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39: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计量经济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 本文采用1985～2005年间浙江省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贸易开放、FDI对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与没有包括“开放性”因素的简单环境—收入关系相比，考虑了污染控制变量影响的估计结果往往改变了环境—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污染排放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成立的。
[关键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国际贸易 FDI
一、文献回顾
经典的H-O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有益的，能够改善相关国家的福利，促进经济增长，但很少考虑环境方面的因素。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随着国际贸易与FDI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关于国际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问题日渐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提出及实证，就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1991年，Grossman-Krueger在其研究中率先引入国际贸易“开放度”指针进行EKC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并没有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大气质量指针中仅发现开放度较大的国家的城市二氧化硫的浓度较低，而其它指针与国际贸易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 1996年，Rock在其研究中对收入和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相同的两个国家相比较，发现“开放度”指针与环境污染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ock的观点认为，世界银行倡导的建立在贸易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战略环境代价太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将呈现持续退化趋势，直到跨过EKC曲线的顶点为止。 Suri-Chapman（1998）则分析了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经济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的EKC的顶点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东亚和拉丁美洲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国家中，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是不断增长的出口制成品的生产领域。国际贸易使环境资源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趋于资源密集型。因此，对于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EKC曲线的转折点被提高了。 Agras-Chapman(1999)则进一步在国际贸易中引入价格因素研究能源利用的演变，通过分析发现贸易变量的解释力不明显，短期和长期的价格弹性是有效的解释变量。 Lindmark(2002)发现石油价格变化、技术效应与产业结构变化能够解释瑞典1870-1997年之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倒U型的阶段性变化趋势。 Cole(2004)通过引入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等因素发现，环境质量改善阶段的出现得益于高收入水平下对环境管制政策的需求和对环保技术的投入，贸易开放程度，制造性产出所占比重降低和污染型产品进口的结构性变化。发展中国家能够跨过环境转折点的关键在于对生产型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能否降低。
国内最早涉足这一研究的是张晓。1997年，他对1985-199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气质量数据做了分析，发现废气和二氧化硫的变动趋势与实际人均GDP（1978年为基期）呈倒“U”型关系，大气质量转折点位于实际人均GDP1200-1500元这一区间，这说明从1997年开始中国的大气污染水平正开始进入转折期，大气污染水平正逐渐趋缓并走向改善。 2001年，凌亢、王浣尘等学者对以南京市为例的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考察后，发现南京市废气、二氧化硫和废物的排放在1988-1998年近十年间呈现上升势头，并不是倒U型，也不存在拐点。 吴玉萍（2001）等学者则选取北京市的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发现：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工业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COD）、工业固废产生量和历年贮存量及历年占地面积等环境指标符合倒“U”型关系。 2005年，杨海生、贾佳等则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全球化是否会影响我国EKC的形状和关联度，并测量了开放度对EKC的影响，结论表明国际贸易的增加并没有对我国EKC产生显著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为环境保护提供经济基础技术和引进环境友好技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对环境有负效应，增加了我国越过EKC曲线的难度。
基于目前国内外EKC研究现状，本文拟利用1985～2005年期间浙江经济发展、资源环境资料实证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加入影响环境污染的控制变量，考察开放条件下贸易开放与外商直接投资这两个控制变量，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
二、资料来源及实证方法
根据资料的代表性以及可获得性，本文时序资料包括浙江省1985—2005年期间的原始数列，我们将污染排放物指针分为3类：气体污染排放物、液体污染排放物以及固体废弃物。选取的污染排放物变量包括取对数化后的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以及废水排放总量等3类指针（见表1），资料来源于相应各期的《浙江统计年鉴》。收入变化用人均收入指针来度量，资料由历年《浙江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为消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人均GDP，单位为按1985年为基期价格计算的万元/人。
表1：污染排放物与人均GDP资料明细表
年份
【关键词】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 动态计量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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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路，刘霞辉.动态计量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2）：98-103.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1][美]唐·埃思里奇.朱纲译.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l.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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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j].国际新闻界,1997(5).
英文名称：Instrument Standardization & Metrology
主管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主办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5611
国内刊号：11-3365/TK
邮发代号：80-36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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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摘 要：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发达国家间OFDI（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为发达国家利用OFDI获取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有关发展中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且无一致结论。本文将采用1999年至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中国OF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关键词：OFDI；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
一、文献回顾
Kogut和Chang(1991)的研究发现，日本流向美国OFDI主要集中在拥有大量研发资源的行业，且这些投资以合资为主，说明日本OFDI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Coe和Helpman(1995)将R&D资本存量看成是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国内、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贡献，结果显示国内R&D资本存量、国外R&D资本存量均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大影响。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2001)的研究表明，国际技术溢出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和OFDI两种途径实现，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
国内比较好的实证研究大多数是建立在CH或LP模型之上的。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的研究表明：国际R&D溢出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本文将在CH和LP模型的基础上，借鉴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分析方法，并在模型中加入OFDI变量，采用1999年至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加入知识资本的C-D函数，Υ=ΑLαKβSγ，其中L为劳动，K为资本，S为知识（R&D资本存量），则全要素生产率为TFP=Y/LαKβ，即
LnTFPt=1LnRDSdt+1LnRDSofdit+2LnRDSimt+ε （3）
其中，RDSofdit=∑2i=1RDSitOFDIitIit，RDSimt=∑2i=1RDSitIMitGDPit，RDSit、OFDIit、Iit、GDPit、IMit分别表示第t年i国国内R&D资本存量、中国对i国的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i国国内投资、i国GDP、中国对i国的进口（i=1，2；1、2代表美国、欧盟)。
（二）变量的测定及数据说明
1.R&D资本存量
根据永续盘存法，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Kt=(1－η)Kt－1+It，其中Kt－1、Kt分别为t-1，t期的资本存量，It和η为分别t期的追加投资和资本的折旧率。由资本存量计算公式可知，国内R&D资本存量为RDSdt=(1－η)RDSdt－1+RDdt，取折旧率为10%。1990-2011年我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和以美元计算的GDP来自EPS全球数据库，由此可计算出1990-2011年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
2.OFDI途径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
1999-2011美国和欧盟的GDP以及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自于EPS全球数据库。1999-2007年美国国内R&D资本存量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网站；2007-2011年美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自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利用折旧率η=12%来计算2007-2011年美国国内R&D资本存量。1999-2011年欧盟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样来自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由于欧美技术使用周期很相似，同样以η=12%的折旧率来计算欧盟1999-2011年国内R&D资本存量。将以上数据代入，RDSofdit=∑2i=1RDSitOFDIitIit，便可计算出中国OFDI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
3.通过进口途径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
1999-201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来自EPS全球数据库，1999-2001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数据来自来欧盟委员会官方网站。将数据代入RDSimt=∑2i=1RDSitIMitGDPit，可计算出通过贸易途径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
4.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由于TFP=Y/LαKβ，两边取对数得到LnTFP=LnY－αLnL－βLnK，通过计量回归估计参数α，β，并代入TFP=Y/LαKβ，便可计算出各个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各年份的Y、L、K数据来自统计局公布的《国家统计年鉴》
（三）计量分析
通过ADF检验结可以知道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且是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通过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LnTFPt=0065735LnRDSdt+0024006LnRDSofdit－0019978LnRDSimt－1015593
(1823024) (1791211) -(0330263) (-6736717)
R2=0959447 DW=201082
然后设残差为e=resid，用Genr命令生成残差序列，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由于残差项的ADF统计量在1%、5%、10%显著水平下均小于临界值，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从而LnTFPt和变量LnRDSdt，LnRDSofdit，LnRDSimt协整。LnTFPt和LnRDSdt，LnRDSofdit，LnRDSim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结论及原因分析
从以上计量结果看，=0959447，说明，，很好的解释了；和，，均为一阶单整，且回归形成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国内R&D资本存量、通过OFDI获取的国外R&D资本溢出以及通过进口获取的国外R&D资本溢出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0065735，=0024006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及通过OFDI获取的R&D资本存量确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技术寻求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而=-0019978，且不显著，说明出口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面影响，但影响不明显。（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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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间序列模型 金融专业教学 实践与运用
一、引言
时间序列模型是实证金融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间序列分析在金融各个领域的应用，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和外汇市场。适用于低频和高频数据;分为时域分析、谱域分析和回归分析集中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内容为价格或收益序列的建模，以及相应的波动性或风险的建模。在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格林编写的《计量经济分析》，在该教材中，着重介绍了时间序列模型中的ARCH族类模型。ARCH模型是1982年由恩格尔（Engle， R.）提出，并由博勒斯莱文（Bollerslev，T.1986）发展成为GARCH （Generalized 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这些模型被广泛运用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中。
二、模型介绍
（一）ARCH模型
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 dasticity Model，ARCH）模型是特别用来建立条件方差模型并对其进行预测的。模型公式为：
■ （1）
（二）GARCH（1，1）模型
在标准化的GARCH（1，1）模型中：
■ （2）
■ （3）
其中：xt是1*（k+1）维外生变量向量，γ是（k+1）*1维系数向量。（2）中给出的均值方程是一个带有扰动项的外生变量函数。由于σ2t是以前面信息为基础的一期向前预测方差，所以它被称作条件方差，式（3）也被称作条件方差方程。
（三）高阶GARCH（p，q）模型
高阶GARCH模型可以通过选择大于1的p或q得到估计，记作GARCH（p，q）。其方差表示为：
■ （4）
这里，p是GARCH项的阶数，q是ARCH项的阶数。
三、在金融学专业教学中实践与运用
笔者在本科教学实践过程中，向学生们讲解了时间序列GARCH模型的相关内容，并演示了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下的操作流程。为了让该模型能够得到具体的实践运用和操作，要求学生们完成相关性的论文，有几篇关于时间序列GARCH模型的论文，利用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上的各类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具体的检验和参数估计，得出了相应的结果并进行了合理的预测。
（1）在基于时间序列GARCH模型的股票价格波动分析中，利用eviews6.0对采用的2012年4月至2014年2月的上证指数日收盘价取对数进行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得出的估计方程如下：
均值方程：■-0.047
（15639.40）
方差方程：■
（4.21） （3.06） （1.33）
R2=0.96 D.W.=2.10
对未来股票市场趋势预测如下，结论为其股票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图1 预测趋势图
图2 解释变量预测
（2）在GARCH模型的预测能力分析―基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研究中，选取UKWTI原油连续合约ET0Y近三个多月（2013.4.12― 2014.4.14）的每日收盘价格，利用时间序列GARCH模型对期货价格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如下图
图3 样本内收盘价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图
图4 样本内方差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图
该文得出的结论为，GARCH模型对期货价格的预测分析能力较好，对其未来的预测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3）在实际波动率与GARCH模型的比较分析-基于上交所案例研究中，基于GARCH模型的理论基础及eviews6.0软件进行的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建立GARCH（1，1）模型如下：
方差方程：■
条件方差方程：■
（1.50） （0.31） （12.97）
R2=0.935 D.W.=1.762
对数似然值=742.384 AIC=-6.179 SC=-6.121
从定性上分析，实际波动率选择的样本数据为高频日内收盘价，而GARCH模型选择的样本数据为日内收益的平方，数据采集的频率越高，则理论上与真实值越接近，所以可初步判断实际波动率比GARCH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能力。
四、结论
通过在金融学专业教学中的时间与运用研究，学生们能够了解并消化关于教材中时间序列模型的有关内容;能够较为清楚地有条理地对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和预测结果;能够熟练地操作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利用软件对金融数据进行实际有效地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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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表》的面世对研究清代物价史、市场史、区域史、人口史、社会史等众多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方面的价值,可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整理、封越健和王砚峰主持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一书(下文简称《粮价表》),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清代,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粮价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正所谓“知彼处之米价,即彼处年岁之丰歉亦可知矣”。粮价的涨落不仅关系着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与政府的财政收支、统治秩序息息相关。因此,从清初以来,历代皇非常关注有关各地粮价的涨落问题。为了能够全面和准确地掌握各地粮食的供需情况,清王朝创建了一个周密的粮价奏报制度。这一制度肇始于康熙朝,最早由一些地方大员不规则地奏报当地某个时段的粮价。至乾隆初年,清高宗从奏报的内容、程序和格式上对各地的粮价奏报做了统一规定。这样,便形成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一奏报制度要求最基层的州县官按旬或按月采集主要粮食价格,然后于本省内逐级呈报与核对,最后由本省督抚或将军都统奏报皇帝。可以说,当时清王朝动用了全国所有的行政力量来跟踪和掌握各地粮食市场的供需和价格实况,这在现代统计学产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过这些粮价奏报提供的资料,清代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都能够得以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关清代粮价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史学界一个经久而不衰的热点领域。
1930年10月至1932年8月之间(最晚不超过1933年10月),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汤象龙等人从清代档案中抄录道光至宣统年间各省的月度粮价报告约2.5万件,并据此整理出道光至宣统间粮价统计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并一直保存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在大半个世纪里,虽有个别研究者使用过这份粮价统计表个别省份的数据,但从未有人将这批粮价表完整地整理并公布出来。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王业键教授对清代粮价的研究作出了卓著贡献,并致力于编制清代粮价数据库,也曾经利用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藏的这份粮价表。2004年,这批粮价表的整理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项目,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封越健、王砚峰等学者对经济所收藏的全部粮价表进行了整理、核对与增补,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使之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呈现于学界。这是一项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十分有意义但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出版的《粮价表》共23册,以省分册,共记录清代21个行政省域内约450个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道等各级地区的月度粮价数据约400万条;从时间跨度来看,绝大部分地区是从道光元年正月开始,大部分截止于宣统三年六月前后,最晚截止于宣统三年十月,按开始于道光元年正月,截止于宣统三年十月计,共有1124个月度的全国粮价数据。对于统计数据来说,其准确度和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粮价表》不仅忠实地照录20世纪30年代抄录的原粮价档案统计数据,而且,编者更花大力气对这些数据做了认真校对和进一步加工,以提高粮价表的准确度和完整性。例如,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原粮价表的存疑之处,编者依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粮价单,逐一核对与计算,校正了原表中数千条错误,并补录奉天、热河、山东、直隶、四川等省的约50个月度的数据。另外,编者在编制各省粮价表的基础上,还对各省的粮价表中报送粮价的地名和行政区划、粮食品种、粮食价格起止年月,计量单位、数据缺失情况、粮价数据结构、差价计算方法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统计和介绍,分别列于各省粮价表之前,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粮价表的了解和利用。正是由于《粮价表》过硬的质量,它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评审专家组一致评为A级(优等)标准。
《粮价表》的面世对研究清代物价史、市场史、区域史、人口史、社会史等众多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方面的价值,可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目前,比较有质量的量化成果都集中在民国时期;对清代及其前朝各代的研究则限于资料不足,有分量的成果不是很多;一些研究在史料根据和使用的方法上亦有讨论余地。《粮价表》所横跨的清代后期正好处于中国经济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从长时段来看,清后期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从中短时段来看,清后期正好处于中国经济又一轮的周期波动之中,即道光时期的经济萧条到咸同中兴之后的经济复苏与发展。目前唯一关于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经济表现的定量研究就是曾长期担任OECD高级职务并任多国政府经济顾问、专长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成果,已在国际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是,麦迪森的量化研究所依据的完全是他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的成果,自己并没有对中国经济的细部做过独立的深入研究,其在史实根据上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粮价表》的出版恰恰为突破这一研究难题提供了最有利的史料保障。依托于《粮价表》的系列数据,对清代后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市场化水平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可以展开较为精确的量化研究。总之,《粮价表》的出版对于国内外经济史学界来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它将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评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Hunan with the theory of econometrics since 1952， establishes ARMA analyzing model，checks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model by using analyzed data， discusses the trend and character of the variety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Hunan and presents forecast of the total value，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economic decisions.
关键词： 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ARMA模型
Key wor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times series；ARMA Model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8—0178—02
0 引言
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经济研究注重理论分析与定量应用研究相结合，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经济运行中具体数量规律的科学，把经济理论分析和对经济规律的经验观测方法结合起来，更能把经济问题分析得更精确、更深刻。由于计量经济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也就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
湖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2015年总量达2.5万亿元左右（按可比价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力争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建立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地区生产总值内在关系和变化趋势，并运用所建模型对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进行预测，为政府选择预测经济发展的统计模型提供参考。
1 GDP状况分析
本文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2011》收集了1952～2011年的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有关数据，为了方便用xt表示，1952≤t≤2011。
图1为1952～2011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曲线，从图1可以看出xt是一个非平稳序列，它的变化呈指数变化趋势，现对xt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DF检验，其检验结果由表1可见，由于ADF统计值为2.103177大于yt在5%的显著水平—3.492149，xt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
对xt作自然对数变换后进行逐期差分，用yt表示。
yt=ln（xt）—ln（xt—1），（1953≤t≤2011）
得出时间序列yt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从图2可看出，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变得较为平稳，应用Eviews5.1软件对yt进行ADF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由表1可见，由于ADF统计值为—5.234035小于在1%的显著水平—3.548208，时间序列yt拒绝单位根假设，yt在1%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
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的阶数，0表示不包括c或t，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澡声。
2 ARMA模型拟合
序列yt的自相关（AC： Autocorrelation）图和偏自相关（PAC： Partial Correlation）图如表2。自相关函数AC和偏自相关函数PAC具有拖尾且依正弦趋近于零的特性。根据Box—Jenkins模型识别方法，用ARMA（p，q）模型进行拟合。由表2可以看出，偏自相关系数PAC在滞后1阶、2阶处显示出统计上的尖柱。在滞后2阶后，序列yt的PAC变得很小，在95%置信区间内，因此可以认为ARMA模型的自回归过程可能是2阶，所以取p=2。自相关系数AC到滞后2阶都是下降的，在7阶处显示出统计上的尖柱，其它都在95%置信区间内，可考虑q=1或q=2，建立ARMA（p，q）模型，即
Φp（B）yt=q（B）ut
其中Φp（B）和q（B）分别表示B的p，q阶多项式，分别称为自回归算子和移动平均算子，B表示滞后算子，Byt=yt—1，ut表示白噪声。
用Eviews5.1软件进行拟合，根据上壕分析，建立ARMA（2，2）和ARMA（2，1）时间序列模型，如表3和表4。
利用滞后多项式写出模型ARMA（2，2）的估计结果（1—0.5358B+0.4394B2）yt=0.1127+（1—0.2841B+0.9758B2）ut R2=0.41，■2=0.37，AIC准则=—2.31，SC准则=—2.13，DW=1.92在2附近，各系数t—检验显著。表4中最下方两行给出的是滞后多项式Φ（x—1）=0和（x—1）=0的倒数根，只有这些根在单位圆内时，过程才是平稳的。从表4可见，ARMA（2，2）都是平稳的。
摘要：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应是使博士生具有更严密、深厚的思维方式、实证分析能力及创新能力。针对实际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的教学理念，“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结合的教学方式，以及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建设。
关键词：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0-0090-03
作为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辅以相应的数学证明推导和统计推断结果，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以此刻画、分析、检验及预测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为主要内容。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博士研究生对于不确定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认识和发现能力，特别是实证分析能力。
国内众多高校都非常重视《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清华大学李子奈教授就《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2010）[1][2][3]；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分析了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2007）[4]；中山大学王美今教授等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可信性和切适性问题进行了阐释（2012）[5]。南开大学张晓峒教授也多次讨论《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式。
而笔者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由于其理论基础知识、学科专业需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探索适合学科特点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如何合理有效地组织《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因此，本文从笔者自身教学实践情况出发，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题，提出相应的教学改进思路。
一、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级计量经济学》是跟随北美研究生教育体系所开设的一门课程，本质上是一门集理论性、方法性和应用性且要求较高的经济学类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伴随着重要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是众多的统计分析思想和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因此要求前序课程应具备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中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基础。
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对于培养和训练经济管理类不同专业的博士生，运用数量方法和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确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实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是，多数博士生并不满足真正意义上《高级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基本要求，其学习的基础、专业背景和要求均不一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学过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但在深度、广度和学习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根本没有接触过计量经济学，或者本科或硕士的专业不是经济类或管理类。面对这种情况，《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关于一些计量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处理，如果教师点到即止，不加以深化，对于已有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而言，学习没有新鲜感；如果讲解中偏重于方法性质的推导和证明，对于毫无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来说，认为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这两类博士生，都对高级计量经济学失去兴趣，教学效果不佳。
毋庸置疑，无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课程。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而言，对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要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化的教学内容，大幅度的数理方法证明推导；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素质培养，使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有一定困难，感到与经济学课程有相当距离，对如何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感到茫然。究其原因，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教学过于强调数学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存在问题。
二、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应当说，《高级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管理类博士学历教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又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与基础的较大差异性，对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笔者以为，其教学改革，应在授课对象实际背景的基础上，从一级学科的理念切入，分别从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体系几个方面进行，以到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之目的。
（一）教学理念
笔者认为，适合于经济类各专业博士生教学实际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理念依然是“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不同层次的计量经济学均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从教育思想和博士研究生教学目标去明确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理念。应当强调是，计量经济方法是为解决经济问题服务的工具，方法手段要服从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与数学根本不同之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数量规律，当然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计量方法所提出的经济背景、离开了计量方法本身的经济学解释、离开了计量方法应用的经济对象，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数字和符号。因此，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因此要树立“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的教学理念。
“重思想”是指重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注重问题提出的经济背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注重计量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读。对于高级计量经济的理论方法，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高级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证明过程是博士生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生着重掌握的应该是思路，详尽的数学过程可以通过自学搞清楚，而思路则要通过教师的引导才能掌握；更重要的是，思路是反映理论方法产生和发展的精髓，掌握思路才是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所在，才可能有所发展和创新。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博士研究生能力素质的具体体现，这正是我们《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
“重方法”是指重在用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不同方法（即“具体怎么去做”），重在各种计量方法怎样通过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在不同数据类型、各类设定、估计、检验方法等方面，已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方法论内容体系，而且新的方法论正在不断地出现。重方法就是要重各类方法的发展沿革与演变过程，关注其各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和适应性的不断进化过程，并在重思想理念下予以明晰。
“重应用”是指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各类计量经济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各类方法的计算机软件实现是重方法的重要要素。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Stata、R软件等），也在不断地吸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前沿的成果，充实其内容。对于多数经济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应当能够正确使用分析软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对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博士生，应在编程方面有所训练，以实现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需求。
（二）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三结合，从多方面提高博士生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应是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范式。
“高级”是相对于中级和初级而言的，因此在课堂讲授环节就应突出“高级”特色。“高级”的特色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但是，笔者以为，无论高级、中级还是初级，教学方式应存在共性。这就是要求教师在不同章节的讲授过程中，应当注重问题导向型的讲授方式，即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从方法论体系发展沿革出发，讨论研究问题的经济学背景和计量经济学特征，从各类计量经济方法的前提条件、适用性等方面提出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尽量用鲜活的经济事例说明问题的原由，使抽象的高级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具体化。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即，问题导向，工具驱动。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博士研究生驾驭各种计量经济软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在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双重约束下，提供对教学理念和课堂讲授教学的有力支持。各类算法的计算机实现，在有助于对方法论的理解和感悟、激发出新想法新思路。
课程论文也是实现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一些高校在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采用了课程论文并答辩的教学方式。应当说，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应在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实施。这是因为，尽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其专业理论知识的训练方面，从深度和广度方面看，远远高于非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各个层次的学生，但是，在定量分析或数量关系分析方面，仍需要与其专业理论知识训练相匹配水平的训练。因此，通过自己选择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路线、自己收集数据资料、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自己撰写课程论文等多个要素层面的训练，应当达到充分理解和掌握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前期工作基础等多种目的。
（三）教学内容体系设计
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是精选《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基本定位。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有其不同的组成。就其内容体系看，在不同的分类标志下，有着不同内容的名称称谓。例如，理论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经典与现代计量经济学、宏观与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同时，现代计量经济学又有不同的各类分支。如何选择适合于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体系，是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基础。笔者认为，在《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设计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一级学科和学校特色相结合原则。从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角度看，笔者认同按照不同门类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设计《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就目前而言，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授课对象主体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门类下的不同一级学科属性下的各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些博士生中，除数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多数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基本需求是在自己专业中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考虑到高级计量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学中各一级学科与应用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设计，应基本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取舍。不同学校应用经济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特色，因此，在高级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设计时，应凸显自身应用经济学方面特色。例如，以金融为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应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内容方面有所显现。
2.确保高级计量经济学的“高级”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特色，主要是指中级和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或是没有涉及，或是涉及了但仍需加深深度的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突出其发展前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高级”计量经济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高级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主要在现代（或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中进行取舍。基本内容应覆盖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分析、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这些分支间的交叉发展方面等的内容。另外，专门的估计方法，非线性估计、广义矩估计、贝叶斯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估计等方法可作为这些内容的基础，也将涵盖其中。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学历教育层次中的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通盘考虑，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前提下，进行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部分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
3.“山峰”与“平原”结合的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热萆杓乒程中，“山峰与平原”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里的“山峰”，主要是指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前沿，“平原”主要是指成熟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相关部分的内容，正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发展的起源，现代计量经济学也是经典计量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延续。例如，沃尔德（Wald）、拉格朗日乘数（LM）和似然比（LR）检验，应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不同数据类型、不同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支中，有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发展，形成具有不同用途的新型检验统计量和统计方法，成为现代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新内容。因此，“山峰”和“平原”两部分的内容，在不同授课对象中，依据其教学目标，统筹安排合适的教学比例和讲授方式。
三、结语
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一方面是以建立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及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讨论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探究理论与方法的数理逻辑关系及证明推导。《高级计量经济学》不仅要使博士生具备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分析的核心――实证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实证分析的思维，培养具有应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能力。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如果学生能够明白所讲授的内容，仅仅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学生能够对所讲授内容中没有讲到的内容产生更多的问题，才是《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最大的成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应对挑战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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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资本产出比；面板数据
劳动者报酬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劳动者报酬成为国民最主要的收入，占有国民收入的最大比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热门话题。数据显示，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省际收入法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2000年为50.7%，2003年为48.4%，2011年为44.9%，这12年总体是下降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7-2009年间劳动报酬占比是上升的，原因可能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企业家通常不会随意地解雇劳动者，这就提高了劳动报酬占比。相比世界主要国家50%-60%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SL是通过中31个省份劳动报酬数据除以GDP数据计算而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收入法生产总值。资本产出比（KTY）是依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单豪杰博士计算得到的中国资本存量K的估算数据（1952年基期）比上各省的GDP数据所得到的。投资率INES（也称作资本形成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生产总值中。对外出口比率（Export）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到。从业人员数（EM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的年底从业人员数。失业率（UNR） 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城镇登记失业率。
由于豪斯曼（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而F检验又拒绝了混合估计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结果显示，Ln（KTY）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说明随着我国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一发现与常进雄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然不同，但与白重恩等（2008）和罗长远（2009a）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资本的深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这与中国是廉价劳动力大国，资本积累促使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如果按边际产出获得报酬，劳动者的报酬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提高。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正相关，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这与Bentolina&Saint-Paul（ 2003）研究的结论一致。
Ln（INES）的影响系数为-0.283，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这表明我国投资率每上升1个百分比，会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降低0.283个百分点，我国投资的发展会导致劳动报酬占比的降低。这与孙文杰（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对此原因的解释是：投资率拉动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之所以与国内投资低效率和过度投资紧密相关。在经济粗放式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纷纷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过度的投资和产业趋同导致了投资劳动回报率和投资效率大幅下降。
Ln（Export）在1%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说明我国的出口对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有明显促进作用，出口占GDP比重每上升1%，劳动报酬占比会下降0.052%。出口驱动的劳动报酬占比之所以下降，与我国加工贸易中“大进大出”特征以及处于全球化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紧密相关。
Ln（EMP）的影响系数为0.601，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5%的检验，这表明我国从业人员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降低0.601个百分点，我国从业就业人数的增多会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Ln（UNR）的系数为5.211，符号为正，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失业率对劳动报酬占比有明显促进作用，失业率每上升1%，劳动报酬占比会上升5.211%。在经济萧条时，失业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不会随意解雇工人，这就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占比。
结论
本文借鉴Bentolina&Saint-Paul（ 2003）的理论，推导证明出劳动报酬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关系扩展出一个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计量模型。通过采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资本产比与劳动报酬占比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这与之前推导出劳动报酬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结论相一致。失业率对提升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有积极的影响。而投资率、出口占GDP比重，从业人员数对提升劳动报酬占比有负面的影响。因此要提高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我们应该有效深化资本，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引进外商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率，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提高技能劳动供给水平，控制从业就业人数；健全劳动价格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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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51-0079-02
1引言
经济决策者的两个目标是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但这两个目标往往是冲突的。例如，假定决策者想用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这一政策将会使经济沿着短期总供给曲线变动到更高产出和更高物价水平。较高的产出意味着较低的失业，因为当企业产出更多是，需要的工人也就会增加。较高的物价水平意味着物价增长也就是通货膨胀。所以降低失业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增加，即低失业和低通胀不可以共存。
2从总供给曲线函数推导出菲利普斯曲线函数
总供给方程式为P=PE+C（Y-），将等式两段都减去上期的物价指数P-p=PE+C（Y-）-p，左边形成了当年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右边形成了当年的预期通货膨胀指数+总产出超过当年充分就业产出量乘以系数C。将两边同时除以p左边形成通货膨胀率N，右边形成预期通货膨胀率 NE+C（Y-），N=NE+C（Y-）因为根据奥肯定律总产出的变化和失业率变化是反向的，所以N=NE+C（S-） 其中S表示当期失业率因为预期通货膨胀率难以获取数据，所以采用适应性预期将上期通货膨胀率作为当期在预期通货膨胀率。
3建立计量模型
建立计量模型时要引入随即干扰项V，N=NE+C（S-）+V，2001―2010年的CPI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如下表：
4模型检验
4.1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通货膨胀增加，失业率减去自然失业率的值就会减少，也就是当年失业率减小。这与经验判断和理论分析相一致。
4.2统计检验
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中数据R可以得到：R2=0.1433，修正的可决系数为R2=0.036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不好。
t检验：x4的系数的p值为0.28，x4对y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但是较第一次回归显著的多。
5模型检验
虽然两次回归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拟合效果，但是根据第二次回归的结果还是可以看出控制通胀和减少失业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性的，中国经济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推导的结论，并且菲利普斯曲线比较接近于一条凸像x轴的曲线而不是直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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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定资本形成；有效投资；投资率
一、 导论
本文估算1953年～2007年中国的有效投资。投资的测量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如资本存量，生产函数和要素贡献率的估计；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认识。由于中国的资本集成没有合意的官方统计数据，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变量，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Wang & Yao， 2003；张军、章元，2003）和新增固定资产（Newly Increased Fixed Assets）（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Holz， 2006）等。但是究竟哪个变量更适宜于宏观经济研究，却一直存在争议（Holz，2006；Chow，2006）。
由于投资最终被用来研究生产行为，因而投资应当是生产性的。在选取变量时现有研究面临两项挑战：（1）以往变量的统计口径难以覆盖全部生产性投入；（2）以往变量难以反映投入的实际效果，即投资中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部分。其原因在于：当年的投资可能有一部分浪费了，或者延迟到后几年才投入使用，它们的比例难以计量。
针对这种两难的情形，本文引入一个新的变量，它等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乘以转化率。这个变量的优势在于，它采用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使得它在统计口径上与目标变量相合，同时它利用了转化率数据，使得变量可以反映了实际投资效果。
计算新的变量时，我们面临一个难题：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转化率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需要估算。Holz（2006）曾经估计过这一时期的转化率。他采用一个双变量线性模型。本文重新估计这一变量，采用的是单变量非线性模型。通过比较发现，我们的模型在拟合能力和预测能力方面均优于Holz模型。结果显示，我们的估值小于Holz（2006）。
本文以产出投资比为例探讨了投资数据的修正造成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方面，我们发现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Model）的资本形成延时一年（Time-to-build）假定，有改进余地（Kydland & Prescott，1982）。根据本文的估算，一方面，投资支出只有一部分在当年即转化为有效固定资产而即投入生产，还有一部分要延后数年才投入使用。另一方面，投资转化率近年来有降低的趋势。这都需要我们对RBC模型的假定做出修正。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发现投资转化率下降趋势，也有助于解释近年来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
二、 有效投资的概念
对于投资的概念及其变量的争议由来已久。现有研究认为有效投资（Effective Investment）应当是生产性的，这是因为投资最终被用来研究生产行为。本文又称其为生产性资本集成（Productive Capital Formation）。关于有效投资变量，本文采用基础投资数据乘以转化率。基础投资数据度量用于生产性资本的支出，转化率度量投资支出的实际效果。
1. 基础投资数据的选择。常用的基础投资数据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王小鲁、樊纲，2000）。许宪春（2009）指出：虽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根据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计算得来，两者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两者之间依然具有明显的区别，以后者代表生产性资本集成更为合理。
2. 投资的实际效果。投资支出和实际投入生产的固定资产有很大的区别。一方面，部分投资有浪费；另一方面，部分投资要延迟数年才能投入实际生产。这意味着，在计算有效投资时，我们需要考虑投资的实际效果。
虽然前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可以较好的投资支出，但是它不能度量投资效果。针对这一问题，Holz（2006）引入了新增固定资产作为变量。它是指通过投资活动所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价值， 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成果，因而克服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缺点。但是新增固定资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在统计口径方面与生产性资本形成有偏差。起因在于：新增固定资产是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Total soci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乘以转换率（Transfer Rate）得到。而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口径与生产性资本集成的要求有出入，不宜作为资本集成的变量。
综合考虑两个常用变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新增固定资产）在统计口径和度量投资效果上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后，本文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乘以转化率作为生产性资本集成的变量。这样处理，即兼顾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统计口径的上优势，又利用了转化率在反映投资效果方面的长处。
三、 投资转化率的估计
1. 模型。本节估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时间跨度为1952年～1981年。为了估算转化率，本文建立7个模型。最终选择当中预测能力最好的模型，即模型*用于估算。
7个模型可以分为两类：简约式模型和结构式模型。后者利用额变量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中数量关系，而前者没有利用这个关系。
（1）简约式模型（Reduced-Form Model）。简约式模式的基本想法是：投资的整体转化率可以通过部分的转化率拟合。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整体投资有两个重要的部分：①基本建设投资；②技术更新改造投资。本文的简约式模型就是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的转化率，来推测整体投资的转化率。
模型*为线性模型。它是本文最终选用的模型，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整体投资的转化率，解释变为常数项、基本建设投资的转化率及其对数值。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其中权重为被解释变量。若改用OLS估计，则所得结果差别很小。
模型I.1的基本想法与模型*相同，形式为非参数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整体投资的转化率，解释变为基本建设投资的转化率。我们采用核方法估计（Li & Racine， 2007）。
模型 I.2 为线性模型。它是Holz（2006）的一个变种。Holz（2006）模型包括两个解释变量：（1）国有部门投资的转化率；（2）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值的比。本文的模型第一个变量为基本建设投资的转化率。第二个变量与Holz模型相同，但是数据做了更新。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其中权重为被解释变量。若改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时，结果差别很小。另外，模型I.1的估计结果与Holz（2006）的结果的差别也很小。
（2）结构式模型（Structural -Form Model）。结构式模型利用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中的变量关系。根据SNA的分类方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可分为三项：国有部门基本建设支出，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相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可以表示为国有部门基本建设支出，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对总投资的占比乘以相应的转化率。
现在我们困难是：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的转化率未知。为此，我们假定它们为国有部门基本建设支出转化率的函数，建立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II.1为线性模型。我们首先假定，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的转化率为常数项、基本建设投资的转化率及其对数值的线性函数。将函数代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可建立模型II.1。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其中权重为因变量。相比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加权法的结果差别很小。
结构式模型II.2为非线性模型。我们首先假定，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的转化率为基本建设投资的“非参数”函数。将函数代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可建立模型II.2。模型II.2为变系数非参数模型，我们采用核方法估计式（Li & Racine，2007）。
结构式模型II.3为线性模型，模型设置同模型II.1。不同的是我们分两步估计。第一步估算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的转化率。第二步将它们的估计结果代入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完成计算。
结构式模型II.4：为非线性模型，模型设置同模型II.2。不同的是我们分两步估计。第一步估算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支出和非国有部门支出的转化率。第二步将它们的估计结果代入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转化率完成计算。
2. 模型的数据。本文的模型主要使用了转化率和工业生产总值数据。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模型的选择。本节将从7个备选模型中挑选预测能力最强的模型。预测能力的评判标准为预测值和观测值之间的平均绝对偏离程度。我们称其为Q值，即预测值减去观测值，除以观测值，取绝对值再做平均。Q越小，则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强。表1比较了7个候选模型的预测能力。表中简约式模型*的Q值最小，也即预测能力最强。
4. 估计结果与文献比较。基于前述工作，我们推算出1952年～1980年间投资转化率的预测值。推算时所用模型为模型*，估计模型所用数据为1981年～2002年的观测数据。
表2给出了转化率和有效投资的估计值。结果发现，本文估计值值较Holz模型要小，并且更加靠近实际观测值。本文的估值更加靠近真实的投资转化率。
四、 有效投资与中国的高投资率
根据本文估计结果。产出投资比要小于产出有效投资比。从长期趋势上看，产出投资比与产出有效投资比均有下降趋势，但是1980年之后产出有效投资比下降速度相对缓慢。
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产出投资比反映了资本形成的延时问题（Time-To-Build）。在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eal bussiness cycle model）中，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上一期的投资在下一期才能形成生产力（Kydland & Prescott， 1982）。将这一假定应用于实际经济时需要调整。根据我们的计算，至少就中国的年度情况而言，部分投资的确需要延期一段时间才能形成有生产能力的资本。但不是全部投资都要延期，延期形成资本的比例可能在10%～40%不等。同时我们注意到，投资转化率在1980年后呈下降之势，这意味着资本延时形成情况在加剧。这些情况都为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建模提出新的要求。本文为主题所限，不就此深究。
从实证角度看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政府，国家统计局以及学界都非常关心近年来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比较普遍看法是，中国的投资率过高，而且这些投资是在回报率偏低的情况之下完成。那么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否真的偏低呢？舒元；、徐现祥、周吉梅和舒元（2007）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工业资本收益率在近十年内大幅提高。这大致表明中国的投资率并不偏高。这种宏观和微观上矛盾，引发了许多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与争论。这些研究常常忽视投资行为跨期性的重要影响。没有注意到有些投资支出在数年之后才形成有效投资，对产出起直接作用的是有效投资，而不是投资。
本文认为，产出有效投资比大于产出投资比是高投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来说，由于投资数据中包含了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在数年之后才会提高产量，投资者更关系有效投资的回报率。以往的研究将长期投资纳入资本存量的计算，导致了资本存量虚高，进而低估了资本回报率。本文对资本回报率向上修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
此外，1980年以后投资转化率随时间下降的情况，可以理解为长期投资比重不断上升的结果，这是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一个信号，有助于理解近年来投资率不断攀升的现象。这和舒元；、张莉和徐现祥（徐现祥、周吉梅、舒元，2007）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工业资本收益率在近十年内大幅提高。
投资转化率和投资率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样可以计量模型的方式展示。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投资率，解释变量为参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投资转化率。我们利用1980年～2007年的数据估算模型。结果显示，投资的转化率的系数？茁2的估值为-1.05，t值为-9.09。？茁2的估计在统计上显著表明：随着投资转化率下降，中国的投资率有持续升高之势，佐证了我们上文的观点。
五、 结论
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行为时，研究者找不到理想的统计数据来有效投资。本文重新估计了1953年～2007年资本集成。与前人相比，有两个方面的改进：（1）本文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改进了Holz（2006）等文献在投资变量选取方面的不足；（2）本文对投资的转化率估计相比以往研究更为可靠。相比Holz（2006），本文的模型可靠性更强。我们一方面验证了更多的备选模型；另一方面仔细比较各个模型的预测能力，择优而选。
本文对于有效投资的重新估计，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从理论分析角度看，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的资本形成延时一年假定，有改进余地。根据本文的估算，一方面，投资支出只有一部分在当年即转化为有效固定资产而即投入生产，还有一部分要延后数年才投入使用。另一方面，投资转化率近年来有下跌趋势。这都需要我们对RBC模型做出修正。从实证角度看，本文发现的投资转化率下降趋势，也有助于解释近年来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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