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56: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然而，随着2015年国内外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加强，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仍然面临较大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求胜”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家应该在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制定政策以确保我国工业取得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以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
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
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
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业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国家应该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来刺激市场需求，为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条件。同时，要改革工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工业经济内涵式增长。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9032
1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研究的文献综述11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特征及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的提出并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出，必然对流通业改革发展提出客观要求。宋则（2014）指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新格局将基本确立；赵萍（2014）认为消费模式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应以消费便利化、消费成本、消费安全为着眼点保障和驱动消费增长；向欣（2014）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流通业的发展与创新，更好发挥消费新引擎作用；马光远（2014）、刘伟（2014）、苏剑（2014）、裴长洪（2014）、陈建中（2014）等分别从风险、产生原因、动力、机制、引擎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2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产业改革、重构
目前国外研究中尚没有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的渠道冲突（Bowman，1997；Osterwalder，2007）、效率缺失（Chesbrough，2006；Schindehutte，2003）、社会福利（AkshayRao，2010；Boyd，2003）等方面。国内学者对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①关于流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刘国光（1999）提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产业论，并指出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和产业关联；黄国雄（2005）提出流通基础产业论，认为流通的综合能力将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基本标志，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效益和效率；高觉民（2003）、柳思维（2004）、庄尚文（2008）、王晓东（2009）、纪宝成（2010）、李晓慧（2012）、夏春玉（2012）分别从流通产业的媒介作用、降低成本、支撑生产、提升竞争力、产业关联性和价值链等角度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阐述。②关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郭国荣（2003）认为运用电子商务技术改造传统的流通企业，建立和发展一批新型的网络组织，有利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培育一批具备竞争实力的国有商业企业，使之成为流通宏观管理机制的传导主体；纪宝成（2010）认为应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产业升级；夏春玉（2012）、宋则（2013）、徐从才（2013）从物流管理效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转变零售盈利模式等角度阐释了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③关于流通产业改革与重构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流通产业调整的目标是要使新的流通产业结构具有资源配置高效率并且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媒介性产业体系；宋则（2013）认为应从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流通理论、政策和体制，牢固树立动态化的新财富观，对流通产业进行重构；谷克鉴（2012）从应借助动态分析方法，按照外部因素内生化的基本观点，改革与重构流通政策。
3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相关研究
①关于流通规模问题研究。马克思在论述商业资本时，总是强调它的必要比例和要限制在必要的限度内，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商品流通规模要适度；王传维（2003）认为流通规模的大小应与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及生产规模、消费规模相适应；纪良纲（2003）认为商业投资的扩大受到社会需求和投资品供给的双重制约，必须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相适应；郭娜（2009）、丁婧（2009）分别从制度创新、系统机制角度论述了流通规模扩展与协调。②关于流通效率问题的研究。高铁生（2012）认为完善优化市场匹配能力与机制有助于提升商品流通效率；俞彤晖、郭守亭（2012）认为出现流通效率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程度、市场集中度、城市化程度、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的差异；张岩（2007）认为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间构建网络化互联模式，实现以“以信息代替库存”，可有效提高流通效率；纪良纲（2003）、晏维龙（2003）、黄漫宇（2007）、祝合良（2011）、徐从才（2011）、王旭东（2012）、洪涛（2012）、陈建中（2013）分别从市场集中度、物流业、供应链管理、信息化水平、制度成本、交易费用、技术创新、市场体系等角度阐释了提高流通效率的理论与途径。③关于流通结构问题研究。高觉民（2003）认为我国流通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换离不开高效的市场机制；郭国荣（2003）认为先导型的物流网络是构建我国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思维（2004）认为城市商贸流通结构合理化是结构的均衡问题，在商贸流通结构上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商贸流通业内部比例的协调问题以及商贸流通与外部环境的相适应问题。④关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文启湘（2004）认为商贸流通主体建立长期易关系有助于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实现流通规模扩张。王晓东（2011）认为流通的体系模式创新赶不上流通的体量增长速度，在结构层面也就表现出了流通规模与流通效率之间的矛盾。
2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整体思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新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的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增长动力重构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应以流通产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为基础，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来引导、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系统审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通过系统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理清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流通产业发展出现的突出问题，坚持底线思维，构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框架。从规模、结构、效率视角出发，进一步剖析流通产业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流通规模合理化、流通结构高级化与流通效率提升。最后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出发，推进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3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的主要内容 1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地位的再认识
流通业作为经济制高点的地位长期被忽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消费模式转换被放到首要位置，有必要对流通产业的地位进行再认识。从整体看，应从流通自身、产业视角、宏观经济层面对经济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分析，确立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流通产业先导性、基础性地位的发挥，将使得流通产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核心与重点。
2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流通产业的客观要求
系统梳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特征、思路，在消费模式、有效供给、市场竞争、创新驱动等角度，经济发展新常态均对流通产业提出了客观要求。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将有效促进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模式转变，将从整体上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以期通过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满足消费主导的经济新格局，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实现有效供给。
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框架
在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流通产业的地位及其客观要求的前提下，提出应树立大流通思维与新财富观，坚持底线思维，以市场体系建设为依托，以法制化营商环境为保障，以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为核心，调控流通规模，促进商品流通规模合理化；优化流通结构，实现先导型商品流通结构；提升流通效能，降低社会流通成本；突出流通产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充分发展流通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4流通规模、结构、效率协同优化
在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框架下，通过构建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找出制约流通规模合理化、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的关键与共性问题，通过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促进现代流通、智慧流通、绿色流通发展，实现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在流通规模监控预警体系构建时，着重考虑产业发展、居民消费与商业规模的适应性，重点解决批发市场、商业综合体等网点过度建设问题，总体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特征。在流通结构系统分析框架中，应着重分析流通的城乡结构、业态结构、虚实结构、组织结构等，通过结构优化促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流通效率提升是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着重解决物流与供应链、连锁经营、产业融合等限制流通效率提升的瓶颈，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
35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
最后通过市场体系与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为流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市场与制度保障，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市场体系建设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也是保障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法制化营商环境是流通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市场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商品安全管理，对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均起到制度保障的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将从根本上保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宋则收入倍增、消费变革与流通体制改革[J].商业时代，2013（7）.
关键词：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
一、引言
根据在APEC北京会议上的系统论述，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种“新常态”，进入了一个区别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同的新阶段。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转变，这种“新常态”是一个长期的、波动性的过程。“新常态”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经济增长率小幅度下降；产业结构的逐渐调整、不断优化与升级；国民经济发展由生产要素拉动和投资拉动逐渐向创新力量拉动转变。新时期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既要符合经济“新常态”客观事实的要求，又要对“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趋势有领导作用。
二、我国“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我国经济极大地受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影响。随着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出现与深化，我国经济逐渐步入一种“新常态”。从现今经济的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经济“新常态”将表现出以下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降，脱离高速的发展速度，最终将以中高速稳定增长。这一特点可以说是“新常态”经济最显著的特点。站在供给角度来说，随着生产成本的逐步上升以及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我国经济将会逐步出现供给紧缩；而站在需求角度来说，投资收益逐步减少，投资增长速度受到遏制，此外，随着出口优势的逐渐消失，出口贸易也将受到抑制。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将逐步出现需求紧缩。综上所述，我国经济迟早将会面临供给与需求双方的紧缩困境，经济增长率下滑将成为必然。2
.成本通货膨胀的出现，使得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显著化。经济效益逐步增长，生产成本也将持续上涨，由此导致供给通货膨胀。随着成本通货膨胀出现和深化，一旦不能保持较高的技术进步创新，就会出现“滞胀”现象。
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愈加明显。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发展将会逐渐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将逐渐受到重视，新兴经济增长点出现。“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自主创新越来越成为技术进步的依靠。由于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日趋走向世界前列，“后发优势”越来越小。要想取得更多的技术进步，创新就成为了第一要素。我国应该加大自主研发投资力度，鼓励万众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4.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占比提高。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深刻，由于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下降，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占比将迅速上升。
5.产业结构的转换。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不再低廉、资金投资愈见密集、科技水平不断进步、高等教育人才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发生，产业升级也迫在眉睫。
三、经济“新常态”下宏观政策的新模式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压力较上一年进一步加大。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新常态”经济状况下宏观政策的制定，“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怎样在稳定经济增长率与促进改革开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之间保持平衡，是基于新常态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问题。
1.适当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发展重心由速度转变到质量上来。在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阻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形增多，重视数量、重视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继续延续，经济增长放缓是在所难免的，想要继续维持以往的高速度经济增长率是不现实的。继续制定高增长目标，反而容易造成各地方政府进行盲目投资来提高GDP增长率，浪费资源。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对经济模式的速度——质量转变有利无害。对实现“新常态”经济下质量优先、速度次要的优质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潜力创造良好条件。
2.放宽货币政策。在“新常态”条件下，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自金融危机至今，我国一直采取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应放宽货币政策：在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还应加速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使银行风险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外汇的持有数量，放松货币市场，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减负，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
3.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深化经济改革，能够充分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有助于实现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加速国企以及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4.继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应对传统农业进行结构调整，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为现代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开发农业功能潜力，提升农业产品附加价值。其次，大力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深入了解服务层次、拓展销售服务渠道、丰富服务形式，增加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对交通、通讯、金融、旅游、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发展水平进行扶助，尽力满足市场需求，满足服务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再次，大力推动高新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使能源能够充分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最终实现在整个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环节中达到循环经济。最后，将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04).
[2]侯英杰.“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宏观调控[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5(08).
[3]黄泰岩.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合理区间[J].新重庆.2015（07）.
[4]冀素兰,许广灵,渠丽娜.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新思路[J].改革与战略.2016(03).
[5]康燕家.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创新[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3).
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会计发展所依存的经济社会大环境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会计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会计具备以下特征：信息化处理集成化、内部控制系统化、会计监督全面化、风险预警实时化等。
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轧空，是对经济转型与升级的规律性认知。充分认识经济新常态发展条件，将调整结构，转换发展方式置于重要位置，以充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在经济新常态下，对现行会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转型面临着重要挑战，其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会计管理理念的变换。当前，知识时代与信息时代的发展，对会计体系的业务重组、会计体系的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加快会计转型，更新会计管理理念与会计管理模式；第二，会计管理内容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发展，企业组织结构逐渐向扁平化发展，企业兼并、收购、重组业务增多，受其因素增加，企业财务管理的新内容增加，财务管理环境趋于复杂化；第三，管理手段出现变化。传统会计管理手段，多为电算化，其属于信息技术与会计领域的简单结果，其数据处理系统彼此独立，缺乏交融性。随着技术及时展，要求会计信息化，将单个的会计化业务有机整合，实现信息有效贡献，其对会计人员的素质提出较高要求；第四，会计职能面临新挑战。现代会计业务信息在收集、录入、加工与编制等操作过程中，多是通过财务会计人员手工活电算化环境中模拟手工所实现，财务会计人员对全部的业务信息可以直接操作与控制，然而在信息化条件下，信息系统高度集成，但业务模块之间缺乏有效融通，可能会致使完整的会计核算链条被分割，从而形成信息孤岛，或财务会计人员过于依赖操作系统，缺乏安全意识引起操作系统风险问题等。此外，会计内容控制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计算机前端错误输入，导致信息系统失真，信息数据被篡改或被删除，数据处理的过程不容易被察觉，未通过授权，人员可能会恶意进行数据篡改，或因操作不当引起数据信息丢失，导致内部控制安全性不足等。
二、经济新常态视阈下的会计转型探究
经济新常态视阈下，为紧随社会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趋势，会计人员应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掌握先进的会计管理方法与管理工具，推动现代会计向经济新常态下会计的转型。
1.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在推动会计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知识第一的会计理念。会计转型并非属于简单的概念或口号，其代表着会计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会计理念。传统会计领域的操作，多是以资金、存货及设备等物质资源为中心，人的因素在会计行为中被忽略。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与知识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财务会计人员需紧随时展，坚持知识第一的会计发展理念，不断掌握先进的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方法，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支持。
2.整合资源，打造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
进行信息系统重组，在其重组基础上实现统一平台构建。受会计业务发展多样性的影响，当前不同会计管理系统在企业内部共存，整个系统之间存在着“数据冲突”问题，为切实提高企业会计效益，要求整合分散的信息系统，整合信息资源，构建财务信息审批、分析与智慧统一平台，提高会计系统资源共享性。在企业之中应实施业务闭环运行，财务会计人员依托统一信息平台，综合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利润分析、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对企业资金安排与资源配置进行多维度分析，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及时给予反馈与纠正，为企业经济活动控制提供支撑。
3.构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的会计体系
引入会计业务流程管理，要求对会计内容均纳入到流程管理平台之内，以数字签名等作为系统授权方式，将业务流程、业务控制点与业务权限进行固定化操作，确保会计业务全过程受到有效控制，确保岗位职责分明。依据企业实际，构建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内部控制、业务流程及风险预测来保障企业稳健发展，落实责任，提高内部控制能力，促使内部控制融入到企业日常管理之中，从而形成风险与内控的长效管理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明确用“新常态”来概括我国经济新的阶段性特征，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7月29日，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关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重大论断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经济总是会从一种常态转换到另外一种常态。当前阶段，我国经济新常态集中表现为增长由高速转换到中高速。这种转换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意味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进行重大调整。适应经济新常态，谋划好未来的国家发展，谋划好未来的区域发展，谋划好未来的区域合作，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进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关键是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向”：
第一，从以产业间分工合作为主转向以产品价值链分工合作为主。这是区域合作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进一步提高生产专业化水平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我国各省区市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交流合作，省区市之间已经形成以产业间分工为主的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地区产业间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产品价值链分工合作，使之逐步成为区域分工合作的主要形态。从产业间分工为主，走向产品价值链分工为主，是国际上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在产品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生产的不同环节实现了空间分离，研发、管理、营销等职能集中于发达地区，生产、组装功能集中于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地区。这样的合作能够促进分工细化，使更多地区参与到成熟产品乃至创新产品的分工活动之中。这样的合作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各地优势，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顺应区际分工合作关系发展演变规律，增强基础设施连接性，打破区域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大企业特别是特大型企业在区域产业分工的主导作用，不断深化产品价值链区际分工。
第二，从资源要素互补式合作为主转向创新发展互助式合作为主。这既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也可以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下必要基础。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的资源要素投入来实现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区域合作的典型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主要贡献劳动力、资源能源，东部地区则依托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利用国内外资金和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能源，发展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我们把这种区域合作模式概括为资源要素互补式区域合作。在经济新常态下，这种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无论从全国情况看，还是从各地区情况看，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成本都在不断上升，资源稀缺性都在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压力都在不断加大。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着眼于提高各地的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要通过区域合作，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形成创新集聚效应。二要通过区域合作，使创新成果在更广大地区得到应用，最大限度地形成创新辐射效应。
第三，从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转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这既是缓解各地区日趋加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财权和事权下放极大调动了地方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各地为加快经济发展，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但是，一个时期以来，这些合作往往表现为合作方都不太关注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在产业区域转移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产业转出地往往把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产业转移出去，产业承接地又往往过于放松产业准入门槛。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尽快改变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模式，加快形成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模式。这不仅因为我国资源环境条件已不能支撑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合作模式，而且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看重自然系统所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合作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出发，在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等方面探索务实有效的合作方式，把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留给子孙后代。
第四，从松散型合作转向机制化合作。这是区域合作得以深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国际上深化区域合作的一条重要经验。以往的区域合作，更多表现为发表各种宣言，搭建各种平台，形式比较松散，推动力比较弱。在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合作的加强应该建立在常态化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一是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对于环境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外部性较强的事项，可以考虑建立跨区域机构来承担。二是完善基础设施投资体制。对于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探索建立有关各方共同投资、共同获益的机制。三是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可以探索建立跨区域经营企业税收分享机制、区域内财政横向转移制度等，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之，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经济新常态都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认识和适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新常态。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 要：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完全的市场机制是保障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地方政府作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
>> 房地产市场区域性特征探索 区域性中小房地产企业战略联盟机制研究 对当前形势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经济政策及走势分析 我国房地产经济泡沫形成与区域性特征研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房地产上市公司财务预警分析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政政策研究 浅议新常态下房地产业研究和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员工思想工作研究 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 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政府责任与市场机制 新常态下房地产企业加强成本管控的新模式 全流通市场机制下的股利分配政策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及政策研究 房地产项目造价控制中的市场机制功能定位及应用 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市场研究 宏观调控政策下房地产市场营销对策研究 新调控政策下房地产企业的危机应对 基于消费者视角下房地产市价波动未能顺应新常态经济发展典型的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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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究竟新在哪
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新常态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概括来讲，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将带来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的趋势性变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新常态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在，应与经济发展中一些短期现象、局部问题区分开来。我感到，准确理解和认识新常态，应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何谓“新”。新是与旧相对而言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该有别于过去的发展模式，要看到经过30多年的大开发、快发展，传统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亟待转换；应该有别于过去的发展条件，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口趋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难以再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应该有别于过去的发展环境，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由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带动的一轮增长周期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和国内总需求增长放缓，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第二，何谓“常”。常是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存在的状态，如果把经济发展中一些短期的、偶发的问题，一概归结到新常态上，是不准确的。比如，2013年以来金融市场虽然出现所谓的“钱荒”，造成一时的资金紧张和利率上扬，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偶发现象，从长期趋势看市场融资成本应该是趋于下降的。
第三，何谓“态”、态即为状态、态势，是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总体表现，不应是某个行业、个别企业的特定表现。比如，近年来因煤炭和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火电行业逐渐走出低谷，钢铁行业经营情况也有所好转，部分传统行业景气回升；又如，当前因卢布汇率大幅波动，一些对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企业，遇到暂时的经营困难，我们不能将这些情况当做是新常态下导致的结果。
二、新常态的河南特征
河南与全国一样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同时受基本省情决定，在一些方面也呈现出特有的个性特征。一是结构调整压力更重。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后，我省煤炭、有色、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需求空间受阻，而新兴产业短期还难以形成巨大拉动力，结构转型任务艰巨。二是需求增长潜力更大、我省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投资、消费需求具有很大增长空间，保持较高投资增速仍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也是平衡当前人口红利与未来人口负债的客观需要。三是基础条件支撑更强。我省人口红利具有从总量向结构和质量挖潜的空间，区位、交通、物流优势突出，生产要素保障能力较强，特别是近年来谋划实施了一大批打基础、增后劲的大事要事，发展载体集聚辐射能力日益提升，综合竞争优势日益突出。
三、新常态需要新思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着许多新趋势新情况新问题，一味走老路只能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必须跳出传统观念、惯性思维束缚，主动求变、以变应变，积极创新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提高驾驭管理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能力、一是战略思维。要有登高望远、统揽全局的视野，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新趋势、新动向、新苗头，敏锐研判、积极应对，做到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跟上发展步伐，抢占发展先机。二是创新思维。创新是新常态下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我们绕不过的“坎”。要形成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下大力气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新思路、新办法解决问题，以新科技、新产品增强实力，以新业态、新模式激发活力。三是辩证思维。历史辩证地看待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性变化，认识到发展速度有升有降是正常的，只要波动在合理范围内，就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同时，也要“跳起来摘桃子”，在有质量、有效益的前提下，争取更好结果。四是底线思维。凡事把问题想在前头，把风险看到明处，从坏处准备，向好处努力，积极防范煤炭、钢铁等行业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隐形失业显性化、小微企业关停倒闭、非法集资事件等社会稳定风险，把潜在风险因子可能带来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四、新常态应有新作为
适应新常态，不是被动适应，而应主动作为省委书记郭庚茂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中以“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讲话总纲，就蕴含了从认识到适应、进而主动作为的递进要求。我们应深刻领会和把握，在全省发展和本职工作中积极作为，通过作为来克难攻坚，通过作为来趋利避害，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第一，勇挑发展重担。新常态下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我省也把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8%。但是增长速度降低了，绝不意味发展任务减轻了。在“三期叠加”阶段，同样是实现8%的增长目标，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克服更多的困难。同时，新常态下的发展，是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要创造更多就业、更优效益、更高质量，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煤炭资源型城市;低碳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40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129-02
2014年三谈“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新常态的主要特点、发展机遇、战略举措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系统性论述，要求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煤炭资源型城市现有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发展需要。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的中低速发展和对能源消费量的控制将对煤炭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如何认识宏观形势，如何认识煤炭行业新常态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对于煤炭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朔州市为例，就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转型升级，从发展现状、转型的必要性、发展瓶颈和解决对策四方面入手进行探究。
一、煤炭资源型城市朔州市现状概述
1.经济结构特征。朔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和变化是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的。从下图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第一产业的产业比重呈稳步下降的趋势，八年间下降了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虽有小幅波动，但仍居高不下，保持在50%以上;第三产业每年基本呈现小幅度上升的趋势，有良好的发展态势。朔州市经济仍以第二产业为重，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不平衡，长此以往，会形成经济“断层”。
2.能源结构特征。朔州市矿产资源丰富，煤电工业实力雄厚，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煤炭、石灰岩、高岭土、铁矿石、铝矾土、长石、石英等28种，其中煤炭储藏量430亿吨，分布面积1 603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14%。2008年煤炭开采数量、产量和销量在全国名列第二，仅次于鄂尔多斯。从能源结构来看，如下图所示，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6.58%;电力占能源消费总量的4.56%;煤矸石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05%;石油制品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93%。从行业消费上来看，在规模以上工业46个中类行业中，能源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为39.2%。
3.环境结构特征。全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处于高污染状态。2004年全市4个监测点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35倍，二氧化硫年日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倍，2004年市区大气环境二级以上天数达199天，全市大气综合污染指数为4.26;全市地表水污染严重，6个监测断面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石油类的年均浓度分别超过国家标准的2.6倍、0.08倍和4.4倍，除神头泉监测断面为中度污染外，其余5个断面均为重污染。
二、朔州市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煤炭行业的发展也出现新的常态，城市转型发展压力陡增。以煤炭企业为主导的朔州市实现低碳可持续的转型发展亟不可待。
1.国内煤炭需求增速放缓。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煤炭行业大约以十年为周期呈现峰谷交替的发展状态。自2001年始，山西迎来煤炭发展黄金十年，年均增速达12%，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形成。到2012年，山西煤炭再次进入低谷，增速呈现逐步回落态势，未来增长潜力已弱化。
2.环境制约的强化作用加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资源型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能耗，高污染”的煤炭企业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的损害无法挽回，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由此看来，传统的、粗放型的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将面临巨大挑战，推行煤炭绿色开采，向社会提供洁净的煤炭产品，保护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任务十分艰巨。
3.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经济新常态强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在这个方面，朔州市近些年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一方面，从2008年开始，全市大力推进实施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优化资源分配，优胜劣汰，对生产效能低下的小煤矿进行了整改，淘汰了一大批小煤矿，煤炭经济不断复苏，然而小煤矿数量减少，大煤矿、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却越发激烈，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继续依靠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煤化工技术产业化发展，必将进一步拓展行业发展空间，给煤炭产业机构调整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4.产能过剩和库存的压力加大。煤炭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吸引了数十多个行业进入该领域投资，仅八年的时间里，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就达到3.1万亿之巨。全社会煤炭库存大幅增加，连续30多个月保持在3亿吨以上，市场不断加剧的压力正在逐步击垮煤炭企业。
三、制约朔州市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探究
1.资源问题。煤炭的开采无法避免水资源的破坏，据统计，每开采1t煤，就要造成2.48m3水量的流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而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电力工业也是用水大户。因此，水资源紧缺成为制约朔州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环境问题。随着煤炭资源开采程度的增强，煤炭城市烟尘、粉尘、大气、水体污染、煤矿过度开发造成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等日益严重，就目前来看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做得非常少，远远不能满足环境恢复的需要。煤炭城市生态环境日恶化，严重阻碍了煤炭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产业结构问题。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煤炭产业仍旧是朔州市的支柱性产业，主导产业过于单一。新兴产业的增长相对于能源产业的增长仍显得微不足道，整个工业的构成甚至更趋于重型化，自从建市以来经济的发展态势与煤炭产量密切相关。
四、经济新常态下朔州市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建议
1.提高煤炭附加值，延伸产业链。煤炭资源型城市依赖于煤炭资源而生存发展，而煤炭资源又是不可再生资源，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滥开滥采，不合理的、粗放的利用必将导致资源过早枯竭，随即煤炭资源型城市将走向衰竭。
2.发展多元化经济，优化产业结构。长期以来，朔州市以煤炭经济为主导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减少了产业间的互补互利，使得朔州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延伸空间极其有限。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多元化经济，增强经济活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大，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大力发展服务业，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信息、旅游、文化等产业，推进本市“商、旅、文”联动发展。逐步形成健康、合理的多元化产业结构，为经济转型奠定基础。
3.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加强生态建设。为有效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重型化给城市带来的环境的压力和困难，朔州市应在节能减排方面加大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使得城市的发展和周围环境相适应。
五、总结
经济新常态下，朔州工业经济运行面临着“煤炭需求放缓，结构转换加速，生态环境限制，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为此，应该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争取战略主动，找到新的突破口，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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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人力要素、物质资源、人力资本等的聚集效应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但仍有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体现为：（1）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无法满足人口城镇化快速扩张，致使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而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推动力，没有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城镇化。（2）过度城镇地域扩张与城镇规模结构布局不合理，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负。人口快速集聚城市，带来了人口拥挤、住房紧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公共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不高，引发“大城市病”，造成了城市各方面资源的日趋紧张，对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1、“新常态”的提出和特征
中国经济在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近30年后，从2010-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增速减缓，2014年中国GDP增速为7.4%,保持2012以来GDP增速连续三年低于8%的水平，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低速增长。这种这种经济态势经济学者称为新常态现象。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概念，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一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而经济放缓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其背后的本质是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
2、“新常态”带来的机遇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首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不再是仅依靠对外出口，大规模市政建设、房地产和工业化投入产出拉动而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多元动力。其次，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三、“新常态”下城镇化建设新动力因素分析
如何适应新常态带来的发展机遇，发挥新常态效能作用，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将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谋划新发展的新动力。
1、新常态经济增速减缓利于消除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性
增速减缓的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所反映出的是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高技术创新型产业成为经济助推器。
2、新常态经济结构升级促进城镇化产业结构的科学合理布局
“十二五”规划把GDP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升级。新常态下我国内需比重提高，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增强，超过出口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左右，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消费力的提升空间巨大。总理指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所蕴含的强大内需潜力而被认为是助推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为此，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着力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要以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3、新常态“以资源承载为上限”决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15年展望》报告提出：以资源承载为上限来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一方面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发展，构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控制总量提高效率，并加快建设可再生能源系统，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如严格控制机动车保有量，节能环保等新技术推广，石化行业实现绿色工业化等措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国政府承诺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非石化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站20%，走上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之路。另一方面，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城市紧凑发展，以现代新型交通网络和数据信息网络为依托，用产业升级做支撑，高新科技为推力，依托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城市创新载体作用，顺应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推动城市走智慧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实现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
四、结语
长期以来，围绕探究“中国奇迹”之谜，国内外理论界已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国模式”的提出及解读，使得这场基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实场景下的大讨论持续升温进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与保罗•伯克特指出，主流经济学界已经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范式[1]。尽管就“中国模式”具体内涵的解读离不开对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围绕中国经济对“中国模式”进行集中探讨，似乎能够将“中国模式”的解读更直观地带入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场景中。从这一点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应当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事实已经能够充分地说明“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客观存在性是基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上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之上的巨大成就。在通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道路上，面对来自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的社会市场模式（莱茵河模式）、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模式和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从而使在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得失经验总结和在对未来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预测基础上，归纳出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清晰、呈体系化的、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框架。它不仅是对前期中国改革与发展绩效的理论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灯塔。
尽管成就斐然，“中国模式”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亦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和缺陷曾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表象所掩盖，从而长期隐藏在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中并逐步发展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转型的强大阻力。在反思“中国模式”存在的具体问题与缺陷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术创新能力已使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耗巨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意味着产出水平的低质低效，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已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使得中国在后危机与低碳经济时代承担着减排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吴敬琏指出，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应正逐渐减弱，从长期来看，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应对传统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技术创新滞后以及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等问题。尽管政府主导下的海量资源投入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是“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然而，在强政府、“巨型国企”与粗放式生产投资营造的高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的高负债、高库存与高杠杆化，以及“投资饥渴症”下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萧功秦认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有结构关系与体制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着腐败、国富民贫、国企病、两极分化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许小年基于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比重关系出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投资驱动过度依赖的基础上，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在消费与投资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面临结构性衰退的风险。进一步地，作为将“中国模式”发挥至极的一项经济政策，依靠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投资”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但在前一阶段的生产尚未被消费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的产能过剩状态下，继续用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只能使宏观经济进一步偏离供求均衡的轨道。随着“四万亿投资”的短期效应逐渐减弱，如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增速回落与结构调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极后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强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开放与海量投资作为“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实践特征，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图1反映了自1984年中国启动至今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在30年间一直呈爬坡式上涨态势，而是在三大增长区间（1984—1988年；1992—1997年；2002—2011年）后分别出现了三次明显的经济下滑（1989—1990年；1998—1999年；2012年至今）。与前两次周期性的经济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则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从表1中可以看到，强政府在推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对利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挥政府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在经历前两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国模式”的“反危机”和“促增长”政策迅速企稳上涨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则突出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危机，具体表现为：粗放型的投资驱动模式使传统工业部门在“转型难”的同时又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导致相关市场领域存在泡沫化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出口拉动的乏力；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抬升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长期赖以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当市场化改革全面进入存量调整的深水区时，以往在体制打球式的“、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传统体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强大藩篱已使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愈发凸显。毫无疑问，当经济增长与现有体制、既得利益、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呈现出紧张的矛盾冲突时；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动力尚未发育成熟时，仍然在战略思维与政策安排上沿袭套用“中国模式”的四万亿元投资救市方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弊病。这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与以往两次增速出现短期下滑现象的实质性差异。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深化改革与全面转型是由“中国模式”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基本诱因；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部影响因素，全球金融危机起到了促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催化作用。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正视“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缺陷，使“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从容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这将是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
二、“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背景、意义与内涵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使全球经济逐渐步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过渡的时代，鉴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与增长态势的持续低迷，转型业已成为各个国家寻找新增长点以谋求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共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向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实体经济转型，以及传统的高碳经济向未来的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在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下就未来改革、转型与发展议程的两条主线。与此同时，在全球两大转型潮流的带动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为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经济复苏出现了“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浪潮在全球经济回归实体化的过程中为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前提基础。实际上，全球经济的转型浪潮是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与结构失衡的一次积极回应。面对同样的问题，转型也将是“新常态”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然而，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种转型不应再局限于具体领域或层面，而是应基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把转型扩展到一个国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整体化变迁的宏观视域，即“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这种改革与发展总体模式上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产业、能源、收入分配等具体结构和领域的全面升级优化。
“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并不是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积极扬弃。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尚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亘古不变的模式，而模式的僵滞和定型化只能因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最终走向失败———“苏联模式”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从曾经的“华盛顿共识”到如今的“后华盛顿共识”，这种经济政策观与具体政策框架的演化变迁也清晰地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及其所倡导的市场化模式越来越能着眼于转轨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8]。因此，就任何模式的本身而言，它是固定性与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取得当今的成就，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务实、积极且不失时宜地践行着体制改革的试错、探索与创新，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这种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模式”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无疑从实质上使“中国模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三十余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改革进程相对滞后的矛盾已使中国经济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增速减缓、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传统动力日趋式微的“中国式”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发劣势”等普遍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通病”的挑战。在旧有模式逐渐无法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通过“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才能在整体推进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程的同时逐步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问题并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瓶颈。因此，“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议题，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模式”在全球经济转型浪潮中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围绕前期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得失经验，就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集中回应。应当看到的是，建立在依靠强势政府推动下的海量投资和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基础之上的高速增长不仅野蛮，而且不可持续。“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应当基于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场景，直接面对并处理“新常态”呈现给中国经济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模式的积极调整，“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时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微观层面上强调的转型升级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将集中围绕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宏观视域，以寻求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新增长点为目的，以培育创新型增长驱动机制为着力点，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增长理念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推动中国经济从追求高速度与总量繁荣向强调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效益提升的方向发展。
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结构失衡与改革动力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往建立在逆周期调控理论基础之上的、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在应对经济“新常态”问题时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下的、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代价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更要认识到为保障经济增速不与改革进程脱节，而为未来持续的改革提供空间并创造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作为一场“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是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国寻求未来改革出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面向中国未来“小康社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进一步地，作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既是对“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化，更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推动“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一）从政府供给主导型到社会需求诱致型：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的转变依靠政府力量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各种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强政府”模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模式”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延续着由制度供给驱动的、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层级扩散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模式。这种由强势政府主导的、以制度供给方式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反映了在政府控制改革进程与提供具体政策安排时特定的行为方式与利益诉求。政府以“制度企业家”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制度创新活动实则反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通过学习和模仿寻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部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能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规则改变与社会增益的激励相容，也可能因政府与社会成员对规则理解的不一致而减损改革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在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浅水区”时，增量改革带来的经济增益与决策层的政治收益之间所形成的激励相容使得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在短期内产生了十分丰厚的、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改革红利。然而，当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进入到“深水区”时，结构调整与存量改革势必会触及现存体制框架内的核心制度安排及相关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地，当现有体制和既得利益无法满足对现存利益结构重新分配与深度调整的改革需要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往往会陷入重重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既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决定了社会民众尽管具有反映制度需求的意愿，却匮乏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活动满足其制度需求的能力。长期以来，因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不充分或明显滞后于社会成员的制度需求而引致的制度供求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范围内各种利益冲突的持续激化，促使改革经常以问题倒逼的方式开启或延续。显然，这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驱动机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动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同强调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政府退出”一样，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日趋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对制度供给的主导作用应逐渐弱化，而平行于这一过程的则是社会民众的制度需求对制度创新作用的持续增强，活跃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和组织应当逐渐发育成为推动制度创新与改革进程的主导力量。作为“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亟需通过转变强势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驱动机制，在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解决长期存在的改革动力不足问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要求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与职能转型过程中的自我约束。一个“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着，政府行为与来自政府的外部规则应适时退出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从而使中央政府顶层的制度设计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活动，而不是用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去取代其他社会主体从事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意愿。与此同时，应尽可能地赋予社会民众在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制度创新空间，充分挖掘来自民间与基层的改革动力，并通过互惠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促使社会民众广泛参与具体政策制定与出台的讨论和听证过程，以期逐步提高社会民众表达制度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前者相对于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议价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将是在“新常态”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驱动机制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社会需求诱致型转变的具体途径。
（二）从“循序渐进”到“平行推进”：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的转变作为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战略选择与具体方式，理论界曾围绕不同转轨国家的改革成本和绩效就“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改革与转轨方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作为渐进主义改革与转轨的范例，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被理解为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以“试验推广”或“窗口示范”的方式推行增量改革，而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中央政府对改革目标与改革方式的可操控性。樊纲指出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外部增量部分经济增益的“示范效应”推动体制内存量领域的改革，从而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成本和阻力。尽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渐进式改革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这种改革战略和改革方式被普遍看作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实践特征和主要成功经验。然而，考虑到渐进式的改革过程更容易形成对“双轨制”的长期路径依赖④[16]，以及在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大量“未偿费用”⑤[17]或制度遗留因素的积累所引发的结构失衡问题，渐进式改革的长期成本已然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被无限放大。以往“中国模式”的渐进式改革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先易后难、逐个击破”的“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对经济体制机制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容易因具体改革领域的“各自为政”进而引致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在相关性改革领域中出现的改革超前与改革滞后并存，以及因某一领域的改革瓶颈引发的整体改革进程的“原地等待”[18]。“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改革需要我们适时转变以往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思维，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进各项领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强调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体制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各项领域间改革进度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鉴于民生建设的完善是释放个人消费潜力的重要前提，针对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应当与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相互平行；而考虑到国企上市所依赖的融资和信贷环境，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应当与国企改革协调兼顾。与“循序渐进”式的改革在具体操作环节上强调顺序相比，“平行推进”式的改革基于各种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在改革路径与宏观政策设计上更加注重改革总体进程的协调性。因此，以“平行推进”式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策略推动各项领域的积极改革将是在“新常态”背景下突破以往渐进式改革长期遗留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避免改革总体进程出现“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径。
（三）从单一性的总量经济向包容性的质量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和理论界持续探讨的焦点问题，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结构失衡以及增长动力相对匮乏的“新常态”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求在稳定增速中挤掉以往在粗放型增长与结构畸形下增长的GDP泡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结构调整中探寻新增长点并培育创新型增长动力，通过经济增长中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自觉、有序地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再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在对创新型动力机制的探寻与培育中使经济增长从以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为第一要务，向以提高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总体幸福感，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转变。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变化不仅是从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方式转变，也蕴含着从以“GDP主义”为核心的单一性增长理念向更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转变[19]。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脚点在于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革新。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对具有技术创新特征并彰显人力资本质量积累与提升的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经济活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具有更多的获利空间，从而带动产业组织形式向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鉴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使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限，经济“新常态”时期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要推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以往具有“中国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发展”，向具有集约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一方面，具有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特征和低碳循环理念的绿色产业将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要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共同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来寻找传统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途径。
一是实现兵团特殊体制与市场经济接轨。新常态阶段也是深入改革的攻坚期，对于兵团特殊体制而言，在正确处理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实现行政职能转型、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等方面，还面临着转变思想观念、理顺体制机制、厘清利益边界、兼顾公平和效率等方面的困难。
二是保持稳定合理的经济速度。新常态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也就意味着经济可能会减速，或者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同时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将会得到提高。从理论上讲，兵团与国家经济是保持同步放缓的，但是作为后发区域，如何保持一种合理而又符合兵团当前经济发展状态的经济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发掘兵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从理论方面讲，经济增长动力的演进过程是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当前，兵团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动力尚未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已经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的到来而逐渐减弱，在技术创新方面兵团也相对比较薄弱。
四是提高兵团城镇发展质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的重要路径。新常态下，兵团城镇化面临城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城镇缺乏产业支撑和资源环境受约束等问题。
五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民生之间的关系。在国土资源空间规划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师、团在主体功能区定位中处于限制开发区域或禁止开发区域，必须在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范围内发展经济，并兼顾持续稳定的改善民生。
兵团虽然面临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持稳定合理的经济速度、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等挑战，但也应抓住新常态下的良好机遇。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红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红利：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均衡化，弱化GDP目标，将转向以营造消费和居住环境为目标，从而引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科学合理。产业结构调整红利：农业进一步集约化发展，服务业将在财税体制的驱动下获得更大发展，工业升级获得新的驱动力。金融深化与产融结合红利：金融市场改革带来的产融结合，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带来的红利。消费红利：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将驱动农业人口在未来5年至10年逐步融入城市。
二是宏观政策机遇。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微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思路，为兵团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兵团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随着各项惠民项目的陆续落地，投资对兵团经济的拉动作用将继续保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为兵团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民生事业质量以及优化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三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投资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围绕“五通”加强建设，在交通、贸易、金融、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兵团将获得更多项目和资金扶持;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成为兵团南疆师、团参与国家开放战略的重要机遇。
四是全国行业洗牌为兵团带来产业调整增长点。新常态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将迎来多个行业的重新洗牌，借助产业援疆的良好机遇，兵团可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调整兵团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增速；经济结构；创新驱动
一、经济新常态的概念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1.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仍将保持在7%―8%的中高速。与中国改革开放前32年年均增长9.9%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回落2―3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这一增长速度仍处于领跑状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的最新预测，2014―2019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2.3%，新兴经济体为5%。
2.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正在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中国经过前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保障问题的制约日趋严重，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一是资源消耗大，资源约束日紧。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2.3%，但能源消费总量占20%，粗钢占44%，水泥占57%。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开采储量、人均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铁矿石等主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二是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现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饮用水，近6000万城镇人口饮用水水源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大，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污染较重。据第二次中国土地调查资料显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达到5000万亩左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雾霾等极端天气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肤之痛。三是生态系统退化。中国近80%以上的草原出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生物多样性锐减，濒危动物达250多种，濒危植物达350多种，生态系统缓解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四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大国。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虽然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已经普及城乡，但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平衡，保障体系分割较严重，距“兜住底、易流动”等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总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被迫展开，告别不顾资源短缺、竭泽而渔、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污染性发展，透支人口红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透支性发展，正在逐步转入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
3.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前三个季度，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6.7%。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2014年前三个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48.5%，又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吴振宇.基于省际数据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前瞻至2020年[J].改革.2013（09）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
[3]张希君.试论运用供给管理启动国内需求[J].甘肃理论学刊.2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