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38: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场经济体制的含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原则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这些要素不是无偿的，对每一种要素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所以，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多种所有制，在分配上也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把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由确立原则上升为健全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是经济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各类生产要素逐步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分配。这些都从分配制度、分配方式上为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持有者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提供了体制条件，客观上也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部署中，提出了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使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成熟做法进一步规范化，增强稳定性，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就会推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焕发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第三，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应对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是我们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必须从体制上特别是分配体制上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激励机制，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第四，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是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客观要求。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劳动付出的多少、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技术的先进程度、管理的优劣，能够根据统一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对价值形成的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分配。这样，那些劳动付出更多特别是掌握复杂劳动能力的人，掌握一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人，就会逐步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
1、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增强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们的健康意识。这是促使大众体育发展的主观因素。所谓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意识的增强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状况由温饱生活水准向小康水准迈进，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二是指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现代体育运动在健康、娱乐、休闲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了以往人们以补养为主流的健康传统，纷纷走上运动场，河边、高山，习练太极拳、体操、打球、游泳、跑步与爬山，这种新兴健康观念的树立是大众体育发展的社会条件。
2、大众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处于典型的“短缺经济时代。国家用于大众体育的拨款额很少，受此限制，大众体育的开展，步履艰难，往往只是局限于做广播操，定期开一两次运动会而已。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忙于生计，既没时间也没有金钱去参与其它体育活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大众体育的活动形式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局面，人们不断挖掘各种传统的健身方法，努力学习各种现代体育技能，还积极引进国外新兴体育活动形式。这反过来又成为吸引更多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进一步推动大众体育的开展。
3、大众体育活动主体社会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众体育由于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因此，只有各级政府机关及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才有享用的权利，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及没有单位的人员则被排除在大众体育活动的范围之外，这样，大众体育就失去了群众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地经济结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成员不仅仅是“单位人”，更多的成为“社会人”，大众体育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即全社会的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各种大众体育活动。
4、大众体育组织形式自发性
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存在一些大众体育团体，但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徒有其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开始逐步分化。这种变化也对我国大众体育管理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的由单位承担的单一大众体育组织模式逐步改变，体育社会团体、体育俱乐部、文体活动站、晨晚练点等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这些社会大众体育组织的建立，以具有共同体育兴趣和健身目的为基础，群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自主管理，使大众体育在组织形式上显现出自发性、多样性特点，它不仅标志了大众体育消费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减轻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开创了道路。
5、大众体育发展趋势市场化
由于旧体制与认识上的原因，我国的大众体育长期被人们看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福利事业。不可否认，大众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客观上具有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但是，我们过去只是片面强调这一面，而忽略了大众体育的其它功能和性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来福利型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逐步认识到，大众体育不仅具有福利性，公益性，它也有商业性、产业性，大众体育也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更多地以经济手段来调整大众体育的供求，使大众体育产品的供需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体育发展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
6、大众体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体育的开展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其投资主体是单一型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体制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鼓励多种经济成分为全民健身运动服务，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我国经济出现国内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促使众多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投资热点；于是许多有战略眼光的国内外企业家纷纷投资体育市场，加快了体育市场化的速度，大众体育也在其中。如健身娱乐场所、体育俱乐部、武术学校等遍布全国各地。大众体育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等多元化投资的新格局，这是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作者单位：1.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2.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参考文献
[1] 罗旭.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大众体育健身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08）
[2] 王新力.北京奥运会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趋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11）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举世瞩目。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突出的弱点，那就是经济效益不高，我国经济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的速度型增长方式之下。这种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同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努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有效运行，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与经济增长，都是在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与运行之下实现的，这种组合与运行，可以是优化的、不断提高发展水平与效益的增长，也可以是不良的、仅有数量扩张、没有水平与质量提高的增长。我们一般把第一种增长方式叫做集约型、内涵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意味着真正的经济发展，即经济数量的增长伴随着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它将不断增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我们把第二种增长方式叫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数量的扩大，质量与水平的较少提高，经济效益甚差，严格说来，不能叫做经济发展，也难以增强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当前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努力推进过去那种粗放型、外延型、速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内涵型、效益型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需要做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各种经济单位改进管理与有效运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实现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
1.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重要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是紧密相关的两件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粗放型增长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不计成本，企业不讲盈利，既无激励，又缺约束，效益不高是传统体制的必然结果。因此，改变增长方式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市场经济具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协调供需关系的功能，促进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企业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服务，因此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
2.改善与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单个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效益提高了，无疑是整个国民经济取得高效发展的基础，但企业效益的提高，并不完全等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着眼点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如调节与控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使之既积极而又不超越农业与基础产业的客观可能性，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宏观调控对资源优化组合与配置、调整经济结构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对社会总供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分配格局、地区协调等方面的调节，都将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协调发展和效率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把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与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
3.改革企业体制，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转变增长方式的基础在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多数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不能不带有传统经济体制的烙印，这是我国国有企业长期活力不足、后劲不大、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要搞好国有企业，必须对企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优化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经过十多年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变化，在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指引下，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要求突破了十多年企业改革只是在放权让利上做文章的框框，提出了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方案，按此要求落实，将可能理顺企业体制，创造一个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的良性经营机制的基本条件。
4.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的根本途径，是增加产品附加价值的重要手段。论文参考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科技进步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与应用，就其水平来说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先进技术，反映各个技术学科领域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技术，即学科前沿，这类先进技术我们当然要努力学习、引进，也要组织力量做出创造性的突破，这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必须投入足够的力量，投入必要的资金，务求有所突破。论文参考网。但是现代先进技术需要很强的投入，而且有一定的风险，目前还不能要求一切领域齐头并进，遍地开花，因为我们发展现代先进技术的力量尚感不足，经费投入也受到一定限制。而另一种叫做适用技术的技术，其含义为，在各种技术方案中，必然有一种从科技水平来看不属于现代高科技，但对于解决普通工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来说，却是既廉价又有效。我们要在努力发展现代化技术的前提下，踏踏实实地大力发展适用技术，以廉价的方式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压力颇大，适用技术一般都能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力发展适用技术符合我国发展中大国的国情。
5.要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我国科学与教育长期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不高，干部素质也不理想。论文参考网。而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先进设备要由人来操纵，新的生产资料、先进的技术装备的开发与创新也要由人来完成。因此，生产力水平包含着生产者的素质，高素质的劳动者，高素质的经营者，高素质的各类专业人员，是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培养高水平的劳动者、经营者与各类专业人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涵。
6.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交流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展迅速，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均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开放与交流，给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有益的积极影响，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粗放经营状态，科技水平提高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闭关锁国，得不到国际经济交流与互相促进的利益，对国际现代科技发展状况、现代化生产组织与管理经验均不甚了解。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技术，一是资金。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弱点，这一因素是不可低估的。为了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式、先进生产组织形式，促进我国经济向着集约型、效益型方向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经济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而且存在着体制落后与人的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根本矛盾。在我国的旧体制下，个人的价值观被极度扭曲，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极度否定和压抑，人们在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极强的依赖性，主要是依赖外界标准调节自身行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举进人，使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并且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当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实践主体尚未形成时，面对社会的多元状态，个人难免无所适从，容易做出多元选择，甚至与现代化目标相背离。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首先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在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使人们摆脱各种人身依附和权力依附，向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独立个人转化。然而转型时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滞后，致使人们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则面前，极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寻求自我价值，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从过去个性与需求被极度压抑，转至对个性的追求极度膨胀。个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个人难以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而迷失了个人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现象。此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的主动性变成了随意性，积极性变成了破坏性，“一只看不见的手”失灵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目标设定更偏重于经济的合理性而非社会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对市场机制伦理目标的审视、规范和修正，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可能会使其内在的社会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标的反面。单纯的市场目标容易导致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丰富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世俗的功利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时候，容易使人在摆脱了旧体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陷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一种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的“异化”现象，使人们丧失对终极理想和目标的追求。
因而，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人们还缺乏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判断，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对人们潜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强烈激发已超越了现有体制文化建设对其中消极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转型时期，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状况在总体水平上不会超越对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对功利的过分迷恋，反而成为支配个体行为的一种强大异已力量，于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不成熟，且欠缺必要理论准备的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就是有了其历史特殊性。由此导致唯利是图，欺诈、腐败等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良知，无情践踏他人、社会利益的不道德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经济对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变成为部分经济主体对“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机会主义”的盲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
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并要求一定的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结构和道德结构，道德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反映，而且是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和重要因素。中国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法治、提倡个体创造的同时，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能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道德体系。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就中国而言，当前正处在二十世纪以来一次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的社会转型赋予了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这样，就必然会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个体道德自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成为目前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虽然并非最好但却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驱动，促使人们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发挥，由此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这种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运作，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它要求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在其所从事或参与的经济活动中都应具备与之相适应的个体道德修养，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而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就是每个经济主体应遵循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在论述市场机制作用时， 就曾经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这至少反映出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利益的增进，还必须是某种程度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而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外，还需要有能实现公平竞争的道德环境作支持，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机制正常健康运行的重要外部条件。由此亦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趋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而这也正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利动机的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不应当限制人们的趋利动机，相反，应鼓励人们趋利动机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则应该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规范。如果说法律的规范是在特定场合对规范个体行为发挥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话，道德的规范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而保证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道德理想统一起来的自律因素。两者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则作用于无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维护市场正常有序健康运行的无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行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用以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决定了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了人们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为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样的行为规范可以保证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会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伤及他人和社会利益前提下的趋利动机和行为。这有助于减少在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不确定性，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确保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交易行为中产生的各种契约关系，其履行与否及其实现程度不仅要依靠外在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要依靠当事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去维护。当一种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建立起来以后，合同或契约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提高，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而带来的损失，对法律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节约了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由此可见，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
就我国目前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建设而言，最尖锐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们市场每个角落的大量假冒伪劣、偷漏骗税、骗汇、走私、商业欺诈、逃废债务、财务失真、招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等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是缺乏诚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灭的结果，这不仅直接危及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它将破坏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和健康发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我们国家社会转型的成功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关系，只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经济主体才能达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这种符合集体、社会利益的逐利行为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这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产生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前提。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无论“失信”行为，还是置法律于不顾、“有法不依”、钻现行体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都与道德建设的某些胭如和失误有关系。对一些已出现的消极现象，仅仅依靠法律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尚且不说有的问题是现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因此，当前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将会受到多元化的挑战，人们的理想、观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来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实现方式或途径，也即市场经济在鼓励追求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存在的同时，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关键词：会计目标 经济环境 受托责任观 决策有用观
在会计科学领域，会计目标被认为是最基础的概念。所谓会计目标是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会计实践活动所期望达到的效果。它是会计目标理论在信息论和系统论被普遍接受后才出现的。众所周知，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整个系统的运行必须服从系统的目标，再按目标展示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因此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连接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是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对会计系统运行起导向作用。
1、 我国会计目标所处的经济环境
⑴我国现阶段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物质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它的表现形式为：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相适应，我国会计主体的核心和中心是国有企业；与不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职能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因此，会计还会应面向政府的宏观决策。
⑵我国的资本证券市场还不够成熟、不够规范，市场结构单一、层次少、投资品种不足，我国企业筹措资金仍以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投资者相对集中单一；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多数是国家投资，其他投资主体较少、投资比例较低；我国的上市公司只占大中型企业总数的极少部分。因此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家投资仍占控股地位。由上看出我国企业筹措资金直接融资比例偏低，较少依赖资本市场，资源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比较直接。
（3）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作为基础性调节手段，同时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多年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经济业务日趋复杂，企业利害关系方范围日趋广泛，使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不断拓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不断推进，证券市场已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已初步具备了会计目标定性为“决策有用性”的条件。
首先，“决策有用性”的观念，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其外在经济环境是以现代经济为依托。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国有企业改革，更是明确提出了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既然已经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采用决策有用学派的会计目标观点将是趋势。
其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占相对多数，而在这些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着“股东缺位”的问题。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占很大比重，国家对其具有控股权，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国有股东的职能大多是由政府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的。政府官员作为国有股东代表拥有的权利与责任是不对等的。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因素，他们往往怠慢行使监督职能，缺乏追求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直沿用受托责任学派的观点，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人向委托人即国家报告受托经营情况，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向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政府官员汇报，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受托责任学派所描述的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权责关系，无法增强国有上市公司的活力，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讲，“受托责任观”其实是包括在“决策有用性”的观点中的。凡是需要财务报告的无非是要利用财务报告所能提供的信息作出投资、信贷及改变供销关系或其他合作的决策，其中包括企业的现有或预期的所有者、投资者。所有者委托管理者管理企业，赋予相应的经管责任，这种经管责任主要是以会计数据、指标的形式来要求的。经管责任的履行也主要是通过会计提供的信息来考察分析的。一旦履行情况清楚了，所有者即可以作出继续委托或改变委托，以至停止投资的决策。因此决策有用学派认定的会计目标含义更广，实际上已包容了受托责任学派所认定的会计目标，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会计环境下，受托责任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2、 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现实选择
最早将会计目标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是美国会计学家斯朵伯斯，迄今为止，西方会计学界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如上所述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个主要流派。我国的会计研究主要是以西方的这两种观点为主。但是关于我国会计应确立何种目标却存在诸多的长时间的争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2.1一元论
一元论包括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两种观点的会计目标。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受托责任观，其理由是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市场不会在企业的筹资上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大量资本的获得仍然来自直接投资――受托责任关系将以国家与企业经营者为主，委托人与受托人直接接轨。因此，会计的目标应以委托人为服务对象，向他们报告受托人责任的履行情况。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用决策有用观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会计目标，理由是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就是为各种信息使用人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各种信息使用人包括以投资人、经营管理者、债权人为主的使用人及社会公众，这不仅符合我国当前情况，更符合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发展趋势。不同的信息决策人有不同的决策内容。
以上两种观点分别主张以西方会计目标两个主要流派中的一种作为我国的会计目标，其目标是单一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元论观点。
2.2二元论
二元论融合了一元论中的两种观点，是对一元论的一种综合折衷。即主张会计目标以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行，他们的理由是：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处在初级阶段，资本市场所吸纳的资本数量相对社会的资本总量较小，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与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有显著区别。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可按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划分为两大部分：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和非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群体。这些群体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各有其特点，因此会计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并不矛盾，是并行的。
2.3 阶段论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对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综合，我们可以称之为阶段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会计目标的确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适用受托责任观，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则要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行，而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会计目标的重点应是决策有用观。
2.4现实选择
综上所述，会计目标总是要与社会经济环境对它的要求相适应的，会计环境不同，为满足会计环境而制定的会计目标就会有所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将不断兑现各项入世承诺，会计目标的选择应兼顾现实性与前瞻性，才能保证其具有相对稳定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与这些环境相适应，我国会计目标应定位为：现阶段应采用受托责任观，但最终目标应该是决策有用观。该目标的提法是符合我国会计发展所处经济环境的。将决策有用观作为最终会计目标，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即这种观点有利于改变“强经营者，弱所有者”的状况；有利于会计把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有利于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促进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
参考文献：
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措施必须与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同时也必须与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起来。
所谓结构性宏观调控，是体现在整个宏观调控中的结构性概念，它体现于宏观调控与其他方面的战略关系中，体现于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体系中，体现于宏观调控手段的选择和政策设计中。从操作层面看,它主要包含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性关系；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目标；结构性的调控手段，包括结构性从紧的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整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扩张的就业政策。
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构成的“三位一体”关系，强调宏观调控不仅应当注意短期政策效应，而且应当注意与长期战略和发展机制的衔接。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措施必须与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同时也必须与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起来。所谓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目标，首先，在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上提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形成有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其次，这一调控目标强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注重目标体系的协调性，重点指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双重目标；第三，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突出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要求，进一步协调速度、效益和质量的关系；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结构性的宏观调控手段具有特殊重要性。本文所说的结构性调控手段有特殊的含义，主要指结构性从紧的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整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扩张的就业政策：
结构性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总的情况看，提“结构性从紧的货币政策”更为适宜。这一提法是说，在总量从紧的前提下，对不同的调控领域给予不同的调控力度，显示不同的松紧度，使得调控的力度呈现出结构。对于不符合“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要求的项目，严格从紧把握；对于有利于实施创新战略、有利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应适度从松。要使新农村建设得到相应的货币资本，以满足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的资金需求。对于中小企业发展应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和二板市场，不断创新中小企业贷款方式。
结构性调整的财政政策。一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投入，扩大消费需求，改变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连续攀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重不断缩小的趋势，改变政府行政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超过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比重的情况；二要积极扶持“三农”，对粮食、油料、生猪等方面的生产增大扶持力度，扩大补贴范围，完善收购政策，加大农村水、电、路等基本建设的投入；三要对实施创新战略、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的项目实行优惠性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加快制定扶持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在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领域，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移动通讯、新能源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结构性扩张的就业政策。第一，通过较高素质者的创业来扩张就业。尽快设立自主创业基金；第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扩张就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增加就业；第三，通过开放扩张就业。在教育卫生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强合作，在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引入外来投资，给予职业教育入学者以特殊补贴，改善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第四，通过改革扩张就业。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相一致，鼓励民工劳务输出。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加快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关键词：国有企业 财务行为 产权制度
一、市场经济中企业性质与财务行为
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私人产权的基本含义是财产的归属主体是私人，并且对所有权利行使的决策完全是私人作出的。私人产权是给予人们对体现在物品上的那些必然发生矛盾各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对物品的可能用途施以人为的或强加的限制，而是对这些用途进行选择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是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私人产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何使用以及给谁使用其权利，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其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使“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私人产权的排他性将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外部性内部化”。私人产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方法。然而在私人产权条件下，要想使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使资源配置有效率，就必须使个人能自由缔约，即要使人们在处置其产权上享有尽可能大的自。即私人所有权为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而契约自由则将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可能。由此决定了标准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厂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能够提供“充分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激励与约束并存”、“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的权利安排。企业作为“厂”商，必须能够自主地进行生产，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性质是“专业化的生产单位”；企业作为“商”必须能够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即成为所谓“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或“市场主体”，其性质是“契约的联结”。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企业追求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以及净现值的最大化；在融资上企业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和最优融资顺序；在利润分配上，企业则注重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也相应地提高。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市场经济制度(私人产权与契约自由)所内生决定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国有制下政府必定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产权主体，政府要履行所有者的职能，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实施监督管理，选拔、任用、评价、考核、奖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实施监督管理，包括国有企业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增减资本、股权转让、投资和融资等重大事项；对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扩大国有资产的再生产，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等。另一方面，作为政权主体，政府则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即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来提高效率；通过税收和支出项目等手段，向某些团体进行有倾斜的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平等；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法制等。其结果必然是“政资合一”和“政企合一”，国有产权的性质不能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使原本是经济性的产权高度行政化。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系列的附属物，是政府这个超大型科层组织中的小科层组织；传统国有企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经济组织”或“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或“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因此，传统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经营管理者没有经营权。而政府过度集权、“国有国营”的后果则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亦即“既不负盈，也不负亏”。由此决定传统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市场主体，其财务目标只可能是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产值指标。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重产值、轻效益”，囤积各种投入品；没有风险意识，没有货币时间价值观念，没有资本结构的概念；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都十分低下。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传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国有制和指令性计划)所内生决定的。
三、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性质与财务行为
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首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开始了初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其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第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第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使市场化改革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的“双轨改革”、“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边际改革”、“局部改革”、“补贴改革”、“特许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则是“放权让利”，其间经历了初步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一“市场取向”和“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改革前“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竞争性的市场，国有企业逐步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但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并未涉及，国有制仍维持不变。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必然从改革前的“国有国营”变为“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的性质必然从改革前的“国家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或“行政性的经济组织”变为“内部人控制下的综合性的社区单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软预算约束也必然从改革前的“父爱主义的既不负盈、也不负亏”变为“母爱主义的负盈不负亏”。国有企业在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和财务主体的同时，却仍然面临着软预算约束。由此决定国有企业所追求的财务目标一定是“留利最大化”或“内部人收益最大化”。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模式必定是“市场寻利”；在投资上具有“投资偏好”，企业甚至有可能在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也进行投资；在融资上则具有“融资偏好”，企业无论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都绝不会放过融资的机会；而在利润分配上则表现为“少分多留”，其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效益”却不断下降。据此，我们
不难得出结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的财务行为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国有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内生决定的；其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财务行为的合理化
1.城市公共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1.1城市管理的含义[1]
从最基础的管理来切入，一般来说，管理(Management)是一切组织的根本，它普遍存在于各种组织活动之中。就城市管理而言，管理有多重含义。第一，管理不仅仅是施政。管理的概念涉及承认政府正式当局内部和外部都存在有权力。在许多文献中，管理包括政府、私人部门和民众社会。第二，管理是一个中性概念。管理可以有多种表现：专横或仁慈，有效或无能。第三，管理强调的是“过程”。它确认、决定的做出是基于许多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做出的，而那些参与者均有着各自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
现代城市管理是指多元的城市管理主体依法管理或参与管理城市地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所以也叫城市公共管理。目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的内涵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的内涵有明显的不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城市管理既包含了以城市政府为主体的城市管理者依据国家法规体系、通过国家计划和发展规划对城市运转和发展所进行的控制行为和活动，也包含了城市政府通过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城市管理法规对城市企业、城市公民、城市非政府机构的生产生活所进行的组织、控制、协调行为和活动。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现代城市管理还包含着城市政府管理职能与非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市民等参与城市管理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结合。[2]
1.2城市管理的重要性
健全的城市管理必须使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利益。基于城市公民资格原则上的健全的城市管理，强调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幼，均不得被剥夺取得城市生活必要条件的机会，包括适当的住房、房屋租用权保障、安全的饮水、卫生、清洁的环境、保健、教育和营养、就业、公共安全和流动性。通过健全的城市管理，使市民们得到发表意见的讲坛，充分发挥其才智，以便改善其社会和经济状况。
1.3城市管理的特征
(1)管理的综合性(2)管理的开放性(3)管理的动态性(4)管理的参与性[3]
2.城市管理方法
2.1城市管理的一般过程
管理是一种人的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城市管理过程实质上是由各个管理环节组成。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和行动的总和。这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它包括正式的体制，也包括非正式的安排和市民的社会资本。
2.2城市管理的目标和手段
2.2.1城市管理的目标。城市在空间上高度集聚，高度集聚使得城市中人口和环境的平衡受到影响，造成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城市的发展急需有力的城市空间布局调控，合理的人口密度和疏导，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使用，灵活的产业结构调整，持续的改善交通状况，不断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城市管理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实现城市整体的协调运转。
2.2.2城市管理的手段。城市管理作为过程，包括调研、决策、计划、实施、协调、反馈等环节，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其管理手段应该是综合的，应该建立“以法制为规范、以行政为主导、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城市管理的手段体系。
3.中国城市公共管理问题及改进建议
3.1问题
3.1.1经济管理手段问题。由于我国目前的各种经济手段还不能很好地衔接和配套，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在对个人进行控制时，往往过多地使用了经济杠杆，尤其是过多地使用了罚款，这成为了有关部门变相谋取收益的重要途径，也成为被控制对象不服从的理由。针对部门之间的管理，常常由于过多地照顾到了企业经济收益对地方财政收入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过程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罚款的手段进行控制显得很乏力。
3.1.2行政管理手段问题。城市行政管理的权威来自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和被赋予的权力。因此，很多管理者为了行使更大的权力，往往千方百计地提升本部门的级别;或者为了使某一个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往往安排比较高层次的官员前往，高级别的管理者在行使行政手段时往往更有力度。但是，由于责、权在很多部门都不对等，很小的事情往往也需要动用比较高的级别解决。
3.1.3法律手段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中的法律法规涉及的都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认为需要立法的领域。虽然制定了众多法律，但我国在执行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城市管理人员把执法简单化，对违反规定的人员抱有敌视情绪，使得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紧张，在我国很好的表现就是“城管过街人人喊打”。[4]
3.2解决问题的建议
3.2.1明确城市管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科学的城市管理体制，就是要组织、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城市管理各系统、环节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工作目标及任务，调动各方面加强城市管理的积极性。
3.2.2变执法为管理和服务推动和谐执法。城市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处罚，更需要管理。城市管理者应该变原有的执法观念，以为民服务、便民服务来推动执法，把执法和服务融为一体。城市管理不是治民而是便民。
3.2.3保证企业独立，兼顾各方利益。只有当企业具有独立经济利益时，经济杠杆才能对各个经济主体起到调节作用，如果企业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也无从谈起。此外必须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三方的利益，不能顾此失彼，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一、研究背景的转变
从历史上看，会计理论是为了配合会计实务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会计实务必须与不断变革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以及不断变革的会计目的相适应。因此，研究会计理论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与当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两权”不分立，是这一时期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它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因此，反映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就成为会计的目标。这样，会计目标仅局限于为计划、统计、财政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数据资料。这种单纯地核算型会计模式使人们不重视会计理论研究，也忽视了与会计具体实践有关的应用和操作理论的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要求赋予企业完全的经营自主权。由此而引发的筹资渠道多样化和投资主体多元，要求会计一方面要提供能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利用信息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服务。这样，就促使人们从对会计概念、定义的解释中走出来，转向对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制度及其基础观念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如何构建一套完整地、能充分解释和说明市场经济下会计实务运行机制的理论体系。
二、研究起点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界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是以会计本质为起点，逐一阐述会计对象、会计职能、会计作用、会计任务和会计方法等理论问题，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独特方式。这与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有关。改革初期，会计实践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传统的会计观无法反映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会计实践。所以，客观上要求人们首先对会计是什么，即会计的本质作出重新认识，于是会计本质便成了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在这种研究起点的引导下，派别之间的争论，学术界的活跃，均源于对会计本质的不同表述，形成了偏颇的学术繁荣。
笔者认为，会计研究的起点应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反映会计领域中必然的内在联系，并成为会计理论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和会计系统的导向。也就是说，会计研究起点除与外部环境保持直接联系外，在会计理论和实践上应具有同一性，从而成为沟通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显然，会计本质作为一个纯粹理论性的范畴不具有这一特性，在会计领域中，唯一具有这一特性的是会计目标。因为：首先，外部环境通过会计目标作用于会计系统，会计系统通过会计目标去适应外部环境，这就使得会计目标具有连接外部环境和会计系统的特性，以此为起点能将外部环境与会计系统有机地协调起来。其次，会计目标不仅是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是决定会计假设、会计准则、会计要素、会计技术等会计理论要素的基础，也是会计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而会计目标具有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的特性，以此为起点能使会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当今我国的会计正在进行一次重大变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结构体系是这次变革的目标之一。为达此目的，重新选择研究起点已成为必要。人们在已认识到“本质起点论”不足的同时，纷纷把眼光投向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目标起点论”已经取得越来越多人的共识。现实条件下，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正由会计本质向会计目标转变。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建国以来，我国会计研究者比较偏重于会计学基础概念的研究。会计界最为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会计的含义、对象、性质、职能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般都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如国家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产品经济理论、计划经济理论等）为前提和出发点进行演绎而得出理性认识和判断的。因此，传统理论研究一直采用的是演绎法。这种方法曾在相当长时期适应了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需要，在解释国家有关会计政策和制度上，在规范会计实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种纯粹的演绎法在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以规范性的演绎法排斥实证性的归纳法，使会计理论从理论走向理论；（2）以哲学思辩取代科学分析，使会计理论缺乏科学理论应该具备的可验证性特征；（3）以理论推导代替对经验事实的观察、积累和分析，特别是对会计发展方向的把握，使会计理论失去了解释效力和预测功能；（4）坚持理论模型的一元化，不了解理论模型多元化的合理性及其意义，使会计理论缺乏活力。
因此，在会计变革的浪潮中，继续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适应会计理论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会导致会计理论与实务的严重脱节。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研究方法进行突破，不能拘泥于单一的演绎法，而应是一个由演绎法、归纳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实证法等多种方法组成的集合体。应用演绎法从有关财务报告目标、假设或其他概念为前提，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应用归纳法从大量会计实务的观察、计量、分类中概括出一般性关系或结论，将其加以验证，从而推导出对实务具有指导意义的一般概念或原则；应用社会学法把“公正性”概念扩展到社会方面，研究会计技术和方法的社会效应，研究会计信息如何反映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或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用经济学法研究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如何反映经济现实；应用实证法去解释会计实务对人们和社会资源的应用产生的影响。在这些方法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使会计理论研究建立在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