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7:09: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险公司风险管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普遍存在
我国财险公司多年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上规模，抢市场”的观念，这在我国财险市场发展初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财险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一味追求量的增加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在公司的资源配置及发展战略制定上制约了财险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财险公司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多种规模并存发展的局面，但是从我国财险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看，规模经济并没有体现出来，恰恰相反，很多财险公司在规模壮大后却出现了收益降低的情况，这与公司片面追求规模扩大，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急剧增加有着重要关系；同时，由于企业规模扩张过快，企业无法保证高质量的承保业务，导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不增反降。
2.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的业务类型
由于普遍存在片面追求业务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问题，不同企业在市场中没有找准适合公司发展的细分市场，无法将精力集中于推出适合公司经济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保险产品，于是出现不同规模企业所推出的保险产品非常类似的情况。相似的保险产品不能满足不同市场群体的保险需求，同时也使得财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加白热化。财险公司为了获得市场份额不得不许以更高的“回扣”来利用业务员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关系，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也使整个财险市场偏离了“以质取胜”的正常轨道。
3.风险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缺陷
我国财险公司风险管理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公司发展战略缺少对风险的预测，在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的控制上缺少健全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在风险的调查、检验和评估等环节没有按照既定的程序操作，从而导致多种风险问题并存。从经营风险看，在片面追求“大规模、快发展”的情况下，基层公司为完成年度保费任务，往往通过下达强制性的保费任务指标来量化考核业务人员，而业务员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对各保险合同条款进行包装，一旦出现理赔问题就容易引起合同纠纷，对企业的发展带来无形的损失。从财务风险来看，过快的发展速度非常容易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而财险公司在运营资金管理上的随意性更是加大了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风险。
二、提升我国财险公司经营管理效率的对策建议
1.实现企业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国财险公司的“量变”过程是“质变”阶段的必要准备。我国财险公司在发展初期必须经历一个不断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阶段，这是其发展壮大的必然过程，但当整个财险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当整个市场趋于成熟时，这种一味追求占有量的模式就要向“效率优先”变革，实现重视保险业务量的扩大到重视每笔业务的质量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是不再过于强调公司有多少参保的客户，而是重视对各种客户资源的分析，将业务的重心由市场占有率向业务收益率转变。
2.努力进行业务创新
财险公司应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发展目标确定企业的目标市场，然后分析细分市场的保险产品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来设计自己的保险产品，将保险产品与服务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业务。
企业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在确定了公司的目标市场之后，企业应通过业务结构的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设计开发不同的保险产品。例如可以通过对现有险种的改造来设计新险种，可以扩大附加险的范围，例如在原有企业财产保险的基础上增加机器损坏保险、新产品试制保险、间接损失保险等以适应不同的客户需求；企业还可以针对同一险种制定不同的保险层次，为国有大型企业、中小私营企业等提供适宜的险种，提高企业的业务承接能力，同时通过不同的风险等级制定对应的保费率，衡量和控制风险，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3.提升财产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
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创新无边界”，与会嘉宾就保险业的科技发展趋势、后援中心暨呼叫中心坐席外包服务、新一代财险核心业务、保险商务智能解决方案、智慧商务及移动应用产品进行了探讨。
后援中心暨呼叫中心成新趋势
作为国内最专业的保险呼叫中心外包服务商之一，软通动力公司在行业经验、管理团队等诸多领域保持先进地位，管理团队从业经验平均超过12年，管理经验超过10年。
呼叫中心的核心平台组成包括PBX核心语音平台、CTI路由、录音系统、IVR自动语音组成。目前，由Genesys推出的SIP 整体解决方案在市场上较受欢迎，该方案技术领先，并有较多的大型呼叫中心成功案例；其对多媒体的强大处理能力（语音、IM、视频）和路由功能，为险企提高了业务效率。该系统还可支持最多的第三方SIP设备，便于与其他产品CC互通。
专家指出，未来呼叫中心服务的发展模式，将以客户驱动为理念，提供客制化的外包服务，帮助客户摆脱繁重的管理维护工作，从而专注于核心业务。为企业用户提供平台外包，所有的基础设施外包服务均可与业务流程外包捆绑，以达到最佳效果。有多种招聘渠道和合作关系。并有着具备业内领先的呼叫中心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
新技术推动保险业资金管理
由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众多，每天资金量流量和存量也非常大，因此保险公司资金管理决定了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发展速度。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原有资金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管理账户，由于各分支机构财务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难以规范分支机构资金的汇划，效率非常低，资金风险很大。在IT系统方面，保险公司现在的资金管理一般通过各家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进行管理。由于各行网上银行相对独立各分支机构的账户信息、资金信息被局限在各行的独立数据区间处理，通常需要人工进行数据的汇总，缺乏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限制了集团对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实效性，无法实现各管理系统间的协同管理。未来保险行业资金管理信息化发展方向是：“构建统一的资金管理平台，针对保险行业特点设计风险控制和投资管理、资产配置、资产托管管理等功能系统，加强偿付能力指标体系的应用，推进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整合，努力做到业务、财务、资金的协同，实现资金流、信息流与业务流的有机整合。”
软通动力新一代保险资金管理解决方案结合我国保险行业资金管理特点和保险企业集团化管理、系统协同管理的整体需求和资金管理未来发展的需要，为保险公司提供的一套完整的、具有前瞻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资金管理系统的标准业务功能主要包括跨行的账户管理、交易结算管理和整体资金流动性管理；同时，可以根据寿险、财险不同特点的保险资金投资配置管理、投资运营风险管理、保险资金托管管理、资金报表管理，支持保险行业的全面资金管理。
通过资金管理平台建设，可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水平，可以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动态监管体系，将资金运用的监管融入资金管理系统中，完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控制投资风险。同时，可以强化保险资金运用的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保险资金存量，扩大保险资金运用规模。?第三，通过系统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明确责权，对资金运用的各个环节实施严密的审批流程和规范的管理?，全方位强化内控机制和监督机制，防范资金风险。
财险核心业务系统面临的挑战
国内财险核心业务系统发展伴随保险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险行业复苏起步时期，业务处理以手工管理为主，到上世纪90年代初，基本没有成型的业务系统支持；第二阶段，保险行业实行产寿分业，到上世纪90年代末，核心系统以满足出单为主，系统小而分散，技术多为两层架构，同时分支公司可独立开发和维护系统；第三阶段，保险行业对外开放，实现集中管理，在2000年――2005年，核心系统逐步实现三层架构，逐渐实现集中管理，两核管理，全险种全流程；第四阶段，保险行业快速发展，保险主体日益增多，竞争加剧，2005年――2010年，核心业务系统处于全面整合阶段，实现了业再财一体化、多渠道支持、内外部多系统的整合；到目前，核心系统已向面向服务、组件化发展为主，未来5年，随着新技术应用，新一代系统在客户体验，支持快速变化，以及引导销售服务创新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突破和发展。
在当前保险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财险核心业务系统还面临着四大方面的挑战：1.价值链支持：对保险价值链上包括行业监管、合作伙伴及直接客户等服务支持还比较被动和不足。2.业务运营：对灵活应对保险公司业务变化，风险管控及精细化管理，快速推出新产品等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3.IT管控：大部分保险公司需求管理机制，质量保证体系还是较欠缺。同时在与供应商合作方面不能做到双赢，导致服务品质得不到保障。4.数据管理方面：保险公司数据的标准化、数据的完整性以及业务数据的价值利用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
业务系统发展面临的这些挑战，需要一段时间来逐渐解决，软通动力新一代财险核心业务系统以“强适应性”为宗旨，充分应用新技术适应和支持业务变化，快速满足业务及监管要求。通过工作流引擎与规则引擎，支持业务灵变化，通过接口统一化、组件配置化、报文模板化，支持动态调整。针对国内的车险平台，通过组件库和模板库支持快速调整，通过建立独立、高扩展性的影像系统，支持业务处理无纸化。完善的组件库和模板库，可以减少系统开发的工作量，缩短系统上线时间，降低维护成本。
保险智慧商务及移动应用受关注
近年来，保险业的销售和服务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摆在保险公司管理层面前最大的难题是：一方面，市场主体增加带来的竞争压力加剧；另一方面，行业的监管却越来越严格。而新兴商业逻辑和传统商业逻辑对渠道和运营带来的挑战同样艰巨，保险公司的新科技应用的推广，造成用户需求不断变化，行业领导者对销售和服务模式的不断创新，则为后来者设置了较高的竞争壁垒，不少险企因为没有可信的数据分析帮助决策，难以实现从粗放型经营向精细化经营的转变，等等。要想解决这些难题，必须依靠智慧商务模式，而注重多渠道整合的智慧商务模式已成为趋势。
在现有的技术厂商实践中，由IBM推出的智慧商务平台备受关注。该系统通过建立统一的客户视图数据，建立完整、合理的客户数据，定义“以客户为中心”，服务于未来智慧商务平台的扩展需求。其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360度视角的数据视图，从中便可以准确地知道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客户同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行为，获得客户的个人爱好、理财习惯、不同阶段的需求长期积累的高质量客户数据，对保险公司各方面工作的提升提供有力帮助。
软通动力智慧商务平台的服务对象，是所有智慧商务平台的服务者和使用者，主要分为：个人客户、企业客户、中介机构用户、内部用户、坐席。平台可分为网络平台、呼叫中心和后台管理中心三部分。为实现完整的网上业务，该平台还需要利用一些合作伙伴提供的服务，最主要的服务包括：实现交易完整：需要第三方证书管理机构；提供证书及密钥管理服务实现网上结算：需要第三方支付平台或银行提供网上支付服务；实现短信随动的信息跟踪，需要短信服务；实现呼叫中心标准坐席功能；合作伙伴渠道接入功能等。与之对应的，智慧商务平台还需要完成呼叫中心平台、移动应用系统等进行基础数据、业务数据的交换。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迅速，保险行业也一样，在客户服务及移动展业方面的应用备受各保险公司的关注。软通动力移动应用产品包括寿险行销支持系统、产险经理人系统、车友服务平台、车险移动查勘系统及移动办公系统，这些系统构建在软通动力移动云服务平台上，使各种应用具有强健的后台支撑。
一体化的融合BI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重业务，轻管理”的思想导致保险行业在BI（商务智能）领域投入严重不足。与会专家介绍，目前有超过1/3的保险公司没有建立BI数据平台，只有简单的基于业务系统的报表系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管理需求需要。业务、财务、再保、投资分析应用割裂，大量的业务分析报表，很少涉及财务，几乎不涉及再保和投资，难以形成统一企业信息视图。商务智能系统、业务系统分离建设，缺乏沟通。一方面业务流程得不到足够的数据智能支持，另一方面商务智能系统的分析结果更多地停留在报告上，商务智能更多地体现为报表，商务智能系统的发展体现为报表越来越多，没有融入企业的运营流程，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以上就会直接导致，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应用不广，对管理支持不够，与业务融合不足，重复的报表与报告，难以真正实现数据的价值。
采用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从保险行业价值链和价值网构成入手，分析财产保险行业的价值创造和分布过程，并对价值链所在的环境进行重新的组合、分配，构建保险行业价值链整合模型，为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依据。
(一)财险公司内部价值链分析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财产保险行业自身就是围绕风险管理产品为核心的价值活动，总体分为基础活动和辅助活动两个部分。基本活动包括:产品开发、产品销售、承保筛选、再保安排、客户服务等保险行业特有的业务环节，这是保险行业最终实现利润的根本。与此同时，还配合有财务及IT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精算、投资等辅助环节，这是保证保险公司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支持性环节。基于以上财产保险各业务环节可以看出，在保险业务经营中，围绕着保险产品本身展开的“设计—销售—服务”业务是公司实现盈利的核心，要取得理想的经营效果，须从保险产品自身着手，优化产品、扩展销售渠道、提升后期服务的角度优化自身的商业模式，提高竞争力。而利用财务及信息技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运用精算技术、提升投资收益，也是财产公司优化商业模式的有效方法。中小型财险公司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中，必须进行产品创新、渠道创新和服务创新，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同时，高效配置人力、财务、精算、投资、IT等基础设施资源，才能与核心业务运作成熟的大型财产保险公司竞争。
(二)财险公司外部价值链分布企业处在行业的价值链条之内，其外部会受到来自市场需求、内部资源禀赋、同业竞争者、相关产业支持、市场机遇、政府等六个方面的影响，除企业资源禀赋因素之外，其他五个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财产保险公司外部的价值链条，并在此五方面发生相互的价值流动。其中，市场需求作为保险公司价值实现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在整个外部价值链本身处于核心地位。同业竞争者与保险公司自身形成博弈关系，通过相互的竞争和合作共同促进了行业的不断创新发展。相关产业是保险行业直接或间接服务的行业，是市场需求的落地点，充分利用相关产业资源，是保险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市场机遇则是保险市场的外部因素，是财产保险公司价值实现的重要条件，应顺应行业发展形势，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政府在价值实现中起到方向标的作用，财产保险公司应遵守政府的相关法规，顺应政府指导方向进行战略规划，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对于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而言，应该抓住财产保险市场需求广阔、涉及产业众多的特点，在政府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强化与保险行业内部企业的合作，寻找出自身的禀赋特长进行扩展。
(三)财险公司虚拟价值链的构成在企业的价值链构成中除传统的内、外部价值链之外，还存在着基于信息及信息传导的虚拟价值链。在这个链条中，通过信息的对信息的收集、组织、挑选、合成和分配等开展价值创造活动。财产保险公司基于客户的需求信息，通过信息中枢的分析处理，下发给具体的实体运营部门，在反馈信息之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以自身产品满足客户需求和推荐其他公司满足客户产品，进而最终满足客户需要，实现企业价值增值。财产险公司商业模式与价值链是不可分割的，价值链的形成是商业模式选择的基础。下面将对我国中小型财险公司采用的主要商业模式进行价值链的比对分析。
二、财产保险公司商业模式分析与评价
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指企业为达到盈利目的，在与各利益相关者在实际的接触中所形成的一些合作模式。现阶段我国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采用的商业模式各有特色，但归结起大体分为以下六种:
(一)以利润为中心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外资财险公司大多采用这种商业模式。外资公司极少采用规模扩张的展业模式，而普遍采用以利润为中心的稳健模式，在细分产品与市场上取得优势，通过差异化的手段与中资公司竞争。例如，劳合社在中国设立分公司，其直保业务主要关注与珠宝、字画等高价值物品的保险产品设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模式主要强调保险产品的承保利润，从价值链角度看，则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设计出差异化的产品，是着眼于产品开发的商业模式。
(二)以股东资源为核心的业务发展模式随着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许多金融行业或其他产业的市场主体也介入了财产保险业务的经营。此类公司总体规模不大，主要作为母公司在保险行业的延伸而存在，其业务发展的过程中，股东业务资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如信达财险、中银保险、英大泰和等。以英大泰和为例，依托国家电网资源开拓市场，努力为国家电网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服务。该模式实际上是把股东业务作为重要的产品销售渠道，从而取得稳固的业务来源。
(三)以精细化管理为推动力的业务模式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技术水平，强化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华泰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ACE集团，在其指导下不断开发和引进区别于国内其他财险公司的产品，调整公司产品结构，加大前段核保与后端理赔的控制力度，提高公司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该模式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及公司数据对承保选择、再保安排、客户服务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减少价值损耗从而达到盈利的目的，是针对内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资源整合。
(四)以投资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投资收益是保险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在承保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通过高效的资金运作，可弥补直接承保业务的亏损。例如华安财险，通过发售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迅速提升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同时又通过较好的资本运作能力实现了企业的盈利。该模式强调充分发挥辅助活动中投资的作用，通过投资创造的价值来带动整体企业的盈利。由于保险投资受政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多，该模式不能作为保险企业盈利的主要手段。
(五)以细分领域为切入点的专业化经营模式部分中小保险公司采用了专业化模式，在车险、农险、责任险等细分开拓市场，通过专业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获得竞争优势，如天平车险、安华农业、长安责任等公司。其中天平车险公司认为，专业化经营的优势应体现为在风险选择和控制技术的领先地位，通过车险业务的仔细甄别和后期的理赔控制，该公司也实现了较好的发展。该商业模式也是基于产品策略，采用集中化的方式，集中公司资源优势，力图在细分领域取得局部的竞争优势，是运用价值链分析的典范。
(六)以规模化为支撑的业务模式很多财险公司采用规模扩张模式，通过设机构铺网点的形式积极展业，但在实际发展中，部分公司并没有把握好扩张的方式和速度，管理水平也未能实现匹配，导致承保业务发生大量亏损。以中华联合为例，公司保费收入由2002年的6．27亿快速扩张至2007年的183亿，但由于管理跨度及管理维度急剧膨胀，垃圾业务过多出现，当年即亏损64亿，给公司的稳定经营造成极大的影响。该模式主要基于产品销售环节，通过大规模的市场拓展行为扩大业务来源，从而实现规模化经营，达到降低固定成本的目标，实现盈利。综上所述，目前国内中小型财险公司采用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基于企业内部价值链来进行的。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运作机理为商业模式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我国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切入点
结合财产保险企业面临的内外价值链和商业模式，可以归纳出保险公司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切入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品环节创新结合市场需求，把握市场机遇，进行产品创新。基于新的保险需求的产品设计需要中小保险企业有较强的市场分析和机遇把握能力，能够获得相关行业的支持，同时还应避免自身设计的产品被其他同行模仿，处理好企业外部价值链中相关企业和同业竞争企业之间的关系。例如中煤保险，根据煤炭企业的实际保险业务需求，开发矿井建设工程保险、煤矿安全责任服务保险、煤矿企业财产保险等近20个创新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形成持续的保费收入。
(二)销售环节创新采用新技术、开辟新渠道，进行销售模式创新，进而扩大产品销售规模，带来财险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特别是2013年底以来互联网金融概念的提出，也给中小财产保险企业在销售方面新的启发，选用恰当的销售模式，有利于企业迅速扩大业务规模。财产保险公司除电销、网销渠道外，行业也在实践多渠道元化的课题，保险企业内部的产寿险之间的交叉销售，中小保险公司联姻式的销售，保险企业与其他金融企业，保险企业与汽车等实体产业的跨行业合作都将是销售创新的可选路径之一。
(三)承保后管理创新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升业务辨识能力，优化再保安排，打造特色服务品牌。在承保环节，新风险控制技术的运用可以扩大业务承保范围，提高业务质量;再保环节与再保公司的纵向合作，有利于再保的顺利进行;客户服务环节，及时高效理赔方式的出现，也将提升客户满意度，提高客户的忠诚度。例如，车险服务中微信理赔的出现，车主迅速将事故现场照片以微信的形式传给保险公司，即可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大大减少了理赔流程时间，提高了理赔的效率。
(四)信息管理创新在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通过变革信息流通传递的方式，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运作效率，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及信息管理系统的运用，对于保险企业的信息搜集、处理、分配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小财产保险公司中进行的财务集中、核赔集中等模式都是基于信息系统创新。
(五)管理体制的创新企业组织框架、治理结构是保险企业得以维持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运作效率。依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及面临的市场行情，企业可以采用事业部制、条线垂直管理等组织方式，提升企业的组织效率。
(六)投资业务的创新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受制于自身的规模，往往忽视投资业务的开展，可效仿寿险公司，开发保障与理财相结合的保险产品，将投资与传统的风险保障结合起来。华安保险抓住财产保险在理财产品方面的空档，适时推出了家财险与家庭理财相结合的产品，迅速扩大了企业规模，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取得了较为成功的业绩。
四、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商业模式创新方式建议
通过财产保险企业本身价值链的分析，我们找到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切入点。结合公司本身的管理结构，进行初步的组合，投资类创新均是建立在保险产品基础上可以归为到产品创新中去，销售创新主要依托渠道来进行可提炼为渠道创新，而承保、再保、理赔等基于产品本身衍生出来属于服务范畴姑且将此类创新统称为服务创新，而管理体制、信息管理等内容都属于公司管理层面的东西，把此类创新统称为管理创新。本文将从产品、渠道、服务、管理这四个角度，结合商业模式创新所采取的发掘、调整、扩展、全新四种方法，分析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方式。
(一)基于产品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产品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质上是以产品为核心，将市场需求、相关支持产业、竞争者、政府等要素有机的组合起来，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从而达到提升企业盈利的目的。对于现有产品须深入开发，分析机构客户的需求，推出“私人定制”的产品，增加公司与相关产业客户的粘度，进而获得持续的保费收入，并根据实际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并扩展产品内容。中小型保险公司可利用其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给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还可关注市场的细分领域及最新市场需求动态，走差异化开发的道路，避开与大型保险公司在传统领域的竞争，进而获得成功。例如华泰保险推出的网络购物运费损失保险，在网络购物方面推出的创新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二)基于渠道的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渠道的创新模式则是着眼于保险销售环节，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或合作方式，改变财产保险公司与同业竞争者、目标客户、中介等机构的合作关系，达到提升销售质量的目的。这就要求中小企业利用最新传媒技术，改变以往信息传递的路径，通过渠道合作精细化、专业化的手法提高现有渠道产能，或者通过网络、电话等新的传媒模式建立与客户的直接联系促进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展。例如，深度发掘现有的股东业务渠道、车商渠道、银行渠道等现有业务来源，提高渠道的单位产出。根据公司业务具体发展形式及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对公司现有的渠道进行评估，并依据各渠道产能大小重新分配业务权重，对渠道进行专业化管理，提升渠道产能。对于中小型财产险公司来说，要扩展渠道宽度，可与战略目标相同的寿险公司展开交叉销售，积极推进与房地产中介、加油站、物业、超市等传统业态的保险业务合作;随着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兴起，很多公司开始在网络上设置直营网店、开设营销微博等，这种销售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费用的损耗，降低公司成本，从而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三)基于服务的商业模式创新这种模式创新更关注于客户的消费体验，通过便捷客户操作流程、提供新的附加服务内容等形式，融洽财产保险公司与目标客户的合作关系，增加客户忠诚度，进而使公司获取持久的保险收益。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进行服务创新，须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优化内部流程，运用新的手段丰富服务内容，便捷服务方式，保障从前端的开发、承保到后端的理赔、续保等各环节的顺利进行。例如，英大财险在拓展车险业务的过程中为合作客户提供免费的代验车、代保养等增值服务，提高客户的信赖度;并调整现有的服务内容，以微信定损、理赔的方式取代传统的现场查勘、定损模式，顺应了客户当前的生活习惯，增强了客户服务体验。此外，在现代金融生活中，客户不仅面临保险业务需求，也存在类似证券、信托等综合金融服务需求，因此，中小型财产保险公司可尝试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团队，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不仅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而且能够深化与客户的合作。
在这场名为“产险保险风险结题会暨偿二代研讨会”的会议上，来自保险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保险机构和学术界的人士济济一堂，对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C-ROSS，下称“偿二代”）建设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在研讨中不时响起争议之声。
自2012年4月正式启动的“偿二代”建设工作，经过两年四个月，目前已完成顶层设计、搭建整体框架、制定监管规则、开展行业测试等工作。根据保监会的规划，今年底前，将出台“偿二代”全部技术标准，明年初试运行。
在“偿二代”首批启动的三大核心项目中，产险项目先行，目前技术标准方案已告完成。一位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会议上称，产险项目将告一段落，此后将主攻寿险项目。
种种情形表明，“偿二代”建设已进入深水区，今年是关键之年，将完成出台标准、整体测试、产险试行、改造系统、实施准备和培训等一系列工作。
不过，时过年中，目前产险仅进行了两轮全行业测试，寿险业测试才刚刚展开，业内不乏对其“仓促赶工”的质疑。与欧盟偿付能力II（Solvency II，下称“欧II”）长达十几年的测试、评估和论证过程相比，计划用三年到五年建成的“偿二代”不可谓不神速。
近期正德人寿、信泰人寿和民生人寿等一批中小公司在偿付能力方面暴露的诸多乱象，令“偿二代”的推行更具现实急迫性。不过业内也担心，由于“偿二代”被赋予了太多的监管使命，承载了多方诉求，使技术指标偏于复杂化，可能在未来实践中有不小的操作难度。
“偿二代”领导小组副组长、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去年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坦言，“偿二代”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力量，但也不能高估它的作用，未来会根据行业的发展进行动态调整。
“偿二代”标榜以风险为导向，但保险公司能否摆脱规模导向的惯性思维，树立风险资本的理念，走精细化经营的路子，即将推出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或许将成为检验“偿二代”是否适用的其中一块“试金石”。 产险测试
据一位参会人士透露，根据定南会议的定调，产险项目的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已完成，下一步将主要集中在行业测试上。
2012年11月，产险项目选了12家样本产险公司（其合计保费规模占全行业80%以上），针对七个险种进行了产险承保风险第一轮行业量化测试工作，确定了数据口径和模型方法。
2013年初，项目组形成第一轮行业测试方案，确定了产险保险风险的行业标准因子。产险承保风险项目组负责人、人保财险精算总监陈东辉介绍，基于第一轮行业测试的公司不同风险模块的汇总结果，项目组提出了四种最低资本的汇总方案（两类风险法、全部区分法、险种区分法和整体风险法），最终采用了全部区分法，因为这种方法使各公司能够清楚看到各险种保费风险、准备金风险占用资本，以及各险种整体的占用资本情况。
今年3月，保监会组织15家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产险公司进行样本测试，随后出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号至第8号（下称“《监管规则》”），了“偿二代”的产险主干技术标准，这是“偿二代”首批监管新规，被视为在“偿二代”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5月，产险业开展了首轮覆盖全行业的定量和集中校准测试，形成备选方案，然后进行了第二轮行业测试。待新规征求意见和测试完成后，产险公司将率先进入实施“偿二代”的准备阶段。
15家样本公司的测试结果显示，8家公司充足率上升，7家下降。15家公司共释放实际资本500亿元左右，最低资本要求提高约100亿元，整体上偿付能力充足率有所上升。而全行业首轮测试则显示，6家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00%-150%之间，14家超过400%，其余较平均在150%-400%之间（个别公司因计算误差较大出现低于100%）。全行业的实际资本增加656亿元，最低资本要求提高了212亿元，两者相冲抵后，将释放超过440亿元的资本。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全行业测试主要针对2009年-2013年的数据。考虑到国内业务增长快速的现状，在计量保费风险时，主要采用了最近一年自留保费作为风险暴露基数。
陈东辉认为，产险业需要在不同年度、不同经营环境中检验“偿二代”新标准的适用性，这样才能足以准确反映行业风险水平，“比如2008年是产险市场的极端年份，这是对新标准最好的压力测试。在新标准下，偿付能力将降至什么水平，行业要心中有数。”
历史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或许是“偿二代”面临的最大难题。陈东辉认为，过去十年，产险业面临的行业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剧烈波动和巨大变化。基于这种波动性所确定的风险因子可能偏高，比如根据过去十年A股的表现，计算出的资本因子高达41%（后降为31%），如果未来资本市场趋稳，那么这一资本要求将显得过于严厉。
另外，在对计量方法进行测试时，仅采用了12家公司的数据，观测点偏少，使得曲线拟合的效果不佳。陈东辉认为，有必要采用全行业数据对方法和因子做进一步测算和校验。
随着产险项目的初步告捷，寿险项目加快了进程。目前寿险业的第一支柱参数测试和校准测试正在进行，寿险公司将于8月中旬上报测试结果。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标准此前也已进行了行业测试，加上拟定中的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监管规则，今年底前，“偿二代”全部技术标准将悉数制定完毕。 再保争议
在产险项目的测试结果中，有一处指标的表现颇令项目组意外――再保分出保费对应的信用风险。这也是定南会议上与会人士争议最激烈的地方，可能也是整个产险项目争议最大之处。
“偿二代”将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再保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纳入其中，而在现行规定中，外资再保险公司境内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状况，按其总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认定。
“偿二代”制定的再保分出的信用风险资本标准要求，境外再保人信用违约风险的资本因子为58.8%，而境内再保人则为0.1%和1.3%。据此，外资再保险公司如果不将与业务量对应的资本金注入境内机构，其信用风险因子将大幅增加。相应地，直保公司向其分出的保费，需按74.5%提取信用风险资本，从而影响其自身的偿付能力。
第二轮行业测试结果显示，据此计算的再保分出保费所对应的信用风险，占其整体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59%，而首轮测试则为67%（考虑了风险分散因素），略低于保险风险，但远高于市场风险。300多亿分出保费所需的风险资本竟高于2000多亿投资资产所需的风险资本，显然不合常理。
如按此逻辑，保险公司成了为外资再保险公司违约风险提供资本担保的“信用担保公司”，那么，“产险公司岂不成了活雷锋”，一位财险公司人士调侃。
这个测算结果显然与国际经验不符。根据美国产险业过去50年的情况，产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四大原因是准备金提取不足、业务扩张过快、巨灾和投资失败，其中前三项属于保险风险，占比逾55%。欧II的行业测试结果则显示，产险公司的资本要求中，保险风险占比为60%，信用风险仅为7%。
陈东辉认为，出现这个测试结果的原因在于，风险暴露基数包含了“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使得基数过大。分保给境内外再保公司的资本因子的标准不同，境内机构采用的因子远低于境外机构，且分段因子跳跃太大。另外，直保公司如选择有全额提供担保的国际再保人，仍需按19.2%提取信用风险资本，是国外标准的数倍。
此外，新标准要求，再保公司向境外转分保时考虑境外再保人的信用评级，但直保公司的境外分出不享受此待遇，而是以有无担保作为标准。据了解，国际通行做法则是，根据信用评级信息，对境内再保险公司区别对待，以便差别化评估其违约风险。
据了解，“偿二代”对于外资再保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新标准要求，旨在消除中小型直保公司进行境外分保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日前破产的BEST RE再保险公司，似乎敲响了这方面的警钟。同时也是为了鼓励外资再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但是，在新标准之下，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直保公司可能更倾向于把业务分给境内的再保公司，使得业务风险过于集中于国内。如果境内再保公司转而向境外再保险人转分保，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
据了解，欧II的一个做法是，直保公司可购买非比例分保的认可部分，以便降低其最低资本要求。但在“偿二代”中，未考虑非比例分保对财险、工程险等非巨灾类风险用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作用。
第二轮行业测试结果显示，瑞士再的中国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由首轮的不到50%变为150%，实现达标。但慕再、汉诺威再和法国再等外资再保险公司境内机构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仍未达标。
瑞士再中国区总裁陆勤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司目前满足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向瑞士再分保只需满足对“境内再保险公司”的信用风险要求即可。为满足新标准下对境内机构的偿付能力要求，公司会把需要的资本放在中国境内。
如果其他几家外资再保险公司都能承诺将资本金注入境内分支机构，直保公司向其分出保费的信用风险资本要求将大幅降低。不过陈东辉担心，这可能会相应地推高再保价格。
陈东辉认为，再保市场的专业分工和全球化交易，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率，新标准不应纠结于外资再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是否流入国内。 风险界定
从更深层来说，业内对于“偿二代”的一些争议，来自对“偿二代”到底是仅运用于“偿付能力监管”，还是涵盖整个“保险监管”的不同理解。一位财险公司精算人士认为，核心在于，要厘清偿付能力和风险管理的逻辑关系。这也正是偿付能力制度改革的一大难点。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折射出业内对风险概念以及风险计量的不同认识。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精算研究中心教授谢志刚认为，偿付能力指标主要从财务状况角度，对保险公司风险程度予以计量，而不是一个全面风险管理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区分哪些是“可监管风险”，即哪类风险与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直接关联，且能在外部对其施加监管约束规则，而前提是该风险能被“识别”。
以风险为导向的“偿二代”的总体目标之一，是科学全面地计量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并将资本要求与保险公司的风险和风险管理能力挂钩。根据其所构建的“三支柱”框架，第一支柱主要防范能够量化的风险，第二支柱用于防范难以量化的风险，第三支柱则是用市场约束机制对保险公司加强外部监管。
事实上，从“偿二代”标准制定过程来看，市场行为监管、准备金充足率甚至防止市场过度竞争等监管诉求，都被包罗其中。一种业内观点认为，“偿二代”结构的复杂化和标准的碎片化，可能会使保险业偏离对核心风险的聚焦。
据知情人士透露，工作组在讨论“偿二代”整体框架时，曾有专家提出，偿付能力监管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保险公司的全部风险进行监管，有的专家则建议，把第三支柱的“市场约束机制”改为“偿付能力信息披露要求”似乎更妥当。
在陈东辉看来，可量化风险和不可量化风险最好能够进行清晰界定，否则保险公司很难辨识并确定导致其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他认为，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风险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和细分。此外，业务增长过快的风险、业务集中度风险等目前行 业比较明显的风险点，亦需考虑纳入。
另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风险资本与业务规模的关系，以及业务结构和地域结构等因素对偿付能力资本要求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是目前业内争议的一个焦点。换言之，如何在行业标准因子之外，体现不同公司的特性，实现“偿二代”对不同公司的差别监管。
一般来说，大公司的业务更稳定，风险分散能力更强，风险资本因子更低。但是，保险业存在这样一个规律：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和业务经营稳定性的提高，风险资本因子会下降，但降至一定程度后，业务规模的扩大对降低波动性的效果不再明显。
陈东辉认为，基于这一规律，在测算产险业标准因子时，项目组采用了“超额累退法”，即将保费规模（风险暴露基数）分成若干层（原为七层，后改为五层），每层对应不同的风险因子，分别计算后加总，得出该险种的最低资本要求。层级越高，对应的风险因子越小。该方法较直观简单，可兼顾不同规模公司在业务稳定性方面的差异。
不过，也有财险公司精算人士认为，“超额累退法”实质仍体现规模导向型思维。事实上，在市场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理性的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会倾向于以优质业务为主。而这样的最终结果是，业务规模越大，平均的业务质量越差。在该人士看来，采用该办法未必科学。
为了更准确和及时地反映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特征，K因子被引入“偿二代”，即在计算最低资本时，每个风险资本因子（RF）里都含有基础因子（RF0）和调整系数K（即K因子）。这是最终颁布的标准方案比产险项目组最初提交的建议方案新增的部分，也成为新标准的独创特色之一。
K因子的加入，提升了监管的便利性，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其与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本义并不紧密关联，反而会让偿付能力风险的源头识别更复杂。比如，车险综合成本率的K因子调整便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当一家公司上季末的车险综合成本率超过100%时，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业务波动性更高，而是可能由于产品的费率设计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保费基数可能更合理，而不是提高对资本的要求。此外，在准备金提取不足时K因子的调整也不具备逻辑匹配上的必然性。
一位外资财险公司精算人士则认为，通过“偿二代”进行全面计量和管理风险，可能很难做到，不如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让保险公司在合理竞争中实现对风险的合理定价。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2014年保险业高层培训班上曾表示，保险监管要实现与市场发展的互动和相容。 备战车改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行将启动之际，产险业当下最关心的是“偿二代”关于车险部分的规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未来影响。
在“偿二代”所倡导的风险导向理念之下，产险公司开展车险业务时，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和成本将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一理念其实在目前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中亦有所体现。车改征求意见稿显示，与现行保费计算方法相比，基础保费改为基准纯风险保费，同时附加费用率将成为新的保费计算公式的重要因素，从而更加强化保险公司在经营中的成本管理意识。
“偿二代”新标准，亦有利于车险发展。车险的保费风险最低资本的基础因子为9.30%-8.19%，准备金风险最低资本基础因子为11.45%-9.65%，加之第二支柱的指标等调整因素，总体上将低于现行标准。
而企财险、船舶险、信用保证险和农险等非车险业务，由于承保风险较高和理赔流程等因素，其风险因子比车险更高，甚至高于欧盟、美国和澳洲的相应标准，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险公司开展非车险业务的积极性。
不过，即使车险业务的资本要求有所降低，这部分释放出来的资本，也很难转化到业务扩张中去。而根据业内人士的测算，车险费率改革之后，产险业的资本消耗将更加迅速。
一个原因在于，在“超额累退法”下，自留保费越多，风险因子则变小。但是，《保险法》规定，“产险公司自留保费不得超过自有资本加资本公积的4倍”，即承保杠杆率不得超过4倍，这条 “4倍红线”与“偿二代”存在矛盾之处。
在现行偿付能力标准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约为自留保费的16%，如达到4倍规定，实际资本应达到自留保费的25%，而据此得出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将超过150%。换言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其实比偿付能力充足率更加严格。
陈东辉认为，如果“偿二代”标准过严，车险改革的压力测试可能难以通过。从国内产险业的业务特征来看，建议最低资本门槛设为6倍-8倍较为合适。如让“偿二代”真正发挥作用，则需修改《保险法》中关于4倍的规定。一位小型财险公司人士则建议，《保险法》可规定偿付能力的监管原则和授权范围，具体的标准则由“偿二代”规定。
谢志刚认为，“偿二代”首先要明确，所测算的资本要求标准是用于什么目的，是用于作为实施监管介入的依据，还是用于风险预警。目的不同，相应的资本要求便会不同。
建元资本董事长兼总裁王炜主持讨论，参与嘉宾分别是：PICC车辆保险部总经理及总核保师方仲友，天风证券资产证券化业务线负责人黄长清，安邦保险集团汽车金融总经理李超，上海评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陆炜文，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乔j。
UBI与车险
王炜（建元资本董事长兼总裁）：刚刚讲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机动车保险，大家知道，财险里面今年的保费收入有1万亿（元）左右，其中70%是机动车贡献的。
方仲友（PICC车辆保险部总经理及总核保师）： 72%。
王炜：我们看到汽车保险对于财险的贡献这么大，但是赔付比例较高。在财务上，作为营利性的组织，财务没有盈余，显然不能保证行业有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费率市场化的迎来改革，但这里面似乎没有技术支撑。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费率市场化改革，新兴技术UBI？如何看待它在改革中扮演的角色？近期能否做到个体相对精准的评估？
陆炜文（上海评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OO）：我们是做驾驶员的评价分析，国外这个概念已经有十多年了，是基于行驶里程、驾驶习惯来做评估。
很早以前，机动车辆保险都是从车的，无论个人如何，数据只能掌握这个车。现实情况，我们做今年的费改，结合了个人的违章记录，把商业险费率做了差异化。
保险格局形成了寡头垄断，财险市场有70多家公司，前三家占据近65%份额，人保一家就比第二第三家加起来都大。前20家排名可能占96%的市场份额。
那么，中小保险公司怎么生存？大家知道保险，不一定就是风险管理，还有现金流。现金流如果做得好，公司还是可以经营。所以这几年的车险保费，推动了市场的良性发展。
由于行业背景关系，政府制定方向政策，更多听大公司的声音。很多小兄弟在迷惑，都听老大哥的，还要我们干什么？于是，我们把国外模式引进过来，通过{驶员分析，通过云端大数据，以此为用户提供相应服务。
差异化也会给中小保险公司机会。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在监管条件下出台了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机场代泊、酒后代驾，还有保养的赠送业务。我们的技术，不光给保险公司，还给主机厂，以此促进车型销售。
王炜：UBI是基于车联网的基层技术。方总代表最大的财险，我们问问老法师。
方仲友：人保的市场份额是33%多一点，承保利润率占行业80%以上，为什么说人保会盈利？因为大数据用得比较好，我部里面有三个处专门研究数据，承保处是风控，资源处是定价。
很多人问我，中国车险行业UBI什么时候能推出来。无论是形似还是神似，UBI肯定会用，深和不深，各家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想讲一个问题，说大数据也好，车联网也好，有几个短板比较明显。
第一个，大家想跨界颠覆某一个行业，99%的企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如果有这个梦想，一定自寻死路。今年6月份以后，很少有人讲“互联网+”金融了，而是金融科技，这不是字的变化，是质的变化。金融公司，一定讲线下服务的重要性，风控是线下的，跨界携手才有未来。
第二个，洞见趋势的后面一句话是巩固优势，联手共创某一个事情。优势是顶不住趋势的，正因为有这个感觉，所以人保是开放的，是学习的，成本结构最优的时候一定是合作的。趋势很重要，动机更重要。如今，甚至90%互联网企业进入困难的冰河期，如何渡过，在于是否抱团。
王炜：方总，在车险UBI背景下，您认为如何更好的利用外部数据？
方仲友：第一，我们一定会专业化做这个事情，向有经验的公司寻找合作。第二，跟大数据公司合作，具体做到什么程度是最经济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我们不会做大包大揽的事情，会根据自己的数据格式，买一部分的数据，或者定价系统进行差异化精细化处理，提出UBI模型，从而进行合作。人保目前的目标是为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通过大数据，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布局。
车贷险条件
王炜：在座的可能会听到说UBI，似乎跟汽车金融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基于承保和赔付，这需要更精准的技术手段。作为汽车金融机构，无论是融资租赁还是厂商金融，抑或银行，他们在借助不同数据来源，进行更精准的风险把握。
但是我们担心，假设两方的匹配，因为流程、理念、风控等整体原则的不同，是否会影响到最终的落地？
李超（安邦保险集团汽车金融总经理）：前段时间媒体说，车贷履约险重出江湖，引发各方争论。车贷险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车贷履约险从1998年开始出现，2003年全线亏损，保监会当时叫停这款产品。到了2013年，包括人保、安邦、中华联合在内的各家公司，纷纷向监管机构提出恢复这款产品。
我们为金融租赁公司做资产的保驾护航，也为资信不够的公司做增信服务。2016年年初，我认为车贷履约险的春天来了。为什么这么说？三个方面，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汽车金融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今年年末，汽车金融规模达到9000亿元，2020年规模可能翻一番，接近两万亿元。现在很多银行叫停了与担保公司的合作，但银行资产保全，还是依靠担保公司。车贷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与银行合作的机会。
人和，就是今天多次提到的FinTech，资本审批、互联网应用、金融科技，包括刚才两个主题，诸多机构在汽车金融业务上做了完善和补充，让我们开展业务省去了很多事情。
如何保障产品优势，作为安邦，是按照汽车金融的模式做这个业务，用车贷险为资金提供担保，同时为资产端提供资金支持。在流程设计上，简化了银行端的风控，我们承担了100%的风险。在业务流程上来说，我们把银行流程搬到保险公司来执行。对于银行端来说，基本上可以做到见保即贷。
此外，我们可以跟银行做一些收益让度，银行可以把资金成本降低，来让给履约险的保费。
第三，我们是一个服务方，是一个平台方，可以为资金端提供担保，也可以为资产端提供资金，与每一家汽车产业链上其他机构融合共生。
王炜：同样的问题，车贷履约险推出以来，已经成为中华联合的特色业务，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实践心得。
乔j（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
车贷履约险在国外比较好，国内从2003年叫停以后重新开始此业务，各个保险公司都比较慎重。
从银行接到保险公司，车贷履约险主要为银行和金融放款机构缓释风险，并提升金融机构的资产信用u级。从以前的情况来看，信用保险做得不太好，我们没有完备的体系和人才，也没有数据库。所以，我们在后台逐渐积累数据库，以此向保监会申请开办，为银行缓释风险，提高效率。
最大的困惑，是国内信用体系的不健全，人力也跟不上。我们主要依托金融机构以及汽车租赁的资本方，委托他们进行尽调，我们进行抽查。希望以后能够把征信系统建立起来，为车贷险保驾护航。
履约险助力资产证券化
王炜：关于汽车类的资产证券化，假设有一只产品，通过保险公司来做履约险，会不会让其在市场上卖得价格更低，这样的外部增信手段，在资本市场上会不会受到更大的追捧？
黄长清（天风证券资产证券化业务线负责人）：保险和资产证券化，其实是有共同点，都是运用了大数据法则，因为在保险里面，比如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都有分散性高的特点。
在国内，比如说引入履约保险，或者信用保险的产品，整体来讲还不是太多。在做很多证券化项目的时候，若主体实力不是太强，一般投资者都会要求找到担保。但是找一个担保公司的话，确实花费的时间和成本也比较高，这还是银行信贷的理念。
保险公司在进行费率定价和风险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是运用了清算的原理。如果能够把保险的原理运用到证券化里面，选择分散性比较高的汽车租赁或者汽车贷款项目，这样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也能起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作用。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能够在汽车金融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中引入履约保险，可能对市场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大作用，这是非常适合来做资产证券化的。
资产证券化的又一好处在于，它是面向资本市场，所以信息披露以及后续管理，都有机构和投资人监督，包括规则的约束，所以透明度、规范度会更高，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风险。
我个人非常看好保险跟汽车金融，以及资产证券化实现有效的结合。
王炜：我知道中国人保也成立了金融服务公司，它的成立会不会借助于履约险，是否借助庞大的客户网络和保险基础，来实现在汽车金融业务的延展？
方仲友：2014年我们加快了车贷履约险的规模，9月份，车贷履约险的保费超过1个亿。从今年四五月份开始，我们在重点研究融资性租赁公司的合作问题。
第二个事情，我们做了汽车金融的课题，2015年这个工作停了下来，车贷险的标准要求很高，做大的话，后端必须要把车贷险的保费做资产证券化。
车险最大的好处在于资金成本，比很多领域都要低。准备金池达到800亿元到1200亿元，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由此我们成立金服，在移动互联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大数据高度发达的时候，分工合作，实现成本最低、效率最好。
未来的汽车金融怎么做？人保可能会与大租赁公司合作，成本会比银行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给金融公司定制配套业务。
总的来讲，人保虽然是国企，但是在市场化进程当中，要保住现在的市场份额，我们肯定会与各行各业的领先企业合作。在金融科技的运用方面，接下来的机会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保险业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长期被抑制的保险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与此同时，保险业快速扩张的表面现象也掩盖了行业潜在风险，中国保险市场作为典型的新兴金融市场，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行业基础薄弱；内控风险较为突出；外部风险日益凸显；保险行业的环境建设与外部监管水平跟不上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我国保险业已有发展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发展规模扩张和行业发展安全的辩证统一，全面而深入探讨我国保险业运营风险状况势在必行。
一、保险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一)保险风险的分类研究
保险运营风险的分类是保险业运营风险分析的基础，但由于保险以经营风险为业务，因而与保险相关的风险非常庞杂，有关保险风险特别是保险风险分类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如，Babbel等(1997)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将保险业风险分为精算风险、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6种；而Kuritzkes等(2002)认为，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和承保风险。国内学者方面，赵瑾璐和张小霞(2003)认为我国保险业潜在的主要风险包括经营风险、投资风险、道德风险和政策风险等4种；赵宇龙(2005)认为保险业面临道德风险、偿付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三大潜在系统性风险，因而保险监管应该将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作为监管重点。
(二)承保风险研究
承保环节的风险分析多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Roth．schild和stiditz(1976)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影响：由于保险人不了解投保人在投保之后的行为，投保人在投保后可能故意造成保险事故从而导致赔付率上升，因而存在道德风险；当保险人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状况，而高风险个体积极投保的结果会将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从而存在逆选择问题。2005年5月，中国保险学会和中国保险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保险业诚信建设高峰论坛，国内学者随后也掀起了有关保险诚信研究的热潮，如赵尚梅(2005)认为我国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诚信危机，信息不对称为其根源之一；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且面临国际同业竞争，倡导建立以政府主导的正规制度来实行约束。陈秉正(2005)利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消费者存在不诚信的必然性，指出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如建立长期互利关系，加大不诚信的惩治力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措施来加强诚信建设。
(三)投资风险研究
在投资风险研究方面，Kenney(1967)提出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和承保风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Daines等(1968)认为，随着承保风险的增加，应相应降低投资风险。国内学者方面，刘娜(2005)认为，保险资金的运用监管涉及保险资金运用的宽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可通过扩大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投连险和巨灾险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保险公司上市等途径加快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渗透与融合，在提高保险市场效率与偿付能力的同时为资本市场创新与繁荣产生积极影响。叶永刚等(2005)提出运用在险值(VaR)方法对投资风险进行度量，用成份在险值(CVaR)来揭示保险资金市场风险的主要构成和投资组合中每类资产的边际风险。
(四)偿付风险研究
有关偿付风险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研究方面，偿付能力即“保险人在各种合理的、可预见的环境下履行所有保险合同所规定义务的能力”(solvency)。有关偿付能力及其监管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偿付能力监管模型(方法)。陈兵(2006)介绍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的“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方法及其在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孟生旺(2007)整合了VaR、TailVaR、破产概率和保单持有人预期亏空(EPD)等传统保险公司风险度量技术，提出了保险公司风险度量和控制的未偿率模型。
2．偿付能力监管额度。粟芳(2002)提出了一种计算偿付能力额度的模型，并实证比较了这种风险理论模型和比率法、破产理论法在计算偿付能力额度方面的适用性；赵宇龙(2006)指出了我国非寿险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设置的不足，并依据欧盟标准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提出了新的改进方案并实证了其有效性。
3．基于偿付能力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价。占梦雅(2005)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非寿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体系(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封进(2003)用因子分析法实证认为1986年～2000年以来中国寿险经营的偿付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
4．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恶化预测。吕长江(2006)利用MDA模型和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预测方法对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恶化进行预测研究。
(五)文献述评与保险运营风险分析框架
从保险风险的分类来看，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侧重与视角来展开，缺乏一套统一可行的标准，这一方面说明保险风险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保险风险的多维性。对承保风险的研究旨在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在目前中国信用缺失和信用滥用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保险人、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中介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保险公司特有的运营模式，保险资金的投资风险不同于基金，也不同于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保险投资风险与承保风险密切相关，更关系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否充足；为了兼顾保险资金的安全与收益，保险资金投资组合的构建、运作与风险管理都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保险的偿付是保险履行分散风险、均摊损失职能的保障，对理论与实务、特别是保险监管具有重要意义；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研究来看，监管模式(模型)的选择、最低偿付额度的确定、偿付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偿付能力恶化的预警都应该适应保险业运营环境变化的需求。
本文基于保险公司经营的业务环节将保险风险简化为承保风险、投资风险和偿付风险，显而易见，这三个环节的风险因素都是保险经营的内生风险。本文有关保险风险的分类比较简明直观，但也疏漏了一些重要风险环节，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笔者认为这些重要的风险因素相对保险运营而言，都是外生风险因素。
对保险企业来说，其业务主要包括三个环节：承保、投资和偿付，各个环节的主要业务和经营目标各不相同：承保主要是通过合理渠道和价格提供市场需要的保险产品，以追求规模有效扩张为目的；投资则是在规定的投资范围和额度前提下，通过投资组合构建与运用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偿付环节则通过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来保证可预见甚至是巨灾风险事件的偿付来保证保单持有人的利益。承保是资金运用的基础，自己承保和资金运用的结果共同决定偿付的有效性，三者相互影响和制约。保险业务的风险包括这三个环节经营的内生风险，同时受到外在风险因素，如通胀、利率和汇率变动，资本市场波动等外生风险因素的影响。
二、承保风险分析
(一)保险产品分析
1．产品同质化明显。从保险市场现存的产品结构来看，各家保险公司并无实质性差异，产品创新力度有待加强。各保险公司在推出新产品时，往往根据同业的销售情况来判断市场需求，进而模仿跟进，这势必造成严重的产品同质化，并进而造成市场的过度竞争。
2．产品结构不合理。《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报告(2008)》中有关保费收入的比例构成凸显了我国保险结构存在的问题：就财产险而言，2007年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997.74亿元，其中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人为1484.28亿元，同比增长33.98％，占财产险业务的比例为74.3％；而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9亿元，占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为36.2％，同比增长145.3％。就寿险而言，2007年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948.97亿元，其中万能险原保险保费收入845.69亿元，同比增长113.44％，占寿险保费收入的17.09％，占比上升7.31个百分点；投连险原保险保费收入393.83亿元，同比增长558.37％，占寿险业务保费收入的7.96％，占比上升6.4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对财产险和寿险而言，业务增长与构成对交强险和投资型险种过于倚重，产品结构单一。
3．投连险蕴含投资风险。源于2007年资本市场的强劲表现，投连险销售形式火爆。前面数据显示连投险保费收入占寿险业务保费收入将近8％，在个别外资保险公司占比甚至达到80％以上。由于连投险的销售与收益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因而风险较大2002年爆发的“投连险风波”缘于资本市场急转直下，并引发了各地退保潮以及此后投连险市场数年的低迷。
4．农业险、巨灾险和责任险比例过低。2007年的“猪肉危机”表明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低下，据相关资料显示㈣，我国每年农险保费收入不到农业产值的2％。赔付不到农业灾害损失的5％；而在2008年春节期间的冰冻灾害中，尽管保险公司赔付近20亿元(多为车险赔付)，但仍然不及1500亿元直接损失的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达到36％和5％)；另据统计，2007年全国责任险保费收入只有66．6亿元，占财产险业务比重3．3％，而国际平均水平则高达16％。
(二)保险费率分析
1．寿险保险费率的管制使传统寿险产品得不到市场认可。寿险保单的平均久期是15年，1999年6月以前，寿险保单的定价利率普遍高达6％一8％，但随后央行逐步下调银行利率导致“利差损”产生。1999年6月以后，定价利率被保监会限制为最高不得超过2．5％，政策性管制使得“利差损”由此转变为“利差益”，整个中国寿险行业也扭亏为盈。但伴随着2007年以来银行利率的多次上调，传统保单和分红险等储蓄型寿险产品的实际收率甚至低于同期银行利率，这种产品自然会得不到市场认可，再加上资本市场2007年火爆，寿险公司主推连投险和万能险等具有投资功能的产品来迎合市场需求成为当然的选择。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这种寿险产品营销策略实为一种“两难”抉择，具有较大的风险。总体而言，寿险行业的定价风险源于银行利率和资本市场变动，受市场风险传导影响较大。
2．财产保险费率的相对放开与市场的过渡竞争。在贴产险市场的某些领域，由于保费费率相对开放，部分地区音分险种甚至出现了不计成本的过度竞争行为，如，某些竞每激烈地区的企财险和建安险费率降至万分之几，在国际市扬上已不能顺利分保，行业的财务风险逐年上升。经测算，我国2001年～2005年财产保险每万元风险单位对应的保受收入如下②：2001年～2005年财产保险每万元风险单位对应的保费收入
随着保费收入和保险金额的逐年上升，我国财产险每万元风险单位对应的保费收入逐年下降，蕴含着承保风险的逐年放大。
财产险某些险种的费率管制也蕴含着一定的监管风险，交强险作为财产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强制保险的特点，从一开始推出就颇受非议，就其费率而言，和德国等国家相比我国交强险费率相对较高。
(三)营销渠道分析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200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报告》中显示④，我国2007年的保险投诉为1767件，比2006年增长4．8％。其中，涉及保险产品误导销售即为保险投诉相对集中的问题之一。有关保险营销渠道风险的主要表现：
1．营销中介滥用渠道权力。就目前保险公司展业的途径而言，主要通过保险中介来实现。由于保险中介把持了保险营销渠道，在和保险公司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少数不良中介往往抬高营销成本报价，从而加大保险公司的费用支出。
2．通过误导消费者来实现保险产品销售。由于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知识缺乏，再加上保险合同往往具有繁杂的条款，因而投保人在投保时往往“不知所措”，而一些保险人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实施对消费者的误导，如将分红险称为理财产品，“疏漏”保险手续与证据导致保险理赔无法实现等。
3．银保合作存在一定的弊端。如由于银行具有渠道优势，因而抬高手续费报价，代销人员甚至还根据业绩收取额外手续费。
三、投资风险分析
(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宽度与深度的相关规定①
1．股权投资。根据保监会相关规定，保险公司上一年资产中不超过20％的资金可以投资于权益类产品，其中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上限均为10％，如果将因投连险带来的权益类投资资金一并计算，完全有可能超出20％上限；另据规定，保险资金入市的比例由原有的5％调至10％，同时取消“禁止投资于上年涨幅超过100％股票”的限制。
2．海外投资。2007年7月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打开了保险资金投资海外的大门，截至目前为止，共有21家保险公司获得了QDII资格，其投资限额为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15％②。
3．基础建设投资。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牵头保险企业集体出资约160亿元，占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总股份的13．93％，成为仅次于铁道部的第二大股东；根据2008年两会相关议题，2008年将继续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同时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股权投资试点。
4．中小保险机构委托入市开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第三方理财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出台，中小保险公司通过委托投资方式进入股票市场成为可能，目前已有民安保险等18家中小型保险公司可“借道”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股票。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实际情况
据《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报告(2008)》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26721.94亿元，较年初增长37.2％。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来看：银行存款6516.26亿元，较年初增长5.38％，占资金运用余额的比例为24.39％，占比较年初下滑7.35％；债券11752.79亿元，较年初增长23.78％，占比43.98％，占比下滑4.76％；证券投资基金2530.46亿元，较年初增长85.35％，占比9．47％，占比上升2．46％；股票(股权)4715．63亿元，较年初增长140.23％，占比17.65％，占比上升7.57％。
(三)投资风险分析
保险公司的新增收入中80％左右与资本市场有关，但资本市场波动很大，蕴含着极大的投资风险；与国外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和比例相比，我国保险业投资债券比例偏小，股票、基金所占比例偏大④；海外投资蕴含着投资风险和汇率风险。
四、偿付风险分析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2008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占市场份额主体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均非常充足，长期困扰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和利差损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由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制于承保和投资环节，而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保险业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仍然存在且较为突出，因而偿付能力风险仍然存在。
偿付环节风险还源自保险诈骗的存在。有资料显示，欧美发达国家的保险赔付总额中有15％一30％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诈骗形式获得，个别的险种的诈骗赔付率甚至高达30％一50％。另据人保财险广东分公司估计，该公司2005年赔付总额中15％以上与保险诈骗有关；华安保险武汉分公司认为，因保险诈骗产生的赔付目前已占到赔付总额的30％⑨。据江苏保监局不完全统计，2006年江苏省发现涉嫌车险诈骗案件1900件，涉嫌诈骗金额1860万元，全省因机动车险诈骗损失高达2亿元㈣。
中国保监会于2003年3月24日颁布了“1号令”，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和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做了规定。其中，有关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分别照搬欧盟1973年标准(财产险)和欧盟1979年的标准(人身险)，即“偿付能力0”标准；而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则以NAIC的IRIS为基础构建。由前述文献综述可知，粟芳(2002)和赵宇龙(2006)等学者的研究均表明，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的最低额度与初始准备金的设置存在一定缺陷。
五、结论
保险业高速发展也掩盖了行业潜在的运营风险，我国保险业面临的运营风险可归结为三方面：
2014年，成为外资保险行业突飞猛进的一年。自从1992年首家外资保险公司入华以来，目前已经有近50家外资保险企业以合资或独资子公司或代表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但在过去两年里，外资保险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有限。外资寿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011年的4%增加至2013年5.6%，但仍明显低于2005年8.9%的峰值水平；至于外资财产保险公司则始终徘徊在1.3%左右。
据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兼CFO朱振聪介绍，一直以来，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线一直都是沿着“缝隙市场”发展。从规模上来讲，外资保险跟中资保险并不在一个量级上，比如在占中国财产保险市场70%以上市场份额的车险等一些领域，外资保险是无法和中资保险正面竞争的。而所谓“缝隙市场”正是在外资保险行业更有优势的区域挖掘潜力，并且已经很有成效。“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500强的企业，在全世界都有网点，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在一些险种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诸如‘董事责任险’和‘产品出口险’等产品。特别是针对有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我们的跨国风险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跨国企业全面有效地解决他们在海外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对于现在业务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果在海外发生理赔等相关事宜，当然有着全球网点的外资保险公司处理起来更有经验和方便得多。随着中国企业全球贸易的突飞猛进，这个所谓‘缝隙市场’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这也加快了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布置网点的速度。”
结缘保险业
朱振聪于2008年年初加入苏黎世，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一路走来非常“幸运”。1995年，朱振聪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留学，主修会计专业，毕业之后又在莫纳什大学读了MBA，主修金融。2000年，朱振聪回国后就加入AIG（美国国际集团）。“我是AIG在中国招聘的第一批管理培训生，在做管理培训生这个阶段我在市场部、理赔部、核保部等各个部门以轮岗培训的形式工作了一段时间。从管理培训生一直做到财务经理，这7年在AIG的工作经历可以说给我的职业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2008年年初，我加入苏黎世咨询服务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一职，现在担任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我在外资保险公司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我对保险行业的各个部门运作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外资保险公司有着自己独特的矩形阵线管理模式，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公司都属于矩阵组织，公司中的成员都至少受到来自两个维度的管制。矩阵管理基于专业、分工与运作统一性的考虑而产生，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分工日趋细腻，矩形阵线管理模式应用范围也愈加普遍。在苏黎世，由朱振聪直接管理并且直线向其汇报的部门包括财务部和精算部，而再保险业务部分则向她进行虚线汇报。但不管哪种管理模式或者哪种组织架构，在朱振聪看来，财务工作依然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在传统行业，作为CFO，现在也已经不再局限于制作报表或者仅仅满足监管机构的合规性要求，而需要对公司的各项战略决策进行多维度的积极介入，参与到战略制度的管理中去。”
自从1992年首家外资保险公司入华以来，这20多年正是中国金融和保险市场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对于外资保险业来说，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特殊的经济局势，是能否克服水土不服。朱振聪认为，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世界性的行业经验的外资保险公司来说，应对变革可以说非常有经验。“我们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和对策可以分享，很多时候不需要重新设计，只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改进就可以。比如我们现在即将面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苏黎世保险的马来西亚公司，也是近期要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相关税制变动，并且时间上比中国要提前，马来西亚的相关同事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经验对于我来说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并且我们已经着手开始准备和学习。在资源和知识的分享上，苏黎世这样的大型国际化的保险公司有着深厚的积累，这可以说也是一家世界级的企业能够不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应对“偿二代”
对于保险行业来说，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现在都要面对一个历史性的变革。2013年5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整体框架”，以提高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中国保险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计划，新的偿付能力体系（简称“偿二代”）将在三到五年内完成全面部署。2014年12月，监管机构即将完成“偿二代”体系，并进行最后一轮的测试。
据了解，“偿二代“的整体框架主要确立了“三支柱”的监管体系。第一支柱是定量资本要求，主要防范能够量化的风险，要求保险公司具备与其风险相适应的资本。第二支柱为定性监管要求，是在第一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防范难量化的风险。包括风险综合评级、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监管检查和分析，以及第二支柱监管措施。第三支柱则是市场约束机制，是引导、促进和发挥市场相关利益人的力量，通过对外信息披露等手段，借助市场的约束力，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向偿二代转变可以说是体系性、框架性的转变，不同于现行“规模导向型”的资本监管思路，偿二代将转变为“风险导向型”，这种在世界保险领域都颇为领先的概念对于整个中国的保险行业将会带来更大的推动。
谈起“偿二代”，朱振聪坦言这将会是201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说现在‘偿二代’在具体启动日期上还未最终确定，但是‘偿二代’较之‘偿一代’有了很多根本性的改变，其‘前端放开，后端收紧’的理念更为科学和先进，‘偿二代’对保险业影响非常大。从我们保险公司的产品线的选择规划到再保险政策的安排，以及对于未来向社会的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公司内部的难以量化的风险管理，都在‘偿二代’的管理范畴之内，这对我们的运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是作为CFO需要积极准备和调整的地方。此外，对于金融行业可能在2015年或2006年年初推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这更是涉及到了我们保险行业价值链的每个环节。”对于这些，朱振聪强调拿出积极的应对策略，也是考验作为CFO的解决问题能力的时候。”
CFO的影响力
对于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朱振聪来说，无论再忙，日常的财务管理却从来不会放松。“我在日常的财务管理中非常重视预算，这是对企业未来战略的一个把握。在预算中我们会精确到产品线的盈利状况预测，并且做出敏感性分析。比如在产品的分析上，有些产品虽然目前不盈利，那么未来这个产品是否有潜力，这就需要我们做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而如何通过财务数字来对企业的战略进行“影响”，朱振聪认为这是考验CFO能力的关键所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要求企业的管理层和决策者像专业的财务人员一样，对财务数据所表达的含义能够了如指掌，这个时候，就需要CFO更多地将财务数字所包含的意义，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进行表述，并且达到能够对战略进行影响的程度。在保险行业，针对每个险种的盈利状况如何、目前经营如何、未来的趋势如何，我们需要跟业务部门进行反复推敲，成功在哪里，是不是还有进步空间；失败在哪里，是否还有改进的可能，都需要进行反复论证。当然，作为财务工作人员，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CFO需要突破传统的财务理念，深入了解行业发展和监管动态，积极地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为公司长期可持续性地盈利发展保驾护航。”
对数据的分析能力，已经成为当今财务工作者的一项重要技能之一，尤其是保险行业。朱振聪告诉我们，对保险行业来讲，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现在的数据不是不够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数据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财务工作以往花在数据获取上的时间变少了，所以我们就要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数据分析中来，虽然说现在辅助大数据分析的工具也非常多，但是即便如此，想要依靠分析结果提炼出来有价值的结论，也并非易事。”
1.资本充足性要求
各国对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都作了限定，不仅开业时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就是在营业中，也要求保持资本的最低限度。如韩国1989年将人寿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2亿韩币提高到100亿韩币，将非寿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3亿提高到300亿韩币；日本1996年保险法把设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3000万日元调高到10亿日元；德国人身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不得少于300万马克；在美国纽约州，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必须经常维持的最低资本金为200万美元，其初期资本则为最初资本的两倍或400万美元，相互人寿保险公司必须经常保有的最低资本金为10万美元，但是初期的资本需要15万美元的现金；欧盟的保险监管局还以收入指数和偿付指数两个指标来要求保险公司展业的规模与自有资金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以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2.偿付能力边界
现在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偿付能力边界的管理模式，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额度与规定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相比较，来评估其经营状况。以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为例。英国保险监管局对寿险业务和非寿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有不同的规定。①经营寿险业务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为以下两项之和：第一项为责任准备金的4%、1%或0%，百分比根据不同的业务种类的资本保证金来确定；第二项为风险资本（即保险金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②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标准有两种计算方法，两者以高者为准。一种是以上一年的保费收入为基础。上一年保费收入低于或等于1000万ECU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为上一个年保费收入的16%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上一年保费收入超过1000万ECU的，则为上一年保费收入的18%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的总额之比。另一种是以过去三年的已发生赔款额为基础。过去三年已发生赔款平均额小于或等于700万ECU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等于平均额的23%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平均额超过700万ECU的，则将700万的26%与超过部分的23%之和，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如果保险公司成立的时间不到三年或经营的险种不到七年，则以所经营的年份计算。
3.负债管理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负债管理主要是对准备金的管理，包括未决赔准备金和寿险准备金。各国法律通常都对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提足各种准备金，若提取比例低于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并采取相应措施达到规定的比例。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则是侧重于资产和负债的对应管理，将资产和负债按其现金流和风险特点进行组合分类，利用凸性和期间等预测性指标对资产和负债的组合类别进行分析，然后将期间和凸性匹配的资产和负债结合起来管理。在此过程中，用模型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从而修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主要分析方法有：①现金流测试，采用动态模型对寿险公司未来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分析，分析其预测与期望之间的偏差；②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模拟在不同利率下的现金流状况，从而找出可能影响公司长期财务状况的因素。资产负债管理主要是使保险公司投资的现金流入与赔款的现金支出相匹配，以控制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保持公司经营的财务稳定性。
4.资金运用渠道。
资金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保险资产作出合理的分布。一般说来，各国法律大都不对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作直接的规定，保险公司可根据业务经营情况自主地决定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但多数国家禁止或限制将保险资金投资于流通性较差和风险较高的领域，如非上市公司的股票、非抵押或非担保的贷款等，在此前提下，对某些类别的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加以限制，力求资产投向多样化，资产规模分散化。①对投资于某种形式的资产的最高比例加以限制。如日本规定投资国内股票不能超过总资产的30%，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总资产的20%，外汇资产不能超过总资产的30%，信用风险高的贷款、公司债不能超过总资产的10%，金银、期货方面的投资也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②对持有每一公司证券数量的限制，以避免保险公司资产运营与某一公司存在过度关联，也可以防止市场的垄断。如美国的寿险公司持有的每个公司债券的总额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5%，对每一抵押贷公司债券的投资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0.1%，投资于每一企业的优先股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2%.
5.财务报告、财务检查
各国保险监管部门一般都要求保险公司定期以报告的形式向保险监管部门做出经营情况的汇报。报告不仅指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财务报表，还包括由指定的注册会计师提交的审计报告和由独立精算师出具的精算报告。监管者根据报告提供的信息，对保险人的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利润率、现金流量、财务杠杆和流动性等进行评估，分析公司风险管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内控制度的充分性以及投资组合的质量和准备金提取的充足性，以发现需要引起注意的保险人。
财务检查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通过连续收集保险公司分散的汇总的报告和统计数据，按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查核准、动态分析，检测评价保险公司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现场检查主要根据非现场检查的结果或保户的举报，现场稽核保险人，查证问题，追查原因并限期改正。
6.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
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制定了一系列指标，包括所有者权益增减率，投资收益充足率、盈余调剂比率、产品综合变化率等十二个指标，并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确定每一比率的正常区间。每年NAIC用保险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计算IRIS指标，若指标的值落在正常区间内，就意味着公司通过IRIS统计阶段，也就是通过了IRIS监测；若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或盈余调剂指标显著增加或减少，或对某一分支机构的投资大于公司的总盈余，则意味着没有通过IRIS统计，NAIC将实施下一步骤——IRIS分析阶段，用一些数量和质量指标进一步分析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给出四个优先级别。若某一公司的IRIS结果显示异常，则NAIC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的主管机构，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的其他州，因此若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IRIS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了初步监管，对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的预防和控制起了有效的警戒作用。
二、对我国保险财务监管的借鉴
1.资本金要求要落实到位，使资金规模与业务规模相适应。我国《保险法》第97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但实际上，就连在中国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的中国人寿都不能完全符合此规定。如1997年，当时的中保寿险公司实收资本8亿元，资本公积11.8亿元，但保费规模却在300亿元以上。资本金仍偿付能力之根本，无视自身资本实力盲目扩大业务规模，严重增大公司的财务风险，无疑是在玩火。因此，对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应只作法律上的规范，而应加强实际监管和控制，使保险公司的资本无论是开业时还是经营中，都满足法律规定的标准。
2.偿付能力监管应成为财务监管的重点
《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中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别规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财险公司的每一标准都与上一年的自留净保费收入相联系，寿险公司的每一标准与其实际负债挂钩。但是规定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依然薄弱，如中国人寿1997年度的最低偿付能力数值的负值，平安公司同一指标标准与最低标准也有7.79亿的差距。省级以下的分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均为零，资本金、公积金由总公司掌握，只核定部分营运资金给分公司，造成这些公司无法按法规确定自留保费和提足准备金，没有偿付能力管理的概念和风险选择的意识，挂赔现象严重，总体偿付能力缺口惊人。保险公司承担着广大被保险人可能发生保险事故而引致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有本身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保险监管应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的考核，在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改善目前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确保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具有足够的赔偿或给付能力，保证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一旦发现偿付能力不足，立刻采取诸如办理再保险、转让业务、增加资本金、调整资产结构或是限期整顿、停止部分业务、直接接管等补救措施，重新塑造保险公司的财务信用体系，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
3.适当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加强对资金运用的监管
我国近年来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没有改观，数次降息之后，保险公司的利差倒挂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上过于依赖银行存款，又使得利率风险增大，产品定价极为被动，而且由于缺乏与长期负债相匹配的长期投资，资产与负债在期限上出现配比失衡。另外由于保险市场的无序竞争，使得保险公司的承保利用率已降至临界点，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将使保险公司难以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甚至出现保费收入越多，偿付能力越低的情况，因此，放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就显得很有必要。但由于目前我国宏观金融环境还不够完善，各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资金运用方式的选择还要慎重，做到逐步放开，审慎适度，保证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统一。同时借鉴国际通行的监管方式，加强对资金运用的监管，限制高风险投资的比例，规范资金的流向，力求保险资金的运用在方式上灵活合理，在风险控制上安全有效，在收益上稳定可靠。
4.改善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的手段和方法
目前我国无论是财务报告还是财务检查在制度上都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如报送报表不及时，信息传递滞后；财务数据不完整，未经独立审计师审计，无法保证真实性；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脱节，难以实现信息的标准化；未实现监管信息电子化，信息收集的效率低下；现场检查只注重合规性检查，忽视安全性检查和风险评价，实际绩效大打折扣；监管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高等等。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作为保险监管的基本手段，本应在监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却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降低了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改善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的方法体系，避免沿袭以往的错误做法，建立监管信息的电子化系统，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充实监管机构的人才，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真正成为衡量保险人经营状况的有用的工具。
(一)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评价
金融生态环境借用生态学概念，指影响金融业运行的综合性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法制、信用、制度等因素。本研究选取山东省17个地级市2011年的各项指标数据，结合山东省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特点，将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分为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信用环境三个层面，运用因子分析法，确立金融生态水平评价体系，对山东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度。按照综合得分，可以将山东省17地市金融生态环境划分为三个等级:(1)A级以青岛、济南为代表，包括烟台、潍坊、淄博和临沂。在经济基础、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等方面都明显优于B级和C级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最好;(2)B级以威海为代表，包括济宁、东营、滨州、泰安和日照。在经济基础和金融环境等方面明显优于C级城市，但是信用环境与C级城市相差不大;(3)C级包括德州、菏泽、聊城、莱芜和枣庄。C级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基础比较差，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
(二)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的协调性分析
根据前期研究，山东省各地市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可分为五种类型。1．协调发展型。代表城市有青岛、潍坊、滨州，它们的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比较协调。青岛和潍坊的总体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滨州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水平也排名靠前。这类城市的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比较适应，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基础条件较好，为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2．城镇化发展略滞后型。代表城市有济南、日照、聊城。在这几个城市中，城镇化进程略滞后于它们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类城市应该充分发挥其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先发展优势，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融资渠道与机制，为城镇化发展提供金融支撑。3．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略滞后型。代表城市有烟台、威海、济宁、莱芜。这些城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略滞后于它们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缺乏一定的金融支持，发展的持续性有待提升。这类城市应该注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为新型金融组织融资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好的服务于进行中的城镇化建设。4．城镇化明显滞后型。代表城市有淄博、临沂、东营、菏泽。这些城市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进程处于山东17地市的中间区域。城镇化明显滞后型的城市，其金融生态发展优先于城镇化发展，金融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但它们的城镇化进程却没有充分借助其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优势。这类城市应当发挥其金融生态优势，探索新型金融组织的融资渠道，将其金融融资优势，化成推动其城镇化进程的动力。5．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滞后型。代表城市有泰安、德州、枣庄。它们的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大体上处于山东17地市的中间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滞后型的城市，其城镇化发展优先于金融生态发展。城镇化进程比较快，但由于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撑，只能主要依靠财政支持和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资金支持持续性有待加强。这类城市应当注重其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逐渐完善新型金融组织的建设，为城镇化进程提供金融支撑。
二、山东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风险分析
(一)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分析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即金融生态环境系统的风险。
通过金融生态环境内部结构分析，总体来看，山东省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中信用风险较大，人口城镇化主导型城市金融生态的宏观环境滞后，人本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信用风险比较大。1．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产业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信用环境风险问题比较突出。从具体城市上看，A级金融生态环境的城市分为两类，信用环境滞后型(济南)、金融和信用环境滞后型(临沂);B级金融生态环境的城市分为两类，宏观环境滞后型(滨州和日照)、金融和信用环境滞后型(泰安);C级金融生态环境的城市为金融和信用环境滞后型(菏泽)。综合来看，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中信用风险比较大，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新型金融组织正在逐步发展进程中，信用风险不健全不利于其融资渠道的建设。同时，个别城市的金融市场建设相对滞后，金融行业发展效率、发展深度、经济活跃程度都有待提升。由此，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受到既有金融市场的限制，现有金融市场发展不尽完善，不利于新型金融组织的融资平台建设。2．人口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人口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总体上宏观环境基础较差。如A级金融生态环境的淄博市属于宏观和金融环境滞后型，B级金融生态环境的威海市和东营市属于宏观和金融环境滞后型，C级金融生态环境的莱芜市也属于宏观环境滞后型。人口城镇化主导型城镇化中的城市，有淄博、莱芜、威海和东营。这几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尽相同，淄博金融生态环境级别为A级，威海、东营金融生态环境级别为B级，莱芜的金融生态环境为C级。3．人本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人本文明城镇化主导型城镇化中的城市，有烟台、潍坊、济宁、枣庄、德州、聊城。这几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也不尽相同，金融市场内部环境也略有差异。总体上，人本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信用环境较差，其中烟台、济宁、德州属于金融和信用环境滞后型，潍坊属于信用环境滞后型，而聊城和枣庄呈现出整体发展滞后，属于整体有待提升型。
(二)山东省新型金融组织发展现状与风险
1．新型金融组织发展现状。山东省新型金融组织数量增长迅速，业务规模扩张良好。目前，共有农村资金互助社2家，村镇银行56家，小额贷款公司303家。根据山东省银监局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新型金融组织涉农贷款余额96．32亿元，较年初增加58．92亿元，增幅157．5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8．73个百分点，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84．93%，比年初提高9．86个百分点。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较年初分别增长230．53%和162．6%，超过贷款平均增幅101．7个和33．77个百分点，农户和小企业贷款合计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85．32%，较年初上升4．2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新型金融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在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中，新型金融组织发展略失平衡，城镇化水平整体较高的城市新型金融组织发展较快(济南市有村镇银行6家、小额贷款公司20家;滨州市有村镇银行3家、小额贷款公司28家;临沂市有村镇银行5家、小额贷款公司29家)。人口城镇化主导型城市的新型金融组织尤其是村镇银行发展较为缓慢(淄博市仅有村镇银行2家、威海市仅有村镇银行2家;东营市仅有村镇银行4家;莱芜市仅有村镇银行1家);人本文明城镇化主导型城市新型金融组织发展极不平衡，其中潍坊市有村镇银行5家、小额贷款公司50家，在全省位列前茅，而枣庄市只有村镇银行1家，小额贷款公司仅有6家。2．新型金融组织风险。新型金融组织由于缺乏政策、资金扶持，信用环境较差等因素，现阶段普遍存在流动性风险、信用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而不同的金融组织风险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中的体现也各有侧重。(1)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普遍滞后，极易引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产业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整体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较为落后，金融系统监管不力、风险管理缺失等问题可能加剧其新型金融组织的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由于新型金融组织发展时间较短，发展速度较快，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同时，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主要面向农村金融市场，涉及的范围极为狭小，使得潜在的信贷风险更为集中;再加上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建设普遍滞后，缺乏信息系统支持，不能有效识别客户信用情况，部分贷款人信用和法律意识淡薄，从而信用风险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于村镇银行来说，其客户多为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或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季节性强而违约风险较高，其信用风险比一般银行要高;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其贷款具有较高的地域和部门集中性，在没有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信贷资产组合风险较大，具有很高的破产风险。流动性风险。资金来源有限、后续资金不足是目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瓶颈，由于金融环境滞后，产业城镇化主导型城市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信誉积累不足，社会认同度较低，降低了对绝大多数投资者和储户的吸引力。同时，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农村金融组织尚未建立起统一高效的融资平台，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新型金融工具，后续融资面临困境。另外，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依存于农村，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且农户贷款具有季节性，需要贷款的时间又相对集中，加大了信贷业务管理的难度和流动性风险。(2)人口城镇化主导型城市的宏观环境普遍滞后，宏观经济基础无法有效支撑新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新型金融组织数量明显少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城镇化模式。人口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其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水平滞后，因而很难吸引或留住理论准备充足、操作经验丰富的高端金融人才。同时，由于资金紧缺、监管缺失、经营发展空间狭小，导致其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业务技能水平普遍不高，从而蕴含着较高的经营风险。另外，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普遍缺乏现代化服务手段，现代化信息系统不能及时建立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而操作风险高企。(3)人本文明城镇化主导型城市信用环境普遍滞后，易导致新型金融组织信用风险。人本文明城镇化主导型的城市信用环境较为落后，金融系统监管不力、风险管理缺失等问题可能加剧其新型金融组织信用风险。一是新型金融组织发展时间较短，发展速度较快，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二是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主要面向农村金融市场，经营范围狭小，潜在的信贷风险更为集中;三是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建设滞后，缺乏信息系统支持，不能有效识别客户信用情况，加之部分贷款人信用和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难以有效管理和控制。对于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来说，其客户多为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或涉农小微企业，具有较高的地域性和集中性，在没有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信贷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极大。
三、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的建设与风险阻断
(一)城镇化与金融市场的协调性建设
1．协调发展型。协调发展型城市应发挥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势，稳步发展。青岛市的发展应继续保持其发展优势，潍坊市应注重金融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稳定和提升，滨州市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应注重整体性的提升。2．城镇化发展略滞后型。此类城市的发展战略应在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发展中，逐步将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推向协调。济南市应该整体性发展并继续保持其优势，将城镇化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日照市和聊城市在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发展上较为滞后，应注重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提升，同时注重其协调发展。3．金融生态发展略滞后型。此类城市的发展战略应该在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发展中逐步将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推向协调。烟台市应整体发展并继续保持其优势，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威海市和济宁市整体上比较有优势，应注重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继续发展，将重点放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上，莱芜市的发展比较滞后，应该注重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提升。4．城镇化明显滞后型。此类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基础较好，应该注重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淄博市和临沂市的整体进程城镇化建设应放到首位，东营市和菏泽市的整体进程也应更加注重城镇化的建设，在城镇化与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提升的同时，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5．金融生态明显滞后型。此类城市应更加注重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为城镇化提供良好的基础。泰安市、德州市和枣庄市应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放在其整体进程的首位，同时注重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二)金融市场的建设
金融市场的建设，应当体现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建设。改善山东金融生态环境应该从宏观环境和金融环境等方面着手。1．优化宏观经济基础。一是努力推动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提高质量效益和增加就业为重点，以存量强根基，以增量促调整，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坚定不移地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进一步更新理念，增强意识，营造氛围，夯实基础，对外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领域、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提高口岸开放水平，促进开放型经济更好发展。2．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稳定性。一是提升银行金融机构的服务效率。吸引各类商业银行来济增设分行，争取进出口银行设立省级管辖行，积极引进大型外资银行，加快齐鲁银行的改革发展。通过市场竞争提升银行业的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提高金融服务稳定性。二是发展资本市场，积极推动高新区成为全国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园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龙头企业和盈利水平高的中小民营企业上市融资，丰富资金来源。三是强化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扩大工程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企财险、货运险等险种，健全完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强化保险对经济的保障作用。3．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塑造良好信用环境。一是金融机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信用防范能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注重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房地产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及代销保险风险进行相应风险防范。二是通过金融监管部门制定规章，对征信机构的资质、业务范围、从业人员要求等做出规定，确立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建立对征信从业人员的资质考核与认证标准，并制定征信从业人员执业规范，形成信用中介机构规范体系。三是加快发展区内会计、法律、资产评估、资信评级、咨询等金融中介机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船舶、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专业性评估机构的建设，提升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
(三)新型金融组织的风险阻断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风险;金融市场;评估报告
Abstract:Though faced with unfavorable conditions in the backgroud of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Shandong Pvovince’s Macroeconomy realized a smooth and rapid growth,with the promotion of performance 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of socail developmen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kept the high-speed growth and promoted the service quality,with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some negative effects unavoidably arised,such as the delay to solve deeper proble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new uncertainty. Futhermore,the risk scales and points began to increase. Financial industry’s risk management is faced with rigorous challenge.
Key Words:financial stability,financial risk,financial market,assessment repor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4-0003-05
一、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2009年,山东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国4.2个百分点,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增幅。
1. 经济结构在保增长中呈现积极变化。三产占比连续7年上升,2009年上升0.7个百分点。二产增速扭转连续五年下滑局面,实现加速1.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增至32.9%,提高2.2个百分点;节能减排取得成效,千户重点用能企业节能 470.8 万吨标准煤,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比上年下降4.67%和6.01%。
2. 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突出。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3%,基础设施及社会民生领域投资增势明显。二是消费增幅保持高位,城乡差距缩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高于全国4.2个百分点,消费升级加快;城乡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差距由上年的1.3%缩小到0.8%。投资和消费分别拉动当年经济增长11.9和6.5个百分点。三是进出口降幅逐渐收窄。全省进出口降幅低于全国1.5个百分点。
3. 经济效益良好。一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新增就业105.7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122.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2%、8.5%。二是企业效益改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比提高26.39个百分点,利税总额增长12.9%。三是财政收支状况改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12.3%,其中税收增长12.2%;地方财政支出增长12.9%。四是企业生产和交易景气回升,商品价格呈前低后高走势。
(二)全省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
山东经济结构不协调、产业层次偏低以及经济自主增长动力偏弱,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02年以来经济质量因子分析显示,2009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较上年回落。反映经济竞争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和反映经济成本、效率及协调性的因子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短期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
1. 有效需求不足。一是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分别低于全国12、2.7和6.8个百分点。非国有投资占比下降6.8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长期偏低,制约消费增长。三是外部需求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2. 地方财政负债激增,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2009年,四种土地相关税增长39.4%,增收贡献率46.4%;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占地方基金预算收入的比重高达83.1%,增长61%。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大量增加,财政显性负债急剧膨胀。
3. 产业结构不合理。运用产业结构熵①指标,结合偏离―份额法分析显示,山东经济增速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作为经济大省,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区域竞争力并无优势。
一是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与全国相比,山东服务业人均占有率等指标偏低;4年以来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分别低于全国10.3、9.6、5.8和11.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就业、居民收入、消费和税收的带动作用不充分。
二是工业发展质量偏低。传统产业占比高且升级缓慢,2009年十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高达48.2%,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较上年降低26.5%,工业利税率同比回落。西部5市工业总产值占比仅18.9%,东部8市达到63.6%,区域协调发展压力较大。
三是房地产业发展滞后。房地产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低于4%。2009年,房地产平均价格快速上涨18.4%,比城镇人均收入增幅高1倍,高房价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三)经济运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2009年,山东省经济避免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可能引发的持续波动风险,有效支撑了区域金融稳定。但经济金融领域深层次矛盾积累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激化对金融稳定有长期性影响,集中表现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风险上升,大量金融资源沉积于传统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将使信贷资产面临较大政策风险。依靠负债投资基础设施的倾向加大了银行业流动性风险。金融运行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敏感性增强,银行信用风险与房地产市场波动高度相关。居民超能力负债和抵押物价值高估的风险有所上升。
二、金融业与金融稳定
(一)银行业
1. 基本运行状况。2009年,山东省银行业资产、负债增速分别较上年提高8.56和8.63个百分点,全年处置不良贷款318.2亿元,不良贷款账面余额和不良率分别下降14.1亿元和1.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提高8.5个百分点。在风险资产快速增长情况下,全省法人机构增补资本金83.2亿元,恒丰银行、城商行、农村合作机构资本充足率分别提高3.04、1.7和1.24个百分点。全省银行业机构实现利润增长19.5%,调整后资产利润率增长0.23个百分点。
2. 稳健性评估。
(1)风险资产增速过快。全省信用风险资产增长33.5%,高于资产增速4.9个百分点。法人银行机构加权风险资产增长27.95%,比上年高9.58个百分点。高资本消耗的增长方式缺乏可持续性。
(2)信贷风险管控压力加大。一是信贷集中倾向强化。行业信贷集中度HHI②指数上升24.5,房地产业及部分“两高”行业贷款增长22.7%,不良贷款占比上升1.6个百分点。前120大户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信贷投向“亲政府化”,部分融资平台运作不规范,已开始产生不良贷款。二是剔除剥离、核销因素,全年银行业不良贷款呈反弹趋势,贷款质量向下迁徙率高企。三是信贷超常增长挑战风险管理能力。全年逾期贷款大幅增长,信用卡贷款违约率显著上扬。
(3)净息差收窄。银行业机构各期限人民币贷款利率平均上浮幅度下降10.5个百分点。多数机构被动承受了利率下调风险。全年银行业机构净息差下降0.69个百分点,致使利润低于贷款增幅11.1个百分点。
(4)期限错配程度加重。2009年,储蓄存款增量占比低于同期25.9个百分点,存款稳定性显著下降。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率高达66.7%。全省法人机构核心负债依存度较年初下降0.7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下降13.7个百分点。农村合作机构30日内流动性缺口达233.9亿元,30.4%的机构流动性缺口率低于-10%的警戒值,且主要分布在存款规模小的机构。
(5)农村脆弱性机构风险突出。年末全省农村合作机构拨备覆盖率仅为34.5%;尚有20.3%的机构资本充足率为负值。成本收入率高出国有商业银行28.3%,70%的机构经营利润同比下降。存贷款市场占有率分别下降4.9和5.3个百分点。全省不良贷款超过半数分布在农村合作机构。
(6)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据专项调查,33.6%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机构的业务流程设计以部门职责为核心,39.5%的机构认为当前提供差别化服务的水平较弱,产品设计与市场需求脱节。
(7)内部控制仍然薄弱。全年辖内银行业累计报告金融稳定重大事项89项。其中,重大新增不良贷款51项;重大案件10项,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包括客户资金被盗案件3起,挪用客户资(股)金案件3起。
(二)证券期货业
1. 基本运行状况。
(1)证券交易活跃,机构大幅增盈。投资者交易账户增长10.3%,托管证券市值和交易结算资金分别增长2倍和1.24倍;证券交易金额增长1.46倍。经营机构总资产和净利润分别增长85.3%和1.23倍;两家法人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市场占有率提高1.4个百分点。
(2)直接融资规模稳步提高,结构显著改善。全年股权融资增长25.9%,其中创业板实现首批融资。上市资源培育取得重大进展,65家公司启动了境内外上市程序,创业板辅导和在审企业19家。
(3)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并购重组成效显著。截至三季末,99家上市公司总股本和总市值分别增长11.8%和1.28倍,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和13%。5家公司完成了并购重组,注入优质资产62.42亿元。
(4)创业投资发展势头良好,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加大。年末备案创投企业32家,居全国第四位,累计投资50多亿元。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出台和10亿元省创投引导基金设立,优化了外部环境。
(5)期货市场高速发展,机构实力增强。客户保证金余额增长1.45倍,累计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增长1.32倍和1.39倍。5家期货公司总资产和净利润分别增长1倍和1.6倍。
2. 证券期货业需关注的问题。
(1)法人券商业务结构过于单一。 两家法人券商经纪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91.6%和78.4%。承销业务发展滞后,齐鲁证券承销综合排名仅居全国第36位,中信万通没有承销收入。自营股票占净资本比重仅为11.1%和31.8%;低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及债券占自营资产组合的72.9%,投资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仅占营业收入的7.23%。
(2)期货市场功能发挥不足。辖内期货市场品种少,规模小,散户占主导。山东大宗农矿产品现货资源丰富,但期货交易规模偏小。投资者构成中机构占比不到4%,影响市场的稳定性发展。
(3)上市公司投资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行业投资多,信息技术、第三产业投资偏低。结构失衡下的外延扩张造成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同比分别下降36.5%、14.6%和13.1%。
(4)证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直接贡献度偏低。山东上市公司总市值、券商资产规模、股票基金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3.52%、1.92%和5.34%,证券化率25.4%,低于全国水平47.28个百分点,与GDP占全国10.08%的地位很不相称。证券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投资和税收贡献率分别为0.13%、0.89%和0.34%,对区域经济直接拉动作用不明显。
(三)保险业
1. 基本运行状况。
(1)市场体系继续扩展。总部在山东的法人保险机构――泰山财产保险公司已经中国保监会原则同意批准,德国安顾保险集团在济南设立代表处。截至年末,山东省保险业分支机构93家,比上年增加6.90%;专业中介法人机构200家。全省保险业资产总额增长18.7%。
(2)保费收入快速增长。全年保费收入增长17.64%,规模居全国第3位。
(3)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增强。各机构承担风险总额12.65万亿元,增长8.49%,支付赔款与保险金增长25.14%。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长23.69%;治安保险实现保费收入增长30.2%。
(4)市场集中度逐渐降低。年末,人身险和财产险市场的CR4③分别为70.3%及70.76%,分别较上年下降2.25、2.51个百分点。
(5)经营质量稳步提高。一是财产险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年度综合赔付率同比下降4.41个百分点,实现承保利润1.2亿元,增长12.25%。二是人身险业务结构调整初见成效,2009年,全省寿险新单期交业务占比提高5.69个百分点,银邮渠道保费收入占总比下降1.23个百分点。
2. 需要关注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因素。
(1)发展水平与经济大省地位不对称。全省保险深度及保险密度仅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一些领域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2009年政策性农险保费收入仅占全国3.18%;非车财险业务占比低于全国8.75个百分点。
(2)结构调整难度加大。一是财产险发展长期过度依赖车险业务;第二大险种企业财产保险增速仅为1.8%。二是保障型人身险发展缓慢。普通寿险销量同比下降3.52%;分红寿险占比为73.59%,增长39.72%;投连险和万能险销售量大幅度下滑73.55%和29.16%。
(3)外部风险因素较多。一是部分政策性业务风险上升。全省(不含青岛)交强险承保亏损比上年扩大3倍,交强险利润率为-5.66%。全省农业保险应收保费占非车险应收保费的35%,同比提高8.5%。二是投连险收益水平下降,部分地区发生集中退保现象,全年退保率为2.77%。
(4)非理性竞争较为突出。高手续费、高返还率的发展方式缺乏可持续性,多数机构业务处于非盈利状态。
(5)服务质量亟待提高。2009年全省人身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类诉讼判决结案101件,保险公司败诉率82.2%。据调查,58.51%的投保人认为保险公司处理赔付不及时,73.35%的认为手续繁琐。
(四)金融业综合经营
1. 交叉性金融业务。
(1)发展概况。2009年,金融交易创新增多,393家样本金融机构共有跨市场交叉性产品21项,交易额同比增长44.5%。银证业务大幅增长,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新增开户较上年增长7.9%,银行基金(业务)新增开户扩大2.93倍。外汇业务发展趋缓,出口下滑使外汇衍生工具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明显降低,相关金融交易收缩41.82%,外币理财业务下降6.85%。
(2)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部分银行为冲减贷款规模借道理财产品将资产转移至表外,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二是银行理财产品发展中非理性价格竞争突出。三是资产管理类业务运作不规范。四是监管功能不健全导致部分交叉性金融业务监管长期空缺,跨市场风险评估难以高效展开。
2. 金融控股公司。山东辖内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省国托)和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莱钢集团)2家金融控股公司。2009年,两公司风险防控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未出现影响经营的风险状况。省国托推进多元化经营转型,全年自营金融产品投资业务3.5亿元,出资认购德州商行和民生证券分别5%和6.96%的股权,出资启动泰山财产保险公司的筹备。莱钢集团从莱商银行、齐鲁证券分别获得分红0.55亿元和3.9亿元,弥补了钢铁主业的亏损。
省国托面临的风险:一是信托业竞争的重点正由市场扩张力向中后台支持能力转变,对企业管理理念、文化和人才形成挑战;二是证监会叫停私募证券信托业务,银监会叫停股权式回购信托业务,对其业务拓展形成制约。莱钢集团面临的主要风险是:钢铁制品外来订单回升缓慢,成本压力增大,出口价格偏低,主业实现恢复性发展仍很困难。
三、金融市场与金融稳定
2009年,金融市场资金总体宽裕,市场利率大幅下降并低位运行,各类机构流动性管理和投融资需求旺盛,参与者交投活跃。
(一)货币市场交易大幅增长,利率风险上行
辖内各机构银行间市场交易增长107%。现券成交量暴涨近3倍;债券回购短期化特征明显,隔夜交易占比上升20个百分点。年末全省持债余额1351亿元,增长27%。固息债占新增持债的73.6%,同比降低23.4个百分点。市场交易在大机构之间“循环”,拆借交易前两位机构占全省近90%;现券交易前三位机构占78.4%,上升15个百分点,市场集中度过高。
(二)债券发行快速增长,直接融资渠道扩展
全年债务性直接融资693.6亿元,增长34.9%。新发行地方政府债70亿元。8家企业成功发行企业债107亿元,是前5年发行总量的2.5倍。其中5个市政类债53亿,开辟了公共设施建设新的融资渠道;16家中小企业在全国率先发行10亿元集合票据,占全国发行量的八成。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增长114.7%,海尔集团财务公司在国内首发地方性企业金融债券12亿元。
(三)票据市场波动剧烈,负面效应显现
票据与信贷投放反向变化、大幅波动。商业票据签发全年增长52%,6月份以后回落;转贴现增幅81.3%。票据市场利率5月份探底后振荡上行。票据融资业务大幅波动对冲干扰政策调控效果;票据业务作为流通手段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功能偏弱。
(四)外币买卖活跃,衍生业务发展不足
全省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交易下降10.5%。一是结售汇交易下降16.2%,交易占比91.5%,降低6个百分点;省内机构即期询价交易比重99.3%,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二是外币买卖市场交易大幅增长2.22倍。其中即期询价交易占93.45%;衍生业务发展不足,“远期―全额”交易量较上年下降30%,远期-NDF、掉期业务尚未开展。目前,国内外汇衍生业务相关的制度安排仍不完善,影响外汇衍生市场发展。
四、金融基础设施与金融稳定
2009年,山东省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健全,运行稳健,对金融稳定的支撑力继续增强。
(一)金融法治环境持续优化
据对270家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调查,全年法治环境综合评分升幅20.4%,同比提高19.1个百分点。全年金融案件胜诉率67.47%,提高3.47个百分点;胜诉案件执结率78.4%,上升12.03个百分点。
(二)支付体系更加健全
大额支付系统和同城票据清算系统升级换版,全国电子对账系统正式启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成功上线。全年新增支付系统参与者70家。农村支付清算服务创新发展,80多个批发集贸市场推行电话转账业务,18家县以下银行网点新加入支付系统。
全年交换各项系统业务量稳步攀升,单位和个人结算账户入库量增长12.5%和10.3%;银行卡总量增长23.2%,电子支付业务增长79.9%。
(三)信用体系建设提速
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在全国率先开发企业征信数据核对系统,征信数据质量明显提高;应收账款质押和融资租赁登记系统应用扩大;农村征信系统不断完善,全省100万户农户信用档案纳入电子化管理,增加1.24倍。全省信用示范县、乡增加1.08和1.14倍,评定信用农户增长6.1%。
服务功能持续增强。征信系统借款企业和个人收录量增长12.7%和39.7%;非银行信息涉及12个部门,同比扩展33.3%。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日均查询增长8.1%和92.9%;依法受理个人信用报告查询和异议处理申请3.49万笔,妥善处理查询异议264次。
(四)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强力推进
反洗钱体系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全国率先建立主动型可疑交易分析制度,提高了可疑报告质量,全年可疑交易报告增长49%。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增长43%。
反洗钱履职力度加大。首次开展以案件为线索的倒查式现场检查,首次对两家银行行级领导依法处罚,实现了由合规型检查向风险型检查转变。积极开展行政调查、案件协查529次,主动移送可疑交易线索44个,其中立案26个,协助破获案件61个,情报会商212次。全年宣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3起。
(五)货币流通管理成效显著
货币发行管理更加有效。现金需求预测、发行基金调拨精准;全省发行库实现连续8年无责任事故;各县建立起人民币管理中心。
反假货币工作不断深入。全年累计收缴假币同比增长60%;全省破获假币犯罪案件176起。
(六)新会计准则稳步施行
新旧会计准则转换平稳。辖区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已全面启用新会计准则,农村合作机构和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处于新会计准则推行阶段。
(七)金融宣传和投资者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全年开展各类风险揭示、金融知识宣传活动5000多场。成功举办5站“金融知识进万家巡回展”活动,受众14万人次;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录播金融宣传类节目1200余次。
金融基础设施改善显著,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一是金融立法工作需提速。目前,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中部分关键性制度,如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卡条例》、《征信管理条例》等有待建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待完善。二是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功能有待完善。为满足收费单位资金及时到账需求,须尽快开通集中代收付系统实时业务。三是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质量仍需提高。目前部分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存在非财务信息披露大多缺位、会计报表附注信息存在缺口等问题,不利于管理、决策和投资。四是反洗钱工作须进一步加强。目前部分反洗钱义务主体信息采集不全与重复抽取数据的问题并存,且大多缺乏信息甄别分析。
五、总体评估与政策建议
按照一致的层析分析模型和权重,对山东金融稳定状况定量评估显示:2009年综合评分76.17,同比略降2.35分,仍处于相对稳定区间。其中金融体系保持稳健态势,在经济环境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银、证、保均呈发展势头,评估值分别比上年增加2.96、7.14、2.5;金融生态和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评分上升7.15。二者对金融稳定的贡献率合计为71.93%。外部环境趋紧和经济波动对区域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
今后一段时期,经济金融发展的环境十分复杂。维护金融稳定将面临更多挑战。对此,各级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一方面着力加强监测分析,提高风险识别、预判、防控水平,一方面不断完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管理框架,增强应对处置风险能力。
一是切实形成风险管理合力。进一步推进辖区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建设,促进部门间信息沟通和协作;完善《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构建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机制。适时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大力提高应对风险的组织领导水平。
二是开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分析。构建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监测框架,密切关注转变调整中新情况新问题。
三是推动辖内法人金融机构履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义务。鼓励各级人民银行与辖内法人机构签订维护金融稳定责任书,增加风险信息获取的广度、深度和及时性。
四是协助开展宏观审慎分析工作。结合辖区特点,协助探讨建设宏观审慎管理指标体系及相关实验、测试;加强有针对性的监测分析,为上级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注:
①计算公式是,其中表示第i种产业的比重,n为产业类型数。熵值越大说明不确定性、无序程度或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