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8:58: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环境的价值，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应该是反应其合理价值的。合理价值必需替代原有的被低估的价值，实现这种合理价值和激励的载体是市场体系。市场通过价格激励能够与生态系统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激发人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即市场经济可以反映一些重要生态系统的价值[5]。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很多具体要素，例如原始森林、大气、海洋等资源，在长时间内都被人们视为自由物品(freegoods)使用，在市场中被视为没有价值和价格的物品，被认为数量是无限可自由取用的[6]。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已经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将这种一直被视为自由物品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恢复到以前的能够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所需要的劳动耗费是巨大的。生态环境价值是最高形态的经济价值[7]。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然资源的外延已经有了扩大，将大气、海洋等均容纳在内了，认为大气等原生性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8]。这些原生性自然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稀缺性的增加，也有了价值[9]。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在市场中带来净收益可以估算其价值，或者从再生产自然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耗费来看，自然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9]。因此，在市场中必然应该有相应的价格。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价格仍然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在价格机制的调节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相对价格必然提高，只有通过价格机制的约束和调节，才能使经济行为个体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实际价值。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稀缺性的凸显，这是其产权建立的基础。当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将其视为是无主之物而随意取用了，其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时，其在市场中必然需要有其相应的市场价格。生态环境的补偿分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实物补偿是废弃物的再资源化，广义上说是资源的再循环，例如固体废物的资源化[11]。在市场体系中，更多的是价值补偿，即通过价格机制的手段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机制的困难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源配置和优化定价[12]。
2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的建立
经过前面的分析，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自始至终，都实际参与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所在；而且，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使其具备了市场交易的定价基础。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产权的明确和细化，使得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交易具备了产权制度基础。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主要是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以国家供给为主，公共组织生产占优势，私人承包及其他的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交易体系[13]。本文认为，结合对原生性自然要素市场、环境纳污容量市场和副产品市场的分析，按照市场体系结构完善的先后次序，可以将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组成具体细化为初级和次级市场两个层级的市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数学模型是无法做到恰当而又具有实践性的。这是因为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系统功能所有实质性特征的大数学理论是不存在的[14]。因此，下面仅建立市场结构组成的建议模型进行分析。
2.1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结构模型
初级市场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市场的发展前提。在初级市场中，交易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各种细化的产权，以原生性自然要素资源的使用权、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相关的排污权为主。在初级市场中，政府占主导地位。市场客体即交易对象为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即原生性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和排污权，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的产权形式。在初级市场中，政府将作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交易的产品提供者。即政府作为所有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相关的产权的所有者来加入到市场体系之中来，而不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的身份进行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这是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初级市场的基础。同时，政府作为产权的所有者和资源的供给者，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15]。
2.2建立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次级市场结构模型
分市场，即副产品市场。在次级市场中，政府不占主导地位，而是和初级市场中获得了部分原生性自然资源使用权以及环境纳污容量市场中的部分排污权的企业和组织一样，是资源的供给者。次级市场的主体应该包含生产型企业。下面对该类型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分析。在生产过程中，企业需要消耗生产原料，同时消耗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通过次级市场的建立，实现了将原生性自然资源与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的成本纳入了生产成本中，这种情况下，生产的产品价格中自然就包含了原生性自然资源和环境纳污容量资源的价格。同时，该生产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污染物，该企业对污染物此时会采取三种方式处理：一是对污染物中本企业可以循环使用的物质作为原材料进行回收利用；二是将回收的本企业无法利用的物质作为商品在副产品市场中销售给需要此物质作为原料的其他生产型企业；三是最后将无法回收利用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此时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的环境纳污容量资源，而这种资源必须从政府或者提供纳污容量资源的企业或组织处购买，因为前面两种方式的存在，使得该企业需要购买的环境纳污容量大为减少，不仅节约了该企业的生产成本，更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建立，从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并非空中楼阁。尽管市场并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在一些国家个别地区的某些行业，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市场，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德国的杜伊斯堡市的水污染处理市场的实例。杜伊斯堡市长阿道夫绍尔兰德认为“，如果一提公益就意味着你将为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公益，因为最起码你已经为此而承担了损失。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呼吁人们主动去做公益事业，也不是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人们去做，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去规划和部署，让公益事业也成为一种利润事业，从而实现真正的公益。”下面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分析。污水处理需要付出高昂成本，这其中包括了采购大量设备和仪器、增加用地并且建设工程、长期配备人工和电力和物力、对企业不排放污水的监督成本等等。因此，许多国家的企业把污水处理当成一种负担，能拖就拖，能瞒就瞒。然而，对一些德国的企业来说，处理污水却并不意味着增加成本负担，而是一种能够收取回报的产业投资。德国最大的内陆港杜伊斯堡市有两家大型药品厂和一家造纸厂，这三家企业都没有在自己的厂区兴建污水处理系统，而是合建了一家污水处理厂，这是一家独立的股份制污水处理厂(新的股份企业)。药品厂和造纸厂共占其中的67%股份，政府占其中的33%的股份，污水处理厂由政府派人管理和监督。接下来，附近有新的企业成立或者有企业准备新建污水处理系统，政府就会向他们提议不必自己兴建，只需要挖一条管道把污水排进那三家企业合力开发的污水处理厂就可以。市民生活用水也进入污水处理厂，并缴纳污水处理费[16]。这种运作模式下，监督权的实施主体就由污水处理厂的三家企业和政府共同组成，尤其是企业对企业的监督，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这种监督机制，是一种“坏人”监管“坏人”的机制，恰恰又是监督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17]。对三家企业而言，均无需各建一套污水处理系统，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同时，净化水可以循环利用，这样又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对其他企业和市民而言，加入污水处理系统缴纳的费用小于自建污水处理系统的成本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再看污水处理厂的收益。这时候的收益包括很多种，首先，向其他企业、市民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是一部分收益；其次，以低于地下水价格向社会出售的净化水(工农业用水)的收入；然后，从废水中提取各种原料形成各种产业链可以带来部分的收益。通过分析，对所有参与者而言，其收益都大于成本。尤其是污水处理厂的收益是最大的，因此，在杜伊斯堡市，企业都非常乐意于兴建污水处理厂。到2010年，杜伊斯堡市全市范围内已经有30座大型污水处理厂，还有更多的企业申请兴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政府只能下令暂停污水处理厂的申批。杜伊斯堡市的水污染处理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这一具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完善的一个微小实例模型。全社会和所有行业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性的巨大工程，难度远远大于杜伊斯堡的水污染市场的建立。但是，市场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是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目的的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减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董振华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2〕庄穆.生态环境哲学之思:趋向、性质与意旨[J].哲学动态，2004，(5):17-20.
一、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成本的特点
（一）生态环境成本在煤炭产品成本中的比例较高
煤炭的生产过程，既是煤炭产品的生产过程，又是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的过程。煤炭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既要支付产品生产本身的成本，又要支付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方面的费用。
（二）生态环境成本比别的企业高
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煤炭资源越来越少、大范围的地表塌陷、大量煤矸石的堆积，导致大量耕地的占用和破坏、大量废水废气的排放，引起周边耕地的劣化和空气污染。因此煤炭企业因资源环境破坏而付出的代价和保护资源环境而支付的费用与其他行业相比更高。
（三）生态环境成本呈上升趋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同时，环境意识逐步强化，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这必然导致煤炭企业环境保护的投入和支出的增加，致使企业环境成本构成内容和数额的逐步增加。还有煤炭企业生产活动特点决定了煤炭环境成本随着开采年限的延长不断上升。另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发生的成本、投资和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二、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成本的构成
煤炭环境成本具有突出的行业特点，结合煤炭再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煤炭环境成本的特点，要对煤炭环境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和计算。
（一）资源耗减占用成本
资源耗减占用成本是一种补偿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统一的环境成本。指由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使自然资源的储量逐渐减少，减少的资源价值即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必须支付成本，即付出代价，其数额应大于或等于资源自身的价值。对于煤炭企业来讲，环境资源不仅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潜在基础，而且是一种生产要素，因此煤炭生产活动的开展是以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发生变化为前提的。因煤炭企业生产耗减、占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状态发生变化和他人失去利用煤炭资源与环境许多机会，而必须由煤炭企业进行补偿的价值即为资源耗减占用成本。
（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生态环境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即可供人类直接利用、消耗的价值。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对人类生存环境提供着某种服务的价值，是自然要素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固有价值在自然资源上的体现，即自然要素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价值，也称之为生态环境价值。这种价值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价值量会越来越大。煤炭生产活动不仅占用和消耗煤炭资源，还会引起其他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如煤炭伴生资源（铜、铁、硫等）、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破坏，同时还会引起生态环境系统生态环境价值的损失。因此煤炭生产活动造成的生态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而需要进行补偿的成本，称为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三）环境保护与污染预防成本
为保护和预防生态环境资源不受损害，避免环境污染和环境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煤炭生产必然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程度，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会产生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
（四）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
为了恢复和治理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资源而发生的成本费用称之为环境恢复和治理成本。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排放废水、矸石等废弃物，从而产生土地、空气、水源等环境污染，不可避免地带来地表塌陷、河流改道、山体滑坡等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此需要治理环境污染，恢复和改善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使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些成本和费用必须通过环境成本来补偿，其主要由治理费用和弥补破坏、污染所造成损失的补偿两部分组成。
（五）环境影响成本
在煤炭生产过程中，由于废水、煤矸石等废弃物的排放而损害农作物，降低耕地质量，秧及水生物；由于采空区的形成，需要搬迁村庄，修建铁路和公路，对此需要进行赔偿，发生成本费用，称为环境影响成本。
（六）自然资源再生成本
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以总体资源不枯竭为前提，所以煤炭企业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寻找和研制代替煤炭资源的新资源，这种投入即为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成本，另外煤炭资源枯竭进行停产、转产而应予以补偿的价值，这部分成本称为自然资源再生成本。
（七）环境改善成本
为了改善和美化矿区环境，需要进行植树、绿化以及构筑各类景观设施；为了改善工作环境，采取措施隔离噪音，降低粉尘等，这部分成本费用，称为环境改善成本。
（八）不确定性成本
不确定性成本指与不确定性环境问题相关的成本。其主要包含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产力降低成本，潜在环境负债成本等。
三、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成本影响因素分析
煤炭生态环境成本受社会、经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它不仅是煤炭企业微观生产活动中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而且是因生产和消费煤炭产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生态环境资源质量退化成本，煤炭资源消耗占用成本以及因煤炭生产活动造成的灾害和影响成本、人类健康损失成本等。笔者将影响煤炭生态环境成本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水平加大了煤炭生态环境成本
经济发展水平对煤炭生态环境成本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在煤炭资源是主要能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规模越大，煤炭资源的消耗量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越大，治理环境和恢复、改善生态环境的支出越高，即煤炭环境成本越大。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越高，社会对生产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的约束越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也越完善，对煤炭资源的开采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无论从社会（国家）还是从煤炭企业来讲，对生态环境的投入越大，煤炭生态环境成本也就越高。
（二）科学技术进步严重影响着煤炭生态环境成本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煤炭企业生态环境成本影响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出现了大型采煤、掘进机械，产生了垮落式、放顶式采煤技术，煤炭产量不断提高，开采的深度也越来越深，三废排放量越来越大，煤炭资源的丢弃越来越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将使煤炭环境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煤炭环境污染的保护技术、洗选煤技术等越来越先进，这些技术的发展，都将使煤炭环境成本不断降低。从总体上来讲，随着煤炭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强化，环境保护由侧重于事后治理不断向事前预防、事中延伸，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煤炭环境成本则越来越低。
（三）煤炭环境成本随着矿井开采年限增加而提高
随着煤矿开采年限的增加，生产活动的区域范围会不断扩大，开采深度不断延深，致使井下排水量不断增加，煤矸石等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不断加大，空气污染程度不断提高，塌陷区面积不断扩大，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加大，致使煤炭环境成本随着开采年限的增加而上升。
（四）煤炭资源供应量和能源结构制约煤炭生态环境成本
根据有关研究，环境系统的资源供应量存在一个临界值，这个值就是环境系统自净力。在临界值范围内活动，环境系统的资源供应量是无限的，超过临界值范围，资源供应量是有限的，而且随着人类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和活动量不断增大，环境资源供应量越来越少，环境质量不断退化，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知，煤炭资源供应量和能源结构对煤炭环境成本具有直接的影响。煤炭资源供不应求的程度越大，在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越高，煤炭产品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量越大，社会对煤炭生产活动的限制越低，在进行社会经济政策选择时，就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价值为代价，换取煤炭生产的快速发展，由此煤炭环境成本越高。
总之，煤炭生态环境成本既有与其它行业环境成本相同的属性，如环境影响成本、环境保护与预防成本等，同时，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使其又有自身的特点，如资源耗减占用成本、自然资源再生成本等，而且煤炭环境成本变化与服务年限有关。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是复杂的，只有正确分析煤炭企业的生态环境成本，合理地确认与计量，才能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企业、环境“三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金平.矿区直接环境成本评估[J].能源环境保护，2003（1）.
[2]谢琨.企业环境成本分类及会计实施[J].四川会计，2002（5）.
[3]中国煤炭学会.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几个重要领域的研究[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9.
一、概念、范畴定义
(一)生态环境意识本调查研究的指向为“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笔者将生态环境意识定义为:是人们对自然生态自身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方面的了解、领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态度、行为动机、行为能力。生态环境意识构成可以简略分为知识、态度、践行三个方面，之所以将生态环境方面的践行活动纳入调查研究，是因为践行是知识、态度的延伸，也是特定的认知与态度的反照。本调查研究着重于大众层面的感知、态度和行为倾向。在大众语境下“环境意识”与“生态意识”涵义相近，但在学术语境下“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通常有“浅绿”与“深绿”的差别(见下述“浅绿”与“深绿”的论述);而环保意识则是在上述环境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保护环境的认知、态度、潜在能力的概括表述，是具有正面价值取向的环境意识;目前国内多数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集中在“环保意识”上，但在当下“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意识主导下，这种“环保意识”，与国际上主流的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反过度工业文明、反“现代性意识”、反消费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价值取向往往相反。在这种“可持续发展”主流意识主导下的“环保意识”研究的通常缺陷是，其一，对环境保护的真正意义不作追问，而常常将环境保护的意义困囚于为人类的发展的需求上;其二，这种研究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的价值取向对民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实际上可能在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使民众更远地偏离真正的生态意识。
(二)知识、态度、践行生态环境意识从知识方面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和环境问题的感知、了解和领悟;从态度方面则表现为情感、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是了解和领悟的自然延续;而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践行是知识、态度、行为倾向的进一步延伸，可以反映出行为主体生态环境意识的特点、方向、强度等;对上述生态环境意识的三个方面我们也以知晓、认同(对生态价值观的认同)、践行来简略表述，同时也就有了知晓度、认同度、践行度的量化(强度)概念。
(三)“环境素养”与生态环境意识美国学者Roth在1968年首先提出“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的概念，后来联合国出版物中曾以全人类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literacyforall)为题，将环境素养描述为“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可提供“基础的知识、技能和动机，以配合环境的需要”，并“有助于可持续的发展”。Roth认为有环境素养的人具有下列特征:(1)对整体环境的感知与敏感性;(2)对环境问题了解并具有经验;(3)具有价值观及关心环境的情感;(4)具有辨认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5)参与各阶层解决环境问题的工作。后来其他国外学者又补充了诸如“具有补救环境问题的策略知识”等环境素养内容。其实“环境素养”含义与本文生态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因而本调查研究在设计市民生态环境调查问卷和访谈调查纲要时参考了Roth和联合国组织提出的“具有环境素养的人的特征”之内容，并结合本调查具体目标，设计了调查研究具体内容。
(四)自然亲和力人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源于人类本有的自然属性，源于先天的本能，这种本能表露人类自身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亲和自然是人自身对大自然回归和再认同的内心渴望的表现。因而，在人的生态环境意识中，对大自然的亲和力是最底色的、最纯真、最真实的部分;亲近、向往和敬重自然生态是最具指标性的生态意识组成部分;与之相反，不爱自然，价值指向或多或少已经偏离人类的本性，诸如“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开战”的理念，以及贪婪无度的消费主义，正表露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本调查研究将自然亲和力设为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标准之一，作为测试市民生态意识的“纯度”和真实度的重要指标。
(五)“浅绿”与“深绿”在较为正式的学术语境表述中，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以生态整体主义包括“深生态学”为代表)是有较大区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它们都提倡保护环境，但在为什么保护环境的出发点和目的上是不尽相同的。环境主义(或“环保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出发，以人类的需求和利益为唯一或主要诉求去保护环境，以延续人的利益的不断满足;而生态主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可持续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价值尺度，进而以此作为判别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意义的终极标准。真正的生态主义强调自然万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平等权利，而不是仅以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考虑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它反对以人类的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来对待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上述两种理念均被视为绿色意识，但环境主义通常被称为“浅绿”而生态主义则被称为“深绿”。如上所述，“深绿”的生态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主张动植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类的需求为转移的自在价值和主体权利。在本调查研究中，我们虽然将上述两种意识均视为生态环境意识或“绿色”意识，但也关注了调查对象在“浅绿”和“深绿”上的差别。
(六)影响因子关于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有多种解释，本调查研究执行人从以往的经验观察、研究以及文献研究推断，在我国现阶段，影响制约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成和变化的两个重要直接因素是市民的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和广义的“发展观”(包括消费观)。为证实该推断，本调查在调查研究工具中设有相关求证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生态意识水平、状况1．经过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我们发现，无论是参照Roth的“环境素养”的要求所进行的综合调查评估，还是按照本调查研究执行者设立的“综合评价表”对样本问卷的量化分析评价，西安市民的整体生态环境意识处于中下等水平。本调查对生态环境意识的综合测度，规定环境意识综合指数的阈值为0至100分，根据多方文献检索和分析研究，确定评价级别如表1所示:2．从知晓、态度方面来看，综合调查显示:(1)西安市民对生态环境及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的知识、知晓处于中等水平;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认同度处于中上水平;(2)然而关于态度、价值观方面的综合调查评价显示，西安市民对环境保护的价值、意义认知有限，缺少积极、主动、深入的认知和相应的价值观，其环境意识基本属于“浅绿”水平;同时受其他认知因素干扰市民对环境保护意义的认知、认同方面存在许多混乱与不足;(3)与以往的相关调查和经验观察一致，市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度、认同度与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践行度与教育背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3．践行度较低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对是否参与过“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和其他相关环境保护活动的问题中，平均只有8.76%的人回答“经常”参与，20.72%表明“有时”参与;同时，对是否有过“对污染环境的事情采取阻止等方式的行动”的问题，只有很低比例的参与者回答“经常”有(11.16%)，或“有时”有(23.11%)。对比整个知晓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3.28%)和认同度部分的综合平均分值(58.22%)，践行度分值明显偏低(46.49%);同时，对比一下市民在问卷中多数(70%以上)认为环境问题“很严重，不能忍受”的数据，这些都显示了突出的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的“知而不行”的特点。4．综合评价总体特点:(1)总体综合分值不高，知晓度、认同度高，而践行度低;(2)对生态环境价值及环境问题的认知、认同处在浅层次;(3)环保意识中功利性过强，而缺乏天然自然亲和意识。
(二)自然亲和力缺乏与自然自在价值的认知不足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我们均发现，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中的一个特点是，很多市民已经失去对大自然的天然亲和、向往，对“山川秀美”的价值已经缺少应有程度的认同，对自然物的自在价值认同度也较低;首先，这表现在很多受调查者普遍变现出来的对“现代化”的种种标志物的过度憧憬、崇拜;而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的雾霾天气缺少应有的、有足够强度的敏感反应。(2013年全国70多个空气质量监控城市排名中，西安市总体排名在倒数后十名中);对城市及周边缺少原生态的绿色景观多数人比较淡漠;总之，喜爱“高楼大厦”而淡漠“青山绿水”的价值偏好普遍且突出。在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中，在问及对居住环境选择的意愿，面对“绿色环境”和“方便”的取舍中，只有少数人态度坚决地选择了具有清新空气等指标的“绿色环境”(22.3%)。而多数人表现出迟疑，或选择了“方便”，这当然是现实生活压力的写照，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疏离自然的价值取向;其次，从对动植物的自在价值和生命尊重权的认知、态度来说，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显然还没有延伸至这一层面;多数人基本上还没有关于“动物道德权利”的概念。在关于牲畜“人道屠宰”的问题上，通常受调查者只觉新奇好笑;而在回答“你对食用珍稀野生动物或使用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的看法”时，50%以上的受调查者没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而对于对人类没有直接价值的植物(假设的某种草)的看法，有将近一半(45%)的人不认为其具有保护价值(生态价值);总而言之，多数人谈及环境保护，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可持续发展”、不影响现有的生活，而较少流露对自然生态本身多样性价值的认同和对之损毁的担忧;多数市民其“环保意识”中充斥着功利色彩;我们认为，自然亲和意识，是生态环境意识的“纯度”的测试器;从此角度观察，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纯度”不高，其生态环境意识，带有明显的“被教育出的”的特点。
(三)保护环境的意义和动机在关于什么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的问答选择中，有47%的受调查者赞成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的说法;有超过一半的人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能控制自然，更持久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说法。同时有超过三成的受调查者不赞成“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类平等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的说法。这都表明多数市民的“环境意识”还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上，而没有升华为基于真正的生态主义价值观的“生态意识”。另外，在问卷设计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的一组问题中，本问卷采用了对同一问题设立“正题”和“反题”的测试法，即设立两组价值指向相反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满足发展的需要”对比“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可持续性”等相对的问题，结果有79%左右的答卷人同时选择了价值指向相反的答案，其中46%左右的受调查人出现同时“很赞成”价值指向相反的观点，出现价值指向的“严重背离”。这都表明，市民在环境保护的目的、意义上认知不清，或存在着普遍的困惑。
(四)公民意识的缺失对生态环境意识及环保践行度的影响公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主人翁意识，当市民具有主人翁意识(并具体化为市民意识—“我是西安人”)时，其“小我”就会升华为“大我”，其行为就会体现出一种主动性、自觉性，这时自然会衍生出社会行为中的责任意识、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等;调查研究时我们发现公民意识水平低，或者说市民主人翁意识缺失或淡薄始终是影响整个西安市民生态环境意识状态的重要因素。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市民生态环境意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晓度、认同度较高，而践行度较低，正所谓“知而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所致。环境保护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为大众，也为我”的意识，环保行为本质上又是一种具有很强“外部性”的行为———即“利益外溢”的行为。当个人付出与个人回报不对等时，一个缺乏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的人是很难自觉去参与环保的。例如，在问卷中关于废旧电池处理问题，问及“是否知道废电池有害环境，及是否会将废电池扔进回收箱”时，有37%左右的受调查人回答“知道但没有做”、或“没想过这事”，考虑到西安市“废旧电池回收箱”本身设施就不完善等因素，我们调查者推断实际“知而不为”的比例会比调查表所统计的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正如调查中所显示，是因为人们觉得“麻烦”“费事”。当维护公共利益需要付出个人成本时，人们的公民意识强弱就会左右其行为选择。
(五)现有扭曲的“发展观”对生态环境意识的影响这里我们所指的“发展观”是广义的发展观，是指当下以“发展观”为核心的系列现代性话语，包括发展、进步、现代化、GDP主义、消费主义等等这种“现代性意识”。在整个访谈调查中我们自始至终感觉到来自于发展与环保的冲突的“气息”，感受到这种冲突所引发的“犹豫”与“困惑”。问卷调查中在问及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时，在(1)“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2)“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3)“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4)“要看具体情况”四个选项中，只有26.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这一选项，这一结果彰显了近年来的唯GDP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对绿色意识的“对冲”和影响。为什么这种“现代性意识”会造成对生态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呢?首先，这种以发展观为标志的“现代性意识”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体系之上的，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下，只有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万物的价值只是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发展”等“现代性意识”本身的内在价值指向本就隐含着对“自然价值”的否定。在大自然已经沦为“原料库”和“垃圾场”的情形下，人类的每一个“发展”“进步”都可能引发大自然的“退步”，由于这种发展、进步等“现代性意识”包含着人类顽固地将自然视为对象物、并对之进行功利算计的意识，这必然影响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态度并引发对大自然的离弃;具体说，扭曲的‘发展意识”、在内心深处对天然的生态环境意识的对冲，必然会降低市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水平。其次，进一步说，随着当代生态环境意识的日益觉醒，多数人并非不明白保护自然生态价值的意义，但是“发展”与“保护”本身的矛盾是一种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引发的困惑必然要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上述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矛盾”的态度的问答中，选择“发展与环保应该兼顾”和“发展是根本，兼顾环保”的受调查者共占了64.5%。这种对“发展”的不舍不弃而又想“兼顾”的心态，正是价值观上矛盾困惑的写照，同时也表明了“发展观”正是当下左右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生成、变化的最主要和最现实的影响因素。这种“二难选择”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建设和培育现代生态环境意识的当下，如何纠正扭曲的“发展观”，反思“现代性意识”对人性的异化，滤清“发展”真正的含义和价值，以“生态理性”冲抵或者替代极端的“经济理性”，这是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培育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三、结论与总结
关键词 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价值缺失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4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4
生态环境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人们却往往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瓶颈时才会注意到它的作用：全球气候逐渐变暖、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重大事故频繁，这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2009年12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世界气象大会以应付未来气候变化。根据《京都协议书》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大气中低于550ppm的CO2的浓度，每年需要花费约1%的世界GDP［1］。据我国专家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我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左右［2］。不少学者把生态环境不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把它视为一种消费品，把生态环境因素纳入最优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5］。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6］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7］。佘群芝［8］在研究EKC时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最终带来环境改善，简单地将EKC当作对环境乐观的理由，相信经济增长最终自动地解决环境问题，则是过于乐观和缺乏理由的。同时还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可以并行，其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有人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在于生态资源的产权不清晰，明确产权制度能有效解决资源环境问题［9，10］。世界各个国家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制定出一些例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保证金制度、排污许可证和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态资本化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破解提供新的思路。
生态资本化的主要表现是对生态资本的经营，生态资本经营是一种对生态资本价值的运用和消费，是为了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市场投资活动。生态资本在资本的社会循环过程中随之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资本的生态，实现资本的生态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生态资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本形态，任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都必须考虑生态方面的预期效益。重视生态建设，提高生态效益，不断增加生态资本存量，保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与重要前提。
1 生态资本形成与生态资本运营机理
1.1 生态资本的形成
生态资本最初提出是源于国家债务问题的讨论，Vogt认为自然资源的耗竭必然降低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所以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国家发展的资本，称自然资本或生态资本(nature capital)。生态资本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要素之一。保罗•霍根［11］在《自然资本论》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自然看作为一种资本，认为任何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转，都必须具备四种类型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自然资本。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只包括三种，而忽视第四种形式“自然资本”，即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组成。生态资本是所有能创造效益的自然资源、人造资源以及生态服务系统,具有生态服务价值或者生产支持功能的生态环境质量要素的存量、结构和趋势。生态资本包含内涵有许多，主要有：①必须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才能有可能成为生态资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能转化为生态资本，只有真正创造利润才能成为资本的一部分。②所有符合生态资本条件的人造资源都能成为生态资本，这扩大生态资本的界限。③具有价值的生态服务都能成为生态资本，如美丽的风景向人们提供美感、娱乐休息，以至满足人类精神文明和道德需求等生态服务功能。
严立冬等：生态资本运营价值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生态资本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利用外部性的一般原理简要分析生态资本的形成过程：在图1中，横轴主要包含两个变量，即商品产出以及生态损失。SP表示商品的供给曲线；SEC表示边际外部生态资本曲线，也即为生态损失的“供给曲线”。因此，商品的社会总供给ST=SP+SEC，商品需求曲线为D。解决该问题的最优解是在原基础上征收t，它就等于在最优条件Q*下的外部社会成本即为生态资本［12］。
图1 具有生态外部性的商品供给与需求曲线
Fig.1 Commodity supply and demand curves
with ecological externalities
1.2 生态资本运营涵义与运营机理
生态资本运营是一种通过对生态资本使用价值的有效运用，即对其运营过程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依据生态产品的消费及其形态的变化，实现生态资本长期收益整体最大化而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需要不断地发现新的生态要素，发明新的生态技术，提高产品的生态位，维持较高的收益率，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态化。生态环境因生态资本的增值而改善，生态资本因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得以保证其受益的长期性和增值的整体性。在生态资源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前提下，生态效益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经济效益。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两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树立的正确“生态效益观”。生态资本运营的目标就是在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下，使生态资本更有效率，并不断地扩大生态资本生态功能和服务，增进生态效益，使生态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增值与保值。
生态资本运营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完成一个生态环境建设的良性循环，必须要增加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由图2可知，生态资本良性运营具有三个环节，第一环节：生态资本要素化，通过生态化市场，以生态化需求为依据，促使生态资源要素化来实现生态资本的货币化价值。第二环节：生态环境质量修补建设，将生态资本货币化的收益用于生态资本投资、生态化技术创新以及生态产业化的发展；通过生态投资来促进生态工程建设来修补生态系统的生态损耗，并使生态资本各组成因子结构趋于优化；通过生态观念创新、消费方式转变以及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维护生态环境；由于生态化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生态产业化来改善资源的利用效果水，来改善生态环境；以提高资源节约效率、降低资源损耗，所有这些都将从存量上和品质上维护，进而增加生态资本。第三环节：生态资本进一步货币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2 生态资本理念与生态资本运营价值缺失
生态资本运营的推出是基于生态环境管理的隐性缺失。由于生态资源公共产品以及生态投资外部性的特点，
图2 生态资本运营机理
Fig.2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导致现行的生态环境政策与措施错位。生态环境管理的隐性缺失，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资本运营从理论上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生态基础，生态资本运营的目标就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生态资本运营在实践已经广泛实行，在国外，生态资本运营在实践中应用比较早，并取得较好成绩。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美国环保企业家通过商业化手段拯救野生动物、保护自然风景，改善水质等，在投身环境保护的同时创造丰厚的利润［13］。在国内生态资本运营也有比较成功实例。例如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中，江苏省无锡市积极强化“环境就是资本”理念，通过太湖的五里湖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和美化周围生态环境。经过测算，五里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将使周围的环境资本增值50-60亿元［14］。此外在海南省、贵阳等地方充分实践生态资本运营也取的可喜成绩。
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必须树立大众性的生态资本理念，目前关于生态资本理解仅仅还局限于学术界，但是在政府层面与民众层面还比较缺失。虽然生态资本运营在我国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并不能抹灭政府与民众对生态资本理念的缺失。因此，政府未能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无法形成有效的生态资本运作市场。民众对生态资本理念的缺失也无法对生态产品形成有效需求，不能有效促进生态资本运营健康、稳健的发展。2009年11月27日，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减排40%-45%的目标，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生态资本理念作为支撑，生态资本理念缺乏导致生态资本运营价值缺失。
第一，生态资本运营的效用价值认识误区。生态资本运营的效用价值认识误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观点一是认为生态资本是不存在价值的，生态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免费公共资源，因此，生态化资源不存在私有产权问题，是公共物质，其产权属于人类，私人获取生态资源就不能存在付费问题；观点二，生态资本运营不能实现。生态资本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很广，对于一个抽象的、内容难以确定的事物，进行运营是不存在的；观点三是生态资本的价值大，其价值在现行的技术条件下是没法实现的。
第二，生态资本运营的生态要素认识误区。生态资本在理论界中认识还存在差异，至今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对生态资本的内涵与范围的认识也不统一，特别是对生态资本的要素认识不统一，这为生态资本运营带来很大的困境。大部分生态资本在现实中存在市场价值，因此，选定适当的价值评价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现行的资源环境估价方法并不统一，各方法适用的范围与适用方式不同，在计算价值时存在很大差异，这为生态资本价值估价带来很大的困难。生态化资本运营是以市场手段来实现生态资本货币化，实现生态资本的价值，生态资本价值实现的前提就是价值能被认可和正确估量，否则，生态资本运营就难以实现。因此，生态资本要素正确认识与否成为生态资本良性运营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生态资本运营的社会价值缺失。生态资本运营着重要在市场中去完成，这就需要社会的全员参与。如何保证生态资本的质与量，这也成为生态资本良性运营的另一个关键点。生态资本的形成与维持离不开生态投资，由于生态资本的公共产品的性质，造成“搭便车”现象频现，导致生态环境的投资主体比较单一，主要为政府，因此，我国形成以政府为主体长期投资机制，政府包揽了生态资本形成的决策、规划、投资、运行与管理的所有过程。这种高度垄断的行政行为，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在现行的经济社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单一投资机制必然会导致无决策自、无盈利要求、无激励机制的政府性质的生态环境类投资公司，因权、责、利不清晰而失去生态资金资本化经营的基础，从而造成运作成本很高、经营效率极低，导致政府财政或政策性生态资本积累十分缓慢。生态资金的投资效率低下，生态资本的损失状况严重，这往往与缺乏有效投资政策存在密切关联。制定有效投资政策，就能优化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这对解决生态危机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生态资本运营的生态文化缺失。生态资本运营不同于其它资本运营的方式，它着力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需要从工业化文明指导思想向生态化文明思想的转变，以生态文化为理念指导生态资本运营。但是，现存的生态资本运营实践并未跳出传统思维，出现各种不和谐音符。地方政府追求局部经济利益，追求政绩经济，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导致生态资本损失的速度远高于生态资本注入的速度，生态资本存量呈现严重的下降趋势。生态资本运营中的生态文化缺失，导致运营主体的指导思想混论，丧失价值取向准则。
3 生态资本要素与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
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研究的焦点。生态资本化成为现行解决的可行方法之一。生态资本化的核心就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提供生态基础。生态资本化的关键取决于生态资本要素，通过生态资本要素化来实现生态资本的价值。生态资本运营就是要增进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而生态资本要素化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基础。因此，生态资本要素与生态资本运营本质上是一致，符合生态资本运营的价值取向。
3.1 生态效用价值取向
生态价值是生态系统独特价值的体现，主要意指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和生态效应价值。对于不同的生态系统，要想保有和利用它的生态价值，就必须要求人类活动或自然侵蚀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或破坏不能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超出这个极限，生态系统就会受到破坏，它的部分或全部生态价值就会消失，也就是说要保持生态系统的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
生态资本运营能够增进生态资本存量，充分体现生态效用价值倾向。根据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生态资本系统自身规模的增大，人类社会所享用的生态化产品（包括生态服务）就越多，生态价值的总量就会增大，生态价值的边际量就会减少。反之，生态价值的总量就会减少，生态价值的边际量就会增加。
但是如果通过生态资本有效运营，提高运营效率，人类经济活动所引起生态资本损失的规模缩小到一定生态安全标准之下，则生态价值的总量并不会按照相应比例缩小，生态价值的边际量也会相应增加，则生态价值就会增值，反之，生态价值就会消失［15］。
生态资本的生态价值与一般的产品价值变化具有亦同，这即为生态价值的刚性。本文通过图示来描绘生态价值的刚性规律。图3表示一般物品的效用总量TU随物品消费量Q的增加而增加，边际效用MU（效用曲线切线的斜率）随物品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图4表示只有在生态系统达到一定规模，即在刚性极限QM以上时，生态价值效用总量TUE才会随着生态系统规模QE的增加而增加，边际效用MUE（效用曲线切线的斜率）随生态系统规模的增加而减少；在刚性极限QM以下时，生态价值就会不存在，相应的生态价值总量TUE就为零，而从曲线图上看，在QM处曲线不是连续的，因此不存在导数，MUE也就不存在。
图3 一般物品消费的效用曲线和边际效用曲线
Fig.3 General consumption goods utility
curve and the marginal utility curve
图4 生态价值的效用曲线和边际效用曲线
Fig.4 Ecological value utility curve and
the marginal utility curve
生态价值刚性规律预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控制生态资本损耗在经济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生态资本运营能增进经济社会发展所损耗的生态资本量，并保持资本的增量，提升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效率。为了保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代际之间对生态资源的分配应以不伤害生态资源的增殖功能为原则，一定量的生态资源在代际间的分配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得出：
Q=ΣQt(1+r)t（1）
U(Q)=ΣUQt(1+r)t（2）
其中QM≤Q≤QE，t=0，1，2，…
则构建拉格朗日函数为：
L=ΣUQt(1+r)t+λQ-ΣQt(1+r)t（3）
求导解得：
LQt=Qt(1+r)tQt-λ(1+r)t=0（4）
则，U(Qt)U［(1+r)t］=λ(1+r)t（5）
在式（5）中，两边同时乘以(1+r)t，则有：
U(Q0)Q0=U(Q1)Q1=ΛU(Qt)Qt=λ（6）
从式（6）可以知道，只有当同期或同代人的生态资源消费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时，则消费分配才合理。通过生态资本有效运营，能提升生态安全标准或改善生态资源消费质量来降低消费量，这样将使当代人的消费水平降低到刚性极限QM以下，从而使生态资源就会得到保护，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基础。
3.2 生态要素价值取向
生产要素一直是经济社会增长的主要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该方法把经济增长的来源分为三个要素：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学者利用索洛的增长模型建立生产函数来测度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据测算1978-2002年，我国经济年增长率9.3%，其中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展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32%，经济增长，离不开的生态资本投入的贡献［16］。
生态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经济社会增长的四个主要投入要素，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Y(t)=K(t)αH(t)βS(t)ηE(t)γ［A(t)L(t)］1-α-β-η-γ（7）
其中α＞0，β＞0，η＞0，γ＞0，α+β+η+λ＜1，K为物质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存量，S为社会资本存量，E为生态资本存量，A为技术水平，L为工人数。
生态资本投资模型为：
E•(t)=sEY(t)=mE(t)（8）
其中SE为资源中用于生态资本积累的比例，则生态资本的运动方程：
E•=sEKαHβSηEγ(AL)1-α-β-η-γ（9）
对方程Y(t)=K(t)αH(t)βS(t)ηE(t)γ［A(t)L(t)］1-α-β-η-γ求对数：
LnY(t)=αLnK(t)+βLnH(t)+ηLnS(t)+γLnE(t)
+(1-α-β-η-γ)(LnA(t)+LnL(t))（10）
在方程两边求导：
dLnY(t)dt=αK•(t)K(t)+βH•(t)H(t)+ηS•(t)S(t)+γE•(t)E(t)+(1-α-β-η-γ)L•(t)L(t)+A•(t)A(t)=αskY(t)K(t)+βsHY(t)H(t)+ηsSY(t)S(t)+γm+(1-α-β-η-γ)A•(t)A(t)+L•(t)L(t)（11）
设G(t)=dLnY(t)dt，则
G(t)m=γ＞0
从构建的经济模型可以看出，生态资本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规模报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产量的多少不仅与物质资本、有效劳动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有关，而且还与生态资本有关。资本存量的稀缺性使得生态资本对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作用也越来越显著。②在保持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生态资本可以使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即生态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一致性。③工人人数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生态资本增长率(m)取决于产量中用于生态资本积累的比例(SE)、总产量(Y(t))和生态资本存量(E(t))三者的共同作用。生态资本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对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
生态资本要素化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前提和条件，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能够促进生态资本要素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积聚更多的生态资本存量，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
3.3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和谐的本质就是要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社会效益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福利水平增涨。增进社会福利水平，就必须要保持社会的生活的舒适性与社会收入水平的持续性。生态资本运营就是要为社会提供舒适性享受，所谓舒适性享受是指由于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人们得到欢娱享受，从本质上来看它属于一种消费，是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按照持久性收入假说，消费函数为：
Ct=C•Yt（12）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t为现期持久收入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设对生态产品的消费Esc与总消费水平Ct成正比，即：
Esc=βCt（13）
其中β是生态产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两式相代得：
Esc=β•Ct•Yt（14）
从以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一般就只考虑了生态资本作为资源形式的投入，而没考虑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和提供舒适性享受两个方面的贡献，因此考虑两方面的生态资本动态模型为：
E=Etr+Esd+Esc（15）
其中，E为生态资本损耗，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的生态资本投入，Etr为自然资源资本损耗或投入，Esd为用于消纳废物的资本或对环境容量的损耗损失，Esc为在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损耗资本或用于消费的环境资本。E越大，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损耗越大，生态资本的投入越多。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实现可持续收入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质体现，可持续收入充分说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实际财富和居民福利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SI=GNP-Dm-Dn（16）
其中，SI为可持续收入，Dm为物质资本的折旧，Dn为生态资本的折旧。当生态资本投入到经济生活时，它就转化为折旧Dn。假设经济活动过程中只有生态资本投入变化，其他因素都不发生变化，那么t期：
Yt=Af［(K+E),N］（17）
则可持续收入为：
SI=Yt-Dn=(1-λ-βC)Yt-E
=(1-λ-βc)Af［(K+E),N］-E（18）
可以看出经济活动的生态资本损耗系数λ越高，生态产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β越高，可持续收入越低。生态资源的投入，能促进了当期国民财富的提高，但是并非能在可持续收入中充分表现，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资源不是投入越多越好，而是要提高生态资源的使用效率［17］。
生态资本运营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来合理配置生态资源，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增进可持续收入的水平，就离不开生态资本存量的保障，只有通过生态资本的有效运营，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3.4 文化价值取向
生态资本运营的本质就是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长期以来人类经历着工业文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与现行经济发展的趋势格格不入。生态资本运营的实现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生态文化就实现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核心文化。生态文化主要是人们根据生态关系的需要与可能，最优化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以及制度的总和，这说明生态文化是符合生态科学的文化。生态文化适应了当今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真谛。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生态文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对现存的环境问题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以及更高层次的反思，才能构建先进的社会文化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文化对环境保护的能动互带作用，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文化的核心思想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
生态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观念的创新，它最先体现出就是人类的环境意识，集中表现则是人类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资本运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生态文化从本质上是一致的。要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体系，必须借助于环境教育、环境法制、环境经济和环境政策等手段。生态资本化是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种经济手段。建立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无偿使用生态资源的习惯，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资源这一特殊公共产品在消费中的合理价值定位，可以促使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对资源环境的损耗成本，可以促使企业考虑环境成本问题，可以促使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环境成本比较小的产品，从而实现从源头上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生态文化就是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资源的可循环利用性、生产高效性、消费的充分性等等，通过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建立，对于深化生态文化的影响，倡导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以及高效生产和消费等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18］。
4 结束语
如何协调好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权之间的关系，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孜孜不倦公共探讨的问题。生态资本运营的价值取向倡导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权之间的协调发展，寻求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生态资本运营通过市场化行为，使生态资源资本化，以货币化形式实现生态效益补偿，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权并行不悖。通过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生态资本化，能协调区域关系，凸显生态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逐步缩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将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行业的生态成本内化，提高全社会对生态保护的关注和参与的积极性，降低生态保护的成本，通过一些预见性补偿维护，来阻止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资本运营的价值取向与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实行生态资本化运营有助于以经济和市场化调节手段，来协调各方利益，激发全社会促进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创造活力，逐步缩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在保持生态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走向生态资本运营价值取向所倡导的经济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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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Capital Operation
YAN Lidong1 LIU Jialin1,2 CHEN Guangju1
(1．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Wuhan Hubei 430073,China;
2.Humam Institut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Hunan 417000,China)
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教育；环境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1-0026-02
人类总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社会经济生产的高速发展，却最终引发严峻的生态问题从而制约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生存。因此，提高生态文明，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是全世界应共同培养的道德观与世界观。而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其应树立牢固的、正确的生态价值观，通过科学严谨的生态教育激励大学生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责任与义务，进而更好地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
一、开展生态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有效培养大学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面对大量的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严重且生态开始面临退化我国对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日趋重视。尽快建立自然环境保护意识成为我国当务之急的工作内容之一。然而，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所有民众的投入和力量，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多人才的加入，所以教育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保障与平台[1]。众多人才领域中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程度的高低，能直接作用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因此，高校教育尽快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教育，不只是环境对时代的要求，更是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大学生要依据教育培养自身正确积极的价值观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打造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态文明。
（二）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态教育所传达的既是自然环境知识也是生态保护意识，针对大学生开展生态教育可以培养其科学、低碳以及环保的生活形式、思维角度以及价值理念，同时也可使其道德及素养有一定的提高，对生态环境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从而自觉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与义务，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向前发展，最终促使各阶层各领域群体树立尊重生态环境的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高等院校对大学生开展生态教育的结果将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生态环境的认知，甚至会作用于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的好坏。可见，高校开展生态教育对我国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
（三）增强大学生综合素质
生态文明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旨在培养学生清晰地认识当前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培养科学的发展观，了解现有自然资源不合理使用产生的后果。生态教育的开展可以帮助大学生自觉运用所学专业知识与自身职业目标相融合，建立符合学生特有的知识理论与技能，使学生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人类、社会及生态三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在道德和价值观上形成正确的生态环境意识。所以，在大学开展生态教育不能认为是单一的课程内容，而应成为促使大学生发掘当下环境的严峻性，形成科学的生态世界观，最终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二、生态教育在大学开展的路径
（一）增设关于生态教育的课程
现代高等学校教育不只是将固有的知识内容传递给学生，更应通过对知识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因此，大学应多增设生态教育课程，可将生态教学融入学校的教育及教学评价系统中，以保证生态教学切实展开，真正将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意识传达给学生。如可增设专门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以及文明行为的建设等课程，在学生间围绕生态环境的重点问题组织有关的课题讨论及研究，其涵盖的内容可以从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理论、国情现状、法律法规、现有的文明建设情况以及面对的问题等入手。通过多种形式的课程增设帮助学生真正认识自然中的生态环境系统，清楚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意义。学生也可通过反复认真地学习掌握全球生态系统的原则、组织形式、调节规律，例如自然环境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依存性、丰富多样性以及稳固性等。通过对内容系统的学习使大学生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同时大学生经过相应的原理与知识的汲取，可以构建出个人的思维方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正确掌握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二）将生态环境意识“渗透”到教育中
为最大程度激发大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积极性以及创造力，从而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价值观、道德意识以及科学行为，高校可在教育课程中加入一定的生态环境意识，影响学生的思维与行动。生态环境普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价值取向的错误影响到个人行为的缺失。因此，高等院校可依据现今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大学生思想意识觉醒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现状等作为生态教育的前提，以经济效益为环境保护与治理方式选择的条件，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方式方法用以保护生态环境。
运用渗透形式进行生态教育时应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大学生对生态环境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明确人类在自然中并不是处于唯一的主体地位，其他生态物种所处的位置与人类相同，进而对人类的行动与意识重新调整，使其行为最终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与规律。生态教育课程的渗透形式能有效帮助大学生建立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树立优异的生态意识，拓展正确的行为能力。
（三）开设专门的生态化课程
在全世界倡导低碳节能，改善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生态教育不仅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同时切合了时代的要求。因此，高校不妨以学生的自主发展为主要内容，全方位多样化学习为条件，建立适合大学生学习的开放式生态课程体系。在大学开设生态课程其基本原则是让学生走出书本与课堂，走进自然和生活，以实际的观察与感受来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高校旨在培养全方位人才，因此应对各教学资源进行科学整合，用最合理的组合形式将多样性的生态课程提供给学生，使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学习情况及思想意识进行自主的选择，最终达到促使其多方位发展的目的。同时生态课程的设立可鼓励学生多与自然环境亲近，进而发掘学生的各项潜能，提高其动手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该课程开设后其重要性应与政治等基础学科一致，同时结合现有的资源具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例如针对生物多样性的衰减、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构建等课题进行开课、讨论和研究。
（四）开发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
我国大学开展生态教育的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教学形式过于单一枯燥，因而无法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意识转化到学生的行动中，不能使学生将其融入到个人生活习惯里。所以，高校教师要尽快开发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拓展全方位的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生态环境危机感，培养生态文明及自然环境保护意识。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生态教育课堂中讲述的科学知识可以让学生灵活运用到生活实践中，不仅巩固了知识内容，增强了个人动手能力，同时有效地加深生态环保意识。教师可辅助学生组织开展关于生态、自然以及环境保护相关的调研、讨论以及活动等，学生既在过程里享受到实践学习的乐趣，又能以亲看、亲听、亲感受的方式对生态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建立相关社团。高校应积极倡导鼓励学生在校内建立关于生态环保的社团，不仅能在校内开展各类活动用以推广生态文明和自然保护意识，还可以与校外的环保组织进行联合活动，这样既能展现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也能唤起社会群众的环保意识。
3.针对环保日开展校内活动。在专门的环保日，学校可积极组织各类演讲、摄影、辩论以及讲座等活动，如在每年定期的地球日各社团可针对生态环境的知识点、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政策进行演讲或讨论，从而使更多学生了解我国及世界自然环境、动植物以及各类资源的恶化和保护情况，我国针对生态环境所颁布的各项法律政策执行与管理情况，并学习一定的治理改善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法，营造良好的生态学习校园氛围。
（五）引导学生过低碳生活
高校开展生态教育课程不光要教导学生科学知识和理论观点，更要引导学生从自己做起，积极响应低碳生活。低碳生活主要是消费形式的低碳，不单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还包含对自然环境的消费，大学生应做到节约和理性购买，以个人健康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进而做到健康消费。如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做到少购买衣物、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具、不购买毛皮制品、节水节电、不随地扔废物等，养成不浪费、爱节约、重低碳的生活方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教育必不可少，其具有的前瞻性特点能有效地使大学生对人类、社会、环境三者的关系进行正确的理解和处理。高校实施生态教育一方面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从而更好地促进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另一方面带动社会群众培养积极的生态环境意识与行为，进而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活文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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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库建设；生态环境；模糊综合评价
【分类号】：TV61；X820.3
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时间、空间具有明显的不均匀性，水库的建设开发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水库建设在带来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露出来，如河流枯竭、泥沙淤积、生态恶化、物种减少等。随着公众生态意识的日益提高，水库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通过对水库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提出应对措施，将有利于减少工程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地发挥其功能，能更好地协调处理水库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生态健康水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资产及其价值
1、生态资产及生态资产价值的含义
生态资产是人类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其含义为， 生态资产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 是能以货币计量且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生态资产是在自然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两者的结合与统一。生态资产包括生境资产、生物资产、基因资产和生态功能资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切自然资源、生物资源、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的服务功能逐渐皆被人们认为是生态资产。生态资产价值是指在一定时空内自然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够增加的以货币计量的人类福利，包括可以商品化的价值， 主要指自然资产价值，如土地资产、水域资产的价值； 也包括非商品化或难以商品化的价值； 主要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形成的资产， 如环境净化、洪灾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质量的维持、美学及文化效益等。生态资产价值被认为是生态系统中有形的物质资料和由系统产生的隐形的服务功能的价值的总合。
2、生态资产价值的类型
生态资产的总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构成。其中直接使用价值包含可供商业生产和市场交换的产品价值， 如电力、建材、食品等； 间接使用价值主要包含无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如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环境净化、防洪减灾、娱乐文化等； 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能直接利用或间接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如对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潜在用途的将来利用和保护费用； 遗产价值是为后代保留某种资源的使用价值和准使用价值而愿意支付的费用， 如珍稀物种、特殊生境等； 存在价值是指人们为确保某种资源的继续存在而自愿支付的费用， 是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 如人们希望海中有鲸， 水中有白鳍豚， 陆上有大熊猫， 山上有老虎等。存在价值亦包括伦理价值。
3、生态资产价值的特征
生态资产价值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具有公共所有性、社会资本性、空间流动性等方面。公共所有性， 即生态资产属于满足公共需求的公共所有物， 产生的效益为外部经济效益， 多
数产品不存在市场交换和市场价值， 具有无价格和非市场价值的特性。社会资本性， 即生态资本在作为生产资本的同时具有社会资本性。以果林为例， 它是果林业主从事林果开发活动的生产资本， 果林在为业主实现生产水果效益的过程中， 同时具有涵养水份、固土保肥、释氧及净化环境等公益功能。空间流动性， 即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是间接的，可能需要通过某种转化机制的转换， 在空间上流动到一个具备适当条件的地区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如为了利用江河流量， 就需要建造水电站，从而使河流的势能转化为人们需要的电能。
二、水库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水库建设对水质的影响
拦河筑坝改变了河流的水动力特性，河流因建坝而经历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变化会极大地改变原有水质状况，主要表现为水库水体盐度增高、水库水温分层、库中藻类繁殖加剧等.
（1）盐度的变化
大坝拦水以后会形成面积广阔的水库，与天然河道相比，大大增加了曝晒于太阳下的水面面积.在干旱地区炎热气候条件下，库水的大量蒸发会导致水体盐度的上升.此外，坝址上游土地盐渍化会影响地下水的盐度，通过地下水与河流的水力交换，又会影响河流水体的盐度.
（2）温度的变化
通常，从水库深处泄出的水，夏天比河水水温低，冬天比河水水温高；而从水库顶部附近出口放出的水，全年都比河水水温高.
（3）藻类的变化
大坝在截留沉积物的同时也截留了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使得水库水体更易发生富营养化现象.在气温较高时，藻类可能会在营养丰富的水库中过度繁殖，使水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2、修建水库对河流形态的影响
河流自身的健康也是需要用水来维护的，否则就不成其河流，一定的/河道内用水0才能保持河槽的相对稳定.水库拦蓄影响河道行水，以至不能满足河槽相对稳定的最低要求，并且坝库下泄的河水剥蚀下游河床与河岸，使靠近坝址下游的河道偏移、河床涮深、异常的淤积物聚集等会造成下游河道萎缩，降低其行洪能力.同时大坝蓄水对河流流量的调节，使河道流量的流动模式发生变化.筑坝使沿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水面线由天然的连续状态变成为阶梯状，使河流片段化.河流片段化的形成或加剧，使流动的河流变成了相对静止的人工湖泊，流速、水深、水温结构及水流边界条件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水库建设对区域生态的影响
修建水库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泛洪区环境的影响.洪泛是河流与洪泛区的天然属性，洪水在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河流与洪泛区景观与功能的维系上起着重要作用.坝的建设改变了河流的洪泛特性，对洪泛区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洪泛区湿地景观减少、生物多样性减损等方面.由于修堤筑坝等水利工程控制措施改变了洪泛区湿地的水文情势和水循环方式，导致洪泛区湿地生态环境功能退化[4].大规模洪泛区湿地景观的丧失使湿地对河川径流的调蓄作用大大降低.伴随洪泛区湿地景观的丧失，动物栖息地环境的改变和河道通路的阻断会使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数量发生变化，生物物种因其生存和生活空间的丧失而面临濒危或灭绝.
大坝毁坏了部分陆生植物的栖息地，使依赖于这些陆生植物生存的生物资源发生了变化.大坝还阻隔了洄游性鱼类的洄游通道，影响了物种交流，改变了水库下游河段水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等.水库削弱了洪峰，调节了水温，降低了下游河水的稀释作用，使得浮游生物数量大为增加，微型无脊椎动物的分布特征和数量（通常是种类减少）显著改变.由于大量鹅卵石和砂石被大坝拦截，使得河床底部的无脊椎动物如昆虫、软体动物和贝壳类动物等失去了生存环境.
结语：
水库在发挥调蓄区域水资源、降低洪涝灾害、获得清洁能源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对河流系统水文情势、形态、地貌、水质以及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对水库的生态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并把生态与民生理念纳入到法制规范中去，同时研究建立一套生态环境经济评价体系，把生态环境经济评价引入到项目评价体系中.对未来水库建设，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统筹考虑，保证水库开发建设既能满足人类的社会需要，又起到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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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退化现状
1、湿地植被退化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特别是开矿、开垦、水湿地改造等,使湿地面积一度减少,部分湿地丧失了生态功能,导致局部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降低,湿地调洪蓄水、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渐渐丧失。
2、土地退化
随着大兴安岭垦区的兴建和近几年的农业开发,林区东南部的大杨树、毕拉河地区,大量的林业用地被开垦,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而且，大部分被开垦的农田没有营造防护林带,土壤极易被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降低、侵蚀的表土淤塞河道,导致河流容量减少、泄洪能力差,从而成为诱发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森林逐渐减少、林缘后退,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农林牧业的发展。
3、生物多样性破坏
林区开发建设以来,由于过度采伐和时而发生的森林火灾,使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受到重创,野生动物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野生植物也呈减少趋势,导致许多常见物种变为濒危物种。
4、森林可采资源急剧减少
林区在实施“天保”工程以前,一直承担着全国商品材的生产与供应任务,由于林区开发建设指导思想的偏差,忽视了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中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由于林分蓄积逐年下降,且成熟、过熟林多分布在高山陡坡等生态脆弱和不宜采伐地带,造成森林分布不均匀、结构不合理；实施分类经营后,许多商品林区又被划为生态保护区,导致林区可采资源更加不足。
二、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
1、自然因素
（1）气候。本地区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炎热而短暂,年平均气温-5℃～0℃,日照与积温相对较少,光能和有机质利用率较低。因受东南海洋气候的影响,林区年降水量较高,且都集中在温暖季节,形成了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条件,但因冻土层的存在,导致水分除滞留在地表形成大面积沼泽外,大多进入河流而排走；由于春季气温回升快、空气干燥且多风少雨,加上蒙古草原风的作用,致使森林火灾增多,这些非正常气候因素制约着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
（2）土壤。本地区分布面积最大的土壤是棕色针叶林土,土层一般较浅,土内含有较多的沙石,灰化作用不强,地表黑土层较薄、养分含量低、利用率低,腐殖土含量为10%～30%,心土层呈棕色、结构紧密、深度不一、含大量石砾,还有成片的区域性草甸土和沼泽土,对植物生长影响较大。
（3）植被。由于林区过度砍伐森林、破坏湿地,导致区域植被减少,尤其是几次大的森林火灾对森林和湿地的破坏更加严重,使其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明显减弱。
2、经济因素
本地区虽然以林业及相关产业为主,但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忽视了自然规律,过度采伐森林、开垦湿地等行为,导致森林面积减少、质量下降、湿地生态功能不断衰退。而且区域内林业森工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加上总体经济实力不强、经济结构不够优化、林业产业化进程滞后,导致其过分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致使森林被破坏,湿地被大面积开垦,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因此应尽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确保林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3、社会因素
林区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独木支撑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严重制约了林区发展。社会的经营管理体制及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缺少大工业的拉动,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亟待改变。而且林区人口素质普遍较低，特别是社会公德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林区的发展。因此要大力调整区域内人口密度，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增强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生态发展之路。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对策
1、依法保护和治理林区生态环境
与林业发展相关的法规与政策是林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在贯彻执行现有林业行政法规、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林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产业政策,建立健全林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完善行政监察制度,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严格审批程序,依法履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法律和民主监督作用，加大新闻媒体、社会各界及群众的舆论监督力度。
2、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
林区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跨旗县、跨部门、跨行业的开拓性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各级政府部门要与林业局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加大保护力度。应重点在开发绿色产品上做文章，向绿色产业要效益。
3、依靠科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监测和科学研究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主要依据,要把生态监测和科学研究纳入各级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给予重点支持。针对林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特点,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监测及湿地和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的定位监测。另外，还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治理、湿地植被恢复与重建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的研究。
4、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63-02
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自古推崇的一种目标和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在人类追求社会不断发展、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过程中，总是造成对环境的愈演愈烈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自然对人类社会无情的报复。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就愈发严重和突出，以至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学者们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一系列的方法和试图解决生态危机之道。
一、科技再批判：生态学的理论价值
众所周知，自从蒸汽机揭开工业革命的序幕以来，一方面，科技使得人类生产力“魔术般”地增长；另一方面，正如西方环境保护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认为正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存在着浓郁的去科技化的思想倾向，认为科技对环境生态问题负有“原罪”，科技对环境污染具有推卸不掉的“原罪”性质。然而，生态者却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强调，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的。主张提倡我们反对的不应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应是科学技术生存的社会关系，即应当从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中去认识它。
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莱斯的观点可谓开门见山地说明了科技与生态环境问题间的关系。莱斯认为，科学技术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藉以凭借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并不会产生征服、控制自然的动机和目的。反对只看到生态环境是直接被科学技术破坏的这一表面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认识到在何种社会关系下，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莱斯强调，在当今世界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为了取得竞争上的优势，都竞相发展科学技术。而这种本以对人的控制为出发点的竞争，最终却发展成了以自然的被控制为结果。“现存条件下，即在激烈的冲突统治者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关系的条件下，科学这一工具是无能为力的。”①只要还有为生存而进行着的斗争，只要还有为奴役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任何一种文明下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培育出合理的人类行为。
莱斯还认为，同一种科学制度既能够把人从人类普遍的敌人（如饥饿、疾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能够支配着社会里的精英们增强其控制别人行为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意指科技这把“双刃剑”，在实际的社会中是发挥“利刃”还是“弊刃”，都不是其自身所能预料到的。因此，评价一种技术的好与坏，不能孤立地看待，只能从其存在的社会制度的使用方式中去考量。
二、变革生产方式：生态学的实践价值
如何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仅要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点是生态的核心内容，也是生态学同西方其他生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该派虽然没有“正确地解决问题，但是却正确地抓住了问题”。
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资本主义）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替代。”②生态的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派的核心思想。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呢？在高兹看来，这是由两种不同的理性决定的：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前者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为此可以完全忽视对环境的影响。后者的社会主义生态理性在生产活动中的每个环节和过程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最终追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本家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除非他们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有生态运动或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做。”③
虽然生态学者认定社会主义模式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但是又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并反复强调，能有效地实行生态保护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完全不同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高兹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图。”④因为苏联虽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反而不顾生态环境的保护，结果造成以牺牲环境来推动经济发展，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本质的区别。苏联发展的实质还是以经济理性为指导，并不是像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从而彻底的贯彻生态理性。从这一点来讲和资本主义并无区别。因此，改变传统观念，恢复生态理性，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
生态者试图改变现实的“起点”是从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普遍的“异化消费”现象的批判开始的。他们借鉴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于资本主义消费批判的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正是因为异化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出现，而且这种把人置于新的异化状态的消费，导致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
异化消费操纵人们不断地通过消费活动来缓解遭受的社会压迫、痛苦，也就导致生产“价值”目标的消失。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导致生产领域无限制地扩张。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也就只考虑“经济理性”而不考虑“生态理性”。而生态理性总是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眼光来审视整个经济的生产活动，试图尽可能少地耗费自然资源，而尽量生产出具有耐用、高使用价值特点的产品，以满足人们适度的而不是异化的需要，其宗旨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在被追求利润动机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态理性是不能施行的。
怎么样让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恢复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呢？莱斯的主张是未来建立的社会应该是“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他说：“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需要的重要地位，并且把人均使用能源及物质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并和同环境中累计的残存工业废物作斗争。未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当一系列相关政策比如说逐渐克服甚至在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的特有的贫困的政策，成为上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过渡才代表一种社会进步。”⑤亦即“经济理性”让位于“生态理性”，把人作为主体。
因此在我们“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考虑环境的承受代价。在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预防“异化消费”、过度消费等行为。
三、以人为本：生态学的精神价值
纵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索的历史，无论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后面的继承者、创新者，他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寻求人的解放。努力寻找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点，寻找人应有的价值尺度，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内涵。
早期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即“绿绿派”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是因为人类社会这个“集合”对自然界这个“集合”的“介入”。主张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应有任何的“交集”，极力主张“生态第一”、“地球优先”，强调“大自然的权利”。该派创始人莱奥波尔德的一句名言就直观表达了其核心理念：“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宣扬“大自然的权利”。有些极端者甚至把人类的存在比喻成“地球的癌症”。该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曾直接说道：“从生命共同体及其真实利益的角度看，人在地球上的消失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⑥
生态者们却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人非与生俱来的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或其他野蛮性。如果人类表现出这样的行为，那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者原罪所致，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是更为可能的原因”。⑦即他们认为反对的不应是“人类中心”，而应该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方式。并且人与自然关系出现的问题，根源是人与人关系层面出现问题。因此，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单纯“溺爱”自然而放弃人类的价值尺度就能解决问题。
马克思早就指明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应坚持的价值尺度：“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⑨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生态者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佩珀所强调的那样：生态学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他虽然承认人类精神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人与自然交往中的非物质往是这种精神的满足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拒绝生物神秘论和自然中心论以及由此所可能产生的任何要求放弃人类价值尺度的主张。人类今天所观察到的自然是被社会化了自然，是在与人类有机的交往中才具有的状态。人类也是自然的，也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人类社会，自然也同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放弃人类的尺度，崇尚“回到丛林”的自然观只能是陷入“自欺欺人的迷局”。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生态学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应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处理与自然关系时应具备的精神三个方面，让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对该派的理论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因此，要进一步研究该派的理论，挖掘其理论价值，以便让其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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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出版社，1996.107.
②⑤⑦大卫・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③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7.
④安德烈・高兹.经济原因的批判[M].商务印书馆，1989.4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价值； 生态环境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42－04
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研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系统研究并渐成热点，其间最为大家所关注和阐释的问题之一，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准确界定和科学解读。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界定和内涵理解是否全面、准确、深刻，不但关涉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以及如何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等问题，还关系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创新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
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者通过对CNKI期刊数据库，对搜索到部分文献进行了仔细研读，有以下一些思考和体会。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研究现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
张花花、王墨菊、杨亚萍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问题，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告诉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遵守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和准则，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养成热爱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思想政治品德，并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而马万宾、杜文玲、肖春雷等则认为，生态价值的字面含义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即指生态所具有的价值，是就人与生态的主客体关系而言，指生态对于人的需要的意义；二是生态性价值或对于生态的价值，即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活动来满足生态的价值。这种意义关系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并进而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也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
从以上定义中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明显有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不但应包含“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也应包含“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国内学者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建立在“生态的价值”基础之上，其主体是人，是作为类主体的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同时也强调生态对于人这个主体的意义关系；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的价值”，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的价值，即生态是价值作用的对象，这个价值直接作用于生态。此时价值可表现为正价值、负价值。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分类，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还未细致并且观点大致统一，马万宾、肖春雷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为不同价值。从主体角度一般都划分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又被化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其中，生态价值还可以细分为生态的资源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生命维持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等。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的意义
综合汪倩倩、杜文玲、肖春雷、杨亚萍等学者的观点，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的价值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是一种发展性价值，是随着近年来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后才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空间，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才能逐步缓解生态危机。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概念的再思考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再思考
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科学定义，首先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一是“生态”。狭义上，“生态”通常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广义上，“生态”可以泛指一切生命体在自然环境下按照其自身规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现在，“生态”一词也被引申为泛指一切美好的、合乎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如自然的、原生的、和谐的、美好的、鲜活的、健康的事物等。二是“价值”。其原意是“对人有维护、保护作用”。后来被用于政治经济学，意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在哲学上的意义被进一步扩张，意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三是“生态价值”。既包括人和社会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功能（系统功能）判断。生态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的个体价值、生态的群体价值和生态的自然（功能）价值三个方面。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应、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
从以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相关的几个概念可以发现，随着人类认识与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对于自身及其所处自然环境的认识也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大。只有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价值”的“本代中心主义”狭隘价值观，才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从国内学者已经做出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来看，均有不足之处，一是把人和人的需要置于一切生态环境的中心地位；二是把人视为生态环境无可辩驳的主宰者和改造者；三是只重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或者是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意义，而忽略了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外其他要素的意义；四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局限于现实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定义不同，笔者试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进行如下定义：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及构成要素，和生态环境及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意义。这种关系，不但包含个体、群体及其命运共同体与生态环境的现实关系，也包含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这种意义，不但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也体现为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具体地说，是指以追求人类及其命运共同体永续的生态价值为目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从事生态实践及其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或者为这种调整改变创设条件，或者对已有的调整作出解释，或者为未来的调整作出准备；同时，生态环境及其运行规律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身和其他要素发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内涵的再思考
以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再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至高无上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人类还可以通过其他自己所创制或拟制的教育主体及其相关教育资源，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展思想政治生态价值教育，从而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向自然、历史和灾难学习，此时，他们更多地将直接或间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客体。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意义，也包括“生态环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意义。前者又有不同分类，从作用性质上可以分为形态价值和功能价值，从作用途径上可以分为开发价值、利用价值和保护价值，从作用方式上可以分为直接价值、间接价值，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从作用效果上可以分为正（积极）价值、零（中性）价值和负（消极）价值，从作用时间上可以分为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反之，一旦人类对于生态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与把握，或者生态环境自身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它们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发生影响。第三，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但不能局限为狭隘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甚至也不能局限为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样，所有自然规律、历史经验和生态灾难，都会对人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产生教育作用，如任何亲历或间接目睹过切尔诺贝利核泄露、“5.12汶川地震”等人为和自然生态灾难的人，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发生深刻改变，而这种改变，至少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其结果也与人为创设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从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仅仅理解为“教育者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过程和结果。从生态视角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应该包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的新途径，或者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的新资源，或者是为教育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创造的新契机，以及让受教育者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探索的新方法等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首先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教育者才能完成，而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则只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受教育者就可以完成。第五，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前人和后来者。围绕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前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实践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应该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以及“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含义。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分类的再思考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可以从作用主体、作用途径、作用方式、作用时间、作用表现等方面来进行不同的分类。就目前国内学界的普遍观点来看，以从主体角度的分类比较常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喜欢单纯从有且只有现实的个人或相关群体才能成为教育者（或教育主体）的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划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进而从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观点出发，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划分为生态个人价值、生态社会价值，而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人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社会价值的具体所指也缺乏深入研究。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以上观点值得商榷。其一，这样的分类方法，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又一佐证。没有考虑到人类的祖先、人类的子孙，乃至其他与人类处于同伴地位的动植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从目前科学技新发展的启示看，人不仅仅应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应该是生态关系的总和。与其他有机体最大的不同，人也只能是可以能动地适应社会、适应环境。也就是说，在人与社会和生态的所有关系中，人不但是无法主宰社会的，也是无法主宰生态的。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个体（个人）价值和生态群体（社会）价值，往往是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某些特定的人与社会所认知的生态价值。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总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和远未停止的过程，即生态对于人与社会而言，迄今为止，都还有着人类社会目前还难以全面认识甚至毫无所知的效用和意义，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甚至宇宙万物发挥着作用。其三，从人类发展历史看，除了某一特定人类主体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还有一类可以改变人类乃至宇宙万物行为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那就是不以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记忆等对于人类思想的教育和行为的塑造。它们是不同于一般客观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的教育主体，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漫长过程中，被人为创制或拟制出来的教育主体，他们不是一种可以为自然万物直接感知的形象物，而是客观上隐藏于自然万物及其相互关系之中，主观上表现为人类所创制的超人类教育主体，如天与上帝、耶稣救世主、真主、宗教先知、佛祖佛陀、菩萨神灵、天神地祗，以及被神化的帝王将相、名人贤达等等。正因如此，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才指出，“天”、“帝”、“道”、“理”其实都是对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不过，和朱熹一样，人世间任何某一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教育者，如圣贤人物、名鸿大儒、革命伟人、科学泰斗、国术宗师、学术闻人、教学名师，都只能是其不完美甚至不合格的代言人。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现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永远都只能是学习主体之一（自我教育过程中，同时也可以是教育主体），所谓的“向自然学习”、“向前人学习”、“向灾难学习”，就是对这种被人类所创制的教育主体的认可和尊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还应该包含生态自然价值。
因此，与其他学者分类观点不同，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应该划分为生态个体（而非“个人”）价值、生态群体（而非“社会”）价值和生态自然价值（也称“生态功能价值”）。
所谓生态个体价值，是从人类个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的身心发展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终身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群体价值，是从人类群体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的全面的、现实的、稳定的、持久的效用和意义。所谓生态自然价值，是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与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超越时空的、稳定的效用和意义。生态自然价值是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这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括生活在现世的人类，也包括他们的祖先与子孙；既包括人类，也包括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体；既包括现实社会的人与社会，也包括人类所改造和创造的智慧生命体；既包括与人类现实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生命体，也包括与之间接相关甚至史前或人类后时代的一切生命体。这里的“可能超越时空”可以这样理解：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直接与人类互动，而且可以通过其他媒介与人类间接互动；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可以在现实中与人类互动，也可以超越现实在虚拟世界中与人类互动（如“雄、奇、秀、险”的长江三峡风光影像资料）；人类对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回忆，也会对现实世界民众的生态情感与生态行为发生影响；已经被破坏的良好生态环境，一旦被恢复后又可能荫及子孙等。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等正是对生态自然价值的真实写照。
生态个体价值和生态群体价值都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是人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人类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关系判断。这些价值的存在和发生作用，必须依赖人类自身的主观感知和理性应对，一旦人类或人类的理性消亡，它们也就会跟着消亡。而生态自然价值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迄今也无法被人类所完全认知，从人类诞生前的史前时期，到人类可能消亡后的后人类时期，无论人类个体或种群的存续兴亡状况如何，其他高等级的生命体甚至和人类一样具有智慧的生命体的存在也不无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自然价值都是永恒存在的。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提出意义的再思考
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一种历史性、发展性和多元性价值。生态价值本身就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古今德育工作所固有的一种的价值形态，其自身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其效用和意义的具体表现，会伴随着人类的认识水平和人与生态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人类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使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重新被人们所认知和重视，科学的生态教育开始被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突破了主体决定论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与主体境界的提高。因而，完整、准确、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内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生态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逐步缓解生态危机，还可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和生态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构成要素的重大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雪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J］.环境教育，2004（1）：26－27.
［2］汪倩倩.浅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89－91.
［3］张花花.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及对策［J］.理论观察，2009（5）：21－23.
［4］王墨菊.浅谈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黑龙江史志，2009（6）：136－137.
［5］马万宾.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初探［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1）：93－95.
［6］杜文玲.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9（35）：249－250.
［7］杨亚萍.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2）：78－79.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生态环境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IAO Jianqing， YE Yin
（Economic Management Academ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Our country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pulou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needs to provide support and protection. The face of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lative lack of ecological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we need to increas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effort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form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adhere to the theme.
Key words ecology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
1 问题提出的背景
（1）现实的需要。生态环境教育在我国已经开展了许多年，然而我国生态环境教育的效果不明显。不断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障碍，同时也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要化解当前的生态危机就需要生态思想政治教育来纠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培育出生态人、建设生态文明。因此，在高校大力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已成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需求。（2）时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和自然资源大国，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生态环境教育来提供支撑和保障，党的十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时展的需求。（3）教育本质的要求。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育人，即教育实现生命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高度转化，社会人即适应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文明人。在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发展时期，生态人正作为新型文明的主体承担者，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推动着当代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而表征、创造和建设着生态文明。①生态人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力量，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
2 生态环境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环境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维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有必要先明确生态环境教育的兴起与内涵以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教育理念。
（1）生态环境教育的兴起。二十世纪人们在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过程中意识到：生态环境教育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必由之路。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治理，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决定性因素是人类本身。②因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缺乏正确的认识，必须借助生态环境教育的手段，使人们认识环境问题，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生态环境教育由此产生。
（2）生态环境教育的内涵。1970年世界上第一部环境教育行动法案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是处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教育过程；1970年在美国召开的题为“学校课程中的环境教育”的会议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是一个认识价值和澄清概念的过程，这些价值和概念是为了发展和评价人及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技能与态度。环境教育促使人们对环境质量问题做出决定，对本身的行为准则做出约束。③这时环境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自然界延伸到了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1977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是一门属于教育范畴的跨学科课程。④此时生态环境教育已经拓展到了人类的思想和精神领域，强调了生态环境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赛萨络尼基召开会议发表《赛萨络尼基宣言》，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引入生态环境教育当中，环境教育发展为可持续性的教育。⑤随着生态环境教育内涵的深度和广度的扩展，新的生态环境教育已经将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新的生态环境教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表1）。
总之，生态环境教育要求人类关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通过生态环境教育使得人们对各个方面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唤起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培养出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生态人”，最终实现生态文明。
（3）理论包含生态环境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早就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必须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生活资料，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⑥他们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提高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
（4）生态环境教育是中国化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的，是对的继承和发扬。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它意味着要建立全新的生产方式，这种全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必将开启有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即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要求将贯彻于以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任务。
3 加大生态环境教育力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教育对象形成符合特定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由于特殊的发展背景和现实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态环境教育，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在生态环境教育方面的作用。因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需要加大生态环境教育力度，让思想政治教育回归其生态价值本位。
3.1 提升教师生态素养，增强生态文明教学质量
首先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生态素养。教师是生态环境教育的具体且重要的实施者，其对生态文明知识理论的掌握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引导学生用生态文明的知识去分析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对新问题、新事物给与科学的说明，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教育功能，有效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3.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态环境教育体系建设
在新的时期，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的生态环境教育教学，是推进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本身的要求。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环境教育，首先要加大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力度。其次，鼓励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推进理论讲授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
总之，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生态环境教育之维。培养大学生形成科学的生态环境观，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这是生态环境教育的核心，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主题。
注释
① 范斌.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6）.
② 印卫东、郑大俊. 为了环境的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环境教育的情感化[J].前沿，2010（1）.
③ 王燕津.“环境教育’概念演进的探寻与透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3（1）.
④ 徐辉，祝怀新.国际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摘要：林业经营的指导思想从“木材利用”转变为“生态利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生态林业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从宏观上再认识我国林业财会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摆在林业财会理论及实践工作者面前的崭新而又严峻的课题。 通过分析我国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局限，对完善林业会计体系提出建议。
关键词：林业会计；缺陷；完善；措施
1 传统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林业经营基本上停留在传统林业阶段，林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角色，以破坏森林资源为代价支持经济发展战略。在“木材利用”原则指导下的林业经营必须以森林的经济效益为主，而忽视其生态和社会效益，导致森林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林业陷入“两危一困”境地。林业会计核算也围绕“木材利用为中心”进行，没有把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因此，传统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缺陷是明显的：第一，森林资源消耗的价值没有计入木材成本，被摒弃于经济循环之外，却用循环外的育林基金进行森林资源再生产的残缺的补偿。第二，传统林业会计计量体系中的收益部分只计量在市场上可以进行交换的货币收益，而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生态、社会效益部分，无论是在“投入”还是在“产出”方面均未得到反映，导致林业生产经营的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第三，传统林业会计计量体系中的成本部分中只包含经济成本，不包含林业经济活动环境资源、环境质量的消耗，造成某些林业生产者（单位）的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由于森林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的公共品属性，那些个别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个别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林业生产者（单位），其为社会的贡献成果为他人无偿享用却得不到回报；而那些个别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个别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林业生产者单位)，其对社会的损害后果，也由他人无偿负担。
这种林业会计核算体系，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消耗的森林资源价值不计入木材成本，一方面由于资源无价使得木材和其他林产品成本虚低，利润虚增；另一方面，用于弥补森林资源消耗的客观性成本补偿却要向国家寻求财政扶助得以解决。（2）森林生态、社会效益不作为收益，环境资源、环境质量的消耗不计成本。一方面林业生产者（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必须只着眼于木材利用为中心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忽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和环境自然力的更广泛生产，从而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林业生产者（单位）必然对经济效益低而生态社会效益等的营材生产活动以及对林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问题无意顾及，随着森林资源的日益枯竭，一系列环境生态灾害的出现，导致社会——环境系统的不协调运转，并最终导致林业经济效益下降，危及林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2 完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的措施
生态林业的目标是追求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协调、高效，要求在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整体，如果只注重眼前经济效益，森林采伐过量，那么迟早会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反之，只保护、没有经济效益的刺激，这种保护也不能持久，因此，在“生态利用”原则指导下，客观上要求林业生产者（单位）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承担责任，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林业会计作为林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与这一客观要求相适应，不仅要反映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效益，同时把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社会的贡献和损害纳入林业会计核算体系，记录有关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环境资源成本，以完全成本替代传统的成本，以综合收益替代传统的货币收益，真正使林业生产者（单位）的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个别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有效地协调林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
森林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决定了林业经营的目的只能是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并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林业不仅为国家提供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而且还承担着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社会功能。而林业生产又必然会消耗一定的森林资源；为维护并提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林业生产者（单位）必须进行相应的投资；同时林业生产经营不当会破坏生态环境质量从而给社会带来损失，所有的这些都应作为林业生产经营的生态环境资源成本。不论是林业生产提供的生态、社会功能价值，还是林业生产经营发生的生态环境资源成本，林业会计都应对其进行计量、反映，并对外报告，向本地区、居民乃至整个社会提供有关的会计信息，使社会各界都能真正认识林业、关心林业，为国家政府部门制定林业政策、法律法规等提供依据，也为林业生产经营者(单位)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依据，以利于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用生态林业理论指导我国林业财会体制改革，完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要求把森林资源从宏观上划分为两大类：商品林和公益林。这两类森林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会计核算上应根据森林资源的不同特点分别核算。商品林主要为社会提供木材和其他林产品，其产品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商品林在采伐前同样具有生态、社会功能价值，根据“生态利用”原则，商品林经营单位必须在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稳定的状态下持续地供给木材等林产品，因为在世界林业发展史上和现实中，因商品林经营不当造成的生态性灾难并不鲜见。这样对商品林的会计核算除了计量其产品货币收益、经济成本外，还应将森林资源消耗的价值计入木材产品成本，同时计量森林资源的生态、社会功能价值，而其生态环境成本集中表现在环境破坏的损失上。公益林是一项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其产品属于社会公共商品，并且产品以无形的生态、社会功能服务于社会。因此，生态公益林的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来实现。
总之，作为林业经济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林业财务与会计，它的建立和完善自然离不开特定的林业环境，同其它经济学科一样，林业财会实践的一系列理论方法，都是也应该是遵循林业内在发展规律，与林业环境诸方面相适应。因此，以生态林业理论为指导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强调的实质就是林业客观环境与林业财会实践的统一性。只有明确了二者之间关系的前提下，才能从我国的特定的林业现状出发，逐步完善我国的林业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