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5 16:23: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非遗文化传承现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乡村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391-01
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不管旅游的内容还是旅游的形式都承载着文化的精神。从这一层面可看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
一、乡村旅游与非遗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即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结合。这种旅游方式具有文化性、地域性、典型性、稀缺性、真实性等特点，牵动效果显著，广泛影响相关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包含民间文学、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民俗等多个种类，这些文化状态一般存在于乡村地区，比如，以北京太平鼓为代表传统舞蹈，以成都面人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等。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深入利用当地文化特色，通过当地的特色文化来吸引消费者前来观光旅游，进而起到增加乡村旅游中文化底蕴的作用，使游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验文化，最终达到乡村旅游和非遗深度结合的目标，实现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继承和保护非遗，同时又通过非遗来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中非遗的利用现状
当前，已经开发利用了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利用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牵头组织策划在传统节假日、艺术节或申遗纪念日进行一系列表演活动，市场生产经营和非遗相关产品，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等方式。尽管当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传承已经取得了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利用率低
现在只有小部分非遗等级高，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其它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率普遍较低，知名度不高，甚至不被外地人所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表演艺术种类大多以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方式存在，利用率较低，一般散布在各乡间村落里，不仅没有和乡村旅游相融合，也没能较好的促进当地文化建设。
2.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
随着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空间产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化活动逐渐离我们远去，无人继承发展，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消失的边缘。比如说，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现在唯一的传人是位于永顺镇盐滩村的已86岁高龄的赵庆福，缺少后人传承发展。并且，依靠漕运儿存在的运河船工号子，如今已失去了载体，没有了生存空间，加上人们对他缺少足够的认识和研究，面临失传。
三、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新的发展创新点，可以提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契机。针对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现状，结合非遗的特色和类别，归纳总结出几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要注意，不同地区应按照当地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灵活选取，选择适当的利用方式。
1.展示与体验方式
非遗的展示与体验利用方式指的是将其进行展示，针对有条件实施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当让游客在现场进行文化体验，最终使游客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来，并且通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为当地旅游业吸引外地游客。对吸引力强、知名度高、级别高并且展示时间非固定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通过建造非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在博物馆展示和非遗有关的物质载体，并在博物馆内进行定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在乡村旅游中适合通过体验来传承的非遗主要包括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和杂技等，这些项目都具有容易体验的特性，游客可以亲自体验学习这些项目，促进文化的传承。
2.旅游商品方式
以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传统技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们的技艺本身不能引起游客的足够兴趣，并不能吸引游客的到来。针对这种类型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利用生产非遗有关的商品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商品化方式指的是把非遗项目中的有关艺术形式经过大规模集中工厂化生产加工制造出来的商品作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乡村游客集中的地方进行销售该商品，达到通过售卖旅游商品来增加当地乡村旅游收入，并且实现在乡村旅游中继承发展非遗文化的目标。
3.旅游节方式
非遗与物质遗产的最大区别是无形性，要使乡村旅游充分利用这种无形的文化，就要一款合适的介质。比如，非遗文化中的民俗就需要凭借乡村旅游中的旅游节来展现起文化形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传播民间文学。另外，展示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名气不高的非遗文化，也需要通过开展旅游节活动进行展示体验，使更多的旅游者了解认识这一非遗文化项目。在旅游旺季，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举办盛大的乡村旅游节，使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机会参与旅游节，感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节活动追溯历史，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体验各地民俗。并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当地百姓的经济收入也不断增加，进而使他们感受到传承文化带来的好处，不断激励他们继续表演民俗，更好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旅游节发展乡村旅游中要注意，举行乡村旅游节活动时不能太片面，非遗文化项目和乡村旅游一定要结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如果不这样，会造成旅游节活动的吸引力减少，前来观光旅游的人较少，达不到定期开展旅游节的条件。
四、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可以实现消费者在旅游时求知识、求不同、求美景和休闲娱乐等各方面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宝贵的文化资源。按照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与创意设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实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有利于做出文化品牌，传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实现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刘丽丽.北京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在乡村旅游中的利用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6:56-62.
[2]侯瑞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
[3]罗春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的有形化利用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7.
[关键词]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一、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受到威胁，大批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破坏，甚至濒临灭绝，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刻不容缓。
（二）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内容
文化馆主要围绕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普查与申报。普查摸底是开展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调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建立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撰写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申遗。
2、抢救与保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刘锡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传承环境和传承人的保护”②。对于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开展科学记录、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举办非遗文化表演、展览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3、传承与发展。文化馆主要采取开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举办各类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等手段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在尊重非遗文化的自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科学合理有效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文化馆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保护意识不强
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绝大多数是老一辈观念保守的老人，他们对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政策不了解，对非遗文化保护缺乏深刻认识，思想上顾虑重重，难以将技艺发扬光大。另外，人们普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忽视对非遗文化管理和传承的现象严重，使得文化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二）专业人员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复杂繁琐，加上非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容易受到人为损坏，挖掘、收集、建档、开发保护等工作均需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完成。虽然很多地方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但专业人员非常少。如河源市多个县区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但均仅有一名编制，非遗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文化馆临时负责保护和实施工作，且多数文化馆业务干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半路出家，缺少专业的知识和专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缺乏经费支持
由于历史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农村地区，对它们的普查、建档、保护、传承以及研究、开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费欠缺严重制约了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如河源市和平县由于非遗保护经费欠缺，自2007年至今只有21个非遗项目成功录用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其中猫头狮等2个项目录用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四）传承工作不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当前传承非物质文化的方式基本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形式，传承形式单一、范围狭窄。在不能获得国家足够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项目传承人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动力不足。③
三、文化馆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非遗保护环境
1、运用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非遗宣传推广。运用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宣传，如2014年河源市和平县文化馆通过邀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文明密码》栏目组拍摄《席床生日节》、《猫头狮》、《全牛宴》三个非遗专题节目，广泛推广了该县代表性非遗项目，凝聚了社会保护非遗共识。同时，充分利用自媒体，通过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公众微信、微博等普及非遗知识，提高群众保护非遗意识。
2、积极组织非遗展演、展览和交流学习活动。及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览、积极举办和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表演赛、文博会等活动，向群众展现民间非遗的魅力，营造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3、在开展挖掘、普查工作中进行非遗保护宣讲。在开展挖掘、摸底普查工作的同时开展非遗文化保护意义和价值的宣讲活动，让传承人和广大群众形成保护意识。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非遗保护工作基础
1、建立保护机构，配置专业人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争取地方党委支持配置足够专业人员，形成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2、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有力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1、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政府和上级单位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建议和争取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争取政府支持，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
（四）建立传承机制，形成规范非遗传承体系
1、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普查和建档工作，全和完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管理工作，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确保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
2、组织帮助培养传承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把具有民间特色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相关教材，邀请传承人到学校开展教学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学校教育是全民参与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④另外，鼓励和支持传承人通过开展培训班或兴趣班等形式带徒讲习、传授技艺，举办各类展览、演出活动为他们提供展演平台。为避免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断层，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专业队伍，使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于消亡，为传承起过渡作用。
3、完善传承人激励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经费。每年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适当奖励。另外，我们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或保持团体授予“人间国宝”荣誉称号并确定其责任和义务，获得认证后，可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和财政支持。⑤
（五）合理开发利用，促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
1、发展“绿色产业”。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发其潜能，发展“绿色”旅游产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成体验性、参与性和观赏性的旅游项目，如河源地区可将客家山歌表演、特定节日的民俗表演等穿插在旅游景点中。
2、向知识产权转化。通过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编辑成册，出版书籍。对历史文化意义重大、代表性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戏剧、电影等拍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知识产权。
结语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任重道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攻坚克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护和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
[2]张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摘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09（12）;
[3]王天祥，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和困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4）：P13;
[4]春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吉林体育学院报，2010（6）：P13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院校；保护意识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199-02
2013年6月，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成为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第二大“非遗”大国，目前共有45项遗产成功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的“非遗”之路开始于“申遗”，近些年硕果累累，获得了国际性的广泛认可。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时间比较晚，大众对“非遗”这一概念还不熟知，这对我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极其不利。提升大众对“非遗”的认同度，走由学校影响社会的发展路径，艺术院校因其专业设置的独特性而扮演着重要地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它在成为“知识”之前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居住形式、饮食文化、民间工艺、节庆习俗等，特别是手工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历史上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先民们在生活中创造的先进文化，直至今天，也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比物质遗产更加重要，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们所处的时空、周边环境和人类活动之中，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的文化命脉。它包含着人类的情感，蕴藏着人类文化的根源，保留着某种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所以，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大众对“非遗”的不了解，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重重阻碍。我国的“非遗”之路要稳步前进，必须让“非遗”概念深入人心。相较于国家层面的世界“申遗”，民间的“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国务院从2006年起设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可看到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日益增强。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二、了解“非遗”是实现“非遗”保护的有效路径
今天，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境界与能力，已成为国际社会对国民素养的评价标准之一，民众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加强对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了解，增强自觉保护意识，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民众来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至关重要。今天文化与社会的公共性日益加强，文化遗产不应只是少数专业工作者呵护的对象，不应“锁在深闺人未识”，而应当融入文化和社会，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诠释和丰富它的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作为传承文化途径之一的学校教育，在提高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上肩负着重要的作用。以学校为中心，进而影响社会，这是提升公众对 “非遗”认同度的一条有效路径，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层面对“非遗”保护的号召。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由文化部牵头，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传统的家族式等非遗传承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社会的发展，将非遗传承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是必然选择。艺术院校因专业设置的需求而与非遗文化不谋而合，在普及“非遗”知识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
“2002 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首次提出了非遗的教育问题。这一时期非遗主要为学界所关注，并开始逐步推进非遗的学科化探索。2004 年，中国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正式进入该组织非遗保护工作体系，意味着非遗开始走出学界，为官方所认同，从此掀起了非遗研究的热潮。”关于教育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已蔚然可观，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途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等，但是大部分都是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而实践教学方面的参考内容则知之甚少。
三、提升艺术院校学生非遗保护意识的方法
“在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要的经济转型，民族民间文化传统面临急剧流变和消失的时期，高校作为专门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基地，应当继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传承和保护方面，充分发挥大学教育的重要作用。”
如何提升艺术类院校大学生对非遗的认同度，如何提升艺术类院校的大学生对非遗文化的实践性运用，将切实影响到非遗保护能否行之有效地继续推行。要提升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度，就必须提高学生对非遗文化的实践性参与。因为文化认同不可能建立在抽象的文化共性上，它应当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上的共鸣，只有在具体的人际交流和情感亲和的心理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认同。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塞西尔杜维勒女士曾指出：“《公约》所提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活遗产：它必须不断地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否则就说不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遗产，源于过去，并在当今和未来予以继承”。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离不开其在民族或地区的民众中代代相传。要提高学生对非遗文化的感知度，不能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照本宣科”，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融入非遗文化之中，唯有亲见亲历亲感受，才能让学生切实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度。
“大学应当积极创建国家及社会文化遗产事业急需的新学科，为国家文化遗产事业服务；要倡导面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教育传承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过程。”
（一）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普及非遗基础知识
艺术院校的课程设置更讲求实践运用，如设计艺术系、音乐舞蹈系及广播影视系等更加注重学生在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摄影等方面的实际技能。这些专业的知识内容恰好与非遗知识不谋而合。从非遗中汲取相应的知识，将为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带来极大益处。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中国民乐中获取营养；舞蹈专业的学生可以从各少数民族舞蹈中获益良多；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也可从传统的水墨画、刺绣、织锦等作品中获取灵感。艺术院校可以从专业课程的设置入手，开设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戏剧等非遗基础课程，为学生了解非遗知识奠定良好基础。
为提升学生对非遗知识的认同度，授课老师需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知识，可以邀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为学生授课，组建由高校教师和传承人构成的非遗教学团队，结合专业设置的实际需要，编写适合艺术院校使用的非遗教材，建立非遗课程体系共建机制，开发非遗传承与保护系列课程，构建完善的非遗教学体系。
（二）充分利用各种校园宣传平台，形成独特的校园非遗文化
艺术学院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可以深入挖掘非遗文化因素，充分调动学院各系部、学生社团以及学院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宣传栏等各种宣传平台，对非遗知识做有针对性的专题宣传。学院网站可开辟非遗专栏，及时更新与非遗相关的国内外最新动态，便于师生及时了解最新的非遗讯息；广播电台可充分发挥其校园覆盖面广的特征，定时播报非遗领域的相关知识；学生社团活动也可与非遗因素相融；学院各系可针对一些代表性的传统佳节，打造校园节日文化氛围，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传统民俗活动的过程中真切体会非遗魅力。
（三）推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提升学生非遗感知力
充分利用艺术院校的学校资源，挖掘非遗因素，推进可供学生实践操作的工作室，推行“课堂教学和工作室教学”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搭建校内学生实习实践平台，将非遗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探索可行性发展道路。如川音绵阳艺术学院组建了“陶艺工作室”和“中国绣工作室”。“陶艺工作室”主要开设陶艺传习课，通过陶艺制作传承人向设计艺术系学生传授陶艺制作工艺，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学生在掌握传统技艺的过程中，融合现代化理念，设计出新产品，让古老的陶艺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中国绣工作室”则通过收集整理国家、省、市各类有代表性的非遗刺绣织锦，为学院师生了解我国民间工艺提供平台，并聘请各类代表性的刺绣织锦传承人为学生讲学授艺，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感知绣花针的魅力，为培养出刺绣织锦类的设计型应用人才做准备。
（四）立足本土非遗文化，拓展地方性非遗平台
艺术院校可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文化事业单位及非遗保护中心的沟通交流，整合各种非遗资源，建立合作项目，将学院教育培养目标与地方需求进行有机结合，开展地方性的“非遗活动进校园”，让艺术院校为地方文化服务，为地方非遗文化保护做贡献，也带动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以地方文化为中心，逐渐辐射周边省区文化，让学院师生深入各省市非遗文化集中地，进行详尽的田野考察，并搭建相关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实践平台。
四、结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大精深，但大众对非遗的认识度还急需提高。艺术院校承担着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任，完善非遗课程体系建设，普及非遗基础知识；实现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真切感受非遗魅力；提升学生的非遗感知力，同时让学生将专业知识与非遗知识相融合，为非遗传承提供新的生命活力；以学校为中心的非遗教育将间接影响社会对非遗的认同度。提升艺术院校学生对非遗的认同度，不仅利于非遗的保护，更能为非遗传承提供不竭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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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兴茂，周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几个基本问题――以土家族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1）：60-65.
[3]钱益汇，黄.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现状与培养机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5）： 132-137.
【关键词】冀东音乐；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冀东地区历史文化悠久，音乐戏曲文化底蕴深厚，民间艺术形式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是河北省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冀东地区深厚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晶，是我国音乐戏曲文化的精髓。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异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日益加深，传统的音乐戏曲形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受众也越来越少，使得这种传统音乐戏曲艺术的传承延续面临严重的危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是延续冀东民俗文化、丰富冀东民间艺术形式的必然要求。加强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是增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活力与传承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一、冀东音乐戏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冀东音乐戏曲形式多样，由来已久。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与冀东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息息相关，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彰显出了冀东地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特有的风土人情。经过了千百年口口相传的延续发展，冀东音乐戏曲的内容、曲调、风格以及题材等日益丰富，其分布和流传的范围也日益广泛。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起源目前已无法准确地进行考证，综合分析冀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可知早在约四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冀东平原上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并进行生产劳作的痕迹。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收录冀东地区的一些民歌作品。音乐戏曲作品的出现和发展则主要是伴随着音乐戏曲艺术的完善，逐渐演变成为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时至今日，冀东音乐戏曲艺术已经包括冀东民歌、唐剧、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评剧、皮影、乐亭大鼓更被誉为“冀东三支花”，是冀东音乐戏曲的典型代表。吹歌是流行于冀东地区的传统吹打乐，历史较为悠久，其演奏曲目多来源于传统民歌和戏曲。冀东吹歌主要盛行于唐山和抚宁地区，具有甜美的音色，演奏时两只唢呐交替配合，再辅以鼓、钹等打击乐器，音乐格调清新刚健，音色高亢明亮，在民间具有极高的声誉和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外，冀东大秧歌也是冀东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的民间艺术。冀东地区的大秧歌主要分布于昌黎、卢龙、抚宁、乐亭和滦县等地区，是冀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种。其中以昌黎地区的秧歌最为有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凸显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情感。冀东地区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各种音乐戏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且表现形式多样，凸显了较强的地域性和整体分布不均的本土特色。冀东地区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健全的文化体系，彰显了冀东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从音乐风格上来说，冀东音乐戏曲融合了多种音乐戏曲的艺术精髓和内核，将音乐戏曲艺术与冀东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冀东音乐戏曲风格，可见其是集乡土性、集体性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音乐戏曲文化理论的不断完善，目前有关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音乐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艺术特点以及传承保护措施等各方面的研究。在当下新媒体时代，音乐戏曲非遗传承与发展、音乐戏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较多，涉及非遗、产业化、文化生态等时代概念的时新性研究逐渐涌现。
二、冀东音乐戏曲文化传承中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多元异质文化的大量涌入和相互碰撞，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满载传统民族记忆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古老音乐戏曲文化，在与先进的时代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市场低迷、观众群体断层以及艺术人才匮乏等传承瓶颈和发展危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的改变以及农村地区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颇具造诣的民间艺人相继离世，而年轻一代的艺人又尚未成熟，难以独树一帜，使得很多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作品出现了断代危机。冀东地区传统音乐戏曲的传承陷入困境。第一，文化的多元化冲击和城镇化的推进，加速了传统民间文化的萎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很多年轻人开始涌入城镇，使得地方音乐戏曲在农村地区的推广缺乏后备力量，仅靠留守的老人、儿童、妇女等很明显难以挑起传承和演出民间艺术的重担，最终导致很多民间传统音乐戏曲艺术团体因人才供给不足而解散。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异质文化的冲击，年轻人在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娱乐文化观，对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文化和乡土艺术逐渐失去了热情和兴趣，传统音乐戏曲艺术的观众群体出现了断代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冀东音乐戏曲在民间的传播和推广。相比之下，电影院、KTV、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第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导致传统音乐戏曲文化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已经无法逆转，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外来文化的冲击融合，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艺术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认可，甚至被奉为标准。这对很多国内人的艺术观念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很多年轻人逐渐认为只有西方的艺术形式才是“进步”的、“流行”的、“时尚”的。另一方面，国内在一些传统艺术形式的宣传推广工作上存在缺失，未能形成对当前年轻一代文化观、艺术观的正确引导，导致他们将西方文化视为圭臬，并以西方文化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一味地贬低本土文化。这最终使得冀东地区传统民间音乐戏曲艺术的市场越来越小，观众也越来越少。第三，从体制层面来看，我国传统艺术的体制也是制约冀东音乐戏曲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戏曲是融合语言、动作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综合性艺术。这种综合性的特点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对于艺术不同方面的审美需求。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观众能体验到音乐戏曲艺术所蕴含的民情风俗和地域特色。冀东音乐戏曲丰富的艺术元素以及多样化的表演风格使得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得以代代相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一些体制特征的束缚，比如传统戏曲艺术独特的程式思维和行当表演，正是制约戏曲艺术持久传承的因素所在。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年轻人很难接受传统的戏曲程式，无法把握传统戏曲的审美理念。民间草台班子式的演出往往缺乏稳定性，而专业剧团又面临生存困难的窘境，都导致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受到制约。
三、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建设的现实路径
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音乐戏曲传承基地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也是增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活力与传承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综合当前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在传承发展中的问题来看，音乐戏曲这类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消亡的速度远大于保护工作开展的速度。因此，冀东音乐戏曲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应遵循“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步实施、合力共举”的工作原则，从完善政策与制度引导、强化人才供给、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与深化音乐戏曲非遗研究等多个方面全面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工作。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建立在有效的组织和政策保障的前提下，有效的组织和政策保障能够为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音乐戏曲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引导和宣传，通过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建设，为音乐戏曲的全面推广和保护性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平台。二是不断强化音乐戏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供给。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新发展，工作环节多，业务性较强，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要求都比较高。针对冀东地区音乐戏曲艺术专业人才匮乏、传承断代的现实问题，应集中组织对各村、镇、乡各级文化站站长、业务骨干的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各层级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三是不断加强冀东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形成合力，打造有效的非遗保护工作链条。为了能够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层级主管政府机构必须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相互衔接，为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奠定牢固的基础，保证音乐戏曲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以及人员的稳定性和业务熟练性，提升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效果。四是持续深化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不断提升音乐戏曲非遗品位，积极探究冀东地区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研究价值。通过科学论证，充分利用文字创作、录音、摄影等现代媒体形式和技术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的资料库、数据库，打造全方位的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网络服务平台，有效推进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每一个民族和群体保护了自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深深地根植于民俗民间艺术文化中，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民族特征，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内在精神基因和根基，是凝聚和延续精神文明的土壤与血脉。
然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使民族“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传之已久的口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危险境况。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每一位精神文明工作者的心头隐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只有植根于人民才有生命力，只有与青少年结合才会有希望。因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和教育，对延续中华文脉、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月21日，“我们的节日——端午”海淀区“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端午展示活动在海淀区西玉河小学举行。端午节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西玉河小学开展已久。学校多年来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年是学校第9次开展端午节集中展示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用粽子制作、旱地龙舟赛、传统剪纸、服饰走秀、中华酒文化介绍、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展示、茶艺表演等多种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端午文化的魅力。
在观看完表演后，孩子们纷纷表示，要小手拉大手，携手护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
海淀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在市区发展的有机更新中，不仅注重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度辐射力，还从精神文明层面着手，注重增强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注重发挥文化遗产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力，以及对社会和谐的调和力。
多年来，海淀区一直致力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从而凸显特色文化风貌，塑造城市之美，提升城市之神。
如今，海淀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统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190多项，其中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50多项，近30项进入北京市级名录，7项入选国家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全部十个类别，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如“扑蝴蝶”是海淀苏家坨镇后沙涧村一带流传至今的一个民间舞蹈项目，最早出现在南宋江浙地区。海淀扑蝴蝶源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上的一次民间歌舞表演。西北旺“少林五虎棍”创建于光绪24年，是西北旺皇会中的一堂会，经过15代相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五虎棍以少林武术为基础，包含套路棍、摆阵、引阵、打阵、破阵等，械斗形式不一，时而单打独斗，时而对打群斗。“花样空竹表演”集游戏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于一体，能锻炼四肢、健脑益智、舒筋活络、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如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面人郎面塑”艺术集美术、雕塑、服饰、化妆及造型艺术为一体，每创作一件作品就需付出艺人的智慧与心血，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并对研究老北京民俗民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曹氏风筝工艺”融民间文化、宫廷艺术、南北扎制技术的精华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拟人化的“扎燕”更凸显了北京特色。
大手拉小手 携手护非遗
近年来，让非遗走进青少年课堂一度成为被关注的话题。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曾建议，应增强全社会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尤其应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作为全国先锋科技聚集地的海淀，这次也勇争潮头、敢为人先，在北京市率先开展了“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系列活动。
早在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这一法律框架性地对非遗在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对非遗建构传承模式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海淀区开展非遗在青少年中传承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背景。海淀区文明办经过调查研究，最终确定“青少年非遗大课堂”活动为2012年海淀区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教育模式之一，计划全年陆续在西二旗小学、西玉河小学等10所学校，开展皮影文化课堂、端午文化课堂、曹氏风筝文化课堂等活动项目，以普及讲座、实地参观、动手实践、观摩演出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非遗感染力和影响力，还将在今年10月开展非遗大课堂成果集中展示活动。
同时，为了在演出内容、形式创新上下功夫，增强非遗项目的时代感和凝聚力，海淀区文明办正积极与文化委、教工委等有关单位协调，尝试将传统技艺和动漫、影视等产业相结合，推陈出新，以“大手拉小手、携手护非遗”为主题，让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孩子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开发 可持续发展
一、湟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现状
青海省湟中县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县和农业大县，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海省内极具代表性。近年，该县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形成了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高度重视，有序申遗
自2005年青海省开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申报工作以来，湟中县科技文化体育局对非遗申报、保护工作极为重视，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指导下，将非遗项目的普查、申报、保护工作放在工作之首，积极组织全馆人员在全县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挖掘、保护工作，整理出湟中县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可申报项目73项，按计划逐年推荐申报。截至2012年底，湟中县通过积极申报最后批准确立的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共14个，其中国家级名录项目6项：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塔尔寺酥油花、塔尔寺花架音乐、千户营高台、湟中堆绣、湟中银铜器制作及鎏金工艺；省级名录项目8项：湟中农民画、却西德哇古老游戏、河湟皮影制作、湟中壁画、湟中泥塑、南佛山“花儿会”、陈家滩民间传统木雕、青海大有山民间传统武术。另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项：鲁沙尔高跷、慕家酩馏酒酿制技艺、湟中古建彩绘、加牙四月八庙会。现全县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6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7名。
（二）投入经费，推介培训
为打造湟中民间艺术“八瓣莲花”文化品牌，县委县政府自2006年来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为重点文化产业企业搭建展示平台，组织举办大型“八瓣莲花”工艺美术作品展览、赴外地展销等活动，在藏文化艺术学校成立湟中民间艺术―“八瓣莲花”展示中心，设置非遗项目展厅，由民间艺人、代表性传承人驻进展室制作销售。自2007―2010年，每年春节及“五一”期间，举办“河湟彩韵”农民画展，在西宁市中心广场、新宁广场等地展示湟中农民画、“八瓣莲花”民间艺术品等，大力宣传了湟中民间艺术，使之不断走向市场。同时，积极选送优秀农民画作品，往上海、浙江、陕西、云南等地参展，积极推荐优秀画家参加国内有关理论研讨会，不仅有力地提高了湟中农民画等民间艺术的知名度，而且使艺人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湟中县还举办“阳光工程”培训班，针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有关农民画、壁画、木雕、皮影、镶丝等非遗项目艺人，传承技艺，并编辑出版《湟中农民画作品集》、《湟中堆绣》等书籍、教材。文化馆还积极推荐非遗工作负责人员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以提高他们的业务工作能力。
（三）多措并举，实施保护
湟中县最初全面展开普查摸底工作，掌握非遗行业的人员、艺人数量，建立档案、数据库。非遗项目确定后，组织协调民间艺人成立湟中“八瓣莲花”协会7个，加强了各个艺术行业的组织性。为了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组织民间艺术走出湟中，如每年春节期间选调千户营高台，前往省、市、县，甚至广州番禺等地演出，深受中外游客的好评。湟中县在非遗保护方面，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投入传承人保护资金，在一些传承人家内修建传习所，提供必要的设备、材料；积极推荐传承人多次参加省内外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及文化产业博览会等，并推荐湟中堆绣、农民画传承人参加上海世博会，以扩大宣传、提高传承人知名度；积极推荐民间艺人参评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教授等专家调查、研究农民画、堆绣、皮影等非遗项目，并在《人民日报》、《世界知识之窗》等报刊发表文章，重点报道宣传，很好地宣传了湟中民间艺术文化。
（四）打造品牌，发展产业
湟中县着力打造以湟中堆绣、银铜器、泥塑、雕刻、皮影戏、农民画、壁画、加牙藏毯为主要内容的“八瓣莲花”非遗文化品牌，通过政府引导和大力支持，使农民画、壁画、堆绣以及皮影戏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农村和民间，通过成立保护协会和创作基地，巩固了非遗文化的发展与保护根基，为其向产业化、企业化、基地化、园区化的转变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和路径。据统计，到 2010年底，全县培育文化产业龙头企业8家，建立文化产业生产基地20个，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发展到2.5万人，实现文化产业产值3亿元，占到全县地区增加值的3.8%。
（五）结合旅游，发展经济
近10年来，湟中县委县政府根据“构筑四大经济板块、着力打造特色旅游文化产业”的总体要求，秉承“弘扬文化、传承文明、发展生产、致富群众”的原则，非遗保护成果与发展旅游经济有机结合，着力增加农民收入，将“八瓣莲花”民间工艺品产业化发展作为一项富民产业来抓，积极探索“八瓣莲花”民间工艺品产业市场化运作机制，不断挖掘市场潜力，促进旅游商品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互动发展。目前，已规划启动了“八瓣莲花”文化旅游园区建设，重点围绕塔尔寺、莲花湖两个中心，开发建设“陈家滩河湟民俗文化村、西塔高速路、塔尔寺、佛光路创意文化街”10公里环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廊道，打造集旅游观光、产品产销、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旅游产业区，形成建设夏都西宁旅游圈新的产业发展核心区，从而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旅游经济、农民增收有效统一的“三赢”发展。体现了地方政府倾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
二、非遗保护、开发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湟中县在对非遗保护方面，政府没有成立相关的保护工作办公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遭受破坏的问题时有发生。县非遗的申报、保护工作由县文化局负责，但相关专业人员匮乏，工作的难度和强度很大，加之未设立财政专项保护基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保护工作乏力。相关管理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确立、建档、保护、宣传、传承和振兴尚无一个科学、标准统一的规范，缺乏统一参照标准，相应的管理措施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分类、鉴定、整理困难，制约了保护工作规范而科学地深入推进。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传统方式侧重于家族世代祖传、师傅招徒相传、口耳面授相传。但是这些传承方式往往导致传统技艺因人而存、人亡故而技艺绝的局面。目前，许多传承人已经亡故，其技艺无人继承，致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从目前现状来看，绝大多数文化传人年事已高或年龄偏大，多数渐失授徒能力，吸引的年轻人不多，一些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技艺、风俗、礼仪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濒临消亡。对此，作为政府还缺乏相应的抢救措施。现在，该县的非遗申报、保护工作由文化馆负责，而文化馆专业人员匮乏，加之没有足够的经费投入，对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说尚无系统的各种资料积累和有影响的学术性研究成果，从而不能为许多项目提供严谨、有力的依据或基础性的证明，在具体保护上，不能提出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建议。
三、几点思考
首先，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的需求，并且不会威胁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兼顾未来发展的需求，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传统文化资源这一基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而言，发展不仅意味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条件，而且要关怀来源群体“人”的自身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传承与持续性发展。其次，正确认识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具有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固有功能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两方面的发展价值。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文化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应当注重文化的双重发展价值，避免片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其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固有文化功能。在管理非遗工作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意义，制定相关政策，必须结合文化的特点，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挖掘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文化主流的关注，促进文化作为构建文化同一性和社会凝聚力的工具作用 。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应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
参考文献：
[1]刘铭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国内研究综述[J].现代交际，2014（1）：78
一、汉绣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民俗文化背景
在荆楚大地民俗中，汉绣应用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有生活用品、宗教礼仪、装饰品、戏剧舞台用品。丰富多彩的楚文化习俗为汉绣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汉绣不仅仅是刺绣，它承载着大家对幸福的仰望和对美的追求。
（二）时代文化影响
武汉受地理位置影响，是内陆城市中比较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还有受近现代的历史因素影响，这里是的发源地，曾还是临时的督府等。受时代的影响，汉绣领域的部分作品明显受到西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基督文化特征、欧美审美方式、油画风格特征等等。另一方面，老汉口的市井文化对汉绣的绣品种类、艺术风格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老汉口使用绣品的市民人数不断增多，使得汉绣的类型逐渐丰富，满足不同行业人民的需求。
随着汉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武汉市政府近几年来为改善汉绣的社会生存环境不遗余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取得很显著的市场效果。
二、汉绣文化的现状
汉绣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已如凤凰涅??，浴火重生。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汉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多个高校开设相关专业，不断深入了解汉绣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不断开发新的汉绣作品，让其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一）市场现状
2011年4月汉绣入住武昌昙华林，武昌区政府计划三年内将昙华林打造城湖北省汉绣产业示范基地。然而汉绣喜欢的人多，看的人也多，就是买的人少，而且目前销路有限，昙华林地理位置也不够理想，周边学生消费不足，旅游产业效益还有待开发，所以盈利也是不够理想，收入目前只能维持生计。2012年8月汉绣又被邀请入驻汉阳江堤街江欣苑社区非遗文化广场“百工坊”内。目前入住的两家汉绣绣坊，一家是汉绣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任本荣的绣坊，一家是杨小婷第五个徒弟的绣坊石玉香汉绣坊。任本荣的绣坊因有政府采购、稳定老客户支持以及江欣苑非遗文化广场举办的一些活动引来的团体采购，另外还有与武汉非物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之签订的包销合同的保障，尚能维持。但是当下的“汉绣”行业市场仍未走向成熟，名气还未完全打响。杨小婷指出：“未来培养出来的所有的绣女绣的汉绣作品，将会经过楚风汉绣的品牌包装，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推向市场。高端主要通过龙头公司跟一些拍卖公司联合进行拍卖，进入收藏品市场，也可能会跟国外联合参加一些博览会，然后拿一些外单，高级定制一些国外奢侈品系列，包括汉绣服装。低端的就是开发一些旅游产品，为湖北各旅游景点开发具有旅游景点特色的汉绣旅游产品。”明确的市场定位将为汉绣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二）人才现状
现在绣娘稀少、艺术传承力量薄弱是汉绣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今年4月，湖北省总工会拿出100多万培养500个绣女，分五期，第一期100个已经招够了，即将进行培训。”杨小婷介绍，经过这两年的市场宣传和培育，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绣女。如果招到2000个绣女的话，这个局面就打开了。一个绣女每年绣一到两幅作品，一年下来将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从汉绣基地明年开始打造百家绣坊，进而将会走上产业化的路子。
湖北省多高校已开设相关课程，与汉绣基地联合办学，如武汉纺织大学特聘杨小婷为教授及导师，湖北大学组织汉绣基地学习等。在未来的汉绣发展中进一步加强校企联合，利用高校专家人才队伍来推动汉绣的传承。
三、汉绣文化的发展
如今，武汉市场上流传多个汉绣的版本，并且武汉三镇多家政府部门都在张罗筹建汉绣博物馆，沉睡多年的汉绣在逐渐发展。在绣娘稀少的情况下，汉绣的产业化发展是否顺畅，未来能否恢复当年鼎盛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2012年，汉阳区政府打造武汉高龙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博物馆和刺绣馆结合起来，博物馆作为汉绣对外的一个窗口，刺绣馆除了出售汉绣作品，也是培养汉绣人才的一个基地。在未来的汉绣发展中要不断改革，以市场运营为导向，发挥大学生的优势力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发扬光大。
（一）汉绣市场运营中的绣品优化
所谓优势绣种，是指发展相对好的绣种。这些绣种长期兴旺，或积累了深厚的技艺功底，或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人才，或建立了良好的文化品牌形象，或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熟悉并且明确市场需求什么样的绣品，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1、优势绣种的特征
质朴的传统民间刺绣是最有代表性的绣品，其醇厚的民族特色，强烈的原生态视觉，与当下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们产生神秘向往感，使其成为了旅游商品，并且占有广泛市场。还有部分小绣种，因其民间风味浓郁，而成为旅游产品，或者成为被批量定购的某种工艺品，如刺绣鞋垫等。
高雅的四大名绣中的苏绣占有整个刺绣市场的80%的份额，它是这类刺绣的代表。苏绣自明清形成风格以来，因江南特有的地域和人文环境形成一枝独秀，现在普遍知晓的是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欣赏品类刺绣，苏绣保留着最原始的装饰服装功能，大量服务于服装业，此外还开发有各种小件绣品，服务于家纺行业。苏绣因其高端艺术性产品的影响，带来的品牌效应使它占有了层次丰富的刺绣市场。
2、目标市场的策略
近几十年，武汉汉绣长期脱离市场，在刺绣领域未获得独有性地位。洪湖汉绣虽然成立了独立的绣花厂，在建国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到现在停产近二十年，也已经失去市场。现在的市场环境比较成熟，竞争相当激烈，开拓市场需要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汉绣目前分布比较分散，缺乏集中凝聚力，缺乏开拓市场的引导者。
汉绣艺术家杨小婷明确的市场目标策略是：“高端主要通过龙头公司跟一些拍卖公司联合进行拍卖，进入收藏品市场，也可能会跟国外联合参加一些博览会，然后拿一些外单，高级定制一些国外奢侈品系列，包括汉绣服装。低端的就是开发一些旅游产品，为湖北各旅游景点开发具有旅游景点特色的汉绣旅游产品”。
汉绣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但现在市场资源基础薄弱。开拓综合市场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在汉绣未来的发展中要整合优势根据市场条件细分市场定位，不断发展汉绣市场。
（二）汉绣文化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传承发展
汉绣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图案纹样而闻名，我省大部分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开设有“装饰图案”课程，其课程主要研究纹样特点的表现形式及在不同艺术领域的应用发展。将汉绣文化带入课堂，在课堂教学中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特点，从汉绣纹样的艺术特点、艺术特色形成原因、汉绣纹样的意义等多方面加强实践性教学，深入汉绣基地考察学习，了解国内优势绣种的绣品特征，对汉绣目标市场的选定出谋划策，进一步推动汉绣文化的发展。
汉绣艺术历经漫长的积淀之后，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创作的创意源泉及宝贵财富。我们将汉绣艺术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中，不仅能最大程度的充裕及发展现在平面设计的文化底蕴和审美内涵，同时也为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的多元、多样化开拓了全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 人文危机 教育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09-03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抢救性为主导保护原则的影响，对非遗的技艺形态以及传承状况关注较多，而对技艺的人文因素关注相对较少。但是，这并不影响人文成为传统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它是非遗的文化精神；是非遗“活”的价值；是传统艺人伦理道德的光辉；是非遗文化性的彰显。所以，从文化的精神价值角度而言，对传统技艺中的人文因素应该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下存续的人文危机，应该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
（一）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
关于“人文”，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核心主题是人的潜能与创造力。但人文主义其概念的归属是一种思潮，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属于一种世界观，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绝对的“神权”，提倡人性的可贵和重要性。它的意义与“人文”非常的相近，但“人文”的范畴却更加的广泛，《辞海》中是这样解释“人文”的：
① 旧指诗书礼乐等。《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指人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
② 指人事。《后汉书・公孙瓒传论》：“舍诸天运，征乎人文”。人文，是人类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总称，和自然物质世界相对，其中就包含了人文主义的范畴，而“诗书礼乐”恰恰是人文的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人类所独家掌握的。人文的范畴大体包括了法律、教育、道德、伦理、哲学、美学等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无论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还是从定义范畴的逻辑角度而言，包含了人类所掌握的各种技艺为载体的人文形态，那么具体来说传统技艺的人文形态是什么呢？
辽宁抚顺锔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海，经常提到他的“八字箴言”――“缝补生命，修复艺术”，以及“三句规则”――“接活儿如同父母到，做活儿如抚养婴儿，出活如同儿女行”，这是“医、美、孝、爱、诚”的大爱；“同仁堂”药店的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百年传承的“训条”保证了产品品质百年不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始终坚持“戒欺”和“真不二价”，为古往今来的消费者提供信誉上的原则保障；台湾响仁和鼓传承人王锡坤，坚持精益求精，细心打磨木质鼓身，即便是鼓皮遮盖之处也绝不怠慢；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技艺传承人王津师傅，几十年如一日面对无限重复的文物修复工作，克服内在焦虑；台湾优人神鼓的阿丹师傅，坚持带领队员每天静坐三个小时，禅艺双修。
以上所提到的远远不能涵盖传统技艺的人文因素，诸如做工原则，经营信条，传承规则，职业道德，心理状态，文化特质，伦理规范，等等。人文的延续，是非遗技艺的重要文化构成，这是传统技艺的精神所在，是现代社会提倡的“匠人”精神最为质朴而现实的形态，渗透着工匠的智慧，稳定的职业心理，高尚的人格修养，执拗的性格，规范的道德伦理，等等，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非遗传统技艺才会有文化的“味道”，文化的规格，文化的尊严。
（二）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表现形态
传统技艺的人文危机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无知，缺乏继承者，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伦理道德的没落。
1.文化的无知
文化的无知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传承人对自身技艺的文化内里、精神意志领会有限，将注意力更多地关注到纯技艺层面，可以说“学手艺赚钱”或是类似的功利性心理普遍存在。一种则是消费大众对技艺的无知，这主要源于一方面是大众对传统技艺产品的消费较少，另一方面快餐化的使用功能至上的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产品和相关文化关注较少。
2.缺乏继承者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必须依赖物质形态的承载，核心是人对于技艺的掌握，几乎所有的传统技艺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实，有的无人求学，有的后继之人难担大任，有的传承者健康堪忧无法传艺，有的则是人已去艺已绝，还有的技艺是独门绝学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不管哪种情况，如果技艺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那么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就难以发扬光大。
3.无视艺人的社会地位与尊严
由于传统技艺在大众消费中的比重减少，使大众对传统技艺的生活依赖降低，从而导致对传统技艺消费心理的弱化和转移，进而对艺人的关注减少，艺人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在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为评判成功标准的当下，部分手艺人的经济基础贫弱，生存状况拮据，更加剧了手艺人社会地位堪忧的现状，这种危机其内里依然反映出社会对传统技艺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的忽视。
电影《剃头匠》中就真实反映了现实传统剃头匠人的状况，其中老剃头匠到新城区老主顾儿子家里，就遭到了其儿媳的嫌弃。电影《百鸟朝凤》中的吹打艺人在婚礼上受到雇主的轻视，虽工钱不少但轻视艺人的技艺、职业操守和人格尊严。山西已故世界级剪纸大师库淑兰，一生贫困，贫病交加，这和她色彩缤纷、充满乐观、洋溢童趣的剪纸作品形成了反差，也与众多文化组织授予她的种种世界级最高荣誉不相符。
4.伦理道德的没落
伦理道德的没落主要表现为：（1）对于手艺传承规矩的打破；（2）经济利益与自身技艺坚守的矛盾；（3）传统师徒关系的瓦解；（4）自身道德修养的缺失。
首先，传统技艺的师承形态有多种，比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内外皆传，等等。但总结起来基本就是技艺传承的性别区分和是否血缘关系之间的传承，现如今年轻一代观念转变，对传统技艺的关注日减。无论哪种传承形态都面临少有人问津的窘境，这种代际关系的传承对其文化的延续非常脆弱，很多技艺的传承者大多面临“人死艺绝”的境地。所以，目前传承的紧迫与责任要远大于传承的对象选择，很多传承者就必须打破旧有的传承规矩，然而对于坚守历代师承规矩的传统艺人来说，打破祖训是对家族和祖师的背叛，他们需要承受内心巨大的谴责。
其次，在以经济发展为先导的社会环境下，部分技艺由于是传统古法或手工制作而具有耗时长、产量低、价格高的特点，而在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所换取经济价值有限，一些技艺承载者会寻求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技艺，使得其原有技艺形态和内在精神被改变，降低了手艺的品质，破坏了文化的原真性。但面对现实生活需求，艺人的生活处境也不能被忽视，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再次，传统师徒之间所坚守的至高道德准则忠、孝、礼、义，在当下受到冲击，以往“师徒如父子”的人文伦理越来越淡化，甚至在道德上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某位食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身体重病之时，曾经的徒弟少有人前去探望，茕茕孑立，更妄谈床前尽孝；某位传统修造技艺的传承人，在他的弟子中出现“欺师灭祖”的现象，技艺出于师门而否定师门和师徒关系，用学来的技术胡作非为，甚至还有的学艺者对师父进行诽谤和欺诈，可以说这种师徒关系的道德内里与情感内里已土崩瓦解。按照传统，旧时的艺人在选择技艺继任者的时候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对其弟子进行文化修养、道德品行上的考量，以确保技艺传承无恙。而在当下，面对技艺的衰微和大多数艺人的年事已高，他们内心也希望尽快将技术传承下去，但学艺者这种在人性和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技艺本身存续的不安全因素。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的传承人，虽然技艺精湛，身担真传，然而其自身对于这门技艺的人文内涵理解有限，丧失对技艺的传承和呈现过程中的道德坚守与伦理把持，意志模糊、随波逐流，缺乏传统艺人的朴实精神特质，利用自己的技艺进行虚假夸大宣传、谋取暴利。
二、人文危机的应对
传统技艺人文危机的形态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也存在于各个文化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从传承人的思想意识上来说应当树立“坚守”的理念。坚守什么？坚守历代传承的技艺文化、技艺精神、技艺传统、技艺的伦理道德、技艺的规矩；从现实的技术层面来说，笔者认为还是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应对危机，这就必须运用最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教育，以教育为媒介和手段，具有稳定性、规模性、持久性，对文化受众具有强制性作用。
（一）坚守
解决危机的根本还是在于技艺的自强，技艺自身相对稳定且完整的文化形态的存续，成为一切突破和创新的前提，因为只有存在，才可能被认识，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方法。而此时坚持技艺的原真性形态和自我内部一切文化形态尤其是规矩的坚守，成为文化上、技术上、意识上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坚守，又构成了有别于现代技术的突出的文化精神样式。
坚守，是艺人执拗的人文性格，是技艺自身的内壮之举，这种坚守摆脱了世俗潮流的影响，克服了自身的内在焦虑和惰性心理，出离了只为利益和金钱“做活儿”的事业追求，使得艺人散发着朴实坚韧的人格魅力。锔瓷技艺传承人王振海常说“艺人要守住艺的传承，守住艺的本真，守住人的德行”。那么如何坚守？根源还是在艺人的意识中。
首先，艺人应当具有“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这里不是指必须贫困才能从艺，而是指要以安贫乐道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手艺，出离物欲的束缚，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其次，艺人要明了当下自身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进入到现实文化存续的角色中来，清楚自己是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增强对自身技的文化认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被认定为传承人的，更要意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承上的历史重要性。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作用
这里所指的教育分为两种，一是以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从政府层面而言，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施保护的业务指南》和我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都有相关的要求和说明，要求教育部门要将优秀的文化遗产编入教材，加入学校的课程中。比如，2011年11月，香港慧因中学，就在正规的学校课程中开设了“以区为本――长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程”，涉及八个训练范围，18个学科，课程周期为三年，由老师们自编教案、教材。通过三年的熏习，使学生对非遗项目及其相关的文化有了了解，这就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的基础性目的，完成了认知阶段的任务。这种教育形式，可能在能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非遗文化的兴趣方面还有待商榷，但对于普及传统技艺和培养树立民族文化责任感十分有利。
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的教育方式，包括了文化普及型和专业技艺传承型，前者比如“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乡镇”活动，以培养大众传统文化接受与传统文化氛围为主；后者主要指艺人的“收徒”传艺行为，这是培养技艺传承者的教育，也是核心形态的教育，更是最难把握的一个环节。传承人在选择继任者的时候，除了在技艺上的考量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对学艺者进行传统文化素养、道德人品上的考量，并在传艺的过程中既要传艺，也要将本门手艺的规矩、礼法、道德、伦理、文化、历史等一并严格灌输，务必形成稳定可靠的文化技艺心理。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既关乎传统技艺自身文化形态的原真性传承，又涉及技艺传播过程中所影响的大众文化认同。进一步讲就是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最需要道德和伦理的保驾护航。至少要传承者学会遵从“祖训”，学艺、学做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人文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问题，而坚守传统和发展现代特色的传承教育是解决传统技艺人文性危机问题的关键。坚守，提供的是技艺自身内壮的道路，教育是文化向外部环境辐射传播的渠道，为内在“坚守”注入强大的现实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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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1989年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3.
关键词：民族文化产业；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马尾绣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学界争议较多的研究课题。在实践中，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冲突仍难协调。非遗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非遗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定审美意义，对其保护和开发值得关注。作为后发展的特殊区域，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比发达地区更迫切；而包括少数民族非遗在内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又决定其文化产业的差异化路径。生产性保护使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市场，为其生存发展提供驱动力，也给其有效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从中更可看出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机遇和问题。本文以水族马尾绣工艺为例，窥探其在市场化、产业化实践中的困境，从而探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良性互动的可能。
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内生互动性
（一）少数民族非遗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
目前，“文化产业以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1]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也将面临重大转型，文化发展目标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将不仅是保护对象，也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带动全部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途径，这是一条被认可的途径，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可行的途径。”[2]产业化既可以推动民族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也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整合和创新，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同。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行之路。“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3]少数民族非遗的民族性、传承性和稀缺性决定其经济价值的增值性和其必然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差异的重要领域。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符号成为文化产品符号价值生产的原材料，其生产性保护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消费性，是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产业化是少数民族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非遗在形式、构成、内容等方面不断演化、变异和发展。形式上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标，保护的目的重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基本特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为了发展的保护。没有保护，难以发展；而没有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4]少数民族非遗作为濒危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赋予它自我发展的能力，保护和发展才能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明确指出：非遗保护工作要体现“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阐述道：“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市场化已成为少数民族非遗较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也是其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化发展的形式，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特质。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非遗自身活力，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更好地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为其保护打好基础。
二、民族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水族马尾绣工艺的困境
（一）传承主体断层现象严重
传承人是马尾绣保护的关键，能否吸引更多的传承人是衡量保护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如今绣女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其思想观念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冲击，对于传统的老样式、老技艺多有轻视而不愿坚守，动辄以创新和艺术为借口，大肆改造传统绣法。就马尾绣的发展历程而言，掌握马尾绣全面工艺、具有深厚功底的多是老艺人，且人数极少。故依靠口传亲授方式传承的技艺，随着一些老艺人的辞世导致有些绣法接近失传，马尾绣艺人出现断层现象。
（二）管理混乱，产业化水平低且规模小
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在马尾绣经营者对自己的马尾绣产品分类管理不够，没有明确对产品做出分类，对马尾绣产品分类收购管理也不足。目前，马尾绣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以小企业为主。以三都县为例，主要是由两位省级马尾绣传承人韦桃花和宋水仙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获奖奖金以及融资等渠道，开办马尾绣工艺品店以及由县政府主导开办的凤之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进行马尾绣的宣传、生产与销售。缺乏大企业的带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缺乏完整的营销渠道，市场占有率低。
（三）创新不足，传统与时尚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马尾绣商品以传统绣品为主，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款式和造型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消费群体既追求时尚又寻求古朴自然的视觉与心理审美需求，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虽然当地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改善，如马尾绣片装裱画，现代服饰、女包等与传统马尾绣工艺结合，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马尾绣图案等，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协调进行，既要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更要坚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寻求保护与开发的合理度，争取良性互动，促进双赢。
（一）坚持积极保护与利用并重，实施分类保护和开发，打造少数民族非遗资源链
从产业开发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产业化。然而传统工艺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对于这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合理的。对于附加值高、已获大众消费认可、与市场经济属性结合度较高的非遗文化，可运用市场化策略进行规模化生产销售；而一些不被现代大众消费认可的工艺，就不能单纯从文化产业层面运作，而应从文化事业或文化遗产的属性思考如何保护传承。要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类别特点及其生存状态进行研究，尽快制定出符合各自特点和实际的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标准规范。另外，还要区分传承人所从事的非遗传承与开发商所从事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前者是生产性保护，后者利用非遗文化元素进行产业开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不宜用统一方式去评估。通过分类评估，对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进行整合、规划，形成资源链，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二）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构建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支撑体系
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社会效益的要求，而非遗相关的文化产业更为特殊，兼具的公益性更明显，政府的引导作用就很关键。政府要鼓励非遗市场化，以实现非遗现代转型。要制定少数民族非遗的分层保护开发管理政策，在文化分层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非遗的良性开发。要对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导。应扶持非遗类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优惠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设立开发基金，激励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生产企业要充分利用市场运作机制和产业运作力量，盘活和开发含金量高并可以经营的非遗资源。针对民族手工技艺生产的现状，按照现在企业制度建立一定规模的民族文化艺术企业集团，实现家庭作坊企业化、生产方式产业化并做大做强。引导文化企业对非遗的保护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寻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途径和与商业良性互动的模式，以促进文化企业和民族文化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注重文化创新与传承，在保持原真的基础上创新，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保持原真性是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关键。“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5]但坚持原真并不等于不能有创新。在充分尊重非遗项目的真实性，保护好本真形式和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对项目进行再创作、展示以及产品开发。比如对于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的矛盾，一方面可以走纯手工的高端市场，不必担心没有市场，科技越发达，传统工艺越复兴；另一方面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守住手工制作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寻找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的良性互动，适当引入机械生产。尝试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要通过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不断发掘，以传统文化和技法为核心，进行深入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的开发，生产更多适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产品，开拓文化市场；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手艺相结合，提升附加值，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四、结语
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依附性的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上升，成为引领性、主导性、支配性的部分。《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少数民族非遗必然会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其产业化过程可视为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一个缩影。手工技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进程中起着率先示范的作用。虽然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进程曲折难以避免，但利弊得失都具有许多可借鉴的意义。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本身具有内生互动性，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能否开发、应不应该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应面对现实，积极探讨其在用做资源开发、走产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不被非正常变迁、消解或消逝，以实现保持现有各民族特色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达到文化保护事业和文化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9，（2）.
[2]柳斌杰.探索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J].大学出版，2003，（4）.
[3]方孝莉.遗产：实践与经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关键词：非物质遗产 产业化 政策规制
项目资助：2011年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立项项目ZJ11FY009《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政策规制研究：以平湖钹子书为例》
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得到了快速推进。非遗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增加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资金支持力度、促进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非遗产业化进程中过度开发利用及其对文化内涵的曲解与误读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政策规制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现状
近几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在政府相关政策议题中的凸显、各级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持续追踪。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急剧提升。在政策性发展要素及保障措施供给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一批社会资本也开始逐步涉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文化内容或文化要素、依托非遗的品牌张力，开发非物质遗产旅游及关联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等产业，甚至以此为基础构建延伸的大文化产业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在经历了自发性个案尝试后迅速被推开，非遗产业化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快速的发展过程。笔者在浙江走访非物资文化遗产基地12个，其中有2个已经形成既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化发展格局，4个有产业化运行的项目并已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拉动效益。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复合产业化的发展态势。非遗产业化已经不单是游客参观、体验等活动的组织开发，转而形成融合非遗文化考察、购物、休闲旅游等内容的复合型产业形态。个别区域文化与经济发达的地区甚至延伸出非遗特色艺术产品制造与营销、非遗特色文化标识、文化符号授权经营、非遗特色会展等特色产业门类，构建了从产品制造、产品营销到最终价值兑现的产业链。从产业利润构成而言，非遗直接产业贡献率占产业增加值的二成，而旅游、购物等关联产业占整体贡献率的八成。二是非遗产业化运营资本构成相对复合化。当前，在非遗保护与产业开发中，既有政府性资金的投入、也有民营资本的加入，甚至也有个人资金以承包等形式加入非遗产业的开发。这里面存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一方面是非遗作为具有独特文化传承、不可复制的文化内容，具备构建独立竞争力和差异化竞争力格局的直接支撑，具有极强的产业吸引力。同时非遗大多于区域乃至村落存在着交叉盘缠的关系，甚至个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某一宗族中，为个人资本介入产业运营提供比较好的条件。三是非遗产业化的整体运营模式仍以粗放型为主，产业效益参差不齐。虽然非遗产业化带动起关联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复合型的业态结构。个别区域甚至实现了非遗品牌输出以及文化制造业的结合。但从整体上看，这种复合型业态结构更多的是源于当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发展要素向发展机遇的自发性靡集，或者是其他产业门类经营方式的一种惯性移植。从整体上看，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运营机制仍有待完善、运行水平亟待提高。非遗产业化现代治理结构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欠缺既制约了非遗产业化的层次与水平，也为非遗产业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体制空间。
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产业化超过了非遗古迹遗存的现实承载力，使其遭到破坏的潜在可能性大大增加。当前部分地区片面放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区域旅游、购物等的拉动效应，将对非遗的聚焦视野从“传承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简单转变“最大化经济效益的兑现”。凭借非遗的品牌感召力，盲目发展旅游业，突破非遗古迹遗存的游客接纳底线，大肆聚拢游客，对非遗古迹遗存的保护带来极大的压力，非遗古迹遗存的损坏已经不是个案。同时，个别地区为了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在感观形象，对非遗古迹遗存盲目进行改造，改变其传统结构、扩充其规模等，商品化、人工化、艺术化的非遗艺术形态及舞台频繁呈现，失去其本真的原始形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直接的破坏。
二是盲目炒作文化概念，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 改变了非遗的文化特质。部分地区盲目追求“新奇特”的感观效应，炒作时尚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符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肆意放大与延伸，将“时尚休闲养生娱乐”等文化内容嫁接到传统文化因子中，非遗原有的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与文化表达受到压制。个别地区甚至采用粗俗的艺术方式、低下的文化趣味去解读非遗的文化内涵，更是背离了非遗的精神意蕴，丑化了非遗形象。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足，使非遗的一些艺术形式被简单抄袭与复制，同质化竞争的加剧、整体发展环境的恶化，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带来直接的不良影响。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保护意识的欠缺及侵权查处力度的不足，当前个别地区非遗特有的制作工艺、艺术产品被盲目仿制，艺术血统不正、制作工艺粗陋的“伪非遗项目”、“类非遗产品”在市场上不断出现，消费者真假难辨，伤害了真正非遗的公信力。个别地区甚至在“产业化”的旗号下，不顾非遗的工艺标准与流程，盲目组织非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或者将其他相关产品门类都纳入到非遗旗号下，非遗产品及其制作工艺的“独特性”遭到侵犯，严重混淆了非遗的市场纯正性，影响了非遗的社会声誉，恶化了非遗的发展环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政策规制体系的建构：原则及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要坚持“适度化”原则，要立足于扩大非遗的影响力，更好地集聚社会资源，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的目的，开展非遗产业化的探索。在产业化进程中，要根据非遗产业门类特点、制作工艺特色、非遗古迹遗存的现实承载量等，设定人流总量、非遗特色产品生产量等非遗产业化相关指标，确保非遗产业化不对非遗本身的物质载体及工艺带来损害的底线原则，切实规避“舍本求末”的发展路径。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非遗特有的制作工艺、艺术形态及其内在精神底蕴、文化特质的传承、保护与表达。在非遗产业化进程中，要严格遵守非遗传统的制作工艺与流程、艺术门类与形式，切不可忽视非遗既有的艺术内涵与形式，盲目简化与变革工艺，搞准标准生产。要坚持“排他性”原则。在非遗产业化进程中，不能简单追求产业规模的量级层次、搞“全民产业”，机械拷贝非遗艺术门类与艺术产品，走同质化发展、低水平覆盖的道路。坚持“排他性”原则就是规避类同产业、相似门类、模仿形态的滋长繁衍。确保非遗产业制作工艺、产业形态的血统纯正性与专属性是非遗产业化的基本前提。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政策规制体系。一是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准入标准，建立非遗产业化项目论证公示制度、建立产业化准入牌照制度。该制度旨在明确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门类可以开展适度的产业化运行，哪些产业门类应当规避产业化发展，建立具体的区分界定标准。当前，对于特色地方戏剧、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非遗门类，鼓励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组建专业剧团，开展市场营销与推广，集聚多方面的社会资源，努力拓展社会影响力，弘扬传统艺术。而对于传统古老技艺等介于于技艺传承的定向性与范围限制性，尚不存在规模化、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应主要通过政府公益性政策的完善，扩大人才储备基础，延续与发展艺术门类。对于一些古迹遗存类的非遗项目，在推进产业化进程中要严格限制规模容量，以保护非遗为首要原则。要建立非遗产业化的审核备案机制，实行一事一议，征求各级专家等的意见，在一定内范围予以公示。对于审核通过的非遗产业化项目，发放具有一定行权期限的产业化准入牌照。完善非遗产业化的过程监控机制，建立分层级的预警处置模式，通过定期动态材料报备与职能部门查访等形式，根据不同性质与程度对出现问题的产业化项目予以警告、严重警告等处罚。以年度为单位对产业化状况进行评估，提出整改意见等。完善监督惩戒机制，对于越界经营或其他对非遗产生传承与保护产生不利影响的产业化项目要果断吊销许可拍照。对于非遗产业化过程中传承、保护和开发的良好案例要进行宣传与推广，并给予进行政策、资金和人才的重点支持。确保非遗产业化始终在政府职能部门的监控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立非遗产业化的管理运行机制，建立与完善政府、传承人、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协调配合机制。基于非遗的特殊属性，区别于其他文化产业项目的运行模式，非遗产业化项目的推进是在政府指导下、封闭运行的有限市场驱动模式。在获得非遗产业化经营许可后，政府有关文化职能部门、非遗传承人以及社会企业与资本共同协商非遗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产业特色、产品定位、商业模式等。政府主要负责非遗产业化经营边界的设计、基于非遗传承与保护政策性壁垒与红线的规划，对于自发性市场力量对非遗产业方向的误导与牵制实施干预与矫正，确保非遗产业化进程中对非遗传统技艺、艺术形态及文化内涵的“安全”。非遗传承人是非遗产业化的技术主体，负责非遗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正性”。 企事业单位及其所负载的各类资本是非遗产业化的推动主体。在政策范围内，通过集约式、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科学富有创意的品牌营销、各类资金的投入，实现非遗产业化运作的高效与科学，既能有效彰显非文化遗产的魅力，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又能够获得合法、合理、合情的收益，更好地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域旅游；原生态音乐；保护；发展
一、“全域旅游”下苗族原生态音保护和发展现状
（一）全域旅游基本概念。根据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全域旅游大有可为》的阐述，“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往往人们盲目认为全域旅游理念是一种开发、盈利手段，和以往的“景点模式”没多大区别，到处为景点景区，到处小商小贩；并不以然，全域旅游是基于现在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生活品质的提升，要求目的地给予同等价值的产品。总的来说，要求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计划性、系统性的规划，实现旅游产业为游客提供全方位体验需求。（二）西江苗寨概况。西江苗寨自称“仙祥”、“鸡讲”“鸡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东引村、羊排村、平寨村、南贵村等四个村组成。地处贵州省雷山县，距州府凯里35km，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鳞次栉比的吊脚楼、绚丽多姿的银饰服装、神秘独特的古老节日、热情好客的民普民风、悠扬动听的原生态歌舞，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多元苗族文化给西江苗寨开启了旅游业。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贵州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成功召开之后，苗族旅游业才获得长足的发展。2011年被列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13年，景区共接待游客218.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35亿元。当前西江以苗寨规模和演艺活动为特色，以传统的苗族文化为核心旅游吸引物。以社区生活融入旅游大平台，提供人文基础，古村落旅游不同于一般的景区，其原生本底是村寨社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村寨社区的自然山水和民族风情是民族村寨旅游产生的重要前提。村寨旅游社区是构成旅行者游玩、体验和感受特殊异文化的基本空间。（三）苗族原生态音乐保护现状。所谓“原生态音乐”借用于考古学科，即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劳动人民在自然生活中吟唱而生成的。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认为“社会并不是先形成音乐概念，然后才决定音乐属性，而是面对音乐声音的存在，赋予它功能和价值，进而以价值为尺度来界定概念”人类音乐学家梅里亚姆称“音乐不仅为声音，它是三方面组合模式，即概念—行为—声音”原生态音乐是具有一定功能意义。例如飞歌即人们在劳作为解乏而唱的，情歌为为寻觅对象在月光下低声吟唱表达爱意等等，音乐的形成在于社会的生活的需求。西江苗寨作为旅游景点，原生态音乐作为文化产品站上了舞台，向世人展示原生态文化的多姿多彩，如今很少为劳作的必需品，人们休闲的解优品，而更多是作为产业产品，顺应旅游者的需求而呈现出来。西江苗寨具有“原生态的活化石”“露天的博物馆”之称，有固定的古歌堂，固定的文化研究院讲堂，为年轻人提供了有利的学习条件，这样以自然生态为主体，民俗民风为辅的文化产业便成西江全域旅游的最大优势。而今，西江苗寨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保护村落聚集各式各样的音乐，有原生态歌曲，艺术作品、传统芦笙舞蹈、木鼓舞、锦鸡舞等等百花齐放将苗族的代表性音乐融合于一地，为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披上了一层沙。西江在音乐上也有了许多创新，不再是单一的飞歌、酒歌曲调，芦笙大多采用多管多音的改良芦笙，其吹奏的曲调多样，调式不再是单一的旋律调，可以转化，例如《欢乐的苗寨》《苗岭的早晨》等苗族题材创作的新作品，在苗寨芦笙作为一种伴奏乐器为飞歌敬酒歌定调，以至于产生热闹的氛围。对于苗族情歌，较多的西江年轻人表现不出来，导致人们对情歌在舞台上的表演不够细化，它是柔和婉转，真假音的灵活转化，具有一定的技巧性。在西江苗寨过节的舞台上曾将苗族情歌作为比赛项目，报名者多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苗族原生态音乐的传承遇到了瓶颈。
二、“全域旅游”下苗族原生态音乐保护和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当前西江苗寨原生态音乐传承现状较弱，其原因有几点：旅游促进音乐的融合、交流，音乐的互动，旅游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产业主要对象是外来游客，因此伴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苗族音乐在形式上产生变化，对原生态产生了一定冲击。其次旅游的开发人们更多投入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观念上保护和传承意识不强。加上大众审美的变化，周围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当前在以消费和娱乐为主的的流行文化的侵袭，这类文化传播速度较快，往往以商业为载体，而以往那些质朴的，原生态的、简单是民歌，已经不满足人们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精神需求。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速度，西江苗寨的男女青年在交流上将手机代替歌唱表达爱意，苗族情歌在婚恋中传达是作用直接消亡，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流行地，旋律具有美感地，摇滚类等。在西江苗寨出现了酒吧，休闲音乐吧等事实证明年轻人对流行乐的热爱多于原生态往往对于原生态音乐报以摒弃的态度。环境变化也是造成原生态音乐的消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西江苗寨不再以农耕为唯一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以经营文化产业，以前我国社会是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都在山间，劳动中，生活中创造出原生态民歌，反应当时人们的生活景象。而如今乡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逐渐弱化，居住在村里的当地群众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改变和淡化传统的观念，生计方式也变得多样化，导致原生态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当前对于原生态音乐的传承方式往往通过申报非遗和传承人的形式，当相比过去民间自发组织或传承之下显得苍白无力。当下的西江，更应该顺应人类发展大趋势，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思考原生态音乐的发展方向，如何正确利用原生态音乐的价值。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一）培养青少年对原生态音乐的积极性，传承进课堂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态度不明确，更多人享受经济带来的优越感，忘却传统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根源。①就现在大多数青少年更热衷于将时间花费挣零花钱上，导致青少年的享乐思潮不断上升。②90后、00后对苗族历史认知较少，因此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发展具有盲然性，因此民俗民情的课堂开设是必然的，对象多为90、00后。（二）政府或其他单位应的举行原生态歌唱大赛，在旅游的状态下，更多年轻人更愿意崭露头脚；近年来，西江苗寨每逢过节都会进行传统的原生情歌、古歌比赛，其不失传统文化的保护。但是，比赛对象年龄均为35—50岁左右，着对今后的传承具有阻碍的作用，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将比赛细化以组单位进行比赛，不仅让青少年组得到展示的平台，同时培养其热爱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同时达到年轻人更好传承苗族音乐事业。（三）培养年轻的原生态爱好者，把其推向市场，让其实现市场化，不仅的取得社会效益也取得了经济效益，当然保护第一、传承发展、统筹兼顾是原则，让更多的人热爱自己民族音乐。
三、结语
由于历史的发展，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人们对音乐的理解和接受也在不断地改变，音乐是观念的产物，具有社会价值观，表达文化和感情，对人类具社会化作用。全域旅游下的西江苗族文化碰撞是必然，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文化的冲突时避免不了，政府应最大限度的给予原生态音乐传承人以引导和支持，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如何保护原生态音乐发展关键在于当地人的文化传承的觉悟以及政府的重视。
作者:董佳艳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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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马克斯•韦伯著,李彦频译.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