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政政策如何运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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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什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欧盟；财政协调；财政赤字；相关性
0 引言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开创了区域货币，各成员国放弃自己的货币，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同时带来了各国调整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ECB）制定，各国只拥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权。因此，在经济目标上就存在两个层次：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整体与个别的统一，就必须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着力研究各自的财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实现欧盟整体经济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协调统一，这一目标也成了长期以来围绕欧盟的主要问题。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简称“公约”）先后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国债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惩罚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但是，在欧盟发展过程中，马约和公约都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一些大国在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时候，惩罚措施却没有实施。尽管如此，马约和公约的作用还是被部分体现出来，它使得欧盟各国有了一个标准去遵守，最终实现整体与个别发展的统一，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马约和公约规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认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发行新债所需的费用，财政将面临可持续性问题，这可能是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最早论述。1995年，Caporale[2] 首次以欧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进行平稳性检验，继而得出一国财政是否平稳的结论。
成新轩（2003）[3]曾对财政政策是否需要协调以及经济效应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协调有利于经济的良好运行以及稳定发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欧盟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率都是成员国谈判决定，而不是科学指标测算出来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有强制约束力，债务率只具有参考意义。王磊，骆传朋（2008）[5]曾指出由于对公约的修改，使得人们对于欧盟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但是其修改不仅可以增强其灵活性，也有助于欧盟成员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扩散的风险急剧升温，一些国家的债务评级先后被调降，如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也日益迫近，市场压力以及希腊亟待救助的事实，使得欧盟财政一体化在解决这次危机的过程中也再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多年来，欧盟财政条约和公约内容也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研究欧盟财政政策状况及要点，对中国财政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从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相关性分析出发，指出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就中国该如何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点看法。
1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欧盟各成员国财政数据，对成员国财政赤字作了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见附表。
根据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欧元区国家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相关。
德国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并不显著相关，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而德国与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的相关性不显著，显示出德国财政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与德国是欧元区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分不开。
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波兰、芬兰、葡萄牙、希腊与欧盟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些国家大多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欧盟相关性也较高。当然，希腊、葡萄牙因为债务评级下降，欧盟帮助其偿债使得这两个国家和欧盟财政赤字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
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奥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显著水平下与欧盟仍然不是显著相关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中多数不是发达国家。
冰岛、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不相关。
另外，由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法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欧盟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财政赤字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显示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希腊与英国、法国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与另外几个发达国家也都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反映了希腊由于国家负债数额巨大，欧盟主要国家因为援助希腊而保持了相互之间较高的财政相关性。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相互间即使是在5%显著水平下也都不显著相关，说明这些相对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未能实现财政协调。
在财政赤字对GDP占比方面，根据2008和2009年的数据显示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2008年大部分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还能维持在3%以下，到了2009年，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纷纷使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大多超过了3%上限标准。
关键词：财政政策 税收 宏观调控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关键词：财政协调；欧债危机；财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开始发行，欧元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02年，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标志着欧盟基本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在欧洲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全权交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了欧盟货币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下呈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统一性；而财政政策则由各成员国制定，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分散性。要解决这对矛盾，根本上要协调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从政策的层面上讲，则是要在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下做好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欧盟的重视，并先后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公约》和《马约》对各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国债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如《公约》和《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累计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年度预算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公约》和《马约》的约束力或者说各成员国对《公约》和《马约》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危机来临之时，各成员国更多的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顾欧盟的整体利益，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要真正发挥《公约》和《马约》的作用，达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还要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危机持续蔓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这种危机气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欧洲的主要核心国，德国、法国，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主要的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而欧洲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失业率攀升。此次欧债危机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这次欧债危机也再次警醒我们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使我们重新研究与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顾
在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方面，李腊生等在研究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时，提出了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假设，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国家竞争性的财政支出而导致的[1]。李羡於梳理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提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本次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等建议[2]。
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董书慧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财政协调可供选择的3种路径：财政联邦制、财政一体化模式、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的财政体系[3]。黄立新梳理了欧元诞生以前欧盟在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内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是阻碍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4]。苏苏等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赤字相关性的角度对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协调进行分析，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基本是遵守《马约》和《公约》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不顾《马约》和《公约》的约束扩大赤字，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5]。刘力军认为，政府未能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各国竞相扩大财政支出，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6]。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尼古拉斯・韦龙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监管，这些制度性因素是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维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机构来制定财政政策，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难以做到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出发，缺乏协调统一，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8]。
（二）不足与创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欧债危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对其原因进行探索，多是浅层次的分析，而少有从一个角度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更少有从财政政策协调的角度来深层次地论述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的。第二，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第三，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欧元区本身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论上的论述，少有结合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来进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与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两个维度的互动进行研究；二是在对欧元区财政协调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实证分析，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协调问题。
二、理论分析（一）欧元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之后，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大陆一直在谋求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当欧元登上历史舞台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元区实现经济与货币的一体化。然而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向经济与货币一体化一样如此顺利，尽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欧盟对外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远远要落后于他们在经济和货币上的一体化的，而这种制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仅保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洲中央银行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控制货币的发行；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制定，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因此各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降低本国的失业率、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维持本国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虑欧元区整体发展的。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相应的协调与统一，出现危机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 欧元区财政协调的“失灵”
尽管欧盟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过《马约》与《公约》建立了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欧盟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预算制度明确规定财政来源主要由自有财源（包含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按共同关税税率征收的关税）和各成员国上缴的摊派（由各成员国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缴）构成。此外，还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确立了欧洲税收一体化的一些基本原则[8]。
但是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一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或者说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欧元区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相反，各成员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综合效应的最大值为政策目标[9]，都希望以最小的调控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免费乘车者”的政策思维最终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协调“失灵”。这里的财政政策协调“失灵”指的是当欧元区当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元区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各成员国未能提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符合欧元区整体利益的财政政策，而是选择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欧元区整体利益来制定本国财政政策的情况，当这种“失灵”开始“泛滥”之时，引发的必将是欧元区经济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欧债危机正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表现。
（三）财政协调“失灵”与欧债危机演化路径
尽管签订了《马约》与《公约》，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最终还是打破了《马约》与《公约》的约束，或者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弊端最终爆发，并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欧债危机背后财政协调机制是如何“失灵”并最终引发危机的。
1.降低失业率成为主导的调控目标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面对着经济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象，纷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各成员国所能实现的只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中，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而又由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如奥肯定律中所说的一定的函数关系（即如果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员国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了充分就业。
2.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主导的调控手段
欧元区各成员国普遍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较好，由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作用，再加上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成为了欧元区各成员国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对于欧元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来说，为了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赤字扩张等不良后果，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处理。
3.从财政协调“失灵”到债务危机
当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财政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能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避免不是说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欧元区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在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财政协调似乎已经“失灵”，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如何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财政扩张政策。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其结果都是赤字的扩张和债务的增加，随着《马约》与《公约》中对国债比重和赤字规模等方面的约束纷纷被突破，一场大规模的欧债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实证分析（一）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性分析
该部分选取的指标为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用来衡量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方向与规模。该指标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数据求得。选取的是2009～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塞浦路斯的数据缺失，因此笔者选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个欧元区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马耳他、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运用Eviews软件求得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在经济景气时实现预算盈余
即经济强劲，企业业绩好，许多人都有工作。这种环境下的税收趋于上涨，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支出更少。问题是，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政府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个最基本的规则。当情况变糟时，各国往往试图进行改变，但此时正是经济最无能为力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在繁荣时期出现预算赤字，即政府每年的支出超过收入。希腊也出现了这一困难，无法向本国公民征收更高税收。显然，经济景气时实现盈余的国家能更好地运用财政政策。
将财政政策用作反周期工具
消费者和企业减少开支，可能会导致经济不景气甚至衰退。这种情况下，政府可通过增加支出或减税来应对。在最近的危机中，这种方法非常有效。2009年的伦敦20国集团首脑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确保各国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从而防止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有助于避免萧条。
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这样做效果会更好，如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更需要财政刺激政策，但他们的实力较弱，预算赤字已高企不下。经济低迷时期应用财政政策的能力，可为货币政策减压，从而充当经济衰退时的减震器。
收紧时制定可靠的中期计划
这个规则适用于许多西方国家，有助于确保金融市场处于强位，同时降低借贷成本。可靠的中期计划能促进目标的实现，并符合市场预期。当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时，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收紧将被视为不可靠，这种政策似乎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
收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宽松
也就是说，利率要低。相反，如果货币政策收紧，经济将陷入或长期处于衰退中。正如过去一年出现的情况，当商品价格上升形成相对价格冲击时，货币政策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央行顶住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工资不涨的经济形势下。欧洲周边经济体遭遇了财政困难――工资不断下降，而他们自身的货币政策失控。
对收紧的速度和规模作出判断
理想的情况下，最好等到私营部门足够强大，政府削减开支或提高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私营部门能更好地应付困难。但必须承认，当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时，他们的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轻松。举例来说，欧洲周边国家被迫采取强硬的财政政策，作为接受核心国家援助的条件。此时，它们的经济非常薄弱。
避免债务陷阱
衡量是否陷入债务陷阱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债务规模比经济规模大，政府债务将超过GDP的100%。二是债务利息率必须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已经陷入或接近债务陷阱，它们需要获得核心国家的进一步援助。历史表明，大型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无法长久，除非它变成一个政治联盟。如果国家未陷入债务陷阱，它们在减债的时间上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例如美国，债务水平是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89.4%。同时，英国债务水平较低，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9%，且债务到期时间长。因此，美国和英国不会破产。
论文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引言
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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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总结回顾了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政策目标，重点问题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态势在2009年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年度GDP增速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达10.7%。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总结回顾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注重处理好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应对当前困难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简要总结其经验要点，一是把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内，充分认识其近乎“百年一遇”的严重性，及时、坚决、有力度地实施总量扩张。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特别注重“供给管理”角度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升级换代和方式转变。三是在“积极”的同时也注重防范风险、加强制度建设。总体上看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增支规模还是减税规模，无论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还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都体现了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理念，也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日趋成熟的思路和技巧，这将为应对金融危机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二、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几点反思与优化要领
任何政策设计与实践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对还需在2010年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力求优化的视角来看，可提出三个方面的反思与优化的取向性要领：
（一）在实施总量扩张、安排政府投资时，更加注重抓好结构调整和项目质量
政府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扩大内需的首要事项，是以政府投资实施总量扩张，“四万亿元”投资陆续具体化到各个建设项目上，其中以1.1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拉动银行、地方、企业等的配套资金。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极为需要精心把握结构优化调整的导向，把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教文卫七大方向上的各个项目选择好，其中突出的要点，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动社会、民间投资之外，还应把调结构、促转变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贯穿于各个项目，直到落实于对施工质量的保证。这方面相关的应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证因素，一是要实行十分严格、尽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而非“可批性论证”），切实体现结构优化原则；二是要实行从头到尾的严密的全程监督和内部、外部的多重审计，防止资金挪用等不良现象；三是要实行规范、到位的工程监理，保证项目质量，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根据中国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应通过检查巡视工作等方式对各地已开工和拟开工的政府投资，和拉动社会资金的“拼盘”投资项目，作审计检查和必要指导，及时发现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财政公共支出和补助力度时，更加注重抓好机制转换
政策扩张期，对于三农、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和补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观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关工作中的惟一要领，另一个相伴随的、不可忽视的要领，就是努力实行支出、补贴中的机制转换，以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绩效。实践证明，机制不同，政策的效应与绩效会大相径庭。比如，中国政府有关“三农”的各种支持项目和支持资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还带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应当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统筹协调、适当整合使用这些资金的新机制----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这已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亟需根据安居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在本地现发展阶段，落实“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是应以“补砖头”还是“补人头”为侧重点使用用政府资金，或两者如何结合，如何运用有限财力首先托好“廉租房”这个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导和支持“适租房”供给的增加以适应收入“夹心层”和年轻就职者的现实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体方案，以提高政府实现“安居工程”的资金绩效（这方面已有一些较成功的经验）；再如，财政针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不再补贴生产环节而是直补城乡低保人群的新机制、以及实行逆市场周期的库存吞吐“平准”方案；在基础研发环节的财政支持方面，也应加大促进实验室、大型实验设备实行资源共享、整合运用的机制建设。这些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优化宏观调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机制建设问题。
（三）在提升债务规模、用好债务资金时，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创新和风险防范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国债和地方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较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近期还出现了媒体所称的“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各种融资平台“遍地开花”、不少新的融资工具（规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创造出来。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并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万亿元”项目配套资金的强大需求，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因势利导，寻求以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发展。
在这个方面需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政策扩张期，对此既是挑战，又提供了机遇。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纪约束的、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的。相关制度、法纪的打造，当然在中国需要渐进，而当务之急，一是应强化国家综合部门自上而下对各地融资规模的监督、指导、协调；二是应强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对政府融资的审批与制约；三是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对于政府融资活动的监控、审计；四是应提倡、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总结经验教训，在开拓创新中防患于未然。相关的制度内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细化。地方政府融资无如制度、纪律的有效约束，必然会在分散状态和不透明状态下积累公共风险，一旦积累到被触发的局面，就会是危机的局面，“救火”的代价损失将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确方向，应是走向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需坚持不懈地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三、关于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得力于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内经济已呈现“双升一稳”（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涨幅由负转正之后，12月上涨1.9%，较11月0.6%的涨幅明显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预期之内如期转正，上涨1.7%。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触底之后已经过反弹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胀预期。从外部环境看，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似比一般预期更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将分别达到3.9%和4.3%，中国增幅为10%和9.7%。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加强，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退出策略不仅涉及到退出时机、节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机制、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的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内生增长乏力之时，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面临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审慎处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机制的选择
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不仅事关本轮经济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归宿，也密切联系着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谓的退出机制，一般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抵御金融危机和缓解其不良结果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政府首脑、央行行长等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以求引导）。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支出；减税；向银行注资。就中国而言，与此框架无大异。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势必要具体化为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来作合理的动态调整、适时退出。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在2010年内的优化调整，可认为是大框架不变前提下向“适当从紧”单一方向的适当回调，而财政政策在本年度内至少不会在总量上简单比照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扩张框架不变前提下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追求绩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调整，很可能是与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调处理，扩张力度渐降，使社会各方在“不经意”间经历政府政策“退出”的过程。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控制国债规模和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恢复自主增长；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
1.比照GDP规模与增速，控制国债发行相对规模和赤字率，优化国债发行结构和资金使用结构。
2010年在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不可能按急速刹车方式处理，比照GDP规模与增速，国债发行规模要配合赤字率继续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国债结构优化。从相对数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绝对数则将超过1万亿元，预计中央的地方债券也仍和2009年一样，约在2000亿元左右。从结构看，对于长期建设国债可按实际需要适当减发，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中短期国债要重点发展，并要按市场的要求，适时调整利率、期限、结构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国债对财政政策的支撑功能。国债所筹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开工项目的续建，严格控制新项目建设，并做好监理工作。
2．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促进经济恢复内生性、自主性增长。
目前看，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表现为政策推动的经济回升。要使经济进一步顺利、稳定发展，只有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出台多种措施力求“四两拨千斤”地扩大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如果民间投资迟迟不能跟进，公众消费疲弱不振，那么就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操作，应当是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可支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曲线形成稳定的“拐点”之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之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个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做好所得税征收按优惠方案处理的贯彻落实。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轻纺等行业的出口企业、科技企业和地震灾区的中小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也应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此外，应考虑通过发展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吸引银行放贷和民间资本跟进，把短期政策调控与利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本的长期机制构建两方面的要求较好结合。
在消费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阶层、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应切实贯彻，细化优化相关方案和加强相关管理。
3．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单向调减的，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显著存在的结构问题，在退出中有必要适当加入针对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产能的区别对待的处理，比如对一般传统产业的刺激力度，可以顺向调减，乃至多减，而对有优化结构作用的新兴产业、事关全局增长后劲有必要加强的支柱产业，以及那些具有强烈技术改造、升级换代需要与空间的门类和领域，则可以实施不减的处理，甚至适当给予更多资金与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扩张的处理。这有益于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再者，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过程之中有关，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关性和区别对待，也值得注意。比较直接、行政色彩较重的政府干预政策工具，可随总体刺激力度的调低而顺向调减、乃至多减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扩大政府支出的投资安排，应比较坚决地调减；而那些有条件、有必要更多运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经济杠杆手段，却可考虑让其发挥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结构性减税的安排。这样有助于推进制度安排与调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时机的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把握，既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对我们的联动效应，更要考虑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后，何时出现、是否稳定形成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的拐点。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看，经济由高涨阶段进入低迷阶段再重回高涨阶段的转换，一般都要间隔数年，是一个由经济下跌和宏观扩张政策启动开始，经历触底－－企稳回升－－巩固回升态势－－企业预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资强有力回升而完成的过程，关键是何时市场的内生动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扩张性政策而把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从中国的相关宏观、微观数据看，至少2010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未到退出的时机。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过快，经济复苏就可能陷于停滞，虽然出现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国家可能出现一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够快，在财政政策方面将对私营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通胀，全球失衡的重现将会迫使各国央行突然收紧政策，从而导致二次衰退。可以说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如何既能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因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仍然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在2010年仅仅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不排除“双底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各国对宽松政策不能轻易退出的顾虑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于今年2月间预测，缘于各国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经济的恶化状况在“表象反弹”短暂停歇之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二次衰退”，其时间可能在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届时情况将比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在其暴露了欧元区各国之间利益取向协调机制的脆弱和欧元、欧盟发展前景方面的潜在风险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带来了更多的审慎要求。中国经济虽目前已进入全面回升，但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通货膨胀虽总体仍只是预期，尚未成为现实，但CPI的年度上涨大局已定，如本年还属柔和，更具“杀伤力”的上涨压力则不排除可能出现于2011年；但万一欧元区出现较大的下滑型动荡并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通胀压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陡然转为通缩压力的。因此，综合权衡各种预测和各主要相关要素，动态跟踪和及时判断经济上升曲线何时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以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达到经济内生稳步向上状态的拐点，便是政策退出时机选择的关键所在。
（三）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国际协调
关键词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156-07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税收等手段对抑制能源消费、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以来，国家通过实施多种能源财政政策极大地改善了能源消费状况,但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连续大于1。因此，对国家财政政策的能源调控效应进行深入认识对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抑制能源消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人们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但传统上是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定量方法在最近几年才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行估计［1］。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2］。Breitung 和Bruecemann［3］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国内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多数采用在静态经济模型中估计财政支出和收入乘数效应的静态分析方法。如高铁梅、李晓芳和赵昕东估计了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的IS-LM季度模型，计算了政府支出乘数和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4］；李生祥、丛树海建立了消费方程、投资方程等，对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回归估计，计算了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收支乘数［5］。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结论是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在对结构性VAR模型进行估计时直接采用了Choleskey的分解方法，这种对结构性财政冲击的分解方法忽视了变量的即期作用，无法准确反映财政冲击的实际值［6］。近年来，很多学者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6～8］。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就它对其他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其次，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计量经济学技术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的整体思路是，依据1989-2006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财政支出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基础上，检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方差分解对这种相互影响的强度进行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效应。
1 模型、方法与数据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结构。建模时无需提出先检验假设――它不排除任何假设，可以通过信息的时间序列将这些假设区分出来。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目前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主要有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代表长期关系的EC项的Granger因果检验，但由于目前使用较多的是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9］。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的长期关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误差修正项和协整向量参数的联合检验。
王红兵等：中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 2008年 第3期1.1 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有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税收政策也是调控能源消费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税收总额本身就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函数，因而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而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能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因此本文选用财政支出总额（用CZZC表示）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最重要的总量指标，因此本文以此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能源财政支出采用中央财政支出数据来表示，其中1989-2005年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7》，单位是亿元。1989-2005年的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两者的直线图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尤其是在2005年以前，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动过程，这反映了两变量变化的对应性和趋同性。这说明，在我国重工业发展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对应关系。
1.2 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计能源需求各组分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各自变量变化可能给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
这一模型中，选择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总量为基本变
量。由这二个变量构成的p阶模VAR型可以表示为：
yt=A1yt-1+…+Apyt-p+εt（1）
其中yt为m维非平稳I(1)序列，εt为白噪声向量。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p的选择。一般来说可以使用R2、AIC和SC来确定滞后项的数目。利用R2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R2尽量大，利用AIC和SC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AIC和SC的和尽量小，或取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时的滞后期为最优滞后期。
1.3 脉冲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1）脉冲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个变量的波动除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的取值外，还会通过VAR的动态结构将这种影响传达到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反应函数就是用于追踪其中某一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将来值影响效果的一种分析技术。
Lutkepohl和Reimer证明从式（1）很容易获得脉冲反应函数(IRF)为:
Φn(φik,n)=nj=1Φn-jAj,n=1,2,…（2）
其中Φ0=Im，对j＞p,Aj=0。φik,n是Φn的第ik个元素，表示变量yi对变量的一个初始波动n期前的反应。
（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随机变化对VAR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第h步的预测误差为：
2 实证分析
如上文所述，在对两变量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只有通过了这些检验，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变量序列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来检验平稳。从图1中可以看出，CZZC和EC这两个时间系列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它们的线性方程中应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所以对包含的截距项和趋势项线性方程进行检验(见表1)。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非平稳性序列CZZC、EC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是二阶单整序列，即I(2)。所以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2.2 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J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关系进行Johansen检验的结果。
由于上述两种情况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拒绝两种情况下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即CZZC和EC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这说明变量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3 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协整检验表明，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关系，但并没有说明这两者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则可以反映两者短期和长期中的相互影响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它们来反映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
（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表3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与国内能源消费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但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大于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而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则持续时间较短、强度相对较弱。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从检验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除EC（-3）外，其他变量均通过了检验。按照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将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表示为下述方程：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0.806说明财政支出每波动1%，则能源消费就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0.806%。
从上述方程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本期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6.43%；1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1.25%，2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0.73%；3期前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会使本期能源消费降低0.38%。同时，能源消费对自身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1期前的能源消费每增加1%会使自己增加1.01%；2期前国内原油价格每增加1%就会使本期国内原油价格增加0.70%。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CZZC的系数符号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2.4 动态模拟分析
通过对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分析只是揭示了两者的动态关系，并没有说明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即相互影响程度问题。下面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分解技术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进行动态模拟分析，以期对两者的动态关系有深刻的认识。
从这些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的未来波动对自己和对方均会产生冲击，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互动关系。但财政支出产生的冲击能源消费的影响极为强烈、效果明显且持续时间长。而国内能源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有较强的时段性，在前4个周期中影响较为明显，从第5个周期时这种影响作用慢慢减弱，到第6.5个周期时这种影响则完全消失，此后，两者相互不发生作用。
具体来说，CZZC的一个标准扰动对EC的影响传导很快，在1个月内就能把财政支出下降的96%传导到能源消费，使能源消费量增加。财政支出在经过45天的下降后又开始增加，此时，国内能源消费量急剧降低。而且这种冲击作用要维持到第4.5期才完全消失。此后，虽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能源消费量也在不断的下降。到第7个周期时，随着财政支出增加速度的降低，能源消费量表现出上升的特征，这可以解释为能源消费的惯性，即能源消费量达到一定数量后，需要的财政支出会逐渐增加，而若财政支出的增加量小于某种数量，则能源消费量会不断增加。以上变化轨迹，可以从图3中得到证明。
按照同样的办法，也可以分析EC一个标准扰动对CZZC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冲击的影响程度要小些、变动幅度偏小，而且这种影响在第6.5个周期后就完全消失。
（2）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CZZC和EC的脉冲响应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下面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将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解，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表5和表6分别是10个预测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原油价格的预测误差分解模型，图6和图7是10个预测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和国内原油价格的预测误差分解模型，横坐标表示波动周期，纵坐标表示CZZC和EC的贡献率（%）。通过这些分解模型可以了解财政支出和能源消费总量对自己和对方因外界扰动发生变化时的贡献率。
从表5中和图6中可以看出，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财政支出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29%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能源消费总量对财政支出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71%；到第3期，能源消费贡献率上升到4.20%，财政支出则降为95.80%；之后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到第7期，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上升为27.70%，而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则下降到72.30%。此后，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则逐渐回升，到第10期时，能源消费总量的贡献率只有23.81%，财政支出的贡献率还维持在76.19%。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长期中，能源消费总量对财政支出影响变化不大，维持在23%左右。
从表6中和图8中可以看出，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能源消费总量的变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到后来则主要由是由财政支出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能源消费总量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95%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051%；到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能源财政政策的实施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但从方差分解的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来看，能源财政政策存在很长的时滞，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作为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应是一种短期政策,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因此，面对新的能源消费形势，如何及时调整财政政策，将决定着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能源安全。针对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薄弱的原因，下面简要提几点建议：
(1)能源财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并最终取决于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途径越少，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就会越大［10］。我国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战略。这虽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却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使能源消费信息要通过较长时间和繁琐的中间环节才能到达市场和发挥作用，从而减小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所以，要消除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在保证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要逐渐开放能源产业的中、下游市场，使不同的经济成分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自由度，减少中间环节，促使能源消费信息的合理流通，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
(2)变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说明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与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的变化只是国家能源财政政策实施的间接结果。这反映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现象的存在影响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发挥，究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11］。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从而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同时尽管国家制定了很多相关的能源财政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形成健全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或者说，政府缺乏利用公共财政手段促进国家能源战略实施的观念，现有零星的、“就事论事”式的能源财政政策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率。因此，为了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国家不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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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on Chinese Energy Consumption
WANG Hongbing1 CHENG Jinhua2 ZHANG Yixiang3
(1.School of Resource，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1993～2006年间实行的能源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调控效果;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存在较长的时滞,有明显的中期化现象。同时,从开放能源市场、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和形成完整能源财政政策体系等方面,探讨了增强其调节效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方差分解 调节效应
国内关于能源财政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对能源财政政策体系和内容的介绍以及对节能和增加能源供应财政政策的介绍等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对了解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对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分析。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早期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经典的赐-m模型和上世纪70年代起流行的联立方程宏观计量模型等,因其主要以定性描述和简单回归分析为主,而无法反应财政政策的动态产出效应。为解决此问题,近年来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动态分析法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Blanchard和Perotti(2001)最先用VAR模型来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并对用经济理论中得出的长期约束进行了结构性估计;Castro拓展了VAR模型,并运用该模型研究了西班牙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Breitung和Bruecemann系统阐述了VAR模型在财政政策效应分析中的作用,并将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引进该分析中,首次形成了完整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应方法;谷宇和陈磊首先采用结构性VAR模型来估计我国财政政策的影响,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对产出的效果并不显著;胡琨、孙磊、毛定祥采用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往对财政政策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产出效应的研究,极少对其它领域(包括能源)的产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此外使用VAR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产出效应是通用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引入VAR模型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模型、数据与方法
VAR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非结构化模型,主要通过实际经济数据而非经济理论来确定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建模时无需提出先验假设。VAR模型是有效的预测模型,也被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向量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两变量必须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
为了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尽管它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使用常用的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的长期关系,而不使用包含有误差修正项和协整向量参数的联合检验。利用VAR分析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动态效应的步骤,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变量选择、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采用VAR模型中的动态模拟技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财政政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一)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包括能源财政收入和能源财政支出。能源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尽管税收政策也是调控能源消费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税收总额本身就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函数,因而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能源财政支出是政府根据能源经济发展需要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具体安排,能通过乘数效应对能源消费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所以,本文以能源财政支出的大小代表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
我国能源财政支出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资、财政补贴、政府购买、财政担保和国债投入。由于能源结构、能源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中只有政府的能源直接投资发挥明显作用。因此,本文选用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变量;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是反映我国能源消费情况的最重要总量指标,因此可作为能源消费的代表变量。
本文选择1993年为起始年,是由于从1993年起我国能源安全尤其是非再生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我国开始真正的重视能源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研究与制订,并开始实施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终止年选择2006年。其中,1995～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财政政策研究》,1993～1994、2004～2006年数据是作者在借鉴曾晓安方法的基础上计算得来的,单位是亿元;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
(二)实证模型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构建该模型的主要目的是估计能源需求各组分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各自变量变化可能给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
这一模型中,选择政府能源直接投资和能源消费总量为基本变量,由这两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1)
其中yt为m维非平稳I(1)序列,et为白噪声向量。
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滞后期p的选择,一般来说可以使用R2、AIC和SC来确定滞后项的数目。利用R2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R2尽量大,利用AIC和SC确定滞后项数时是使AIC和SC的和尽量小,或取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时的滞后期为最优滞后期。
(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IRF)第i个变量的波动除直接影响第i个变量的取值外,还会通过VAR的动态结构将这种影响传达到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就是用于追踪其中某一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波动对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将来值影响效果的一种分析技术。
Lutkepohl和Reimer证明从式(1)很容易获得脉冲响应函数(IRF)为:
(2)
其中Φ0= Im,对j > p,Aj = 0。是Φn的第ik个元素,表示变量yt对变量的一个初始波动n期前的反应。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VDC)。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随机变化对VAR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信息。第h步的预测误差为:
(3)
预测误差方差为:
(4)
(5)
为第i个变量第h期对预测误差的贡献率。
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在对两变量关系进行动态分析之前,要先对变量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在分析中,政府能源直接投资用INV表示、能源消费总量用EC表示。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首先对变量序列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来检验平稳。由于INV和EC这两个时间系列均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包含有的截距项和趋势项线性方程进行检验。变量的滞后项由Akaike检验准则确定。
从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时间序列INV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EC则一次性通过检验。这说明时间系列iINV和EC均不存在单位根,所以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协整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二)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JJ法进行协整检验。表2是对INV与EC关系进行Johansen检验的结果。
在表2所列的两种情况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似然比均大于临界值,按照LR检验的基本原则,可以拒绝两种情况中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假设,即INV和EC之间至少有一个协整方程。这说明变量通过协整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V与EC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关系,但没有说明这两者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分别反映两者短、长期关系,所以可以运用它们来反映INV与EC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检验法对诸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般来说,由于模型的检验结果敏感地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Granger检验法大多是按以下法则选取滞后期:首先根据AIC和SC准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内曼•皮尔逊(Neyman2Pearson)提出的似然比(LR)统计量来确定滞后期,但为了全面反映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反映出滞后4期内的检验结果。根据测算,INV与EC表现出较强的因果关系,但INV对EC的影响大于EC对INV的影响。就时效和强度来说,INV对EC的时效较长、强度较大,而EC对INV的影响则持续时间较短、强度相对较弱。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通过建立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来表示INV与EC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经过检验发现,除EC(-3)外的其它变量均通过了检验。所以,可以表示出国内能源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ΔEC=1376.463-7.343448INV-1.315708
ΔINVt-1-0.9701438ΔINVt-2-0.634494ΔINVt-3
+1.328714ΔECt-1+0.853809ΔECt-2+0.92945
ecmt-1
其中,ecm是误差修正项,反映INV和EC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0.93说明政府能源直接投资每波动1%,则EC就会偏离长期均衡关系0.93 %。
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长期因果关系。在数量上,本期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7.34%;1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1.32%;2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97%;3期前的INV每增加1%,会使本期EC降低0.63%。同时,EC对自身也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1期前的EC每增加1%会使自己增加1.33%;2期前EC每增加1%就会使本期EC增加0.85%。误差修正项的符号与INV系数符号相反,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四)动态模拟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的建立。根据测算,在经历五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INV的增多会促使EC的减少后逐渐上升;在经历九个周期的同方向变动后,从第9个周期起两者才表现出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INV和EC的未来波动对方均会产生冲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相互制约关系,其中INV产生的冲击比EC的影响要更为强烈、效果更明显、持续时间更长。但这种相互制约作用,不仅是在经历相当同方向变动后才显示出来,而且持续的时间较短。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制订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反映了能源财政政策能源调节作用的有限性。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INV和EC的脉冲响应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通过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将这种互动关系进行分解,可以了解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根据测算,在从1到10期的预测期间内,INV的变化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INV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INV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7.6%的比例由自己解释,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2.36%;到第3期,EC对INV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将为2.14%,INV自身的贡献率则上升到97.85%;之后EC对INV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波动,INV自身的贡献率随之升降;到第9期,EC对INV的预测误差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上升为43.32%,而INV的贡献率则下降到56.68%。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1.63%,INV的贡献率还维持在58.37%。在长期中,EC对INV的贡献率维持在41%左右。
在从1到7期的预测期间内,EC的变化先主要由自身原因解释,到后来则主要由INV来解释。具体来说,第1期EC的预测方差中完全由自己来解释;第2期,EC的预测方差中仍然有99.53%的比例由自己来解释,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就由第1期的0%增加到0.47 %;到第4期,INV对EC的预测方差中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上升到16.64%,EC自身的贡献率则降为83.36%;之后INV对EC预测方差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而EC自身的贡献率则不断下降;到第10期时,EC的贡献率只有46.61%,INV的贡献率则有53.39%。在长期中,INV对EC影响变化会不断加大,到第20期达到了60%,此后一直维持在60%的水平。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VAR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能源财政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不仅外生于能源消费活动,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而且还存在很长的时滞,显示出明显的中期化现象。作为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应是一种短期政策,这种中期化现象的存在极大削弱了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发挥。因此,面对新的能源消费形势,如何制定科学的能源财政政策,将决定着财政政策能源调控效应的大小和能源安全。
针对我国能源财政政策总体特征和调控效应薄弱的原因,结合国际先进经验,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能源财政政策存在中期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并最终取决于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途径,市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越快、途径越少,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就会越大。我国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能源企业代表国家行使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销售权,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能源企业大多实行了上下游一体化战略,这虽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却降低了能源的市场化程度,使能源消费信息要通过较长时间和繁琐的中间环节才能到达市场和发挥作用,极大的压缩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限制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发挥。所以,要消除能源财政政策中期化现象,就必须保证在国家掌握能源资源的所有权基础上,逐渐开放能源产业市场,使不同经济成份参与到能源市场中来,提高市场化程度,增强市场自由度,减少中间环节,促使能源消费信息的合理流通,促进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增强。
变量相互作用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国能源财政政策外生于能源消费,说明我国能源财政政策与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的变化只是国家能源财政政策实施的间接结果,这反映出政策内容与政策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直接影响着能源财政政策调控效应的大小和发挥。究其原因,是由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和内容上的不合理。职能部门往往是在能源市场中某种现象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和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导致了能源财政政策调控的滞后性,使政策制定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产生偏差。因此,为消除能源财政政策的外生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国家不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财政政策的滞后性,增强能源财政政策目标的针对性,还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能源财政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1.包全永,苏明,傅志华.健全和改进我国能源财税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06(14)
欧盟1993年1月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6月执行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盟成员国制定财政预算政策设定了基本规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超过3%和60%的总原则。《稳定与增长公约》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原则做了详尽的规定，它由一个“决议”和两个“规定”组成，分别是《欧盟理事会关于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决议》、《欧盟理事会关于加强预算状况监督和加强经济政策监督与协调的规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加快实施过度财政赤字程序和对有关问题说明的规定》，对成员国财政预算政策的制定、协调、监督和惩罚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形成了欧盟财政预算政策的基本框架。
一、欧盟财政预算的总原则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出发点是欧盟成员国必须制定中期经济发展稳定规划（由欧元区成员国制定）和中期经济趋同规划（由非欧元区成员国制定），确定实现中期财政预算目标的时间表，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预算接衡或略有赢余。成员国负责制定和实施各自的财政预算政策，但必须遵循欧盟规定的总原则。第一，通过限制预算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实现减少财政预算赤字的目标。第二，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相对较高的国家，必须加快降低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三，预算支出必须提高效率，改革和控制公共消费支出、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保健和失业补贴、加大国有企业民营化步伐等，把更多的政府开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生产性经济活动。在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稳定下降后，减少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监督机制
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负责监督和协调欧盟成员国的财政预算政策。
欧盟理事会是对欧盟成员国财政预算协调和监督的最高决策机构，对成员国财政是否出现过度赤字和是否实施惩罚具有最终决策权。其主要职能是：严格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的所有规定；把《欧盟理事会关于加快实施过度财政赤字程序和对有关问题说明的规定》中消除过度赤字的期限作为最后时限，除非特殊情况，必须督促成员国在确定其存在过度赤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纠正；在成员国没有按要求消除财政赤字后，决定对该国实施惩罚等。
欧盟委员会负责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预算进行协调和监督，行使提出各种动议的权利，监测成员国的经济财政状况，在某成员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时，实施过度赤字程序，提出可供欧盟理事会决策的报告、意见和建议。
成员国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实现各自的中期经济发展稳定规划和中期经济趋同规划规定的中期财政预算目标，在实际财政状况与目标出现偏差时，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欧盟经济财政委员会也在欧盟成员国的财政预算的协调和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欧盟的经济财政委员会是欧盟理事会的咨询机构，由各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各指定两名代表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国和整个欧盟的经济、财政、金融状况进行密切的监视，定期向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报告其检测和评审结果，参加欧盟理事会有关文件的起草和准备工作。
三、财政预算政策协调和监督的实施
欧盟通过三个阶段协调和监督成员国的财政预算政策。
1、第一阶段：制定和实施中期财政预算政策前期工作。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制定各自的中期经济发展稳定规划，而没有加入欧元的成员国要制定经济趋同规划。规划内容包括，当年和今后三年经济预期增长的总体设想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分析，如政府投资、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等；实现经济预期目标的经济政策；财政预算政策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措施；经济预期目标对财政预算和公共债务的影响等。每个成员国必须在每年三月份前将规划报告提交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进行审议。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成员国和共同体经济政策指导大纲》对成员国的规划报告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经济财政委员会也参与对成员国规划报告的审议。
《成员国和共同体经济政策指导大纲》是欧盟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文件。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盟委员会负责每年制定一个《成员国和共同体经济政策指导大纲》，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成员国和共同体经济政策指导大纲》不仅对上一年成员国实施纲要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而且根据欧盟委员会对当年成员国和欧盟经济发展前景所作的预测，提出欧盟和成员国经济政策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2、第二阶段：实施财政预算政策的过程协调和监督。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督成员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公共债务的变化情况，监测财政赤字的变动。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可能超过或已经超过3%的限制，欧盟委员会就着手准备有关该国经济和预算的报告，并由欧盟经济财政委员会就报告提出意见后，提交欧盟理事会和该成员国政府。
3、第三阶段：确定出现过度财政赤字后。欧盟理事会在接到欧盟委员会有关成员国财政赤字可能超过或已经超过3%的报告后，必须在三个月内就该成员国是否存在过度财政赤字做出决定。欧盟理事会一旦确认某成员国已经存在过度赤字，就向该国提出在一定时间内纠正的建议。一般情况下，成员国必须在四个月内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过度赤字，欧盟理事会的建议不对外公开。
若成员国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执行欧盟理事会的建议，欧盟理事会将再次向该国提出迅速纠正的建议，并将建议公布于众。如果成员国仍不执行，欧盟理事会就决定对该成员国进行惩罚。
四、违反财政预算政策的惩罚机制
1、过度财政赤字的定义。特殊情况除外，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就属于过度财政赤字。按规定，成员国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不属于过度财政赤字。一是异常性，即造成财政赤字的原因超出了正常范围；二是暂时性，允许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有限的时间内高于3%；三是接近性，即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接近3%。成员国无法控制的重大事件使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都是“异常的”，如严重自然灾害、战争、出现经济下降2%以上的异常严重经济衰退等。在非常事件或严重经济衰退结束后，财政赤字可以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这种财政赤字就是“暂时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把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75%-2%定义为严重经济衰退，下降2%以上定义为异常严重经济衰退。也就是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75%-2%、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情况不符合异常性条款的规定，但有可能符合暂时性条款的规定。
2、惩罚措施。判断成员国是否出现过度财政赤字，欧盟必须使用该国下半年的统计数字。一旦确定某国出现过度财政赤字，该国需在一年内纠正，再加上审议和决策时间，一般来说，成员国的过度财政赤字可以持续两年。如果两年后仍存在过度赤字，就要面对惩罚。罚金由固定部分和附加部分两部分组成，固定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附加部分则按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出3%的部分的十分之一，最高罚金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5%。
五、欧盟财政政策的评价
欧盟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法律约束和指导下成员国自主制定和实施的财政政策。这一财政政策基本解决了欧盟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和财政行为倾向于顺周期的两大问题，起到了稳定经济的目的，为欧元流通和欧洲中央银行实现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到2000年，欧盟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5%降至0.4%，其中欧元区降到0.8%。但欧盟的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1、财政政策能否在经济衰退时发挥作用的问题。财政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是财政政策的两种主要形式。所谓财政自动稳定器是指财政赤字自动变化的范围。当经济衰退时，税收收入下降，支出增加，政府财政赤字趋向扩大，从而刺激经济回升；反之，经济繁荣时，税收增加，支出减慢，政策赤字减少或出现盈余，从而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政府财政赤字的自动变化使经济保持稳定。相机抉择政策是靠外力调整财政赤字，对经济进行调整。
由于成员国的经济规模、税收体制、财政支出结构不同，财政自动稳定器的规模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据估计，在经济出现按欧盟定义的严重衰退的经济周期内，欧盟成员国的自动稳定器波动范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内，也就是说，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那么，在随后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周期内，其财政赤字将在0-4%的范围内波动。因此，理论上讲，目前，欧盟的财政政策大框架，可以使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财政自动稳定器调控经济，财政税收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实际上，即使经济不出现严重衰退，财政自动稳定器在某些成员国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2001以来，欧盟以及成员国的经济没有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经济依然小幅增长，但葡萄牙在2001率先突破规定，财政赤字达到4%；2000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到2002年，其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7%。同样，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无法实施，一方面，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能超过3%的限制使成员国不能扩大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面临着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压力和支出刚性的约束，财政支出难以压缩。因此，在某些成员国内，现行的财政政策丧失了在经济增长缓慢时调控经济的作用。这正是2002年欧盟内部就是否修改和如何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爆发激烈争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 扩大就业 财政政策
近两年来，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处于低迷的状态，冲击着本就困难的就业市场，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如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返乡潮”现象。在外部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把“反冲击”和“反周期”的政策措施有效结合起来。扩大就业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促进就业和适度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财政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
1.金融危机后期对就业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形势严峻，企业用人需求下降的趋势明显：一批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处于待业中，可能会有一部分转为公开失业；新增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面临转移就业的问题；城镇低学历青年及大学生就业将更加困难。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各类高校毕业生及城镇失业人员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其他各行业失业率大幅增长。除了长期存在的摩擦性失业之外，由于技能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进一步加剧为未来失业的主要形式，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情况将可能更为严重。[1]
2.金融危机后期暴露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2.1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就业人口的增长。
2.3很多企业倒闭。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3.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就业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3.1平衡外贸出口与国内消费需求
国家已出台的财政、税收和信贷等扶持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等，对于降低企业经营负担和保持企业资金链条正常运行能够收到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抵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格压力；但是从贸易角度看，即使这些政策能收到良好效果，而如果全球经济没有恢复，那么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着缺少订单的不确定性。因此从长远看，这种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不仅使经济易遭受外部冲击，而且也无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2]
首先，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利用国内订单替代国外订单。政府可以在提供税收减免和信贷扶持的情况下，让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企业根据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在产品种类和功能上调整、设计和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国内消费需要。其次，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行业投资，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机会。 再次，采取信贷、税收和技术扶持等措施鼓励创业，以此实现最大化就业。
3.2政府财政支出政策要优于减税政策
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及解决就业的有力动力，本次经济危机中这项政策也进一步凸显它的地位。与此同时，“加大减税力度”也成为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呼声，通过减少税收特别是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所处的不利处境。 那么，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就业如何对这两种财政政策进行抉择？[3]
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的乘数要大于税收的乘数。根据国民收人决定理论，在三部门经济的收人构成可以表示为：Y=C+I+G，其中 Y 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 而且有 C=α+β（YT）（0
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比减税政策具有更好的计划性和效率性。政府财政支出的计划性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是通过深入研究之后，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相应策略，财政支出更加侧重对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不愿意或者是对资金和规模都要求很高的行业的投资，同时对具有很强外部性的行业具有巨大支持。
注释：
[1]高维璐.浅析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05）.
[2]杨志勇.“十二五”时期的财政政策取向[J].经济研究参考，2011（04）.
[3]宫希魁.适当扩大减税空间[J].北京观察，2003（08）.
[4]刘国艳.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策略选择[J].中国投资，2011（09）.
参考文献：
[1]高维璐.浅析当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05）.
[2]宫希魁.适当扩大减税空间[J].北京观察，2003（08）.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