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39: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老龄化问题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 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我们通常按照国际标准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义为老龄化国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9%，而65岁以上人口高达1.19亿，占人口总数的8.9%。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判断，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计算，我国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变成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绝对数大，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快，老龄化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特点。
2.1 老龄化速度和进程加快
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1996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国际老年化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国际标准线7%。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开始越过国际标准线，并以递进速度上升。201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8.9%，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我国近十年来的老龄化进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也越来越快。
2.2 老年人口绝对数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
根据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60岁以上人口达1423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118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8.9%，60岁以上人口共185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近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数量也在增长。
2.3 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在迈入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因此人们的生育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之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个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国家财力尚未非常强大的时候就面临老龄人口比重过高的威胁。世界上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化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尚缺乏应付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实力。
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有个体、群体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国家医疗设备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这直接提高了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提高，最终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趋势越演越烈。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4.1 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提升出生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上个世纪就开始贯彻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生率相对其他国家较低，这影响了人口结构比重的划分，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因此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国家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必要将人口老龄化放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兼顾好老龄化问题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从人口长期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4.2 区别对待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农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镇比重。但是，目前我国老龄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针对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区分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区别对待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解决城乡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手段。全局出发，制订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全面分析、评估和预测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分步骤，分重点解决老龄化问题。
4.3 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建立“老人自立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社会养老新格局，调整和改善养老机构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老年人出现自理能力缺陷时可寻求养老机构帮助。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扩大养老功能机构的分散范围，将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区周围，实现老年人的就近养老，对经营性的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种个。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资源调动、宣传倡导及监督监管等方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将养老服务推向社会，实现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观管理体制。
4.4 积极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越来越有限，这也就引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议题。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思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另外，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也是应付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部门和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性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原新，刘士杰.1982～2007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的人口学因素分解[J].学海，2009（4）.
[2]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J].人口研究，2009（3）.
[3]陆杰华.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J].甘肃社会学，2007（6）.
[4]李秀丽，王良健.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研究[J].西北人口，2008（6）.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广受社会关注，其可能的发展形势、影响以及应对之策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3]。面对老龄化的严峻形势，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养老。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又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城市层面的，另一个是农村层面的。几十年以来特别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城乡割裂，任何问题可能在农村与城市都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而恰恰，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但同时却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致使农村社会普遍成为老人社会，其二是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农民工以后的着落在哪里。由此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农村确实较城市严峻且复杂。用更为专业一点的话来说即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不仅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倒置。未富先老使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潜在负面影响，而城乡倒置又使这一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农民养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做好充足的应对准备。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内部视角，从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的养老现实困境出发，并结合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将采用案例陈述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可能遭遇的问题，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将这一问题可能的各个方面展示出来。本文只做问题的展示，并不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之策。在结构上，本文将根据农村老年人口的特点将个案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关当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案例，即随年龄增大而可能成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时本研究所选个案的来源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尽可能将自己调查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的个案集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如前所述尽最大可能展示老龄化背景下农民养老问题的各个层面。
一、已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
所谓留守老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空巢家庭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只是空巢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更广，任何一个核心家庭在子女长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长期离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空巢家庭。而所谓留守老人则不过是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农村家庭的子女进入城市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园。如果要下个定义的话，似乎可以这样来界定：常年居住在户籍所在地 、 年龄不低于60周岁的农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边者。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在养老方面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庄稼汉
张老汉生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汉家里有3个儿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3个儿子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其中小儿子通过努力在2005年左右终于自己翻身成为老板，在虎门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厂。鞋厂的收益相当不错，张老汉的另外2个儿子也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而进入其三弟的鞋厂。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家境富裕、儿女孝顺团结的家庭中，张老汉却一直未放弃农业生产。虽然张老汉的3个儿子曾多次劝其父母放弃耕田转而到城市去与他们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汉的强烈反对。（访谈时间：2012年7月）
通过案例1的描述其实可以看到：首先是农民的养老诉求较低。从单个个案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代表性，实际上，陈文娟[4]曾以规范的问卷调查方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进行过专门调查，并指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预期总体并不乐观，对养老问题的担心较高。遗憾的是其调查主要是针对中年农民，缺乏对老年农民的调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中虽然养儿防老具有很强的正当性，但现实中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要求却绝非不讲人情。在多地农村的调查中笔者亦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很多农村的老人与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当中，其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子女。但就是这样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维持正常的一般标准，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这样，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农村老年人认同的标准低于社会认同的养老标准[5]。如此一来可能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度较低。笔者当然不认为既然农民本身的养老诉求较低就应该因此而设置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民的养老意识。
其次，农民对作为财产的土地的认识是影响其养老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颇富的张老汉也一直不愿意放弃种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早已为学界所认识，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人因此而强调维持当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强调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碍了土地正常经济功能的发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民“恋土”而不愿离开土地，无非是因为心忧离开土地后生活没有着落或者说“保障”，以至于不论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寻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难愿意弃土离乡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担当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就是因为与城市里的“单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难说还有什么可靠的依赖。这一点即便是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与社会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实际上，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老年农民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观念落后而出现不愿意参与社会养老并且对自己的养老状况也不甚在意，其实际反映的还是他们对子女有无真正稳定生活的担忧。这种观念或许显得陈旧、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进的人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却是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事业以及获得稳固财产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企图将适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体系扩展到农村的话，这样的做法可能并不讨好。毕竟，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个稳定的事业基础上。
二、即将成为“留守老人”的农民的养老
留守老人是现阶段已经进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那么比他们更小的一辈，即现阶段年龄在50岁边缘到60岁之间的农民（学界通称的“第一代农民工”）则是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留守老人”的一代。据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占比只有16%。尽管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岁，50岁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为主要在工厂或工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而言，进入50岁以后显然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体力衰退的高峰时期。那么这个群体面对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龄务工者老谢等[6]
59岁的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报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东方早报》2013年2月26日）
如果说对于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养老最大的障碍在于观念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这些50多岁的老农民或农民工而言则面临的困难要多得多。他们一方面面临自己事业的转折，即到底是回农村还是留城市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问题可能仍远未解决。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连最低的“社会保障”都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确实没有）则显然有失社会公义，但如果说只要提高其养老标准，每个月多发点保险金就能解决其“保障”问题，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谭。
面对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状况。城市或许还真能像一些乐观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化发展至少不会因为老年人口而面临主要资源匮乏。相反，它们很可能会用一群活跃的或相对活跃的老年居民，能够并且将为城市社会做出广泛的贡献而非依赖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龄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无稳定事业又缺乏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社会生活甚至于消费领域变得“活跃”或“相对活跃”怕也只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
三、结论与讨论
对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趋势，杨青哲[8]在其博士论文中做过详细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农村人口的相关数据做基础，预测了未来40年（2010～2050）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根据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总和生育率（2.3）进行推算，农村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40年时间内将保持递减趋势，在 2025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超过1亿，到 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峰值，约为 1.5 亿。40年乡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从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长了36.33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抚养比的提高，杨青哲估计到2050年总抚养比将超过1。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养老金双轨制；待遇差距
一、概念陈述及历史回顾
（一）概念陈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双轨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人因退休时的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也不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企业多两三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即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国家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即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即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差距大概是3-5倍。
（二）养老金双轨制历史回顾
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是“养老金双轨制”的退休制度，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
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近几年，因为调整幅度有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进行了7连调，但7次连调的总和尚不足机关事业单位一次调整的幅度，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到了五六千元。现在，养老金不合理的差距仍然在继续扩大。
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如今，方案下发已有4年多，但事实上，5个试点省市几乎无进展。2012年5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二、乌鲁木齐市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现状
（一）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乌鲁木齐市的老龄化趋势及出现的原因跟国外发达城市不一样。国外老龄化出现的背景是“先富后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特殊性。乌鲁木齐市老龄化社会起点比较晚，是社会经济不够发达而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即“未富先老”。统计数据显示，乌鲁木齐市从1999年开始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10%。虽然乌鲁木齐市进入老龄化比较晚，但老龄化速度比较快，到2005年老龄人口比例达到了11.43%。这些年以来，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6-2010年老龄人口分别增加到了11.72%、12.64%、12.63%、12.77%和11.03%。
（二）乌鲁木齐市养老保险的现状
自1986年养老保险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建立以来，乌鲁木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相关文件，基本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撤村建居失地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截至2011年底，乌鲁木齐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4.74万人（其中：在职参保74.96万人，离退休人员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参保较上年末增加10.05万人），增长15.27%。2011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42.56亿元，比上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年末基金累计结存24.88亿元。待遇水平按照自治区和市政府的要求，继续调整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2011年底，全市离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1776元，较上年增加96元，增长5.71%。
三、乌鲁木齐市老龄人口养老金双轨制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待遇“双轨制”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乌鲁木齐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及退休后的养老金双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焦点。
（一）缴费和待遇脱节
乌鲁木齐市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待遇计发办法是，员工退休待遇仍然根据参保人员的工作年限及其退休前上一个月的档案工资的一定比率计算。这种待遇计算方法与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制度中的职工个人缴费多少、时间长短不挂钩，多缴少缴与退休待遇没有本质联系。缴费与待遇出现脱节，不仅严重影响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没有实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同时，由于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缴费与待遇脱节，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部分参保人员对缴费的多少漠不关心，甚至希望缴费工资越少越好，个人既可以少出钱，又不影响退休待遇，造成企业退休人员心理上的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相差太大，一些事业单位不愿改制为企业，给机构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
（二）养老金社会发放的不平衡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0年前的差额计算，掩盖了缴费单位经济效益不好、离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矛盾。虽然参加了养老保险，但并不能做到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也就不能保证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在铁饭碗的表象下，也隐含危机。恰恰由于社会化程度低，单位包办养老金，个人不必自负其责，养老金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与单位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职工养老保险基本保障缺乏保底。
（三）过大的养老待遇差距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由于历史及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公务员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待遇普遍比较优厚，甚至远高于相同条件下的企业人员，这必然会增加社会成员的不公平感，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四、应对老龄化及缩小养老金双轨政策的措施
对于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只有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更好地应对，实现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加快老年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要想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应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解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问题并且养老金实现公平，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应对老龄化，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保障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增加即期消费，促进乌鲁木齐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优化人口目标，使乌鲁木齐市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为保证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需要采取科学控制生育率的可行方案，选择最佳时机适当地调整生育水平，逐步调整人口结构。乌鲁木齐市人口老龄化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能够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本身就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需要我们接受并积极应对。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不要悲观和盲目乐观对待，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谈“老”色变。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以科学的对策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以积极态度对待人口老龄化，从政策制定到社会认同到个人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口老龄化对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冲击。
（三）企业年金
建议将70%以上的企业年金放在本企业作投资，每年的分红都用于年金分配。每个职工每年根据贡献得到一定年金点，最高不超过平均数的3倍（就如养老金交费3倍封顶）。每年每个退休职工的年金收入，等于本人年金点数乘以当年每一点的金额，当年每一点的金额等于当年企业年金的收入（本金不动）除以全体退休职工的总点数。至于投资的风险，退休职工和本企业共担风险和利益是应该的，这可以增加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也可以增加企业领导层对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关键词】大连市；人口老龄化；民办养老机构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这个国家（地区）则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早在1987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大约13年。据大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市常住人口669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05.7万人，占总人口的1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71.6万人，占总人口的10.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84个百分点。到2015年，大连每5个人中即有1名60岁以上老年人。随着大连市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比重不断提高，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支持、康复护理、紧急救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民营养老机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结合对大连市老年人口及养老机构现状的了解发现，目前大连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民办养老机构总类繁多。大连市城乡养老机构有300多家，城乡养老床位总数3.1万张，连续5年新增养老床位2500张以上，其中民营养老机构达200家，床位数约1.5万张，民营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已占据半壁江山，但民营养老机构以低端为主，中高端只占近10%，不足20家。资金不足、法律不健全、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设施落后与医护人员短缺、社会观念意识落后等问题，制约着大连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
1.资金短缺，风险成本高
资金不足、利润低、后期投入的资金短缺，风险成本高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成为民办养老机构的共同难题。据了解，一个设施合格的养老机构，按照不同的规模，投资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无论何种规模的养老机构，收回成本的时间一般是5到6年以后。大连市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问题，有限的资金投入造成了周转困难。养老服务属于高风险行业，相对于公办养老机构，民办养老机构风险成本更高。有的小规模民办养老机构，甚至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就赔得关门。由于赔付风险较大，保险公司一般也不接保60岁以上老人的保险。
2.法律法规不健全，优惠政策难落实
目前，养老业相关的法律滞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明确养老机构与老人子女之间的义务，因此双方经常发生矛盾和纠纷，一些子女则将养老机构当成老人的最终监护人，甚至因老人生病或去世而上门闹事，这些都为民办养老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为进一步加快大连市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1年大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出台了扶持民办养老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实依然存在问题，比如：政策操作性不强，缺乏对养老产业布局、规模、服务结构的详细规划；土地划拨、民办公助、水电优惠等优惠政策难以落实；民办养老机构的准入、运营及退出环节的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行业监管上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市场管理不完善。
3.硬件设施建设水平较低，收费过高
目前大连市多数民办机构养老职能尚不完善，不具备必要的医疗条件，没有正规的检验和医疗设备。由于资金所限，无论是在房型建筑、居住面积、楼梯和无障碍设计、照明还是卫生洗浴等硬件设施方面，都难以适应和符合老年人行动、住宿的特殊需求，更无力配备必要的医疗设施和场所。80%以上的机构在紧急救助情况发生时，需要到外界调配车辆；60%以上的机构没有和当地医院建立绿色通道，难以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救治。有的养老机构，专业护理人员匮乏。工作人员多为下岗、失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容易导致老人受伤。此外，由于民办养老机构不能享受公办养老机构的众多优惠政策，使民办养老机构收费过高。数据显示，沈阳市民办养老机构价格仅为450-1200元，而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价格普遍在800-2600元，甚至高于北京的民办养老机构价格600-1800元及上海的800-1700元。
4.护工难招，整体服务水平低
护工难招是困扰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大难题。有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和老人不能按照规定比例配置，甚至出现1名工作人员服务10位老人的情况，老人无法得到精心照料。年轻人嫌脏、中年人难为情、年龄偏大的又干不动等，造成目前护理人员奇缺的现状。养老机构的护工，现在大部分是年纪大、文化水平低的妇女，这些人缺乏专业服务技能，培训起来难度大，很难胜任服务工作。由于没有一支稳定、专业化的护工队伍，服务质量无法保证，直接影响了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
5.社会养老观念落后
随着计划生育这代独生子女的双亲衰老，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养老问题。“80”后在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在赡养的态度和行为上，儿女和老人产生了差异和冲突。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不是新鲜事，失能老人被送进养老机构对于老人和子女都是一种方便，但对于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而言，这是不得己的一种选择。许多人不能接受社会养老观念，子女怕老人住进养老机构就会被人认为不孝而不敢把老人送进养老机构，老人们怕被送进养老机构就意味着被子女的遗弃，也不想走进养老机构。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对策
1.加大政府补贴力度，鼓励社会投资
民办养老业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壮大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及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国家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优惠政策，关键在于抓落实。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指导和监督功能，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并在贷款、税收、地价、保险、房租和配套收费等方面给予给予适当优惠和补贴，尽可能降低其成本，以保证其基本收益和必要的回报，要使民办养老机构和公办养老机构一样享受合理的健康医疗、心理辅导、养生书籍和休闲娱乐方面的社会捐赠及志愿者服务，同时还要确保民办养老机构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各项优惠政策。
2.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
建议加快制定建筑设施、卫生条件、质量标准、服务规范等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明确养老机构的权责，降低民办养老机构的风险成本。制定养老服务意外事故处理办法，公开、公平、公正地设定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事件的定性与处理程序，并对意外伤害事件的鉴定、赔偿、诉讼作出全面的法律规定，为保护民办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提供基本依据。另外，民政部门需要定期对养老机构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包括建筑设施，医疗设施，护理员工专业水平及健康情况，老人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了解等，积极处理有关民办养老院的各种投诉反应。
3.提高硬件设施，改善医疗条件
采取“公助民办”的形式可以有效缓解民办养老院设施局限的困境，政府可选择正在欲开发、适合建设养老设施的地段，在进行建设规划时将养老设施纳入规划中，要求开发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同时给予开发商土地价格及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养老设施建成后，可由政府组织招标，社会力量按照股份制、租赁制或承包制进行经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热情。不断改善医疗条件，医院可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在养老机构设置医院值班室，加强对老年人的照顾。
4.加强服务人员培训
利用现有的教育、劳动培训机构和力量，开展老年人护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为民办养老机构输送源源不断的护理人才。具备条件的大中专院校可设置老年人护理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劳动就业培训部门要增加养老机构护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内容，并针对不同老年人群体制订不同的培训内容。各级新闻媒体和宣传部门要加大对社会养老事业的宣传，积极鼓励社会爱心人士关心和支持养老事业建设，并为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各种志愿服务，补充机构从业人员的不足，以缓解民办养老机构的用工压力。针对护理人员人才匮乏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考虑为养老护理人员增加“特岗费”，保障护理人员的待遇。
5.降低价格，合理收费
树立正确的战略意识，不应该把目光只聚集在短期的利益回收，毕竟民办养老机构企业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只要在期间资金周转不困难，那么在未来的时间里就会为企业带来丰厚的汇报。所以，对于大连市民办养老机构，合理的定价，会使更多的老年人选择民办养老机构，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使民办养老机构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6.树立正确社会养老观念
中国人注重家庭、看重血亲，老人尤其愿意与家人一起颐养天年、共度晚年。新时代，新风貌，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都要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养老观念。要改变个别人对社会养老的偏见，及时吸引有养老需求的人的加入。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提高民营养老机构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以及公众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认知度。
参考文献：
[1]刘红.我国民营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民营经济研究，2008（7）：146-147.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经济 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标志着经济与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出现于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形之下，即未富先老，这和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如何保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所以明确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1]。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一样都具有全面性、公平性与持续性等特征，其中，全面性指的是经济的发展务必要全面，避免片面、局部、单一的发展，尤其要预防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全面发展人口、社会的局面出现；公平性指的是不仅要在同代人之间实现横向的机会与权利公平，还要在当代与未来多代人之间实现纵向的公平，这一点在老龄社会里显得至关重要；持续性指的是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之间有一致的持续性，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支撑，老龄社会就很难良性运行。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只要深入研究老年科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能实现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承受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在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以此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后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经济要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解决好经济增长效益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经济以较大速度增长的同时凸显效益，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努力创造资本与技术优势，提高发展资本密集型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水平，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劳动力素质水平，因为经济增长要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并重点对劳动者加强继续教育，尤其要培养其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水平，且如果老年人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较高，他们在就业、保健、消费等方面就具备显著优势，这对减轻人口老龄化压力、协调发展经济有利。
（二）发展老龄产业，缓解人口的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发展老龄产业的迫切性愈加显著，对缓解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老龄产业发展宗旨在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提高其生活水平。老年队伍在持续扩大，老年人消费总额在GDP中占据的比重也逐渐递增，且老龄产业是比重较高的第三产业，它的繁荣对调节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份额有明显的作用[2]。在众多第三产业中，旅游业的潜力被认为是最大的，所以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等环境优势，针对老年人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即银色旅游。可以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老年旅游套餐，让他们在旅游期间吃当地的饭菜、住当地的民宅，使他们在感到温馨的同时降低旅游成本，从而吸引更多老年人旅游，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三）利用老年资源，变人口压力为动力
国家应加快开发并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劳动力尚在的老年人参与发展经济，发挥出老年人的劳动潜力。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不但能帮助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还能增创国家财富，将一些消费人口转化成生产人口，从而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转变成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要加强研究老年学，大力发展老年教育，让老龄化更健康。人口老龄化在中国还属于新事物，所以在老龄政策的制定、老龄工作的开展、老年教育的发展、老龄工作者的培训、代际关系的处理、健康老龄化的实现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的指导。所以只有加强研究老年学，才能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进一步完善老年事业发展预警机制
一方面，要制定完善老年事业发展预警机制的相关指标体系，包括政府投入、老年人生活水平、养老金收支平衡等内容；另一方面，要建立监测样本点，通过分层整群抽样，依据一级（东、中、西部）、二级（城、乡）、三级（好、中、差）开展三级分层工作，将社区作为基本单位，在省内最少抽取约20类样本社区或样本村作为监测老年事业发展的基本样本点，并合理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预警监测的结果不仅要面向全社会公布，还要及时反馈给地方权力部门，以便及时调整政策，为健康发展老年事业保驾护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老年人是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给予其关注、关爱。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只有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这一事实，并围绕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一中心，不断发挥党和政府具备的主导作用，凭借全社会的力量统筹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目的，才能有效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老龄社会 养老问题 思考
有研究统计，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78亿，近年来，老年人口比重将从13.26%逐渐增长至16.00%，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会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对于老年人群首要解决的问题为呼吁社会对养老机构的帮助和照顾。因此本文中针对老龄社会中养老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并做了相关综述，具体如下文。
一、老龄人群面临的主要问题
老龄化社会的体系：人口老龄化社会属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我国近年来仍属于发展中阶段，因此对于科学全面的认识老龄化社会问题相当重要。我国老龄化人口的比重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综合飞速发展，一方面为生育政策的改变。就现状来看，我国对老龄化相关知识仍较为局限，且部分人群将老龄人群视为社会负担，忽略了老龄化属于社会一种正常状态，因此应加强社会、家庭、个人对老龄化社会的看法。我国在面对老龄人员社会保障水平、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等现象时，还未做到完善，因此现如今老龄政策体现仍处于碎片化。
老龄化社会进展的不平衡：现有研究统计，我国城市空巢老人家庭已超过50%，大城市达到70%，相比之下，农村空巢老人比例明显高于城市空巢老人比例，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劳动人口大量涌进城镇，导致城乡人口的变动，且也造成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上升。研究统计，东中西部地区老龄人群比例差异仍明显，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为东部地区，总而言之，应加强农村老年人群的经济效益管理。
养老服务人力资源缺乏：经相关研究统计，我国养老机构共有4.2万个，床位有381万张，同时我国功能患者约为3300万人，养老机构看护人员为1000万人，相比之下，老年人和看护比例为1：3，比例明显失调，使部分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完善的护理。同时本次研究，对老年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进行探查，发现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均较低，经3万人持有养老护理资格证书，大部分看护仅为专职养老护理人员，因此使老年人无法得到相应的有效护理，相应的老年病医生更是缺乏。
二、老龄化社会的演进
2008年老龄化概念已提出，但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从最初的提出发展至进行，逐渐应用于广大人群。近年来联合国提出，年龄≥60岁老年人占总人群的7%，则可判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标准，其主要用意在于改进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等。与人口老龄化相比，健康老龄化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改变过程，更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贸易水平以及综合素质。
早期联合国针对“健康老龄化”便提出了照料、参与、独立、自我实现等原则，以保障、健康、参与作为三大支柱，不仅强调老年人群不会带给社会负担，其更是社会和家庭的财富，从而激发老年人技术、智力、体能等方面潜能，在实现老年人健康基础上，做到老有所为，尽可能为社会提供自身一份微薄之力。
随着对老龄化社会知识的研究深入，有学者不断提出新概念，更有学者认为老龄化的提出忽略了人口平均寿命时间，过于强调人身心的衰老，因此近年来形成了“人口长寿化”概念，且通过结合我国国情，有专家提出和谐老龄化、保障老龄化的概念。
三、对于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
重视养老专科护理人员的培训：在德国，政府将老年人专科护理人员分为老年护理助理和老年护理人员，其中护理人员资格证主要是指通过专业培训，且不断提供职业水平人员。中专职业培训主要针对失业者、家庭妇女、应届高中毕业生等10年基础教育人群，通过1.5年专业知识学习基础，加上重点培训职业能力，从而考取老年护士助理资格证，同时通过临床3年考试和学习，可获得老年护理人员资格证。同时德国大学还设有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且部分人群已完成硕士、学士的进修。
在澳大利亚，其将养老护理人员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养老注册护士、养老登记护士、养老护理助手。其中养老注册护理人员需完成大学三年的进修学习，且获得相关学士学位证书，并能够在澳洲护士局注册，能够独立完成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养老登记护理人员主要是指在技校完成的18个月非全职学习，可完成医院患者或养老院的日常护理工作；养老护理助手主要是指在养老院或职业技术学院完成6～8周以护理为主的相关培训，待考核成绩通过后，才可进入养老机构。
四、结语
通过结合个人、家庭、社会，建立养老保障系统：对于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可从不同层面分析，其主要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相关，属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在养老保障体系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应根据我国农村、城市、中西部地区差异，再结合我国儒家传统思想、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迁、宏观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针对特殊老年人群，比如低生活保障老人、空巢老人、残疾老人给予相应特别的关注。将家庭、社会、国家等因素全部纳入养老保障系统中，从而解决老龄化到老的相关问题，重点强调部门合作，同时加强养老护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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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王汉斌副委员长、尊敬的彭佩云副委员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国正站在创新的历史起点，迈向创新的发展阶段，内外部环境在变化，机遇和风险在变化，困难与挑战在变化。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加深认识和做出反应非常重要。应对人口的老龄化是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国家爱晚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活动恰逢其时，很有意义。在此我谨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对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欢迎，对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龄化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有研究显示，截至2013年，世界上有73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则已步入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本世纪之初，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社会各领域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面对老龄人口浪潮，立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实国情，站在国家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深入研究、积极总结，以丰富的理念成果推动各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是一项长期的国家战略。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州市也对建设老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老龄产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广州是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确立的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42个试点;今年8月，广州成立了养老服务产业专家委员会，为养老服务业的重大决策提供政策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开展跟踪研究，参与和组织项目规划研究和论证;10月，市民政局、统计局了2013年广州市老龄人口和老龄产业数据手册，这是广州首部关于老龄产业统计的白皮书，填补了广州老龄人口和老龄事业信息统计的空白。此外，广州还实施了面向老年群体打造的“10分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等一系列老年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
这次论坛在广州召开，希望与会人员和嘉宾朋友畅所欲言，围绕养老产业、养老模式等重要问题，开展深度讨论，并为广州市委市政府更加有效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建言献策。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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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达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的提前来临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和强大的压力，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人养老费用占据其一生收入更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社会要为养老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呈现相反的态势。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做到适应人口老龄化直达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网络体系。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老人不只是被关怀照顾的对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同样，健康老龄化也不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几点战略思考[J].学习月刊，2009（2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影响因素
人口结构变化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过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多学科研究重点，且以定量研究为主。人口老龄化有时间表，收入与消费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二者是否具有内在联系需要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加以讨论。西方最有体系的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当属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著的《老龄化经济学》，该著作认为在消费类型上，老年人的多样性使不同的老年群体在其消费结构上也不同①。从消费角度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消费水平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消费函数上，也更多地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展开实证研究，如罗伯特等认为老年人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而影响居民消费需求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关注单一老年人口问题转移到对社会经济全局发展的影响上来。有的从老龄化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有的则直接通过相应经济指标分析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由于抽样及分析方法等不同，不同学者在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了不同结论，调查范围也具有区域性。王金营等认为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需求有负向作用③；王森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④；胡乃军等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发现，只有老龄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持续大于二者收入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才不会发生负面影响⑤。
一、Meta分析
操作本文将通过Meta分析提取测量指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并讨论这些影响是否具有区域特征。该研究基于以下假设：H1：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H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基于分析方法的特点，文章研究思路为：通过人口特征、国民经济等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法收集我国人口相关数据；按Meta分析要求提取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消费测量指标，分析二者在关系；根据分析结果探索人口老龄化环境下促进消费的途径。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分析法和假设检定法等是本文辅助分析方法。本文初步收集了196篇相关文献，之后对文献进行标准化筛选，凡是信息不完整、重复发表、非中国背景研究、非实证研究、不存在明确效应值或计算后也不能将其转化为所需相关系数的文献均不纳入。最后，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共计10篇，得到2个效应值，满足Meta分析要求。文章采用Reviewmanager5.2作为数据分析工具，以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数量水平，恩格尔系数表示居民消费机构与质量水平，并按联合国标准⑥划分老龄化社会，表示老龄化程度。由于各地老龄人口数据及消费数据具有时间特征，将其视作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作为效应值，用倒方差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经过合并效应值、异质性检验、假设检验和发表偏倚控制四个步骤。
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负向作用
通过各省市65岁以上人口比及居民消费率变化数据可看出，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老年系数增加，各省数据均显示出同一特点，即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此假设基础上，本文选取江西、辽宁、贵州、吉林四个省份⑦的连续数据，对比同一地区非老龄化阶段向老龄化阶段转变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四省55632万人⑧样本的综合效应来看，95%CI的上下限均未跨过SMD=0无效线，因此合并后的效应值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异质性检验中，P小于0.00001，说明四省的研究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再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效应量。合并效应量为-1.83,95%CI=(-1.88，-1.84)，合并后效应量，Z=11.12,P<0.00001<0.05，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率越低。文章采用倒漏斗图来控制分析中的发表偏倚。倒漏斗图显示，文献集中在三角区域并对称分布，说明分析中发表偏倚较少，数据结果可靠性强。
2.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老年人受生理和心理影响，其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居民消费品支出构成时将其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类。针对目前在此方面研究局限性，学者多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说明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口消费的不同，从而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但综合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却存在地区差异。南京市实证研究认为，居住居首位⑨；辽宁的实证研究认为食品依然占据首位⑩；四川省“六普”数据发现医疗保健居首位(11)。本文通过辽宁、吉林两省在老龄化与非老龄化阶段的恩格尔系数对比分析，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下二者存在异质性，对两省恩格尔系数随老年人口比例变化进行趋势分析，辽宁省数据二者关系不明显，吉林省则明显表现出老龄化程度加深，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随机效应模型下合并效应值SMD=-2.44,95%CI=(-3.59，-1.28)，P<0.00001<0.05，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据Meta定性分析及指标变化趋势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三、结语
综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消费结构都有显著影响。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实证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与不同指标都会导致结果差异性。但二者具有内在相关性；老年人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环境下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及需求；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以匹配老年人消费结构；完善养老制度并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从而增加老年人口收入及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力市场都是促进消费可尝试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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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姆斯•舒尔茨.老龄化经济学(第7版)[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2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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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医疗卫生体系；医疗费用
中图分类号：C913.6；R197
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全球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10％升至21％，平均年龄也将从目前的26岁上升至37岁。老龄化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将是世界上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人口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数据显示，到202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1亿人增加到2亿人以上，年均增长40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约14%，增长相对平缓；2028―2036年，老年人口将相应地从2亿人增加到3亿人以上，年均增加1000万，老年人口比例为20%左右。届时，全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虽然2010年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但我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低，以这样的经济水平应对老龄化，无疑困难将很大。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
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健康、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家庭和运输等诸多方面的政策。这给那些在人口状况条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和条例带来了尤为严峻的挑战。老龄化对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影响通过三种途径作用并反映到社会宏观层面。第一是影响劳动参与率，即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是否活跃于就业市场。这可以理解为老龄化影响了劳动力总量，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第二是影响资本密度，即年龄结构改变了劳动和资本在市场的比重。国际经验表明，老龄化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从而影响资本回报率；反之亦然。第三是影响劳动生产率，即在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劳动回报率减少，进而影响经济。其中，老龄化直接作用于个体人群，通过健康状况（Health Status）的改变和生命长度（Life Longevity）的损失来影响群体社会的其他便利，而健康状况与生命长度的改变与医疗卫生体制的发展休戚相关。快速上涨的医疗卫生费用和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在老龄化的压力下，对人的健康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医疗卫生改革也因此成为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焦点。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除了医疗技术发展造成的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不断上升导致的医疗支出对养老保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一般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年龄增长导致患病的几率增加，从而导致治疗疾病的费用增加，推高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在利用传统生命周期表（Life-table）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每一年的状态改变表，累计老龄人口的预期寿命以及每一年的健康状态和医疗费用（Lubitz、 Cai， 2003）。研究通过对美国1992―1998年老龄人口保障项目保障水平现状调查数据的计算发现：70岁的身体健康的老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14.3年，预期医疗累计总费用136000美元（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而至少有一项身体机能丧失的老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11.6年，预期医疗累计总费用为145000美元。二者相差不是很大。这一现象表明，老龄化不是简单的独立变量，而是内嵌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健康水平增加可以减少医疗的花费，而获得较高的健康水平又需要增加医疗投入，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正体现了医疗卫生体系对两者的潜在影响。
也有众多学者将老龄化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解释为医疗费用的独立变量。此类研究提出，医疗费用的增加本身可导致更长的年龄增长，继而加剧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刺激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医疗费用（Zweifel、Ferrari，1992）。这一现象被称为“西绪福斯综合症”（Sisyphus Syndrome）。然而，这一研究一直处于提出假说的状态，众多学者根据这一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但大部分并没有得出显著结论。Zweifel和Ferrari在2002年对OECD国家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1970―1991年“西绪福斯综合症”确实存在，但1992―1999年却又消失了。因此，理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推动，还需要从医疗产品的特点出发，而非简单地通过数据实证进行推断。
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费用的增加而形成的“J型曲线”在很多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显现。澳大利亚政府于2005年完成了一项欧洲十一国关于不同年龄组别花费的医疗费用所占本国GDP百分比的研究（图1）。该研究表明，尽管各个国家按年龄组别的医疗费用曲线各不相同，但大致都呈现出“J”的形状。因此，我们将按年龄组别得到的医疗费用曲线称为“J型曲线”：从出生到5岁的婴幼儿时期，由于疾病风险较大，因此医疗费用较高，并逐渐下降；而5岁以后到老龄之前都处于平稳期，医疗费用缓慢增长；进入老龄阶段，身体机能下降速度加快，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医疗费用也迅速上升。图1显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各国“J型曲线”的现象将越发明显。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别，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Reinhardt（2003）的研究表明，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5倍。因此，老龄化必将导致一个国家医疗负担的增加。Dang、Antolin等学者（2001）则直接研究了老龄化与社会支出的关系，发现老龄化将导致与老龄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 年的19%上升到2050 年的26%，其中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各起到50%的作用。Tchoe（2005）预测，到2030 年，韩国的老龄化将导致其人均实际卫生支出超过30%的增长，但年龄本身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医疗费用、保险覆盖率等其他因素对于医疗成本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Lubitz、Greenberg等学者（2001）对1965―1998年间美国老龄人口医疗保健支出的研究发现，美国65岁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开支是65岁以下人口人均医疗费用开支的2.8倍以上，且随着全社会医疗费用的上涨，老龄人口的费用开支呈现出更为快速的增长，如1966年为445美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8953美元（名义价格），增幅达20.12倍，而同时期65岁以下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开支增幅为12.55倍。
综上，老龄化与医疗费用的关系，其内在逻辑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年老失修”导致疾病负担过重，进而引发医疗费用增加，而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安排是否恰当紧密相关（图2）。不同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安排，对于医、患、保三方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最终影响老年人实际就诊的结果，因而影响“J型曲线”的分布。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是指连接医疗卫生筹资和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帮助。根据是否直接提供服务，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可以分为直接服务和购买服务两种模式（李玲、江宇，2008）。在直接服务的保障制度下，由国家规划和统筹全社会的医疗卫生资源，出资设立公立医疗机构，免费或收取较低的费用向所有居民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力范围内的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资源不是按照年龄和收入等标准进行配置，而是根据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效益在所有人群中进行配置，如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公共卫生领域，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从而降低总的医疗费用。而在购买服务制度下，政府和保险公司通过向定点或者非定点的医疗机构支付费用或者报销费用，减轻和分担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和分散疾病风险。但由于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购买医疗卫生服务存在契约失灵，即使监管很严格，道德风险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老年医疗照顾计划实行之后，老年人成为所有医院共同追逐的高利润服务对象，各个医院都有积极性增加医疗设施，提高医疗设施的技术水平。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1990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医疗资源更多地被配置在医疗上，预防服务相对不足，这也是当前美国医疗改革要重点解决的问题（Obama，2009）。
三、中国未来将面临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老龄化引起的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将给医疗卫生体系带来的负担，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增长的费用导致更多的需求被抑制，费用的增加提高了就医的门槛，应就诊而未能就诊的人群比例增加。据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现阶段我国门诊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大约在40%左右，而进一步的费用增长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剧，严重影响居民的就医行为，从而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增加的医疗费用对医疗保障体系是严重的挑战。近几年来，基本医疗保障的筹资有明显的提高，但边际收益却逐渐下降，尤其是筹资水平提高的空间逐渐减小。而基金的运行需稳定连续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可能导致保障基金风险加剧甚至崩盘，继而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
“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困扰我国的一个突出难题，是我国社会建设方面的一个显著薄弱环节。我国从2009年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医疗卫生改革，但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很多改革措施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调整医疗卫生政策以应对新的挑战仍然是社会各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news.省略/fortune/2011-02/14/c_1210739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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