广阔的前景。
（一）公共支出归宿研究将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在历史上，公共支出归宿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一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实施了大量国家福利、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项目，在社会公共事业和国民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规模，由此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其收入分配效应方面的研究兴趣，促成了成本法的形成（Chamberlain andPrante，2007）。同样情况也将发生在我国学界。目前，我国学界对公共支出的关注，虽然还停留在支出的总量规模、投入的方向、支出的结构等方面，但随着公共支出重点的转向，大量涉及“民生”的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公民福利项目的投入，必然会引起我国公共经济学领域研究方向的调整，运用成本法进行分析，去关注这些支出对公民福利的改善结果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上述国内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成果的集中出现正是这种趋势兴起的端倪。
（二）成本法在公共支出政策评估中将有广泛的运用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一生致力于为社会学争取独立学科地位而努力, 他特别强调使社会学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在青年时代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 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 他认为不能将人类行为作为单独的个体探讨, 而应当将人类行为置入社会范畴进行研究。
国外一些科学家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 以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例如，在卢梭的社会学理论中, 他强调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
法律和社会虽然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却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有很多内容是互相串联并且相辅相成的。以本文要讨论的著名学者卢梭为例，其作品是世界经典名著，他也是三大古典社会学学者之一, 是社会学和法律集大成者。
虽然没有在其着作中对法律进行单独论述, 但在他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演化的理论中关于法律形式演化的讨论却对法社会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社会演化理论中, 社会在演化的不同阶段对法律有着不同的要求, 压制性法律会随着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的演化转变为恢复性法律。正确理解卢梭的法律演化理论对我们认识法律与社会基础间的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5]他将社会学从哲学和心理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推动社会学走向实证研究的道路, 因此卢梭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卢梭的社会学是基于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演化的理论为基础的。在卢梭看来, 团结是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 体现为社会的组织结构与价值观念。社会中, 每个个体都存在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 个体意识代表着社会个体本身不同的特性, 而社会意识则是由社会个体在社会群体中形成的相同的价值体系, 又有学者称之为“道德”。[1]在机械团结的简单社会中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 社会个体以群体劳动的形式活动, 因此社会群体在相同的日常生活中拥有一致的价值观, 个体意识被社会意识所吸收, 社会意识压制个体意识。因此, 社会意识所排斥的行为将会受到价值体系的谴责, 进而有法律的规制。而在有机团结社会, 生产水平提升, 社会分工加强, 个体活动之间基于分工区别开来, 个体之间的差异增大, 个体意识也逐渐从社会意识中分化出来, 占据上风。法律也会为个体利益留下更多空间。
在卢梭的着作里并没有关于法律的专门论述, 但在他关于劳动分工、社会团结以及职业伦理等各方面的分析中, 法律的影子却几乎无处不在。[3]这是因为在卢梭的理论中, 法律是社会价值体系或“道德”的体现, 是社会团结的外在表征。卢梭的社会学研究是以机械团结的社会向有机团结的社会演化为基础的, 也可以认为卢梭将两种社会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因此他没有按照法学的方式来定义法律而是以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的演变为基础讨论社会模式对法律的影响。
在卢梭的研究中, 法律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即压制性法律随着机械团结社会向有机团结社会的演化会转变为恢复性法律。机械团结的社会是由社会中相同的组成部分:家庭、部落、氏族的简单相加, 在这种简单的社会结构之下,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依赖性极强, 整个社会有着极强的同质性。同质性代表着社会意识压制个体意识占据主导性地位, 使得机械团结的社会不重视个体利益, 而是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道德意志。压制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这一意志而产生的。
我国当前社会和法律都处于深化改革阶段，更需要将本文研究的内容进行重新梳理创作，对于无论在校学生还是从事社会学、法学研究人员都有较好的参考意义，有助于社会上依法治国的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