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15: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环境因子的定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环境污染与哮喘及过敏症的发病率间的相关性尚无明确定论，不过有一些报告指出，高度工商化的地区其过敏症率亦较高[5]。国外相关报道显示，0～18岁的哮喘发病率是6.2%，随着年纪增长其哮喘发病率在>64岁为3.7%，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其他过敏性疾病却有升高的现象，如过敏性鼻窦炎，0～18 岁是6.2%，>64岁增为14%[6]。而过敏性疾病又被认为是诱发哮喘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不管是过敏性疾病的发作或是哮喘尤其是过敏性哮喘的发作都与环境暴露或环境污染物有密切关连[7]，因此在利用问卷进行调查的同时也应一并将环境因子如墙壁霉菌斑、家中环境潮湿指标、蟑螂出现频率等等状况考虑进去。
1呼吸系统过敏症的定义
哮喘的诊断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哮喘临床上的诊断则大致遵循1993 年世界卫生组织（NHLBI/WHO workshop report）对哮喘的定义[8]，其内容包含了气道的阻塞，呼吸时伴有"咻咻"的喘鸣声，有呼吸困难、咳嗽与胸闷胸痛的症状。此外，哮喘患者在未发作时，从外在来看是与正常人没有差异，哮喘病之发生，除了某一种致敏物质引起急性发作以外，环境污染的因子，气道的高反应性（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与气道之发炎反应的存在常是并行的。临床诊断除了有以上所描述的内容做为参考之外，通常应结合临床病史与家族病史，过敏原的检测与判断，以及支气管激发试验等资料。
2室内室外环境因子与哮喘
环境对于哮喘之影响，在许多项目之中可以见到，如都化与社经地位都是重要因子，在经济较发达之社区，哮喘之发病率较高，即使从乡下迁移到都市者，其子女之中就可发现有增加的情况[9]。抽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因子，对于哮喘之发生有极重要之影响，已知抽烟可以增加血清中的IgE 浓度[10]。其他室内环境污染与哮喘相关性中，最常被讨论的有室内潮湿度、积水、温度、霉菌、细菌毒素、尘蹒浓度、蟑螂与宠物等等[11]，其中有关尘蹒的研究是最多的，甚至已由研究结果来尝试订出其阈值是100 mites/g 灰尘，这相当于2 ug allergen/g灰尘，而超过这个标准以上会增加儿童得到哮喘的危险性[12]，此外室内的蚊香燃烧与煮饭烧水时所放出的室内空气污染，也被认为可能与哮喘或呼吸道伤害有关[13]。
室外环境污染因子包括的范围很多，其中与哮喘存在相关性的五项空气污染指标包括：PM10（particulates matter of median diameter
3哮喘与肺功能下降的关系
肺功能下降是哮喘发作时最明显症状，肺功能包含了很多内容，不过最常被用来使用作为肺功能指标的有3种值，分别是：①肺部吸饱气时第一秒钟用力吐出量，即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简称FEV1，单位是升（L）。②肺部吸饱气时用力吐气直到将气吐光为止的过程中，25%～75%的流量，即forcedexpiratory flow between 25% and 75% of forced vital capacity，简称FEF 25%～75%，单位是升/秒（L/S）。③FEV1/肺部吸饱气时用力吐气直到将气吐光为止的吐气量，forced vitalcapacity，简称FVC，即FEV1/FVC，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此外，支气管激发试验（bronchial challenge test）是用来测定气道的高反应性的另一方法[20]，可以特定的过敏原或具有非特异性的氯乙烯（methacholine）或组织胺（histamine）来进行试验。判断的标准是测试后的肺功能比测试前的肺功能在第1 s用力呼气量（FEV1）下降的20%当作是阳性反应。但该方法存在一定限制性，受测者本身肺功能太低（FEV1/FVC
4哮喘与家族遗传
诱发哮喘的病因目前尚未明确，环境因子与遗传因子共同诱导哮喘是目前普遍公认的学说，近年来研究显示，哮喘发作似乎有家族聚集现象，学者们开始探讨遗传因子与环境因子，到底哪一个角色比较重要？Harris等以双胞胎为研究对象发现，遗传因子可用于解释75%的哮喘病例，其余的25%则归因于不同的环境因子[21]。进一步探讨哮喘的表现型（phenotype）与遗传因子的关系，Kauffmann 等研究指出，哮喘的表现型不是单一个基因可以解释，应该是很多基因的共同参与[22]Bleecker 等人也在同一年提出，哮喘的发生与发展至少与人类染色置的6p21.3-23、12q、13q、14q 等位置的基因有关，而且环境因子与基因的交互作用也是十分重要[23]。
5哮喘的遗传感受性因子
哮喘的发作所牵涉到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参与的基因也是非常多的，每一个参与基因在其DNA 序列上的不同，进而会促使该基因与哮喘发作有相关性不同，我们就称之为遗传感受性（genetic susceptibility）。以下分别讨论几种与哮喘有关的遗传感受性因子。
5.1 β2肾上腺感受器（β2-adrenergic receptor；β2AR） β2AR 是目前已知的乙型气道扩张剂（β-bronchodilator）感受器，其基因位于人类染色体5q31-33 的位置，作用机转主要是当乙型气道扩张剂与β2AR 结合后，会透过G-Protein 作用导致腺甘酸环化酵素（adenylate cyclase）的活化，使得cAMP 增加并使支气管扩张，最后达到治疗之效果。β2AR 是一种细胞表面蛋白（cell-surface protein），且有部分氨基酸序列是埋入细胞膜中，在很多细胞如呼吸道平滑肌细胞与表皮细胞、neutrophils、嗜伊红性白血球与肺泡上找到的巨噬细胞等都可发现[24]。
5.2 Tumor necrosis factor （肿瘤坏死因子；TNF） TNF 是一种原发炎细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其基因的位置是落在染色体6p21-23 上且与HLA class II 是在同一个基因区域，过去的研究发现哮喘病人在呼吸道与肺部有TNF 量升高的情形[25]。肿瘤坏死因子的基因以TNFα-308G/A（promoter variant at position -308）基因型与LTα基因在第一个Intron 的经NcoI 限制酶切割（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的基因多型性是已知的哮喘相关性因素，也有研究显示TNFα在-308 位置的allele 2与LTαNcoI*1 与TNF 的血中浓度有关[26]。目前有关TNFα-308 位置的基因多型性或LTαNcoI 的基因多型性，与哮喘患者的关系仍然不是很一致。
5.3 Cytokine gene cluster Cytokine gene cluster 是座落在人类染色体5q23-33 的位置，这些细胞激素（cytokine）有IL-3、IL-4、IL-5、IL-9、IL-13 与GM-CSF 等，其中IL-4 、IL-13 与IgE或哮喘明确存在相关性。Walley 等人以来自英国的三组不同特性的研究对象，即一般族群、过敏哮喘者和非过敏非哮喘者，来探讨IL-4 的promoter -590 位置的基因多型性在这三组人的关系，结果发现-590 C-T 与一般族群之IgE 抗体表现量，以及wheezing 的情形产生与否有关，但在其他族群则无此类似发现[27]，此外IL-4 也已被证实与B 细胞活化产生IgE 有关，更是影响免疫反应走向Th2 漂移时，非常重要的一种细胞激素。
5.4 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GSTP1） 有文献指出，支气管高反应性（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可能被ROS （reactiveoxidative species）所影 响[28]，ROS 作为可靠的炎症指标，其所引起的发炎反应可能启动气管收缩的机制，进而使个体发生类似哮喘的症状。而GST 基因被公认为可调节因氧化性压力所产生的ROS。事实上，GST 基因的多型性有很多，还包括GSTM1、GSTT1 等等，而在肺脏的表皮细胞中，GSTP1 被认为提供了超过90%的GST 活性，另外，由于GSTP1 位于染色体11q13 的位置，而这段基因正好被证实与哮喘发生以及支气管高反应性有高度相关，因此GSTP1 基因与哮喘发生的关联性现正开始被广泛讨论中。
目前研究表明，哮喘是一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参与的疾病，主要的影响因素可分成遗传因子与环境污染因子两大类。环境因子方面，最常被讨论的是室内过敏原暴露。常见的过敏原有尘蹒、蟑螂、猫毛与狗毛；在遗传因子方面，β2-肾上腺素受体，肿瘤坏死因子（TNF）等基因特定的基因型，可能与哮喘的发生有关。既往研究显示β2AR 基因多型性与肺部的发育有关，Lymphotoxin-α（LTα）被认为与IgE 的产生有关，TNFα、以及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P1 也与呼吸道的高反应性（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有关。我们想知道这些特殊标的基因的基因型，是否在我们的研究族群分布与国外研究相同。此外，环境与遗传因子的交互作用对哮喘发病产生叠加效应，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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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产业发展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无论是从产业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产业效益、研发水平还是产业发展环境，地区差异都比较显著。以全国各地区医药制造业经济总量为例(如图1)，2004年全国医药制造业当年价总产值3241．3亿元，其中江苏省排名第一，达371．8亿元；浙江省第二，300亿元；广东省第三，258．5亿元，较历史同期都有所增加，增幅不同。通过对折线图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各地区医药制造业总产值的波动比较大，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北、天津、吉林、四川等地区的历年总量指标一直相对较高，2001年的总产值最高点出现在广东，2002—2004年，医药制造业高地一直徘徊在江浙，其他中部、西南和西北省份的医药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偏低。另外通过对数据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峰值出现的位置一般曲线间距较大，即医药制造业绝对增长较大的省份一定程度上与其产业基础呈明显的正相关性，江浙和山东的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绝大多数省份医药制造业处在比较平稳的水平，有的省份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小幅度回落，如湖北、黑龙江等。医药制造业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存在是否合理?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其各自的影响程度如何?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其中是否存在着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性的影响?对此不平衡各级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因势利导?等等这些都吸引着我将我国制药产业区位发展方面的有关问题深入探讨和研究下去。目前关于区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比较优势，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Vemon，1966；A拙e，1970；Hirsch，1976)。在众多文献中，Dunning(1993)关于区位优势的总结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他认为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如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和质量、投资优惠或障碍、社会基础设施等等。在国内，鲁明鸿(1994，1997)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国各省和重点城市的投资环境，发现GDP、市场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制度因素等与各地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显著相关，并将影响中国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概括为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和政策因素。鲁明鸿和潘镇(2002)又将上述研究的时间跨度延伸至2000年。王辑慈(2001)系统地概括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并指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营造区域竞争环境，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集聚和发展的影响，同时对上海都市型产业进行了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医药制造业的区位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考虑到产业的特质，我将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回新疆地区答，并据分析结果提出有益于制药产业发展的合理化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调整我国制药产业布局、合理引导产业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区位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医药制造业特点，建立区位优势评价的模型和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对其进行简化和结构梳理，最终给出了全国28个省市(部分统计数据严重缺失省份在此略去)医药制造业区位优势先后排名；第三部分对模型运算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区位发展政策建议。
二、中国医药制造业的区位优势评价模型
确定影响我国制药产业布局的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合理布局产业、促进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制药企业资源相对分散、企业规模参差不齐的格局，实际上已经造成基础资源的浪费。为了解决现有的空间分布问题，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调整，本文运用一些分析工具对我国制药产业发展及布局的相关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以区位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医药制造业特点，提出关于医药产业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并建立评价我国制药产业区位发展优势的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28个省市发展制药产业的区位优势进行评估和比较。
(一)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程序如下图所示：产业的区位竞争优势是经济空间中诸多影响因素共振耦合的结果。为了对这一竞争优势进行全面分析，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遵循统计学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则设计了如下指标体系，鉴于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评价制药产业区位竞争优势的指标体系，且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只能设置易于收集的指标和现有统计数据，对于部分有价值但无法统计或难以取得资料的指标暂不纳人体系，从而增强可操作性。由于各指标数目繁多且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造成信息重叠，不利于统计分析和经济评价。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能够从众多观测变量中找出几个不能直接观测到的抽象综合变量，有效提取数据内在结构，解决原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也能依据对方差的解释水平进行客观赋权，克服指数综合法、层次分析法等其他综合评价方法需要主观确定参考变量、评价结果因人而异的缺陷，客观有效地寻找综合指标，即达到了维持一定的信息量又简化评价指标体系、梳理结构的目的。
(二)因子分析
1．数据的获取及使用的统计工具。医药制造业区位优势评价设计体系的大部分指标均自《2005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5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取得，部分指标是在实际观测数据基础上二次加工取得。本文所采用的统计分析工具为SPSSl2．O。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尽管在指标设计过程中尽可能的使用相对指标，但仍无法排除指标数值的量纲影响，因此在因子分析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z—score标准化公式：。．≈一x；i—xi，+‘2_，+～，其中^{『为标准化数据，^玎为样本数据，^J为第j项指标的均值，“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i_1，2，……，13；j=1，2，……，10，其中i为样本数量，i为指标数量)。
3．运算结果。(1)KMO、Banlett球度等检验的结果。KMO值为O．741，根据Kaiser给出的标准，做因子分析的结果应该还不错，Bartle以求度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Ban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2)旋转前后的方差贡献分析。旋转前，前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1．8％，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旋转后前5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不变；另外通过对碎石图拐点的观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选取前5个因子进行分析是比较理想的。
三、运算结果的评价与分析
1．因子解释。因子模型估计出来后，必须对所得到的因子进行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陛。通过方差极大因子旋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简化模型结构、方便解释的目的，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因子载荷发生了向0、+1和一l的两极转化，现根据某一因子上有较高负载的变量来定义各抽象因子。因子1上有9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模糊指标体系下所有的集聚指标(Al—A5)都在因子l中得到了反映，另外地区医药制造业的劳动力数量、质量以及GDP总量亦得到了体现，劳动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高素质劳动力也是产业集聚的一个基础，所以综合考虑可以将因子1定义为医药制造业集聚因子。因子2上有三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包括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政策环境，在此将因子2定义为劳动力成本和产业发展软环境因子。因子3上有两个原始指标由较高负载，均为医疗基础设施方面的指标，在此将因子3定义为医疗基础设施因子。因子4上有两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包括市场化水平(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和人均道路面积，在此将因子4定义为市场化和硬件环境因子。因子5上仅有一个原始指标有较高负载，考虑到GDP增长率是反应市场增长潜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此不依照通常做法(一个因子只涵盖一个指标时，如果该指标与其它指标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可以删除它们，由相关指标代替；否则可以结合定性的方式将他们并人其它因子)将其进行归并或者删除，而是在此将其命名为地区发展潜力因子。
2．基于因子得分对区位优势的分析。通常来讲因子得分大于0意味着考察对象的该项指标在平均水平之上，小于0意味着在平均水平之下。各地区在不同因子项下的得分反映了其在制药产业区位不同维度上的比较优势，综合因子得分则更加全面的评价了各地区区位优势。由下表的汇总结果可知综合因子得分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省份由高自低依次为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广东、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四川。上述1卟综合因子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地区的排名情况与我们对区位优势的习惯认识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综合得分优势最高的江苏省医药制造业基础比较好，地区发展速度喜人，硬件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但劳动力成本较高，服务业等配套软环境以及医疗基础设施在平均水平之下，有待提高。浙江和广东的情况与江苏非常相似，显著不同的一点在于，浙江和广东的GDP增长水平较低，排名分别为第23和24，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较平稳的阶段。山东和上海在每个因子项下的得分相对均衡，各有一项指标位于平均水平之下，山东的劳动力成本和软环境因子排名14，上海的医疗卫生配套设施相对较低，这与其以直辖市参比有较大关系，计算人均拥有水平可能会更客观的给予反映。其他几个地区的具体分析不予赘述。至于综合得分水平与惯性认识存在差异的省份如吉林、黑龙江等，其综合得分在平均水平之下，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结果是可以被解释性的，这两个地区除因子l(医药产业集聚因子)的得分较高以外，其他4项因子的得分排名都相对靠后，尤其是黑龙江在因子4(市场化和硬件环境因子)项下的得分排名最后一名，即黑龙江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常大，另外以人均道路面积为代表的硬件环境也不是很完善，综合考评的结果就是其他方面的劣势掩盖了其医药经济基础较好的优势。据此思路可类推其他省份。
[关键词]县域经济；因子分析；湘西州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3-0089-03
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湖南省湘西地区开发等政策机遇，大力推进优势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民生事业建设，突出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和重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1年全州生产总值361.4亿元，同比增长11%；财政总收入41.91亿元，同比增长30.0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59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674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15.8%。受历史沿革、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一直以来湘西州与发达地区、湖南省其它地市相比，存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总量较小，发展优势不明显，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也影响了武陵片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总体布局，不利于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和谐。
一、国内外文献回顾
县域经济源自于区域经济研究。国外研究的较早，国内学者研究的视角与国外有所不同，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厉以宁[1]（1999）认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基本单元、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环节。贾，徐慈贤[2]（2005）认为加快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民强县的基本途径，是解决我国县域经济严重趋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的正确选择，是振兴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启智，叶峰[3]（2009）分析国外三大循环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模式。李建波[4]（2011）认为县域经济薄弱是制约中部崛起的重要因素，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也更多地体现在县域经济方面。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二是县域经济评价实证研究。对县域经济的评价，不同的学者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有所差异。赵建华等[5]（2003）提出了一套包括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大类33个指标的测评方法，分别计算出发展水平指数、发展活力指数、发展潜力指数和综合指数，对全国县域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周春蕾，骆建艳[6]（2008）以44项具体指标将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分为综合经济实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投入、农村与农户竞争力、发展竞争力六大竞争因素。杨香合，岳坤[7]（2009）设置25个具体指标从综合经济实力、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农村与农业竞争力、人力资本竞争力、社会保障与居民生活水平7个方面对县域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刘洁等[8]（2010）以29个具体指标分11 个方面对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三大子系统进行定量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国内学者主要对县域经济发展理论、县域经济评价内容、县域经济评价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做了详细阐述。本研究立足于湘西州，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管辖的7县1市进行评价。
二、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实证研究
（一）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选取指标科学性、全面性、客观公正性和可行性原则，以湘西州8县（市）为样本，从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县域经济发展潜力两个方面选取了能反映县域经济竞争力的15项统计指标，建立起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见表1）。
3.因子载荷矩阵
从表3旋转后的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1公因子在服务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指标上载荷较大（绝对值较大的系数），据此可以定义为县域规模因子，在这个因子上的得分越高，县域规模经济就越显著，县域总产出和城市市场也越大； 第2公因子在指标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收入上载荷大，定义为县域公共投资环境因子，此因子对县域的发展潜力有一定的影响；第3个公因子在指标农业总产值、人均财政支出上载荷大，反映县域经济基础的好坏，定义为县域经济基础因子；第4个公因子在指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上载荷大，定义为县域发展速度因子。
根据主成分的荷载，可进一步求取各区县对应的主成分的得分，为了更好反映一个区县的经济综合实力，采用计算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以4 个主成分各自的贡献率占累计贡献率的比例确定得到4个主成分的权重依次为0.5021、0.2385、0.1753、0.0839，利用公式（2）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市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和总得分，按得分高低排序，即对各区县的综合实力进行排名（见表4）。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结合湘西州实际情况，构建湘西州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希望对各市县地区客观看待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助益。利用相关经济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县域规模因子、县域公共投资环境因子、县域经济基础因子、县域发展速度因子，并据此得出各县市综合实力、发展潜力和总得分。可以看出，近十余年来在湘西州县地区，吉首市综合实力始终位居前列，花垣县稳步上升至第二位，凤凰县稳居第三位，龙山县2005年曾达到第二位，但2002年退至第4位；古丈县退步更明显，从2001年的第二位降至2012年的第8位，居湘西州末位，这需要认真查摆原因问题，尽快追赶上兄弟地区。其他县位次比较平稳。
本研究虽然从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到了县域经济综合得分，但是并没有深究县域经济发展受到哪些经济、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其中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力大小，这需要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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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春蕾，骆建艳.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消费导刊，2008（24）：69，71.
关键词：金融竞争力；因子分析；城市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144-05
引言
一线发达城市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对二三线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研究几乎没有。以广东省三线城市中的揭阳市为中心，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比同一区域内的一线发达城市（广州、深圳）和相似水平的二三线城市（粤东、粤西部分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旨在发现二三线城市现如今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影响其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对于发展广东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其余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揭阳市作为广东省内的三线城市，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快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名列广东省前茅。至2010年，全市GDP已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 008.99亿元，增长19.6%，五年年均增长16.9%。2012年，揭阳市全市GDP达到1 396.79亿元，同比增长13.94%，增速有所放缓；人均生产总值23 531元，同比增长13.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6.7亿元，同比增长22.3%，成为粤东地区发展最快、态势最好的地级市。尽管如此，由于揭阳市发展起步较晚，与粤中发达城市仍然具有很大的经济差距。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竞争力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1]便提出了五力模型用于分析产业竞争力。R・Levin（1997）[2]沿袭了迈克尔・波特关于竞争力的分析方法。他指出金融服务业必须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的偏好，并能对变化的需求状况立即做出灵敏的反应。Lain Begg（1999）[3]则认为一个城市为了提高其竞争力的优势，需要竭尽全力地占据其他城市的市场或扩大自己的自身优势等。
相较于国外研究而言，国内对于金融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于国外的是，在国内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力研究的基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立群和潘宏胜（2003）[4]、王仁祥和孙亚超（2004）[5]、肖大伟（2006）[6]、董金玲（2008）[7]、张永凯和史越瑶（2009）[8]、闫妍（2010）[9]、陈姝（2012）[10]、胡国晖和李丽（2013）[11]等专家学者先后以不同的城市群或经济圈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适合层次的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继而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得出结论或提出建议。即便如此，同类项目的研究中构建指标体系有所区别，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二、揭阳市金融竞争力的现状
揭阳市内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劳动力低廉，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揭阳是著名的侨乡，依托侨乡的人缘和地缘优势，揭阳的发展借助海外揭阳人的资本，实现了“揭阳人经济”反哺“揭阳经济”。揭阳市自1991年成为地级市，建市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2012年，随着年炼油能力2 000万吨的中委合资广东石化炼油项目的动工和广东第三大干线机场揭阳潮汕机场的通航，兼具空港经济和海港经济“并驾齐驱”、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双核驱动”的揭阳市，已经成为广东经济的一匹“黑马”。产业、项目、资本正在开始向揭阳集聚，揭阳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效益明显提升。但是，揭阳市发展起步晚，属于欠发达地区，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密切关注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依然不高，工业生产增长面临挑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节能降耗压力不断加大等等。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金融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在研究过程中，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指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原则，将金融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划分为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四大方面，共包含了22个指标（见表1）。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通过对影响金融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因素研究，运用SPSS19.0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粤中发达城市（广州、深圳）、粤西城市（湛江、茂名、阳江）和粤东潮汕城市（揭阳、汕头、汕尾、潮州）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设法将一系列具有相关关系的指标降为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指标来替代研究，然后再根据其方差贡献率来确定权重，进而计算出各个样本城市的金融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名比较，从中分析揭阳市现如今的金融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影响其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对《2013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的整理，并结合自己的需要对部分指标进行统计计算。其中，金融人才吸引力是该市金融业年末从业人员占全市年末总从业人员数的百分比，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是该市金融业年度总产值占全市GDP的百分比。
（三）金融发展环境实证分析
利用选取的年客运量（X1）、年货运量（X2）、年邮电业务量（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公路通车里程（X5）、卫生事业机构数（X6）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1.表2中第一列为因子编号，以后三列为一组，每组中数据项的含义依次为初始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在本例中，因子进行旋转后，累积方差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只是重新分配了这两个因子的方差贡献，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可以看到在提取两个公共因子的情况下，可以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92.192%。也就是说，这两个因子反映了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是较为理想的。
2.表3是因子的旋转成分矩阵，由表我们可以得知因子F11在变量X1、X2、X3、X4和X6上负有较高的载荷，因此我们可以将F11定义为环境因子；因子F12在变量X5上负有较高的载荷，因此我们可以将F12定义为交通设施因子。
表3旋转成分矩阵a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旋转在 3 次迭代后收敛。
表3显示了因子F11、F12的载荷，根据该表我们可以写出金融发展环境因子分析的模型：
年客运量X1=0.775* F11 -0.432* F12
年货运量X2=0.938* F11 +0.107* F12
年邮电业务量X3=0.983* F11 -0.176* F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0.980* F11 -0.052* F12
公路通车里程X5=-0.046* F11 +0.968* F12
卫生事业机构数X6=0.969* F11 -0.124* F12
3.表4是根据正交旋转法计算出来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根据该表可以得到因子F11、F12的得分函数：
F11=0.136*X1 +0.247*X2 +0.222*X3 +0.237*X4 +0.115*X5 +
0.225*X6
F12=-0.293*X1 +0.221*X2-0.032*X3 +0.081*X4 +0.879*X5 +
0.013*X6
表4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构成得分。
根据上述的因子得分函数，以及各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便可以计算出粤中发达城市、粤西城市、粤东潮汕城市各个城市的金融发展环境得分F1，F1=72.472%* F11 +19.721%* F12。
4.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会对指标数据自动进行运算处理，大大地减少了操作者繁琐的计算步骤。SPSS系统为我们提供了环境因子F11和交通设施因子F12的得分，经过整理，粤中发达城市、粤西城市以及粤东潮汕城市2012年金融发展环境得分F1的排名情况如下（见表5）：
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方面，2012年九市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情况。粤中发达城市的广州、深圳的环境因子F11的得分都为正值且远远高于其余七市，金融发展环境优越。在交通设施因子F12上，广州市得分仅次于湛江、茂名两市；而深圳市的得分为负值，分值远不及其余八市，居九市排名的最后一位。尽管如此，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F1上，广州、深圳还是位居九市的第一位、第二位。造成这种情况，与各市的城市土地面积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曾经是“小渔村”的深圳的土地面积仅有1 997平方公里，而湛江、茂名两市的土地面积分别为13 261平方公里、11 427平方公里。虽然深圳金融发展环境优越，使得客流、物流等环境因素的流量巨大，但城市的土地面积却阻碍着其交通设施的发展，进而影响其金融竞争力。由此看来，城市土地占有面积影响着一市的金融竞争力强弱。
在表5中，粤西各市的金融发展环境得分排名均前于粤东潮汕各市。这主要得益于交通设施因子F12的贡献。在粤东潮汕城市中，汕头市是潮汕城市的领头羊，潮州次之，揭阳第三，汕尾最后。揭阳市要想提高金融竞争力，在金融发展环境方面仍需加大投资力度，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四）2012年揭阳市金融竞争力的汇总分析
与分析金融发展环境因素的方法一样，运用SPSS软件对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金融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得到2012年粤中、粤东及粤西各市金融竞争力的相应得分及排名情况。再将各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汇总，得到2012年九市金融竞争力的总得分（假设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一样），再和各影响因素的排名汇总，便可得到下表（见表6）：
观察上页表6，发现揭阳市2012年的金融竞争力在九市中排名第八位，不及粤西各市，更不及粤中发达城市深圳、广州。在粤东潮汕四市中，其金融竞争力仅超过潮州市，落后于汕尾、汕头。整体而言，粤中发达城市具有强劲的金融竞争力，不管在金融发展环境、发展规模、发展潜力，还是在对外开放程度上，都是九市中首屈一指的。粤西与粤东城市相比较，粤西城市在金融发展环境因素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粤东城市则在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潜力因素上具有比较优势。
就揭阳市2012年金融竞争力各影响因素而言，得益于揭阳的地理地缘优势，揭阳市在金融发展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因素上发展相对较好，但在金融发展环境和金融发展潜力因素上却在九市中排名靠后。粤东潮汕城市中，除了潮州在金融竞争力各影响因素上的发展相对均衡之外，其余三市各因素的发展各具优势。粤东城市之间本已有着浓厚的潮汕文化根源，揭阳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加强与其余三市的互助合作，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提高城市金融竞争力。
四、政策建议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粤西、粤东各二三线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是远远不及粤东发达城市的，一线发达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相差甚远。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存在“先天不足”缺陷，加之后期发展后劲不足，更扩大了与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
随着社会的发展，提高二三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准。因此，为了提升二三线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水平，笔者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在以传统优势产业为重要支撑的基础上，逐步承接来自发达城市的产业转移；推进金融创新与政府监管的结合，为本市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优化经济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规划建设、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和政府政治建设等方面为投资商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加强区域间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内人才、技术、信息、产业、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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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in City
――A Case of Jieyang City
DU Xiao-ying1，LIN Yong-jie 2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China’s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521，China；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Department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Developed first-tier cit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research hotspot for scholars both home and abroad，however，so far there has not been so many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of second-tier or third-tier cities.In this thesis，Jieyang City，one of the third-tier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was chose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Through comparing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ample city with factor analytic method，Jieyang，with those of cities of developed first-tier (Guangzhou and Shenzhen)，cities in the we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anjiang，Maoming and Yangjiang) and Chaoshan cities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it was learned tha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econd-tier and third-tier cities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lack of latent development was the main reason effect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factor analytic method；urban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影响因素
一、前言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回流”现象让大众的关注度再次聚焦在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上。随着时间流逝,农民工更新换代,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业已悄然登场。学术界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对工作的期望值相对较高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在农民工队伍中的大多数,并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不论在自身能力、价值取向还是在对未来规划设想上都有着不同上一辈的特点,所以我们应当以全新的视野去审视这一群体。正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需求,对于改善该群体务工条件,研究城市如何吸纳来自农村的新增劳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务工满意度方面的研究,1935年,Hoppockt首度提出了务工满意程度的概念,他认为务工满意程度是工作者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亦即务工者对工作情境的主观反映。孙永正(2006)对苏南某企业226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并对不同工作侧面的满意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薛翔(2007)利用对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决定企业内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过去,对农民工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组织学和管理学的领域,已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多涉及到生活满意度、代际比较、市民化等方面,务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相当缺乏。所以,笔者拟从该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只有在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影响因素基础上,才能的放矢的采取措施,科学地吸纳农村的转移劳动力。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工具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设计出“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调查”问卷作为测评工具。该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体情况部分,包括性别、年龄、身体情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务工时间长短、务工行业等作为调查内容;二是主观评价部分,笔者在参考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SQ)、工作描述指标量表(JDI)和洛克测评模型对工作满意程度测评标准划分基础上,最终确定从工作报酬、工作环境、社会保障、人际关系、劳动时间安排、自身发展等六个维度,共25个二级指标进行测量。问卷的评价计量方法采用里克特量五级量表来进行测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年7月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走访调查。调查地区是成都市,采用随机抽样的形式。调查对象是拥有农业户口,在成都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调查对象年龄是16岁~29岁。最终,调查总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8份,有效问卷266份,问卷有效率为88%,符合统计研究的要求。
(二)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对调研数据的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经计算,调查问卷数据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19,大于建议值0.8。采用因子分析的负荷量来判断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在因子分析后,各测量变量在各因子上的最大载荷量都在0.57以上,都达到了标准。综上表明,问卷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目标。
三、实证研究
(一)个人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和基本情况调查,经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如下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务工低龄趋势,从业平均年龄23.4岁;新生代农民工来源地集中,以川内流动为主,外省新生代农民工流入量小;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方式是以家庭整体流动为主;新生代农民工都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受过高中与高等教育总共有77.4%,其中有22.9%的人大专及以上教育,表明大多数人都是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低文化层次的农民工;务工行业逐渐转向技术化行业。
(二)因子分析
笔者在主观评价部分使用了25个指标变量,大量的调研数据给分析带来了困难,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一个简化和概括,将多个指标变量减少为6个主因子。前文在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时已经进行了因子分析。下面则对SPSS17.0进行的因子分析过程和结果作相应简要介绍。
在因子分析前,对因子分析的适宜性进行检验,这里采用KMO和Bartlett检验。当KMO值小于0.5时,不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的检验结果KMO值为0.867,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也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接下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因子进行提取,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对因子载荷结构进行降维。本文以因素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共提取了六个公因素,其旋转后提取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83%。经过对分析的结果整理,我们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我们用F1、F2、F3、F4、F5、F6分别代表六个主因子:
第一个主因子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13.459%,该因素主要反映了社会保障情况,故将F1命名为社会保障因子。第二个主因子主要与务工环境状况有关,故将F2命名为工作环境因子。第三个主因子对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10.340%,它们主要反映了工资报酬方面的情况,故我们将F3命名为劳动报酬因子。第四个主因子主要与务工时间长度和劳动强度有关,故将F4命名为劳动强度因子。第五个主因子对务工满意程度的贡献率为7.782%,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今后工作改善、职业发展有关,故将F5命名为职业发展因子。第六个主因子是由与同事/工友关系、与所居住社区居民关系和自己业余生活三个方面决定,它们较好的反应了工作中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况,故将F6命名为人际关系因子。
最后,我们对所有的变量进行计算,得到因子综合模型:
F=0.13459*F1+0.1296*F2+0.1034*F3+0.10291*F4+0.07782*F5+0.0735*F6
综上,因子分析很好的简化了指标数量,高度概括了原众多指标的信息。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利用这六个主因子代替原有指标进行分析。
(三)回归分析
接下来将上一节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六个主因素引入模型,采用“向前剔除法”,SPSS输出结果显示,最终有四个进入了回归模型,分别是:F1(社会保障因子)、F2(工作环境因子)、F3(劳动报酬因子)、F5(职业发展因子)。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应用中,首先要对模型的适用性和拟合效果进行检验,一般采用其调整的决定系数、共线性检验。本模型调整的决定系数其值为0.746,D-W值为1.742。在共线性检验中,多个维度的特种根均不为零,表明模型不存在共线性。综上可知本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下面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主要从Beta的数据来判断,如果Beta绝对值越大,那么影响也就越大,值的正负表示其作用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社会保障因子Beta值为是四个因素中最大且为正数,表明对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影响影响最大,对务工满意程度评价为正影响。务工环境因子的Beta值为0.221,这也表明了其对务工满意程度起到了正向的支持作用。相对于其他三个因子,作用的效果不是很显著。劳动报酬因子的Beta值为0.521,表明劳务报酬越理想,那么务工满意度的评价也就越高,影响效果排第二。职业发展因子的Beta值为0.468,表明了职业发展前景对务工满意度的评价影响较为显著,当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职业发展前景有一个良好的预期的时候,那么他对自身务工满意程度感到满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因素主观评价量方面,并由此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社会保障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受到重视;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职业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有明显影响;工作环境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满意程度的表现出相当有限的正向影响。
(二)对策建议
笔者结合前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以期加快实现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满意务工,并进一步推而广之。
第一,深化户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充分尊重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将该群体充分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享受真正的城市保障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时间较短,流动性强,因职业、年龄的不同,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需求不尽相同,不应搞“一刀切”,应建立更适合不同特点的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体制。
第二,加强职业培训质量,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竞争力:要充分认识务工培训的重要性,利用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多种形式的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其就业能力和外出务工的适应能力;提高自身个人发展空间,广泛参与到技术化、管理化的岗位,从而适应目前激烈的社会竞争。
第三,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重视力度,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本研究也发现,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未来发展对务工满意度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相关部门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规划一个合理的职业发展方向,用人单位要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让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机会进入管理层或高技术岗位,给予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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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干扰；生态学意义；生态健康；影响；人类干扰
中图分类号 S75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23-0174-02
1 生态干扰的概念及生态学意义
1.1 生态干扰的概念
生态干扰，是指强行地对生态系统的扰动。人类干扰对生态健康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掠夺、环境污染和人为灾害。“干扰”（interfere，disturb）的基本解释是：扰乱，打扰；妨碍，使混乱。在系统学中，“干扰”的解释是：对系统来说，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强制的“输入”便成为系统的干扰。另一方面，如果削减系统生存所必需的输入也是干扰。对系统来说，不仅输入端有干扰，输出端同样有干扰，如制约输出或强制作过量的输出等都是干扰。制约输出，如企业的产品受市场制约而减少了销量；强制过量输出如“竭泽而渔”。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过犹不及”都是干扰。
在生态学上，“干扰”的定义多是对生态系统的“自然灾害”的解释。张国庆（2012）根据“干扰”的系统学意义，将生态学意义上的“干扰”，即“生态干扰”（Ecological Interference），定义为：干扰，是指强行地对生态系统的扰动。此种扰动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不一定是生态系统运行所必需的；强行的；在生态系统稳定性阈值范围内，不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但是若超出生态系统稳定性阈值范围，会对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或演替产生影响；对生态系统来说，此种扰动可能是有害的，也可能是有益的[1-8]。
1.2 生态干扰的生态学意义
一是有利于促进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干扰是通过调整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促进生态系统演化。例如，有的干扰能降低一个或少数几个物种的优势度，为其他竞争相同资源能力较差的物种相对增加了资源，为物种的分化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了有利条件。干扰往往始于系统的局部，其作用是影响生态系统的时空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可增加物种的多样性，有利于系统的自然演化。二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经常处于变化环境中的物种，要比稳定环境中生存的物种更可能忍受环境压力。不稳定生物群落常常具有较强的恢复力。三是调节生态关系。由范霍夫定律（Vant hoff′s Law）可知，干扰在种群遗传学上会表现出差异，该种差异与干扰发生的概率、种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作用结果的变化程度等存在一定的关系，使生物种群的基因组成发生变化，并有可能产生不可逆的进化适应（Evolutionary Adaptation），从而调整生物群落中生物间各种生态关系。例如，化学防治中，反复使用同一种药剂，有害生物会把抗药性遗传下去，从而产生抗药性很强的超级细菌、超级害虫[9-11]。
2 生态干扰与生态管理、生态胁迫的区别
为了便于理解，从某种角度上看，消极的生态干扰可以近似地看成生态胁迫，积极的生态干扰可以近似地看成生态管理。但是，又不完全是这样，它们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异。生态管理是人为的，生态干扰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对某些具体的生态系统来说，生态管理是必须的，如农田生态系统，如果不进行科学合理的人工管理，农田生态系统很快就会退化为草地或湿地。对于生态系统或人类社会来说，生态管理是有益的，因为生态管理是在遵从生态系统健康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对生态系统实施的管理措施就不属于生态管理了，而蜕变成了人为的生态胁迫。生态胁迫不一定是强行的，有可能来自于生态系统内部，如暴发性的周期性森林虫害对森林生态系统的胁迫，可能是由于纯林本身的系统结构缺陷造成的；而对森林害虫来说，纯林为害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利于害虫取食与繁殖，但是到了暴发年份，食物的严重短缺却成了该害虫的胁迫因子。再如，在混交林中，有利于森林害虫天敌的生存，对害虫来说，天敌是其繁殖蔓延的主要胁迫因子，该种胁迫是来自于森林生态系统内部，而且不是强行的。生态管理是有管理目标的，有目的地、遵从自然规律、有序地进行，其结果是促进生态系统有序化；而生态干扰则不一定是。积极的生态干扰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地促进生态系统有序化；消极的生态干扰则使得生态系统无序化，甚至退化消亡。生态胁迫不会促进生态系统有序化。
3 干扰的性质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干扰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干扰的突出作用是导致景观中各类资源的改变和景观结构的重组。干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利弊，一方面取决于干扰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取决于干扰作用的客体。
3.1 多样性
生态系统中的诸多环境因子、生物因子中某一个或几个因子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扰动，外因的直接干扰或者外因导致环境因子、生物因子变化使生态系统产生扰动，以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3.2 相对性
同样的事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对生态系统形成干扰，在另外一种环境条件下可能是生态系统的正常活动。是否对生态系统形成干扰不仅仅取决于干扰的本身，同时还取决于干扰发生的客体。对干扰事件反应不敏感的自然体，或抗干扰能力较强的生态系统，往往在干扰发生时，不会受到较大影响，该种干扰行为只能成为系统演变的自然过程。
另外，干扰的相对性还表现在适度的干扰，有时还会促进生态系统有序化，可以看作是对生态系统的一种有利的调节。例如，卫生伐会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而对于其他方式的森林采伐，若按照采伐量小于生长量，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采伐，既不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也不会改变森林生态系统。如果乱砍滥伐，则很快使森林生态系统退化。再如对农林业生物灾害反复采用化学防治，则会使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天敌急剧减少，并使次要有害生物上升为主要有害生物，如果改用综合防治措施，结合农林业管理措施，提高农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则能有效遏制生物灾害的发生。
3.3 时空性
干扰的时空性，其实是其相对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同一种干扰因子，在不同的地区，对生态系统的扰动结果不一定是一样的。例如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 （Pontederiaceae）），在南方侵占水面，泛滥成灾，称为危害严重的有害植物。而在北方，由于其植株不能越冬而不会泛滥成灾，在有些地区反而成为猪的饲料。
同样，同一干扰因子，在不同时间对同一生态系统的干扰可能会不一样。例如，马尾松毛虫（Dendrolimus punctatus Walker）是一种周期暴发性森林害虫，它只在暴发期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松针损失率达到30%以上的重度发生区才对松树生长量产生影响，在其他时期基本上不会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危害。
生态干扰的时空性还表现在季节差异和地域差异上。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常常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季节，生态系统的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受到的干扰也会不同，干扰产生的结果也会存在差异。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纬度或海拔的不同，呈现一定的水平分布或垂直分布规律，不同的生态系统，生态干扰因素与干扰结果都会不同[3]。
4 影响生态健康的人类干扰
4.1 资源掠夺
资源掠夺包括自然资源掠夺和社会资源掠夺。自然资源掠夺直接对生态系统形成强大的胁迫，主要包括滥砍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无节制地采猎野生生物资源与开采矿产资源、掠夺式使用水资源以及肆意侵占农田、林地、湿地等，这些行为大大超出了生态系统稳定性阈值范围，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物种消失，土地沙化，气候恶化，生物灾害、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危害频率和危害程度增加。
社会资源掠夺间接地通过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胁迫。例如，重工抑农政策的实施，对农民实行掠夺来发展城市和工业，造成农民严重贫困，农民为了维持基本生活不得不通过开垦开荒、过度樵采来弥补生计，从而造成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再如，由于教育不公平，导致就业不公平加剧，使得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与就业资源乃至劳动公平被掠夺，使得弱势群体的劳动与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迫使弱势群体滞留在贫困乡村或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贫困地区或城市贫民窟的生态压力，长此以往，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爆发社会动乱，对生态系统形成更大的破坏。
4.2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环境污染按环境要素分为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污染；按人类活动分为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按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分为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声污染、光污染、放射污染、电磁污染）、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
4.3 人为灾害
人为灾害对生态系统的胁迫是显而易见的，除了上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外，还包括人为火灾、生产事故以及社会动乱等。其中社会动乱，尤其是战争，不仅仅对生态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还对人的生命、社会文化带来灭顶之灾[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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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复原力；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1）03-0018-03
当今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但是，面对同样不利的情境，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克服困境，显示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而有些人却不能适应，出现各种心理障碍？心理学家根据这个现象提出了心理复原力的概念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一、心理复原力的定义
心理复原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国外学者蒂莫西(Timothy)认为心理复原力是面对巨大的压力时个体适应、成长的一种能力。台湾学者朱森楠将心理复原力定义为“个体面对内外压力困境时，激发内在潜在认知、能力或心理特质，运用内外资源积极修补、调适的过程，以获取朝向正向目标的能力、历程或结果”。美国心理学会把心理复原力定义为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在2004年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心理复原力被视为面对丧失、困难或者逆境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
总结大量心理复原力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三种定义心理复原力的方式：结果导向、过程导向和品质性导向。
第一种，结果导向。强调复原的结果是克服困境、恢复良好适应的功能或行为结果。这类研究者强调应关注积极发展结果的价值，对社会技能相关因素、自我效能感等内容比较感兴趣。在北美和英国，心理复原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查那些早期经历了多种危险因素的儿童是如何成长为一个正常成人的。
第二种，过程导向。将心理复原力看成是一种动态性的发展变化过程。学者拉特（Rutter）认为心理复原力是一种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而学者马斯滕（Masten）更主张心理复原力是一种调适的过程、能力和结果，强调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产生作用。有些研究强调心理复原力是保护因子与保护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有的则认为心理复原力是危机因子与危机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有些研究立足于保护因子与危机因子的交互作用的角度，但都从动态历程观点来探讨。
第三种，品质性导向。将心理复原力看作是人的一种能力或品质，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潜能或特质。这些能力、潜能或特质均指个体的认知或情感的心理特质，包含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例如，有责任感、心理弹性、适应性、良好性格、内控归因、幽默感、乐观信念、良好智能、、社交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未来希望感、目标感、自我动机、控制冲动、延迟满足能力、情绪和负向感受的调节能力、同理他人的能力或特质。
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给心理复原力下了不同的定义，总的来说，心理复原力是一种处于逆境中能克服危险因素，避免发展功能、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等方面受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或能力。
二、心理复原力的结构
研究者们发现，心理复原力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护因子。保护因子可以降低问题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增加成功适应的结果。
1.内在保护因子
研究者认为心理复原力的内在保护因子是指个体本身具有保护因子作用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特质。总结有关学者研究，内在保护因子包含助人行为、积极性倾向、积极解决问题、生活乐观、寻求新奇性、独立、能从积极关注中获利；独处、忍受强烈情感、冷静、自我内省、意志力、进取、人格成长的需求、觉察心理需求、对结果的先见之明、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建立界线、自我保护的判断等。
台湾学者萧文归纳出七种心理复原力内在保护因子：具有幽默感并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件；虽置身挫折情境，却能将自我与情境作适度分离；能自我认同，并具有独立控制环境的能力；对自我和生活具有目的性和未来导向的特质；具有向环境或压力挑战的能力；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技巧；较少强调个人的不幸、挫折与无价值感或无力感。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得出内在保护因子所具备的特征有以下几点：具有正面积极的个性品质，例如乐观、进取、较强的独立性和忍受挫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的能力；具有自我主观意识，很自信，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感等。
2.外在保护因子
心理复原力的外在保护因子是指个体以外的环境具有促进个体成功调适，并改善会导致不良适应结果的因素。外在环境包含三种原级系统：家庭、学校、社区。
家庭的保护因子：学者韦斯特(West)等人认为，家庭提供合适的父母角色楷模以及和谐气氛、共享成就、共度休闲时光，不会以拒绝态度而给予肯定持续的辅导，这些是家庭环境的保护因子；拉特（Rutte）认为，支持性家庭环境因子指的是温暖的亲子关系，有感情且不会严格批评，家人良好关系等；艾伦（Allen）提出，家庭凝聚力和坚毅力对个体也有保护作用；奥尔森（Olson）等人认为对于家庭生活中关键事件的认知和有系统的庆祝仪式有助于在危机时提供稳定效果，能够使家庭成员具有坚强持久的信念和控制生活的能力，另外对于不同活动都建立和维持例行常规，如在特定时间吃饭也是保护因素。
学校、小区与周围环境的保护因子：拉特（Rutter）认为，在学校环境中提供连结成功或快乐的积极经验，发展与老师的良好关系，与同学保持成功的同伴关系，透过这些经验与关系，产生保护因子的作用。学者科勒尔（Cohler）认为老师往往是一位重要他人，原因在于老师提供关心和支持的信任关系，使得人在社会脉络因素（social-context）和生活改变因素所交互共同构成的心理复原力得以发展。所以许多学者提出，老师的角色对学生来说是重要的复原影响力，影响的原因在于受欢迎的老师是认同的正向角色楷模，所以老师的角色对复原青少年及儿童的生活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 课堂生态环境 师生互动 英语写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本文试图从课堂生态环境的角度论述并证明：教师与学生这两类主要的生态因子对英语写作的积极作用。
1.教育生态学的含义及研究现状
教育生态学是教育学与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提出来的。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以及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简言之，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
国外正在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种是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L.克雷明著的《公共教育》，史密斯和康脑立著的《学龄前儿童行为生态》都体现了这一角度；另一种是以生态环境因子为主，研究各种生态环境因素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台湾学者方炳林撰著的《生态环境与教育》，就体现了这一研究方向。
国内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目前，已出版关于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发表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2878篇。这些论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观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 和微观研究（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
2.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课堂生态环境与师生互动
对于教育生态学的研究最终要体现在教育的"终端"--课堂这一微小生态环境中。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在"课堂生态环境"中，课堂教学活动不再是传统单调的教学关系，而是包含了各类个体、群体（教师、学生）与多维生态因子（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的动态组合和互动，能量（教与学的情绪和兴趣等）和物质（知识和技能等）的传递与循环等等。而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两个主要有机体--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的互动与协作直接能影响到课堂生态系统的存活状况，如果他们能积极配合，调节各种限制因子，那么课堂生态系统就能很好地运行，课堂教学就能有序发展，反之，则会阻碍课堂教学的发展。
2.1 师生必须利用"限制因子定律"，营造和谐的课堂生态环境
生态学上所谓的"限制因子"是指达到或超过生物耐受限度的因子。教育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源于李比希（Liebig）的研究： 1840 年李比希在研究矿质营养与植物的生长关系时发现，当植物所需的营养供应量降低到该植物最小需求量以下时，该种矿质营养就会限制这种植物的生长，即使其它矿质营养供应再充足，也不会提高作物的产量。这一原理运用到教育领域，就成了教育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在课堂生态环境中，物理环境、规范环境等各种生态因子都可以成为限制因子，比如教材、教学方法、教学设备、教学环境、教师的教学理念、学生的学习态度等如果处理不好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所幸，教师与学生可以尽量控制这一切，让这些限制因子为我所用，最终服务于教学。
2.2 师生互动与英语写作
基于"限制因子定律"，课堂环境的生态因子中最主要的是教师和学生两类生态因子，师生互动也就是教师和学生这两类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而且师生互动是一种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任何教育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教师和学生总是处于一定的交往和互动关系中，没有交往和互动，也就没有教育的发生。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通过师生互动这种方法来调节限制因子，并通过其在英语写作中的实证研究来说明师生互动确实可以使课堂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促进教学顺利进行。
本文中的师生互动是指，教师不能再固守落后的传统教学理念，变完全掌控的"一言堂"为"平等对话"。正如被压迫者教育学的
领军人物弗莱雷所说："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教育。""对话不可能发生在想要对世界进行命名与不希望这种命名的人之间，即不可能发生在否认人具有说出他们的词语的权利的人与说话权利被否认的人之间"。因此，本文把这种写作中的师生讨论定义为师生互动的主要方式。
3.师生互动对英语写作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DPSRC框架；城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空间分异
中图分类号 X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086-04
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2］，尽管大多数学者在环境健康与环境风险角度趋于共识，但其自身的定义和评价方法与评价模型在不同学者间存在差异［3～4］。
1 城市环境评价模型
1.1 当前城市环境评价模型
目前国内外环境评价的模型框架通常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提出来PSR模型、DSR模型以及欧洲环境署提出的DPSIR模型(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等模型［5～7］。这些模型都是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环境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PSR、DSR、DPSIR这些模型都是来源于压力―响应（PressureResponse）模型，能够清晰的反应环境指标体系中指标间的因果关系。他们的共同点是：①环境影响力；②环境因子改变的结果；③环境改变的社会反应。PSR、DSR、DPSIR的区别在于他们在因果链上的分级程度不同。
1.2 DPSRC模型
DPSRC［8］模型（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ResponseControl,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是一种因果网络模型，DPSRC模型框架如图2所示：[HJ*4]图2 DPSRC框架
Fig.2 DPSRC framework
DPSRC模型中突出强调人在城市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较好地解决PSR、DSR、DPSIR模型中多重环境指标间的相互联系。一个简单的城市环境的因果关系网如图3所示：DPSRC模型能够处理现实生活中多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网，表现城市环境多重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区域的环境空间分异。
2 大连城市环境空间特征分异
环境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地域性、不可逆性、长期性以及战略性等特点，需要引入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特征是具有空间建模、空间分析、数据处理、成果[HJ*4]图3 一个简单的城市环境因果网
Fig.3 A simplified causal network of urban environment
表达等方面的优势；遥感适合大范围动态监测。笔者以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环境评价流程可概括为五个阶段：一是地理信息基础地图的建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二是城市环境指标的量化处理和 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三是城市环境矢量网格数据库的建立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四是城市环境综合指数的计算、城市环境空间特征分异与城市环境分区；五是城市环境空间决策与管理（见图4）。 杨?俊等：基于DPRSC模型的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分异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2.1 城市环境的指标体系
DPSRC模型框架为城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城市环境状况是人文因子和自然因子共同影响的结果。根据系统性、指标选择的独立性、可比性、真实性和实用性，考虑到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在广泛研究国内外城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案例基础上，根据2005年大连市野外调查和收集的最新资料，按照模糊层次分析法（AHP）的方法构建了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环境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图形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基础图形数据为1998年大连市区地形图， 2003年更新大连市区1∶10000交通图，2005年更新大连市区行政区划图；2003年大连市区2.5 m加10 mSPOT5图像；基础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大连国土资源与房屋局和大连市交通局外业调查数据，以及大连市统计年鉴。
2.2.1 数据处理与分析
基础的图形数据矢量化处理，遥感图像正射处理处理，社会经济数据库建立，外业调查数据库的建立。城市环境指标按照相关的模型结合GIS技术实现环境指标的空间分析，其中的模型有：人口空间离散化模型、反距离权重模型、趋势扩展模型、引力模型、缓冲区模型等，在MapInfo、Vertical Mapper、ArcGIS等商业GIS软件包中含有这些分析模型。
2.2.2 数据指标标准化
用于测度环境状况的指标分为两种情况：越大越安全的指标（如绿化率）和越小越安全的指标（大气环境质量）。为了综合评价，在对不同量纲指标的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时应把所有的指标数值转换成统一的含义，因此，参评因子的标准化量化公式为：
对于越大越安全的指标：Xj=(Xi-Xmin)/(Xmax-Xmin)；
对于越小越安全的指标：Xj=(Xmax-Xi)/(Xmax-Xmin)；
其中，Xi为实测值，Xj为标准化后的数值，Xmax和Xmin分别为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化后的指标还需要依据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对参评因子标准化值及其评判等级对量化数据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调整。
2.3 城市环境网格数据建立
2.3.1 指标权重计算
环境评价涉及到多级赋权，因此采用模糊AHP（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法。这种方法是采用模糊数学来改善AHP法的判断矩阵尺度，可避免多个指标同时赋权的混乱，并能提高评价的准确性，更好地拟合实际环境问题。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将任一层次上的各因子两两比较，构造比较判断矩阵，通过专家权衡，两两比较判断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然后用求和法计算权重，其比较结果用L.Saaty的1-9标度法［9］。
2.3.2 单元网格环境指数
3 大连城市环境分区
3.1 城市环境等级的判别确定
城市环境系统的结构、活力、组织能力、恢复力以及系统服务功能的机制极为复 杂，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通常在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上采用定性的、模糊的和模拟的表征方法。城市环境综合指数值需要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将城市环境综合指数值转换为等级值。根据大连城市环境数据库，利用通过GIS空间叠置分析等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各单元格不同分值进行分类，环境指数越大，环境程度就越高。依环境指数最小值与最大值就可确定环境等级的判别指标。大连城市环境按照DPSRC框架各因子综合指数分成5个类型区:当0≤S≤10，评价单元为环境不安全区；当10＜S≤20，评价单元为环境较不安全区；当20＜S≤30，评价单元为环境过渡区；当30＜S≤40，评价单元为环境较安全区；当S＞40，评价单元为环境安全区。[KG)]
3.2 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差异与分析
在MapInfo下创建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差异分布图，如图5所示。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差异分析：环境安全区是沿大连市东部海岸，这里的自然植被保护较好，建筑物较少，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环境较安全区域是东部的商业发达区，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但人口较稠密以及自然环境较好，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的西部生态区；环境过渡区是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人口较稠密，有些小的工厂；环境较不安全区主要是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工厂较多；环境不安全区主要是东北部大型的石化工厂以及垃圾处理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
4 结 论
以PSR、DSR、DPSIR模型研究城市环境系统简单直接,可以为城市环境系统管理提供依据，它更强调线性关系，却忽视了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复杂性(一对多、多对一和多对多的关系)问题。文章用DPSRC模型较好的解决多重环境指标间的相互联系，突出人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核心调节作用，为城市决策者正确分析与决策城市环境化发展方向提供科学而直观的依据。
所建评价模型具有一般性，可用于不同区域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但是有些环节处理不太理想：一是城市环境评价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级别标准的科学判定，对于某些指标，可以依据相关科学研究成果确立其级别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但是还有大量的指标仍然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二是在城市环境的评价过程中，可以依据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遥感图像以空间的形式表达评价结果，并可对其影响因子进行动态监测和动态评价，进行环境的预测与预警分析，构建起城市环境评价、预测和预警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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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战略；财务管理；战略
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自产生至今，随着环境的要求，不断向着完善与全面的方向转变，己经成为企业管理活动中的核心。而另一方面，战略管理由于其全局性、前瞻性和长远性等优势明显，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备受关注，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运用。但是，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真正内涵，其目标、本质、重点是什么，一直存在分歧。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1 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前，理论界对财务管理和战略管理的研究一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研究假设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是否可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抑或两者在本质上根本不相关之类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进而也使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受到局限而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由于战略管理思想的先进性，它已逐步向营销、人力资源以及财务等企业的各个职能领域延伸和渗透。因而也就对传统的财务管理系统提出了按照战略管理进行适应性变革的要求。
进入90年代后，学者在财务战略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对财务战略和财务战略管理内涵的解释产生了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务战略就是为谋求企业资金均衡、有效的流动和实现企业战略，为增强企业财务竞争优势，在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对资金流动影响的基础上，为企业资金流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财务战略是指在企业战略统筹下，以价值分析为基础，以促使企业资金长期均衡、有效的流转和配置为衡量标准，以维持企业长期盈利能力为目的的战略性思维方式和决策活动。还有观点认为，财务战略是对企业总体的长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财务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但目前理论界对究竟什么是
“财务战略”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对财务战略管理也缺乏系统的研究。
笔者认为，对财务战略管理的内涵进行正确的界定，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财务战略首先应具备一般战略的优势和特性，即应该是站在战略高度上看财务，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发展。它的目标应与企业战略目标一致，通过全面的分析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从而找到自身的优劣势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制订资源分配和一系列行动的方案，以使企业不仅能够应付不断变化的环境，还能对其产生影响，并能够赢得一个相对于其竞争对手持续的竞争优势。
（2）财务战略必然是围绕资金的运作展开，涉及到融资、投资、股利分配等各项财务活动，即通过对资金从流入、运作到流出制订和实施战略，从而实现资金循环过程中的价值增值。
（3）财务战略管理特别强调企业所处的时代背景，财务战略管理就其本质上是企业与变化着的背景或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背景不同，财务战略管理的观念、理论、方法、范式及其应用都将随之改变。
因此，财务战略管理的内涵可以表述为:如何认识企业外部理财环境，如何认识企业内部理财能力，如何确定目标
和如何实现目标。财务战略管理不是空谈，它必须解决企业现在和未来在理财方面应当怎样做的问题。
2 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目标――追求长期盈利能力
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基本内容是与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内容直接相关的，其目标应该与企业战略管理的目标相协调一致。
目标是战略制定的首要和关键的问题，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到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市场增加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等，各位学者众说不一，这一直都是理论界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阿尔弗莱德.P.斯隆指出:“一个企业的战略性目标是赚取投资收益。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内企业不能创造满意的收益，它将无法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得以生存是一切收益的根本基础。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能否维持生存取决于其赚取的收入能否补偿其付出的全部成本。如果企业要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增长和发展，就必须使其赚取的收益在补偿其成本时候能够有所剩余，一方面满足利润分配的要求，另一方面补充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事实上这也就是企业存在的本质意义，即要获得长期的盈利能力，为企业所有者及其相关利益群体谋求长期的收益。学者们提出的诸多企业战略的目标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着追求长期盈利能力这一中心而提出的具体目标要求，而且企业战略目标与财务战略目标也应该是长期协调一致的，因而无论具体战略目标如何制定，追求长期盈利能力都应该是企业财务战略管理不变的总的目标方向。
3 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本质――建立竞争优势
所谓的竞争优势是指当多个企业处在同一个市场中时，面对类似的顾客群，其中一个企业能够赢得更高的利润率，或者能够赢得潜在更高的利润率时，这个企业就拥有了某种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应当满足三点要求，即首先必须具有独特性，其次必须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再次就是必须能够最有效的满足顾客需求。
企业战略实质上是企业管理者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针对一些重大经营问题制定的行动规划。而战略管理就是制定企业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并管理、监督计划的实施，还要检验结果的动态过程。如上所述，企业战略的目标方向就是要追求长期的盈利能力，而从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看出，只有长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够持续获得比同行业更高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具有竞争优势就获得了长期的盈利能力，竞争优势是长期盈利能力的基础和根本。所以，企业战略的本质就在于不断的创造和变革以创造和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财务战略与企业战略是协调一致的，这说明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本质也就是建立企业竞争优势，而且是管理、策划企业的资金全面围绕建立企业竞争优势这一中心来运营，完全为建立企业竞争优势服务。
4 企业财务战略管理重点――分析战略环境因子
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的过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以及战略评价。其中，战略分析就是分析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是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第一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在现在和未来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对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那些关键性因素形成一个概观，它是属于预测分析的范畴，是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基础，更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其分析的全面与否、深入透彻与否，预测的准确与否都将直接影响着企业战略的选择与制定，即影响着企业经营决策的方向。因此，进行财务战略管理的首要重点必然应该是企业的战略分析。
[关键词]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信息生态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网站数量剧增，目前网民人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用户，对信息资源的使用有了新的要求。虽然网络信息资源的容量曾几何级数的增长，但信息来源分散，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组织与控制，这都严重影响了信息资源的获取及使用，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信息管理者所关注的问题。
网络信息资源配置是以人们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需求为出发点，以追求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为指针，通过设计网络上信息资源的流向，进一步规划分配网络信息资源的类型、内容、数量、时间、空间等方面的分布，最终达到为网络用户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被合理有效利用的目的。
一、研究的必要性
1.技术的变革与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技术架构经历了信息孤岛、以局域网为支撑的内部集成、以Internet为技术平台的分布式系统。体系结构从单层结构发展到3层乃至多层结构，从C-S结构到B-S结构。互联网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它所涌现的信息资源的海量与包容性是其他任何信息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信息资源管理也有数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信息生态的不同阶段。技术的发展进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信息资源管理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引起的变革。
2.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从内容上看,网络信息资源具有分布广、数量大、种类多和不稳定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网络信息资源具有非线性、交互性、动态性、累积性、多样性的特点；从信息资源的质量上来看，网络信息资源又具有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的特点。目前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现状仍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网络信息资源缺乏有效组织；二是信息检准率较低，网上信息资源分散、无序现象加剧；三是网络信息资源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只有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带来真正有序的信息空间，实现信息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3.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应用系统处于“信息孤岛”状态，单体应用、部门级应用居多，企业级集成应用少。应用系统的数据以不同形式存储在不同的数据库中，而且各个业务系统通常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管理和维护，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加之网络与信息安全性的防护措施，使得这些系统功能之间相互交叉，有着重复的信息和数据，但相互之间却很难进行畅通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
4.环境的变化。目前企业的管理者一般都有企业信息化的战略构想，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企业流程重组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在进行信息化改造的时候,决策者容易忽视环境的因素给企业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影响，如社会、政策、经济、技术等。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已从相对稳定、变化可预测的线性时代步入不断发生激烈变化的非线性时代。过去，信息资源管理通过给予企业信息保障，来向企业决策提供各种预测方案。但现在所提供的预测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信息管理对企业环境的不适用已是必然，只有适合环境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在信息社会中各种事物的变化越来越快,“变”成了惟一不变的因素。要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环境就得了解信息环境,企业内外部环境将对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用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正视环境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才能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二、研究内容
1.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内容。大多数国内学者从网络信息分布的时间、空间和数量特征三个方面论述了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的内容。李楠澜将网络信息资源配置内容总结概括为网络信息资源的时间矢量配置、空间矢量配置以及品种类型上的配置和在数量上的配置等四方面的内容。就品种类型配置，又从媒体类型、内容、时效性、归属特性及保密程度进行区分。
2.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刘水养指出网络信息资源的配置应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不同模式的调配有序、高效地进行，使得网络信息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从而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他认为应该遵循宏观调控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原则、质量保证原则、集成配置与互补合作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品种多样化原则等。
许恩元在《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与模式新论》中引入了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依据—帕累托最优理论。分别就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需求导向原则、公平原则、协调共享原则、市场手段与政府手段互补原则、合理分工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原则等进行分析。
3.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的模式包括宏观配置和微观配置两方面的内容。宏观配置就是政府通过宏观手段对信息资源的配置提供政策性的指导，是一种政府层面的行政干预行为。对于宏观配置研究者一般从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设置均衡配置的指导目标、引入竞争机制及调控增量信息资源的规划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微观配置就是信息的制作、传播部门在政府宏观调控指导下对网络信息资源在时间、空间和数量等要素上作适时的配置，是一种技术性、操作。重点需要网络信息资源在时间、空间、数量、类型、及技术的配置。
郭东强等认为应该将生态学及生态平衡的理念引入企业信息系统中形成企业信息生态系统。当企业信息生态系统发展到成熟阶段，各类的企业信息的比重、数量趋于平衡，信息的流向和流动趋于稳定，即达到企业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此时，整个社会经济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经济主体不仅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时也实现了生态效益。同时他还建议正视过度依赖技术、使用技术给企业的信息环境带来的危害，提出“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注重人的因素，使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4.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措施。大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高丹从宏观上的提出相应建议：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层次的配置信息资源、积极参与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信息人员的素质、培育高效的信息市场。李颖认为要研究用户需求，建立全国性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协调机构，建立高质量的数据库及法律保障机制。陈德敏从技术角度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管理进行研究，分别是MARC格式、DC元数据格式、应用分类法、应用主题法。
王玉在《论协同电子商务下的信息资源优化配置》中，谈到协同电子商务的建立必须从整个行业出发，研究各个企业的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和集成，以及企业之间在市场环境中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建立能为企业提供一个从企业到行业到区域企业的集成信息支撑平台。这些都符合企业信息生态系统及生态圈的要求及动态演化的特点，当企业信息生态圈建设和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各类企业信息的比重、数量和企业群的比例趋于平衡,信息的流向与流量趋于稳定，即达到企业信息生态圈平衡。这种平衡是社会经济中市场平衡的真实反映,这时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趋于优化状态。
通过考察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研究现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的开发利用是目前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诸多学者对网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内涵、原则、措施等内容行了分析，他们对基于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性都十分认同，但缺乏具体的实例分析及模型的建立，另外对于网络信息环境所出现的变化及与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式也缺乏相应的研究。
三、研究建议
网络的广泛应用与发展使信息资源的交流和共享更加便捷，同时也对传统的信息组织与管理形成了很大冲击。网络信息爆炸、无序、优劣混杂,缺乏统一的组织与控制,严重阻碍了信息资源的利用，因此基于信息生态的理论对网络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研究就尤为必要。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态学理论的引入，信息生态成为其一个重要的分支，信息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管理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与以往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不同，信息生态通过对人、技术、信息和环境进行综合考察。
1997年，美国管理科学家达文波特（ThomasH.Davenport）在《信息生态学：掌握信息与知识环境》一书中首次提出信息生态学（InformationEcology）的概念，将生态理念引入企业的信息管理中，从而开辟了信息管理的新领域。
1999年，纳笛(Bonnie.A.Nardi)和欧戴(VickiL.O''''Day)合作撰写了《信息生态：用心使用技术》中，将信息生态定义为“特定环境里由人、实践、价值和技术构成的一个系统”，认为信息生态系统里占核心地位的不是技术，而是由技术支持的人的活动。
国内学者对信息生态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是蒋录全在2003年出版的《信息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对信息生态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信息生态涉及信息、人和环境三大要素，信息生态就是研究信息—人—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导其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成演和发展。而张福学认为信息生态只是一个比喻式的概念,意在利用“生态”这一比喻培育新的思想和理论。
对于信息生态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是信息生态环境，蒋录全博士将信息生态环境因子定义为：信息环境中对人类及社会组织的成长、行为、发展、流动和分布以及社会进化与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信息环境因子主要可分为:人类因子、信息因子、信息技术因子、信息政策法律与信息伦理因子、信息文化因子等。而在网络环境中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信息生态失衡。
信息生态平衡是指信息、人、环境之间的均衡状态。信息生态失衡指以上要素处于不平衡状态，即信息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交换的信息受阻或其自身要素与子系统之间的比例失调等。谢立虹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生态问题》中提出其主要现象有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信息垄断和信息侵犯等4个方面。李凤石认为信息生态生态失衡的主要表现为信息资源分布失衡、信息爆炸等。
对于解决信息生态失衡的措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田春虎认为调节信息生态失衡的方法包括从系统角度出发进行整体规划与布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保持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提高技术的创新能力；调整人员结构，提高信息素养；加强对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的管理等。孟瑞玲从制定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加强信息门户网站和信息地图建设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法。此外，应金萍等提出实施信息分级制度，以净化信息环境整合传统理论优势，进行信息伦理学研究，加强信息伦理道德建设强化信息市场管理等具体措施。
借鉴信息生态的思路为解决企业信息化及信息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以往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往往是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重要性,而不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综合考虑,从而导致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从信息生态的角度分析及评价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是现代环境下企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刘文燕等在《从信息生态角度谈企业信息化》中谈到信息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为员工建立良好的信息生态环境，使企业成为一个信息生态化的企业。企业信息生态化是关于企业信息管理的一种新范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企业信息管理中的系统性以及人与企业信息环境中之间的相互性，这种新范式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信息管理方法，与“技术至上”的信息管理方法存在明显差异，为企业解决信息问题指出了新方向。李佳洋认为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企业组织的信息问题，只有当管理者改变“技术至上”的观念并且开始关注企业信息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改变现状，建立合理稳定的企业信息生态系统，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平衡和谐环境。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信息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还不长，但已围绕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对策，这将有助于信息生态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构建，并对解决信息生态失衡及信息资源管理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技术的变革，环境的变化及信息的多样性以及需求的复杂性和个性化，对信息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这要求我们从信息生态的理论从总体上加以解决。通过信息、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强调网络信息化资源配置的效益性,使信息化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益最优,这是网络资源优化配置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水土保持 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出现“水土保持功能”的术语，但是在水土保持法律文件中，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解释问题的批复》第一次采用了“水土保持功能”的术语，表明了 “水土保持功能”正式从一个学理概念转变和提升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该批复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是指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一切设施的总称。《实施条例》第21条第2款中所称的‘补偿’，是指对损毁或侵占水土保持设施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所必须给予的补偿。正确理解和适用“水土保持功能” 这个专门的法律概念，对于开展水土保持执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解释水土保持功能必先解释水土保持
1.1水土保持在学理上首先指一种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
在学理上，水土保持首先是指岩石土壤圈、水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和保持生态平衡下的水和土相互依存、自我更新的一种健康和谐的正向演替的状态和规律。从岩石到成土母质，从成土母质到土壤，都是在光、水、生物的作用下的一种健康和谐的正向演替的状态，最终土壤厚度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不断提高，给植物提供源源不断的养份。大气水、地下水、土壤水、地表水之间保持循环和相互补充，最终通过土壤水源源不断地给植物提供生态用水和养份。1957年颁布的《水土保持暂行纲要》有“…禁止滥伐林木，破坏水土保持”的表述，1982年颁布的《水土保持工作条例》也有“严禁滥伐林木破坏水土保持”的表述。这里的“水土保持”都指一种林木被覆下的水土资源不断自我维护和提高的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
1.2水土保持在学理上还指人们一种有目标的思想、行为或技术
在学理上，水土保持还指人们在正确认识水土保持规律的前提下对人为活动进行调控，以纠正人为活动对水土保持状态所造成偏差和紊乱。这里的水土保持指人们这种有目标的水土保持思想、行为和技术。1981年国务院学科委员会明确，水土保持学科范围是“研究水土流失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水土保持的基本理论，据以组织综合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维护和提高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从而有利于发展生产，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环境条件和自然面貌的一门综合性为其特点的应用技术科学。”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提出，水土保持学是一门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综合措施，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性技术应用科学。1996年关君蔚主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水土保持指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综合性技术科学。有意识地通过人力力所能及的手段，改变一部分环境因子，促使外力的破坏力减少，土体的抵抗力增强，终将使外力的破坏力小于或者等于土体的抵抗力，就控制了水土流失，也消除了水土流失对生产和生活上的危害，进而可以保护改善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达到有益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目的。这是水土保持最基本的原理。
1.3水土保持在法理上只能指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
在法理上，水土保持只能指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包括消极行为和积极行为。但是不能包括与水土保持有关的思想、理论或者观点。因为法律是一种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它的调整对象是人们的行为。因此，水土保持工作中，人们的水土保持思想观念问题是水土保持法律规范本身无法解决。《水土保持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水土保持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只有水土保持设施（即物）和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即行为）。根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原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中作为权利义务对象的物，必须是人们可以影响和控制的、具有环境功能的自然物。在水土保持法律关系中这种物就是水土保持设施，如森林、草地、荒山等。而这些行为则如林业采伐、整地造林、抚育幼林、垦复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开发建设项目的生产建设等。
2、解释水土保持功能必先解释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概念在学理上有多种表述，但是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法律概念上的表述。水土流失学理概念表述典型的有水土流失过程论、水土流失结果论等，以不同的学理概念表述为基础来理解法律概念上的水土流失，会造成《水土保持法》的适用上的不同法律效果。
2.1水土流失过程论
水土流失过程论，这里列出两种典型。 1981年科学出版社《简明水利水电词典》提出，水土流失指“地表土壤及母质、岩石受到水力、风力、重力和冻融等外力的作用，使之受到各种破坏和移动、堆积过程以及水本身的损失现象。这是广义的水土流失。狭义的水土流失是特指水力侵蚀现象。”土壤侵蚀指“土壤在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破坏和搬运的现象。…土壤侵蚀有时仅指受水流作用，这与水土流失相似。”1990年王汉存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土壤侵蚀就是在外界自然力量和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影响下，土壤、母质、风化物、甚至基岩被剥蚀破坏、搬运和沉积的全过程。我国通称的水土流失，严格地讲应属土壤侵蚀中的水力侵蚀，而且除指土壤、母质的流失外，尚包括水的损失。不过习惯上，人们常将‘水土流失’与‘土壤侵蚀’两词等同起来使用。”
水土流失过程论虽为学理解释，但是通俗易懂。在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宣传普及中采用，能产生较好的效果。特别在南方丘陵山区的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水土流失（水力侵蚀）有类似的感性认识，对此更好理解。根据水土流失过程论的定义，判断是否为水土流失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水土流失的对象是土壤、母质、风化物、基岩和水；二是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外界自然力量和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三是水土流失的过程是破坏、搬运和沉积三个环节。但是水土流失过程论的定义有两点缺陷：一是对“水的损失”没有阐述清楚，是指土壤水的损失，还是地表水的损失，或者是地下水的损失？怎样理解水的损失？一般的业外人士都认为降雨转化为地表径流、地下渗流和地表蒸发，最终汇入江河湖海，水循环怎么会有损失呢？二是单纯强调具有破坏、搬运和沉积三环节的全过程，只是从现象上进行定义，没有从本质上进行定义。既容易导致概念的泛化，又对于认定特殊形式水土流失现象有一定障碍。如有的同志主张，旧城改造中旧砖房被折除过程，不负责的环卫工人在打扫垃圾时向城市排水管口倒垃圾，都是造成水土流失，这是典型的概念泛化。如有一块四周高的荒地，地面较平整，拟房地产开发，开发商提出他们进行基础开挖，土壤也不存在位移，不存在破坏、搬运和沉积三环节的全过程，因而不存在水土流失。作为水土保持执法人员如果也严格按此定义还真不好驳倒。这就需要水土流失结果论的定义了。
2.2水土流失结果论
1996年关君蔚主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水土流失是在陆地表面由外营力引起的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土壤侵蚀是陆地表面，水力、风、冻融和重力等外力作用下，土壤、土壤母质和其他地面组成物质被破坏、剥蚀、转运和沉积的全过程。
显然，水土流失结果论，比起水土流失过程论，更宏观、简洁，也更接近水土流失的本质。根据水土流失因果论的定义，判断是否为水土流失有三条标准：一是水土流失发生的场所是陆地表面，除了海洋外的地球表面都有可能发生水土流失；二是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必须是外营力，最主要的外营力是水力、风力、重力和人为活动；三是水土流失产生的结果是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
但是水土流失结果论也有其不足：一是更抽象，对于业外人士不好理解，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要解释外营力这个地学术语，要解释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比如水的损失主要指降雨落到地表后，由于蒸发和蒸腾、地面径流和土体内渗流、向深层渗漏，从而造成对生产和生活不利的现象。二是容易导致水土流失概念的外延的无限扩张。单纯从“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字面上理解，任何环境污染现象似乎属于水土流失的范畴，比如土壤污染、水污染，都导致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都离不开水和人为活动的外力作用。
2.3水土流失的法律概念
虽然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水土流失法律概念上的表述，但是可以从《水土保持法》总则部分，特别是第一条和第二条看出，《水土保持法》采用的学理基础是水土流失结果论的概念。进一步分析《水土保持法》总则部分，可以得出水土流失的法律概念有以下两个构成要件：
（1）水土流失的后果，或是水土资源的破坏和损失，或是加重水、旱、风沙灾害，或是恶化生态环境，或是影响生产，四者居其一则可满足。《水土保持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宗旨，即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制定本法。法律所要保护的，自然就是需要预防的水土流失所可能造成后果；（2）水土流失的原因既可以是单纯的自然因素，又可以是单纯的人为因素，还可以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水土流失是否有人为因素参与在所不问。
3、如何在水土保持执法中适用水土保持功能的法律概念
3.1水土保持功能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功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另一种是效能。而效能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因此，功能是指事物所发挥或蕴藏的有利的作用。那么，什么是水土保持功能呢？笔者认为，水土保持功能指陆地表面的各种类生态系统所发挥或蕴藏的有利于维护和提高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作用。为避免了循环论证，这个定义没有用“水土保持设施”，而准确地采用了陆地表面的各种类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适用任何范围或任一等级的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具体指一个池塘、一块农田、一片森林，也可以指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这里土地生产力是一个衡量和判断水土保持功能是否降低的重要指标，不能用政治经济学上的生产力概念来理解，只能采用生态学上的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来理解。
3.2森林、植被的水源涵养作用是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
森林和植被水源涵养作用指森林和植被覆被地面，截持降水，调节和吸收地面径流，固持和改良土壤，保护和滞蓄下渗水分，抑制蒸发，提高水分有效蒸腾，均匀积雪，改变雪和土壤的冻融性质，并能促进降水增加等有利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效能，其本质是森林对水资源的有益影响，这种有益影响不仅局限于森林所在地区，而且对邻近地区，特别是江河下游地区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在江河的水源区必须充分发挥森林水源涵养作用，做到“蓄水于山”和“蓄水于林”。因此，滥伐森林，毁坏植被、陡坡开荒等行为，从影响水源涵养作用意义上说，就是降低水土保持功能。
3.3生物生产力是表征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生物生产力是一个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数量特征。生态系统内能量流的起点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对光能的固定。世界上生物和人类生活的全部活动皆取决于植物光合作用中所获取的能量。植物在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通常一年）内积累光能合成的总量称总生产力，通常用有机物质干重g/m2/年表示。通常情况下，按总生产力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是森林、农田、疏林和灌丛、草原、荒漠。在其他环境因子如光照、水分、温度等条件相同情况下，植物数量和分布越少，总生产力越低，也就是水土地生产力越低，说明水土保持功能降低。这也就从理论上论证了人为生产活动挖掘、破坏地表和倾倒土（石、渣）占压地表，破坏植被，从而降低水土保持功能的命题。试问原来的植被都被占压和毁坏，何来光合作用和光能利用率，何来生物生产力？
3.4土壤水是是反映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水分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土壤的物理性质，制约着土壤中养分的溶解、转移和微生物的活动，是构成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本身更是一切作（植）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土壤中的水分或者被吸附在土粒表面，或者处在孔隙中，并且和外界的水一样，也以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态存在。土壤水分从形态上，大致分为化学结合水、吸湿水和自由水三类：（1）化学结合水：要在600℃～700℃温度下才能脱离土粒。（2）吸湿水：是土粒表面分子力所吸附的单分子水层。（3）自由水：可以在土壤颗粒的孔隙中移动。自由水又可分为：膜状水，毛管悬着水，毛管支持水，重力水。从生产意义讲，化学结合水和吸湿水在土壤中不能自由移动，故不能被植物利用；膜状水仅能作极缓慢的移动，且含量很少，远不能满足植物的需要；毛管悬着水和毛管支持水是供植物吸收利用的最有效的水分，重力水因只能暂时存在，不能持续为植物利用，而且过多时，常又会造成土壤通气不畅，影响植物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