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7:58: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医基础理论概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教学对象选择与分组:选择中我校2010级中医七年制专业不同方向(传统中医方向、中医方向)的教学班级,对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30人中医基础理论课程采用PBL教学方法,每5人一组,共6个小组;中医方向110人采用传统授课方法。两个班级所用教材均为孙广仁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课程教学章节的选择:中医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在课堂讲授完绪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后选择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在讲授完藏象的概论及五脏中的“心”的前提下,进行其它四脏脏及其六腑;病因学说中讲授完风邪之后的其它邪气及其七情、痰饮、瘀血等内容,进行PBL教学法试用。于学期末进行理论考核和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评价分析。
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应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成败关键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于学生的PBL教学的教学大纲。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大纲的要求,列出难点、重点及必须掌握的知识点,针对学生的知识背景,拟定部分思考题与教学案例,并在应用前期提供少量辅导材料。
编写教学案例:为了使PBL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教研室的有关教师多次研讨,制定PBL教学的具体案例,病例中的问题具有劣构性。每个病例都有学习重点,且有不同的临床症状和检验结果,涵盖相应的课程内容。每个病例后面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引导性问题,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的自我学习、资料查阅和准备讨论提纲。
编写教师指南:因教师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对案例的理解不同,为避免对问题理解的差异及其对讨论内容引导的不同,针对引导性问题和学生可能提出的疑问,编写教师参考指南,对每个问题提供了参考解决方案。
制定具体实施步骤:PBL实施过程要求各个学习小组针对相关问题自学教材,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做读书笔记。讨论课前将教学案例及问题发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预习相关的知识点,自学总结,准备小组讨论提纲。小组成员之间可相互讨论;小组讨论后,推荐1名代表参加大班讨论。大班讨论时,由每组推选的代表讲解,本组其他成员可及时补充,其他组成员在该组讲解之后,可以进行提问。最后,教师搜集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总结讲解、概括归纳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此外,课堂讨论前,教师应随机地检查学生的预习笔记,了解学生的主动学习情况。课后,教师根据学生讨论中的表现,实事求是、客观地做出评定。上述PBL教学法实施的步骤概括为:提出问题—学生自学—小组讨论—大班讨论—教师总结。
2.PBL教学法教学效果的初步评价
理论考核评价分析:PBL教学方法组平均成绩78.4士9.8,传统授课法组平均分73.8士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74,p=0.0289<0.05),说明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班成绩优于中医方向班,即提示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授课法。
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课堂气氛、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理解接受、主动学习、沟通协调、团队合作等方面。结果显示,课堂气氛方面,PBL教学法组90.0%学生感觉课堂气氛活跃,较系统讲授法组(67.3%)明显改善;学习态度考评如听课状态、课堂纪律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教学方法(76.4%)有改善;学习兴趣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讲授法组(77.3%)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在知识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学法组76.7%学生能较好地分析案例,较传统讲授法组(71.8%)有所增强。另外,PBL教学法组在自主学习、独立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分别为80.0%、87.0%和73.3%,较传统教学法组60.9%、72.7%和58.2%高。可见,PBL教学法较之传统授课法展现出了较大的优势。
3.讨论
中医基础理论是是阐释和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课程。由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以及现代人文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相关问题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确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上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则普遍感到该课程概念多而陌生,内容抽象,理论深奥,信息量大,难以深刻领会所学内容。针对以上特点,采用PBL教学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形象具体,深奥的理论更浅显易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PBL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对师生的互动合作、探究学习及自身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为了更好的推进和实施PBL教学方法还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计经验,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特点,为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与引导学生更多的参与其中;鼓励学生提问,及时指导学生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注重教学形式的合理运用,实现在参与中发展。通过PBL教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我们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适合于传统型中医方向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学方法中“教”与“学”的效果评价机制,这必将对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与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Chan LC.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ahybrid medical curricu lum[J].Kaohsiung J Med Sci,2009,25(5):254-257.
《中医学》作为一门临床学科的课程,在西医类高职高专院校中,由于课时量少,教学内容牵涉面广,给《中医学》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为了提高《中医学》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1 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
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模式不同于西方医学。张登本[1]认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具有长久稳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维定势或曰思维惯性,是一种被定型化的思维样式、结构和过程,是学习、研究、掌握和运用中医理论的基本样式、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可以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两大主要特点着手,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张虹[2]提出中医学体系中的整体观念有助于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培养他们善于发现疾病和一切致病因素之间的关系、疾病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疾病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辩证论治有助于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重视个体体质、年龄、性别、地域、时间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整体观念是对人自身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如《黄帝内经》所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辨证论治是对于疾病的辨别和诊治的认识。如感冒分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咳嗽分为风寒犯肺、风热犯肺、燥邪伤肺、痰湿阻肺、痰热郁肺、肝火犯肺、肺肾阴虚等。中医思维方式是学习中医学课程的灵魂,贯穿于学习理论知识和锻炼实践操作技能的全过程。教师在授课中紧紧围绕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这两大特点,引导学生逐渐形成中医思维方式。
2 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
包海燕[3]提出在《中医学》这门课中,首先开启中医神秘面纱,面向初学者的就是中医学的入门课和基础课――中医基础理论。故本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好坏基本上奠定了中医学习者们对中医的初步印象及学习基调,并将深刻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是学生学习中医学的第一课,也是后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理论指导。专科医学院校的《中医学》课程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内科学等5类学科的知识,而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贯穿于《中医学》学习的整个过程,如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的生理功能及相互关系;阴阳学说作为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被用来剖析、总结药物的性能、作用;五行学说在治疗疾病时对脏腑用药的指导意义,以及根据五行学说可以针对疾病确立具体的治则治法等。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需要安排充足的学时,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的讲解务必深入透彻并适当练习临床诊治、用药。使得中医基础理论的讲解不再空洞无物,也为后续的学习打下理论基础。
3 灵活运用病案分析授课
临床病案详细真实的记录了诊疗的全过程,直观地反映了医生的诊断思路和诊疗方法及用药情况,是临床医学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一座桥梁,是学生从学习理论知识到应用理论知识诊疗疾病的重要工具。安排学生分组讨论病案,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收集信息能力,辨别诊断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惠翠兰[4]等研究表明病案讨论能以最快速度使学生从理论转向实践,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了临床,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中医传统医案众多,授课教师应在有限的课时内筛选出来最具针对性、与临床教学密切联系的医案进行讲授。具体做法,可以结合PBL教学法(即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给学生展示病案,并提出问题,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组织学生分组对病案进行讨论,分析问题。最后,教师听取各组讨论结果,做归纳总结。这种方法以教学目标为基础,以病案为核心,以学生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良好的中医学教学方法。
4 以实践教学为依托
【关键词】中基;双主教学;应用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必修课,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三基”内容。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专科院校的学生在校时间不长,常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学习兴趣不高,主动性不强,再加上安排临床实践的机会不多,也缺少专门系统训练辨证分析思路的课程,所以大多学生对临床实习既憧憬又畏惧。如何才能实现并加快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如何改变单纯的书本知识灌输现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尽早胜任临床实习,为以后临床实践打下夯实基础,笔者对本校08级中医专业的学生在实习前强化训练中分别采用传统教学法和“病案导入双主教学”法进行尝试,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介绍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本校08级中医专业大二下实习点前的在校大专生作为实验对象,然后随机分组,其中实验组76人,对照组80人。两组学生均经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入学,且两年度中必修课(中基、中药、方剂等)成绩经统计学无明显差异(P>O.05),即两班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学内容,其中试验组为以“病案导入双主教学法教学,强化中医基础理论教学法”为教学模式;对照组以“统编教材为蓝本,系统串讲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病与病机、诊法、辩证、预防与治则等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为教学模式。其中,实验班实施病案教学法的步骤为:病案引导教师精讲课堂讨论教师总结,尤其在讨论的环节要注意启发诱导,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促进学生的临床思维。
1.3评估方法
学生实习返校参加毕业考试,中基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考试分为纯理论考试(占70%)和病案综合题(占30%)。考试结束后对实验班和对照班考试成绩的总分、纯理论分数、病案综合题三部分进行统计学检验(t检验)。另外给实验班学生每人发了一份含10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每个问题设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以了解学生对中基“病案导入双主教学”法对强化实习生各种能力的评价。
2结果
2.1实验班与对照班中基毕业会考成绩结果,如表1。
表1实验班与对照班中基毕业会考成绩结果比较( s)
分类 实验班(n=76) 对照班(n=80) T P
总分 84.22±8.15 79.94±5.92 3.916 P
纯理论 60.68±6.11 58.3±4.40 2.807 P
病案综合题 23.54±3.18 21.58±2.55 4.318 P
由上表可知,实验班与对照班纯理论成绩、病案综合题、总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
2.2学生评价 见表2。
表2学生对中基“病案导入双主教学”法强化实习生各种能力的问卷调查(n=76)
项目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对该教学法在提高自己与患者交流能力方面 68 6 2 97.37
该教学法在提高理解能力方面 65 3 8 89.47
该教学法对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 63 9 4 94.74
该教学法在提高临床疾病基本诊断能力方面 59 8 9 88.16
该教学法在提高分析与综合能力方面 59 9 8 89.47
该教学法在提高临床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方面 63 8 5 93.42
该教学法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方面 66 6 4 94.74
该教学法在提高自己自主学习能力方面 61 9 6 92.11
该教学法在启发临床思维方面 62 7 7 90.79
该教学法在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方面 62 6 8 89.47
由上表可知,对实验班同学的调查资料表明,100%学生赞同病案导入双主教学法,认为可激发学习动机,加深理解,增强记忆,有助于协作精神动手能力的培养,能很好地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自身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3讨论
高职高专的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学习任务繁重,能动性也不高,再加上传统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注入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它因缺乏活力,缺乏时代的气息,不利于培养创新开拓型人才[1]。在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多学生在实习时感觉缚手缚脚,动手动脑能力不强。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在实习前进行中基内容的强化训练既让学生趁热打铁为进入临床实习铺路架桥,又能增加学生的自信,是临床实践的开端。宋述财[2]认为案例教学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21世纪中医药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病案教学将长期以来习惯的“被动学习”过程变成一个“主动学习”过程,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采用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组织自讲等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开阔思路,积极思考,把基础理论更好地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缩短了理论与临床的差距。以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思维能力,以期尽快适应临床。正如某些同学所说,病案教学使他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老师的潜移默化中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培养、提高了他们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让他们终身受益。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医学的价值所在和当医生的成就感,对即将到来的临床实习有种跃跃欲试的期盼。但同时病案教学在运用中也凸现出它的不足,它对老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都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和时间,开展不好会流于形式,影响本门课程知识传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在传授知识的系统性方面也有欠缺,学生也有可能从一两个案例上形成一个概括化认识,也许远远不能说明事物的整体,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过度概括化的现象[3]。因此要不断改进,勇于探索,使病案教学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文敏,黄爱民,晋雯,等.病理学实验课中PBI 教学模式的应用[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5,7(3):296-297.
[2] 宋述财.案例教学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的运用[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6,6(4):344.
《中医内科学》[1]是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与临床学科课程的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到单调、呆板、抽象。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中医内科教研室也在积极探索,给传统的中医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既要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和继承性,又要突出中医特点,体现中医内科学教材的特点,同时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方式,重点突出实践技能,是深化教学改革的趋势。在教学过程采用体验式教学法中,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争强学习动力。
1典型病例分析、认识抽象的理论
教学中,将典型病案进行剖析、辨证、治疗用药以及追踪随访,这些过程比较客观地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将学生从课堂走向临床。例如,讲胃痛时,让学生扮演胃痛的患者,然后和老师在一问一答中使其了解问诊的技巧和流程。在激起学生的求知欲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互相启发在生活中发生胃痛的经历,考虑发生的病因病机以及缓解的处理和生活的调摄,讲解论证和病机等知识点。同时配以生动的课件,形象而生动、直观地冲击学生的视觉、听觉,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课堂走向临床。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是主角,教师是导演,把尽可能多的思考、分析、推断的机会留给学生,使他们处于主动实践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2突出中医教学的实践性特点
实践活动[2]能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所以,在有限的条件下,教师要尽可能将课堂延伸到课外,开展相应实践活动。因此,《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必须理论联系临床实际,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学校要多渠道建立临床实习基地,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临床实践。同时发挥多媒体优势,研制具有中医特色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再通过一些活泼的动画、真实场景、栩栩如生的描述得以实现,调动学生的视觉功能,更有效地使学生参与学习过程,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突出中医教学的临床特点
体验式教学[3]就是在日常教学中为学生设立各种全过程亲身体验、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建构知识。案例教学就是创造情境,让学生进行真实的体验。案例教学是中医教学中的特色之一,通过对一个具体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体验式教学方法。例如讲解眩晕时,先举例:老年男患者,60岁,平素头晕、头痛,面时潮红,心烦易怒,大便干结,腰膝酸软,舌红,少苔,脉弦细数。让学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对该患者进行辨证分析。然后总结分析学生的回答基础上,辨证为肝肾阴亏,阴不制阳,肝阳上亢。治则为滋阴潜阳,即所谓的阳病治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能有机地将中医基础理论的阴阳学说内容联系起来,它能让诊断场景重现,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吸引其注意力而进入医者的角色,引导他们主动思维、主动学习,培养其对中医学的强烈兴趣,激发其对中医药学学习的热情。
4体会
现代教学论在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还强调教学中学生的知识、情感、智能的和谐统一,强调学生在实践中的创新。体验式教学在教学中充分体现了现代教学论的重要思想。体验式教学法的实施质量与教师的观念和素质有密切关系。教师首先要具备各种素质和能力。教师在备课时,以了解和掌握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思维能力为基础,精心制订教学计划,明确任务和分工,精心策划教学活动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这种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实现从传统教学方式到现代教学方式的转变。因此,教师要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是实现体验式教学的根本。同时,还要掌握授课艺术,并且不断提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体验式教学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性和主动作用,使课堂教学不再以单纯的理论知识传授的形式出现,而是将理论化的知识灵活应用于实践当中。这是和传统教学方法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在每节课结束之后,教师要负责引导学生进行概括,指导学生自己完成对学习的知识内容的高度概括,让知识概念化、系统化、综合化,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认识的飞跃,体验了学习的成功,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孟庆云,男,1939年生,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后学习中医。曾执教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北京针灸骨伤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短期)。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第2版副主编、《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中国中医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医理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著有《中医理论渊薮》、《周易文化与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践》、《中国中医药发展50年》、《中医基础理论》等。
健康长寿是人类的期望。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曾有“五福”之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中,寿、康宁、考终命都与健康长寿有关。寿数如何《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故能神与形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左传》说:“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岁,下寿八十。”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据《左传》之论,解释“度百岁”为“谓之一百二十岁也”。他又据五运六气理论,在《玄珠密语’序》中进一步论述道:“人能顺天之五行六气者,可尽天年一百二十岁矣。”说人的天年应该是二个六十年运气周期。《黄帝内经》有关论篇,皆以“中寿”论及人的天年,如《灵枢・天年》说:“故中寿而尽也”,《灵枢・五色》说:“寿必中百岁”,也以中寿百岁通称天年。
底蕴于东方文化的中药医学,把健康长寿作为研究目标,以其独特的生命哲学和实践,形成了理论体系,从古至今,一直为人类的养生保健做出重大贡献
一、中医寿命学说
中华民族素有尊生贵时的传统,医学界和士人,以及儒家、道家乃至释家等,多探讨养生保健之道,对于如何通过养生达到长寿目标的总要领时,各家皆有独到的见解,可称此为寿命学说,主要有4种说法。
1.“养生莫善于习动”的主运动说。早在《周易・乾・象传》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运动健动为天之道,人运动而自强不息。《吕氏春秋》也说:“流水不腐”,古人一直以运动为生命的基本特征。对此,清初四先生之一的颜元,在《言行录》中概括道:“养生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能保持耐力。消除精神紧张疲劳,使脑下垂体释放5-羟色胺,提高睡眠的质量,运动还有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生命在于静养。道家的老子、庄子,都主张“清静无为”,《淮南子。原道训》说:“静而日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黄帝内经》也注重清静,《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清静可以抗衰拒老,拒邪入侵的作用:“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南北朝时代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总结道:“静者寿,躁者天。”静也非绝对的静,可以外静而内动。古人认识到寿命有定数,应该较少损耗,两汉之际的恒谭,在所著的《新论》中提出“人生如蜡烛”,明代郑建有在《昨非庵日篡・颐真》中说:“知节这能久,善藏者有余。”这也是对静养的另一种解释,在静养和减少消耗中,特别强调真气内守,保养肾精。
3.重节奏,贵和谐。中医养生治病讲究天人之和谐,人要与一年四季,一日晨昏同步,要阴阳刚柔及驰张状态和谐。《黄帝内经》中对动静关系,总的概括是“能静能动,得以长生”,这样可以达到顺天避邪。明代祝允明主张养生之养,“养”与“用”也要和谐,他在《读书笔记》中说,“过养则病”。如果此节奏与和谐关系偏颇,就发生阴阳偏盛偏衰,生化大病。
4.生命在于激荡。《周易・太壮・彖》谓:“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传・系辞》也讲“鼓之舞之以尽神”。这由于生命在于静养的观念不同,认为“静极生动”的振荡更有气势,更具生命力而体现生命的价值。古人如李白就强调惊险和气势。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或讲“黄河西来觉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当代有人通过气功实验支持这一说法,宇航员完成航天飞行后,也有焕发生命力的感受。
以上4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各家理论资源都曾被中医学吸收援用,这也展示了中医生命哲学理论的丰富性。据此,中医养生保健也有称为中国养生保健。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色
从理论体系的特点看,可概括为以下5点。
1.就人体观两论,中医学所持的是生生论的人体观,或者说是生生论的整体观。这一点与西方医学讲构成论的整体观大相径庭。生生论认为生命是连续不断壮大的过程,是由不可分割的元气而不断发展。《易传。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日生”,人体具有天地之大德,人体的一小部分不仅具有完整性,而且有大宇宙之信息。《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中医还强调人体系统的不可分割性,《灵枢・营卫生学》说:“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与天地之大宇宙有“通应”关系,而且人体的各局部也有整体的信息,例如《灵枢・五色》篇中指出一个面部有全身五脏六腑信息,中医用这个理论进行脉诊。
2.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生命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存在。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相比之下,西医学着重人体的空间结构,即从解剖学入手研究人体。但是受传统的形神观念和先秦贵时观念的影响,中医学着重以时间审视分析健康和疾病。中医的五脏是脏气发时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人体健康的情况,在一年里有生、长、化、收、藏之别;在一日里,也宛如一年有四时之别;即便是脉,在一年里也有弦、勾、毛、石之应。还注意到年节奏、月节奏与疾病的关系,并把这些知识用于养生治病,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
3.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人体。这也是中国古代中国传统科学的共同特征,这与西方科学从结构人手用公理化方法绝然不同。中医讲脏象,运用脏象思维与五行结合概括了五种脏象,是人体五种功能方式的模式,象也包括现象、意象、发象。在解剖原型的基础上,又有思维、推理和虚拟等因素。于此相同的,经络也是按脏象的构建方式信息道模型。这些模型又包括与自然联系的因素,以及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比较而言,西方科学及西医学的公理化,则从结构出发,解释生理和病理,用以论述健康疾病。
4.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的临床操作体系,乃是人体状态和疾病的不确定性来思考疾病和治疗。《黄帝内经》中两次提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认为人体在不同的时间内状态不同,在疾病的情况下,就更要考虑因时、因地、因人之异,所表现的症候不同,中医学称之为辨证论治。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其理论的形成,与受《周易》的变易思想,强调时间观念和长于运用辨证的逻辑有关。因中医学着眼于疾病的不确定性,故而在整理
临床资料时,重视个案,这一点与西医学的以辨病治疗为主,较多进行群案分析不同,这也体现了中医、西医医生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5.从知识的属性看,中医学以重体验的意会知识为主导。这一点与包括西医学的西方科学以客观知识为主根本不同。意会知识和清晰的客观知识不同,它可以从不连贯的局部的或模糊的所见就能够理解为完整的整体和要害所在。其理解主要靠悟性,又有不可言传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谓“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中国武术、绘画等也都有此特征。英国哲学家麦克尔・伯尔尼(Michael Poanyi)在所著的《个人知识:迈向后批评哲学》一书中,称意会知识比客观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居于主导地位。了解中医学意会知识的属性,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医家一再强调“医者意也”的道理,故尔中医师在指导患者养生保健的训练时,关键是练功者在实践中去领会,以达到“意会则明”。
三、中医养生保健技艺概要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养生可以“宝其生,救其死”,宋代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指出:“人寿可以力移”,可以争夺自然之造化。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说:“命数延保,存乎己”,指出养生应该是个人的主动行为。其目标和要领有以下5端:
1.宝命全形,追求境界
中医养生保健是在中国生命哲学指导下的实践。首先强调“神形全备”,如《庄子・养生主》所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个目标也称“宝命全形”。以意会知识为主的学术,讲究境界,而非客观知识要求指标。在诸多古典名著中,提出了养生可达到真人、圣人、至人、贤人等境界,《庄子。大师宗》说真人是有真知的全真之人,能做到天人合一。《老子・益谦》、《周易・乾・文言》及《庄子・逍遥游》、《庄子・德充符》说圣人是追求天人合一、通晓万物的人。《庄子・逍遥游》和《庄子・德充符》称达到忘我境界、道德完善者为至人。《庄子‘德充符》主贤人德才并美,“久与贤人处则无过”。道德修养也列为养生境界之一。总的说,以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人融入大自然,作为生命的最高境界。
2.防治养一体,修身养性同功
同一种养生保健手段,如医药、武术等,既可用于治病、养生,也可施用为预防。在运用诸种操作手段之时,还强调要注重性格的品德修养,包括培养良好的习惯。儒家重视修身的养生价值。《论语・雍也》谓:“知者乐,仁者寿。”道家注重养性保精,一再告人以节欲。
3.顾护正气,强筋健体,讲究套路
人体正气包括生机(生长力)、抵抗力(免疫功能)、体力、性能力和耐痛苦能力等。它源于先天,增益于后天。在施用养生保健手段时,首先,考虑护持正气,中医创造的一些练功方法,还有补益后天滋育先天之功,发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作用。唐代王士源在《亢仓子・用道篇》指出“导筋骨则形全”,重视锻炼筋骨。中国武术和导引等,重视阴跷脉、冲脉和督脉,以三脉为造化,确有强筋健骨的作用,系统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卓越内容之一。中医在治病时运用套路,能解决很多疑难病的治疗。在养生时,把个个零散招式有机组合起来,形成套路,于是形成各种功法。以系统性为套路的各种功法,不仅能提高练功效益,而且使练功具有艺术性。
4.寓养于乐,与传统文化相通
中国养生手段的书法、绘画、舞蹈、音乐、古琴、奕棋、歌咏、诗词、戏剧、园林,乃至居住环境、桌椅卧床样式等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它们又有共同的要领和规律,都有精、气、神之说,都以守神为上,又都要求遵循规律,讲究“顺天避邪”等。这些传统的内容也都是养生手段,于是养生成为有娱乐和趣味的实践,可谓寓养于乐。
关键词:心律失常;总体原则;中医治则;中西医结合
中图分类号:R541 R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349(2015)03038302
治则,是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是在整体原则和辨证论治精神指导下而制定的治疗疾病的准绳,对临床立法、处方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早在《内经》中就奠定了中医治则治法的理论基础,经过后世历代医家的补充完善,现已成为完善的治疗理论体系。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治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指导着中医临床治疗。在心血管系统疾病中,心律失常是最为严重的病症之一[2]。心律失常是指心脏冲动的起源部位、频率、节律、传导速度与激动次序的异常,可分为快速性和缓慢性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可发生在正常人,但多数发生在心脏病患者。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必须及时处理,否则会危机患者的生命[3]。常见病因包括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及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和内分泌紊乱等多种疾病[4]。中医古籍中并没有心律失常这一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多将其归属于“心悸”“怔忡”“昏厥”“脉结代”等范畴。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病因病机普遍认为是心脏亏虚、血脉瘀滞、瘀而化热。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病因病机目前多认为是心脾肾阳气亏虚,寒湿、痰饮、瘀血之邪阻滞心脉,心脉瘀阻流通不畅[5]。临床上中医药治疗本病越来越凸显优势[6],中医治疗本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治疗有其独到之处,副作用小,疗效显著[7],从中医治则角度探讨心律失常治疗具有现实意义。
心律失常发病可急可慢,病情可轻可重。重则骤然起病,引起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甚至猝死;轻则起始隐匿,不引起症状,或仅有轻度不适。重者需紧急治疗,甚至就地抢救。而轻者则根据患者病情给予不同处理。2013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为普及抢救知识,推动规范治疗,正式了 《心律失常紧急处理专家共识》( 以下简称 《共识》) 。内容基本涵盖临床最常见的 13 种心律失常急诊情况,澄清了常见的诊疗误区,能帮助解决绝大多数临床实际问题。现从中医治则角度分析《共识》中心律失常紧急处理的总体原则。
1 标本缓急
《素问・标本病传论》云:“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与本是相对而言的,在中医学中常用来概括病变过程中矛盾的主次先后关系。掌握疾病的标本,就能分清主次,抓住治疗的关键,有利于从复杂的疾病矛盾中找出和处理其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复杂多变的疾病过程中,常有标本主次的不同,因而治疗上就有先后缓急之分。《共识》中“首先识别和纠正血液动力学障碍”即是体现了这一治则。《共识》指出:心律失常急性期应根据血流动力学状态来决定处理原则。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包括进行性低血压、休克、急性心力衰竭、进行性缺血性胸痛、晕厥、意识障碍等。严重血流动力学障碍者,需立即纠正心律失常。血液动力学相对稳定者,根据临床症状,心律失常性质,选用适当治疗策略,必要时可观察。其中纠正血流动力学障碍,则为急则治其标,标急的情况多出现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的急重、甚或危重症状,或卒病而病情非常严重时;若病情缓和,病势迁延,暂无急重病状的情况下,此时必须着眼于疾病本质的治疗,因标病产生于本病,本病得治,标病自然也随之而去,上述原则中血流动力学相对稳定者,选用适当治疗策略,必要时可观察,则属于缓则治其本。
2 治病求本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治病求本,是指在治疗疾病时,必须辨析出疾病的病因病机,抓住疾病的本质,并针对疾病的本质进行治疗。病因病机是对疾病本质的抽象认识,因其涵盖了病因、病性、病位、邪正关系、机体体质及机体反应性等,因而是疾病本质的概括。故“求本”实际上就是辨清病因病机,确立证候[1]。《共识》中“基础疾病和诱因的纠正与处理”体现了这一治则。在处理心律失常中,对于病因明确者,在紧急纠正心律失常同时应兼顾基础疾病治疗,如由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引起者需重建冠状动脉血运,心力衰竭者尽快改善心功能,药物过量或低血钾引起者要尽快消除诱因。
3 治未病
中医学历来注重预防,早在《内经》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就是预先采取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转变,其包括四个方面: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对应心律失常紧急处理总体原则,则为治疗与预防兼顾。
3.1 未病先防 未病先防是指在未病之前,采取各种措施,做好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在平时注意保养身体,从培养正气,提高机体抗邪能力和防止病邪侵袭两个方面预防疾病的发生。结合临床,对于心衰病人,在大量利尿时要注意补钾,以预防频发室早、室速或者室颤的发生则属于未病先防。
3.2 欲病救萌 《黄帝内经》中提出:“上工救其萌芽”。欲病救萌就是说疾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或者是疾病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微杜渐,防止疾病的发生,这就要求临床医生要谨小慎微、仔细观察。在临床上,对于p波离散度增大的频发房早的病人,提前采取措施以预防房速、房扑或者房颤出现,属于欲病救萌。
3.3 既病防变 既病防变指的是在疾病发生的初始阶段,力求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及传遍。在疾病的过程中,由于邪正斗争的消长,疾病的发展,可能会出现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单纯到复杂的发展变化,早期诊治,其原因就在于疾病的初期,病位较浅,病情多轻,正气未衰,病较易治,因而传变较少。如不及时诊治,病邪就有可能步步深入,使病情愈趋复杂、深重。在心律失常中如出现紊乱性房性心动过速,部分p波因过早发生而不能下传,此时心室率不规则,如不治疗,常进一步发展为房颤,这属于既病防变。
3.4 瘥后防复 瘥后防复按照“调摄为主、治疗为辅”的基本原则,在疾病初愈后,要采取适当的调养方法及保健手段,着力祛除留滞未尽之余邪,恢复机体气血精神、脏腑功能,促使机体完全恢复健康状态,防止疾病的复发。心律失常易复发,在纠正后应采取预防措施,尽力减少复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终止后一般都要使用药物预防发作,在紧急处理后应对心律失常远期治疗有所考虑和建议,某些患者可能需应用口服抗心律失常药物,如有适应证,建议射频消融或起搏治疗,这属于瘥后防复。
4 异病同治
异病同治,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大致相同的证,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它充分体现了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精神。异病同治的基础是证同治亦同,证是决定治疗的关键。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能揭示病变的机制和发展趋势,中医学将其作为确定治法、处方遣药的依据[1]。《共识》中“对心律失常本身的处理”体现了这一治则。“有些心律失常不容易立刻自行终止,但快速心室率会使血液动力学状态恶化或伴有明显症状,如伴有快速心室率的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减慢心室率可稳定病情,缓解症状”。此时不同的心律失常属于异病,而都出现了快速心室率则为相同的证,从而异病同治,减慢心室率,稳定病情。
5 以平为期,中和思维
“平”指不偏不倚,协调适度。“以平为期”是《内经》中提出的治疗理念,是指根据正邪的盛衰,斟酌阴阳之虚实,用相应的方法调整人体机能,以达到平和、协调、稳定的状态。临床上中病即止,要避免用药太过的弊端,亦要避免妄用药物、过伤正气[8]。中和,又称“中庸”“中行”“中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即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的平衡状态;和,是对一切有内在联系的事物进行协调,使之达到和谐状态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中和”这种平衡、和谐、适中、适应等看作是事物内在的最好也是最理想的状态。中医学实践证实,“中和”思想不仅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指导养生防病、诊疗用药都有重要指导意义[1]。对应《共识》中的总体原则,“衡量获益与风险”中,对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应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控制,挽救生命;对非威胁生命的心律失常,需要更多考虑治疗措施的安全性,过度治疗反而可导致新的风险,使病情复杂化。这体现了“以平为期,中和思维”的理念;“急性期抗心律失常药物应用原则”中应用一种静脉抗心律失常药物后疗效不满意,应先审查用药是否规范、剂量是否足够,序贯或联合应用静脉抗心律失常药物易致药物不良反应及促心律失常作用,也体现了上述理念。
6 因人制宜,随证治之
因人制宜,是一条重要的中医治则,是指在遵循辨证论治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病人,选用适宜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中,针对不同的病人,首先要确定用什么方法来解除疾病,不同病人辨证不同,方法不同,应当择优而用。在《共识》“衡量获益与风险”中,在心律失常紧急处理遇到治疗矛盾时,应首先顾及对患者危害较大的方面,而对危害较小的方面处理需谨慎,甚至可观察,采取不使病情复杂化的治疗。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方法,如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但既往有缓慢性心律失常,既要终止心动过速,又要防止心脏停搏,可选食管心房调搏;“急性期抗心律失常药物应用原则”中根据患者基础疾病、心功能状态、心律失常性质选择抗心律失常药物也属于“因人制宜,随证治之”的范围。
中医治则体现在心律失常紧急处理总体原则的各个方面。从中医治则的角度分析心律失常紧急处理的总体原则,可以更好的把握其临床应用方法和意义,对临床上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律失常具有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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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诊断学;教材;7版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633-02
在第8章病性辨证的内容里面有:“病性指病理改变的性质,也就是病理变化的本质属性,或称为病机。由于病性是导致疾病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因而也有称病性为病因者,即审证求因之谓”,这里既说病性是病因,又说病性为病机,显然这里教材谈的病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笔者认为病性辨证中的病性应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在绪论中明确指出:“证只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以及病势所做的病理性概括。”可见辨证的目的就是明确病因、病性、病位、病势,最后作病机性概括。假如证里面病性既是病因,又是病机,那么辨证里面再谈病性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笔者认为病性辨证里的病性应有明确的内容。而不能像教材那样莫衷一是。在绪论中还讲:“辨证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病人的各种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从而对疾病当前的病位与病性等本质作出判断,并概括为完整证名的诊断思维过程”,本章主要是从证的具体病性人手,第9章脏腑辨证正好是从证的具体病位人手,正好从不同侧面来进行辨证,也足以说明本章病性辨证中的病性应有具体内容,不可与病因、病机等混为一谈。那么究竟病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寒热是最具体的性质,虚实也可算是性质,大到阴阳二性,所以如果本章称作病性辨证的话,就应分寒热、虚实、阴阳3节,而不应是教材中的5节内容。六和疫气证候均有或寒或热之性,因此,内容就归为寒热一节。阴阳主要是盛衰,因此,第2节为阴阳盛衰。《中医基础理论》讲人体的物质不外乎气血津液,那么虚实也就主要是人体气血津液的虚和实,这样气血津液的虚实为第3节,教材第1节为辨六证候,这里少辨疫气证候。第2节为辨阴阳崖损证候,少辨阴阳偏盛证候,第3节的辨气血证候与第4节的辨津液证候应合为一节,即第3节气血津液的虚实辨证,至于第5节辨情志证候。由于情志是典型病因,阴阳、虚实、寒热之分不为明确,如果教材设病因辨证的话,当在病因辨证里面讲,不应放在病性辨证来谈。在教材辨六证候的风证里面有:“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善行而数变,常兼夹其他邪气为患”,这里“风为阳邪”之说法不妥,按7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也说“风为阳邪”,但笔者认为凡阴有相对性,寒与热称阴阳,则寒与热相对,虚与实称阴阳,则虚与实相对,那么风如果称为阳邪,其对立的一面称为阴邪应是谁呢?显然难以找到其对立的一面。有人说风易袭阳位,善行而数变,故称阳邪,照此说来脾气主升、主动,脾是否也该称做阳脏呢?显然不能。暑邪只所以称为阳邪,是因为暑有火热之性,有寒作为对立面。湿邪只所以称阴邪,是因为湿与水同出一源,而水澄澈清冷,平时偏寒之性,与热相对,故称作阴邪。燥邪好多教材称为阳邪,可能考虑燥与湿相对,但笔者认为要把六之邪来分阴阳,其参照的标准应当是同一的,即均为寒热,如果各自参照不同的标准,那么分出的阴邪与阳邪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不同的条件阴阳之分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六共同以寒热作为参照标准,由于风自身无偏寒、偏热之性,故笔者认为应无阴阳之分,只有在夏季的风,才可为阳,而在冬季的风就是阴风了。类此,燥邪自身无偏寒、偏热之性,也应无阴阳之分,只有发于初秋气温者,才可为阳燥,也即温燥,而发于深秋气凉者,方可为阴燥,也即凉燥。教材在燥证的临床表现里面有“小便短黄”,应改为“小便短少”。燥性干涩,本身当无阴阳之分,燥伤津液虽可致阴虚发热,但谈燥证还是应无发热之象更妥,否则势必造成燥证与阴虚混淆不清。在气血辨证气滞证的内容里面有;“临床常见的气滞证有肝气郁滞证,胃肠气滞证、肝胃气滞证等。”这与7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所说:“气滞有肺气壅滞、肝气郁滞、脾胃气滞(胃肠气滞)”,其内容有所不同,均谈气滞,究竟以何者为准,甚是让习医者煞费苦心。笔者认为应是两本教材内容完美的结合,则更为准确。在血瘀证的内容里面有:“血瘀证指瘀血内阻,血行不畅,以固定刺痛、肿块、出血、瘀血色脉征为主要表现的证侯”,此说法欠妥,过于片面,只说明了瘀血所导致的血瘀证,而忽略了血液运行迟缓,流行不畅,而导致的血瘀证,应改为:“血液运行迟缓,流行不畅,甚则血液瘀结停滞成积的病理状态,是为血瘀证。”在血瘀证证候分析的内容里面有。形成瘀血的原因”。应改为“形成血瘀的原因”。这里《中医诊断学》教材是在谈血瘀证,而不是在谈瘀血,血瘀与瘀血虽有很多联系,但不可相混淆,从而偷换概念。在津液辨证的内容里面有:“津液亏虚证的临床表现有口、鼻、唇、舌、咽喉、皮肤、大便等干燥,皮肤枯瘪而缺乏弹性,眼球深陷,口渴欲饮水,小便短少而黄,舌红,脉细而数无力等。”这里“小便短少而黄”应改为“小便短少而涩”,“舌红,脉细而数”应改为:“舌质干燥少津,脉细。”则更为合适,津液亏虚与阴虚证有密切的联系,但亦有其本质的区别,津液亏虚即是津液不足的表现,不应当有发热,一旦发热,则称为阴虚,这也即津液亏虚与阴虚的最本质区别,故津液亏虚临床表现尚不应体现虚热的特征。
在第9章脏腑辨证的内容里面有:“早在《内经》中对脏腑辨证已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此说法不妥,最多可以说《内经》已提出了按脏腑进行辨病的观点,因为到汉・张仲景才确立了辨证或脏腑辨证。在脏腑辨证的内容里面还有:“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将脏腑病机理论运用于临床,奠定了脏腑辨证的基础。”应改为:“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将脏腑病机理论运用于临床,奠定了脏腑辨证的基础。”或“《金匮要略》将脏腑病机理论运用于临床。奠定了脏腑辨证的基础。”想必更为合适,因为张仲景本人只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只是宋・林乙依据《金匮玉函要略方论》校正后而形成的《金匮要略》,即便后人均认可《金匮要略》的内容是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内容,但作为教材说:“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似乎也有点欠妥。在心病辨证里面心阳虚证的脉为弱或结代,心脉痹阻瘀阻心脉证的脉为细涩或结代,这里结代脉只在心阳虚与心脉痹阻瘀阻心脉证谈,实在不妥。《伤寒论》有:“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据此推断,其实心血虚、心气虚、心阳虚,甚则包括气滞、血瘀、痰饮等病理产物阻塞,日久均可见脉结代。再依据脉诊一章结代脉主病之内容,笔者分析也应当是如此,因此,心病辨证只在心阳虚证与瘀阻心脉证谈结代脉,势必给学者造成错误理解,误认为只有心阳虚证与瘀阻心脉证可有脉结代,或切脉为结代必然是心阳虚证或瘀阻心脉证,编者之意可能是心阳虚比心气虚重,心气虚不谈脉结代,而心阳虚多脉结代,但是教材是让习医者更加明理中医的,而不应让其走人误区。在肺病辨证的内容里面有“风热犯肺证、肺热炽盛证、痰热壅肺证、风寒犯肺证、寒痰阻肺证”等证型,而惟独未
见寒邪客肺证,百恩不得其解编者之意,想必有肺热炽盛证,肯定应有寒邪客肺证,因为在第s章病性辨证饮证的内容里面就有寒饮停肺证。此外,在肺病辨证的内容里面有“饮停胸胁证”,想必还应当有“饮停心肺证”,因为在第8章病性辨证饮证的内容里面就有饮停肺心证,所以肺病辨证的内容应为十二个证型较为合适,而并非是教材中的十个证型。在肺病辨证寒痰阻肺证的脉象为濡缓或滑,脉濡缓为湿,脉滑虽主痰,但滑脉有数之感,寒痰用脉滑,似乎不合情理,由此可见,寒痰阻肺证的脉象为濡缓或滑,必予以纠正。此外,在寒痰阻肺证的临床表现里面有“恶寒”一症,应改为“畏寒”一词,方妥。“恶寒”是表证的临床表现,而“畏寒”是里证的临床表现,这里寒痰阻肺证是里证,并非表证。类此,还有在肝胆病辨证寒凝肝脉的临床表现有恶寒,也应改为畏寒。在肝胆病辨证肝血虚证的内容里面有“女子以肝为先天”之说,此说欠妥,但不知此说源于何处?笔者认为无论男子或女子,均应以脾为后天而肾为先天,女子由于自身特点,以血为本,而肝藏血又主疏泄,所以肝对女子的月经或孕育等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我们也不可以此而说“女子以肝为先天”。在肾病辨证的内容里面有:“肾病多虚,……,常见肾阳虚、肾虚水泛、肾阴虚、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等证”,这里没有肾气虚证和肾不纳气证,这是一大难点,苦令一些学者难以理解,早在《金匮要略》就有肾气丸治肾气,我们都知道“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既然有其方,必有其法,还必有其证,难道仲景组方为肾气丸,而不治肾气虚证?笔者认为肾气应当指肾的藏精、主水、主纳气功能。当肾的藏精功能不足,则为肾精不足证;当主水功能失常,水液泛滥全身,则为肾虚水泛证;当水液泛流前后二阴,大小便失其常度,则为肾气不固证;当肾不主纳气,由于肾的纳气与肺的呼气关系非常密切,清・林佩琴在《类证治裁・喘症》中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肺的呼吸,一定要依靠肾的摄纳,才能完成,肾不纳气必然肺也不能呼气,因此,肾不纳气证实际就是脏腑兼病辨证内容里面的肺肾气虚证。由以上分析,无论肾虚水泛、肾精不足或肾气不固证,只不过是肾气虚某个方面的描述,其实均是肾气虚,可以说肾虚水泛、肾气不同及肾不纳气均是肾气虚的具体体现,而肾气虚是它们的综合概括,因此,教材没有再单列肾气虚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辨脏腑兼病证候的内容里面有心肾不交证临床表现见“惊悸健忘”的说法,应为“心悸健忘”,则更为准确。在脏腑兼病辨证的内容里面有心肝血虚证,但是没有心肝火旺,我认为还应增加心肝火旺证。
在第11章诊断思路与方法否定性资料的内容里面有:“不恶寒、无汗、口不渴、不发热、二便调、舌淡红等,似为阴性资料,但在某种情况下可起到鉴别、否定诊断的作用。”此说法不妥,这些资料:“不恶寒,无汗、口不渴、不发热、二便调、舌淡红等”,不能简单地说为阴性资料,谈阴性资料,首先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何病或何证,没有针对性,亦只能说“不恶寒,无汗、口不渴、不发热、二便调、舌淡红等”为一般性资料。在常用的诊断思维方法的内容里面有:“归纳法即将患者表现的各种证候,按照辨证的基本要素进行分类归纳,……,从而认识病变的本质。”这里“证候”二字应改为“症候”,方为妥当。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医诊断学》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现已出版了多版教材,7版教材、21世纪规划教材也已问世,甚至还有函授教材、自考教材、学历文凭教材、研究生教材等,可以说称得上教材的市面就达数十种,教材之多,浩如烟海,可见在《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仔细揣摩起来,每一本教材确实都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对教材的发展不应放在量上,而更应看重的就是质上,即教材的建设也应从粗放型实现向集约型的转变,如果我们能把编写诸多教材的人力、物力集中到对一本教材的建设上来,依据学者程度之不同,虽用同一教材,但授课大纲不同,决定不同的取舍,想必这样编写的教材,则更有可读性。不过有人说“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奥理无穷”,其理论自成体系,其概念抽象模糊,所以难免见仁见智,玉石难分,有问题的争议,也是在所难免,本人认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加之人识有限,而学问无穷,但这不能为教材存在问题而开拓理由,如果对教材的认识都不能达到一致,又何谈中医的规范与统一,中医的发展道路又在何方?
(未完,待续)
1.1指标体系的设计方法
在指标体系设计阶段,原则上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核心概念,即“辨证论治”。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通过文献研究、访谈和观察等搜集了相关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提炼出有关临床医师“三基”能力的初步指标体系,随后依据调查结果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调整,形成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的内容
有关临床医师“三基”标准以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中医学》最为权威,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方剂、内外妇儿疾病。结合“三基”的内涵以及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特殊角色,可以将临床医师的“三基”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维度(一级指标):中医药基本“三基”能力和中医药专业“三基”能力。两个一级指标下设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这些指标基本能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见表1)。
2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根据表格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录入SPSS13.0进行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并对数据的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在临床医师使用各种中医药的情况数据统计中剔除了表2中认为中医药“三基”对他们不重要和没有回答该问题的l3位临床医师,并将他们使用中医药的情况分为四个等级:从不=1,偶尔=2,一些=3,经常=4,未答=0,统计各项回答的人数百分比,并对中医药的使用人数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计算(见表3)。有关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的指标体系也分为四个等级来衡量:不可能=-2,有一点可能=-1,可能=+1,很可能=+2,对各项指标进行了算术平均值的统计(见表4)。再次,将有关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影响因素分为四个等级:强烈反对=-2,反对=-1,赞成=+1,完全赞成=+2,整理统计后的数据(见表5)。继续教育是反映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将继续教育按照不可能=一2,不太可能=一1,可能=+1,很可能=+2分为四个等级,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整理后得出(表6)。
3结果
3.1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
首先,本研究假设临床医师的个人因素会引起他们在中医药使用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临床医师的工龄越长,年龄越大,则使用中医药的频率越低;中医科的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频率会大于其他科室的临床医师。但有关的标准差数据显示出临床医师之间的差异不大,同时也验证了以上各表格数据的有效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95%的受试临床医师意识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重要性(非常重要61%,重要34%,表2),其中经常使用的是中药注射液(平均值是3.50)和中成药(平均值是3.43),但是对中药煎剂(平均值是2.77、外用中药为2.14)的使用率相对较低(表3),这说明临床医师虽然重视使用中医药,但类型单一。绝大多数临床医师重视中医药,但数据对比发现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不一定会经常使用这些中医药。在自认为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医师中经常使用中成药的人数仅有占总人数的43%,使用中药注射液的人数仅有41%(见表3),这可能与临床医师对待中医药的态度和自身需求有关,中药注射液和中成药使用技术门槛低,容易使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药物只有在本医院才可以找到,临床医师为了临床需要而不:请记住我站域名得已查找和使用中医药,这说明临床医师对中医药的使用还受到所处环境限制。此次调研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医药的疗效是激发临床医师使用中医药的兴趣所在,他们能适时适量地将中医药理论应用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他们经常将望闻问切用于内科疾病(平均值是1.39),四气五味用于妇科疾病(平均值是0.05),气血津液用于外科疾病(平均值是0.83)。有时临床医师也会使用藏象理论(平均值是0.94),临床医师最常使用的中医药理论是君臣佐使(平均值是1.42见表4),但阴阳五行(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60)、八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43)、理法方药(在内科疾病平均值是-0.73)却极少应用,这说明临床医师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但是面对疾病对如何“辨证论治”却不知所措。临床医师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医药能力一直是有关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师的中医药继续教育主要通过单位培训(平均值是1.46)、网络(平均值是2.99)和自学(平均值是1.57)中医药来获取,但由于途径和学习时间太少,所以中医药继续教育尤其必要(表6)。
3.2临床医师中医药“三基”能力的影响因素
如果临床医师实际参与中医药活动,则他们使用中医药的动机远远大于那些未使用的临床医师。有一些研究认为需要有一些外在动机鼓励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改变他们中医药使用行为(药物说明书、继续教育等)。表5的数据显示,临床医师普遍反映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中医药知识遗忘(平均值是0.94),反映出西医院校中医药教育的失败。客观上,中医药的出现改变了临床医师可以多种选择药物的途径。因此,继续教育应该不是一个阻碍因素,那些抱怨“继续教育”的人可能因为其使用中医药的内在动力不足,更可能是受自身的中医药“三基”能力的限制。另一个限制他们使用中医药的障碍是不懂中药中医术语(平均值是0.42),这也与“三基”能力相关。第三个影响因素是临床医师认为中医药疗效不肯定(平均值是0.45)。
4分析
调查发现,大部分临床医师在使用中医药过程中,常常不是“辨证用药”而是“辨病用药”。“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病的精华所在,同一种病不同证候用药完全不相同,忽略这一点,不但治疗无效果,反而可能导致不良反应。辨证有误则药不对证,会使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更趋严重,王忠山等[2]认为清热解毒中药注射液只能用于“寒证”,龚雯[3]则认为清开灵注射剂属寒凉之药,易伤脾胃,脾胃虚弱者应慎用。中西药联合应用也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因为合并用药可因化学成分、pH值改变使得药理性质改变而引发不良反应。中药与西药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有关中西药物搭配使用的基础研究尚存在许多空白。很多情况下,单独应用某一中药或西药可能不产生毒副反应,但如随意将中西药混合使用可能造成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使用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之下,对于中西药混合使用临床医师应慎之又慎[4]。临床医师尽管因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使用中医药,但由于中医药基础知识的遗忘,继教项目注重内容少,流于形式多,先进性、实用性欠强[5]。宋琪[6]通过对10种常用静脉用中药注射液安全性分析后认为:临床医护人员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使用中药注射液就可以预防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 综合医院充分认识中医药“三基”对临床医师的重要性,在“三基”培训计划和继续教育中增加中医药内容,那么临床医师的中医药“三基”能力将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逐步提高。
“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争由来已久,目前渐成三个学派,现分述如下。
1 “心主神明”派
自《黄帝内经》阐述“心主神明”以来,该理论为历代多数医家所遵从,贯彻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体现于理、法、方、药诸方面,“心主神明”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代医家多继承和遵循该理论,印会河和邓铁涛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明确指出“心主神明”是心脏的重要功能,由于该书是作为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的教材出版发行, 其影响很大并有很高的权威[1]。邓铁涛教授在其《邓铁涛医集》中进一步指出“心脏不仅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以证“心主神明”之说[2]。其后又有诸多学者附和,刘氏认为神明应包括个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和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总属于心,而分属五脏。“心主神明”的确立,其物质基础是心所主之血气,“心主神明”理论充分体现中医学理论整体观念的特色[3]。钟氏认为:从五行学说来看,心神与其他四脏神是平等地位,称之“心一”,另有一个协调控制诸脏之中枢,称之“心二”,“心主神明”是通过“心二”对五脏系统的调控作用而实现的。《内经》所说:“头者,精明之腑”,言头非言脑,而头非脑也,乃指头面诸窍而言。李时珍论辛荑时突起一句“脑为元神之腑”,其“元神”相当于“一部之神”,即“鼻神”也,纵观《本草纲目》,仍主张“心主神明”。“脑主神明” 是因近代神经解剖学的传入而起。因此,“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是源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脑主神明”只是源于西医学的一种观点[4]。迟氏认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是血,若心病无力行血,脑失血养,其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现不同程度的神志病症,轻则眩晕、乏力、健忘和失眠,重则昏迷。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是维持大脑功能正常发挥的先决条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氧耗量占整个机体?20%,葡萄糖耗量占全身总耗量的?17%,若脑缺血缺氧,即可发生精神紊乱,甚至于丧失意识,由此可证“心主神明”[5]。刘氏指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理论,均以《内经》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在复习《内经》有关论述之后可以看出,把脑直指为思维活动场所在《内经》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医林改错》肯定“脑主神明”同时否定“心主神明”的理论,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写成的,用解剖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难以令人信服,反使中医理论面目全非,所以仍应坚持“心主神明”的观点[6]。
2 “脑主神明”派
“脑主神明 ”的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朱氏以为中医学历史上将脑的生理与病理统属于心不妥,应将脑独立为脏,脑主藏神,为身之统帅,与之位相配,开窍于耳,其华在发[7]。程氏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8]。周氏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9]。李氏指出,虽然“心主神明”学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但亦不断受到质疑,从历代有关脑的解剖的相关文献看出,有许多关于“脑主神明”的描述。可见“脑主神明”的理论是有依据的[10]。段氏认为将脑归属于奇恒之腑是不妥当的,因为脑具备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能实的生理特点,应当为脏。将脑的生理功能归属于心十分牵强,心主神明是中医学的一次明显失误,应予以废除,立脑为脏。人体应是六脏六腑,脑主神志,调节言语运动,藏髓,开窍于五官,是控制和调节五脏六腑的决定性脏器[11]。姜氏认为“心主神明”名不副实,其实质是用心来概括脑的功能,不能再以整体观念的理论相互取代,而应明确脑的作用[12]。向氏认为古代医家借用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当时科技水平所决定的。中医藏象学说本身有矛盾之处,这个理论体系长时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已认识到这个封闭的系统模型已不能全面反应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更不能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脑主神明”的理论是对五行学说与脏腑理论密切联系的一次否定,是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口[13]。
3 “心脑共主神明”派
近代医家张锡纯首倡“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后人多有附和。许氏纵观《内经》全篇,发现《内经》中“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共存,上述两种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心主神明”是从脏腑功能调节立论。“脑主神明”是物质场所立论,引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心脏磁场、大脑磁场及“心激素”的研究成果,证明“心脑共主神明”,心调神,脑生神,心在神明的产生和变化中作用更重要[14]。张氏认为心神说形成,是古代哲学对医学影响的结果,并同当时的科学水平直接相关,因为在当时日常生活中,较能直接观察到心脏在生理心理活动中的主要作用,而脑的活动不易为人直接察觉,“心神说”是不科学的,但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是中医整体观念的特色之一。在“脑主神明”不断得到实践经验的证实之下,作者提出,心与肾,一主血脉藏神,一主藏精生髓,心肾相交就是心神与脑髓相互关连的生理机制,倡导以心肾相交理论统一“心神说”和“脑髓说”[15]。张氏认为“心主神明”虽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学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应用价值有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脑主神明”学说的出现是中医学的进步,但立脑斥心,以脑代心是不妥当的。中医的脏腑不能与西医的脏器划等号,两种学说互有缺憾,心脑共主神明,才是体在脑,用在心,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模式有吻合之处,应予以提倡[16]。
4 结语
“心主神明”的理论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贯彻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诸方面,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心主神明”学说形成于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其不当之处越来越为临床工作者所认识。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动辄引用《内经》条文以为根据,其实《内经》作为一本医学学术著作,并非句句真理,若总以经文为依据,则不免有“医八股”之嫌。“心主神明”观点统治中医界?2?000?多年,已成为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予以否认代以“脑主神明”理论,实质上是对中医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应用的否定,这无疑是中医界的“地震”。有人担心中医学理论因此而面目全非,甚至于灭亡。其实这是对中医前途和发展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因为修正不当之处能导致中医的灭亡,那么中医亦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中医理论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所致,对错误观点进行修改,才是真正发扬光大中医学方向;自护其短,强词夺理必然导致中医的灭亡。“心脑共主神明”理论一定程度上调和“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的矛盾,但难以自圆其说,对临床亦没有实际意义。“脑主神明”学说的兴起,除受西医的影响之外,同临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有人一再将“脑主神明”理论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受西医神经学解剖学影响,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正是临床实践需要才是“脑主神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但“脑主神明” 学说目前还只停留在初步形成阶段,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说还有很多差距。不但要在理论上加强研究,更重要的是落实于临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脑主神明”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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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向德鸿.试论脑主神明[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1998,14(8):2
[14]许国振.心脑共主神明论[J].新中医,1991(10):6
[关键词] 中医药基础理论;经络脏腑;脏象;中药药性;超分子;化学;物质基础;方证关联;中药;中药复方;气析;中医药现代化
[收稿日期] 2013-06-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073142,81173558,81270055);国家博士点基金项目(20124323110002);湖南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11JJ2055);湖南省教育厅十二五药学重点学科项目
[通信作者] 贺福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药理学、中药药剂学、中医药超分子机制及数理特征化研究工作,Tel:(0731)5381372,E-mail:
超分子化学(supramolecular chemistry)根源于配位化学,有人称之为广义配位化学(generalized coordination chemistry),是30多年来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紧密相关,是当代最前沿的化学研究领域之一。这个领域起源于碱金属阳离子被天然和人工合成的大环和多环配体,即冠醚和穴醚的选择性结合。1967年C J Pederson报道了冠醚配位性能的发现,揭开了超分子化学发展的序幕。1973年,D J Cram基于在大环配体与金属或有机分子络合化学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以配体(受体)为主体,以络合物(底物)为客体的主客体化学。超分子化学概念和术语是1978年J M lehn模拟蛋白质螺旋结构自组装体的研究内容而引进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大环与主客体化学而进入了所谓“分子工程”领域,即在分子水平上制造有一定结构的分子聚集体而起到一定的特殊性质的工程,并进一步提出了超分子化学即“超越分子的化学”的概念。“基于共价键存在着分子化学领域,基于分子组装体和分子间键而存在着超分子化学”是对分子与超分子化学的中肯诠释。自从1987年Pederson,Cram和Lehn因为对超分子化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以来,超分子化学便蜚声世界,受到了科学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1]。
分子化学是原子之间通过化学键作用形成分子,是以分子为研究对象的化学,可称为特征化学;而超分子化学是以多种弱相互作用力而非化学键为基础,是由多个分子通过这种弱的分子间非共价键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化学,和原子间由化学键作用而形成分子的化学不同,超分子化学是研究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科学,也可以称为表观化学[2-3]。
超分子化合物是由主体分子和一个或多个客体分子之间通过非共价键作用而形成的复杂而有组织的化学体系。主体通常是富电子的分子,可以作为电子给体,如碱、阴离子、亲核体等;客体是缺电子的分子,可作为电子受体,如酸、阳离子、亲电体等。超分子体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是经典的配位键,而是分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即氢键、主客体作用、静电作用、π-π堆积作用等,其键能大约为共价键的5%~10%,且具有累加性,但形成的基础是相同的,都是分子间的协同和空间的互补,因此可以认为,超分子化学是配位化学概念的扩展。
中医药基础理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同疾病临床斗争的结晶,其正确性与科学性不容置疑。众所周知,中医药理论是建立在对人体有序的多分子群作用基础上的宏观规律表征,长期以来大家多是从宏观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对于能否从微观物质基础层面找到诠释物质基础多持否认的态度,并且认为这是中医药理论区别于西医的固有特点,这些观点容易强化“中医药不存在微观物质属性”的观点。这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中医药长期的宏观思维阻碍了以体现中医药理论为核心的微观物质的寻找,从思想上固执地认为找不到,也不想怎么找到,这多体现在中医药院校的人才思维之中;二是长期寻找无果,由于对现代非医学科学缺乏系统而精心的学习,没有找准现代非医学科学理论,只牵强附会地将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凑合,多借助现代科学仪器设备从“静态”的角度进行人体观察,却试图找到能反映宏观“动态”中医药理论的微观物质基础,其结果注定要失败,这多体现在非中医药院校的人才思维之中。由于中医药理论的微观物质运行规律长期不明,累遭非中医人士的诟病,因此能否从微观层面找到中医药理论化学作用的本质规律是能否诠释中医药理论并为现代社会所接受(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的关键,长期萦绕在作者心头。近年作者在研究网络药理学的成分群与网络靶点的作用规律、在研究中药“穴药”法归经理论、在研究单成分的构效关系时,首次接触到了超分子化学,发现两者有天然渊源关系,这种大小分子群间作用的印迹模板(钥匙)关系理论正是整合人体“海洋般”分子群相互作用而表现出的宏观规律,阐述中医药理论的“不二法门”理论。因此,本文先从超分子化学的研究现状入手,然后与中医的经络脏腑理论与中药药性理论结合,剖析人体大小分子群作用的超分子运行规律,证明能从微观物质作用规律层面上勾画出中医药基础理论,据此可提出中医药基础理论微观与宏观现代化的途径与框架图。
1 超分子化学的研究现状
1.1 超分子化学研究的3个阶段
超分子化学研究经过了主客体化学、分子识别化学和自组装化学3个发展阶段。主客体化学是以主体洞穴包裹客体小分子而形成超分子,为超分子研究的起初阶段,只追求特异的非化学键组成的超分子特异性结构;分子识别化学与医学有历史渊源,早源于免疫学的抗体与抗原识别化学,抗体依抗原表面决定簇识别而合成抗体,两者结合可形成巨大的超分子;自组装化学是基于既有氢键供体又有氢键受体的易形成氢键的分子,或基于既有电子供体又有电子受体的易形成传荷络合物分子,当这种分子以特定的结构存在时会自组装成高分子聚合物。当然,这3个过程不是严格的顺承关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关联的。例如,在模拟细胞膜的研究中,超分子化学家就同时运用了主客体化学和超分子自组装化学的知识和手段。荷兰的Reinhoudt率先提出了分子印刷板(molecular-printboard)的新概念[4],即将修饰有主体分子(自组装单分子层)的表面作为分子印刷板。这种富集了大量主体分子的表面像自然界的细胞膜一样具有表面识别位点,在这种表面上,客体分子通过超分子相互作用可以有效定位。由超分子化学研究的3个阶段可知,其理论将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的解释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2 超分子中的主要主体化合物
超分子的主体化合物是指构成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的化合物,其中潜在特异的可结合的模板分子,两者为钥锁关系。在超分子化学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主体分子被发现或者合成,目前经典的超分子化学中的主体化合物如下。
1.2.1 冠醚配合物 这是最早发现和研究的化学超分子物质。冠醚一般是具有(CH2CH2X)重复结构单元的大环化合物,其中X代表杂原子。从环上所含杂原子来看,冠醚化学己从最初的全氧冠醚发展到硫、硒、氮、磷、砷、硅、锗和锡等杂冠醚。冠醚化合物都具有确定的大环结构,不像一般非环配体那样,只是在形成金属配合物时才形成环[5]。
1.2.2 环糊精和环糊精包合物 环糊精(cyclodextrin,CD)也称作环聚葡萄糖,是由若干D-吡喃葡萄糖单元环状排列而成的一组低聚糖的总称。它具有圆筒状疏水性内腔和亲水性外沿,与柔性的开链类似物相比具有特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Villiers于1891年通过用酶降解淀粉发现了环糊精并分离出来,1904年Scharidinerge表征它们为环状低聚糖,1938年Freudenberg等把它们描述成吡喃葡萄糖单元通过α-1,4-糖苷键连接构成的大环化合物。迄今为止,己有不少专著与若干长篇综述、多于1 400个以上的专利和数以千计的文章描述环糊精及其包合物的结构、性质和应用。在药剂学上已有广泛的应用,多采用β-环糊精。含有环糊精结构的自组装体己经被应用到分子识别[6]、药物输运[7]、超分子凝胶[8]和微反应器等领域。我国著名化学家徐光宪院士曾经特别指出环糊精超分子科学是21世纪化学领域11个突破口之一[9]。
1.2.3 杯芳烃 杯芳烃是一类对位烷基苯酚通过亚甲基在酚羟基邻位连接而构成的一类大环化合物,是酚醛树脂缩合的环状化合物。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40年代Zinke等用对叔丁基苯酚和甲醛在氢氧化钠存在下加热得到的由对叔丁基苯酚结构单元和亚甲基交替连接的四聚体。该化合物的分子模型表明它的形状像一个杯子或花瓶,故称之为杯芳烃。在杯芳烃p-tert-butylcalix(n)-arene的杯状结构底部紧密而有规律地排列着n个酚羟基,而杯状结构的上部具有疏水性的空穴。前者鳌合和输送阳离子,后者则能与中性分子形成配合物。由于杯芳烃的这种独特的结构,离子和中性分子均可作为其形成配合物的客体。
1.2.4 瓜环 瓜环是一类由n个甘脲单元和 2n个亚甲基桥联起来的大环化合物,具有刚性疏水性穴腔及亲水性端口的特殊结构,与客体作用后有可能改变客体物质的理化性质,使得瓜环成为超分子化学的重要主体之一。瓜环作为一种潜在的药物运转、缓释或控释载体,药物与瓜环作用后,可显著地改变药物性质。瓜环是继冠醚、环糊精和杯芳烃等大环化合物之后的一类新型大环化合物[10-11]。
1.2.5 其他类型的大环化合物 ①葫芦脲:由尿素、乙二醛和甲醛之间的简单反应获得的大环化合物[12]。葫芦脲与环糊精或其他大环化合物相比,其另一特征是具有更加刚性的结构;②卟啉和酞菁:卟啉是在卟吩环上拥有取代基的一类大环化合物的总称。卟吩是由4个吡咯环和4个次甲基桥联起来的大π共轭体系;卟吩分子中4个吡咯环的8个β位和4个中位的氢原子均可被其他基团所取代,生成各种各样的卟吩衍生物,即卟啉。酞菁是与卟啉结构相近的大环化合物。卟吩环“中位”上的碳原子被氮原子取代即为酞菁。环上未曾和氢结合的氮原子可以接受2个质子,形成正二价离子;已和氢结合的氮原子又能给出2个质子,形成负二价的离子,而同正价的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卟啉和酞菁阴离子对过渡金属离子有很强的配位能力[13];③环肽:环肽是以多个氨基酸的肽键构成的环状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已报道的环肽大多来自于海棉状和海洋中的节肢动物等低等生物中,实际上环肽和类环肽也广泛存在于微生物、真菌、藻类和高等植物,并在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此,还有杂多酸类、多胺类、树状、液晶类等超分子化合物[14]。
1.2.6 人体巨复超分子体 首先人体内的单分子、超分子通过自组织、自组装、自识别与自复制组成一定功能的超分子,在众多小分子模板基础上进行超分子主体结构的合成,如参与的各种生化代谢反应酶合成、基于氨基酸的蛋白质合成、基于葡萄糖的肝糖元合成,基于核苷酸的DNA,RNA合成等。这此合成的超分子主体又以亚单位合成巨大功能性超分子主体,众多功能性巨大超分子主体组成细胞器,众多细胞器构成细胞,然后通过自我复制分化成各种功能类型的细胞,再联接形成器官组织,最终构成整个人体。在这个多级的超分子主体生成过程,母体超分子保留了子体超分子的印迹模板,因此人体就是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印迹模板,按一定的空间孔穴通道结构进行联接所形成的巨复超分子体。
1.3 超分子的结构与作用的主要特征
1.3.1 超分子结构的主要特征 由上述的主体化合物可知超分子结构特征有:①超分子是主体与客体两部分分子组成的非成键化合物,可以结合也可以脱离,主客体分子存在一定的分子构象关系,两者结合程度由构象决定;②主体分子中存在一定形状的孔穴,容纳与孔穴模板相同或相似小分子,不相同或不相似的小分子难能进入孔穴或结合不紧,两者存在钥锁关系;③超分子主体之间可结合形成更大的超分子主体化合物; ④主体分子可以环合生成封闭孔穴,也可非环合聚合成开放孔穴,以螺旋状、片状、胶束、纳米囊、聚合亚单、细胞器及细胞等各种形式,由小分子到大分子形成各种超分子聚集主体;细胞是庞大超分子聚集主体体系,人体更是巨复超分子聚集主体体系,包含了从单分子到各种超分子聚集体的通道结构与印迹模板;⑤各种层次的超分子主体化合物以特定的孔穴模板相连,形成经络脏腑,组织器管,能与相一致的模板小分子进行作用;⑥超分子的主体与客体结合后形成的超分子,会改变主客体分子的性质,宏观上会表现出小分子在主体分子中的迁移、理化性质的各向异性,同时主体分子的理化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1.3.2 超分子作用的主要特征 具有分子间的自组织、自组装、自识别和自复制。
自组织:分子自组织通常指许多相同的分子,由于分子间力的协同作用而自动组织起来,形成有一定结构但数目可以多少不等的多分子聚集体,有以下特点:①包括在空间上或时间上都表现出自发的有序性体系;②包括空间结构和平衡结构和非平衡的结构两者的瞬间动力学的有序性,结构的有序性,结合的非线性化学过程的有序性及能量流动和时间方向上的有序性;③仅仅限于非共价键的超分子层次;④多组分在分子组分间由分子识别或在动力学过程中产生特殊相互作用,表现出超分子的自组织和长程有序性,从而形成多分子有序体。简而言之,就是越有序,组织性越好。如分子层、分子晶、体膜、液晶、胶束、胶体、细胞器、细胞等都是自组织的有序体,人体更是自组织的有序体。
自组装:自然界中存在众多的自组装作用,在生物过程中,基质和蛋白质受体的结合,酶反应中的锁钥关系,蛋白质-蛋白质络合物的组装,免疫抗体抗原的结合,分子间遗传密码的读码翻译和转录,神经递素诱发信号等。自组装体包含了①分子识别:主体有选择性地识别客体并以某种方式与客体配位形成化合物。②分子催化:自组装的超分子配合物具有反应性和催化作用,体现高效能、高选择性。生物体内的氧化、还原、酰基转移、β-消除、C-C键形成及断裂等可在特定的酶中进行[15]。③分子转移:组装后的超分子常能促进光子、电子或离子的传递。
自识别:分子在自组装过程会产生自识别。这是在主客体体系中,主体有选择性地识别客体并以适宜的形式形成主客体化合物,亦超分子体系,与没有相互作用的主体和客体的混合物相比,这种超分子体系体现出不同的特性。主体识别各种客体的主要方式有与主体空穴的大小形状匹配、配位点特性及数目、配体种类与数目、电荷强弱等。
自复制:超分子的自复制作用就相当于DNA 的自复制。对于后者,首先是DNA 双螺旋的两辫拆开,两根母辫即形成模板,它们的复制原理是一样的。
1.4 超分子的研究与检测手段
现阶段超分子化学的目标主要集中于超分子形成中的机制及应用研究,如确定分子间作用力的协同;研究分子识别与位点识别的机制与过程;研究不同结构层次的组装体、组装过程及组装方法,尤其是生物活性体系及低维体系的组装,自然界的自组装,以及超分子体系中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
由于主客体分子间包合作用力的主要来源是分子间存在的范德华力、疏水作用力及氢键作用力等,超分子体系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研究目前常用的方法有量子化学和统计热力学2种。量子化学方法主要在电子结构水平上准确地研究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力,可望在深层次的理论水平上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16],用于超分子体系弱相互作用力研究的量子化学方法有abinitio,HF,SCF,MP,DFT等方法。热力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超分子中的主客体作用的形成随着温度变化的重要的热力学参数。主要主体分子、客体分子与超分子的自由能变(ΔGsup)和平衡常数Ksup,可用热力学的方法研究过程的状态函数变量[17]。用 Schneid提出的成对作用的自由能线性估算方法进行超分子自由能变(ΔGsup)的研究,可得到较满意的结果。
实验方法有多种形式,用谱学方法研究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已成为实验研究的主要手段。红外光谱法:形成了超分子体系时,相互作用部位或基团伸缩振动受到影响,从而吸收峰频率发生一系列的位移,根据位移可对超分子体系间选择性作用力作半定量研究;核磁共振法:形成超分子体系时,选择性部位原子的化学环境发生变化,根据化学位移发生变化的值可研究超分子体系的弱相互作用。分子散射法:对于简单超分子体系给出精确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势函数,根据散射数据可以确定超分子体系的弱相互作用,但对复杂超分子体系无能为力;X 射线单晶衍射法:则可通过键长及键角直观地确定超分子体系的弱相互作用力,另外还有色谱法和生成热测定法。其余研究超分子化学的手段也很多,例如可见光谱和荧光光谱、圆二色光谱、电位法和色谱法等[18-21]。
1.5 超分子药物与应用
1.5.1 超分子药物研究 在药物制备、合成与发现中超分子化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①超分子动态组合化学用于药物发现:以酶、受体型蛋白等作为模板加入到动态组合库中,库中与之最有亲和力的成分就被放大,而与之无作用的成分将减少。这些放大的成分是该库中最有可能成为先导化合物的成分。②超分子载体用于药物合成:在多相合成药物时,可采用金属超分子载体形式将金属催化剂由水相转移到有机相而促进药物的合成。③包合型超分子药物制备:将主体分子包合客体药物分子制成超分子包合物,形成分子胶囊可改良药物的水溶性与稳定性。目前,多采用环糊精作为主体分子包合亲脂性药物以增加其生物利用度。如采用β-环糊精包合物包合大蒜素[22]、苯佐卡因[23]。利用环糊精制备结肠、脑、特殊细胞靶向给药系统[24]。还可用来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降低药物的刺激性与毒副作用等[25]。④印迹模板技术用于药物分离:先将被分离的物质作为模板分子与高分子材料进行聚合,然后水解释放模板药物分子。
超分子化学药物可能改变药物的稳定性和在人体的传送机制,即改进药物在体内的膜运输,使药物达到特定的作用靶点,提高和特异靶点结合的能力,提高药物的有效利用度,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因此可能开发出具有新的结构、药理、药效和剂型的药物。
1.5.2 超分子药物 对超分子药物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以下几类①抗癌超分子药物:基于卟啉及唑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及抗癌活性[26],如替加氟和硝基咪唑类卟啉[27]。替加氟修饰的卟啉化合物对肝癌细胞 SMCC-7721、结肠癌Volo细胞的体外抑瘤有较好活性。②抗炎镇痛类超分子药物:如将阿司匹林、 烟酰胺与锌离子形成的络合物超分子佛立沙后,不仅改善了阿司匹林的胃肠道刺激性,还有效地提高了其镇痛抗炎作用[28]。锌(II)-巴氯芬络合物超分子的止痛活性也强于其母体药物[29]。③抗疟类超分子药物:将青蒿素与环糊精制成络合物超分子,水溶性得到了很大改善,其口服生物利用度得到了提高。还有二茂铁喹是含二茂铁结构的抗疟类络合物,可以长期稳定的在生物体内表现出抗疟活性,已成为抗疟类候选药物[30]。 ④抗菌类超分子药物:将过渡金属与抗生素或其他潜在抗菌化合物形成的络合物大部分具有比配体本身更好的抗菌活性,如将喹诺酮类、磺胺类、席夫碱类、缩氨硫脲类和大环类与过渡金属Au(I),Ag(Ⅰ),Pd(Ⅱ)等生成超分子,从这些络合物超分子中筛选出了良好抗菌活性的药物分子。⑤抗结核类超分子药物:异烟肼是一个良好的金属离子螯合剂,能与锰(Ⅱ),钴(Ⅱ),镍(Ⅱ),铜(Ⅱ),锌(Ⅱ),镉(Ⅱ),铅(Ⅱ)及稀土等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络合物,研究发现将异烟肼及其衍生物制成络合物超分子可提高其脂溶性[31-32],增强其抗结核作用。⑥心血管系统的超分子药物:将硝苯地平、尼群地平、卡托普利、尼卡地平和尼莫地平制成β-CD或HP-β-CD包结络合物,可有效提高该类药物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溶解性等。将硝苯地平分别用2-HP-β-CD和羟丙基纤维素制成双层片剂,可通过调节二者比例来满足不同释药速率要求[33]。
由上可知,目前的超分子药物多为过渡态金属络合物和β-CD的包合物两大类,多以化学药物的形式研究报批,总体研究层次不高,作为中药及复方制剂的化学成分存在天然的超分子形式,并且中药本身就是生物体的模板分子产物,具有与人体共模板的生物相容性,因此作为超分子的中药药物的研究更有广阔的空间。
2 生物体内、中药超分子存在形式及超分子现象
超分子化学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生物体系,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绿素是卟啉环的镁络合物超分子;血红蛋白吸收和运载氧的血红素是卟啉环的铁络合物超分子等。在生物体内,超分子的主体是各种酶、受体、基因、免疫系统的抗体和离子载体的接受位点等,客体是底物、抑制剂、抗原或者药物等。主客分子的共同协作用是产生生命现象的基础,因此可以说生命体系是一个巨复的生物超分子体系[34-35]。
2.1 糖类
可以分为单糖类、低聚糖和多聚糖类及其衍生物,有均多糖与杂多糖之分。高聚糖类的螺旋结构是开环的主体分子,可与小分子形成超分子,如淀粉与碘呈蓝色;环糊精是由5~7个葡萄糖而成的闭环聚合主体分子,可与很多分子量较小的药物形成超分子,改善药物的不良水溶性与稳定性;氨基糖类也是很好的细胞间质连接物,与脂肪、蛋白质构成细胞间孔穴通道,是构成中医经络脏腑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糖类又是很好的氢供体与受体,分子间可相互作用、结合及自组装形成超分子体系;单糖也可作为客体分子与其他的主体分子结合形成超分子体系;而多糖则可以作为主体分子包合其他中药成分构成超分子体系。由于糖类的普遍存性,研究糖类的超分子形式对解释人体的经络脏腑现象有重大作用。
2.2 氨基酸、蛋白质类
自然界中各种形式的氨基酸300左右,但能以肽键形成蛋白质的为20种,均为α-氨基酸。蛋白质是超分子主体最好的表现形式。常现的酶类及催化作用,抗体抗原反应,受体、转运体及各种离子通道均能发现超分子物质及能寻找到超分子作用踪影。蛋白质的螺旋、β-片层及四级结构形式是形成天然超分子体最杰出的代表。与糖类一样,蛋白质普遍存在,因此蛋白质的超分子形式对解释人体内经络脏腑现象具有更加重大意义。
2.3 核苷酸及DNA类
生物体的遗传信息靠核苷酸顺序结构产物DNA贮存,构成DNA的核苷酸双螺旋结构本身就是超分子物质。在DNA,RNA的合成及基于RNA信息合成蛋白质均是以超分子形式而发生作用。
2.4 苷类
苷类是糖或糖的衍生物与非糖物质(称为苷元或配基)通过糖的端基碳原子连接而成的化合物,也是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天然产物。根据其结构中苷元、糖或糖的衍生物的存在形式,可自身结合形成各种形式的超分子,如甾醇类与甾体皂苷形成的分子复合物,金属离子与苷元的酚羟基、羧基形成的络合物,多电子苷与缺电子苷形成的传荷络合物等;同时也可与体内的大分子主体形成超分子化合物。
2.4.1 醌及苷类 这是一类分子中具有醌式结构的化合物,分子中多具有酚羟基,有一定的酸性。醌类为缺电子基团,可与供电子基团,如酚、苯胺形成传荷络合物,如氢醌复合物;也可与β-环糊精(β-CD)衍生物形成包合物,同样可被多糖螺旋形成包合物;也可与空轨道的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也易与酰胺键形成氢健络合物;也可与蛋白质形成氢键络合物等超分子。
2.4.2 香豆素及苷类 其基本骨架可视为由邻羟基桂皮酸形成的内酯,在稀碱溶液中内酯环可水解开环,生成能溶于水的顺邻羟桂皮酸的盐,加酸后可环合成为原来的内酯。主要与多糖、蛋白质等主体分子形成超分子。
2.4.3 木脂素及苷类 这为苯丙素的二聚体,本类化合物可作为客体分子与多糖、蛋白质主体分子结合形成超分子。
2.4.4 黄酮类 泛指具有2个苯环通过中间三碳链相互联结而成的一类化学成分。为多电子供体,可与空轨道的金属离子、氢键受体、电子受体等形成超分子;也可作为客体分子与多糖、蛋白质主体分子结合形成超分子体系。
2.5 萜类和挥发油
萜类和挥发油由异戊二烯单位构成,分单萜、倍半萜、二萜等。根据其结构不同形成超分子能力相差很大。大多可作客体分子与β-环糊精孔穴分子形成包合分子;也可自身聚合成树脂,也可形成分子复合物;也可形成低共熔物;也可与吐温等表面活性剂形成氢键复合物与传荷络合物,也可作为客体分子与多糖、蛋白质主体分子结合形成超分子体系。
2.6 生物碱
生物碱是一类存在于生物体内的含氮有机化合物,结构复杂而多样。可作为客体小分子被包合成超分子;在酸性条件下可与重金属、有机酸、多电子基团形成复合物;与鞣质结合形成超分子;环肽类大分子可作为主体分子包合其它成分形成超分子,因此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结构的生物碱可能形成不同形式的超分子,因此生物碱应是形成各种超分子物质较为丰富的一类化合物,加上它富有强大的生物活性,因此研究生物碱各种形式的超分子对阐明中医药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2.7 甾体类
甾体类是一类结构中具有环戊烷骈多氢菲甾核的化合物。可作为客分子进行包合,另外最重要的是β-甾醇类形成有机分子复合物超分子。
2.8 三萜类
三萜类是一类基本骨架由30个碳原子组成的萜类化合物。可作为客分子、氢或电子供受体形成超分子复合物,也可作为客体分子与多糖、蛋白质主体分子结合形成超分子体系。与糖结合形成皂苷具有表面活性作用,自已可以聚合成胶束形成超分子。
2.9 鞣质
鞣质是一类复杂的多元酚类化合物的总称,可与蛋白质结合形成致密、柔韧、不易腐败又难透水的超分子化合物;也可与生物碱复合生成超分子;同时自身聚合生成鞣红超分子;还可与重金属盐如醋酸铅、醋酸铜等产生超分子沉淀。因此鞣质是中药成分中最易生成超分子的一类物质。
由上可知生命体及中药中各种成分均可以以主体或客体形成超分子,是研究超分子化学,阐明生命现象的最好载体材料。
3 具有超分子载体特性的生物体决定了超分子化学对阐明中医药理论科学内涵的特殊影响
诚如前述作为生物体的人体与中药可以看成是一个由单分子、超分子、聚合超分子及巨复超分子构成的复杂体系。在由小分子构成整个人体有序超分子过程中,其超分子主体保留了客体小分子的印迹模板,形成孔穴通道结构与外界发生化学反应,进行物质能量联系,否则生命现象难以为继。当人体的各类小分子在心脏搏血功能的推动下,人体各组织器官的主体分子对客体小分子表现出机体结构的各向异性作用,亦“气析”现象。水为洗脱剂,溶于水的各类客体分子与组织器官主体分子的孔穴通道产生印迹作用,包括“分子筛、离子交换、吸附、分配与亲合色谱”的各种形式,体现出“印迹模板”特征的“气析”(由于这种作用是产生中医气的本源,并且各组织器官能能象色谱学那样区别客体分子,故定义为“气析”)现象,亦经络脏腑现象。其结果是与组织器官“印迹模板”相吻合的分子产生作用,而不吻合的分子就难产生作用。因此,中医经络脏腑理论正是对人体众多大小分子群在血液流动下所表现出各种 “印迹模板”形式的超分子印迹作用规律高度总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印迹模板”分子通道结构便构成了经络脏腑;通过通道结构与外界机体子体小分子作用就形成了脏象;具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印迹模板”中药分子便构成了中药有效成分;中药有效成分与经络脏腑的印迹作用便形成了中药药性理论和功效[36];中药复方配伍又能显著性地改变这一超分子印迹作用规律,由此便形成了中医药的“理、法、方、药”基础理论的微观物质基石。
诚如上述分析,人体各个脏器与血液中的各类成分作用的选择性或偏向性,用现在的化学语言表述为分子间作用的结构因素的各向异性,亦超分子钥锁关系;而宏观上就是几千年来中医药总结出来的临床用药的药性理论。其实这种类似的作用在单分子药物与靶点的构效关系研究中已有表述,也很容易用超分子的自组织、自组装、自识别与自复制解释,但由于中医药研究者没有将其归纳总结上升到分子群间的超分子印迹作用规律,以超分子化学解释罢了。
由于与生物体具有自然渊源的中药及复方成分必然是这个巨大的超分子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医药基础理论正是这种形形的各种形式的超分子共同作用的宏观现象。因此超分子化学在阐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所蕴藏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现代科学理论所无与伦比的。据目前仅有的超分子化学知识,对中医基础理论可作初步解释如下。
3.1 经络及现象
经络的宏观属性已为大量的针灸临床治病实践所证实,但微观属性却没有完全阐明。据目前研究结果,对经络认识有:①神经系统观;②广义的经络观;③生化物质观,代表性观点有P物质的观点,细胞外基质的观点,钙离子(Ca2+)富集观点;④经络的生物物理学特性研究,表明声传播的高振声、低频声和声信号循经性,电传导的低电阻、高电容、良导络性[37],体表红外线热辐射轨迹的循经性,体表发光强度与对称的循经性,磁振动线的循经性,图象扫描(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的透射扫描图象和发射扫描图象的融合技术显示出示踪迹循经迁移线在体内的三维断层图像及立体透视图像[38])。古人采用内视的方法观察经络的走向。据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经络的组织形态学位置至今仍在肉眼观察能力之外,没有一种公认的学说进行解释,但大量的临床与科学实验表明,人体经络及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将目前的经络研究结果与人体超分子化学结合,由超分子的自组织、自组装、自识别与自复制的性质可以推断人体特定模板分子孔穴通道结构,亦经络的必然存在。因此人体经络的微观物质基础是:基于细胞内外巨型超分子主体物质的一定“印迹模板”分子孔穴空间有序排列通道结构;而经络现象是:基于这一通道的体内“印迹模板”分子在心脏搏血作用下,按“气析”所表现出的印迹宏观作用现象,体现出各组织器官“印迹模板”通道的各向异性。根据主体通道结构与客体“印迹模板”分子的钥锁对应关系,具特定通道结构的经络必然体现与客体“印迹模板”分子相一致的光、电、磁、热等效应。由此推知,与十四经络一致,人体的主体“印迹模板”孔穴通道大体上为14种模式,而这种微观的“印迹模板”分子孔穴通道相互混杂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散布于各个实体脏器之中,因此相互干扰大,同时经络中的客体小分子受当时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不同而变化,因此采用目前的“静态”的观察方法是很难发现其踪迹的,但如果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超分子化学研究方法,定能找到“蛛丝马迹”,本团队现已展开了各脏器的体外印迹吸附动力学实验研究工作,结果初步验证上述假说。
3.2 脏腑理论
如果经络的微观物质基础及现象得以阐明,则中医的脏腑理论自出。心、肝、肺、脾、肾脏象系统为与心、肝、肺、脾、肾经络相似的超分子主体“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构,但可能更规则,更集中。同样六腑也与相应的经络有相似超分子主体“印迹模板”孔穴通道结构。脏腑所体现的脏象与功能也与超分子主体孔穴通道印迹作用相关,是血液中客体分子物质与组织器官主体分子“气析”作用的结果。由于五脏、六腑有各自的超分子主体物质孔穴通道,且相互混存重叠,只是在各脏器中的比例大小不同而已,所以不能用简单的西医形态学的研究来发现经络脏象,按目前西医的实体解剖器官来阐明中医药理论是行不通的。因此,对于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只能基于超分子化学,以经络脏腑与各分子所表现出的“共“印迹模板”气析”规律的研究为核心,建立人体内超分子孔穴通道、“印迹模板”、迁移规律、微观物质与宏观现象关联的新分析方法才能揭示中医药作用规律。其中小分子对经络脏腑孔穴通道的“印迹模板”规律,也就是各经络的标准“印迹模板分子”的研究尤为重要,也最为困难。
3.3 气的物质特征
中医所述气抽象而不好解释,但根据经络的微观物质基础及产生脏象的超分子印迹作用原理则变得容易解释。中医所述的气是指运行于经络脏腑主体之中的客体分子及作用关系。根据经络脏腑主体与客体的特点,可分为①元气:泛指所有经络脏腑主体之中的客体分子及作用关系,包括先天、后天所产生主、客体分子及相互作用关系。②宗气:与呼吸相关的经络脏腑主体及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系。③营气:运行于经络脏腑主体的食物客体分子及作用关系。④卫气:与免疫功能相关的经络脏腑主体的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系。⑤经络脏腑之气:运行于具体经络脏腑主体的客体小分子及作用关系。因此中医气的共同特点是所观察经络脏腑主体与客体分子的“印迹模板”特征及“超分子印迹”作用关系。根据主体与客体的作用及表现形式不同而分类,关系错综复杂,仅用中医抽象的概念难以解释和理解,若用超分子化学则变得非常清楚明了,而且还可以测定。
3.4 中药药性理论
同样中药药性理论也就不难研究了。基于与经络脏腑“印迹模板”是中药有效成分的物质基础理论,可建立超分子“印迹模板”通道法:根据各经络脏腑孔穴通道特征,建立最佳的模板分子模型,然后采用分子相似度方法,分析各分子与各经络脏腑的相似程度,再经多元统计学可以得出所含成分群的中药对哪个经络脏腑的选择性最强,效应最好,首先解决中药归经问题;再根据各经络的分布走向,分析中药成分群的升降沉浮;再研究味蕾的超分子孔穴分子模板特征并将其与药物归经结果联系,则解决中药的五味问题;再结合中药毒性效应,阐明中药有毒无毒问题;最后将中药作用规律与生物热效应关系,解决中药四性问题。因此中药与经络脏腑的超分子印迹作用规律,亦中药的归经理论既是研究中药药性突破口,也是阐明中医经络脏腑理论的突破口,而中药四性问题研究表面容易,实际最难,只有等到中医药研究方法的全部建立后才能研究,在掌握中药作用前后主、客成分的变化规律后,可建立热力学方程解决。
3.5 中医药理、法、方、药理论
当经络、脏象、气与中药药性基础问题解决,则可阐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的诊断、方剂学等基础性学科问题;构建中医药的理、法、方、药基础理论。
中医基础理论:构建起以经络、脏象、气为核心的印迹作用规律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包括微观的经络脏腑超分子作用机制,宏观的超分子作用现象测定方法及状态函数表征体系。
中医诊断学:构建主、客体分子的“印迹模板”超分子化学作用规律的中医诊断系统,包括微观与宏观、体内与体外、宏观现象测定与状态函数表征、测算与预测等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创立适用于中医药基础理论“气析”的现代诊断仪器系统。
方剂学:构建基于中药群体配伍超分子群对经络脏腑“印迹模板”作用规律的预测及验证科学体系,阐明中医方剂的配伍理论。
其他临床学科:将中医药理论与临床诸科的特点结合,构建中医临床诸科的疾病的病因分析、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的科学体系。
因此,就目前的已知超分子化学知识来看,超分子化学对诠释中医药基础理论将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应引起中医药现代化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4 当前中医药基础理论现代应注意的问题
自从1997年全国第一次召开中医药现代化战略研讨会至今,中医药理论现代化历程快20年了,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突破性的进展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应注意的问题。①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但研究时却难能推行:众所周知,中医藏象证候、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经络研究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三大基础关键枢纽问题,目前一般都将三者分开单列研究,尽管单独研究可取得一时成果,但要获得突破性进展困难。这种研究方法容易割裂中医治病“理、法、方、药”的整体关系,与中医药的整体观相悖。由于中医的理、法需中药干预则明;方、药需对证治疗才灵;理、法、方、药需整体贯通方活。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过程中,应将其作整体融为一炉进行研究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②中医药基础理论自成体系,不需要现代化。目前中医药现代化进展不大,研究处于低潮,有一部分对现代科学知识还不了解的中医药工作者认为中医药难能、也不需要现代化,持这种观点的人最终会损害中医。③过分强调整体,忽视微观。整体观念是中医特色,但不能认为中医只有整体而没有微观,应重视整体与微观的辨证关系。众所周知,物理学既研究宏观物质的运行规律,如力学、电磁学;也研究微观物质的运行规律,如原子结构理论,统计物理学;也研究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如热力学、动力学方程。因此宏观与微观物质运行规律是相互联系的,中医药也是如此。有中医药经络脏腑理论的临床存在,必然有其微观的物质基础进行支撑。④区分宏观与微观的测定与表征方法。目前尽管中医药理论强调宏观特征,但研究思路与方法却是微观成分;因此应区别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与表征方法不同,宏观采用状态函数表征,多测定光、电、磁、色等宏观变化,微观采用化学物质结构表征,多测定物质的量变及化学性质等。⑤中医与西医结合。中西医来源于不同体系的医学理论,尽管目前还难能从科学的本源上实现结合,但随着中医药理论作用物质基础的揭示,中西医药会从微观化学本源基础进行结合:基于单分子化学成就西医理论;基于超分子化学则辉煌中医理论。⑥中医药的发展方向。由上述中医药超分子化学分析可以预知本世纪将是中医药理论现代的世纪。代表了未来化学发展方向的超分子化学也同样代表以此为基础的中医药理论是未来生命学科的发展方向。⑦药物研究方向。同样基于生物体超分子理论,药物将由目前单一“化学型”药物向基于“印迹模板“超分子客体群的宏观“数理型”药物方向发展。
由上可知,随着中医药超分子化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以上问题的不断廓清与解决,中医药与西医将在化学与超分子化学间消融,以超分子理论表征的现代化的中医药理论将会成为21世纪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
5 中医药基础理论现代化路线图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医药现代化的过程已非常清晰,中医药现代化实际上是用超分子化学重新整合中医药理论并进行表述的过程。对于超分子化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人体的超分子作用规律研究,但由于人体是更为复杂的超分子体系,体内各种主、客体分子混杂,相互干扰。因此创立适用于人体的超分子物质、性质与现象的研究技术与现代仪器将会更加重要与艰苦。下面就中医药现代化的框架图进行说明。
5.1 首次创立中医药体内超分子化学与技术研究方法
在超分子化学与技术(主要是体外)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医药物质基础的特殊情况,创建以研究生物体(主要为人体)为主的超分子化学与技术方法研究平台。
5.2 展开经络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的物质基础研究,阐明经络实质
采用超分子化学手段,展开经络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的基本属性、特异性与各向异性研究,阐明经络的科学内涵,主要难点在于寻找标准的经络“印迹模板”分子,作为探针分子研究经络,通过光、电、磁、色等组织性质的各向异性变化,显现经络的实体。
5.3 展开脏腑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的物质基础研究,阐明脏腑实质
采用超分子化学手段,展开脏腑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的基本属性、特异性与各向异性研究,阐明脏腑的科学内涵,主要难点是怎样克服各实体脏器孔穴相互混杂干扰测定的难题,建立各经络脏腑孔穴印迹模板专属性高的检测方法。
5.4 展开经络脏腑实质(超分子印迹孔穴通道)与功能关系研究,阐明脏象与气的实质
采用超分子化学手段,展开经络脏腑实质的特性与其功能属性关联性的研究,阐明微观超分子物质基础与宏观脏象、气的内在联系的本质规律,解决气的物质属性。主要难点是怎样测定各孔穴通道与模板分子的印迹效应,建立中医经络脏腑、气血的测定方法与仪器。
5.5 展开经络脏腑的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方法研究,建立脏象表征方法
采用生物数学、物理学、化学动力学原理,展开经络脏腑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方法,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阐明微观超分子作用规律与宏观脏象表征规律,主要难点是建立微观分子与宏观统计学的数学模型及参数体系。这一过程叫中医药数理特征化(而非中医药数字化),也就是用数学、物理学、物理化学方法表征基于巨复超分子体系的宏观综合性质。
整合上述5个方面,结合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将创立起以超分子化学为基石的中医经络脏腑理论与数理特征化现代学科体系。完成这一过程,可实现中医基础理论、针灸及中医诊断学科现代化。
5.6 展开中药微观物质基础及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方法研究,阐明中药微观物质基础的实质
采用超分子化学、免疫学与现代仪器科学建立基于印迹孔穴为基础的免疫芯片中药成分高通量分析方法;结合生物数学、化学动力学、化学计量学和计算化学原理,展开中药微观物质基础的宏观状态函数的表征方法,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阐明中药微观超分子结构与宏观脏象作用的印迹表征规律,主要难点为中药全成分群快速高通量测绘分析方法的建立。
5.7 建立中药药性与功效研究方法,实现中药学现代化
如前述,采用超分子化学、生物数学、化学动力学、化学计量学和计算化学原理展开中药归经、升降沉浮、五味、毒性及四性及功效研究,构建以经络脏腑的超分子作用规律为核心的中药药性及功效理论。实现中药学学科现代化,主要难点是构建中药药性定量表征体系。
5.8 建立中药复方配伍研究方法,实现方剂学现代化
采用超分子化学、生物数学、化学动力学、化学计量学和计算化学原理展开中药复方配伍及方证关联研究,构建以经络脏腑的超分子作用规律为核心的中药复方配伍理论,实现方剂学现代化。
5.9 中医临床诸学科的现代化
以已现代化的中医药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展开中医临床诸科病因与病机、治则与治法、遣方用药规律研究,实现诸学科现代化。
5.10 中药学诸学科的现代化
以已现代化的中医药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展开中药学诸学科,如中药药剂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与中药药理学规律研究,实现诸学科现代化。
这样就可以创立以中医药经络脏腑为基础,以中药复方多成分群用药为特点,以超分子化学印迹作用规律为表达内容的“理、法、方、药”现代化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至此,作为以单物质属性研究擅长的西医将与中医药理论融合成新的医学体系:既体现单分子特征化学属性,又体现多分子的超分子表观化学属性的医学理论体系,宏观与微观实现高度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超分子化学研究方法多为体外建立的方法,对于像人体这样包含了极其复杂的超分子复合体,上述方法能否适用还需验证,但创建适用于人体的超分子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将对阐述中医药基础理论至关重要,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充满着挑战。
综上所述,本文首次阐明了超分子化学理论可以重构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这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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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mpact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on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
HE Fu-yuan, ZHOU Yi-qun, DENG Kai-wen, DENG Jun-lin, SHI Ji-lian,
LIU Wen-long, YANG Yan-tao, TANG Yu, LIU Zhi-gang
(1.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s,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Property and Pharmacodaynamic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aterial Medica,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3.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4. The First Affinity Hospital,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China;
5. Supramolecular Mechanism and Mathematic-Physics Chracterization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ed to elucidat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theories(CMT)in their modernization, after had summarized up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and analyzed the possible supramolecular forms of Chinese medicine(CM), as well as considered the problems in modernization of CM theories. On comparison of the classical chemistry that delt with chemical bonds among atoms,the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was rather concerned with varietes of weak noncovalent bonds intermolecules, and reflected the macro-apparent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ach molecules, and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chemical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CMT and microcosmic materials. The molecules in the human body and Chinese material medica(CMM)formed supramolecules by way of self-assembly, self-organization,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replication, with themselves or with complexation, composition, chelation, inclusion, neutralization etc.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in CMT might be a space channel structure continuously consisted of unique molecules cavity that was imprinted with the supramolecularly template inside and outside of cells, through which the molecules in CMM interacted with the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When small molecules in human body imprinted with macromolecules in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in other words, they migrated along within imprinting channels of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on behavior of "Qi chromatography" impulsed by the heart beat, finally showed up on macroscopic the anisotropy of tissue and organ, as described namely as visceral manifestation in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When small molecules in CMM interacted with imprinting channel on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the natural properties and efficacy regularities of CMM was reflected on macroscopic. Therefore,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on forms of basic CMT is based on the macroscopic expression of "Qi chromatography" abided by imprinting effect regularities, and on whether the imprinted template of small molecules matched with cavity template of macromolecules in meridian and Zang-fu viscera, only is the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for them. The CMM materials is the mixture including single molecules and supramolecules. The compatibility for CM prescriptions can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function rules. Therefore in the study of basic CMT,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laws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It is the most essential differences of the CMT from the modern medicine which established by the laws of single molecular theories.
[摘要]“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是中医临床诊治、循证医学发展和中医证候学发展的需要。“微观辨证”产生的可能性是由于中西医结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微观辨证”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微观辨证”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中医证候尚未规范化、微观指标单一性与整体性的矛盾、微观指标与证候对应的非特异性、疾病对“微观辨证”产生的影响、“证”本质研究与临床治疗脱节等。并提出“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过程,由若干相关的主、客观指标组成,这些客观指标应包括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微观辨证; 证候; 四诊; 中西医结合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BSTRACT The suggestion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needs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nd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CM. The possibility of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ight b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as its superiority and limit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ing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ntradiction between single microcosmic index and the entirety, nonspecifi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cosmic indexes and syndro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on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ssence study of TCM syndromes and the clinical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cept of TCM syndrome is a certain pathological process during the onset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composed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exes. The objective indexes include the macrocosmic and the microcosmic indexes, the entirety and the part.
KEY WORDS microcosmic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微观辨证”的产生存在着必然性和可能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局限性。客观地评价“微观辨证”对于中医诊断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微观辨证”概念的提出
1986年,沈自尹[1]首次明确提出“微观辨证”的概念,并定义:微观辨证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辨证微观化奠定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危北海[2]指出微观辨证主要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对各类中医证型患者进行内在的生理、生化、病理和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查分析,旨在深入阐明证候的内在机理,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可作为辅助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匡萃璋[3]认为所谓微观辨证,实际上是企图用某种或某些生理生化指标作为描述证候的内在依据的一种方法。郭振球[4]认为微观辨证是以中医经典辨证为向导,四诊“司外揣内”宏观辨证,结合应用现代新科技,深入到细胞化学、神经递质、激素、免疫乃至基因调节,以阐明病症传变规律的一种辨证方法。“微观辨证”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手段,是中医宏观四诊的深化和扩展,对“证”的诊断起辅助作用。“微观辨证”不可能独立于“宏观辨证”而存在,应该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2“微观辨证”产生的必然性
2.1“微观辨证”是中医临床诊治的需要 临床疗效是一种医学是否优越的重要评判标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体系利用四诊的方法进行辨证,对于很多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也有一些“潜隐证”,临床无“证”可辨,所以结合和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诊断成了中医诊疗的必然趋势。如传染病、肿瘤初期,虽无临床表现,但经现代手段确诊后,可推论其病机属“毒”、“热”等邪所致,可选用具有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的解毒清热类药物予以“截断”治疗;肝炎、肾炎等疾病恢复期,即使无相应症状和体征,现代中医也可针对其检验异常进行辨证治疗。因此,“微观辨证”首先是提高中医疗效的需要。
2.2“微观辨证”是循证医学发展的需要 循证医学是近十几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它所追求的是临床疾病的诊疗方法都应该遵循充分的科学依据,提供证据和应用证据是它的主要研究内容,被认为是临床实践和决策不可替代的可靠方法。中医传统辨证是通过四诊收集证据,以外测内,以常衡变,将诊查结果作为辨证、立法、用药的依据,与循证医学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医总体来说仍然属于宏观地表象地认识事物的范畴,对症状和体征的把握有很强的主观性,无论在临床治疗上还是基础研究中,重复性较差,很难以此做出系统评价,更不能为临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5]。因此,“微观辨证”通过对现代医学检测手段(影像学诊断、病理学诊断、基因诊断等)的运用,使传统四诊视野得以拓宽,使中医诊断和临床疗效的评价更加客观化和科学化,使临床诊治水平得以提高,顺应了循证医学的需要。
2.3“微观辨证”是中医证候学发展的需要 中医证候学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证候学研究也是发展中医理论的一项巨大的工程。“微观辨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阐述证候发生的机制和发现可用于辅助临床辨证论治及进行疗效评价的客观指标,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医传统四诊方法的主观性强、定量分析困难、统一标准难以形成等不足。中医病证的诊断缺乏“金指标”,其疗效很难被国际认同。20世纪90年代,WHO和美国国立神经精神疾病研究所发表了两个特别报告[6,7],对国际脑血管病研究现状进行评估,除在流行病学部分摘录了中国的资料外,无中医药的内容。这固然和我国的一些研究资料未能进入国际资料库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学的缺陷,尤其是中医辨证论治未能得到承认。因此,“微观辨证”的方法可以开拓中医证候学研究的思路;“微观辨证”通过对“证”的客观把握,有助于提高中医疗效的显示度以被世人所公认。
3“微观辨证”产生的可能性
3.1中西医结合的环境 中西医结合的产生是“微观辨证”产生的基本条件。建国以来,由于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大力支持、研究基地的广泛开办、研究人员的积极培养等各种条件的具备,中、西医人员的隔阂逐渐消除,为中西医结合事业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健康而有利的环境,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与临床各项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为“微观辨证”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2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微观辨证”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医学影像学检查、内镜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组织学检查、甚至基因检查等先进技术,旨在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亚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等较深层次上辨别证候,从而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一定客观依据的辨证方法。从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出用于“微观辨证”的检测手段,除了传统的四诊之外,还包括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的一些深层次的手段,也可以说是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现代科学的发展势必会对“微观辨证”的产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2.1现代科技对中医学研究思维的影响 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医学不断向微观、宏观领域延伸。微观方面:如分子生物学、放射免疫学以及超微结构研究技术、各种影像技术等,都在医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宏观方面:在强调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重视社会、心理因素与人体生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这客观地促进了中医宏观理论和现代微观检测手段的结合。结构与功能的统一长期支配着医学的研究。在现代科学影响下,医学对机体结构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分子、基因水平,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改变与它的功能活动密不可分。对中医的研究,也向着因果性探索的方向进行。如“证”本质的研究也是如此,已不再局限于线性关系,而主要是从非线性网络关系出发,这不仅使“证”本质的研究成为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同时决定了该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3.2.2现代科技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 现代科技如生物工程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模糊数学等都为中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工具和手段。以下仅举数学和生物化学为例说明。(1)近代数学。科学的认识需要在定性的基础上提出定量的分析和依据,定量是定性的深化和精确化,中医学也不例外。近代数学向中医学渗透,与中医学结合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应用数理统计、集合论和模糊数学、泛系理论等[8]。近10余年,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中,如测定正常值,通过各种医学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学差异检验、相关与回归分析等,以及建立中医证候诊断数学模型。因此,引进现代数学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中医诊断标准化和客观化的问题。(2)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在中医药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还只限于少数单位的生化指标的测定。目前,已经出现了全面研究的新局面。利用生化指标对四诊中的舌、脉象,八纲中的阴阳、寒热、虚实以及脏腑、气血的本质等进行了研究。如通过对20多种疾病的研究,发现阴虚者血浆cAMP占优势,阳虚者血浆cGMP占优势。
3.2.3现代科技对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影响 当代新的科学技术如计算机技术、超声技术、核物理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并逐渐结合在中医体系中,推动了中医诊断的客观化。(1)舌诊的客观化研究。舌诊研究中用标准色列、比色板作为舌诊辨色的客观指标。舌活体显微镜检查、舌血流量测定、电镜观察、舌印片脱落细胞学检查等,有助于阐明各类病理舌象机制。如:舌微循环异常与舌质紫暗的出现率与高血压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舌质以紫暗瘀斑舌为多;肺心病患者随血氧分压的升高,舌质的变化可由暗紫至绛紫至红绛至鲜红,而血中二氧化碳分压升高则出现相反的变化,舌质由鲜红转变为青紫;阴虚程度和红光舌的程度呈正相关,红光舌的色红程度和低血钾呈线性相关,这些都是对舌诊客观化的探索。(2)脉诊的客观化研究。对脉诊客观化的研究在于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脉象仪的研制。从心血管功能、血流动力学角度探讨了脉象的形成机制,建立了一些脉图的分析方法,基本确定了临床常见单一典型脉象的脉图特征与参数,探讨了常见病证与脉象、脉图的关系等。此外,纤维胃镜、X线、B超、CT等影像学资料亦有助于中医辨证。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1982年制定、1986年修订的血瘀证诊断标准将实验室指标纳入其中,1999年修订的小儿脾虚证诊断标准(草案)亦将实验室指标作为参考。但由于舌诊仪、脉诊仪、腹诊仪等仪器本身获取的信息量不够、欠灵敏,与临床实际运用还有较大的差距,故应用于中医诊断的客观指标仍然有限。
4“微观辨证”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4.1“微观辨证”的优越性 “微观辨证”作为“宏观辨证”的必要补充,已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医临床诊疗以及中医证候的基础研究之中。
4.1.1阐明证候的病理生理基础 辨证不仅是对机体外在证候与功能的认识,也是对其内在生理、生化、病理基础的认识,通过“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二者之间在临床上的相互结合,可以逐步寻求各种“证”的微观过程。例如,对肾虚证的病理生理基础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等内分泌功能有关,也与免疫功能、自由基、脂质代谢、能量代谢、机体水盐调节机能、微量元素等有关。中医辨证重点是从整体把握人体的机能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医学科学工作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对四诊内容进行了深化和扩展,即从人体的不同层次和水平(系统、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去阐明证候在结构、代谢、功能诸方面的物质基础,并寻找对证候具有诊断价值的微观指标,以期建立证候的诊断标准[10]。这是对“证”微观层次的探索。
4.1.2辅助中医临床的早期诊断 “微观辨证”多用在“无证可辨”(指有病而无证)、证候不太明显(有若干症状而未能构成证)、证候复杂以致辨证困难的情况,也有助于辨析在某些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微观的变化而未能形之于外的所谓的“隐潜性证”[1]。“微观辨证”可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并正确地指导治疗。内窥镜、X线、CT、超声波等影像学检查内容,可分别对脏腑色泽、形态、位置及体内积聚、痈疡、水液停聚等情况进行直接或间接探查,以弥补由外揣内之不足,为脏腑、气血病变提供更加可靠的辨证依据。中医对某些病轻而无临床症状可辨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肾炎恢复期等通过“微观辨证”,利用现代医学的一些检测手段,发现其潜在证候,可弥补以往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无症状情况下诊治的不足。
4.1.3促进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 如上所述,对“证”的微观基础进行大量探索性的工作,求得具有规律性的内容,以期总结出“证”的定性定量的诊断标准,可以促进中医辨证诊断规范化和标准化。例如近年来,对血瘀证、脾虚证以及中风病证候的诊断标准的制定都是将微观指标纳入中医“证”诊断标准的尝试。
4.1.4有助于临床疗效的客观评价 中医学卓著的临床疗效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医药的疗效主要体现在整体调节上,其疗效评价体系以主观感觉性指标为主,临床病情资料指标量化不够,诊断与疗效标准欠规范与客观。因此,对中医疗效的评价不应只满足于症状的改善,还应有被公认的指标以增强说服力。“微观辨证”的应用有助于中医证候的疗效评价体系的科学制定,以利于提高中医药疗效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微观辨证”弥补了“宏观辨证”之不足。将实验室指标纳入中医辨证,实行“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可以提高中医诊断水平;探讨中医证候的病理基础,可以将现象与本质、功能与结构统一起来;揭示脏腑、气血的本质,探寻各种证候的微观指标,有利于中医诊断的客观化、规范化。
4.2“微观辨证”的局限性 “微观辨证”虽可以在较深层次上认识和辨别“证”,但“微观辨证”无法脱离现代医学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和机械性。因此,实行“微观辨证”必须坚持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不能简单用一些现代医学微观指标同中医“证”划上等号。中医的“证”都有其明显的整体性,任何一个微观指标都难以全面阐释“证”的本质,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问题。所以,实行“微观辨证”必须强调多指标合参、同步观察,这样才能对各种“证”的认识更趋全面并使“微观辨证”研究不断深化。
5“微观辨证”发展存在的问题
“微观辨证”一经提出就招致了众多的争议,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5.1中医证候尚未规范化 证候规范化包括“证”名称的规范化、构成“证”的症状的规范化、“证”分类的规范化以及“证”诊断标准的规范化等。若中医证候的这些相关概念没有进行规范,就会导致“证”的相关性研究(包括基础与临床)可能出现差异,因而“证”的规范化研究便成为“证”本质研究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证的规范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始,进行了许多工作,但仍未解决根本问题,即从此类研究最初所提出的4项内容(证候概念、证候分类、证候命名、证候诊断)与1个目的(形成各地统一的标准)来看,现况是4项内容均未达到统一。目前“证”本质研究仍然在缺乏统一标准的状态下进行,这无疑是“微观辨证”发展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5.2微观指标单一性与整体性的矛盾 中医“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都有其明显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每个证候都必定涉及到多个器官或多个系统的病理改变,这些改变具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物质基础;而通过各种现代医学检查所获得的某种微观指标却有其明显的专一性及客观性,只能阐释“证”本质的一个方面,而无法概括“证”的本质。如:肝郁气滞证就涉及到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血液动力学、微量元素以及免疫等多个方面,其中任何单独一项检查都不可能穷尽肝郁气滞证的本质。所以,使“微观辨证”合理有效地运用于临床就必须强调多指标合参。微观指标如何选择,从哪个层次上选择才能与中医某个“证”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才能与“证”的诊断具有相关性,这是“微观辨证”发展的一大困惑。
5.3微观指标与证候对应的非特异性 微观指标与证候之间的对应是非线性的关系。至今尚未找到具有相对排他的某一或某些理化指标可以作为某一证候的判断标准[11]。在以微量元素为指标的研究中,肺气虚证血清锌低下,与脾气虚证、脾阳虚证的情况相似[12]。在肾阳虚证研究中被采用的24 h尿17羟类固醇指标,在脾阳虚证中其含量值降低,在胃阴虚证中亦降低[13],表明该指标与上述证候关系的非特异性。
5.4疾病对“微观辨证”产生的影响 “微观辨证”的研究还面临另一大困扰,即如何将“证”的微观指标从病的微观背景下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要能够辨析某一微观指标的改变不是病的普遍影响而是“证”的特异结果,而这又恰恰是“微观辨证”研究中必须预先解决的问题。如肾炎病都有高黏状态,而肾炎病中的血瘀证与非血瘀证如何区分?其它如冠心病、肝硬化等疾病都有这种现象。
5.5“证”本质研究与临床治疗脱节 沈自尹[1]把“辨证微观化”定义为:“辨证微观化,则是综合了多方面微观辨证的信息,结合中医传统的宏观标准,并通过临床方药治疗的反复验证,以期逐步建立辨证的微观标准,并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简言之,是探索各种证的微观标准”,这个概念中明确强调了“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的建立需要通过临床方药治疗的反复验证。现在有很多研究只是对某种病或某几种病进行一次辨证,然后再进行某项指标的检测,最后经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这种没有经过治疗反馈的研究方法不切合临床,只有一组有序的症状(体征)通过一组有序的药物治疗后取得疗效,这组症状(体征)才能称之为“某证”。“微观辨证”需要经过不断的诊断、治疗实践的反馈、修正过程才能逐渐发展完善起来。
6对中医“证”定义的思考
纵观中医辨证体系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到繁、由宏观到微观的综合集成的过程,是对病、证实质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微观辨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中医证候的微观分析,顺应时代的潮流,有着光明的未来和广阔的前景[14]。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证”的概念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进行了表述,从新的角度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证”的内涵。日本有地滋提出“证是由遗传因子或遗传因子加上环境因子所形成的临床上的综合病理、生理变化的反应以及针对这种临床表现的治疗依据[15]。”申维玺等[16]提出“中医的证是机体在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下,某些组织细胞的基因表达调控失常,诱发性表达产生一些蛋白质和肽,如细胞因子等,组织中这些蛋白质和肽的含量、生物学活性相对或绝对升高,破坏了细胞因子网络调节系统的自稳态平衡,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也发生相应的继发性改变,在体内产生一系列异常的接连病理生理生化反应,从而引起证的证候和实验室改变,即中医的证。”郭蕾等[17]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
不难看出:中医“证”不仅包括传统四诊所能收集到的宏观指标,同时也包含了传统四诊所无法掌握的微观信息,反映了中医证候的复杂性特征。因此,笔者提出,“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过程,由若干相关的主、客观指标组成,这些客观指标应包括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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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阳升阴降 气机运行 交感 中医理论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1-0367-01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些中医学经典理论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辟阐释。中医阴阳学说认为:凡是上升的、外向的、运动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下降的、内收的、静止的、寒凉的、晦暗的,都属于阴。[1]阴阳并非绝对的。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对比对象,用阴阳划分事物属性是不同的。要区分或概括事物的阴阳属性,必须是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事物的两个方面。否则就没有可比性,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说明人的生命过程即为阴阳变化的结果,而人体的阴阳变化又表现为气机之升降出入。
1 阳升阴降,气之本性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此自然界清阳上升为天、浊阴下降为地以及人体中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这种阳升阴降式的气机运动是由于阴阳本身本性所决定的。[2]“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类经·阴阳类》),“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任何事物都可以按照属性不同概括为阴阳两类,任何事物内部亦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的任何一方,还可再分阴阳,这种事物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素问·阴阳天元纪大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中之阳升则地气上为云;阳中之阴降,则天气下为雨。所谓阴“升”阳“降”,就是指阴中之阳升,阳中之阴降而言,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阴升阳降,与阳升阴降并不相悖,而是更进一步补充说明了阳升阴降这一客观规律。
2 交感互用,互化消长
阴阳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任何一方脱离另一方就不能单独存在。阴阳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如《医贯砭·阴阳论》说:“阴阳又各相互为其根,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这种互根互用的关系并不仅存在于两种对立的事物,在每个事物内部同样也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脏藏而不泻为阴,腑传化物而不藏为阳就无从谈起;没有肝阴藏血之生理,则肝之疏泄功能就不能正常维持。阴阳交感、互根互用,而彼此双方又是此消彼消、此长彼长。一方消减则另一方也随之消减;一方增长则另一方也随之增长。正因如此,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才能维持阴阳之间的平衡,此即阴阳自和。阴阳平衡是最理想状态,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阴阳双方往往处于有限度的不平衡状态。阴阳交感、互根互用、阴阳有限度的消长才能维持事物稳定发展的状态,如果阴阳不平衡打破这个限度,则会出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甚则“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从而失去原来事物之特性,变生新事物。《素问·阴阳天元纪大论》曰:“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所谓阴阳交感消长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阴阳转化则是在量变基础上的质变,此即“物极必反”。“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阳中之阴降、阴中之阳升,相互交感而变生万物。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这种转化就是在阴阳交感的基础上发生的。
3 体阴用阳,体阳用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化生,化生之万物自身亦同时具有阴阳二气。“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有”给人以便利,“无”发挥了其作用。脏腑辨阴阳,脏者,藏而不泻为阴;腑者,传化物而不藏属阳,从正常脏腑气机运行来看,脏以升为主,而腑则以降为顺,如脾气宜升、胃之浊阴宜降。五脏根据部位而分阴阳,心肺属上焦属阳,脾肝肾居下焦为阴,而心肺主降,脾肝肾主升。同一脏腑而论,如肝藏血主疏泄,其气机特点宜升宜动。就药物药性而言,升浮之药大多辛甘温热之品,其性属阳,一般用于治疗阴偏盛阳偏衰、阴盛阳衰之阴证,而沉降之药则多为酸苦咸寒凉之品,其性属阴,多用治阳偏胜阴偏衰、阳盛阴衰之阳证。此即:体阴者,用阳为主;体阳者,用阴为顺,这也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制衡之体现。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素问·上古天真论》)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生、老、病、衰无不与机体整体阴阳、各脏腑阴阳以及脏腑自身阴阳动态变化紧密相关。因此,在临床治疗用药过程中亦当审察阴阳、遣方组药,以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