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7:58: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身保险管理办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农村人身保险；网点建设；销售渠道；产品设计；人管理
一、农村人身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紧迫感
一是感觉城市业务发展还算顺利，还有保源，靠城市业务就能实现增长目标，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业务。二是认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保险需求不足，开展业务难度大，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三是现在农村保险市场竞争还不激烈，没有看到丢失农村保险市场的危险。
(二)对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村业务点多面广，营销服务部建设需投入多种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办公费、电话费、宣传费，应付各种摊派，还有服务工作的跟进、保费的收集上缴、客户的回访、赔案的调查、赔款的支付送达等，投入大，成本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公司从费用角度考虑不合算，基层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村营销员开展业务困难，绩效差、收入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村客户大都是低端客户，高、中端客户较少。农民的保险意识不足，展业的难度大于城市，而且件均保费很少。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大中城市寿险件均保费能达到5000元以上，有的城市超万元。小城市3000元以上，县城1000元以上，而农村只有500元左右。农村营销员是劲没少费、苦没少吃、汗没少流，但收效不大，收入很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发展农村业务风险大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销售人员和客户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业务质量难以保证，利润、退保率、死亡率等考核指标完成困难。如有的地方农村的住院医疗赔付率年年都在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200%—300%以上，亏损严重，使得保险公司对该项业务望而却步。
(五)销售渠道单一
只有个人人——营销员直接分散展业一个渠道，其它渠道都不很顺畅。
(六)产品对农民的保险需求适应性差
一是普遍存在交费高的问题。如现在各家公司业务规模较大的险种，一般交费都在5000元以上，交费都高，超出了农民的交费能力。二是交费方式不灵活。农民收入的特点是春秋两季才有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入，还有就是打工收入，一般是春节回家时，才能发到手，具有时间性。而目前各公司推出的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交费方式是定时交费，超宽限期失效。
(七)对营销员的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实际情况
考核标准定的太高，如严格执行，每次考核都会有20%左右的主管被降级，15%左右的营销员被解除合同。几次考核下来，营销员队伍就有垮掉的可能，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不敢严格考核的现象，不利于营销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八)保险服务难以到位，保险信誉低，给保险展业带来困难
由于延伸到乡镇的机构、人员、业务量都少，很少或没有配备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致使许多对客户的服务措施，如：上门收取保费、送达保单、送赔款、帮助进行保单保全等，难以到位，使农民客户对公司服务很不满意，降低了投保的积极性。
二、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对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是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的重要举措。二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在农村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更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寿险，使广大的农民享受到保险保障，解除农民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风险的忧虑，补偿人们因人生风险损失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大做强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要做到科学发展，发展战略就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农村已参保的人群还不到30%，已参保的保障程度也极其有限，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保源潜力巨大的市场，极具开发价值。近年来农村业务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地区已从占30%发展到占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70%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开拓了农村市场，就为做大做强保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订规划，积极实施，梯次推进，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一是成立时间长、农村网点多的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网点建设规划。规划制订要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既不搞脱离实际的一阵风、一窝蜂、一刀切，盲目大上，也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明显的效果。二是在时间要求上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河南林州、安徽六安、甘肃酒泉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可通过各种方式推广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坚持标准，梯次推进。要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逐年分批，梯次推进。乡镇营销服务部建设要遵循“选到一个好主管，建立一种好机制，费用核算不亏损，后续服务跟得上”的原则。选一个好主管这条很重要，对主管的选择要慎重，可在营销员或正式员工中公开招聘，优中选优。总之，一定要选到合适人选。建立一种好机制，就是要建立营销服务部的行政、晨会、业务、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坚持体现绩优多得的佣金分配制度，绩优晋升制度。费用核算不亏损是指在上级公司加大费用投入后或建设营销服务部一、二年后能不亏损就可以。后续服务跟得上是指不能一哄而上，否则，会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应适量梯次发展，使各项服务措施都能基本到达新建营销服务部、营销员和农民客户。
(三)拓宽销售渠道
在以营销员为主销售分散型业务的同时，寻求其他的销售渠道。一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支持。如与计生、教育、卫生、农机、交通、公安交警、安全等部门合作，开办计生系列，学生、农村合作医疗，农业机械手、驾乘人员、旅客、民营企业人员等人身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险。二是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开展业务。如：民营企业家协会，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殖业的产供销协会。三是发挥已有的兼业渠道。如利用信用社、邮政网点、各种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四是利用村干部、农村信贷员、农村医生、电工等联系农民群众紧密，又有一定文化，接受保险理念快，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优势，让他们经培训后寿险业务。
(四)改进寿险产品设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现在农民亟需的就是医疗、养老和意外类保险产品。在产品的改造和设计时要根据农村普遍交费能力低的实际情况，遵循“较低缴费、保障适度、手续简便、风险易控”的原则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人身意外险的交费以不超过40元为宜，养老、医疗、理财类险种每份以不超过500元为宜，保障程度以精算数据为依据，适度保障。手续的设计要尽量简便快捷，不体检。风险控制采用加长观察期，医疗类保险采用病种赔付型和住院补贴型保障，不用费用报销的补偿办法，以规避造假骗赔风险。
(五)改革人管理办法
一是降低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除基准考核值不要设定得太高外，对解除合同的标准，主管职级维持的保费、保单件数、续期保费完成比率、下辖人员、甚至下辖团队数量的标准都要降低。有的公司做过探索，单降低基准考核值、保单件数、保费、人员数量这几项，仍会出现大量主管维持不住职级需降级的情况。所以也必须降低下辖团队数量的要求。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严格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发挥基本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考核时间限制要放宽。根据农村两季收入及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具有时间性，按月、按季考核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延长考核的时间限制，改为半年或年度考核。
(六)强化推动措施
一是组织推动。各总公司都要设立农村业务部，省市公司也要设立农村业务工作机构，县区可实行县城和农村分片管理。从组织上保证农村业务发展。二是目标考核推动。把农村业务列入各级公司年度目标进行管理考核，以引起各级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三是选好突破口，强力推动。1.“新农合”是国家在农村为农民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保障项目，现在还未完全确定经办模式。河南新乡、江苏江阴的“政府主导推动，商业保险管理，医疗机构服务，卫生部门监督”的模式，虽然保险公司增加了工作量，费用上也相对紧张，但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已显示出巨大的好处。2.农村干部养老险。过去有的公司已开办了一些，现在就有许多农村干部正在领取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虽然钱不多，但在农村每月能有如此的固定收入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农村干部的投保资金筹集相对也容易些。3.农民工保险。农民工数量巨大，且长期在城市打工，接触新事物快、保险意识相对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要先从农民工人手做工作，见效相对较快。4.农村中收入高的人。选择收入高的人做工作，对打开缺口相对容易些。5.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其职工。6.失地农民的保险工作。
(七)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
一是延伸服务网点。在中心乡镇建立小型的业务处理及客户服务中心，使周边乡镇都能在不太长的距离内办理交单、交费、保全或赔款、给付等业务。二是加强服务工作培训，强化服务工作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三是以农村客户为中心建立农村客户服务制度，规范农村客户服务流程，简化各种业务处理手续。四是根据农村收入的特点，改变条款交费期的规定。改为提前交费，给客户利息，宽限期由2个月延长到半年，年内复效不重新体检等。鼓励农民客户有收入时提前交费，无收入时延后交费，最大限度地为农民客户提供方便。
在《日本商法》中，保险法是以损害保险、生命保险和海上保险作为章节安排，生命保险部分包括生命保险、伤害保险和年金保险。虽然1922年日本颁布的《健康保险法》属于社会保险，但健康保险、伤害保险也逐步在商业保险中普及，因此，1999年修订的《日本保险业法》，通过设立“第三领域保险”，重新定义保险业务分类，保险合同的分类也从“二分法”演变为“三分法”。⑤新近(2008年)制定的日本《保险法》则分章规定损害保险(包括伤害疾病损害保险)、生命保险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将伤害疾病保险作了二分处理)。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虽对保险契约采取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的“二分法”，但学界对此素有诟病。如有学者指出，保险法“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固有其简明易辨之处，但却无法深入了解其实质之区别”;“财产保险，以填补具体损害为目的……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之情形，有超额保险问题，须注意‘禁止不当得利原则’、‘损害填补原则’之问题，故应有复保险规定之适用。人身保险，以填补抽象损害为目的，不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之情形，无须注意‘禁止不当得利原则’、‘损害填补原则’之问题，故应无复保险规定之适用。惟人身保险中尚有所谓中间性保险之存在。……健康保险、伤害保险等中间性保险，其关于死亡、伤残部分，不得以金钱衡量，属于抽象损害，不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之情形，无超额保险之问题，故应无复保险规定之适用。其关于医疗费、住院费、手术费、复健费、分娩费部分，得以金钱衡量，属于具体损害，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之情形，有超额保险之问题，故应有复保险规定之适用”。⑥另有学者指出:“保险契约权利义务之安排若有分类必要，应着眼于‘损害填补性质’之不同而加以分类，如此方能紧扣保险契约主要目的———损害填补，探讨何种分类下的损害本质上无法足额填补，又何种分类下的损害本质上可以获得足额填补，据以划定保险填补之界限———不当得利禁止原则适用，进而正确适用复保险、保险代位及超额保险规定”;“现行法仅粗略地以保险对象系对人属性、对物属性而区分，并不具有契约法上意义”，契约法意义上的应然分类是“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⑦针对我国《保险法》所采取的保险合同“二分法”，大陆也有学者提出了“扬弃”的主张。⑧而在保险监管立法上，《保险法》第95条第2款一方面强调“分业经营”，即“保险人不得兼营人身保险业务和财产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从而将此类保险业务作为财产保险业务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保监会在《健康保险管理办法》(2006)中规定:“医疗保险按照保险金的给付性质分为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和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是指，根据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按照约定的标准确定保险金数额的医疗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是指，按照约定的数额给付保险金的医疗保险。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给付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金额。”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中间性保险”地位。笔者认为，就法律规制而言，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之区分实益主要在于保险监管方面，因为“在监理角度之考量下，保险业因承作保险业务种类不同，致生经营上有不同需求，例如风险实现之常态规则、风险类型、保险金额大小、再保险需求强度、契约期间长短、资金运用方针、保险费积存金、责任准备金、甚或在产业经营模式，均有不同之特征与需求，是以保险业主管机关，考量承作不同保险业务之保险人，有不同清偿能力之监理标准，故有必要划定营业范围限制”;⑨但面对被称为“中间性保险”的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费用保险)，此种分类值得检讨，上述学者之批评颇为中肯，就保险合同规制而言，依其目的而区分为填补具体损害(财产损失)的损失补偿合同和填补抽象损害(人身损害)的定额给付合同，并由此确定超额保险、复保险、保险代位权等规则之适用对象，才是符合法理的立法模式。对于“中间性保险”，也应以此为标准予以定位和规制。
“中间性保险”与重复保险
“肯定说”的主要理由是:人身价值也有客观评价标准;人身保险的射幸性质高于财产保险。瑏瑡“折中说”认为，是否适用复保险之规定，不应从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的形式分类来决定，而是应当看保险的实质是否在于填补损失来决定。伤害保险或疾病保险虽然是人身保险的一种，但是就医疗费用部分而言，实在具有财产保险的性质，医疗费用的给付，目的只在填补支付医疗费的损失，不得双重或者多重给付，以致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瑏瑢还有学者从外国法例与学者通说、人身价值有客观评价标准、医疗给付之性质等方面对此加以论证。瑏瑣在我国《保险法》中，重复保险是“财产保险合同”项下的一项制度，于人身保险似无适用之余地。然而笔者认为，就“中间性保险”而言，不宜一概排除重复保险规则之适用。其一，保险法对复保险之规定，系“基于损害填补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获致超过其财产上损害之保险给付，以维护保险市场交易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与健全保险制度之发展，而对复保险行为所为之合理限制”。瑏瑤因此，重复保险规则所应关注的并非某一保险的“财产”或“人身”属性，而是其所填补的损害究系“具体损害”还是“抽象损害”(损害在客观上是否能够以金钱作精确计算)。一般而言，财产保险之目的在于填补具体损害(财产损失)，故应有复保险之适用;人身保险之目的在于填补抽象损害(人身损害)，故不应有复保险之适用。但人身保险中的抽象损害，应系指死亡和残疾而言，即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能以金钱价值衡量，因此对于人寿保险及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中的死亡、残疾部分，只能实行定额给付，且无超额保险和复保险之限制;而其中的医疗费用部分，则不属于抽象的人身损害，而是具体的财产损失，因此，其不应排除损害填补原则之适用，亦即存在超额保险问题，故应受复保险规则规制。其二，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虽属人身保险，但其中的医疗给付实为财产保险。在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二分法”下，人身保险即“对人保险”，其保险标的(保险事故发生之本体)为“人的寿命和身体”;财产保险即“对物”保险，其保险标的为“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保险法》第12条第3款、第4款)。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既为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即为“人的身体”。这一判断在逻辑上可谓完全正确，但却未能全面准确揭示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之保险标的的真实面目。实务上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按其保险金给付模式可分为定额给付型保险和费用补偿型保险。在定额给付型保险中，保险人于特定保险事故(通常指因疾病或意外伤害身故、身残)发生时，向受益人支付预先约定数额的保险金，作为对被保险人抽象损害之补偿，其保险标的为“人的寿命和身体”，不问是否造成财产损失，保险人均负给付义务。例如: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同一原因死亡的，本公司按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同一原因身体残疾的，本公司根据本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的规定，按保险金额及该项残疾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而在费用补偿型保险中，保险人仅在约定限额内对因保险事故(疾病、意外伤害)而实际发生的医疗费、住院费、手术费等费用予以补偿。例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本公司按下列公式计算的意外伤害住院日额保险金金额向受益人给付住院日额保险金。即:意外伤害住院日额保险金金额=实际住院天数×住院保险金日额。瑏瑥作为此项保险的保险标的，前述医疗费、住院费、手术费等费用，并非抽象的人身损害，而是具体的财产损失，故而其虽名为对人保险，实为财产保险。因此，损害填补原则及复保险规则，于此自当有其适用余地。
“中间性保险”与保险代位权
如果说“人身保险不适用复保险规则”之结论是建立在对我国《保险法》的体系化解释基础上的话，人身保险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权规则问题则由《保险法》作了明确回答:“被保险人因第三人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法》第46条)。这一规定自《保险法》初颁至今未曾稍作修改，直接表明了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权规则的立法主张。这一主张也与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如出一辙。瑏瑦但对此问题，学界则有异议。在我国台湾地区，虽有学者从侵权损害赔偿的“损益相抵”规则出发，切断了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请求权与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联系，进而主张受害人可获得侵权和保险双重赔付，否认保险代位权对人身保险之适用，瑏瑧但保险法学者中则多囿于法条文义，主张健康保险及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部分，应有保险代位权之适用。瑏瑨大陆学者中，也大多对《保险法》第46条(原第68条)持批评态度，主张不宜一概排除保险代位权规则在人身保险领域的适用。瑏瑩可以说，针对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立法者的固执与学者的抨击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于立法上对人身保险适用代位权持否定立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上对保险人是否得就医疗费用行使代位权也多持否定主张，甚至认为即使保险合同中有关于保险人可行使代位权的条款，该约定亦属无效，其理由为:(1)被保险人已就该费用之附加保险另行给付保险费，若准许保险人行使代位权，将使被保险人另外给付保费之功能大受折损;(2)医疗费用与身体伤害是由于同一个原因而发生的，例如均因侵权行为而发生，而这属于被保险人同一原因，若许可保险人行使代位权实即发生被保险人对加害人同一原因诉讼请求权之让与，此种让与若是全部为之，则违背被保险人人身专属性权利不得移转之理论，若一部为之，不但违反人身专属性权利不得让与之理论，而且由被保险人、保险人分别向加害人请求，容易造成裁判内容矛盾及诉讼浪费，有违公共政策。瑐瑠内地保险监管部门似乎也有意与《保险法》保持一致，在有关保险医疗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问题的批复中，主张保险人在给付医疗费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仅认可保险人通过保险条款限制被保险人获得重复赔偿。瑐瑡在司法实践中，主流观点也认为，人身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权，对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瑐瑢笔者认为，如同上文讨论的复保险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保险合同的分类标准及其规则设置。诚如学者所言，我国《保险法》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同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其未顾及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的险种，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契约之间的逻辑关系，徒增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瑐瑣上文分析表明，“中间性保险”既有人身保险的属性，也有部分财产保险的特质，故既有填补抽象损害的给付性保险，也有填补具体损害的补偿性保险。对于后者，应有损害填补原则、禁止不当得利原则之适用，因而也有保险代位权规则之适用余地。瑐瑤我国《保险法》一概予以排除，实属不当。具体而言，“中间性保险”在何种情形下适用保险代位，应就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与年金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别考量。人寿保险中的生存给付自不待言，死亡给付因受益人之赔偿请求权本就属其自身所有，并无不当得利之可能，故保险法“所欲禁止代位之权利，本即不属于保险代位制度规范射程所及之权利，并不具备规范机能，惟似可勉强解为训示规定，宣示定额保险下之死亡保险一律无代位权之适用”;瑐瑥健康保险和年金保险因无第三者负责之情形亦无代位权适用之余地;意外伤害保险在应由第三者对保险事故负侵权之责的情形下，对其医疗费用应容许适用保险代位权。
作者：温世扬
关键词： 健康保险；风险特点；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机制；产品研发体制
一、健康保险的风险特征及发展现状
健康保险是人身保险三大业务系统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92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
(一)健康保险产品自身的风险特点
1.与普通人寿保险相比较，健康保险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特点。人寿保险包括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存与死亡两全保险，其精算依据主要是生命周期表，一般几十年可以不变。而健康保险的精算依据是经验数据，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在实际生活当中，由于疾病是人的身体中的各种因素积累所致，呈现出复杂的过程，增加了疾病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
2.与意外伤害保险相比较，健康保险具有多发性的特点。人身意外伤害的发生率往往以千分之几计，疾病发生率则以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计。因此，健康风险发生的随机性十分明显。
(二)健康保险可能产生的外界风险
1.医疗、药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年-2004年的25年内，人均收入增长10倍，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增长35倍，年均增长24%，个人负担从21%上升至53.68%。由于健康保险承保周期的原因，医疗费用、药品价格的上涨，必然带来保险公司的费差损风险。
2.过度医疗的风险。医患利益不一致的过度医疗风险则最后转嫁给保险公司。
3.逆选择等道德风险。
4.人类自身抗疾病风险能力的降低。由于人们生活方式与饮食结构等原因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老年性疾病的年轻化趋势，都给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带来了新的风险。
(三)健康保险业务发展现状
1.业务总量很小。2006年保险业保费收入5 641.4亿元，健康保险保费仅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68%，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9.12%，显然与健康保险在整个保险业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业务比重很低。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中所占比重： 2001年为4.32%，2002年为5.38%，2003年为8.03%，2004年为8.05%，2005年为8.4%，2006年为9.12%，而英、美等发达国家健康保险业务比重均在20%以上。
3.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极微。从保险深度来看，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保费收入312亿元，GDP为182 321亿元，仅占0.17%，2006年全国GDP为209 407亿元，健康保险也占 0.17%。从保险密度来看，2005年健康险人均保费24元；2006年健康险人均保费29元。
4.业务覆盖面极小。我国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都在60%左右。2005年我国卫生费用总支出7 590.3亿元，其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583元，个人支出313元，占 53.68%，人均商业健康保险消费支出仅占个人卫生费用支出的7.66%，而美国这一比例为50%以上。
健康保险业务发展中出现的几种现象更应该引起关注。一是“蛋糕分割效应”。“发展主要靠分割现有的市场蛋糕，而不是思考怎样把蛋糕做大”，这一形象比喻指出了健康险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的根源所在。全国健康保险产品数量有300多种，在数量上很丰富，但实际产品多数雷同，仅有医疗费用报销型、重大疾病、附加住院补贴型等少数几个产品较为畅销。二是三个“1／3”。从经营风险上来看，健康保险由于其自身的风险特点，尤其是逆选择、过度医疗等外界风险的大量存在，时时都在困扰着各个保险主体。业内人士对健康保险普遍有这样一种估计：有赢利或微利的占健康保险业务的1／3，收入与赔付基本持平的占1／3，基本上亏损或严重亏损的占1／3。三是“三年赔付定律”。健康保险业务就一些单险种核算来看，基本上是第一年小赔，第二年中赔，第三年大赔。四是“简单中的复杂”。在医疗服务中，门诊是最为简单的方式，住院次之，大病治疗最复杂。但通过调研却发现，门诊医疗的赔付率最高，经营风险最大，成为“跑、冒、滴、漏”最严重的地方。
二、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探索
(一)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管窥
国泰人寿推出了“国泰关怀一生终身医疗保险计划”，该产品除提供一般性的医疗保障外，重点突出防癌保障，是第一个专业防癌医疗险，填补了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空白。中国人寿的“国寿康源团体医疗保险(B型)”，不仅提供了通常的住院津贴，还包括从被保险人急救医疗费用，到住院期间的住院津贴、外科手术津贴，以至遗体转运、安葬等一个完整的就医链条保障。从最低保障到最高保障有四种计划可供选择，适合不同经济条件和保障需求的团体客户。光大永明的“康顺无忧重大疾病保障计划”，涵盖了包括癌症、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脑瘤、肢体瘫痪等40种重大疾病，不仅有重大疾病的全面保障，更提供癌症复发额外保障及保证费率。产品、服务和销售只要向贴近客户需求的方向走一步，就是创新。
(二)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导向选择
在产品创新导向选择上，应将健康保险自身规律与市场需求规律有机结合，摆在首要位置，至少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市场需求与经济效益。应注重解决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还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根本方向问题。
2.投入与产出。据统计数据显示，世界500强的保险企业，健康保险首年承保的经济效益为—8%，主要原因是疾病发生率、持续时间等风险标的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变动很大，管理成本高，以及医疗费用难以控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
3.防范风险与经营风险。健康保险风险具有经营层面风险和管理层面风险，容易忽视的是经营层面的最大风险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个保险产品承保人群越多，其分散风险的功能就越大，管理层面风险则与此相反。
4.稳健经营与长远发展。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围绕各种风险谋求经营与发展是唯一的正途，遵循发展规律和经营原则是经营保险的必要前提，稳健经营是经营保险的基础和关键。对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保险业，更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将提高持续发展、永续发展能力问题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永恒课题。
(三)健康保险产品创新的条件探索
1.要建立起以保险机构专业化经营管理为前提、以健康管理为基础、以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有效合作为保证的健康保险风险控制机制。现有的健康保险医疗费用控制模式，最明显的弊端就是作为承担最终责任的保险机构，缺少中间 (过程)控制手段，只是在医疗费用支出既成事实后，被动地承担经济补偿责任。其关键的环节就是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没有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管理式医疗是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利益联盟，其最大的亮点是双方共同控制医疗费用，能有效地发挥医疗机构的积极性，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道德风险有抑制和监控作用。健康管理是控制发病率、小病拖成大病的有效手段，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医疗费用，且可以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加之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管理，这一自身能力的增强，就能建立起保险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医疗机构三方协同动作的健康保险医疗费用控制机制，为健康保险产品创新和发展创造内外结合的基础条件。
[论文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在风险经营中，由于其不确定性，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保险；逆向选择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及其不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单从名称而言，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事实上，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则保险合同无效，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2.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即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即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第四章）、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可谓名虽为强制，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对哪些人进行优惠，优惠的幅度是多少，从某种意义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复古主义倾向严重。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同时囿于学科偏见，也不能吸纳（法）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只要稍微放宽视野，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完善强制保险制度。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据1960年的统计，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侵权赔偿责任占7.9%，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2009年修订）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很多灾难性事故（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过后，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当然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或者备案制度（其他险种），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而以审批制度为辅，并且在采审批制时，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完善告知义务制度。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当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此时，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以法经济学之视野，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应采询问回答主义，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该比率后，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以降低道德风险。
2.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具体而言：首先，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也不限于强制保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10%），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此外，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续保时，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关键词：我国保险；保险会计制度；改革；会计准则
Inwantstheabstract:Ourcountryinsuredtheaccountingsystemtopassthroughinthepast''''stwoseveralyearsfromtheseriestotheminute,fromtheminutetotheseriesprocess,hasexperienced"People''''sInsuranceCompanyAccountingsystem","InsuranceBusinessaccountingSystem","InsurancecompanyAccountingsystem"and"FinanceBusinessaccountingSystem"4times.Eachtime''''saccountingsystemhasitsuniqueindividualityandconsummatesdaybyday.Now,insurestheaccountingsystemreformtheinevitabletrendistheestablishmentinsurestheaccountingstandards.
keyword:Ourcountryinsurance;Insurestheaccountingsystem;Reform;Accountingstandards
前言
2001年11月27日，财政部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于2002年1月1日起在股份制上市企业施行。2003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顺利地拉开了在海外股份上市的序幕，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正式开始实行。本文通过不同时期的不同会计制度的比较与分析，以求对我国的保险会计制度研究有所启示，进而为建立保险会计准则提供参考。
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时期（1982～1993）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立出来，相继在1984年2月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是计划体制，而且保险公司发展还处于“拓荒”阶段，许多保险企业独有的特性尚未发挥出来，财会制度上缺乏相应细化的规定。因此，1989年12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对此制度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并于1990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会计制度，其实用性和规范性均增强了。从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会计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1财务管理实行计划管理原则。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保险公司在财务会计制度上实行统一计划、分户经营、以收抵支、按盈提奖的财务管理体制。突出财务计划的作用，利用定额进行财务计划的编制，用以评价企业财务活动；公司收人大部分上交国家财政，成本开支范围由国家规定，盈利全部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弥补；资金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制度，将资金划分为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由国家有计划地划拨，仅以专用基金形式给予企业一点财务权力。
2会计制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为了保证会计制度的统一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会计制度由总公司统一制定，各级保险公司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各级公司不得自行变更或修订制度，但可将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给总公司，由总公司负责修订。
3在核算体制上按照不同性质的保险业务，分别确定会计核算体制，如按国内财产险、涉外财产险、出口信用险和人寿保险业务分别单独核算。其中国内财产险业务、人寿保险业务一般由各级公司独立建帐、独立核算、分级管理、自计盈亏或自负盈亏；涉外财产险与出口信用险一般由总、分公司以下单独建帐、分级管理，总公司统一核算盈亏，分公司自计盈亏。
4会计恒等式采用“资金平衡理论”，即“资金占用总额=资金来源总额”。保险企业的资金，从占用的角度看可分为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固定资金是指占用在企业固定资产上的资金，它包括办公用房、职工宿舍、机具设备、交通工具等，流动资金是指占用在流动资产上的资金，它包括货币资金、结算资金（如应收及暂付款、预付赔款等）、各项支出（如赔款支出、手续费支出、业务费等）。保险企业的资金来源，按不同渠道分为自有及内部形成的资金（比如国家拨给的资本金、固定基金、内部形成且有专门用途的准备金、专用基金）、借入资金、结算资金（如应付及暂收款、应付手续费等）、业务经营收入（如保费收入、利息收入、迫偿款收入及投资收入等）。
5会计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类、资产负债共同类和损益类。另外，鉴于当时的核算体制是按四大险种分别核算，因此，设置国内、涉外、信用、寿险四套会计科目，分别核算不同险种的业务。由于四类业务的财务活动有很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四套科目中大部分科目是四类业务通用的，少部分是专用的。
6记帐方法允许从资金收付记帐法、借贷记帐法中任选一种。
7在货币计价上国内业务（包括财产险与寿险业务）以人民币为记帐符号；涉外财产险、信用险业务则采用外币分帐制，直接以原币入帐，年终时将外币业务损益按决算日牌价折算为人民币核算。
二、《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时期（1993～1998）
随着党的“十四大”召开，以上这种计划体制下会计制度已不能适应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要求。因此，1993年，财政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对我国所有的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财务会计改革进行了模式性的转换。1993年2月24日，财政部结合保险行业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在《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保险企业会计制度》，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这次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举措，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次确立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会计要素体系，并对会计要素的记录和报告作出了基本规定，规范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原则，实行了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原则，提高了企业财务核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在核算体制上将非人身险业务与人身险业务分别进行会计核算，即分别建帐、分别核算损益。非人身险业务可分为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险业务分为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
企业经营的再保险业务，可区别为分入业务与分出业务进行核算，也可将分出业务并入直接业务核算。信用险业务可实行三年结算损益的核算办法。
3建立了资本金核算体系。制度抛弃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资金来源总额=资金占用总额”的平衡公式，采用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恒等式，明确了产权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资本金核算体系。
4建立了资本金制度，实行资本保全原则。企业筹集的资本金，在企业经营期内，投资者除依法转让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抽走；按照资本保全原则，企业固定资产盘盈、盘亏、转让、报废、毁损发生的净损益以及计提折旧不再增减资本金，而是直接计人当期损益。这与以前企业收入中大部分上交国家财政、资金随意增减相比有利于企业的自我积累和发展壮大。另外，改革了资金管理办法，取消了专款专用制度。实行企业资金统一管理和统筹运用，以促进企业提高资金运用效益。
5会计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和损益类，并分别对保险企业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了各类科目的设计，并从保险企业“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角度出发，细化了资产流动程度、风险程度和财务损益的科目。
6扩大了保险企业使用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自。制度规定“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会计报表格式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合并某些会计科目”。“企业向外报送的会计报表的具体格式和编制说明，由本制度规定，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会计报表由企业自行决定”。
7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借贷记帐法和国际通行的会计报表体系。制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规定保险企业对外报表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利润分配表，并对这些报表的作用、报表项目的内容和填列方法作了具体说明，使财务信息成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
8规范了保险企业基本业务的会计核算标准和损益的计算。制度对资金的筹集与积累、非人身险业务、人身险业务、再保险业务、拆借、贷款和投资业务、固定资产、货币资金及结算款项、费用、营业外收支、利润及利润分配等业务的会计核算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9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会计稳健原则。制度规定保险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计提坏帐准备、贷款呆账准备、投资风险准备，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
10对有外汇业务的企业规定即可采用外汇分帐制，也可采用外汇统帐制。采用外汇分帐制的企业，应设置“外币兑换”科目。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及帐务间的联系均通过“外币兑换”科目。
三、《保险公司会计制度》时期（1998～2001）
1993年制定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执行了6年，它对于促进保险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间有序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内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和壮大，保险行业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1995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保险法》，国家加大了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力度，并于1998年成立了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后，保险监管部门出台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等配套的政策法规，保险公司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由多业经营转向分业经营；另外，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发生了重大转变，改变了过去放开经营的做法。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客观上要求会计制度与之相适应，作出新的规范。因此，1998年12月8日，财政部对原制度进行了修改，颁布了《保险公司会计制度》，于1999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1改变了会计制度名称。制度考虑到当时保险企业都已是公司制企业，因此将《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改名为《保险公司会计制度》，这样更加符合我国保险公司实际情况。
2完善了保险业务损益结算办法。制度规定除长期工程险、再保险业务按业务年度结算损益外，其他各类保险应按会计年度结算损益。与原制度比较，本制度作了如下调整：（1）原制度只明确了信用险按业务年度结算损益，本制度明确了长期工程险等长期性财产保险业务以及再保险业务按业务年度结算损益；（2）前者规定业务年度为三年，后者没有规定业务年度的具体年限，其具体年限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业务性质确定。
3重新确定了保险业务的分类，并实行按险种分类核算。制度根据保险分业经营的原则，对保险业务的分类进行了调整，将保险业务分为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和再保险公司的业务三大类。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等；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分为普通人寿保险、年金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等；再保险公司的业务分为分入保险业务和分出保险业务。在具体业务分类上，修改了原制度在具体业务划分上存在的交叉情况，明确规定财产保险公司不得再经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划入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公司可根据具体情况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对保险业务进一步分类核算。
4增加了确认保费收入的原则。关于保费收入的确认，我国原制度规定，非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业务和分保业务规定保费的收入入帐时点，确认原则不统一，也不尽合理。本制度对保险业务规定了统一的保费收入确认原则，明确规定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第二，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公司；第三，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5调整了贷款和股权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按照《保险法》及其他有关保险监管法规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从事除保户质押贷款以外的其他贷款业务，不得买卖股票和进行股权投资。根据上述规定，新会计制度相应取消了除保户质押贷款以外的其他各类贷款业务的会计处理，取消了股票投资及其他股权投资业务的会计处理。
6增加了存出资本保证金和提取保险保障基金的会计处理。按《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成立后，应按其注册资本总额的20%提取保证金，存入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银行，除保险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债务外，不得动用。根据该规定，本制度相应增加了存出资本保证金的会计处理；另外，《保险法》规定，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保险公司应当对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按当年自留保费的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根据该规定，本制度相应增加了提存保险保障基金的会计处理。
7增加了抵债物资的会计处理，修改了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处理。制度将原“递延资产”科目改为“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这是因为“递延资产”实际上是不能全部计人当期损益而在以后会计年度分期摊销的待摊费用。它并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不能作为一项资产。
8规范了会计报表体系。本制度将原“损益表”名称改为“利润表”，将原按保险业务设置的损益表改为按保险公司设置利润表，并对各报表的指标项目作了相应调整；用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状况变动表，确立了现金流量表在保险财务报表中至尊的地位。
四、《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时期（2001至今）
2001年，继新《会计法》和《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颁布实施之后，财政部又了《企业会计制度》，保险公司又面临一次重大变革。因此，2001年11月27日，财政部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以《企业会计制度》为基础，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充分考虑了股份制改革的必然趋势特别是上市企业的基本要求，集银行、证券、保险等会计制度于一体，分别对6个会计要素以及有关金融业务和财务会计报告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这次改革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又一重大举措，其主要内容有：
1实现了会计要素的重新界定以及相关的确认和计量。会计要素是企业对外提供财务信息的基本框架，虽然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对会计要素作出了基本规定，但是，仍然只规定会计记录和报告，并没有完全解决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这种会计制度本质上是规范簿记的内容。这次新制度对6个会计要素进行了严格界定，并对其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过程作出规定，和原制度相比较，更加全面、严谨、规范，使其反映的会计信息更加符合事实。
2在某些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保险公司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它要求国内保险公司的会计标准要与国际惯例相协调，采用国际保险业的通行做法。这次新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确认、计量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所规定的基本相同。比如，各项准备金的提取采取了国际通用的办法；短期投资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上，允许企业按照资产的使用情况计提折旧。
3首次将国际上普遍遵循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纳入新制度。实质重于形式是指经济实质重于具体表现形式，它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例如，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强调的是“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这一经济实质，并不以“保险合同成立”这一法律形式作为唯一标准。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体现了对经济实质的尊重，能够保证会计核算信息与客观经济事实相符。
4谨慎性原则体现更充分。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它本身属于一种负债经营，其业务对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保险行业在处理会计信息的方法上必须更加稳健保守。这次新制度无论是会计要素的确认，还是会计方法的处理以及会计信息的披露，可以说将谨慎性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新制度将虚拟资产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明确规定开办费不得列入资产，待处理财产损溢在期末结帐前处理完毕；注重资产质量，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它包括坏帐准备、贷款损失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抵债资产减值准备等八项准备；此外，对利息收入明确规定了严格的确认条件，对于逾期贷款，缩短了应收利息转表外核算的天数，由一年缩短为90天。
5增加了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完善了会计信息披露。新制度在原来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利润分配表的基础上增加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投资者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此外。对会计报表附注进行了详细、严密的规范，提高了财务会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可理解性。
6明确了新业务和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随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所得税会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过去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很少涉及，在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上，也只局限于应付税款法。而这次新制度在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上分别确定可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并详细地列示了其计算方法。此外，新制度对于实务工作中新出现、以及在以往会计制度尚未规范的一些疑难业务比如或有事项、会计调整、关联方关系以及交易、证券投资基金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7明确了会计政策的审批权限。新制度规定，在遵循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前提下，保险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财产损失处理的批准权限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会议或类似机构。不再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和批准，改变了过去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批准权限混淆不清的现象，赋予了保险公司更大的自。
综上所述，我国的保险会计制度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市场的开放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不断完善，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任何一种建立完备制度的企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基础的不严密性，其体系就不可能完备，加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计制度本身当然也是不可能完全没有漏洞。虽然，新制度的颁布和旧制度相比，更加注重了保险企业的风险问题，谨慎性原则得到了较多的运用。但是，新制度只就保险公司财务会计事项做了原则性规定，财会制度相关内容不全并过于宽泛，而且，新制度集银行、证券、保险等会计制度于一体，没有体现保险行业的特色。此外，2002年，为了履行我国入市承诺，加强保险监管，新《保险法》又重新颁布，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保险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等方面又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在财寿险分业经营上新《保险法》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可以同时经营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因而保险会计制度又面临新的调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需要单独有一个统一的、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制定保险会计准则是符合保险会计规范的发展趋势，它不是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细枝末节的修改，而是在系统地把握保险会计个性、保险会计规范发展与变革趋势以及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因此，当务之急，财政部应在现有的新制度基础上尽快出台保险行业会计准则。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保险企业会计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2]财政部。保险公司会计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企业制度安排，生产要素，产业价值链，组织职能
一、健康保险企业的生产要素
健康保险企业是一个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其生产要素不同于其他行业，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内涵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资本
资本是所有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在金融企业，资本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按照《保险法》和《公司法》规定，保险企业的资本是指“保险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二)劳动力
劳动力是企业生产要素中核心的部分，最具主观能动性的部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备专业技术的管理人员，主要有精算、核保、理赔、财务、计算机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了企业的生产目的而投人才智和体力，分布在不同岗位和层级。二是负责销售服务人员，主要有人、经纪人、公估人和其他中介服务人员(审计、法律、财务、税务等)，他们主要负责企业的销售和服务工作。
(三)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在健康保险企业中，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两者结合起来，为健康保险业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平台和作业保障。硬件部分，指的是计算机信息支持平台方面的要素，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各种数据库、编码程序、保单(保险产品的信息载体)。软件部分，指的是与硬件部分配套的专业技术和作业流程，包括产品设计、精算统计、核保核赔、风险控制、医务管理、健康管理、投资操作等。
现代企业的目的是进行生产经营创造价值，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对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组合，也就是进行资源配置。同样，健康保险企业的资源配置就是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组合，组合的标准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制度均衡理论告诉我们，制度均衡安排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素资源配置最优，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净效益最大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达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当企业达到这种状态时，制度的选择主体对此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表现出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也就是达到了制度均衡状态。那么，就健康保险企业内部而言，主要是通过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价值链的延伸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净效益最大，从而达到制度均衡。
健康保险是专业技术密集的要素配置，我们把前文提到的健康保险企业的资本、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三大要素归纳为五大类：资本、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经纪销售服务人员、计算机信息支持平台(包括数据库)、专业技术作业流程。
健康保险公司是金融企业，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这与其他金融行业的特点是一致的。健康保险公司同时又是专业性很强的服务性行业，特别是产品精算、风险控制和医疗服务方面，是个专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
根据德国著名保险专家d.法尼在《保险企业管理学》的分析，保险产品作为经过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过程产生的经济物品，是提供给被保险人使用的保险保障。保险产品是无形的，它在法律上是通过保险合同，实际上是通过信息载体被记录并储存。正因为如此，生产要素的选择、使用和组合也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无形的生产要素，如员工的劳动和信息，专业人员的技术和知识，在整个要素的投人中所占比例很高。*
鉴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健康保险公司的生产要素中，专业技术管理人员、专业技术风险控制流程和计算机信息支持平台，这三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形成的企业价值链的意义也非同一般。
二、健康保险企业的价值链分析
(一)健康保险的价值链分析
与人身保险的利润来源相比，健康保险的利源是“三差”中的“两差”(费差和利差)，其特殊性表现在两方面：
1.疾病发生率(morbidity)
健康保险产品的风险是根据“疾病发生率”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人身保险的“死亡发生率”(morbidity)确定的。当保险公司实际的风险发生率低于预计的风险发生率，即实际疾病发生人数比预定疾病发生人数少时就会产生盈余，这是健康保险公司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也是区别于其他行业利润来源特质。在本文中，我们把由此带来的盈亏称为风险控制盈亏(下同，略)。人身保险的死亡率，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而健康保险的疾病发生率缺乏足够的经验数据，同时疾病发生率往往受到现代医疗技术发展和人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的很大影响。
2.管理服务收益
通过延伸管理服务、延伸价值链带来的收益。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管理式医疗(managed care)和健康管理经验，对医疗服务的过程进行必要的监测，改革医疗服务的补偿方式，建立与医疗提供方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机制，建立广泛的医疗提供方网络，采用病种管理、病例管理和诊疗信息管理等措施有效地控制风险。通过以上新型的管理服务和实践，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增加价值。
(二)健康保险的价值链延伸
健康保险的创新之处在于借鉴国际成功的健康管理经验，通过对医疗提供方的管理，为客户提供新的服务，一方面有效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丰富了客户服务的内容，为客户提供了附加价值，这样，既延伸了金融服务，更重要的是延伸了健康保险的价值链，为健康保险提供了新的价值来源。
1.采用新型的风险控制模式
健康保险业务的风险控制是个国际性的难题，运用传统人身保险的核保核赔技术流程已经不足以控制风险。健康保险与寿险存在巨大的差异，健康保险在承保前的客户信息调查、产品定价、理赔服务(包括金额、频度)、风险控制(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医疗提供方的管理(约束诱导需求、控制医疗过度消费)、客户的道德风险控制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流程。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健康保健组织，采用延伸传统风险控制和服务流程的方式，在医务管理和健康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例如在医疗服务控制过程方面，采用医疗服务使用检测和审查、第二外科医生手术意见；在医疗服务费的补偿方式上，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诊断相关分类付费等；与医疗提供方建立无赔款优惠和利润分享机制；特别是管理式医疗，大大降低了医疗风险和费用，通过建立选择性的医疗网络、主管医师的“看门人”制度、病例管理、网络化的信息管理、医疗代码制度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考评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创造健康保险的“三赢”局面
中国的健康保险行业也要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有效的健康保险的管理经验，更多地为客户提供持续的新型的健康管理和服务，创造新的价值链。只有实施执行这些必要环节的风险控制措施，才有可能抑制医疗提供方的诱导需求，避免过度医疗和医疗不足，达到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客户收益的最大化、保险公司的效益最大化的“三赢”局面。
三、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制度安排
(一)组织职能与现存的制度形式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草案)，保险公司从事健康保险活动应当具备以下职能和条件：单独核算健康保险业务；建立健康保险精算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康保险核保制度和理赔制度；建立健康保险数据管理制度；配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精算人员、核保人员和核赔人员；具备职能完整、相对独立的健康保险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以上职能的合理分配，保证消费者的最大利益，保证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达到组织制度安排的最优配置。
根据以上职能配置，现存的商业健康保险企业的组织制度形式形成了以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为主体，寿(产)险公司健康保险专业部门为辅，寿（产)险公司其他职能部门附属的健康险业务为补充的多种形式：
独立法人专业公司：这是中国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专业公司具有完整的健康保险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可以独立进行资金运用、人员招募和财务核算，调动各种资源统筹支持健康保险主营业务。
事业部或利润中心：指在寿(产)险公司中独立的机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专业经营健康保险业务，是健康保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业职能部门：指在寿(产)险公司中相对独立的职能部门，专门经营健康保险业务，是目前开展和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主要组织制度形式和发展力量。
附属的业务形式：指依附在寿(产)险公司的其他职能部门中，辅助销售健康保险业务，该业务形式主要为最近几年新成立的合资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寿险)，以及财产保险公司中的意外健康保险业务，是健康保险业务的重要补充。(见表1)
(二)要素资源配置、价值链延伸与组织制度安排
健康保险企业的制度安排是由企业内部要素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决定的，是企业内部要素配置的外在表现，要素的配置过程就是组织制度安排的形成过程。健康保险企业的四种主要组织形式是五大要素资源不同配置的结果，组织形式的复杂程度和资源配置的复杂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同时，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制度安排和要素配置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也决定了价值的获取程度。同样，二者也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知道，要素永远是稀缺的，假定在要素约束和确定的前提下，企业的组织形式追求要素配置最优、价值最大，从而达到企业制度均衡。根据这个原则和现实的企业制度安排，我们可以把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分为具体的制度均衡和制度非均衡形式。(见表2、表3)
说明：
1.资本：包括注册资本金投人和资金的投资使用；
2.销售服务：指销售和服务等第三方人员；
3.专业管理：指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4.信息系统：指计算机支持平台和数据库、保单等信息系统；
5.风险控制：指进行风险控制的专业技术、作业流程和控制手段。包括传统的核保核赔技术和事前事中事后风险控制的手段；
6.管理服务：国际通行有效的新型的风险控制手段，包括医务管理和健康管理。
7.文中符号√和#分别表示具备和不具备此项职能。√／#两个符号同时出现，表示各有50%的可能。
(三)组织制度的分析
1.制度均衡条件下的组织制度形式
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具备完整的业务职能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健康保险是核心业务，围绕这个核心业务，组织具备所有生产要素，可以统筹调配各种资源，进行最佳配置，发挥最大效用，通常可以达到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在控制风险方面，除了采用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之外，还探索性地采用新型的风险控制手段，包括管理式医疗和健康管理，达到价值最大化，实现公司的利润目标。这种组织制度安排，使组织的资源配置、目标设定和价值创造达到了统一，获取最大化的价值盈余，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费差、利差价值(参见上文，略)；
其次是风险控制盈亏价值，通过传统的核保核赔以及事前事中事后风险控制手段降低风险所带来的盈余；
第三是管理服务盈余。专业公司除了采取传统的风险控制方式之外，还创造性地引用了国际通行有效的医务管理和健康管理的新型风险控制方式，这就大大地延伸了组织的价值链，获取了组织提供的金融服务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贡献，这是其他组织制度安排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四是组织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减少了组织内部信息沟通成本，提高了组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协同效应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第五是开展业务的规模效应所带来的规模收益。
综上所述，这种组织制度安排是价值最大化的盈利模式和企业制度安排。
2.制度非均衡条件下的组织制度形式
制度非均衡条件下的组织制度安排有三种形式，即附属业务形式、专业职能部门和事业部或利润中心形式。
首先是附属的业务组织形式，只具备单纯的业务销售职能，是最简单的要素组合与制度安排。通常是健康保险产品以附加险的形式附着在其他主险之下，主险可以是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或其他意外险。销售范围通常是局限在个人业务，作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配合与补充，没有单独的核保、核赔人员和作业流程，也没有独立的计算机信息支持平台。在要素组合中只涉及到单纯的销售职能，其他要素是与其他产品系列和组织共用。企业组织只局限于部分销售职能，组织参与价值链的程度最低，价值创造只取决于部分费差的获得。
其次是专业职能部门形式，具备业务销售与风险控制部分环节(核保、核赔)职能，以市场开拓和销售管理为主，兼顾部分两核工作和其他职能(如产品前期调研、部分医务管理职能)。销售的产品可以是附加险或是独立的主险，附加险通常是配合主险的销售，以一年期业务为主，起到带动主险增长的“敲门砖”作用，销售渠道与其他销售渠道共用，业务范围可以是个人、团体和中介业务，也可能是集中在其中的部分范围。在风险控制方面，主要是通过核保、核赔环节进行，有单独的专业人员和作业流程，也会涉及到市场的调研和定点医院管理等部分职能，计算机信息系统通常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系统共用。所以，在要素配置方面涉及到销售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作业流程，以及部分计算机信息系统。就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兼顾型组织制度安排，参与了价值中的费差创造、部分的风险控制盈亏价值创造(其中的核保核赔、产品开发的参与)。
第三是事业部或利润中心的组织制度形式。职能相对完备兼具财务目标导向型：具备相对独立完整的健康保险业务的销售、风险控制和产品精算的全过程，具备部分或全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支持平台；同时，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务要求为目标。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组织有比较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市场策略，可以在其职能范围内，运用各种资源支持健康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由于财务指标考评，组织尽可能最优化地配置资源，降低业务的交易成本，发挥要素的最大效用，特别是在风险控制全过程中，把风险的预测、防范、转移、化解等环节贯穿起来，达到降低风险，提高效益的目的。这种组织制度安排，由于最大程度地参与了健康保险业务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财务目标的约束，一方面使企业更多地关注风险控制的各个方面，把风险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尽可能最大化地参与到组织的价值链中，获取最大的价值创造，包括费差、风险控制盈亏和部分利差(资金使用权的转让费用)。
四、组织制度安排的现实选择
(一)企业发展的宏观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制度安排
首先是健康险企业组织形式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中国保险业控股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立专业子公司(包括健康保险公司)的内在需求；同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潜在的盈利空间，诱致了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建立(金控集团下的子公司和独立的股份制专业公司)。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成为中国健康保险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各个领域专业子公司的建立，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变革，也是企业组织和市场进一步专业分工细密的客观要求，对于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新的获利的机会，新的获利机会诱致了专业健康险公司的诞生。“制度变革与其说是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是取决于制度供给，与其说取决于制度接受者的非均衡是显示的新的盈利机会，不如说依赖于变革成本决定制度决定者的非均衡所给予的获利可能。”这是专业公司诞生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企业发展的专业化战略和相机抉择策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健康保险的最主要组织形式：事业部或利润中心、职能部门制以及辅助业务形式的经营模式，这些模式的选择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一方面，以往的中国企业追求大而全的经验教训，使中国保险业坚信专业化发展的企业战略。中国保险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主体，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和合资企业，提出了在集中精力发展自身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发挥健康保险的辅助作用，以健康保险带动主营业务的发展，这也是健康保险“敲门砖”理论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密切关注健康保险市场的变化，特别是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情况，采取“进退自如”的相机抉择策略，“进”可以模仿专业公司的制度安排，减少制度转换的机会成本损失；“退”可以固守辅助补充主营业务的根本，作好“配角”。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二)企业内部要素资源约束的原则决定了组织制度安排
首先是资本稀缺。在健康保险的要素资源中资本是首当其冲的第一稀缺资源，这是制约健康保险组织制度安排的第一因素。
其次是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健康保险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与保险的其他领域相比，健康保险行业的专业技术要求更高，涉及到的知识也最多。目前，具有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的人才极为匮乏，这大大加大了招募人才的成本。
第三，健康保险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投资也是巨大的，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之，健康保险的要素资源的极度稀缺，加大了其组织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制度决定者根据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交易成本的大小，选择了组织制度安排的多种形式。
五、结论
就企业的组织制度安排与生产要素配置、价值创造和组织职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制度的均衡条件
当制度的供给与制度的需求达到平衡时，组织的净效益最大、交易成本最小，此时的企业组织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制度安排形式的均衡条件是，在要素配置最优、交易成本最小的前提下达到价值最大化。
(二)健康保险企业组织制度的合理与现实选择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监管；内部控制评价；风险防范；分类监管
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性以及对法规的遵循性的过程。内部控制监管则是指政府监管机构以强化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为目的，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的立法、指导、检查、评估和处罚等一系列监管活动。
寿险是金融业中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寿险公司的风险具有潜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寿险业风险的识别、预警、防范化解是一项系统而且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内部控制是企业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在风险防范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随着我国寿险业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逐步完善。但是，总体来说，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还远不能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制约着寿险业健康快速协调发展。造成这种局面既有企业自身内部控制建设滞后的原因，又有外部监管压力不足的原因。如何通过外部监管来督促企业强化内部控制是国际国内政府监管机构广泛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充分认识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强化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必要手段
近年来，我国寿险公司基本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确保经营效率、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内部控制建设意识淡薄。一些公司领导和员工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对内部控制问题不能够及时处理和整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将内部控制建设纳入公司经营管理全过程，存在“分散性建设”、“局部性建设”、“重复性建设”等问题；其次，执行力度层层衰减。目前，内部控制执行问题远比健全问题突出。各级公司在内部控制执行意识和执行力度上层层减弱，内部控制的传导和反馈机制滞后，内部控制机制没有渗透到各项业务、各个环节以及各个部门和岗位；第三，内部稽核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内部稽核未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视，稽核部门建设滞后，人员老化，缺乏独立性，职能发挥不畅，致使一些违反内部控制制度的行为得以长期存在。鉴于目前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以及公司自我修整能力较差，亟需通过外部监管压力促使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二)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
寿险业风险产生于寿险公司经营的全过程。与保险监管机构相比，公司更能够及时地发现、防范和化解风险。因此，推动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建立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及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是保险监管机构履行风险防范职责的基本保证。随着保险监管机构将监管重点逐步向偿付能力监管转移，规范市场秩序将更多地依靠公司严格、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来实现。实际上，查处市场违规问题仅仅是清除“水面的污垢”，而针对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公司及时弥补内部控制漏洞，改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在制度上杜绝违规问题的发生，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水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的混乱必然导致大量的业务财务数据失真，那么以财务业务数据为基础的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将成为一种“数字游戏”，严重影响偿付能力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推动寿险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控，是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重要途径。
(三)实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加强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是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内在要求。以往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多采取大规模整顿方式，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专项整治。这种专项整治虽然迅速改善了市场秩序，暂时规范了经营行为，但是难以根本解决违规问题，容易形成整治、规范、混乱、再整治的恶性循环。并且监管成本较大，监管效率低下。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实施监管，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各项违规行为和偿付能力风险都可以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上“追根溯源”。从一定意义上讲，监管机构找准了内部控制薄弱的重点监管公司以及容易出现风险问题的重点监管领域，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堵塞各种内部控制漏洞，就解决了风险管控的根本问题，提高了监管有效性。同时，又节约了监管成本，监管效率将大为提高。
二、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的发展回顾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自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内部控制法规，各寿险公司根据外部监管要求和自身风险防范的需要，不断推进自身的内部控制建设。纵观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1980年—1996年)
自1980年我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寿险混业经营，寿险业务发展缓慢，在1992年之前没有专门的寿险经营主体。监管机构也没有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提出明确要求，寿险公司对内部控制缺乏了解和认识，只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制定了部分管理制度，而且制度内部缺乏必要的联系。这一阶段，内部控制对于我国寿险公司而言还比较陌生，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监管几乎是空白。
(二)起步阶段(1997年-1998年)
199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监管文件，提出了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含义，明确了内部控制建设的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而且提出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加强各种准备金管理、保险条款管理、再保险管理和内部稽核部门建设等规范性要求。《原则》的出台引起了各寿险公司的高度重视，由此开始认识并着手内部控制建设，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也进入了起步阶段。
(三)初步发展阶段(1999年-2003年)
1999年8月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将偿付能力监管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特别强调了内部控制执行，提出了内部控制建设的系统性要求。面对严格的外部监管，各寿险公司对内部控制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内部控制设计的系统性、内部控制执行的监督落实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内部控制建设和监管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四)重点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
2004年以来，中国保监会更加重视和关注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风险防范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推进。即逐步建立以公司内部控制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努力构筑保险业风险防范的五道防线。出台和实施了《保险统计管理暂行规定》、13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和《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监管法规，整体上督促和促进了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发展，近两年来，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寿险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内部控制监管措施：一是出台了《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结合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现状，借鉴COSO报告的内部控制框架和国际经验，制定了寿险公司及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状况评价标准和评价规程；二是开展了2005年度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估工作。组织各寿险公司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完成了2005年度寿险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三是开展了内部控制专项检查。首次对中国人寿全系统进行内部控制专项检查。对该公司内控机制的健全、合理、有效性几个方面进行评价，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四是研究探索内审责任人制度。研究制定了《寿险公司内审责任人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内审责任人的任职管理、职责、权利和义务等规范性要求。通过以上创新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监管的思路和手段。但是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仍处于摸索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部分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认识不够、评价水平不高，评价标准和程序需要细化；在内部控制专项检查中，需要准确地切入公司内部控制薄弱环节以及跟踪落实整改；在内审责任人的管理中，需要客观评价内审责任人的职责履行情况，切实维护其独立性和落实责任追究机制。
三、深入推进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实践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建立一整套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指导、评价、监督、检查的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外部监管对促进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约束作用，进而提高公司自我管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摆在保险监管机构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强化内部控制在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国际保险监管趋势上看，内部控制监管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保险监管机构的重要监管内容。从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建设状况看，在风险防范的“五道防线”和“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中，保险监管机构仍然担当“主体”责任，大部分的监管资源集中在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和财务业务合规性监管方面，大部分的监管力量倾注于发现和查处市场违规问题，但却使监管陷入了违规行为屡查屡犯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行业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并最终建立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形成上述不良局面的根源在于公司自身的内部控制建设滞后和内部控制失效。因此，保险监管机构应进一步转变监管理念，合理优化和配置监管资源，要把监管落脚点放在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提升自我管控意识和能力上来，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加大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外部监管压力，不断推进全行业内部控制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企业内部控制在保险监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通过法制建设强化管理层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责任
企业是内部控制建设的主体，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知、态度和责任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状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政府监管机构必须通过内部控制立法来强化管理层的责任。如美国《反国外贿赂法》、《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香港《企业管治常规守则》等均对企业内部控制作了明确规定，并强化了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责任。因此，在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监管的整体设计中，必须把强化管理层的责任作为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通过立法明确管理层对建立、维护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负有的责任，建立和落实管理层的责任追究和激励约束机制。
1.研究建立内部控制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内部控制建设不重视、存在重大失误并负有责任的人员，要建立和落实责任追究机制，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的内部控制管理责任。
2.建立寿险公司内审责任制度。出台《寿险公司内审责任人管理规定》，明确内审责任人的职责，赋予内审责任人及内审机构和人员履行职责时应享有的权利，建立问责机制，改变内审部门在公司内部被边缘化的现状，促进内审责任人和内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
3.强化董事会的责任。建议在《保险法》修订中，增加有关内部控制方面的规定，明确董事会在内部控制建设、维护和确保有效运行方面的责任以及相应的罚则。
(三)完善和落实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科学评价机制
对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实施科学评价是保险监管机构实施内部控制监管的前提，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已出台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必须建立配套措施，切实增强《办法》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约束力，并在运行中不断加以完善。
1.进一步修改完善《办法》。认真总结《办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办法》。编制《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手册》，对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分规则、缺陷认定及描述等进行细化，为寿险公司和各级监管机构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提供操作指南。
2.加强对公司自我评估的监督。加强对各寿险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定期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专项检查，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的状况及改善程度，将缺陷整改工作作为内部控制监管的重点，督促各公司对评估发现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
3.适当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对部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水平较低、报告质量较差的寿险公司可以尝试引入中介机构的力量，要求相关公司聘请中介机构提供专业鉴证。
(四)在开展内部控制监管过程中实施分类监管
伴随市场主体的日益增多，实施分类监管成为保险监管机构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高监管效能的必要途径。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状况则是实施分类监管的主要分类标准。因此，要结合实施分类监管的整体要求，依据《办法》对各寿险公司内部控制进行内部控制评级，在此基础上实施分类监管、重点监管。一方面，要结合评级结果划分内部控制风险等级。对于评价较好的公司，在分支机构批设、产品报备、投资渠道等方面进行政策扶持；对于评价较差的，要进行重点监管，加大检查力度，真正实现扶优限劣。另一方面，将评价结果与高管人员、分支机构、产品服务等市场准人挂钩。要将公司是否存在内部控制建设重大失误等问题，作为对其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核要件。针对内部控制建设滞后、存在较大漏洞与执行不力的公司，对于高风险产品审批与分支机构审批要予以限制和约束。
(五)加强对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和交流
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在内部控制理念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上参差不齐，少数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深刻认识，并按照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积极进行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个别公司还进行了美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遵循工作。但绝大多数公司依然停留在片面强调业务发展上，内部控制理念和意识淡薄，内部控制建设整体滞后。因此，保险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应聚集行业力量，加强对全行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与交流。一方面，要修改完善内部控制指导性文件。1999年，中国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对推进公司内部控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行业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该《指导原则》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内部控制理念和国际标准，进一步修订和出台《指导原则》；另一方面，推动全行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在全行业总结和推广内部控制建设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推动各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召开国际国内寿险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与监管方面的研讨会，共同研究当前我国寿险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问题，增进行业内外、国内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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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在我国的发展相对国际来说相对比较缓慢，我国解放初期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但经过直到改革开放，保险业才算刚刚起步。
关键词 寿险准备金 会计计量 问题 探索
一、我国保险会计制度的发展
从198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后，我国的保险会计理论引起关注，因此，在同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会计制度》，并在1989年末进行了修改。在这一阶段不论是社会经济还是保险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93年的时候财政部要求我国的会计制度要进行全面的改革，1993年7月起实行了《保险公司会计制度》。
199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法》，并于1998年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段时期是保险制度出台最多的一段时期，我国的保险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此，对原有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进行了适合市场要求的修订。
随着国际化脚步的加快，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的会计准则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在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上却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对此，财政部专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保险混合合同分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以及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会计问题进行了重新规范，并要求从2009年年度报告开始实施。
二、寿险责任准备金的概念以及分类
寿险责任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为将来要发生的保险责任而提存的资金。寿险公司80%―90%的负债都为寿险责任准备金负债，而这些准备金大小在精算假设上的轻微变化或在准备金评估方法上的变化都会对某个时期的收入和公司的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只有三类寿险责任准备金被经常使用。用于保险监管人员估计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而使用的准备金是法定准备金，它想对较为保守。还有就是保险公司希望得到最佳经营状况估计而使用的准备金叫盈余准备金，他是用假设计算评估出来的，但是假设想对很精算，可以说是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负债情况。还有一种经常用到的就是为了确定保险公司的税收而使用的准备金，想对以上两种，税收准备金算不算保守，也不算激进。
我国的寿险责任准备金最初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计算，这种方法每年都保持收支平衡，但对于给付责任的承担能力则是未知的，这种方法缺乏科学依据，不适应市场的发展要求。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寿险精算方法引入我国，初期，由于技术人员短缺，计算的寿险责任金并不能达到要求的精算水平。会计准则的发展，制度的出台都让我国的会计计量紧随国际发展的水平。我国寿险准备金的计提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完整且统一的法律规定。至2009年末，我国财政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一处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对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量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三、我国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现状
2006年对于我国会计界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会计准则重新修订，开始逐步接近国际水平。这套准则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反观国际对会寿险责任准备金的会计计量规定后发现，我国的会计计量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的空间。这些差距将不能如实的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相关规定进行了新的计量方法的要求。自从《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以后，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我国保险行业发展的一大利好。的确，在行业结构竞争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相交于过去的计算方式更加公平和透明，对会计的监管也更加合理，这将促进会计规范的迅速发展。
（一）理论与实践脱离
从市场反馈情况调查表中不难看出，最明显的就是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这与很多事物是相反的，很多事物是理论性太强，没有可行性，但是会计计量则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忽略了理论的发展，相关研究更是发展缓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士少儿又少，对此，国家应给予一定的鼓励与支持，促进计量理论的发展，对此，发到国家的一些理论成果以及方式值得借鉴和研究，结合我国现状进行更加系统的分析，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直接导致计量模型和方法的准确性降低，而计量信息的缺失将引起大众以及相关机构的不满，造成营业额的降低，因此，促进我国寿险准备金会计计量的发展将是近期会计计量发展的目标。
（二）问题将引发的后果
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公众对权力的要求变得更加注重，尤其对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保险业务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一项事业，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的透明化、清晰化将是大众有权获得的，如果，会计计量的实施不到位，将无法科学透明的呈现经营结果，降低了保险公司的信誉，导致利益的降低将是必然的结果。
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直接引起的会计后果就是增加了会计主观判断的余地和人为操纵的空间，从而对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产生影响。这包括企业自身的比较以及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对比，这都将影响整个保险业的发展与良性竞争。
寿险责任准备金的会计计量结果反映的是特定公司在特定假设条件下的现值调整金额。在缺乏明细信息披露的情况下，这个计量结果对特定公司状况的反映也会造成最终结果的可比性降低。
四、会计计量问题的解决
不论是保险企业自身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的要求，还是国际发展市场提出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规范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将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将滞后于社会前进的脚步，使我国的整体经济落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本文从政策、经济、企业自身、监管制度等多方面共同着手进行改革。
（一）政策的支持是关键
保险业近年来成为竞争较为激烈的一个行业，纵观世界上保险业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利润的来源多数依靠保险资金的投资获得。资料显示：1982年全世界私营保险公司(不包括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用作投资的资产总值达15000亿美元，其中人寿保险公司为11000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73.3%。就国内寿险公司而言，当前，第一，要加强对现有资金的管理，防范资金风险，防止新的资金流失。第二，采取集中管理办法，提高保险资金的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第三，注意掌握资金运用的结构，既保证公司正常给付和日常开支，又可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利于灵活调度资金，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第四，本着积极稳妥的态度，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当放宽资金运用的渠道，允许将保险资金投向规模大、信用高、影响广、效益好的投资项目。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的保险业相关法律规定不断地完善，不断地修订，从市场的发展要求，从国际上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精华，可以说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的出台以及执行都是都在国际的前沿的，但由于国内的保险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对于保险合同等方面的会计计量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以下几方面有必要特别加强一下法律的强制规范。要想顺利实施《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中对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规范，就必须在现有计量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关于计量的详细规范，以便避免各保险公司在实务操作中的多样性，增强各公司之间财务数据的可比性。具体到计量模型，我国寿险责任金的评估一直都是依靠保险公司的精算部门完成的，也就是依赖保监会制定的监管要求完成的，会计准则下得准备金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参数设置自然也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利益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规范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预测，尤其是对新型寿险合同的特殊现金流量项目，以便保证各公司在准备金计量模型中包含的内容具有可比性。同时，相关规定中也有对剩余边际的规定，我国应该进一步细化边际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寿险责任准备金会计计量时应该单独计量的边际组成部分。
（二）打造中国特色的会计计量
国情不同，发展速度不同，针对的客户不同，而且发展相对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行业经验和人力积累方面都较为薄弱。因此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应当意识到我国的保险行业的现状研究出具体可行的方式，我国的市场体制仍有待发展，寿险责任准本金计量应该随时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同时，注重人才的培养以及行业经验的积累，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同时，选择切实可行的计量方式。特殊的国情造成我国保险业的特殊现状，自然对信息的披露进行特殊的规范，保证信息的准确是保险会计计量的必然要求。
（三）加强内部与外部的监督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必要的监督和指导是必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相关的部门要对行业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主要是指财政部以及保监会，因为责任准备金直接关系到保险工资的营业额和相关投资者的利益，因此，监管层必须赋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企业内部对此也要进行合理的监督以及指导，保证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营。
（四）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对于相关部门出台的法律必须认真执行，维护客户的利益，保证长久的信誉。加强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管理，首先，要从思想上入手，认真学习、执行《保险法》。世界上各国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极为重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由政府或有关部门直接进行监管。我国《保险法》也作了明确规定，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具体办法。寿险公司要按照规定，足额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不断提高承保质量和资金效益，切实提高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其次，在工作中真正树立保户第一的观念，树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观念，管好用好寿险责任准备金，以最大可能去实现其保值增值。同时，要通过开展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控制费用开支，增收节支，以增加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
（五）探索新的财务核算方法
追求新事物的过程总要不断地探索和改善才能不断地进步，寿险保单的责任金完善的过程中，核算办法需要不断地改善，目前寿险核算中“死差、费差、利差”作为利润单独考核。通过利润核算，从公司盈利中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以解决基本建设、固定资产购置的资金出路问题。对分业后占用的寿险责任准备金应尽可能地通过逐年消化，加以填补。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不断地完善，最终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进步。
（六）账目清算时间缩短
这属于历史性的问题，保险公司最初出现被认为属于欺骗行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被大众所接受，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保费收入增加，但是不良资产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为了防止新的资产风险出现，降低不良资产的比重，大力做好清收工作，降低资产损失。这项工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题，必须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 以及支持才能顺利的进行，保证成效。
（七）重视责任准备金计算工作，利用电子手段，确保精算准确性、科学性、严肃性
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要有高度责任感、事业心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才能搞好。严禁弄虚作假的行为，确保计算结果的真实性。电子科技的发展为寿险责任准备金的计算提供了方便，为了提高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的准确性，中保寿险公司可利用电子化的先进手段进行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人员少和管理工作量大的矛盾，保证寿险责任准备金计算准确。近年来，各级领导对电子化工作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都在积极开发程序投入使用，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还不能形成统一的电脑网络，开展统一规范的自恢复办理国内人身保险业务以来，原人保公司在寿险责任准备金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规定了计提方法，年度决算时按照规定计算提留，专项管理。但是，从当前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情况看，保险业务迅速发展，而寿险责任准备金的积累却未能与之同步，与其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相适应。
结束语：
从上文的探讨中不难发现，很多问题的探讨仍是显得粗浅的，但我国在寿险责任准备金的会计计量方面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但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滞，正在逐步的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不是单靠保险公司可以完成的，必须转变全民的思想，从各个方面保证投保人的利益，让大众信服，进而我国保险业的进步，会计计量上必须根据国际准则，会计准则进行合理的改变，才能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