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5 16:27: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所有制制度 创新 可持续发展
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国有经济低速低效运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是僵化的国企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企业办社会、国有资本剥离、大量冗员分流等无法得到及时、迅速地解决。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改革一定要把握原则性。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要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真正需要国有经济进入和加强的领域和行业。同时，国有经济管理方式必须从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转变到经营国有资本，大量竞争性领域交与非国有经济来投资、经营和发展。
1.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第一，要把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有重大社会效益的，如基础设施、国防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及支柱产业的重大骨干企业，国有经济要坚决控制。其他都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予以积极推动。国有独资企业，也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土体。尽管竞争性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从传统计划经济承接下来国有经济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应该退出的没有退出，应该重点发展的也没有得到重点支持。
第二，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力发展股份制，通过国家控股和参股影响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加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要积极引进国内外技术、管理、资金实力强，有市场，信誉高的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规范改制、实现境内外上市，有条件的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上市公司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提高公司的整体质量：要以推进国有投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形成出资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坚持不懈地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
1.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
建立多个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有效运用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公司作为法人以竞价投标方式竞争国有资本经营权，并独立承担风险。一旦获得权，就可以直接投资持股，取得利润，以投入的资本额为限，为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加强政府对投资公司经营状况的监管，建立充分、客观公正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要利用会计师、证券分析师、资产评估师对公司投资决策、经营状况、市场竞争力、发展前景作出负责任的评价与判断，据此对公司职工实行奖励和惩罚。
1.3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应
第一，继续“抓大”。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其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国有经济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推动国有资本向三个方向集中。即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以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第二，继续“放小”。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步伐。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社会化水平。要培育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
2 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
2.1明确界定产权，建立集体企业产权制度
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准确界定产权。产权清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准确合理地界定产权，是建立科学产权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科学评估资产。资产评估是集体资产增值和保值的基本保证。为了科学地评估资产，要坚持准确、科学和合理评估原则，如实反映资产客观情况，既维护所有者权益，又不损害经营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其权益；正确处理单项资产评估与总体资产评估的关系；正确处理有形资产评估与无形资产评估的关系。三是搞活产权流通。企业产权转让渠道畅通，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产利润率，实现企业内部产权转让和外部转让。四是改革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政府部门对集体企业的行政管理与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分开；集体资产出资者所有权与集体企业法人财产权要分开；努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关系明晰、产权转让灵活、资产结构优化的集体资产管理新体制。五是加快集体资产管理立法。六是完善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实现形式。根据目前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现状，以采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较为适宜。
一、咬文嚼字，明晰概念，活跃学生思维
思品课中有些概念比较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有些困难，通过组织学生咬文嚼字，对关键词句进行讨论，可以活跃学生思维，达到明晰概念的目的。如，我在讲授完“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后，让学生讨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依据是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全部问题”是否正确，若错误，说明理由。我授课时只讲了根本与基本的区别，没有涉及到“全部”一词，让学生们通过讨论和争论判断题目，明确了“全部”是各部分的总和，“根本”是指事物的根源或重要的部分。而宪法不是简单的各种法律的总和，宪法是其它法律的立法基础，其它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因此不能用“全部”代替“根本”。从而活跃了学生思维，加深了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二、联系实际扩展教学内容，拓展学生思维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要求掌握的内容。九年级思想品德是这样表述的：“现阶段，在我国的经济百花园里，各种经济成分争奇斗艳，主要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其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集体成分属于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属于非公有制经济。”
课堂上，我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概念作了简要解释，就让学生举例说明“什么是国有经济，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学生一脸的茫然，不知如何下手。于是我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的几次会议的决议，将教材理论重新整合，并联系青岛的实际，将本节内容大幅度调整、改进，作了以下补充：
首先，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由国有或集体经济与外资经济或私有经济共同出资组建的经济组织（企业），其典型的形式是股份制企业；其次，说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演进既包括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制”，又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承包制”“租赁制”以及能与世界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股份制，像国有股占51%，其它股占49%等；再次，明确国有经济有别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实际、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像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等。
这样，再讲授“基本经济制度”内容，仍然让学生举例“什么是国有经济，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与第一节相比状况大有改观，学生举出“青岛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占62%，外资股占38%”“青岛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占45%，私营股占28%，个人股占27%”等，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不但明确了什么是国有经济、国有成分，而且懂得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怎样混合的，哪些是公有制，更为重要的是能举出实例予以解释说明，拓宽了学生知识面，也训练了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三、巧用突发事件，激发学生思维
“世界是这样的美丽，让我们把生命珍惜。”我与七年级学生们一起学习《多彩的生命世界》。“自然界中，生命以其丰富多彩的形态存在着，人类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必须善待大自然，爱护环境，保护动植物、生命的独特性……”我引导学生把每一个知识点进行学习讨论，分析归纳，整理答案。忽然，教室里飞进了一只不速之客——麻雀，它扑棱、扑棱地到处乱飞乱撞，这下，原本安静地教室沸腾了，霎时间，尖叫声、拍打声、吵嚷声、桌椅的咯吱声汇成一团。我努力地拍着桌子，试图让教室平静下来，接上我那没讲完的问题。
可是，学生们太兴奋了，班里没有人在意我神情的变化。好不容易学生才安静了一些，我非常生气，这只可恶的小麻雀打乱了我的教学进程。而且麻雀还在教室里，怎么办？忽然，我灵机一动，决定让这只小生命成为这节课的一部分，我中断了刚才的教学，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只小麻雀？”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调皮的李军为代表的多数男生认为要捉住它，甚至有人怪声怪调地要烧烧吃了它，理由很“正当”，因为它原本就不是什么“好鸟”；而以王丽为代表的多数女生认为应该放走小麻雀，教室里又乱成一团。
关键词：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劳动就业
经济增长是和结构转变相联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工业化、人口与就业结构的转变及城市化等内容，它意味着在需求结构和贸易结构变动的驱使下，劳动、资本等要素不断向高生产率、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区域流动。本文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的城乡及区域结构等三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20多年来的结构调整，这种变革与调整已经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效率的提高、运行机制的改变和愈来愈典型市场经济的特征。在这一进程中，就业增加也是在结构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所有制结构变动与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伴随，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在我们面前。
（一）国民产出的所有制结构
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7年，我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其中，非公有经济实现18096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24．2％，而公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占75．8％。这是根据新标准计算的，即公有制经济中包含了混合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旧有口径计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约在32．9％，公有经济的比重大约为67．1％。很明显，在国民产出中，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竞争性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禁入较松的第三产业，公有经济的比重下降较快（见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结构在统计上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工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为例，来分析近20年来我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见表2）。
1．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1978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77．6％，1990年为54．6％，1999年为28．5％。20世纪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体工业份额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的公有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时也使公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进一步的产权改革铺平了道路。
3．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经济、以股份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从无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这一类型经济占有的份额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递增2．5个百分点。
（二）资本投入的所有制结构
从资本金和资产角度分析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我们以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见表3）。199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实收资本占全国的比重为61．5％，集体经济比重为8．5％，两者之和为70％，占有全部工业资本金的2／3。而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的资本金比重分别为7．6％、15．4％和12．4％，这三类经济的资本金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比重为35％。从资产结构来看，1999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金结构基本相同，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资产比重分别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重被放大了。这说明了两点：（1）尽管我国经济日趋多元化，但公有经济仍然占有主导地位；（2）与产出相比较，公有经济占用的资产达77．8％，但提供的产值（1999年国有工业21．4％，集体工业18．3％，合计39．7％）相对较少，说明公有经济的要素生产率较非公有企业要低。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私营企业，一方面是新建企业不断增加，同时集体企业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转制为私营企业和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统计表明，至1999年底，我国登记的私营企业近150．1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22．4万人，拥有注册资本近万亿元人民币，聘用员工2021．5万人。
（三）从业人员员的所有制结构
由于我国目前的官方统计资料中尚无按所有制结构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资产总值等统计数据，但有从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数据。考虑到我国的乡村劳动者中既有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也有纯农业生产人员，还有大量兼业者。这里我们将农户经济作单独处理，既不列入集体经济，也不列入个体私营经济。从表4的数据，可大致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
1．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低速增长，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1978—1999年，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万人，增长15．0％，年均增长0．7％。而同期除农户经济外的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由4875万人增加到24504万人，增长了403％，年均增长19．2％。
2．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增长较快，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高速增长全部集体经济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7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万人，增长了近2倍，年均增长9．3％。其中，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则由2827万人增长到12704万人，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高达16．7％，由于大批集体企业改制，乡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从1998年开始下降。
3．私营个体经济从无到有，并呈现较快的增长速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政策环境的改善，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90—1999年，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由2285万人，增加到8263万人，增长了2．62倍，年均增长29．1％。
4．混合经济的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从业人员由1990年的15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万人，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20．6％。
5．农户经济的从业人员缓慢增长90年代中期后呈绝对下降趋势，1978—1985年，年均增长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长0．7％；1990—1995年，年均增长0．07％，1995—1999年，从业人员绝对数开始下降，4年间共减少263万人。
从就业增加量来看，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非公有经济单位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测算，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为21274万人，比上年增加26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职工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在城镇单位职工中，在岗职工人数11259万人，比上年减少515万人。可见，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市场化就业人员有9661万人，只占45％。若加上下岗职工，2000年城镇计划就业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减少了1033万人，国有部门已不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从上述的产出结构、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多样化，各种混合制经济正不断壮大。这一变革的经济成果，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产出的增长有了多元化主体的推动，竞争更为激烈。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的失衡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来，我国的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一）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动
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GDP角度来看，产业结构正趋合理，但工业的比重过高。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从1978年的28．1：48．2：23．7，变化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1年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平均每两年下降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产出持续份额上升，21年间上升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但期间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那就是从1981年—1991年，第二产业份额有过一段快速下降的时期，到1991年达到41．6％的最低份额，后来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说，80年代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平稳增长的结果，而在9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由二、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由此造成两大结果：（1）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机电、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家电等主要制造行业，从产量、技术到质量都已趋于成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达到极限，以往依赖工业的增长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会发生变化；（2）相对于其它产业，工业的发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业企业的过度竞争和工业产品的供给过剩。从国民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来看，工业和建筑业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体，这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
（二）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动
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动而言，就业结构的调整较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而引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成为制约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1978年到1999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17．3：12．2变化到50．1：23．0：26．9，第一产业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产业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产业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尽管22年间有2亿多农民转移出来，农业从业人员在整个90年代减少了近3000万，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最低的。过去的21年，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部门，从业人员增加了近1．5亿。1999年，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产业的人均创造的GDP分别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只相当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约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就意味着现有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3，即23576万人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而且这还是一个静态的数字。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可以再增加38000亿元的国民产出及相应的消费及投资需求。可见，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既任重道远，又极具潜力。
有了三次产业在GDP和从业人员方面的比例结构数据，就可以进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来，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在缩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第一产业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这说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正趋于合理。在90年代，农业产出的增长缓慢使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转为下降，而第三产业由于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在持续下降。
由于第三产业是90年代以来就业增加的主要部门，我们来分析其内部结构。表6表明，从1978年到1999年，增长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贸餐饮、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行业。由于各单位有正规在编职工和非正规职工的区别，大量的临时工被纳入其它行业，因此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能代表其就业吸纳能力。
（三）就业的城乡结构变动快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变动
由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路径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间，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农村人口比重仍高出农业产出占整体的比重52个百分点。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现状，不仅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加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扭曲，更进一步造成产出与最终消费需求之间的失衡。
通过对兵团资产总量区域分布、三次产业结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资产结构不同角度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兵团资产总量分布及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及建议。
一、资产总量分布及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兵团资产总量较小，难以承担经济更大发展的重任。兵团资产总量是自治区的16．5％，是浙江省的2．5％。而且进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兵团根据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政策，资金主要投入到与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对经营性资产投资较少，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将对兵团经济发展目标产生影响，难以承担经济更大发展的重任。
2．存量资产利用率低，盘活力度不够、整体化优势不明显，效益较差。一是存量资产利用率低。以食品加工业为例，产量只占产能的40％，有的企业不足20％，大量的生产设备、设施闲置，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家底不清、资本不实。兵团从1994年清产核资以后，近十几年来，没有进行全面的清产核资工作，存在大量的闲置资产和不良资产，尤其在企业改制及组建中，没有对破产企业资产、闲置资产进行过全面清查统计。三是整体化优势不明显，效益较差。兵团集团化优势不明显，以师为单位的利益格局没有打破，市场经济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产业地域分布广，经济发展总体上规模小、竞争力不强、层次低、效益差。
3．第一产业存在大量的账外资产。农业是兵团的基础，土地及耕地和水利设施是兵团重要的经济资源，由于国家农业会计政策原因，1998年之前兵团第一产业形成的大量的资产，如耕地、水利设施、团场工业用地、道路、经济林等资产大多没有入账。由于存在大量的账外资产，一方面不能准确反映资产投入的增加量及其兵团资产总量，一方面对团场产权界定、产权流转归属、建立新型团场造成许多产权纠纷和矛盾。
4．兵团集体企业发展有缩减趋势。集体经济是兵团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据统计，兵团集体企业资产6385万元，占兵团工商企业资产的0．08％，表明集体经济发展尚存在问题。
5．行政事业资产监管缺位。目前，兵团行政事业资产由使用单位自行管理，资产处置、非经营性转经营性及事业单位改制尚不规范，存在国有资产沉淀和流失的现象。
6．企业科技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少。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中，无形资产只占1．4％。兵团的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分量很小，从而说明企业科技含量低，缺乏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
7．非公有制资本投量少，增长缓慢。从资产角度看，非公有制企业资产占兵团全部工商企业资产的4．7％，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资本化资产（实收资本）看，非公有制企业实收资本只占兵团全部工商企业实收资本的11．2％。非公有制资本投资总量少，从而对经济拉动作用和贡献也小。资产总量在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自治区有30多家，兵团目前还没有一家，兵团非公有制经济总体上发展滞后。
二、对策及建议
1．引进增量、增加投量、改善结构。兵团应根据经济发展战略和“十一五”规划目标及兵团投资增长型经济特点，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带、工业园区和新建城市为载体，以农业产业化和重化工等重大项目建设为基础，在调整经济结构、实施资源转换战略、提升国有企业资产运行质量的同时，采用重组并购等形式广泛吸纳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引进增量，改善资本结构，促进兵团资产总量的增加，同时，加大国有资本投入，做大做强兵团经济。
2．调整经济结构，盘活存量。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科学配置资源，盘活存量。根据近年来全民所有制单位每年新增生产性投资与资产存量额的粗略估算，增量与投量之比为1∶8左右，可见存量资产是创造财富、促进兵团经济增长的基础。当前一是对兵团现有资产存量，包括产能利用、闲置资产、破产资产、不良资产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统计，分清源由，调剂使用和合理处置。二是发挥兵团组织化和集体化优势，顺应市场发展，推进大公司和产业集中战略，提高国有经济的集中度和企业资产规模。在提高国有经济集中度方面，一要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通过企业间的市场化产权交易行为，推动国有企业资产向有市场、有效益的国有大企业或企业集团集中，加快区域规划、结构优化升级和优势资源转换，以提升国有经济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二要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打破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行政师和行业壁垒，制定有利于资产重组的各项优惠政策，以保障兵团内经济资源的合理流动，逐步解决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地区或行政师趋同问题。
3．全面反映第一产业资产总量。兵团的经济资源主要在团场，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农牧团场深化改革的要求，实施资源优势转换战略，兵团应对投入第一产业形成的资产，特别是1998年之前未入账的资产，制定有关政策，进行逐步估价入账，以利于全面反映兵团的经济资源。
4．加快集体企业的改革和改组步伐，促进提高集体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完善集体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5．明确主体，加强管理。对行政事业资产应明确产权主体，统一管理。加强资产处置的透明度，对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事业单位的改制，包括资产核查、资产评估和股权设置等方面加强监管。
6．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针对企业科技含量低、缺乏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应大力实施科技兴兵团战略，加强能源、资产、农业、环境和信息等领域科技专项研究，在有优势的领域力争突破，重视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增加资产分量。
关键词：国有资本/国有控股/国有经济/战略转移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资本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逐渐实行了战略调整，国有资产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绝对或相对地退出，非国有的资本、尤其是国内私人资本与外资以相当快的速度进入了大部分产业。与此相对应，国有经济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除国有独资企业继续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发挥调控作用以外，新的国有经济调控方式更强调在各类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对全部资本的控制权。即在国有、国有联营和国有资本公司中，国家以控股的方式来实现其对经济的调控。
国家对全部社会资本的控制，一般采取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两种方式。所谓绝对控股，是指国家资本（股本）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所占比例大于50%；所谓相对控股，是指国家资本（股本）所占比例虽未大于50%，但仍相对大于企业中的其他经济成份所占比例。
本项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普查时点为2001年12月31日），来分析国有经济控制方式转变的现状，并试图运用基本的生产函数测算国有经济控制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各种效应，以便比较国有资产不同的控制方式，为改进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经营提供若干意见。
这次普查共包括了5107万个法人单位，其中有30226万个企业法人单位，覆盖了中国所有产业，详细地记载了截止2001年底中国经济中国有资产的控制状况。通过对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产的控制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归纳起来，有以下七个特征：
（一）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已经不到15%，公有制在企业数目的层面上已经不占优势
从调查情况看，在全国302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控股占50%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只有4278万家，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5%左右。当然，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达42万家之多，这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若与1980年代初相比，则2001年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数相当于1980年的全国中国营与集体企业总数。这说明，国家绝对控股企业数比例的下降只是从动态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是由于新进入的非国有企业的急剧增加才出现的现象。若从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本身的绝对数说，国有主导的企业数在世纪之交仍然不低。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企业法人数的比例超过20%的省份，几乎全是西部省份与东北国有经济集中的省份。其中，西藏最高，达54%；超过29%的省份有青海、贵州与湖北。这说明，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或外资进入不多的地区，国有控制方式的转换也就越慢。相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较快，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法人占全部企业法人的比例已迅速下降，该比例在10%或10%以下的省份依次是：浙江（6%）、江苏（8.68%）、上海（9.7%）、北京（10.11%）与广东（10.4%）。像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原来国有经济绝对占优势的地区，会迅速转换国有经济的调控方式，说明国有经济原有的基础并不是决定国有经济调控方式变换的主要原因，而迅速对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开放，才是变换国有经济调控方式的根本楔机。
（二）目前，国有资本的控制方式仍是以绝对控股方式为主
从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与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企业法人的比例来看，到2001年底，国家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共达31125个，与国家绝对控股的单位数（42万多个）相比，前者只及后者的726%左右。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平均说来，只占1%.值得注意的是，民营资本与外资进入较快的省份如浙江、江苏与广东，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单位在全部企业法人中所占比例都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1/5到2/3，说明改制较快的省份并不主要通过国家间接控股的方式来实现转换。相反，像甘肃、西藏、新疆、贵州那些边远省份，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数的相对比例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比例。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小，说明间接控股在目前仍然不是国有资本调控的主要方式，绝对控股才是国有资本调控的主要方式。这一特征，在下面分析资本结构时仍会凸现。
（三）在企业实收资本的构成中，公有（国家+集体）资本仍占绝对优势
调查显示了全国企业实收资本的构成现状。在2001年底这一时点上，全部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平均说来，国家资本仍占44.29%，集体资本占8.77%.二者相加，公有资本占企业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仍达53.06%.这表明，就资产控制权来说，到目前为止，公有资本仍把握着绝对的控制权。
当然，若分地区来看，国有资产在资产中的控制权的程度存着相当大的差异。国有资产比重最高的五个省区仍然在西部与东北，它们依次是青海（达71%）、西藏（达67.5%）、新疆64（达66.2%）、贵州（达65%）与黑龙江（达62.68%）。而国有资本占资本比例最低的五个省份则都分布在沿海，由低到高依次为福建（26.44%）、浙江（26.82%）、广东（28.82%）、江苏（30.61%）与上海（35.78%）。至于集体资本，由于在市场转型中集体资本发生了分化，所以目前从全国来看，集体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已经低于个人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从调查分析，集体资本/实收资本平均为877%，而个人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已达12.77%.
集体资本/实收资本比例较高的省份依次为：山东13%、河南12.95%、江苏12.87%、四川11.54%，山西11.14%.但就是在这5个集体资本/实收资本比率较高的省份里，个人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率也全部高于集体资本所占的比率。
其实，如果仅看国家资本/实收资本这一比率，国有资产占全部资本的比率已经达到44.29%.集体资本对于保持公用经济的调控地位的作用已经远逊于上世纪80年代了。把集体经济放入公有经济的范围，以此来度量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这种范式在20年以前是对的。但现在，集体经济的作用已经淡出，更广泛的合作经济应是指国有资本参与的、与私人资本、外资的合作经济。因此，现在我们更应强调的，是国有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地位与控制权。这是这次普查数据向我们提供的又一启示。
（四）国家资本通过企业法人资本对全部资本的调控作用不可小视
调查显示，在企业全部实收资本里，企业法人资本的所占比例，全国平均20.84%.一般说来，由于“企业法人资本”是指“其他企业法人单位投入本企业的资本”，又由于国有资本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平均达44%，所以，粗略地推算可知（如果这一理由成立的话），国有资本通过“企业法人资本”这一中间环节实质上还占有大约9.16%的全部资本。这样，绝对控股的国家资本，相对控股的国家资本，再加上国家通过“企业法人资本”而更间接掌握的资本这三项合计起来，国家资本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资本中占有比例高达53.45%以上。这一事实，同样说明国有资本对当今中国经济的控制权是稳固的。
（五）在全体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与相对控股的企业的资本之和，仍达56.27%
上面所述的第三、第四个特征是就实收资本的来源而言的，而如果我们把全部企业法人单位分为三个子集———（a ）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法人，（b ）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法人，（c ）国家没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并且将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也按这一规则划分为三个子集，则在资本结构中，a/（a+b+c ）的比率达52.8%，b/（a+b+c ）的比率达3.46%，（a+b ）/（a+b+c ）的比率达56.27%，这如表1所示。
应当指出的是，几乎每个省、市、区，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的资本对全部资本的比率，都是高于“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的，这意味着，如果考虑到国家通过绝对控股，将其他经济成份的资本置于自己的调控之下，这会增强国有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能力。就全国来说，这种放大幅度为8%左右。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上海的“国家资本/实收资本”比率只有3578%，但国家绝对控股企业资本对全部企业法人的实收资本之比率却为51.4%.这表明，运用控股这一杠杆，国家资本仍可以用不占优势的资本在全社会资本中占到50%的控制权。同时，这一事实也显示，上海在国有资本转变控制方式的过程中，是比较好地运用了国家控股这一杠杆的。
（六）国有资本已经显著地进行了战略调整与转移
截止2001年底，按产业划分，国家资本在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的比率是差异很大的。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达78%之上，其次为保险业，这一比率达74.85%，以下依次为运输、仓储与电信业（达709%）、采掘业（70.58%）、卫生、与社会福利业（达64.45%）、、文化及广电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业（达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然而，在非垄断的竞争性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资本/实收资本的比率已经在1/3左右了。其中，房地产业中国家资本的比率最低，为20.87%；其次低的是制造业，国家资本的比率在2828%；下面依次为社会服务业（31.32%），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业（32.93%）、建筑业（36.74%），农、林、牧、渔业（37.08%）、服务业（40.85%）。
这倒不是说，国有经济的战略转移与调整已经完成。而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国家资本在非垄断的产业已经不占优势，大量的非国有资本已经进入且成了主要成份。随着电力改革、电信改革与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改革走向深入，以及金融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的改革取得进展，这些相关产业中国有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率还会下降。
（七）国有控股的资本在大部分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我们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a ）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b ）国家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c ）其它企业的资本。表四给出了分地区的a/（a+b+c ）、b/（a+b+c ）与（a+b ）/（a+b+c ）三个比率的现状描述。我们发现，在所有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家直接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到52.8%，国家间接控股的企业的资本只占3.46%，两者相加，国家控股企业的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平均比率达56.27%.
分部门来看，在地质、水利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该行业总资本的比率高达91.75%，依次为保险业8589%、电力与公用事业81.74%.即使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通过控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也都超过了40%.这又一次说明，通过控股方式，可以提高国家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控制力。此外，可以看出，控股方式会使国有资本对总资本的控制力上升12个百分点（拿表一中“国家资本/实收资本”列与表二中的最后一列相比）。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煤气及水”这个城市公用事业行业。表1显示，该行业的“国家资本/实收资本”比率为57%.而表2说明，通过国家控股方式，使国家控股公司的资本占该行业全部资本的比率上升到81.74%.这里的背景是，城市公用事业已经引入了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资产构架，而控股使国家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地上升了24个百分点。它意味着，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国家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率下降了，只要国家资本仍在水电气这个公用事业产业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方式，国家资本仍可能保持其对资产的调控力。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让我们看清了处于转变调控方式过程之中的国有的资产家底。这就是：（1）尽管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绝对控股（包括国有独资）与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只在15%左右，但在全社会总资产中，国家资产仍达44%以上；（2）公有资本（国家与集体资产）仍占全部企业实收资本的53.06%；（3）尽管1980年代蓬勃的集体经济已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国家通过新的合作经济方式，在私人资本与外资参与的公司型企业中通过控股，仍然控制了全社会实收资本的56%以上；（4）国家资本在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与餐饮业等竞争性产业中已经逐渐退出，其占上述产业的资本比率已降为30%上下，而在垄断性产业与公用事业和金融行业中，国家资产仍占70%左右；（5）通过国家控股方式，可以使国家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增加8—12个百分点。
公务员考试模拟试题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划“√”，错误的划“╳”。每题0.5分，共10分。)
1.权利能力是法律关系参加者以自己的行为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
2.行为能力是法律关系参加者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3.公有制经济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此要加以限制。()
5.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
6.决定可以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法定的强制力。()
7.对于上级的指示，只需参考执行。()
8.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
9.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是产品消费过程。()
10.人们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在于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
11.市场调节的核心是市场价格调节。()
12.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13.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
14.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乃至私营经济，都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15.收文处理程序一般包括：签收、登记分发、拟办、批办、承办、催办、查办、立卷、归档、销毁等。()
16.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17.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核心，是精神文明的灵魂。()
18.真理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19.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动机的作用。()
20.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是具有天赋的聪明才智。()
四、案例分析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1.小王曾是某部委的一名公务员，因种种原因而辞职下海，奋斗几载后，觉得还是部委机关工作条件好并且适合自己，于是他又准备报考公务员。而小李目前是一名公务员，从事机要工作，长期以来想到某企业任职，但是受到有关机构和人员的阻挠，一直未成功。请问他们各自能否成功？需要什么条件？
2.孙某与他人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要求孙某赔偿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孙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孙认为法院处理有错误，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被法院拘留15日。
问：孙某是否可以对法院或其审判人员提起行政诉讼？并说明理由。
五、公文改错题(找出下列公文中的错误并说明理由，本题10分。)
××学院：
首先让我们以全县人民的名义，对贵校表示万分的感激。最近几年贵校为我县代培大批干部，为提高我县干部素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是新建县，干部不仅素质方面离党的要求很远，数量上也严重不足。要把我县的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搞上去，使人民尽快脱贫致富，建设好干部队伍是一个关键。为此，我们决定再请贵校在近两年内为我县代培财经干部25名、人事组织干部15名、农业技术干部20名、林业技术干部10名、制糖工业技术干部5名，共75名。不知贵校能否答应我们的要求?如果没有太大的困难，就答应我们的请求吧；如果有困难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帮贵校解决。我县人民会永远记住贵校为我县的振兴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致以崇高的敬礼
××县人民政府
2014年3月6日
一、投资主体的经济属性决定经济总量的经济成份构成
改革开放初期，平顶山市是以煤炭、钢铁、纺织和火力发电、国有商业公司等国有企业占绝对地位的大国有时代，整个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主要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完成；集体经济、个体、股份经济处于萌芽状态。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靠政府（财政资金）、国有企业利用企业利润和银行贷款来完成。其它经济成份的参与微乎其微，投资主体的经济成份属性决定了因投资而产生的经济实体的经济属性。社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印上了投资“母体”的经济类型胎印。以1981年为例，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13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完成4.1亿元，占整个投资的99.3％，集体经济投资比重仅为0.7％；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95％以上是由国有经济来完成的，国有经济以外的实体企业完成量不足5%。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积极鼓励股份制经济、外商、私营、个体经济快速发展。这些政策激起了社会投资热潮，民间资本快速成长，他们因地制宜，积极在产品加工、煤炭开采、房地产、批零贸易、餐饮服务等领域投资建厂（店）；甚至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地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改制，盘活了资产、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社会产出和有效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资本多元化、民间化，不仅提高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弥补了国有资金的不足，引进和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机制；更丰富和完善了社会经济基础、社会产业多样化、规模扩大、链条延长、生产服务能力增强，社会整体经济实力增长较快。从“五五”初到“十一五”中期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平顶山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成份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初期的99.3％下降到2013年的14.5%；民间资本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五五”初期的一片空白上升到80％以上，与之相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也由“五五”计划初期公有制一统天下，到2013年转换为非公有制经济超出了公有制经济和外商投资，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推动经济产出总量，投资结构决定经济产出结构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推升经济总量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出基础，没有增量投资，产出只能在原有水平上窄幅波动，不会有大的扩张性增长；经济总量的上升（在我国内陆城市来说）主要靠投资扩张来推动。通过近几年来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图就能清楚的说明这一现象。
（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在产业间分配状况决定经济总量的产业构成
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在绝对量上靠投资拉动，在产业间的构成上更是由投资来决定的。以2013年为例，全市第二产业投资完成643.2亿元，居各产业第一位，占整个投资的比重为51％，与之对应的第二产业完成的增加值为906.6亿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2％，总量和比重均居产业第一位；第三产业完成投资503.9亿元，居产业第二位，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87.8亿元，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4％，居第二位；第一产业投资总量、投资占比居第三位，与之对应的产出和比重双双处于第三位。从这些指标在相同时期的对应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分布决定经济产业结构。具体详情见图1、2。
三、同一产业内部投资规模和结构决定其产出规模和结构
在三次产业划分中，第二产业主要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工业生产按产品用途可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比例关系。判断一个城市的经济类型是工业城市或重工业城市，就是看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否超过50％。仍以2013年为例，平顶山完成工业增加值835.8亿元（现价），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7％，属工业城市。其中重工业增加值完成656.7亿元，占当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78.6％，又属重工业城市。这一产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决定的。2013年，全市工业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42.9亿元，轻工业项目完成投资188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29.2％；重工业投资完成454.8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70.8％。轻、重工业的投资结构（29.2%和70.8%）和轻、重工业的产出结构（21.4%和78.6%）基本一致，这充分说明同一产业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结构决定经济产出规模和结构。一个地区有什么样地投资结构，就有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和产出构成。
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关键词] 投资主体 经济发展
一、江苏省各投资主体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投资主体结构是指一定时期的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额在投资总量中所含各要素的构成及其数量的比例关系。投资主体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本文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将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外商投资与民间投资三类。
本文将使用2001年～2006年的江苏省年度数据。其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之和用来衡量政府投资，利用的外资就用来衡量外商投资，其余的投资则用来衡量民间投资。
数据来源：2007年《江苏统计年鉴》
根据江苏省各投资主体的实际情况与图1的描述可以得到各投资主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政府投资主体变化趋势不大，基本稳定在2000亿元左右，而且政府投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投资额，原因在于政府投资大部分投资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行业如交通、电力与电信等，而这些行业普遍特点就是收益不高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由于政策原因民间与外商投资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较高，因此就需要政府投资发挥其巨大的作用。从政府投资内部来看，国有经济一直都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比例，并且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发展趋势；而集体经济投资额一直在440亿元左右徘徊，原因在于民间与外商投资对其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2.民间投资增长趋势明显，在2004年首次超越政府投资成为投资第一大户。从其内部来看私营个体经济增长最为迅速，从2001年的528.3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049.3亿元，增加了将近5倍，同时高于2006年的国有经济投资2144.93亿元，说明私营个体经济投资者的积极性已经逐步被调动了，并且预示着江苏省投资增长由国有经济主导向私营个体经济主导的转变。然而从其投资行业来看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一般性竞争领域，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较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3.由于江苏省地理的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外商投资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尽管如此，其投资额一直低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而且其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民间投资的增长。而且外商投资主体对江苏省的投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见效快、盈利高、污染高的消费品工业，这必然给江苏省制造业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负面影响。
二、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优化投资主体结构，使江苏省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1.保持政府投资规模稳定增长，同时积极地调整政府投资的方向，使其在促进江苏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江苏省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电信、交通和电力等行业，然而仅靠政府以独立投资和直接投资的方式是无法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和缓解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因此政府应该吸引非国有经济以股份制的形式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这样有利于打破电信、交通和电力等行业的长期垄断，为这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解决困扰基础领域的政资、政企不分的状况；有利于使政府把资金投资于更需要的地方，比如优化投资软环境上，现今基础设施的局限已经不是招商引资的最大筹码了，优化区域投资软环境才是关键。
2.随着江苏省民间投资的迅速发展，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它已经成为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内需、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同时还减轻了银行等金融部门压力，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因此应该积极鼓励发展民间投资。首先，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降低门槛，消除壁垒，引导民间主体投资投向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以便提高民间投资主体的科技化和管理水平。其次，民间投资的产业集聚度不高，民间投资主体主要从事于附加值低和能耗高的行业，因此民间投资在追求眼前效益的同时，还要重视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专业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3.外商投资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江苏省引进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对第三产业领域涉足较少，而且其对江苏制造业的投资大部分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因此要提升外商投资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作用，江苏省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对现代物流、科研教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连锁经营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争取使服务业利用外资数量占全部外资比重有较大提高，从而促进江苏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发展；同时还应该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加快江苏省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谢升峰:政府投资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6～39
[2]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49～188
必须探索效率更高的控制力实现方式
从国有经济层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按照“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和“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首先，要正确理解公有制。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为主体”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要求，“主体”并不是指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优势，而是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上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一判断，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其次，“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上。所以，无论是整个公有制经济还是国有经济，深化改革的核心都在于进一步明确：哪些是“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何理解“控制力”？
对此问题，我们必须明确两个要点：第一，“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长期”重要和关键的，一部分可能是“阶段性”重要和关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方面”，即：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个人认为，从长期看，国有经济主要应定位在提供广义的“公共品”上，主要包括：国家安全、重大公共服务等。除此之外的其他非“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即一般产业领域，国有经济需要逐步收缩战线。第二，“控制力”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并不是“全部”。即使对于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必须“为主体”和“起主导作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必须探索效率更高的控制力实现方式。因此，下一步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关键在于根据新的定位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现“有进有退”。我们既需要强大的国有经济，更需要强大的国民经济，这才是真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分红给它的股东——政府
从国有资本层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一是按照“混合所有制”模式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二是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关于“混合所有制”，并不是这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的，但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更高的层次对“混合所有制”进行了表述，认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当前，按照“混合所有制”模式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个人认为，除了极少数真正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那些行业，我们可以保留国有独资或国有全资之外，大多数可以适度降低国有股份的平均比例，这样既可以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又能改善治理结构，进而提高国有资本配置的效率。二是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如“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可以和非国有资本共同设立投资基金、项目公司，既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提高运营效率，也为非国有资本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三是要让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平等竞争，在产权制度、市场准入、政府监管等方面一视同仁。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国家所有权”体系，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理顺所有者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问题，但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不完善。如从管理范围看，金融国资、文化国资目前仍然是由不同部门管理，下一步是形成统一的国资管理体系，还是沿用现有的分类管理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是进一步探索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营模式，让国有资本有真正的权利人主体。此前，国资委实际上也探索成立了“国信公司”、“诚通公司”等资产运营公司，但由于多种原因，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但也要科学规划，总体设计，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窝蜂”。
三是实行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分类改革。如果将现有的国有企业分为具有政策性、公益性的企业和完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的话，下一步从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要继续加强对前者的投入和支持，而后者则必须按照资源、市场、服务充分竞争的原则与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此外，对不同性质的垄断行业也要采取不同的改革办法，行政性垄断必须坚决打破，自然垄断行业要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四是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管理。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分红给它的股东——政府。现在90%的国企都已经纳入这个范围，平均分红率在12%左右，当然这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国有企业20%～50%的分红率还要低很多。下一步首先要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范围扩大，比如文化企业、金融企业等；其次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到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第三要实现全面共享，而不是现在绝大多数收益又再次回到国有企业；要通过公共财政，把国有企业收益更多运用于公共事业，特别是“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少问题都与相关党政部门有关
从国有企业层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宏观层面的“管资本”改革和微观层面的“管企业”改革结合起来。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是“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当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不少都与相关党政部门有关，包括选人用人机制、薪酬体系、考核评价机制等。在国企高管的选聘方面，我们现在更多采用的是党管干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兼有组织部门的考察和市场机制的考评，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不同于通过猎头公司在市场上寻找职业经理人，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的经营者，又是某一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和坏处都有。好处是他们作为领导干部有更强的责任心，更高的职业标准。但是，不好的地方是这两种制度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确实需要不断地完善。干部选聘中也有“旋转门”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之间的角色互换，把做企业的经验带到政府部门，把政府管理的经验带到企业，这也是有利有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为下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指出了方向。
总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不少表述都有新的突破、新的任务，为下一步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的完善、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税收收入结构；税制改革；经济结构
一、税收收入结构及变动趋势
（一）税收收入总量变化分析
由表1可知，2006-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呈逐步上升趋势，从34809.72亿元增加为59521.59亿元，税收收入总量增长了71.0%，在此期间，山西省税收收入总量也逐年大幅增加，从2006年的3305085万元增至2010年的6927060万元，增幅达109.59%，略高于全国增长率，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山西省财政总收入规模跃上了新台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财力保障。
（二）税收收入结构变化分税种分析
二、山西省税收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各税种所占比重不均衡
2006-2010年各税种税收收入虽然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增加额和所占比重差别依然很大。以增值税与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和以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所得税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流转税一直占据绝对优势，所得税比重相对较低，资源税等税种也没有调整到相应的位置。这些说明了税收在参与分配中参与初次分配过大，而参与再分配不足；同时，过低的资源税导致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出现资源较密集的城市而财政较困难的现象。
（二）所有制税收结构不合理
1.税收收入过分依靠煤炭企业
税收收入所有制构成的变化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虽然调整经济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已卓有成效，资源税收入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股份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增加，但倚重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结构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煤炭企业仍是山西省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
2.公有经济的税负较重
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所占的比重来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税收负担都呈现出不断加重的趋势，而私营经济、股份经济的税收负担相对较轻。税收所有制结构中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势必会影响到税收结构的优化及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哪种所有制的税收结构类型在税收负担上要尽量做到合理化，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营造出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三、优化税收收入结构的合理化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其同时必然伴随税收收入结构的变动，税收收入结构又与税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优化税收收入结构必须要完善相关的税收制度，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与税收的协调发展。针对山西省特殊的省情和税收收入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为优化山西省税收收入结构提出如下几条建议：
1.完善地方税制，推动煤炭资源税改革
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逐步完善地方税制。一是调整所得税政策，提高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确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强税收与经济的相关性；二是完善流转税税制，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措施，促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是推动煤炭资源税改革，促进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2.发展非公经济，完善所有制经济结构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渗透，为税收结构优化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消除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用开放促进结构调整，以改善山西省的所有制结构，进而优化税收收入结构。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山西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二要依托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逐步改变煤炭一业独大的局面；三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依托山西省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产业化，以旅游业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对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13页）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实现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优化税收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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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然而,与公共财政一词的日渐普及和深入人心颇不协调的是,人们对公共财政的实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却有些五花八门,甚至有一些歧义。
比如,在一些党政机关颁发的文件甚至一些学术刊物中,只是把公共财政与以往的财政概念作了简单置换。就好像电脑的文字处理替换功能,凡是过去使用财政概念的地方,统统被替换成了公共财政。于是,财政预算变成了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收入变成了公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变成了公共财政支出,财政政策变成了公共财政政策。倘若真的如此简单,且不说20多年付出的探索成本与实得效益严重不对称,而且也确有同义反复、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有别于家计(家庭部门的收支)和财务(企业部门的收支),财政从来指的都是政府部门的收支或收支活动。也就是说,财政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公共收支或公共收支活动的意义。
也有人将公共财政同国家财政对应起来,做了定语上的置换,凡是过去使用国家财政概念表述的地方,均被相应替换成了公共财政。但是,稍做一点字义的对比,就会发现,国家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预算,指的是由中央预算和各级地方预算构成的集合体;同样,国家财政指的是由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构成的集合体。公共则是一个定性的概念。公共财政显然指的是财政收支或财政收支活动的性质是公共的。字义上既然存在如此差异,将二者简单对应并据此定义公共财政,显然是不适当的。
更带有普遍性的是,将生产建设财政与公共财政相对应,进而将公共财政建设理解为财政支出退出生产建设领域或逐步从生产建设领域退出。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财政支出因主要投向生产建设领域而被概括为“生产建设财政”。搞市场经济了,财政支出要以公共事业领域为主要投向,因而要逐步减少对生产建设领域的支出。但是,减少不等于退出。在当今世界上,也找不到哪一个国家不向生产建设领域注入任何财政资金的记录。政府履行的公共职能,不能不包括生产或提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生产或提供,肯定属于生产建设支出系列。而且,生产性支出也好,建设性支出也罢,它们都不是与公共支出同一层次的对应概念。谁都不能否认政府投向诸如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属于公共性质的支出。与生产建设支出(财政)构成对应关系的,只能是经常性支出(财政)或消费性支出(财政)。进一步看,如果把公共财政建设仅仅归结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不是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财政政策在内的整体运行格局的根本性变革,那么,公共财政建设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鉴于对公共财政的概念和意义存在诸多歧义,恰当地定义公共财政并据此谋划公共财政建设蓝图,关系我国财政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成败。我们可以从对20多年财政改革轨迹的追溯中去寻求公共财政的实质意义。迄今为止,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我国的财政运行格局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深刻变化:
财政收入正在由“取自家之财”走向“取众人之财”。就收入一翼看,1978年的时候,全国财政收入的86.8%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如果再加上带有准国有性质的集体经济单位的缴款,便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制来源结构。到2003年,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已经是“三七开”:国有经济单位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退居29.5%,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以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个人的缴纳,占到了70.5%之多。并且,来自后一方面缴款的份额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增长态势。
财政支出正在由“办自家之事”走向“办众人之事”。就支出一翼论,1978年,在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中,用于基本建设项下的支出(形成国有资产)占40.4%。加上专门投向国有经济单位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弥补亏损支出以及为国有企业诸如职工住房、医疗服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属于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提供补贴的支出等,花在国有经济单位上的钱,便成了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大头。到2003年,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已经下滑至13.9%。如果剔除当年以增发国债来安排的并非正常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便不足10%了。与此同时,用于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性支出上升至17%,用于科教文卫事业项下的支出增长到了18.2%。
政策取向正在由“区别对待”走向“国民待遇”。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关财政税收政策的基本表述是“区别对待”。私营企业的税负重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重于国有企业。并且,国家财政的钱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单位。而在今天,取而代之的提法是“国民待遇”。在税收负担和支出投向安排上,要一视同仁、无差别地对待所有的企业和居民。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在我国财政的总体运行格局上,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大幅度减少了,其他经济成分的缴款份额迅速上升了;专门投向国有经济单位的支出份额大幅度减少了,覆盖多种所有制经济单位利益的支出迅速增多了;旨在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扶持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安排减少了,着眼于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安排增加了。所有这些变化,归结起来实质是财政运行格局趋向于公共化的具体体现,表明财政收支运作的立足点由主要着眼于满足国有经济单位的需要扩展至着眼于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财政收支效益的覆盖面由基本限于城镇企业和居民延伸至城镇和农村的所有企业和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