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14: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情报学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图书馆； 情报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184-01
1 引言
我国著名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的四个基本环节――情报的产生、情报的组织、情报的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和利用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情报学产生于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必然会随着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情报现象认识的深化，情报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重要例证之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于1996年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分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同时，继武汉大学之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情报学博士点。这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图书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网络化、信息化而来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情报学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献管理的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在组织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创新、增值等规律；同时也对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进行研究。近年来，知识管理新的动向和趋势主要表现在：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据报道，已发表了知识管理及其相关论文350余篇，分别从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国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比较赞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3 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伟军，付立宏.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5）.
关键词：信息技术 情报学研究 影响
中图分类号：G3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016-01
一、现代信息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
1.现代信息技术
20世纪9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信息技术时代，撼动了世界科技和经济传统格局。这种局面是由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带来的。现代信息技术是以电子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为基础、计算机技术为核心、通信技术为支柱，以信息应用技术为目标的科学技术群。主要涵盖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一些应用技术如数据仓库技术、知识挖掘技术、智能检索技术、知识组织技术、知识获取技术、网格技术、可视化技术等领域。
2.情报学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状态的一门科学。情报是能够满足主体特定需求的信息或知识，是被激活了的信息或知识。情报的根本来源是信息或知识，为了满足个体的特定的需求，达到特定的目的，解决特定的问题，特定的信息或知识通过一定媒介传递给主体（情报生产者），经过主体的思维活动（加工和处理）激活后，在通过特定的媒介传递给其他的主体（情报用户）。
3.信息技术与情报学的关系
情报学自产生之初就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门应用学科，与信息科学群中的其他学科尤其是信息科学关系紧密。现代科技情报工作，其主要特点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知识服务为理念；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个性化网络化为目标；以快速、高效、可靠为准则，以价值、增值、超值为品质。目前，情报学的技术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情报学对信息技术的被动依赖关系上，即信息技术推动着情报学的发展。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的依赖还没有体现，如目前网络上的信息组织无论是分类还是主题抑或是二者相结合，大都是信息技术界人员组织操作的。再如目前的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情报学界和信息技术界都在探索，信息技术界有没有借鉴情报学的知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仅靠信息技术领域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情报学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情报学的未来发展中，信息技术界应和情报学界结合，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的依赖性也将有所体现。
二、现代信息技术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1.信息技术是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向前发展，也推动着情报学与相关管理学科群的整合，情报学的发展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需要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情报学的发展特点是，学科浸透、优势互补情报学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之中，如目前正在兴起的情报学研究新领域，信息构建师把传统图书馆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主支线结合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引起情报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2.信息技术催生了情报学研究的新方法
现代信息技术为情报学提供了许多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从传统数理分析到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研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各种数据库及优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据网络，使情报学研究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情报系统与专家系统是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现代信息技术是情报学研究获取最新最完整的情报信息成为可能。如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分析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网络超文本通过链可以将节点链接起来，一般使用了索引量和结构链进行链接，它既可以表示经济之间的关系又是构成网络的手段。在将网络相关信息资源内容连接起来形成性的信息量或信息集合的基础上融合了参考文献链接功能，并通过引文关系来分析链接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应用程度和应用权利信息，来人分析在网络信息组织、检索、评价、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3.转变了情报学研究的思维范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字时代的出现，数字时代的思维是以实体化和虚拟化的双重世界为基础的，情报学的生存空间也由传统的“主体―客体”两级模式变成了“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维空间结构，它必须能够对真实的社会交流和数字化的虚拟交流做出解释。在数字时代，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拟的，对虚拟世界的研究除了采用客观方法外，主观方法的实用性也在逐步加大。
三、结束语
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后，情报学的发展一直是沿着技术这个方向展开的。对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解决了情报学学科体系面临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使得图书情报机构现代化技术研究从自动化管理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方向推进了一步。科技、经济和社会情报工作是情报学学科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我国科技情报、图书情报、经济情报、产业情报、竞争情报等都已初具规模，但是国家层面的情报意识和能力还十分薄弱，尤其是对世界上一些国家把中国当作窃密对象而熟视无睹，这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形象形成极不相称的反差。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各种利益以及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保证，确实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统一规划、资源共享、服务社会”的情报体系。情报体系的形成，促进情报工作更上一层楼，情报学学科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也得到加强，显然就业之路也更广阔，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图书评论《图书馆信息学》 图书馆学 情报学 研究前沿
[分类号]G250 G350
寒假前在逛书店时偶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下半年推出的一套“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丛书，其中赫然有‘本《图书馆信息学》。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个小学科，能比肩于文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众多成熟的显学科，单列为丛书中的一种，这在国内还比较鲜见。《图书馆信息学》一书由执教于美国长岛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的储荷婷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的张茵副教授共同主编，全书38万字。大概是英文Library&Infolanationscience直译的缘故，图书馆信息学这样的称谓和国内比较通用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或者图书情报学不甚一致，笔者以下的叙述还是采用国内通用的名称。拿到书后，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假期，有点儿感受愿和大家分享。
1 作者阵容强大，写作方式符合国人阅读习惯
该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北美学人。19位作者中，有18位是旅居北美的华人，还有1位是美国本土学者，他们大多数任教于大学的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或就职于图书馆。作者队伍中，既有大家熟悉的储荷婷、何大庆、何绍义、刘燕权、徐鸿、张茵、赵党志等经常回国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学的学者，又有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候选人资格的新秀。通过书后的作者简介，可以了解每一位作者都有专攻，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了一定的建树。正是由于作者们横跨中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特殊背景，造就了该书的特色。正如丛书总主编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会长鲁曙明教授在丛书总序言中所说，“他们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多年，又长期在海外任教，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既熟悉该科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又了解如何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叙述方式来介绍和评析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知识。因此，这套丛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既深入，不亚于那些翻译的西人著作，它又浅出，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学习思维和阅读习惯”。
该书是北美华人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集体努力的成果。参编或参写过著作的人都有体会，要组织和协调好十多位作者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位作者，尤其是两位主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者们怀着一种对祖国母亲报恩的情感，并肩负着一种促进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责任，付出了“一年多的努力”，才完成了书稿。鲁曙明教授在丛书总序言中写道，“非英文发表的作品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学术成果评估中几乎占不了什么比重。但是，各位编作者充分理解这套丛书的重大意义，为了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从繁忙的教学科研中挤出宝贵时间，力争高质量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Ⅲ。通篇读来，该书无疑是一部优秀的述评性著作，达到了“高质量”这个目标。
2 体系结构清晰，反映了当代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全书分11章，分别是各种形式的信息、变化中的图书馆、信息表述、信息检索、用户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研究、信息伦理和信息政策、图书馆信息学的研究方法、信息技术、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关于这些领域的选择标准和选题的时间范围，两位主编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围绕信息、信息用户和信息技术三个要素”，“侧重于最近的十余年”。这11个领域，与国内研究人员通过对国外期刊文章主题的聚类分析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可见编作者们对于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领域的把握是很到位的。
11个章节所构建的框架，描绘出一张清晰的当今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研究的导航图。这个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领域框架，与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近些年的研究重心和热点相比，有一定的差异。根据苏新宁、刘孝文等学者的统计分析，近些年，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炙手可热的两大研究热点，企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也有较高的关注度，但这些领域在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却没有受到重视。相反，相对于国内，用户信息行为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在学科核心内容和学科边界方面认识的差异，也可能来自于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差异，还可能来自于中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国情的不同。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每章的作者都遵循统一的叙述模式，即重点介绍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主要理论、代表性学者及著述，讨论该领域的发展动向、研究热点和最新趋势，并适当地加入作者本人的见解。在较多作者参与的情况下，叙述模式的统一保证了每一章在写作风格、论述体例和深度等方面有较好的协调性。章和章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因此，该书既可以逐章顺序地阅读，也可以单选一章甚至一节来阅读。编作者们为不同章节中的相关议题设置了互参照，既方便了读者全面了解，同时也避免了相关章节之间内容上的重复。例如，第四章第三节在讨论到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中的情节模型时，谈到“异常知识状态(ASK)”，就注明了“关于AsK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第七章7.3.3”；第七章第五节在谈到“使用记录分析法被用来分析网络用户的信息检索模式和趋势”时，注明“本书的第十一章11.3.1.2从网络计量学的角度讨论了这一方法”。
3 紧扣学科前沿，数字化和网络化贯穿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近十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和信息的数字化与网络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进展是和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图书馆信息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数字化和网络化这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各个章节。
在第一章“各种形式的信息”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节是网络信息资源，还专设一节来讨论信息的未来发展趋势。在第二章“变化中的图书馆”中，讨论的主题是信息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革，几乎每一节都没有离开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第三章“信息表述”中，关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元数据、本体系统和语义万维网、信息构建的内容就占了三节，而在分类和主题标引这两节中，关于计算机技术在分类中的应用和网络信息的标引仍然是主要内容。在第四章“信息检索”中，第一节就是网络信息检索。其他章中也类似，如第五章“用户服务”中的数字参考咨询、第七章“用户研究”中的网络信息查询行为、第十一章“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中的网络学术传播和网络计量学等。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信息本身和信息用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技术的影响，《图书馆信息学》并没有一味强调信息技术及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的表层影响，
而是重点讨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中的融入以及各个领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符合学科本身发展规律的变革和进步。
4 重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将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独立的一章(第九章)来讨论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许是该书的编作者们注意到研究方法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而特意为之的。学术研究是讲究方法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作指导。如果不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定量研究，那就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而只能称为作者的感想或者议论，而对于定量研究，研究结论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就会受到质疑。
该书的作者们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最重要的两个传统来自于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因此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可以被称为“社会技术法”。书中较详细地讨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常用的6种定量研究方法和9种定性研究方法，还专设一节来讨论研究方法的新趋势，探讨采用经过其他学科验证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新实现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问题。该书认为，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仍然以定量研究为主，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依然常见，定性研究将呈稳步发展趋势，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进行过统计。白崇远统计了《图书情报工作》1984年至1994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11年间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理性思维法、概念分析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华薇娜抽样统计了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超过定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内学者则以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居多。美国学者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调查和实验法，占到38.7％，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理论分析法，占40％。关于近十年国内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没有学者作过详细的统计和分析。
除了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图书馆信息学》一书也很注重学术规范。书中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确切叙述，都标明了原始的出处，通过这些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该书每章后面都附有很多参考文献，全书各章的参考文献合计多达78页，约占全部341页正文的23％。平均每章7页多，其中最多的一章有12页参考文献。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对读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这种重视研究方法和尊重学术规范的学术风气，值得称道和学习。
5 结语
任何一位研究者，只有跟上前沿领域的研究，才能跟上一门学科的发展，才能走到一门学科的前沿。《图书馆信息学》是一部综合性的评述性著作，是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进展的真实展示。该书既可以逐章顺序阅读，也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
P键词：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大数据；情报主导警务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7011
Abstract Big data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its research paradigm.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needs to make use of big data to improve its research paradigm， and to avoid negative effects of big data on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under big data environm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radigm of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must be adjusted： data being on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becoming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scie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big data integrated， should avoid the problems of the latter： relying 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ut ignoring causality analysis； advocating universal data but despising people's intelligence； worshiping technology but neglec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big data；intelligence-led policing
公安情报学是近年来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社会信息化发展条件下公安机关如何从海量信息、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大数据的兴起将推动公安情报学的发展与变革。将大数据思维、理论、方法和技术等融入公安情报学，要求公安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必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 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及其不足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创造性地提出了范式理论。所谓范式，是指“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1]。它建立在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为这一共同体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它规定了学科的发展方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等，是学科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和标志[2]。范式理论总结了科学和科学思想发展的规律特征。随后，这一理论移植、渗透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成为一个普适性理论。
公安情报学是2011年以后才获得正式认可的一门新兴学科。然而，与公安情报相关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至1927年中央特科的成立，有关公安情报的理论研究已经历了30多年的积淀。我们可以借用范式理论，来梳理、分析公安情报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特征。公安情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秘密情报、情报资料、信息资源开发、情报主导警务等四种范式。不同范式在转换的同时，相互交织、融合与整合[3]。当前，公安情报学主要采用情报主导警务范式开展学术研究。这一范式建立在国内外丰实的警务情报实践基础上，并有大量情报理论及警务理论为支撑。然而，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情报主导警务范式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它尚未清晰界定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还没有构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且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还不明显。
首先，这一范式未就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完全达成共识。公安情报学以“公安情报”为研究对象，然而，关于公安情报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其外延的界定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至情报主导警务范式，这一争议仍悬而未决。概念之争，既牵涉公安情报学最核心的理论问题，也反映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范围、内容尚未明晰。这显然影响到公安情报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这一范式未能提供较为丰富、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图书、科技、竞争、军事、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情报理论、方法，对公安情报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公安情报学如何厘清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这仍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探索过程。情报主导警务范式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从其他领域移植或借鉴了一些研究方法。然而，这些理论、方法如何与我国国情、警情结合起来，仍需要不断探索。
再次，这一范式未能为公安实践提供具体阐释及理论支撑。情报主导警务作为公安机关一项战略部署，目标高远而宏阔。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难以落地并产生实效。如存在普遍的“情报”匮乏现象，这样无法为情报主导警务提供充足的情报来源；受情报分析能力的制约，公安机关情报“主导”能力的不强；情报未能广泛应用于警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未真正实现情报主导“警务”[4]。面对实践活动所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瓶颈，情报主导警务范式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理论框架。
2 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的调整与变革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我国公安机关开始积极探索大数据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大数据融入公安情报实践活动中，推动其工作模式、思路、方法的变革与发展。大数据也为公安情报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两者具有相似性、相关性，完全可以对接、融合。公安情报学应顺势而为，主动适应大数据发展的需要。如，两者都需要采用“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能”的模式框架，即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数据开展定量分析，同时也离不开定性判断，需要与人的智能有效结合[5]。公安情报学原本擅长定性分析，将大数据先进的定量分析技术结合进来，可以促进公安情报水平与质量的提升。同时，两者在工作流程方面基本一致，都由数据或信息资料的采集、处理、存储、检索、分析、传递等环节构成。公安情报学在这些环节的研究方面已积累了较多的理论成果，大数据则可以深化与拓展公安情报学这些领域的研究，还可以为它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如情报的可视化分析、情报产品的可视化呈现等。
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那么，是否会导致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转型，进入到大数据范式阶段[6]？笔者认为，目前尚无法得出公安情报学将进入大数据范式阶段的推断。当然，大数据发展必然会对公安情报学现有的情报主导警务范式产生深刻影响，要求其作出调整与革新，在现有研究范式中融入大数据思维、理论、技术和方法。
2.1 将数据纳入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公安情报学以公安情报为研究对象。然而，不同历史时期，对公安情报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其研究对象也不断变迁。传统公安情报概念是指用于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各种情况、消息和资料的统称[7]。这时，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特指敌情、特情等秘密情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情报逐步拓展至各种刑事犯罪情报资料。随后，在公安信息化发展的推动下，公安机关内外部各种信息资源都成为公安情报工作对象。这时，公安情报泛指由公安机关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各类情报信息及其分析研判后的成果[9]。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扩展到各类信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公安情报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数据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情报链理论也描述了情报转化、生成的过程，即：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9]。情报产生于事实，而数据可以直接、准确地反映事实，因而完全可以氖据中获取情报价值。而且，数据不必经由信息，即可直接转化为情报。数据和信息都是对同一对象不同角度的具体表述，它们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10]。由数据到信息并不完全是一种线性方向的转化关系。数据泛化为数字、文本、图片、图像和视频等资料的统称，它已成为“信息”的代名词。严格区分数据与信息概念，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11]。这样，数据成为公安情报学研究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运用大数据技术，从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这是大数据为公安情报学发展提供的契机。公安情报学将数据纳入其研究对象，既是社会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安情报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安工作主要围绕各种社会现象，特别是人的社会活动展开，而数据是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数据是公安机关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公安情报学将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是公安实践提出的现实要求。从学科发展而言，以数据为研究对象，将为公安情报学注入新的活力：将情报链向数据延伸，拓展了公安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可以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公安情报学；丰富的数据资源进入公安情报视野，解决了情报主导警务范式中“情报”匮乏的困境。而且，形态各异、类型多样的数据，能为公安情报学带来丰富的研究内容。这些数据，从形式上看包括网络数据、时间与位置数据、视频图像数据、车载信息服务数据、文本数据、射频识别数据等，从性质看包括实时数据、动态数据、关联数据、社会网络数据等。公安情报学应深入研究这些数据的本质属性，以及情报价值的来源、表现形式和获取方式等。
2.2 将公安情报应用列为公安情报学的重要内容
在理想化状态下，公安情报可广泛应用于预防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各项警务活动中。基于此，公安情报学应全面研究公安情报在各项警务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然而受到公安情报活动自身的限制，如信息资料采集受限、数量不充足，情报人员受学识、经验、能力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情报失误，事物的动态变化让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公安情报往往仅应用于低风险、易于驾驭的个别领域，如侦查破案、追逃缉捕、治安防控等。
大数据是在广泛而有实效的社会应用中获得认可的。目前，它已经在商务、物流、公共管理、金融保险、医疗保健、交通、旅游、科技、教育等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大数据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同样可以为情报主导警务范式研究内容的拓展，特别是在情报如何主导“警务”方面创造条件。在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机关能够越来越及时、全面地掌握各种类型的数据，比较准确、客观地还原事物的“已知”状况；“推既往以占将来”[12]，由此开展预测分析，推演“未知”的事实或趋势[4]。充分利用数据说话，情报主导“警务”也能够减少失误、降低风险，公安情报就能在各个领域得到普遍性应用。
情报主导警务范式将公安情报应用――公安情报工作与具体公安业务相结合，以实现公安情报引领警务[13]――作为公安情报学的核心，极大地丰富了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引入大数据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则可以解决公安情报应用难以落地的难题。因此，将大数据与公安情报应用相结合，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将不断拓展、延伸，日益丰富、充实。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维度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公安情报应用研究：一是研究大数据及公安情报在各警种业务工作，如刑侦、国保、经侦、禁毒、治安、反恐、交管、出入境等方面的应用；二是研究大数据及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具体职能活动，如侦查破案、预警防范、维稳处突、领导决策、社会管理，以及服务社会民生、政府决策等方面的应用。
2.3 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引入公安情报学
情报主导警务范式在研究方法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创新，这样影响了公安情报学的深入发展。大数据将为推动这一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动力。
公安情报学原本属于综合性学科，广泛借鉴、移植了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在大数据环境下，更需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系统科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方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融合，可以为公安情报学带来研究思维和视角的革新。同时，大数据自身也能为公安情报学研究提供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如以往公安情报学在情报分析中，以因果关系分析为主，倚重人的经验、智能来获取情报。大数据分析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众多计算机智能化新技术，从各种实时动态的数据中挖掘出有效的情报。公安情报学应具体研究这些技术、方法和工具如何融入到公安情报实务中，以提高情报能力。
大数据还可以推动公安情报学研究方式的变革。大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工具，人们是基于数据来思考、设计和实施科学研究的。大数据带来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即“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14]。第四范式理论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它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适用性，对公安情报学同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公安情报学研究本身一般不会产生密集型数据，但可以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来自于公安机关或社会上的海量数据引入到研究中。如在关于特定犯罪类型的案件数量、作案手段、发案时间及地点、嫌疑人员或侵害对象的研究中，可以通过胪列大数据来分析问题、阐明观点。显然，采用大数据方法，可以增加研究的科学性。
3 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应避免大数据之弊
当然，在认识到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大数据存在的一些弊端与不足。应坚持公安情报学自身学科规范、研究范式，理性认知大数据不完美的一面，可以将大数据融入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
3.1 倚重相关关系分析而忽视因果关系分析
相关关系分析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来分析事物或现象，而不必深入揭示内部的运行机制[15]72。它是大数据分析的核心，有助于人们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特别是偏见的影响，获得更多新的洞察与发现。然而，认为相关关系分析可以取代因果关系分析，人们只需发现“是什么”而不必探寻“为什么”，甚至声称大数据将导致“理论的终结”[16]，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任何大数据分析的统计模型必须以假设即理论为前提；不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相关关系分析，数据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17]。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指出，情报学是思S科学的一部分；任何情报最终都要与人的意识、思维产生交互作用，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情报[18]。人之思维超越于技术，即在于借助人的思维、智能，可以不断探索客观世界的本质。因此，情报学之核心即在于追寻“为什么”。大数据中的相关关系分析可以为公安情报学提供新的视角，但也不能以此取代因果关系分析。
3.2 崇尚数据万能而忽视人的智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逐步实现了“量化一切，一切皆可量化”。凭借越来越丰富的数据，让数据自己“发声”――只要拥有足够的数据，“数字自己就可以为自己说话了”[17]。然而，并不是所有事物及其运动都能转化成为数据，无论数据总量达到多大级别，所谓“足够的数据”这种理想化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实现所谓的“全数据模式”也是不可能的[15]37。数据“发声”同样也会出现错误。更何况，数据无法自己说话。任何数据集及分析工具，仍然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曲解、偏见和盲区同样存在于大数据中[19]。
情报是“Data-Knowledge-Intelligence”的融合，其中Intelligence是核心要素，所有情报都含有Intelligence的性质，都是智能、智慧的结晶[20]。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基于大数据的预测警务模式（Predictive Policing），大数据提高了警务预测及情报分析的科学性，但警察仍应该以最恰当的方式使用他们的知识、技能、经验去应对犯罪[21]。公安情报学在吸纳大数据，重视数据的量化研究的同时，应突出Intelligence指向，不可忽视定性分析方面的研究，不能忽略人的智能。
3.3 崇拜技术至上而取消人的主体地位
大数据以现代技术为支撑，拥有强大的数据管理能力。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实时处理与智能分析。大数据技术在不断发展与扩张，延伸、拓展人的各种能力，然而它甚至有可能会取消人存在的必要性，导致非人道、非人性和非自由等异化现象的出现：如果一切都拿数据说话，“人”就被降低成了“物”；如果人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那么，到底是大数据技术控制人类，还是人类在控制大数据技术[22]？这是大数据技术崇拜所导致的荒谬结果。
在公安情报活动中，如果一味推崇数据而忽视人的主体地位，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公安情报关乎个人生命财产以及社会和国家安全。如果让数据取代人成为重大决策和行动的主导者，则有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和严重后果。在公安情报学研究中，崇拜技术至上会导致该学科走入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因为这样就会消解Intelligence的价值，公安情报学就沦为了大数据的附庸。
4 结语
我国各地各级公安机关都在积极开展大数据建设，情报部门都在利用大数据推动情报工作的变革，因而在学术研究中，阐述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这既因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的影响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又因公安情报学现有研究范式（情报主导警务）需要借助大数据予以突破与调整。当然，关于大数据对公安情报学及其研究范式影响力的判断与评估，应持谨慎而客观的态度。要准确察觉大数据所存在的局限性，避免一头扎进大数据，而造成公安情报学的迷失，甚至取消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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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论基础 情报学 情报学性
1 情报学非独立性品格
当情报实践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而找不到医治良方时，当情报学理论面临实践领域种种不满和轻慢而无可奈何时，在理论领域也无力坚守情报学那个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理论阵地而听任其他学科在其领地自由驰骋和肆虐时，情报学理论者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哀叹――情报学出现了危机。
情报学的危机与尴尬突出表现在情报学自身的非独立性。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研究规范、学科体系。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将情报学视为前科学阶段。
为了摆脱情报学非独立性状态，实现情报学的独立化以及学科尊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是可取的，但是，笔者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需要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非独立、不牢固，那情报学理论学科独立化将无从谈起。
在探讨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的基础之前，首先要对理论作必要的界定。笔者从知识形态的角度将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所谓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指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情报学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逻辑出发点构成了情报学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
2 以学科为理论基础的发生学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的基础学科。所以，人们可以从情报问题出发，所有牵涉到的学科知识都被视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认识逻辑自情报学产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认识。
按照情报学理论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大致经历了由朦胧到明确，再到分化拓宽和反思等4个阶段。
在情报学产生之前，情报学依附于文献学或图书馆学。人们通常只不过在谈论文献工作或图书馆服务时才偶尔地提到对情报活动的看法。这时的情报学还仅仅是情报活动经验，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其理论基础是朦胧的，不明确的。
自1950年“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正式出现，到H.格吕茨克和M.洛伊波尔特对前民主德国国1980年以前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作总结性评论，提议将情报学建立在情报活动基础之上，这时候的情报学明显是以其他学科(如传播学、行为学、现象学等)为其理论基础。此后，情报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明确无误地阐述其情报学理论性质，并将其理论基础圈定下来。靳娟娟曾经对20世纪西方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严怡民教授从概念、研究起点、研究主线与内容等方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从中都可以看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呈现出拓展与分化的迹象。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情报分析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西方情报学界由自发到自觉对情报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1977年，美国情报学家谢拉(J.H.Shera)和克里夫兰(D.B.Cleveland)发表了《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一文，指出“Y・巴希勒(Y.Basiler)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情报科学；H・威斯曼(H.Viseman)认为情报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分支；哈尔曼(Hulman)将情报科学看成行为科学；柯亨(M.Kochen)指出情报科学的核心是认知动力学，等等。”前苏联的情报学者主要注重情报活动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情报学是一门从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研究科学情报的结构及一般特点和制约所有科学通讯过程的一股规律。”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科学是研究通讯的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通讯科学；英国情报学家法拉丹(J.E.L.Farradane)认为，情报学是一门认知科学；皮尔逊(O.Person)认为，符号论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等等。
就国内而言，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反思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开始着手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建设。例如：1989年，梁晓龙发表了《论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王秀成和刘东维发表了《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当前面临的形势》等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界开始怀疑和反思情报学自身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基础。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的大讨论，进一步将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推向情报理论基础的源头。1989年，陈明先发表了《情报学的危机》；1990年，姜振儒发表了《我国情报学的危机与出路》，对我国情报学理论基础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但是，人们仅仅只是停留在质疑阶段，而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情报学一定要以别的学科为基础?什么东西才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等同于其基础学科?并没有做出回答。
3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
3.1 情报学理论基础异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基础学科的现象，是因为：
・情报学自身研究对象和性质极不明晰。情报活动与情报学的中心问题均与人有关，人在情报学中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这就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交叉。情报活动与情报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既是抽象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具体的人的情报活动；既是个体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社会的人的情报活动。而且情报活动主体的个体差异性、情报现象的复杂性、情报规律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在情报活动研究中既存在对情报价值的审视与判断，又存在对情报事实的探求与指导。情报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品性、学科标准、学科逻辑，就非常容易走向学科异化的深渊。
・情报学发展的“科学化”路径。为了摆脱传统文献工作对情报学的束缚，西方和东欧各国情报学界一直在谋求建立“科学”的情报学。这种情报学将情报过程假设为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因果对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沿用归纳方法；在研究内容中，注重情报知识的普适性“规律”的寻求。其结果，使情报学非但没有建成如同物理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严密逻辑的学科，反而陷入失去自身方向的境地。
3.2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什么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什么东西才能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研究如果在忘却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这些外在的标准，必然会在不能成功之处责备自己的失败，而在自己能成功之处却真正失败了。笔者认为，情报
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为情报活动提供知识准备、价值取向论证基础和方法论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任何学科知识要成为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必须以是否具有情报学自身理论品格为前提与标准。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成为检验其他学科在解决情报问题中是否能内化为情报学知识的试金石。
所谓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就是情报学性，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逻辑性质与属性。之所以提出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学科独立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情报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情报学知识仍然十分贫瘠与匮乏。一味地封闭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疆域，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浅薄与封闭自大。因而，在情报学性的基础上，各种知识可以发展和拓宽，这就能使情报学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否则，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无家可归”。
3.3 情报学性的内涵与外延
由于情报学性是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的逻辑性质与属性。而品格有品性风格之意，指作品的质量和风格。因此，情报学理论品格(即情报学性)应当是指情报学理论的质量和风格，或者说是情报学理论中的某些价值内涵。其中诚实、尊重、责任、可信等是内涵的关键因素，对维护和发扬多元理论中的民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情报学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由多层面、多结构的概念组成，包含情报学理论、情报学方法和独特的情报学技能三个层面。情报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广阔，其研究对象包括情报活动、情报现象和情报用户，研究人类知识利用的瓶颈，从情报生产到情报利用的全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情报学性所反映的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与客观存在的情报活动的特有(本质)属性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情报学性的内涵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是有差别的。情报学性的内涵属于思维方面的认识内容，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属于情报活动(客观)方面的认识对象。情报学性的内涵源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并且日益正确反映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但是，它们两者仍然不能等同。外延也如此。因而，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也因人们观察认识情报活动的角度不同，人们的界定就会有所不同，并且同一类别不同等次的情报学理论又有不同的规格要求。在“品格”上，情报学理论基础有共同要求，但对情报现象、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吸收等理论又有一些切合要求的实际品格。
3.4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以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将情报学作为情报世界的问题与学问来考察。
・就学科逻辑体系而言，情报学应该坚持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体系。其命题体系所陈述的是构成情报活动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命题之间的关系，即解释情报活动的内在联系和情报活动自身的逻辑，并在情报活动自身逻辑基础上考察情报活动同各种外部条件的关系。所谓情报学的自身概念和范畴，是情报学理论独特的思维形式，是指从社会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中抽象得到的对整个学科有统一和概括作用的概念。情报学发展至今，其主线一直是对情报问题的关注和如何提升知识利用效率。情报学的这种历史演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各种情报学理论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许多情报学者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不尽相同。这些基本范畴有：情报、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现象、情报用户、情报教育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命题体系。其他学科知识的内化必须首先拷问其逻辑适用性，即是否能够与情报学命题体系达到“兼容”。如果没有，那就不能成为情报学知识。
・就研究范围而言，情报学应该形成自己的情报问题世界，而不是情报现象世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是指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使得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的认识――评价作用发生了阻隔和中断。情报学问题的界限在于能否成为情报学理论主体，是否触及情报活动元素以及情报活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情报现象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充分说明情报现象与其他各种现象――经济现象、法律现象、社会现象等相互重合的关系，而且还会引起错觉：人类社会的这些情报现象不是通过人类情报活动的“动”的关系来认识，而是通过“静”的关系就可以认识的。情报问题意味着从情报学的立场来看待情报活动。情报学的立场表明：情报问题是情报实践所独有的问题，情报学理论要立足于真正的情报活动。然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层次：情报学问题世界要关注知识的存在、生成与建构；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完整的情报活动、关注对社会情报现象的建构与创造，即关注的不仅是个体和社会的物质层面，更要关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情报学对知识的关注使得情报学具备工具性的功能，使得情报学最终具有为人类情报活动与情报过程服务的前提。
・就研究思维而言，情报学应该具有自身的特质，即复杂性与交互性。情报学研究思维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同样是研究人的活动，哲学着眼于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和概括，是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社会学则侧重人的社会角色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情报学则一方面要涉及对人自身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基于情报活动事实的分析；另一方面却要求主体身临其境主动参与，着眼于人的情报活动及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的情报过程的发展，它指向于人的情报吸收过程与知识结构的改变。因而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情报学理论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行为性；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它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 不确定性 书刊采购 影响因素 资金分配
[分类号] G253
1、引 言
从加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虽然我国图书馆的总经费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书刊价格的增幅过快，书刊经费的增幅跟不上书刊价格的上涨，出现了图书购置费在不断增加而书刊数量却在逐年下降的现象。此外，读者喜好等因素的影响也使书刊的采购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外界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合理地配置有限的书刊采购经费，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已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目前，很多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大量的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尚未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书刊采购工作主观性强，容易偏离读者的兴趣与实际的需求，特别是采购工作缺乏前瞻性，往往不能适应未来的情况变化。本文采用指数平滑预测模型，可以充分利用历史数据对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并引入了预赋资金、保留权值等概念，通过对影响书刊采购的若干因素加权，从而对采购资金进行分配，以实现配置的最优化。
2、书刊采购的影响因素
针对高校图书馆的特点，我们将书刊采购的影响因素分为6个因素共12项，如表1所示。
图书类别i＝l，2…，22分别对应中图分类号的22类图书。
所谓预赋资金c；是指，考虑图书馆已拥有的第i类书刊的总价值、数量和借阅人次来分配的资金。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情报学地位的下降正是因为我们往往是以非情报学甚至反情报学的方式在谈论情报活动，以致情报学缺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由于情报学者缺少情报学理论思维，在理论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其他学科发挥了情报学的导向作用，相关学科承担了情报学的观念权威、知识权威和话语权威。情报学倚重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情报现象，造成了情报学目前的生存困境。因此，情报学研究的出路在于：必须让情报学成为科学的情报学，即让情报学获得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
一门学科的优势，在于它掌握了一种独特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即理论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成熟是情报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情报学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而非单纯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或几个固定的结论和概念框架。因此，它要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和综合优势，走出对西方情报学和相关学科的依傍，以真正情报学的方式关注情报问题，反思情报现象，思索和追问情报活动的目标，以期对其他学科和决策部门产生足够强大的影响，从而直接参与情报现实的建构。
2情报学理论思维的意指
情报学理论思维是指以科学的情报学理论为指导，依据一定的知识系统，对情报问题和情报现象进行解释、反思、批判的认识方式。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思维视阈、思维方式、知识背景，其理论也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情报学理论思维是情报学特有的认识方法，是促进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最有效的工具，它导引人们观测情报活动的角度。提倡情报学理论思维，即是主张运用真正情报学的方式去理解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
情报学理论思维的提升与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呈正相关。情报学理论思维的任务是把握情报活动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而要准确地认识和解释情报现象与情报问题，离不开广泛的知识系统，否则容易导致主观臆断。
情报学理论思维与情报活动的经验思维相对，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经验思维是以经验为依凭对情报现象进行解读，以日常的情报活动经验为依据来指引情报行为、做出情报判断、改进情报实践。情报学理论思维关注情报实践，但不囿于经验，其目的是对情报活动经验进行反思，消除实践上的盲目性。
情报学理论思维应兼具批判和建设的双重功能，即它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考虑批判之后的出路。它不满足于情报活动是什么，还要探索情报活动发生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认识情报世界，解释情报世界，进而探索改变情报世界的方法是情报学理论思维的使命。
情报学理论思维具有一切理论思维的共性：①思想性。当代思想家查尔斯・泰勒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被理论充斥”。就目前来看，情报学遇到的问题并非是缺少理论所致，而是缺少思想所致。理论思维的魅力在于它追求思想内涵，以理服人，如此方可彰显情报学理论本身的诱惑力。②批判性。对已有情报学理论的批判是生成新理论的中介，批判反思在实践向理论转化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批判性是理论思维的内在品格。③创新性。“理论活动，包括学习和研究，还是一种最富创造性的活动”[13]，把创造性变成理论思维的本能，才会提高理论感受力，提升情报学理论的思想含量。④理想性。理想性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品格，理论思维从不满足于事物是什么，而是着重研究事物应该是什么，并以此作为认识情报实践、反思情报实践的参照点。
3情报学理论思维与其他学科理论思维方式的划界
为了更好地以情报学的方式来把握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我们有必要厘清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特性，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思维方式。
3.1以情报活动的发展为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
情报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情报学理论思维关注的所有问题都离不开情报活动，离不开对情报活动中人的关切。凡是与情报活动有关的问题，都处在情报学者的理论视阈之中。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基本目标是反思情报现象，思索和追问情报活动的目标，发现影响情报活动的因素，揭示阻碍情报活动的障蔽；它以实现人的情报活动为理论旨趣。这就是情报学理论思维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情报学理论思维与其他理论思维的最本质的区别。
3.2以一定的知识系统为依据
要真正搞好学科建设，从根本上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并不是在本学科既有的知识结构里自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深厚的学理资源。情报问题复杂多变，尤其是某些问题，如情报吸收、情报认知等，显然已经溢出情报学研究的一般视阈，需要从社会、经济、人自身等诸多因素进行深入研讨，仅站在情报学的立场上恐怕难以对问题的根由和解决方法做出清晰的说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学术的特点是高度的分化、专业化，即使同一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也界限分明，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
情报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排斥其他学科的认知。因为如果知识贫乏，理论思维就不发达。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传统学科框架内讨论问题。然而，很多情报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情报学的学科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的复杂等级决定了情报学必须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过去那种学科分割过细、各自封闭、自我满足式的研究模式已不适应情报学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进行跨学科沟通，使情报学理论思维具有一个宽广的视界。
为了更好地为情报学学科建设服务，在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上我们应防止两个极端：一方面，“学科划分被不恰当地绝对化乃至凝固化，变成了互不来往、互不沟通的封建行会式的分工。‘学科意识’在一些人那里也变形为‘阵地意识’”[14]，不利于研究视野的拓宽。而偏狭的理论视野局限了理论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使人们很难揭示情报现象的深刻意义，常常把复杂的研究对象简单化。另一方面，要警惕一些学者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旗帜下，不顾情报学的学科特性，盲目引进有关学科的理论，或照搬相关学科理论和思维方式。
3.3以情报实践为致思之源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观点。情报实践既是理论创生的源泉， 也是理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情报学的痼疾恰恰表现为对时代和现实情报世界的遗忘，理论的内容日益脱离实践中人的情报活动，变成了情报学理论工作者之间的密电码。
情报学理论思维是以情报实践为指向的，但它并非情报活动现实的简单反射，而是对情报活动的抽象、超越和重构。亦即情报学是在与情报实践的分离中贴近情报活动的。而情报学理论思维则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它用思想去把握情报现实，是对情报活动的否定、背离与超越；它批判地解读情报现实，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本理论研究。然而，就情报学研究现状来看，用经验思维代替理论思维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人们对情报活动和情报本身的若有所思与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建构一样，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情报学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价位。健全的思想是理性主导下的智慧洞识，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情报学思想，但健全的思想以及情报学理论思维方式并非人人求而得之。
此外，情报学理论思维密切关注当代情报活动的特殊语境。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情报活动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呈现出新的活动形态，其承担的社会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情报活动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而情报学研究若要适应情报学发展的需要，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思想方法等都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做出调整，惟有如此，方能体现出情报学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超越性。
3.4以发掘影响情报活动发展的因素、扫除情报活动的障碍为基本任务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一切有碍于人的情报活动发展的现象和行为都将会受到情报学理论思维的反思与批判。情报学理论思维的重要任务即是探索如何在情报活动中为情报和知识的有效利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情报理念、情报过程、情报内容以及知识的呈现方式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对人利用情报和知识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切，情报活动中的情报和知识“交流”、“吸收”、“呈现”使人在情报活动中逐渐复活。这些都彰显了情报学理论思维能力的进步与提升。
4结语
发觉危机并产生学科建设的焦虑是学科自觉的表现。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几乎每一次危机都迎来了下一阶段的发展。在此种意义上，危机不应被视为情报学的灾难，相反，它构成了情报学学科重建的起点。而情报学能否确立自身的理论思维方式，是关乎情报学是发展还是终结的关键。
长期以来，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和评价沿袭的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思维模式和评判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自觉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并努力在学科性质、研究目标、方法论等方面为两者划界。在挣脱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之后，各学科都在寻求自身独特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在这种形势下，在情报学研究领域，要求情报学学科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情报学迫切需要寻找认识和解释情报世界的独特方法，重构自身的思维方式。情报学在近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我们理应看到，目前的情报学理论思维还远未达到自觉的程度，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经验性的思维方式等非情报学理论思维方式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情报实践和情报学理论研究之中，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呼唤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确立，以真正情报学的方式进行情报学研究，最终在理论建构上走向自知、自觉。
情报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思维方式，具有独特的功能与使命。而情报学理论思维的确立，可以极大地推进情报学者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它可以引导人们运用情报学理论思维进行情报学思考，自觉地用情报学的眼光看待情报世界；可以保证理论的永在扬弃、永在创生，也可以保持对情报世界的永续批判，进而变革情报实践，使其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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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报 竞争知识 情报学 竞争知识管理学 博弈论 国家竞争力
1 引言
情报之定义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报“迷乱”直接导致了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严重影响了情报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学”等术语炙手可热，“情报”与“情报学”边缘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于是，有人怀疑“情报学是否存在”，有人惊呼“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尽管“information”既被译为“情报”，又被译为“信息”，但“情报”并不等于“信息”，“情报学”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学”。“情报”与“情报学”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们对“信息”潮流的痴迷与鼓噪，更受累于专家学者对“情报”属性的失察与误判。“竞争”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组织与个体的竞争力。
2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旁落
2.1 情报原本是竞争的产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是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之初，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战双方都力图通过“运筹帷幄”来克敌制胜，将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敌情。于是，“情报”首先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兴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原始情报思想的直白。我国早期的情报定义是“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或“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20世纪中期以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竞争日益增强。A・H・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科学交流”理论影响深远，使情报学发展经历了“科学情报”阶段。及至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各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显然，无论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情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还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报，它们都是组织或个体参与竞争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竞争”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竞争的含义
情报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报始终具有“竞争”特性，而信息从来不贴“竞争”标签。为了准确把握“信息”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和信息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印欧语系中“Information”侧重于一种陈述、解释或理解，有“报导”、“通知”、“告知”、“情报”、“资料”、“消息”之意；或作为学科用语“information science”，指“资料学”、“信息学”、“情报学”。现代汉语中“信息”主要指能够带来新内容的消息，常视为“音信”或“消息”的同义词；也经常作为信息科学的专业术语，如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报道。在信息学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质的普遍属性，或者说是物质属性的一种表征。信息的学术定义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N・维纳)；②“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c・E・香农)；③“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或是主体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钟义信)；④“信息是物质系统诸组成元素之间的排列关系，即物质系统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质而又反映物质，只要有物质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质世界的表现由信息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认识从信息中提炼。信息与情报的区别之一是：“竞争”主导情报活动的全过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标准。
2.3 情报学发展的重重误区
情报领域随着“竞争”扩大逐步拓展，曾经成功地从“军事情报”进化为“科技情报”。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信息，知识”潮流，情报却未能站稳脚跟。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报”的时髦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败了科技情报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图书情报系。曾几何时，人们热烈地欢呼“信息”，似乎“情报”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嚣过后，我们发现倘若情报抛弃“竞争”的本质属性，情报学的消亡就为期不远了。如果“情报”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报学”就应该换名为“信息学”。如此一来，在学科体系中就有传统情报领域的此“信息学”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彼“信息学”，这岂不怪哉?实际上，情报不等于信息，情报学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信息学”，盲目改名导致“情报学”在“信息”的压缩下日益萎缩。在我国的专业学会中，情报学学会和信息学学会就是并列的两个学会。情报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是情报的上位概念。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是整个信息业，它决不可能因为情报学一厢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报学。情报学研究范围扩展到“信息”忽略了情报的“竞争性”，失去了“竞争性”的情报学不再是情报学。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情报学”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吞并。情报学本科专业的消失敲响了情报迷恋信息的警钟，重树“竞争”大旗是情报学走出误区的捷径。
3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回归
3.1 情报学发展的迷途知返
面对“情报”的更名和“情报学”的重重危机，诸多专家学者认真反思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积极探索“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情报科学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学在广义上是一个学科群，包容范围很广，情报学可以认为是其下位类学科”。情报学与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层次远远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前者。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大情报学的外延，去抢占其他信息学科的地盘，甚至误以为“情报学”就是“信息学”。严眙民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单一方向扩大化”研究混淆了情报学与传播学、认知科学和决策学的界限，它把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质上与核心上深化和发展情报学，而是使情报学离它的本质与核心越来越远。栗莉女士认为：我国现行情报科学有“真”情报科学(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科学)和“假”情报科学(信息科学)两层含义，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真”情报科学“返璞归真”，同时还“假”情报科学以“信息科学”的面目。探讨“情报学”，我们不妨从“情报”入手。“情”与“报”是情报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有情不报，或报而无情，都不能构成情报。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竞争所需要的知识没有传递就不会影响竞争，传递着的非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同样无助于竞争。如
果说“情”的内容是“知识”，那么“报”的价值就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满足竞争决策的需要，竞争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情报的“决策性”、“传递性”与“效用性”，刨根问底也可归结于情报的“竞争性”。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情报的“竞争性”，情报学就能与信息科学划清界线，情报学就会在学科体系中生机勃勃。
3.2 竞争情报研究的方兴未艾
在信息给情报造成莫大的冲击之际，“竞争性”的重新审视为情报找到了一片绿洲；在情报学陷入危机与困境之时，竞争情报的悄然兴起为情报学撑起了一片蓝天。information的范围实在太广，情报不应该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信息。不少学者主张“情报”不是泛而无边的“information”，而是为某种目的从事智力活动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无疑属于传统的情报范畴，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军事、政治等领域。于是，有人认为“情报是一个复合和迁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够全部代表的……‘情报’的概念是顺应时代环境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intelligence体现了情报的竞争属性，跟“情报”一样正向各种社会领域延伸，因而“情报”的英译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随着情报活动在经济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兴起，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目前，竞争情报主要指企业竞争情报，即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开展的“关于企业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目标和竞争策略的情报研究”。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强企业，定期上演荡气回肠的企业PK大戏。为了在激烈的商战中获胜，企业十分重视利用竞争情报，纷纷建立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500强中有10％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到20世纪90年代，500强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现阶段，500强中已经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尽管竞争情报偏重于工商企业，但它又何尝不是其他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呢?竞争情报迅速风靡全球，与其说它是企业参与的结果，不如说它突出了情报的“竞争性”!
3.3 竞争知识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进行的信息获取与传递活动，或者说，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获取传递的信息，情报就是竞争所需要的信息，竞争性是情报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活动的根本标志；情报学是研究竞争条件下信息活动特殊规律的学科，或者说，是竞争条件下的信息理论；情报学和信息学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们谁也取代不了谁。后来先生和笔者通力合作，对先前的情报与情报学观念进行自我修正：情报是一种竞争性和知识性两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过于宽泛)或intelligence(传统情报概念过于狭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竞争知识)，是组织和个体在竞争中优化决策所需的特定知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竞争知识管理活动，其研究范畴包括竞争知识的搜集、生产、组织、传播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社会运作机制；情报学就是竞争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竞争知识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竞争情报”突出了情报的竞争特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竞争情报”存在明显不足，即情报本身就因竞争存在、为竞争服务，竞争情报有“同义反复”的瑕疵。黄振中先生说得女子：“竞争本来就是情报的一个鲜明属性……情报本来就是指竞争情报”。“竞争知识”强调情报的知识性――激活了的知识，避免了情报泛信息化问题。同时，“竞争知识”突出情报的竞争性――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区别于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组织的知识。
4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超越
“国家竞争力”是最高形态的“竞争”课题，现有成果对“竞争”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与系统，侯经川先生的原创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基于博奕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在双盲评审和公开答辩中均获“全优”，被《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收录与出版。这是一部颇有建树的超越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专著(以下简称“侯著”)，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4.1 研究内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发展轨迹，其研究视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到现代国情国力分析以及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到现代综合国力理论的全部优秀成果。综合国力(或国情国力)理论是国家竞争力的主流理论之一，两者高度相关又相互区别。它们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资源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基础，后者是前者增强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家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与人均量的增长速度，即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显然，综合国力这种国家实力或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果，国家竞争力改变或决定综合国力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家环境理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理论等，也是备受关注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目前，国家竞争力理论的重大缺陷是“竞争性”不够，即“没有用最地道的竞争理论――博弈论――来研究国家竞争力问题，总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情报学研究各种行为主体如何获取与利用竞争所需知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样选择最优的行为策略，经济学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三门科学都与组织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组织竞争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密切相关，它们能够而且应当为组织竞争力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侯先生眼光敏锐，综合运用情报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学科原理来研究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巩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善于从宏观角度推理与判断，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没有形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牛顿以后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科学观：只有运用数学手段研究，科学才能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爱因斯坦曰：“在现代经验科学中，能否接受数学方法已越来越成为该学科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别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世界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侯先生即用这样一把钥匙开启了情报学“科学化”的大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方法来论证抽象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繁琐、枯燥与艰难的过程。侯先生赞同博弈论即对策论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数学方法”。他用翔实的数据资料和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深奥的竞争(博弈)理论，增强了文章的严密性、逻辑性与说服力，这使得“生硬”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熠熠生辉。诸如“划拳游戏”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用文字进行阐述晦涩难懂，而利用数学矩阵表示则一目了然。布鲁克斯指出：“情报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布氏《情报学的基础》开创了情报学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则是我国情报学界一部用数学量化“竞争”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观点的超越
侯著紧扣“竞争”谋篇布局，章节段落充满着独到的见解，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譬如，著者在“理性经济人”与“德性经济人”的基础上，运用“有限理性”与“有限德性”原则进行国际经济博弈的不对称分析，这种情报学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无数经典著作坚持“个人服从集体”的简单说教，似乎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集体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个中道理却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侯博士首先通过分析“有限德性”，提出：“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即使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并非不可调和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不必要的损人利己的行为”。然后，侯先生在脚注中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将他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视为自我利益的情况，此时“小我”变成了“大我”，当事人可能舍自我利益而取他人利益。最后，著者指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名言，如果说对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完全实用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最恰当不过了”。观点新颖，语言犀利，说理入木三分!侯著的脚注将近300条，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复杂的社会关系、迥异的个人行为和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竞争”剖析后原来如此简单明了。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竞争”，“国家竞争力”研究奏响了情报学“竞争”乐曲的最强音。
[关键词] 网络环境 图书馆学 情报学 图书情报工作 发展趋势
[分类号]G250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在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内因和外因。同样，科学的发展不仅受学科内部一些因素(内因)的影响，而且无不受到环境(外因)的影响，外因通过内因对学科产生影响。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不例外。
在网络时代，知识载体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受其影响，一方面，一直作为知识保存和传播中心的图书馆的核心地位开始遭到削弱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服务对象的广大读者越来越多地绕开图书馆，自行通过其他渠道去寻找自己所需各种信息和知识；另一方面，图书馆从业人员和其他文献信息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核心价值及其社会实现方式开始感到困惑，在网络时代的大环境下，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工作重新审视和分析，从而给予事业和学科以正确的定位。
总之，受网络环境的影响，图书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么，网络环境影响下的图书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何去何从?它不仅是图书情报学研究者特别重视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成为业内实际工作者特别关心的实践问题。
最近由黄长著等著的《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一书试图对上述问题寻找出答案。该书重点分析了网络环境中图书馆的功能与结构变化、信息资源和知识消费行为的变化，以及网络时代图书情报学教育及学科研究的变革等几个重要的问题，同时，利用问卷调查了解了网络环境中我国图书馆和读者的变化。最后，总结了图书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书末还有12个与本书内容有关的重要附录。
纵观该书，有如下特色：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在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学科挑战与机遇共存，变革与发展同在。在挑战中求生存，在变革中谋发展，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较深入地分析了网络环境的变化，探寻出变化的内在原因，并指出其对图书情报学发展的影响，剖析图书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趋势，针对学科的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书有明确的目标，即将上述变化形势(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和我们所认识与感受到的学科发展趋势，提供给有关决策者、研究者和工作者，为图书情报领域的从业人员和学者提供未来工作及研究的思路，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和管理参考。
・观点新颖，研究方法科学。本书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首次在我国出现。如“未来的图书就是知识”；“未来的图书馆将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为社会履行知识管理职能，为大众提供知识导航服务”；“图书馆学的本质就是探讨知识体系建设、持续发展和开发利用问题，这就是图书馆学的真谛”；“未来的图书馆学将融入知识管理”；应“使图书馆学正名为知识管理”；等等。本书是我国至今首部全面论述网络时代图书情报学发展趋势的专著，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些都说明了这部著作选题及内容的新颖性。本书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和数据调研，获得了有用的、可靠的资料。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把中外文献调研放在重要位置，在图书馆和读者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国内外图书情报学教育进行了数据搜集和分析。本书有关“附录”就是调研结果，它为本书所做的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这是本书为避免空谈而采用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增强了本书的可靠性、科学性。
・体系完整，逻辑性强。本书在对国内外图书情报实践及图书情报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文献信息工作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任务和解决思路、目标和实现路径，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作者的看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期引起业内同行专家们的进一步讨论，也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参考。本书通过大量调研，从“环境变化”情况找出存在问题，探寻“发展趋势”，提出结论和建议。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前因后果，分析全面，体系完整，逻辑性强。
・集体攻关，起点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黄长著研究员带领6名专家学者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立项的重点项目“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项目批准号：05ATQ003)。课题组历时3年多完成。该书是该项目的结晶，是他们集体努力的重要成果。这一特点无疑是该书内容能够达到高水平和目前最具前沿性、先进性的基本保证。
本书作者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成果，这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本书指出，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原因，本课题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①本课题研究重点集中在图书情报领域实践及学科建设方面。②调查问卷样本较少。③本课题最终成果的名称(“文献信息服务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内容，所以，成果出版时根据研究内容调整了研究成果的名称。
读罢本书，笔者觉得有个问题值得商榷。本书指出，“未来的图书馆将选择‘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为社会履行知识管理职能”，还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学将融入知识管理”，“使图书馆学正名为知识管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学科的命名，不仅应反映所研究对象，而且应遵守约定俗成的法则。就“图书馆学”而言，施莱廷格首次提出“图书馆学”至今已有200多年，无论国内外都仍称“图书馆学”，而并非称“知识管理”。因此，“图书馆学”这一名称将来仍应沿用。
・如果因图书馆具有“知识管理”职能，就将其“正名为知识管理”，那么，其他许多研究具有知识管理职能的机构(或事物)的学问都应称作“知识管理”了。如情报机构以及为本书所称作“图书馆的替代品”的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他们都在进行知识管理。按作者的说法，研究他们的学问都应称“知识管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若如此，那还与“图书馆学”正名后的“知识管理”有何区别呢?
・关于以“图书馆”这种以机构命名的“图书馆学”，本书认为具有“局限性”。那么，是否具有“局限性”?请看刘国钧先生的回答。他说：“要知道，宇宙问一切客观存在的现实，一切对人们生活有影响的客观实在，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最微细的现象，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对象。何况客观存在上千年的图书馆“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有深刻影响的文化教育事业呢”？其实，以机构或事物命名的学科不只图书馆学，如以“博物馆”命
名的“博物馆学”，以“昆虫”命名的“昆虫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书运用推理方式说明图书馆学就是“知识管理”。作者说，因为“未来的图书就是知识”，而图书馆是管理知识(图书)的，所以研究“图书馆”的学问：图书馆学，就是“知识管理”。但我们认为，图书馆“管理知识”与“知识管理”(不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不能等同的，前者范畴小，后者则宽泛。所以，该推理是不科学的。
・我们还可以用本书中充足的证据来上述结论：①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中：将“知识管理”归人情报学，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我国与国外相同：即都将“知识管理”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③国内外图情专业研究生教师研究方向：将“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列出。④国内外图情专业研究生课程也将“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分别列出。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2009)》在“分报告七：图书馆学研究”中，吴慰慈、黄宗忠和范并思在论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构建”时，都只字未提“知识管理”或“信息管理”。报告中范并思认为，从1999年起，我国图书馆学“逐步深入到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与图书馆职业层面”。他预言，“到那时，我国图书馆学将真正成为现代的与国际接轨的图书馆学”。
・吴慰慈等在分析信息环境变化对图书情报学的影响时曾强调，“我们认为无论社会信息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图书情报机构的基本功能是不会被替代的”，“信息技术发达的信息社会一定会更加需要图书馆学情报学”。并明确指出，“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不能“把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否定掉或设法把它消融掉”。
【关键词】《犯罪情报学》 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犯罪情报学》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都比较强的课程，是我校侦查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犯罪情报学课程适应了社会信息化和公安工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不断落实和深化。犯罪情报工作的新特点、新形势使犯罪情报学科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犯罪情报学的任课教师积极致力于该课程教学内容的充实和改造，同时，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被不断引入到犯罪情报学的课程建设中，使犯罪情报学课程建设进入了一个充实、完善的时期。犯罪情报学课程作为侦查技术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课程设立几年来，本课任课教师通过对教学内容、培养方案、教学重点、课件建设的不断修改和调整，致力于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更趋向科学、合理。
犯罪情报学课程立足于犯罪情报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按照犯罪情报学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开设。主要讲授犯罪情报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犯罪情报工作的地位、作用及意义。通过本课程学习，力求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犯罪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从而全面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理论来分析公安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能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部门从事情报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犯罪情报教学面临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情报学面临着观念的更新，犯罪情报学的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任课教师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最新的公安动向，除了书本上的基本原理要让学生能学以致用之外，还要了解一线部门的具体操作准则。例如，犯罪情报的系统，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如何？是否都能发挥系统的真正作用，局限在哪？再例如指纹全自动识别系统，全国有好几套软件在使用，因为系统不能兼容，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很难实现资源共享，再者除了现场指纹是全国集中管理，其他十指指纹是各省分散管理的，这就形成了指纹“情报孤岛”。关于这些就需要任课教师利用假期到基层挂职锻炼或者调研，才能确实了解当前基层公安干警使用情报系统的实际情况，便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有利于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用工作岗位。
其次，在犯罪情报学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现代法治理念。随着依法治国理论的不断加强，公民在实际侦查破案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其基本权益的保护。因此，应该给学生介绍在既要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效保护干警的自身的权益，例如，讨论刑讯逼供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专家否认刑讯逼供能够提高破案率，也没有一个专家提倡刑讯逼供，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类事件。
再次，侦查的信息化和侦查的科技化在侦查破案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就业的现状也要求犯罪情报学的教学与未来职业的需要相结合。犯罪情报的教学就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还要与侦查专业的学生在将来具体工作岗位上的各种执法活动结合起来，是目前犯罪情报学教学面临的新挑战。除去以上的新型挑战以外，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忽视。这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犯罪情报学课程内容仍需要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犯罪情报学课程阐述犯罪情报的基础理论，涵盖了犯罪情报工作流程的主要内容，由于我国犯罪情报工作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和警务工作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犯罪情报学的教学内容需要长期跟踪犯罪情报实践工作的发展变化，从而不断地充实、调整和完善教学内容。
2.犯罪情报学课程还没有完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更为生动、直观的教学。没有实现全程多媒体辅助教学，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应用能力仍需提高。
3.实践教学课程规范、条件和内容仍需完善。在实践教学环节上，由于在实践教学规范、实践教学条件以及受实践教学条件所限的实践教学内容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完善实践教学规范和教学内容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4.教学的信息量、生动性还有待加强，在教学中调动学生主动思维、积极参与教学互动活动不够。
教学改革的意义
犯罪情报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紧密贴近犯罪情报工作现实需求，努力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的犯罪情报专门人才。
1.充分发挥该课程综合性强的优势和特点。遵循实战性、社会性、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本着宽领域、厚基础的教学理念，从教学内容上兼容公安学、社会学、侦查学、情报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使相关的内容能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通过传授广博的学科知识，打造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技能结构，培养具有全面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把教学内容分为基础性与升华性两个知识层次，基础性层次为学生提供坚实的、应用性强、可供发展的知识平台。升华性知识层次为学生的进一步提升创造条件，让学生对专业知识有一种延伸性的、深层性的把握。课内课外相结合起来，把教学延伸到课外，通过讨论、参观等教学等形式，扩展学生的学习时间与空间，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大力进行教改研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体现教学内容的前瞻性。使教学内容新颖，有底蕴，及时把教改研究成果或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培养和强化学生对犯罪情报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理解能力和运用水平。处理好课程内容的技术性、综合性和探索性的关系，并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落实和完善。
犯罪情报学教学改革的内容
1.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我们依据犯罪情报学教学大纲，结合情报工作实际，设计了犯罪情报知识概述、犯罪情报搜集、传递、存储、检索、利用与网络化建设等七章内容。这些内容的设计紧紧围绕着犯罪情报的工作流程，把握基本知识的讲解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突出犯罪情报知识的综合应用。在讲授完犯罪情报工作流程后，注重讲解情报政策与制度，围绕着犯罪情报政策与制度的内容、范围、依据，以及制订犯罪情报政策与制度的原则、方法及组织实施等讲解，同时强调犯罪情报教育和队伍建设，犯罪情报专职人员与全体民警情报意识的培养，犯罪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职业道德，各类型、各层次犯罪情报队伍的教育、培训等。
2.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的改革
（1）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根据策略性知识的学习原理，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对照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本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①启发式教学。根据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接受程度，授课教师将教学内容设计成课堂提问问题，在与学生教学互动的过程中，从学生回答中发现问题，在对学生回答评述的过程中，讲解新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犯罪情报程序之前，提问犯罪情报这项措施存在的必要性，当前刑侦工作遭遇瓶颈，侦查“三板斧”一摸二排三审的传统侦查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犯罪新形势，个人主义价值观导致群众基础逐渐丧失。从而启发同学们认识到犯罪情报主导侦查模式的必要性。启发式教学方法的使用，使学生真正认识到犯罪情报学课程课堂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是什么，从而引起学生重视。
②讨论式教学。按照教学内容需要，将学生分组，在授课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课堂研讨或以辩论的方式让学生分组发言，授课教师当堂对学生观点进行评述。无论是讨论式还是辩论式教学方法的使用，从效果上看，学生积极查阅资料，积极思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对课堂教学过程的参与程度，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为主动探索合作研究的学习模式。例如在讲到犯罪情报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的时候，可以提供“9.11”恐怖事件、案件、走私案件的资料，从而讨论犯罪情报在反恐、、走私等案件中发挥的作用，来说明犯罪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再比如，讲到犯罪情报工作时，提供香港警察署的情报科的建设，以及香港警察情报意识的资料，从而讨论作为一名侦查人员如何树立情报意识。
③案例教学。结合教学内容，由授课教师提供真实案例信息，引导学生自觉运用本课程的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思考。在开展案例教学时，授课教师注重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开创性思维，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被进一步激发出来。例如通过《刑侦总队针对近期本市“飞车两抢”特别是西北片“飞车两抢”金项链案件多发的情况分析及有关对策建议》，分析战略性情报与战术性情报的区别。结合案例《盐都区局成功摧毁一重大流窜盗窃犯罪团伙》，来分析犯罪情报搜集的作用。结合案例《奉化市局利用信息摧毁跨市流窜系列抢劫抢夺团伙 》，分析公安情报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
④多媒体教学。本课程的课堂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方式进行，完成了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以及与课件相配套的多媒体案例库。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根据教学需要经常更新课件内容，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机制，在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声画并茂的多媒体教学不仅使课堂教学更加形象化，而且增大了信息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播放材料《强化网上信息应用意识，总结创新网上作战方法》，让同学们谈谈网上作战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
（2）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方面，任课教师积极尝试运用视频动画等新型教育科学技术。并为搭建犯罪情报学课程数字平台、开展网络教学积极作准备，一是争取能够通过网络开展网上答疑、网上批改作业、网上辅导等教学活动;二是在网络教育平台上，计划建设以学生参与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建立课程互动式助学讨论区、聊天室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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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图谱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5.2;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105-07
Visualiz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Research Development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in CSSCI（2000-2011）， the paper makes visual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By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paper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re clearly shown.
Key words knowledge mapp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发展，知识图谱成为近年来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对于知识图谱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近年来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其中美国学者陈超美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具有较大影响力[1]。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团队较早将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引入国内科学计量学研究[2]，其团队与陈超美合作，利用知识图谱对我国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评价，推动了知识图谱在我国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3-4]。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共现图谱与共引图谱展现2000～2011年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发展脉络，数据来源为CSSCI收录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信息。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5]的提出，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高质量期刊遴选提供了有力指导，进而为学科计量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保障。白云以CSSCI（2004～2006）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为研究对象，从篇均参考文献数、期刊基金论文占有比例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的学术规范程度和学术含量状况[6]。邓三鸿、王昊以CSSCI（2004～2008）中49种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通过被引速率考察了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力[7]。贾洁以CSSCI（2000～2007）引用数据为基础，统计并分析了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而分析了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机构[8-9]。王昊、张小琴以CSSCI（2003～2007）收录图书馆、情报学17种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从总体引用网络、层次引用网络、引用网络聚类等角度构建了期刊引用网络，探讨相关期刊的引用层次结构以及期刊集群规律[10]。
本文以CSSCI（2000～2011）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文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及作者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发展历程。图谱中主要通过频次与中介中心度考察相关知识单元，中介中心度体现在图谱中某知识单元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通重要性。
2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通过绘制2000～2011年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这12年来的学科研究内容直观呈现在一张网络图谱中，进而揭示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1。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图中含有外环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的burst值不为0，外环的宽度与其突变率成正比，表明这类关键词在当前年度迅速成为学科热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起始于2000年，所有2000年关键词burst均设为-。
从表1可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图书馆学、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
由表1和图1中的信息，本文可以将这12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位于图1的左上方，是连接其他研究领域的枢纽，包含情报学、图书馆学和科学期刊等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对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其中，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关键词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相关理论探讨关键词包括图书馆服务、读者服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建设等。
（2）文献计量学一直是这12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对象从文献向信息的转变，其开始向信息计量学拓展，并与网络计量学产生交叉。期刊评价研究作为文献计量学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主要涉及关键词为科技期刊、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影响因素、网络影响因子、h指数等。结合这些关键词的出现时间可知，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从统计分析与引文分析，到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知识图谱。由此可见，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文献计量学分支研究领域日益呈现出信息化、综合化的趋势。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在这12年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传统的情报检索、光盘检索、联机检索和文献检索到网络信息检索、全文检索和图像检索。2002年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以及2004年Web挖掘、文本挖掘、知识挖掘、xml、语义网、本体和虚拟图书馆的出现，表明学者在信息检索研究中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体技术在2004年成为突变点。在检索工具方面，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在12年间发展较快，从搜索引擎到全文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继而到2006年出现的垂直搜索引擎都很好得体现了这一研究进程。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1中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等。历年来信息服务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报服务、高校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到数字资源和数字图书馆，再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进而到交互式信息服务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产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纸质资源逐渐转为数字、网络资源，学者的研究也相应随之变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的理念也产生了变化，从强调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协同交互、智能推荐、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
（5）竞争情报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情报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涉及关键词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战略管理、反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人际网络情报、专利情报、危机管理、危机预警、信号分析等。由此可见，国内竞争情报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研究内容从竞争情报、反竞争情报逐步向更具实用性的专利情报、竞争情报系统、危机管理、信号分析扩展，体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实用性发展趋势。
（6）知识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从2000年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知识管理节点各颜色圆环的厚度，可知往后其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历年来相关研究主题如下：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产权、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发现、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检索、知识共享、知识挖掘、知识网络、知识转移、知识库和知识图谱等。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2000～2011年文献共被引图谱来揭示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以两年为时间分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图谱如图3所示。
图中相关参数同上节所示，为了更详细分析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文章列出被引频次大于70的文献33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
表2中33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部分是图书，表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本文将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六大领域，并给出各个领域对应的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1）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成果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核心知识源流，这12年来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随着时间的演进如下：1985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1994严怡民的《情报学概论》、1996年严怡民的《现代情报学理论》、1998年王知津的《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和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1999年孟广均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和徐引篪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2002年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和《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2003年梁战平的《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2006年周晓英的《情报学的形成和定位》和2007年马费成的《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这13篇文献组成了学科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历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下：1988年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96年林被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黄俊贵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7年王崇德的《文献计量学引论》、2000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1年俞君立的《文献分类学》、2003年李鉴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统计》、2004年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和邱均平的《网络数据分析》、2005年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2006年姜春林的《H指数和G指数――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新指标》、2007年邱均平的《信息计量学》和2008年苏新宁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这13篇文献组成了文献计量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的演进如下：1997年曾民族的《网络信息检索现状和性能评价》、1997年黄纯元的《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8年程亚男的《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和汪冰的《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1998年马费成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1999年吴慰慈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和储荷婷的《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具、技巧》、2000年马费成的《信息资源管理》、2001年胡昌平的《信息服务与用户》和张晓林的《基于Web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2001年的范明《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2002张晓林的《Semantic Web与基于语义的网络信息检索》和《分布式学科信息门户中网络信息导航系统的规范建设》、2004年苏新宁的《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这16篇文献组成了信息检索和信息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引用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7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和董小英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2001年霍国庆的《企业战略信息管理》和周宁的《信息组织》、2004年戴维民的《信息组织》、2007年胡昌平的《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这8篇文献组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这12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也经历了如下的时间演进：1995年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1996年沈固朝的《国外企业的竞争情报源及其搜集方法》、1998年彭靖里的《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发展综述》、2000年曾忠禄的《情报制胜――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业竞争情报》、2001年包昌火的《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2002年包昌火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2003年包昌火的《竞争对手分析》和《竞争对手分析论纲》、2004年包昌火的《略论竞争情报的发展走向》和陈峰的《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2005年王知津的《竞争情报》、2006年李艳的《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2007年梁战平的《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2008年沈固朝的《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和王知津的《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这15篇文献组成了竞争情报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6）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自21世纪以来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8年蒋惠工的《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1999年王知津的《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和蒋永福的《知识组织论：图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理论基础》、2001年蒋永福的《论知识组织方法》、2002年张晓林的《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003年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2006年马费成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和邱均平的《知识管理学》、2007年柯平的《知识管理学》。这10篇文献组成了知识管理领域知识源流演进进程中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六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六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窥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本文将被引频次27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39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邱均平、张晓林、马费成、吴慰慈和吴建中是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文献计量学、知识服务、信息经济学、图书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图4可知，蒋永福、范并思、王知津、韩继章、吴慰慈、马费成、初景利、黄宗忠和邱均平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合表3、图4，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六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学科基础理论。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吴慰慈、马费成、范并思、程焕文、王知津、黄宗忠、严怡民、冯惠玲、周晓英、王子舟、于良芝、贺德方、靖继鹏、黄俊贵、徐引篪、焦玉英等。
（2）文献计量学。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包括苏新宁、邱均平、丁学东、王崇德、罗式胜、刘则渊、庞景安、刘军、金碧辉、戴龙基、武夷山、梁立明、叶继元、陈超美等。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琪玉、陈光祚、赖茂生、陈树年、邓志鸿、侯汉清、苏新宁、焦玉英、毕强、曹树金、张玉峰、周宁、董慧等。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胡昌平、孟广均、赖茂生、岳剑波、霍国庆、卢泰宏、戴维民、肖希明、黄晓斌、查先进、初景利、曾民族、李国新等。
（5）竞争情报。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沈固朝、包昌火、谢新洲、王知津、彭靖里、陈峰、吴晓伟和曾忠禄。
（6）知识管理。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晓林、柯平、蒋永福、盛小平、马海群、陈传夫、丁蔚、王曰芬和Nonaka I。
可以发现，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和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三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尤其是文献计量学，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这六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
5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现图谱以揭示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从另一角度揭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特征。统计发现，这12年发表文章44篇及以上的学者共计35人，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邱均平、马海群和王知津是这12年来发文量最多的三位学者。下面通过作者共现图谱来探究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情况，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5所示。
图5中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共有13个，但网络中的连线较少，表明合作网络的整体情况不理想。通过进一步考察，图谱中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如武汉大学邱均平团队（包括余以胜、文庭孝、段宇锋、李江、赵蓉英等）、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团队（包括何超、金燕、吴金红和王翠波等）、南开大学王知津团队（包括苏瑞竹、张桂玲、孙立立、孙立武、樊振佳等）、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团队（包括何琳、李运景、薛春香、黄建年、白振田等）、南京大学的苏新宁团队（包括邓三鸿、杨建林、王昊等）、南京大学的孙建军团队（包括程慧平、成颖、李江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团队（郑彦宁、武夷山、化柏林、陈峰、梁战平等）等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如李江连接了邱均平与孙建军团队。整体来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科学研究合作以知名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较小的师生或同机构科研合作团队，各团体间联系较小。
6 结语
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作者合作等角度对我国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科研发展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相关结论如下：2000～2011年间，学科基础理论、文献计量学、信息检索、信息技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是主要研究分支;围绕六个分支，文章通过时间线梳理了对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列出了在相关领域被引较多的学者;在科研合作方面，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科学合作多以师生、同机构合作为主，并形成了若干小科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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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8日，由科技情报学会、科技信息研究所承办的“晋、冀、鲁、豫、蒙、京、津七省（市、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协作网第二十五次年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
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北京、天津七省（市、自治区）及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的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科技信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胡德尔主持。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高安社出席并
讲话。
会上，与会专家分别就各自学会的发展概况及单位的业务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与交流，同时针对当前面临的事业单位改革这一热点社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认为，这次会议是在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形势下召开的，这种形式的交流，能够起到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的，对于促进今后科技情报学会工作及科技信息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打破传统工作模式，实施经营学会战略，坚持自我发展，面向社会的原则，切实加强生存与自我发展能力，积极推进学会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取得学会工作的更大成绩而努力奋斗。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加深了各省、市、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及研究院（所）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促进了先进经验的交流与分享。
会议最后确定，2013年“晋、冀、鲁、豫、蒙、京、津七省（市、自治区）科技情报学会协作网第二十六次年会”将由河南省科技信息院、河南省科技情报学会承办。
据悉，此次活动系2012年内蒙古科协重点资助前沿高端综合交叉学术交流活动项目之一。为进一步发挥学术交流对自主创新的先导作用，切实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水平，促进学科繁荣以及创新人才成长，内蒙古科协搭建了内蒙古自然科学学术年会、青年学术论坛、学术交流月活动、前沿高端学术专项、综合交叉学术专项、新观点新学术沙龙、建言献策活动、院士专家报告会、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培训项目、自然科学学术丛书等十个学术交流平台，重点支持开展国际、全国、自治区近百项重大学术交流活动。旨在积极引导学术交流更加注重学科发展基础性和前瞻性，更加注重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目前，由内蒙古科协资助的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已经陆续在自治区内外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科技情报学会?责任编辑：董艳苹）
（内蒙古科协）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教育 话语分析 教育使命 比较研究
[分类号]G250
1 引言
中国对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关注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国外图书情报教育的模式、课程内容进行评介和引进；二是对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提出建议和意见。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职业需求、实践基础、职业理念等相关问题。新的学科发展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定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问题也逐渐清晰，但对教育使命和教育定位的研究却很少见到。学科的教育体系和内容不能脱离教育使命，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教育认知也必定存在差异。本文试图分析中美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对其教育使命的意义构建，找出认知差异，并对国内图情教育使命意义的重构提出若干建议。
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学领域，主要研究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研究话语如何建构现象，是一种借助语言了解人类认识社会的途径，目的是找出话语对社会世界的构建途径，并分析语言使用会对相对应的社会实践产生怎样的折射、建构和维护。话语分析能揭示认知差异及其原因，并能动地建构社会实践。对图书情报教育而言，对教育机构自身战略、使命和价值的话语描述将会引导教育机构设计相应的教育模式和课程资源，并引导社会公众对图书情报教育的期待。
2 教育使命意义构建的语境
全球环境下的新语境：①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美国图书情报学院已转向培养更能满足商业、政府等公共机构信息需求的人才。②图书情报学院的生存和社会认识危机。学科与知识地图中心的距离及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该学科师生在学术社会里可以获得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图书馆学诞生之初便被视为“技艺”，而非“科学”。
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语境：①面向社会需求，努力顺应社会信息环境变化；②如何在众多教育竞争者(包括本学科和相关学科)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成为各个机构的重任。
中国图情教育使命意义构建面临的独特语境：①对图书馆职业理念的关注增加，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内图情教育机构毕业生就业去向、职业需求、职业环境，在理论研究领域提出“图书馆职业哲学”；②图书情报学教育自身的求变、求强。
3 美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构建
美国2009年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排名的前10位学院中，只有罗格斯大学新伯朗士威校区(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的传播与信息学院(sC&I)、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的(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图书情报学院(SLIS)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of Pittsburgh)的信息学院(IS)的图书情报专业没有明显的关于学院教育使命的阐述，但也以系主任致辞或专业介绍的形式突出了其教育特点及目标。其他8个图书情报学院详细，或简略地对其教育使命、愿景、价值、目标和特色课程进行介绍。如表1所示：
对美国主流图书情报学院教育使命等相关内容的话语描述成就了以下意义：
图书情报学教育使命=培养图情领域的领导者+为社会公众成功利用信息提供帮助+发现图情领域的新知识和新问题+通过自身的服务和教育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与信息之间的和谐提供技术、原则、方法和教育；图书情报学教育愿景=通过知识、信息扩展人的能力+为社会提供保存过去、管理现在和设计未来的资源和教育+创造人、信息系统与组织的和谐。
同时，这些话语排除了以下意义：图书情报教育的使命是单为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培养工作人员；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职业适用范围是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使命不包括本领域的知识发现和问题解决；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使命的阐释范畴是文献、文献信息；图书情报学教育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只面向受教育者。
美国图书情报机构通过其自身教育使命的话语阐述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①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对其自身使命、价值定位的重视；②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已经冲破图书情报学原有的机构限制，将其培养目标和存在价值空间扩大到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知识获取利用领域；③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强调对个人和组织发展的意义，以及对社会价值增加的贡献。需强调的是，“被排除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走出视线，而是在被扩大了的范围中不再占据中心地位。
4 中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构建
中国图情教育机构对教育使命的关注并不突出，主要图书情报专业教育机构的网站上没有对教育使命、价值、愿景等主题的直接阐述。表2是中国部分图情教育机构及相关单位对教育使命的话语阐述。
资料分析发现，中国图情教育机构涉及较多的是历史沿革、师资力量、科研成果和其他成就的列举；而培养目标和教育使命、战略目标等内容则较为笼统和模糊，缺乏清晰度和重点；同时，也缺乏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阐述。以上话语描述进行了如下意义建构：
教育使命=培养图情档专业人员+培养信息(资源)管理人才+职业精神塑造+为学生提供信息管理知识；教育定位=信息资源管理(定向于传统图情专业领域)。
但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范畴是什么?教育的价值仅仅是为了成为“一流”或“领先”?由于话语对社会存在的意义建构将会对社会实践产生导向影响，因此中国图情教育实践必然存在教育目标模糊、教育模式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中国图情教育的弱势地位、较低的职业社会认知度一定程度上受教育使命模糊界定的影响。
5 中美图情教育使命认知的差异
中美图情教育机构在“教育使命”及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差异表现在：①认知程度的差异。美国图情教育机构绝大多数会以清晰的形式阐述其教育使命、价值等，中国仅有少数教育机构阐述教育使命、目标、领域等问题，且多是被动的、模糊的语言，体现出对“教育使命”等问题的认知有主观能动与非主观意识、强认知与弱认知之分。②认知范畴的差异。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将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所有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活动都视为图情教育机构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教育活动、科研活动；中国图情教育机构则将重点放在传统图情领域，且专注教育活动。③认知个体性的差异。美国图情教育机构在“教育使命”等相关问题的阐述中突出个体性、独特性，并没有强调统一性；中国则大多采用相同的话语，并试图采用统一的语言。
在这些由话语表现出的认知差异的背后，又有实践的原因和表现：①中国图情领域的历史发展传统以及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中国图情教育一直把图情领域“机构化”，即为特定机构(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服务；同时中国图情领域的实践现状使其长期处于非职业化的发展状态。因此，中国图情教育就以为特定机构服务和提升职业化为己任，并没有思考这样的使命是否代表社会需求和自身的实际。②美国图情教育受杜威图书馆学理念影响，始终秉承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理念，并努力强调图书情报领域也能为社会创造价值。正是这样的传统及指导思想使得美国图情教育机构一直以社会需求为发展导向，但同时也存在弱化学科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危险。
6 中国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重构
中国图情教育机构仍试图用旧的话语体系构建不断变化的教育活动，但话语阐述的意义构建需最大程度上反映“图情教育的真实”。因此需要借鉴美国图情教育机构的经验，探索对国内图情教育使命的意义进行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