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8 10:46: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与乡村的基本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欧美国家 ；乡村旅游； 特征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大多数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90年代，进入成熟发展时期。而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其乡村旅游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代欧美国家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如2003年，美国去农场度假的有1 800万人次；法国的乡村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该国当年旅游总收入的1/4。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从产生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相对成熟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其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基本特征。其乡村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旅游景点的经营特征
1．1 私营化
欧美国家的乡村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农场主同时也是旅游业经营者；其乡村旅游景点的经营则为家庭私营。在美国这样的“度假农庄”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度假。他们可以住在农家与农场主人一起生活。游客在观光度假之余，亦能尽情欣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亲身参与农场生产活动。度假农庄的民宿房舍大多利用农家空出来的房间或农舍稍加改建整理而开放经营。
1．2 小型化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数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特征，既符合其乡村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同时也恰好迎合了旅游市场的需求。英国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就是如此。从旅游开发经营的面积看,虽然各个家庭农场的面积大小各异,但是，旅游者在其中活动的空间却都不大。政府为了防止农庄走上商业化经营，规定农庄了的民宿床位，一般为2~6个房间，可提供4~15个床位，低于这个限度可以享有免税优惠。从所雇佣的旅游从业者看,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其农场主平均雇佣全日制的旅游从业者大多数只有10名左右,农场主化在旅游上的投资，大多数平均也只有5万英镑左右。由此可见，其旅游经营规模是很有限的。
1．3 兼营化
欧美国家的农场主，大都是一方面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时依托农业生产的支撑。在他们看来，乡村旅游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彼此双赢，和谐共进；即使是乡村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的收入,也不可对农业生产轻视、懈怠、甚至放弃，相反，要真真实实进行，一丝不苟经营；否则，如果将农业生产表演化，那就势必失去乡村旅游的原汁原味，削弱乡村旅游对外来游人的应有魅力。
1．4 分散化
欧美国家庞大的乡村旅游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乡村旅游经营规模，必然导致乡村旅游多点式、分散化的发展格局。近年来，欧美国家乡村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到2006年底，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接待；意大利开展的“绿色乡村旅游”，其农庄已有6 500家；巴西有5 000家农场旅馆；美国仅纽约就有1 500家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则多达5 500个农场。众多的乡村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乡村旅游群体,在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受损。这种多点分散、小型化的布局是旅游市场需求的必然产物。
2．旅游产品的类型特征
2．1 观光参与性产品
乡村的观光参与性旅游产品，是近几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需求而产生出来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观光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观赏整体农村的自然风光,接触大自然，欣赏大自然，体验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其二是观赏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田园风光,这种产品是绝大多数乡村旅游产品经营者都自然或不自然地为外来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为了更好地观赏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农场主往往有意将一些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呈现出来,让旅游者参与进去，借以延长旅游者的滞留时间，增加旅游业的经济收入。夏威夷的农场主就将自家咖啡加工的全过程有计划地展示给旅游者，并让有兴趣参与咖啡加工的旅游者当一回咖啡加工工人。一些地方在开展乡村旅游时十分注重这种参与性旅游活动。在秋收季节，或果实采摘季节，旅行社组织城市居民到乡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城市居民甚至到乡村租种耕地，全过程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业经营活动。而农场主则成了旅游者的田园看护人。针对旅游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许多农场都纷纷推出旅游者可以参与、能够参与和乐于参与的游览项目，如家畜家禽饲养、成熟果实采摘、秋季庄稼收割和捕鱼生产活动……此举，既可延长旅游者的滞留时间，又能增加农场主的经济效益。
2．2 娱乐休闲型产品
农场为了更好地满足旅游者追新猎奇、求乐求知、求健求美等需求，往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美国许多农场就举办西红柿节、甜洋葱节、土豆装袋节等活动。而更多的农场则因地制宜，相继推出骑马、乘马拉车、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徒步、钓鱼等活动。还有的农场请专家将玉米地种植设计成迷宫形式,推出玉米地迷宫游览活动，给旅游者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因场制宜地推出娱乐休闲型旅游产品,虽然有的已超出了乡村旅游范围,但是这种扩展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却十分有益。这不仅拓展了乡村旅游的项目产品，而且避免了农场资源的闲置浪费。
2．3 住宿餐饮服务产品
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既是乡村旅游服务中最基本的服务，也是开展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服务项目,更是能否接待旅游者和接待多少旅游者的最基本的条件保证。而且，这往往是欧美各国衡量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目前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农场旅馆，巴西有5000家，意大利有6500家,法国有16000家。这些农场旅馆为旅游者提供的旅馆及床位是当地的风格，为旅游者提供的饮食是当地风味，使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示。
关键词：田园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特色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 A
既拥有现代城市的繁华，又渴望享受自然山水的宁静，这是全人类共同梦想。“现代田园城市”规划理念正是契合了人们的这种理想而产生和逐步成熟的。经过多年的努力，衢州已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最佳宜居城市等美誉，但离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和“精神”内涵的田园城市还有差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升新型城市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衢州市以此契机大力推进“现代田园城市”建设。本文以衢州市的田园城市规划为例，对田园城市规划设计特色进行探讨。
一、生态城市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田园城市的概念
1898年，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中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实质上就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商议，明确了田园城市的概念：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个委员会受托管理。20世纪初以来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有很大影响。
田园城市的基本特征
田园城市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充足的自然空间与合理的城乡空间分布；城市呈组团式结构，郊野公园楔入城市；联系紧密，规模适宜，呈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群；公共交通系统与适宜的通勤距离，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可持续的运营管理机制，有产业体系支撑。总而言之，田园城市具有高效性、整体性、和谐性、全球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二、衢州打造现代田园城市的重大意义
浙江省“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已经奠定了由经济发达城市组成的省域空间发展主体形态。衢州地区城市要脱颖而出，必须走一条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是浙江省的西大门，生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有“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四省通衢、五路总头” 之称。衢州市是浙江省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生态环境优势凸显。因此，衢州统筹各县（市）区资源，共同打造“衢州田园城市群”。现代田园城市的打造，将充分发挥衢州后发优势，利用优越的生态环境资源，集聚高新技术产业，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工业化向中后期发展，从而推进城市化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同时，现代田园城市的打造，将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三、生态城市特色的内涵
第一，市域范围生态本底资源丰厚，结构清晰，适合田园城市发展建设。
第二，各县市城市建设规模不大，城乡空间接近，契合田园城市发展斱向。
第三，城市组团化发展，符合田园城市发展栺局。
第四，产业集中态势明显，集群经济差异化分布，融合田园城市功能。
第五，交通网络化发展，切合田园城市骨架。
衢州市现状城镇规模等级图
四、生态城市特色建设目标
（一）指导思想
“生态圈地”优先，建设总量控制的大保护模式。“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网络化布局的大融合栺局。“重功能、轻规模”，要素集中紧凑的大集中结构。
基本原则
第一，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城一体化。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和谐关系，做到合理利用和保护好衢州特有的山、水、田、林自然资源，使城市与绿色生态环境有机融为一体。
第二，区域一体化。以公共交通网络为基础，强化中心城市与各县城以及各乡镇的联系，使整个区域形成功能互补、特色鲜明、各有侧重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第三，城乡一体化。依托中心城市和县城，形成以市城区为中心、县城为骨干、乡镇和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开放式的市域城乡体系。
第四，产城一体化。推进产业区块建设与城市发展融合联动，推进产业新区向城市新区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功能提升有机结合，实现产城一体化。
总体目标
规划市域总体发展目标为两区一中心（两区：中国东部生态文明示范区、现代田园城市实践区；一中心：长三角世界级都市区西部中心城市），将衢州全域全面建成城镇功能完善配套、现代产业高度发达、城乡社会服务均衡配臵、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现代田园城市。打造“田园城市”升级版。
现代田园城市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秀美”
根据 生态之秀美、生产之富裕、生活之和谐的三生发展要求，结合衢州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按照打造现代田园城市的要求，从生态、生产、生活三个方面、十一个维度明确六十七个指标，作为衢州现代田园城市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五、衢州现代田园城市设计特色探讨
衢州全市辖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和开化县，常住人口为212万人（2012年5‰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衢州境内城镇建制史已经超过了两千年，各县（市）的建制历史也都在千年以上。境内地质条件复杂，基本地貌格局为南北高中部低，自西向东倾斜。地形多样而有序。境内有山地、丘陵、平原、盆地等基本形态，由河谷平原—低丘岗地—高丘—低山—中山依次过渡。市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境内光热丰富，年平均气温较高。3~6月为降水的主要季节，多年年平均降水量1661.4毫米，年平均日照辐射量为4566.2MJ/M2，无霜期为260天。境内基本为钱塘江流域区，水系形态富有特性，地域形态近三角形，常山港与江山港在市域中部汇合为衢江，东流出境。境内河流径流年内分配不均，集中于4~6月，水位变化大。市域为国内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全境红壤分布广泛，黄壤、水稻土面积也较大，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植被和物种资源十分丰富,植被的垂直分布明显。
衢州现代田园城市发展战略
区域崛起战略，针对区域周边中心城市的激烈竞争态势，规划应重点强化衢州优势，挖掘提升衢州的区域价值，提升衢州在长三角以及四省边界中的作用，发挥后发优势，提升在浙赣闽皖四省边际的服务功能，以更广阔的区域视野，挖掘自身优势，提升区域地位。
特色主导战略。
保护和恢复城市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基底，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发展绿色产业，营造生态绝佳的宜居城市，打造美丽乡村；增强中心城市对区域内部乃至区域外部居民的凝聚力借助新的区域交通要素以及新的发展机遇，实施跨越式增长策略，打造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生态优先战略。
衢州位于钱江源头，拥有美丽的自然山水，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资源是衢州的优势和特色所在，因此必须树立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保护生态作为重点，充分发挥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绿色崛起。
多元驱动战略。
田园城市内容广泛，涉及城市、生态、乡村、产业等方方面面，因此要围绕田园城市建设，着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县城、中心镇、 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民生共享机制，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挖掘优势，整合资源，多元推进衢州发展。
项目引领战略。
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通过大项目带动配套项目建设以及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紧紧围绕生态保护、文化繁荣、特色挖掘、休闲旅游发展、特色风貌乡村打造、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等重点，从而全方位推进衢州田园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设计特色还包括城市建筑实体、城市夜景规划和公共艺术等，要能形成具有全方位、全天候的特色生态城市。对于建筑实体，可以通过控制建筑物高度、颜色、形态和空间特色，来塑造建筑空间形态，在设计中除了体现个性外，更要符合城市特点。夜景规划，是要能创造多样性的生活空间，能提供愉悦的生活条件。公共艺术要能引导提升人们的人文氛围，通过对布局的强化，来展现城市独有的魅力，提高人们的归属感、自豪感、认知感。
总而言之，生态城市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特色是要塑造城市的多样性、功能性，进而实现空间提升、环境优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休闲区、现代田园城——衢州现代田园城市规划
[关键词]乡村民宿；关键性资源；决定性资源；核心资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9―0064―06
1 乡村旅游与乡村民宿
1.1乡村旅游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乡村旅游是乡村地区为游客提供的所有游览、休闲、度假服务的总称，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术语。莱恩(Lane)就曾指出，乡村旅游是一种复杂、多侧面的旅游活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乡村旅游的形式并不同。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旅游在我国以“农家乐”的形式快速发展，但在学术领域，乡村旅游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尚不明确，但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性”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基础。马彦琳认为，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民族)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刘德谦在考察了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和实际发展历程后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以与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
1.2乡村民宿
与学者将乡村旅游研究重点集中于宏观方面不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引导和规范接待主体角度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由于乡村旅游形式各地存在差异，因此对乡村旅游接待主体的称呼也不尽相同。北京称为民俗旅游接待户，上海、四川及其他大部分地区称为“农家乐”接待户，或直接以“农家乐”相称。同时，以产业特色为基础，进一步出现了“渔家乐”、“林家乐”、“牧家乐”、“副业工艺农家乐”等。一般认为，“农家乐”是农户利用自己的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草场等农、林、牧、渔业自然资源和乡村人文资源，吸引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娱乐、运动、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的经营实体。出于扶持的目的，政府部门对“农家乐”的定义相当宽松，既包括带住宿的“农家乐”，也包括城市边缘地区乡村以餐饮和娱乐休闲为主的商业设施。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四川全省“农家乐”经营接待户总计达到17037家，吸纳就业人员237920人。
与我国政府管理乡村旅游异曲同工，西方国家基本上将乡村旅舍看作是乡村旅游的代名词。它们对乡村旅舍的称呼也多种多样，其中B&B最为普遍。据美国PAll统计，2004年全美境内共有合法B&B/Country Inn 20000座，资产总值34亿美元，平均房间数为7.9间。台湾民宿是另一个与我国“农家乐”相近的接待设施。台湾《民宿管理办法》将民宿定义为“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之住宿处所”。该法规对民宿的地理位置选择和经营方式做了约定，并规定经营规模5间以下(特殊地区15间以下)作为主要认定依据。截至2004年8月，全台湾共有合法民宿625座，平均房间数为4.12间，另有未合法民宿841座，房间11939间，全岛民宿平均房间数为9.9间。
本文以与B&B和台湾民宿更为接近、提供住宿和为住客提供餐饮服务的“农家乐”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称之为乡村民宿。
2 市场导向下乡村民宿经营要素分析
2.1研究框架
2.1.1显示性偏好和“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
萨缪尔森(P.Samuelson)根据“消费者选择一偏好关系”逻辑，提出的显示性偏好理论(Revealed Preference Theory)认为，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显示出他内在的偏好倾向，也就是消费者在购买力约束下的购买欲望。市场显示出来的乡村旅游偏好反映着旅游者的选择取向，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们是乡村民宿经营中具备市场价值的要素。
服务营销依据服务产品的特点将消费者购买服务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购买阶段、消费阶段和评价阶段。在购买阶段，消费者积累购买欲望、搜寻信息、做出购买决策，动机调查可以显示这一阶段的消费者偏好；在消费阶段，消费者进行实际购买和消费，消费者同服务提供人员及其设施设备打交道，并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服务项目选择调查可以显示这一阶段的消费者偏好；在评价阶段，消费者根据体验质量和预期质量进行比较，对服务品质做出满意不满意的评价，服务品质调查可以显示这一阶段的消费者偏好。
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和服务营销对消费者购买过程的分析，结合乡村旅游消费的特性，本文构建“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定和观点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模式显示出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偏好指向消费者价值，并从市场层面指明乡村民宿经营的核心资源。
2.1.2测量模型
借鉴格罗亚(Gloria)、台湾民宿消费市场和我国国内旅游市场的问卷设计，结合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法，设计修正了数据测量模型(如表1)。在动机、消费行为和服务品质3个大类下，设8个亚类30个评价因子，通过重要性赋分(0―10分)判断消费者偏好的民宿经营凭借的主要资源。
2.2实证研究
2.2.1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根据“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除评价因子赋分外，增加了乡村旅游者基本特征部分，对消费者当次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乡村旅游者基本特征包括个人背景资料，同时增加旅游者“游伴性质、信息渠道、出行方式、重游次数、预计过夜天数”5项选择，以补充相关信息。
2006年10月和2007年3月，笔者以个体抽样的方式对浙江省杭州市下辖临安市白沙村和湖州市下辖长兴县顾渚村的过夜乡村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两地共发放问卷200份，由于进行的是面对面访问式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达到100％。
2.2.2数据分析
(1)旅游者特征分析
由于本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乡村旅游者对乡村民宿经营资源的认知，因此选择有独立决策能力的旅游者。被调查者的男女性别比为51.5％：48.5％，基本持平；不同年龄段旅游者，15―24岁占17.5％，25―44岁和45―64岁分别占39％和36.5％，65岁以上占7％。从旅游者的职业分布看，离退休人员占19％。可以粗略估计，25―54岁的青壮年是乡村旅游的主体，约占被调查总人数的64％。
调查数据显示，乡村民宿入住者以住1晚为主，占48.5％，2晚、3晚及4晚以上(含4晚)的依次递减，分别为26.6％、16％和9％，但重游率很高，将近80％的被调查者为2次或2次以上人住民宿，并且基本上入住同一家民宿。被调查者获取乡村民宿的信息渠道主要是亲友同事介绍(49.5％)，其次是报刊电视等媒体(24％)和旅行社(12％)，互联网和其他比如旅游宣传手册、旅游宣传活动等分别为6％和8.5％。调查访问还发现，非亲友同事介绍的被调查者初次选择民宿时随机性很大，对区域或村落有认知，但对入住的民宿本身知之甚少。被调查者出行的交通工具以自驾车为主，包括单位组织的旅游者共约占总数的56％，乘公共汽车的占29％，乘旅游车的占15％。被调查者多和家人(40.2％)、朋友(26.6％)或同事(15.4％)共同出行，单独和随团出行的分别为9.5％和8.3％。
(2)“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分析
撇开旅游者的个人和当次旅游信息，按照“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量表请被调查者根据自身经验对表内各因子进行重要性赋分，最后得出的分值如表1，重新梳理得表3。
表3结果显示，入住民宿的乡村旅游者对服务品质的关注度最高，其次是乡村提供的休闲活动，然后是动机的满足程度。重复多次旅游并入住同一民宿可以由旅游者对旅游服务品质的关注得到解释，其中的消费价格和民宿所提供的大、小环境至关重要。休闲活动影响旅游者满意度，但对人住天数影响更大。调查访谈发现，即使是时间约束很小的离退休人员，他们在“农家乐”停留的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1周，大多数人声称超过1周就会觉得无聊。休闲动机排在第3位，说明大多数旅游者对乡村生活有较客观的预期。访谈中也发现，绝大部分旅游者并不是真正乡村生活爱好者，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反差是重要吸引力，但也是这种反差造成了不便以及与现代生活的疏离。从对接待设施和服务的赋分，我们也发现，他们理解和宽容乡村民宿生产者的供给能力，但这也成为他们不能或不愿久留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1的结果显示，入住民宿的旅游者赋分在9分以上的共有12项，8―9分14项，7―8分3项，6―7分1项。表明问卷设计的因子得到旅游者的肯定，可以显示他们选择民宿型乡村旅游的偏好。旅游吸引物中的“乡村生产活动”、旅游动机中的“增长见识”及旅游服务的“土特产品购买”处于旅游者偏好的第三层次，前两者可能与我国城市化程度不高有关，旅游者虽身居城市，但往往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村生产生活离他们并不遥远。后者选择的影响因素相对复杂，可能与被调查村落有关，可能与旅游者重游次数较多有关，也可能与土特产品的质量有关。调查中发现，许多“农家乐”经营者会将自家生产的土特产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一些回头客。调查中也发现，民宿经营者大多不提供“导游服务”，熟门熟路的老客和喜爱室内休闲的旅游者也不需要导游服务，这一因子因此被列入了第四层次。
本文将旅游者偏好的第一层次因子称为旅游者选择民宿的“关键性资源”，第二层次因子称为旅游者选择民宿的“决定性资源”。当民宿的“关键性资源”旗鼓相当时，“决定性资源”重要性加强，决定着旅游者的最终选择。
3 乡村民宿经营的核心资源
3.1“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确定的核心资源
3.1.1因子合并和取舍
从赋分情况来看，“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给出的反映消费者偏好的所有因子都具有一定价值，但在现阶段，“增长见识”、“乡村生产活动”、“土特产品购买”、“导游服务”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市场价值相对较低，与民宿竞争优势的相关性相对较弱，因此，我们将民宿核心资源的范围限定在关键性资源和决定性资源里。
“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根据消费者购买服务的过程来设计，消费者不同阶段的偏好有所侧重，因此出现了多个重合或体现旅游者综合性价值诉求的因子。经过合并、删减和调整，共有19个因子进入民宿经营的核心资源库(见表4)。
3.1.2定量分析
关键性资源和决定性资源是市场指向的对旅游者很有价值的民宿经营资源。但对民宿而言，除了找出这些因子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各因子的权重，分析它们对民宿长期竞争优势的影响力。根据旅游者的赋分值，通过数据处理，我们可以得到相关信息。
(1)数据处理
假定消费者对每个关键性和决定性资源的期望值都是8，表明基本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将给予考虑选择。而所有核心资源的离差(实际值与期望值的差)之和将决定消费者的选择。在此基础上，用百分比确定各因子的权重，得到数据如表5所示。
(2)数据分析
表5显示，关键性资源与决定性资源的权重比为2.8:1，表明关键性资源对旅游者选择民宿的影响力是决定性因素的2.8倍。公共资源、集体资源、个体资源对乡村民宿经营成功的影响力分别占7％、41％和52％。说明受综合因数影响的乡村民宿的经营，个体资源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成为旅游者重复入住的关键；集体资源和公共资源则通过影响旅游者对乡村区域的选择来影响民宿的经营，尤其是集体资源(41％)，调查中相当多的旅游者对乡村景观情有独钟。分析个体资源的各类资源因子，干净整洁是首选，其次是经济实惠的价格，再次是轻松亲切的民宿氛围；集体资源中，宜人的风景是首选，其次是宁静和谐的乡村氛围，再次是乡村服务设施和休闲项目。
3.2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的民宿核心资源
3.2.1资源基础理论对核心资源的识别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RBT)认为，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要素，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是企业盈利的基础。而企业盈利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企业内部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以及积累的知识在企业间存在差异，资源优势使企业有较佳的价值创造能力并获取较好利润。资源优势产生竞争优势。但产生持久竞争优势的资源不可能是企业在极短时间内通过内制(make)或外购(buy)创造出来的资源，而只能来自该企业所特有的异质性资源(heterogeneous resource)，它们具备价值性(value)、稀缺性(rareness)、不可模仿性(inimitability)和不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ility)。
3.2.2资源基础理论对民宿核心资源的分析
民宿生产的服务产品具有一定特殊性，它是一种复合产品，受多方因素的多重影响。客人从离开家到入住民宿到返回家的整个过程都进入服务产品体系，民宿经营所拥有的资源往往超出民宿经营单位内部资源。因此，用资源基础理论分析民宿的长期竞争优势，应该包括民宿产品生产所涉及的所有资源。
(1)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是指与较大区域发展相关的资源，本文中主要指区位交通和公共交通。区位往往决定旅行时间和交通状况，而且不可移动，对民宿经营而言，无疑具有不可模仿性。交通的改善(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由外部供给)会使区位条件发生变化，客源地居民可以进行更多的民宿区位上的替代性选择。但区位带给市场的空间心理优势将始终存在，相应地可以加强民宿的不可替代性。
(2)集体资源
集体资源是指由村庄或周边提供的资源。宜人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周边景点资源、田园风光、宁静和谐的乡村氛围、乡村生活和乡村民俗等，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吸引物。民宿所在地的这些自然和人文资源一般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是价值性和稀缺性的主体。白沙村和顾渚村，都以山水和乡村风光、清新的空气见长，顾渚树还有良好人文资源。5个因子中，景点可以在风景基础上建设，而其他4项都具有原生性。足够的停车空问、户外项目、散步或踏青小径是开展休闲活动的基础，但这类资源与民宿发展规模和村落的富裕程度相关，它们的不可模仿型性相对较弱。村落型发展的民宿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一般较具竞争优势，较富裕的村落也更有能力提供类似的公共产品。以上分析表明，宜人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田园风光、宁静和谐的乡村氛围、乡村生活和乡村民俗这4个因子展现的乡村风情是可以保持乡村民宿长期竞争优势的异质性资源。
(3)个体资源
个体资源是乡村民宿提供的资源，主要是服务、接待设施和价格，都与经营者相关。硬件设施如庭院、客房、餐厅、休闲设施、卫生设施等更多地与民宿经营者的财力相关，有价值性，但其他资源特性在财力约束放松后相对较弱；软环境分两个层次，轻松亲切的氛围、服务态度等依赖于经营者的个人特征，独特性较强，而特色餐饮、干净整洁度虽然也与经营者紧密相关，但可模仿性较强，独特性弱化。价格一般在一个村落中没有多大差别，村落之间或区域之间会略有差别，但总体差别也不大。价格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与其他住宿、休闲方式的差别上，如景区旅游、城市旅游中的住宿价格，在这一层面上，乡村民宿的价格具有相当竞争优势。以上分析表明，个体资源中的经营者和价格在民宿经营中具有异质性，相比较而言，经营者的特质更具有决定性。
经过资源基础理论的一般性分析，经营者、乡村风情、价格、区位成为民宿经营长期成功的异质性核心资源(如图2所示)。
在分析中，我们也发现，区域经济和乡村经济对乡村民宿经营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村落型的发展由于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集体资源也有助于民宿经营。结合“动机一消费行为一服务品质”模型的调查资料，区位、价格、乡村风情、经营者对乡村民宿长期成功的影响分别约为7％、9％、41％和43％。
4 结论与建议
乡村民宿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要想增加收入、创造最大财富，在市场上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必须善用其所拥有的可以保持和提升其竞争优势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其中的异质性资源。本文的调查研究表明，现阶段消费群体偏好决定的乡村民宿经营的核心资源包括10项关键性资源和9项决定性资源，其中宜人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整洁的环境、便宜的价格和轻松亲切的民宿氛围排在前四位。19项资源按民宿经营者的可控程度可以分为公共资源、集体资源和个体资源，按照资源基础理论对竞争优势来源的异质性资源特点的分析，经营者、乡村风情、价格和区位成为民宿经营中的异质性核心资源，其中经营者和乡村风情是民宿经营主要的竞争优势来源。根据调查统计资料和本文的相关分析，以下几点建议将有助于促进乡村民宿和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4.1对民宿经营者的建议
(1)保护资产类资源。资产类资源包括民宿建筑物、自然人文资源、区位等，这类无需投入就能获得的资源给民宿经营带来即期的资产性收入，而且从长期发展角度讲，农户尤其需要培养乡村风情类资源的管理和维护意识，确保民宿长期能以极低的价格保有这类可以带来竞争优势的资产性资源。
(2)积极培养经营管理能力。民宿轻松亲切的氛围、整洁干净的环境、特色餐饮、休闲活动设计等，都需要民宿经营者亲力亲为，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市场开拓、特色品质维护等则更需要培养相应的专长能力。民宿经营者通过专长能力与民宿资产性资源的组合，才可能创造出民宿的竞争优势。
4.2对政府的建议
(1)制定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法规政策。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各地相继出台了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发展的星级评定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得到有效引导和保证。但乡村民宿的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农户，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行业，将乡村民宿作为乡村经济的一项产业更确切地说是乡村服务业的龙头产业来发展。为此，要配套一系列的包括保护环境、保护当地居民利益、公共卫生管理、税收优惠在内的促进民宿发展的政策法规。
[关键词]美丽乡村 旅游 建设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138-01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的城市居民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活，为了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很多的城市人已经把眼光投向了我们美丽的乡村，而且国家政府也为了做好三农政策，要改变乡村的面貌，发展乡村的经济。因此，乡村的建设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为我国乡村朝着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商机。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乡村的人口占据了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要改善我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发展乡村事业非常重要，在乡村施行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对农村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使用，是我们现在的重要目标。吉林是农业大省，由于它拥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所以开展乡村的发展在我国非常重要，对不断整合农村的资源，调整其产业结构，为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有着促进作用。
一、乡村发展具体意义的探究
（一）乡村旅游的具体含义
乡村旅游的理念来自于西方国家，它的主要功能是：休闲、观光、购物、度假等休闲旅游，乡村旅游的特点不同于其他的旅游，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乡村旅游是根据乡村为基本的活动场所，主要是由乡村的田园风光、独特的生态环境、生活风情以及自然山水等天然环境组成。第二，乡村旅游主要是为很多人提供回归自然的空间，让旅游者感受自然的魅力，切实享受自然带来的清新。第三，在乡村旅游中，主要倡导的是乡村文化的发展，以及乡村环境的主要保护，由此可见乡村旅游主要是依据农村资源的整合发展而来。
（二）乡村旅游的经济发展概述
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自然的趣味浓厚，其投资少，见效也快，参与性强、旅游的重游率很高，乡村旅游的消费相比其他的消费低。对于农村来说，开展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很有利，农村旅游可以使农村的文化和农村的景观相融合，可以提高农业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借助农村的旅游和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村建设出一条农村发展经济体系。农村旅游的发展可以解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带动乡村向城镇化发展，有效促进城乡经济建设。
二、吉林乡村的主要发展旅游类型以及地域资源探析
（一）吉林乡村的主要发展类型概述
由于吉林乡村的景观不一，而且其地域性的基本特征也不同，根据其地域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几种不一样的类型。
1.自然风景旅游，主要是根据吉林的自然风景作为基本的旅游点，主要是天然的景观、自然和人工水面的集合旅游，然后再结合当地的农业特色，将农业项目开设为多种的旅游项目，例如，可以进行长白山旅游，看林海风光，品尝新鲜的草莓、葡萄以及收获鲜菇，等等，从农业的基本资源着手进行旅游项目的建设。
2.田园风光旅游，以乡村的田园作为旅游的景观，以耕地文化、民族风情作为主要的旅游对象，对田园风光的旅游要结合当代的高科技生产，培育出各种高科技农业产品，将农村发展生产的农作物，介绍给旅游的人，为旅游者提供一个好的旅游环境。
3.农村的乡俗风情旅游，可以结合当地的民族风俗，根据它作为当地的旅游特色，结合农村、牧劳以及天然的人工景观。根据当地居住的民族，创造不一样的民族特色旅游。
（二）吉林的地域资源概述
1.吉林的东部地区，这里气候湿润、林业产业非常丰富，这里多是山区，自然类型独特。例如有长白山瀑布，有温带垂直景观带，而且有动植物保护资源库，还有珍贵的药材资源，当地的民族还拥有朝鲜族的文化。
2.吉林的西部地区，拥有广阔的草原，水草肥美。吉林的西部属于欧洲大草原的最东端，这里聚集了大小不一的湖泊，还拥有南来的避暑候鸟，由于气候的影响在这里形成了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
3.吉林的中部地区，这里地势起伏跌宕，具有独特的关东味道，中部地区由台地、平原以及丘陵地区组成，这里有世界著名的玉米带、大豆带，农业资源丰富，在这里住着热情的满族和汉族人民，他们和睦相处，塑造了独特的关东文化。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吉林的地理位置分析，从乡土风情、自然资源的探索，在吉林开展乡村旅游建设有利于发展吉林的乡村文化，通过对乡村建设过程中采取不同措施的介绍，为我国的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琼英，唐代剑.基于城乡统筹的乡村旅游价值再造[J].农业经济问题，2012，11：66-71、111.
[2]吴丹.城乡统筹背景下旅游产业导向型村镇规划研究[D].重庆大学，2012.
统筹城乡发展可缩小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减少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对内需增长的负面影响。使得农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激发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部需求。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同时可使得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得以安顿,保障社会的稳定。增加了市场的灵活性,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一、我国目前城乡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家近些年的大力推进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但城乡发展之间仍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区域性发展的特点仍旧突出。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公平性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以大幅提高,但随着改革的进行,城乡差距也在一步步的拉大。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至34.8%,而同期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3.7%。下表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支出情况分析表：
从表和图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拉开的速度非常迅速。中国社科近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过去的1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
2.城乡二元化发展及户籍壁垒制约经济进一步前行
我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且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性不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差别发展的战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和“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然在发挥作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结构”,统称二元结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财政支农的比例要随着财政总支出的增加而提高。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2009全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5.9亿元,反映出我国已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关键。
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效益的原理,城乡的发展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都会使得农民工去往大城市的意愿降低,而更倾向于在就近的乡镇进行工作,从而促进了新农村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2.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步伐,解决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不可能一样,也不能走一些国家只发展大城市的路子。我国的城镇化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方针,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注重发展小城镇,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新的时期,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城镇化发展的有利时机,利用城镇的集约优势,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并将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促进乡镇企业合理集中并升级换代。
3.改变户籍制度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户籍管理造成了对人口流动严重制约,降低了市场的活力和灵活性,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二元发展的壁垒。除农民工的无所归属之外,也造成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积聚在土地上,成为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就必须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顺畅地被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以便充分腾出土地资源开展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为农业产业化向高级阶段发展创造条件。
1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特征
1.1 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
国外乡村旅游萌芽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的乡村旅游则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班牙。由于工业化与城市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导致城市居民开始向往和追求乡村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美好的自然环境，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西班牙政府将废弃的贵族古堡改造成为简单的农舍，并把规模较大的农庄也列为供游客旅游参观的范围，接待乐意到乡村观光的旅游者，由此乡村旅游应运而生。但在这个时期，乡村旅游者的人数较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旅游者专门服务的乡村旅游设施，致使乡村旅游还处于在初级发展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与乡村地区的通达性得到改善，旅游者的可进入性增强，这促使了乡村旅游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开展起来，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绿色运动的掀起，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并使之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现代旅游者重要选择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乡村旅游已成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旅游组织大力推动和鼓励下，乡村旅游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
总体而言，乡村旅游在各国的发展虽然在时间、内容和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其发展背景都十分相似，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使人们产生了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第二，是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后，农业和农村地区逐渐被边缘化。在这种状况下，各国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拓宽农业功能，改善农村面貌，面对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力措施。
1.2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特征
1.2.1 合理规划，有效管理
北美乡村旅游发达的国家，上级主管部门一般把发展地区乡村旅游的权利下方到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旅游资源特点，并请各方面专家进行周详的旅游规划，使开发出能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产品。
1.2.2 强化社区，注重发展
若想使乡村旅游健康、持续的发展，消除政策壁垒是关键。政府通过积极的宣传和教育，让当地社区居民了解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作用，吸引居民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中，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并通过提供服务和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来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
1.2.3 制定政策，规范市场
乡村旅游目的地所在地区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如通过制定政策来规范市场，通过成立监督机构来监督乡村旅游市场、通过建立对乡村旅游的统计指标来评价其投资情况，通过给予借贷利息减免的优惠政策，为乡村旅游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如美国明确农场应具备的软、硬件设施；编制针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和规划；成立“农村旅游发展基金”，对农场主进行资助等等。
1.3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类型
国外乡村旅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已发展了半个世纪，其乡村旅游的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通过对国外乡村旅游文献的搜集、分析以及政府或协会官方网站报道的梳理，发现国外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乡村旅游类型体系。其乡村旅游旅游产品涵盖的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很广，主要有六种形式：（1）农产品生产基地型。该类型产品的核心为农业观光，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粮食和蔬菜生产基地、葡萄园、草毒园、南瓜园等各类果园、奶粉和干酪农场、加拿大枫糖农庄等；（2）动物农场型。该类型产品的核心为乡村娱乐，具体内容包括奶牛或肉牛农场、羊驼或美洲驼农场、马场、山羊农场及其它牧场、养鱼场、烟熏肉等肉制品农场、蜜蜂养殖场等；（3）花卉园艺型。该类型产品的核心为乡村休闲。具体内容包括温室、切花、苗圃、种子、公共花园、水上花园、香草园、圣诞树等；（4）乡村旅游购物型。该类型产品的核心为旅游购物，具体内容包括农贸展销会、主题节庆活动、传统乡村工艺品展览、土特礼品零售商店、葡萄酒厂参观等；（5）乡村体验型。该类型产品的核心为乡村节庆活动，具体包括农场婚礼、郊野驾车游、科普教育班、农田迷宫、滑雪比赛、民俗歌舞表演、嘉年华等；（6）乡村度假型。该产品的核心为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具体包括民宿牧场、度假农场、露营等。
1.4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趋势
1.4.1 政策扶持全面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纵观世界各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壮大，无不与各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密切相关。如英国为了解决日渐凸显的农村贫困、农民收入下降、农村环境等问题，在2001年将原农业、渔业及食品部改为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增加了环境和农村事务，实施了更灵活、更富竞争性并且对环境负责的政策，政府每年投资大约5亿英镑来改善本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在2007年，英国政府为了继续提高对农村事务的支持水平，拨款16亿英镑来推进农村发展计划。英国政府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英国乡村休闲农作和生态旅游的人数超过10亿万人次。
1.4.2 注重保持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真性
使乡村地区所拥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尽可能的保持原真性、原生态，是乡村旅游能进行开发并能激发旅游者前来游览的原动力。在法国、日本等乡村旅游发达国家，它们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和规划时，非常注重对乡村原真性的景物、景观修复和保护，尽可能保持其传统的、旧式的、古董的和原貌的景观。
1.4.3 旅游方式朝着自助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一些成熟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和乡村旅游景点，也不再满足于形式陈旧的乡村旅游项目，他们对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开始自主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和新的乡村旅游项目。
2 国内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2.1 国内乡村旅游的兴起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资源丰富，景观类型多样，农耕文化悠久，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优越条件。就起源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乡村旅游的萌芽应该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当时政府为了外事接待的需要，在北京近郊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天津静海县小靳庄、上海崇明岛等地定点开展了一些具有乡村旅游性质的政治性接待活动。而另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深圳首次举办的荔枝节为标志。此后，在东部地区特别是比较发达的城郊纷纷效仿深圳荔枝节的做法，举办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项目。
对于乡村旅游起源的两种说法，绝大多数国内学者都倾向于第二种，认为我国乡村旅游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主要是由这个时期的旅游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人们亲近自然、缓解城市压力的愿望与日俱增，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逐日增加，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传统，渴望自由，而具有回归自然的乡村旅游恰恰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其次从供给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面临调整，那么如何振兴乡村地区的经济？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乡村地区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国外发达国家乡村地区发展的经验，国内各级政府纷纷把旅游业作为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复苏的有效手段，致力于各种乡村旅游项目的规划和开发。在1990年后，乡村旅游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乡村旅游产品以“看农家景，尝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已开发的乡村旅游地往往为景区依附型开发模式，且多分布在大城市的近郊和特色农业地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国家旅游局在1998年至2006年先后四次推出的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旅游年，把我国乡村旅游推向了新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乡村旅游热潮。截止到2006年，我国己建成乡村旅游景区（点）2万多个，其中“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359家，遍布31个省区市。仅2006年一年，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接待旅游者3亿多人次，旅游收入400多亿元人民币。（邵琪伟，2006）。200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国民休闲计划，并将乡村休闲纳入国民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省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合力推动下，乡村旅游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2.2 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特征（如图1）
2.2.1 规模持续扩大，表现形式多样
在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共同驱动下，乡村旅游规模持续扩大。首先，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所面对的旅游者逐渐从精英阶层过渡到普通大众阶层，成为一种新型的大众旅游方式。其次，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较好的经济、社会影响，成为当地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自1998年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至少l万个村、约300 万人口从事乡村旅游业，乡村旅游的增长规模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从已开发的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上看，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多样，主要有农业观光游、休闲度假游、修学教育游、乡村土地产购物游、健身疗养游和乡村美食文化游等形式。
2.2.2 乡村旅游地区发展不平衡
截止2003年，国家旅游局共选出203个农业旅游示范点，其中东部地区100个，占49.76%；中部地区65个，占32.1%；西部地区38个，占18.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在地域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乡村旅游景区（点）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观念等制约发展数量较少（中国乡村旅游网2011）。
2.2.3 旅游功能单一，品味不高
截止2003年，国家旅游局共选出203个农业旅游示范点，其中农业观光项目共计154个，约占77%。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产品主要功能比较单一，仍以观光为主。国内许多地区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对乡村旅游进行开发时，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现象，这就造成乡村旅游大规模扩张，低水平发展的状态，并且所提供的乡村旅游产品雷同，品味不高，不能满足旅游者多层次、多样化和高文化品味的旅游需求。
2.2.4 消费水平低，重复性消费
任何事物的发展存在量变和质变的过程，同样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过程。当乡村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时，其发展通常是以数量取胜，在追求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再寻求质的突破。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表现出总体规模大，而单体规模小的特点。如成都郫县农科村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初期，郫县农科全村居民都经营“农家乐”，以小规模经营的经营方式为主，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50%以上。而到2001年以后，“农家乐”经过重组兼并或联营的方式，使直接经营“农家乐”农户数量由103家锐减至10多家，并形成较大的规模经营模式，从每天接待50多人次发展到600多人次提供餐饮服务。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消费水平低，如“农家乐”的花费一般20～30元/人天，与其他旅游形式相比，乡村旅游的价格优势明显，旅游者的需求旺盛，导致乡村旅游重游率高。
2.2.5 近距离、本地化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休闲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闲暇时间的增多，城市居民的出游愿望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旅游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长假有限，长途旅游成本高的情况下，利用周末近距离旅游的人数逐渐增多，而位于交通便利的城市周边近郊和远郊的乡村旅游地成为人们放松、休闲的首选之地，乡村旅游已成为城市居民周末度假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在这种旅游需求的推动下，已开发的乡村旅游地一般具有近距离和本土化的特点。
[关键词] 教学资源；乡村
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中，而数学教具，在城市化的今天，学生与老师很容易就能买到，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很多地方还不能像城市化进程一样，那么容易就能买到数学道具，那是否就代表农村学生不能像城市的学生一样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数学既然是来源于生活，那么无论你是生活在城市中，还是生活在乡村里，学生同样能找到相对应的教学工具来辅助教学，的确，城市有现成的，很容易就能找到，而乡村，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地方，如果我们用心去找，用心去挖掘，同样能利用生活上的任何物品来充当，下面我就举两个例子来说说：
一、案例描述
《角的初步认识》是人教版实小学数学二年级上册的内容。这一节课是在学生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等几何图形的基础上，引出的一个新的抽象的图形概念。学生通过折角、画角、做角的实际操作活动认识角的基本特征，做角这一环节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角的意义，而做角所用的材料在农村上是非常的普遍，这样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学习积极性。
实际操作——做角
制作活动角是本课实际操作的重头戏。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借助学具建立出一个直观的角，然后通过亲历操作感受角的变化。具体分四步：
1、做一做：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一个图钉和两根小木条做出一个可以活动的角。
2、玩一玩：在教学中，我和学生一起玩“角变大变小”的游戏，引导学生边活动小木条边观察：假如把活动角的一根木条固定，然后用力的拉动另一跟木条，这个角的大小有什么变化？如果把这跟木条往里面拉，这个角又会怎样？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从认识静态中的角过渡到动态中的角，使他们直观的看到角的大小的变化情况。
3、说一说：让学生通过操作活动角，尝试说出两边张开得越大，角越大；两条边张开得越小，角越小。经历这一思考、归纳，学生对角的认识有上升了一个层次。
猜一猜：我提出的问题：“角的大小与两条变的长短有关系吗？”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他们都各抒己见时，我继续让同学们将他们的木条驳长或者弄短，让学生自己去观察角有什么变化？
（二）案例描述——动手构建一个长方体
长方体的认识是人教版五年级数学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能用城市化教学当然很好，但资源贫乏的乡村教学工具也相对贫乏，如果只是当面传授，学生没有经过亲身的体验，没有积极的活动，很多知识便如同“过眼云烟”，很难扎根在他们的脑海中，把乡村资源充分挖掘出来，使“学数学”变成“做数学”，把“书本的教学”变成“活动的数学”，让学生充分的利用简单的乡村资源去体悟与理解知识。
实际操作——做长方体
1、 教师出示一个长方体的框架模具，按照老师的模具动用你们手头上的材料（几根木条与黏土），搭建出一个长方体框架。
2、学生动手（每4人一个小组，每组桌上有近20根木条和一些黏土，其他有一些木条的长度相同，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搭建）
3、他们在动手的过程中会主动的去思考与交流
4、展示作品并谈谈体会
5、总结出相同方向的木条长度应该相等
6、教师提出疑问：有没有小组不能作出长方体来？
7、让其他小组观察并说出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在准备的时候把木条的长度做错了。
8、教师顺着这个问题让同学们总结出每组木条应有四跟且长度应该相同。
二、案例反思
现代教学倡导的是动手教学，特别是运用生活上的普通工具达到应有的成效，虽然乡村没有过多华丽的道具，学生平时接触新兴事物的也比城市的少，但通过寻找，代替，也能挖掘到很多有用的工具，本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让学生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如果学生的动手实践变成了简单地执行老师的任务，变成了一种对书本的模仿与复制，只需手的运动而无需闹的兴奋，那么他的功效会大大地降低，如果在他们动手的过程中引导他们去发展他们的四维空间与思维坡度，那么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会大有用处。
通过尝试，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教学资源相对贫乏的农村教学上，如果能充分利用乡村特有的资源，能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资源，从而实施开放性教学，那样既能发挥学生的主体潜能，适应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更是迎合了现代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通过这节开放性的教学课，我体会到了数学教学资源无处不在，无论外部环境好坏，只要能用心去发掘，一定能找到合适学生学习的工具。学生的创造潜能是很大的，教师要相信学生，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动手、自主探索的机会。
三、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形势；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策略
现如今，如何抓住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给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从而积极调整和优化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增长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个主要途径。通过对新形势的基本特征进行充分了解，分析在此基础上，新形势给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从而对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进行初步研究，以此来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
一. 我国当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我国民族地区对于旅游产业的关注可以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体系中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其未得到明显的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产生真正得到发展是在2003年，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也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据资料显示，在2003～2010年期间，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总创收比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8%，为我国国民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也因此而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虽然如此，在民族地区的旅游产生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我国目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在该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够将其产业性质以及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定位，从而导致其统筹规划没有站在一定的高度和层次上去进行，使其缺乏长远的规划目标，相关的发展项目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民族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将之上升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以此考虑的数量比例仅仅有37.8%，这种情况大大制约了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产业链整体的协作和经营效益不高也是目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旅游产业的管理过程中，没有树立起产业链的管理思维和整体协作互补优势的发挥理念，从而导致旅游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和战略伙伴关系机制，缺乏对产业良好的管理，则必然会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制约，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据统计，近几年来，包括在旅游产业链之中的旅游产业链成员仅仅占了不到50%的比例，其中的关系耦合性也比较松散，供应链成员之间因为同时也因为缺少战略合作机制，从而导致的利益博弈行为也给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由于民族地区在对旅游产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其自身缺乏对于旅游产业发展对相关产业的外部化作用和影响的作用机制，从而使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成为了一种带有掠夺性质的占有，不能对环境进行合理的保护，并且对其相关产业发展的滞后和阻碍作用，特别是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等冲突，随着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从而使得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制约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脚步。
二.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
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对其旅游产业进行发展策略部署的时候，根据新形势下基本特征的内涵及其对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和相关要求的阐述，发展策略研究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进行充分的考虑：首先，应该根据新形势的基本特征以及对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所起到的推动型作用，将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进行合理的定位，从长远的规划目标去进行充分的制定，确保此项策略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层次；其次，在旅游产业的产业链范围内，建立健全的成员之间基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沟通协调互利共赢机制，以此来保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得到稳步提升；最后，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过程中，应该加大对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外部性作用和影响的综合治理工作，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同时，扩大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打造大旅游模式，从而实现以点带面的全面发展，以此来促进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在新形势推动下的稳步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其经济效益。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新形势特征给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因此，如何根据新形势特征来对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相关部门的人员应该将我国新形势的特征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充分的联系到一起，抓住机遇，制定完善的发展策略，从而确保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乡村旅游质量；游客感知；少数民族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景观、文化环境和生活场景为资源，融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专项旅游活动。它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国内旅游市场上重要的旅游形式。国内已有很多旅游研究者对其概念、特征、类型等进行了探讨。根据开发形式和资源禀赋特点可将其分为乡村农家乐、农庄或农场旅游、乡村民俗风情旅游；根据地理区位和目标市场等特征的不同又将其分为城郊型、景郊型及老少边贫型。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人们发现发展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乡村旅游市场消费主体的游客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行为特征、出游动机、旅游满意度等方面。
研究者利用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中“感知利得—感知利失”的价值维度划分方法，对城市周边型的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的感知价值模型进行了研究。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产品质量感知的要素有哪些?农家乐旅游与农庄旅游虽同为乡村旅游，但在开发的规模与经营尺度及旅游功能与吸引物等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组合乡村旅游产品其质量各要素的游客感知水平是否相同?带着这些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从乡村旅游产品消费流程中筛选出游客质量感知较敏感的代表性因子构成测评体系，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
二、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概念结构
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是指游客在乡村旅游产品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对质量属性表现的综合评价。一些早期的旅游质量感知研究倾向于将旅游产品单纯地看作是一系列旅游服务的组合，从而把感知旅游质量的评价内容局限在旅游服务的表现上，事实上，旅游产品综合形象及其资源特征也对旅游质量感知有积极的影响。由旅游质量感知而形成的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区的旅游景观、基础设施、娱乐环境和接待服务等方面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程度的综合评价。
综合文献回顾资料，根据游客休闲农庄旅游经历中接触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等质量影响因素，设计出游客调查问卷。其中，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是指游客对乡村旅游经历的景观、环境卫生、文化氛围、安全性等方面的优秀程度的总体判断；核心吸引资源感知包括本地区传统民族餐饮、土特产品、交通便捷程度等特色旅游资源的感知；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感知以农庄商品经营人员、管理人员及食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感知进行测评；农庄旅游基础设施通过引导标志系统、公共休息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的使用感知来测评。
本文采用访谈法、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游客感知进行了调查研究。论文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展开论述。假设一：所有相关指标题项是相互独立的，且所有相关指标题项在旅游者的游玩过程中都是受关注并可感知的；假设二：旅游者在消费中的旅游质量感知具有相互关联性。
三、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采用访谈、田野调查、抽样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新疆城郊型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
1调查对象
新疆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省级区域。农牧业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较大。新疆昌吉州与首府乌鲁木齐毗邻，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主管部门确立了其乡村旅游发展示范区的地位。
杜氏农庄是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一个典型案例。农庄位于新疆昌吉市北郊，成立于1996年，距昌吉12千米、乌市36千米，总占地面积1800亩，是全疆发展最早、规模最大、游玩项目最多的康体、娱乐乡村旅游地，属国家4A级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自治区五星级农家乐、自治区乡村旅游示范点。景区按8个功能区划分为：野炊区、哈萨克风情园、荷芳园区、渔村烧烤区、运动康体健身区、农家院区、古街观赏购物区、养殖区，具有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住宿及5000人游园的承载能力。同时，新疆杜氏旅游农庄首开新疆“四季旅游”的先河，休闲娱乐活动十分丰富。农庄开设了龙舟、游船、竹筏、射箭、网球、(独轮、双人、三人)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马车、织布、磨米、磨面、绿荫足球等20多个娱乐项目；在此可以住在农家四合院，体验睡农家炕的感觉，感受邻里和睦的亲情；可以吃上地地道道的农家饭菜；占地60亩的畜牧养殖小区，采取原始的放养方式，不仅为游客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畜产品，而且为游客提供了畜牧养殖观光。2006年，杜庄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10万人次，旅游收入800万元。
本文选择此点为研究地点，以在此地游玩的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辅以景区内部管理人员及服务人员访谈法，研究该景区游客的社会特征及游客对其旅游经历质量感知的评价。
2问卷设计
通过访谈和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结合文献研究设计出了游客调查表。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社会统计特征资料。第二部分是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感知评价资料，该部分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格式，用20个陈述句分别描述了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后的满意度等不同质量层面的个人感知。所有测评题项均表述为积极措辞，这有助于降低受测者出现默许、断言和一致性偏见的可能性。请受测的旅游者填写对20个陈述句的同意程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5代表完全同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224份，经检查剔除漏填、绝大多数答案一致等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89.3％。
3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现场实地考察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10日至12日，笔者分别对昌吉州旅游局和杜氏旅游度假村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主要任务是进行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本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同时对典型示范点的旅游过程进行实际考察。掌握了昌吉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概况及杜氏农庄旅游的发展历程及目前经营状况。第二阶段为游客问卷预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6月20日至25日。笔者结合文献资料与杜氏农庄旅游的特点设计了游客问卷调查表，在景区及工作单位附近随机发放了30份问卷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了问卷设计中的缺陷项，最终形成较合理的调查表。第三阶段为游客现场抽样调查阶段。时间为2007年7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采用调查人员现场发放并收回问卷和委托景区服务人员发放并收回问卷两种方式，对现场的旅游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4分析方法
采用SPSSll.5和EXCEL统计分析软件。统计方法主要有(1)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2)KMO测度及巴特利特球检验，用于量表因子的效度分析；(3)因子分析，用于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四、结果分
析
完成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后，进入结果分析阶段。首先对本次调查的游客基本特征进行描述，对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然后进行游客感知质量分析，主要从感知指标总体水平和单项感知维度的两个层面，通过游客社会特征与感知水平的比较及中西部游客感知质量的比较进行分析讨论。
1游客样本描述
旅游者的社会特征是旅游地市场营销中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细分标准。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略高于女性。年龄结构方面以中青年人数最多，其中18—45岁的旅游者占总量的78.5％。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学历人数比重最大，其次是高中／中专及职高层次。月收入水平方面1201—2000元人数最多，其次是601—1200元及2000元以上旅游者并列为第二位。职业构成方面企业职工所占比重最大，达44％。最值得关注的是乡村旅游者的家庭所在地构成，从数据资料来看，昌吉州乡村旅游者中乌鲁木齐地区人数比例最大，占到50.5％，其次是昌吉地区，占32％，这两个主要客源地总和达82.5％。由此可见，昌吉州乡村旅游客源以乌昌地区城镇居民为主体，家庭型聚会和企事业单位组织出游形式占主导。
2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ASSll.5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用KMO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Cronbach)a系数为0.9031，表示量表有较高的可靠性；KMO为0.898，大于0.7的可接受水平，巴特利特球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适用于因子分析。3调查结果与分析
(1)感知指标总体分析
对问卷中的感知指标总体进行描述统计。由结果可知，乡村旅游质量20个题项的游客感知总体均值为3.28，其中题项“我喜欢这里的乡村田园景色”的感知均值最大，为3.71，说明景区点的乡村旅游环境得到游客的认可；购买乡村土特产品的感知题项值最小，为2.85，表明在乡村旅游特色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方面等尚有较多不足。结合游客本次旅游经历是否满意的调查题项分析，发现满意度总体均值为3.39，选择满意程度为一般和同意的分别占44％和38％(见图1)。这些都说明游客对本度假村的整体感知水平为良，在产品开发经营等方面尚需不断完善。
(2)感知维度分析
在SPASSll.5中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提取，其中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共旋转了25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以特征根大于等于1为抽取原则，选择题项因子负荷值大于0.4为标准，得到由18个题项构成的4个因子，每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58.15％，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者感知价值的4个维度。具体结果见表2。
在这4个感知维度中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的感知水平最低，总平均值仅为3.0475，这就要求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及管理者在资源特色的挖掘与产品的开发方面加强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应大力开发和生产乡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二是注重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对回族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展示。相对而言，游客对本农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整体外部综合形象感知水平较高，说明经营者在乡村环境基础上进行的旅游卫生治理、旅游安全管理、游览解说服务建设与游客对乡村旅游需求是相匹配的。
(3)旅游质量感知差异分析
游客的年龄、性别、收入等社会特征会对其质量感知的形成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游客的家庭所在地、性别和月收入水平因素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
A收入水平对感知的影响
个人收入水平是产生乡村旅游需求的前提，也是实现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决定着游客出游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以个人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感知因子为因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较低的游客(600元以下)其旅游质量感知的4个维度水平最高(均值为3.612)，收入水平在601—1200元之间的游客感知的均值却最低(均值为3.157)。结合分析中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值来看，不同收入水平的游客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核心吸引资源质量的感知差异较大，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游客感知水平最低，而对农庄旅游基础设施质量，不同收入水平游客感知差异不显著。对于乡村农庄旅游综合外部形象感知的娱乐活动丰富程度的感知收入水平差异较显著。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不同收入水平游客的感知差异较显著。
分析其原因发现，处于两端的游客收入水平与感知均值呈反向变化与出游能力有关。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平时旅游的机会较少，对旅游产品的消费经验少而预期期望值较低，相对而言，调查地旅游经营整体水平较好的条件下其感知水平较高，而收入水平高的游客平时出游机会多，见多识广而比较出的感知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中等偏下的游客有过一定的旅游经历但总体出游机会少，对乡村旅游怀有较高的期望值，游玩中某些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就会对其质量感知带来较大的影响，调查时段正处于本地乡村旅游旺季，游客量较大，农庄旅游接待方面的漏洞较多，投诉量增加，因此影响到这些类型游客的感知。
B家庭所在地与性别对感知的影响
乡村旅游是本地短途休闲旅游的主要方式。调查发现乡村旅游游客群体主要集中在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其他地点人数所占比重较小，因此重点分析昌吉和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本农庄旅游的感知。统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对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外部综合形象、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维度的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而对乡村旅游核心吸引资源维度的感知水平低于昌吉地区游客。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旅游点位于昌吉市境内，昌吉地区游客对其资源特色有自豪感，感知水平较高，对其他维度要求的期望值高；乌鲁木齐地区游客在此游玩的消费水平高，参与项目多，获得的旅游经历较多，而表现出感知水平高。
性别方面，女性对本地乡村农庄旅游质量的4个维度感知水平都高于男性(见表4)。这一结果可能与女性对外界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的特点有关。与日常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乡村旅游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心理刺激强于男性，参观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品尝少数民族风味饮食等多种旅游项目产生了较强的愉悦感，因此形成的整体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4与中部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比较研究
乡村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在我国经济基础不同地区表现性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改进乡村旅游供给质量，提高整体供给水平。国内学者张迪(2006)对浙江临安白沙村和安吉大溪村的城市周边型乡村农家乐旅游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其研究量表中与本次调查相同的旅游需求六要素项目进行了比较研究(见表5)。
结果表明，本次调查中乡村旅游接待的购物、交通、住宿、餐饮方面游客感知水平低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中部地区经济发达，旅游基础条件优于新疆，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又带来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如游客样本特征方面，中部地区个人较高收入水平所占比率高于新疆乡村游客，中部地区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者占42.4％，而新疆乡村旅游游客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者仅占25％。这些差异对质量感知的影响就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住宿、餐饮价格的感知较为敏感，整体水平低于中部游客。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基础的差距也造成了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缓慢，乡村旅游购物品开发滞后，从而影响游客对乡村土特产品感知水平。
调查还显示，新疆乡村旅游游客在乡村田园风光、乡村旅游卫生条件、娱乐活动丰富性和乡村旅游解说介绍方面的总体感知水平优于中部发达地区。分析其原因发现，因双方在乡村旅游游客抽样的调查地点及乡村旅游经营类型的选择上有较大差异。新疆杜氏农庄旅游度假村位于乌市近郊，场地规模大，经营规范，内部管理统一有度，投资额较大，开发了诸如水上拓展训练、农家生产生活方式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游览项目，整体经营水平较高。中部地区调查地点位于浙江省临安地区，为乡村农家乐经营模式，其多为小规模家庭经营，综合开发与营销能力有限，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农庄旅游点为对象，对其旅游质量的游客感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影响游客城郊型农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的要素主要是乡村旅游区的外部综合形象、核心吸引资源、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农庄旅游基础设施。
这一结果对经营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经营者可以根据旅游质量管理和游客感知要素设定相应的管理层次，通过清晰的管理边界及有效措施，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查所得到的各要素因子的游客感知水平分析，农庄的经营管理层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问题的环节，采取对症下药的有效措施，提高经营质量。
如通过分析还发现旅游农庄中乡村土特产品购买是游客感知水平最低的一项。现场调查也发现农庄中设计的几处购物点所销售的主要是新疆民族手工艺品，种类与新疆多数旅游景点或旅游集市上相同。访谈中了解到到此游乐的城镇居民想在此地买到的是新鲜、绿色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对现场陈列的旅游购物品不感兴趣。鉴于此，农庄应对其购物点销售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在提高感知水平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效益。在4个感知要素中还要关注的是农庄的餐饮服务质量。因旅游旺季游客数量较多，中午就餐排队等位现象较严重，也引起游客的不满。建议经营者采取设计临时就餐点或提供不同档次餐饮品种等措施解决这一质量节点问题。
第二，对比分析表明，游客收入水平对接待服务态度与质量和核心吸引资源的总体感知水平差异较大；而家庭所在地方面表现为乌鲁木齐地区游客总体质量感知水平高于昌吉地区游客；性别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乡村旅游质量感知水平高于男性。
收入水平对比分析的结果提醒农庄经营者，游客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在基本功能性要素如餐饮接待、土特产品购买等方面，应提供高、中、低等不同档次的产品，如设计“全鱼宴”、“农家福”等高档餐饮品种，既能满足一部分高收入游客求新求奇的消费需求，又能减弱前文所述的午餐拥挤现象。
家庭所在地及性别对比分析的结果也为农庄经营者提供了有益的营销信息。针对乌市及女性游客感知水平高的特点，经营者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拓展乌鲁木齐这一新疆最大城市居民市场，并可增加设计一些适合女性游客的参与性游乐项目，吸引更多游客。
【关键词】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特点
【正文】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2〕
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
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与市的经济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结合以后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这些相对的单概念与城市这个复合概念完全不同，不仅其形成过程中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异。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注释：
〔1〕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三联书店1980年1月版，第323页。
〔2〕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版，第12页。
〔5〕那波利贞著、何建民译：《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时事类编》第五卷，第九期。
〔6〕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7〕〔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9〕《说文解字注》卷十三下。
〔10〕《古今注》卷上。
〔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页。
〔12〕张树补注《世本》引《吴越春秋》。
〔13〕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载《文物》1981年第6期。
〔14〕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15〕《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人民日报》1981年2月10日。
〔16〕《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17〕〔2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4、68页。
〔18〕《礼记·礼运》。
〔19〕《尔雅·释言》。《尔雅疏》载：“市，买卖物也。”
〔20〕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1〕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1期。
〔22〕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24〕《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
〔25〕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6〕〔29〕《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的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7〕〔28〕《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0〕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31〕《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2〕《墨子·杂守·尚贤》。又见《论语·子张》。
〔3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
〔34〕《管子·小匡》。
参考文献
[1]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
[2]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新生代农民工有何特点？“这些年轻人在艰难地适应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节奏之前，就已经在学校生活中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频频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发展预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在最近的调研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中，这样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特质。
课题组于2011年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三个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区域，分别选取广州、上海、北京等三个大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了问卷调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中所在城市流动人口的性别、产业、职业、区县分布进行配额抽样，共采集有效问卷1259份。为进行纵向比较，调查还涵括了老一代农民工的部分样本，新生代和老一代样本数比例约为4：1。最终的样本分布基本符合预定的抽样方案。除了问卷调查，课题组还在珠三角进行了长期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收集了农民工集体抗争的若干一手个案材料；此外，课题组还收集了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关于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题研究和相关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难以化解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认同城市价值观等等。
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放置在城市，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老家发展的比例高达58.4%。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接纳同时意味着对农村老家的疏离，他们中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在企业中，他们也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调查表明，他们比老一代更加厌恶“农民工”这个提法，重新界定自身与国家的关系，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取向也更为强烈。这使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权利范围内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新特征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
“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等固化了这种制度。
“工厂专制政体”主要表现为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当这个趋势由于各种制度约束而难以实现的时候，必定产生新工人对旧体制的巨大不满。体制不改变，则冲突在所难免。
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
调查组认为，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应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我国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构成逐渐改变，老一代、低学历的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我国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他们与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必定发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加以破除，而这正是调整劳动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调查组建议，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工业公民”身份，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工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
工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但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
课题组认为，从现在开始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着手落实“工业公民”的权利已有可行条件：第一，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的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经验。
第二，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容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在课题组搜集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案例中，经济目标都非常明确，不符合企业利润状况的加薪要求和激进的政治诉求微乎其微。
第三，法律和市场是农民工行动和谈判的两根准绳。工人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有没有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集体议价机制的实现，将是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还将促进消费，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思想。所谓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长远目标看，就是通过体制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进步、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然而，计划经济时期城乡差别发展的政策和城乡分割的体制仍在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面貌变化不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促进城镇化的重要措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仅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而且也限制了城镇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水平偏低，造成需求不足，导致工业产品过剩；同样，城镇人口少、农村人口多，又造成农产品过剩。可见，“三农”问题也是促进城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内在要求。到****年底，我国已总体上实现小康，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总数和平均数的概念：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个总数和平均数掩盖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快的增长。如果不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不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具备现实条件。城乡关系一般是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工业化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逐步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有关统计指标显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既与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又具有战略意义。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应重在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高级阶段，是城乡互相吸收先进和健康因素、摈弃落后因素，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阶段。但是，城乡是不同的空间区域，必然有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因此，城乡一体化不是乡村都变为城市，更不是城市变为乡村，而是在保留城乡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环境。比如，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就业的渠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在再次分配中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向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这样，通过调整政策导向和发展战略，既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又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得到转换，从而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