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4 04:10: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伦理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我国高校作为传播与创造知识的主要平台，传承正确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和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特色领域，其重要地位日渐凸显，对高校进行管理，引导其健康合理有序地发展就显得尤为关键。一套持续高效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和行为标准在推动高校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背后蕴含着的深层次的伦理内涵与伦理精神直接影响着教育和管理的效果，伦理关系正是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关系的实质，协调管理的伦理关系是管理活动的重心与关键。然而在实际的高校行政管理中，仍存在着少数的漠视伦理的现象，这直接影响着高校师生的伦理状况，制约着高校教育的水平和长久健康的发展，严重阻碍了高校作用的发挥。本文就高校行政管理中伦理失范的现状做出分析并找出原因，再针对问题的症结，从实际出发，提出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改革路径，提升高校的管理水平，促进高校健康有效地发展。
二、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的表现
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简单来说可以被认为是行政伦理在高校行政领域内没有被遵守，失去了它原本的约束力。高校行政管理的伦理失范，会弱化高校行政管理的功能，影响高校内其他系统的正常运行，使高校管理处于混乱状态。近几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其行政管理过程中伦理失范问题越发突出，严重制约了我国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一）高校行政权力异化
高校行政权力是以促进高校合理、持续发展，服务高校师生为出发点设置和运行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高校的整体利益，但少数高校在实际使用行政权力的时候，偏离了最终的设定。高校行政权力的市场化滋生了公共权力寻租现象，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高校中个别行政管理人员违背良心，行为失范，产生了大量的高校腐败现象。例如，在高校行政人动或者相关职称、奖项评定的时候，高校中部门行政人员会借此机会应用市场机制，利用行政权力，使得私下的权钱交易时有发生。这些高校中的行政管理者不是以服务为导向，而是以金钱为导向，利用行政权力使自己获取个人私利，严重异化了行政权力的使用，造成了高校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二）学术失范现象
高校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失范行为不仅表现在行政人员上，在学术人员中也有所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是学术失范现象。学术失范从本质上来看属于学术伦理失范的范畴，是由伦理缺失而导致的后果。目前，人情买卖、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大量充斥在我国高校中，部分学术人员简单的追求数量忽略了质量，其研究成果不能有效辅助高校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高水平的科研创新成果绝不是低质量成果的单纯累加。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在SCI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处于“零被引区”和“低被引区”的论文数量就高达80%。说明我国仅仅是在是在SCI上发表了论文而已，但其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没有得到同行专家的承认也没有引起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低水平一味地重复是创造能力缺乏的表现，意味着人的潜能没有得到的激发，人道主义规范伦理学家认为缺乏创造力就是恶，这也应当归结为一个伦理问题。
（三）其他失范现象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两大伦理失范现象外，我国高校行政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伦理失范的现象。首先，欠缺公平。部分高校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政策上的缺乏公正、公平的现象出现，这严重挫伤了部门行政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优秀的人才流失，导致人浮于事，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些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缺乏公平民主的观念，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得高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紧张，给学校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在上个章节已经将高校行政管理失范现象的具体表现做出了阐述，这些情况应当得到尽快解决，在解决之前首先要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处并加以分析，对症下药。因此，本小节就高校行政管理失范现象的原因做出分析：
（一）社会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触角逐渐渗入到高校的运作当中去，招生就业市场化、高校资金多途径来源导致了高校整个系统运行越来越向市场化靠拢。社会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在冲击着高校行政管理的伦理道德，人们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在此种情况下得到了滋生，为高校行政管理的腐败的出现与蔓延提供了土壤，增加了高校内行政人员伦理的失衡和伦理道德的失守，加剧了伦理道德的混乱与扭曲。
（二）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中国从封建专制时代就培育遗留下来的“官本位”的思想文化严重制约了高校的行政管理，衍生出一些官僚化的特权思想。这些消极的伦理文化束缚着高校行政管理中人员的自由性与创新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这也使得一些强调“官本位”思想的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弱化了自身的服务教育的观念，在具体的工作中没有符合“以人为本，以德治校”的原则，营造出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行政环境[2]，进而使得伦理道德失范，对高校正常行政管理活动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三）学术人员行政性评价过于片面
高校对于学术人员进行的行政性评价可以看作是学术的建制单位以学术建制的发展为目标，对其人员与机构学术贡献的评估。近些年来，我国高校对其人员的聘请、职称的评定出现了一些硬性成果指标，比如要求在一定级别的核心期刊中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或专著、获得过一定级别和数量的项目奖励等，甚至会出现“要不发论文要不走人”的极端现象，评价标准过于片面，缺少学术自由化的氛围。部分高校中的学术人员为追求个人利益，在学术研究上只追求数量，忽略了质量，出现抄袭剽窃等行为，在我国的高校中甚至出现了人人搞科研的风潮，利用多数的研究成果进行职称的评定、获得荣誉与奖励，致使高校的部分研究人员会为了行政性的荣誉承认与物质性的鼓励而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到达目的，导致学术伦理失范现象的产生。
四、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改革路径
上一章节分析了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的原因，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针对这些问题找到改革的路径，以期解决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伦理失范的问题，使得高校得以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
（一）加强高校内部德育环境建设
优化高校内部德育环境和氛围，让高校中的行政人员都自觉接受这种良好的道德熏陶，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加强高校行政管理中的“德治”观念，使得高校行政人员道德建设得以提升。一方面，树立先进科学的高校行政管理伦理观，建立以服务为主导的行政观念。破除旧的思维，解放束缚人自由反战的枷锁，才能克服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高校行政管理伦理失范现象，才能使得伦理观点不发生迷失或者偏离，从而进一步提升各自的伦理道德水准，尽快重塑我国高等教育行政伦理基础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在高校内部积极开展有关伦理教育的宣传，从思想意识上引起高校的重视。在校内，积极弘扬正确、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价值观，大力宣传合理科学的伦理精神，加强伦理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精神建设环境。
（二）完善高效内部行政权力的保障和制约机制
建立健全高效行政权力保障与制约机制，首先要强调法律的重要作用，使得高校行政权力的使用向法制化靠拢。在高校行政权力出现异化的时候，依靠法律的手段进行规制，依托法律的支撑使得高校行政管理更加规范合理。其次，倡导“服务型行政”。要求高校内的行政人员彻底摒弃原有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的时候以行政服务作为终点，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切实改变原有的工作作风，将服务意识贯穿高校行政管理始终。最后，加强责任规制，实现高校行政权力规范化运行，通过一系列的奖惩措施将责任落实到每个行政人员身上，用以减少由于大学官僚制所引起的伦理自主压力。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这些年，国外大学、专门研究机构或者大型企业在华实验或者与中国相关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合作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对我国而言，也需要警惕它们在华实验的双重伦理标准
沸沸扬扬的“黄金大米”实验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9月18日，美国塔夫茨大学就学校研究人员以中国儿童为对象进行转基因“黄金大米”人体试验致歉，其在致歉中表示，该校的调查表明虽然“黄金大米”研究的数据通过验证，并未发现健康及安全隐患，但研究本身并未完全遵循该校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规定和美国的联邦法规。
华裔女教授汤光文系“黄金大米”试验项目的美方负责人，也是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相关论文的第一作者。2012年8月，汤光文等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与“黄金大米”相关的研究论文。但是根据随后披露的信息，汤光文等人在未告知对象实情的前提下，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选择该校学生进行了上述试验，被实验者都是6至8岁的中国儿童。事件于2012年8月被媒体曝光，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汤光文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博士、塔夫茨大学类胡萝卜素和健康研究所主任，对该校进行科学实验的相关伦理规范不能不清楚，作为高校重要的一个研究人员，其对美国科学实验伦理的边界理应十分清晰。事实上，也正是十分清楚这种伦理边界，她知道在美国进行这样的实验存在巨大的困难，而是利用中国科研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和中国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绕过美国的伦理障碍。
调查结果出来以后，该校采取了纠正和预防措施，主持这一研究项目的汤光文将在两年内不得从事人体研究，并需在这段时间内重新接受人体研究相关规定与条例的培训。在此之后的两年，汤光文也只能在研究负责人的直接监督下以合作研究者身份进行人体研究。对汤光文个人而言，这总算是一个极大的教训。此外，该校伦理审查委员会还修改了规章程序，对于今后在美国境外或在跨文化背景下实施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将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审核。
就塔夫茨大学而言，其就“黄金大米”违规试验项目的处理态度值得赞扬，但是笔者却怎么都无法轻松起来。塔夫茨大学可以规范该校未来在华实验项目的伦理问题，但是对我国而言，其他国外大学、专门研究机构或者大型企业的在华实验项目是否也会得到规范呢？实际上，多年来，利用中国科研管理的漏洞和科研伦理的不健全，不少机构尤其一些大型药企一直在利用中国人违规或者偷偷进行一些科研项目的实验，以解决本国因科研伦理障碍而实验困难重重的问题。而在这些实验中，很多中国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变成了实验小白鼠。
笔者认为，就这些在华偷偷进行实验的机构而言，它们的一些在华伦理违规科学实验执行的是典型的双重伦理标准。这样的科研是极不道德的，就是能出再大的科研成果，也是极不光彩的。因此，就实验机构和实验人员而言，除了遵守科学实验的普遍准则，还需要遵守各个国家的伦理规范。
当前，对我国而言，必须要警惕在华实验的双重伦理标准。我们不反对国外相关机构在华进行相关科学实验，甚至鼓励中外合作实验。但是在现在，对涉及到人体的科学实验项目，必须要强化监管和实验项目的审查，不给国外相关机构在华科学实验实施伦理上的双重标准留下制度上的漏洞和缺口。
由于国外的很多实验项目为了方便在中国落地，一般都是采取和中国相关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合作的方式进行，加强对中方参与机构和人员的约束和监管也是极为重要的举措，而不是因为有中方机构和人员参与，就对其实验项目一路绿灯或者睁只眼闭只眼。否则，对国外相关实验项目科研伦理的约束依旧会变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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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任何专业技能的学习都必须建立在基础知识学习之上。当前，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要全面发展，提高综合能力和素质。艺术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技能教育，成为许多学生和家长眼中的热点。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现在许多艺术院校的学生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基本知识掌握较差，再加上艺术院校在录取生源时比较看中学生的艺术能力，对文化基础知识要求比较低，所以造成艺术院校的学生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为了学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不出现瘸腿现象，加强艺术教育中的文化素质显得比较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学者普遍关注艺术教育从生涯规划的角度关注学生的完满性发展，不仅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从情感、意志、情绪、伦理各方面对学生的人格做全面的规划和引导，使之在社会适应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情感、价值观等各方面平衡发展，进而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人。
这体现了艺术教育应从过去培养单纯的专业人才转变为培养专业人文者。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必然引起艺术教育一系列课程的改革与整合。学者认为崇尚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应该是艺术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离不开人文教育。
加强人文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艺术院校是文化艺术的摇篮，是一片弘扬人类文明的沃土，更应把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作为最根本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我们一直不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片面强调实用技术教育，忽略人文教育，可能会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技术纯良的工具人。
有学者认为，人文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的。也有学者认为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搞清楚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艺术学科建设不能是粗放式的，而应该讲究精品效应。单科艺术院校培养艺术家，综合大学则要致力于培养艺术理论研究者，在这样的双轨制下全面发展，深入研究，进行改革，注重交叉学科,从宏观的角度对艺术教育进行整体研究，确立艺术学科的地位。
要清晰的认识到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向在校的学生进行艺术教育，提高整个大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杨岚博士认为素质教育系列中的艺术教育应更突出其心育、情育、美育的功能，发挥其作为文化平衡和文化创新因子的作用，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她认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大众性普及性的艺术理论、艺术历史、艺术鉴赏教育，着力点放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放在对专业化教育、机械性文化、技术性理性构成强有力的文化制衡上。论文范文
自己的见解：
笔者认为，艺术教育中重视文化素质无可厚非，因为任何技能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基础知识和文化密不可分，艺术教育也是建立在基础文化知识之上的。但是，现在学者们的研究只盯在论理上，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论证。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更能说明艺术教育中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和地位更应如何。所以， 大学生心得体会范文，作者对艺术教育需要哪些文化知识进行了分析和重构，也愿更好的为艺术教育中渗透文化素质建言献策。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艺术教育中文化素质缺失及其表现
(一)历史文化知识缺乏，吸收借鉴人类先进文化的自觉意识不强，文化底蕴支撑薄弱
(二)哲学知识不足，创新思维迟钝，思想僵化
(三)文学素养和艺术鉴赏水平不高，人文情怀不足，人格影响力欠缺
(四)心理学伦理学知识欠缺，精神意志不够坚定，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不强
二、艺术教育中增强文化素质的思考
(一)将审美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
(二)突出审美教育对培养大学生正确审美观的作用
(三)强化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与社会责任感相联系
三、结语
主要研究方法：访谈法、调查法、归纳法、演绎法、经验总结法等。
1、以定性研究为主，辅以定量分析
关键词：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本质特征；运行逻辑
一、引言：研究生尤其需要科研诚信教育
目前，在我国就读的研究生中有相当部分是将要或正在参与某项课题研究的科研人员，对这一群体进行科研诚信教育，绝对是非常重要且很有必要的。一方面，这不仅是因为研究生的科研精神状况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影响整个学术界和院校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学历的拥有者，他们将来大都会成为一些行业的领军者和社会为之效仿的榜样。如果我们培养的都是一些拥有高学历但却缺乏科研诚信品质的毕业生，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大学和科研院所还有其他相关的行业，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研究生大都是从大学毕业生中选的比较优秀的毕业生，肩负了家庭和社会更大、更多的希望，并且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由于他们在年龄、社会阅历、家庭背景以及入学动机等方面的多元化，在生活、科研以及工作等方面面临的压力也更大，面临的社会关系也更为复杂，这使他们身上蕴含着更多的矛盾和困惑。以上这些因素使研究生在科研活动中发生科研失范概率更高，一旦发生后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及危害程度也很大。所以，就更不能忽视对他们的科研诚信教育，而要把科研诚信教育作为一项与其研究能力培养并行不悖的、基础性的工作来做，使研究生不仅要明白科研诚信的践行在其当下以及今后职业生涯发展中的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增强他们在科研生活困惑中驾驭自己的能力。
科研诚信教育对研究生之所以很有必要，还在于研究生普遍缺乏有关科研诚信的知识、意识以及相应的判断能力，这在近年来的一些调查和实证研究中得到证明。如饶武元等认为研究生对科研诚信规范模棱两可的认识为学术失范带来了隐患[1]；王宏以及陈德超等则认为研究生学术道德敏感性较低、学术道德意识薄弱是其科研失范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2-3]。至于原因，则与研究生缺乏充分的科研诚信教育密切相关[4-5]，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若回顾以往的研究生培养实践，我们就会发现科研诚信教育这一问题要么在关注研究生的科研不端问题中被忽视，要么寄托于其导师的监管，要么寄希望于单一的技术手段（如论文），从而导致许许多多的研究生对于科研活动所应遵从的科研诚信规范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但不体“道”。如笔者在前期调查中就发现，一些研究生认为“适当抄袭是可以原谅的”“由于抄袭被剥夺学位是值得同情的”，没有意识到抄袭是严重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还有研究生认为，“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研究，只有瞎编乱造”，却没有体悟到就业压力固然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但绝不是实施科研失范行为的理由[6]。以上事实都表明，科研诚信亟待需要教育来推动。
为此，在目前大规模、多规格的研究生教育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长效机制，以防范和减少其科研失范行为的发生及发生概率，并培养他们良好的科研精神品质，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意识，就成了研究生培养机构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要建立针对研究生的科研诚信教育长效机制，就需要从中把握这一机制的操作规律、原则和方式，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首先厘清科研诚信教育到底是什么？科研诚信教育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就针对研究生这一科研规制对象，从院校的组织层面出发，分析和论证科研诚信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及逻辑机理。
二、“价值观驱动式”规制：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本质特征
所谓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就是作为学术组织的院校秉持一种很鲜明的态度和取向，告诉研究生他们是谁、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并通过氛围的营造、话题的讨论以及情绪的调动，将科研诚信价值观传递给他们，以重新建构他们的认知和心理以及由此导向的行为模式。这也就是说，与“剥夺学位”“取消学术荣誉称号”等惩罚性规制手段相比，科研诚信教育是一种较温和的教化方式，主要是通过给研究生提供一种“精神地图”的方式来导航（规范）其从事科研活动时的思想和行为，实质上也就是一种“价值观驱动式”的规制方式。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无论是纽约大学教授路易斯·拉斯（LouiseRaths）等人创立的价值澄清模式（TheValuesClarificationModel），著名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等人建立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TheCognitiveDevelopmentMoral），还是由许多教育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创立的价值分析模式（TheValueAnalysisModel），这些理论强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价值观在形成一定认知和规范意识、解决伦理冲突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就有必要帮助人们获得一个明晰的价值观，以提升他们的认知和把握自身、自身活动与社会诸方面关系的水平，即提高他们处理相关伦理问题的能力[7]。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就是以价值观驱动为基础建立的一种学术伦理内化模式，即通过院校组织所实施的教育这一外力作用，将科研诚信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如“求真”“严谨”“创新”“合作”等），在研究生群体内引起普遍的共鸣或认同，成为他们个人实质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和规范，从而形成他们自身稳定的科研信念和科研行为，促使他们不断往科研“善”的方向发展。
科研诚信教育所具有的“价值观驱动式”规制这一本质特征，很贴合研究生群体的科研活动特点。研究生虽然也是学生，但是其科研活动的特点与大学教师、学者等科研人员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其科研活动具有更多的个人自主性。研究生虽然也需要学习，但其科研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依靠其自身的独立钻研、思考、探索和发挥。他们在科研上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外部的社会环境、科研条件、科研体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科研水平、个性特征乃至个人喜好甚至心境；二是其科研活动很难划定起止界限，具有时空上的广延性。如我们常常很难去确定研究生应该什么时候去从事科研工作，应该在哪里从事科研工作以及什么时候得拿出科研成果等；三是其科研活动的结果——科研成果难以量化。科研成果虽可以物化为一种状态，如课程论文、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行为人智慧的思考、敏锐的观察、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视角以及严谨的论证之中。对于前者可以很容易量化，而后者则很难量化。研究生科研活动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意味着院校很难像工厂生产物质产品那样整齐划一地按工序进行管理，也不能仅仅依靠具有单一化、精准化特点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而需要采用具有普适性和权威性的价值观规制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规范化”和“效率”上不占优势，但它倡导和传递的价值观既适用于科研活动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一切伦理情境，也是包括研究生在内的所有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都必须自始至终遵从的伦理规范。
此外，科研诚信教育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预防性。与“剥夺学位”“取消学术荣誉称号”等事后规制手段不同，科研诚信教育是一种事先预防性的规制手段。这也就是说，在对待研究生科研诚信这个问题上，科研诚信教育不是等马跑出马厩，才知道关马厩[8]，而是未雨绸缪，通过对研究生进行系统化的、全程化的教育外力施加，唤醒或强化他们的学术责任伦理精神，使他们在形成一定认知和意识的基础上防范自身科研失范行为的发生；二是具有启迪性。科研诚信教育侧重从研究生个人的内心教化入手，虽指向一定的目标（如遵守学术诚信规范、产出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但更重视的却是规制对象人格品质的养成过程。这正如来自牛津大学的学者威廉·阿斯托在谈及大学校园内存在的科研失范问题时所认为的那样，教育圈中的科研诚信问题，不是要不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予以惩治的问题，而是给予教育的问题；它也不是追随一些免受惩罚的规则，而是一个给人以智慧启迪的丰富人生过程[9]。
三、认知及心理水平：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逻辑起点
在笔者看来，若对研究生进行科研诚信教育，其前提就是摸好底，即摸清研究生已有的学术伦理关系认知和心理水平，这可以说是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逻辑起点。目前，研究生科研失范案件频发以及科研创新力的不足，就与他们对学术伦理关系的整体性认知缺失及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科研活动往往处在一种多重的、交互式的伦理关系之中，如研究人员与学术同行、与研究所、院系、大学、社会学术组织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科研客体事物（即科研作品，如论文、著作等）之间的关系，并由此使科研活动的主体即研究人员面临着多重的矛盾及伦理困惑，这在研究生这种研究人员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如他们在科研活动中会遇到学生与研究人员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是追求高质量的科研作品还是快速地的伦理困惑等。处在这种状态下，作为实践主体的研究生就需要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有正确的认知，“确定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值得追求和实现的，什么是恶的，无价值的，需要排除和舍弃的”[10]，从而为自身做出符合学术伦理关系要求的、具有自我纠错能力和科研创新精神的行为即学术伦理行为打下基础[11]。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12]。但如果研究生不能全面理解自身科研活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或不能全面认知自身科研活动所蕴含的伦理关系即学术伦理关系认知缺失，除了会导致斯托尔克·埃里克和斯托尔克·杰森所说的对科研失范行为和态度的认知失调之外，还会连带导致一些能诱发科研失范行为的心理问题出现[13]。依笔者的调查，这种由认知缺失诱致的不良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别：
其一，“从众”心理。这种心理表现为“既然有许多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也这么做”，是指“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由于群体或想象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着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14]。在科研实践活动中，一些重复多次的、通过科研失范的手段（如粗制滥造学术论文）获取奖项评定、荣誉评定资格等利益的研究生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负面的社会评价或惩罚，久而久之，就会逐渐模糊科研诚信标准，逐渐形成一种不良的共同心理尺度和心理氛围。科研人员很可能就以此为参照，在某一外在条件或某一“利益”的驱使下，选择有悖于科研诚信标准的行为，并由于得到周围不良氛围的“心理支持”而心态坦然。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了同伴群体，他们不再是一小撮人，他们也有了与传统道德相抗衡的勇气和力量”[15]，这也使得他们觉得自己科研失范的“责任”由于有了他人的“分摊”而可以忽略不计，在进行新的科研失范行为时的内心冲突也会大大降低。
其二，“文饰”心理。“文饰”心理表现为“这样做都是被逼的，实属无奈”。“文饰”心理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为“自我合理化”，它主要是指“个人通过一些有利于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把他所面临的窘迫处境加以文饰，从而实现隐瞒自己的真实动机或愿望的目的，并最终实现自我解脱的一种心理防卫术”[15]。“文饰”心理的实质，就是寻找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以达到掩饰个人所犯错误、求得自我内心安宁的目的。在目前媒体披露的科研失范事件中，如抄袭他人论文，在科研数据上弄虚作假等，一些涉案研究生以“自己忙于找工作，没有时间写论文”等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认为这都是“导师和学校逼的”，是“逼良为”“自己是不得已才为之”，而对自己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则只字不提。这也就是说，他们也认为抄袭、粗制滥造等行为是违背科研诚信的，但却将其归结为“外在逼迫”的结果，而不是自己造成的。
其三，“侥幸”心理。“侥幸”心理表现为“做违规的事也不会受到处罚”。这种心理的基本特点是，明知其行为违反了有关规范仍然为之，究其原因在于行为人寄希望于侥幸过关而不会败露。在笔者所接触到的研究生科研失范案例中，侥幸心理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在以往所从事的科研活动中，曾有过科研失范行为的体验，但都没有被发现，于是希望这次能再次“过关”；二是他们利用当前科研管理制度的漏洞“钻空子”，认为即便某一天不幸被发现了，也是法不责众，因为还有好多人都这样做，最后都会不了了之。此外，在科研活动中，“侥幸”心理还会在研究生头脑中形成一种“被处罚者倒霉，不为者会吃亏”的共同心理认知[16]115。
研究生群体存在的学术伦理关系认知缺失以及不良心理问题，会使他们感到自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怀疑专心、潜心科研的价值和意义，担心预期利益获得的可靠性，于是就急功近利，通过类似粗制滥造论文乃至抄袭、剽窃等短期化的科研失范行为来追逐不当利益或达到某个目标（如获得学位）。为此，院校在开展科研诚信教育时，必须首先对研究生有关学术伦理关系的认知及心理水平状况进行评估，即通过评估的方法摸清研究生的科研价值取向与院校所倡导的科研诚信价值观是背离的还是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的，在此基础上才可以为后期拿出有针对性的教育规制方案奠定基础。一般来讲，除了平时进行现场观察之外，还可以通过访谈和编制调查问卷等方式对研究生的学术伦理关系认知和心理状况进行评估，然后形成评估报告。
四、生成实践理性：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逻辑节点
科研诚信教育对研究生具有很明显的效用，这早已被一些文献所证实。如洛里·洛斯林格运用一个理论模型对学术诚信教育课程（AcadamicIntegrityTrainingCourse）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该研究抽取一所院系86名研究生作为实验组，另外一个院系的68名研究生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在科研诚信的理解、可预料的伦理性科研行为、科研诚信与今后职业诚信的联系方面，受过该课程教育的研究生明显强于没有受过此类教育的研究生[17]。
在笔者看来，通过科研诚信教育，院校可以促发研究生建立起正确的学术伦理关系认知和心理，从而能使他们有一种从事科研实践活动所需的理性品质，即实践理性①。因为学术伦理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性精神，其特点就是科研人员在对整个科研活动所涉及的主客体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伦理关系所具有的选择、定向、激励或规范作用，向行为倾向领域过渡，从而使文本形式的科研诚信规范成为刻在他们头脑中的实践理性，即通过有组织的重新解码和编码的过程，把科研诚信规范这种静止的、体现科研诚信价值要求的文化符号转换成科研成员所熟知的、动态的文化指令，以指导他们的科研行为[9]。而研究生这种实践理性的生成，恰恰又是科研诚信教育实现上述转换的逻辑节点。研究生的这种实践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6]186：
其一，能正确描述学术伦理问题。凡是涉及学术伦理关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学术伦理问题，也是科研诚信问题。研究生作为科研共同体中的一员，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其违背学术伦理关系的理由。而通过公开的科研诚信教育，可以有效调动其周围舆论荡浊扬清的作用，同时增强他们对学术伦理问题的敏感度，唤醒他们的学术责任意识[18]，这会让他们感到“不得不”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研究生科研失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科研诚信规范，或者根本就没意识到那就是一个学术伦理问题。如笔者在高校调查就发现，许多研究生虽然经过多年的科研方法训练，有些还取得比较突出的科研成果，但却不明白什么是学术伦理问题，遇到实际的学术伦理问题时，也不能准确地表述和界定。例如，当提及“找人学位论文”这种现象时，一位研究生就谈到：“如果你论文来源合法，双方又签有协议，卖方又出让署名权，这有啥不可以的呢？”事实上，“”这种现象虽然从表面看既“合理”又“合法”，但从本质上看却是一个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规范的问题。因为找人虽然不违法，但绝对有悖于学术伦理的关系要求，即其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对其应该遵守的学术伦理价值规范的违背，如对正常科研活动开展所需的“诚实”价值规范的违背，更是背离了“求真”“创新”的学术价值要求。这说明在学术治理实践中，需要通过教育行动，引导研究生从主体的及关系的角度认识和描述学术伦理问题，即在一件看似纷繁复杂的学术伦理事件中，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描述问题，如此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相应的伦理困惑。
其二，能对学术伦理问题做出正确的结果预期。几乎没有研究生天生就知道如何对自身及他人的科研行为作出符合学术伦理关系要求的判断，更不用说去评价可能出现的结果。尤其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生们总是独立地面对和解决他们所要面临的学术伦理问题，而其他人并不知情，更不会参与。如果他们自身不能很好地对结果做出正确的预期，就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时段、某一外在环境条件下作出有违科研诚信规范的事来。例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当提到“如果研究生在一家学术期刊发表了含有造假数据的论文，其后果如何？”时，一位研究生的回答是：“研究生的论文一般不会被外人注意，被发现（造假）的概率很小很小。”笔者进一步问这位研究生：“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他则回答：“有谁会闲着没事去举报呢？再说，他将来只要不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大牌教授或学者，就没有人会搭理。”从这位研究生的言谈来看，他显然对科研造假这种严重的、违背学术伦理关系的问题做出了错误的结果预期。这种仅仅凭借直觉做出的结果预期，很可能在他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出现难以弥补的失误，其最终结果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以上这个访谈的启示是：研究生在面对学术伦理问题的时候，应能独自理性地做出预期。但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单纯在机构环境中可以自然养成的，它需在科研诚信教育中逐步地培养和提高，即需要通过创设问题情境等教育手段，引导研究生理性地面对和分析学术伦理问题，理性地预测学术伦理问题将要出现的结果。
其三，在面临压力时仍能具备做出正确学术伦理决策的能力。在现代社会，研究生具有多种身份，也面临由于多种身份发生冲突而带来的多重压力。处在这种境遇中，他们往往希望以自己科研活动的结果（如论文、奖项）为中介，来获取较好的发展前景，但与之矛盾的是：总会在这一过程中忘记自己所已具有的研究人员这一身份。如笔者访谈时提及“当你面临如何快速从而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时，你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一位研究生的回答是：“这里肯定有捷径，要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发表几篇论文！”再如，当谈到某位研究生因抄袭他人论文而面临被学校剥夺学位的处分时，却被有些研究生认为是“没有好好地事先研究学校的规定”，或是认为其是个“倒霉蛋”“为什么那么多人，偏偏就查到你呢？”“面对这么多压力，时间又这么紧，不做点小动作才怪呢？”等。以上这些“很自然的”回答，使我们深感忧虑：这些研究生在面临同样压力下会不会也走不该走的“捷径”？以上访谈带来的启示是：必须通过科研诚信教育培养研究生在面临多重压力下仍能做出正确学术伦理决策的能力。这种能力能使他们在全面考虑各种道德选择的基础上，评估出最佳的道德行动方案，也由此能帮助他们在科研活动过程中减少不良因素的影响，降低他们科研失范行为的发生概率。
五、未竟的结语：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逻辑终点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从护理伦理学的课程地位与性质、教学内容与方法、考核标准与形式、师资构成等方面对我国护理伦理学教育现状作了深入全面的阐述与分析。然而，我国现有的护理伦理学教育还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笔者以可行性、有效性为原则，提出改革建议，希望能为我国护理伦理学在校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1护理伦理学概述
护理伦理学是护理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研究护理学科体系中伦理问题的一门应用科学，它关注的重点是护士应当如何处理他们在护理实践中遇到的伦理困境［2－3］。护理伦理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完善护士在跨学科环境下工作的伦理知识体系［4］。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就已经非常重视护理专业教育中伦理学的教育，在英国，护士接受的职业伦理教育甚至比医生还多［5－7］。然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护理伦理教育才刚刚起步。如今，我国的医学护理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发展存在失衡，医护人员人文关怀相对欠缺［8］。改革护理伦理学教育，使之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符合临床护理实践需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护理伦理学教育改革建议
2．1学校应重视护理伦理学教育医疗改革的发展及护理学科的进步，对新型护理人才的护理伦理学知识储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9－10］。因此，学校应重视护生护理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让他们在学生时期全面系统地接受护理伦理学教育，培养良好的伦理素质［11］。将护理伦理学与基础护理学、内外科护理学等课程一样，作为高等护理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课程［12－13］。
2．2教学内容密切联系临床实践需求有调查显示，超过50％的护生希望授课教师多讲授与临床实践联系紧密的伦理学知识［1］。说明目前护理伦理学教育的重点是伦理学基础与理论知识，对于培养护生具有敏锐的伦理意识和判断解决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因此，教师应该注意适当调整教学内容的重点，使教学内容符合临床实践需求。对于无医学、护理学知识背景，或无一定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可以向临床资深医护人员请教，使授课内容倾向于临床实践需求；也可以开展实习护生座谈会，询问护生实习过程中遇到的伦理问题以及对伦理学知识或教学的需求重点，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非实习护生的护理伦理学教学活动。
2．3整合教学途径与方法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时代，教学方法也具有多样性，一种教学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教学内容。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性质、不同的学习阶段及想要达到的教学目标，结合教师本身对教学方法的掌握情况，按“最优”原则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如通过热点／经典伦理事件的讨论分析，护生可以掌握事件中所涉及的伦理知识及问题，学会正确处理这些伦理问题的方法；在角色扮演教学中，可以邀请患者及临床医护人员观看，并对表演事件发表各自的观点，使护生学会从护患双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PBL教学，教师可以用案例及提出的问题，吸引护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带着问题学习，积极思考，寻找正确的答案；撰写影片观后感，可以使护生将所学的伦理知识联系起来，培养他们系统学习及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临床见习、社区服务等，可以让护生从护理实践中认识到伦理知识的重要性；此外，成立护理伦理学学习小组或相关社团，搭建网络沟通平台，开展主题班会等，都有助于护生护理伦理学的学习。但是，教师应该意识到，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教学，需始终体现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及护生的主体性，形成“互动式”、“参与型”的教学环境。
2．4体现循序渐进和学科渗透护理道德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某一学期几十个学时的护理伦理学课堂教学不可能使护生具备高尚的护理道德，护生需要通过“感悟、体验、接收、内化与应用”5个阶段来提升自身的伦理素质。因此，在护生的基础课程学习期、专业课程学习期、实习期及走进工作岗位后，都应开设护理伦理学课程，其内容根据护生的学习阶段及学习环境进行调整，做到“因时因地制宜”。除单独开设护理伦理学课程外，还应把护理伦理学内容融入到整个护理学课程体系中，充分发挥学科渗透的作用。如护理研究、护理管理、儿科护理、妇产科护理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均应适当教授本学科知识相关的伦理学知识。实践证明，学科渗透所收到的实际效果远比单纯的理论灌输更有说服力［14］。
2．5组建协助教学团队，提高教师自身素质高等教育目标能否实现，教育的道德要求和科学知识的要求能否按计划转化为护生的品德、智慧和技能，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高等教育特定的文化内容与要求的顺利传递并最终在培养出的人才素质、能力等方面得到实现［15］。真正实施护理伦理学教育的教师不仅要掌握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趋势，而且对护理学理论、护理实践和科研也要十分熟悉［16］。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身的伦理学教师，由于缺乏医护专业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难免重伦理学基础理论知识，轻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相关知识；护理学专业出身的伦理学教师，由于缺乏伦理专业知识，在授课过程中难以系统地阐述伦理学知识；其他护理学科教师，同样因为伦理学专业知识缺乏，在教学过程中很少甚至从不涉及学科相关伦理知识的教授。因此，伦理学教师应该与其他护理学科教师组成一个协助教学团队，在教学中相互帮助、取长补短，达到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另一方面，培养既具有医护专业知识背景，又具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护理伦理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是解决目前护理伦理学教师“专业偏科”的根本措施。
2．6科学化考核方式一种科学合理的考试模式不但可以达到以教育教学的要求为目的，促进知识、能力、素质的融合，促进学风建设，以利于护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还能激发护生的学习热情，从而提高教学质量［17］。护理伦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其考核方式应体现护生的综合素质。可以从课堂表现、论文、考试及实践等多方面进行考核与评价。课堂表现主要包括护生的出勤率、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参与角色扮演等；论文可以是影片观后感、主题论文、对别人论文的评价等；考试应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运用相结合，护生在临床实习期间洞察与正确处理伦理问题的能力应纳入临床实习考核之中。#p#分页标题#e#
2．7注重第一堂课的重要性伦理学教师应特别注重第一堂课的重要性。第一堂课首先要让护生对这门课产生兴趣，认识到这门课的重要性，学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护理事业，其次才是教授护生护理伦理学知识。因为护生一旦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有明确的认识和情感选择，也就有了职业行为的基本倾向，这个基本倾向决定了他们在日后实际工作中对患者的态度及对护理工作的情感和态度［18］。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音乐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出了简洁明了的归纳和总结，并阐明先秦音乐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道家对艺术审美和艺术所具有的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它高度重视人的理性精神，但反对用特定的社会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情感。它主张自然、无为，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现。老子认为，理想的音乐是“大音希声”，是合乎道之特性的无声之乐，是白然、恬淡、用之不尽的至美之乐。有声之乐或“五音”则是不合乎道之特性的不完美的音乐;老子甚至告诫道:“五音令人耳聋”。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合乎“道”的音乐是“天”、“真”之乐，是自然之乐;唯它才具备音乐之“和”(即精神内涵);而这“和”才是音乐中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才是音乐之至美所在。简言之，自然之乐是“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宇宙之乐。老子否定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推崇“大音希声”，强调恬淡而不可欲，其意义是消极的:庄子则要以追求“天籁”似的自然之乐、宇宙之乐，来反对一切束缚人心、扭曲人性的有声之乐，与此同时，又肯定合乎人的自然之情性的有声之乐，因此，其意义是积极的。老庄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经过《淮南子》以及稽康、李蛰等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稽康音乐思想的伦理观是道家音乐思想精髓在魏晋时期放射出的一道惊世骇俗的异彩。稽康在遵循道家自然主义音乐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声无哀乐论”的命题，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音由心生”、“乐与政通”、“乐通伦理”的音乐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稽康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由自然之“道”、由天地之“气”所生，因而，音乐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换句话说，音乐是客观的存在，哀乐则是主观的东西，二者互不相干，音乐不包含哀乐，也不能唤起相应的哀乐。此所谓“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显而易见稽康明确割断了音乐与心(情感)之间的联系。彰显了其崇尚自由、重自由的天理伦理观。
论文摘要: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充分继承和发扬孔子伦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今天和谐文化的构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伦理思想对和谐文化构建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孔子的“仁爱”、“诚信”、“孝涕”等伦理思想，及其中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这一重要人文价值，对构建和谐文化，有重要促进作用。
一、孔子伦理思想简述
孔子伦理思想核心是“仁爱”。仁是春秋时代的新观念。孔子认为，“仁”就是要“爱人”。他主张“出门如见大宾”，讲待人要恭敬;“使民如承大祭”，讲役使人民要谨慎，都有“爱人”的意义。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他告诫统治者要行仁政，善待人民;要求人民应克制私欲谨守礼仪。他要求社会成员各安本分，守住自己的角色，这样社会就会归于“仁”。在这里，孔子所强调的仁爱，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把伦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孔子把“仁”规定为“克己复礼”，主张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把“仁”作为儒学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他的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他说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合乎仁的要求，又说:“刚、毅、木、呐近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总之，“好仁者，无以尚之。”孔子认为，一个人违背了任何一项道德要求都可以被责为“不仁”，并且，一个人即使具备某方面的优良品德也未必够得上仁。他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原则。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孔子那里，道德出于人的内在情感;而在孔子伦理思想中，道德则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普遍的社会成员的素质。他认为，人本性相似。这一相近的本性是人所具有的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所以，人应该既“爱亲”，又“泛爱众”。在这个意义_L说，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的伦理道德是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
传统的孝与德也被纳人孔子伦理思想“仁”的要求。孔子重视祭祖，但他祭祖是为了弘扬孝道。他之所以对鬼神存而不论，是顾虑不能以鬼神的有无而影响人们的现实之养。对孔子来说，“孝”最重要的是“养”和“敬”，这就把孝看成是现实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具有此岸价值的行为。通过祭祖是要让人们了解孝道，培养人们孝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丧礼，追远指祭礼，通过这一类礼仪促使人们伦理道德进步而达到仁。
再一步来说，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孝梯思想，是针对当时人伦关系颠倒的混乱局面，从解决家庭内部伦理关系人手提出的，强调各守其道，各安其分，用孝梯来规范、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孝是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品德，强调子女对父母尊敬服从，扩展开来就成为家族系统中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规范，维系子辈对父辈的隶属。梯是弟对兄长敬重亲爱的品德，扩展开来就成为处理家庭系统中左右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
二、孔子伦理思想解析
孔子的仁者爱人伦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和谐文化包括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的和谐，在某个层面上说，就是要求人们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都充满仁爱之心，以此来推动各方面和谐，从而实现文化和谐乃至整个社会和谐。没有爱，也就无和谐可言。继承孔子的仁爱精神，以这种仁爱及其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培养人们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最终会使文化和谐更进一步。
孔子主张“诚信”。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互相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孔子的诚信思想对今天加强市场经济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构建和谐文化也因此而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孔子的诚信思想，社会将会营造出诚实守信的和谐文化。
孔子主张的“孝梯”思想，对我们家庭和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美德建设。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家庭美德需要用家庭伦理规范来建构。赡养父母、爱护兄弟、尊重妇女、养育子女，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孔子的“孝梯”思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思想，对于建设新时期的家庭美德，推进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表现出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他将道德视为内在情感的诉求，使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周代的“孝”、“德”因其同祭祀祖先、克配天命相联系，受鬼神的强制，还不是人完善自己本性的自觉意识，这时的道德还不能获得人类精神自律的意义。孔子将道德置于现实的人、现实人的真实情感之上，人因为这种真情实感并将其“推己及人”而获得了内在的规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而使人本性趋于完善。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心理追求，成为有德之人完全取决于自己意志:“为仁由己”，只要不懈努力，完善的道德境界就会实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样，就使人成为了道德的主体。而建构和谐文化，同样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 转贴于
孔子使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节力量，按照孔子伦理思想，由于同情心是人人都有的，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必然是会见诸于每一个人的，使一种德的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选择和常态，从而使道德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孔子还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化能够激发人情感，使人为善。孔子将人的真情实感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刚毅木呐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通过“慎终追远”能够使“民德归厚”，这些礼仪激发了人们的内在情感，使人们去以孝为梯，道德感得到了强化。推而广之，能够用道德加以引导、用礼教进行规范，人们就能够自觉达到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表现了对人性向善的信心。在料现当代和谐文化建设中，我们要重视道德作用，加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推进“以德治国”战略尽快实施，用道德来建构和谐文化。
三、孔子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启示
当前，现代化潮流正在中国激荡，随之而起的，是思想意识的鱼龙混杂，是伦理思想的纷纭复杂，是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磨合。文化和谐，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主流文化，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对民族文明进步和发展壮大发挥了母文化的纲领性作用。它的外山之学主导了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全面的组织功能，为家庭建立起完善的伦理秩序，为社会构筑起良好的道德秩序，为国家发展出稳定的政治秩序。它的心性之学为中华民族成员提供了完善人性、追求祟高的生命意义系统，提供了物为心用、利由义统的价值标准，提供了天人合一、群己和谐的行为规范。数千年它有效地护持着这个东方涣涣大国的民族统一，社会稳定，民生福社，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文明未曾中断的伟大民族。
孔子的社会伦理从宗法观念出发，比较重礼崇德，这有助于克服现代社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只以机械划线、工具解决等弊端;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从群体意识出发，强调群体重于个体，主张义务重于权利，这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在群己关系方面的片面性;他的家庭伦理由尊尊亲亲的家族情感出发，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人情友情日趋淡漠的时期，可以经由唤醒亲情意识而增强人间爱心和责任意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义利之辨，由于强调义重于利、义先于利的原则，这有助于缓和人们竞争的无情、夺利的冷酷而使社会趋于和谐;他的吏治伦理中的德仁址京则，由于强调官员的道德约束和仁政责任，对目前权力和权力制衡者的共同腐败、权力的广泛滥用等社会问题都会有限制作用;他的秩序伦理中的角色差别理论，能使社会成员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差别的天然存在，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权责。总之，孔子的重礼祟德、群己关系、权责关系、重情厚义、以义为先、官德仁政、角色权责等伦理思想，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和谐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论文关键词：传统民宅、伦理文化、传承
1传统民宅建筑中的伦理文化
建筑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它以“文化纪念碑”的形式成为文化的象征，记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演变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建筑在功能认识和处理上能够具有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强烈的伦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建筑从来都不只是单纯为了居住、使用，而是秩序、权力、礼仪、道德的体现。
1.1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念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富康安逸。”无论在晋中，还是在皖南，传统村落大多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形成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格局。这些讲究对于村民的实际生活未必会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山环水绕、藏风聚气则是天地保佑的象征，同时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建筑学意义就在于建筑物要适应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顺应自然规律，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思想。
1.2以“礼”为核心的伦理秩序、
古代宗法制度下，封建礼教伦理的教化功能实质上超过了建筑的实用价值，传统庭院式住宅严格的格局布置实为社会礼仪、等级秩序等礼制文化的深刻体现。以华北地区传统住宅建筑的典型北京四合院为例，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于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则位居次轴，轴线上的房屋布局一般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正高侧低”为原则，其方位设置并不是出于考虑朝向与通风，其用途安排也完全不必顾及动静、洁污、主辅分离的功能结构，甚至其名称也与实际的使用无关。一切秩序只恪守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严格的伦理分区，其特点就是明确体现尊卑、长幼有序，男女、内外有别的人文伦理秩序。
1.3美轮美奂的伦理意境
中国传统的伦理与美学思想强调“形神兼备”、“气韵神动”，以“意境”作为各种艺术作品(包括民宅建筑作品)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构思，尤其注重将建筑的客观功能与人的审美心理相融合，借助建筑的形式畅神达意，抒怀。我国传统民居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意味深长的情境给人以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独特印象。她的魅力，既表现在个体外部形象的构造形式、也表现在变幻万千的整体组合气势，以及生动绚丽的色彩、装饰和细部构件的巧妙精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韵味的美学风格。
2缺失的又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居住模式国际化已成潮流，世界各国以户为单元的普通住宅楼已无本质上的差异，仅是建造标准因经济状况而不同。又由于大部分住宅建设项目给出的设计条件大同小异，尤其是量大面广的多层和小高层住宅，有些设计者不作深入的项目研究，不去挖掘项目的特点，而是盲目地照抄照搬相似的工程设计，导致住宅千楼一面，缺乏个性和本土特点，失去了地域性的标志，失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地方建筑风格，也淡化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这其中西风盛行，尤其是中高层和高层住宅似乎非洋不可，甚至连名称都洋了起来，这在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较深的城市尚有情可原，但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璀璨的历史名城却难以让人接受。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些项目的盲目抄袭不仅失去了应有的特色，也背离了建筑项目应有的内涵，更无建筑文.化可言。
由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因而提出了如何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同现代建筑结合起来的课题。梁思成先生等老一辈建筑家将中国建筑史引向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但这个课题还不曾解决。经历了30年代的“中国固有形式”、50年代的“民族形式”和后来的“民族风格、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等建筑文化的探索，其前景仍旧不明朗。而近来，住宅楼市强劲的欧陆风更是虎虎吹来，一时间，美式洋房、北欧风情、法式设计纷纷登场，大有席卷整个楼市之势。这使得复兴传统建筑文化的道路更加漫长而艰巨。建筑是属于社会的.属于人民大众的。因而，要建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需要建筑师、工程师、业主、开发商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合作。梁思成先生曾对建筑系毕业生说过：“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如社会破除(对建筑的)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的创造力。”
3传统伦理文化在当前住宅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
虽然将传统建筑文化与当前规模化生产的住宅相结合的理论还不充裕，但通过透析蕴含在传统民宅中的伦理功能，加之大量的创作实践，我们还是可以探索出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可供参考。
3.1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伦理观
像古村落这种山水田园般的人聚空间和生活场景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大大提升了人居环境的景观层次和生存品质，在今天，这仍然是都市人的理想王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一观念已逐步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并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住宅设计中，要体现可持续发展主题，就必须推行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主题，绿色建筑、绿色文化、绿色思想等都是我们应积极思考的新课题。住宅不仅是生活中的购物大件，更是人类文化主题中极其重要的创造地及承载区，只有在挖掘先人文化瑰宝的同时，融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主题思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当前及未来住宅发展的新趋势。
比如.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尽量保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尽量靠近生态公园、山坡，充分利用项目的地理优势及景观资源。为居住者打造一个自然、绿色、环保、生态的居住环境在建筑设计上将绿色引入庭院、引人住宅，比如将多层住宅的门厅扩大而布置成空中花园，把传统的庭院由室外地面移至室内和空中。不但可以很好地实现庭园绿化从室外到室内的延伸，还有利于客厅和餐厅通风换气、采光和降温等室内微气候的调节，改善了居室的居住环境或者将花草丛中带有微型水景的小品引入厅堂，既方便实用，给居住者带来了绿色，又经济实惠，避免了因制造庭园绿化而带来的建筑面积。
3.2以“礼”还“理”的伦理秩序
如果说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秩序是封建礼制的产物，是古代民居建筑布局设置的宗法体现，那么，在今天，传统的“礼”应顺应时代要求，剔除不合理的家族伦理观念，取而代之的应是以人文本、合理有序的“理”性秩序，变“礼”为“理”。在住宅建筑的格局、平面空间中，这个“理”字主要体现为——尺度要适当合理，功能分区要清晰合理，交通路线要便捷合理。
3.2.1尺度适当合理
住宅是居住休养生息的安乐窝，其尺度应小而宜人，富有人性化和亲和感，不宜尺度过大，尺度过大形成的大面积、大空间不仅加大各项开支，造成个人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失去了家庭应有的温馨感。普通标准的家庭住房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如设计合理就已很舒适了。住宅的进深与开间应根据住房面积的大小测算出最佳合理值：进深太大，内部空间采光通风条件差，进深太小出房率低，结构浪费，不宜保温隔热，室内空间也不好划分：开间以大为好，可灵活布置各功能空间，大的程度要符合结构上经济性的要求，开间过小室内空间窄长使用不便。各功能房间的面积分配要均衡合理：各功能空间除确保最低使用面积之外，还应使房间平面的长宽比例合理、房间形状方正，以方便使用。层高则应根据户均住宅面积和套内最大功能空间面积来确定。
3.2.2功能分区清晰合理
公共活动区、私密休息区、辅助区要分区清楚、位置得当，避免使用中的交叉干扰、视线干扰、噪音干扰、气味污染。要争取卧室、起居室、厨房和卫生间的“四明”，保持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条件，保证住宅的卫生质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住宅功能空间将进一步细化。比如，随着家庭办公的出现，要求住宅中增加相应的工作室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丰富，专用的家务室已成必须随着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家庭中设置阳光室供老年人休闲已成时尚如此等等。
3.2.3交通路线便捷合理
合理地安排各功能空间的位置，可缩短户内的交通路线，减少交通所占的套内面积。交通路线的长短还与住宅的进深与开间的尺度比例有直接关系，当比例得当时交通路线最短。
3.3富有地域特色的伦理风格
中国传统民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我们应从民居建筑中继承经过长期检验后留存下来的宝贵设计遗产，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营造应用现代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工艺、满足人民群众现代生活方式、体现传统建筑风貌的现代风格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