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7:58: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下降至29982亿美元，缩水了25%。一些官员学者认为外汇储备快速缩水是“藏汇于民”的结果，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与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提出，尽管不排除“藏汇于民”的成分，外储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套汇交易获利平仓，沽空平盘和资本外逃的结果。
当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之际，“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干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将外汇储备用掉是好事”一时成为主流观点。 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昧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钋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一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图/CFP
外汇储备在两年间下降将近1万亿美元是否是“藏汇于民”？“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伪命题吗？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如果过多，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针对业界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经》记者专访了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尽管目前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消退，在所谓“藏汇于民”问题取得更多共识，深入探讨对未来汇率政策的抉择依然有重要意义。”两会”后，余永定又对采访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藏汇于民”辨析
《财经》：最近一些流行观点认为，外汇储备下降主要是“藏汇于民”的结果。是外汇资产由央行集中持有向民间部门分散持有的转变过程。你怎么看？
余永定：到2014年6月，中国累积了接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今年1月外汇储备降至2.99万亿美元，跌破3万亿外汇储备整数关口。在两年多时间，外汇储备总量p少近1万亿美元，降幅达到25%。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用掉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绝无仅有。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IMF可动用的全部资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三倍，但也才达到6600亿美元。欧元区为处理欧洲债危机所能动用的资金总共为7000亿欧元。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有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消耗的资金总额也就是3500亿美元。
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损耗的许多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我的同事张明博士已经在《财经》著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这里我仅想围绕目前的最流行说法――“外汇储备减少是‘藏汇于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是”藏汇于民“的最早提倡者之一。但那是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时的主张。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
“藏汇于民”一词隐含的意思：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减少=中国非官方海外资产的增加;换言之， 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总量并没有变化，但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却得到了改善。事实是否如此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密不可分。因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应该成为分析的起点。
《财经》：那么，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余永定： 首先，在建立“创汇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年年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仅有数百美元的时候，中国就成了资本净输出国。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特别是在参与国际化的初期，中国的资本输出是通过央行增持美国国债实现的。这样，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中国就开始了以持有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方式的海外资产积累过程。
其次，由于极为优惠的引资政策，中国在维持经常项目顺差，因而拥有足够外汇的情况下，还吸引了大量FDI。拥有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内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从出口商处购买进口外国资本品和技术所需的外汇。例如，出口商出口换汇100亿美元。投资企业可以用800亿元人民币从出口商处购买100亿美元以满足进口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企业本来是不需要引进外资的。
然而，由于信贷控制等原因以及引进FDI所能享受的种种优惠，投资企业可能无法或不愿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媒介作用从出口商处购买所需100亿美元的外汇，于是便通过引进FDI以获取进口投资品和技术所需的100亿美元（也应该承认有些投资品和技术是无法买到的，因而必须通过FDI引入）;而出口商只好把挣来的100亿美元外汇通过商业银行卖给中央银行。这样，中国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但资本项目却出现100亿美元顺差。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海外资产（美国国债）和负债（FDI）分别增加100亿美元。在这个例子中，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引入FDI的结果。
《财经》：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有什么关系？
余永定：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关系是存量同流量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但又会影响前者。 “外汇储备就是拿来用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外汇储备的不同功能和形成的历史原因，图/CFP
从总体看，直到前不久，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特点是“双顺差” 。“双顺差”的存在是汇率缺乏弹性条件下，各种政策扭曲和市场扭曲的结果。例如，一方面出口商出口创汇100亿美元 ;另一方面，“投资企业”还要引进100亿美元的FDI（或其他形式的外资）。不仅如此，在引进100亿美元之后，“投资企业”并不将外汇用于进口资本品和技术，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将其卖给中央银行以换取人民币800亿元用于国内人民币资产投资。这样，中国就同时出现了1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和100美元的资本项目顺差。与此相对应，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增加了200亿美元，海外负债（FDI）增加了100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增加100亿美元。在200亿美元新增外汇储备中，有100亿美元是“借来”的，所以有100亿美元新增海外负债相对应。从1991年算起（扣除1993年），中国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已经15年。到2014年中，中国积累了近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和近3万亿美元的海外债务。换言之，中国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
长期以来，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比重大致为三分之二，而直接投资（ODI）的比重则极低，2005年为5%，到2014年也仅仅为13.7%。与此相对照，2005年FDI在中国海外负债中的比重为58%，此后这一比重也未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海外负债主要是FDI，海外资产同海外负债的收益率差异悬殊，中国投资收入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例如，在2008年前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仅为2%-3%，而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22%。这样，尽管拥有巨额净资产，中国在理论上实际是个债务国。
《财经》：你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存在一系列不合理性，这些不合理性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又有什么关系呢？
余永定：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合理性是同中国的金融体制、发展战略、外贸政策、引资政策等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但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恐惧症”也起到重要作用。自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消除这种压力有两条基本路径：让人民币升值，或通过某种政策组合增加消费和投资（本来已经很高了）来吸收储蓄。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尽管不排除出现超调，随着人民币资产美元价格的上升，市场预期（继续升值还是不再升值）将发生分化，热钱将停止流入。
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减少。这样，外汇储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也将得到改善。然而，尽管央行很早就希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但由于许多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央行先是不得不推迟人民币同美元脱钩、2005年后则是不得不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以减缓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与此同时，政府也未能找到有效办法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消费率，消除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缺口。
在人民币处于缓慢升值的过程中，大量旨在套利、套汇的热钱穿透资本管制的屏障源源流入中国。缓慢升值的政策意味着非居民套利、套汇者可以用美元低价买入人民币资产，在获得利差的同时坐等人民币升值。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套利、套汇资金通过资本项目流入（经常项目中也流入不少同贸易顺差无关的资金）导致中国海外负债（主要是短期负债）增加;另一方面是央行被动地把这些套利、套汇资产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有外管局研究人员估计外汇储备中的热钱（借来的外汇储备）高达上万亿美元。我不掌握数据，难于判断。但我也倾向于认为自2003年以来，热钱流入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主要代表短期资本流动的“证券投资”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货币和存款、贷款和贸易信贷等）之和在中国海外负债中的比重同FDI相差无几。这种情况应该与大量热钱流入有关。
《财经》：当人民币升值过程突然发生逆转，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
余永定：当人民币升值过程突然发生逆转，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将导致未来投资收入的减少）;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
我们已经谈到，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同热钱有关。热钱是以美元形式流入中国的，流入后必须转化为国内某种形式的人民币资产。热钱终归是要流出的，只有流出后，热钱的利润才能实现。同FDI之类的真实投资不同，热钱流出所带走的利润，必然是中国的损失。这里是零和博弈，不存在共赢问题。假设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8.1∶1时，套汇、套利者用100亿美元从中国外汇市场上购买了810亿元人民币。此时，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和负债（资本项目下某个子项目的流入）同时增加了100亿美元（设负债也用美元计价）。到2014年人民币升值到6∶1左右时，套汇、套利者卖掉810亿元人民币资产，通过商业银行从央行可购汇135亿美元，汇出中国。套汇、套利者平仓后，中国的海外负债减少100亿美元，但海外资产却减少135亿美元，净资产减少35亿美元。这35亿美元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藏汇于民”吧？
可以想象，以前流入中国的热钱越多，在干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饱食远r”的热钱就越多，中国净资产的损失就越大。这里我们尚未考虑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如果把成倍的资产价格上升考虑在内，热钱流出后，中国净资产的损失就更是难以想象了。 1.3万亿美元“不翼而飞”意味着什么
《财经》：为什么你主张不干预外汇市场？如果不干预，做空者不就会获利了吗？
余永定：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人民币能够有较大幅度贬值，套汇、套利者的换汇成本就会提高，这样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净资产的损失。
如果不干预，做空者不就会获利了吗？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央行是做空者的交易对手，人民币贬值，央行就会遭受损失。问题是，如果从一开始央行就不干预，受损失者就不是央行而是市场上的多头。但央行一旦卷入，特别是如果央行接盘的规模很大，情况就不太好办了。一种选择是坚持到底，另一种是尽快收手，减损。到底应该如何？由于不了解操作细节，外人就难以判断了。顺便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的CNH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严重增大了打击做空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收缩CNH市场上人民币的流动性是顺理成章的事。
外汇储备减少是否改善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呢？以被动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在减少外汇储备的同时增加非储备资产和减少海外负债很难改善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没有任何人为我们提供过令人信服的证明，201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锐减导致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善。很难设想，为了满足居民增持美元存款、非居民减持人民币资产、企业提前偿还外债、资本外逃而a生的换汇要求，央行被动出售外汇储备所导致的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可以提高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中国的国民福利。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并未因外汇储备的减少而得到改善。
最后，外汇储备锐减对国民财富分配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居民换汇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无可非议。但必须看到，央行提供外汇满足了这种动机意味着央行承担了汇率风险。换言之，风险被转嫁到没有能力增持美元资产的中、低收入阶层头上了。那些提前偿还外债的企业也存在类似问题。许多企业当初在海外融资实际上是为了从事“套息交易”（套汇、套利交易），现在赶快平仓实际上是把风险转嫁到央行――从而转嫁到公众头上。
总之，目前的外汇储备下降不是我们主动改善资源配置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套息交易”平仓、做空获利平盘和资本外逃的结果。我们的汇率维稳政策客观上帮助热钱实现了“胜利大逃亡”。我认为，央行对于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性质是有充分认识的。正因为如此，自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资本管制。尽管资本管制本身存在很大局限性，但对遏制外汇储备的进一步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有人会说，热钱该跑的已经跑了。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至少不应该把一件本来令人扼腕的事，说成是一件好事。
《财经》：最近你们研究团队的肖立晟撰文提出1.3万亿美元的中国海外净资产去向不明，对此你怎么看？
余永定：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对于给定的观察期，可以得到一个简单恒等式：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海外净资产增加。美国著名学者豪斯曼在讨论美国输出“暗物质”时就使用过类似的概念。肖立晟提出：“自2011年一季度至2016年三季度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累积额为1.28万亿美元。”“在不考虑误差与遗漏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民间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增加量应同这段时间经常项目累积额大体相等。然而，事实却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124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在这段时间的资本净输出，并未形成中国的新增海外净资产。在五年多的时间里1.3万亿美元不翼而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其实，更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管涛。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我实在不明白什么问题才算是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除其本身的重要性外，也同所谓“藏汇于民”是密切相关的。你不是说“藏汇于民”了吗？证据在哪里？有统计数字的支持吗？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减少了近万亿美元，非储备资产增加了多少？海外负债减少了多少？有谁给我们提供了可以核查的统计数字？如果是“藏汇于民”了，2014年以来减少的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应该转化为大致相等的非储备资产增加量加上海外债务的减少（顺便说一下，“藏汇于民”论者很少提及后者），这个时期中国的新增海外净资产就应该大致等于同期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然而事实是，自2014年下半年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以来，民间（私人部门）海外资产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其增加量远不足以补偿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导致的海外资产的减少。与此同时，中国海外负债下降幅度也并不明显。这就说明，关于“藏汇于民”的说法得不到统计的支持。相反，统计数字却与我们关于外汇储备的锐减同中国净资产在热钱“一进一出”中遭到巨大损失的假设相一致。
《财经》：1.3万亿美元净资产下落不明是否是估值效应、统计误差等原因造成的？
余永定：前述1.3万亿美元的缺口是通过对比国际收支平衡表（BP）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分析得出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统计非常复杂，两个表的结果的一致性很难得到保证。导致两表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常项目顺差的统计不准确。但尽管有误差，经常项目差额的统计误差不应该过于巨大。我们完全可以用贸易对象国的有关统计，核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统计的真实性。其次，估值效应。美元指数变动会影响用美元计量的中国海外资产价值，但美元指数在这几年有升有降、虽然总体上看是升值，对中国海外资产估值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增加中国负债（主要是FDI），但人民币从2014年已经开始贬值。再次，中国海外负债统计口径变化。在2015年一季度，外管局宣布采用新的国际标准BPM6公布数据，并且对过去的存量数据做一次性调整。这些调整涉及的数量非常庞大，且后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究竟这些调整有哪些理论依据或者数据基础，我们不得而知。另外，外管局是按照市价重估法统计FDI的。企业经营情况的改变将会影响FDI（中国最重要海外负债）的统计。但是，FDI是因估值变化增加还是减少了？如果FDI企业经营普遍恶化，中国的海外负债应该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经常项目累积和海外净资产的缺口岂不是应该是减少而不是上升吗？总之，我以为，经常顺差累积同海外净资产增量之间的缺口太大， 技术原因恐怕只能解释这个缺口的一小部分。
出现1.3万亿美元缺口的最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净资产遭到了严重损失。首先是资本外逃。在我们考察期中，累积误差与遗漏为6200亿美元。正如肖立晟所指出的，“一般而言，错误和遗漏项与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关，大致稳定在正负3%左右，且均值为零。然而，自2014年三季度以来，错误和遗漏账户占进出口总规模比率均值为-5%，最高曾经达到-10%，而且呈现单边流出态势。显然，该项目主要反映的不再是统计误差，而是资本外逃的规模。本轮资本外流中，错误和遗漏账户下资本的净流出已经占到累积净流出规模的33%，占同期外汇储备消耗量67%”。资本外逃有两个特点：首先，既然是外逃，所谓 “藏汇于民”的这部分外汇不会转化为中国非储备资产、而是干脆遁于无形了。外逃资本的所有者可能还持有中国国籍（民），但他们的这部分资产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为与热钱相区别，我们假设资本外逃卷走的外汇储备是 “挣来的”而不是“借来的”，因而并不存在相应的负债。热钱先由境外美元转化为人民币资产，在完成套汇、套利后，又转化成美元流回出发地。与热钱不同，资本外逃是中居民的人民币资产直接转化为美元流到境外。因而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减少的同时不会导致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资本外逃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应该看作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海外资产的净损失。
从数据看，相当规模的资本外逃在本轮汇率贬值之前就已发生。资本外逃应该是形成本轮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资本外逃归诸于贬值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倒为因果了。
其次，在过去长期的升值过程中，大量套汇、套利热钱流入中国。国外投行把这个时期的“套息交易”称之为“套息交易的世纪盛宴”（“Carry Trade of the Century”）。前面我们已经在概念上说明了热钱在人民币升值阶段流入，在升值触顶之时流出（“套息交易”平仓）如何导致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损失。同资本外逃不同，“套息交易”是合法的，这种交易对中国海外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应该是可以追踪的。“套息交易”平仓对中国净资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已经超出我的研究能力。
我猜想，把资本外逃、“套息交易”平仓和前面提及的技术性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积和中国海外净资产之间的巨大缺口大概是基本能够解释的。
《财经》：央行在用掉外汇储备的时候回收了人民币，两者不是等价交换吗？热钱流入现在又流出，不是很正常吗？
余永定：除非我们要讨论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似乎很难也没有必要判断央行出售美元、购买人民币是不是等价交换。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稳定会对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有何影响？例如，出口商挣了100亿美元外汇，此时，中国就已经增加了1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出口商把100亿美元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国的海外资产最终变为100亿美元美国国债。无论中央银行是用600亿元人民币还是800亿元人民币购买这100亿美元，并不能改变中国海外资产增加100亿美元这一结果。如果“套息交易”者把100亿美元卖给中央银行，无论央行按什么汇率付给他人民币，中国的海外负债已经增加了1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代表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要看减少的外汇储备是否转化为等量的非储备海外资产（如变成了等量的ODI），或减少了等量的海外负债（如偿还了等量外债）。
“热钱流入又流出”，我刚才说了，人家是赚了钱后走的。在过去十几年中未能制止热钱大量流入，现在又未能在热钱流出之际最大限度降低国家的损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如何使用外汇储备
《财经》：自从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就是拿来用的”等等成为主流观点。你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怎样使用比较合理？
余永定： 外汇储备有多种用途：保障流动性、熨平汇率波动、以备不时之需、抵御对本币的攻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一项特殊原因则是，由于储蓄率极高且汇率缺乏弹性。在国内投资无法完全消化国内储蓄的情况下，就只能把持有美国国债作为一种储蓄方式。尽管这种储蓄方式是低效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外国储蓄载体，在存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缺口的状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有外国学者将这部分体现为美国国债的储蓄称之为“泊车储蓄”（“parked savings”）。
基于外汇储备的不同作用，中国应该在保证流动性、安全性和一定盈利性基础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外汇储备。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越是灵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外汇储备就越少。当初中国的外汇储备之所以过多，原因很多，汇率缺乏灵活性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既然不能通过汇率的变动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把外汇储备用掉，于是我们就这样把“泊车储蓄”停泊在美国国债上了。
“外汇储备就是拿来用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外汇储备的不同功能和形成的历史原因。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用多少？都是值得讨论的。正如我在前面反复讲的，把大量外汇储备用于单向、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了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损失、恶化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外汇储备（或以很高成本借来的外汇储备）就这样用掉，十分可惜。作为储蓄的那部分外汇储备，中国应该尽可能将其转化为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或设法通过临时性的经常项目逆差，将其使用掉。
理上说，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相反，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例如， 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的成立，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大量外汇注资，中国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提供的资金，以及目前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资金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在直接使用外汇储备以改善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所作的努力。又如，在石油 （或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期通过某种安排动用外汇储备增加石油（或其他大宗商品）战略储备也是使用外汇储备的较合理方式。
当前，如何动用外汇储备进行海外投资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领域。由于绕开了市场上人民币和美元相兑换的环节，外汇储备的使用对汇率不发生直接影响，反之亦然。但是，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海外直接投资，毕竟改变了央行原来所持资产的性质。新资产已经不能满足外汇储备所应具有的安全性、流动性等要求。例如，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中，有65%来自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额出资的子公司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公司提供的外汇储备。丝路基金的资产与负债应该计入什么账户呢？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把外汇储备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例如，是否可以通过财政部发债把部分外汇从央行买走，再注入社保基金等机构，由这些机构在海外进行投资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处理办法。当然，上述问题还是应该由熟悉操作细节的政府和业界人士决定，我们这些书斋学者难以置喙。
《财经》：在过去十几年中，你一再强调中国应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现在你又呼吁关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积和中国净资产增加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
2015年上半年，全球跨境房地产投资活动持续升温，交易量增长9%。地缘政治变化、投资者风险管控和投资多元化的需求成为跨境房地产投资强有力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全球人口结构和城市化结构的变化也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致同中国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刘东东认为，“国内房地产投资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了，如果能够从‘黄金十年’真正过渡到‘白银十年’，那么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好事。实际上，‘黄金十年’和‘白银十年’反映的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和野蛮式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房地产行业将可能不再是高利润的行业，未来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房地产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除了考虑中国境内，还要考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和资产配置。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进行全球资产资源配置是保持资产稳定性和增长持续性的内在要求。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鼓励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为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局，到境外进行大规模投资。
发掘海外投资和增长的机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2015房地产和建筑业报告《发掘海外投资和增长的机遇》显示，如果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是一定的，那么选择投资地点和投资项目就变得至关重要。此外，向新兴市场投资可能会花费较多时间，而收集最新行业见解以做出投资决策对客户来说具有相当挑战性。因此，在权衡海外房地产投资的多个机会时，投资者可能倾向于依赖自己熟悉的领域，并凭着直觉来推进决策。这导致了投资风险，会使投资者错失潜在的机遇，甚至在已经开始的项目上出现误判。
Kersten Muller是致同英国税务合伙人及房地产部的负责人，拥有超过16年的工作经验。Kersten曾为多名私营机构投资者在英国及欧洲的房地产项目提供税务咨询服务，其中包括位于伦敦（如King’s Cross伦敦国王十字）、慕尼黑、法兰克福、巴黎及巴塞罗那的多个大型项目。他在协助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处理资金方面拥有深厚经验，同时也长期为多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提供咨询。在他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普遍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
首先是不了解海外市场的风险。“例如，欧洲市场跟其他市场的差别很大。对于任何投资者或有投资意向的企业的CFO来说，首要的是必须先了解这个市场，最简单的是当地找到一个合适的顾问来帮助你。”其次，企业在进行海外资产配置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还包括税务。“还是以欧洲为例。众所周知，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税法；而且中国的投资者去欧洲投资的过程相当复杂；再加上要在欧洲多个区域进行融资，融资方式也有很多限制。所有这些点汇成了在欧洲进行房地产投资时伴随的风险。” 最后，Kersten Muller还强调，企业在进行海外房地产投资时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正确的决策。“在欧洲有很多不同的法律监管方面的规定，考虑到这些规定的复杂程度，我们必须确保做任何决策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从而避免可能会面临的损失。”
留给CFO的考验
每个企业的CFO负责的具体工作在每个企业也不尽相同，在进行海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也不一样。刘东东建议，如果仅从财务的角度出发，或者从财务相关方面去考量，无论是投融资、使税收结果最优化，或是对于收购目标公司财务的调查，都需要由企业CFO直接负责。“对于制定了海外投资战略但缺乏跨境并购投资经验的企业而言，尤其是在刚开始进行海外并购时，我建议他们必须聘请顾问来进行协助，然后逐渐开始储备人才和进行团队建设。这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有力保障。”
在刘东东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处理海外投资问题时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容忽视。首先是要确保投资必须符合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的财务要求。其次，对于风险方面，除了Kersten提到的有关税务、法律法规、融资成本方面的风险之外，文化习俗、社会惯例、社区/社会责任等方面都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实际上，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第三，英、美和澳洲等发达国家比较强调一个企业履行的社区社会责任，企业如果不做好相关的调查、公共关系的准备，就可能很难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也就无法为未来的进一步投资奠定良好的基础。第四，企业在赴海外投资时还会面临汇率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投资的基础风险，在过去的几年里，绿地、万达、复星等领先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对外投资，现在如果人民币贬值，其海外资产配置在未来的12个月内是比较有利的。反过来讲，在两三年前人民币处于升值预期的时候，如果进行海外投资，就需要考虑如何避免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海外投资汇率风险的发生。这是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风险，并且需要有应对的安排。”最后，企业在向海外投资时，境外的运营管理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也是一个考验。如何用当地人进行具体的运营和管理，并对当地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管理都是企业要面对的挑战。
海外投资房地产新趋势
据Kersten介绍，2015年上半年以来，以欧洲为目的地的海外房地产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对海外投资者来说，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欧洲重要城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同时也有一些新兴机会不容忽视。”Kersten解释说，房地产市场的细分度和聚焦程度更高了，居住用的房地产越来越重要。针对此，致同开发了一些软件来帮助投资者和开发商进行相关的研究或实地调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与当地企业合作，建立合资公司，从当地的合作伙伴那儿取得相应的经验和支持。他们对当地市场的偏好、对当地消费者的熟悉度、对本土风险的详细了解，以及他们与当地相关各方顾问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加快速、顺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同时更好地应对之前谈到的各方面风险。”
比如，某矿业公司投资部为了尽快完成投资指标，做出业绩，对投资决策流程中的资源评估环节缺乏应有谨慎，在没有拿到合格的资源报告书情况下，依靠经验仓促购买，结果由于资源不实遭受欺诈。尽管最后走司法程序获得了部分补偿，却元气大伤，更丧失了其他投资机会。正所谓“事前预放小支出，灾后补救大成本”，不应将程序倒置。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企业办社会现象还较为普遍，企业额外承担的相应资金与费用支出，事实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涉税风险，可谓两头不讨好。就该类业务而言，如果财务会计的工作是准确核算各期的实际支出，并予以适当归集与分配的话，那么管理会计则需要从企业利益最大化出发，权衡以上支出的发生模式与路径。
我们以某中型企业的实际案例来做一演示：其办公生产区、大学生公寓、投资性房地产、职工住宅小区等未彻底实施水电分离，包括物业管理部门的办公费，以及小区水电费等在内，企业每年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多的财力。实施彻底的水电分离改造，则需要企业一次性投入近百万资金，由于当前资金较为紧张，该方案是否具有必要性、可行性与经济性呢？为支持决策，财务管理部会同公司办公室、物业管理部等部门开展专项论证工作，通过收集整理近四年基础数据，最终形成了表2～表4三份报表（数量及金额指标单位为万度、万吨、万元）。
在以上报表基础上，财务管理部进一步分析，发现仅由于价差原因，单位承担大学生公寓及住宅东区电费为36.56万元，大学生公寓水费为0.57万元。对于已单独装表的西区住宅，由于部分住户拒交等原因，单位承担的水电费总额35.94万元，其中电费13.12万元，水费22.82万元，合计73.07万。
2010年～2013年，小区发生的物业维修费分别为2.42万元、2.73万元、2.98万元、3.49万元，小计11.62万元。
2010年～2013年，物业管理部门人工成本分别为18.47万元、19.73万元、22.36万元、21.49万元，小计82.05万元。结合具体岗位设置分析，小区物业管理人工成本43.07万元。
细算之下可以发现，近四年在不考虑跑冒滴漏，以及其他隐形开支情况下，企业额外支付的费用总额竟达127.76万元。也正是基于以上分析，公司做出了水电分离改造的决策。
关键词：海外工程 合同 预算 财务管理 国际税收协定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49-02
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拓展海外业务，从而促进企业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随着国家的战略调整，在海外的工程承包业务将大量增加，即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但不同国家，会计制度、税收法律甚至环保要求总会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海外管理技能和财务要求的不同，使得我们要思索如何强化海外项目的预算与合同管理，如何加强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的财务管理，我国税务机关对于海外工程项目有哪些规定。
一、作为财务控制的重要手段，首先应强化海外项目的合同管理和预算管理。
1.鉴于国外工程的风土人情与政府管理方式的不同，导致海外市场的高风险，都需要企业严格执行规范的合同评审流程，尤其是考虑到诉讼仲裁谈判的可能性，关于合同中的付款条款、赔偿条款、备注等的复杂性，就需要商务部门和法律事务部门密切配合。
下面简要剖析一下作为中国第一家在欧洲获得大型高速公路项目的公司兵败波兰的原因，即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海外)。中国海外第一次受雇全权负责一个欧盟国家的一项复杂工程，包括在严格的监管之下负责设计、融资和建设。因规划不力、严格监管、成本高于预期等原因，历时三年，现在波兰政府炒掉了中国海外，聘用欧洲建筑商来完成公路施工。波兰国道及高速公路总局已提讼，试图得释放约3700万美元的工程履约保证金来抵消成本的增加。
（1）首先，欧盟就是一切以合同为准。中国海外计划解决索赔事宜，重新启动建设并尊重合同条款。但该项交易不能重新协商，因为欧盟规定禁止调整公共采购合同。
（2）其次，类似于青蛙通道的工程环保等要求在欧洲是标准配置，对该类细节的忽视导致实际施工比想象中困难，成本预算错误。
（3）最后，由于不懂得监管和备存纪录在西方公共工程项目中的重要性，“文件不足以证明施工质量”而导致付款延迟。
由此可以看出，为降低风险，要尽量避免粗线条的沿用国内项目的管理办法，规范合同审批、签订流程，由法律事务部门最终审核。在交付过程中，要使付款点对应工程交付过程中所设置的交“钥匙”点，要有相关各环节负责人签字。
2.资金预算的决策权落实在内部管理的高层，由这一权威层次进行决策、指挥和协调。通过对预算调整的审批，国内企业也能及时掌握海外项目的各种动态，及时做出反应。
随着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将资金预算管理与资金适时监控相结合，及时准确地反映资金运行状况和风险，应对危机、防范和化解资金活动相关风险。子分公司通过将资金集中管理与预算密切结合，坚持“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加强对工程的管控，提高资金集中度和资金使用效率。
海外项目更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在关键环节关键控制点上减少人为操纵因素，及时准确地反映资金运行状况和风险。通过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可以比较分析内部各单位未完成资金预算的成因，并针对未完成预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进措施。
同时，将管理人员的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确保预算得到真正落实，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资金管理的及时性，优化资源配置，深化资金集中管理。
二、海外工程项目的财务管理着重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首先，必须明确，海外项目财务会计人员对国内企业负责，而不是只对海外项目经理负责。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制定清晰的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等管理机构，划分财务人员权限、明确财务决策程序等，是强化财务管理的先决条件。
2.鉴于目前规范海外项目运作的法规相对缺乏，按照公司相关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公司对于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以及其他海外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财务主任与出纳对于项目的资金收入、使用情况进行分工、监督、管理，确保不相容岗位相分离。按照内部层级的隶属关系，不同责任人应在自己授权范围内，审核业务真实性，金额准确性，收款申请人提交的票据或证明的合法性，从而严格监督资金支付业务。即用款申请要载明用途、时间、金额，经办人员签章等事项，依次由经办部门负责人、主管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批签章。财务部门复核凭证上制单、出纳、审核、主管等签章是否齐全。附件符合凭证内容要求。
国内已经有13家商业银行宣布成立私人银行部门。从国内最早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到如今仅五年时间，从少有人知的新生事物到如今的初具规模，私人银行在中国正迅猛发展。
近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私人银行部联合了《2011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报告，对2011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上客户构成、竞争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展望。报告指出，中国高净值人士对私人银行服务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大多数人了解或听说过私人银行的概念，约半数人将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功能理解为“更加个性化和优先的银行服务”，而非其财富架构、投资理财规划和产品选择。中国现在只有富一代和富二代人群，欧洲的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发展到富三代、富四代、富五代。中国的私人银行客户是怎样的客户群体，有怎样的特征?
据了解，国内已经有13家商业银行宣布成立私人银行部门。从国内最早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到如今仅五年时间，从新生事物到遍地开花，私人银行在中国正迅猛发展。
在全球经济形势难以摆脱衰退阴影、国内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之下，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行业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变化?未来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领域又是什么?
市场规模及地域特征
如果2007年被认为是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元年，那么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波士顿咨询的报告指出，从财富总量上来看，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在2010年底达到了54万亿元人民币，与2009年末的42万亿元人民币总额相比增长了28.6％。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预计将在2011年底达到6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高净值家庭在2010年共拥有23万亿元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占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的四成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4.8％，远高于普通家庭可投资资产24.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中国高净值家庭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从2008年的51万户增加到2010年底的103万户，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2％，预计至2011年底，全国高净值家庭的数量将达到121万户。在高净值家庭中，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到50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仍占绝大多数，但是超高净值家庭(即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的数量占比也逐年扩大。
从可投资资产的构成来看，居民储蓄占比仍然最大，但是增速相对较缓，其在可投资资产的占比已经从2008年的61％降至2010年的55％。增速最快的可投资资产是以市值计算的流通股票，中国股市从2008年的谷底逐步回升是明显的推动力之一。银行理财产品是仅次于居民储蓄的另一主要资产类别，其在可投资总资产中的占比也逐年递增。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信托资产的规模在过去三年间以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65％的速度增长，这表明了信托公司近年来业务的飞速扩张以及高净值人士对信托产品的青睐。
从高净值家庭的地域分布看，高净值家庭仍然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特区以及其它东南沿海地区，四川、山西、辽宁、河南、河北、陕西、湖北、湖南和福建也有相当数量的高净值家庭。从全国范围来看，拥有2万户以上高净值家庭的省份和直辖市已经达到15个，高净值排名前十的省份所拥有的高净值家庭总数，已经占全国高净值家庭总数的近70％，仅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拥有的高净值家庭数量已占全国高净值家庭总数的35％。
高净值人士的地域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在拥有自然资源和地域优势的山西和海南等地，高净值家庭的数量正急剧增加。在包括甘肃、安徽和贵州在内的部分中西部省份，高净值家庭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领先全国。
从各地区高净值家庭相对比例(即当地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数量占比)增长速度和高净值家庭平均可投资资产规模来看，高净值家庭相对比例最高的前三大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和广东，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的数量分别达到192、97和45户。而比例数量最少的地区则是安徽、湖南和甘肃，每万户家庭中分别只有12、11和8户高净值家庭。
竞争格局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谈到国内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领域的总体竞争格局，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王楠称，目前在国内已提供私人银行服务的银行数量已经不少，至少已有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在中国国内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已经增至16家，它们以产品、服务和成熟的市场品牌迅速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竞争力量。另—方面，全国110多家各类商业银行都已推出了财富管理服务，而财富管理面向的中高端客户正是私人银行业务的重要客户市场基础。而目前整体的竞争格局是，中资大型商业银行对市场保持着较强的主导，但由于各家中资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方式上的差异不大，因此在这种同质化竞争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优胜者”或是“落伍者”。
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在国内财富管理市场上的业务规模则较为小。这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外资行的营业网点较少且并无老客户的积累，在“客户获得”方面存在先天的劣势。但外资行的优势在于其相对成熟的理财咨询流程，丰富的海外经验，以及灵活的管理体系。例如部分外资银行利用更有吸引力和灵活的薪酬体系，激发了雇员们的工作热情，并可以以此从国内顶级中资银行大量网罗优秀的客户经理以拓展市场。
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财富管理市场的主体也日益多样化。证券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第三方独立理财机构、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机构已经从不同角度介入到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中，纷纷开发出了为高端客户理财的专属服务。尽管竞争者众多，但目前中国私人银行业仍处于学习，探索、借鉴和提高阶段，缺少成熟的经营模式，未产生市场领导者。各家金融机构需要研究客户需求，调整战略重点，丰富产品和服务供应。中国私人银行业群雄逐鹿的竞争局面仍将持续。
中国高净值人士群体
波士顿咨询的调研发现，中国近六成高净值人士是私人企业主，超过半数的高净值人士通过创办实业起家，近半数的高净值人士凭借着管理和营销能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创造并积累个人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塑造了当下中国人特有的财富观。高净值人士普遍强调财富的快速创造和积累，但是在如何合理地使用财富、处理和消费财富方面，他们的态度和做法尚不成熟。
高净值人士对财富的控制欲望较强，对商业银
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管理财富的能力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期望值较低，因此更希望自己控制和管理财富。高净值人士群体的结构仍不稳定，资产规模波动较大，他们对投资和理财的需求具有短期性和单一性取向的特点，这向私人银行业务进行长期和全面的投资规划和资产管理提出了挑战。高净值人士普遍看重财富的安全保障功能，安全感低。调研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财富意味着“自由安全的生活”比“优越的物质生活”(48％)更重要。
调查同时发现，高净值人群对“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仇富心理严重”有强烈的认同感，其中88％的高净值人士认同贫富差距正在加大这一现实。高净值人士对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认知，但认识的深度和实践都不够。
理财观念和手段。“为子女规划未来”超越“为事业进一步提升”和“高品质的生活”，成为高净值人士最重要的理财目的，这表明了富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金融机构选择。高净值人士选择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原因是“服务和销售人员的能力和专业素质”，其次是“服务的私密性与可信度”，排在末位的是银行的“网点装潢”，这再次证明了高净值客户对硬件装修并不太看重，而是更加关注和重视专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以及产品和服务功能等软实力。对于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传统误解是：“拉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但调查显示客户在选择客户经理时考虑最多的因素是“专业的金融产品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说明客户经理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
调研显示，私人银行客户平均使用2，5家私人银行，说明客户的忠诚度并不高。当被问及是否会因为另外一家金融机构推出同等条件下收益更高的产品而将资金转出目前使用的私人银行时，24％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29％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
产品需求和偏好。高净值人士对储蓄现金类产品的偏爱仍然很高，但是在2011年，固定收益和信托类投资产品一跃成为最受青睐的产品。高净值客户对产品最为关注和不满的仍然是收益。此外，他们还希望改进产品的多样性和连续性。从投资期限上来看，50％的客户偏爱于选择一年期以下的投资产品，而客户整体对三年以上期限的投资产品并不看好。
服务要求。高净值客户对私人银行网点的专用空间要求较高，2／3的受访者认为最必不可少的是“私密的会谈室”和“专属的交易柜台”。而通常银行花大力气进行豪华装修、提供高档的茶水饮料、娱乐节目甚至上网设备都被大多数客户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服务。
从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来看，近半数受访者对综合财富规划感兴趣，其次是投资组合管理和产品定制化服务，对财产继承感兴趣的受访者占比不大，占总人数的约1／6。
最受欢迎的非金融增值服务是“高端医疗服务”。71％的受访者对此服务感兴趣，同时也有不少人青睐于“高端旅行咨询”和“子女教育咨询”。但是选择高尔夫等“高端娱乐项目”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只占12％。
客户们普遍觉得各机构提供的非金融增值服务差别不大，38％的受访者认为私人银行“雷同项目太多”应该积极拓展新项目。银行、航空公司和电信运营商等都在竞相提供大同小异的高端增值服务，客户对此逐渐感到麻木，缺乏个性的非金融增值服务很难成为私人银行吸引客户的主要手段。
搭建离岸财富管理平台
国内高净值人群对离岸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有多大?中资银行搭建离岸财富管理平台，目前有哪些具备可操作性的路径?根据调查，大部分高净值人士目前对于离岸财富管理的兴趣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离岸财富管理有现实需求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另一方面，以资产规模将高净值人群划分为不同层次，则资产额度最高的高净值人群中接受离岸财富管理的意愿也最为强烈。
目前看来，中资银行搭建离岸财富管理平台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海外自建分支机构；二是收购海外现有的银行金融机构，第三是与海外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在当地设立合资企业。而假如中资银行尚不具备建立离岸财富管理平台的实力，在最低层次也可通过与海外金融机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实现资料共享，从而介入离岸财富管理业务。
离岸财富管理市场通常是指为非居民投资者提供的、不受所在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服务。从狭义范围来讲，离岸财富管理账户不受境内监管限制，可以有效规避境内法律和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提高资金自由调拨的可能性。鉴于金融资本本身具有的逐利性与流动性，从广义范围来讲，离岸业务为金融资本提供了跨国配置渠道，满足了追求跨地区最佳投资配置的实际需求，是全球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2010年，全球离岸财富规模为7.8万亿美元，这一增长的动力源于市场表现特别来自于新兴市场的资产流入。与此同时，离岸财富占总财富规模之比也从2009年的6.6％降至2010年的6.4％。
对于私人银行整体而言，离岸业务—直属于波动性较大的业务。但是热衷于离岸业务的私人银行客户群体确实大量地存在。更多的客户选择离岸的原因不在于避税，而是资产的安全和稳定。
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对离岸财富管理的需求还处于初期阶段，从对离岸财富管理需求的地域特性来看，目前这种需求还比较集中于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越富有的客户对离岸产品的需求越大，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客户中，22％都使用过离岸产品和服务。另外，投资房地产获利的客户对海外投资特别感兴趣。平均而言，这些使用离岸产品的高净值客户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16％，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比例更大。离岸财富管理在未来私人银行业务中的重要性将逐步增大，在某些地区，提供海外投资产品和财富管理服务的能力已经成为了选择私人银行的重要条件之一。
相关链接
中国高净值人士的十大特点
第一，私营企业主是中国高净值人士的主流。近六成的高净值人士为私营企业主，超过半数的高净值人士通过创办实业起家，近半数的高净值人士凭借着管理和营销能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快速创造并积累个人财富。
第二，高净值人士普遍看重财富的安全保障功能，将近一半的人士将“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重要的财富使用途径。高净值L-i-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与教育水平和财富规模成正比，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净值人士中有20％的人士选择了“为他人和社会谋福利”作为财富分配的手段。
第三，高净值人士中有48％的人士认为“为子女规划未来”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财目的，超越了“为事业进一步提升”(44％)和“高品质的生活”(40％)，表明富裕人群对培育下一代的重视程度。
第四，约六成高净值人士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约三分之一的人士投资以保值为主，只有8％的人士愿意承受较大的风险。总体来说，高净值人士约一半资产投资在中等或较高风险的资产中。
第五，高净值人士对私人银行服务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大多数人了解或听说过私人银行的概念，约半数人将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功能理解为“更加个性化和优先的银行服务”而非其产品选择和理财规划。
第六，高净值人士对固定收益和信托类投资产品的兴趣最高，有57％和55％的受访者对该类产品感兴趣。
第七，高净值客户对私人银行网点的专用空间(包括会议室和交易柜台等)要求较高，但对于很多银行花大力气进行豪华装修、提供高档的茶水饮料、娱乐节目甚至上网设备却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服务。
第八，半数的高净值人士已经或者准备进行财产移交。在得益于财富传承的所谓“富二代”这一特殊群体之中，专业投资人士的比例相对较高，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偏好一些较为复杂的投资产品。他们对私人银行的要求严格，对生活品质追求也很高。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2年，石油公司的并购主要体现为以石油“七姊妹”（埃克森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飞马石油公司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为主的西方石油公司在国家政治、 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对发展中国家油田开采权的掠夺，逐步建立起一个长期统治世界的石油垄断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管制和行业限制的放松，外国控股最高比例的提高，跨国并购变得简便易行。同时，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开展跨国并购提供了各种各样灵活的融资渠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跨国石油公司掀起了以强强并购为重要特征的并购浪潮， 其跨国并购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资本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石油业内从老牌的埃克森、英国石油等石油巨头，到一些大中型的一体化石油公司、独立公司乃至石油技术服务公司，都纷纷通过并购手段来调整业务结构和组织结构，提高竞争力。强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中型石油公司也加入到并购浪潮中来。由大型石油公司为主角转向中型石油公司为主角的合并，成为2001年世界石油公司的并购案的新特点。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和大陆石油公司以股权交易方式进行的合并案例使其成为继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德士古之后的美国第三大石油公司。
2005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因为美国政府干预等原因被迫退出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公司竞争，而美国的石油巨头雪佛龙德士古（全球500强第11位）则成功收购优尼科公司。这一总价184亿美元的现金-股票交易，成为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最大的并购案之一，对整个世界石油业产生巨大的战略影响。自2002年科诺科和菲利普斯以152亿美元合并后，石油业并购沉寂下来。这次雪佛龙收购优尼科，可能带动石油业新一轮兼并的浪潮。
通过这一系列合并案，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角以新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七姊妹”演变为五巨头(埃克森美孚、壳牌、BP、雪佛龙德士古、道达尔菲纳埃尔夫)超大型石油公司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其对石油行业的全方位控制日益加深，未来这种局面只会进一步强化。
近期全球范围内石油企业并购活动的特点与趋势
近期全球范围内石油企业的并购活动有不断加剧之势，强强联合，各类石油企业广泛参与，形式灵活多样。大公司从自身的总体发展战略出发，选择截然不同的并购策略，或者实施纵向一体化经营，或者收缩经营重点；中型一体化公司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并购以剥离上下游资产、加强核心业务、提高专业化水平为主；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和扩大服务范围，油田服务公司也广泛地参与并购。
全球石油企业的并购战略
企业的并购战略应与其发展战略相一致。因为，只有并购战略与发展战略相一致，并购战略才是有效的战略。在石油行业中具体的并购战略如下：
横向并购：又称水平并购，是经营领域相同或相近，或生产的产品相同或相近的行业的并购。它是资本在同一领域或同一行业集中的并购。
纵向并购：又称垂直并购，是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互为上下游关系的公司之间的并购。它是与垂直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相适应的并购战略。
分离：从原来的业务中分离出去部分业务，但其股权仍由原来的投资者控制。
售卖：出售非核心业务。
合资企业：两家或多家公司为实现某一特定的商业目标依法设立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联合企业。
并购能有效提升石油企业的竞争力
国际石油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公司并购成为石油公司实现公司业务一体化及进入新地区和新业务领域的快捷和低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一方面，国际油价波动频繁，通过公司并购可以使主营业务多元化，稳定公司现金流；另一方面，通过并购能有效降低经营管理成本，从而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油气勘探开发。以BP公司为例，通过一系列的合并收购，每年节省成本58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合并后年节省开支46亿美元，雪佛龙与德士古合并年削减成本20亿美元。具体而言，石油企业并购的动机如下：
企业发展的需要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只有不断地增加经济实力，才能得以生存，才能提高发展效率。任何一家石油公司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是通过自我发展还是通过并购实现企业的不断扩张。由于当今市场机遇稍纵即逝，石油公司又面临着来自资源状况、宏观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和运作等多方面的风险，单凭石油公司内部的自我发展很难应对如此多的风险，因此，出于发展的需要，公司并购也就成为石油公司进入新地区和新的业务领域的一条快捷和低风险的途径。
谋求协同效应
石油公司并购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营协同效应，二是财务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一般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是指由于生产能力、销售规模等的扩大而使平均成本、费用等的支出得以有效降低，从而给企业带来额外利益。范围经济效应是指由于生产、经营等的多样化而使平均分摊的成本、费用等的支出得以有效降低，从而给企业带来额外利益。对于石油公司而言，经营方面的协同效应主要来自于诸如各种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下游产品销售网络的完善等。以通过纵向合并形成的纵向一体化的石油公司为例，经营方面的协同效应不仅体现在对油价波动的内部消化上，而且还体现在通过不同的产品和市场组合来分散市场的风险。
并购后的石油公司通过出售多余的设备、减少富余人员、缩减市场营销费用以及生产的经济规模来降低成本。以勘探公司为例，公司并购后随着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单位生产成本会相应下降；人工和管理成本也相应更趋合理，使得综合成本大幅降低。
财务协同效应
成功的企业战略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提高、财务能力的增强、企业税赋的负担调整并形成企业信息效应等，从而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对企业的股票价格带来积极影响，最终增加企业市值。以融资为例，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认为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张和公司业务范围的互补，通过并购形成的石油公司能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故并购能降低融资成本、扩展融资渠道和筹措到更多的生产资金。同时，通过并购形成的规模更大的石油公司可以花同样多的固定费用在股票市场上筹措到更多的资金，从而降低固定融资成本。
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并购之路
1993年中国步入原油净进口国行列，中央明确提出“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在海外建立稳定可靠的石油生产和供应基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兴起了五次公司兼并与收购的浪潮。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开始“走出去”进军海外。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 1993年中标秘鲁塔拉拉六、七区块项目，吹响了中国石油进军海外市场的号角。此后，中石油先后转战委内瑞拉、加拿大、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苏丹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使其获得的海外油产量获得了稳步提升。2002年4月，中石油出资2.16亿美元收购DevonEnergy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油气资产，这是中石油的第一块海外资产。2004年底，俄罗斯尤科斯公司旗下的尤甘斯克公司被公开拍卖。当时中石油有意参与，后来中石油被迫退出，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政府不愿外国公司分享该国的能源资源。2005年8月2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通过其全资公司中油国际出价41.8亿美元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目前，中石油正在执行的44个海外石油投资项目，分布于世界4大洲18个国家。基本上形成了4个海外油气生产基地，即北非地区、中亚地区、南美地区和亚澳地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炼化公司，近两年进入到伊朗、也门、阿尔及利亚、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吉尔吉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计划在“十五”期间海外投资100亿元。2004年3月，中石化集团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及沙特王国石油部签署了鲁卜哈利盆地B区块天然气风险勘探开发协议，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10年来第一次正式登陆世界最大的油气富集区――沙特阿拉伯。2005年5月，中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加石油公司与加拿大西年科能源公司组成合伙企业，共同开发位于阿尔伯达省东北部的北极之光油砂项目。这意味着中石化进军海外油气市场获得阶段性成果。
我国第三大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自2001年成功实施海外上市以来，开拓国际市场也成为其重要战略之一。2002年1月出资6亿美元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尼的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2002年10月中海油收购澳大利亚西北礁层天然气项目的上游生产及储量5.56%的权益。2003年1月亚洲权威金融杂志《亚洲货币》将中海油2002年的收购评为2002年度“最佳收购”。2003年3月，中海油和中石化先后宣布布分别以6.15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BG）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北部项日8.33%的权益，最终未能如愿。2005年6月，中海油对美国的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提出185亿美元的竞购报价。中海油此举主要是增加油气储备，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其成为亚洲领先的石油企业的愿望。虽然最终由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而退出竞购，但这是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大的一笔中国企业海外竞购。
目前我国油企同海外油源的合作范围已扩展到中亚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东南亚印尼、缅甸，中东利比亚、伊朗、阿曼，非洲苏丹以及澳洲澳大利亚，中南美洲委内瑞拉，北美加拿大等地。
可见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都己在海外并购之路迈出了国门，奠定了国际化经营的基础，并将海外并购纳入了自身的战略步骤中。尤其2005年以来，为了进一步降低国内石油供应的风险，弥补国内石油资源的不足，中国三大石油企业纷纷开始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进军海外的油气市场。
为实现国家能源战略必须进行海外并购
海外并购是中国石油公司实现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量相对短缺，人均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41位。我国对境外的石油资源，己形成相当程度的依赖关系。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4年原油进口量达到9000万吨，预计2005原油进口量达到1.3亿吨，2010年我国原油需求量约为3.2亿吨，净进口量达到1.26亿吨。在此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石油形势变化的影响。由于国际油价高涨，2004年我国多支出了40至80亿美元。因此，中国石油公司进行海外油气资源项目的并购活动是为国家争取长期、稳定的境外油气供应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海外并购是中国石油公司成为为跨国公司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及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动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发言权，关键就取决于有没有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中国的石油公司迫切需要加快培育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迅速发展壮大为跨国石油公司。 而作为一种直接投资方式――海外油气勘探业务的并购是中国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手段。
中国石油企业实施国际并购活动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国际石油市场风云变幻，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中国油企海外并购的道路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三大石油巨头都已相继进入一系列政治敏感国家开拓业务，所面临的政治干扰和风险也无形中增加了其业务开展的难度和成功率。
实施海外并购要审时度势，认准方向，灵活应对
在全球范围内选取资源、瞄准最具潜力的市场，这是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的目标。对外并购要坚持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强化主业。同时要细致深入地研究竞争对手，充分了解投资当地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三大公司在海外并购的实践中还有很多具体操作的经验和技巧需要学习和探索，不断积累以灵活运用。
通过组织结构调整和机制改革提高自身实力，建立统一、有效的海外石油投资体系
企业运营方式上的转型，必须建立在企业组织结构的成功转型基础上。美国社会反驳中海油并购的一个关键理由，是中海油的企业性质和企业组织架构。他们不认为来自东方的这个企业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企业：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接受大量的政府补贴，没有强硬的市场财务及信贷约束等等。中国企业发展越快，其组织结构的转型越必须尽快发生。除了组织结构之外，中国企业已经逐步开始理解财务透明度和管理透明度的重要性及所带来的价值。但是，这是建立真正受人尊敬的企业的开始阶段。在中国油企纷纷进行海外整合并购的同时，管理治理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作为国有企业的集团公司，在没有严格的财务与经营业绩监管的情况下，海外并购的效率有待提高。一方面通过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以一套按市场化规律运作的制度构架作保障；另一方面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业务整合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企业竞争力。未来中国有必要将目前三大公司的海外业务进行整合，使之以一个统一的平台参与全球油气资源的重组与经营，提高竞争力，并提升具体项目的经济效益。
目标企业的选择要在分析外部投资环境的基础上，以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石油公司为主，适当选择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型石油公司。
以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石油公司为主。这些地区的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量较多，开采风险较低。同时，其经营管理水平和勘探开发的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我国的设备和技术服务水平在这些地区有一定的优势，并且我国和这些国家存在着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最近，中石油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就是很好的见证。
商业银行依靠单一信贷业务发展的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
一是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后,由于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许多关键技术难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的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时代,这必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因此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存在着较大的压力。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信贷推动型模式,一旦经济放缓,信贷业务增长也将呈现同步放缓的势头。
二是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更多的优质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方式来筹集资金。此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使有潜力的小企业可以通过创业板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对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造成显著的双重冲击。
三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飞速发展,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过程中,电子货币的出现对现行以纸币为核心的支付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网络技术使得交易双方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通过网络直接交易的系统成本也越来越低,在理论上任何一个网络技术公司都可以承担这一任务。传统银行将逐步丧失在资金来源方面的资本优势及资金运作方面的优势,这必将限制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快速增长。
四是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主体,中央银行可以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基准利率、再贷款、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和投放节奏,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所有这些举措都会从不同方向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规模和成本,尤其是实施收紧政策时会明显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影响商业银行“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制约商业银行靠利差增加收益。
从内部资源来看,资本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的关键瓶颈。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银监会逐步提高了银行业的最低资本要求,并对核心资本补充和发行长期次级资本债务提出更高要求,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实际上已经提高到10%和7%。从“后危机”时代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趋势分析,我国银行资本监管标准的提高今后不但不会停止,还将继续加强。近年来,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出现了下降。一方面,信贷超常规激增迅速稀释了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另一方面,由于利差逐步收窄,使得商业银行通过盈利留存补充资本的速度,远难匹配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内源资本遏制资本充足率的进一步下降。此外,拨备覆盖率的提高也挤占资本金,使得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资金受到挤占,进一步恶化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
新的发展环境和自身资源都说明了信贷业务将逐步萎缩,一般银行存款对个人客户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商业银行不得不将视线转向新的盈利模式。
客户需求的变化为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提供了可能
从企业角度看,一方面,未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直接融资远远快于间接融资的发展,债券发展的速度有可能会快得多,基金、保险也将得到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快速发展催生了企业投资理财的多层次、综合化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大型集团化企业、政府部门需要借助银行的结算网络强化对资金的集约化管理;企业并购活动的增多,需要银行提供并购贷款、委托理财、财务顾问、资产管理等业务;中小企业的投融资和理财需求也日益高涨。因此,向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和差异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已成为衡量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从居民角度看,随着近年来股市房市的不断攀升,居民追求财富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各类金融资产将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阶段。截至到2008年底,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可管理资产在100万美元的富裕阶层人士已经达到40多万人,掌握着全国上万亿美元的财富。据国际权威咨询机构预测,未来几年,这一财富的规模仍将保持13%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我国将拥有超过400多万个富裕家庭(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元人民币的城市家庭),总数居全球第四。未来几年,尽管传统的银行储蓄仍将保持增长,但总体来看,居民对于个人金融资产的分布偏好正在从以储蓄为主,向储蓄、理财、保险、投资等多渠道转变。越来越多的银行储蓄存款将被各种理财产品所替代,特别是对于高收入的富裕阶层,其对财富管理金融服务业务的需求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模式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营转型向纵深发展。在业务结构上,不断加快从以公司业务为绝对主导向个人业务、小企业业务和中间业务倾斜。近年来,个人贷款发展迅速,余额已占到全部贷款的20%以上,个人中间业务中的理财、银行卡、结算、等业务平均年增长20%以上,尤其是信用卡交易金额连续几年增长超过100%。从客户结构上,面对国内飞速增长的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国内多家商业银行也大力拓展该业务领域,加大政策倾斜和产品创新力度、积极探索专业化运营模式。在个人客户结构调整方面,利用数据库系统来细分客户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客户分层管理、分层营销、差异服务正在成为国内银行业的普遍做法。从收入来源来看,非利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不断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在对公司中间业务方面,现金管理、对公理财产品销售、短期融资券承销、资产托管、企业年金、财务顾问等新型业务的收入快速提高。与此同时,国际国内结算、承兑、担保承诺等传统业务的收入也保持稳定的增长。在对私中间业务方面,银行卡、受托理财、保险、缴费、第三方支付、贵金属交易等产品的快速发展,保证了非利息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和总量的持续增长。此外,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审慎向前推进,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盈利的信贷依存度依然偏高,非信贷依存度仍显不足,尽管2006〜2008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间业务年均增长55.2%,但占总收入的比重依然徘徊于10%左右,这中间还不排除一些商业银行片面追求中间业务发展,将利息收入转化为非利息收入的可能。二是盈利模式仍然相对单一,利润综合调控能力有限。由于高度依赖信贷,因而在存贷款利差收窄和银行议价能力下降等不利因素下应对能力下降。特别是2009年。银行天量贷款并没有带来利润的大增,市场人士普遍预计,2009年银行业信贷以30%多的速度增长达到9.6万亿元,但在净息差大幅收窄以及2008年利润高基数的双重作用下,业绩普遍增速将放缓,“业绩无特别亮点”已成业界普遍预期。据业界预计,2009年上市银行平均净利润增幅在10%〜18%之间。三是管理的个人资产中大部分仍然是储蓄,目前,商业银行管理的个人资产中,储蓄占比超过80%,也显示了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还处于萌芽阶段。四是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收入以及海外资产和收入占比依然较低,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综合化、国际化还处于初级甚至起步阶段。
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一方面,金融市场仍需培育,制约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的法律、制度还需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体制机制亟待进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仍然沿用“块块”的传统管理模式,考核依然采用综合考评制,考核项目繁多,尽管有“转型分值”,但分值不重,有些可以忽略,在这种架构和考核体制下,分行行长首要任务是抓“大分值”的传统信贷业务,更注重短期业绩,转型成为“长期的目标”被高高挂起。近年来,虽然许多银行成立了直营中心,但是这些中心基本上是产品研发或是管理为主的成本中心,不具体负责市场营销,核心客户和客户经理仍在分行。这种体制造成推动转型业务的“权、责、利”仍然在分行,只要分行缺乏动力,转型业务就很难真正开展。即使某些中心是“利润中心”,如私人银行中心、资金运作中心等,但往往在利益的分配上与分行的没有理顺,造成总行与分行“争利”现象,挫伤了分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约了业务的迅速发展。此外,在“块块”管理模式下,总行也难以驾驭注重短期利益,经营目标与总行相左的分行经营行为。
经营模式转型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的配套改革
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实质是商业银行业务、利润和价值增长的各种经营要素投入及其组合方式的转型,是商业银行对外部资源,包括金融市场、业务领域、客户价值取向的转型;也是商业银行对内部资源,包括组织、财务、渠道、运行、人才等资源的配套调整和转型,以此来实现业务规模的扩张、盈利能力的提升和价值的增长。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是经营模式转型的先决条件,但内部资源配置是经营模式转型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不仅仅是确定业务发展方向或者是客户的定位,而是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等适应性改革,进行组织以及资源的调整,否则是无法实现根本性的转型。
必须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组织架构科学、合理与否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科学有效的组织架构是确保商业银行管理效率的基础,是其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保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客户为中心,专业化、协同性的垂直型组织架构在国际银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已经成为全球银行业组织架构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有利地支撑了国际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转型。我国商业银行尽管也认识到条线经营管理的好处,也在进行局部的改良,但由于这种改良不是根本性的改变,必然产生“条”与“块”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进行彻底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建立以客户为中心、从总行到分行自上而下的,以专业化、协同性的垂直型管理的组织架构。只有这样才能在组织上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顺利进行。
需要进行渠道的调整和运行模式的改革。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网点大多是操作型,注重操作的运行模式。网点是重要的营销服务渠道,但在现行运行模式下,一方面,公司业务、个人业务条线管理到网点层面无法分开,对网点也就无法进行专业化的管理,无法对网点员工进行专业的营销服务指导。另一方面,网点重操作,轻营销服务,网点面积大量被银行挤占,银行员工忙于处理居民开户、存取款、代买基金、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等业务,无暇真正了解客户的需求,难以对个人客户进行分层分类的服务,也就无法满足客户日益增长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必须将网点运作方式进行改革,通过业务流程的再造和持续优化,将网点的操作性业务进行集中处理,使网点从操作型向服务型转变,将网点改造成仅仅受理业务,并为客户提供金融解决方案的窗口。大量的操作性业务通过ATM机、多媒体、网上银行等让客户自己操作完成。
要建立与经营模式转型相适应的考核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考核激烈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的考核激励大同小异、非银行业务套用银行业务的考核激励机制,适应个人业务、非银行业务的考核激励机制缺乏,挫伤了从事转型业务员工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商业化,按照业务特性的差异化的考核激烈机制是实现转型的重要手段。
建立和完善以利益驱动的部门间合作机制是经营模式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客户的金融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向多功能、综合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必然涉及到银行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前台条线之间、分支机构之间的联动,特别是产品开发的协作机制。目前,内部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大多通过行政进行协调,成本高、效率低、成功率低,无法满足快速变化市场的需要以及成本集约的要求。因此,必须建立交叉销售和联合联动有效的、系统性的机制保障,改变目前仍然沿用的以行政为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状况,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