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56: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实证研究的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目标管理 目标设置 高职院校
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MBO）是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在其著作《管理实践》中首次提出。其基本内涵是通过目标的设置来激励人们的动机，指导人的行为，使个人的需要、期望与目标挂钩，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目标管理最早应用在企业管理领域，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即已将其已引入教育领域。80年代我国一些高校管理者也开始尝试用目标管理思想指导管理实践，进入二十一世纪，目标管理理论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得以广泛应用。本研究就是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职业目标的设置特点进行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笔者在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287名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男生44名，女生243名，在目标管理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编制出一份包括26个项目的关于大学生学习目标与职业目标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分为学习能动性、学习目标和职业目标三个部分。学习能动性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学习目标考察的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计划和学业预期目标；职业目标考察学生对毕业后近远期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对以上三个要素的分析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的目标设置特点以及影响学生目标设置的因素，从而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目标管理。
2高职学生目标设置特点分析
2.1学习能动性――学生学习能动性低
在对学生学习态度的调查中，被调查学生中有46%学生觉得“学习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有15%的学生有过跷课的情况，而跷课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对课程没兴趣（51%）和早晨起不来（23%）。此外，57%的学生表示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上课”，只有9%的学生表示主要通过“自学”获取知识。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依次为上课、和同学讨论、自学、主动找老师交流。在调查“在学习上你认为自己缺少什么”时，大多数互学生都认为自己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53%）、钻研精神（51%）以及意志力（48%）。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非常差，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意志力较为薄弱е滤们习惯于被动学习。另外，学生喜好的学习方式也反映出高职学生的学习能力普遍不强。
2.2学习目标――有学习目标但目标模糊难以执行
在调查中，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占90%以上，他们学习的目标主要表现为掌握专业知识、拿奖学金和不挂科，最想在大学中收获工作能力、专业素质和气质内涵，但经常做学习计划的学生只有10%。可见，大部分学生虽有学习目标但却目标模糊，这些学习目标因为不够明确具体，同时只有目标而没有有效的计划，往往难以实际操作，所谓的目标最终也只能流于表面。此外，大部分学生意志力不强，难以坚持也导致他们的目标很难达成。
2.3职业目标――大多数学生没有职业规划，职业目标不明确
在所有被调查的学生中，“有近期和远期目标且规划非常明确”的学生只占到11%，有49%的学生有“近期目标”，另有40%的学生“很茫然，不知如何努力”或“无所追求，随遇而安”。从近期目标来看，63%的学生表示大学毕业后将参加工作，至于参加什么类型的工作还不十分清楚，调查显示，这部分学生对工作的薪资要求较高，选择就业的地区主要为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综上所述，绝大部分学生没有职业目标，或者职业目标并不十分明确。没有清晰的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因此，帮助和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是将是教学管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2.4影响学生目标设置的因素分析
调查显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性别、专业以及年级对学生目标设置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年级差异对学生目标设置的影响最大。
从学习态度方面来看，一年级学生的跷课率不足10%，而二年级学生则达到了15%；“有理想，有抱负，抱着乐观的态度学习”在一年级学生中占33%，而二年级学生只有6%，可见，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态度也更为端正。
从学习目标方面来看，85%的大一新生表示他们的学习目标是掌握专业知识和拿奖学金，而这一指标在二年级学生中占69%，有31%的大二学生只满足于“60分万岁”甚至“考多少算多少”，这一比例比一年级新生高出16%，这从侧面反映出部分二年级学生学习上有所懈怠，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目标都有下降趋势。
从就业目标设置方面来看，60%的大一新生表示很茫然，而在大二学生中这一指标只有16%，；进一步调查“是否有大学规划与目标”时发现，“没有明确的大学规划和目标”的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分别占到31%和7%。。由此可见，一年级学生在目标设置和规划方面更需要帮助和指导。
3本研究对高职学生教学管理的启示
3.1实行目标管理，指导学生设置合理的学习目标和职业目标
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制定的学习目标较为模糊，大多数学生没有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实（下转第46页）（上接第43页）行目标管理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而目标管理需要在学生自主设置目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正确合理的引导，设置的目标既要满足集体目标的要求，也要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个人能力；既要避免目标设置过高而无法达到，也要避免目标设置过低太容易达成而缺乏挑战性。正所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要指导学生进行合理的目标设置，必须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班主任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填写《个性调查表》、《家庭情况表》、《目标制定》等系列调查问卷，多方面了解所带班级学生的个性特长、兴趣爱好、思想动态、家庭经济、教育背景等各方面信息，以更好地帮助和指导学生制定出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学习目标和职业目标。
3.2开展目标管理，要注意学生目标设置的年级差异
大一新生在学习态度、学习目标方面的指标都高于大二学生，这是由于大一学生本身的特点造成的，大一是学校的新生，他们刚刚入学，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这一时期他们在专业学习、学生工作、社团活动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参与度都非常高，教师应该把握好这一有利时机，在新生入学阶段就要开展班级目标管理，重点对学生的目标设置和就业规划进行指导，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尽快转换角色，有目标有计划地学习和生活，减少他们的迷茫感。对于大二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明确自己的任务，能够较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定位，此时，需要注意目标管理的持续开展和目标管理结果的反馈与跟进，以防部分学生出现学习懈怠、积极性下降甚至混日子等懈怠现象。
3.3 建立目标考评制度，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其核心是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而实现学生自我管理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目标考评制度。目标完成后，要及时按照奖惩标准进行兑现，对实现目标的学生进行正激励，即及时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肯定、承认、赞扬、奖赏和表示信任；对没有达到目标的学生则实行负激励，即给予相应的惩罚或批评，同时，要了解他们没有完成目标的原因，若目标设置过高而导致无法达成则应指导学生及时做出调整。
4结语
目标管理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有全面的指导意义，学生的目标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工作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推进与实行才能逐步完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研究和实践。
作者简介：由丽丹（1980-），女，江苏常州人，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服装营销与管理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靳媛，李娜.大学生目标设置特点及其对高等教育启示的探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6）：60-61.
论文关键词 实证学派 实证研究 个案研究
从学科渊源上来看，犯罪学脱胎于刑法学。在刑法学理论研究上，存在新派与旧派之分，犯罪学的兴起与新派密不可分。自诞生之日起，新派就以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特征旗帜鲜明的与旧派相对，其实证研究最大的特色就在对犯罪原因的实证调查研究，代表人物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等无不具有这一鲜明特色。因此，犯罪学的诞生尽管脱胎于以理论思辨见长的刑法学，但其是以犯罪原因的实证研究作为其“出生证明”的，其天生具有“实证研究”的特质。既然犯罪学天生具有实证特性，故在犯罪学研究和教学当中应当贯彻实证研究方法，如此才能将犯罪的研究推向深入。与此同时，如何在《犯罪学》的课堂教学中体现和应用实证研究特征是教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树立实证研究指导思想
因为犯罪学学科具有实证属性，故在教学中首先应当树立实证研究方式作为犯罪学基本研究范式的指导思想。实证主义是一种强调观察和经验和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其因反对纯理性思辨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犯罪控制的学科，犯罪学主要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豍我们知道，对具体犯罪现象的认知与把握不可能从纯理性思辨中获得，必须从实际调查中获取。从犯罪学的学科特点而言，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的方法，这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学科任务等都密切相关。在具体的教学当中，与其他法学学科不同的是，应当开宗明义犯罪学的实证属性，确立实证研究方式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式并鼓励学生们开展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每个具体的学科基于自身学科属性的不同会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式，在笔者看来，学科主要研究方式的确立是学科自身完善和发展的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在犯罪学研究中确立实证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式并不是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因为任何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式可以完成的，必须借助多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在当前的犯罪学教学中，纯理论讲授和论证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而实证调查研究则重视不够，这与犯罪学的学科性质是不相符合的。理论源于实践，对于犯罪学而言，理论讲授固然重要，但突出犯罪学的学科实证属性并强调和鼓励从事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是促进犯罪学长远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确立实证研究的具体方式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多样，包括抽样研究、历史与追踪研究、访谈与个案研究、比较研究、观察与参与研究等。豎从这一角度而言，实证研究方法不是指一种具体的研究方式，而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群。公允的来讲，实证研究方法的各具体研究方式不存在高下之别与优劣之分，只存在方法运用的是否恰当和具有针对性。在犯罪学的教学当中，对于实证方法的各个具体研究方法都应当有所论及，以使学生对各个具体方式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更应强调的是，实证研究方式是一种综合的方法论群，亦即是对上述各种具体方式的综合运用。以犯罪统计研究为例，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公布较为权威的官方犯罪数据，因此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犯罪的定量研究由于缺乏较为可靠的犯罪数据而存在不足，故访谈和个案研究式的定性研究是当前犯罪现象研究的主要方式。由于不存在全国统一的犯罪统计数据，受客观条件限制，研究者一般会选取某一行业犯罪或者某一具体领域的犯罪现象进行定性研究以获取犯罪研究的具体材料。但对于数据记载较为详尽和权威的国度而言，历史和追踪研究、定量研究等方式可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方式。由此可见，尽管同样是以实证方式展开犯罪学的的研究，但其具体方式是可以不同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在实际的教学当中，应当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式。影响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学校的教学设施与条件、实证方式开展的氛围、学生的兴趣与动手能力、外在客观条件的限制等等。相对而言，开展实证研究较早、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较强、校地联系紧密的法学院更为容易开展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选择不用的方式来展开研究，以达到最佳研究目标。
三、实证研究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总的来看，实证研究从方案的制定到实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课题的选定、制定研究计划以及组织研究队伍等等。研究课题的选定一般来自于两个方面，即理论研究方面和社会实践课题。不论是何种方面的课题，应选择具有可行性、具有代表意义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选题。研究计划包括主要是指方案实施的具体计划和过程，至于研究队伍是指完成该计划的团队组成。第二阶段，资料收集阶段。这一阶段是实证研究最为重要的体现。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包括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个案研究法。不同的研究应采用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每一种资料收集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和应用。以问卷法为例，这种资料获取方法具有客观性，较少受主观偏见的影响。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较深层次的了解受访者的内心真实想法，而且此种方式要求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否则其结论可能出现偏颇。而访谈法在使用过程中，访谈者和被访者是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涉及被访谈者的一些隐私问题，如遭受侵害的过程时，被访谈者往往会比较反感，不愿对这些问题做正面或真实的回答。这时候就需要访谈人员在进行访谈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通过适当的方法或方式引导被访谈者，以期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总之，资料的收集应注意保持全面性、客观性和确定性，这些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第三阶段，资料分析整理阶段。这一阶段是对已经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体，并得出相关结论的阶段。一般而言，研究结论的作出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在研究开始之前预设了某种结论，然后通过资料的获取和分析来验证此种结论；二是研究者并未预设某种结论，而是通过资料的分析整理逻辑上推导出某种结论。在笔者看来，预设结论的情况尽管十分常见，但研究者受预设结论的影响会导致对资料的获取和分析带有较强的主观偏好，进而直接影响结论的客观性的准确性，因而应当较少采用。第四阶段，成果表述阶段。此阶段是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撰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包括或者论著，以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成果表述是实证研究的总结阶段，是发挥研究计划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综上可知，每一个研究阶段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构成了整体的实证研究过程。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但每一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相互之间不可逾越、不可省略和替代。
四、实证研究的具体展开
笔者以王牧教授所编著的《新犯罪学》教材为例，对实证研究方式具体展开进行论述。在王牧教授的论述里，涉及实证研究方式的主要有三大块，即犯罪现象发生论、犯罪现象存在论和犯罪现象对策论。笔者认为，这三大部分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的内容，也是实证研究方法运用的主要领域。如上文所述，实证研究方式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群，对不同的对象和领域具体采取的实证研究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对于上述犯罪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应当根据其不同特点而采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式。具体如下：第一，犯罪现象发生论。该领域主要研究犯罪发生原因，是犯罪学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并一度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全部。犯罪所产生的原因的可谓种多样：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因素、精神因素等错综复杂相互交错都影响着犯罪的产生。笔者认为，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主要采取个案访谈和调查方式。尽管实证研究的起点在于实际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但资料获取的方式仍然多种多样，个案访谈和调查是其中之一。犯罪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不同类型的犯罪原因是可以探究的，尤其是某一具体类型的犯罪。在犯罪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鼓励和支持学生根据特定的犯罪现象展开个案调查，了解犯罪具体产生的原因。对具体访谈对象的确定应当因地制宜，具有代表性并具有可行性，有条件的可以对较为典型的案件犯罪人或者嫌疑人进行访谈。第二，犯罪现象存在论。对于犯罪资料获取的实证方法而言，基本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与文献法、个案研究法等方式。获取资料以后，对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技术同样重要。在犯罪现象存在论这一领域，通常是对现有的犯罪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以总结犯罪发生、发展规律，因此应当运用统计分析对资料予以整理并得出结论。对于资料的分析统计而言，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即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前者重视对现有资料的概括和描述，基本属于“就事论事”，仅对资料本身进行概括归纳；后者则需要根据样本的特征来推导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对相关趋势进行预测，因此，后者远比前者复杂。对既有的犯罪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既需要运用描述统计对数据本身进行描述和概括，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推论统计方式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犯罪发展的规律。第三，犯罪现象对策论。由于犯罪现象千差万别，故对犯罪进行控制和预防的方式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具体实证研究方法分为三个方面：（1）确定研究对象；（2）选择具体研究方法；（3）确定研究工具。以青少年犯罪预防为例，首先，研究对象即为青少年犯罪。其次，对于具体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故可以选择问卷调查、社会测量以及实地考察、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最后，由于青少年犯罪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工具的适用方面就需要更加全面和具体。研究者可以自我制定一定的调查研究工具，也可以采取心理学设计有关心理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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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两大类别，均衡发展模式和非均衡发展模式。金融均衡发展以其独特的优势，极大优化了金融结构的调整，为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硬件基础，因此研究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意义重大。
[
关键词 ]可持续增长；均衡发展；经济模式；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金融业务量和金融机构的变化来体现的，金融发展具体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服务、金融交易和金融制度的变化与进步。随着人们对于金融行业关注度的增加，对于金融的发展模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追求发展速度，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看重实现金融均衡模式，以使得金融不同的方面和内容可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金融均衡发展与进步必然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更好的了解金融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本文浅述了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和现状，针对现阶段对于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实证研究策略。
一、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和现状
1.1.金融均衡发展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们加深了对于金融发展的关注程度。一些资本家由金融体制的执行者向金融体制的制造者转型。金融之所以采取均衡模式发展正是迎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需求。因此，我们说金融均衡发展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众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金融体制不断完善，对金融机构不断优化，并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才会吸引更多的人进行金融交易，进而保障我国的经济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2.经济可持续增长推动金融完善发展
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以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增强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力，通过在经济可持续增长过程的数据记录与分析，可以找到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进而及时发现现有的金融均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金融机构与金融发展模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效果，进而为金融体系的规范化、完整化奠定实证研究的案例基础。只有金融市场经济不断增长，才会有能力结合金融均衡发展模式的现状，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1.3.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的现状
由于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管理更加规范、安全、严谨，进而推动了金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我国GDP近几年（自2010-8到2015-13）来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以国有四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基本机构，在管理制度和管理能力上，都得到了有效的约束与改进。其中，中国银行的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新增金融交易、服务网点1239个，为促进金融均衡发展、加快中国整体经济的GDP增长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
2.1.实证研究匹配性较差
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发展的，起步较晚，对于金融均衡模式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实证研究的匹配性较差。目前，主要采用的是ADF稳定性监测实验和格兰杰菲相关系数监测来开展实证研究的分析工作。对于匹配性较差具体表现在，其一，实证研究的方法不能很好的满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时代需求。由于现有的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有效的结合实证研究任务和指标进行验证。其二，对于金融均衡发展模式更倾向于现象的考察。其三，表现在对于金融均衡模式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能匹配。
2.2.实证研究理论发展慢
所谓实证研究理论，就是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对于某一具体命题的理论性研究。目前，针对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定格在金融交易数据和金融机构财力成本与财务状况的实际性统计研究，对于实证研究理论的发展，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证研究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证研究技术的发展。然而，完善的实证研究理论体系不但可以提高基于我国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案路线的筛选与制定，进而降低实证研究的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的投入；还可以借助理论的研究，实现理论对于实际研究过程中积极引导和监督作用。
2.3.实证研究实质分析弱
我国金融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对于金融均衡发展的理论研究想对薄弱一些，对于实证研究获得的数据主要是通过理论模拟和演算计算获得的，对于某一特定的金融机构的数据抽查任务量较大，难度大。因此，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质性分析大大减弱，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于金融均衡模式发展的实证研究意义和实证研究价值。实证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提升金融均衡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保证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为其他领域开展实证研究工作提供可参考的信息。
2.4.实证研究周期性较长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对于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导致实证研究的周期较长。由于实证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中间小的环节都会对实证研究的研究结果质量和研究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过长的实证研究周期会使金融均衡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发生重大的变化，使得实证研究分析模型不能及时的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相互匹配，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需要及时采取相关解决对策，降低人为操作因素对于研究结果的考察。
三、解决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策略
3.1.优选实证研究方法
对于上文提到的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改进，可以通过优选新型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替代现有的两种研究方法。因此，首先需要结合现有的实证研究技术，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广泛征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次借鉴发达国家实证研究现用的方法。由于我国现有的金融均衡发展模式和现状与发达国家在某段特定时期是一样的，因此可以通过借鉴学习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后对于现有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完善。针对新的时代实证研究需求，及时更新实证研究目标和实现手段。
3.2.加强实证理论研究
国外对于金融均衡发展模式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数据整理，将金融均衡发展内容具体划分为金融均衡广度发展、金融均衡宽度发展和金融均衡深度发展，形成了具有三维一体的立体式理论结构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原理可以分为单调连续增长和间歇增长。所谓单调连续增长就是无论经济可持续增长速度有多慢，都可以保障金融政策和服务贯彻执行。基于此，加强实证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可以为以后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研究基础，结合理论模块功能的划分，实现理论体系的划分。
3.3.明确实证研究目的
由于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其发展环境和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时期，对于金融均衡发展进行的实证研究分析工作研究的目的和实现的任务是不同的，所以必须明确实证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可以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特点，深入探究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在实证研究之前，制定完善的研究计划，进而避免因为在实证研究进行中出现的研究目标的模糊性。
3.4.提高实证研究效率
缩短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实证研究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提高实证研究的效率。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实证研究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来提高研究效率。通过直接提高同一个人单位时间内的实证研究和处理分析效率来实现。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大数据和云存储技术，利用计算机高效的运行速度实现基本实证研究数据的记录与分析工作，进而将人的大脑解放出来。这样还可以提高实证研究的质量和效果。
四、结论
总而言之，希望通过对金融均衡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关系、现状以及二者开展实证研究存在的匹配性差，实质性分析薄弱，理论发展进程缓慢和研究周期过长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提高认证研究效率，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玉婉.金融均衡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证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23)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 实证研究 综述
一、引言
营运资本管理是企业短期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国内外学者采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企业营运资本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关于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因此，本文拟对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三方面应用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营运资本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借鉴。
二、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张宁在（2010）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8年10年间营运资本管理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营运资本融资政策和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在相关假设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营运资本政策与公司绩效、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公司绩效的回归模型。作者采用托宾Q和权益报酬率（ROE）作为公司绩效的代表变量，使分析结果更具说服力；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剔除相关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从而使结论更加客观。
陈晓霞（2011）采用实证分析法对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经营绩效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实证研究模型检验中，分别采用了描述统计、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并给出了经验公式。作者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较好地完成了营运资本管理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张红娟（2009）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表明，现金周转周期与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而企业增长率与营运资本管理各方面都不存在相关关系，现金流量也只与现金周转期即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相关。
柯宝红（2009）以2007年沪、深两市所有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了制造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是：公司营运资本对企业绩效有影响但不显著，并就此提出了改善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对策及建议。
张梅玉（2010）以零售业沪、深两市A股2001年前上市的62家公司为样本，选取2001-2005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零售业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
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方面，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了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等方法，能够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二者间的关系。
三、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王帧（2011）利用2005-2009年连续五年上市的房地产公司营运资本管理财务数据，对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与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对理论假设的检验和实证结果诠释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存在流动资产占总收入水平较高、易变现率较低、营运资本总体管理水平上升。
汪平等（2007）以截至2004年末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制造业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是：企业价值与营运资本周转期负相关，而与流动资产比例和流动负债比例无关。
韩庆兰等（2008）结合2003-2006年沪、深两市房地产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营运资本管理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价值受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预收账款与营业收入之比、预付账款与营业成本之比以及金融流动资产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
王治安等（2007）从管理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对2003-2006年上市的1 050家A股公司进行了研究。通过Pearson检验分析，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GLS估计。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营运资本需求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董海婷（2010）对2003-2007年394家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行经济意义检验、统计推断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营运资本管理越有效率，企业价值越大。
由上分析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四、在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应用
营运资本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可归结为两个方面：营运资本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和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一）营运资本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万玉晶（2011）运用散点图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我国零售业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结构和盈利能力现状；运用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实证分析法研究营运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并进行盈利分组研究。研究得出：盈利好和盈利差组盈利能力受不同的营运资本结构指标影响。
李治国（2008）对沪、深两市2006年上市的注册地为山东的企业2006年年报数据采用二步模型法进行了研究。第一步，用简单因子分析模型确定综合盈利指标；第二步，首先用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确定第一步确定的因子与资本结构变量的相关关系，提出回归模型假设；然后对样本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因子得分对其影响，并同时进行显著性检验。实证分析结论是：山东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同资产债率负相关，同长期权益负债比正相关。
张淑英等（2008）对安徽46家上市公司2003-2005年财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研究，对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长期负债资产比率与盈利能力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宋晨曦（2009）将深市中小企业板块的268家企业划分为九个行业，以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分别对这九个行业的营运资本结构指标和盈利能力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将营运资本结构指标作为自变量，盈利能力指标作为因变量，构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表明：合理确定营运资本结构，选择营运资本政策对盈利能力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
不难看出，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结构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和二步模型等方法，从而较好地分析了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更具说服力。
（二）营运资本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王丽娜（2009）对1998-2007年工业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有关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和极值分布模型，分析我国工业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盈利性现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企业主要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类型；使用极大似然法求得概率模型参数，运用极值分布模型求出不同重现期对应的各指标预测值。
王丽娜等（2000）以沪、深两市1998-2004年90家样本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聚类分析与极值分布模型方法对其管理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政策以中庸型和稳健型为主，且中庸型多于稳健型，中庸型政策的盈利能力高于稳健型政策，大多数企业选择的是盈利性较好的中庸型政策。
辜玉璞（2006）首先对沪、深两市1995-2004年的14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然后，建立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占用水平与资产报酬率和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另外，建立流动资产持有水平与销售规模的相关性研究模型、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匹配模型、营运资本水平与现金流量相关性模型等。研究表明：流动资产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无显著相关性；流动负债比例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现金周转周期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
高飞（2008）对1998-200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提出的假设加以验证，得出结论：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投资政策越稳健，其盈利能力越强；营运资本融资政策越激进，盈利能力越低。
可见，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研究方面，主要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和极值分布模型等方法，从而更准确地分析了营运资本政策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绩效、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从研究现状看，使用的主要分析方法是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就应用的主要情况看，较为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此外，在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比较关注长期财务决策，而对企业短期财务管理的核心和上市公司重要财务政策之一的营运资本管理，目前在我国的实证研究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因此，加强实证研究方法在营运资本管理理论研究中应用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在营运资本管理实践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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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第一，实证研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不是由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偏好决定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理论和现实原因。
关键词：产出能力；语言输出；课程设计
一、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三个大部分，共十六章。第一大部分为第二至四章，主要介绍语言输出和二语产出心理语言学机制的一些理论基础以及有关研究的发展以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五至八章，主要介绍语言输出视角下的外语课程。其中第五章阐明了课程计划、教学、评价这几个概念并分析了它们与语言输出的关系，这章也简略提出了以语言输出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输出----输入----输出”（OIO）综合技能教学模式。并结合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对该模式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九至十二章，主要通过几种不同的研究分析方法研究普通高校学生英语口语和书面语发展规律与特点。第四部分为十三至十六章，介绍了两个实验以及围绕着综合英语课程的教学改革的分析和建议以及全书的总结。
二、主要特色
第一，定位准确，重点突出，合理联系实际。本书作者找准造成英语学习的困境的原因是在于语言输出的匮乏，意在通过实证研究改变中国传统语言教学以输入为主的模式。本书一直围绕着语言产出能力进行各种分析阐述以及实证研究，我们知道，Swain的输出假设理论对语言产出能力的培养有重大影响，作者在书较前的篇幅中介绍了有关输出假设的理论，这样对于后面篇幅的实验给予了强大的理支撑以及正确的导向。作者也从另一个学术角度----心理语言学，找出了相关语言输出的的学术理论并进行分析和解释，为后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者合理的联系实际，也就是将语言输出合理的渗透到课程设计中，正好符合当下课程改革的热点，也对课程设计的诸多概念进行了解释，也提出了创新的课堂教学设计，提倡基于“OIO教学技能模式”的新型课堂教学改革实验。
第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且包括理论创新。本书用合理的篇幅阐述清楚了与语言产出能力相关的理论，让读者了解了语言输出假设理论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给了清楚的研究方向----语言输出是语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过程，语言输出不仅使学习者在使用语言中学习语言，而且对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和社会身份的构建起着积极的作用。本书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实证研究，实验以教学实验为主，系统地收集各种数据，并结合相关理论以及教学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如在书中第十章中对口语自主学习能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通过数据收集得出了结论，作者也根据结果进行合理的推测，并对英语口语教学提出了建议。本书中还有着许多作者的理论创新，在第七章出现的基于输出的OIO的教学过程设计是围绕着提升我国英语学习者语言输出能力而提出的另一个理论创新。全书有着稳固的理论支撑，并设计了众多实证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良好的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第三，研究方法丰富多样。本书中提出了许多研究问题，也介绍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用以验证问题。最大的一个特色是运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教学实验的方法存在局限性，所以作者和其研究团队采用了调查问卷、访谈和教师周记等其他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补充，以系统全面的考察验证。在对书面语发展的研究中，采用了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灵活的视角转换会使我们能看到的研究视角更广泛，使我们不仅从研究者的视角去看，也让我们从学习者的视角看到课程、语言输出和二语发展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的定量研究都采用了先进的分析技术和手段，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性。
三、不足之处
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实验研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在研究口语流利性、准确性和复杂性的实验中由于转写的工作量大并没有选取大样本，会对研究结果会有影响。在准实验一中，因为教学实验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所以要采取其他的研究方法来配合研究，会影响一些研究结果，在测出来的成绩的对比中，实验班和对照班并无差异。再加之实验班的教师因工作调动后期没能担任教师，对实验的连续性造成影响。
第二，本书中的基于输出的教学设计优化改革只在综合英语课程中实施了，覆盖面较窄。在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对人才培养是有很大影响的，本书没有对课程设置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课程设置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或许会对整个研究的完整性有些许影响。
第三，本书的研究结论的可迁移性有待完善，本书中所涉及的实验的被试者仅限于江西省某些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样本容量选取覆盖面较小，会对研究结果的有些许影响；另外，在书面语发展个案研究中的主人公只是在港校范围内的内地生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个案研究结果是否能迁移适用于其他类似个案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其任务在于考察实现教育目的的必要条件，分析和解释教育活动中各种参与因素的相互关系，探寻教育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总结出若干带有一定普遍性、规律性的教育原理。教育科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员，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都在运用的方法，即经验研究的方法。“所谓经验研究，是指基于经验材料建构关于事物发展机理的理论解释，并将理论诉诸实践检验的研究活动。”［1］经验研究与“纯思辨”研究相比，其特征是，它建构的理论解释是基于经验的并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
一、科学假说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中一种重要的经验研究方法，是从自然科学中移植过来的实证研究方法。
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它和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2］这段话概括了科学假说的形成机理和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科学假说就是以事实和观察为基础提出的关于事物发展运动机理的假定性解释，回答“是怎样的”和“为什么”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假说被不断地提出、检验、修正和更替的过程。经过检验（包括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证明的假说，被接受为一种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科学理论。从科学的角度看，解释力越强、预测越准的理论，其价值越大。在自然科学中，用观察或实验获得的经验材料来检验（证明或者）理论假说的研究活动，被称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有严格的规范：第一，提出一个理论假说；第二，从这一理论假说逻辑地推出可观测的具体结论；第三，将收集到的经验材料与逻辑推论相比较，证明或理论假说。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实证研究文本，是一个逻辑结构严谨的分析—论证性文本，而有关的理论假说是怎样形成的历史过程，通常都不会提及。这也使得实证研究似乎只是一种“检验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其实，开展实证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发现“新的说明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实证研究所依循的逻辑法则是“通过肯定后件来肯定前件”，这种证明逻辑只具有“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第一，被证实的这个结果也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第二，所能搜集到的经验材料总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新的反证，结论就会受到质疑。正是针对实证逻辑的“或然性”，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理论不可能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人在一定条件下认识活动的产物，都有可能在新的认识条件下被或被拓展。“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3］运用实证方法证明了的理论假说，在被新的经验材料“证伪”之前，人们仍将其视为可以接受的“科学”理论。因此，实证方法迄今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用在社会科学中。
二、实证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希望教育理论也循着科学的思维形式发展。
德国的布列钦卡说：“只有成功地发现那些导致精神和社会文化现实中个体现象的规律性，才有可能解决教育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科学的教育理论也就是一系列逻辑上相互联系，并且或多或少被证实的法则性假设所构成的体系。它是说明、预言和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前提。”［4］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2002年的一份《教育的科学研究》报告指出：“教育研究面对着理论与实证的检验。一个教育假设或猜测必须接受一系列最好的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检验。如果一个假设逃避这样的检验，那么，它就不具备科学性。”［5］因此，提出“教育假设”并用经验材料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就成为推进教育科学理论建设的一种重要方法。针对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从理论到理论”、“从思辨到思辨”的研究文本，有不少学者提倡在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这是一个好的建议。但在现实的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将实证研究视为“定量”的研究，即把凡是采用了数学模型或量化数据的经验研究都当成“实证”，而不论这些研究是否提出了理论假设并对其进行了检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将“实证”混同于“定量”，是认识上的误区。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而言，它所导致的偏差是不能被忽视的：一是有些研究者在力图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更多地关注了对材料如何量化处理的方法技巧，而忽视了对理论的建构和审视；二是混淆了经验研究中实证研究与事后解释的差别，而后者正是大量存在于教育研究领域中，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一种研究方式和文本类型。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提倡多一点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尝试，将这种方法用在它能够用的地方，对于学术研究是有益的。美国的《教育的科学研究》报告说：“科学哲学家们很久以来都在辩论‘实证’这个词的意义。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实证本质指的是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解释必须被明确的实际观察所验证，或至少是受到这种观察的限制。”［6］因此，实证研究首先是提出理论解释，然后才是检验。实证研究常常要采用数学模型或统计量化方式处理材料，但“从逻辑上说，一个统计关系式，不管多强或多么有启发性，本身不可能意味着任何因果关系。要谈因果关系，必须来自统计学之外，诉诸先验的或者理论上的思考”［7］。而且，实证研究提出的理论解释只有是“新的”、未经（自己和他人）证明过或是存有争议的，它才能被视为有研究价值的“理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中，有学者将那种“对人所共知的理论假设进行精确的、复杂的检验”称为“自娱自乐”的实证研究。［8］
三、事后解释：教育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式和文本类型与实证研究相对应，有一类经验研究的方式
可称为“事后解释”。默顿指出，“在经验主义社会研究中常有这种情况：资料收集后才能得到解释性的评论。这种程序——先有观察然后才把解释应用于所观察到的资料——有着临床研究的逻辑结构。这样的观察可能有个案历史或统计的特性。这种程序的确定性特征是在做出观察之后得出解释，而不是对预先设定的假说进行经验检验。”［9］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大量的研究文本（包括学位论文和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报告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列出了具体案例、调查资料、统计数据等，以这些经验材料和相关理论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这种类型的研究文本就是事后解释性文本。“事后解释”与实证研究都“可能有个案历史或统计的特性”，而其差别在于：前者是“把解释应用于所观察到的资料”，后者是“对预先设定的假说进行经验检验”。如果按此分类，那些自称为“实证的”但没有提出理论假说并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本，因为拥有经验材料和对材料的解释，也属于这种事后解释性文本。默顿对这种“事后解释”作如下剖析：“这种程序有一个使人消除怀疑的特点就是解释确实与一组已有的观察相一致。正是那些与这些观察相一致的事后假说才被选出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事后解释确实运用了充分证明了的理论，那么，这种解释就确实‘把笔直的光亮照射到材料的黑暗混乱中’。”［10］但另一方面，“事后解释中的逻辑谬误就在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粗糙的假说可用，而且每一种假说都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证明，却被用于解释种种非常矛盾的事物。这种事后解释的方法之所以不会失效，是因为它是如此彻底地灵活……无论观察到的是什么，一种新的解释都能被找出来‘适应事实’”［11］。为什么在教育的经验研究中会有大量的“事后解释”？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先有观察然后才把解释应用于所观察到的资料”，是人的认识活动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即“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经验上升到思辨”，就像中国人常说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因此，“事后解释”是反映人的认识路径（当然只是完整认识路径中的一段）极为常见的一种话语方式和文本类型。人类关于教育的知识积累到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经验资料，有许多模型可以用来处理收集到的数据。“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理论，同时每一种理论都在帮助我们选择和安排事实。”［12］显然，从事科学研究，总要利用人类已有的思想资源，这就是认识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大力提倡“在教育研究中应用多学科方法”时，把其他学科中“充分证明了的理论”拿来解释教育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就成为“拓展认识视野”的有效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在教育领域中开展经验研究仅有实证方法是不够的。教育研究所面对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成或创造的世界”［13］，其中既有教育实践中反复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因果联系”，也充满了教育实践的创造性和“未预期后果”。这种创造性和不确定性是实证研究难以涉足的领域。而且，“在这个世界中，由能动的主体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构成或生成”［14］，“这些主体通过维持其‘有意义’，从而将其构成为一个被研究的世界”［15］。因此，教育领域的“经验”不仅涉及“事实”而且关乎“意义”。这些“意义”（布列钦卡所说的“精神和社会文化”价值）是教育主体在互动中通过理解和解释而赋予这个世界的。对教育世界中“意义”本身的解释和评价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但探究和解释“教育主体如何发展意义”、“意义如何参与教育世界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则是教育科学的重要课题。而用实证的逻辑来研究复杂的精神和社会文化现象，迄今也建树甚微。这就是为什么“事后解释”会成为教育经验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的根本原因。在社会科学中，除了实证研究之外，质的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方法也属于经验研究的方法。与实证研究大体“对称”的质的研究（诸如田野考察、叙事研究、民族志研究等）所依循的正是“事后解释”。因为在质的研究中，“扎根理论是跟从于数据，而不是先于数据（如同传统研究）的理论”［16］，“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17］。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在做出观察之后得出解释”，而不是事先“假定”现实和历史是怎样的。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使用的都是分类和归纳逻辑，它是对事物静态的分析，注重的是在事物间比较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历史研究则注重对发展动态过程的梳理，形成关于事物发展演化机理的解释。运用这些经验研究方法所形成的文本都是事后解释性文本。它们同实证研究一样，也在运用“定性和定量数据”，也在试图回答“是怎样的”和“为什么”的问题，只不过是以“观察—解释”而不是“假说—检验”的方式来回答。
四、经验研究与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开展经验研究是推进教育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手段，其中既包括理论创新，也包括拓展理论的应用范围。
基于经验材料建构的理论解释是超越于经验（有学者称为“实践经验”或“生活经验”）之上的思辨产物。爱因斯坦指出，“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维体系”，“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18］即使是最审慎地强调“理论扎根于经验”的质的研究方法，其所建构的“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19］。可以说，对经验的抽象水平或曰思辨的深刻性，决定了经验研究所能达到的理论水平。所有基于经验材料建构的理论解释都必须诉诸经验的检验，检验方式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实践的。逻辑检验，它是清除理论解释逻辑谬误的手段。实证的方法之所以受人“青睐”，是因为它设置了检验程序，用经验材料“证明”了理论假说，凭借逻辑的力量显示出“理性的说服力”，尽管这种证明逻辑具有“或然性”。诚如默顿所言，各种“事后解释”既有可能是“把笔直的光亮照射到材料的黑暗混乱中”，也有可能存在着逻辑谬误，甚至是杜撰出“适应事实”的虚假解释。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事后解释”提出质疑。从认识论的角度接着说，对“事后解释”中的解释真假进行检验，是“完整认识路径中不可缺少的下一段里程”。质的研究方法背后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因此，质的研究很注意与实证研究在方法上的“对称”。它针对实证研究检验理论假说所采用的“内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客观性”等标准，提出用“可信性、可转移性、可靠性、确定性”［20］作为检验扎根理论“真实性”的标准，并设计了“参与者检验”和“外部审计”等具体的检验方法。这里撇开“范式之争”（因为不同的范式有不同的逻辑），仅从对理论解释进行检验的角度来衡量，如果一项质的研究能严格地遵循这套方法规范，它所做出的理论解释的“真实性”在逻辑上是有依据的。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是我们用得最多的经验研究方法，而且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要理解并解释现在呈于眼前的比较性事实，你必须了解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造成发展及发展速度和方向不同的各种历史阶段和历史原因。”［21］卡尔?亨普尔提出了一条在历史研究中检验解释的方法准则：“要鉴定一个给出的解释的可靠性，首先必须试着尽可能完整地重构说明这个解释或解释框架的论据。尤为重要的是，了解潜在的解释的假设是什么和鉴定它们的范围和经验基础。恢复埋没在‘因此’、‘所以’、‘因为’等墓碑下的假设，经常会揭示所提出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或完全不能接受的。”［22］享普尔之所以说“试着尽可能完整地重构”，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充分精确清晰地阐述基本假设并且使那些假设符合所有可获得的有关经验证据，这通常总是很困难的”，在许多情况下，“只能非常近似地被重建”。［23］而享普尔所提出的“了解潜在的解释的假设是什么和鉴定它们的范围和经验基础”，则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在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中，任何解释都有它潜在的“基本假设”和“经验基础”。重视对理论解释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逻辑检验，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它有助于我们辨别和淘汰那些为“适应事实”而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粗糙的假说”。但这也只是第一步，因为“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24］。科学研究就是要鼓励各种不同理论的竞争，而不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尽管有些理论解释限于当时的认识条件或许还处在“前科学”的水平上，但它为寻找新的更好的解释来取代自己提供了“理论沼泽中的铺路石”。只有围绕重大问题开展持续的经验研究，才能不断地修订、丰富和发展教育科学的理论。我们承认，最终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键词] 内部控制 会计信息质量
一、内部控制评价相关研究
2000年吴水澎等从控制论原理出发，对内部控制做了多层面的理解；在研究了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进展之后，提出该报告对构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综合框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和团体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准则或指南，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一个框架和参考依据。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做好证券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通知》为推动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朱荣恩等人介绍了美国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提出建立一套完整的、公认的内部控制标准的必要性。2004年王利勇等运用可靠性理论和数理统计知识构建内部控制系统评价的数学分析模型，利用该模型可计算程序的可靠度和系统可靠度，判断内部控制的效果。2007年林钟高等人通过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数ICI，基本涵盖了COSO的五大要素，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提出了新的思路。总之，对于内部控制的评价目前已由定性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转变，为以后内部控制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会计信息质量评价相关研究
2002年王正飞应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改进功效系数法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评价，并通过指标数据进行了实证，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评价结果。2006年余爱琴应用模糊评价法、功效系数法以及综合评价法，运用现代数学、统计学工具和方法，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对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国外则较多采用量化指标，许多学者侧重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某一方面，如及时性、复杂性和透明度等，或将盈余这种关键会计信息的质量作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衡量。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多是定性分析，而国外则侧重于通过对会计信息质量因素的分析，寻找替代变量来量化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优劣。
三、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2003年唐予华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内部会计控制入手，研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强培东，吕红梅就内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关系作了剖析。郑树旺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入手，首先澄清了内部控制中几个模糊认识，进而阐述了加强内部控制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特别是加强内部会计控制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03年刘立国、杜莹选取了因财务报告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 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也就是对内部控制环境中的公司治理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财务舞弊之间进行了实证分析。2004年杨义元提出会计信息的质量依靠内部会计控制，同时会计信息的质量又是内部会计控制结果的表现。本文指出了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缺陷、内部会计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分析了内部会计控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内容和方法。2005年裘宗舜、柯东昌提出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就二者的共同理论基础(委托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和二者一致性的具体表现这两个层次来阐述完善内部控制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起着关键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对于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研究，国内基本都停留在规范研究阶段，学者们从二者之间的理论基础以及相互关系出发，阐述了内部控制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这方面实证研究几乎很少，仅有少数几篇文章是从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角度进行的实证分析。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证研究虽然近些年来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但相对于国内来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涉及到的实证领域大部分还是借鉴国外经典模型进行改进。
其次，对于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如要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要解决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问题。目前来说国内还没有一种权威的、统一认可的方法来衡量内部控制水平，会计信息质量的量化也没有特定的指标。这也给实证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启示
前面已经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做了相关的综述，也谈到了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研究的成果并对进行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只要解决了两者的计量问题，找准关键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问题便可迎刃而解。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随着这一规范的出台以及我国社会各界对内部控制的重视，这对于内部控制的水平的评估和量化也能得到较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我们研究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总之，我们应该在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实证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特点和新法规的出台，开拓思路，更新方法，深化对我国的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为企业更好的实现战略目标，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找到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田翠香:会计信息质量实证研究:评述与借鉴[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
[2]裘宗舜柯东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所在[J].会计之友，2005
【关键词】电子商务；产品创新；市场特征
电子商务价值理论认为，电子商务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够为客户增加和创造价值，但在笔者的实际调查中发现，电子商务的市场特征往往会对其产品创新造成直接影响，而为了能够较为准确的把握这一影响，正是本文展开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实证研究的原因所在。
1 研究假设
在本文进行的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实证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完成本文研究的假设，而这一假设的提出需要得到理论基础的支持。在具体的研究假设中，笔者做出了产品创新倾向对电子商务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市场信息对电子商务企业的产品创新倾向有正向作用、考虑竞争强度增大时电子商务市场信息对电子商务产品创新倾向的正向作用降低三方面假设。
之所以本出了刚刚提到的三方面研究假设，主要是由于电子商务企业新产品推出频率较高时销售绩效主要源于新产品、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产品的仿照与替代品出现速度较快、竞争激烈的电子商务市场中电子商务市场信息无法进行有效处理所致，在这些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现状下，提出上述几方面用于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实证研究的假设也就不足为奇。
2 研究方法
2.1样本和数据收集
在本文进行的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实证研究中，为了保证这一实证研究具备着较高的代表性，本文选择了我国最大的B2C开放平台天猫商城作为电子商务企业的研究样本。在具体的研究数据收集中，笔者选择了2017年1月艾瑞咨询的《2016年中国电商生命力报告》作为数据来源，而结合这一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天猫商城在我国B2C电子商务交易中占据的压倒性优势。结合《2016年中国电商生命力报告》不难发现，天猫商城中每个企业面对的市场信息均拥有很好的深度和广度，这就说明天猫商城本身能够较好代表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的特点，这就使得本文研究所选择的数据具备着较高的代表性。
为了能够更好完成用于本文研究的数据收集，我们还需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更为全面的收集数据，这一用于问卷调查的问卷综合了业界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问卷中的主要变量为受访者性别、企业职务、经营年数、年销售额、员工数量、产品类目等信息，而在通过腾讯问卷的方式进行网络发放后，截止2016年3月1日，这一问卷共发放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0.900%。
2.2变量测量
在完成样本的选择与数据的收集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用变量测量，这一标量测量中我们需要结合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产品创新倾向、市场信息、电子商务企业绩效等指标的测量，而为了实现这一系列变量的较为准确测量，笔者选择了李克特量表及常用的简单算术平均法，这样就能够较好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
3 数据分析
在完成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实证研究的样本确定、数据收集以及变量测量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展开这一研究的数据分析，结合问卷调查获得的166份有效样本，我们就可以展开具体的电子商务企业经营年数、企业所处行业、企业员工数量等信息的分析，而通过这一分析笔者得出了中小企业位于天猫商城行业底端的结论；而在继续展开的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需要结合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进行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强度、市场信息、产品创新倾向、企业绩效等数据的求得，并通过具体分析确定球的数的准确可靠以及效度良好。
在完成上述两方面数据的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开展上文中提到的研究假设检验，这一检验中笔者需要结合企业绩效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商业企业产品创新倾向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等数据，这样就能够展开极为深入的分析。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展开中，笔者发现企业创信产品倾向于企业绩效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发展趋势、竞争强度与产品创新倾向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呈负向发展但发展倾向并不明显、电子商务企业竞争强度与市场信息交互项的标准系数明显负向发展，由此我们就能够判明本研究在开头处做出假设正确与否。
4 结果讨论
对于电子商务的市场特征来说，电子商务企业间的竞争强度、电子商务信息变化特征都属于电子商务的市场特征范畴，而通过本文进行的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我们能够清楚发现，客户的需求往往会直接提高电子商务企业的创新动力，而在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具备较高创新动力的电子商务企业也会不断调整自身的创新倾向，这就使得电子商务领域中企业间的竞争强度越高往往会使得电子商务产品创新的倾向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电子商务企业的产品创新来说，电子商务的市场信息也会在其中发挥较为积极的效用，而这一效用的出现也是电子商务企业往往较为积极收集竞争对手、市场中相关产品信息的原因所在。
5 结论
在本文就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展开的研究中，笔者详细论述了研究假设、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果讨论等内容，而结合这一系列研究内容我们就能够较为直观的了解到电子商务企业竞争中市场信息特征对产品创新带来的较为直接影响，希望这一影响的明确能够为相关电子商务企业的更好发展带来一定启发。
参考文献：
[1]郑称德，王倩，刘痄欤倪亮亮，吴宜真.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4，06：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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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晓音.电子商务市场特征对产品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J].全国商情，2016，30：6-7
2.著名CBD现代服务业人才聚集借鉴蒋三庚，JiangSan-geng
3.冷链物流发展问题研究胡天石，HuTian-shi
4.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徐立平，赵静怡，XuLi-ping，ZhaoJing-yi
5.后金融危机时期对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思考李悦，LiYue
6.流通创新对产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张宏，刘林清，ZhangHong，LiuLin-qing
7.基于区域差异的房地产价格波动成因分析龙莹，张世银，LongYing，ZhangShi-yin
8.中国汽车销售市场现存问题及治理对策陈晓梅，ChenXiao-mei
9.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蔡芸，杨冠琼，CaiYun，YangGuan-qiong
10.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基点王洋，黄东石，秦艳梅，WangYang，HuangDong-shi，QinYan-mei
11.管理控制偏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研究——以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为例郑石桥，王建军，ZhengShi-qiao，WangJian-jun
12.互补性资产、客户资产与企业自主创新的本质逻辑张建宇，蔡双立，ZhangJian-yu，CaiShuang-li
13.品牌延伸回溯效应的探索性研究于萍，包磊，YuPing，BaoLei
14."中国钧瓷之都"区域品牌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郑永彪，罗晗旖，唐大立，ZhengYong-biao，LuoHan-yi，TangDa-li
15.北京高校科技创新管理工作研究赵清，ZhaoQing
16.分布式环境下的国有企业智能监管系统研究毋贤祥，WuXian-xiang
17.试论商品差异化成本及其构成许崴，XuWei
18.超市农产品陈列策略探讨——基于AIDA模型的思考张蓓，ZhangBei
19.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与管理咨询服务均衡分析赵保卿，王彦超，ZhaoBao-qing，WangYan-chao
20.股份回购信息及其披露现状研究——基于沪市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数据分析赵丽萍，高文娟，ZhaoLi-ping，GaoWen-juan
21.消费者资源节约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购买、消费过程的考察王建明，郑冉冉，WangJian-ming，ZhengRan-ran
22.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的探析严春燕，YanChun-yan
1.论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黄国雄，HuangGuo-xiong
2.产业内贸易理论与台海两岸产业内贸易现状分析廖玫，高莎莎，LiaoMei，GaoSha-sha
3.城市配送服务质量、供应商—顾客关系与顾客满意度关系模型——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崔丽，张浩，CuiLi，ZhangHao
4.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研究郝爱民，HaoAi-min
5.论批发商主导型农产品供应链联盟韩耀，杨俊涛，HanYao，YangJun-tao
6.北京大型批发市场辐射力研究郭崇义，庞毅，GuoChong-yi，PangYi
7.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以会展业助推义乌小商品市场功能升级为例路红艳，LuHong-yan
8.货币政策无效的实证分析——基于2003～2008年的数据冯科，FengKe
9.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李宝仁，张院，LiBao-ren，ZhangYuan
10.中国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分类分层调节效应研究——基于城镇居民视角的分析赵桂芝，ZhaoGui-zhi
11.房地产市场的供给需求与税收政策调节作用分析吴荣胜，于子洋，WuRong-sheng，YuZi-yang
12.中国商业企业顾客满意度模型的构建梁燕，LiangYan
13.顾客消费涉入的形成机理与涉入营销刘建新，刘建徽，LiuJian-xin，LiuJian-hui
14.零售企业酒类品库存控制策略王翀，张京敏，杜航，WangChong，ZhangJing-min，DuHang
15.工作压力与工作倦怠关系研究——以服装企业知识型员工为例白玉苓，BaiYu-ling
16.远离基本利益战略研究曹小春，CaoXiao-chun
17.基金重仓持股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柯剑，王纪平，KeJian，WangJi-ping
18.公允价值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分析马建威，姜荷，MaJian-wei，JiangHe
19.广告代言人应负法律责任探讨杨洪丰，YangHong-feng
20.实质合并规则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比较研究彭插三，PengCha-san
21.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北京会展业竞争优势研究刘敏，LiuMin
22.基于政府管制视角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丁增稳，DingZeng-wen
1.中国粮食市场60年发展历程与变迁特点刘晓雪，李书友，LiuXiao-xue，LiShu-you
2.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交易冲突新动向及关系协调王瑞丰，WangRui-feng
3.主动型供应商视角的流通渠道优化宗颖，ZongYing
4.在华跨国零售企业店铺形象维度与顾客忠诚关系的实证研究——异业态的比较分析汪旭晖，徐健，WangXu-hui，XuJian
5.基于物流管理的零售环节商品安全保障潘文军，郑辉容，PanWen-jun，ZhengHui-rong
6.大型购物中心聚客力影响因素研究——一个理论模型王先庆，王晓春，WangXian-qing，WangXiao-chun
7.商业集聚内店铺的目标顾客与实际顾客差异比较王晓彦，吴小丁，苏立勋，WangXiao-yan，WuXiao-ding，SuLi-xun
8.网上商店购物体验对顾客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贺爱忠，龚婉琛，HeAi-zhong，GongWan-chen
9.论公益信托的税收激励郝琳琳，HaoLin-lin
10.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内部人控制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高群，黄谦，GaoQun，HuangQian
11.中韩货币互换对双边贸易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陈宏，ChenHong
12.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和财务绩效黄苏萍，HuangSu-ping
13.战略管理视角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研究刘超，LiuChao
14.高层管理团队胜任特征对并购整合效能影响的实证研究王是平，WangShi-ping
15.论广告的说服效果徐小娟，XuXiao-juan
16.论CAC及其法典编纂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借鉴汪江连，苗奇龙，WangJiang-lian，MiaoQi-long
17.区域亚文化对消费者体验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消费者体验行为的对比分析汪秀英，WangXiu-ying
18.商务服务业空间分布特点及重点集聚区建设——基于北京的研究赵弘，牛艳华，ZhaoHong，NiuYan-hua
19.产业互动视角下的北京市生产业发展研究李耀光，吴雁军，LiYao-guang，WuYan-jun
20.金属价格传导影响研究许亚萍，李永梅，XuYa-ping，LiYong-mei
21.电信市场差别定价中的反垄断问题何霞，刘闯，曹珅珅，HeXia，LiuChuang，CaoShen-shen
22.交通枢纽对周边商品住宅价格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东直门交通枢纽为例张秀智，张彩凤，ZhangXiu-zhi，ZhangCai-feng
23.基尼系数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张君施，ZhangJun-shi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刘伟
2.我国零售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构建刘文纲，梁征伟，唐立军
3.零售业创新研究述评曹鸿星
4.零售店铺形象的量表设计——从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的角度杨宜苗
5.零售商买方势力的成因、经济效应与政府规制程贵孙
6.少数民族聚居区商贸流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基于湖南江永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调查黄福华，李坚飞
7.基于外资流通业快速扩张的政府规制龚晓菊
8.内部资本市场与多元化的关系研究王峰娟，谢志华
9.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方燕，高静
10.居民预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验研究胡莹，仲伟周
11.事件营销的作用机制及消费者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以百货商店为对象于苗，李敬强
12.国内移动运营商营销移动阅读业务的思考王立鸥
13.情绪与消费者行为关系研究述评郭新华，夏瑞洁
14.北京生产业辐射力研究张耘，冯中越，郭崇义
15.北京物流服务业贸易逆差成因与对策分析崔玮，王玲
16.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付静，陈建
17.对旅游艾斯特定义的质疑王敬武
18.从"场"理论分析我国旅行社的扩张机制翟向坤
19.浅析美国反补贴调查中的"不利可得事实"制度王寰，杨朝军
20.清末民初上海零售业态变迁原因简析苏威
21.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视角的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左峰
22.新农村建设中北京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张宏艳
1.首都流通产业组织创新的几点思考李明义，杜树雷，LiMing-yi，DuShu-lei
2.北京购物中心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以八城区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为例郭馨梅，金克琴，GuoXin-mei，JinKe-qin
3.商业创新的空间基础:以北京商业发展为例徐振宇，邓艳，XuZhen-yu，DengYan
4.地区商品房价格的计量分析邱雅，QiuYa
5.社区商业设施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陶晓波，TaoXiao-bo
6.我国城市社区商业的空间布局模式探讨张晓娜，施明华，ZhangXiao-na，ShiMing-hua
7.中国租赁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潘忠，朱哲人，PanZhong，ZhuZhe-ren
8.中国期货市场的合理性与差异性分析丁楠，DingNan
9.扭曲条件下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路径影响的理论分析刘英，LiuYing
10.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徐立平，时萌，XuLi-ping，ShiMeng
11.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长期股价效应的实证研究何丽梅，蔡宁，HeLi-mei，CaiNing
12.我国A股发行公司IPO前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陈祥有，ChenXiang-you
13.北京流通企业文化创新现状研究魏中龙，WeiZhong-long
14.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研究张玉柯，邓沛然，ZhangYu-ke，DengPei-ran
15.多民族地区商贸流通企业人力资源从业人员胜任力研究刘嫦娥，易华，LiuChang-e，YiHua
16.我国物流产业生产力成长与技术效率变动探析刘军，杨明，LiuJun，YangMing
17.论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体系的构建胡燕，晓芳，HuYan，XiaoFang
18.考虑协同效应的并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探讨梁美健，吴慧香，LiangMei-jian，WuHui-xiang
19.北京服务贸易研究:现状、难点与突破赵亚平，梁瑞，ZhaoYa-ping，LiangRui
20.北京CBD内广告业发展研究刘建一，LiuJian-yi
关键词:过度自信理论;并购;中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90-04
公司并购活动由于其复杂性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对这项投资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并购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而中国学者则更多关注体制因素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学家向经济领域的渗透为经济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社会学家从行为的角度观察经济现象,在研究公司并购活动时,他们从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角度研究公司并购这项投资活动,形成了过度自信理论。
过度自信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并表现为过度自信的特征,其行为对公司的并购活动产生影响。运用过度自信理论对公司并购进行研究,拓宽了传统研究的基本假设,为研究公司并购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解释思路与研究视角。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与成因
过度自信的概念来源于心理学领域,之后被经济学家引至经济学领域用于解释公司管理者的行为。行为公司金融学家们逐渐将该理论进行总结与拓展,最终发展成为了一套完整的过度自信理论体系。在研究公司管理者行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需要把握过度自信理论从心理学到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首先,心理学家们肯定了过度自信这种心理特征的普遍存在性(Larwood and Whittaker,1977[1];Svenson,1981;Alicke et al.1995[2];Weinstein and Klein,2002)。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则着重关注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特征,并且得出这种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制定有显著的影响(Camerer、Lovallo,1999[3];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
其次,学者们开始深入分析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特点。公司管理者的报酬、荣誉及工作依赖于公司,也就是说,管理者的成功和公司业绩的提升密切相关。因此,相比于普通民众,公司管理者不仅对自己能力存在着高估,而且公司绩效提升或公司并购取得成功也将使他们更为自信。学者们运用了大量的实验、调查研究手段,验证了公司管理者的这种行为特点(Langer,1975 [4];March、Shapira,1987)。
之后,一些国外心理学家还详细地分析了导致过度自信的原因。他们考虑了公司管理者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采用实验手段研究过度自信心理对管理者做出投资决策的影响。例如,Weinstein(1980)[5] 认为,控制幻觉、向往高收益、不同公司业绩之间的不可比都可能引起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Dennis Dittrich 和Werner Guth(2001)的实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特征随着最优投资决策实际偏差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公司管理者工作的复杂性也会导致过度自信特征的变化。
综之,学术界肯定了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存在,并且运用经济学的知识、配合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分析了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与成因角度认识过度自信理论有助于理解其科学本质,同时提醒中国学者在应用该理论时需要正确把握过度自信的概念。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公司并购决策的国内外研究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相对成熟,并且大量的规范与实证研究结论都支持过度自信理论。学者们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着重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其并购决策的影响。
Roll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狂妄自大假说(Hubris Hypothesis)[6],并且该理论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认可。狂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活动不会给公司带来任何收益,其动机只是源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可能会导致过多的并购活动。
外国学者Heaton(2002)和Ulrike Malmendier & Geoffrey Tate(2005)的并购模型证明了公司管理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确实受到了过度自信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并且过度自信管理者容易实行一些价值毁灭性并购。
之后,国外学者开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大样本的检验验证了上述推断。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tate(2004)、Hayward 和Hambrick(1977)、Yueh-hsiang Lin、Shing-yang Hu 和Ming-shen Chen(2005)、Rayna Brown 和Neal Sarma(2007)、Jie Cai 和Anand M.Vijh (2007)选取了美国市场、奥地利市场、台湾市场①等的并购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肯定了过度自信的公司管理者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Lys 和Vincent(1995)还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证实了这个结论。
综之,国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证实了过度自信理论对公司并购活动的解释效果。国外学者的文献也充分说明了从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角度解释并购活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传统并购研究的扩展与补充。
(二)国内研究
近年来,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过度自信理论对中国公司投资活动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7]研究了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且得出两者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周伟(2006)[8] 认为,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具有“U”形曲线关系;谢海东(2006)[9]、汪德华、周晓艳(2007)[10] 建立模型分析了过度自信管理者对公司投资决策、并购决策的作用机理;叶蓓、袁建国(2007)[11] 比较分析了大量有关过度自信的文献著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投资决策过程;赖步连(2007)[12] 从行为观与契约观比较的视角研究了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但是他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其假设。
通过以上文献的总结,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对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大量文献集中于研究过度自信管理者对中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而不是专门研究公司并购活动。其次,中国学者在选取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时,基本借用了国外学者使用的指标。最后,虽然过度自信理论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但是很多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综之,中国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存在性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但是其对并购决策影响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国外学术界,现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仍然只是各学者的理论片段(陈红,2005)[13]。理论研究的不完善,特别是实证研究的空白,为将来学者的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同时,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也为未来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公司并购的必要性
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其管理者的思想,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决定了公司的投资战略的变化与选择。从人的心理、行为角度对经济活动重新进行审视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有效补充,它更贴近于实际情况。过度自信理论正是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当今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笔者认为,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有其必要性。运用过度自信理论来解释公司并购活动可以综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通过多种研究手段对这一公司投资活动进行分析,其结论能够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检验,更具有说服力。西方发达国家对该理论的成功运用也鞭策我们要加快研究的步伐,试图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公司并购活动。
值得说明的是,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不是对传统并购理论的摒弃或颠覆,而是在尊重传统并购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改进与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很多现有的文献之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找到传统并购理论与过度自信理论的连接点,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法不具有代表性,最终影响了研究的结论。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思路与路线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梳理出过度自信理论在公司并购中应用的逻辑脉络:公司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并且这一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产生了影响,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易引起过多的公司并购事件,并且容易引起价值毁灭性并购,表现为并购后公司业绩的下滑。
笔者认为,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适于应用以上研究路线对中国的公司并购活动进行实证检验与规范分析。但是,需要我们适时把握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并购后公司绩效下滑是公司并购活动出现的普遍现象,则可以按照上述思路进行模型的构建与检验,以找出并购失败的原因。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则需要对上述研究路线做出改动。
(二)研究的方法
笔者认为,由于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还属于初级阶段,因此应该从中国并购市场上寻找更多的实践证据,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应以实证研究为主。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可以检测出过度自信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在现阶段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市场的指标体系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具有代表性的并购案例进行个案分析。深入分析个别企业的并购活动及其管理者心理特征会更加准确,其研究结论也更具代表性。
综之,选择实证研究方法是为了更准确的描述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非理性特点,无论是大样本的检验还是个案的分析,都将为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的规范分析、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五、实证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应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的结论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从指标的选择与其他学科的渗透角度寻找原因,并做出改进。
(一)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
1.衡量指标的总结
国外学者Carpenter Jennifer(1998)以行权期内管理者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数量在行权期内是否净增长作为衡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Ulrike Malmendier和Tate(2004)以管理者是否持有股票期权到期作为过度自信衡量指标,并同时用媒体对管理者性格特点的描述加以验证。Lin,Hu 和Chen(2005)用预测的公司年度盈利水平超过实际的公司年度盈利水平的方式衡量过度自信。此外,国外学者还用消费者情绪指数(Oliver,2005)、并购频率(Doukas &Petmezas,2006)等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而国内文献中,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采用高管人员在任期内持股数量的变化作为衡量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同时,ROA、ROE和CAR (Bin xian Liu,2006)、企业景气指数(余明桂和夏新平、邹振松,2006)、并购溢价(赖步连,2007)等都曾用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且,陈鹏(2005)还从个案出发,用公司可动用内部资金、获得的担保借款等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
从上文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不同的文献选取的指标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环境中公司管理者行为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对过度自信心理特征进行衡量。此外,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选取样本的不同,也需要选取不同的过度自信衡量指标。
2.中国学者选取指标的特点
笔者认为,与国外文献相比,中国学者对指标的选取突显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学者通常借鉴国外指标的选取方法。国外文献中,把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但是,由于中国股票期权制度的不完善,因此,中国学者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等选用了管理者持股变化这一指标。第二,国外学者从经济指标和心理学指标两方面衡量过度自信,而中国学者没有此方面的研究。例如,Ulrike Malmendier和Tate(2004)不仅选取了持股情况这一经济指标,还用媒体对管理者行为特征描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分析,在两个指标得到高度一致性时,才运用经济指标进一步研究。而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指标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双重认证,缺乏指标可行性的探讨。第三,一些国内学者选取的指标具有中国特色。与国外公司并购活动相比,中国公司并购发展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因此,对中国并购活动的研究必须分析中国公司并购的特点,指标的选取也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中国学者陈鹏(2005)认为,对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验证应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大样本的检验方法。并且,他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选择可获得担保、贷款等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由于中国公司并购政策色彩浓厚,一些公司管理者之所以选择并购策略,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或者是因为得到了国家的贷款支持等,因此,可获得的贷款或担保、公司内部可动用的资金都可能提升管理者的自信心,导致发生过多的并购事件。
综之,中国学者对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还处于探索阶段,基本上是参照那些得到国外实践检验的衡量指标。郝颖等(2005)将增持股票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标准、赖步连(2007)用并购溢价来衡量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指标的选择并不能很好地反应中国公司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因此,对于指标的选取首先应该从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剖析中国公司管理者形成的独特心理特征,然后在结合经济学知识进行指标选择或改进。
3.建立衡量指标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公司并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意愿、政策色彩。因此,对不同企业管理者要用不同的指标衡量过度自信心理特征,而现阶段只有少量文献选取的指标反应了中国管理者的特殊行为特点。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并购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扶持,国家为了树立自己民族核心的经济产业,往往支持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进行并购,逐步做大做强。在这些公司实施并购时,政府会出台一些便利政策,比如可以取得大量的银行贷款、可以通过抵押担保获取资金等等。针对这类公司并购,可以选择银行贷款额的变化数、抵押担保资金额的变化数等作为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公司管理者正是因为能够较容易的筹集到资金才做出并购的投资决策,这时就容易出现价值毁灭性并购。
随着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公司治理水平、法制建设等也不断的完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适时的运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选择指标,在实证检验的结论中寻找并建立适用中国的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体系。
综之,在选择指标时,要充分借鉴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国情下公司并购的研究结论,深层次探究中国公司并购的制度因素,以此为线索寻找中国公司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最终选择能够充分反映管理者意图的衡量指标。
(二)其他学科的渗透
在应用过度自信理论时,还需要对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全面掌握。过度自信理论根源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盲目的照搬国外的理论,而应该结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做出适用于中国人心理的过度自信特征描述,找到导致中国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原因,然后再研究管理者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
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还可以从人的认知角度理解过度自信心理,以便于更好地选择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借鉴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的研究,中国学者在选择过度自信指标时,也可以将经济学的指标与心理学对管理者性格特点的描述进行对比,并通过统计分析验证二者的一致性,以提高指标选择的准确性。
同时,其他学科的渗透也为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手法。社会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建模、实验等都为经济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些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使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并购市场适用性的验证更加严谨,研究结果也更具说服力。
六、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公司并购的难点
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论证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点。
首先,过度自信理论倾向于研究人的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并购活动本身很复杂,除了人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因素仍然对并购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时,如何排除诸如治理结构、并购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仍是未来研究的难点。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过度自信对并购活动影响的程度,或者通过对过度自信概念的重新定义来拓宽其研究思路与范围。第二,过度自信理论倾向于对并购失败案例的研究。然而,并购后业绩下滑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不能否定公司并购的价值。对于并购成功的案例,如何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进行解释成为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三,过度自信理论是否有进一步的应用价值。研究这一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该理论的合理性。在实证研究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这一心理特征来避免并购的失败或者提高并购的成功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研究人的行为是为了得出人的决策模式,从而更好地为经济活动服务。因此,如何利用过度自信理论来指导人的行为仍是今后需要探讨的课题。
七、结论
本文梳理了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并购活动的国内外文献,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法与难点。
首先,笔者借鉴过度自信的理论成因与特点,肯定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现象确实存在,并影响公司并购活动。其次,笔者认为,研究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市场上的适用性有其必要性,并认为中国现阶段对该理论的研究应以实证研究与个案分析为主。第三,笔者在分析国内外文献中指标选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研究中应选择适用于中国市场环境、中国人心理特征的衡量指标。同时,需要通过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来验证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并购活动中的适用性。最后,笔者进一步思考了应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中国并购活动的难点,提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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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overconfidence theory in Chine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ivity
YUE Liang,SU Ning,LIU Ming-d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China)
一、目前国内外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现状
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初始目标是借助学科知识的学习，营造语言学习的自然状态，将教学重点放在社会语言学和学科知识的习得方面，而非纯粹对语言本身的语法和语篇功能的讲授模式，强调将语言知识的学习建构在内容学习的基础上，通过真实背景下的以兴趣为导向的学科知识学习来促进学习者语言听、说、读、写技能的语言发展。如蔡坚从理论实践策略方面探讨了CBI模式对二语习得的影响[1]，CBI理论前提是当学习者把语言作为获得信息的手段而非学习目的时，二语学习会更成功。具体而言，CBI模式有三个特点：以学科内容为核心；运用真实的语料；满足学生语言、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需要。
CBI主题教学模式与大学英语教学结合的实证研究在国外开展更多，国际上已广泛开展的CBI教学模式在中国起步较晚，只有部分先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虽国内学者已开展大量相关工作，但目前还没有针对不同先验英语学习者的实证研究，并且仍存在其他不足如：（1） 研究内容同质化，即以理论研究和专业英语教学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和针对不同类型学习者的研究；（2） 研究方法简单，过分注重横向对比研究，鲜少涉及纵向对比发展研究；（3）研究层面单一，对学习者在基于CBI教学模式学习过程中的观念、行为变化关注不够。鉴于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对大学英语CBI主题教学模式进行实证研究，考察CBI主题教学模式在我国公共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中的教学有效性，为该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和推广提供实证研究依据。公共大学英语教学普及性强，涉及人数众多，决定了本方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此，笔者在所在院校进行了探索性尝试。
二、本CBI主题教学模式对不同先验英语学习者的效用性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的前期准备
1.确定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法。在课题实施之初，笔者亲自参加了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外语教育研究出版社主办的“有效课堂的教学与研究研修班（一）：Content-bas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认真聆听了美国犹他大学CBI方面专家MaryAnn Christison教授和北京外国语教育研究中心文秋芳教授的讲座，其系统讲述了基于内容语言教学（CBI）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估模式，通过专家的理论讲解以及实际范例演示，笔者掌握了CBI教学方法、模式，为开展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准备。
2.确定了本实证研究拟实施的教学方法为：针对实验班设计CBI教学内容，如在传统教材内容的正常设置基础上增加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授课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按照文化内容来划分教材主题。教学过程中更多使用目的语为课堂用语，调动学习者使用目的语参与讨论待习得的原汁原味目的语国家文化内容，使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进行不同文化内容习得的过程中间接完成听说读写语言技能提高的终极目的，而不像对照班所采用的的传统课堂那样单纯集中于语言知识本身的讲授。
（二）实验步骤
1.选择不同先验英语学习者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同一水平学习者内部又进行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划分，即设定大一学生为低水平先验者，内部又划分成实验组A班和对照组B班，大二学生为高水平先验者，内部又划分成实验组C班和对照组D班。低水平和高水平先验者分别为所在院校本科一、二年级公外学生，两组实验对象在先期英语学习的累积时间上相差一年，大学阶段教学内容相差教材两册，学习者在学习情感、技能方面被预设为差异正态。
2.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同时实行CBI模式，采用Stoller等（1997）提出的“6-T”教学法[2]，即以Theme（主题）为基点，Text（课文）为内容，Topic（话题）为手段，Thread（线索）为联接，Task （任务）为驱动，通过Transition （过渡）实现自然转换，“6-T”方法中六个因素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自然语境。教师将讲授教材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继续将每篇text分成若干Topic，通过内在的Thread 为联接，设置不同Tasks，通过Transition实现自然转换，完成CBI模式教学并排除变量以保证实验精准度。
3.借鉴文秋芳老师的《英语学习者动机、观念、策略的变化规律与特点》问卷设计了《英语学习情感问卷》和《英语学习技能问卷》，前者从英语学习的动机，兴趣和态度、情感焦虑和抑制、英语学习自尊自信心、课堂交流和跨文化交流中的移情方面出发，考察学生的动机、兴趣及参与度；后者从学习策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出发考察其学习技能。问卷皆由10个Likert量表题目组成。实验之初分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发放这两个问卷进行前测。
4.实验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以柯克帕特里克效果评估四层即模型为依据的后测，从四个层面进行。第一层面是反应层（reaction），通过《情感问卷》结果考察学生对CBI模式的满意程度以及学生参与度，第二为学习层（learning），通过英语水平测试来测量学生经过CBI模式学习后知识水平的提高程度，第三为行为层（behavior），通过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来测量学生在知识运用及学习行为改变方面的变化，此项调查以深度访谈和质化分析为主，第四为结果层（result），通过《技能问卷》来考察学生在学习测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方面的改变。
5.使用社会科学分析软件SPSS对最终数据统计分析，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组内差异性比较，然后综合定量和定性数据，通过统计实验结果比对来考察CBI对不同先验者的效用差别。
（三）实验结果
1.关于同水平先验者。成员将调查问卷中A、 B、C、D四个班学生每道题的平均分输入SPSS 16.0统计学软件，并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其结果表明：在前测中，A班和B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情感和英语学习技能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英语学习情感Sig.375>.05，英语学习技能Sig.177 >.05），C班和D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情感和英语学习技能方面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英语学习情感Sig.213>.05，英语学习技能Sig.326 >.05），由此确定两个层次学生的初始状况和同层次组别之间具有同质性。在后测中，A班和B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情感方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英语学习情感Sig.068>.05），C班和D班学生在英语学习情感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英语学习情感Sig.042
2.关于不同水平先验者，针对学习情感问卷的前测结果发现：两个班的平均得分为低先验者3.21，高者3.70。后测发现：两个班的平均得分为低者3.18，高者为3.08；针对学习技能问卷的前测结果发现：两个班的平均得分为低者3. 36，高者3.16。后测发现：两个班的平均得分为低者3.52，高者为3.67。进行两组对比：第一组针对学习情感问卷，低者和高者前测差别为0.51，高先验者高于低者，后测差别为0.10，高者低于低者。第二组对比针对学习技能问卷，低者和高者前测差别为0.20，高者低于低者，非正态；后测差别为0.15，正态。
三、本实证研究数据结果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一）关于同水平先验者两个问卷中显示出的变化比较明显
对前测中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在同水平先验者内部，无论是在学习情感还是在学习技能方面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而在后测中，学生的学习技能问卷结果显示两种不同水平先验者都发生了变化，在学习情感方面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说明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实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生对自我学习行为习惯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的变化。由于A、B两班的学生均为大一新生，他们对于大学英语的学习正处于逐渐熟悉和适应的阶段，对于CBI主题教学模式仍比较陌生，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因而两个班学生在英语学习动机、情感、态度等方面差距并不明显。相比之下，C、D两班的学生很多问题的平均分存在较大差距，对于问卷中倾向于CBI课程实施正面效果的问题实验班的平均分明显高于对照班。说明在同水平先验者的学习中，使用CBI模式教学的班级能够基本适应CBI主题教学模式。实验班C班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明显增强，很多学生逐渐喜欢上学习英语，而且愿意付出努力把英语学好，并逐渐树立起学好英语的信心。说明在高水平学习者更能通过CBI模式的实施进行自我学习习惯的反思。
（二）关于不同水平先验者以上实验进行的两组对比数据显示
第一组情感问卷结果说明，实行CBI主题教学模式之前，高先验者与低者的学习情感区别较大，高先验者的学习情感指数高于低者，即学习者的学习情感指数与学习者的先验水平呈正态分布。实行一个学年的CBI模式后，低先验者呈接近高者态势，不同先验者的情感指数差别由先测中的较大差别趋向接近，低先验者缩小了与高者的差距。表明CBI模式在一学期内对提高低水平先验者的学习情感起到了更明显效用。然而，将学习者前测和后测的得分进行同水平内的纵向比较后发现，CBI主题教学模式的实施并没能提高学习者的整体学习情感指数。因此可暂得出实验结论：在一定时间内，至少在一个学年的实验时间内，CBI主题教学模式并不能对学习者的学习情感起到明显正面影响。推断其原因为两点，一是学习者在CBI模式实施之初不能充分适应，所以需要教师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继续挖掘总结其不适应之处并针对性调整；二是CBI需要教师授课过程更多使用目标语，对已习惯用汉语听学英语课的学生出现适应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信心；然而，实验也发现，在学习者的学习情感方面，CBI模式对低先验者确实产生了相对于高者更明显的正面影响。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情感而言，CBI模式适于更早期开展，因为本实验表明，低年级学习者相比于高年级学习者更易于接受、适应CBI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