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07:01: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化学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突出,人们关注环境保护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历史学家以其深邃的思考,开始介入其间,以至环境史研究,从国际到国内渐成“热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门著作。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并编撰了数种中国环境史著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涉猎甚广,实属跨学科之学科。它不仅是环境与历史的简单结合,细细思忖,它又牵连甚多学科,治史者亦应具备广博的知识。从国际到国内,诸多学者在研究环境史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史进行了探讨,活跃了学术空气,也丰富了研究内容。我国学者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展开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工作。
在我国出版较早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当属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该书在当时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所内及部分环境专家合作编写而成。其间作者大多具有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经历,故全书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风貌。该书取材宏富,涉猎文献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批作者学术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学科专史的学者共同编撰此书,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研究领域的色彩。但该书在整体思路上,已开始注意到综合考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有相通之处。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收集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一些研究环境史的论文,其关注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虽然在叙述方式、角度上不尽一致,但涉及方面却大体相近。
《中国环境保护史稿》各个篇章叙述繁简得当,且将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书中认为早期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虞衡应不晚于西周时期,此一推断业已被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窑藏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
1999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往、张金明所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一书。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下编。其绪论简要论述了生态和文化的关系,生态文化学的定义研究方法,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特征,生态与文明的兴衰。在这里,作者试图将生态与文化两大领域结合起来论述,并将其融为一体,使人耳目一新。该书上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其分期大致为7个时间段,并与历史朝代对应。上编全面系统地叙述了先秦到明清的生态文化。由于作者的史学传统,对于文献十分精熟,使全书增色不少。下编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建设”部分,从专题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因素和生态文化的关系,如气候、土壤、生物资源、废水、矿产、灾害、生态旅游、生态思想等和生态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综合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属难能可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参加到了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行列中。2008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环境文化概论》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中国环境史专著。西安碑林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数十位专家,遍查典籍,费时三载,经过梳理并研究而成此书。作者对中国古代环境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特点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对于儒、道家的环境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剖析,系统记载了古代环境保护法律,对佛教、道教的环境思想也有较大篇辐的介绍。作者通过对这些中国古代丰富的、朴素的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系统研究,对现代环境文化进行了历史根基的构筑,从而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成就了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一家之言。
这些著作虽然难以称为完璧之作,但要穷尽我国的传统环境文化,则诚非易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献身于环境史研究的积学之士,才使我们有机会欣赏到这些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视角各异的美文。近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准备重印《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使这早已售罄之书再现坊间,则读者幸甚。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边缘化 教学思考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
（一）古代文学教学地位的边缘化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是自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伊始的专业主干课之一，其时间跨度跨越中华三千年历史，学科涉及哲学、史学、美学、文献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囊括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体系恢宏。其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地位不言而喻。然时移世易，该门课程目前的教学地位令人担忧，呈现日益边缘化趋势。究其边缘化表现，突出表现为教学课时不断缩减，甚至取消了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
该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最初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组成，二者课时分开设置，课程安排贯穿三学年或两年四学期，课时充足。其具体课时数，仅古代文学史，最初部分院校达500多课时，或400学时。现在绝大部分院校将作品选课程取消，文学史课程课时压缩至200到300课时之间，而我校则直接压缩至192课时，且仅有的192学时还包含每学期6学时即四学期共24学时的实践教学学时，则理论教学课时实际只有168学时。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相对于有限的课时，显得内容庞大，任务繁重。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体系庞，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内容的日趋充实与庞杂，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日趋缩减，如何在不断缩减的课时里完成庞杂的教学任务，成了横亘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故有学者坦言：“当代的古代文学教材编写者将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文化都编进教材中，希望学生能够及时掌握，但是这么烦冗的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而且大学教学课时有限，教师只能对一些知识点到为止，学生也是浅尝辄止，学到的正是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①古代文学教学日显力不从心，且受制于有限学时的教学，更易变成浮光掠影与浅尝辄止，从而加速边缘化进程。
（二）古代文学教学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滥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教师忙于能名利双收的科研课题，学生则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有学者直言：“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在视功名利禄的最大获得为成功的商品社会价值判断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已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并少能从中获得，更不用说从中找寻心灵的安放和精神家园的归依。”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中，人们以追逐钱财和实用技能告慰心灵，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学习，看重是否带来经济效益，重视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古代文学学习既带不来钱财又带不来立竿见影的实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学“理所当然”遭遇边缘化。
2.教材内容的与现实脱节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大学课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内容所载均为古代文学事件，其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时空的原因，难免给人以时隔久远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学生学习时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不沾边，或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学知识于今后就业没有帮助，故兴趣不浓。再者，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学生的阅读难度，亦降低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古代文学的教材内容脱离现实，即教学内容与社会需要脱节，学生不能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或者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学习效果，故学生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其他专业技能学习上，学习有实际意义的对自己今后就业有帮助的课程，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尴尬处境。
3.课程设置的重“史”轻“文”
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仅以文学史为必修，学生忙着背文学史，文学作品只是阐述文学史进程的附带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识点，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③这种重文学史梳理、轻文学作品讲习的重“史”轻“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学手段的陈旧单一
目前，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增强了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了学生兴趣，提高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与质量。然总体而言，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仍多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主进行讲授、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笔占据课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教学理念，培育人文素质。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活的是精神。物质的东西会随风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学的学习不能带给学生立竿见影的实用技能，但它的确是一剂精神食粮。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正视现实，更新教学理念，教学目的不能再局限于传授文学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更应该在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学生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与历史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诗文家对话，“面对一个诗人，实如经历一次人生；面对一部作品，实如亲历一场相逢”，如此方能正确解读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灵。
关于此点，其实学者们不约而同有此共识。如高晓玲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教育坚持以德育为先，以培养高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④孙小力先生亦说：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⑤。
（二）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
当前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虽然强调文学史的讲授应该与作家作品分析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主线，以作品贯穿，将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例子结合，但在日益缩减的课时里，梳理文学史发展脉络即占去大部分时间，作家作品只能附带提及。这种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倾向十分明显，并带有普遍性。这种重“史”轻“文”的做法本末倒置。故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是从“以文学史为经”回归到“以文学作品为本”，注重作品解读，把课堂重新让位于作品，教学回归文学本位。亦如戴建业先生所云：从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倒转现行的课程设计，不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在选择古代文学作品时，同时兼顾古人和今人的审美标准，尽可能选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选讲那些至今仍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⑥。实际操作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实际课程设置做到这一点的，即先作品后文史。如广西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古代文学教学即在文学史课程讲授之前先安排为期两个学期的古代文学作品精读课程，在学生有一定作品积累之后再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教学效果比较显著⑦。
（三）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
施教手段上，以往古代文学教学以口述和粉笔为载体，教师“一言堂”或者“满堂灌”，课堂呆板枯燥。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文学迎来了教学手段革新的春风。教师们与时俱进，把新的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课堂讲授以PPT课件呈现，辅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直观形象的感受，增加了课堂生机，激发了学习兴趣。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仍须普及和进一步提高，教师仍需不断探索出新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如开辟第二课堂，将教学大纲、必读书目、思考与练习、答疑解难、教学视频等放到网上，供学生参阅；开辟QQ讨论组、微信群、微博、论坛、微课、慕课（“MOOC”的英译，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网络在线教学模式）等，供师生互动等。总之，构建网状教学体系，丰富教学手段，以达到强化教学效果之目的。
教学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边听边记，思考与实践机会极少。目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种以教师为话语霸权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系统传授知识，但完全由教师主宰的课堂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故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穿插学生试教环节等，把课堂让位于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注重古今结合，教学接点地气。
古代文学由于固有的原因，教学内容只能是古生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古代与现当代本身就存在遥远的时空距离。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原那个时代的创作风貌，回归诗文创作的“原生态”，与历史对话，与诗文家对话，与文本对话，最终达到正确解读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目的。我们学习古代文学，吸取古之养料，但不能拘泥于古，教学中还必须将古代文学与现实结合，探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代意义，探究诗文家遭际不同人生际遇和苦难的态度及其于自身的影响与当代价值，如此方接地气，融通古今，激发学生兴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有学者曾言：“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实践中，不应该只是为了单纯地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上审视经典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挖掘经典作品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意义。”⑨挖掘作品的现代意义，是古今结合，古为今用。故有老师在讲李白《与韩荆州书》时，不仅注重其文学性，而且关注其现实性。⑩笔者在讲授苏轼诗文词时，关注苏轼人生遭际，将具有相似际遇的秦观和苏轼相比较，见出苏轼的乐观旷达，学生体味出面临逆境时该葆有的态度、精神和格调。这样古今结合，古为今用，贴近当下，接点地气，学生学习不会只停留在古人的世界，更和自己的人生有了关联，兴趣大增。
（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
古代文学的传统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题型往往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这种考核方式重视期终考试结果，轻视平时学习过程，学生考前临时大突击。显然，传统的考核方式一张试卷定成绩不科学，随着教学手段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进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与期末考试并重，将过程与结果并重。考核方式的变革贯穿了学生学习全过程。
首先，我们重视学生的平时考核。学生平时迟到早退、课堂发言、诗文背诵、作品阅读、作业完成等情况一并考查在册，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二，我们重视学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学生除了完成贯穿整个学期的2-3篇的课程论文外，口试也是一个必试环节。口试话题既可以从教师准备的若干话题中随机抽取，又可以是学生参与的课堂讲演。该能力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三，我们重视期末的知识考核。知识考核设试题库，实行机考，题型为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学生期末考试在计算机上完成，试卷随机生成。该知识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40%。从学期总成绩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见平时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督查。
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边缘化的处境，边缘化既有社会经济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学教学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必须转变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养，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注重古为今用，教学接点地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等多方面着手，方能使古代文学教学与学习焕发生机。
注释：
①唐珊.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建设[J].语文建设，2014（12）：15.
②刘砚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再思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82.
③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晓玲.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1）：67.
⑤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43.
⑥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04）：119.
⑧李捷主编.程昌明译注，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注：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刊词》，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关注。
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注：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注：张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页。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
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22页。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注：比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参见其《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0页。）其实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何况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注：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页。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或者不如从古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或词字稍异而意思相类者）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接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观念，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约而同地言及（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并一直为许多学人所重复，（注：按当时焦循尤其关注“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惟“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213-214页）。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注：这一补充尽管更多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盖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那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注：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注：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其间比较接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页（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具体细目暂不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目的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
不过，如果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观念，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的确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整体思路上确较接近，而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相同。（注：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着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其余偏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当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括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主张区分学与术，他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的观念。）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学堂教科论》，《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是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全集》，第3卷，5页）。）不过，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即康、严、梁、蔡等所称“群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注：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kǎi＠③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注：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说详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1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1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17]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18]
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如梁实秋■■不少趋新学者却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注：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阅罗志田《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457-50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注：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反之，最为趋新的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19]
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注：按吴文祺在前引文中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慨。）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者已与前大不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2001年12月5日《中华读书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2002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2002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④《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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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参见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J].四川大学学报，2000,(2)；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J].社会科学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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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4.
[1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
[13]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J].台大历史学报，待刊；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A].葛兆光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124.
[15]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用策论摺[A].中国史学会主编.：第2册[Z].神州国光社，1953.211.
[16]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J].近代史研究，2001,(2).
[17]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J].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7.
[18]说详罗志田.学术与国家：20世纪前期关于国粹、国故与国学的思想论争[J].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
〔关键词〕 南宋；类书；博物学；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81-07
古代中国的博物学，是古人通过对物的广博知识，表达对自然、人事、社会等复杂关系的理解与想象，其思想发源于传统学术文化内核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其发展演进伴随整部文化史的始终。目前学界对传统博物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至隋唐即所谓中古时期①，以及明清以后西学影响下近代科学化的博物学。事实上，学者对于博物学的探讨，不管是强调中国博物学科学属性共同性，还是坚守传统博物学的独特性，其理论和方法预设都很难脱离西方近代科学的自然史观念。因此，坚持独特性的研究，特别关注中古博物学所具有的殊方异物色彩；而重视共同性的研究，则努力条理出博物学的科学史因素，指出其最终在西学冲击下完成博物学向近代科学转化的历程。从学科背景上看，前者多出于古代文学领域，后者则多出于科技哲学或自然科学史领域。唯独科举应试知识兴盛、强调个体成德的两宋时代，既无奇物异产所激发的知识兴趣，也无西学东渐下的科学探索活动，其博物学研究明显相对较为寂寥。但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方术与异域想像渐渐落幕，近代科学尚未涉足，固有传统创新复苏的特殊时期，应更能展现出博物学在自身文化语境影响下，如何吐故纳新、承袭转化的进程。科举社会中的宋代博物学，不仅未走入式微，反而是在其影响下，表现出多元并进的趋势，在专门著作、经学名物训诂、类书、笔记、方志、本草、谱录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涉及的博物知识领域和文献载体十分庞杂，本文拟以宋代类书中的博物学知识为对象，讨论宋代博物学知识世界的独特图景与演进。
一、瑞物与博物：宋代类书分类体系中的博物学图景
唐宋类书数量众多，其发展大体上处于从官修为主向文人私撰为主的过渡时期，北宋真宗《册府元龟》以前，类书修纂大体以官修为主，此后至宋亡，类书均由文人私撰，成为科举应试、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书。南宋末，受到印刷术和科举应试的影响，民间士人不断参与到商业编书活动中，根据日常生活所需知识而汇聚成编的民间日用类书逐渐增多，元明以后成为类书重要组成部分。就两宋时期而言，类书编撰主体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而以文人私撰为主，因此讨论宋代类书则往往以文人私撰类书为主，兼及官修类书和民间日用类书。
与官修类书讲究体例严整，内容无所不包，或受限于帝王特定的修撰目的不同，文人私撰文献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学者文人创造性生命意志的参与。真宗以后的类书，因此“充满了编纂者的意志和对知识结构的想象”，“各类书编纂者呈现出来的知识编排倾向，越来越多元化”〔1〕，事实上北宋中期以后至南宋类书，均表现出独辟蹊径的编纂创新意识，不再简单遵循唐宋之际官修类书，内容全面、分类严密为准则，如高承《事物纪原》以考辨名物原始为主，章如愚《群书考索》专注汇编类纂经史、职官、制度方面的文献，并以典章制度为类目编题，节录摘引文献，构成专题考证体式，又如陈景沂《全芳备祖》属于花草果木专科类书，林o《古今源流至论》则是以议论综述为主的、道学知识为中心的科举类书。宋代官私类书中，汇集天文、地理、金属、器物、矿石、动植物等博物知识者主要有《御览》、吴淑《事类赋》、高承《事物纪原》、叶廷《海录碎事》、佚名《锦绣万花谷》、宋惠父《记纂渊海》后集、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陈景沂《全芳备祖》、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
从体例结构上看，唐宋类书多以天、地、人、事、物为基本分类体系，展现的天人合一、王权中心的价值信仰系统。然而详加比较唐宋诸类书，在此一贯的分类体系下，实际上存在不少差异，这一差异正体现私撰类书编撰者的意志和活力。
中古时期的中国，以结合儒家政治伦理、神仙方术、佛道异说的天人感应学说为基本信仰体系，天地宇宙之物及其行为变化与具体政治社会生活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印证，有流传甚广的祥瑞符命与灾异感通之学。中古博物知识的重要底色，即来自汉代天命感应之学，包括星象、山泽、动物、植物及变化异常作为博物知识图景的一部分，表现出浓厚的奇幻神异色彩。鬼神灵异与自然博物知识也相容不分，如崔豹《古今注》将鬼神、草木、虫鱼归为一类，“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2〕类书中谶纬符瑞知识与自然博物构成并行部类，也体现了这一灵异之物与自然之物不分的观念。如唐代四大类书均辑录有此类谶纬物感知识，《北堂书钞》以帝王、政术、设官、礼仪、艺文、服饰、酒食、天地、岁时为大类结构，其中《帝王部》二有“征应”一目〔3〕；《艺文类聚》以天地、岁时为首，其余部类秩序与《北堂书钞》相近，唯文末有《祥瑞部》（上、下）和《灾异部》三卷，将体现谶纬博物列于果、木、鸟、兽、鳞介、虫豸诸部之后〔4〕；玄宗朝的《初学记》沿袭《艺文类聚》的分类体系而未列祥瑞部，只于《帝王部》“总叙帝王”一目“事对”中辑录祥瑞灾异故事〔5〕；白居易《白氏六帖》则于卷三十六中列帝德、祥瑞、图书等类目，而将鸟兽、草木、花果置于文末。〔6〕
宋初《太平御览》则采用《艺文类聚》的体式，以《休征部》、《咎征部》及《鬼神》、《妖异》为先，次以鸟兽、鳞介、虫鱼、果木等动植物部类置于全书之末。《册府元龟》则与《北堂书钞》更为接近，均以帝王治国言行为主要分类和抄录主题，未设立其他博物知识部类，并且同样将“征应”“符瑞”等目置于卷首《帝王部》中。与北宋初期以前祥瑞部的游离变化不同，北宋中期以后的私撰类书中有关祥瑞博物知识的归属更为统一。首先，真宗朝以后的部分宋代类书，以至民间日用类书如《事林广记》，多已不再设祥瑞、灾异等相关门类，其主体结构表现出重视历史与现实制度经验的知识兴趣，甚至以经史典籍、典章制度为类书编撰专题。其次，部分宋代私撰类书保存的祥瑞门类，不但篇幅往往相当简略短小，如《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目下，仅13条文字，其内容多抄自正史、唐宋史料笔记等，包括《汉书》、《晋书》本纪、《邵氏见录》、《涑水记闻》、《宋朝事实》等，无一录自中古谶纬、历法、小说之书。〔7〕第三，宋代私撰类书有关祥瑞灾异门类，均置于天地、时令部与帝王、职官部之间，不再置于动植博物相关部类之中：《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后集卷七《帝五符、谶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九、二十《祥瑞门》、《灾异门》；淳v八年（1248）宋惠父编《记纂渊海》后集一百二十五卷，分类体系与潘自牧前集（今存宋刻本）迥然有别，其中卷三十至三十四《祥瑞》、《灾异》（《四库全书》本分别为卷四、卷五），也位于天文、皇亲、时令与地理、郡县、礼仪之间，其最后二十卷仍为花果、木竹、禽兽、水介等。①
①关于潘自牧《记纂渊海》前集与宋惠父后集及相关版本流传情况，见李伟国《〈记纂渊海〉作者、体例及版本考略》，收入李伟国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49-260页。
主要作为科举、教育实用工具的宋代私撰类书，其知识分类、取舍固然受科举内容影响，也是自然宋代学术文化史变迁的反映。相对于谶纬、术数博物之学作为政治常识的中古神文时代〔8〕，祥瑞灾异已不再是宋代士人普遍必需的知识领域，“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 〔9〕，宋代以后之政治文化中，五德终始说衰落，灾祥符瑞之说仅留存于帝王权术工具，或下沉为民间巫术方伎，不再是社会文化知识的重要部分，北宋欧阳修已谓“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10〕在类书编撰者的知识图景中，谶纬符瑞之物，是人类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册府元龟》将符瑞知识归于帝王部中，其《博物》一门序并言：“古之学《诗》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谓乎！”在真宗朝士人看来，所谓博物，就是指鸟兽草木等自然万物，所谓奇物灵怪，只是由于此物“不时而出”，少见多怪，博物洽闻之士便能洞悉其性，即可称博物君子。〔11〕因此，宋代类书将符瑞之物回归古代帝王之学的历史典故，另一方面则将博物之学回归日常鸟兽草木实用之学，而不再主要是神仙方术所听闻的殊方异物之学，南宋人郑樵曾言：
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12〕
在郑樵的知识视野中，鸟兽草木之学与本草之学一样，都属于田野之物，即当是实践求证所得的真实知识。一方面是求证于田野农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也需参合《诗》《书》文献。郑樵所谓之重视实践和重归经典，正是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型和特征，在亲历目验中求博且信，是唐代晚唐《北户录》以来博物学的新动向〔13〕，沈括《梦溪笔谈》为代表的宋人笔记博物学无疑拓展了这一路向。类书的编撰者当然未必认同田野实践，在回归经史典籍方面则更为突出，参合经典探求博物知识的务实求真精神，代表了宋代博物学的重要转变。类书分类体系中祥瑞异物之学与草木鸟兽之学的分立，既是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结果，也是谶纬符瑞在士人知识体系中边缘化的结果：天命感应知识不再作为单独部类列于类书之中，而其进入的二级子目附属于其他部类之下。
二、述异到识真：宋代类书博物内容所呈现的知识演进
古代中国的类书，虽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但二者本质不同之一，后者呈现的是客观性的学科知识，前者则是追求知识体系背后的信仰价值秩序。如前所述，宋代文人私撰类书，不仅在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其文献辑录内容和方式上也体现了编撰者的知识兴趣和学术文化追求。
古代类书以辑录前代和当代典籍文字为特点，如果说中古博物学著作的博物知识主要来自于实践和文献记载两部分，并且以记载所谓亲历、目验或听闻的灵异物怪为主，那么隋唐以来类书中的博物知识，则显然基本源自文献知识。不同类书所征引四部典籍各有侧重，表现出不同时代编撰者各不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图景。以唐宋类书有关草木、虫鱼、鸟兽等博物知识部类所征引五部主要文献为例，其引用频次较多者分布情况如下表：
唐宋各类书引经部文献涵盖各经，其中以《诗》（毛诗）、《礼记》以及解经训诂之《说文》、《尔雅》等为最多。《诗》以动植物比兴，多涉及博物，至孔子以《诗》教化，以其“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14〕，为历代博物学知识获取的基础典籍。考虑到草木鸟兽相关部类在类书中的卷数篇幅，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对《诗》的引用率远高于其他文献，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引《诗》同样也位居白孔《六帖》之外的前列。《礼记》等礼学之作则涉及各类礼制器具、物品，也成为类书博物之门知识渊薮之一。古代博物学的重要知识方式，是辨析物名物性，名物学与博物学紧密相连，郭璞《尔雅序》云：“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15〕博物学往往始于名物之辨，因而解经之作也成为历代类书博物的共同知识基础。不论是官修还是私撰，唐宋类书修撰者均表现出以儒家典籍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和知识根柢，儒家经典和经学博物知识，始终是传统社会各阶层博物知识图景中相沿不变之钤键所在。
与经部文献相关联，史部文献中正史，特别是《史记》《汉书》，作为正统教育的重要部分，也始终是传统士人博物知识的重要资源，类书征引频次至南宋末仍未衰减。正史以外的其他史部文献，如杂史、地理类，则表现出明显的演进差异。此类文献多记载西南、西北以及西域、八荒之地风俗物产、异闻奇物。汉唐间以《异物志》为名之作，据学者统计至少曾有21种〔16〕，包括如《临海异物志》《岭南异物志》《南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等，外加《山海经》《岭表录异》等，在中古时期曾是史部博物之作的重镇，至北宋初以前类书均中有较高频次的引录。而在南宋类书中，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均迅速减少，或已散佚不传，或不为士人所重视，逐渐淡出宋代士人博物知识世界的中心。事实上诸种《异物志》应当正是在北宋间逐渐亡佚。考诸家书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载有6种，《新唐书・艺文志》载9种，《崇文总目》载3种，而南宋私家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则未见著录，至《宋史・艺文志》仅录3种，所录与《崇文总目》，反映的当是北宋留存情况。而引录种类最多者如《太平御览》，共计15种200余条。可见诸家《异物志》在《御览》及欧阳修的时代仍有至少部分存世，至南宋初年当已不见完书。中唐至北宋以降儒学复兴，文学领域中小说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汉唐博物地理类文献逐渐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小说”而不受士大夫正统观念所接受，与此同时学术性杂史笔记与小说分化明显，成为文人世界新的著作形式，大量六朝志怪录异类文献在北宋前后亡佚，由此也带来了北宋以后博物学观念的变动。
子部文献中，不同小类的征引频次彼此消长差异甚大。与史部地理类文献情形相近，魏晋六朝博物志怪小说，如西晋博物名著张华《博物志》，晋宋时期广博物志之书郭义恭《广志》，以及《异苑》《述异记》等，构成北宋以前类书的主要知识来源，而南宋类书对此类文献的征引频次逐渐下降，中古地理博物类杂记小说正逐步淡出南宋士人的知识结构。另一个相关例证，是秦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及曹魏吴普的《吴氏本草》，在巫医治疾共存的时代〔17〕，受重视服食丹药、求仙不死世风影响〔18〕，其中所辑录动植物、丹药矿物知识，带有明显的鬼神、方术色彩，以“鬼精物、蛊毒恶气”解释疾病成因，或以服药能如“神仙不死”等，体现出与地理博物小说相近的神仙方术色彩，故《本草经》卷下《虫兽部》上品“丹雄鸡”条云鸡头“主杀鬼”，鸡蛋“可作虎魄神物”〔19〕，《博物志》引《神仙传》亦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20〕松脂经数千万年形成琥珀，却非茯苓所化，此与鸡蛋化琥珀恐同为传闻异说。不过“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唐宋以后的各类《新修》《证类本草》中，这一色彩逐渐淡化，《本草》原有的草木虫鱼博物特征日益增强。体现在类书征引《本草》文献中，北宋初《御览》所引四百条中，此类神仙方术色彩仍较明显，卷九百八十六《部三》“芝下”条引《本草经》曰“食之身轻，不老神仙”，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桃”条引《本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卷九百八十八《药部五》“空青”条引《吴氏本草》曰“久服有神仙玉女来侍”等等。〔21〕至南宋本草“务在识真”的观念更受重视，本草博物知识进入儒学多识传统之中，乃是“天地间玉石，草木、禽兽、虫鱼万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亦穷理之一事”。〔22〕宋代儒医取代巫医的兴起，已将《本草》视为博物穷理之事，南宋类书延续了《本草》作为动植博物知识重要来源和良性互动的传统，表现出去神仙巫鬼色彩的新变。如《全芳备祖》所引《本草》频次居各家之首，却剔除神仙、鬼神之说，而皆为草木名称、种类、性状相关材料，不复中古博物草木述异色彩。
此外，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白居易及宋人孔传续辑之《六帖》，《御览》仅见一条《杂俎》引文，却是南宋私撰类书征引频次最高的文献。兼容博物笔记与志怪小说的知识杂俎类编文献，伴随着唐宋兴起各种文人笔记，笔记杂纂类文献已逐渐取代中古博物志怪小说，成为南宋科举类书编撰者更为直接的知识来源。文人笔记不断进入并成为类书重要的知识底色，改变了唐宋类书以缀缉博览、志怪逸闻提供统治者缀文御览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成为南宋士人科举教育、读书格物的穷理学问之具。南宋类书作为科举类书具有商I出版的特征，开始注重简单抄录前人类书以成书，相较前代表现出更突出的承袭现有文献，知识常识化、理性化特征。
总之，南宋士人私撰类书的知识体系中，中古神仙方术、志怪传奇类博物小说从中心走向边缘，而传统经史文献以及《庄子》等子部传统经典文献，则始终保持并不断凸显其作为宋人博物知识的基础性角色，这体现出宋代以降知识世界，真正超越《博物志》体系，逐步由方域、奇幻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多重知识图景，内转为历史、现实经验世界的单重图景，由鲜活生动的感受想像，转化为人文常识理性的辨析反思。
三、博物到格物：宋代类书博物学的知识追求
传统博物学，并非一个科学知识增长的体系，而是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学术史演进的知识基础。在早期中国，博物知识仍是天命观的一部分，鸟兽草木除了作为生产实践，包括饲养、驯化、祭祀、狩猎的对象，在精神文化层面，它们既是统治“权力的对象和媒介”〔23〕，政治运行和变化的象征，也是情感激发和文化道德教化的象征。所谓多识之学，目的在于通过博物知识认知社会政治、道德情感，并最终体悟天命价值所在。中古中国，随着权力符命和谶纬感应为核心的天命学说不断瓦解，从政权中分离出来的神仙方术和异域传入的宗教观念，为战乱分裂时代的古人打开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域外、神秘、灵异世界。方术和宗教之士正是通过博物知识，引导世人相信并构筑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由此进入生命和精神的解脱安顿。宋代以后的近世中国，人文和理性的文化传统得以复兴，宗教的虚幻世界或者心性哲理化，或者进一步民间化，博物知识不再需要承担描述中古想像和异域世界的功能，而重归现实世界的常识自然，“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24〕物出于自然，有其自身道理，不附属于人类理性知识，从累积习俗经验中反复探究方能获知。不论是古籍所记载的博物知识，还是亲验实践所收集的自然之物，均加以经验合理的重新挖掘和求证。近古中国的世界图景，越来越只是一个合乎“理”的同一世界，自然万物与人是社会同处其中，博物学所要完成的不再是叙述多个不同的世界，而是印证一个普遍之理的世界。
宋学兴起之前的《御览》编撰时代，即有僧人赞宁的《物类相感志》，开启博物求理之先。释法道绍兴十四年（1144）《重开僧史略序》云：“观师所集《物类相感志》，至于微术小伎亦尽取之，盖欲学佛，遍知一切法也。”〔25〕在博学僧人看来，一切微术小伎皆法，欲穷究佛理，须遍知博物。北宋博物学家沈括于其《梦溪笔谈》中多处申辩当求天地自然博物之“常理”，物类中有“天理不可易者”〔26〕，而对前人文献博物之说“妄说”予以辨证。宋学兴盛之后，格物之学为博物学转向提供了思想学术指导。南宋类书则直接以格物为学，将博物知识作为穷理尽性的学术起点和基础，韩境宝v元年作《〈全芳备祖集〉序》言：“盈天壤间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则理存焉。《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27〕天地自然之物，各具其性，而天理即存于其中，认为其有人陈景沂的草木之学，尽录文献，乃“穷性理之蕴”，正是恢复孔门多识之训。“六经不语怪，宜吾圣人之门不及”〔28〕，这是南宋类书编撰者的普遍意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自后集始，每于条目之下先以总序概括议论，如“古今源流”、“历代沿革”、“舆地提纲”概述典章名物沿革源流，“事理发挥”总论人事性行。其别集卷二十一至九十四，则以“格物总论”或“格物丛话”总论名称、体态、性状等每一物自身相关知识，更直接表明博物穷理之旨。而此后分主题抄录前代四部文献以成类事、纂言结构，则是常识化、文本化的知识缀缉，真正展现宋人文化精神特质的，正是格物总论文字。博物学在格物穷理的思想框架下，获得了全新的知识图景：自然之物重归常识之境，为明清博物学朝向和接纳西学自然观提供了思想前提。
中古博物学总是偏向从“物”中体会和叙述其灵怪奇异之处，是对神怪和异域世界的发现。宋代博物学则将“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力图从中发现和印证“道理”的存在，物成为辨析和考证的对象，并借此试图厘清名称、性状。北宋博物学家苏颂以为“博物者亦宜坚考其实”〔29〕，与中古博物学坚持“发明神道之不诬”为“真实”不同〔30〕，宋人所谓考实，多指立足文献进行考证，沈括《梦溪笔谈》中也多博物考辨。类书考论名物，北宋已有先例，神宗时期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中有数条考草木虫鱼之原，如“牡丹”条：
隋炀帝世，始传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药，开元时，宫中及民间竞尚之，今品极多也。一说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刘公嘉话》云：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禹锡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b。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阳杂俎》曰：前史中无说牡丹，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除多牡丹。段成式检《隋种植法》，并不记说，则知隋朝花中所无。（下略）〔31〕
对牡丹花成为观赏植物及命名始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辨析。南宋类书的博物考证，包括直接考论和辑录考证两种，其中后者实为南宋类书普遍使用之考证方法，最为典型者为《群书考索》与《玉海》对典章名物及艺文目录的辑考，有所谓“辑考体”之说。〔32〕除《考索》、《玉海》外，南宋其他私撰类书仍有博物考证之例。前者如《备要》别集卷二十四《花门》“牡丹花”条“格物丛话”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论者以为花王。考之前史无说，自谢康乐集中始言。”考证花王之名始于谢灵运。别集卷九十四《虫豸门》“蝗”条“格物总论”：“蝗……或以为即螽当考。”〔33〕对蝗与螽的异同存疑。后者如《全芳备祖》前集卷二《花部》“牡丹”条，首先祖述古代异名，“一名鹿韭，一名鼠姑”（《本草》），“唐人^之木芍药”（《花谱》），再引《酉阳杂俎》证唐前牡丹花“有之久矣”，却“无牡丹名”，又引《太平广记》载“开元间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之牡丹”，正与前文构成所谓“事实祖”，推祖名称之始。牡丹花种植并作为药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神农本草经》中即有牡丹之名，南宋类书考证似乎不甚准确。不过作为观赏植物普遍种植，始于隋代前后，“牡丹”作为定名普遍被接受，大约在唐代。在这方面，《事物纪原》与《全芳备祖》相关考证不可谓无所得。又如后集卷六《果部》“枇杷”条，碎录云“（枇杷）或云：一名卢橘”，杂著引汉赋、宋诗话，皆称枇杷为卢橘，应该说各条文字前后是有一定逻辑印证关系的。此外，《备祖》也偶有直接考论辨析之语，如前集卷七《花部》“海棠”条杂著云：“惟紫绵色者谓之海棠，余乃棠梨花耳。江浙间有一种，柔枝长蒂，颜色浅红，垂英向下，谓之垂丝海棠，与此不同类，盖强名耳。”〔34〕作为《全芳备祖》“必稽其始”的事实“备祖”，其引文当不是随意无序为之，而是试图以节录引文，松散地构成对一物类编题的推原考证，以“究其本原”。这一辑录而考的编纂方法，正符合陈景沂对于天地生物“理所难知”部分的初衷：“常谓天地生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则与朝菌何异？”陈氏的知识兴趣和追求，正在于借此穷知“万物所以各正性命”。〔宋〕陈景沂编；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3-4页。郑樵《昆虫草木略》“牡丹”条亦云：“牡丹本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古亦无闻，至唐始著。”可见初“牡丹”之名，至唐始著的观点，在宋代士人中较为流行。〔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992页。从《梦溪笔谈》到《事类备要》的考辨求实，正是宋代博物学考证化、文献化的体现和结果。一定程度上，宋代博物学已不再停留于对殊方异物的平面铺叙，而是对自然知识和文献记载的纵深考述。宋学兴起，其探寻形而上义理的精神与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变了他们的博物知识追求方式。
四、结语
博物学是古代中国人精神信仰与文化学术的知识基础，宋代类书博物部类所呈现的知识演进，是宋代博物学转变的一个侧面，也是精神文化史变迁的一个侧面。从唐宋时期士人博物学知识图景的演变，也可见北宋初期整体知识体系和结构，与中古时代较为接近，不啻为后者的总结，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则真正w现了新的学术范式和思考路径，以及与中古时代不同的知识图景。从类书所呈现的这些问题，或许从某个方面印证，“唐宋变革”的真正实现是在两宋之际。关于唐宋变革的时代问题，参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1期，125-171页。作为一般士人科举入仕之前的重要知识资源，在学术文化史、知识社会史视野中，南宋中下层士人的类书编撰，可以并且应当呈现出更多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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