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15: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然而，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假如这就是孔子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全部关联，那么，不仅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为很难想象对于传统文化中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毫无正面作用的人，能称得上是这一文化的伟人；而且也很难从逻辑上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完全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儒学绝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
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起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史界、哲学史界反复争论、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着正面作用，但也无可否认，儒家确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向关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这一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其以理性反对迷信则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则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
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地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这些学科在中国古代就是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
医学――儒家之所以看重医学，和孔子开创的仁知统一传统紧密相关。因为医学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科学，而这与孔子提倡的儒家爱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医学就成了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学，行医就成了仁知统一的化身。中国古代有“医儒同道”的说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良相和良医视为儒生的进退之道。
农学――农学在中国古代也是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学科。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关。子贡问怎样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把农业和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随着儒学独尊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主流。由于农业是有着道德内涵的，因而这一农学（有关农业的科学），自然就是仁知统一的科学。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古代中国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体有了伦理的属性，因而天文学也就成了有关“天”的科学知识和纲常伦理相合的学科。孔子编修的六经之一《春秋》载有我国最早的有关彗星的可靠记录：“鲁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同时《春秋》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这说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确有研究天文知识的科学成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对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提出了批驳，认为圆形的天穹是无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这表明曾子也曾对古代的宇宙理论有过一定研究。
关键词： 自主创新 《自然辩证法》课程 案例应用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高校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是以理论为指导，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课程。2012年高教版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的编写，增加了“创新型国家”这一内容，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科学技术观，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针对这一内容，除了采取传统授课方法外，更适宜采取案例教学法。从学习理论看，案例就是库恩所称的“范例”，具有情境性、具体性、易迁移的特点。因此，从课程目标和定位看，《自然辩证法》课程在这部分内容的案例应选取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典型范例，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创设引人入胜、新奇不解的学习情境，起到触类旁通的功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该内容的教学设计上，我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案例有助于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几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1]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的实质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其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2]从广义上讲，基于本土科技知识进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都可视为自主创新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科技自主创新案例主要聚焦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自主创新，即我国科学家在继承传统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方法，解决了现代科技问题，并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出独特的原创贡献的案例。
二、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可能性
案例教学以案例的收集为出发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传统科技资源，几千年的科技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思想与方法，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洋洋洒洒七大卷三十四分册，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整理研究挖掘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全部出版完成，便是中国古代科技资源极其丰富深厚的一个明证。李约瑟对此感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这是一个绝对的金矿。古代和中古时代的中国科学成就，一再表明足以使人眼花缭乱。”[3]面对这座“金矿”，一些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已经有力地显示了传统科学在当代的巨大价值，这些资源至少通过以下两种类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可能。
1.传统科学思想方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数学家吴文俊的自主创新工作。吴文俊在深刻领域与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数学和当代计算机技术，一举解决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开启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强烈时代气息的新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被广泛运用于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计算机图形学、工程设计等多个不同领域[4]，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动推理与方程求解的“中国学派”[5]，为此，他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有翁文波提出的包括可攻度性方法和干支法等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天灾预测中的运用，任振球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研究及预测，徐钦琦提出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6]等，这些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已然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科学原创力，为《自然辩证法》课程提供了丰富案例。
2.利用传统科学史料研究现代科学问题的案例。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甚枚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冰川进退、湖泊冻结、动植物分布等资料，采用数学方法加以分析，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波动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这种气象学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天文学方面，席泽宗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使之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为超新星这一天文学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7]。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如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8]。另外，在李四光、竺可桢的编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势必在当前的地震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科学家自主创新案例应用的教育意义
《自然辩证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课程，除了使学生梳理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之外，还应充分发挥其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科学与人文等方面的沟通作用，这是新版教材将“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纳入教学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中国科学家在当代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课程目标将以更具现实性和启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把以上几方面的沟通作用较为集中地凸显出来，有利于体现《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科学功能、历史功能。同时，通过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案例教学，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以小见大的效果，其意义颇为深远。
1.融合研究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自2010年8月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思想政治课新课程试点工作方案》后，《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原先理工类硕士生必修课调整为不分学科、专业均可学习的选修课，同时课时也有所调整。在新的课改方案下，课程面对的是人文类和理工类的研究生，根据该课程的本身特点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自然辩证法》课程应搭建起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识”教育的内涵更加凸显。硕士研究生是高素质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资源。我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案例涉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古代及现代的科学思想，具有融合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
2.引导研究生树立自主创新意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的课程，《自然辩证法》课程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关注中国背景下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问题，有助于使学生对科学技术的中国道路形成自觉思考，增强使命感和自觉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近些年的自然科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奖的科学家个人或科研团队，并透过他们解读当前科学发展的新特点和动向，学习他们在研究时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不仅贴近研究生的科研实际，还可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技术战略观和科学技术创新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3.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吴文俊、竺可桢、席泽宗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传统科学的创新案例，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仍具有巨大价值，还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科学赢得了尊重，对研究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现实的科技创新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借鉴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现代的科学问题，使他们重新认识我国的科技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课程中，以案例为切入点带动整个教学，通过生动的讲解，再配合图片再现、视频观看、分组讨论等方式充实课堂，可以达到良好效果。中央电视台十套《大家》栏目推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特别节目《荣耀中华》，便是一个很好的视频素材。
4.提高科研创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认真发掘中国传统科学的资源。在分析案例后，要进行必要的方法论总结和提升，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例如吴文俊案例的方法论在于突破西方中心论下的科学观，以历史主义恢复古代数学的规范，但同时又不拘于本土知识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以西方数学为观照，以当代科技发展为创造性转化的发酵剂，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为中华科学的复兴开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案例的方法论解读，有利于学生树立起自主创新的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在现实的研究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思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在当代的科技中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形成文化自觉，保持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高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为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基础。
四、注意问题
案例教学重在分析。案例教学绝不是一些典型案例的简单罗列，也不是简单地播放和观看录像。录像、图片、文字、讨论等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启示，教师应进行必要的引导与深化。因此，案例教学应在案例的分析上下工夫，真正做到深入解读，而不流于形式，起到“解剖麻雀”的教学效果。例如在对吴文俊的案例进行分析时，必须围绕三点展开分析和讨论：一是在传统科学文化的教育内容上，应在与西方数学比较的前提下，讲清楚中国传统数算法化、机械化的特点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问题；二是在自主创新方法论上，讲清楚吴文俊使用的历史主义原则对古代数学的研究、以西方数学作为优秀文化资源和以计算机技术作为创新转化手段的自觉性；三是在意义阐发上，讲清楚吴文俊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和当代启发。只有凸显这几点，案例教学在上述几方面的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体现，才能真正发挥案例教学举一反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6：6.
[2]郭贵春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306.
[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
[4]张维.不断创新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J].自然杂志，2007（4）.
[5]吴文达.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及方法[J].中国科学院院刊，1991（1）.
[6]李世.科技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六个典型实例的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05（4）.
[7]李正风.中国科学家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概念、特征与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2（4）.
[8]席泽宗.科学史十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5.
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是人类不断总结和探讨对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利用和改造的经验。我国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悠久,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反映农业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是古代农业研究的长期积累。古代农业利用的内容是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和体现。古代农业的利用就是以农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博物馆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为依据,以农业文物、图片、模型、雕塑、文献等为主要手段,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历史的再现。它是集古代农业研究与艺术加工于一体的一项研究成果。因而它能够起到启迪后人,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获得显着的社会效益。
一、古代农业研究指导思想确定的陈列
我国对古代农业历史研究工作,以往多集中于着书,古籍立说发表着作方面,读者面小而往往又不易理解,通过农业文物、资料等集中收藏,经过研究、设计,用实物形象将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展现,对不同文化层次的现实所感受,影响范围较大,社会效益明显。从陈列内容来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有宝贵经验,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对古代农业遗产中宝贵的东西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和科学都是不断进步的,对传统农业技术应当用现代科学加以检验,取其精华。在内容上要求做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系统、科学正确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设计强调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力求科学内容与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我国古代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古代农业涉及时间长,门类多、范围广、问题复杂,如农业史包括农艺史、园艺史、农具史等。利用研究古代农业陈定陈列内容,制定陈列方案和设计。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我们应以社会和现实要求为考虑对象。一是使一般客观者了解古代农业基本知识,二是专业人员了解某种专业技术发展过程和其经验。在陈列结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改革,采用通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方法选定内容。
二、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古代农业科学历史是农业古籍、农业文物资料等体现的。是古代文明的物质表现,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这些古代农业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凝结着我们祖先的杰出智惠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生存史、奋斗史和发展史,科学地利用古代农业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利用古代农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古代农业中的自身客观规律现实需要,只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做到古代农业研究成果的合理利用。同时,注意到对社会效益有关学术的处理,一般情况通史研究,只是处理农业技术发展历史的分期问题。对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过程,按历史朝代划分时期,但历代王朝的更替并不是古代农业技术发展的原因,不能反映农业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将其古代农业研究很难说明。历史上农区的人口比牧区的人口多很多,他们以粮食为主食,肉类为副食。“民以食为天”中的“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指粮食。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年景的好坏,收成的多少。《春秋》中谷不熟则书,可见历史上以生产粮食为主种植业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因此确定以大田作物精耕细作技术的发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历史分期主要依据,这样不仅脉络清楚,突出了农业技术本身的特点,也是自身发展过程,利用古代农业研究中产生社会效益。
三、正确处理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不是研究工作的唯一任务,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也是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文化遗产利用包括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研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等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合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农业文化遗产利用必须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强调社会效益,但并不排斥经济效益,而且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反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就保护抓保护,就难以使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得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就难以解决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就难以尽快改变文博单位长期“守着金山讨饭吃”的尴尬局面.就难以调动和维护广大古代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有效地保护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础,合理地利用古代农业中的文化遗产是有效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强调文物的开发利用,造成国家文化遗产资源的流失和破坏,也不赞成为了强调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单位的公益性,而放松甚至放弃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资源在对外开放中获取应有的社会效益,给文化遗产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不可否认,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古代农业研究部门,还没有真正处理好在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多,讲合理利用的少,割裂了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靠上级给的经济思维方式普遍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古代农业研究工作都越来越举步维艰,特别是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经费极度困难,单位中文化遗产保护安全条件极差,科学有效的保管条件更是无从谈起,长此以往,有一些文化遗产要霉烂在库房中,要就是被盗、被抢。因此,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古代农业研究单位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要紧紧围绕本地区、本单位的古代农业中文化遗产优势和藏品特点,在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社会价值。争取好的社会效益,进而改善和加强本单位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农业博物馆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总结。中国农业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在1959年国庆节前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国内唯一一座大型园林式展馆,收藏陈列了较为丰富的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近5万件。该馆充分利用这些藏品特色资源,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相关专题活动,即发简介
宣传自己。与国内外业务合作与交流,增加社会效益,并重整合本馆资源,面向公众普及农业科普知识,培育新的潜在客源群。此外,还充分利用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全国国家级地位及影响,利用该有在古代农业陈列展出方面的优势条件,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通过一系列展出活动,提高了该馆的知名度,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该馆工作的关注,理解与支持,加强了馆际交流和协作,弘扬了祖国优秀传统农业文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该馆从工作中认识到古代农业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古代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可不能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因此,该馆在不同的时期拿出经费用文化遗产文化维护与保养,安全保护及更新陈列、服务设施等,使文化遗产文物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始终于良好循环的状态。为此,先后获得国家、北京市政府等授予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国际科学与和平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关键词】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专科学校；职官教育；艺徒制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影响深远，其兴盛和发展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开始衰败。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科技的发达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
1.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萌芽产生时期
1.1.1 我国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职业教育的萌芽和先民们最早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以耕”等职业教育活动十分活跃，还有我国手工工艺的教育在原始社会也已达到了职业教育的高峰。
1.1.2 我国奴隶社会的职业教育
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而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使大批奴隶被驱人手工作坊，商周奴隶社会中出现“百工”的记载。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手工业奴隶进行强制性的技术培训，因此出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性教育形式。
1.1.3 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职业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时期科学技术呈现空前繁荣，手工业内部分工更为细密化，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1.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鼎峰兴盛时期
1.2.1 教育形式的丰富
首先，先秦时期家业父传的职业教育形式通过官府加以推广。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业从事历史著述的。其次，出现了设官教民的职业教育形式。唐朝设有“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这两监的职能之一就是培训艺徒。
1.2.2 职官教育的转变
在我国先秦时期，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往往都是通过父传子受的方式传递这些专业性科学技能。从畴人之学到宦学则是我国职官教育的一大创举，开职业教育之先河。
1.3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缓慢发展时期
1.3.1 传统私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加强
在传统私学教育中出现了研讨和传播自然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新风气。如元朝朱世杰，他是研究和传授数学的职业数学教育家，天文、律历和地理学家刘秉忠聚徒讲学，共同研讨天算学术，其学生包括张文谦、王恂、郭守敬等，这些都是元代《授时历》的研制人物。
1.3.2 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历代朝廷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传技师傅从全国各地挑来，代表当时各行业职业技术的最高水平。这极大地提高和推广了当时各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
1.3.3 职业专门学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一时期职业性专门学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增多，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完善。社学的创建对组织农民及劝课农桑起到一定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建立的一种兼有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比欧洲国家1723年在英格兰建立的农业知识改进会要早400多年。
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与西方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性是非常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2.1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行为的强制性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特别是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因此，推行职业教育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教育经验，使得职业教育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2.2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历代历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在封建社会里就办成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得以办成的职业教育，但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由于长期处于“治术教育”的附庸地位，只是“实效”之学而已，难以真正形成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2.3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造豁、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当然，我国还有其它门类的职业教育专著数千种，如《夏书》、《墨经》、《考工记》等，它们同样在我国漫长的职业教育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4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同的是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中国古代的教育对西方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极大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为人类社会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跟我国古代社会重视对生产实践者进行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这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与劳动者的职业水平有不可分割联系。相信中国未来的教育会更加灿烂美好。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谢广山.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兴盛及其特征闭[J].职教论坛，2004（10上）：63-64.
[3]袁学琦.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史话[J].职业技能培训教学，1995（3）：44-45.
[4]胡钢，谷小勇.中国古代农民职业教育方式[J].中国农学通报，2005（9）：410-413.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
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中国哲学强调实用性，这样就导致重经验描述而轻视分析，知识的水平常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中国哲学强调的实用性长期停留在经验形式上，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
一、包装设计的发展史
包装设计的发展史，经历了自然包装、原始包装的萌芽、古代包装、近代包装和现代包装5个阶段。
1.自然包装
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包装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天体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体，是为了在宇宙中保持相互的平衡而形成的；另外还有动物的皮毛都是对自身进行的保护。
2.原始包装萌芽阶段（产品的包裹阶段）
这是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还没有可应用的技术对动物、植物的某一部分进行加工，如用兽皮、贝壳、植物叶、果壳等物品来转移或盛装食物和饮水，这些虽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包装，但是从包装的某种含义来讲，可以说是包装状态的萌芽阶段了。
3.古代包装
这一阶段历经了人类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人类已经开始以多种材料制作，作为商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也包括包装器物。这段时期在包装材料、技术和造型上都有所发展。
4.近代包装阶段
这一阶段相当于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由于工业化的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发展形成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本阶段的包装材料、容器、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了近代包装标志的应用，如酒瓶上开始贴挂标签，医药行业中有毒的物品包装要求带有便于识别的印刷标签等。包装机械也开始发展起来。
5.现代包装阶段
具体的说现代包装是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包装的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设计层出不穷；包装印刷技术和测试也有所进展；包装机械呈现出多样化和自动化；包装设计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从上述5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每个阶段中，包装设计都体现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生活、科学、文化、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这些都能够体现，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有着某种内在不可分割并且互相影响的关系。
二、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与包装设计的关系
从包装设计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但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也表现在包装设计的某些需求也要求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
包装设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其依赖于产品生产制造的技术及所需的新兴材料的应用，这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行业前进的动力，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包装效果，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进行充分运用，从而达到满意的设计效果。在电脑及其生产机械出现之前，包装最初是为了保护产品，便于携带和储存等进行设计，青铜、彩陶等可以说是最早的包装形式，那个时期的包装特点是利用各种天然材料，就地取材，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所致。这一时期都采用纯手工制作，无论是产出包装型状——陶罐，还是在包装型状上面绘制图案即当时采用手绘，都是纯手工制作。而后来出现了电脑和生产机械设备，使得包装变得更容易出现想要表达的效果，我们可以在电脑上绘制精美图案，利用生产机器设备，流水线式的一气呵成。这无疑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包装设计提供了便利和更能充分发挥的舞台，所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向前发展的动力。
2.包装设计也带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为了更好的满足包装设计的需求，包装设计也促使着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例如，在近代包装阶段时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需求，开始形成了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对机器的开发和研制提出了要求，致使生产包装的机器通过科学技术研制出来，为包装设计大批量生产提供服务，所以包装设计从某种程度讲也支持着科技的创新。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高科技材料也不断的在市场上涌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新的包装设计产品将具有更多元化的功能和形式。
三、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中，每一次科学的进步、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环境的变化，都对包装设计在起初进行设计构想时，对包装的功能和形态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及其促进作用。从包装的发展史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包装设计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了解它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我们今天进行设计工作，能够更好的与艺术相结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艺术主要是创造形象，借此来表达创造者的心智，激发人的情感，艺术主要反映的是人文情感。艺术想表达自身的想法，而不会去顾及其它方面的想法，比如不会顾及受众人群，只想反映自我的内心世界。与其相比，设计就有所不同，在一项设计中，其中心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出发，最先考虑人即受众者的感受。设计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它的变化与发展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涵盖了戏曲、影视、美术、建筑和音乐等的大艺术范围。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艺术中的美术方面对包装设计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包装设计是要以艺术美学为基础，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设计、理解设计的一个窗口。包装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更易保护产品、方便携带、存储以及现今的想让人们产生购买欲望等，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但是要想表达出这一系列的想法，必须以艺术为基础。如包装的原始形态设计出了追求美感的容器，这一美感，就需要设计者有着深厚的艺术底蕴。目前市场上的包装设计层出不穷，一件好的包装设计，会使消费者看到就有购买的欲望，但有好的包装设计，也就有坏的包装设计，有让人们看到，不想去触摸是什么的产品包装，甚至想快点离开的想法，这就通过包装设计展现出了设计者的艺术文化底蕴的差异。所以说，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我们只有打好这块基石，才能使我们做出来的包装设计稳固的向前发展。
四、当今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紧密相连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包装设计在利用并体现高新技术、为人类提供良好功能的同时，还扮演着体现个性特色、民族传统、人文特点的多重角色。随着“知识营销”“形象营销”“文化营销”“全球营销”“品牌营销”“绿色营销”等理论的产生，现代包装设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主要表现在品牌包装、文化包装、绿色包装的三种类型上。
简单的概括当今包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三种类型：文化包装，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东西。品牌包装，是对商标、名称、历史等，主要是体现企业或商家形象的一种包装类型。绿色包装，是由于人们对环境认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个人意识到保护环境，节约材料的重要性与绿色商业包装的重要性。
人类的设计艺术活动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灵惑的产物,设计艺术决定着人类的自身发展,也决定着环境制约生活质量的因素。设计艺术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而人的生存是依赖于生存环境的优劣而决定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屮并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传统设计艺术是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基础,现代设计艺术不断创新才能促进设计艺术不断发展,只有不断创新,人类的社会文明才会不断进步。
2.设计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智慧的结晶。
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设计艺术,伴随人类文明伊始所出现的设计艺术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类本身及其所生活的环境,它是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原始人类由对大自然的神秘无知而产生的宗教式的图腾与崇拜,包括不同地理环境,不同部族的不同崇拜物以及日月、山川、河流、各种生物的图形、符号,那些几何形及将生殖器凿刻在石崖或涂抹到器物上抽象的色彩或符号总是带着原始部落、部族的某种心灵意识,在不停地向现代社会的人类传递着某种信息。不同形状的图案、造型器物这一模拟大自然的产物加以不同色彩总是在烘托着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给现代人类以某种形式的启迪。从两河流域文化的器物造型、古埃及法老的头饰及装饰,到我国“青铜文化”时期鼎的造型及“饕餮狞厉”的装饰中我们总能找出它们的使用方式及古代人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千百年来,人类在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在改变着人类,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在这循环交替发展过程中飞跃、升华。人类的设计艺术活动出现本身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灵感的产物,是组成人类典型生活环境的因素,它的历史作用早已超过了其物质本身。做为精神功能与物质功能综合一体的文化——设计艺术,不仅仅决定着人类的自身发展,同时也在决定着人类精神生活空间。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由设计艺术及其产品所组成的典型环境,也就没有人类的自身发展。从祖先留给我们的无数工艺美术珍宝当中,从“远古的图腾”到“狞厉的美”;“虚幻颂歌”、“无我之境”到“市民文艺”、“明清工艺美术”屮我们总是能找到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踪迹。它们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推动与平衡的发展关系。
3.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是与自然环境协调的精髓。
中华民族所处的封建社会历史之久远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在这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出现的设计艺术活动及其产品几千年来一直受孔子和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及设计艺术作品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当中,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主张“身与物化”、“万物与我同一”,从中追求人类理想,达到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其所创造的产品完美的协调,这种与大自然共存“天人合一”、“顺乎自然”的哲学思想强烈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这种对大自然的崇尚精神是客观对设计艺术产品既要“顺乎自然”,也要超乎自然,只求“神似”不求“形似”,这种美的标准,美的法度是着意强调人的意识。追求环境与产品的创新功能与视觉美感是人类一直孜孜不卷追求的目标。在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活动中,古代设计家们的创作态度是一丝不苟的,利用大自然所赐给的材料塑造了无数“巧夺天工”、“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设计艺术活动展现于城市建筑、居室环境、日用生活用品等领域当中。从秦砖、汉瓦建筑材料到“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的居室装饰;从战国的漆器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从秦代陶雕兵马俑到南北朝的石窟艺术,直至清代的瓷器,织绣、民间泥塑,剪纸……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明珠。几千年文化中的古代设计艺术活动中的的艺术设计家们,一直把大自然美与人的精神美,道德情操美相联系,赋予、着重把握自然美、环境美所具有人的性格,人的精神,在自然美、环境美中追求人类的崇高理想。人类艺术在古代社会虽然出现了科学的萌芽,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落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对于大自然,对宇宙观的认识长期处于低级阶段,对自然环境的追求,对生活的追求往往凭借幻想,对于设计艺术活动的发展是缓慢的。
4.现代设计艺术活动是时代不断进步的产物。
设计艺术活动是时代的产物,现代艺术设计活动是在现代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现代艺术设计活动要求所生产的产品应该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去发展。十八世纪后所诞生的“艺术设计运动”、“青春艺术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叶所诞生“包浩斯”运动就是基于现代社会人们对古代传统的、落后的、个体的,手工作坊式的艺术设计活动的一种反思。现代科学表明了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设计艺术活动)都是被人的意识所左右的。一定社会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美学观,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的意识是“人化了的向然”。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迈进了数字技术、信息产业化时代、空间技术时代,古代人类对大自然对宇宙的种种幻想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与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与现代人类更加协调与溶通。随着大工业的拓宽、人口急剧增加所产生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声污染、城市景观污染。大自然的生态已失去平衡,人类已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最终将会面临生存的挑战,要取得生存环境就必须改善生存环境与环境对话与大自然对话。科学家及艺术设计家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开始探讨作品的环境意识化问题,设计家所设计的产品本身就是现代人与现代环境相沟通的媒介。而且当代社会中各种艺术流派已经反映到产品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典型环境当中来,设计家想要摆脱这种空间环境的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环境意识的生活方式必须伴随新的设计方案”,“环境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再生物品设计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产品如果不更新换代是不可能占有更多市场的。
应该看到现代人类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去改造自然的,而不是靠手工劳动。现代人的设计观念,而是在更新。那种单一的,竖向的一元化设计已被多元化、多层次、横向、广义的设计艺术观念所取代。在高新技术基础上所产生的技术美、造型美、材料美、环境美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观念,是科学美与艺术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它们的复合构成。这种全新的环境造型、设计艺术造型观念使得设计家必须从“纯”美学意识中解放出来,借助“现代美学”、“心理学”、“人因工程学”、“传达学”、“符号学”,以及“物理学”、“地理学”、“仿生学”、材料学等学科的知识去进行产品造型设计,利用技术美、材料美、造型美来取得得与现代人们心灵上的沟通,与环境共鸣。设计艺术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设计活动概念,它广泛地应用到“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空间装饰与陈设设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服装与时装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展会设计”“动画产品设计”“游戏产品设计”等领域当屮。例如: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与艺术来改变烘托全景展示环境;利用3D-4D技术改变广场及室内外共享空间,利用设计艺术、利用产品造型与功能创造新思维方式,改变生存环境……。设计艺术家们想方设法利用现代创新思维模式和科学技术去设计创新型产品,在强调科学美、技术美、艺术美的同时也要赋予产品更多的智能性,趣味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现代设计艺术活动必将更广泛地深入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广泛地深入到由创新产品组成的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只有那时艺术设计活动才真正脱离了“纯”艺术的关系。
5.传统设计艺术与现代设计艺术不断创新是设计艺术发展的法宝。
[关键词]司法鉴定；西周；春秋战国；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的司法鉴定技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西周时期
神明裁判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传说中以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它是在人类对社会、自然还缺乏认识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时期，采用一定形式和现象作为神灵旨意帮助裁断案情，如“水审法”、“火审法”、“热油审”等鉴定手段，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确立了通过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
(二)形成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的司法鉴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鉴定结论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
秦朝时期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社会的科学技术有了发展。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视法治的时期，对证据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还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此外，统一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的标准式样，表明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三)鼎盛阶段――唐宋时期
古代法律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吸收秦汉以来司法鉴定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等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查。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界定，损伤的程度不同，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各朝代的法律所继承。
宋朝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制度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的司法检验书――《洗冤集录》。宋慈的《洗冤集录》包含了现代法医学的先进理念。自宋慈以来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有如下特点：1、开始从医学的角度讨论司法检验的问题，如各种中毒的症状分析和急救方法的研究。2、以断案为目的进行司法检验，把检验过程当作是断案审狱的一部分。3、利用各方面的知识，如毒物学知识、昆虫学知识进行司法检验，并通过规范检验程序，提高检验官员的道德行为等措施，形成系统的司法检验体系。
宋朝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很高，在审理案件中，采用多种方式，以不畏压力、细心认真而著称，总结了许多了具体的办案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1、亲自审问诉讼双方。2、利用犯罪心理学。犯罪分子出于作案心虚，被审讯时下意识地会有不同的反常表现，司法官员细心观察，发现了这些异常点，就可以为断案找到突破口。3、利用日常生活经验辨别证据。
(四)衰弱阶段――元明清时期
元朝在法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就是王于编撰的《无冤录》一书，《无冤录》在继承《洗冤集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法医学理论，并纠正了《洗冤集录》中的一些错误。此外，元还颁布了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验尸式》，表明在这一时期，检验制度已基本上规范化、法制化了。
明代的检验分为命案的检验、盗案的检验及斗殴的检验。明初，检尸图式由各府印，检验尸伤应依据实验，否则检验官员应负刑责。但这一时期由于朱元璋采用了“乱世用重典”的思想，重刑主义得以广泛应用。在司法制度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力。纵使其法律对物证的规定再完善，对物证的要求再高，在物证技术上的研究再多，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清朝的检验分为命案检验与斗殴案检验两种。清朝司法审判极重口供，对其他证据亦极重视。但清朝强调以严刑峻法加强专制主义，严惩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钳制思想文化，大兴文字狱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加之闭关锁国的政策，自然科学在此阶段也停滞不前，物证技术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甚至在该时期，由于物证技术不能得以运用，故实践中的经验也不能得以继承，很大程度上都已衰退。加之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不断加强专制，官吏的腐败，法律的实施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法律规定都早已名存实亡。物证技术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维持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发展了。
参考文献：
[1]李玉主，《中国法制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沈大路，《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3]朱勇主，《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艺术教育；五育并举；高等教育；应试教育；艺术作品；艺术素质；审美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艺术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应试教育晚于艺术素质教育。艺术教育具有艺术实践的性质，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而应试教育则是记忆背诵知识，将知识变成得分点的考试得分教育。《礼记·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可见应试教育是不合周礼的。中国古代教育由《周礼》六艺到《史记》孔子六艺，有一个从艺术技艺综合素质教育到全国统一的科举应试教育的演变过程。
一、中国应试教育的历史形成
（一）《周礼》六艺与《史记》孔子六艺的异同
《周礼》六艺是周代培养国家士子人才的六门课程。在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四民之首。《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知识与技能是古代士子，即预备官吏必须掌握的知识与本领。学习礼、乐以培养政治礼仪与伦理等级制度观念。练习射箭、御马可以培养强健的体魄与军事体育才能。学习《尚书》与《周易》可以了解上古历史知识，培养研究推算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训练从政办事能力与辅助君主治国的政治智慧。以“礼、乐”为德，以“射、御”为武，以“书、数”为文，六艺教育可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周代素质教育，培养出的士子具有辅助君王的文武全才。
《史记》记载的孔子六艺与《周礼》六艺有很大的不同。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记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孔子所说的六艺阐释了六艺的功用归于一个目的，即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以《周礼》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记》阐发中和的心境，以《尚书》记载上古的历史，以《诗经》抒发胸中的情意，以《易经》推算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春秋》之事明了人间的道德与正义。《史记》“孔子六艺”删除了《周礼》六艺中的“射、御”二艺，增加了《诗经》与《春秋》，加强了历史与诗歌的教育，将诗歌从礼仪、音乐中独立分离出来。删除了技艺性很强的“射、御”二术，这对中国的军事与科学技术发展非常不利，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埋下了祸根。
在诸子百家中，兵家、墨家长于骑马射箭的攻防战术，儒家讲“郁郁乎文哉”。讲“可以言诗”，讲诗歌的比兴与“兴、观、群、怨”。所以说《史记》“孔子六艺”与《周礼》六艺有很大的不同。《周礼》六艺是古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而孔子六艺则重的是文史教育，难以培养出军事体育与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对于这一点孔子自己也很清楚，他自知种菜不如老农。这种纯粹的文史偏科教育，是现代中国教育文理分科的开始，长期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二）封建科举考试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
中国封建科举考试制度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八股制艺是古代应试教育的极端发展形式。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形成高度程式化的作文程式，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以便于评分。标准答案是科举考试制度禁锢文人思想的一大法宝，形成了中国文人特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僵化思维模式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国艺术中的京剧、文人画、章回小说都是脸谱化、程式化很强的艺术，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模式化、统一化的八股文章便于制表，便于量化，便于管理，深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形成了一边倒、一刀切的简单粗暴的量才方法，扼杀各种不符合考试制度的人才。隋唐以来，朝廷以科举选拔官吏，科举有文武两科开科取士。顾炎武《日知录·科目》说：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昭曰制举。见于史著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
遗憾的是，五十余科的科举考试其实质都是经史人文社会科学科目，缺少自然科学研究科目。中国自从古代四大发明以后，就难以再有新的影响世界的发明。历史无情地证明中国式考试制度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古代考试制度对现代中国教育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现代应试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封建科举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年各省、市、县为高考实行交通管制，选出高考文、理科状元，有的地方还举行拜孔庙，穿状元袍，游文庙，地方媒体加以报道，学校贴出喜报，在浓烈的高考氛围中，人们忘记了教育的本质目标与义务，恍若回到了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时代。
（三）应试教育背离现代教育科学
科学与科考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辞海》中“科”的第一含义是程度与等级。宋儒朱熹说：“科，等也。”科举考试是考查举子掌握文史科目程度，分出考生成绩的等级，选出状元、榜眼、探花等第排名次序。现代应试教育与艺术考级是朱熹等级考试理念的逻辑发展，是以考试方式对学生进行等级分类。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应该是培养人帮助人的机构，而不应该是淘汰人的机构。将高分学生与低分学生分开，将低分学生淘汰成为落榜生、差生。以考试标准答案一刀切，等级考试制度深入到教育制度之中，不利于多样化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建筑 文化层次 关系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建筑之于科学技术
建筑的基本功能是为人类提供肉体和精神的庇护，建筑的建造就是一个技术转化为人类实际需求的过程。古往今来，可称“伟大”之建筑，无不凝聚了其所处的时空中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古埃及的金字塔朴拙而令人震撼的身躯里，精密的计算和巧妙的设计无处不在；中国古代悬空寺的“奇”、“悬”、“巧”之中，也处处闪耀着精绝技艺的光辉。
许多古代建筑奇迹在今天仍被称作“奇迹”，虽然它们所记载的久远科学技术已经落伍，但就像亚历山大灯塔一样，即使被毁坏、被超越，它们仍然会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照亮前程。
二、 建筑之于社会组织形式
建筑作为“此岸”人类居住的容器，它的功能、形制及空间结构无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形式。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家天下。小到社会基本单位，大到国家，皆是如此。反映在传统建筑空间，首先是合院式建筑居多。比如传统合院式民居，所有居住空间都是内向性、防御性、凝聚性的；宫苑建筑也是如此，只是尺度加大，结构层级增多。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古代中国社会组织的结构是相当森严的，伦理制度的外化，反映在建筑上，就表现为建筑形制的定型，以及使用上的严格限制。重檐庑殿顶是民宅不可以使用的，黄色琉璃瓦也是如此。
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人神分治，社会组织形式也比较松散。希腊与罗马曙光照耀的时期，城邦内部建筑空间都比中国的公共性强；剧场、斗兽场、浴场、市政厅……公共建筑的数量和类型也较中国的多而丰富。
不同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差别导致了建筑空间与形制上的差别，同时建筑作为容纳人类生活的容器，也在久远的历史进程中，潜移默化的强化并坚守着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
三、 建筑之于生活范式
面对迥异而严苛的自然条件，迁徙的人们为了生存而选择适应不同生活范式。来到土壤肥沃平原便选择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大河流经时，还要忍耐每年的泛滥；来到降水不多而时有丘陵的草原，便选择了放牧牲畜和自己，逐水草而居；来到河湖和山脚，便选择了或渔，或猎。
不管是长期的居住或是季节性的逗留，人们为此而修筑的庇护之所都有所针对地适应了不同的生活范式。从事农业时，房子就偏于永久性，同时强调防御性；畜牧时，房子的搭建就偏向临时，方便搭建和拆除携带。
随着文明的演进，生活范式除了适应自然的几类外，又产生了新的内容，比如专于防守的要塞，或威尼斯一样专于航运贸易的城镇，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范式已经部分地超越了适应自然环境的范畴，对一部分社会职能的承担已成为其生活范式的重要内容。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不同形式的建筑只是人类适应自然的必然的选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建筑逐步有了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生活范式的作用。比如都江堰，治理泛滥的同时利于灌溉；又如窑洞，为在严苛环境生存的人们提供了相对舒适的居所。
四、 建筑之于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每个中国人向自己内心看去，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这种理想被投射于传统建筑，从民房到宫苑，从园林到庙观，便都有了类似的特点。传统合院式民居居室围院而布，院子上承雨水下接地气，为主人调和着与天地的关系；皇宫选址必选龙脉，要求背山面水左右想护，力求充分利用自然的灵气。建筑材料上，中国人爱用的木材也是其核心价值观的反应。。
反映西方则不同，西方人追求“个人的自由”、实现“个人的价值”。这种理想被投射到建筑上，便有了西方传统建筑的一副“摆脱自然”的风骨。如希腊神庙强烈的虚实对比、哥特建筑对重力的反抗、巴洛克建筑繁复的装饰等等。
建筑这门技艺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不同的价值观面对一套逻辑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作为一种选择的结果，建筑以其迥异的外在形式，反映了选择的过程，物化了抽象的价值观。
总之，文化作用于人类生活的过程会产生各个层次的矛盾。一方面，建筑作为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庇护所，其物理形态是人类面对各种矛盾最终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其相对于人类生命的永久性，建筑也承担了文化的载体的公用，并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对受其庇护的人类产生影响，强化其承载的文化。
关键词：中世纪；科学技术；基督教；伊斯兰教；
中世纪――直指欧洲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历史，现在我们客观、平静地审视这被称为科技、文化的“黑夜”时期时必须承认这时期的科技、文化在史上确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古希腊―罗马传统、犹太―基督教传统和日耳曼传统在此时互相影响、融合，孕育出了新的、为西方大众所认同的基督教封建文化。“西方文明”的根源上溯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其雏形在中世纪晚期才真正形成。联系到中世纪在整个人类科技史上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中世纪科学作为近代科学产生背景绝不是完全的虚无，而是有着思想史的进展。科学史家丹皮尔也说：“在科学历史学家眼中，中世纪是现代的摇篮。”［1］“要明了中世纪的欧洲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不能有有所进步的原因，我们必须探讨中世纪思想的发展。”［2］这期间，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二者之间的拼杀――对欧洲科技、文化的影响无与伦比。
一、基督教会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在4世纪末5世纪初，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会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有着完善组织的机构，基督教义在罗马帝国后期已基本确定，进入中世纪后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主宰着欧洲社会。
基督教哲学思想传承了希腊哲学中的唯心、神秘主义倾向的形而上学，关注重点在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研究现实的世界和人。这应该是中世纪科学无法得到很好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中世纪之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为重要的科学的希腊史料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基督教把科学看作异端而怀疑其可靠性，当时流传的思想是：“超过圣经的可能，超过理解圣经所要求的，而过于深究自然界的秘密不适于基督徒的精神幸福。”［3］这是欧洲的不幸。
（一）罗马本土基督教对欧洲及其科技的贡献
古代文明被毁之后，是基督教实际担负起在欧洲“从头做起”的文化重建任务。没有基督教及其教会，中世纪的欧洲就很可能是一盘散沙，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纷乱的欧洲有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欧洲，尤其西欧逐步趋同发展、形成文化上的同一性，主要得益于基督教的影响。在规范人的思维、思想、伦理、道德方面，基督教思想是当时无可替代的权威。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文化较高的被征服民族成为征服者精神上的征服者。”［4］基督教作为唯一认识希腊、罗马文明的机构成了这时的唯一学术权威，经过其熏陶，日耳曼人在道德伦理上与基督教教义逐渐融为一体。
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义的融合对科技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元8―9世纪，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建立了加洛林帝国。查理曼崇尚罗马艺术，想在文化上恢复罗马的传统，召集了大批学者整理古籍、进行创作，形成了以宫庭为中心的复兴古典文化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学校课程定为初等三科（文法、修辞与辩论）及高等四科（音乐、算术、几何学与天文学），后来又加上哲学，这一切被认为是研究神学的准备，但从内容看，它融合了罗马帝国观念、希腊－罗马理性遗产、基督教彼岸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习俗，为封建制的形成、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欧洲中世纪特有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中世纪中期的文化繁荣、后期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对欧洲及其科技的贡献
拜占庭帝国在保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其国教也是基督教，但势力没有超过世俗政权，思想和文化上仍留有自由空间，许多古希腊原稿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这点星星之火此时并没能形成燎原之势，但它为文艺复兴留下了不灭的火种。拜占廷帝国处在东方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充分吸收了两种文化；后，西欧开始接触拜占廷和阿拉伯文化，内容包括哲学、天文、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大量东方文化被西方吸收，极大推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与发展。6世纪初，数学家欧托西乌斯为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的著作写了注释以及其后拜占庭学者对阿基米德著作的积极搜集，使得这些数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最后传到西欧。
（三）基督教的科技文化贡献
1、基督教会有意无意保留了古典文化，收集、保存古典文明的珍贵手稿，由此教会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传播者。不同于流行思想的观点自发地出现了，即“作为一个天地创造者的信徒，有义务去认识创造者亲手创造的作品，在解释圣经，尤其是解释《创世纪》中有关创世的内容时，立即产生了属于科学性质的问题。”［5］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同的教父学作者认为，肯定不能把自然科学看成一种从根本上要摒弃的东西。”［6］即使这些教父学作者认为圣经的权威远远超越人类精神的一切能力、科学要永远隶属于圣经的权威，给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是它毕竟肯定了科学的存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2、通过对文化的传播、交融，基督教还推动了人类各种学术活动的发展，被视为哲学主要组成部分的经院哲学就是基督教教会开启创立起来的。经院哲学“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甚至部分理解的。这样它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7］这为近现代科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3、罗马的世俗教育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荡然无存，基督教开始创办起了学校，中世纪早期所有的学校都是教会和修道院创办的。城市商业发达的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最早的世俗大学。1170年，法国巴黎大学成立，并很快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13世纪以后，牛津、剑桥等大学先后建立。大学完全自治，学生要学习从古典希腊―罗马的世俗教育继承下来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还有自然科学知识、古典知识、伊斯兰文化）。另外还有更高一级的研究学院。中世纪的大学无疑是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它担任起了传播知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重任并很快成为与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王权（后期为教会和国家）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大学――近代科学的组织结构基础，“成为历史上科学和知识走向组织规范化的一个转折点，”［8］西方在世界科学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确定。
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以上基督教及教会对于希腊思想的保存和传播、对中世纪科技文化的影响都无法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相比。地跨亚、非、欧的封建军事阿拉伯帝国经济繁盛，国际贸易发达，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非洲的象牙、黄金都经阿拉伯商人运销各地，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陆海商道。
（一） 保存并传播古代文化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许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毁坏流失，有一部分通过东罗马流传到了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的学者认真研究，把许多古代作品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西欧在封建社会初期文化十分落后，后来是通过阿拉伯文译本才又重新认识这些学术成就的。阿拉伯人足迹遍于亚、非、欧三大洲，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媒介。他们吸收了印度十数字的记数法，把它介绍到欧洲，推动了欧洲数学的发展，“阿拉伯数字”的名称由此产生。
（二）富有阿拉伯特点的科技创造
在阿拉伯人的科技创造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化学中的炼金术，近代化学的先驱贾比尔提出所有金属都是由两大组分硫和汞按一定比例化合而成，其重要意义在于炼金术的化学实验中引入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著名医生阿尔拉兹提出的汞、硫、盐三组分理论一直流行到17世纪波义尔的《怀疑的化学家》出版为止；英文中碱 ( alkali )、酒精 ( alcohol )、糖 ( sugar )均来自阿拉伯文；在物理方面阿尔哈曾在所著的《论视觉》7卷中提出人的眼睛并不发射光线，所有的光线来自太阳，人的眼睛是一个光线接受器，并认识到透镜的成像原理及折射和反射现象，他的《论月光》则研究了月亮反射太阳光问题；医学方面伊本.西那的名著《医典》记载大量临床实例以及血液循环理论；阿拉伯人将数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模）研究托勒密体系，并著有《地球形状》对地球的大小进行了估计；闻名于史的阿拉伯著作《复原和化简的科学》对近代西方数学影响极大。
（三）促进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交融
伊斯兰兴起之时，正是中国唐朝时期。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反映了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古代科学技术高度独立发展的文明时期，大量领先于世界的的科技发现发明通过阿拉伯传入到中世纪的西欧，并对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伊斯兰的阿拉伯保存并翻译了大量古希腊的科技典籍、做出了富有阿拉伯特点的科技创造、成为东西方科学文化传播的纽带，其历史意义深远。
三、对欧洲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影响
11世纪末出现的是西欧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西欧封建主掠夺近东地区的战争，但却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一次大拼杀。1096―1291年间发生了八次十字军东侵战争。在当时，西欧社会基督化过程已经完成，拓展基督教世界的疆域，开拓新的世界是一种生命追求，基督教把整个欧洲都调动起来了。这是一场残酷的血腥战争，它开创了欧洲历史上对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公开、大规模杀戮的时代。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
（一）打通了东、西方之间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隔绝状态
1、在这之前，西方的基督教社会和东方的伊斯兰社会基本隔绝，这之后，东西方贸易大规模开展，预示着欧洲新发展时期的到来。
2、向基督教世界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彩的世界。欧洲人猛然发现了两种不同于己的文明存在―拜占廷文明、伊斯兰文明，眼界大开，思想受到冲击，固有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多彩的内容，为科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开创了向外拓展和冒险的精神，是西欧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从僵滞到活跃的开始
1、从此，西方开始奉行积极主动的“走出去”的外交政策，再也没有关闭过。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征服活动（希特勒），是十字军开创的这一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欧洲人绘制出第一幅比较精确的地图、直至远东的旅行均始于此时期
2、它使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亚洲。亚洲的物产被介绍到欧洲，新的技术和科学传入欧洲。十字军运动后，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前后得到广泛应用。不断爆发的战争使火枪、火炮先后被发明制造出来，火炮在1330年是最厉害的武器，其使用为西方殖民者提供了扩张手段，配备火炮的欧洲战船成为世界各大水域的主宰；罗盘针对海外殖民地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造纸、印刷术极大的推动了教育普及和语言规范。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文化进入欧洲，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
（三）虽以的名义和影响发动，结果却使社会朝着背离宗教思想的方向发展
欧洲人由对宗教的迷信、盲从转向怀疑，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它，欧洲异端思想纷起，对中世纪的人们走出“信仰时代”进入“文艺复兴”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中世纪后期的科技振兴
经过近千年的缓慢行进，中世纪在12世纪进入了被称为“美丽的中世纪”的新时代，爆发出快速发展的势头。由于思想上解禁的萌芽、科技研究手段的改进，城市复兴、商业复兴，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欧亚交往、人员流动、经商、游历都非常盛行。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欧洲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在13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出现了明显复苏的迹象。意大利马可•波罗在东方的神奇经历和在13世纪发表的游记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人的想象和思想。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发明，如烟囱和壁炉、眼镜都在这时发明， 14世纪机械钟发明出来，掌握时间、安排时间成为可能，守时成为西方人的一种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