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7:10: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医学哲学基础，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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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
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注释：
[1]马伯英：《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医学与哲学》，1990，8：16。
[2]黄承才：《从{周易)看中医直觉思维特征》，《医学与哲学》，1990，9：30。
[3]英·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366。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3(一版)；31。
[5]王琦等：《素问今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版)；27。
[6]刘正等：《推卦易知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一版)；119。
[7]陈子斌：《文明的生命力——河洛八卦开创时代的新智慧》，科学普grill版社，1990(一版)；223--224。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传统思维方式；中医意象思维；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R22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1）04-0010-03
1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深刻理解中医思维方式是关键，而中医意象思维是最为独特的中医思维方式。中医意象思维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从中国传统思维入手，厘清中医意象思维发生发展的脉络，对于中医现代化具有十分深远的学术价值与迫切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医思维方式的研究，从来都不应仅仅局限在医学的范畴之内，而应将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思维方式的演变共同纳入研究范围［1］。
中国哲学往往使用形象性的符号与概念及直觉类比的方式来认识和表达对象世界的意义，形成了最具代表意义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思维、直觉思维，变易思维，借此基础，中医发展出意象思维，它包含着医家基于传统思维方式对人体生理、病理、病因和病机等认识［2］。
1.1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是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类似、相通并且统一。《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整体思维的初期表现。
儒家在确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上，充分体现了思维结构整体性的倾向，孔子把“仁”当作一个整体的道德目标与原则，并长期坚持不懈的追求与实践。比如，“予欲无言”，“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孔子这里就是以天象告诫人们的行为要依循天道。再比如，“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体现出儒家的思维是以“仁”为本的整体性的统一。
道家在确立宇宙的本源与自然运动变化规律上更清晰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倾向，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家代表作《老子》中就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也是认为天地人本身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局部与细节无不体现着整体，比如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秭稗”等。
1.2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事物时，既不执着于语言概念与判断，更不完全依赖于西方人崇尚的逻辑推理，而是采用“心悟”“顿悟”的直觉思维。
儒家哲学主要探讨的领域为人的道德及其境界，儒家提出了一种认知方式：反观。思孟学派就提出了“反身而诚”的思维方式。想要认知“诚”这个“天之道”，不能从外在世界入手，必须从认识外在世界的主体――自我入手去体认“诚”；再有，荀子也提出了“虚壹而静”的静观认知方式，静观就是保持内心的清静虚明的认识方法，这是获得灵感直觉的保障，即在认识过程中去除杂念，保持专心致志的心理状态，这样就能使心灵处于清明状态，从而映出天道。
道家主张体认大道，那么，老子认为应如何去认识“道”呢?他认为，人们须经过“涤除玄览”（《老子》第10章）的方法，即只有清除杂念，反观内照，让心灵虚空，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大千世界，而如何“涤除玄览”呢？就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12章》）。
庄子认为，只要保持虚静空明状态，就能反映万物，而这种静明的直觉叫做“心斋”。庄子还提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认为头脑的意识范围是有限的，要认知大道、与道合一需“心斋”“坐忘”，通过此直觉思维方式而臻于大道。
1.3 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变易思维 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习惯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动态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传统的变易思维方式。所谓变易思维是从运动变化的观点考察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各个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把宇宙看成变动不止的过程，孔子就曾说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他把自然界的变化看成是一个如江河之水流动的连续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而《易传》更是明确的把宇宙规定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大过程。《周易•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变性是宇宙的本质，天地万物都随时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
道家的创始者老子也认为，“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其内部总是包含着阴阳对立的两种势力，正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推动，产生了万事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老子还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观点，说明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BT(3+1]2 中医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生命上的推演[BT)]
在古代，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倾向于借助形象的比喻来阐述深奥的哲学道理，用“象征”的方法表达人生宇宙的根本原理，比如老子以“婴儿”来比喻道的境界，《易•系辞》也说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立象以尽意”“托象以明义”，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3］。
那么，为什么古老的类比、象征的方法，在中国演变成了中医意象思维，完好地保留了古老的形象思维？是因为传统哲学中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中医里去观察生命现象与疾病现象，其认知结果自然产生，使中医意象思维成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其核心概念“气”、“阴阳”只能用“心悟”来把握，而无法用逻辑分析来推理证明，其相关的重要概念例如：五行、气血、脏腑、经络、三焦等概念等都是意象概念。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一整套与西医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象思维，包括意象思维、应象思维、法象思维和表象思维［4］。
整体观是中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所有的领域中。其中，《内经》正是以天地人三才为经，五行为纬，论述天、地、人诸事物的类属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了藏象、脉象、舌象、神之象等理论学说并长期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以“象思维”为核心，利用图像，构建理论框架，展现治法精妙［5］。
取象比类的中医意象思维体现了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由取象比类所建立的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其中，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之“象”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
中医用于类比之“象”是动态、变易之象，中医用变易思维说明人体生命运动变化过程。比如，《素问•玉版论要》说：“道之至数……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中医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变易思维的原则，使主观认识符合生命运动的客观变易过程。
随着世界整体医学观和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世界新技术成就、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等会在未来的医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医要现代化，必须时刻注意把相关域外学科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并能做到较好的融合［6］。中医学的发展不在抛弃其中国哲学的内核以及建立在此内核之上的取象比类而走向现代自然科学，而在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更加精致化［7］。中医意象思维正是以根源于统一整体的、直觉感悟的及动态变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以类比、象征的方法为中介，同时以“意”为灵机，把握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其往往倾向于对生命现象、疾病现象、诊治、养生进行整体、动态的思考，重视心智的悟解，忽略逻辑的推理，是中医最为独特也是最具学术探讨价值的思维方式之一；而开展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以继承、移植、创新为指导，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方法论体系，是中医学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关键［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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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归化法；异化法；中医术语
中医术语，纷繁复杂，对中医术语的英译的标准化造成了很大难度。翻译手法的运用也不尽相同。除了直译、意译法外，归化、异化的方法也是争论的热点。
所谓归化，就是表达时向目标语靠拢，译者采用流畅的风格，尽可能减弱译语读者对外语语篇的生疏感；所谓异化，就是表达时向原语靠拢，译者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行文规范，刻意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
母语为英语的Wiseman坚持要用异化的方法。Wiseman认为，中医英文词汇的选择要立足于中医的整体观念系统，在译文中将中医概念忠实地反映出来。他从中医特有的人文精神出发，摆脱了一味迁就现代医学专业词汇及译法规则所建立的翻译体系，大量使用日常用语，从而使他的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中医词汇源于生活感受的事实及取类比象的构建原则。而王朝辉等则认为，西医语林是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宝库，可以灵活运用三种翻译法翻译中医名词术语：直接借用西医现成的术语、比照西医、仿照西医构词，主要使用现代医学语言进行中医翻译。
而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事实上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其运用，也需根据不同的情况，正如中医的辩证施治，关键在于对证。
以下为对2008年至2010年间在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学习的长期及短期留学生共计300人，对于各标准中常用争议英译词汇认可率的调查，试各举一例，以说明笔者对于这两种不同翻译方法在不同场合运用的体会。
一、归化法
前阴，后阴
存在有争议英译：
WHO anterior yin， posterior yin
WFCMS external genitalia， anus
主题词表 external genitalia（2007），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1987-2006），anus（1987）
中国针灸学 external genitalia，anus
结果：
认可率：external genitalia>anterior yin， 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 Anus>posterior yin
前阴指外生殖器（包括尿道），后阴指。
“anterior yin，posterior yin”，“anterior pudendal orifices”采用了异化法进行翻译。古人用“前阴”，“后阴”这样的词，是因为古人很传统，这样的说法比较隐讳和文雅。用异化法保持了原语的特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已没有必要用这样隐讳的说法，因而没有必要保持这样的原语行色。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都是比较直接的，这样的译法反而会让读者看了不知所云，什么是前面的“阴”，后面的“阴”？而中国语言又有一词多义的特点，到底这里的“阴”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翻译不能让读者准确理解原语的原意，也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
而“external genitalia，anus”是运用了归化法进行翻译的。因为前阴和后阴古人就是指的外生殖器和。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是等同的。这样不仅准确表达了原语的意思，而且言简易赅，一目了然。读者一看便迅速而准确的捕获其意。显然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
如上例，归化法的运用，把难以理解的中医术语转化成了外国留学生所熟悉的语言，因而用归化法进行翻译的词汇，往往更容易被外国留学生接受。但是“信”是运用归化法翻译的基本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当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能基本等同的情况下，应尽量采取归化法进行翻译。
二、异化法
脏，腑
存在有争议英译：
WHO viscus，bowel
WFCMS zang-organ，fu-organ
主题词表 zang-organ，fu-organ
中国针灸学zang organs，fu organs
学生建议： 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
结果：
认可率：Zang-organ，fu-organ>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Viscus， bowel
脏腑，是内脏的总称。按照内脏的功能特点，分为五脏，六腑两大类。五脏共同的功能特点是“藏精气”，六腑共同的功能特点是“传化物”。五脏是一个综合性的功能单位，不但包含着西医学同一脏器的部分功能，而且还概括了其它某些器官的一些功能在内。
“Viscus，bowel”，“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采用归化法。这样翻译学生比较容易对脏腑的概念有个大致的印象。但是，仔细推敲，这并不符合中医学中脏腑的定义。
关于“Viscera”和“Bowel”的释义，韦氏字典解释如下“Viscera”指“an internal organ of the body；especially：one（as the heart，liver，or intestine）located in the great cavity of the trunk proper”；“Bowel”是指：“intestine，gut；also：one of the divisions of the intestines ―usually used in plural except in medical use”，可知“Viscera”指内脏，如心、肝、肠等；而“Bowel”是指肠；可见这在更大意义上还是指具体的脏器，让初学者认为“脏”与“腑”对应于解剖中的内脏和肠道，而中医学中的脏腑的概念，更是一个功能单位，注重于各脏的生理功能，而不是单纯解剖学上的意义。因而这样的翻译并不能正确表达中医学脏腑的概念。认可率为0。
“Solid”意为“实心的”，“Hollow”为“空心的”。“Solid viscera，hollow viscera”也存在上述弊端。这样翻译意在表达“脏”和“腑”不同的生理功能。“Solid”是指“脏”“藏而不泻”，“Hollow”是指“腑”“传化物而不藏”。《素问・五藏别论》说：“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这里的“满”，指精气充满；“实”，指水谷充实。可见“solid”是和脏精气充满的状态不一致的，而“hollow”也是和腑水谷充实的状态不一致的，这样翻译并不准确。
“Zang Organ” 和“Fu Organ”是用异化法，音译的方法翻译，由于“脏”和“腑”的内涵深刻，多元复杂，且为中医基本术语，采取异化音译反而更能体现中医特色，更能表现其深刻的哲学内涵，而“Organ”则表明其为体内器官，体现了其物质性的一面，故该翻译包括了“脏腑”的哲学概念和物质性，更符合中医学中脏腑的概念，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和中医师的认可。
如上例，中医术语纷繁复杂，很多中医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们概念独特、含义丰富，具有特殊文化含义。对于这类词汇用归化法翻译往往不能忠实地反映原语的意思，而用异化法翻译却能保留原中医术语的原汁原味，不仅能忠于原意，还能反映出中医词汇源于生活感受的事实及取类比象的构建原则。
而“语言国情学”也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的词汇。这些词汇在别国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异化音译的翻译手段。而事实上，采用异化音译所翻译的中医词汇，如“气”、“阴”、“阳”、“气功”、“命门”等，事实上，已被国际中医界广泛地接受。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可以用归化法译成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更易于被认可。用归化法进行翻译，更利于中医术语的被接受度和广泛流传度。然而“信”、“达”、“雅”三个翻译原则中，“信”的原则是最为基本的。所以，当运用归化法进行翻译时，必须在目标语和原语的意思能基本等同的情况下。
中医在古代，是和哲学、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发展到现在，外国留学生来学中医，首先是视之为医学，因此它的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这就决定了中医术语的翻译，准确性是第一位的。很多中医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用归化法不可以确切的表达它，表达出来有歧义，甚至没有英语单词或词汇与之相对应的。这时用异化法或音译法进行翻译，不仅忠于原意，也可以保留中医的特色。对于初学者，接受这样的词有一定难度，但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慢慢对中医有更深的了解以后，便也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了。而事实上，目前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很多目的语读者已处于高级阶段，在对中医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能很好地接受这样的译法，而这也有利于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的有关概念和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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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 中医药人才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医药人才培养重点与难点分析
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的需要，决定了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小生产式的传统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而西方医学生院校教育制度所取得的成效，则加快了我国移植西方培养模式和方法的进程。但更加侧重人文修养，感受体悟，长期临床，大器晚成的中医药学，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模式要求较之西医学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在诉求。笔者认为，理想信念教育实为人才教育的根本，加之现行社会体制下，院校教育将会长期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流教育，这必将进一步凸显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只有思想占领高地，行动才会势如破竹，也更会为培养模式的创新创造条件。
王小云等认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具有以下规律：“早期培养、大器晚成的规律；师承为本、博采众长的规律；文化底蕴、通晓人文的规律；熟读经典，指导临床的规律；长期临床，坚持不懈的规律。笔者赞同此观点，并认为其每一种规律的背后，都有坚定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作为精神支持，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坚定中医学子理想信念，磨练中医学子意志品质，进而培养优秀中医人才的重要方法。
二、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刘彦晶认为，要想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药人才，就要从培养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创新教育的培养和深化教学改革三方面入手，其认为思想道德素质具有导向、动力作用，是人的灵魂，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首要条件。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药文化，其不仅具有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专业特点，亦具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育人功效。概括而言，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隐性内化需要，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显性外在表达，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则为满足现阶段社会需求的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一）中医药文化建设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隐性内化需要
笔者认为，中医药文化通过以下几方面对中医学子产生隐性内化的影响：第一，中医药文化所包含的天文地理，医案掌故，人情风土等知识不仅能够引起学者的兴趣，进而激发其研究的欲望，而且更容易使学者产生联想和顿悟，更有利于中医的创新。第二，中医药文化中所蕴藏的德育、励志的内容，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等，对于形成中医学子高尚的医德，坚定其持之以恒学医的信念具有鼓励和促进作用。第三，中医药文化中的一些修身养生的观念，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能够引导中医学子对简约生活的追求，从而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专研学术，学究天人。
所以，进行循序渐进的中医药文化建设，不仅对学子能否坚定信仰、坚持勤奋产生影响，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中医学子的精神内涵和中医素养。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显性外在表达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提出，大学应走出“象牙之塔”，主动关注社会、服务社会、改良社会。作为救死扶伤的中医学子，社会实践能力、需求判断能力、统筹兼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服务奉献能力等等，都会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医疗效果，所以，中医学子在注重身心修养，独善其身的同时，还要以马列主义的光辉思想武装自己，主动走进社会，深入社会，弘扬道义，惩治歪风。思想政治教育则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人类活动的分析，有利于引导广大中医学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医学子把握学好中医药学的本质规律，拓宽其发展创新中医药事业的视野和渠道。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医学子将中医药技能顺利正确输出的思想保证，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显性外在表达。
（三）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多数大学生并未对其引起足够的兴趣和重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张耀灿、郑永廷等教授对其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是指发生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接受活动，它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接受主体出于自身需要，在环境作用影响下通过某些中介对接受客体进行反映、选择、整合、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连接的、完整的活动过程，通过有效的接受，社会和社会群体的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品德思想并外化为品德行为。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与接受主体的自身需要、接受环境以及内在价值取向等有关，而中医药文化建设通过其隐性内化作用，形成学者救死扶伤的内在需要，兼容并蓄的学术环境，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创造条件。而单纯的中医药文化建设，虽然加强了中医学子个人修养，但其服务输出形式若无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外在表达，其服务的范围和被理解程度将大打折扣。
总之，将中医药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弥补二者单纯实施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不足，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其实效又大于二者单纯实施效果总和。
三、中医药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举例
笔者对自己所管理的学生进行以下改进措施：
1.党员帮扶活动，以成绩优异，思想先进的学生党员为基础，与成绩较差学生形成帮扶小组。
2.将各班级中的2～4名优秀同学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近30人的精英团队。该团队在相关同学的带领下，开展晨读中医经典、国学经典、中医药文化知识的活动，以此来形成良好的中医文化氛围，并进行学习经验的交流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
3.组织大家抄写论文摘要，学习综述、论文撰写技巧，借此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4.策划组织了寝室、班级、学院等不同层次的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学生各个活动层面的健康向上的和谐氛围等。
经过半年上述尝试，整个本硕结合系平均成绩上升，学生挂科率同期相比下降13.6%；半年的时间，晨读团队也由30人发展到过100人。这个团队的成员占了我系国家、省、市、校、院、系等各层次荣誉奖励的全部名额。
总之，将中医药文化建设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二者结合途径和方法的探索以及如何建立二者结合的长效机制的研究，成为所有中医教育者应承担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王小云，许英，秦莉花.师承教育――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J].中医药导报，2010，16（4）：126-127.
慢性疲劳综合征(CFS)，是一组以无力、疲劳、睡眠质量差、认知功能下降及一些躯体症状，如反复咽痒、肌肉痛、头痛、关节痛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1］。疲劳是健康的人在长期的高压力、紧张、快节奏工作后，时常出现周身疲软、困乏与精疲力竭之感，被医学专家们称为“健康的隐性杀手”。199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明确了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定义及诊断标准，使该病病因、病理及治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精确、更深入的阶段。
近年来，常被提到的一个新名词“亚健康”，按照医学界的认识，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生理功能低下”状态，与我们常说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相似。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已明确地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把“阴平阳秘”的“阴阳和平之人”作为心身和谐的健康标准。中医学对医学目的的认识、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健康标准的认识等方面，都涉及亚健康的内容。
1 诊断标准
1994年，美国提出仍用慢性疲劳综合征名称并明确其诊断标准［2］：病史不少于6个月，且目前患者职业能力、接受教育能力、个人生活及社会活动能力较患病前明显下降，休息后不能缓解，同时至少具备下列8项中的4项：①记忆力或注意力下降；②咽痛；③颈部僵硬或腋窝淋巴结肿大；④肌肉疼痛；⑤多发性关节痛；⑥反复头痛；⑦睡眠质量不佳，醒后不轻松；⑧劳累后肌肉疼痛。
要明确诊断除具备以上主诉外，还需作一些实验室检查，如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电解质、血糖、促甲状腺素，这些结果必须未提示异常。如患者具备如下情况之一，也不能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征：①具有可解释慢性疲劳的活动期疾病，如：甲状腺功能低下、睡眠无呼吸综合征、发作性睡病；②具有已经确诊且目前还未治愈的疾病，如恶性肿瘤、乙型或丙型肝炎；③既往或目前有重型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痴呆、神经性厌食；④发生慢性疲劳综合征之前有酗酒或其它药物依赖史。
2 发病机制
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空气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使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医学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也就是说，致病因素已由单一的生物因素增加到三个：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人类由于参加社会的群体交往，产生心理活动，因而是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属性的有机体。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必然是形神统一的整体观。形神统一是中医心身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中医心理与生理、精神与躯体关系的最准确、最完整、最精辟的学说。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种竞争日趋激烈，现代人必须全力以赴地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希望长时间精力充沛地工作和生活，然而，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人达不到这种境界。相反，许多人都有过情绪低落、容易疲劳、不愿意运动、失眠、头痛、注意力不集中的经历，有人甚至长期或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到医院检查却找不到原因，出了医院依旧难受。医学上将这种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边缘状态称之为“亚健康”状态，或“第三状态”和“灰色状态”。亚健康状态常是指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诊断，却表现出活力降低、适应性减退，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类生理功能低下状态。是由于心理、社会、生物三者因素导致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功能紊乱而致。主要表现：精力下降、食欲不振、疲劳无力、心慌、气短、失眠、多梦、抑郁、惊恐、身体虚弱等。这些症状往往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3］。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的有机的整体，表现在脏腑之间是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的，表现在阴阳方面是互根互化、消长平衡的。而慢性疲劳综合征则属于人体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的失调，其病因有内伤七情、劳倦、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志不遂、劳逸无度、睡眠不足、缺乏锻炼等。此外，外感六、邪毒也是病因之一。
人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保持着机体内部及其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协调，保持着正常的生理及心理活动过程，机体就呈现健康状态，即“阴平阳秘”。但如果由于外感、情志、饮食、劳逸及其它致病因素作用下而破坏了这种平衡，临床表现为脏腑功能失调，此时病人可以表现为头晕、头重、胸闷、乏力、四肢倦怠、精神欠佳、食欲不振、少寐多梦或多眠、心悸、汗多、小便清长、腰酸等症状，但临床并未见有阳性体征及理化检查异常。
现代医学认为：疲劳可使机体内在循环和各个代谢系统一时紊乱，以至它的代谢物如乳酸等物质在血液中积累，使肌肉，以致神经活动不正常。俗话说“积劳成疾”。换句话说，疲劳源自人们在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后，大脑皮层异常兴奋，消耗过多的能量，包括各类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在内的营养物质，造成体内能量供应短缺，营养环境失衡和代谢产物堆积。如果疲劳得不到恢复，就会使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一直处于低效工作状态。从而直接影响到人体对氧气和养料的利用，导致体内环境失衡的持续和加重，妨碍体内各种器官的正常工作，长此以往就会使人体免疫力下降，病邪乘虚而入。《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事实上，各类疾病都有可能产生于长期疲劳之后。而心脏病、肝病、肾病、胃病等，及致衰老的主要诱因之一就是疲劳。合理的休息是消除疲劳的好办法，但当工作和学习十分紧张，即使感到疲劳，但又不能丢下工作或学习去休息时，必须及时地补充营养，增强机体的抵抗力，给大脑提供充分的养分。要避免疲劳的产生，劳逸结合才是紧张和有节奏的工作前提。
迄今，现代医学对CFS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究，但其确切的病因仍不清楚，可能系多种致病因素引起。其发病前常经历长时间的应激状态(极度紧张、精神负担过重)等情况，部分患者病初有类似流感样症状。多数人认为，其发生可能是病毒感染、应激等多种因素引起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的结果。病毒感染或应激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有一种较合理但未被证实的假说，即一种慢性的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造成细胞因子的产生，这能够破坏神经递质，从而产生慢性疲劳的症状。应激状态下引起的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变。另外下丘脑―垂体―肾上腺为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器官，简称HPA轴，正常情况下此轴处于负反馈循环中。而在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HPA轴被活化，导致皮质醇和其他多种激素的分泌异常，进而影响免疫、中枢神经、运动、消化等多个系统，从而引发CFS［4］。
3 辨证论治
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造成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原因包括社会、心理、生理等多方面因素。使得现代医学不能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相反，中医的医学模式建立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以人为本，注重改善个体脏腑功能及症状，通过四诊合参，司外揣内等方法探询求诊者整体的阴阳偏颇，以确定治则治法，最终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平衡状态。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的基本法则，自始至终贯穿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判断和治疗。具体而言，用四诊八纲辨证和理论来描述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机制，诊断中借助望闻问切、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等传统方法，可以说，阴阳是中医辨证之灵魂，也是慢性疲劳综合征诊治的总原则。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中医关于证的研究表明，同一种证往往存在多个器官的功能异常，证与全身性的调节网络有关。有人认为“证”是一种状态，反映的是人体的总体特征，现代医学认为机体的整体调节功能是由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执行的。从中、西医对慢性疲劳综合征理解的叙述中可看出，两者虽属不同体系的医学哲学思想，但在对待慢性疲劳综合征问题上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中医的辨证论治也是建立在对整个机体状态偏离程度判定基础上的整体性治疗，用“阴阳五行”解释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相合。
中医学认为：先天禀赋不足，长期过度疲劳或精神紧张，长期贪饮生冷，饮食失调或不慎等都可导致阴阳失衡，出现气阴两虚，经络不通，肝气疏泄失常，继而引起脾胃功能异常。脾主肌肉四肢，主升清降浊，为胃行其津液。人之功能，皆懒于气，四肢肌肉亦必得气之充养方可行动如常，脾虚则精气不得输布周身，则倦怠欲卧。《素问・太阳阳明论》说：“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虚则胃肠的摄纳及传化功能失常，饮食之水谷精微不得胃之腐熟，脾的运化亦不能正常，机体失养，也可出现疲劳倦怠之征［5］。肝主筋，乃“罢极之本”，而筋是引起肢体运动的重要结构，肝脏功能失调是产生疲倦乏力、运动减少等疲劳症状的重要原因。肺主营卫之气，“惟肺也，外统皮毛，为一身之护卫”，属机体的屏障、“藩篱”，与现代医学所谓人体非特异抵抗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肺气虚则卫外不固，易出现身体疼痛，微热，咽痛等。心主血、司神，心气虚则神明不用，易出现睡眠异常等。肾主骨生髓，为先天之本，肾阴为一身阴津之根本，肾阳对全身的功能起着温煦、推动作用。总之CFS多由积劳内伤或久病不复，或气郁日久，阴阳失衡，损及气阴，致气阴两虚，经络不通而成。故五脏尤其是肝、脾、肾与本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4 健康教育
在多大数情况下，慢性疲劳综合征表现为非特异性疾病前状态，从轻度心身失调状态到浅临床状态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连续的过程。因此，开展健康教育则是防治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有效措施之一。开展健康教育，不仅符合医学科学实践中正确价值取向(即病者不贵于求医心切，而贵于未病先知，防患于未然；医者不贵于愈病，而贵于预知先防，测变于未萌）。同时，也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观点。中医学认为健康的生活行为、工作方式是提高生命质量、预防亚健康和疾病的根本方法，所主张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条畅、劳逸适度等养生之术是其思想的高度概括。《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告诫人们应注意生活起居，保持良好的心态，则可以防病保健。通过健康教育，让人们重视人体自身调控，激发潜能，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达到祛病修身、保健康复、延年益寿的目的。
5 研究前景
对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认识与治疗，中医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中医对情志致病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强调形神合一和天人合一，临床诊断中，借助望闻问切、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等传统方法，仔仔细细地寻找求诊者所表现的偏离健康的蛛丝马迹(阴阳偏颇)，从《黄帝内经》时代起积累了大量的治疗心身疾病的方法，如方剂、针灸、食疗、推拿等自然疗法，因此应当从中医心理疗法的规范化研究、躯体治疗方法的研究(药物、针灸、食疗、推拿等)、中医自控疗法的研究(包括气功)等方面入手，在CFS临床诊治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在CFS的治疗方面有很大优势。首先是能调节整体内在机制，本病的关键在于脏腑生理功能不协调，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和气化机制遭到破坏，而中医治疗恰恰注重整体，可以实现调节整体内在机制，调整激素水平，激发神经、体液诸系统自主配合互用的因素，从而使人体生命活动过程协调发展。其次是辨证论治，疗效可靠。由于现代医学对CFS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认识比较模糊，故采用的治疗方法也比较被动、刻板，主要是对症治标；中医学则不然，根据CFS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随证施治，遣方用药灵活，且能标本兼顾，突出了中医药治疗本病的特色。当然，中医药对CFS的治疗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提高。近来关于中医药治疗CFS的报道渐多，但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取得的疗效也缺乏客观化的评价；临床辨证分型较凌乱，缺乏规范性；治疗方法相对较少，缺乏临床上公认的治疗CFS的特效方药。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结合CFS的临床特点，建立起中西医结合的规范的CFS诊察指标及疗效判定体系，掌握发病规律，研究防治措施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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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院校；科研绩效；学科建设；绩效评价；中医外科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9
Study on the 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as an Example
Yang Qin， Li Wenlin*， Fang Yuling， Xu Chenchen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ibrary， Jiangsu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laborates its purposes， content and methods. Then， t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deas of 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discipline build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surgery
学科建设作为推动高校发展的重头戏，是高校各项建设的核心，其中科研能力则是考察学科实力的一项重要的标准。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作为高校绩效管理的核心构成，是衡量科研人员是否胜任的基础及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有效措施，同时它也能够为高校的学科建设提出培训计划和发展方向，为高校的人才流动与储备、激励制度、薪酬福利等方案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1]。如何客观、准确、高效地认定学科的科研业绩是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关键，本文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结合学科特色，以中医外科学为例，对单一学科的科研绩效评价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概念
1.1 绩效与评价
“绩效”是从管理学中引出的概念，指的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绩效
基金项目：南京中医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1XSK12）
第一作者：杨秦，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中医药文献分析，中医药学科评价。E-mail：
*通讯作者：李文林，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医药信息分析与利用。E-mail：
被视为成绩与成效的综合，是一定时期内工作行为、方式、结果及其产生的客观影响。“评价”是指评定的事物或人物的作用或价值，是一定价值关系主体对这一价值关系的现实结果或可能后果的反映。“绩效评价”是指考评主体对照工作目标或绩效标准，采用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的考评方法，评定组织成员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工作职责履行程度和成员的发展情况，并将评定结果反馈的过程[2]。
1.2 学科绩效评价与科研绩效评价
学科是分化的科学领域，是知识的分类形式。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是高校教学、科研的功能单位，是学术活动的平台。学科绩效评价是指某一研究主体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对一定的学科对象，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出发，科学合理地衡量和考核该学科建设的业绩和成效[3]。科研绩效评价是在一定科研目标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科研活动及其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价值）判断，以对科研活动进行管理、监督、预测和调控，并为决策提供依据的一种认知活动[4]。
同是绩效评价，学科绩效评价与科研绩效评价都是基于一定的目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对领域内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评价。但是“学科绩效评价”，重点在于框定了绩效评价的对象是“学科”，但凡与学科相关的投入产出情况都可以被计入其中。跟“学科”这个名词框定的范畴不同，“科研”是一种活动，是一个过程。“科研绩效评价”考量的是一个动态的评价主体，需要更多地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来进行评价。
1.3 学科科研绩效评价
跟学科绩效以及科研绩效相比，“学科科研绩效”是一个内涵较小的概念，它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学科专属的科研活动上面，强调的是学科科研的个体化特征，而非科研在众多学科之中的普遍特征。“学科科研绩效评价”，主要是根据高校自身的学科定位与发展，选取跟学科相匹配的评价方法对某一学科特定时间内的科研活动及其投入产出情况进行综合评判。其目的更多地是对某一学科的科研情况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对比。学科科研绩效评价兼具“学科”与“科研”双重属性，究其本质还是对科研活动的绩效评价。只不过在圈定了学科范畴以后，这一活动变得更加具体化。当绩效评价的对象被界定在某学科内部时，因为范畴较小，所以学科内部科研活动的特点与规律比较容易把握，绩效评价的实施亦可以根据学科自身情况进行灵活的调整。
2 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要义
2.1 评价目的的导向性
实施学科科研绩效评价，其目的主要是优化学科的科研产出，提高科研水平和能力。通过学科科研的带动，来发展整个学科，提高学校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何谓评价目的的导向性呢？即根据学科在学校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学科自身发展的状况，针对单学科的特点，从学科特性出发，有侧重有选择地实施科研绩效评价。具体来说，目的的导向性就是结合国家当前的科技政策和学校发展目标，有目的地引导教师紧紧围绕国家和学校的发展目标进行科研活动，通过一些指标量化过程中的权重变化，引导科技工作向纵深发展。导向性原则是选定考核指标、确定有关权重大小的依据[5]。
从目的的导向来看，学科科研评价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科科研水平的评价，针对被评价时间内的科研实力强弱以及所达到的程度，通过历史既往水平对现期做出认知上的定位；二是学科科研发展的评价，根据现有的学科科研基础、发展状况和态势，预测将来发展可能达到的程度，其着眼点定位在未来，以提高未来某一时间段内的学科科研水平为目的。相应地，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目的也不外乎上述这两个层面。
2.2 评价内容的学科性
学科是通过持续地对某一科学领域或某一问题的研究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领域，经科学分类而形成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具体学科都有其明确、长远的学术发展方向、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学科特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再兼顾到学科科研绩效的导向不同等因素，这一系列的差异注定了科研绩效评价内容的不同。诸多由学科特性导致的差异，被称之为“评价内容的学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规定了学科的分类与代码，分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5个门类，包括62个一级学科或学科群，676个二级学科或学科群，2 382个三级学科。学科分类是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的基础。不同的学科类别之间用以评价其科研绩效情况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基础性学科主要研究社会基本发展规律，探索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知识，其研究产出除了量化成果外，较少考虑成果转化的问题。而医、工、经、管等应用性学科应用性强，其科研产出还需要借助成果转化的情况来进行衡量。“评价内容的学科性”揭示的是学科科研绩效评价在针对不同学科之间绩效评价的复杂程度以及同一学科内部科研绩效评价的独特性。
2.3 评价方法的匹配性
评价方法的科学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科研激励政策的公正性，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学校科研导向的正确与否。目前应用在评价领域的方法很多，如同行评议法、德尔菲（Delphi）法、360度考核法、文献计量法、层次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灰色关联度法、模糊综合评价法、集对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条件价值评价法等等。每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针对性及适用范畴。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需要根据不同的学科特性以及评价的导向具体确定。换言之，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具有学科适应性。评价方法的匹配性，指的是进行学科科研绩效评价中，能够根据学科绩效的特点，以及学科绩效实施的目的与导向，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或者几种评价方法。
3 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思路
3.1 中医外科学及其科研现状
从学科领域来讲外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中医外科学和西医外科学。中医外科学是一门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研究以人体体表症状为主的外科疾病证治规律及预防保健的临床主干学科。中医外科学是中医学下属的重要的临床分支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效。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疾病谱的不断变化，再加上现代外科学的崛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已相对滞后，其现状堪忧。就当今外科学的发展趋势和模式来说，其专业分化日益细致，依据现代医疗科学技术，基本上形成了庞大而又系统化的现代外科手术体系。而且，外科学基本上被西医外科学的概念所同化，形成了西医外科统领外科技术的局面。加上中医学方法论本身存在缺陷，过分强调继承而导致理论发展停滞，因而不能及时吸收并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导致对疾病的定义命名、病因病理、诊断方法、辨证分型仍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局限性，难以深入了解疾病本质。由于收治疾病的范围和危重程度的局限，加之缺乏或未能突出专业特长，中医外科临床诊疗的覆盖面越来越窄。中医外科研究已经从广泛的外科领域逐渐缩小到了皮肤、乳腺、肛肠、周围血管、骨伤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传统领域。
科研工作是中医外科建设的基础工程，直接影响着中医外科的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是中医外科学建设中一项根本性的任务。目前，整个中医学方面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抛开中医药理论，用西医生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衡量中医临床效果的现象。中医外科的现论研究薄弱，学术水平不高。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研究，阐明中医外科学理、法、方、药的内涵，揭示其科学、合理、规律性的东西，是中医外科学科研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目的
外科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其科研要与临床医疗实践挂钩，从而能够以科研为重点、拉动中医外科发展，大力开展中医外科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科研创新，是中医外科专业发展的动力。在西医外科占主导的今天，要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研究和解决西医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科研创造新理论、新方法，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解决中医外科临床医疗中关键性问题，促进中医外科临床医疗形成专业特色和技术优势[6]。
在目前学科整体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实施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以科研带动学科发展，提高学科整体水平。中医外科学的实际情况以及科研水平现状，表明其无法与西医外科抗衡。其科研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科研绩效不仅是为了对现有科研实力进行评价，更是为了对学科科研潜力进行挖掘。
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旨在优化学科科研环境，加强学科科研意识，带动学科科研人员课题申报的积极性，培养学科科研后备实力，提高学科研究潜力，保持并发展学科在以往研究方向上的优势，深化研究内容，完善科研制度。科研产出的由量到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中医外科学自身的特点，其科研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其进行绩效评价应更主要的着眼于学科科研的中长期发展，而非片面地追求课题与论文的数量。
3.3 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方法
鉴于中医外科学科范畴不大，学科的复杂性较低，学科绩效的评价在兼顾准确性的同时，需要能够方便地使用，故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主，德尔菲法为辅，二者结合起来运用。
层次分析法又称为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法，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T.L.Saaty教授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的、层次化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与决策有关的因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体现了求解复杂问题的分解-判断-综合的整个过程，使人们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决策过程得以系统化、数量化[7]。具有简洁、适用的特点。
德尔菲法又叫专家评定方法，是将指标体系提供给专家，依据若干专家的知识、智慧、经验、信息和价值观，对已拟出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判断、权衡，赋予相应权值并经过多轮匿名调查的一种调查法。德尔菲法是一种简单易行较为成熟的咨询法，在专家意见比较一致的基础上，经组织者对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离散程度和协调程度达到要求之后，得出各评价指标的初始权重向量，再对向量作归一化处理，获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
3.4 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
基于对影响中医外科学的科研绩效评价因素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去构建绩效评价指标的框架。确定“中医外科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目标，将一级评价指标分为科研项目、科研队伍、科研成果、科研交流、科研制度等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拟定了二级及三级指标，搭建了一个关于中医外科学学科科研绩效评价指标的框架。在实际的绩效评价过程中，其重点在于根据学校、学科的导向以及专家意见来对三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并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评定。与相对容易量化、客观性较强的显性指标相比，诸如“研究内容深度”“执行力度”“团队凝聚力”等一些包含主观因素的指标不太容易进行有效的评定与处理。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些主观因素是构建学科科研绩效指标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见表1）。
4 小结
科研作为学科创新与学科发展的先决条件，其绩效评价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随着学科体系的日渐庞大，学科分支的延伸，学科间的相互交融，科研绩效评价的难度以及复杂程度大大增加。本文尝试着对高校学科科研绩效评价这一领域进行初步的探究，并以中医外科学为例，阐述了中医外科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大体思路。鉴于学科的专业特性，如何在技术层面构建相对完备的学科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各学科的科研人才以及科研管理
者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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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裴晓华，李曰庆.建设科研型中医外科的思路[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12（4）：86-88.
关键词：海南生源；医学生；人文素养；提升对策
医学生人文素质研究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医学教育界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海南本土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历史传承性和时代特色，它既是中华民族悠久丰富多元历史文化在海南这个大环境中发生发展、传承传播的具体体现，又是海南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不同自然环境的群体智慧结晶；它不仅包含各种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必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生源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海南本地生源医学生人文素质现状
1.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2016年11月，我们对海南医学院大一至大五在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在微信平台通过问卷网的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的人文素养现状、制约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和发展的因素等内容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共计523名同学完成了全部调查问题，其中男生209名占39.96%，女生314名占60.04%；海南本地生源198名占37.86%，外省生源325名占62.14%；在专业构成方面，临床医学361名占69.02%，康复医学84名占16.06%，医学影像学50名占9.56%，应用心理学26名占4.97%，中医学2名占0.38%。2.问卷调查分析。在调查中发现，本地生源医学生对自我人文素质的认可度相对较高。在问题“你觉得你的人文素质如何”、“你对当今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做何感想”、“您认为医学教育和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存在联系吗”等涉及调查医学生道德情操与职业品格、创新精神与和谐个性、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人文素质状况的问卷结果来看，描述正面或肯定的回答比例大幅高于描述负面或否定的回答比例。但是从与同学交流和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访谈调查中，教师反映学生与病人及家属的交流能力欠佳，海南本地生源在人际沟通与团队协作方面存在着不足。调查结果分析来看，本地生源医学生与病人及家属的交流能力不佳；实习生向带教老师汇报病情时，讲话抓不住要害，条理性不够；学生文字撰写能力的不足尤为突出。这与调查问卷结果中的数据发生了较大的背离。在问题“你觉得你的人文素质如何？”中，本省生源同学中认为自己人文素质不错和很好的占63.64%，认为一般的占33.84%，认为不太理想的仅占2.53%；在“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中，99.5%的受访学生认为有必要和很有必要，认为没有必要的仅1个人。在“你对当今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水平认识”中，有75.25%的受访学生认为当今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一般和很差。
二、海南本地生源医学生人文素质影响因素
分析我省医学生人文基础知识缺乏的主要原因：1.个性因素方面，首先是历史和地理原因。海南省建省时间短，地理位置又“孤悬海外”，历史上对海南的教育关注少，投入不足，相对来说教育发展落后于内地省份。其中小学人文基础教育，尤其农村生源的先天不足，包括办学基础条件不够完善，教师整体素质有待提高。2.共性因素方面，首先是高考文理科分科教育的影响。由于我国中等教育文理分科以及高等教育着重专业教育的影响，多数大学生，尤其是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等以中学的理科学生为基础的大学生在社会文化、哲学、社会制度、政党制度、中外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缺失。另外迫于高考的竞争压力，不论教师还是学生更注重数理化科目，忽视人文教育，导致人文素质的不足。3.是高校人文素质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和缺失。当前的大中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历来就是一个薄弱环节。多数课程为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课程内容在有关哲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素质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少。另外，由于这些公共课程在授课上多为照本宣科式的教条式、灌输式方式，导致大学生们普遍兴趣不大，只求不挂科即可。4.医学生本身的教育教学特点使然。由于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高度结合的科学体系，这就决定了医学课程体系庞大，课程分科精细，导致医科学生相比其他专业学生的学习内容多，学习任务重。学生考取医学院校后，由于课程繁重，在整体的教学模式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造成学生对人文素质课堂教学的忽视，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有待提高。医学临床专业课程的特点有三多，即学习的科目多、每个科目的内容多、需要理解记忆的东西多。而相关数据显示，多数学生将学习成绩排在首位，学习成绩是在校学生最为关注的问题，各种类型的考试在他们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还有两成多的学生仍存在“六十分万岁”的心态。
三、提升海南本地生源医学生人文素质对策建议
1.高校应充分将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教育并重，注重培养人文精神。将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将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并重，二者有机融合的教育理念是现代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只有真正将人文素质教育和医学教育并重起来，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培育出和谐的医患关系。同时，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只是形式上增加几门医学人文课程或增加人文课程课时量，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人文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人文精神。2.结合海南生源特点，优化医学人文课程设置。首先从医学人文课程设置整体出发，在已有的“两课”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人文课程设置，加大人文课程比例。可以参考台湾医学院校做法，将人文和医学交叉紧密的边缘学科确定为人文素质核心的必修课程，如将《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等课程，与医学生发展紧密结合，应设置为核心必修课程。另外，也可以借鉴当今欧美一些高校的做法，把与医学教育相关的通识类学科设置为人文素质综合课程，通过专题讨论、交谈、临床观察、文学等多种形式，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展开教学，教学的内容涉及了整个医学人文知识。考虑到我国大部分医学专业五年学制的特点，医学人文综合课程将人文与医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医学学习中理解生命和疾病，在人文学习中明白生命的可贵、医生的价值所在，真正达到将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的目的。其次，针对海南生源普遍在语言、沟通、人际交往、计算机等方面较为弱势的情况，相关高校可开设相应的针对性选修课程，积极为学生“补课”。3.更加重视人文素质课程的实践。近几年，一些高校在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做了一些探索。有些设置了实践性很强的人文素质综合课程。例如笔者所在的海南医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就改变以往类似高中期末考试的考核形式，而改成学生们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形式，把一些经典作品以话剧的形式表演出来。这一实践性很强的考核形式不仅可以考核平时课堂讲授的内容，更能考核学生对语文知识和作家作品的理解，还可以考核他们的文字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表演能力等。这种教学，把人文知识贯穿于案例讨论中，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真正主体，是很符合人文学科教育规律的。4.加强在临床实习期间人文精神的培养。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是强化人文素质的最好途径，应着重培养医学生在实习真亮的全过程中体现人文精神。临床实习期间的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的言传身教，教师如果能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渗入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展示良好的医德医风，则将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关高校、医院应该重视临床师资队伍的建设，遴选德艺双磬的医生为带教教师，通过言传身教促进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从接诊病人始，教师就应教导学生换位思考，耐心倾听和釆集病史，在检查中充分尊重病人，主动告诉病人和家属疾病的严重程度，积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釆取科学合理实惠的治疗方法等。总而言之，使医学生在与病人相处的全过程中，观察、学习、实践人文关怀精神，通过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的医疗氛围，提升自身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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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认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既不要用传统风水地理学科学的一面来掩盖其伪科学的一面，也不要用其伪科学的一面否定其科学的一面，要通过深入研究划清其科学性与伪科学性的界限，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伪科学的一面。科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具有逻辑推理与预言的能力。虽然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谨的定性、定量实验基础之上，并有严密的逻辑归纳推理，而现代堪舆学与之相比显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类似的追求“预言”的逻辑思维。因此，应该用科学哲学观认知传统风水地理学，其正确的成分要研究，发扬光大，做到古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实质，做到去伪存真，这才是对待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态度。
1.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批判
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哲学，在其萌芽产生发展过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欧洲近现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其源头也含有神学思想，甚至一度神学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于两千多年前脱胎于易学的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传统风水地理学存在某些迷信和伪科学的思想，有其认识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应苛求古人，而应对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的迷信和伪科学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国哲学是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7-9]，而西方哲学是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10]。以西方哲学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学，就会认知到其科学和伪科学的双面性。而其中的伪科学成分，正是中国哲学以综合思维和辩证思维考察传统风水地理中的人-空间关系，既确立了不乏经验科学的理念，同时又给传统风水地理学蒙上朦胧、诡异、神秘的面纱，并为大量的迷信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故李约瑟（JosephNeedham）称之为准科学[11]。准科学的概念包含科学的实质，又掺杂了伪科学的内容。传统风水地理中的迷信产生的原因很多：社会发展的局限性、科技认知的浅薄性、经济生产的落后性、封建统治者及江湖术士的需要性、哲学科学思维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实上，对传统风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学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吕才、朱熹等有识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批判不彻底，未能区分传统风水地理中的科学与伪科学成分。中国传统哲学局限于类比方法认识世界，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下，对表征万物序列关系的宇宙图式赋以象、数、理的意义而无限制地推演，附会以诸多牵强无稽的成分，这正是传统风水地理学中迷信的源头。必须进行剔除和现代哲学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风水地理学。
1.3从传统风水地理走向现代风水地理
传统的堪舆学即风水学（广义概念），其胎生于易学。堪舆学也称风水地理学（狭义概念），实际上传统的堪舆学（风水学）包括两大部分，即传统风水地理学和传统玄学[15]。这2个传统领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是狭义的堪舆学，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园等的选址、设计与规划，是通过对传统风水地理学的科学哲学过滤，剔除迷信成分和伪科学思想，以狭义堪舆学的科学哲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建筑学、人类生态学、环境景观学、环境伦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不包括玄学），建立起来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学科（图1）。
2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观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1.1“天人合一”释义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质上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9,16-17]。何谓“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观点纷杂，见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黄帝内经》“天人相应”学说认为有2个基石：一是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18-19]。站在第一个基石上，中国古天文学给出了系统的阐释，即：（1）天地对应；（2）天地气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个基石上，中国古中医学给出了系统的释义，即：（1）人天同构；（2）人天同类；（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数。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20]对古代“天人合一”观进行了梳理，提出8种“天人合一”观：（1）天道人事相贯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说；（6）禅宗式天人合一说；（7）唯器说的天人合一；（8）作为赞颂语的天人合一。这些都是当代学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倾向。还有学者把“天人合一”思想归纳为4种涵义：（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状态；（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远的审美境界[21]。关于“天人合一”的内涵，用《矛盾论》的观点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与“人”是世间万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对矛盾，“天”代表宇宙环境、自然环境、物质环境的物质客体，“人”代表认识宇宙环境、适应自然环境、调适物质资源环境的思想主体，“合”是“天”与“人”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天”与“人”这对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属性。“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又按照由内到外的顺序，存在着四大子矛盾系统（本我与超我、自我与外物、规律与原理、思想与现实世界），而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发展趋向与终结，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统运动之中。“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可概括为5个命题：（1）人类生于天地之间，既是天地之精华，又是天地组成部分；（2）天地运行的普遍规律人类必须遵循；（3）天地运行规律与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具有统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谐调和谐[23]。2.1.2“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无论对“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种解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个功能足以证明：（1）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2）映射了人类生生不息，则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义和进取精神；（3）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辩证思维模式。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实际上体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天”与“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关系，亦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关系[27-30]。“天人合一”的这种思维模式蕴含了整体性、矛盾性、系统性、联系性和动态性五大特性，这五大特性为传统风水地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哲学支撑，奠定了传统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2.2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新“天人合一”观
2.2.1现代风水地理实践赋予了“天人合一”新内涵
“天人合一”是传统风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现代风水地理学仍然是在风水这一特殊领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离开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基础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地关系），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因此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是，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现代风水地理内涵与传统风水地理含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摈弃了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因此，其哲学基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对“天”和“人”的认识上[31-32]。通过现代风水地理实践，通过对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梳理，将会逐渐认识到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弘扬其科学的一面，摈弃其非科学的一面，使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现代风水地理学认为，科学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其“天”的解释与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谓的“天”，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为的。自然是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33-34]。自然，最广义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学宇宙、物质世界以及物质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包括人类社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通常称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础上，从现代风水地理学角度出发，现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对“自然”的解读又赋予了新内涵。笔者认为这一新内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环境）系统，这一自然系统可分为若干层次，但最基本的层次有3层：第1层次是宇宙自然（环境）系统；第2层次是地球自然（环境）系统；第3层次是与人类活动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环境）系统。各层次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紧密关联，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不停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传递，形成一个巨型、复杂、开放的自然（环境）系统。现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人”的解释也赋予了新内涵，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各种生活的社会化了的人，又是具有丰富内涵、系统结构、组织功能的系统化了的人。这种对“天”和“人”内涵的新解读，也给“天人合一”赋予了新内涵，其要义简言之，即“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笔者称之为新“天人合一”观。
2.2.2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
新“天人合一”观是现代风水地理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义和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探索所决定的。1）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问题，其目的是探寻人地关系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提供科学依据，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现代风水地理的城、乡及民居选址、规划、布局，其目的就是创建人类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因此，人地关系和谐、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最高宗旨。2）人与自然和谐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人生在天地间，和谐相处是终极目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含义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解决各种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地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协调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3）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和一成不变的，总是处在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这样的周期变化过程中。每一个变化周期都推动人地关系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时掌控人地关系发展演化的新动向，及时调控人地关系，就可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并走向极化，最终导致人地关系崩溃，人类走向灭亡。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就是以风水地理环境这一特殊领域为基础，结合现代地理学、气象气候学、水文学、生态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为科学调控人地关系，实现人与风水环境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3]。因此，人与自然（人与风水环境、人地关系）的持续发展是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对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是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其核心内涵主要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确立上：（1）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2）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轴线——“人与自然和谐”；（3）确立了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战略命题——“持续发展”。
3中国风水地理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观与“人地关系”
3.1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
“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前已述及，关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花八门，种类纷呈。为了清晰认识和把握“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阐释，以开展深入地风水地理研究，以诸多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为基础[37-41]，归纳梳理传统经典的“天人合一”观对风水地理中“人地关系”的解读，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统一到5种理论模式中（表1）。
3.2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别是汉族分布区，在传统的聚落选址规划布局中几乎都打上了传统风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仅以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为例，简析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开始营建，至今有600余年历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朝向、景观等而言，堪称人居理想环境之典范[42]。该村地形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内以钟池为中心形成内八卦。钟池是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宫八阵图”的基点。“钟池”乃设计的“太极”，在传统风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极”看作与宇宙相连。不仅如此，该村整体格局左有石岭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冈，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中”的风水格局，形势契合了堪舆家的理想模式。综观诸葛八卦村的风水地理大势，映射出山环水绕，负阴抱阳，藏风聚水的一种意境景观格局（图2）。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相关联，具有神秘性。简言之，这种“人地关系”模式是传统的人地适应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感应论的复合体，既是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3.3中国新“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理论模式
在现代新“天人合一”观的框架内，人地关系有了全新释义，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1）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自然界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华——人类创造了社会（人类是主体，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4）人类自然社会构成一个复杂开放的人类生态系统；（5）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运行规律；（6）人类的物质、精神、心理活动以及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与自然运行规律具有统一性；（7）人类的理想是人类、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持续发展；（8）人类的追求是生活越来越美好。然而现代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人地关系）的解读也是多种多样，方创琳于2004年对此作了系统总结[43]。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传统的“人与天”“人与自然”，和现代的“人与天”“人与自然”或者“人与地（地理环境）”，既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人地关系中涉及到的“人与天”的问题，不要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以辩证的思维解读“人与天”“人与自然”，辩证地解读人地关系。以地理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天人合一”观和科学观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模式和西方哲学科学视野下的“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一归纳总结（表2）[43-47]，以便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代风水地理学在城乡规划、民居规划中做到人地关系协调和谐，从哲学和科学上提供人地关系理论的支撑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4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
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与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传统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剔除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成分。现以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风水地理选址规划为例进行分析。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贵德县境内[1,48]，其周边群山环绕，是相对封闭的盆地，同时，紧邻黄河河谷，形成山环水绕的格局态势。基地规划面积约为47.7km2，水域面积18.8km2，内含侵蚀性构造高山、堆积侵蚀中低山、堆积阶地、准平原和黄河现代河床等地形地貌，叠加着湿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资源，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环境景观。以基地内、外的自然环境景观要素为基础，结合其气候、水文、风向等，实现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轴线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风水地理经典理论“阴阳论”“五行论”“精气论”“形势说”等指导下，遵循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的整体系统、因地制宜、山水选择、负阴抱阳、顺乘生气、阴阳调和辩证、合时有情、科学审美、改造风水（趋利避害）等原则，对基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景观进行科学分析，在“预测论”“方位论”“四象模式”的指导下，确定青海黄河果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舆（风水）罗盘，确定其轴心线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区的布局系统、协调、和谐，呈现出“天人合一”之美（图3）。这一选址规划布局体现出以人为本、天人感应；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负阴抱阳，藏风聚水；顺乘生气，万物感应；山环水绕，环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环境有机配合，趋利避害；协调统一，浑然一体；生机勃发，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顺畅，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联璧合，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现代风水地理选址规划布局中构建的“人地关系”模式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即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论。
4结论
1）《周易》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哲学和预测学著作，其“天人合一”观是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为地误认为是算命之术，故也被人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渗透到传统风水地理学中。绝不能因为传统风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对传统风水地理所阐释的而现代科学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先人经验和事象进行一概否定，因为即使现代科学对人-自然系统的认识也只是微乎其微，无法解释的事象浩如烟海，数不胜数。传统风水地理学含有迷信色彩和伪科学思想，必须进行哲学科学批判，必须进行革新，引入相关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技术，从定性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传统风水地理学走向现代风水地理学。
2）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曾经对科学巨匠钱学森说：“我国的《周易》是纯之又纯的科研成果”。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在治理山水，建造城乡、宫殿、园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学观为主线，以风水地理学（堪舆学）为指导，风水地理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周易》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学性。
3）传统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现代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现代风水地理研究中，对“天人合一”思想在摈弃“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赋予了现代科学的新内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学精髓，也可称为新“天人合一”观。现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义有3点：（1）以人为本；（2）人与自然和谐；（3）持续发展。此3点看上去极为简单，但其哲学、科学内涵极为丰富深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哲学思想的结晶，是指导人类持续发展的最高准则。这些思想必须贯穿于现代风水地理研究的始终。
4）“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风水地理学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关系”确定为永恒的研究课题。《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风水地理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对“人地关系”的阐释，是支撑风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
关键词：科学分类 历史沿革 分类标准
Abstract：The implications， meanings and history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minutely are discussed.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at ancient and modern and in Chinese and foreign are enumerated. On the basis of synthesizing advantages of various classifications， the new views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are brought up.
Key Word：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history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Standard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科学分类就是依据某些带有客观性的根据和主观性的原则，划分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确定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辖域，明确它们在科学中的位置和地位，揭示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达到宏观把握科学的总体结构、微观领悟学科的前后关联之目的。科学分类作为科学王国的地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容忽视和不可小视的意义。在理论上，它对于认识科学的总体画面、洞悉科学的构成框架、明晰科学内在关联、把握科学的研究范围、预测科学发展的趋势，估价技术的原创基点，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上，它对于科学部门的设立、科学规划的编制、科学政策的制订、科学资源的配置、科学研究的管理、科学信息的收集、科学教育的实施、科学传播的开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分类无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还是对于想要学习和熟悉科学的非科学家，都是大有裨益的。任鸿隽在谈到科学分类时说：科学知识的进化，是把知识来做纵的解剖；科学知识的分类，是把知识来做横的解剖。科学分类“不但使科学的地位愈加明了，并且科学的范围，也可以大概呈露了。”
要恰当地进行科学分类，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皮尔逊揭示出一个原因是，任何个别科学家都不可能真正地衡量每一个孤立的科学分支的重要性，也无法洞察它与整个人类知识的关系。可是，只有对彼此的领域具有鉴赏力、对他自己的学问分支具有透彻知识的科学家群体，才能达到恰当的分类。 在现时代，这种知识日益分化和个体科学家无力把握整个科学概貌的状况，变得更加严峻了。薛定谔对此洞若观火：
一百多年来，知识的各种分支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奇异的两难境地。我们清楚地感到，一方面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获得某些可靠的资料，试图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人想要驾御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再多一点的知识，也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了。
另一个原因是，科学分类必须在科学发展得比较发达之时才能方便地进行，这时各个知识领域已经相对成熟，各个知识部门已经开始自然分化，并形成群科林立的态势，于是观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显得比较容易一些。在此之前，在科学的孕育时期和童年时期，知识的数量和类别严重匮乏，要进行恰当的科学分类，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人类的智力好奇心和实际的需要，还是诱使或催促人们对科学分类乐此不疲，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叙述科学分类的历史沿革时，人们大都按照历史纪年的大框架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来划分；也有按分类特征来划分历史阶段的：第一阶段是圆心式的神学之知识分类（亚里士多德、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第二阶段是树枝式的哲学之知识分类（培根、笛卡儿、沃尔夫），第三阶段是阶梯式的科学之知识分类（柯尔律治、边沁、惠威尔、孔德、斯宾塞、皮尔逊、汤姆森、克罗伯），第四阶段是文化学之知识分类（冯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 当然，也有以有代表性人物的科学分类思想和图式来铺陈的。在我们下面的铺叙中，各种因素可能兼而有之。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认识论就表明有三种知识，即感官知觉、意见和真正的知识或广义的科学。感官知觉不能揭示事物的真像，只能显露现象。意见有真伪，仅仅是意见，毫无价值。它不是知识，而是建立在信念和感情之上的。它不知道自己是真是假，找不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真正的知识以理性为基础，这种知识知道自己是知识，即能确证自己为真的知识。我们必须从感官知觉和意见前进，达到真正的知识。柏拉图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虽然他没有明显地把哲学分成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实用哲学，包括政治学），但是在著作中运用了这种划分法。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在于仅仅熟悉事实，而且在于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哲学或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经过理性思考的知识，其中有数学和各专门科学。研究事物根本的或初始的原因的科学或哲学，他称之为第一哲学，我们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本然的存在，各种科学研究存在的某些部分或方面。例如物理学研究存在中的物质和运动。其他部分的科学和哲学取名为第二哲学。他还进而区分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应用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创制的科学或技艺（有关机械生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他又把这些科学分成物理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形而上学和应用哲学，如果加上逻辑学，那就是柏拉图的一般分类：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在中世纪的千余年间，宗教一统天下，其间科学分类标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把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启示知识两种，哲学属于自然知识，神学属于启示知识，与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两样。在1141年，法国圣维克托隐修院的于格（Hugo of St. Victor）的分类才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诸多细节的增加。例如在应用的一项之下列举了工艺和逻辑：工艺包括纺织、缝纫、建造、航运、农业、渔猎、医药、游艺等，逻辑包括演说、文法、方言、修辞。不过，于格仍然摆脱不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依旧以神学为归宿。 罗吉尔培根虽然没有系统地发表过科学分类的见解，但是他在《大著作》中列举了五种重要的学问：语言学、数学、透视学或光学、实验科学、道德哲学。这位身处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先行者所列举的学问，已经超出当时的学术范围了。
弗兰西斯培根是名副其实的近代科学思想的先驱，他在《论学术的尊严和进展》、《智力球描述》中，对科学进行了分类。按照培根的观点，人的学术起源于理解力的三种官能——记忆、想像和理性。他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他对知识的分析和分类。记忆对应历史，而历史包括公民史和自然史，二者之下进而各有细分。想像对应诗，诗分为叙事的或史诗的、戏剧的、比喻的。理性对应哲学或科学，其下一分为二：自然哲学和神性（启示）。在自然哲学名目之下有人、自然和上帝三项。第一项人之下又细分为公民哲学（权利的标准）、人性哲学（人类学）。第二项自然之下又细分为思辨的自然和操作的自然，前者包括物理学（质料和第二因）和形而上学（形式和第一因），后者包括力学和纯化的魔法。第三项上帝包括自然神学、天使和精灵的本性。培根的分类没有在知识的素材和知识本身之间、实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或在现象的世界和非实在的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之间划出明确的区分，而且学科用语中有中世纪神学的残迹和经院哲学的弊病，因而从近代科学的立场来看是有缺陷的。但是，培根指出：“知识的划分不像以一个角度相交的几条线，而更像在一个树干上交叉的树枝。”这个观念对培根和斯宾塞来说是共同的，即科学源于一个根，它与孔德的观点针锋相对，孔德是按系列或阶梯排列科学的。
在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牛顿力学已经牢固确立，并衍生出刚体力学、流体力学、解析力学、天体力学等力学分支，热、电、磁、光等现象的研究也初露端倪，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
一些科学分类的方案陆续出台：神学君临一切学科的格局已被打破，神学色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哲学包容全部学科的传统观念也日渐式微乃至悄悄退隐；经验性的和应用性的学科纷纷出现在科学分类表中。
例如，笛卡儿把一切精密的知识都包括在他的哲学体系之中。在他看来，哲学有三大部门：一是无形世界的形而上学，二是有形世界的物理学，三是知识应用的应用学。伽桑狄把科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霍布斯试图把主观原理和客观原理结合起来进行分类。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应用的方法，把几何学摆在演绎科学的首位，把物理学摆在归纳科学的首位。他拟订了科学的配置原理：从抽象到具体，从事物的量的确定性到它的质的确定性，又引向量的确定性。洛克把科学分为物理学、实践和逻辑学。拉美特利做了形而上学的划分，他把自然界分为三界（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并有与之对应的科学。 法国百科全书派（狄德罗、达朗伯）接受了弗兰西斯培根的记忆、想像和理性三分原则，但是在细节上有所丰富。比如，理性部分冠以哲学，哲学之下分为一般形而上学（本体论）、神的知识、人的知识、自然的知识四个门类。其中，自然的知识下辖物体的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自然哲学）。数学下辖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物理数学：纯粹数学下辖算术学、几何学；应用数学下辖力学、几何天文学；物理数学下辖光学、声学、气体力学。物理学下辖广义物理学和狭义物理学，其下又各有所辖。 沃尔夫（C. Wolff）将知识分为历史的（经验科学）、哲学的（理性科学）和数学的（形式的）三种：历史叙述正确的事实，哲学研究事物的原因，数学规定事物的数量关系。其中，哲学又细分为狭义哲学（自然神学、心理学、物理学），规范科学（伦理学、心理应用哲学、物理应用哲学）、本体论（决定各物共同性质的科学）。
在19世纪这个科学世纪，超越经典力学的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经典物理学分支已经成熟，并且出现了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电动力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弗兰西斯培根等人的分类越来越不适应科学的现状，于是新的真正的科学分类纷纷登台亮相。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把科学分为纯粹科学、混合科学、应用科学、复杂科学四大部门：纯粹科学属于形式的有文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属于实在的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学；混合科学包括机械学、水力学、气压学、天文学；应用科学包括实验哲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化学、音乐学、气象学、测量学、美术学；复杂科学包括历史、地理、辞典学等。这个分类虽然忽视了科学的客观标准，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却给后来的分类开辟了一条门径。 英国哲学家边沁和法国科学家安培把科学分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类。在他们的物质科学里，列入了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在精神科学里，列入了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学、经济学等。这种分类法，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一是把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分类的标准，二是把科学的范围推广到历史、语言等学问上去了。 惠威尔汲取了培根的心理官能标准和笛卡儿的数学乃科学之基础的思想营养，将科学分为七种，从前一种进至后一种，必须在前者再加上物质的或心理的能力，才能成为新的科学。例如，数学是研究时间和空间数量的，数学加上势力、运动则有机械学，机械学加上化合力则有化学，化学加上生命则有生物学，生物学加上感情、意志则有心理学，心理学加上历史的原因则有历史学，历史学加上时间、空间则有神学。这种分类的特点是，注意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富有独创性，尽管条理还不甚明晰。
也许从孔德开始，科学分类已经开始具有某种现代气息。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经验，所有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假设对科学毫无贡献，必须予以抛弃，而通向真理的惟一道路是科学。在他看来，有六种基础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在第七种或最后的道德科学中达到顶点。在这个科学“等级制度”或阶梯中，后一门科学依次从属于前一门。这些科学实际存在相互依赖性，以致要清楚地理解一门科学，就必然需要先前的其他几门科学的研究。孔德的等级制度分类明显地和他的实证主义的政治体系相符，仅有纯粹空洞的图式。
斯宾塞拒绝实证论的等级制度的阶梯排列，而重返培根从共同的根展开的树枝状的科学概念。他把知识分为两个主枝：处理现象在其下为我们所知的形式的科学和处理现象的题材的科学，即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抽象科学囊括逻辑和数学，或处理我们知觉事物的模式的科学。具体科学处理我们在这些模式下知觉的感觉印象群和存储的感官印记。他进而把处理现象本身的具体科学又细分为抽象具体科学和具体科学：前者“在其要素上”处理现象，后者 “在其全体上”处理现象。这导致他把天文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不是与它的亲族力学和物理学相关联。这样的分类可能适合形式逻辑的词语区分，但是并不适合于指导读者阅读或使专家受到启发。他的第三群具体科学再次按照所谓的“力的重新分配”原理加以细分。可是，这个原理在物理学中没有真实的基础，因此不能形成分类具体科学的起点。对于斯宾塞的分类，皮尔逊的总评价是：
该结果充其量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作为一个完备的和一致的体系，它必定或多或少是一个失败。但是，从斯宾塞的分类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因为他把培根的“树”系统与孔德从知识领域排除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做法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原始划分中，它给我们提供了出色的起点。
德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冯特把科学分为形式科学和实在科学，数学属于前者，其他科学属于后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实在科学又被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科学是把经验现象的内容从认识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间接性现象来研究的科学；精神科学则把认识主体的经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这两大类科学又根据各自学问的性质分为现象性、发生性、系统性：所谓现象性是研究并说明自然以及精神现象的作用，所谓系统性是将全部显现的自然现象和人为诸现象加以系统性记载整理，所谓发生性介于现象和系统之间，是研究自然以及精神性成果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生性中包括地质学、生物发生学，系统性中包括记录天文学、地理学、矿物学、系统动物学。精神科学的现象性中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发生性中包括历史学，系统性中包括法律学、经济学。 李凯尔特不同意精神科学的提法，而用文化科学取而代之：“根据文化对象的特殊意义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这可以使专门研究者由此分为两个集团的那种兴趣的对立得以最明显地标示出来。因此，在我看来，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区分适合于代替通常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分。”
皮尔逊对科学分类素有思考和研究，并在其经典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最后一章“科学的分类”中专门做了论述。他考察了历史上三位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孔德和斯宾塞的分类并附带加以评论，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汲取了培根的树枝状图式、孔德的科学相互依存的长处，采纳了斯宾塞的抽象科学和具体科学的区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类体系。在皮尔逊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范畴，而且是用来简洁概述我们对于那些事实的经验的概念模式。因此，要求进入实际分类的科学分支，实际上仅仅是处于形成中的科学，他们与其说符合完备的概念模型，还不如说符合分类范畴。于是，它们的终极范畴不能是绝对固定的。在或多或少还原为完备的概念模型的那些物理科学和依然处在分类范畴状态的那些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分，可用所谓的精密科学（前者）和描述科学（后者）来表达。由此可见，无论何时我们开始细分科学的主要分支，边界仅仅是实际的而非逻辑的。在细分中被分类的细目与这些边界交叉和再交叉；虽然在下面的分类中大多数科学仅进入一个位置，但是它们往往同时属于两个或更多的部门。所有分类图式都具有经验的和尝试的特征，因为科学是连续成长的。
皮尔逊这位以感觉印象为基石的感觉论者，按照知觉（感觉印象）在科学中区分了两个群。前一个群处理知觉官能在其下辨别客体的模式的概念等价物，这是抽象科学。后一个群处理我们用来描述知觉内容的概念，这是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依据处理无机现象还是有机现象，又分为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于是，他把整个科学划分为三大块：研究知觉模式的抽象科学，研究无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物理科学，研究有机现象的知觉内容的生物科学。
在抽象科学中，皮尔逊又按照分辨的一般关系与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一分为二。分辨的一般关系有定性的和定量的关系之分：定性的关系包括逻辑学、拼字学（orthology即发明术语），定量的关系包括分立的量即算术、代数、测量、误差、概率、统计理论等和量的变化即函数理论、微分学、积分学等。空间和时间独有的关系又分为空间用定域分辨和时间用序列分辨：前者又包括定性的（位置）即描述几何学，定量的（大小）即度量几何学、三角学、测量法等；后者亦包括定性的即观察和描述理论（与逻辑无关），定量的即胁变理论（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和运动学（位置的变化）。不难看出，
抽象科学囊括了通常归类为逻辑和纯粹数学的一切。在这些分支中，我们处理分辨的概念模式；由于所形成的概念一般而言是严格定义的，并且摆脱了知觉内容的无限复杂性，因此我们能够以极大的精确性推理，以致这些科学的结果对于所有落在它们的定义和公理之下的东西都是绝对有效的。为此缘故，抽象科学的分支往往被说成是精密科学。
物理科学二分为已还原为理想运动的精密的物理科学和还未还原为理想运动的概要的物理科学。精密的物理科学下列四大部门：团块物理学包括力学、行星理论、月球理论等；分子物理学包括弹性、塑性、内聚性、声音、晶体学、地球外形、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潮汐理论、气体运动论等；原子物理学包括理论化学、光谱分析、太阳物理学和恒星物理学等；以太物理学包括与分子无关的辐射理论（光、热、电磁波）和与分子有关的光、热、电磁（与分子结构有关）——例如弥散、吸收、传输、传导等。概要的物理科学有星云理论、行星体系演化、地球的无机演化、地质学、地理学（有时称物理地理学）、气象学、矿物学、化学等。
生物科学是概要的而非精密的，它按照空间（定域）和时间（成长或变化）一分为二。在空间方面，有生命形式的地理分布（生物分布学）、习性与地点和气候的关系（生态学）、自然史（在古老的意义上）。在时间方面，亦一分为二：非再发生状态的历史学、发生状态的生物学有植物的生物学即植物学和动物的生物学即动物学。在历史学中，再分为一般的物种进化和特殊的物种进化；前者包括生命起源（种系发生、古生物学等），物种起源，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等；后者包括体格（头盖学、人类学等），心理官能（语言史、语言学、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社会建制（考古学、民俗学、习惯史、婚姻史、所有权史、宗教史、国家史、法律史等）。在生物学中，一有描述各类生命的形式和结构的形态学、组织构造学、解剖学等；二有专门处理成长和繁殖的胚胎学、性理论、遗传理论等；三有涉及生命的功能和行为的学科：从物理学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生理学，从心理的角度处理功能和行为的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广义心理学包括本能理论、意识的起源等，狭义的人的心理学包括属于个体的心灵研究、思维心理学等，属于群体的社会学即道德、政治、政治经济学、法理学等。
颇有新意的是，皮尔逊还指出，他的科学三大块分类并非彼此互不沟通。正如应用数学把抽象科学与具体科学联系起来一样，生物物理学——处理无机现象的定律或物理学对于有机形式发展的应用——也把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联系起来。谈到自己的分类图式，皮尔逊“自称没有逻辑的精密性，而仅仅是尝试表明各种科学分支如何与基本的科学概念关联起来的粗略轮廓”，并表明他“在培根、孔德和斯宾塞失败的地方必然不可能成功”。然而，由于皮尔逊是位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的哲人科学家 ，最有能力从事科学分类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在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下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至今仍有恒久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启发意义。
皮尔逊的科学分类是于1891年在伦敦格雷欣学院所做的讲演中和盘托出的，次年在《科学的规范》一书中发表。这是19世纪末的事。进入20世纪不久，汤姆森（J. A. Thomson）和奥斯特瓦尔德也就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汤姆森的科学分类大体沿用了皮尔逊的分类思想，但是却凸显了各学科的地位和关系。他的抽象科学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统计学、数学。他的具体科学则包括普通科学、特殊科学、联合科学和应用科学。在普通科学中，又细分为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在特殊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人类学、各种社会组织之研究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美学、语言学、心理-物理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动物学、植物学、原生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天文学、测地学、气象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光谱学、立体化学、矿物学等。在联合科学中，有人类的历史、人种学、生物通史、地球通史、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学、太阳系通史等。在应用科学中，对应于社会学的有政治学、公民学、经济学等；对应于心理学的有逻辑学、教育学等；对应于生物学的有优生学、医学、林学等；对应于物理学的有航海学、工程学、建筑学等；对应于化学的有农学、冶金学、采矿学等。 奥斯特瓦尔德汲取了孔德的等级制度的分类思想，以最普遍的概念创建科学的分类体系——形式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形式科学论及属于所有经验的特征，它的主要概念是序，它包括逻辑或流形的科学、数学或量的科学、几何学或空间的科学、运动学或运动的科学。物理科学的主要概念是能（energy），它包括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的主要概念是生命，它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这里的生理学应该理解为处理非心理现象的整个科学，涵盖植物学、动物学以及植物、动物和人的生理学；心理学是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不限于人，尽管有许多理由要求它的占优势的部分针对人。奥斯特瓦尔德表明，在他的分类中是就纯粹科学而言的，没有把应用科学计算在内。
稍后的逻辑经验论在关注科学统一的同时，也涉及到科学分类问题。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纳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它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我们首先必须在形式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做出区分。
形式科学由逻辑和数学确立的分析陈述构成，经验科学是由在事实知识的不同领域确立的综合陈述构成。
这种分类的特色在于，首次明确地从科学语言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区分科学。
在其后的整个20世纪，科学分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苏联的凯德洛夫等人依据自然界的客体层次无机界-有机界-人，认为其对应的科学学科是物理学、化学及其他，生物学，心理学；人的社会和思维对应的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科学。数学是单列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各有自己对应的技术应用科学或技术科学。 中国的于光远把现代科学分为两大类，即分别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之间还有边缘学科领域。数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量的关系的科学，哲学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钱学森认为，客观世界除了自然、社会之外，还有第三个领域即思维领域，因此他把现代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同时，从这三个领域向上，通过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辩证认识论的桥梁，和哲学相联系；向下则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联系；数学则贯穿各个学科部门。 日本的纲岛定治提出，自然科学可以按照研究对象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心理科学。这三者又可以细分为三个范畴：个性记述为主的阶段、一般性的升级阶段、适用第二阶段的发生理论；比如，实验物理学（力学、声学、热力学、光学、电磁学），理论物理学，分子、原子、电子理论这三者分别与之对应；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划分的。 美国的科恩按照一般约定，指出自然科学包括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化学、地球科学、气象学，有时还有数学。社会科学一般地被理解为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历史、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传统上存在第三群人文学科，它包括像哲学、文学研究、语言研究，有时还有历史这样的学科。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范畴常常被推广到包括一些常规认为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一部分的某些学科，除（体质）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以外，还可以包括像语言学、考古学和经济学这样可以变化的领域。有时，地理学被认为是社会科学，有时被认为是自然科学。最近，一些（并非一切）传统的社会科学被放在“行为”科学的大伞之下。
在现时代，科学的指数式发展引起知识的极度膨胀，造成学科的极度分化，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诞生。据说，在德国大学的科研目录中列有四千多个研究领域。中国教育部学科分类（国标-92）也列举了文、理、工、农、医、军事六大部类的57个一级学科 和三千多个专业的分类目录。1989年出版的一本《英汉学科词典》 ，收集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学科名称更多达三万有余。学科的这种通过分化和交叉而增生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势下，学者竞相推出自己的分类方案，从二元分类到五元分类一应俱全——当然也有超过五元的。
邦格持二元分类的观点。他说，在各种科学之间，第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是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之间的差异，即处理观念的科学和事实的科学。逻辑和数学是形式科学：它们不涉及实在的事物，因此不能用来使我们处理实在（即经验），为的是使我们的公式确凿有效。物理学和心理学处于事实科学之中：它们涉及设想在世界中发生的事实，因此必须诉诸经验，以便检验它们的公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个人心理学等。此外，还有文化科学，其中有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物质史、思想史等。
三元分类也许是比较多的一种分类法。例如凯伯格坚持，从学术上可以区分出形式学科、经验学科和诠释学科。数学是形式学科，生物学和心理学是经验学科，文学是诠释学科。显而易见，每一个实际的学科都体现出所有三个类型的方面：数学中的许多东西最终与关于世界的事实有联系；生物学偶尔涉及形式结构，心理学包含诠释；文学批评处理诗的形式结构和有关产生它的社会事实。在这个框架中，哲学本质上是像数学一样的形式学科，诠释的进路更多地属于历史。我们原来涉及的科学像生物学和物理学一样，主要是经验学科。我们的形式关注与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结构有关。我们也能够注意到科学和哲学的诠释方面，科学理论是在某些环境中并针对某种哲学思想背景出现的。理解科学史中的一个惟一事件，与分析在新近出现的理论和被说成用以支持它的实验资料之间得到的形式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四元分类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柯尔律治等人的区分以外，也有把科学分为形式的-运算的科学、自然科学、人类科学-文化科学。
N.麦克斯韦的五元分类（或六元分类）是这样的：数学、统计学和逻辑关注改善形式的、先验的或分析的知识。物理科学关注关于物理宇宙各个方面的知识。生物科学关注改善关于生命的知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改善关于人的生活的各种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的知识。技术科学关注改善关于为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实际的社会目标所需要的知识。按照知识哲学的普遍一致的意见，经验科学能够被安排为粗糙的等级制类型。在底部，在一切的最基本的层次上，我们有理论物理学，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宇宙学。向上，我们有理论上不很基本的物理学部分，例如固体物理学和物理化学；再高一点，我们有无机化学的整体，并排化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特殊化的应用）。再向上，我们有生物科学以及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做基底，中途有诸如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神经病学、遗传学这样的科学，顶端是生态学和动物行为研究。更高一些，我们有社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按照一种观点即还原论，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科学还原——至少在原则上——为理论物理学。按照竞争的观点即反还原论，这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是不需要的目标。但是，二者都同意，经验科学能够依照等级制组织。更一般地，某种类似的等级制能够在逻辑和数学的学科中察觉到。在基础是逻辑，稍向上有集合论。其余的几乎整个数学分支都能够被诠释为或多或少特殊的集合论的应用。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技术科学。这不仅由于我们先前很少涉及，更因为技术科学在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它可以迅速地变成生产力，在改造世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伊利英和卡林金指明，技术科学是改变实在取向的研究和活动，任务之间的差别产生不同的技术和技术知识。前科学时代的技术知识是实践活动的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的科学形式的进化与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有关。物质生产和技能的发展要求生产任务基于科学的工程来解决，要求技术设备的数学计算，技术不再能够仅仅在常识、才智敏锐、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这就是为什么技术科学的诞生和形成是由两个相反指向的过程决定的：一方面使用自然科学的定律、理论和发生在它们之中的技术对象和过程的研究的独立资料决定，也由科学认知方法的积极应用决定；另一方面由独立的观察和技术与生产的事实的概括决定。自然科学应用于生产的技术问题，产生了不能还原为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常识的知识。军事科学的开端近似地落入15世纪中期和1870年代之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用科学知识解决工业生产任务，而不是一般的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15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技术知识还没有获得理论水平，因为在自然科学中充分形成的理论还不存在。这个阶段以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应用科学的形成为标志。在18世纪初和19世纪末的时期，对于与物理学、化学和力学相关的技术科学的形成来说，是决定性的时期。基本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充分发展的技术实践，为把技术知识提高到理论水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新技术科学的进化的机制和形式在技术知识发展的“经典”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已经开始有意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技术科学还是通过从基础自然科学导出而出现的模式继续存在。导出是工程技术实践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综合，电气工程和无线电工程就是从电动力学导出的。在这个时期，技术科学的开端的新形式已经出现——通过从已经现存的作为基本科学起作用的技术科学导出，比如无线电定位就是从无线电工程导出的。应该注意，此时的技术科学已经在它自己的题材、理论原理和特殊的理想对象方面是科学知识的充分形成的领域。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技术知识的数学化稳定地得以发展。在1960年代，技术知识变成认识论认真分析的对象。因此，20世纪中期能够被视为技术科学发展的非经典阶段的开端。经典的技术知识与非经典的技术知识之间的差异除了理论的结构、出现和形成的机制不同外，还在于后者是交叉学科的。技术科学的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功能，却不包含新的逻辑关联，这样的理论不说明和预言，只是产生工程对象。
从以上的形形的科学分类不难看出，学者进行分类的依据或基准各有千秋。有人认为，科学分类所依据的原则有客观原则（物质运动形式的客观区别）、发展原则（物质运动形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层次原则（从一般到特殊的科学知识层次结构序列）、实践原则（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出现会造成新学科的诞生）。有人指出，科学分类研究进入到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阶段。学者设计了各种模式模拟科学体系的结构，如塔模式、树模式、网模式等。同时，科学分类的动力学研究也方兴未艾，学者用液体沉淀模型、气体流动模型、球体膨胀模型来模拟科学体系的运动和变化。 其实，马赫早就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不同的透视都是可能的。从这些不同的观点得到的结果能够产生不同的学科，它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不过，一般而言，科学分类的基准不外乎三种：客观的基准、主观的基准、综合的基准。客观的基准包括研究的对象、种类和范围，事物的本质，物质的层次，自然的秩序，探索的方法等；主观的基准包括心智官能、精神能力、哲学理念、描述语言、抽象的形式等；综合的基准在奥斯特瓦尔德的以序、能、生命的概念作为分类的依据中最具有代表性。
不用说，这三种基准的划分是仅就主要倾向而言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诚如奥斯特瓦尔德所言：这些分类不是依照所谓的事物的“本质”，而仅仅从属于为了比较容易和比较成功地把握科学问题而做出的纯粹实际的安排。这是因为，“缺乏完备的和精确的边界是所有自然事物的普遍特征，而科学是自然事物。例如，如果我们力图在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进行鲜明的区分，那么我们便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在生物学中情况也是这样，倘若我们超出怀疑的阴影力图在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之间建立分界线的话。” 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不怕贻笑大方，愿意综合各家之长，主要依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托出自己的简略的分类方案：
广义的科学可以分为形式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形式科学以符号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分析、推理、论证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构造形式的、先验的思想体系或理论结构。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实证、理性、臻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获取自然的真知。技术科学以人工实在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设计、试错等方法，其目的在于创制出新的流程、工艺或制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学在技术上的实际应用或应用科学的技术化而形成的系统的知识。社会科学以社会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多用调查、统计、归纳等方法，其目的在于把握社会规律，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人文学科以人作为研究对象，多用实地考察、诠释、内省、移情、启示等方法，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人的本性和人生的意义，提升人的精神素质和思想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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