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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系建设；策略
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2016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探讨文化产业下的高校无形资产评估管理”（项目编号：HBCIR2016Y005）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7日
一、高校无形资产评估方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普及化，高校办学规模、生源数量等急速增长，加之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积累的无形资产十分可观。在这样的形势下，注重高校无形资产合理评估，加强管理，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常规的高校无形资产评估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一）成本法。成本法又名重置成本法，是一种基于重置估值对象成本进而确定其价值结果的估值方法。在高校无形资产评估中，成本法应用需着重确定几项数据参数，包括重置成本、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以及成新率等。其中，无形资产重置成本的数据取得，可通过历史成本调整和计算现时劳务价格、事物价格两种途径实现。功能性贬值即是指科技创新等因素影响造成的无形资产价值下降，其估算主要是基于对比评估无形资产与现时无形资产收益差额确定的。经济性贬值则是指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变化，预期的无形资产收益能力贬值。成新率主要反映无形资产运用效率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无形资产新旧程度的直观体现。成本法客观性、稳定性的特征，决定了其更适用于教学类、科研类等以资产重置、更新、补偿、投资等为目的的高校无形资产评估。但成本法特殊的估值参数构成，导致其估算结果容易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指基于估值对象未来实现预期收益现值确定的估值方法。收益法作为一种有效的预期收益估值法，其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简单来讲，采用收益法评估高校无形资产，需确定评估对象可被合理预测，同时可预测持有者获得预期收益可能面临的风险，并能够通过货币计量。收益法的优势体现在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高校无形资产本质特征，且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维系交易双方良好关系。在收益法评估高校无形资产的过程中，应确定未来收益额、折现年限及折现率等几个常量。其中，未来收益额的计算结果，可通过销售收入与销售收入分成率或销售利润与销售利润分成率相乘得出。实践经验表明，销售收入分成率为1%～5%之间，销售利润分成率则为5%～30%之间，具体按照实际情况而定。高校无形资产折现年限往往受使用年限和获利年限双重因素制约。折现率确定作为无形资产收益法评估的重难点，同时受风险补偿、无风险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
（三）市场法。相比于上述两种高校无形资产评估方法，市场法能够反映估值对象时下一定的市场价值，且操作流程简单、直接，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说服力。具体来讲，市场法是一种基于高校无形资产评估对象在经济市场公允价值确定的估值途径，主要通过对比相似资产，结合其差异调整相关系数，进而确定高校无形资产价值。因此，市场法应用需建立在获取比对估值对象与参考表象指标、参与及差异基础之上。而高度活跃、开放的市场济环境，为市场法应用于高校无形资产评估中提供了利好条件。此外，高校无形资产评估中市场法应用，应着重验证相似无形资产“交易市场”或“模拟市场”的存在性与可操作性，并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参照对象及指标数据信息。只有在各个基础应用条件具备完善的情况下，市场法评估高校无形资产的结果才能更精准、更具体、更客观。
二、高校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策略
无形资产作为高校资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工作实效直接关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是一系列教学活动开展的保障基础。在准确应用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的基础上，高校要进一步加快无形资产管理体系建设进度。
（一）提高思想认知。思想认知是行为实践的指导，是一系列工作完善改革的初始。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高校对无形资产的管理认识存在偏差，过度强调其社会价值，而忽视其经济价值。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作为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发展应始终保持与市场紧密同行。无形资产积累，是高校文化、规模、品牌、教育等发展的客观体现，对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因此，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高校管理者，都亟须转变陈旧思想观念，提高对无形资产管理的理性认知，深刻领悟其功能价值地位，并作出应有的支持姿态。在此基础上，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阵地作用，注重无形资产管理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及时更新、普及无形资产基础知识，并逐步纳入到课程体系设置项目中，借此改善工作现状。同时，高校还需加强教职工及学生无形资产管理创新意识、参与意识、保护意识培养，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充分发挥其主人翁地位，避免无形资产管理与市场经济发展脱节，有效防止、违法乱纪行为。
（二）注重开发利用。开发利用是高校无形资产管理的重点实施项目，应切实纳入到高校战略发展规划当中，强化全体师生的紧迫感，激励他们的创新行为，推动高校无形资产总量扩充。其中，无形资产开发是指高校通过多元化途径，挖掘和扩充无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实现高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无形资产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一旦稍有差池，则可能造成部分资源浪费。保质保量的无形资产开发，将促进高校整体竞争力提升，而这些又依赖于高校专业的服务队伍和完善的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高校需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无形资产管理小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并辅以完善的激励机制。另外，高校还需科学评估自身无形资产总量，认清其现时价值与预期收益，进而建立可行、合理的目标规划。具体而言，针对不同的无形资产评估项目，高校需选用正确的评估方法，有机地将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结合在一起，进而确定发展计划。此项工作完成后，高校可积极接受全体师生的监督，最大限度地维持无形资产现时价值，避免其在转化中无形流失。
（三）完善工作机制。法律是我国治理的根本，为维持社会稳定秩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基础。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有关无形资产管理方面的规定日趋完善，如《专利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客观角度上讲，我国现有无形资产法律法规体系依然存在瑕疵，对无形资产的保护分配不均，是未来修缮工作的重点。以此为引，高校应进一步完善无形资产内部管理机制，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明确各岗位职责任务，保证此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管理本身作为一门学问，是知识与艺术的结合体。在很大程度上，人员素质水平直接决定了无形资产管理工作实效。因此，高校要着力于管理培训工作，提高无形资产管理人员的实践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结合教育发展需求，适度补充师资数量，提高无形资产的承载量和转化量。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校还需加强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降低无形资产管理投入成本，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此外，高校还应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包括保密制度、申报制度、监察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等，有效约束师生行为。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无形资产评估与管理十分重要和必要。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各高校无形资产积累及管理现状存在差异，本文作出的研究可能不尽完善。因此，作者希望学术界更多地关注此项研究，深度剖析高校无形资产管理的本质与价值，结合现代研究理论，总结更多有效评估方法，并指导高校建立和完善无形资产管理体系。而高校作为无形资产评估与管理的实施主体，应从主观认识上提高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可结合本文论点，理性分析自身工作实践，有针对性地采取更多有效管理策略，并建立相应的体系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柯红岩.高校无形资产管理研究[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10.
[2]葛磊.高校资产评估体系在资产管理中的有效性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10.
关键词：新教师；师德；技能；培训
中图分类号：G715？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09-02
新课程改革，从教学理念的树立、知识结构的改善、角色的重新定位、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为使新教师尽快适应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要求，适应新的环境，适应初次进入的教师角色，龙港区本着先培训后上岗，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以多元化的途径，为新教师幸福成长助力。进修学校在新教师培训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完善的培训机制和人本化的管理手段，促进了新教师整体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坚持以师德培训为先导，让师德修养高起点
教师是教育之本，师德是教师的立教之基。因为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精神的熏陶者、人格的影响者和道德的体现者。因此，新教师培训，进修学校始终把师德培训专题纳入其首。
岗前培训师德板块的五大专题讲座，包括《科学育人观》、《教师礼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班主任工作》以及《教师心理学》。大到国家的政策法规，小到班级个人的具体案例，从抽象到具体。有师德规范，有教师仪表仪态等细节，有规范教师的言行，健康教育教学心理，有优秀教育工作人的经验，有“教师十二修炼”、“教师对学生十六知晓”等要求……新教师上岗后，进修学校坚持新教师反馈跟踪制度，通过写教育叙事故事，撰写师德论文等方式，帮助新教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责任观；通过学校评价、教研员评价等考核方式，敦促教师依法执教，自觉规范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大力倡导关爱学生，有教无类，保证每个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二、坚持以跟踪指导为举措，促教育技能上台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善和创新有利于新教师成长、发展的机制，是使他们不断成长和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立足实际，帮助新教师科学的规划职业生涯
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过：“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只有确立了奋斗目标，才可以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因此，新教师一到培训班，我们就组织他们针对自身实际，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层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让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职业生涯进行整体梳理，挖掘前行的动力，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让他们站在自我的角度挖掘自我，从而燃起自主发展的激情。这样从岗前培训起，就极大地调动了新教师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积极性。形成了奋发向上的良好态势，促进了他们立体化的发展。
（二）多措并举，促进新教师内含素养的快速提升
我们曾为在陡峭山崖上傲然挺立、旁逸斜出的松树而喝彩，因为那是一种力量的昭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那也是缺乏必要的滋养的酸辛。一棵树的生长尚且需要植根于肥厚的土壤，那么，一个教师的成长更离不开知识与能力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因为，知识的宽度，将最终决定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深知，一个优秀教师必须具备三个版块的知识结构：精深的专业知识、开阔的人文视野、深厚的教育理论。缺乏哪一版块，都会限制教师最终达到的高度。因此，在新教师培养工程中，我们抓住四个关键点，促进他们的专业成长。
1.技能培训——教师成长的立足点。新教师岗前培训的一个重要板块是上岗必备知识培训。分别由进修学校校长和主管校长主讲。包括《如何备课、上课》、《如何听课、评课》、《如何说课、反思》、《如何撰写教育教学论文》以及学科教研员进行的专题培训——解读课标及教材分析。培训内容由浅入深，有基本架构，有标准模式，有优秀案例，有详细的分析，使新教师由表及里地对这些方面的知识有了全面的了解。学科教研员的专题培训，帮助新教师梳理了教材体系。跟踪培训作业、教材分析，又加深了他们对教材的把握。
2.教学模仿——教师成长的着力点。新教师的专业成长很大程度受所处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教师的心态和作为。为了给教师提供专业引领的平台，进修学校学安排教研员与新教师在开班典礼进行“拜师”活动。通过跟踪听课、评课、说课、反思、上汇报课等形式，引导青年教师从教学风格到课堂结构、设计思路进行创新性的学习与改革，体现自己的特色。同时，结合基层学校的骨干教师结对子活动，使新教师随时参与开放式课堂、推门听课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课堂教学水平。
3.教学研究——教师成长的支撑点。在新教师培养工程中，我们发现，加强教学研究是促进教师业务素质快速提升最为有效的途径。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我们积极发挥学科教研的“研”字功能，着力营造“合作、共享、创新”的研讨文化。我们每学期都积极开展区域性研讨活动，坚持五有原则：即有研讨专题、优秀课展示、集体研讨、专题讲座、反思收获。在各校集体备课的前提下，要求新教师必须有个性化教案，并且备出详案。
4.教学反思——教师成长的生长点。“乐思方有思泉涌”。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因素，经验+反思=成长，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这一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的教师成长公式已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为帮助教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我们对新教师提出撰写教学反思的要求，通过对自身教学行为的理性思考和观察梳理，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三、坚持以技能大赛为载体，创业务水平新飞跃
【关键词】UNICEF；早期教育项目；贫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效率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4）02-0014-04
【作者简介】高扬（1986-），女，银川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提供补偿性早期教育服务已在许多国家实施。美国从1965年开始实施“优先开端”项目，为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免费提供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等服务。英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确保开端”项目，政府通过在全国一些“居住条件不利”的社区建立社区幼儿教育机构，为当地的所有家庭和儿童提供服务。
在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提出现阶段发展学前教育的目标是实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对于政府而言，学前教育已经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的探讨，更是一项社会福利的提供。尤其在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的供给是一种带有扶贫性质的补偿性教育服务，更需要有效的财政支持。按照既定的政策路径，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其具有一定时期内瞄准服务对象的优点，因此会成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的首选工具。可是当前的很多扶贫项目中许多专项补助都要求接受补助的地方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效果；而且专项转移支付都是采用项目制，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机构，资金流向和使用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特别在专项资金的监督和评估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堪忧。因此，需要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一些制度调整，使其更有效地作用于我国贫困地区的早期教育发展。
二、文献简述
（一）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低效率的证据
我国1998年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正在步步推进，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的两个最主要的财政工具。目前，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型的地位，但是由于它在分配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一直备受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批评。
从已有文献看，对我国各种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的检验表明，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与上级政府的政策目标高度相关。专项转移支付若指定用于贫困地区或实现最低标准基本公共服务， 其均等化效果往往会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配套性专项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在现实中会打折扣；一般性转移支付通常按公式计算，形式规范，预算约束强，均等化效果稳定。[1]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对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区发展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在地区间的分布具有“马太效应”，越是富裕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量越多，转移支付没有发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作用。[2]对浙江省 2006年～2009 年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受益分析表明，转移支付资金本身完成了缩小地区投入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初衷。但新增转移支付资金的受益归宿看，低收入群体并非新增转移支付资金的最大受益者而是利益受损者，这意味着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扩大对推动教育公平的力度在逐步减小。[3]
（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这方面的探讨从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分配方式、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性深入到问题背后的政治逻辑。有学者认为，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分配变迁的路径选择是中央、地方政府和主管部委之间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宏观布局和制度安排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具体执行中，主管部委和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导致了现实中的分配结果。[4]也有学者从政治参与过程的角度去考虑，认为开放的政治参与途径可以改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效率。[5]还有学者建议“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不论是哪一级查出的问题都要按照相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6]汪冲（2007）[7]阐述了专项转移支付漏损的理论并使用了1998年至2001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指出“漏损”的核心内容是指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约束发生了不合意的变动，产生漏算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控。
这些研究提出了改善转移支付效率的命题，也提出了从配套资金的角度提高教育转移支付效率的方法，但是，这些研究对实际教育问题的体现程度不够，还缺乏从具体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计的角度，分析提高效率的办法。
三、贫困地区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财政支持――UNICEF项目干预
（一）数据介绍
2006年UNICEF 对我国9个贫困县开展了“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IECD）基线调研，分析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的基本情况。此次IECD项目共覆盖四省9个样本县，46个乡镇，3515名 0岁～6岁儿童。其中有5个卫生项目县（之前接受过UNICEF卫生服务干预的县），以下称之为非教育项目县；4个教育项目县（之前接受过UNICEF教育服务干预的县）。本文基于此次基线调研数据，将从政府角度考察UNICEF项目干预目标的实现情况。
在此次项目中政府的早期教育服务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的服务，即在教育项目县与非教育项目县均强制实施的服务，选取的代表变量是在教育项目县和非教育项目县实施的卫生免疫计划。第二类是扩展，扩大进入公办园的比例；扩大教育的社会宣传，改善家庭的几个关键早期教育行为。我们选取父亲在儿童养育中的参与行为为代表变量。由于在此项目中乡镇层级是项目干预的执行单位，所以本文使用46个乡镇的数据，将其划分为20个教育项目乡镇与26个非教育项目县乡镇（卫生项目县乡镇），以此考察UNICEF项目干预对地方政府早期教育服务的干预效果如何。
（二）模型分析
在强制性指标方面，教育项目县的免疫计划比例虽然低于非教育项目县，但是其免疫计划注射率也是达到了68%的覆盖率。在扩展中，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教育项目县进入早教机构的儿童比例平均高于非教育项目县，但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教育项目县进入公办幼儿园（政府办和集体办）的比例显著高于非教育项目县。社会宣传效果的T检验结果表明，教育项目县中父亲陪伴孩子读书、外出、玩耍的比例高于非教育项目县，但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项目干预对于早期教育服务的影响。本文以乡镇的经济水平，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控制变量，以是否教育项目县为解释变量考察项目干预对于公办园覆盖率和父亲讲故事的陪伴行为的影响。
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X是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父亲和母亲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中较高的取值）
ε是随机扰动项
模型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
1. 对于在教育项目县和非教育项目县均实施的免疫计划服务，非教育项目县免疫计划的比例显著高于教育项目县。县城或街道的免疫计划比例显著高于相对贫困乡镇。
2. 教育项目县儿童进入公办园的平均比例显著高于非教育项目县。县城或街道儿童进入公办园的计划比例显著高于相对贫困乡镇。
3. 教育项目县父亲陪孩子讲故事的比例显著高于非教育项目县。县城或街道父亲陪孩子讲故事的计划比例高于相对贫困乡镇。
（三）解释及结论
1. IECD基线报告对9个项目县的免疫计划比例进行了统计，并发现非教育项目县儿童未建卡的比例都在10%以下，但是在教育项目县，未建卡比例都在20%以上。计划免疫是国家强制，县域间的巨大差异在理论上是无法解释的。它再一次说明了机构服务能力受项目特征的影响。
2. 教育项目县公办园的覆盖率显著高于非教育项目县，这就表明项目干预对于县级政府早期教育服务供给行为效果显著。
3. 结果表明教育项目县父亲陪孩子讲故事的平均比例显著高于非教育项目县。教育项目县接受教育干预后，县级政府更加重视对于早期教育的社会宣传，以此改变家长养育行为从而有利于儿童早期教育发展。
4. 按照经济水平从低到高（相对贫困乡镇、相对富裕乡镇、县城或街道），把乡镇经济水平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方程中以后发现，县城或街道的免疫计划比例和进入公办园比例显著高于相对贫困乡镇，相对富裕乡镇的公共服务水平大多低于县城或街道的服务水平，相对富裕乡镇的公共服务水平与相对贫困乡镇的服务水平差异不明确。因此可以推断早期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水平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而是与公共服务的机构设置相关。例如儿童入园率：基线调研对儿童未接受早期教育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早期教育的可得性是影响儿童未接受早期教育的重要原因。县城和街道是县政府部门和公办园所处的位置，因此儿童获得公共服务的比例要高于地理位置相对远的乡镇。此外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释县城的公共服务水平较高。
因此，回归分析发现，项目干预虚拟变量、县城和街道虚拟变量较多地解释了项目县与非项目县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因此可以推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是公共机构的设置，二是外部制度干预的影响。
四、对我国早期教育发展的启示
以上基于IECD项目基线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接受了项目资金干预后，贫困地区早期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那么对比我国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同样是接受到定向服务的额外资助，为什么实证文献研究表明此专项资助并没有很好地达成目标效果呢？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专项转移支付使用效率的损失，本文借鉴UNICEF的有效项目经验，重点讨论这两种资金使用机制的差异。
首先，“锦上添花” 比起“雪上加霜”的边际投入，财政激励更有效。专项资金的配套使用削减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中央有的专项转移支付是要求地方配套的，这本意在于动员地方财力和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在配套率上没有考虑地区财力差别因素，一刀切的做法反而使得一些本已是“吃饭财政”[袁飞，陶然，徐志刚，刘明兴（2008）认为吃饭财政，即地方财力只能勉强支付，甚至无法完全保证财政供养人员的基本工资 ，更不用谈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甚至是“要饭财政”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上级硬要配套， 基层就只有造假， 拿着一笔钱到处匹配，套取上级的转移支付，出现“钓鱼现象”。套取上级的专项资金后，配套资金不到位，项目实施的效果必然会打折扣。而UNICEF项目的资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笔不需要追加资金的边际投入，地方政府的动机在于有效利用此项资助可以取得显著成效，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可以将其作为政绩之一显示给上级官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其次，基准服务的菜单是监控机构服务绩效的关键。目前，我国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我国现在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一是缺乏事前监督，有些专项资金没有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二是对专项资金的事中监督不严格，相当一部分专款并没有做到专款专用的情况，没有及时地发现和制止；三是对专项资金的事后监督，缺乏追踪问效机制绩效评价的体系尚不健全。IECD项目针对政府和家长的问卷设计实际上是为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制定了菜单，菜单的制定是科学合理的，由儿童早期发展的理论展开，首先确定了基线调研对早期儿童关怀和发展的定义和理解，然后还将确定的行动领域、范畴开发成可以测量的现象，确定问卷的维度。最后按照早期儿童关怀和发展的领域和范畴涉及的不同责任人设计问卷，使对地方公共服务进行监督成为可能。之后展开效果监测和评价，形成了一套明确完整的监督机制。
因此，通过对UNICEF项目制度的分析，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增值性收益项目制度，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效率改进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专项转移支付配套比例需要因地制宜。中央政府使用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初衷在于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但是由于转移支付的整个过程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进行，中央政府更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规模地使用方便灵活、易于约束和监管地方政府行为的专项转移支付，却没有从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出发，没有从转移支付制度的功能出发，建立一套优化转移支付方式结构、约束上下级政府间行为的法律规则和民主监督机制，这种法治和民主的缺失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行为失范，严重损害纳税人的利益。因此，在确立配套使用时应该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科学地分类划定配套比例，采取因地制宜，才能起到正向的财政激励效果。
第二，明晰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基准服务的菜单。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专项转移支付更需要基准化的服务菜单以确保绩效监督。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拨款对象是机构，评价可以以已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头数来考察其落实情况。而专项转移支付通常是以直接划拨给某项服务，通常没有明确的机构构成来承担，这就是监督和考核上遇到了难题。对于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来讲，曾晓东（2009）[8]认为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通过建立大量幼教机构为儿童提供幼儿教育服务的方式存在无法克服的质量、监管难题。可以尝试由政府制定服务菜单，由现有的县、乡幼教机构按照菜单为农村儿童提供流动，从而建构起“电影放映队式”农村幼儿教育服务模式。由于“电影放映队式”的早期教育服务模式不建立机构，财政供给从“养人”转变为“养事”，这就要求中央政府采用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实现公共财政供给。因此，基准化服务菜单制定是评价其效果的关键。
第三，科学地监督和评价转移支付的效果。首先要建立正确的评价观念。转移支付制度的“平衡效应”并不应该单指财政资金的平衡，最终的目标是要帮助地方政府在各项公共支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维持各项公共服务健康并行发展的状态。因此在考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平衡效应”时，不应只看财政资金投入的差异，而应该注重转移支付以后各项公共支出水平的变化及各项公共服务的进步程度。实践中，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做到一个计算和两个转变。
首先，一个计算是指计算地方公共服务指数。具体来讲，首先规定最低支出标准（最贫困的地区标准支出），然后计算各地的支出标准（维持各项公共服务正常运行的财政支出标准），除以最低支出标准，得到相对公共服务指数，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然后按照不同比例对各类地区进行补助。这其中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需要搜集和整理实施转移支付制度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建立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库和数据库；二是计算补助数额时，使用因素法分项目测算各地区的支出标准，通过实行规范化的收支评估，即分税种按标准税基和标准税率测定各地区的标准化收入能力，再用各地区的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来决定转移支付数额。
其次，两个转变是指一是要从关注转移支付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变化转变为以资金的使用结果为导向，考察地方政府接受转移支付后各项公共服务指标是否正常，各项服务是否健康运行；二是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要从单项服务争第一的锦标赛模式转变为保证各项公共服务良性开展的监测报告模式，及时监测各项公共服务的进展情况。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中央政府掌握着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和人事权，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考核制下，地方政府的一切行为服务于经济建设，决策者的个人偏好代替了民众偏好，导致了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严重损害了公民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要求地方政府向辖区居民提供基本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社保等多项民生服务。因此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需要相应地由发动锦标赛转变为考核各项公共服务的监测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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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美多，颜学勇.中国专项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问题、原因与出路[J].当代财经，2008，（09）：39.
[6] 宋超，绍智.完善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初步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4，（51）：48.
内容摘要: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就是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的价值与所消耗资源价值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探讨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的内涵、绩效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并构建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指标体系。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信息服务 绩效指标体系
数字图书馆是伴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出现的,综合了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高密度存储器、多媒体等技术,成为现代图书馆研究发展的热点。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是指数字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将信息从生产者传递到最终用户的过程。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
(一)基于网络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的网络服务模式可以分为被动服务和主动服务两类。被动服务是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的基础方式,其特点是不考虑用户的个别要求,具体实现形式一般是采用无交互Web网站模式,是一种单向信息传递模式。数字资源将以网页、数据库形式出现在网络上,用户自己取用。网页上仅提供使用指南信息,除此外无任何其他服务提供。用户处于被动地位,而系统处于主动地位,信息从资源到用户单向流动。主动服务是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的高级方式,其特点是考虑用户的个别要求,具体实现形式一般是通过交互式Web网站形式,分为双向交互问答模式和个性化信息推送模式。在双向交互问答模式中,数字图书馆可以根据用户的请求组织资源,服务形式根据用户需求变化,系统和用户处于同等地位,信息在系统和用户之间双向交流;可以通过Chat形式实现。在个性化信息推送模式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自行设置数字图书馆界面并定制数字图书馆资源,使得数字图书馆成为用户自己的电子书房。个性化信息推送模式使用户处于主动地位,数字图书馆系统居于从属地位,数字图书馆只是在技术上按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定制并主动推送信息,可以通过MyLibrary技术实现。
(二)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网格是一种信息社会的网络基础设施,将互联网上的所有资源,如计算资源、存储资源、通信资源、软件资源、知识资源等等实现互连互通,使网络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信息资源库和信息处理平台,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来自整个网络的个性化服务。因此网格本身就决定了网格支持下的全球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是主动服务。但是数字图书馆不同于数字化图书馆,不是简单地将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也不仅是数字化文献的简单结合或现有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加上一些数字化文献馆藏;而是一个网络环境下数字化的信息资源的一种新的服务与技术体系结构,属于以先进的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服务的范畴,是众多分布式的数字化资源,基于广域网环境的计算机信息资源系统的联合体。该联合体中的各系统实行分布自治管理,彼此共享资源,为读者提供统一的检索界面,并能快捷高效地服务,通俗地说,数字图书馆将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中心。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数字化服务。
(三)基于共性需求的数字图书馆服务模式
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OPAC)是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户获取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切入点,也是图书馆揭示自身信息资源的最好发射点。利用OPAC系统,可以对图书、期刊、报纸、电子资源、随书光盘、磁带、远程资源等全面加以揭示与整合,在OPAC中实现不同类型、不同载体、本地资源与远程资源的统一标引和全面检索获取,让用户登录OPAC就可了解馆藏资源的全貌。包括:电子期刊资源整合,即按学科、专业、字母顺序等整合全部数据库中的全文期刊,为用户提供依刊名、关键词、ISSN号、数据来源库快速检索电子期刊的途径,让读者全面了解全部电子期刊的信息;统一资源检索平台,即通过一次认证、检索,实现基于不同平台下多个数据库资源的一站式索取,用户可同时在多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同时得到多个数据库的结果,避免逐个登录数据库、输入检索条件的麻烦,享受不同系统之间的无缝链接和完整的信息服务。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
国外关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效果的目标而进行的,也即对图书馆绩效的研究,因此国外的“期望―实绩模型”和“需要满意程度模型”正是基于这种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如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制定的《测度质量:高等学校图书馆绩效测度国际指南》注重服务质量对图书馆绩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根据商业领域的SERVQUAL质量评价体系设计的LIBQUA+,以用户对图书馆的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的满意度为测度目标。在美国,至今有2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参加了LIBQUA+的实验性应用。国内也有学者对图书馆效益评估进行了研究。许中才(1996)构建了一个图书馆效益定量分析评估体系,他认为,图书馆效益是图书馆的消耗与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收益的比较。因此他得出图书馆的效益为:收益/成本。他把图书馆的收益分为外借收益、内阅收益、检索咨询收益和读者教育收益。夏军(1995)认为图书馆效益指标要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来进行研究,提出了读者服务质量评价方法。杜也力(2003)借鉴国外的“期望―实绩模型”和“需要满意程度模型”,认为图书馆质量评价指标应结合读者满意和工作实绩来进行评价,因此他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来表示图书馆的工作产出情况。本文认为: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就是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的价值与所消耗资源的价值的比较,即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信息服务价值/数字图书馆对信息服务的投入。从该公式可看出,提高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所考虑的就是对信息服务的投入与信息服务作为产品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还必须是有效的。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整个工作的第一原则,要求效率指标体系的内容、标准、方法都必须是符合科学的。
稳定性原则。指标应该在不同范围和条件下都能适用,并能在较长时间内实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有的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可度量性,给出标准值和允许的误差,以便于执行;但同时也应考虑到影响效率的因素很多,也存在很多变数,无法度量精准,需要定性指标进行合理描述。使整个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全员参与性原则。指标往往是与具体信息服务流程直接相关,因此在制定指标时,应该鼓励全体员工一起参与讨论和商定,这样可以保证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突出重点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在整个信息服务的流程环节找出关键控制点,在这些关键控制点处衡量绩效,可以使管理者无须注意每个环节,就能确保服务活动的进行。
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一)管理性指标
行政管理类指标:包括组织结构和权限划分是否合理,管理制度的制订与执行情况,各项统计资料是否完全等;法律条例执行类指标:如数字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采取措施、用户信息的安全保障问题是否解决等;管理经济类指标:主要指各种收入与支出问题,如成本收益是否平衡,投资决策是否正确等,可以用资金的产值率、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资金周转率、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服务每位用户的平均成本、信息服务价格与收入等指标核算。
(二)技术性指标
技术性指标主要考察硬件、软件、安全等方面因素。硬件:分别考察各种设备的技术性能、运行情况,如响应时间、平均利用率、吞吐量、故障率、故障排除时间、折旧率等。软件:先进技术的使用情况。包括数字信息采集技术、数字信息组织技术、智能检索技术、信息推送技术、信息技术等的投入、使用情况分析。各种软件系统的设计水平,如响应时间、软件功能、界面设计、使用方便性、输出效果、智能化水平、容错与纠错情况等。安全:从技术、设备、软件、制度等方面考察安全问题,如抗黑客攻击、防病毒技术、应急处理能力等。
(三)内容性指标
数字资源的种类:依照存储媒体和使用模式的不同,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数字资源主要有光盘、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数据库、在线馆藏以及其他互联网资源等。数字图书馆能处理的资源种类越多,越有可能满足不同用户需求。数字资源数量和包含的时限范围。数字资源的来源:确定来源可以评估资源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数字资源的学科覆盖面:对于综合型数字图书馆而言,学科覆盖面越广越好。数字资源的更新频度和内容的时效性:若时滞过长,就影响数据质量。数字资源的组织方式。数字图书馆中存储的数字资源是传统图书馆无法比拟的,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数字资源就无法利用,尤其是对原始信息的深挖掘,提供高情报含量的数字信息。数字资源的质量,主要是指资源数字化后的质量控制,如数据是否完整,是否有增值信息等。
(四)服务性指标
服务性指标主要是考察信息服务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用户的服务消费感觉。信息服务及其产品的可及性。主要指用户使用某种信息服务是否受到许多限制,使用是否方便。信息服务及其产品的可用性。强调的是用户通过信息服务获得的信息是否可以方便地使用,这主要与系统提供的输出方式有关。可采用信息服务可用率(一年内正常使用的天数/总天数)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数字图书馆的可有效使用的数据量/总数据量)来衡量。信息服务过程所耗费时间。若每次信息服务所耗费时间长,用户等待时间长,必然会降低用户使用意愿。可以用信息服务所需平均时间以及此种信息服务的社会平均所需时间来比较。信息服务使用的频率。可以通过目标用户使用率(使用过该信息服务的用户/目标用户群)、目标用户人均使用次数(该信息服务一年内使用次数/总人数)信息服务使用率(某一天内的使用次数/总使用次数)指标来比较。信息服务的种类。信息服务种类越多,越有可能吸引用户。信息服务过程的影响。有些信息服务无需与人员接触,整个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该项服务本身的设计上。如网络检索服务,用户自我进行,那么对服务过程的感觉就存在与检索系统的设计,是否在检索过程中有良好的反应,其中的控制指标参见技术类中软件系统指标即可。而有些信息服务还是需要数字图书馆馆员与用户接触的,如数字参考,就需要用户通过网络与参考咨询员接触,而这些服务人员的言辞、态度以及理解用户需求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都会影响用户利用信息服务的效果。因此对信息服务人员的素质、能力也必须进行效率评估,一般可以用人均处理信息服务的次数以及用户评价来说明。用户分析。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和效用是由用户来评价的,因此所有信息服务的持续开展必须在分析用户的行为后才能进行。对用户的分析主要包括:用户信息服务的需求、用户利用信息服务的行为特点、影响用户利用信息服务的因素、用户量、用户构成情况、现实用户与潜在用户百分比、用户的忠诚度(即用户持续使用率)、用户的流失率以及用户信息需求满意度等。
其他指标。包括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宣传推广状况(如与其他网站交换链接)以及社会评价状况(如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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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琳.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效率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5(3)
一、高等教育公平现状
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 Husen)的教育公平理论已成为教育公平研究的基石,其地位如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高等教育发展三段论之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胡森公平理论的内核可简述为,“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方面”[1]。该理论“蕴涵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概括了现代教育的一些新探索”[2],对探寻和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1.高等教育公平的成就
为促进民族振兴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党和政府实施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积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1999年以来实行高校扩招,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入学机会,至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其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同时,高等教育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得到落实,师范生免费教育在六所部属师范大学试行,这“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关怀,保证了部分弱势群体也能真正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育贫困,促进了教育公平”[3]。
2.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
高等教育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1)起点上的不公
起点公平问题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实际得到的入学机会却有差别。如北京学生考取清华、北大,上海学生考取复旦、交大,其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几倍[4]。在我国教育资源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产生了各类特殊生,大致有四[5]:一曰“条子生”,即领导批条子进入大学或重点大学的学生。二为“公款生”,即利用公款攻硕读博的领导干部。三乃“优惠生”,即进入高校时享有优惠的本校教职工子女。四是“缴费生”,即达不到入学标准,通过缴纳高额学费取得入学资格的学生。这些特殊生既夺取了他人的入学机会,又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
(2)过程中的不公
过程公平问题体现在学生享有公共教育资源之多寡与优劣上。近年推行的“211工程”“985工程”和“111工程”,对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工程的实施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大量流入这些“工程”院校;凭借不公平的招生名额分配方式与其他种种不良手段而进入这些院校的学生,挤占了大量的公共教育资源。
(3)结果上的不公
结果公平问题体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上。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帮助大学生搜集求职信息、实现就业目标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6]。弱势阶层学生当初“由于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条件相对较弱,无法在效用较高的高等教育场域中与优势群体相抗衡,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追逐效用相对较低的高等教育机会”[7]。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其一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显著地改变其生存状态的‘平等化’功能”[8],可惜这种功能因教育结果上的不公而丧失殆尽。
二、高等教育公平实现的条件
我国高等教育要大众化和精英化,首先必须坚持高等教育公平。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也可以创造条件,去“促进和扩大教育公平,无限接近教育公平”[9]。
1.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基础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不仅与高等教育及教育本身休戚相关,而且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密切相连。正如胡森所言:“教育改革必须与社会和经济改造协调一致。不在整个社会制度中首先或同时建立社会平等,要在教育制度方面实现更大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10]。
2.完善教育机制:实现前提
现实中的高等教育不公,往往会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而加剧;同时,相对于缩小由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11]。约翰・罗尔斯认为[12],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所有个体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种制度是公平的。查尔斯・赫尔梅则指出,“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13]。国家应加大打击教育腐败的力度,以消弭教育起点上的严重不公。
3.倡导教育关怀:实现必需
要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应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教育关怀,大力消除教育贫困。弱势群体由于某些障碍以及缺乏经济、政治等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1978年之后,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程度逐步增强”[14]。为减少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全社会应担负起关爱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责任,平等对待他们的子女,予其以更多的教育关怀和同等的教育机会。
4.进行教育补偿:实现必要
人们虽然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如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已成为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的最核心因素”[15],一些学生因家庭社会地位或富裕程度不同,在入学机会与就业方面自然就产生了不均等。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认为[16],要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必需对弱势群体学生进行教育补偿。
三、高等教育公平的衡量
在国际教育领域,人们倾向于用能够反映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测验结果来测查教育的结果,但国内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备统一的衡量高等教育公平的指标体系。
有人提出以“公共教育支出的直接受益人”和“不同收入阶层从公共教育中得到的净收益”为依据[17],去测量高等教育公平的程度。相对于前者仅考察了公共支出的公平性,后者的衡量则更加全面。
有人从教育结果角度给出了教育公平模型[18]:Ot = βfFt+ βsSt+ βpPt+ ε,认为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联动效应;教育结果的增量,受到学校教育系统可控变量的影响,而这些变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的测量指标;教育结果公平作为一个量化指标,不仅能衡量教育结果本身,还可对教育起点、教育过程进行评价。
四、结语
教育公平是一种社会理想,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社会整体的长期进步,“即使在已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诸多西方国家,也不敢妄言彻底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19]。需要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过程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条件和保证,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目标”[20]。为此,我们应统筹兼顾,不可偏废,以实现全面的高等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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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转引自朱永坤.“公平”的分类对我国义务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J].人大复印资料・中小学教育,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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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财税视角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一、财税政策与收入分配理论简述
(一)收入分配存在差异的客观必然性．现阶段适度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其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要倡导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又可以以巨大的社会示范效应，激发全社会范围的勤奋劳动，由此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从而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从我国的国情角度而言，适度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
存在适度收入差距的必然性在于：首先，劳动者每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数量是不同的。且其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效用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劳动者个体间分配差距的存在；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地区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致．经济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必然会出现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区域之间分配差距的存在：再次，从行业发展来看，由于国家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必然要优先发展，这就产生了行业的优先发展问题，造成了行业问分配差距的存在。
(二)重视财税政策在收入公平分配中的作用．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分配差距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如果这种差距过大，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严重的还会引起国家政局不稳定和民族矛盾的激化。由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既有历史、自然的原因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实施非均衡经济发展政策的结果。因此，缩小分配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需要进行全社会范围的综合治理．政府必须承担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的责任。政府的公共干预政策包括多种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中财税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
财税政策不仅可以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的作用，而且对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也具有重要意义。财税政策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政策工具来发挥促进收入公平分配：1、政府利用税收手段，一方面调节初始收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另一方面聚积可供再分配的财政资金，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分配。2、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公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3、政府利用转移支付的措施来影响社会分配，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提高劣势地区和个人的收入水平，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
二、我国财税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调节功能存在缺陷．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其调节功能还存在很多缺陷：1、居民收入日趋多元化，政府却未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特别是对一部分灰色收入，更是显得无能为力；2，税制本身存在着制度缺陷，对高收入阶层缺乏基本的调节和监控．使得我国出现了穷人税负重而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局面；3、征税模式不合理。我国目前采用的分类所得的课征模式．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综合收入，也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征税原则；4、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不完善。对于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遗产与赠与，应当通过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财产税税种来调节，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个税所处的制度环境不成熟，国际上一般采用的与个税搭配使用的财产税在我国被忽视。
(二)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存在的历史欠账，现有的社会保障财力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的压力巨大，仅2008年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空账额就已达到146，113亿元；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很大，但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仅仅局限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农村劳动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都没有完整的制度设计，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制约了财税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分配作用的发挥。
(三)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不合理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受到经济水平和财政资源总量的限制，我国的转移支付在具体实施中往往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更多地转移到发达地区，很多贫困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从而影响了地方财政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第二，转移支付总量偏少、结构不平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早已超过千亿元，但直接用于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总量明显偏少，显然与其不成比例；第三，转移支付的形式过于繁杂。当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形式包括：税收返还、专项拨款、结算补助、体制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这些转移支付形式繁杂，且各自依据不同，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功能弱化，极大地限制了转移支付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效力的发挥。
三、运用财税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路
(一)完善个税的调节功能
1、合理分类，简化税率．综合所得税制比分类所得税制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有更大的作用，但在我国完全取消分类所得税制可能会导致税源失控、税款流失。因此，应着重完善以综合税为主、分类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即对不同所得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并参照国际经验，在税率结构方面向低档次、降低税率、拉大级距方向改进，针对不同类别的应税所得设立一级或几级税率，以此体现对低收入者免税、对中等收入者轻税和对高收入者适度重税的原则。
2、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笼统的“一刀切”的定额扣除费用的办法，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个人所得税应以纯所得为课税对象．对个人获得的工资薪金收入应扣除赡养、纳税人本人及家属的生计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使法定扣除标准与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相接近，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扣除，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话需求的实际情况，同时增加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使其更有利于低收入阶层。
3、建立辅助个税的财产税体系．当前，我国实行的财产税主要有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而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交易税等仍在规划中，这也恰恰是拉大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直接面对高收入阶层。可以有力地防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取得的财富积累而暴富，有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尽早推行该类税种，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1、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的使用管理。应当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合理确定保障的标准和方式，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法制化轨道，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加强基金使用管理，提高统筹层次，同时应探索建立预算管理尤其是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基金使用办法。
2、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增大对贫困地区的保障力度。应逐步将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职工都纳入社保税的征收范围，从而均衡各类单位支出，缩小职工收入差距。同时，社会保障也应覆盖到农村居民，要逐步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加对低保和贫困人员的保障力度，逐步建立针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要加大对低收入者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的热点内容。全国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索，并逐步的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土地流转模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无锡模式、成都模式、嘉兴模式等等。同时，学术界也对农村土地流转也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并从不同多角度开展了深度的研究。从总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于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支持的。然而，对当前所出现的农村土地流转热应该进行理性的对待。
一、农村土地流转简述
农村土地指的就是农村集体所有以及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所使用的耕地、草地以及其它各种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村土地流转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另一方面是土地使用在应用的过程之中所出现的变动。通常来讲，农村土地流转就是指的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其实质就是将农村的土地当做一种“商品”，也就是以土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的基础之下，农民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将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人，从而实现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优化。
在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时需要遵循以下的几条原则：（1）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坚持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确保土地的农业用途不会被更改，承包方与发包方需要签订相应的合同；（2）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可“强买强卖”；（3）必须为有偿，确保具有土地使用权的用户可以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获得合理的收益[1]。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理性思考
（一）对粮食产量带来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产量不仅仅是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还对人民的生存、社会的稳定带来影响。国家推进土地流转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形成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规模化生产，改善农业生产力，提升粮食产量。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部分地区，推进土地流转之后，有很多的承包者没有进行粮食种植，而是开展观光农业，甚至是还有的是在承包的土地上修建厂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加。
（二）农民想法没有能够得到重视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有人带领，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此。但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存在不同，因此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群众呼声。而政府在制定以及实施各种决策的过程中，很难顾全到每一个人的意见。同时，在农村中，一方面因为农民自身水平较低，所提出的意见以及建议很多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另一方面，村中的村官基本都是年纪轻的人所担任的，而年轻气盛的村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加容易倾向于自己的想法，在有的时候很难了解到农民的现实情况，因此忽视了农民群众的言行，让农民的安全感降低，进而诱发土地流转中的暴力事件。
（三）非农就业的机会较为有限，流转之后的农民保障需要改进
在实行土地流转后，劳动力剩余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但是因为就业受限，会导致不能够创造额外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对土地流转缺乏兴趣。并且，当前的免征农业税以及农业补贴增加，让农民可以在不进行土地流转的情况下也让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与之相反的是在土地流转之后其生活缺乏保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都使得农民不愿拿出土地进行流转。
三、理性开展土地流转的措施
（一）对土地流转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严格限制流转土地的使用途径
要大规模的推进土地流转，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进行规范。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针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并不多，为此在开展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法律规定进行细化，使之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例如要详细规定如下内容：土地流转需要建立在自愿、有偿基础上；为土地流转的方式提供限制；明确土地流转程序；对流转后的土地的规模以及使用途径进行严格限制，这样可以确保粮食产量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避免耕地被用于非粮食生产的用途[2]。
（二）提升农民素质，增强农民群众的话语权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的素质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要让农民群众在土地流转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就需要勉强对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教育。这样才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更具有参考性，进而让他们的想法得到重视。同时，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农民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这些都需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素质教育。
（三）对农村对流转保障体系进行完善
首先，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完善。需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完善，并就农村养老保险进行完善，尽可能的拓展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渠道；要解决被征地农民以后的养老保障问题。其次，需要形成完善的再就业培训制度，加强对流出土地农民的培训。对于流出土地农民来讲，无论他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有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的支持。为此，需要从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以及产业现状出发，免费为流出土地农民提供培训，让他们可以在通过培训后顺利的进入到新岗位中。最后，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需要构建起较为健全的机构，负责对区域或者乡镇的农机技术引进与推广、农村家畜家禽的疫病控制与预防、农产品的质量以及安全监控等工作，并要有专门的农业技术员制度；要构建起完善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并加强对农业信息的收集与；还需要构建起完善的农村土地承包与流转仲裁机构，与司法部门一起对土地流转中所出现的矛盾与纠纷进行处理。
一、财务风险的表现形式
（一）财务风险的内涵
对于相关的风险的概念可以概述为对相关损失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财务风险的简述可以表达为对企业相关的财务的损失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充分的了解企业的财务之后，笔者人变为除了表达相关损失的不确定性，还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表达了相关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而对于企业的财务风险来说，并不单单知识一个风险，而是包括多种情况下的风险，这些情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相关的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收回风险、和相关的分配风险。一下主要对着四种风险进行详细的描述，使得企业相关的财务人员对这四个风险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
（二）筹资风险
企业由于在发展某项事业或者对自身边进行相关的拓展而导致相关的资金不够使用，因此在这里就需要进行相关的资金筹借。在进行相关的资金筹借的过程中，由于相关的负债就会发生相应的企业对于企业自身的负载没有办法做到相应的偿还，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的收益率和利息率的不确定造成的。
（三）投资风险
对于这种分先是属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财务风险。发生这种财务风险的根本原因是与购买股票发生风险的原因是一样的，这种风险是在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如果接受投资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导致发生损失，那么相应的企业也会受到连带损失。这就形成了因为投资不善而发生的财务风险。另外发生过企业投资风险的原因除了上述意外还有一定的对相关企业的资金运行环境不了解，对其相关的资金流量也不确定，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就会导致相应的企业的投资风险大幅度的发生。
（四）资金回收风险
资金回收是指企业在进行相关的交易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导致相关的资金转换的时间和金额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导致在资金的回收过程中出现相关的财务风险。也可以说是相关的资金被他人使用而导致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将属于自己的资金进行回收，从而使得企业的财务出现相关的风险。
二、财务风险成因分析
（一）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
很多企业对于自身的资金分配通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会为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障碍。通过相关的会计理论知识可以知道对于相关的资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债务和权益。对于产生相关的财务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着两者之间的分配不平衡，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相关资金结构的分配存在一定的问题，进一步就会引起相关的财务风险的形成。
（二）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认识的滞后性
对于现在企业来说，尽管都设置相关的财务部门，但是这些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对于相应的财务风险的了解程度并不是很全面，这就导致了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严重缺乏相关的风险意识，使得企业财务风险的增加。
（三）资金投放对象选择不当
前文中已经说明对于相关的财务风险的分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投资风险，这就表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相关的投放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的投资的不确定性就导致了相关财务风险的产生。
三、财务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树立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处理机制
对于相关财务风险的防范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在于对相关的风险处理防范意识，并且在树立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建立相关健全的风险防范处理机制，只有这个样在发生相关的风险是才可以做到相应的被避免，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
（二）企业投资方面的对策
企业对投资时，应将资金投放于不同的品种，以达到分散投资风险的目的。一般来说，长期投资的风险大于短期投资的风险，股权投资的风险大于债权投资的风险，证券组合投资可以分散有价证券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其投资风险低于单项证券投资的风险。
（三）培养经营者的财务风险意识，高财务管理人员业务素质
财务管理者的知识水平、管理能力、职业道德决定着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因此，重视培养高级财务人员是我国企业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方面需要依赖社会高等教育，一方面更依赖于企业培养和岗位锻炼。通过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将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
关键词：GIS变电站 绝缘配合 优化
中图分类号：TM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9（b）-0085-02
绝缘配合包含设施运行稳定与可靠并且时效性大，几乎没有任何差错，收益比较稳定等一些内容的概念。而如今，出现了许多因为设备的不正常运行从而浪费的收益，不正常运行包括接在它上面的电压增高，还有保护它的设备GIS的价格增高，我们可以从这两点着手，通过一系列可靠有效的方法，以此来减少消费，消费减少了就等于间接地增大了收益，能做到这些的话，便证明设施有条不紊的运行，从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此，如何协调投资、运行费和事故损失三者关系及综合考虑技术安全经济总体的效益，优化绝缘配合设计就具有重要的技术经济意义。
1 变电站绝缘配合理论概述
1.1 绝缘配合的目的
绝缘配合的最终目的就是确定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在变电站的诸多电气设备中，以电力变压器最为重要，通常以确定电力变压器的绝缘水平为中心环节，再确定其他设备的绝缘水平。对于500 kV变电站，要使用产品性质不一样的产品躲过雷电，躲过雷电的原因是不同线路所需要的能源不一样，所需要的电压也很不同，因此对产品的要求不同。通过一系列实验，我们得知变压器就要与总设备的电压相同，而其他不相关的东西就应该与其他的线路相匹配。
1.2 绝缘配合的原则
（1）采用何种设施取决于站点的不同，站点是将电压发生改变的地方，每个电压采用的网线也不同，自然而然，需要的水平就有很多档次。
（2）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有满足设施正常运行的能力，超过的电压以及程序出现错误时的修复能力等。一定要同时兼顾这些，不然只有等待失败。
（3）雷电会破坏一些东西，当然也会破坏设施，设施一旦被破坏，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损失，导致财产流失，为了避免无端的损失，我们需要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对设施的保护，通过绝缘逃过雷电，从而可以幸免于被破坏，当然一般我们需要采用的是惯用法，通过画图表来配合与计算需要的保护设备。
（4）我们有两种方法。针对不同的电压。一是220 kV以及低于这个的，这个需要精密的计算与严谨的态度，通过不断分析找出最适合的方法，并通过其他设备来进行配合；二是300～500 kV的，它就需要完全的避过雷电，不能有一丝差错，要使用完全绝缘的设备材料。
（5）电气设备，必须有良好的抗震动能力，还要有良好的承受能力，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必须得展现出它自己的优势，并且要满足更加严格的要求。
（6）有些地区污染严重，要想发挥设施的最佳状态取得最好成果，必须得降低污染，然而有些地区实在没有能力清除，这时候保护设备就要强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完美的成果。
1.3 绝缘配合的方法
1.3.1 统计法
每个图表都有自变量与因变量，而统计法就是把超过的那部分电压来当作自变量，产生失误的概率当作应变量，从而通过其来做定量分析，包含两种可能，一是通过发生失误后产生的损失来计算；二是对产品进行改造以及升级。我们知道，一个图表的制成需要大量的人力调查与很多的数据来确保准确性，然后知道它的一系列结果。但是因为国家还不具备以上两点，所以统计法不常见。
1.3.2 半统计法
半统计法只需要一个变换的常数，那就是隔绝东西的效果，然后通过它的变化得到一个图表，真实地反应了一些不知名的数据，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像对非常高的电压设计的保护设施，然后通过其自动修复的能力勾勒出一段曲线。
1.3.3 简化统计法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进行自我猜想：（1）对超过的电压一般会符合一个规律。（2）成单的设施上通过的电压与所有成单的设施全部夹在一起时通过的电压没有太多联系，知道这一点，对曲线的计算以及推断就简单得多，可以省去一系列毫不相关的步骤。需要采用的措施也大大简单方便快捷。然而对设施的一些计算本来就占有一些特点与方便，所以IEC重点使用它从而达到高效率的目的。
1.3.4 惯用法
这种方法就比较老套了，而且守旧，只能通过强制的方法来使设施获得正常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我国至今为止最普遍最节能的措施。它需要使用在一些不正常不自然超过极限的状态下，还需要考虑一些非自然因素，然而我们知道，超过极限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一般较低，所以虽然需要使用它，但需要使用它的情况一般较少。
2 GIS变电站绝缘配合的优化设计
GIS的绝缘水平主要取决于雷电冲击水平，该文以某水电站500 kvGIS变电站基准冲击绝缘水平的优化选择为例，研究了各种因素对最佳绝缘水平的影响，提出了500 kVGIS绝缘水平的最优方案。
2.1 绝缘配合优化的计算
由于GIS的绝缘水平主要取决于雷电冲击水平，首先考虑一个可行的雷电冲击绝缘水平背景，例如1550 kV，规定一个可以接受的绝缘故障率上限，按危险率最小或绝缘配合裕度最大，优择一个相对最好的杆塔冲击接地电阻值、保护接线方式和避雷器参数作为原始条件，于是GIS绝缘水平的优化选择就简化为一个单因素的局部优化问题：
minf（BIL）
s.t.1175 kV≤BIL≤1800 kV
然后用绝缘配合优化设计程序进行计算，并就不同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2.2 绝缘配合优化的影响因素
2.2.1环境
1300 kV很容易发生危险，这属于比较高的电压，失事带来的危害与损失也非常大，然而我们要想知道危险的系数，以及对其的掌握与了解，就必须通过一些可靠而实用的方法，因而我们就需要通过图表表示出来，通过对图表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横向就表示机器停止运作的概率，我们通过接触分析这个概率，然后根据一帮人的讨论，从而挑选出最安全的方法，以此最大限度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然后通过一系列人为分析，如果数据小，这代表着方法更可靠，代表安全性也越高，因此选择数据小的方法是不二之选。还有一点，每个地方都有人为规定的纵值，通过纵值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的水平起点，所以我们还要重点就是注意观察不同纵值的地区。
2.2.2 单位停电损失
在环境条件、保护方案同等条件下，单位停电损失小时，事故损失小，对设计费用的影响不大，允许选择较低的绝缘水平。一旦电量停止供应，会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最大的损失就是会造成财产丢失，这个丢失值也代表着国家或地区的承受力大小和自身的实力，这个也代表着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对其进行投资，当然，通过这个也能判断国家或地区的可靠性，从而来选择一些可靠的地区。通过这个，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实力来制备一些方案，然后帮助每个地方解决这些问题，再帮助其调整过来，这样，才能最好地利用优点，扬长避短，使双方的收益最大化。
2.2.3 平均故障停运时间
平均故障停运时间较长时应选择较高的绝缘水平，否则可选较低的绝缘水平。除与GIS设备修复技术的复杂程度有关外，主要传递给我们判断一个对维修人在出现故障时的自身承受能力和自身实力的标准，从这些方面，可以反应其综合素质。所以，我们还得从这方面着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尽可能是自己的利益最大。
2.3 绝缘配合优化的优化计算
对某水电站500 kVGIS绝缘水平的优化进行计算，只要采用性能优异的氧化锌避雷器和合理的保护接线方式，即使单位停电损失和平均故障停运时间按最严重的情况估计，设备价差按比较小的情况考虑，GIS的最优绝缘水平选择也不超过1425 kV，表2中个别例外，但我国目前单位停电损失Cp
3 结论
根据上文，再根据一些定律，我们可以有一些总结：（1）投资当然是消费最少最好，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对谁都是有利的，还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分歧，尽管有一些因素会影响我们最初的计划，比如电压过高，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问题都会导致投资过高，所以我们若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时效性与实用性，设施用最正确的方法使用，投资自然而然会相应地减少一些，可以降低我们的投入，这很有意义，对谁都有利。（2）其次要学会配合，使保护设备与设施成套使用，这样可以使设施用时最长，效率最高，这也是至关重要的措施。（3）选择时还需要谨慎考虑，要从自身情况与实力出发，不用最贵，适合最好，通过这一方法，可以避免一些没必要的消耗，也不用背负太大的经济压力，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4）当然，还需要一个能显示自己结果的仪器，可是选择推荐的1425 kV和1300 kV，但综合实力不允许，至尊推荐的是1550 kV，最适合，最有效，最优惠，最能适合我们的实力，对我们也可以起到最大的帮助。（5）绝缘配合的改进能否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有没有效果，还取决于是否有强大的设施和精密严谨的态度，还有断电时的损失，我们需要从这些方面下手，只有重视了这些，才能可靠有效地将方案实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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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具体措施
一、我国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采用的政府会计制度是1997年预算会计改革后制定的，其中明确规定收付实现制为政府会计的核算基础。收付实现制对于确保政府行为的合规性是有利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其下属单位的现金支出状况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而且具有会计核算简单、提供的会计信息易于理解、数据处理成本较低等优点。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意识的加强，以及正在推行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都要求政府会计不仅要反映预算收支的执行情况，而且要反映政府受托管理的国家资源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财务状况。现行的收付实现制虽然能体现政府当期现金的收付情况，但不利于对其受托责任进行评价，不利于准确地揭示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利于全面地评价管理者的工作绩效。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改革势在必行，政府会计改革中引入权责发生制是大势所趋。
二、收付实现制下，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财务状况信息被扭曲
政府财政预决算信息的使用者无法了解政府行政能力方面的各种资源，政府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在收付实现制报表中无从体现。现实经济中按收付实现制基础提供的政府及所属公共部门的财务信息既不披露非现金资产存量的价值、负债，也不提供服务的成本，因而难以揭示财务状况和财务绩效的全貌，财务报告可信性降低。这种会计基础所反映的会计责任狭窄，提供的财务信息不够广泛，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对资产和负债的信息要求，无法了解政府持有的资产消耗、实物交易和欠款等情况。按照这种基础所编制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受托责任比较狭窄，受托责任仅限于现金的使用，忽视了政府管理资产和负债的责任。
(二)容易形成隐形负债，不利于防范财政风险
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作为确认当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在这种记账基础下，政府支出只包括以现金实际支付的部分，并不能反映那些当期虽然已经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债务，使政府的这部分债务成为“隐形债务”。就目前来看，这类“隐形债务”主要包括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中尚未偿还的部分、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缺口、政府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产生的或有负债及地方政府欠发的工资等。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政府的这些债务被“隐藏”了，政府的财务状况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不利于政府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对财政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带来了隐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相同会计期间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相匹配，有可能出现上下届政府的债务转嫁，导致各届政府权责不清，形成“我们借债，子孙还钱”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不利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和考核政府绩效。
(三)与当前财务预算管理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
对政府财政信息的使用者而言，因无法全方位地把握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政府行政能力的各种资源信息，不利于对政府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进行正确的决策和管理；不利于政府采购、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等预算管理活动的落实；对政府累计形成的负债不能合理的制定偿还计划，对未来的各种或有风险也不能防患于未然。此外，其不适应性还表现在收付实现制预算反映的事项过于单一，其对政府经济事项的简单概括造成了表面上信息透明的错觉，却无从获取实质性信息。而且，收付实现制不能正确反映长期决策的成本。
(四)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混淆
对资本性支出，收付实现制在现付日即作为费用核销，因而预算报表就不包括此类支出的使用价值和服务年限的信息，这种做法导致国有资产规模和数量信息失真，对这些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也可能失控。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为挪用预算经费开了方便之门。
三、相对于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的优越性
相对于收付实现制而言，权责发生制有其相对优越性。权责发生制可以为社会公众充分提供评价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的信息。在反映政府财务状况信息方面，权责发生制报告信息包括了政府运营多方面的综合数据，如资产、负债、净权益、收入、支出，对某些约定承诺也可以用报表注释的形式说明。进一步就信息的各个层面来说，权责发生制划清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界限，因而在报告日可以充分、真实地呈报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有利于政府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权责发生制避免了隐形负债藏而不露的问题，政府部门也难以将自身应承担的当期成本转嫁给继承者，对贷款、养老金、社会保险计划等长期承诺的揭示既有利于今后的运算制定，也在真正意义上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并且能对未来的各种或有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由于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对收入和费用进行配比，对成本进行核算，因而可以提供完整的具有期间可比性、并且能同外部竞争者相比较的成本信息，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竞争目标，改进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政府的竞争力。基于权责发生制提供的真实、完整的成本信息，政府部门可以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量化，以衡量自身的工作业绩，强化政府的受托责任。同时，权责发生制也给政府带来了一种文化的转变，使得政府官员和部门管理者对政府行为控制、业绩管理有更深的认识，更加重视政府机构的效率、效果等财务绩效管理。权责发生制还可以改变原有收付实现制下政府会计决策短期性的弊端，能提供增强财政长期支持能力的信息，优化政府的中、长期决策。
四、借鉴国外权责发生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现有的实践看，权责发生制确实推动了对政府资源的有效管理。采用权责发生制方法，使得政府机构拥有的资源状况(如资产净值、存货等)一目了然，人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些资源的状况和使用效率。为鼓励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在对权责发生制基础信息判别的前提下，采取资本费用征收措施。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占有和购置的资产不是“免费赠品”，政府部门必须为降低费用努力，也必须及时发现和处理闲置不良资产，这样才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基于这种思路，澳大利亚国防部在2000年出售或租出了其三个主要城市闲置不用的地产。征收资本费用的措施，也迫使新西兰教育部卖掉了几处60年代购置后就一直闲置的地产。同时，权责发生制也实实在在促进了政府的持续运营能力。由于权责发生制下的政府会计信息能全面反映政府的负债情况，包括政府过去和现在的决策所形成的债务情况，也可推算隐性负债信息，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更为谨慎地进行相关决策。比如，冰岛的养老金负债，就是借助新的权责发生制会计体系在预算中确认的。由于公务员
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与他的现行工资有关，工资的调整会对国家养老金负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冰岛政府对公务员工资的调整就极为谨慎。这能确保政府稳健地运营，也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
事实上，OECD国家的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实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优越性基本上压倒了局限性。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在政府会计领域采用单一的收付实现制基础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有选择地进行权衡取舍，循序渐进地实施相关改革。
五、循序渐进地引入权责发生制
通过对西方国家政府会计改革进程的分析，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条件，同时现有的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核算基础的改革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保持原有收付实现制为主的基础上，先对目前急迫需要解决的政府会计的局部领域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然后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为进一步推行全面的权责发生制奠定基础。具体来说：
(一)政府资产类中固定资产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
国有资产权益的管理是政府财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作为会计的主体，应将政府国有资产权益的变动情况作为政府理财的一部分，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资本化。同时，对政府及其部门运转过程中所耗费的固定资产成本通过分期提取折旧的方法予以确认和计量。但对于一些比较难以确认的政府资产，如文物资产、军事资产等，可以不纳入核算范围。具体做法是：可增设“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净值”科目，每年按应计提折旧额贷记“累计折旧”核算，“固定资产净值”反映固定资产原值在扣除累计折旧后的余值。对固定资产修理费等费用支出可采用待摊或预提的办法进行处理。
(二)跨期拨付业务和年终结转事项应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
随着政府采购业务的深入发展，采购过程中经常出现跨年度支付、跨年度采购尾款处理等业务，导致政府年终结转不实的事项很多，例如：大型采购项目在保修期结束后支付的跨年度尾款：动用中央预备费支出，因国务院审批较晚，虽已支付现金，但当年上级财政并未及时拨付的款项等等。财政部于2001年颁布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暂行补充规定》，其中规定中央财政总预算对个别事项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借鉴上述规定，可以对政府采购中出现的跨年度付款和大型项目在保修期结束后支付的跨年度尾款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具体处理方法是：在年度终了时确认本年应支付而实际未支付的款项，借记“政府采购支出”等相关科目，贷记“暂存款”科目。实际支付这部分款项时，借记“暂存款”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等科目。
关键词：魔芋产业；现状；问题；对策；汉滨区
中图分类号 S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4）01-02-72-02
近年来，随着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农业生产向效益型、效率型转变。魔芋作为一种特种经济作物，具有产量高、质量好、用途广泛、效益好、无污染等特点。魔芋制品被广泛应用食品、医药及保健化工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安康市汉滨区独特的土壤与气候条件非常适应魔芋的种植及生长。广大农村也有悠久种植历史和传统经验。通过近10a的发展，安康市已成为全国魔芋主产区之一。安康市委市政府把魔芋产业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大力推广种植，已初步形成了集种植、加工、贸易于一体化的产业格局。但是由于魔芋产业化发展受地理、气候、土壤环境，魔芋自身生长的周期性，疫病风险等因素影响，也不同程度制约产业的发展和壮大。笔者根据瀛湖镇魔芋产业现状分析，提出加快发展魔芋产业对策。
1 魔芋生产现状
汉滨区是安康市4大魔芋生产县区之一，全市2012年种植1万hm2，2013年种1.1万hm2，其中汉滨区分别种植0.23万hm2和0.3万hm2，种植面积净增28%。全市共有12个魔芋加工企业，汉滨区占1/3。
瀛湖镇所辖43个村，386个村民小组，7 876户，3.4万人，总面积4万km2，农户主要分部在瀛湖两岸。山大人稀，其中海拔650m以上，村组15个，占35%，而魔芋种植主要分布付家扁、前进、大明、永丰、飞跃、桂花、五四、杜坝等10个自然村。这些村组农户及居住为浅山区，适宜魔芋种植。35%农户其有传统种植经验。2008年在汉滨区农技中心及秦东魔芋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了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从种植技术、引种、资金扶持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全程服务，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全镇魔芋种植面积由2008年120hm2逐渐扩大到2013年363.33hm2。2012年平均667m2产鲜商品魔芋3 200kg，总收入2 100万元。全镇年种植0.33hm2以上的有268户，其中桂花村郭国友2013年种植0.53hm2其中：商品面积0.4hm2），预计收入可达10万余元。
2 魔芋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2.1 大面积种植风险较大 魔芋作为一种特殊农作物，种植有悠久历史。传统种植方式、方法，主要分布在房前屋后、庭院附近，一般面积133.3～333.3m2，各农户作为冬季的一种普通蔬菜，没有进行深度研究和市场开发。近10a来随着社会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农业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为农民增收、致富开创新途径。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倡导下推广规范化大田种植。各种植区域农户，按照种植规范进行垄作、开沟、套种玉米，有的种植在果林间。在出苗后及生长前期大部分田块魔芋生长势头良好。但到6月下旬至8月上旬盛夏时期，气候闷热，部分田块的魔芋常发生枯黄、死亡现象。发病死亡率占35%，如果遇到极端连续高温不利天气，有的田块几乎绝收，损失严重。
2.2 魔芋种植投入大、收益不稳定 魔芋生产周期长，生产环节较多，在选种、整地、栽培、施肥、除草、收获、保管运输等各种环节都离不开精心操作。加之近年来，人工费、化肥、农药、种芋等各种生产成本构成逐年增加，影响和制约面积的扩大。如果加工企业在收获季节一旦实行垄断经营降价收购，种植户收益不稳定，甚至亏损。
2.3 种芋缺少，投入较大 魔芋属于无性繁殖作物，它的种子少，并且种子繁殖变异性大，有些地方根本不结籽实。常用地下球茎着生根状茎作种芋进行无性繁殖，是一种“去大留小”的繁殖方式，生长2～3a的植株也只能产生3～5个根状球茎。一般单个重量30～50g。由于魔芋种芋生长周期长，当年收获的根状茎不能直接用作来年的商品种芋，必须经过1～2a种植后方可作为生产用种。因此，种芋的数量十分有限。一些种植大户0.23～0.33hm2商品芋，必须有0.03～0.14hm2种芋。667m2商品芋用种量为300～500kg，每667m2 1 500～2 000株，单个种芋必须在150g以上。这相当于每年收获魔芋产量1/3。2012年种芋由2008年5元/kg涨到了10元/kg，价格增加一倍。由于本地种芋的不足，有的种植户不得不从外省购进。其结果、破损较多，病菌侵害严重，生产风险增加。
2.4 土地流转困难 魔芋生产以各农户零星种植为主，适生区域农户近年来随着部分农户外迁，土地闲置。这些农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的约束，虽然闲置土地，一旦有人流转，地价较高，一般都在400元/667m2。还有的农户提出附加条件，加大种植成本，阻碍魔芋产业发展。加之银行信贷扶持专项资金门槛高，生产资金不足也制约魔芋生产业发展壮大。
2.5 农民科技意识淡薄 据调查，瀛湖镇30个种植大户中，平均文化初中以下，平均年龄50岁。这些种植户文化程度低，又受传统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科技意识不强，满足于现状，不能在科技方面大胆尝试投入，种植技术不能适应于商品化、规模化的生产要求。加之，有的村组交通不便、信息化程度不高、科技人员短缺、现场培训、指导次数有限，各户种植方法，种芋品质，施肥，土质差异，各技术环节不能完全适应各农户，生产管理的要求，使魔芋产量，规模，效益很难有较大的提升。
3 发展对策
3.1 政府加大投入，制定魔芋产业长效发展机制 县、区级以上涉农职能部门同科研院所合作，研究制定出汉滨区魔芋长效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土地流转，资金信贷扶持和突发自然灾害保险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对县（区），乡镇从事魔芋产业服务，技术指导、试验示范、拨出专项经费支持。对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农技推广人员、企业产品研发人员进行项目资金资助和奖励，激励和提高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建议中国农财保险公司，会同科研院所制定出台魔芋保险政策，对凡是标准化规范种植0.3hm2以上大户进行投保，减少种植户后顾之忧，规避化解风险。用各种行之有效政策机制激活各生产要素，形成生产发展活力，使资源优势和产能效益最大化。
3.2 加强科技培训，提高科学种植水平 在魔芋适生区，重点区进行科技培训，聘请专家教授进行科技讲座，播放光盘，印发科技手册和明白卡，结合关键时期检查指导、提高种植水平。对规模化、标准化示范大户，科技青年进行选派出去学习深造，国家给予教育经费补助，使他们成为魔芋产业科技带头人，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植，规范管理，防病，采收，精心操作，保证产品质量和共同致富。
3.3 科学规划，合理轮作 魔芋属阴性植物，喜阴怕阳，喜湿润忌干燥，不同于其它农作物，对种植地块选择性较严格。规划是否科学关系魔芋产业的成效。要考虑轮作倒茬，必须把魔芋种植在适宜田块。应选择规划在海拔600～850m之间中山区域，阴坡、背风土质偏沙壤或土质肥沃田块，避免太阳辐射时间过长影响生长发育，避免“软腐病和白绢病”发生。
3.4 引种与选种相结合 目前见效最快的还是从产量高，品质好的产区引种。引种前进行产地考察，产地检疫，防止盲目引种将病源引入，造成生产损失。引进品种要进行隔离示范种植，通过试验筛选出总体性状或个体性状优质品种。通过2～3a的重复试验、示范，即可确定选留，并加以繁殖推广。同时对本地种芋也要不断进行品种选择，对抗病性强，生长良好，遗传性能较稳魔芋，去大留小，严格保管，作为种用，做到年年选择，年年留，逐渐提高魔芋种质。
关键词:商业银行 效率 现状 对策
银行效率问题是当前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体制外增量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初期特征，在经济增长初期，这种外延性的发展可以掩盖银行内部的问题和矛盾，但随着中国20余年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依靠外延推动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时，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内涵性变革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银行业存量的革命。
一、银行效率的内涵及分类
在经济学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效率成为经济组织进行目标管理的核心之一，而有效率则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已经不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境况的前提下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研究效率问题时，主要考量有限的资源是否在不同经济目的之间得到了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经济体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
在实际中，由于各经济主体的目标各不相同，这就存在以谁的目标为评价标准的问题。若以企业的目标为基准，由于企业以利润为目标，所以银行效率评价就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也就是能够实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程度，当然，投入的最小化或产出的最大化并不一定能够实现，银行效率衡量的就是银行追求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这是银行效率的微观层面。而从宏观层面看，银行效率就是银行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就是整个银行要素的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数量和增长质量的对比。
银行效率按照银行投入和产出以及各种要素组合的差异可分为：规模效率、业务范围效率和X 效率。
其中规模效率指的是产出的增长率高于成本的增长而使得银行在扩张存款、贷款或资产时，其单位成本下降的状态，它讨论的是银行是否在最节省成本的状态下提出的问题；范围效率是指在给定的产出水平上，银行经营多种业务的成本低于专业经营的成本，它讨论的是银行是否达到了最节省投入成本的业务组合；而X-效率则是除了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之外的所有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总和，指的是在一定的产出下的实际成本与成本效率边界（用来描述最小生产成本函数）的偏离程度，是对某一机构相对于行业内最佳表现的测度。它衡量地是成本控制和使利润最大化的银行管理能力的差异。通过研究X-效率可以评价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委托问题和员工努力程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由于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各国银行都把重心转移到银行管理和内部资源控制上来，也就是银行的X-效率。研究X-效率时，根据不同的定义方法又可将其分为成本效率、标准盈利效率和替代盈利效率。
二、银行效率的测度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银行效率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财务指标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分析由银行的财务报表计算出的财务指标来评价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如平均资产回报率、经营费用率等，主要包括经营绩效指标、成本绩效指标、资产配置指标和信用风险指标四大类。这种方法便于操作，但说服力不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在实际评价银行效率的过程中很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另一种是前沿分析方法，适合对多投入多产出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对的效率评价，因此是目前对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分析方法。前沿分析的核心是根据已知的投入产出观察值，确定所有可能的投入产出的外部边界（即生产前沿面），使所有产出值位于边界之内，所有投入至位于边界之外，这样就可以实现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或者是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取得最大产出。这时每个观察值与边界的距离即为该点的效率。前沿分析又可以分为参数分析方法和非参数分析方法两类。其中参数分析方法主要有随机前沿法（SFA）、自由分布法（DFA）和厚前沿分布法（TFA）；非参数分析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自由排列包法（FDH）。参数分析和非参数分析各有优缺点，至于哪种方法是最优的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参数分析法需研究人员主观设定函数和随机扰动项的形态，容易造成较大的估计误差；而非参数方法在假设随机误差不存在的条件下，任何无法预测到的变动均归因于非效率，这也会使得估计到的效率值产生很大的误差。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现状
根据国内专家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水平还不算很差，而且在整体上仍存在改进趋势，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远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效率，城市商业银行之间在效率上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发达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效率与股份制银行大致相同，但这种地域上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和较好的管理手段，完全可以突破这种限制，从而大大提高经营效率。
但与国外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还是相对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配置效率的低下所导致的成本无效。
同时，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影响较大的因素是：资本规模、资产回报率、经营费用率、员工的教育程度和不良贷款率等。
资本规模是制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资本不足，银行就难以发展，银行经营者“道德风险”较为严重，是导致其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这一结果与Berger和Mester(1997)研究的结果一致，他们认为，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是有效率的，原因可能在于银行资本实力的增强增加了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同时也能增加风险资产的数量以确保银行的盈利。
资产回报率和经营费用率是财务指标分析方法中用来衡量银行效率的主要指标，回报率越高和费用率越低表明银行的效率越好。
员工的教育程度是一个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它与银行效率的关系是公认的，有研究表明金融机构效率增长中大约60%可以归结为其员工教育程度的改善，这表明，银行效率的提高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
不良贷款率反映的是资产质量的状况，一般而言，资产质量越好，盈利能力越强，同时也可以带动效率的提高。
当然，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产权结构、地域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商业银行的效率。
四、相关建议
第一，合理控制银行规模，提高资本充足率
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基本呈现两极化，上市银行都有不小的规模，而且仍有增长的趋势，但这种规模上的扩张已经不能达到提高银行效率的目的，继续的扩张规模可能会进入规模不经济的区域。商业银行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保证并扩充资本充足率来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可以引入战略投资伙伴，尤其是吸引外资银行参股，这不仅有利于银行充实资本，同时还能吸收国外比较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
第二，提高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会造成银行资金的损失，还会影响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银行的盈利水平，从而影响银行的效率。而这正是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普遍困扰。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从银行内部抓起，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要把对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的稽查当做经常性的工作切实来做，跟踪分析不良贷款的风险状况变化，力尽将风险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资产证券化一直被视为是解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佳途径，（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把欠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如银行的贷款、企业的应收账款等）经过重组形成资金池，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和风险证券化来化解不良资产。
第三，改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市场环境
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的集中度还是过高，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地位没办法动摇，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相对低下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在保持适度集中的前提下，可放宽新银行的准入限制以及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等，以增加银行业的竞争，而竞争能产生效率。
其次，我们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允许适度的混业经营。我国目前银行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利差收入这一项目，但从商业银行的长远发展来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高利差的状态并不会持续太久，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创新拓展其盈利空间，而允许商业银行与保险业和证券业之间进行适度的业务交叉，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这能大大降低经营成本，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
第四，鼓励创新
鼓励创新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也包括银行服务特色方面的创新。我国商业银行在创新方面普遍不足，业务和目标客户趋同、服务品种单一、业务范围仍停留在以存、贷为主的传统商业银行阶段，这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不管是在盈利能力上还是在风险规避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限制性条件，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已经势在必行。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提高表外业务和中间业务的创新，充分利用其信息和人才优势，增加创新。银行可根据情况适时引进国外银行的授信业务，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设计不同的产品组合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第五，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由于银行效率对人力资源质量具有高度的依赖，商业银行间面临的最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各机构组织由于历史原因均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和过于严谨的工作环境，这对于越来越追求平等和自由的21世纪新人类来说，也越来越成为负激励。相反，随着外资银行进驻中国，用高薪挖走高学历、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对中资金融机构来说，损失的不只是人才，还有随他们而流失的客户群。同时，中资企业雇员普遍缺乏服务精神，这也会严重影响现在和以后工作的效率。最重要的一点，与外资银行的用人唯贤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改进的一点就是实行公平的员工聘用制度。
参考文献：
［1］陈菲,姜旭朝.中国银行监管效率改进趋势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
［2］周四军.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