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7:59:10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来影响总供求，进而实现既定宏观经济目标的各种措施。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货币当局能否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货币政策产生的货币冲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GDP、CPI、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最终目标产生影响。二是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得当，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中央银行能否随时掌控货币需求的动态变化，在适当的时机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而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中央银行只有在能够对货币供给完全或者部分控制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货币供给要具有外生性，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才有意义。由于市场利率是由货币的供需决定的，央行只能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而市场实际的执行利率却难以控制。而内生性则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的自身因素决定的，央行的货币供给最终受货币需求决定，因而不能对货币供给进行有效控制。公众基于收入、利率、风险等因素考虑，会及时调整其资产、负债和货币持有量。如果货币需求增加，比如生产者为了扩大投资而增加借款需求，银行可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货币供给;反之若货币需求减少，公众将会把多余的货币存回银行，倒逼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托宾，1947)。内生性理论动摇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理论基础。(三)货币政策有效与货币中性论。费雪(1931)的现金交易方程认为货币充当商品交易的媒介，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同比例增加，而总产出是由实物部门决定的，与货币无关，货币具有中性的特点。而凯恩斯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将引起利率水平下降，最终刺激总需求、增加总产出。其后希克斯－汉森在IS－LM模型的分析更为直观，因而认为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点。此后，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抨击了凯恩斯的观点，提出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具有重要影响，认为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创新等生产资源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货币数量的异常冲击变动只能加剧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价格变化，长期的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汪红驹(2003)认为，由于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的影响，货币供给的调整在短期内会推动产出的变动，但从长期看，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会消失，货币表现为中性。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要让学生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在课外布置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工作，然后在课堂上充分讨论哪些因素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把握各市场主体的需求状况，据此来计划配置资源，因此对政府的智慧要求极高。计划经济体制的货币化程度较低，占主导的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化程度较高，微观经济主体是自主决策的，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78－2016年，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从32%上升到20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极大地改善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和操作空间，但是其中隐含的金融风险也不断加剧。同时，市场机制依据价格等“看不见的手”引导供求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但市场主体也可能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信息误判和资源错配，表现出低效或失效。此外，由于近年来我国信贷资金和风险在房地产行业集中，土地财政引发的政府过度负债，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积聚但缺乏有效监管，这些风险因素也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二)利率环境。货币政策产生宏观效果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货币供给量的调整，引起利率水平变动，进而引导消费、投资的变动。在固定利率体制或部分浮动利率体系下，利率难以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难以反映真实的资金价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才能提高利率配置资源的效果，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在货币政策扩张条件下，实际利率下降，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盈利能力增加，资产负债表改善，有利于信贷融资的扩张，刺激投资增加，使得国民收入和产出增加。目前我国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挤占私人资本的信贷资源，直接影响了利率杠杆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汇率制度。根据克鲁格曼和蒙代尔共同提出的三元悖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因为资本流动而不能有效实施。在经济全球化下，货币当局必须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兼顾内外均衡。孙森等(2013)认为，由于我国实施外汇干预和外汇占款等原因，使得基础货币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同时央行可以控制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也使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外生性。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一种选择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另一种选择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四)预期因素。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萨金特等)认为，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历史信息进行理性分析，作出最优决策。例如在确定房租，资金利率，议定工资，商品价格时，会把充分考虑未来价格波动，把价格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而政府由于对信息的反应滞后，加上宏观经济模型的假设没有考虑微观预期因素，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导致国家对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因此，预期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不会引起产出的变化，政府应该采取符合公众预期的货币供应量，让市场自主调节，提倡经济自由。其后，新凯恩斯主义引入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等因素，认为公众不能根据理性预期做出迅速改变，虽然抵消了部分政策效果，但政策依然部分有效。郭豫媚等(2016)指出，在经济减速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扩张效用极其有限，而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通货膨胀的普遍预期，能够极大地降低经济波动并使经济更快收敛至稳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从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效果来看，货币数量的调整对产出的作用和效果逐步降低。如何结合实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本章课程教学探讨的重点内容。(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前所述，现行信贷体制下，国有经济占有大量的信贷资源，而民营经济遭受不公正金融待遇，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作用于更为活跃的民营实体经济，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挫伤了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应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性多元化主体，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引导企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进行项目投融资，真正发挥利率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资金运行效率，防止出现国有资金泛滥、错配与中小微企业筹资难的困境，从而活跃民营经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另外，建立完善全社会征信体系，规范企业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提供良好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从微观层面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效率。(二)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要充分利用利率杠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其前提条件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能够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引导市场主体进行理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理性预期的投融资决策。目前，我国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于信贷渠道，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因此，应逐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利率的浮动范围，提高利率调整的自主性，鼓励针对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的金融创新，丰富经济主体融资模式。推动债券市场、回购市场等直接融资发展，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根据成本效益等指标进行经营管理决策，降低货币政策对信贷传导渠道的依赖，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果。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推进存款利率和贷款的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性的存贷利息差，利用市场化改革银行盈利模式，发挥利率的定价功能，建立系统性的利率体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和资金配置效率。(三)优化货币政策目标，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绩的同时，货币政策一直肩负着多重的调控目标和任务，经常是多个目标难以兼顾。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改革和转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复杂的态势。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应重点关注长期目标，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允许自然失业率。其次，短期内应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设定阶段性目标，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浮动汇率制度等金融改革，以营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多个调控目标的协调与兼顾，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水平。再次，逐步增强对汇率等中介指标的应用，在可控条件下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以多种方式管理外汇汇率波动，降低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投放的冲销压力，强化汇率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以降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四)重视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由于公众预期将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应当更加重视预期管理。由于当前我国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不充分，央行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滞后性，进一步削减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央行应当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并公之于众，这将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形成稳定的公众预期。其次，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疏通央行与市场的信息传递渠道，通过央行会议纪要、官员讲话、新闻会等形式丰富信息沟通的内容，公布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的判断，尤其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实施进行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让公众明确货币政策的相关操作及其意图，避免市场误读产生错误预期。最后，加强对货币政策的研究，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预测能力。
作者:刘开华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郭豫媚，陈伟泽，陈彦斌．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J］．经济研究，2016(1):28－41．
［2］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孙森，卢紫珺．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与可控性———基于货币乘数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5):51－59．
关键词: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 金融中心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3-021-03
2009年7月,我国在上海和广东的部分城市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这是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在货币发展规律的作用下,我国人民币的支付结算功能从国内向国际的自然演进。由于跨境贸易发生在境内外的两个经济主体之间,因此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意味着用人民币来结清两者之间因贸易而形成的跨境债权债务,其结果有二:一是人民币通过贸易结算渠道被境外主体持有;二是人民币的服务对象将延展到境外主体。正是这两个结果提升了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行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具体论证如下: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将导致人民币的境外持有,但人民币在清算规律的作用下依然存放在我国银行体系内,这为我国建设基于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天然条件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任何国家的信用货币在国际结(清)算上存在着三个铁的规律:规律一是所有货币的结算都在其发行国完成最终清算且以中央银行的清算为终极清算;规律二是所有货币都存放在银行体系内,除了民间收藏的现钞;规律三是所有结算和清算都是通过银行账户间的借贷记动作完成的,也即货币的国际结(清)算以银行间跨境结(清)算为形式开展。在这三大铁律的作用下,所有货币都存放在其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内,即所有美元都存放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内,所有欧元都存放在欧元区的银行体系内。只不过这种存放是直接还是间接而已。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后,虽然通过经济主体间的跨境支付,人民币的所有权随着货物的所有权发生对向转移,但由于银行间跨境结(清)算的作用,所有被支付的人民币最终都以境外银行在我国境内银行开立的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存款的方式存放在境内银行体系内。也就是,境内主体对外支付人民币贸易货款是一个“银行凭企业付款通知扣减(借记)该企业存款账户,并同时将相同款项增加(贷记)到某一境外银行在我国银行开立的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上并向对方发出已贷记通知,该境外银行又将相同款项增加(贷记)到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境外主体的银行存款账户并发出已贷记通知”的一系列行为过程;同样的,境内主体对外收取人民币贸易货款的过程也是一系列反方向的借贷记外加电信报文通知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境内贸易通过银行账户支付结算无差异,只不过是银行发送借贷记通知的对象在境外而已。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跨境贸易本币结算与外币结算截然不同的地方。采用外币结算时,由于国家信用货币需要依托银行间结(清)算的规律的作用,我国的银行需要在该外币的发行国银行开立该外币的同业往来账户。以美元为例,我国银行需要在美国的银行(包括我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等营业性机构)开立美元清算账户才能向境内经济主体提供跨境贸易的美元结算服务,且为了提高清算效率,我国的银行需要选择那些已经加入美国的美元清算体系即已在美联储开立了美元清算账户的银行来开立此类跨境美元清算账户,因为规律一决定了,只有直接在美联储开户才能加入当地的货币一级清算,才能提高资金的清算效率。由此可见,以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时,我国的银行是境外银行提供人民币跨境清算服务的主要承载体,以外币结算跨境贸易时,该外币发行国的银行是我国银行提供外币跨境清算服务的主要承载体。就货币资金的存放地而言,人民币结算跨境贸易时,我国银行体系是跨境贸易结算后全球持有的人民币的存放地,外币结算跨境贸易时,我国持有的外币都存放在该外币的发行国银行体系内。
结论: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境外主体将通过贸易渠道获得人民币。由于这些人民币本身就存放在我国的银行体系内,为境外主体提供贸易结算便利以及资金管理便利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金融业的职责,正如美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向我国提供的各类美元金融服务一样,而这也正契合了我国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方向;通过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实现人民币资金的境内外有效配置可以达到我国在国际金融资源配置中掌握主导权的目的。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将导致人民币的货币职能和服务对象向境外延展
选择何种货币用于结算双方因贸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取决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与货币的支付结算功能有关:一是货币的服务职能,即货币能否为贸易双方带来便捷高效的清算服务以及规避汇率风险的便利,以至于贸易双方都感觉到方便安全;二是贸易品的市场属性,即贸易品是否具有较高的替代性或稀缺性,以至于贸易的一方具有绝对的成交决定权和货币选择权。间接因素与货币的资产功能有关,即对于贸易双方而言,支付者能否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该货币用于支付,收取者能否从收到的货币中获取合理的收益。
据上分析,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意味着我国境内主体和境外主体在商务谈判中要在众多的国际备选货币中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以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对于我国主体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本币结算后我国企业不再需要考虑外币结算所带来的汇率风险问题,也不再需要承担本外币间的兑换费用,在企业的经济核算上成本收益将与国内贸易一样直观;然而对于境外主体而言则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境外主体需要在美元等主流国际货币与人民币间进行比较,选择对其有利的货币来结算与我国间的贸易。这意味着人民币需要通过参与国际货币竞争来成为贸易结算货币,也就是我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政策要真正惠及我国的企业和对外经济需要经历一个境外主体的比较选择过程。如果在比较选择过程中,人民币相对于其它货币而言无优势或劣于其它货币,则这项政策将无法实现其初衷。从对当前国际货币的比较来看,对境外主体而言,选择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有以下优劣势。优势方面主要有:人民币是一个稳定货币,汇率风险预期比较明确;人民币是一个处于升值通道的货币,通过贸易结算后获取人民币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等等。劣势方面主要有:人民币缺乏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市场,管理成本较高;人民币尚是一个有管制的货币,进出不便利;人民币资产市场对外开放度低等等。两相权衡,对境外主体而言,是否选择或同意选择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取决于其对人民币的风险管理能力,如其已持有人民币资产(在境内有投资等情况),则可以借人民币结算贸易来综合管理其境内的人民币资产。这也解释了当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大多发生在境内外的关联企业之间的原因。对于其它企业而言,如其在贸易中具有谈判决定权(涉及贸易品的市场属性),则大多会拒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因为人民币在上述货币服务上劣于美元等主流国际货币。
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升了我国建设本土国际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前述分析显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催生了对人民币服务境外主体的各类金融需求,且由于这些被境外持有的人民币本就存放在我国的银行体系内,因此需求的直接作用对象就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在货币清算规律的作用下,我国的金融体系有着天然的优势直接掌握境外主体的需求,但由于国内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市场建设的缓慢导致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开放度较低,境内金融机构的对外服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致使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金融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其服务的提供有四种方式:一是跨境提供;二是境外消费;三是商业存在;四是自然人流动。对我国而言,我国金融体系通过“跨境提供”方式向境外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意味着我国金融服务的出口,即境外需要通过向我国金融主体购买服务来解决其人民币结算和资产管理上的需求,因为人民币是我国的本币,我国金融主体是人民币服务的主要经营者。根据“货币发展规律与其金融体系发展之间存在正向互动效应”的规则,正是这类需求构成我国的金融主体借本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之机得以发展壮大的动力来源。而“境外消费”人民币金融服务则意味着我国金融服务的进口或人民币金融服务于与我国无关的国际贸易(消费的供需双方均在境外时发生的交易),这将导致人民币金融服务市场的外移,削弱我国金融主体提供本币金融服务的机会。从美元国际化过程中的美元定价权外移1以及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因日元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隔离而导致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空洞化2的教训可以看出,本币金融服务的“境外消费”对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服务业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货币定价基准市场选择(benchmark tipping)的作用下,存在本币境外金融市场的结果是本币定价权外移或受制于境外市场,央行的宏观调控或危机干预效能下降,需要借助与外国央行的联手才能部分地实现调控或干预效果;进一步地,由于境外没有任何管制,一旦本币在境外形成金融市场,其发展势头将远胜于境内市场,在本币的资源配置上所起的功能将超过境内金融市场。这时,境外本币金融市场不仅吸收了境外本应对境内金融服务的需求,还将导致境内金融服务需求的外移(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下,发展资源将流向更少管制效率更高的市场),造成境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因缺乏需求支持而形成金融市场、金融产业的空洞化。
结论:中央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定位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挂钩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定。人民币基于跨境贸易结算而起步的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有一个能够实现国际资源配置的本土金融中心,这对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储备资产货币发展过程中,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并牢牢掌握人民币的国际资源配置主导权非常关键,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业在国际的地位,借此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注:
1 参见《从美元定价权外移对美联储危机干预的影响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要点》一文。
2 对日元国际化过程的研究显示,因担心对遭受境外冲击和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日本采取了发展隔离型东京日元离岸市场的做法,以争夺对欧洲日元市场的需求资源;然而由于隔离型离岸市场没有庞大的日本国内日元资产的支持,导致欧洲日元市场(无管制)的发展远甚于东京日元离岸市场;同时日本国内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出现被日本金融界称为“金融市场空洞化”的现象。
一、货币虚拟化、货币能量和经济虚拟化的逻辑
自1971年美元这一国际本位货币摆脱黄金的束缚后，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虚拟化。随后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虚拟资本在全球迅速膨胀。表现如:全球各国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从1970年的近60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2013年底的11．4万亿美元;国际债券余额从1970年底的近900亿美元扩张到2013年底的34万亿美元;全球国际银行业的跨国要求权在1970年底不过2000亿美元，2013年底则飙升至46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总额从1970年的几百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1100万亿美元。全球虚拟资本迅速膨胀的原因便在于货币虚拟化之后其本身嬗成为一种能量，并且这种能量对虚拟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可以说虚拟资本的膨胀是货币虚拟化之后的历史必然。货币能量功能是指在货币虚拟化条件下，货币在运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导经济运行以及获取、配置资源的能力，这一点在国际本位货币这种载体上表现最为显著。理论上讲，当黄金非货币化后，所有货币在流通时都失去了数量上的自然控制机制，必须依赖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上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普遍遭受了通货膨胀的肆虐，货币当局痛定思痛之下一般能够有效控制货币数量的增长，除非某种特殊原因和需要，货币数量被有效控制在与GDP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以控制本国的物价。但是在货币彻底虚拟化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一些国际本位货币国家的货币当局逐渐意识到货币能量的实际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作用于境外，即可直接从境外换取各种商品和资源，于是国际本位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谋利，这必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虚拟资本膨胀。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个形成机理:国际本位货币供应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超额发行国际本位货币，由于货币能量功能的缘故，货币供应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获取各种资源和服务，促进本国的经济福利。超额国际本位货币能量的注入是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的:第一，国际本位货币供应国的央行可以通过降低本国利率、购买二级市场的国债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有效增加市场中的货币能量，这既可以直接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与居民消费，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目的，重要的是扩张的货币能量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刺激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从而通过资本化和杠杆运作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收入，来达到刺激本国经济繁荣的目标。第二，国际本位货币供应国的政府也可以通过减少企业和居民的所得税来激励投资和消费，或者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以达到提高本国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的政策目标。通过这两个手段产生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加以平衡，这势必造成国际本位货币的超额供给。而经常项目下的1单位国际本位货币的流出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两到三倍的流动性，这其中还不包括银行乘数扩大的货币量［4］(P1－11)。以美元流入中国为例，1美元外汇流入中国后，拿到美元外汇的出口商在商业银行兑换人民币，商业银行则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这最终导致中国人民银行新印7元人民币来对冲1美元外汇，这时流动性已经膨胀了一倍。而流入央行的1美元外汇又会通过投资美元计价的国债、股票等回流美国，在回流途中刺激了美国金融资产的创新，导致流动性的进一步膨胀。它最初是美元的国际性膨胀，其后是欧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的跟进。充足的国际货币借助电子设备在不同区域飞速循环流动，充裕的货币动能刺激着全球虚拟资产规模不断膨胀和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诸如股市、债市、汇市、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甚至收藏业都空前繁荣。
二、货币能量的简单公式说明
弗里德曼在表明经济流量与存量的关系时从宏观视角给出认识收入资本化的公式:K=YR(1)(1)式中，K是资本存量，Y是国民收入，R是利息率。这实际是一个经济虚拟化的能量公式，K就是能被资本化的资产或说是国民收入Y能够衍生出来的虚拟资本。假定利息率为5%，国民收入是10万亿美元，全部收入被资本化就意味着最大限量的资产价值将达到200万亿美元。这里强调的是对这个近似于爆炸的证券化或者资本化膨胀趋势的唯一限制就是货币资金能量的可得性。以美国为例，当美元失去黄金的约束被加速度提供出来(通过经常项目长年累月的逆差)，这些美元回流美国时就成为巨大的能量，于是美国本土的债券、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被加速度地创造出来，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这也是美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一直发展、繁荣以及膨胀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货币能量是对这个公式的唯一限制，如果没有充裕的货币能量，这个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就不会变得那么有力。延续公式(1)进行分析:K(m)=Y(m)R(m)(2)公式(2)强调了这个经济虚拟化的能量公式与货币能量的紧密关系，其中m代表货币能量，狭义上可理解为货币注入量的规模。这里仅仅进行定性分析，一旦有了货币能量的注入，这个公式会导致虚拟资本的加速膨胀。其基本逻辑是Y与R都与货币注入量有关，下面分别分析货币能量m对国民收入Y与利息率R的影响:第一，国民收入与货币能量的注入有关。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那里，国民收入是由各种要素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决定的，但是在经济虚拟化之后，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当代货币收入的创造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GDP的创造不仅仅依靠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了，各种资产的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所占比例迅速增加，这些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收入是与货币能量密切相关的。格林斯潘意识到美国的GDP创造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1999年其在《货币政策面临新挑战》的讲演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GDP的成分正在朝着以主观意志为基础的价值增殖的方向迅速转变。”弗里德曼也指出:“物价上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虚拟经济领域，可以按照此逻辑同样得出一个结论:“资产交易量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上升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当大量货币能量注入股市的时候，能够看到市场活跃，交易量大幅度增加，股票指数也大幅度增加，于是印花税、经纪人提供服务所得的各种收入大幅度增加，这些收入都将计入当年的GDP。比如中国2007年进入的牛市，交易量最大时曾达到日交易额4000多亿人民币。按调整后的印花税率3‰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计算，印花税就要征收24亿人民币，这是一天的税收，此外还有金融机构中介服务1‰－3‰的交易手续费，按中间值计算，手续费大约有8亿元，因此股市一天就创造了可以直接计入GDP的财富约32亿人民币。如果算上投资者计算的账目差价利润收入(不计入GDP)，所有来自股市的收入就会更多。这些收入绝大多数是现实的货币收入，是实际上有支付能力的收入，印花税的税收可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也可以用于政府的各项购买支出，无论其去向如何最终都是印花税大部分成为各类人员的收入。它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真实产品和各种服务，也可以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房地产。假定股市这一天增加的收入全部流入房地产市场，按照现在的房地产运行方式，这32亿多资金可以作为首付款，按80%的住房抵押按揭贷款制度，就可能带动约128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意味着房地产业得到了约160亿人民币增加的收入。同时这些货币收入是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股市一天创造的收入未必全部转入房地产市场，但长期看，很大一部分收入将会进入地产、债市以及股市。
因为作为金融投资，这几个市场之间具有替代关系，这使得通过股市炒作交易得到的货币收入很容易向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流动，特别是对长期活动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机构来说。按照这个逻辑，在当代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货币m增加，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Y(m)收入是增加的。第二，货币能量对利息率R的作用。利息率的决定向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存在存量与流量之争)，马克思认为利息是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一部分，而在凯恩斯那里，货币供求决定利息率，货币供应量上升导致人们对票面利率固定的债券需求上升，从而推高债券价格，债券价格与利息率成反比，进而导致利息率下降。希克斯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商品市场，利息率由产品市场的储蓄与投资及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即由IS－LM曲线共同决定，此外还有可贷资金供求决定利息率的理论。这里主要探讨货币能量对利息率的影响。仍以美国为例，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环流的美元能量回流后会刺激美国虚拟经济的膨胀，其具体表现如:一方面货币能量直接进入美国的虚拟经济系统———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动能”充裕了，于是房价、股价和其他金融类产品的价值就直接上升;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些回流的美元有一部分不是直接进入美国的私营金融系统，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条件下如何认识货币的能量作用?我们发现，这时货币仍然起着推动市场或行业繁荣的直接动能作用。假定这部分回流的美元全部进入美国的长期债券市场(以国债、机构债和市政债券为主，和前述私营金融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个市场有政府信用担保)，这些货币能量直接促使美国国债市场的繁荣，进而导致长期国债利率的降低，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美国长期国债利率是美国债券市场融资的基准利率这一因素，会发现进入此市场的货币能量带来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其间接导致了美国长期融资的资金成本的降低，即长期贷款利息率的下降，而低利率环境又极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货币的需求，刺激了货币动能的进一步创造。综上，源源不断以金融项目顺差形式回流的美元货币能量，造成了美国境内货币动能的极大充裕，加上其间接导致的长期低利率环境极大刺激了美国的金融创新，刺激了美国金融资产和流动性的迅速膨胀。从美元全球环流的角度来看，回流美国本土的货币能量能有效降低利息率，即m增加导致R(m)的下降。格林斯潘在“格拉斯潘之谜”中描述道:通常当美联储依据宏观形势变动提升短期利率紧缩银根时，用10年期国债利率度量的长期市场利率也会上升，反映短期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市场通胀预期变动的间接影响;然而2004年6月美联储决定提升短期利率时，长期利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②。这实际主要是由于回流美元的充裕货币动能的作用，这些回流美元大量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导致了美国长期利率的下降。显然，货币能量m对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具有刺激作用:当货币动能m充裕时，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Y(m)上升，而R(m)下降，在公式(2)的作用下，K(m)虚拟资本就会出现爆炸性增加。但是，K(m)在爆炸性增长过后，其本身又变为在二级市场可以炒作的虚拟资本，这些炒作又会产生服务性的收入Y，变为可以继续资本化的收入流，于是动态化公式(2)变为(3):K(m)t+1=Y{m，K(m)t}R(m)t(3)观察公式(3)可以发现这个动态化的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限制条件仍然是货币能量的可得性。当代由于美元、欧元等国际本位货币滥用能量功能导致货币动能充裕，在充足的货币动能刺激下，公式(3)所分析的过程不断反复，持续数十年，于是虚拟资本膨胀和经济虚拟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直到广义流动性规模大大超过实际GDP，以分享利润为目的投资行为被以获取差价为目标的投机所替代。投机活动导致大量货币能量在债市、股市、汇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收藏业市场等之间循环流动并将它们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即“虚拟经济”)，反过来这也使得它们成为蓄积货币能量的巨大流动性储备池，这些市场的整体运行方式已经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所讲的实体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主要根源就在于货币功能的嬗变，货币能量支撑起了虚拟经济这个客体的运行。
三、货币能量功能的进一步分析
货币的能量功能导致了国际本位货币如美元流出本国的规模越来越大，进而美元等国际本位货币在全球的环流过程实际上就是货币能量的流动过程，常年累月下来这个能量流动导致了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内部经济的虚拟化以及全球的广义流动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货币能量的注入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客观上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迈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这也是货币能量刺激的一个方面。这里就货币能量继续讨论如下四个问题:第一，货币能量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在当代货币能量越是迅速创造出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就越是被边缘化，因为其创造财富需要一个生产过程，而虚拟经济领域里的创造和炒作只需要有足够的货币能量注入就够了，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对货币能量的依赖性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于是当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借助货币能量的功能来提高本国国民福利的做法，一定会带来外溢效应，当初始的货币能量进入贸易顺差国时能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到了一定地步，国际本位货币能量作用引致贸易顺差国膨胀的流动性就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于是逻辑就变为在贸易顺差国的虚拟经济领域货币能量大量进入，在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作用下顺差国虚拟经济也会快速膨胀。这个逻辑比前文所讲的货币能量刺激全球虚拟资本膨胀更进一步分析了货币能量在流入国家内部(贸易顺差国)如何从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再到刺激虚拟经济膨胀的过程。第二，货币能量虽然突出表现在国际本位货币这个载体上，但在非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内部，由于法币制度的建立，在国家信用支撑下货币实际上也已经虚拟化了，其同样是一种能量，同样能够决定本国内部资源的配置。而且在各国内部也可以分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系统两个部分，其虚拟经济系统的运行也高度依赖货币能量的流入与流出。向经济体系内部注入货币能量有两个去处:一是用来推动实体经济中的交易，从而与CPI和PPI有密切关系，但这往往会直接引致通货膨胀;二是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购买资产，从而与资产的创造以及交易量、价格上涨存在密切关系。究竟与哪一个关系更密切，则取决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如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的美国，货币能量的注入与资产的创造和交易更为密切，因为货币能量的充裕会迅速刺激金融资产的创造和扩张。与实体经济相比，货币能量对“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作用充分表明虚拟经济领域的“产品制造”要快得多，所以货币能量对虚拟经济的刺激作用表现在资产价格膨胀以及金融创新使得各种新资产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而在实体经济中，持续的货币能量注入则会引起长期的通货膨胀，因为产品增加需要物质过程，这个过程与货币创造过程并非同质。而虚拟资产的创造与货币流动性的创造是同一类过程，它们都没有物质生产过程的约束，都主要依赖于制度和体制，它们可能的任何差异仅仅在于发行的制度和监管方式及交易程序上的区别。实际上虚拟经济越发达，货币主导经济运行和支配资源的能量功能表现越突出。值得强调的是，在非国际货币国家货币的能量功能一般很少被政府和货币当局直接使用，因为如果其直接向经济内部注入货币能量很容易被行为者预期从而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点与国际本位货币国家政府使用货币能量直接从外界获取以及配置实际资源不同，由于国际本位货币国家的货币回流只会刺激其内部虚拟经济膨胀，而不会直接引致通货膨胀，这一切都是以“市场”的运行方式进行的。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将货币能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长期来看仍会导致严重问题，这已从次贷危机的深入蔓延得到印证。因此，货币能量功能的使用存在一个“度”的把握问题。第三，货币能量流动会有效刺激货币能量发行国虚拟经济的膨胀。随着国际本位货币国内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经济活动出现了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而独立运行的经济运行方式，这种方式对货币能量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货币能量的功能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经济虚拟化的环境中，货币是虚拟经济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当一定数量的货币进入经济系统中某一个市场或者行业时，积聚在货币中的能量将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乃至经济系统的运行。第四，进入经济虚拟化状态的市场经济为一个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值系统。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必须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看做是价值的，而不是物质的。所谓物质系统是指人类社会用以满足人类物质文化需求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相关各类资源的生产、开发活动;价值系统则由两个子系统构成，一是直接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格系统，指各种商品、劳务以及资源的价格体系及其形成机制;二是纯粹的价值系统，它们是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格体系的衍生物，没有前者的物质内容和效用。对于物质系统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价格系统，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描述了在实体经济中价格系统如何决定着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也即价格系统如何决定市场经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三大经济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没有金融以及房地产的投机炒作活动，没有呆坏账和金融危机。它不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当达国家经济虚拟化之后市场经济形态。经济虚拟化之后的经济运行方式高度依赖于货币能量，货币能量的注入和分配成为决定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第一序力量，如美国由于享有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权，可直接通过资本市场、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交易配置资金能量和货币收入，这就是说有了国际本位货币资金的发行和配置机制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配置资源的权利。依附在资源禀赋和效用基础上的相对价格体系配置资源的功能已经降为第二序。
四、结论
新古典理论对货币功能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认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层面纱，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如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媒介分工等。在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货币也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似乎已成为货币经济领域的共识。但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得出，货币的本质和功能是随着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货币能量的作用下，回流美国本土的货币能量有效刺激了美国经济虚拟化的发展，导致美国经济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货币对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都起着重大作用。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从不同角度探讨过货币的权力及其重要性问题，如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里南姆曾明确地指出美国运用美元特权，使得“全世界其他国家生产产品，美国生产美元”的观点;迈克尔•赫德森也曾指出“美国运用美元特权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占有资源和物资”;古德哈特在其论文《货币的两重含义》一文中，直接提出了“货币即权力”的口号;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出版的《金钱联系》中论证说，当代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使得世界联系起来，其自始至终都是使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得以形成的关键支撑。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了现代经济生活中货币的重要性，只是没有清晰地给出“能量”的概念及其内涵，但他们从直觉上意识到了货币功能的重要性，其绝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或者资产。依据货币能量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经济运行方式的重大变化和趋势，在货币虚拟化和经济虚拟化条件下如何合理运用货币能量功能，从而更好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
作者：张云 李宝伟 单位：南开大学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转贴于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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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 金融危机 信用货币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定义及职能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而且他还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研究货币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货币不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交换的发展，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比较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它就成了货币形式。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过程中实现。”由此说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货币体现的是价值，但实质上是体现了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为依托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来的。它们间是有机的整体，彼此间存在着递进和互补的关系，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货币流通论及信用货币论
货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根本动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来表示即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P表示商品价格，X指代销售商品的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此关系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联系，从而更直接的体现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
信用货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的，而是在执行其支付手段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信用货币的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指各种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没有价值，以信用为基础替代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并可兑换为现实的货币。信用货币既扩展了货币的职能范围，又人为地扩张了社会虚拟资本，加深了社会经济与货币危机。
三、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最近几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许多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全球性特征，将世界整个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中。
2.金融危机通常首先从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的，然后伤及实体经济，致使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者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
3.金融危机表现为消费的过度和进行负债消费。银行为了追逐利润，给一些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也进入消费领域，当这部分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引发了信用链和资本链的断裂。
（二）目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是隐藏于支付手段的链条中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今世界，金融行业广为发展，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信贷营业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引起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用货币给无力消费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被拉长的资金链条必然断裂。
四、我国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可能变成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由于我国的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机制，所以在金融方面冲击不大。但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的国家，国外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制造业困难，失业人口剧增，消费需求下降。此外，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够散风险，但也会使分散风险的链条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所以我国必须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防止过度开发。
第二，中国应减少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当今的中国经济结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世界消费市场恶化，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又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体系的管制，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经济学动态，2009，（05）.
一、币缘：影响世界格局的新因素
货币是古老的现象，作为货币的金钱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广为流传的“金钱就是财富、金钱就是权力”的话便体现了这一点。不同是，以往的货币是一国范围内的事，其涨跌升贬是“本币”、本国之内的事。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一切。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流动，在金本位体制下，大国货币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一国货币的过快增长将影响其他国家，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国际现象[2]。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甚至导致了世界大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制度性安排，1944年由美英两国主导推出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双挂钩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其他国家的货币。正是出于对货币的考虑，斯大林最终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拒绝成为美元主导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员。冷战史上著名的凯南“8000”字电报就是为了分析此事而作。可以说，这是美苏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的原因之一。
由于冷战和越战的拖累、日欧崛起与国内经济恶化等诸多因素，到1968年初，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30亿美元，而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0亿美元，美国黄金储备仅为美国同期对外短期负债的30%，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不仅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且意味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主要货币与商品没有直接任何联系的现象，每一种货币都成为不兑现货币，而只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和认可[3]。然而，这场重大危机非但没有摧毁美元体系，反而使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美元已是全球主要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
在摆脱了黄金的限制之后，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印制足够多的货币，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这就使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在全球确立“美元本位制”。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国际储备资产上升2000%[4]。快速膨胀的信用货币，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记载的1975年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5]，随之出现的是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美元本位制创造出大量信用货币，推进了美元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秘诀都是靠对美国的出口拉动；与之相对应，美国一方面要依赖新兴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这些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其余的资源类国家既要依赖对制造业国家的资源输出，也要依赖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或来自美国的投资。世界上各类国家和经济体缠绕于美元体系的多重依赖关系，核心货币国家可以通过调节国内经济、货币、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新现象。这种不同国家和经济体与核心货币之间构成的复杂利益关系，就构成了所谓的币缘。可以说，美元本位制的诞生是币缘的真正开端。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运行，美元本位制不仅主导着全球经济，也渗透进了国际关系领域，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国家利益的金融化。
所谓“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形式的过程。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国界限之内，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金融化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基础。
首先，金融影响国家生存和稳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一国在与他国，也包括跨国公司或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据近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随之可能导致政府危机甚至社会总危机。
其次，金融关系国家的财富。应该说，金融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为财富在国家间转移创造了便捷条件。废除金本位后，由于货币发行不必与黄金储备挂钩，核心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造成本币贬值以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美元的贬值，实际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财富的掠夺。
最后，金融影响国家的独立。不论是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还是平时各国央行必须跟随美联储升降息的消息采取相应措施，都说明核心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具有超出武力之外的控制力。就像有的国家财长所说的那样，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6]。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是由美欧等国和跨国大金融机构根据其金融利益推动、有利于维持不公平的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经济政治的过程。
在今天，金融货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与核武问题同样的高政治问题。而币缘的实质就是围绕金融利益分配的国家间的博弈。
二、“金融-政治复合体”掌中的币权
币权是通过控制金融资本去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其核心是控制住金融资本体系的增值链，即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链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币权的出现并不意味对现行世界体系中原有权力的替代，更不是对权力殿堂的独占，币权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权力。
与总是霸权国家独享帝国权力的情况不同，币权不是帝国式单一政治权力，而是由国家与金融机构这两类不同主体所共有的复合权力。第一类主体是拥有核心货币的国家，即拥有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迄今为止就是拥有美元的美国和拥有欧元的欧盟。今天全球金融资本的主要牟利方式已经不是靠嵌入世界的物质生产和贸易，而是靠直接货币交易。据美国经济统计，1966年的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7]。目前每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美元[8]，而据国际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为15.77万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货币国家的政府必须依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大金融交易所、投资银行和各种投资基金包括美联储等金融机构协调运作。
正因此，世界性金融机构就成为了掌控币权的第二类主体。若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配合，核心货币国家不可能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情况下保持对全球资本的控制，进而控制全球。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国家需要世界性的金融机构为自己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本，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配合，仅靠政府信用难以实现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融资。然而，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将失去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影响力。这种国家与金融机构相互依赖关系的长期互动，就形成了与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相似的权力中枢――“金融-政治联合体”或叫“金融衍生品联合体”。用地理概念表述，就是“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金融城-唐宁街共同体”或许还应该加上“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可以说，币权是随金融资本全球扩张产生的超越国家的权力，体现着核心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是金融-政治复合体的共有权力。作为复合型主体的共有权力，币权的构成要素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国家权力和金融机构权力的双重特征。
概括地说，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和国家信用支撑，拥有庞大的经济和贸易规模，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形成的基础。控制着大宗商品定价权、能够提供大量流动性和金融产品、具有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设置权和运行状况的评估权、以及对全球金融机构和货币体系制度的建构始终保持着重要影响力的“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金融城-唐宁街共同体”和“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是拥有着当今全球币权的巨擘。这种“狮子+狐狸”的权力组合，就是今天中国要分享世界币权时必须面对的对手。
三、币缘圈的多重博弈
在放弃“金本位”之后，当代货币的最终保障就唯有发行者的信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哪种货币作为自己的储备和贸易结算工具，就意味着它更相信哪种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持有美元，证明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更有信心；如果选择欧元，说明对欧洲经济的未来以及欧盟保证欧元稳定的能力更加信赖。这些选择美元或欧元的经济体，实际上选择了不同的国家集团。如果今天以币缘视角从高空鸟瞰，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世界有70%的区域笼罩在美元的绿色阴影中；而余下的区域则主要是欧元的橘色，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念建立的欧元区有三分之二的贸易在内部进行[9]，欧元债券和金融产品已经成为美元金融资产的全球竞争者，在欧洲大陆和全球其它部分地区形成了以欧元为储备和结算货币的欧元币缘圈。泛欧币缘圈与环太区域的美元圈一道，构成了一幅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全球格局新图景。
若对币缘圈现象再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币缘圈内部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高端是提供金融服务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资本国家，中间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而低层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所谓币缘圈就是由资源国家、制造国家围绕核心货币国家及其资本市场形成的国家集团。币缘圈内部贸易和资本流动基本平衡，是一个完整的超国家增值体。在币缘圈这个超国家增值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核心货币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它们通过对金融市场的制度性设计控制着初级资源和制成品的定价权，并通过控制金融市场迫使各国净储蓄的输入，因而享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利润的主要部分。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制造国家和资源国家从表面上看具有货币，可以选择汇率浮动、拥有对资源定价和处置贸易顺差的权力，但却难以摆脱资本国家的控制，只能获得很低的利润。币缘圈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等级关系。可以想见，在不同的全球增殖体系――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着争夺利益的激烈竞争的同时，在币缘圈内部的不同层次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如何分配利益的严重矛盾。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目前全球体系诸多问题和冲突。
一是币缘圈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是美元圈和欧元圈之间的矛盾。这是影响目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体是不同金融资本集团和美欧国家集团，矛盾的核心是争夺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拥有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等。为此，必须控制足以支撑币缘圈运行的制造业国家和资源提供国。在当前危机的条件下，美欧争夺主要集中在未来币缘新秩序主导权。在2009年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上，美欧关于核心议题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议，这是两个币缘圈矛盾的缩影。
二是资本国家与制造国家的矛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资本国家和制造业国家可比作全球老板和打工仔，两者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制成品的定价和净储蓄的回报率。由于两者在处于全球产业链不平等的状态，资本国家以控制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方式，获取制造国家的制成品和净储蓄，而制造业国家因依赖资本国家的市场和投资虽难接受却无法摆脱所遭受的多重剥削。作为币缘圈的组成者，两者存在维持同一经济体运转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公正分配关系引起的矛盾，“斗而不破”是两者关系的常态。
三是资本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资本国家控制资源的基本方式是资源的金融化，即确定必须以美元或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作为资源交易的结算货币，并通过核心货币国家金融市场控制资源现货和期货交易的价格。对试图摆脱这一模式的资源国家，资本国家除了使用政治、经济手段进行打击以外，也会使用颠覆和军事等暴力手段。最近，伊朗宣布使用欧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就是试图摆脱美元币缘圈控制的努力。在资源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状况没有改变以前，资源国家的战略余地只在于进入美元圈还是欧元圈的选择。
四是制造国家之间的矛盾。制造业国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不可流动状态导致的经济模式。处于资本国家和资源国家的钳击之下，制造业利润空间日益缩小，迫使各国竞相以降低民众福利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维持市场份额，进入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
五是制造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这两类国家在实体经济中分处上下游，彼此依赖也互为对手，两者矛盾受到大宗商品和制成品价格高低的影响。
六是资源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同自然禀赋导致资源开采的不同成本，也由于资本国家对资源国家的影响和控制，更在于资源国家对资源长久依赖程度及相关政策的选择，各国对定价和开发、销售国家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则表现为彼此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
上述矛盾和所在国家内部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合作与冲突的复杂场景。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近一步发现，在美元圈和欧元圈内部，各国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导致相近的政治态度，随之而来是对国际事务包括应对金融危机的统一立场，而最终将着手建立币缘圈的共同安全体制。这就是欧洲为什么要在北约组织之外还要重建“欧洲独立防务”的原因，也是美国频频提出“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等重新定位与中国关系的繁多名称的原因。同样具有标识意义的是，美元本位制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受到欧元圈的吸引正在脱美入欧，而日本也在“亲美入亚”的口号下开始了融入亚洲的的历史新进程。这两大变化趋势说明，币缘圈之间的矛盾运动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增加一个币缘视角，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目前全球格局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
必须指出，币缘圈本身并不排斥国家集团的空间特性，而只是突出其内在的经济金融联系。在现实中，币缘和地缘因素往往交织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博弈格局。欧元圈的东扩与南进，意在以欧亚大陆为腹地和依托，向东将东欧、俄罗、中东、中亚乃至中国纳入欧元圈，向南整合地中海区域、再扩展到非洲，最终形成涵盖欧亚非的大欧元圈。这一币缘战略中有明显的地缘战略考虑，就是要让美国在统一的欧亚大陆面前成为边缘国家，让美元成为边缘货币。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两端的联手结成一个统一的币缘圈，既是地缘大棋局也是币缘格局的梦魇。这一前景不论是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还是保尔森、伯南克这样的金融战略家，或是白宫的执政者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结果。同样，美国的币缘战略的底线是拉住中、日、印，确保环太平洋美元圈的稳定，防止欧亚大陆的内部整合，同时在欧俄之间打入波兰、捷克等楔子，离间欧俄，使欧元圈难以生长。如果我们把近年来，欧美的外交轨迹连缀起来，就可看出双方币缘战略的基本框架。
四、中国的币缘战略
面对当前世界的币缘大格局，中国亦需要有自己的币缘战略，而第一要务就是确立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现阶段的币缘战略目标应为：争取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金融权力，建立能够维护中国持续发展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框架。应该说，这个目标基本符合我国目前能力现状，亦可适应全球危机局势的变化，也可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在确立上述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币缘战略概括表述为：制造为本，争取定价，合作周边，推进多元。
制造为本，即要以制造业国家为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国家定位，要努力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基于我国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水平以及严酷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国既不能以廉价出卖资源也不能以金融资本增值为发展模式，“制造为本”是我国能够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可选择路径。“制造为本”意味要利用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建立从设计研发、装备制造到产品生产、营销管理、规则标准等完整和均衡的制造业体系，以制造业为立国。为此，中国的金融服务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资本只能有限开放，要抑制资本的投机冲动，反对一切金融化的趋向。同时，要大力发展信用，扶持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要以金融政治学和金融战略学的思想指导金融发展，以金融的国家逻辑限制资本的市场逻辑，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造，介入全球货币体系重构，在规则制定中保护制造国家的权益。当前，尤要防止全球金融资本向制造业国家转嫁危机。
争取定价，就是要争取在世界市场上的制成品和大宗资源的定价权。制造业国家夹在金融资本国家和资源国家之间，定价权的争夺是两线作战。尤其是金融资本通过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已经实现了石油、粮食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不顾供求关系随意操纵资源价格，这给我国争取定价权带来了重重困难。日本作为先进制造业国家，为争取定价权进行了长期努力。日本以综合商社体制把财团、制造企业和贸易商组合起来，从多方面影响制成品和资源的价格。日本在争取定价权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0]。对中国企业来说，既需要加强制造业国家之间的战略大合作，也需要有对付金融资本、矿产资本的权谋。如果仅仅把定价权的争夺看成是经济行为的堂堂之阵，忽略战略和策略层面的对抗，那就会在一次次高调收购中铩羽而归。
整合周边，即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合作。在亚太地区已经开始区域化的合作，形成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日本鸠山政府甫一上任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已有脱美欧入亚、整合东亚的趋向。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推进产业合作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同时大胆推进金融和货币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推进安全合作，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这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是双赢的格局。对中国来说，还要加强“上合组织”的作用，促进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在欧亚大陆东部形成一个有广袤空间和产业分工的经济政治合作区域，将会对制衡全球霸权国家发挥积极作用。
推进多元，即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政治体系的多元化。中国国家主席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就是要摆脱过于依赖美元的现状，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货币体系多元化较单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能够更平衡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荡。不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回归，这应该成为中国币缘战略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多强政治格局，与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秩序不同，会有更多的大国协调、合作和妥协，会以新的国际机制兼顾一国与世界、利益与道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为不同利益的国家和不同文化观念的文明提供通约、交换、沟通、交流的平台与手段，维持国际社会中权力和权利的相对平衡。
自然，我们没有必要对多元体系过于理想化，基于集体认同的国际秩序难免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存在大量小冲突小震荡的多元体系与大碰撞大混乱的霸权体系相比，只是一种更不坏的选择。显然，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新的理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的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摆脱国际间零和博弈困境的思想胚芽。[1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币缘因素绝不意味全球矛盾和竞争只会在经济或金融领域进行，全球竞争同样会像政治领域甚至向军事领域扩展。而在实际中，军事力量既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快变量，也是资本国家和金融集团保障货币体系信用的最终手段。为维系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币缘产业链，美欧需要制造业国家提供实物产品和贸易盈余，因此必须既拉拢又打压中国这样的制造国家。而美欧两大币缘圈的矛盾，又给了中国这样主要的制造业国家一手托两家的可能。这种地位利用好了可以左右逢源、减少我国目前处于“币缘链低端”的不利影响，但是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左右夹击的被动局面。中国要在币缘博弈中立于不败，必须持中不过，以精准判断保持在两大币缘圈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要不受干扰地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拥有足以支撑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金融政策选择的军事能力。毕竟，国家信用是支撑今天全球货币体系的支柱，而军事力量至今仍是保障国家信用的最重要基础。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释：
[1] 详见王湘穗《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3期。
[2]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5页。
[3]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页。
[4] 理查德・邓肯著，王靖国等译：《美元危机：成因、后果和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5]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著，姜世明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6]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版2006年版，第6章。
[7] 王建著：《大变革时代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8] 王建著：《货币霸权战争》，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9] 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数据，自2002年至2007年以来，欧盟内部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6%，进口占其总进口的62%，欧盟27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综述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释和探讨，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求推动对我国货币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中央银行
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出发对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汪红驹（2003）、任啸（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经多方谈判、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这种决策过程降低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扰。范方志，苏国强（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受到物价稳定、汇率稳定等多目标约束，这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于是中央银行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实现一种目标当作不能实现另一种目标的借口，这种做法往往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张靓在《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中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目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于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必须与商业银行共同商讨确定信贷规模，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汪红驹（2003）认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贷款容易产生部分银行坏账。当中央银行意识到银行坏账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健康运行时，甚至导致金融企业经营困难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而当隐蔽的财政赤字积累到巨额银行坏账直至影响银行正常经营以后，最终还要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来解决，这严重干扰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徐洪水（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组织制度使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难以打破，资金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横向流动，不利于满足各种市场融资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响货币政策的基层实施。任啸（2005）认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行政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背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影响了贷款的增加，导致信贷增长障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张本照、杨皓、邱媛（2007）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使得银行贷款偏向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形成了信贷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障碍机制，也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杨时革（2003）认为当前我国贷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于国有和大型企业、大型重点项目，贷款渠道相对狭窄，放贷对象趋同，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分配不均，大量的企业资金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超额贷款，新增贷款覆盖面过于狭窄，使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崔建军（2006）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构，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期限，贷款区域均过于集中，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由货币政策操作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在省级分行停止，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断，同时，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资金却自下而上“回流”，这样会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真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还有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杨米沙、杨国英（2006）认为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将导致对可用资金的挤占，从而使可用信贷资金得不到扩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下，这种“惜贷”行为使得银行将较多地资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上，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收缩。这种非正常经营状况危害货币供给机制，中断供给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渠道的畅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无法实现。
三、货币市场
张国喜（2006）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货币市场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市场是解决各经济主体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场所,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流动性管理的途径,使各种经济主体的资金供求得以平衡；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活动场所；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提供依据。孔曙东（2003）认为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成为调节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场所。第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第三，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子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同时，孔曙东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货币市场流动性较差、交易不活跃、各子市场严重分割，风险防范能力差，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四、资本市场
托宾的q效应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如果q＞1，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企业将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1,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及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上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产量扩大,消费者感到其出现财务收支困难的概率大大减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动了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非对称信息理论经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支出，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从而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企业净值增加的重要途径，当股价上涨时候，企业净值就会增加，使企业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增加。这就是说股价水平的上升通过强化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
刘茂平（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及流动性效应在我国还难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还不太突出。何静（2006）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不明显，即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资本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不合理、作为传导客体的上市公司投资预算软约束和滞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等也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途径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汇市场
王吕、王斌卿（2007）、刘超（2006）认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过量引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这样就与固定的汇率制度相冲突，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进行干预、对冲，由此形成了了外汇占款，虽然一部分外汇占款可以由于央行发行政府债券来收回，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减少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张建斌、刘清华（2006）认为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指定银行就要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结汇,在外汇头寸的限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只能拥有小部分的外汇头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统一收购,这样一来,外汇指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货币乘数＝ 1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提现率) ）,这样货币乘数就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减少而增加，这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相应的降低。
刘凤（2006）分析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本管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汇率和利率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资本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存在较大的阻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国存在资本管制并且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业
蓝天祥、侯治国、刘澄（2006）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对信贷供给的高度依赖，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倒逼”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转轨时期，虽然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向国有企业倾斜，既导致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国企为传导主渠道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国有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政策的惯性，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这样货币政策无论从信贷途径（依靠国有企业）还是从利率途径（国有企业效率低，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石长洪（2004）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企业的现实结构、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及融资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论证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针对企业的现实结构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更为实际的观察指标，才能提高中央银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确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利用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导致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因所有制的主导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结构，企业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资源会由于企业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业的行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资源密集度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同；企业在面临融资时，会因为不同融资渠道的不同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货币需求、消费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学彬、杨凌、方松(2005 ) 认为：现阶段决定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储蓄中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使得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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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性差异 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引言
不同经济区域制定和执行有差异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体现在其政策目标上,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效应体现区域协调的统一,是提高国家货币政策总绩效的治本之策。相对而言,从我国整体货币情况来看,只有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下制定区域金融政策、解决完善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解决资本不足等问题后,才能构成一个有效刺激区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带来高的通货膨胀,造成币值的不稳定并波及其他地区,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货币政策传导的是一种渠道,是一个地区可能比另一个地区有更强的经济效应,即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金融状况以及特定经济环境下,政策操作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效应。
一、货币政策的区域间差异表现
1.1 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货币政策是以人民银行总行为调控主体,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单一总量集中调控模式。这种调控方式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总体调控目标,但同时也促成了基础货币的集中投放与信贷资金的集中供给,使得信贷资金在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配置失衡,客观上从货币层面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目前,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通常是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投放于各金融机构,随后形成的货币供给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依照效益原则流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分割明显,资金趋利性使其必然更多的流向产业化水平较高、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了发达地区货币供给集中,欠发达地区供给不足的货币供给不平衡配置状态。这种总量货币政策在调控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上表现乏力,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使得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总供给曲线产生差异,相同货币供应增量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导致更大的产出效应,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向,加剧了区域差异。
1.2 区域间货币乘数差异
根据Moore等人的研究成果,全国货币乘数与区域货币乘数并不相同,因此在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发达与欠发达区域,统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统一货币政策下的不同区域,货币乘数应在全国货币乘数的基础上增加对区域漏出效应的考虑。
由于在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进程、融资渠道宽窄等方面的区别,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和储蓄资金流出总量要大于区域外的投资资金流入总量,同时本地区银行等机构发放借款用于本区域“出口性”产业,产品将会被出口到其他区域,货币产生漏出。因漏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全国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一方面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低造成其需要消耗大量资金来获得所需的生产消费资料,最终导致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效应小于东部地区。
1.3 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差异
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发达地区目前正处于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相对薄弱,信用评价较低,资金效益偏低。相对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放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区域间在货币传导顺畅性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导向的敏感度及传导能力大为降低,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货币政策效应差异。例如,中央银行利用准备金、再贴现等政策手段对流动性进行调控时,流动性不易因此而发生预期变化,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又如,在近年利用利率杠杆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东西部不同区域之间货币传导主体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是中西部地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也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设置,同时略增东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伴随着这种主体发展程度的区别,存贷业务规模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因素也加大了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自1999年以来,中国近十年一直实施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从2003年起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货币政策持续呈现收紧态势。2007年中国经济在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为防止经济过热, 2008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首先,我国改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过热的苗头所决定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资源、环境等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温,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其次,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品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物价上涨水平大大超过预期,因此必须严把货币闸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最后,货币政策向从紧方向调整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即在流通中资金规模大大超出了经济运行正常的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合理引导社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来缓解通胀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二、区域差异下货币政策实施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因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区域差异,使各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需要积极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同时也必须正视区域差别,在统一的调控政策下,采取有区域差别的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办法。
2.1 引导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条件
在保持对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引导其金融市场的加快发展。首先,根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各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有必要尝试设立区域开发基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上的支持;其次,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根据资源禀赋及人文历史的沉积,选择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其完善金融渠道和市场条件;另外,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中西部资金收益能力和实体经济的信用程度,理顺货币传导渠道。
2.2 跟踪分析区域货币乘数,制定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在中西部地区,则有必要在一定的国家担保下,根据不同区域货币乘数的测算制定实施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同时,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通过区域间的结构调控,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区域间实现均衡,进而促进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2.3 加强利率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利率政策
由于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利率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统一的基准利率下,赋予央行各大区分行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通过不同地区间利率的反向差异调整资金的流动方向。同时,为避免资金自我增殖本性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外流,有必要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对此进行限额比例管理,限制欠发达地区的向外净拆出资金规模,避免区域漏出效应。此外,也可以探索政府的利率倾斜,通过利息补贴鼓励投向落后地区的开发资金。这方面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比利时政府即曾为了鼓励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采用为期5年、5~7%的利息补贴方式,补贴额可达投资总额的75%;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区企业技术改造,专门设立了优惠的“再工业化”贷款基金,以9.75%(通常为16.18%)的利率直接发放给企业,或者先按9.75%的利率发放给信贷公司,再由信贷公司以13~14%的利率发放给企业。
2.4 完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加快金融一体化进程
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以准确掌握我国货币政策的地区性差异的基本情况和货币乘数等关键数据为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掌握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定期对区域经济金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提供可靠的前提依据。另外,必须看到,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是源于不同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区别,因此在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条件的完善、提高地区信贷效益与规模等方式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加快其金融一体化进程,从而更好的解决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区域间资金配置失衡等方面的问题。
三、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许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到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缩小以至消除的过程。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别明显,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区域间差异及由此导致的区域资金配置失衡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货币政策的差别制定与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上的不足,而大力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才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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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29-03
由最初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目前已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关于华尔街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人归因于人性的贪婪，有人归因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泛滥和金融监管的缺失，还有人归因于美国过度举债的消费模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以上原因共同促使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产生，但这些仅仅是表面原因，华尔街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华尔街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货币体系是为了使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各国政府共同遵守的有关国际惯例、协议、规章和组织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国际货币本位的确定、国际汇率制度的安排和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历史上曾经实行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现行的牙买加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比较起来，更加不公平和不对等，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早期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在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基础上，实行以黄金和白银为国际货币的复本位制。19世纪开始由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过渡，在国际金本位之下。黄金自由铸造、自由输出输入、自由兑换，汇率围绕铸币平价在黄金输送点之间自由波动，国际收支自发进行调节。由于黄金的开采量满足不了国际之间支付手段的需要，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国际金本位崩溃，国际货币关系一片混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英美两国为了改变混乱的国际经济局面，积极筹划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经过长时间的争辩和妥协，1944年7月经过国际金融会议协商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黄金储备占世界3／5，GDP占世界1／2。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是“双挂钩”机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双挂钩”机制和货币储备机制为日后美元的霸权地位打下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了近三十年，与此同时它的内在矛盾也逐渐暴露。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储备资产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形成“美元荒”；如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则易引起美元贬值，发生美元危机，形成“美元灾”。事实上，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国际市场上美元大量过剩，从60年代到70年代曾发生多次美元危机，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主要西方国家货币开始自由浮动。
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开始了被人们戏称为“不成体系的体系”的牙买加体系时代。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美元霸权地位确立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采取“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货币。1971～2007年，美国经常收支逆差累计为67841亿美元，而其中2001～2007年为47748亿美元，占70.4％。与此同时，“9・11”后，美国为了军事扩张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04、2005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这种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获取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美元。同时，美国通过促进金融机构提供高度衍生化的金融产品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并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膨胀，促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第二，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以购买美国政府和公司债券的形式，使资金流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是不对等的。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在减轻外债负担的同时刺激出口，实现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此外，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降，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这等于引诱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使发展中国家为金融危机“买单”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迫使发展中国家积聚大量的外汇储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迅速提高，他们不仅实现了经常账户的自由兑换，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开放了其资本账户，使其经济发展对来自外部的冲击更加敏感。由于储备货币发行国发行货币缺乏约束，国际投机性资本规模迅速增大，而与此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经常性的大幅度波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巨大的冲击。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为其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融资的渠道少，成本高。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IMF的融资功能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私人资本成为世界各国应付国际支付困难的主要融资渠道。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弱，信用等级低，他们难于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即使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其融资成本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还可能面临资本在短期内大规模逆流的风险。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货币金融危机以后，加强了国际储备，其规模逐年上升。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其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往往很高，其高储备的机会成本就已经十分高昂，此次金融危机势必造成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其外汇资产必将大幅度缩水。另外，美国救市所需资金必定要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而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其最佳投资途径也是购买美国国债。结果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而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发展中国家为其“买单”。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难以摆脱美元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提出了“小国货币的原罪”说：如果小国经常项目不断逆差，它就要靠借外债来弥补其贸易逆差，这会导致其货币不断贬值，积累的
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直到破产边缘；如果经常项目顺差，就会不断积累外汇储备，本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国内流动性充斥，资产价格高企，直到发生泡沫经济。只有保持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且与大国货币汇率保持稳定，才能避免损失。即使是美元滥发引起美元贬值趋势，也是一样，小国必须调整以跟上美元贬值的步伐，不然自己货币升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致大量对本币的投机活动，直至发生金融危机引起本国经济衰退。但目前美国采用的是“弱势美元”政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来说在升值，再加上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难度可想而知。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滥币陷阱”，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对外汇储备进行保值
欧元诞生之后美元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两大货币并存。在这种两大货币同时存在的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滥币拉良币”的“滥币陷阱”。当美国国内长期财政赤字和居民长期低储蓄造成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时候，美元大量流往美国境外，刺激了美国境内外美元资产的膨胀和积累。美元资产在境外的泛滥导致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也使得刚刚诞生的欧元不断升值。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不断升值，欧洲的出口就会受到抑制直至衰退；与此同时，在欧元坚挺的时候，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欧元计价发行债券容易取得成功，经纪商也更容易赚钱。于是，欧元国际债券从2003年起就迅速膨胀。到2004年9月份，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发行量最大的币种。截至2007年底，欧元在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中余额高达11万亿美元，占比为49％，欧元占世界官方外汇总储备的比例也从1999年的18％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26.5％。在两大国际本位货币共存的情况下，一个主要货币的滥发一定会迫使另一个货币跟着滥发，且美元汇率下跌终究会拉欧元跟着一起下跌，而其他国家货币又必须跟进，反过来。如果欧元因过度发行而贬值，最终也会拉着美元和其他国家货币跟着贬值。显然，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掉进了一个“滥币拉良币”的陷阱，这样发展中国家无论持有哪种外汇资产作为外汇储备都面临缩水风险，通过转换币种来保值不可行也不可能。
三、针对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
此次金融危机后，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元为主，其他货币为辅的“一主多元”格局，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受到挑战；第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第三，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让世界各国认识到货币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实力上升的大国都会力争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权力。另外，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主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一是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二是此次金融危机使欧盟各国损失惨重。且欧元诞生后的短短9年里，其扩张势头已超过美元，具有内在的贬值趋势，难以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三是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60％，已不堪重负，经济发展亦步履维艰，日元也很难得到青睐；四是英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已达387％，远远超过美国的70％，英镑也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五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悬殊目前也无法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
(二)针对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1 多方协调，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急切要求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今天，象二战之后单纯依靠一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国际社会的多边协商与外交力量的制衡。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要进行多方协调，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一是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二是要协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论文提要：资本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市场中一部分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证券市场，资金的转移使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随之扩大，相对的资本市场也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资本市场可以影响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且扩大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场所，因而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视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使得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更加突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资金流动已经由原来的银行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扩大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部门三者之间，这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货币当局来说，应尽快调整货币政策使其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对其投资和消费等产生影响的过程。货币政策有四种传导渠道，分别是利率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金融资产传导渠道和信贷传导渠道。
（一）利率传导渠道。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化来影响价格预期，从而影响通胀预期，再影响实际利率水平，进而影响总投资，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
（二）汇率传导渠道。即改变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发生变化，进而改变汇率影响净出口。
（三）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主要指托宾q理论。托宾定义的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一般是指它的股票价值）除以其资本的重置成本所得到的值。托宾q效应的传导原理是当货币供应量M上升时，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上升，更高的股票价格导致更高的q，这样就会催生更高的投资支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三种渠道的形成需以资本市场的生成和发育为基础。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公众对于货币与证券这两种资产的组合。有效的货币渠道是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的，这就要求资本市场有相应的广度与深度，既要有丰富的证券品种，又要有范围不受限制、具备丰富金融经验的资本市场投资者。
（四）信贷渠道。主要指信贷配给和资产负债表传导渠道，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过程可以描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储备和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可供贷款的数量，进而实际贷款数量的上升，从而使总需求和总产出增加；二是资产负债渠道，也称作净资产渠道或广义信用渠道，它是通过企业净值的变化产生作用的，在这种渠道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人的授信能力达到放大货币政策影响力的作用。由于借款人只有凭流动资产或可抵押品才能获得银行信用，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越差，意味着其现金流量越小，偿还能力越差，要想获得银行贷款就越困难，因此不得不减少投资，进而产出下降；反之，资产负债表质量越好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可以轻松扩大投资，增加产出。
与前三种渠道相类似，信贷渠道的形成要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信贷渠道的两种途径是要通过影响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两个最大的资本市场子市场来完成货币政策的传导。这就要求资本市场要有有效的运作机制，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传导必须要有效。
二、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调控实体经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动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同时，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场所。
（一）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1、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量的总体影响。首先，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子市场，债券市场又以国债为主，我国国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大量认购国债使得货币供给量快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持有量一直较高，其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来源于未用于信贷支出的超额准备金。大量的国债购买使相应数额的货币间接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使之成为发放贷款以外又一条重要的货币供给途径。其次，股票发行对货币供给量产生紧缩压力。在一级市场采用网上定价发行公司股票，会使大量申购资金在股票发行前被冻结；同时，股票发行会引起银行大量向外拆出资金。这两方面使得银行流动资金出现临时性的短缺，货币市场中供给不足引发市场利率波动。当银行无法及时补充流动性时，信贷投放将受到抑制，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紧缩压力。
2、资本市场对各层次货币供给量的不同影响。资本市场中的证券总体价格涨落会引起M0、M1和M2的变动。一种途径是替代效应，即当证券价格不断上涨引起证券收益率提高时，人们趋向于减少货币的持有量，更多的持有收益率高的证券，从而使资金从货币市场转向资本市场，导致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这种影响机制称为货币与资产的替代效应，引起各层次货币量的反向变动；另一种途径是转换效应。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将居民的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当证券市场价格上涨时，购买证券的收益率提高，居民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上升，愿意持有更多流动性强的货币形式，如现金、活期储蓄等，以便进行证券投资。这一影响过程可称为转换效应，引起M2下降而M0和M1上升。两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层次货币供给量的不同变化。
（二）资本市场改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场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初具规模，货币供给的流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对资金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1999年8月20日和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使得银行资金可以合法地通过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进入资本市场。且在同业拆借市场中，交易量又是以二级网络为主，部分存差地区的资金市场每年经营的拆借业务中80%是向外地拆出的，拆借资金不可避免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部分银行贷款也流向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时，证券投资的收益率很高，高回报使得各个能得到银行贷款的经济主体将所贷得的款项转入股票市场。有学者对金融机构贷款变动额与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78，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一部分贷款流向股市扩大了股市的资金量。
三、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措施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改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增强资本市场的市场性。我国证券市场现在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证券市场走势过度依赖政府的行为，这使得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过多地关注政府政策的变化，而非整体经济状况及企业经营效益。这样的结果使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无法发挥其效果，也破坏了各个市场间的平衡。而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通常要比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利率更快、更灵活地对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反应。因为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包含股票和国债、短期票据，央行利率政策的变动能迅速通过证券市场传导扩散，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对央行的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反应敏感度增加，从而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银行存贷款利率对货币政策行动的调整幅度与速度。所以，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与控制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只有弱化证券市场的政策性影响、强化其运作的市场性，使资本市场的价格合理地反映基本经济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形成的价格信号才不会扭曲，才能实现货币传导中的资源有效配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中哈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10日
从历史上来看，在金本位制时代，英镑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是世界上的主要货币，其中美元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世界上经济格局进入一超多强的时代。从2011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地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强国之一，人民币自然也应该取得与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相对应的地位。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得到理论支持的。第一，从货币学派的观点来说，货币的国际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个可以转移国内通货膨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美国通过qe1，qe2，还有最近的qe3上超发了上万亿的货币，按说超发货币自然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一直保持非常低的通货膨胀率，甚至个别时间段还是通货紧缩，其中的秘诀就在于美元是世界上首要的世界货币，他通过美元在世界各国的流通成功地转移了通货膨胀。而我们回头来看看中国的状况，因为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金融风暴，政府的4万亿计划却引发了过去两年的通货膨胀；第二个好处在于铸币税，我们知道在金融学上有个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有超发货币的冲动，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超发货币变相地从老百姓身上获得好处，这就是铸币税。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世界货币，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征收铸币税，这在美元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充分；第二，从交易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货币的国际化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比如以中哈之间贸易为例，中国人进口哈萨克斯坦的产品需要付美元，这个过程中中国进口商就需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哈萨克斯坦出口商需要把收到的美元换成坚戈，这个货币转换的过程产生了很多交易费用，比如说外汇兑换机构的手续费，外汇兑换时产生的汇率风险，再加上进口商如果不能顺利获得美元就会导致交易无法完成。如果人民币能实现国际化，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
从以上论证可以得到结论，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但是，人民币想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新的一员，想要在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下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必须接受现有体制的考验，冲破重重障碍。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牙买加体系，但是由于美元在其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很多学者也把它称之为美元体制。在这个制度下，黄金已经非货币，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是主要货币，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他国家的货币一般都不可自由兑换，实行钉住制，其中以美元的地位最为突出。一是美元交易是非常便利的，这是美元能够成为首要的世界主要货币的基础，这种便利性体现在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的自由和开放，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的完善，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还有规模巨大的美元离岸市场，这些因素都使得使用美元的便利性无可比拟；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实行美元钉住制，从某种层次上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被美元所绑架；三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产品、资源类产品等各种大宗产品都是以美元定价的。能源和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之本，能源和资源的交易在各国经济交往中占着非常大的比重，想要使用能源和资源，你手中就必须有美元，这是中国输入型通胀的主要来源。
总的来说，美元体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如果能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对我们未来长期稳定发展才是最有益的。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为了缓和国内矛盾，给本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口号，在过去的十年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大到汽车轮船，小到针头线脑都是made in china，但是这种现象在逐渐改变。所以中国必须开辟新的途径，新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途径，就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往，这就需要相应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的支持，而目前提供支持的就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我们必须打破这一体系，必须突破这个瓶颈，建立起以本币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
在强大的美元体制下，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寻找突破点，中国未来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实现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一体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体化需要建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点就在于建立区域性的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
三、中哈金融合作工作的重点
我们环顾中国的周边环境，东亚、东南亚、中亚、俄罗斯，这其中与东盟的金融合作走在最前列，其次是与日本、韩国的金融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交往近几年也逐渐增多，尤其是与哈萨克斯坦，贸易成绩显著，为了给经济交往提供金融支持，中哈金融合作也开始逐渐开展，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下，笔者认为中哈金融合作的首要重点是建立中哈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系统，下面简单论证一下这个问题，也提出一些简单的不成熟的想法。
1、经济的互补性。首先，我们可以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资源，铁，铜，铀等矿产资源，但是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发展非常落后，甚至日常消费品都相对缺乏。我国是能耗大国，据报道中国2011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原油超过一半都依靠进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很快，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工业制成品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价格优势明显，物美价量。非常明显，中哈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站在我国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哈萨克斯坦能够成为我们的能源供应国，同时成为我们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市场。所以，两国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
2、贸易现状。中哈目前的贸易实践也充分支持了上述观点，以2011年为例：2011年哈萨克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213.1亿美元，比2010年（140.9亿美元）增长51.1%，在哈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为16.9%。按贸易额排名，2011年中国是哈萨克第二大贸易伙伴，出口第一位、进口第二位。其中，哈萨克对中国出口额为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0.9%，在哈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为18.5%，中国在哈的出口伙伴国中占第一位。哈萨克自中国的进口额为50.21亿美元，同比增长26.8%，在哈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为13.2%，中国在哈的进口伙伴国中排名第二。2011年哈对华贸易顺差112.7亿美元，同比增长82.9%。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主要是资源类、能源类产品和金属及矿产品，其中原油的出口占52.8%。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主要是电子类和机械类产品，种类非常繁多，大到推土机、平路机、重型卡车，小到电话、交换机、投影仪等等，种类繁多，没有大宗交易，单类进口额都非常小。
3、贸易结算现状。中哈之间贸易交往如此频繁，这些贸易往来是如何结算的呢？主要的结算货币是什么呢？中国从哈进口：由于中国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能源资源类产品，金属及矿产品等国际大宗产品，而在国际市场上这些产品均以美元计价，所以进口多以美元结算。中国向哈出口：仍然以美元结算为主，甚至很多小额的边境贸易都是以美元现钞结算为主。由周边客商携带入境后直接持有，结算时以外币现钞支付给国内的出口商，部分现钞在市场上兑换成人民币进行支付。根据塔城地区人民银行的测算，这种结算的方式已成为新疆边境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约占新疆边境贸易总量的90%。中哈货物贸易结算的币种选择：除了与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外，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中的结算仍以美元为主，2009年占结算的74%，2010年占66%，2011年占76%，以本币坚戈的结算量不大，2009年占3.9%，2010年增加到15%，2011年稳定在6.5%的水平。以欧元结算的趋势在逐年减弱，2009年占17.5%，2010年占13.5%，2011年占10.5%。而以卢布支付量在不断缓慢增加，2009年占2%，2010年占3%，2011年占5%。以2011年为例，这个四种货币的结算使用量高达98%，可见作为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货币的人民币却没有一席之地。
对这样的贸易结算方式，简单的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从进口这个角度来说，大宗产品以美元来定价是现行的美元体制的一个产物，是在现行体制下我们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大宗产品以美元定价是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来源；从出口这个角度来说，出口市场是买方市场，在出口市场上买方占据更加强势的地位，记账和支付货币的选择往往被买方所主导，哈方进口商选择美元支付中方出口商是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的。这其中美元现钞结算这种方式的存在不能不说有它存在的基础，现钞结算，钱货两清，可以减少交易费用，可以弥补买卖双方商业信用的不足，但是美元现钞结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比如说，逃税避税，比如说黑市交易，这样给外汇管理、海关统计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4、结算货币的选择。不管是站在微观主体的角度上，还是站在两国政府的角度上，建立一个中哈本币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站在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角度，他们会倾向于以坚戈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站在中国政府的角度上我们会倾向于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那到底是坚戈还是人民币，如何选择，这需要有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两个：一是这样的货币应该是币值稳定的货币，甚至应该是硬通货，这个才能给买卖双方以交易的信心；二是这样的货币应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丰富多样的金融市场来支持，给货币的流通提供最大的便利。从这两个标准出发，这个选择毫无疑问应该是人民币。
四、结语
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却面临挑战美元世界货币霸主地位的巨大困难，想要在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重重包围下进行突围，现阶段建立区域性的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口，而此时建立中哈人民币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既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大趋势的要求，又契合了当前中哈金融合作工作深入全面开展的需要，因此必然成为当前中哈金融合作的工作重点。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2010.6.
关键词：基础货币 存款货币银行 资产负债结构调整 货币乘数
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与五部门资金流量均衡分析
传统货币乘数理论由于简化了银行的行为，导致其对有关现象难以给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包含银行如何调整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货币乘数的模型。
（一）传统货币乘数理论
传统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货币乘数m可表述为：m=1/α，α为法定存款准备金，0
（二）五部门资金流量均衡分析
假定一国为封闭经济，经济部门分为五类：家庭、企业、政府、非金融企业、存款货币银行、中央银行，五个部门间存在广泛的资金往来，将不同部门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编制成矩阵，构成了资金流量账户。行为交易内容，列为交易部门，每一项交易的货币量分别以正负号同时计入对应交易部门，正号表示贷，负号表示借。因此，资金流量账户每行和每列的交易量之和均应为零。具体编制如表1所示。
从资金流量账户的横向看，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均衡方程：
S=I+B （1）
等式（1）表明，整个社会的资金来源于家庭储蓄，家庭储蓄转用于净投资、弥补财政赤字。
CP+CB+CG+CH=M0 （2）
等式（2）表明，家庭、非金融企业、政府以及存款货币银行持有的通货都由中央银行提供。
DP+DB+DG=DH，R=α*DH （3）
等式（3）表明，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存款形成存款货币银行吸收的存款，其中一部分以准备金的形式上缴中央银行，形成了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LP+LB+LG=LH （4）
等式（4）表明，存款货币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和从中央银行贷款，实现对外贷款。因为家庭、中小企业、大型企业的现金漏损率不同，当面对外在冲击时，银行会将贷款从现金漏损率高的客户转移到现金漏损率低的客户，由此影响货币乘数。
BB+B+ZBJ=BP+CB+HB （5）
等式（5）表明，非金融企业、政府、银行向家庭、存款货币银行融资。中央银行买、卖债券，影响银行资产结构，同时银行也可以通过债券结构调整回避中央银行的冲击。
IRB+IRP=IRH （6）
等式（6）表明，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保险准备金是存款货币银行资金来源。当银行面对外在冲击时，银行会对这部分资金的挤占或挪用，以应对外在的冲击。
BR+BRB=BRH （7）
等式（7）表明，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证券准备金构成了存款货币银行的存款，成为银行资金来源。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部分资金的使用，以应对外在的冲击。
JSB=JSH （8）
等式（8）表明，非金融企业的结算资金也是存款货币银行的资金来源。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部分资金的使用，以应对外在的冲击。
从纵向看，根据资金流量账户可以得到如下几个等式：
S=LP-（CP+DP+BP+IRP+BR） （9）
等式（9）表明，家庭的净储蓄资金分布在现金、存款、保险和证券保证金、银行贷款。
I=（CB+DB+IRB+BRB+JSB）-（LB+BB） （10）
等式（10）表明，非金融企业投资分布在现金、存款、贷款、证券和保证金。假定非金融企业不持现金、存款、证券、保险保证金、结算资金，则企业投资资金都来源于银行贷款。
B+（CG+DG）=（LG+B） （11）
等式（11）为政府预算等式，表明政府通过从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取得资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假定政府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多少就是发行国债的多少。
LH+BH+CH=（DH-R）+IRH+BRH+JSH+LCG+ZBJ （12）
等式（12）表明，存款货币银行的资金来自家庭存款、客户的保险和证券保证金、结算资金、资本金、中央银行贷款。银行可能挤占或挪用对这部分资金，对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影响。
M0+R=CB+LCG （13）
等式（13）表明，中央银行是基础货币的唯一提供者，它通过购买或出售国债以及对存款货币银行发放信用贷款向社会提供货币。
从五部门资金流量账户等式可以看出，面对中央银行的冲击，如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等，银行为了利益最大化，会调整资产、负债，对冲中央银行的冲击，进而影响货币乘数。
（三）资金流量分析与货币乘数
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即M0、M1和M2，M0是流通中现金M1=M0+家庭、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政府财政存款，M2=M1+家庭、非金融企业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各种保证金，货币乘数是M1和M2与基础货币之比。基础货币HB包括通货和准备金（包括定期存款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准备金），从式（2）可知：
HB=R+CP+CB+CH+CG （14）
将等式（10）、（11）整理可以得出非金融企业持有现金是：
CB=（I+LB+BB）-（DB+JSB+IRB
+BRB） （15）
DB+JSB+IRB+BRB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之和，I+LB+BB是其负债之和。
将式（12）变形可以得到：
CG=（LG+B）-（DG+B） （16）
（B+LG）表示政府资金来源，（DG+B）表示政府资金运用，现金余额是其债权净值。
从式（13）可知，存款货币银行持有的现金为：
CH=（DH-R）+（IRH+BRH+JSH+LCG
+ZBJ）-（LH+BH） （17）
其中，DH+IRH+BRH+JSH+LCG
+ZBJ是存款货币银行的资金来源，LH+BH是其资金运用，所以存款货币银行持有的货币是其净债权。
将式（15）、（16）、（17）代入（14）式进行整理，可以得到：
HB=准备金+对央行债权（净）+债券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信用债券投资
（18）
货币乘数=存款/（准备金+银行对央行债权（净）+债券投资-政策性银行债券-信用债券投资） ≈（1-银行资本充足率*风险加权系数-非银行金融机构同业资金比率/准备金率+债券投资率-政策性银行债券投资率-信用债券投资率） （19）
从上述公式可以发现：准备金率提高时，银行货币乘数下降，但银行可以通过减少债券投资，或提高对政策性银行或信用债的投资比率来对冲准备金率的影响，从而保证自身货币乘数基本不变。当资本充足率提升时，银行货币乘数会下降，但银行通过挤压非银行同业存款获得货币放大能力，比如吸收证券保证金存款、降低风险加权系数等，来获得货币放大能力。
我国货币乘数稳定性的实证检验及微观分析
（一）我国货币乘数稳定性检验
本文选取2006-2011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文中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央银行年报、季报，中国金融年鉴，上市公司年报、季报，计算出我国货币乘数。
过去10年，我国货币乘数基本稳定在基础货币的4倍左右，受准备金比率影响很小。2001-2011年，存款准备金率从5%上升到20%左右，但货币乘数变化不大，这是传统货币乘数理论难以解释的，只能从货币创造的微观方面进行说明。
（二）货币乘数稳定性的微观银行行为解释
前面对货币乘数的分析得出了货币乘数基本稳定、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影响不大的结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面对外部冲击时，会改变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外部冲击，保持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
1.银行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应对准备金率的冲击。面对外在冲击，银行通过压缩债券类投资的比重来提高货币创造能力。在债券投资结构中，银行通过压缩央行票据比重，同时通过提高政策性银行债券和信用债的比重，稳定货币的供给。
2.银行通过挤压证券保证金存款获得货币扩张能力。前面的分析说明，证券保证金也是银行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融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从一定程度上看，证券保证金给银行带来的同业存款成为银行调节存款余缺的储水池。在存款准备金率大幅度上升带来银行对存款需求大幅度上升时，银行通过发行和推销各种理财产品的方式吸引证券保证金。股东权益占比变化不大，而净应付金融机构款项占比在0.6%-6.4%之间，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证券保证金占比的变化，大约在0.57%-5.8%之间，说明银行通过挤压证券保证金获得存款，提升货币扩张能力。
3.资本充足率不同的银行，其货币扩张能力不同。从公式（19）可以看出，当央行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时，货币乘数会下降。但资本充足率比较高的银行，不会因此减少货币供应。所以不同资本充足率的银行，货币扩张不同。由于国有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所以其调节货币乘数的能力弱，城市商业银行的能力最弱。
结论与建议
2006-2011年，我国货币乘数基本稳定，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比较弱。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存款货币银行面对外部冲击所进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当面对央行的外部冲击时，存款货币银行通过资产结构调整和挤压证券保证金来获得更多存款，弱化了外部冲击的政策效果。不同资本结构的银行应该对货币冲击的能力不同。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抗压能力较强，调节自身货币供应能力也较强，货币乘数较大；相反，资本充足率不高，调整货币供应能力较弱，货币乘数较小。由于货币乘数基本稳定，即使基础货币减少，银行也能够通过资产结构的调整把货币供应稳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由于准备金比率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中央银行应该减少对准备金率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这符合世界各国弱化准备金率作用的基本趋势。
参考文献：
1.Dermine， J. Deposit rate. credit rates and bank capita：Monfi-Klein model revisited[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8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