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8 10:45:35
论文摘要：尽管每个部门法实际上都存在能够反映其基本原理和精神的基本原则，但是否将这些原则抽象出来规定在 法律 条文中，各国的做法很不相同。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一般不规定基本原则。例如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首先规定作为诉讼主体的法院和当事人。苏联民事诉讼法则在总则中对基本原则集中作出规定。我国各部门法多将基本原则置于篇首，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一章的标题为“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其中规定基本原则的条文有12条，辩论原则就是其中之一。
一、辩论原则的含义
《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所谓辩论，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有争议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
辩论原则是辩论式诉讼结构的必然要件。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二、辩论原则的内容
辩论原则的具体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从，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请求，就有权收集、提供证据，陈述事实，说明理由，论证自己提出的请求的正当性，同时反驳对方请求。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和法庭辩论阶段，毫无疑问是辩论原则体现最明显的阶段，但是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并不局限于这一阶段。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和过程中，当事人双方都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展开辩论。
2、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前者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诉法院有无管辖权、有没有在法定期间内不能的情况等；后者则是指与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关的问题，如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免责事由等。实体方面的问题往往是辩论的焦点。除了事实问题外，如何适用法律也可以成为辩论的内容。但无论涉及哪一方面的内容，辩论都应围绕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且对正确处理纠纷有意义的问题进行。
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在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主要采取言词辩论的形式。原告的状、被告的答辩状则是书面形式的辩论。至于辩论的方式，否认、抗辩和反诉都可以看成是辩论的手段。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 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 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3]
其二，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4]
其三，本质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应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尽量少干预。因此，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5]
其四，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6]对此，我国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有四点：1、当事人地位平等 2、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 3、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 4、诉讼应当公正 [7]
总的来说，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学者对辩论原则的理论依据认识有多大差异，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意思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三、 对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容的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是辩原则的法律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辩论原则的具体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可见，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放审理过程中进行的辩论，是一种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又称“言辞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也是辩论原则最重要的体现。4、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首先，凡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关的问题不辩论的内容。其次，虽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关，但双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属于辩论的内容。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等。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等。5、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经过和基于当事人的辩论而作出。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形成于法庭辩论之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只有这样，辩论原则才能发挥人民法院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和确保诉讼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通过行使辩论权达到证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的辩论行使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按照日本学者的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8]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任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9]与此相应，辩论原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中所抻出来的证据。”
我国的辩论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诉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这就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对现行辩论原则的一般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能够实施辩论行为，而没有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从而导致了辩论原则的“空洞化”。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使其成为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辩论原则与辩护原则的主要有两方面：1、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辩护原则则是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前者代表国家，后者则处于被审判的地位。2、民事诉讼中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当事人可以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还可以对适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
六、 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改革构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权的强化。这种变化是改革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求认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权利，而且人们还要求赋予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已严重滞后于人们的法法意识，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行驶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从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来看是倾向于学习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们应采取比较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但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经济、人文观念的不同，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道路，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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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31页。
2 参见王甲乙《辩论主义》，载《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台北王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57页。
3[日]三月章《民事诉讼法》，1985年第2版，弘文堂，第193页。
4 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5[日]高桥宏志，《关于辩论主义》，载《法学教室》，1990年9月版，第92页。
6参见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0页。
7翁晓斌《民事诉讼法》南京大学出版社，98年11月第一版，第85页
8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程序主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诉讼关乎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权,如果在被追诉者毫无设防的情况下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将荡然无存,这也与刑事诉讼注重人权的时代潮流相背驰。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自己辩护,而且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等等。这充分表明了辩护制度在刑诉法修改后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有十几年,全国的刑事案件辩护率却仍维持在30%的水平。刑事诉讼辩护率低的原因是什么?理论界、实务界已对此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但是,总结的原因大都“浮在水面”,没有追根溯源,这也就使解决的方法无的放矢,不能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笔者认为,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诸项制度的基础,它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社会对被告人人权的认同过程,也是对其理论基础的不断认识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理清这项制度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健全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1 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初探
观念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不同的观念,可以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法律制度和社会形态,甚至可以引起争端、冲突和战争。对同一观念的理解角度和程度不同,也可以导致对同一事物、同一制度的处理方式和建设方法的不同。我国现在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正是我们对其所持观念的反映;而要进一步从立法和执法上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刑事辩护制度,就必须澄清有关的模糊观念,建立一些先进的观念。①制度无一不需要理论基础的支撑,如果概念和制度的理论基础定位不对将影响整个制度的运行和定位,辩护制度亦是如此。
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大致有下列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即对立统一规律、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②还有学者认为,“法治”原则亦是理论基础之一。③还有的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的结果,更是民主原则――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在现代刑事诉讼领域的集中体现。④有的学者将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成政治基础、伦理基础、逻辑基础和哲学基础,并进而细分。⑤还有学者认为,反抗权、参与权和辩证法分别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政治基础和技术基础。⑥
2 刑事辩护制度之唯一理论依据――程序主体性理论
根据对以上观点的分析以及对刑事辩护制度产生和发展进程的考察,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而矛盾分析方法是我们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于刑事辩护来讲,对立统一规律主要告诉我们辩护权与控诉权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服务于审判,其统一性表现在互为条件,相互依存,让“真理越辩越明”。同时二者亦存在冲突,辩护权与控诉权又会相互制约,辩护权的行使又可能抵御对犯罪的追究,使罪犯逃避打击。故此,有学者指出,“诉讼制度在设计辩护权范围和权利行使方式时,不能不考虑打击犯罪与公民的法律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将其限制在‘合理’的范围”。⑦担心律师介入诉讼范围过大会引起消极影响,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没达到人们期待程度的原因。笔者认为,不论是从追诉犯罪,还是从“相对合理”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都不应在“被限制”之列。对辩护权的任何阻碍都是在已经有诸多缺陷的辩护制度上再割一刀。可见,将“对立统一规律”与作为法律制度的辩护制度在一个语境下讨论,容易使人们将辩护权的行使和逃避打击相联系,更容易使辩护权的作用仅仅被界定为“发现真实”,而忽略它的独立价值。第二,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里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即所有被追诉之人都是诉讼的主体,是程序的主导者之一。只有被追诉人成为诉讼的主体,他才有机会和资格被当作无罪的人来对待。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无罪推定之间自然是上下位阶的关系。第三,“法治”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被提出的,只是后来为法学家所引进成为部门法的原则,它的含义是程序的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崇尚法的权威性。这也就是说程序的主体不允许任何一方附庸于另一方,都应当是是守法的主体,因此,程序主体性理论和法治原则的关系亦是同上。第四,民主原则要求整个刑事程序中的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程序的进程,从而实现控辩双方平等。这就要求被追诉人有充分的话语权,即辩护权以便和控方进行抗衡,被告人的主体地位也是他享有民利的前提。民主原则和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第五,理论基础应是某项制度在理论上的渊源或者哲学上的来源。而理论基础多元化的结果往往导致对这项制度的分析角度过多,而最终导致其发展路径的无所适从。第六,近代自然法思想启示我们,反抗压迫权是天赋人权。辩护权正是被追诉者的反抗压迫权在刑事程序中的彰显。参与权是上述民利的体现。辩护权同样也是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并发挥作用的表现。⑧但是,要注意的是,参与权、反抗权都是人的权利扩大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都是被追诉者应当或者说已经成为程序主体之后所得到的权利。那么,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自然成为被告人诸项权利的前提。可见,以上原则虽然和辩护制度联系密切,但这些原则、权利都可在程序主体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和落脚点。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唯一理论依据应当是程序主体性理论。
考查刑事诉讼的发展过程,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刑事诉讼模式,它们是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此三种模式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保障和承认是截然不同的。在古罗马帝国弹劾式诉讼模式下,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雏形就已经存在。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原、被告诉讼地位完全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用攻防来推动刑事诉讼的进行。因此,被告人作为诉讼的主体不仅应该而且实际上有多种救济的渠道,那时,被告人防卫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他们的刑事辩护权了。因此,在这种模式下,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完整的。但是,当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之后,统治阶级认为弹劾式诉讼并不利于其极权统治,从而将其废除,推行纠问式诉讼。封建纠问式诉讼是国家对犯罪和犯罪人的一种“报复”,他们将犯罪看成是对暴力统治的极大威胁,尽其所能惩罚、打击犯罪。其结果是刑讯逼供盛行,完全忽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被追诉的人仅仅成为诉讼的工具,被任意刑讯逼供,成为诉讼的客体。被告人仅有招供的义务,没有辩护的权利。这样,刑事诉讼机制的人权保障功能丧失,刑事辩护制度缺位。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用天赋人权等理念对刑事诉讼进行改造,实现了控辩审三方分离,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控辩式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强调对诉讼参与人的诸项权利的保障。认为司法正义应当在程序法制的情况下实现,这其中主要是保护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自此之后,被追诉人再也不用面对集权主义的司法权,控辩双方实现了平等的攻防。由此,被告人终于摆脱了诉讼手段的角色和地位,而成为享有诸多诉讼权利的主体。既然被告人被视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当然就有必要保障与其他地位相称的权益。为此,必须赋予被告人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权利。⑨由此,刑事辩护制度得以重生,启动了刑事诉讼文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被追诉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兴衰与辩护制度的存废是息息相关的。
由此可见,程序参与者的地位关系到程序的实际意义。程序主体性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法官和控诉人一样,在三角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他旨在确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旨在赋予被追诉人各项诉讼权利以抑制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使刑事诉讼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他作为诉讼参与者的程序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制度上的支撑和尊重。只有这样,现代刑事诉讼才与野蛮专横的封建纠问式诉讼区别开来,从而不仅表现为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程序。这就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内容。⑩另外,在我国,强调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很长一段时间,刑事程序的目的一直都被界定为惩罚犯罪,所以刑事辩护制度都是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附属制度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知。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权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实践中将被告人仍然看作程序客体的观念仍然大行其道。所以,将程序主体性理论作为刑事辩护唯一的理论基础,更有利于解决当前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和促进刑事辩护制度。
被追诉人也许是真正的罪犯,也许不是。也许已经为被害人深恶痛绝,但其被真正确定有罪以前也仅此而已。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既非天使,也非魔鬼,而只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群体,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或将律师当成社会的异己力量,都会导致对律师的偏见和歧视。当刑事辩护制度背后的意识性、精神性因素为人们所认同时,他们将逐渐摆脱传统法律观念的桎梏;人们的认识也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他们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消极态度也将逐渐为积极态度所替代。
注释
①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89.
②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74-111.
③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07.
④欧卫安.对刑事辩护制度理论基础的再认识[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⑤朱林兵.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J]. 湖北社会科学,2008(1).
⑥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⑦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05.
⑧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2002(1).
论文 关键词：辩论原则 大陆法系 比较 民事诉讼
论文摘要：在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教会式诉讼程序中，因采取秘密和书面审理方式，基本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辩论更不可能上升为一个重要的诉讼原则。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以辩论式诉讼代替了先前的纠问式诉讼，辩论被确立为一项诉讼基本原则，其内容也不断丰富。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包括以下内容：
1、直接决定 法律 效果发生或消灭的事实必须由当事人主张，法院不得随意变更或补充当事人的主张，不得将当事人未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
2、当事人一方主张的事实，为另一方所承认 的，法院必须认定并作为裁判的依据。
3、法院原则上只能就双方当事人在辩论过程中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
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下，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作为请求的根据，以什么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是否存在，都属于当事治的领域，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这就是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所以，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又将辩论原则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
大陆法系国家的辩论原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虽名称相同，但内涵却有较大区别：
首先，二者依附的诉讼模式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辩论原则依附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我国的辩论原则最初规定在1982年颁布的试行民事诉讼法中，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辩论原则。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弱化了法院的职权因素，但与当事人主义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现行法中的辩论原则所依附的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
其次，大陆法系国家的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可见，当事人的辩论在诉讼中起着十分重要的实质性作用。我国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虽然赋予当事人以辩论权，且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辩论对裁判的形式有何影响。《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的辩论原则缺乏实在的内容，在诉讼中的作用远不如大陆法系国家的辩论原则。有鉴于此，有学者主张应赋予辩论原则以实际内容并以当事人的辩论约束法官的行为。非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法官将其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168-02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 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 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 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 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 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 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 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论文摘要：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有其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辩证法也就生成于对其“承诺”的“本体”的寻求、批判之中，因而辩证法总是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内在本性，但这一批判本性，决不是一种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反驳，而是对其所承诺的“本体”所内含的“矛盾”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一反思和批判，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对于辩证法，可以说一直是哲学史上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基本哲学问题，所以有人把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但不管对辩证法作何种理解和解释，其内在固有的否定的批判本性是不变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本性，并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在其根本涵义上，是对哲学所“承诺”的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的“本体”的反思和批判。
一、辩证法的“本体论承诺”
辩证法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前提的。不可否认，邓晓芒教授对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存在的两个前提——“语言学起源”和“生存论起源”的揭示和阐释，是很富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语言学起源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逻各斯”主义、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倾向，生存论起源赋予黑格尔辩证法以“努斯”精神、历史主义和能动的本体论特征。由此可见，辩证法天生就具有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向度。但“语言的逻辑本能恰好是出自于语言中所积淀下的生存论(或目的论)本能”，也就是说，方法论往往又内在地受制于本体论。所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又可归结出辩证法存在的一个前提——最深层、最根本的前提——本体论前提。而辩证法自古希腊萌芽以来，就一直是与“本体”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认为，“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而这种“肯定的东西”，就是辩证法所“承诺”的“本体”。
按照美国当代哲学家蒯因的观点，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要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语言使用中的所谓“本体论的承诺”问题。“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就是按照那个理论有何物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何物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承诺”问题，根据这一理解，“由于人类意识本性的意向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本体论设定和承诺”，而辩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言说，同样蕴含其特有的“本体论承诺”。无论是认定事实上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的“本体”问题是哲学必须回答的。传统形而上学是在“何物实际存在”的意义上寻求和回答本体的，总是把本体实体化，是一种“实体本体论”。而辩证法却是在“说何物存在”的意义上反思和寻求自己所“承诺”的本体的，总是对本体进行反省和批判，是“承诺的本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如何”去寻求、反思和批判哲学所“承诺”的本体的理论思维。传统的哲学家们总是把“说何物存在”的“承诺”问题，视为“何物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也就是把自己的“承诺”当作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更的“独断”，从而走向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而现代本体论的真实意蕴，决不是去独断何物可以作为“本体”，而是“承诺”我们有本体论的“意向性追求”。这样，本体论就由“独断”走向了“承诺”，而与之相应的辩证法也就取代了形而上学，从自发地断言本体，走向了自觉地反思、批判本体。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发生“本体论革命”的实质。
由此可见，辩证法在理论本性上也是一种“本体性”的理论，它与其相应的本体论承诺是内在统一的：“辩证法”是其“本体”所蕴含内容的内在展开，“本体论”是一种被“辩证”地理解了的“本体”；本体论构成了辩证法得以立足和生成自身的载体和依托，辩证法是根植于这一本体而展开的关于这一本体的思想逻辑；辩证法是本体论基础上的辩证法，本体论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离开其相应的本体论前提，辩证法就失去了其“真理内容”，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沦为纯粹形式化的“外延逻辑”和任意化的“概念游戏”，真，正成了“变戏法”。因此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对待“本体”的一种理论思维，它的存在和生成是与其所“承诺”的“本体”密不可分的。
二、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辩证法与其“本体论承诺”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辩证法的生成即是源于对“本体”的寻求。但对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哲学本体论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学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这样，在对“本体”的寻求过程中，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本体论”与“现代本体论”；而与之相应，作为对“本体”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法也就有“自发形态”和“自觉形态”的区别。
古希腊哲学以寻求万物的“本原”、“始基”的方式，开始了对“世界何以可能”的哲学本体的寻求，从而形成了“宇宙本体论”。但古希腊哲学对本体的寻求，基本上是通过直接断言的形式，还是一种直观经验的猜测。不过这些对本原(本体)的“断言”和“猜测”，“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已经“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从而形成了古希腊时期自发的朴素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苏格拉底追求普遍概念的“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确立理念的“通种论”，亚里士多德的“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四因说”，都是追寻“本体”的辩证法。但是，当哲学家们把万物的“本原”、“始基”独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和人格化时，便演化成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在上帝本体论中，“上帝”成了万能的造物主，它既是宇宙的原则，也是人的尺度，人们对上帝只能绝对地信仰和服从。这样，上帝本体论就以“神”的形式，抛弃了辩证法，变成了一神教，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哲学“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甚至连自发的朴素辩证法也没有了。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也即开始了对“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从表面来看，近代哲学关注的已不再是“本体”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并且得出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论断。但从深层来看，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实际上是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可靠性来保证自己所“承诺”的本体的有效性，在本质上还是对“本体”的寻求和反思。所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既是对本体的寻求过程，也是对本体的反思、批判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离开本体论批判的认识论哲学。其“转向”的根源在于要求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本身；其“转向”的实质在于把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和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因此，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把中世纪哲学的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本体论批判；二是把古代哲学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升华为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这种近代水平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即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同时也把辩证法理论由自发的形态升华为自觉的形态，并使之获得逻辑学形态的系统表达，从而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融为一体的辩证法理论。其最高表现，就是黑格尔所创建的“概念辩证法”体系，但正是在这种通过反省人的认识能力来探索“本体”的近代哲学中，出现了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学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对立和冲突。而这一冲突和对立，一方面使被中世纪哲学所抛弃的辩证法得以复苏，并开始逐渐由自发形态走向自觉形态，从而为黑格尔创立完全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这时自觉的辩证法不具有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使近代哲学对本体的追寻变成了对本体的信仰，自觉形态的辩证法最终让位给非批判的形而上学，造成了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
正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使西方近代哲学在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学的冲突中，形而上学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西方近代哲学在寻求、反思和批判“本体”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自觉辩证法。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通过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对认识能力加以区分和考察，确立了“先验逻辑”，揭示了“二律背反”，说明了矛盾是人类思维规定的本性，辩证法是理性的必然——“有一种纯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与人类理性不可分离之辩证法”，才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合法地位。而这又直接导向了黑格尔在康德基础上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批判和超越，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绝对理念”为本体的表达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对此，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通过一种想把希腊开端处的全部真理都囊括于自身中的思辨辩证法，完成了他对形而上学遗产的异乎寻常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真正实现了辩证法对近代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而黑格尔的这种“复辟”，在阿多诺看来，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纯粹的恐怖”，所以阿多诺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自己否定的辩证法“在批判本体论时”，“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而作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也正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寻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实体本体论”批判而形成的。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也即实现黑格尔所谓的“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而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运用“把实体了解为主体”的概念的辩证法，构建了“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来完成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所以黑格尔强调，“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够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而黑格尔这一“绝对理念”，既是“实体”也是“主体”，能够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自己恢复自己，已经超越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物自体”。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就是“绝对理念”自我对置、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历史展开过程。对此恩格斯指出：“要知道，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助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但黑格尔宣布理性为上帝。决不是理性向中世纪上帝的回归，在这里，代替上帝的理性(精神)本体论，也是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二者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里是统一的。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只是对世界作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人及其实践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现实性。所以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一切矛盾和差异化重又建立同一性”，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只是达到了辩证法的形式的自足，仍然是“头足倒置”的，还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拯救。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就以他的“人本学本体论”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进行过批判，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关于人、自然、社会等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所以“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而在黑格尔的这种理性神学中，人的本质被“异化”了。因此，应该对黑格尔哲学加以“颠倒”，不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而是把“主体理解为实体”，破除人在宗教神学中的自我异化，颠倒人与精神的关系，把人的本质还给人，确立感性存在的人与自然的本原地位，遗憾的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不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人虽然获得了本原地位，但并未表现出作为现实主体的丰富性与能动性，人仍然是抽象的“无人身的感性”。费尔巴哈只不过是用抽象的“人和自然”取代了同样抽象的“绝对理念”。所以，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实际上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都是从一个抽象的“实体”出发，都以“还原”的方式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实体性本质，都在建构一种“实体本体论”，都是一种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只不过费尔巴哈重“直观”，而黑格尔重“思辨”而已。这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本体论同样需要批判和超越。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哲学的出发点，则奠定了马克思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65-04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 [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 ①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权利来源。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 [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权利性质。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权利的必要性。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 [6] 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 [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 [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 [10] 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 [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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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awyer’s Right of Immunity on Court Debate
――The new “Law Law”Perspective
PENG Dong-fang
(Hunan Dong-Fang-Ming Law Firm, Shaoyang 422000, China)
【内容提要】卢卡奇与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时代共性，但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路。本文从两人的辩证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等方面作一概略比较，并对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作一乐观预测。
【英文摘要】The essay’s main purpose is to contract the dialectical ideology of Lukucs with Lenin’s.Their dialectical ideologyhave general character of era.Owing to different Marxistphilosophy tradition,they have different train of thought.This essay contracts in view of era background,theory originand their basic concept on dialectics,and make optimisticprospects for the Marxist philosophy.
【关 键 词】辩证法/认识论/总体性dialectics/theory of knowledge/totality
【 正 文 】
卢卡奇和列宁处在同样的历史年代，两人的辩证法理论都创立于二十世纪初，具有时代共性，但由于各属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而形成了两人各具特色的辩证法。比较列宁和卢卡奇辩证法思想产生的时代前景、理论来源和两人关于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同异，从思想史乃至人类史的总体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使两者发生内在联系和差别的根本所在，并从中得出合理的见解。
一、时代背景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或理论的出现及其发展都必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影响，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疑也与他们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它的固有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暴露出来并趋向尖锐化。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的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西欧工人运动也日趋激烈，与此相呼应，东方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频繁爆发，反动当局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压制和破坏，经济危机、政治危 机日益激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时代背景是促使列宁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理论基础。
为了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种种思潮，列宁意识到必须从总体上对它们作决定性的揭露和批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当时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自觉意识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即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因而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14年至1915年写下了《哲学笔记》八本蓝皮笔记本，系统考察并论述了辩证法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卢卡奇也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创性探索。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便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卢卡奇等共产党人陷入反思，苦苦探讨失败的原因，寻求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审视了当时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从而促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他们发现从马克思逝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内，错把经济学而不是把哲学当作马克思着作的重点，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又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思想所统治。卢卡奇针对这种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卢卡奇从自然走向历史，将历史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卢卡奇与列宁的分歧也体现在列宁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把革命当作社会进化中的自然事件；而卢卡奇则更重视无产阶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这种分歧使他认为列宁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证性和机械论的色彩。卢卡奇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应该强调人的优先地位。他由此以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背离，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和创造历史的自觉性的贫乏，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因此，要取得革命成功，需要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弘扬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恢复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出版，其主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被注意到或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列宁与卢卡奇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特别是都以《资本论》的结构方法为依据，并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思想来源，但列宁着重继承《资本论》科学体系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受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主要发掘黑格尔《逻辑学》中科学主义的结构因素；而卢卡奇则着重继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的总体观和分析方法，对恩格斯的若干观点提出批评，主要发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人文主义的精神因素。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着作入手，他批判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有关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认为，黑格尔虽然将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全面详尽且内容广博地论述了辩证法，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和论述之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形成途径作了研究探讨。列宁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对象即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唯物主义和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总结了《资本论》的研究和阐述方法，认为《资本论》中也揭示了三者同一的理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P288-289)《资本论》中体现出一般辩证法的要素。列宁的这些论述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华，但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是和恩格斯一致的。其辩证法思想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较深，关于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恩格斯即主张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宝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较多地反映了辩证法方面的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在以后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列宁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性质、功能、研究和阐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
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卢卡奇自己承认，他写《历史和阶级意识》时，是透过黑格尔的眼光看待马克思的，从他所着的《青年黑格尔》也可以看出，卢卡奇获得思想灵感和理论借鉴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其中主体——客体的外化、异化——通过外化、异化的扬弃和克服达到主、客体辩证的、具体的统一，这种哲学模式的构筑和完成给了卢卡奇创立和提出物化理论的哲学依据。卢卡奇将黑格尔哲学模式中的马克思的理论、异化及其克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其中的主、客体关系理论与黑格尔的哲学模式相互交织，形成了卢卡奇自己的物理化理论。这其中体现着卢卡奇的创造性，即给黑格尔的哲学模式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明显可见的新的社会内容、新的主体和新的阶级立场，是对黑格尔哲学模式创造性的批判继承。
卢卡奇反对离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谈论辩证法。他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说恩格斯在那里根本没有提到历史中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他说，“他（恩格斯——引者注）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P50)卢卡奇认为，只有坚持客体和对象的历史性质，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它们。如果不承认这些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是历史地产生和连续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一味要求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客观普遍性的科学概念，这只有陷入理论的误区。卢卡奇认为，要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和直接存在方式深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隐蔽内容，了解其本来的历史制约性，把客体当作统一的整体来把握，这就需要运用辩证的总体性方法。早期卢卡奇用黑格尔主义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列宁和卢卡奇关于辩证法基本思想的同异
列宁和卢卡奇都反对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批判机会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两人都把辩证法的研究提到首位，而且都着眼于从总体上构思辩证法，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解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哲学体系，他探索和构思的重点是认识、思维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社会历史哲学，他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列宁认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P89-90)列宁认为辩证逻辑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学说，是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反映，是认识史的精华，这表明了三者一致的思想。按照列宁的观点，三者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有差别的一致，即在本质上的一致。所谓实质上的一致就是三者在其内容的辩证性上的一致，其一致的客观根源就是物质世界永恒的辩证发展即客观辩证法。而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都是对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和反映，都只不过是对不同的领域的辩证规律的认识和反映，这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体现的是认识和思维的辩证法，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
与列宁将辩证法研究侧重于认识和思维的领域不同，卢卡奇主张在历史领域中理解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应当侧重于历史领域。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领先历史来理解的……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P264)卢卡奇的具体的总体性，把辩证法转变为历史的辩证法。他认为总体范畴，不仅规定着历史的客体，也规定着历史的主体，是历史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
首先，从客体来说，历史是总体性的历史而非支离破碎的。他不是个别事物的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同时，历史的总体性也不应该脱离个别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卢卡奇在此把历史的总体性限定在既超越经验现实，又存在于经验现实之中这两方面的辩证理解上。当他讲这种历史总体存在于经验现实之中时，他强调的是其客观性的一面，当他讲这种历史总体超越经验现实时，仅对一种非中介的直接经验主义的理解时，他强调的是超越现实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客体将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或部分去理解和把握，“也就是作为总体的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历史变化的过程中。”(P1984)
其次，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范畴同时决定着认识的主体，只有假定主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客体的整体才能被设定。卢卡奇确定总体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范畴，但这一具体的总体性只能是限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之中，是关于 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是包括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全面社会活动。因而主体要了解和认识自身，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卢卡奇由此深入到社会历史的内部，找到体现了创造历史，实现了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无产阶级。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代表着历史的总体性，才是一种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的主体。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始终是置于历史过程中去把握的，他把意识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性和主体性的原则与实践性、革命性原则的辩证统一。
由于列宁与卢卡奇在辩证法理论研究上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差异，异致了两人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走向，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辩证法。列宁从认识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总结出哲学认识的规律性，通过对规律的研究形成认识论的辩证法；而卢卡奇则根据他的逻辑和方法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到历史中去，把主体纳入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认为主体的自我生成、自我对象化（物化）和扬弃对象（自我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卢卡奇由此转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了历史辩证法。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是哲学史、认识史的总结和精华，他从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分析比较中，总结、概括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高度，揭露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摆脱危机、克服错误的出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高度考察和分析唯心主义，揭露它的认识根源，总结了人类哲学认识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规定和解决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他尤其重视对规律的研究，并根据辩证法的内容、基本原则、内在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的思路，对辩证法体系的阐述方式作了一些构想，从其理论途径来看，走向了一种认识论的辩证法。
作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者”，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对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预测，以及关于无产阶级是真正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的主体的揭示。他提出隐匿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的历史哲学批判逻辑，抓住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来展开他对历史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他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他看来，被群众掌握的理论已经变成群众的实践意识，它不仅具有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P49)他认为，只有在历史领域内，历史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东西的前提下，意识和现实的统一才是可能。既然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同一的主体——客体，那么无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之间本质上就具有了同一性，在这个前提下就可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同一。卢卡奇反对单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理论，而是从历史主义原则出发，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联系到无产阶级意识，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其作为历史中同一的主体——客体所具有的意识，只有这种意识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和对现实把握的总体性。他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出发提出其历史理论，其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历史观。可见，从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和阐述来看，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的逻辑，也不是辩证的规律和范畴，而是批判现实的武器，是革命批判的学说，卢卡奇由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理论上走向了历史辩证法。
四、在比较中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特点
比较列宁和卢卡奇的辩证法的同异，可见列宁和卢卡奇通过辩证法创造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当然，比较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卢卡奇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他把总体性的优先性凌驾于经济之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作的黑格尔式的歪曲，他并未能用其主客体的辩证法解决好客体性对主体性的制约问题，未能完全划清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界限，从而削弱了他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在对主体性的理解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制约，从而陷入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律背反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但他回溯到黑格尔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另一种传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因而对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剔除和超越其错误和不足，吸取其合理因素。将其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作比较，也是为了看到比以往更多一些的肯定的因素和成分，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它。从一定意义上说，卢卡奇的具体的总体性范畴是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卢卡奇强调主体及其意识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只有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主客体同一才能最终实现，这是对列宁辩证法所强调的客观法则和规律的重要补充，使辩证法的内涵更加丰富，有了超越性的 发展。
在哲学的理论形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为一种研究生活世界及其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论，其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也都是通过同时代思想成果的批判熔铸而实现的。尽管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立了种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但他们都是从各个角度、不同方面探讨和思考着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如此，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理论形态中，到底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我们很难下一定论。比较列宁与卢卡奇的辩证法，我们无疑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性和个性相互渗透的哲学。个体化的失落和哲学流派的单一化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要通过多流派之间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争鸣的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理论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其反思功能和对话功能将日益突出，体系也将日趋完善化、科学化和时代化。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性的、处于探索和未完成状态的思想体系，它随时准备吸纳各种哲学思潮研究的积极成就和各门科学的优秀成果，从而显示出它相较于其它思想体系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6卷[M].
卢卡奇．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关键词：《哲学笔记》；辩证法；“三者同一”
在全面地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之后，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有关于辩证法的原理，在《哲学笔记》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作出了一个天才的论断——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局性论断，对于其内在含义理论界一直颇具争议，时至今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较难的议题。
一、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内容
列宁三者同一的思想其内在含义是什么？理论界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是三个东西，具有同一性；第二种，认为三者就是同一个东西；第三种，认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三者同一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这要从列宁的思想中寻找答案。
“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57这是列宁关于三者同一思想的经典阐述。显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列宁三者同一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列宁看来，《资本论》就是一本关于逻辑的书，其起始点就是最简单的商品，犹如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起始点是“纯存在”一样，经过一系列的矛盾分析，马克思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商品——货币——资本——利润的生动画卷。“《资本论》是资本的范畴体系，因而它是资本的逻辑学。”[2]83而从商品的认识，到货币、资本，再到对利润的认识，这符合人类认识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深刻到深刻的认识过程，因此，《资本论》中有关于资本的演化体系其实质就是资本的认识论。同时，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开始，经过一系列矛盾分析，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如何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发展成为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为何必然会产生内在矛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因此，《资本论》也是资本的辩证法。基于以上，列宁明确提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57
上述是从直接理论来源方面对列宁三者同一思想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还要考察列宁的一些其他相关思想。首先，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就是一种认识论。其一，列宁肯定唯物辩证法是反映整个现实世界普遍规律的学说，“也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3]358其二，列宁认为辩证法实际是一种认识史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科学的辩证法，它的形成离不开对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认识史的总结和批判，单纯对某一阶段的认识进行加工妄想得出一个科学的普遍规律的行为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其三，列宁认为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固有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形式的学说，形式的内容即是辩证法。“认识的辩证规律是现实本身的辩证规律的反映。”[3]358客观世界各种物质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有着辩证规律，由此，认识的对象有着辩证的性质，而人的意识反映客观世界，人的认识也具有了辩证的性质，辩证法的规律体现在认识的过程中，即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其次，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就是一种逻辑学。（这里的逻辑指的是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二者有着很大区别。）辩证逻辑研究辩证的思维形式、规律及其方法，以概念表达事物；而唯物辩证法实质是以概念范畴组织起来的学说。一方面，概念是解释事物本质的，逻辑以概念范畴表达事物；另一方面，概念、范畴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因此，逻辑是辩证法的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辩证的规律是一致的。最后，列宁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1]194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必须借助一系列逻辑分析，才能够去伪存真，达到對客观事物正确的认识，逻辑是认识的一个高级阶段。就辩证逻辑而言，逻辑从不是一个纯粹的思维的活动，总是与人类的认识活动相关，实际上，正是在人类认识史的研究中，才得以总结出辩证思维的规律。
综上，我们看到，列宁三者一致的思想，并没有否认三者的差异性，三者就研究范围、对象等都存有差异，三者并非完全等同。当然，三者完全是三个东西，只是具有同一性也不是列宁所要表达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倾向于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三者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
二、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三者同一的重要意义
三者同一的思想是列宁《哲学笔记》中最有价值的论断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天才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三者同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指导原则。三者同一的理论回答了该体系的研究对象、理论功能等等，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构思找到了根本方向以及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还是用传统的‘纯粹认识论’来加以解释？”[2]95通过三者同一的论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正是在此意义上，三者同一的论断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种功能的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三者同一。三者同一与三种功能的统一具有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种脱离认识论基础的本体论，脱离唯物论原则的辩证法，脱离辩证法规律的认识论，脱离认识论内容的逻辑。”[4]197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走向带有神秘色彩的唯心主义，才能避免走向诡辩论.....，才能建立全面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三者同一的思想突出了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的功能，突出了辩证法的最高普遍性。“哲学要实现同一，就要找到客观世界、认识活动和逻辑思维的共同的规律性.....”[5]262辩证法揭示了这种共同的规律，适用于指导一切，由此，唯物辩证法具有最高的普遍性。
三、结语
[关键词] 先验论辩 语用学 科学哲学 奠基策略
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研究还尚未对德国哲学、尤其是先验哲学的演变动向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无疑是一种偏颇。其实，无论是R.Bubner、Erlangen学派的K.Lorenze和J.Mittelstrass，还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在先验论的方向上大大地深化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阿佩尔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试图把先验论从康德的意识论领域移植到语用学中来，从而对"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他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巳经不是什么秘密了?quot;[1] 我们知道，科学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为科学知识作出辩护的问题，而语用学对当代科学论的贡献不仅在于经验地呈现知识的生成过程，同时还试图为这种知识提供有效的辩护。问题是，什么样的辩护才算是有效的呢？是否存在一种"终极的"辩护呢？换种说法，语用学一般不相信"真理"之类的词，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基于特定的条件与地方性的情境进行研究的，那么凭什么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并且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呢？认同当然要经过现实的商谈与论辩过程才能达成，然而商谈与论辩又为何总是能达成认同呢？了解了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解决方案和奠基策略，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一
阿佩尔曾对自已的思想作过如下的概述："我本人的先验语用学之路细想起来是这样的：最初首先接受了莫里斯（进一步说是皮尔士）所达到的三维指号学的'施行'（pragma）概念，通过将指号的解释者（'发送者'与'接收者'）进行主题化，从而在语言哲学层次上返回到古典先验哲学的主体问题的建构上去。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2]当然"先验语用学"不是上述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哲学的转换"。"转换"（Transformation）意味着一种双向性的转换。一方面使经验的东西按先验的方式得以重构，通过奠基使语用学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时也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按施行论的方式加以转换，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这是两个互补的转换方向。"我的课题是，不仅阐明先验语用学对现代科学的经验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用先验语用学诸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1]，S.16）
莫利斯所引入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词，原本是在与语型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分析维度相区分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真正赋予它以哲学内涵的还是维特根斯坦?quot;语言游戏"说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按照"语言游戏"说，语言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对事实的表达，而是取决于它的用法，即在"生活形式"的语境中的使用；按照言语行为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它不仅要表达某种经验事实，更主要的是还要"有所作为"。用奥斯汀的话来说，"说话就是做事"。从两者的结合中可以看到，语用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哲学的方向，即从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制约语言使用的情境条件的构造。构造的要件不仅涉及谁说话，谁接受，还涉及说话与接受的方式与媒介。当语用学把话语?quot;主体"作为"共同体"来构造时，也就意味着一开始就把"主体性"作为"主体间性"来理解了。
阿佩尔接受了上述语用学的基本主张，甚至把科学也直接理解为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他认为，只有从"语言游戏"所提供的主体间性出发，科学才能真正有效地摆脱"方法论唯我论"的缠绕。在语用学看来，任何人都没有独自拥有真理的特权，任何一种主张都己经包含了有效性的要求，它要想表明自己的科学性，首先必须能让别人接受，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仅仅给出一种证明或者经验事实的证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主体间的谈论(Diskurs)与论辩(Argument)。只有通过论辩，我们才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佩尔用"论辩共同体"来取代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用学返回到了希腊的论辩传统上来了，从而一改以往的知识论只注重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而轻视其"Topika"(论辩篇)和"修辞学"的偏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论辩术不具有严格的三段论法所具有的普遍的强制力，然而人们在事实上想达成相互的认可，还是有赖于论辩中的说服。他觉得，论辩术所特有的关于事实的归纳法似乎特别适宜于这类说服的任务。[3] 但是历史上（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内）的知识论始终不宵于论辩术，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论辩自身的局限：首先，论辩不具有普遍有效的说服力，它的有效范围只限于在场的论辩对手。其次，用于支持论点的根据也只局限于有限的经验事实的归纳，而不足以支持带普遍性的命题。最后，它很容易演变成类似于智者们的诡辩术。到了近代，由于培根对归纳法的大力倡导，使长期以来遭人遗弃的论辩方法又重返科学的殿堂。这使得证明与论辩这两种科学的论证策略的地位有可能被重新颠倒过来。一方面论辩术中用于寻找例证的方法（归纳法）有望使科学知识建立在可靠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相反，证明方法的使用范围受到制限，其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并最终沦为语言学中的修辞工具。
如今人们之所以重新估价论辩术与修辞学，个中的原因还与科学观念的转换不无关系。库恩曾把十八世纪以后的科学称作"培根的科学"。一方面，与十七世纪那种以数学与理论为优位的表象主义的科学观念不同，新的知识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在改造对象的实验活动中构建的，并且在与产业的联系中检验自己的有效性和力量。另一方面，科学已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是科学家个人的"独白"。于是库恩才强调，科学家只有通过劝导与说服来动员他人的参与，才能把自己想法变成一项普遍接受的事业。如此说来，科学家不再是真理的代言人，要想为自己的研究作出辩护，他们还需重新找回被遗弃二千多年的论辩方法。当然，这不是要人们都去重新师从有政治头脑、能言善辩的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而是要求在逻辑证明的手段之外重新寻求理论的根据，以及持据而辩的策略。
但是简单地回复到古代希腊人的论辩策略还不足以为科学奠基。道理不难理解，谁能担保论辩总能达成共识？即便达到了共识，又如何保证它没有受到系统扭曲的污染，以及权力因素的干扰？要想解决这些难题，还须对可理解的条件进行重构，因为只有经过合理性重构的"论辩共同体"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奠基的功能。为此，阿佩尔根据"论辩共同体"在科学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将它区为三种类型：即"现实的交往共同体"、"先验主体"和"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当然这不意味着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而是指同一种"论辩共同体"的三种不同的位格。
关于"现实的交往共同体"，阿佩尔的理解与哈贝马斯大同小异。无论维特根斯坦、库恩、还是费耶尔阿本德都执著于描述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与制约条件，因此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地方性的情境条件加以重构，看看什么是普遍交往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用这样一些理想性的条件来构建成新的研究主体，这时我们就已经进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了。按照哈贝马斯的"反事实的"在先性原则，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种种交往的障碍，我们才预设某种不含强制和扭曲的交往条件。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样的状况是"被扭曲"时，你肯定已经清楚什么是未被扭曲的状况。[4] 按阿佩尔的理解，理想状况的在先性意味着某种先天的条件"总是已经"(immer schon)被设定，并且在起制约作用了。
关于"先验主体"，阿佩尔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一边修正着它的规则。商谈（Diskurs）活动也具有同样的反思的功能。我们不仅能就某事进行商谈，一当商谈出现问题时还能就商谈本身进行商谈。就商谈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所进行的商谈就叫论辩（Argument）或叫"元商谈"。哈贝马斯的看法是，"元商谈"也是一种经验性的活动。然而在阿佩尔看来，当我们通过反思达到了"元商谈"时，便已经赋予了这种论辩以先验的位格，再也不能与经验性的论辩活动混为一谈。人们不可能被封闭在被给定的"语言游戏"中，他们总是能够超越并达到新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普遍的交往共同体，也是一切经验理解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按康德对先验性的理解，作为一切经验可能性的条件的东西，其自身不可能是经验研究的对象。在区分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与阿佩尔的"先验主体"的准则上，科林斯把握得十分准确。他指出："在我看来，在分析哲学传统之外认可非经验的理论方向的，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而在处理有效性基准和前提的，是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或者说这是一种奠基哲学，是一种追溯回到作为终极奠基法庭的，先验地施行（pragma）的论辩或论辩共同体的先验哲学。"[5]
现在我清楚这样一点，当现实的论辩（共同体）在合法性上出现问题时，便要求以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为主题进行论辩，于是论辩活动便具同时有了"先验论辩"的意义。在阿佩尔看来，这种"先验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可还原性，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一切经验可能性的"终极的"条件了。对之，只要不出现自我矛盾，就不可能加以否定。在这里，先验性的特征表现为反思性所确定的先验前提不是外在地设置在实在的交往共同体之上的，而是"总是已经"包含在现实的共同体中的有效性要求。我们之所以不可能否定它，那是因为，即便否定了，现实的论辩共同体仍然会重新提这种有效性要求。这便是"终极奠基"的奥秘所在。
二
阿佩尔认为，语用学与先验哲学的融合趋势其实已经包含在从奥斯汀的"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s）到哈贝马斯有关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理论发展之中了。在这些理论发现之前，人类语言始终为逻各斯优位的思想所占据。语言的功能被限定在"命题"和"表达"，而言语中"施行"层次的问题恰恰被划归到行为主义的经验课题中。哈贝马斯的"双重结构"原理使传统的语言观与知识论呈现出了新的生机。比如，何谓"真"？在塔尔斯那里，这是一个不同于对象语言的元语言的陈述。而在语用学看来，"真"是一种对人类知识作出反思而形成的陈述。这种反思无疑是通过共同体成员对真理性的要求来实现的。借助于言语行为中的施行成分（performativa），我们就有可能把交往行为对真理性的要求以命题形式表述出来，使之进入科学知识的范围。可见，科学知识是"命题内容"与"语用力量"的并存，或者说是"knowing that"与"knowing how"的并存，在阿佩尔看来更是关于对象之知和关于对其自身的反思之知的并存。离开后一种知识，人类的逻各斯就会丧失自我奠基、自身辩护的能力。因此如果让语用学仅仅停留在莫里斯和卡尔纳普那样的经验语用学上，恐怕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既然如此，超越经验语用学中的描述主义而转向"先验语用学"，也正是语用学对自身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2]，SS.18-19）
转向"先验语用学"的必然性也可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找到旁证?quot;批判的理性主义"的意图原本是为了拒斥科学论中的怀疑论观点，为此，科学共同体对真理性的要求本来只有以论辩行为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可是波普本人却热衷于逻辑主义的论证程序，而遗忘了先验的施行因素。这无疑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问题就出在波普不理解论辩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思功能。科学无疑需要"普遍的规则"，而规则只有得到科学家共同体普遍认可才有效，因此只有付诸于论辩才能达到。论辩是一种辩护行为，包含了劝说、说服。不过辩护性的说服不仅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结论，在接受结论的同时也要连带接受达成结论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波普对论辩的忽视，致使它成为费耶尔阿本德手中的有力武器。
可是在费耶尔阿本德那里，论辩不是被看成是奠基的方式，而是被当作消解任何基础的手段。按竞争理论的"增生"（Proliferation）原则，任何魔术，神话、故事都可以和科学一样，通过论辩的劝说而让对方相信。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为"普遍性规则"的奠基而操心。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罗蒂那里。罗蒂用"连带性"（solidarity）来取代"客观性"及其奠基要求。在阿佩尔看来，费耶尔阿本德和罗蒂都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了。他们的问题就出在忽视了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所具有的"先验反思"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丧失了理论比较的客观基准，致使科学沦落到与巫术、神话和故事同等的位置上去了。从上述两种倾向的谬误中，阿佩尔有理由得出结论，只有先验语用学才能有效地揭示论辩的反思与奠基功能，才能在经验科学与先验哲学之间寻找到沟通的桥梁。无论何种经验科学，在其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先验的论辩都是一个无可规避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科学论要么导致自以为是的科学主义，要么滑向类似于费耶尔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去。 （[2]，SS.19-20）
站在"先验反思"和"先验位置"的层面上看，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是成问题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三个世界"，而在于划分"三个世界"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比如人们对话语和理论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按波普的划分法它们应属于第二世界，可是这些要求却又与经验的和心理学意义的行为无关。就这些要求的内容而言更应该划归于第三世界。波普的麻烦首先是，有效性要求、论辩、及其反思所依据的一般性前提，这一切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既可以同时属于三个世界，但挚梢圆皇粲谄渲腥魏我桓觥F浯危杂诓ㄆ昭傻?quot;无主体的认识论"来说，尽管它可以这样那样地划分不同的世界，却无法在"先验位置"上反思不同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原则上三个世界的划分者一次只能置身于其中的一个世界。要是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客观地划分出不同的世界，除非设定一?quot;先验主体"来进行反思性地考察。可是波普一开始就犯了"抽象的谬误"，不仅抽离掉了能够进行商谈的实在主体，同时也抽离掉了能够进行反思的"先验主体"。阿佩尔说，"在我看来，站在'先验主体'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被思考的，实在主体对规范的理解和遵守（或不遵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也能被思考。在此，我们并非回到康德以前的有关世界的形而上学实体化的柏拉图主义，同时也能与维特根斯坦和奎因之后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划清界线。"（[2]，S.21）
就拿现实中的论辩来说，它既可以是一种奠基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策略行为，一种好强争胜的手段。作为策略性的论辩，其中不乏欺瞒、暗示、诱导……。它无需提出真理性的要求，只要能打动别人，说服对方即可，那怕强词夺理也无妨。正象费耶尔阿本德所说的那样，关键是面对论敌如何为自己辩护，以及论辩策略所取得的当下效果，至于自己所辩护的东西究竟是科学的知识，还是神话、巫术和故事都无关紧要。但问题是，我们的论辩难道是无前提的吗？要不然任何一种漫无边际的漫谈也叫论辩了。因此论辩本身必须同时是一种奠基行为，而奠基的本意就是持据而辩。一种基于根据的辩护，本身就意味着有先决条件了。任何一个科学家在其公布自己的成果时，就已经包含了为其论断辩护的方式及其条件，这表明他已经对自己的理论提出了有效性要求，即要求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对此，哈贝马斯已经?quot;理的交往共同体"原理中有过详尽的论证。但是阿佩尔认为，仅凭这样的原理还不足以对交往的条件进行有效的反思。要想解释经验，就必须超越经验的辩护方式，达到某种"先验的"或者说是"终极的"根据。 三
波普和阿尔伯特曾借助于弗里斯的"三难推理"来对"终极奠基"的目标提出非难。按"三难推理"，任何"终极的"的基础论证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论证如果不求助于某种独断的前提的话，要么只能求助于循环论证，要么势必陷入到无穷倒退之中。这时无论你怎么做，都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针对这样一种指责，阿佩尔争辩道，首先，"三难推理"无疑具有逻辑的辩驳力，但它只是对"无主体的认识论"而言的，或者只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境中才有效。其次，既便是一个基于合理化系统的演绎过程，也不足以否认其他形式的终极的基础论证。比如波普把逻辑先行设定为是一切基础论的前提，并且认定该前提是不能为逻辑之外的实践的前提所取代的。这难道不正是在先验反思的意义上探究的一种终极基础吗？波普对"终极奠基"的成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囿于句法－语义的分析维度而造成的。如果回到语用学的界面上来，"三难推理"便不足以成立。[6]
阿佩尔认为，正是由于波普学派对终极基础论证的取缔，导致了两个连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当他们用具有普遍性的批判要求来替代"终极的"基础论辩时，势必会面临一个有关批判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基础论辩问题。可见，既便对逻辑主义而言，基础论辩也是时时面临，并且无可回避的。二是，如果放弃"终极的"基础论辩，那么波普所提倡的"开放社会"的理想将会丧失其合理性的根据。因为一经中止对该根据的讨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诉诸于信仰和非理性抉择，但蒙味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又与他本人的批判精神格格不入。（[2]，SS.21-22）
接下去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基础论辩呢？在这一问题上，阿佩尔赞同斯特劳逊的"先验论辩"方案。斯特劳逊曾尝试对康德"先验演绎"中的辩护结构作出调整。调整后的论证是：当我们能把意识的条件归诸于他人时，才能把意识的条件归属于自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开始就进入到主体间关系，从而挫败对他人心的怀疑论态度。因为为了怀疑他人心的存在，怀疑者就必须使用他人心的概念。要是没有这个概念，他不可能有效地把自己的意识条件与他人的意识条件区分开来。事实上我们都在有意义地谈论"我的经验"，这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和他人的意识条件区分开来了，同时也表明我们已经认可了作为区分标准的概念图式。有了这个标准，我们也就具备了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行为的条件归诸于他人的合法性根据。对于这种根据是不能轻易进行怀疑的，因为任何怀疑的成立也须得到他人娜峡桑捅匦胗行У乇泶镎庵只骋桑行У谋泶镉智∏〗⒃谒骋傻母葜稀U馐保骋烧呔拖萑肓私胛鹊霓限尉车兀此挥懈葑鞒龌骋桑此豢赡苡行У乇泶镒约旱幕骋伞7]
R.Bubner把"先验论辩"的辩护策略归结为"别无选择性"（Alternativenlosigkeit）原则是有道理的。[8] 由于对该原则所确立的辩护程序你既不可能再作回溯，也不可能有任何疑义，因此也可以说是"终极的"。阿佩尔所谓的"终极奠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倒倾向于认为，论辩的间接的自相关性――它包含在关于一般论辩（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语用学的谈论中――只有当它否定自身的真理性或不相信自身的真理性时，才陷于一种自相矛盾；这种情形发生在彻底的怀疑论那里，或者说发生在关于日常语言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关于话语之真理性的话语――的根本非一致性的谈论中。"（[1]，第313页）这里的表达既是对"别无选择性"原则的确认，又是该原则的运用。阿佩尔的意思是：我们一经确认了该原则，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笛卡尔式的"阿基米德点"上来了。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出发点，任何试图对之提出挑战的人，实际上都是自挖墙脚。因为要使他的怀疑成为可理解的，"总是已经"预设了某种理想的制约条件，"总是已经"毫无例外地受制于这些条件了。
在阿佩尔看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先验的语言游戏"，无疑也已经预设了一个先验的论辩共同体的存在。只不过维氏没作这样的反思性区分罢了。在他那里，共同体成员之间对制约游戏的前提条件所作的谈论，本身也属于语言游戏。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关键是要让游戏玩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能量。对阿佩尔来说，一个具有先验的反思意识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的参与者，同时也能自觉地意识到，并承担起对游戏的责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象波普那样一笔勾销基础论辩意义，因为这最终会把基础问题付诸于直觉。阿佩尔认为，任何诉诸于直觉的讨论，其实都将中止讨论本身的进行。所以说，只要讨论在继续进行（其实不可能停止），那么讨论?quot;终极奠基"和终极辩护的要求就一刻也不会停止。即便你人为地否定它，讨论本身也会重新提出这样的要求。结果正如阿佩尔所说的那样?quot;如果我们愿意用思辩神学的概念来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魔鬼只有通过自我毁灭的行为，才能够摆脱上帝。"（[1]，第318-319页）
先验的论辩共同体是"先验语用学"出于"终极奠基"的要求而构造出来的"先验主体"。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可能的人为对任何可能的"语言游戏"所作的辩护中。至少理论上我们必须认定"先验主体"的存在，不然会陷入到日常的事实论辩之中，无视人类中存在普遍可交往性的事实；或者即便事实上接受了这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但是由于其合法性不能得到最终的确认，也会沦一种为乌托邦的构想。要是这样的话，即便你认可了它，也不可能自觉地对它担负起责任。换句话说，奠基是为了落实责任。"终极的奠基"就意味着终极的责任。从先验语用学的观点看：人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和伦理责任感的存在者，他不可能对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一个有意识逃避普遍责任的人，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自己作为人的资格。
四
阿佩尔的基础论辩在结论上可能过于严峻，激起了一些多元主义者，乃至相对主义者的愤概，同时也招致了基础主义阵营内部的非议。在他们看来，阿佩尔与其说是在进行哲学讨论，不如说是在构造一种理想的宗教共同体。能维系这个共同体存在的唯一力量就是对它的虔诚和对异端者的排除。至少，如此严厉的强制性（尽管是理论上，而非"教规的"），其后果无疑是与语用学所提创的自由主义观念格格不入的。科林斯指出，阿佩尔对论辩共同体的构造，几乎是世俗化的教会理论的翻版。这种教会理论的基础是奠立在"教会神学"（theo-logisch）之上的。按照这种理论，不是基督徒们构成了教会，相反是教会决定了基督徒。当阿佩尔把论辩共同体升格到终极的"先验位置"上时，它对个体的交往行为来说就具备了无条件的优先性。那些拒绝接受理想交往条件的人，等待他的只有一种命运，就如同教会对待拒绝接受教义的异端者那样被逐出教门（excommunicatus）。于是先验论辩的"别无选择性"原则也就演变成了"教会之外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的原则。（[4]， S.352）在当今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中，这种强制性原则已经暴露出了自身的种种矛盾与弊端。
科林斯的批评尽管尖刻，却也是中肯的。的确，论辩共迦绻豢季桶巡蝗贤淝疤岬娜硕季苤磐獾幕埃敲此裁匆猜壑げ涣恕K?quot;商谈"、"说服"云云都成为一句空话。另外，如果把阿佩尔的论辩共同体比作一个虚拟的"法庭"的话，那将是一个很奇怪?quot;法庭"，这里没有控方，因此也没有辩方。"法庭"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表明理想法则的不可抗拒性。阿佩尔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这需要有个前提，即一开始就要求把一切可能的违法者和对法规的质疑者都排除在"法庭"之外。
与斯特劳逊相比，阿佩尔的方案更显得雄心勃勃。他想借助"先验论辩"来做更多的事情，以达到更实质、更宏伟的目标。而这恰恰是"先验论辩"所力不从心的。
止此，我们有必要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先验论辩实现的"终极奠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阿佩尔回答说："在我看来，从所有哲学论辩的这一（蕴含的）要求中，我们可以为每一个人的长远的道德行为策略推导出两个根本性的规整原则：首先，在人的全部所作所为中，重要的是保证作为实在交往共同体的人类的生存；其次，要紧的是在实在交往共同体中实现理想交往共同体。"（[1]，第337页）这就是阿佩尔为终极的基础论辩所设定的两个实质性的目标。原则上这两个目标应该是从先验论辩中推出的。尽管很难推导出来。第一个目标是：我们借助科学技术的规范来营造合适的生存环境。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在科学时代，任何求助于科学手段的活动都同时包含着威胁人类生存的负面效应。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人们往往满足于现实的交往条件，对科学和文化的基础作出相对主义的论证。要想克服这一局限，还须预设第二个目标，即"解放"的目标策略。该策略只有求助于先验论辩才能形成普遍有效的制限条件，才具有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绝对命令"的价值。
在阿佩尔那里，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设想的关于世界一体化的共和理想，它的实现有赖于每个人所承担的共同责任。而对这种责任的意识只有通过先验的反思，从而摆脱了特定情境条件的制限才能达到。他的目标策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总是巳经"处在一体化（包括经济与科技）的进程中了，也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受其前提条件的约束。尽管论辩的结论过于苛刻，但是我们认为，在方向上，阿佩尔没有错。
[参考文献]
⑴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8页。
⑵ K.O.Apel："Warum Transzendentale Sprachpragmatik?"in：H．M．Baumgartner: Prinzip Freiheit. 1979， Freiburg/München， SS.16-17.
⑶参见亚里士多德：Topika， 101a20-101b.
⑷ 请参见拙文："哈贝马斯的重构理论及其方法"，载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10期。
⑸ H.Krings："Die Grenzen der Transzendentalpragmatik"，in: Prinzip Freiheit， 1979， Freiburg/München， S348， SS.376-377.
⑹ 参见K.O.Apel:The Problem of Philosophical Fundamental Grounding in Light of a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 of Language， in:Man and World， Vol.8， Nr.3， 1975.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非同一性
前言
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W.Adorno,1903～1969）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Schule）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建筑师”，与学派的创始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概念以来，[2]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尔诺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显学。然而，作为标志“否定的辩证法”经典形态的完成和阿多尔诺“一生学术生涯缩影”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从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由于这种困惑，在后现代氛围中最终造成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话。在笔者看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本“不可翻译的天书”，但也绝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获得的“廉价品”。阿多尔诺确实为自己的思想刻意设置了许多藩篱，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3]因此，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本文拟从基本的文本学解读模式入手，结合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就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
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基本形态的辩证法，这就是青年卢卡奇（GeorgLukács）“历史的辩证法”、萨特（J.P.Sartre）“人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科学的辩证法”。不过，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传统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1．“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
“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4]，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变。“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5]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同一性”，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共识”，同于稳定性、确切性。“同一性”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本体论上它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对首要性的强肯，其实质就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虽然阿多尔诺在认识论上仍然认为，“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6]，但他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同一的平衡关系，这种同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力场”（Kraftfeld/Forcefields），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是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的非架构的“星丛”（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状态。星丛，（阿多尔诺借用本杰明(WalterBenjamin)那里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7]
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客体，主体不可想象；没有主体，客体没有意义。当然，这恰恰意味着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8]在阿多尔诺看来，“不同”是一种分立、平衡、转瞬即失、有差异的东西。传统哲学的错误就在于把同一性当作仅有的目的，至于那些转瞬即逝、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惰性的存在物”），自柏拉图（Plato）以来一直是不被关心的，始终被甩在哲学之外的。学习就是回忆，遭遇就是重逢，离去就是回归，于是，有的只是同一的循环，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传统哲学陷入对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将一切东西还原到一种原始性存在的还原主义之中。[9]这就意味着，“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要在根本上否定一切还原主义，怀疑一切统一性，破除人们一贯长期坚持的概念崇拜，而“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药，从而避免哲学日渐猖獗以至成为一种对自己来说的绝对”[10]。“否定的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1]。总之，坚持对非同一性的认识，通过概念超越概念，激活差异，树立非概念、个别和特殊的权威，让“非同一性”获得应有“荣誉”。
2．“否定的辩证法”的反辩证法性或否定辩证法性
否定是一种对立、批判、斗争关系，本质上是矛盾一个层面。矛盾向来是辩证法的整全性理解，因此，否定从而具备了辩证法的性质。但辩证法作为一个理论的完整体系构架，其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范畴都不应被突出到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的位置。否则，辩证法就会变成反辩证法。真理仿佛再向前迈进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正说明了列宁这一观点。
阿多尔诺为了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以一味地揭露和否定资本主义。但他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个人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阶段，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批判、否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
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15]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失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激愤的、牢骚满篇的谩骂和诅咒。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16]
正如阿多尔诺值得称道的思想传记作家马丁·杰（MartinJay）在评论他指出的那样：“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否定了作品，从而否定了思想家。”[17]这种历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一个历史的思想家不是惧怕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为可能。辩证法不是不承认差异，反而是指出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认差异，但又不能仅仅是差异，任何差异只有在获取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义。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差异和随之而来的非同一性，我们就只能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迂回，永远达不到普遍性的认知，永远不能凭借科学而生存，同样，辩证法就永远不能被赋予理性与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为反自己的敌人。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而言，它实质又是反辩证法的。
3．“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
在传统哲学中，“否定”作为“肯定”的矛盾，并不是与“肯定”毫无关联的，而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是肯定的对立统一。如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著名的三段论便是如此。因此，传统哲学的否定观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否定中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承认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借助概念等符号把握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承认以符号、概念、意义存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肯定、概念、理性，因为与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构成矛盾运动而形成辩证统一，并因为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运动变化现象，而具有永恒的价值。[12]
然而，在阿多尔诺看来，传统哲学的辩证法，不论柏拉图的还是黑格尔（GeorgW.F.Hegel）的，都对否定作了肯定的对立统一普泛性理解，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但阿多尔诺进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因为概念不能穷尽所认识的事物，人们对对象所作出的总体的、同一的认识只不过是事物的整体的幻象，所以“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3]。这种不充分性，使得辩证法只能进入持续的否定状态，并对任何稳定性的和确定性的状态持怀疑、批判态度。所以，对于辩证法，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于是，阿多尔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自身理论的绝对否定性。由此，阿多尔诺认为真正的否定，也即“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否定就是目的，否定就是一切。
基于“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观，阿多尔诺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和绝对否定性，认为即便是未被思维调和的实在整体也是属于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维的整体。而且现实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否定现实的矛盾，哪怕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现实中的矛盾都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起作用的。[14]至于哲学上那种运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为本身就是根本否定事物的矛盾活动，最终会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总体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二、《启蒙辩证法》与“崩溃的逻辑”
1．《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的辩证法”的雏形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 阿多尔诺 “非同一性”
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建筑师”，与学派的创始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概念以来，[2]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尔诺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显学。然而，作为标志“否定的辩证法”经典形态的完成和阿多尔诺“一生学术生涯缩影”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从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由于这种困惑，在后现代氛围中最终造成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话。在笔者看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本“不可翻译的天书”，但也绝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获得的“廉价品”。阿多尔诺确实为自己的思想刻意设置了许多藩篱，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3] 因此，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本文拟从基本的文本学解读模式入手，结合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就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
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基本形态的辩证法，这就是青年卢卡奇（Georg Lukács）“历史的辩证法”、萨特（J. P. Sartre）“人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科学的辩证法”。不过，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传统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1．“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
“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4]，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变。 “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5]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同一性”，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共识”，同于稳定性、确切性。“同一性”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本体论上它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对首要性的强肯，其实质就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虽然阿多尔诺在认识论上仍然认为，“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6]，但他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同一的平衡关系，这种同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力场”（Kraftfeld/Force fields），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是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的非架构的“星丛”（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状态。星丛，（阿多尔诺借用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那里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7]
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客体，主体不可想象；没有主体，客体没有意义。当然，这恰恰意味着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8]在阿多尔诺看来，“不同”是一种分立、平衡、转瞬即失、有差异的东西。传统哲学的错误就在于把同一性当作仅有的目的，至于那些转瞬即逝、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惰性的存在物”），自柏拉图（Plato）以来一直是不被关心的，始终被甩在哲学之外的。学习就是回忆，遭遇就是重逢，离去就是回归，于是，有的只是同一的循环，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传统哲学陷入对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将一切东西还原到一种原始性存在的还原主义之中。[9]这就意味着，“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要在根本上否定一切还原主义，怀疑一切统一性，破除人们一贯长期坚持的概念崇拜，而“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药，从而避免哲学日渐猖獗以至成为一种对自己来说的绝对”[10]。“否定的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1]。总之，坚持对非同一性的认识，通过概念超越概念，激活差异，树立非概念、个别和特殊的权威，让“非同一性”获得应有“荣誉”。
2．“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
在传统哲学中，“否定”作为“肯定”的矛盾，并不是与“肯定”毫无关联的，而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是肯定的对立统一。如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著名的三段论便是如此。因此，传统哲学的否定观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否定中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承认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借助概念等符号把握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承认以符号、概念、意义存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肯定、概念、理性，因为与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构成矛盾运动而形成辩证统一，并因为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运动变化现象，而具有永恒的价值。[12]
然而，在阿多尔诺看来，传统哲学的辩证法，不论柏拉图的还是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都对否定作了肯定的对立统一普泛性理解，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但阿多尔诺进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因为概念不能穷尽所认识的事物，人们对对象所作出的总体的、同一的认识只不过是事物的整体的幻象，所以“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3]。这种不充分性，使得辩证法只能进入持续的否定状态，并对任何稳定性的和确定性的状态持怀疑、批判态度。所以，对于辩证法，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于是，阿多尔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自身理论的绝对否定性。由此，阿多尔诺认为真正的否定，也即“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否定就是目的，否定就是一切。
基于“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观，阿多尔诺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和绝对否定性，认为即便是未被思维调和的实在整体也是属于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维的整体。而且现实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否定现实的矛盾，哪怕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现实中的矛盾都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起作用的。[14]至于哲学上那种运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为本身就是根本否定事物的矛盾活动，最终会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总体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3．“否定的辩证法”的反辩证法性或否定辩证法性
否定是一种对立、批判、斗争关系，本质上是矛盾一个层面。矛盾向来是辩证法的整全性理解，因此，否定从而具备了辩证法的性质。但辩证法作为一个理论的完整体系构架，其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范畴都不应被突出到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的位置。否则，辩证法就会变成反辩证法。真理仿佛再向前迈进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正说明了列宁这一观点。
阿多尔诺为了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以一味地揭露和否定资本主义。但他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个人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阶段，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批判、否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15] 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失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激愤的、牢骚满篇的谩骂和诅咒。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16]
正如阿多尔诺值得称道的思想传记作家马丁·杰（Martin Jay）在评论他指出的那样：“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否定了作品，从而否定了思想家。”[17]这种历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一个历史的思想家不是惧怕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为可能。辩证法不是不承认差异，反而是指出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认差异，但又不能仅仅是差异，任何差异只有在获取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义。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差异和随之而来的非同一性，我们就只能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迂回，永远达不到普遍性的认知，永远不能凭借科学而生存，同样，辩证法就永远不能被赋予理性与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为反自己的敌人。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而言，它实质又是反辩证法的。
二、《启蒙辩证法》与“崩溃的逻辑”
1．《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的辩证法”的雏形
作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合著的一部力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构建，而是一些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但它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渗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总称。书的一开头，他们便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18]“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19]。启蒙精神是要摧毁神话，“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20]。就是说，启蒙过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在后来，“理性变成了对目的性的盲目”[21]，“思想完全变成了机制”[22]，“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23]，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真理都会成为偶像被盲目崇拜”[24]，从而走向它反面——一种新的神话。这样，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25]于是，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锢理性的神话枷锁解放理性的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实际却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爱，但现实却走向统治和压迫；它旨在反对专制、极权，但自己实则却成了极权主义；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终却偶像化了；它本想进步，但实际上则导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26]。启蒙辩证法也就意味着启蒙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
《启蒙辩证法》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27]。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28]这里，“批判已经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29]他们揭露的不仅是启蒙精神、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否定性，还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与否定，并深刻揭露出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都具有趋向对立面的倾向”[30]。当然，竭力鼓吹悲观主义，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书中用悲观主义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和展望，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明批判之先河，并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其雏形的基本形成。[31]
2．“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成熟与终结
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阿多尔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它显著地改变了“崩溃的逻辑”（Logik des Zerfalls/logic of collapse）的理论力场，使“崩溃的逻辑”本身被主题化。随着《启蒙辩证法》的完结，这样原先处于潜伏之中的“崩溃的逻辑”就走到前台，并最终在完全变化了的理论力场中转型成为“否定的辩证法”。[32] 阿多尔诺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全面颠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
阿多尔诺哲学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战栗的。他要否定的正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远古时代得以确立的基础，即“一”。这个“一”就是万物（像）背后的本质，可谓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之发轫。然后才有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一”和它的分有等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第一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为绝对本质的“一”）。[33]说到底，这个“一”当是全部唯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逻辑基奠。而同一性无非是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性思维，它要求客体的绝对同一和服从。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真理，即主体与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为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为存在”[34]。因此，不仅黑格尔辩证法，包括当代从尼采（Friedrick Nietzsche）、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一直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萨特，都不过是以新的手腕做同一个虚假的预设，至多是原来的绝对观念现在被称作“权力意志”、“意向性”、“第一哲学”或“存在”。实质都是突出主体性、贬抑客体以便更有效地支配客体的人类主体性圈套，但这种圈套最终又套住了人本身。所以，阿多尔诺强调“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35]。
然而，阿多尔诺批判本体论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强调辩证法的非本体论化，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受商品交换原则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阿多尔诺指出，由于在商品交换原则中，不同的商品具有同一的质（这里的质是指把商品的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得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的，并最终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和总体的。因此，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同一。在这里，人们之间以及人和物之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居于同样的地位。个人生活逐渐社会化，个人被消融在社会总体之中。这样，个人就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社会总体，个性就时常受其强制性结构的压抑。所以，个人的真正需要与现存文明结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且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集体或社会与个人本质上是一致的，相反它们是对立的。[36]因此，为了防止铁板一块的社会总体及其强制性结构对个人及其个性的同化与压制，就应该在各方面竭力捍卫特殊的、不受时间限制的个人的及其个性化自由，从而尊重和恢复特殊的非同一性事物应有的权利与地位。
如果我们以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来看待阿多尔诺对传统哲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那么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观念这两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构件已经大致成熟了。但我们若搁置这种成见，就会发现本质上它们是阿多尔诺在一个总体稳定的力场中，对“启蒙辩证法”的既有理论空间进行拓展的结果，是“崩溃的逻辑”的另外两个过渡性形态。[37]当“崩溃的逻辑”的理论探索趋于完成，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也就走向成熟了。这是因为“随着他与海德格尔论战的直接化，他所身处其中的理论力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他原本要求促进哲学的现实化、取消哲学、瓦解哲学，但现在，对于在‘修正了的辩证法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哲学，他感到了一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点在他1962年题为‘哲学何为？’（Why Philosophy?）的广播演讲稿和1963年为《黑格尔：三篇研究》（Hegel: Three Studies）撰写的序言中有着明确的表达。”[38] 这里，“批判的否定的哲学”就自然是后来的《否定的辩证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否定的辩证法”趋于成熟之时，也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瓦解之日。由于“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否定，但它并没有指出通向未来的出路，反而导致了绝对否定和悲观绝望。所以，当1968年左派大学生以“单向度社会”中的“文化拒绝”战略起来领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可阿多尔诺不得不站在法庭上批评自己的学生运动领袖时，面对那些自以为在反对一切“同一性”强制的革命女学生赤裸的胸膛，阿多尔诺自然会意识得到“否定的辩证法”之辩证法对他的深深反讽，郁郁而逝，看来是必然的结局。[39]这也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指的，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在批判现代性方面走得太远，最终也就瓦解了自身理论的基础。
三、研究的意义
关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我们如果只是否定，相反则只是毫无意义地赞成、肯定。因为这种否定，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与“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都极为相似。实际上，单从批判的彻底性来讲，否定是较之扬弃更为深刻的一种思维模式。因此，尽管阿多尔诺片面绝对化无绝对的片面，甚至断然拒绝辩证法的辩证性，而是一味地强调非同一性，但其“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对于阿多尔诺本身的思想体系或是对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总体构建，甚至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和当今社会的终极关怀都不无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点，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从理论方面看，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其一，有助于正确把握阿多尔诺的整体思想和深刻揭示“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与历史地位。一般认为，阿多尔诺一生的思想非常丰富，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是一个很难画定边界的人”（S·布伦纳语）。但总体来说，对“否定的辩证法”的系统阐释，是阿多尔诺终其一生的最重要学术成就，最大贡献是从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作为以社会批判理论登上现代西方思想舞台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的流派。阿多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研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掌握该学派发展脉络及其“批判与重建”的理论主题是颇具意义的。其三，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批判、开放的科学体系，它最具生命力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理论与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它们当中的最新发展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其四，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后现代思想，如关于概念与体系的超越、非同一性与中介性的张扬以及反本体、非哲学的转向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后现代思潮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意义，一是警示社会要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向来是一柄双刃剑，当人们痴迷于科技的进步，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同时科技也征服了人类，并且“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包含自身的对立面，使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或许也正是促使人类毁灭的根源。现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科技活动的负面影响，但开创这一先河的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则不失为使社会保持清醒的一剂良药。二是阿多尔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激烈批判，尤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与其社会功能的揭露，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堕落、消极方面。尽管阿多尔诺的文化批判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这种文化反思已是非常深刻、发人深省的，无论对于当代文化发展还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都是有所裨益的。三是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很大意义上有助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自然生态建设。阿多尔诺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是要求自由、解放和走向人道主义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关注，而是思考包括自然生态的整个社会的终极关怀。按照“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解，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非同一性，不把自己看成地球的主宰，应当同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无疑，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有异曲同工之意，都是基于将来社会的一种正确估判。总之，尽管人们对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集体失忆的口实都是一致的，但却丝毫不能使其思想贬值，相反，他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愈加深刻。因此，研究“否定的辩证法”，正如阿多尔诺于1969年在《启蒙辩证法》新版说明中的希望，“能提供一些历史资料，或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注释:
[1]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3.
[2]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67.
[3][15][32][37] 张亮. “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与阿多诺[OL].http://www.xianxiang.com.2004-03-13.
[4][10][11][13][34][35]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0.11.6.157.135.127.133.
[5]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E.B.阿什顿译,纽约:康帝奴出版社,1973.5.
[6]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80.
[7][33][39] 张一兵.后人学·无调哲学·否定的辩证法[OL].http://www.culstudies.com.2004-05-25.
[8] 王凤才.为什么说否定辩证法是“瓦解的逻辑”[N].学习时报,2004-03-25.
[9] 余治平.差异、本质与辩证法的误读——本体论对认识论的抗争[J].宁夏大学学报,2003(2):32～36.
[12] 吴炫.论“本体性否定”与阿多诺及黑格尔否定观的区别[OL].http://www.be-word-art.com.cn.第七期2002年6月号.
[14][16] 佚名. “否定的辩证法”是否定辩证法[OL].http://www.PP39.com.2004-10-31.
[17] 马丁·杰.阿多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5.
[18][19][20][21][22][23][24][26]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6.81.80. 83.107.31.
[25][30]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导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5.5.
[27][28]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序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6.3.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