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7:10: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医学基本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医教育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
中医学作为东方科学的一部分，其思维方式具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双重特点，同时代表东方主要思维方式的非逻辑思维的顿悟、心悟和直觉被大多数中医学者认为在中医思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是在以西方逻辑思维为主的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走入大学校园的，这造成了学生对具有逻辑与非逻辑双重思维模式的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在认知上产生了障碍。当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思维问题是中医教育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培养学生逻辑和非逻辑思维两个方面着手，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医学自身的思维特点，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
1当前中医院校大学生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
中国已经历经百年西方文化洗礼，当代大学生更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于医学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以西医为主的医院，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思维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理论认知和建构方面，则较难理解传统的思维模式。学生进入中医药院校以后一开始学习的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元气”“阴阳”“五行”“命门”“三焦”等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学并没有严格的对应物。学生在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习中仍像在中学时对于概念的认知一样，注重对其物质实体性的把握，用逻辑论证去分析，把高层次还原为低层次。但这种形式逻辑的认知方法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因为概念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而中医学的概念不是实质定义，而是思维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辨最高阶段，不能用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由于学生对中医基本概念的认知困惑，进而对由中医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会排斥对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强调唯象联系，突出宏观整体，重视和谐平衡，与学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难以接受，另外，中医和西医所认知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其中有一些相同语词构成的概念，在其内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肾”等，西医对这些概念是实体和解剖意义上的解释，中医是系统和功能的认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刚入门的学生，对以后的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对专业失去信心。
2中医思维中的逻辑与非逻辑解析
造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中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医理论的思维形式与学习者的习惯的思维形式不一致。而当前的中医教育模式并没有从中医自身特点出发，而是模仿西医教育模式，这样造成一些中医药院校学生和中医研究者对于中医学产生困惑，并极大的影响着他们对中医药的学习和信任度。
中医学知识和所有的古代知识一样，以自然哲学为背景，在中国传统的求同思想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简单解剖知识和临床实践发展起来，始终没有与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文化分离，主张“天人合一”，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字样，求同即求得万物的整体和谐统一。其理论体系从思维的角度上看，既有逻辑思维的概念、命题、推理，又有非逻辑思维的形象、直觉、顿悟，而作为中医学最主要的特点——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过程中，非逻辑思维占主要方面。
2.1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客观世界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过程,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其理论体系上来看，中医学是具有完整的概念、命题、推理的理论体系，从元气——阴阳五行——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层层深入通过演绎和比类推理将整个人体的系统性、整体性体现出来。在其具体应用方面主要是以辨证逻辑为指导的，从对阴阳的消长平衡分析法，到五行生克制化的制约法，到治疗的本标缓急法，再到经脉脏腑的运动传变法，最后到运用自如的知常达变法。
2.2非逻辑方法包括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它们与逻辑思维相比,缺乏分析、综合、比较、分类、归纳、演绎等逻辑内涵,而是强调感性认识,以意象、联想和想象或直接领悟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及规律,甚至有时伴有“灵感”这一特殊的心理体验及心理过程,使认识主体的创造力达到超水平的发挥。非逻辑方法历来被认为在中医学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如匡调元所说:“在传统中国医学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直觉领悟与形象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思维［2］。”中医学中的非逻辑思维方法体现大量的形象化、类象化、比象化语言和思维的应用上，如四诊上形象话语言的应用，发热、恶风、恶寒的“翕翕发热”“蒸蒸发热”“淅淅恶风”“啬啬恶寒”等，湿邪所困的“腰重如带五千钱”等，对于脉诊“如盘走珠”与“如刀刮竹”“如循琴弦”与“如循刀刃”等；在辨析病因病理变化时，六学说用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的特征作类比来说明病因病理，建立了致病因素与机体反应性结合的病因观念，如眩晕欲仆、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风之善动相似，故归为“风证”；在确定治则治法时，如“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温病条辨·治病法论》)。又如“增水行舟”法、“釜底抽薪”法、“提壶揭盖”法、“导龙入海”法、“引火归原”法等都是通过事物本身的形象结合个人的感悟和经验沿着取象比类的思路生发出来的。这种用心领、会意、体悟的思辨功夫，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意［3］。这些知识来源于历代医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判断，基于主观的直觉、预感和洞见而深深植根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些知识就象中医中的阴阳的概念一样含有大量非语言、非概念形式的信息，语之则不能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用意以明理”，所以历代医家总是把“医者意也”作为行医的最高境界。“医者意也”在对中医的认识中甚至可以作为中医非逻辑思维方法的代名词，它不仅体现在形象思维方面，而且与直觉、顿悟密切相连，它能激发思维主体的想象，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使认识主体的创造力达到超水平的发挥。它不需要琐碎的实验数据和指标，也不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分析、推理，它保持了认识活动本身的整体性，在广阔的联系中认定疾病，能够揭示局部的、分割的方法甚至很难揭示的人体奥秘。中医这种“医者意也”心悟的能力是建立在医者的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医者的知识结构基础，另一个是其临床实践的经验基础。所以，中医本身具有极深人文内涵的医学典籍和经验积累性决定了”医者意也”作为个人自身对健康与疾病问题所能领悟的深度，只有把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与临床经验结合起来，充分运用逻辑和非逻辑思维，才能够“心悟”到人体生理和疾病的本质，才能领悟到中医诊治疾病的最高境界。
3中医教育中逻辑和非逻辑思维的交融
为了使学生对上述中医学思维方式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解决中医学习中的困惑，在中医教育中，应加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培养，从思维知识的渗透和中医文化氛围培养两个方面促进逻辑和非逻辑思维的交融。
3.1逻辑思维方面在教学中加强思维知识的渗透，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应该让学生从中医基本概念出发，了解中医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命题和推理过程。在中医经典的教学中，应分析其中的逻辑思维方法，如以《内经》的阴阳学说为例，《内经》提供了一个辨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相统一而以辨证逻辑为主，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统一而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思维模式。将其分为6种主要模式：比类对应式、互含递进式、转化循环式、消长平衡式、揆度合参式、正反逆从式［4］”。其中最常用的是“比类对应式”即“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导源于《墨辩》的类概念和《周易》的卦辞、爻辞［5］。《内经》中所讲的“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都是指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两个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类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经知道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有关知识和结论，推论到与之相类似或有共同点的现象和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识和结论。这样一来万事万物都可归到阴阳五行的范畴之中。在中医诊断教学中，可以穿插中医经典当中的一些案例进行分析，将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法蕴涵其中，比如对《伤寒论》中的一些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使学生对张仲景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则有更深刻的理解，还可通过中医辨证论治中“审证求因、法随证出”及中医经方分析中“以方测证”等推理分析方法为例去说明中医中逻辑思维的应用［6］。
3.2非逻辑思维方面：加强中医文化氛围培养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氛围里发展出来的，与儒、道、佛、技有着割不断文化的渊源，它的起源深受古代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各个方面，涉及人文学科和人文知识，如阴阳、五行、易学、哲学、道学、道德、养生等，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时令、生物(药食)形体等共同构成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因而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7］。它与当时的其他学科建立了同构系统的联系，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古代科学环境下的中医师甚至平民百姓，都能自觉地接受中医理论，不会有不理解说不清的困惑。例如，“天人相应”“五行相克”“血脉同流”“经络相通”“子午流注”等通过意象、联想和想象，甚至直觉心悟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主观直觉特点的命题，采用当前现代科学研究的生理、病理、生化等定量研究方法则很轻易的就会被否定掉，如对其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很深的理解，认识到中医学的多元性的特点，再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探索其未来与发展，也许会找到其有效途径，所以，对于中医院校学生中医思维的非逻辑思维的培养，一个是在专业课课程的教学中，把形象思维、直觉思维这种非逻辑思维方法的优点和长处进行透彻的分析，启迪学生积极思辨。其二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开设有关古代哲学、古代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讲座，在讲授过程中应注意传统文化和中医相契合的中医文化学内容，学习和掌握有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知识；在专业课讲授过程中教师授课除了传授中医的基础知识外，还应将中医的历史文化背景、哲学根源、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特色贯穿于始终；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也应体现出其传统文化的积淀，如在辩论赛上多设计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辩题、开展校园传统文化节及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等等。让学生在掌握中医知识的同时，逐步加深对中医非逻辑思维方式的认识。
另外在中医思维中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逻辑与非逻辑思维的培养中还应注意两者的交融，使学生学习运用正确的思维去学习中医理论，把握中医思维的精髓，把逻辑和非逻辑思维渗透到理、法、方、药的各个环节中去，成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张苇航，张炜.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J］.医古文知识，2004，21（3）：10.
［2］周瀚光.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A］.匡调元.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131.
［3］姜莉.立象以尽意用意以求理［J］.辽宁中医杂志，2007，34（4）：431.
［4］匡调元.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129，131.
［5］卓同年，谷培恒.论中医临床思维的逻辑方法及其运用［J］.新疆中医药，1999，17（2）：2.
关键词：原创思维；概念时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677-02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及发展前景的争论中，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变化。上个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由“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向“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的转变。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软件向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化盛行，新的时代――“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即将到来。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能外包的技术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发展右脑，进入全新思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源于此，在新的概念时代，重视中医原创思维，大力传承发展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的整体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时代的到来
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是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基础，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概念的内涵定义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描述了概念所对应的一切事物。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逻辑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但是却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曾经被低估和忽视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右脑”――富于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将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而右半脑负责了解感知世界。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人类才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随着对右半脑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被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高概念”(High Concept)的出现，使概念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概念是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是概念间的复杂联系。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与之并列的则是高感性(High Touch)，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1]描绘了与美国现代作家丹尼尔•平克的畅销书《全新思维》[2]中相似的场景：崇尚高概念、高感性。正如丹尼尔•平克告诉我们的：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了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以上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勇于创新。这些全新思维方式的运用更能体现学术之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1世纪，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会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中医学的原创思维
所谓原创思维，是指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概念时代的到来，要求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原创思维。只有具备了原创思维的学科，才能拥有原创性的成果与原创性的优势，才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是历代医家数千年来通过不断深入的观察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通过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与理论的医学体系。它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其原创思维既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也强调天人相应、调身与调心并重。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既来源于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又以临床疗效作为检验的证据。
首先，中医原创思维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中医学不仅属于医学的范畴，还寓有人文科学的内涵。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前者更强调客观性，后者常带有主观性。但两者又密不可分，互补互动。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医学反映了人体的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中医学植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含有大量的人文内容。人文因素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内容与人文哲学内容是水融、难以分割的。因此，要进行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不能忽视人文哲学对于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多是基于形象思维，因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形象思维解开了，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创造思维。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思维被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宏观性、整体性的思想成果，中医学就是这一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譬如，五脏中的“肺”，其功能主气，司呼吸，在体合皮毛，为华盖，居至高之位，主治节，为相傅之官。根据其形态和功能，以金曰从革，中医学将其形象地称为肺如“橐龠”，肺体清虚。橐龠：一种有鼓风袋，似通气管的风箱。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龠的画面。它有3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种将“肺”比为“橐龠”的形象思维，生动、贴切的展现了肺的形态和功能。又如五脏中的“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中医学将肝比喻成一棵参天茂盛的大树，如果无拘束、无羁绊的成长，则可正常发挥其主疏泄、主藏血的功能；如果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会功能失常，引发疾病。因此说，肝性刚喜柔，性喜条达，郁则生病。同样，如此将肝比做“木”的形象思维也生动描绘了肝的性质和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形象思维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形象思维的集合，使得中医学具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形成了其独具的原创思维。
其次，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因此中医学在认识与治疗疾病时强调要综合、整体的考虑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学科独有的诊疗模式。中医学重视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与辨证论治，要求理法方药一致。论治讲承制调平，圆融和合，防治求本。其诊疗过程是医生通过与患者接触，进行望闻问切等自身感知与体验，对于患者的病证所对应的模式进行识别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医生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不断验证并修正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维的、自上而下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体现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
3概念时代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
虽然中医学与西医学诊治疾病的方法与手段不同，但其基点是完全相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所关注的基本对象都是人体；其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只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共同反映。正是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并存，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疾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同医学体系间的交流与借鉴，更加有利于人类认识疾病的本质，追求健康的真谛。因此，在概念时代，更要重视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保持中医学自身特色、发挥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整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重视中医原创思维传承，也是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是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主要途径。重视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诠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这种发展更应该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汇百川，倡导多学科交叉渗透，欢迎相关学科与前沿学科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的学术研究。中医学人要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系统复杂性科学。通过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发展，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努力。
东方文化的掘起，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世界正以更加客观、成熟的视角来审视与学习东方文化与中医学。在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中，更加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中医也以综合为自身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所提倡的综合有相当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合时代的，这也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新时期，“概念”叩响了时代的门扉，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产生着作用。发展中医学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八纲，会为医学科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抚今追昔，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企盼现代化的中医药工作者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只要珍惜并抓住这一机会，奋发图强，一定会创造现代中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关键词：辨证方法 实践 理论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114-01
一、诸种辨证方法的实践根源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学对辨证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相继创立了多种辨证归类的方法。这些辨证方法是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下形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多种辨证方法的相继出现呢？
概括的说，是在实践的逼迫下产生的，是追求治疗效果所致。疾病使生命受到损害，身体受到损害就会出现临床表现，而医学必须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给出不同的解释说明，然后方可指导临床诊疗。但是仅一种辨证方法是不够的，因为对其他很多疾病，依据这一解释指示的方向而处方用药时不能获得预期效果，这就使得人们重新寻找解释的方法。其实一种辨证方法只抓住了一种问题进行说明，而在治疗不同的疾病时，如果按照此种辨证方法得出的方药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方法的治疗范围就会拓宽或者被固定下来，如果治疗效果是无效的，那么这种方法的治疗范围就会被限定，人们也就会寻找新的方法来重新解释疾病，治疗疾病，直到这种方法被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不同的辨证方法是应实践不同要求而产生的，由于实践中疾病种类的改变，导致原有的辨证方法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这时作为医疗实践的主体必须建构新的经验体系，以满足临床实践的需要。
从古到今，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医学实践中，援用新的思维方式而得以实现的。物理学家温柏格说：“只要有效地继承人类知识，同时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拿到手，我们再向前迈半步，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第一流的科学家”。张仲景在发现《内经》理论不能有效治疗当时流行的“伤寒病”时，创立了六经辨证方法；明清时代的温病学家发现《伤寒论》六经辨证方法不能用来治疗温病时，就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方法。
二、辨证方法产生的理论根源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实践要求对疾病重新作出解释才导致各种辨证方法的相继出现，但是一个完整的辨证方法只有实践的推动是不够的，要想对新出现的问题作出分析，还要有理论工具。
首先，中医学为新辨证方法的产生提供了工具条件。可以说，所有的辨证方法都是导源于《内经》的。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内经》中就已有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藏象、经络、卫气营血等中医基本概念的出现，也有了病因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其中气血津液是生命的基本物质，脏腑经络是器官，阴阳五行是动力源泉，这就组成了工具库。当实践要求产生新的辨证方法，人们利用这些不同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概念，形成新的分析工具来构建新的辨证体系。
其次，理论的内驱力量促使人们对疾病作出完整理解和圆满的回答。临床上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病因却没有发病，病因相同而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同，都是虚证表现却不同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促使了辨证方法的相继产生。一次完整的治疗必须包括病因、病位、病性、病物等几个本质性要素，那么人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会追问病因是什么？病位在哪里？是什么性质？是身体的那种生命物质受到损害？但是每一种辨证方法都不能同时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人们在中医学已经为我们提供的概念中不断的寻找新的答案。病因是风、寒、暑、湿、燥、火等；病位是表里、五脏、六腑、经络、三焦等；病性阴阳、虚实、寒热等；病物是气血津液等，是多还是少（气虚、血虚、津亏等），运行情况是否正常（气滞、气逆、气陷等）。
《中医学基础》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及中医诊断学的内容，是河南农业大学中药学专业十大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学生学习中药学相关知识的第一门主干课程。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中药学》、《方剂学》等后续课程。因此，提高《中医学基础》的教学质量显得相当重要。鉴于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的特点，该门课程课时短、容量大，再加上中医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独特性，教师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好这门课呢？笔者对教学方法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实践。
1．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的特点
上世纪末全国20多所农业院校相继开设了中药学专业，河南农业大学中药学专业也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该专业200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至今已经9年。农业院校的中药学专业是农学与中药学的交叉学科，既有中药学专业的特点，又有农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既借鉴了农业院校的优势，让学生掌握药用植物栽培、规范化种植和品种选育等相关知识，又吸收了中医院校的特色，让学生掌握中药学相关知识，培养其在药物研究开发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能力，两者有机结合，培养综合型人才。在这样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学生的课程门数就明显增加，课程的课时则只能缩短，如《中医学基础》课程只有40个学时。
2.中医基础理论的独特性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下，通过长期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理表现和病理变化的实践观察，总结归纳而逐渐升华和抽象所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它是以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理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学术体系。然而，这些哲学和人文科学思想对刚入学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点儿困难。尤其是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等概念，往往让学生一头雾水，甚至感觉跟算命等伪科学一样。但这些又是我们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后期脏腑功能和疾病的诊断。还有一些概念，中西医差别较大，如中医的肝、心、脾、肺、肾和西医的有很大区别。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这些特点，无形中增加了该门课程学习和讲授的难度，如何在短时间内，讲好这门课，教学方法更加重要。
3.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3.1多种教学方法结合，提高学生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提高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知识千差万别，若要让学生在听每一节课时都兴趣盎然，教师应将多种教学方法结合。
（一）运用比喻[1]。在讲课的过程中，运用比喻法，可以将深奥的、复杂的、抽象的事理，用简单的、熟悉的、直观的事物表达出来，便于理解记忆。比如，讲“风能胜湿”时，可以联系生活中的例子打比方。用湿拖把拖完地后，怎么能让它尽快变干呢？同学们可能就联想到，打开风扇，风一吹，地面上的水湿很快就没有啦。所以，“风能胜湿”。
（二）结合典故。中医学相关理论知识与古代的文学知识密切相关。如讲到“肝主藏血”、“怒能伤肝”时，可以举《三国演义》中周瑜被诸葛亮气吐血的例子。如五行的特性中，金曰从革，有收敛、沉降的特性；木曰曲直，有生发、生长等特性。讲授到这里时，可以联系到成语“击鼓鸣金”。古人打仗时有击鼓前进，鸣金（敲锣）收兵，因为鼓是木头做的，可以鼓舞士兵斗志，而锣是金属做的，可以收敛士兵情绪。
（三）应用多媒体[2]。现在教学手段日益丰富，多媒体教学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在讲授五脏的形态结构时，充分运用多媒体，将肝、心、脾、肺、肾等脏器的形态结构图片展示给学生，加深印象，课堂效果很好。
（四）病案教学。在讲课过程中，举一些案例，可以增加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内容。例如，讲授情志对人体的影响时，可联系到范进中举的例子。范进中年中举，大喜过望，精神涣散，变得疯癫。医生请范进平时最怕的人———他的屠夫丈人，来打他一巴掌，他就清醒恢复常态啦。喜为心之志，过喜则伤心，使心气涣散，人变得疯癫。恐能胜喜，他平时最怕他老丈人，他丈人打了他一巴掌，他受恐啦，病就好啦。这些例子，学生听起来津津有味，理论知识很快就记住。
3.2梳理归纳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3]《中医学基础》的课时一般在40学时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书中所包含的所有章节都详细、深入地讲解，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结合农业院校中药学专业的特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际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在讲课的过程中突出重点和难点。对中药学专业学生来说，我们只要求学生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精气血津液的基本功能、脏腑的生理功能以及基本的病因和病机等相关知识。所以，在讲课过程中，我们要简化教学内容，将基本概念讲解清楚，重难点突出。如在阴阳学说中应侧重讲解阴阳的属性及阴阳的相互关系；在五行学说中应侧重讲解五行的属性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3.3督促学生理解记忆，强化理论知识方法是手段，效果是目的。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突出讲述重难点内容，目的是让学生更容易的去理解记忆中医学理论基本知识。为达到这种效果，在讲课的过程中，还应该不断督促学生，比如，加强课堂提问，开展课堂讨论[4]。每堂课开始前几分钟可向学生提出前两节授课的重点内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促进学生去钻研自学。此外，可根据章节内容，设立专题，开展课堂讨论。通过这些手段，不仅能督促学生记住相关理论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可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掌握学生学习状态，随时调整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 《温病学 教学法研究 三基
温病学是中医学的四大经典之一，既具有临床课的性质，又具有基础课的功能，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学科。按现行教材和教学大纲所进行的温病学教学，采用的是白话经典式教学方式，主要强调对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掌握，对学生尚不能达到直接、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基本技能的作用。纵观教学大纲，课程内容与前期基础课中基、中诊等的重复较多，未突出对原著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学生亦多因此而怀疑温病学的“经典”性质而忽视对其学习。因此，有必要对温病学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强化其经典课的地位，冀以有效指导临床。
1 温病学教学改革的现状
国内各中医院校围绕提高《温病学》教学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的教学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的设置。在适当增加原著选讲的同时，力倡温病学的教学应与现代最新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相关章节适时引入目前研究现状及结果，如温病的卫、气、营、血各证实质的研究等。其次，除讲授四时温病外，还增加与温病有关的急性传染病和急性感染性疾病的内容，如流行性出血热、流脑等。二是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BL)日渐成为主流，随着电化教学的深入，众多院校纷纷借助多媒体，以优化教学效果。三是开展实验教学和临床教学。如复制卫气营血证各动物模型，加强对卫气营血辨证理论的理解。鉴于温病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单纯的理论灌输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一些院校积极提倡进行临床教学，建立相应病区，针对具体病人，运用温病学的理法方药进行诊治。以上这些教学改革，在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提高临床技能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温病学》的“经典”特色体现并不充分，尚未确立有效贯通经典与临床的教学方法。在现今“中医学习应回归经典”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温病学》教学内容的重心必将向原著转移。而如何有效掌握原著的思想精华并指导临床实践，则是教学重心转移后必须解决的教学方法问题。
2 “三基”教学法的构建与实施
我们借鉴PBL的优点，提出了温病学的“三基”教学法。所谓“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实施温病学“三基”教学法的前期基础是调整教学内容，修订相应的教学大纲。参照《温病学》教材，选讲和简介温病的发展史、概念、特点、辨证、特色诊法和治法，舍弃教材各论部分，取《温热论》、《湿热病篇》、《温病条辨》的相关内容进行理法方药的全方位阐释。对原著以外内容的介绍旨在构建温病学的初步印象，教学的核心内容是原著部分，也是提炼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主要依据。PBL教学法的优点是预先铺设的问题体现了教学重点，学生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既掌握了教学重点，又加深了理解。有鉴于此，我们根据《温热论》、《湿热病篇》、《温病条辨》的重点内容提炼了诸如“两阳相劫、浊邪害清、阴湿、阳湿”等基本概念，如“‘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含义”，“如何理解‘伏暑、暑温、湿温证本一源，前后互参，不可偏执’”等基本理论。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可以引导学生直接接触温病学的核心理论和观点，是掌握温病原著思想精华的有效途径。而运用这些理论和温病大家的论治思想有效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基本技能是每一位业医者的现实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法是学而即用，从事临床实践，这一点恰恰是现有教学条件所不能满足的。这就要求教学组织者——教师寻求其他的替代方案。我们选择病案教学法作为训练和提高学生临床基本技能的最佳途径。实施案例教学的核心是案例的选择和分析。选择案例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围绕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使案例成为某个概念或某个原理的再现；同时兼顾当代疾病谱的变化，从经典医家的医案中选取相对典型的案例来分析。但切不可为了典型而臆造病案，同时还应适当选取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以作警示。案例分析的过程并不是学生简单的形式上的思考，而后等待老师给出“标准”答案，而应该重在分析的过程，争取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老师起引导作用。期间注意辨别不同案例的用药特点，如吴鞠通治温热每用郁金、豆豉宣发郁热，并结合经方探讨温病的用药特色，如加减复脉汤由《伤寒论》之复脉汤去参、桂、姜、枣加生白芍组成，用来治疗温病阴液亏耗之脉虚大或迟缓结代。对每一个案例的治疗方案不能简单地给出治法、方剂，而应具体到药物、剂量及煎服方法，并且答案不能固定化，充分重视和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探讨能否取得殊途同归的效果。如此深入的病案讨论是现实条件下提高临床基本技能、检验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程度的最佳选择。
3 考核方案
《温病学》课程设置，对于不同系别、不同班次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传统的考试形式为期末一张试卷，分设选择、填空、名词、简答、病例分析几种题型。进行“三基”教学法实践的班级，考试形式不变，试卷各题型结构进行调整，增加病例分析的比例，由原来的10 %增加到40 %，并且可以各种题型形式出现。考查课班级采取原文背诵的平时测验和期末病案分析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思维方式 语言形式 医学翻译
引言
探讨英汉思维方式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有利于实现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医学文体翻译很有必要，因为医学文体是一种科技文体，它具有科技文章所共有的一些特性即客观性、科学性、准确性、严肃性。
一、英汉思维方式差异与语言表达形式差异
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从理性主义角度比较，英汉民族的理性主义是不同的。中国的理性主义趋于具体化，称“具体的理性主义”。而西方的理性主义趋于抽象化，称“抽象的理性主义”。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在语言的词汇层面上则为汉语词义比较严谨，词的涵义范围比较窄，比较精确、固定，词义的伸缩性和对上下文的依赖性比较小，独立性比较大。而英语词义比较灵活，词的涵义范围比较宽，比较丰富多变，词义对上下文的依赖性比较大，独立性较小。
由此可见，不同的思维造成了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模式。在使一种语符转换成另一种语符时，单纯追求形似，就难免削足适履，破坏各自语符系统独特的神韵。因此，笔者下面试图阐述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在医学文体语言上的具体映现及处理。
二、医学翻译原则与方法
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者惠特尼提出，应该把“准确”、“简明”、“文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和次序。他还强调翻译时应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和特征，这样才有利于国人接受。根据这一原则，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者修改了不少当时的译名。例如，他们把蝴蝶骨(sphenoidbone)改为蝶骨，箩筛骨(ethmoid bone)改为筛骨，小腿骨(tibia bone)改为胫骨，船骨(scaphoidbone)改为舟骨等。
在翻译方法上，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法。例如，借用法，即直接借用《康熙字典》中的中医词汇翻译一些西医学名词；化学法，即用单个或几个字加上数字和物质特性来表示某种元素或化合物，其主要用于化学名词的翻译。另外，他们还提出了直译法和音译法等。以上方法中的借用法对我们目前的中医名词英译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就是说，在中医英译名词时，可以借用西医词汇。不要强调中西医的差别而将“心”、“肝”、“脾”、“肺”、“肾”等译成英文时大写第一个字母，甚至发展到要求音译这些词语。李照国在《中医翻译导论》(1993年7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提出了“薄文重医，得‘意’忘‘形’”、“比照西医，”等原则和“深化”、“浅化”等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中医名词英译很有参考价值。
三、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的方法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的具体做法应在认真查阅并理解中医名词术语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译法来表达其科学内涵。
音译
抽象而意义广泛的中医药基本概念和理论术语，意译不能表达和保持中医药的固有特性，对理解和记忆造成困难时，最好采用音译。例如：“阴、阳”是中医的基本概念，内涵丰富；中医的“气”，含义也很广，它可以指呼吸过程中进出人体的空气，可以指流动于体内的营养精微物质的水谷之气，也可以指人体及脏器组织的功能，而且还能代表中医热性病的某一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组症侯群，在英语中找不到有这样大的内涵的词，应音译为“Qi”。中医术语的适量音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医术语英译繁复冗长的面貌。它不但保存中医的固有特色，而且简单易懂，既有利于表达和交流，也有利于中医术语翻译的规范和统一。但音译不能滥用，从语言国情学的角度出发，应把使用范围限制在那些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语的词上。否则通篇文章将会变成音译文字的大海，失去音译作为寓意符号所应起的作用，令人更难理解。
借用现代医学术语
中医语言实际上是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日常用语、文学用语及哲学用语的混合产物，因此专业程度比较低。沿用至今的许多术语，显得很古老，但其原意与现代医学术语相同或相近者，可用现代医学术语的英文名套译，使国内外读者都能理解。这一类中医术语，主要见于一些病名、症状、解剖部位及疗法。病名如感冒(cold)、疟疾(malaria)、麻疹(measles)、失音(aphonia)、便秘(constipation)、遗尿(enuresis)、乳蛾(tonsillitis)、滑胎(habitual abortion)、癃闭(uroschesis)、噎膈(dysphagia)、崩漏(metrorrhagia)、附骨疽(suppurative osteomyelitis)、鼠瘘(ulcerated srofula)等。症状如心悸(palpitation)、视歧(diplopia)、便溏(loose stool)、嗜睡(somnolence)等。解剖部位如女子胞(uterus)、髓海(brain)、四肢(four extremities)、关节(joint)、膈(diaphragm)等。疗法如放血(bloodletting)、正骨(bonesetting)、止血(stopping bleeding)、驱虫(parasiticidal)等。
采用比喻
有些中医术语，字眼独特，国外全然没有，照字面音译或意译，可导致字同而义不同，无法表达中医的原来概念，可采用此法，但还要加上英文注释，才能使人理解。如金破不鸣：A broken gong does not sound.(fig aphonia due to qi insufficiency)；青如草兹：as bluish as withered grass(fig skin discoloration indicating stomach-qi exhaustion)；提壶揭盖：lifting kettle lid (fig opening and lifting lung qi for promoting urination and defecation)等。
对汉文同义异名术语使用同一译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学的流派较多，各家学说相左，致使同一语义的名词术语采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对于这类术语，应在准确把握原语的含义基础上，尽量使用同一译法。如女子胞、胞宫、子处、子脏、血室、胞室实则为子宫，故均译为uterus，womb；后阴、谷道即为，译为anus；智齿、真牙，均译为wisdom tooth；中医药、中医、中医药学、中医学均译为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区分一词数译与一词多义
对一词数译的，用标点符号“；”分开，如石瘿(indurated goiter；stony goiter)、失枕(stiff neck；torticollis)、鼻衄(nosebleed；epistaxis)、便血(bloody stool；hematochezia) 等；对于一词有多个义项的，用1. 2. 3. 分开表示，如石女(1.female with congenital stricture of vagina 2.female with primary amenorrhea)、胞络(1.uterine collateral 2.pericardium)、大气(1.universe 2.air 3.pectoral qi 4.excessive pathogenic factors)等。
一些术语翻译时可用句子表达
一般的科技名词术语都为短语或词组，但为保持中医名词术语概念的民族性特色，对于一些术语可用句子表达。如A则B型结构：悲则气消(Sadness disperses lungqi.)、风胜则动(Predominant wind causes involuntary movements.)、缓则治本(Relieve the root of the disease in less urgent cases.)、精气夺则虚(Exhaustion of essential qi leads to deficiency syndrome.)等等。另有描述五行、藏象的术语，如木曰曲直(Wood isthat which can be bent and straightened.)、心主血脉(The heart controls blood circulation.)、阴成形(Yin makes the configuration.)、阳化气(Yang gives rise to activity.)等。在使用该方法时，应尽量避免使用长句子，尽量短小简洁。
尽量少用介词及冠词
为实现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简洁性，应尽量少用介词及冠词，有些定冠词the可以省略的就省略。如脾虚证可译为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而不用syndrome of spleen deficiency；腑病及脏译为fu-organ disorder involving zang-organ，而不用disorder of fu-organ involving zang- rgan。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原则和方法，前文所提及的“三焦”、“里实(证)”、“阳生阴长”、“阳生于阴”、“三阳合病”和“重阳必阴”可分别译为trip le energizer；interior sthenia (syndrome)；yin growing while yang developing；yang originating from yin；three-yang combined syndrome；extreme yang leads to yin.
总之，要使中医走向国际，要推广中医药，中医药学名词英译的规范化是最基本、非常重要而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在现有的该类英译辞书基础上，正确把握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内涵，博采众家之长，吸收和借鉴新的译法，补充修正，去粗取精，去繁取简应为中医药学名词英译的规范化之路。
参考文献：
［1］Boone，HW. Medical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MMJ )，1890.
［2］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2］欧明.汉英中医词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
［3］原一祥.汉英双解中医大词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4］翁心植.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中医药学分册)［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5］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下［A］.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健康服务和健康服务业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健康服务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WHO：“健康服务涉及疾病诊断和治疗、预防、健康促进、健康维护与康复的所有服务，包括针对个体和非个体的健康服务。”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涉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健身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2013国务院40号文）
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健康服务业的相互关系
健康产业――是指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现代服务业――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国民经济新兴域。
健康服务业具有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重属性，是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服务业态。
我国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背景与需求
国家层面：健康服务业具有扩大内需、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围绕健康的产业布局与调整，是现阶段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
社会层面：依据国务院40号文件布局要求，加快发展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服务，是深化医改、走出“怪圈”的必由之路。
国民层面：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服务，是提高国民自身健康素质和健康水平行之有效的途径。
我国健康服务业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医疗服务：一支独大，多元化办医格局正在形成；
健康管理：起步晚，发展快，服务单一，急需融合与提升；
健康保险：规模小，发展慢，前景看好，政策支持是关键；
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机遇
国民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牵引；
国家目标和配套政策的保障；
科研与技术进步的支撑；
医学目的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导向。
健康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卫生总费用GDP占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及水平不平衡；
对发展健康服务业认识和行动不统一；
健康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不配套；
健康管理服务是健康服务业中惠及民生面最广、吸纳就业量最大、稳增长效益最持久的支柱体系，是健康服务业增量的主体。经过1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健康管理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健康管理服务市场初具规模、相关产业链逐步建立，为健康管理学科及其服务业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健康管理创新理论与学科体系初步形成
统一了健康管理的相关概念
健康管理的概念：“以现代健康概念和新的医学模式以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通过采用现代医学和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评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过程。其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健康效益。”
健康管理学的概念：健康管理学是研究人的健康与影响健康的因素，以及健康管理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新兴医学学科；是对健康管理医学服务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健康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现代医学的重要创新；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医学科学知识体系。
健康管理学科范畴：健康管理学是在健康医学理论指导下，集医学科学、管理科学与信息科学于一体，重点研究健康的概念与内涵，健康测量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健康风险因素检测与评估、监测与控制，健康干预方法与手段；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与实施路径；信息技术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等。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的概念及要素：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是在健康创新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健康服务。服务的主体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培训并取得资质者；服务的客体是健康、亚健康、慢病早期或康复期人群；服务的重点是通过“零级预防”和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与手段对健康人群及慢性病高风险因素人群实施检测、评估和有效干预，对慢性病实施规范管理和控制。健康管理服务的两大支撑点是健康管理信息技术和相关适宜技术及产品的集成运用。
摘自：《健康管理概念和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09》
健康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架构
健康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包括健康管理学科基础、健康管理基本概念、健康管理基本理论、健康管理方法学、健康管理技术体系和健康管理职业技能等。
健康管理服务范围与服务提供
健康管理服务的范围
健康管理服务：是指从业人员运用健康管理理论、技术和资源，为健康人群和慢病早期以及疾病康复期人群提供旨在维护和增进其健康的一系列活动。
按服务属性：可分为医学服务和非医学服务，其中医学服务，又可分为基本医学服务和非基本医学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产品）的提供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提供：主要包括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体检与评估、慢性病风险筛查与干预、慢性病康复与管理、中医养生保健、心理咨询、健康监测与医学物联网等服务。
健康管理非医学服务提供：主要包括养生保健、运动健身、生活美容与按摩、营养指导、健康旅游、养老与健康照护等服务。
健康管理（体检）医学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以健康体检为主的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发展规模不断攀升。据2013年估计，全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数量已由2005年的约两千家增加至一万家以上，从业人员近50万人，年体检人次超过4亿。
健康管理非医学服务业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健康管理非医学机构逾60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
当前我国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健康管理服务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缺位；
健康管理服务人力资源供求矛盾突出；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提供单一、质量参差不齐；
健康管理服务信息标准化和网络化建设严重滞后；
健康管理适宜技术与产品开发及集成应用明显不足；
规范的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模式和路径尚未建立；
健康管理服务付费机制不健全。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促进我国健康管理创新发展，必须转变观念，真正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原则；必须始终秉承“学术引领产业发展，产业推动学术进步”方针；必须致力于形成“产、学、研、用”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的联动机制，坚定不移地朝着2020年健康管理“学科大发展，服务业大繁荣”的宏伟目标迈进。
进一步完善促进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
大力加强健康管理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
持续推进健康管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1],从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看,西医和中医是相通的。中医学以阴阳平衡学说为理论基础,凝聚着中华民族近千年的医学实践结晶,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西医学与西方现代科技同步,随着近现代西方科学发展逐渐形成,代表现代医学理论的主体模式。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源自1956年同志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西医结合虽然在学科建设、临床研究、临床应用、中药研究等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至今在结合医学理论的发展方面仍未能形成大的突破,其关键的问题就是两个医学体系间没有找到明确的结合点和交叉点。
1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
1•1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中医学是一门诞生于中华文化母体基础上的学科,也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经历了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总结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2]。中医学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以《黄帝内经》的出现为标志,它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总结了前人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融会了当时科学技术、天文地理知识等进行归纳、推理、演绎,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它较系统的形成了中医的阴阳平衡学说、五行生克学说、脏腑及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等,尤其是阴阳平衡学说。它以大处着手,将复杂无比的对象简单化,运用整体性和动态原则认识和处理事物[3]。它促进了中医学从原始的经验医学向着具有系统理论的高深医学发展,使中医学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发展,并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表达,使得它充满着睿智的哲学思想而延续至今[4]。东汉时期,张仲景发展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学理论,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张仲景运用阴阳平衡学说的基本原理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理、法、方、药的基础理论和运用规律,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其后医家百家争鸣,中医典籍浩如烟海,但均没有超出这两部巨著确立的以阴阳平衡和辨证论治为基础的理论范畴。
1•2中医理论的特点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基本观点。阴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存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阴阳平衡学说代表着事物对立统一,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状态,在中医范畴内代表着人体的某一个体或机体内部某一个脏器、某一组织阴阳消长的动态平衡状态。正常生理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失调,则发生疾病。五行学说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机体内部各层次间的平衡关系,以五行应五脏,指出了机体内部各脏器间的生克关系,说明了各组织系统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的关系。脏腑、气血津液学说提出了疾病结构单元的阴阳平衡状态,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一种横向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衡”医学[5]。
1•3中医理论的优势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形成了一套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4中医理论的不足但中医学理论成型于两千年前,过于依赖于思维方法,对人体结构认识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常用取类比象、类比类推的方法进行归纳推理,一些基本概念不够具体,如脏腑、气血津液、八纲等概念较笼统不够细致。相对现代西医学存在着对人体结构单元和生理病理认识不够的问题,常常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较粗放的不足,有着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的现象。
2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
2•1西医理论的形成现代西医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它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的方法为指导,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把人体分解为许多的结构单元进行分析,创立和发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相关学科,对人体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它借助现代科学的进步和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如运用显微镜、影像技术等现代化技术设备,使人们对微观结构生理病理和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形成了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如建立了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理论,组织病理学理论,病原微生物理论,免疫学理论,分子生物学理论等,进而指导人们的临床医学实践,分化出临床医学的各门学科,促进着现代医学向着更深、更细的方向发展。
2•2西医理论的特点西医理论的形成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完善的,它以客观的、具体的、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西医学把结构单元作为其理论基础,把结构单元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把西医学简单地理解为“元”医学。
2•3西医理论的优势西医最大的优点是以结构单元为基础,以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对疾病进行客观的结构、生理、病理分析、研究和验证,形成了较为客观具体和科学形象的现代医学体系。
2•4西医理论的不足由于现代医学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并向着无限纵深的微观方向发展,相对中医不注意宏观的把握,有着较大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例如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很多治疗手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但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如果结合中医治疗常常可以明显提高疗效,这种西医的缺陷单纯靠西医理论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并使其发展举步维艰[7]。钱学森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8]因此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单纯的西医理论和方法是不全面的,融入中医思维与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3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3•1中西医结合的概念中西医结合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起始于建国初期同志的倡议,提倡广泛运用中医基本理论、西医基本理论、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医学研究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达到中西医的融合沟通并形成新的医学的目的。它是20世纪后50年中国在医疗卫生事业伟大成就之一。中国当代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中西医并重”、“实现中医现代化”和“促进中西医结合”,对于中西医结合经过50年的沧桑历程,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也有许多不尽认同的地方[9]。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和路径仍不是很明确。
3•2中西医结合的主要方法和成就①对疾病进行西医诊断的同时,再结合中医辨证,即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在治疗上采取西药结合中药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除使用西药如胰岛素、二甲双呱等治疗外,针对不同的患者进行辨证论治,给予中药进行治疗,如肺热津伤给予消渴丸,肾阴亏损者给予六味地黄丸等。②对同一患者的同一种疾病进行中西医两种诊断、两种治疗。例如外科手术的患者使用针刺进行麻醉,术后给予针灸或中药治疗,高血压患者除给予降压药物如硝酸异山梨酯,可以辨证论治给予中药方剂,如肝阳上亢者给予天麻钩藤饮等进行治疗。③运用现代药理学知识对中药药物组分进行研究开发新药和开发新的剂型例如: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心血管病的常用药物银杏叶片、复方丹参滴丸等。④用现代医学的理论研究中医理论,例如有些研究者提出“脾虚本质”、“肾虚本质”的研究,试探性的找一些指标如腺苷酸环化酶等作为判断指标,试图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中医证的本质进行研究,明确中医药诊治疾病的原理。
3•3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是理论创新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主要体现在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方法进行诊治。虽然在临床上的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以上的几种结合皆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因为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中西医在理论上的结合几乎为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2]。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多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根据同志提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倡议,实质是要求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旨在提高临床疗效,创新医学理论,以丰富世界医学。因此创新医学理论,发展新的医学模式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单纯的靠中医现代化,或用现代科技来研究、解释中医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中医理论的特点是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理论。因此我们把两套医学理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才会产生新的新的医学理论模式。陈可冀院士认为找出两者的交叉点和结合点是非常重要的[9],而把中医理论的思想性融入西医理论,把西医理论的技术性融入中医理论正是它们取长补短的关键,可以作为它们的结合点与交叉点。
4“元衡论的”的观点
4•1阴阳平衡观是中医基本理论的主线中医理论以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平衡观为衡量标准的,具有以阴阳平衡为主线的“衡”医学特点。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平衡观,其一是天、地、人相互关联的整体平衡观,其二是把人体大致划分为脏腑、气血津液等的结构平衡观,其三是根据五行学说,各脏腑间有着相互生克、相互关联的层次平衡观。有较强的整体观和系统性,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逻辑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
4•2单元结构的研究是西医理论的基础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以结构单元为主线的“元”医学特点,西医的理论基础是对解剖结构的正确认识,如果把一个人体看作个体单元,把人体分解成若干个单元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人体的构成层次为组织、器官、系统等几个层次,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客观性,它以现代西方科学使用的“还原论”的方法用实验、验证的方法进行医学研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它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唯物论。
4•3“元衡论”可以作为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相结合的一个点“元衡论”的观点是我们根据中西医学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优势互补后得出的思路[10]。单元结构是指正常人体的基本构造如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和病原微生物等,是西医理论的基础;阴阳平衡观主要指阴阳学说的阴阳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机体内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联系为特点的人体内部的动态平衡状态。由于中医理论常以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概念表述机体的组织、器官的病理、生理变化,与现代西医理论相比较笼统不具体,较粗放而不精确。如果我们把阴阳平衡观、五行生克论融入人体的结构单元进行临床分析,用具体的结构单元代替抽象的脏腑、气血津液、表里等中医概念,把具体的结构单元作为阴阳间、五行间平衡与生克的结合点或交叉点,就可以对人体的分析有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多层次的认识,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元衡论”。“元衡论”包含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其一为整体单元平衡,指人体是一个整体,其健康状态取决于人体与周围环境、饮食劳顿、神经精神、组装器官的动态平衡状态;其二为层次单元平衡,指人体由组织器官共同构成多个系统,系统与系统、器官与系统、器官与器官间通过神经体液联系构成若干个结构单元、功能单元,正常情况下它们保持着动态的生理平衡;其三是结构单元平衡,指某一个具体的器官或组织为一个具体的结构单元,正常情况下能够维持其自身内部的生理平衡状态。三个层次的单元平衡体系如果有一个平衡体系出现异常,通过其内部的联系可以影响其他层次的平衡状态,导致机体的疾病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三个方面的人体平衡观,它把中西医两套理论中各自较为突出的基本特点进行有机结合。以整体单元、层次单元、结构单元作为分析疾病的三个层次的线索,以平衡观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依据,按这个思路进行探讨疾病病理、生理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可以更全面、清晰。
4•4“元衡论”的临床意义“元衡论”以现代医学的结构单元的平衡为基本点,把中医阴阳学说的理念贯穿于分析疾病的过程,用中西医的现有的知识和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研究,形成“元衡论”的思路,这样就可以按照既注重解剖结构单元又注重平衡观的立体思路对疾病进行系统的生理、病理分析与研究并指导治疗,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具体内容,完善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同时为西医理论增添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弥补了中医学思想性有余技术性不足和现代医学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从而使对疾病的诊治既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具体性,又具有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中医理论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标志,平衡就是生理状态,失衡即为病理状态。人体的平衡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称性平衡,而是人体五脏六腑、组织器官及其功能活动协调吻合而产生的平衡,不是消极的静态平衡,而是积极的、主动的动态平衡[11]。中医学的平衡观存在于人体的方方面面,现代生物学的人体内环境的体液平衡,现代微生物学的微生态平衡[12]也从现代医学的两个角度阐明了解剖结构单元之间和结构单元内部存在动态平衡,说明了“元衡论”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笔者曾以“元衡论”的思路对痤疮的病因进行分析,得出痤疮的发病是由于相关的三个层次平衡失调即皮脂腺内部微生物失调是结果、激素代谢障碍是根本、消化系统障碍是诱因,三个层次的平衡环环相扣,构成了痤疮发病的基础,我们通过给予相关环节的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10],为“元衡论”的观点可以运用于人体疾病生理病理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医有“三种源头”
记者:申漳教授,我国中医学源远流长,您能谈一下中医的起源问题吗?
申漳:中医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形成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关于中医源头的探讨,其实就是探讨以这三部书为代表的中医是如何形成的。当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流行观点,以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为代表。认为中医药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批判中医起源于动物本能、起源于“圣”、起源于“巫”等说法。称其“流行”是因为它与“流行”的哲学观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二是调和观点,以李经纬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为代表。它是调和流行观点和其所批判的观点,像是一个“拼盘”,将中医学的各种起源之说拼为一体,但对许多尖锐矛盾采取回避态度。
三是存疑观点,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的观点为代表。他对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启迪人们扩展思路,但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
记者:申漳教授,您是怎么看待我国中医起源问题的呢?
申漳:我认为中医至少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人类“常规”的生产劳动经验知识,这为人所共识。第二个源头是中国古代哲学,它在中医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源头可称为“另类”的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另类”知识,这主要指依靠特殊能力或气功等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知识,如扁鹊非凡的望诊能力助其创立脉学;再如李时珍认为,经脉是在气功态时感知发现的。
记者:中医和西医有什么不同?中医自身有什么特点和不足?
申漳:从源头来看,原始社会在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其社会形态、哲学理论、思维方法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分岔。西方的“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科学和西医是一个整体,走的是一条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传统文化和中医是一个整体,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因此,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道路上两种医学的先进或落后。 中医走的是“辨证”之路;西医走的是“辨病”之路。“辨证”是以“辨关系”为主;“辨病”是以“辨实体”为主。“关系”与“实体”的内涵完全不同。
中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医学模式,例如:“天人合一”的生命模型,“和谐”健康观,“失和”病因观,“调和”治疗观, “意象思维”的认识方法等,这些都是和西医截然不同的,显示出了中医的特色;但是,中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中医对实体知识认识不足,中医推理或比类有牵强之处,中医有些学说实证不足等。
中医与“系统科学”的相通
记者:申漳教授,您最初是学习理工学科的,曾研究过科技史,后来又潜心钻研中医的理论和方法,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和“系统科学”之间的关系。
申漳:“系统科学”可以说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20世纪的又一次科学革命。“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非线性科学等。“系统科学”方法以整体论为主,以跨学科的横向比较和模型方法为主。
中医与“系统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二者研究对象相通,都以“生成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次,研究方法相通,二者都不是以“还原论”为主、而是以“整体论”为主。再次,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与系统论的“黑箱法”相通。还有,中医对待疾病的态度与混沌学相通。“混沌”在现代科学中指确定系统的随机性。中医将疾病及其发展演化当作人体生命系统的不确定行为,重视初始条件的不同,重视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与混沌学相通。
“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之分。在简单系统中,“实体”往往占居突出地位;而在复杂系统中,“关系”是研究的中心。人体是超复杂系统,中医不是以“实体”为中心,而是以“关系”为中心,调整人体系统中的“不正常关系”,以“恢复正常关系”为目的。针灸与中药治病的机理是调节人体这个超复杂系统的自组能力,从而恢复生命系统的和谐、有序。
记者: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系统科学”是否有其局限性?中医能否解决“系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申漳:“系统科学”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它面对生物系统时,常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生命系统至今尚未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而在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时,中医学能够超越系统科学的表现有三点,首先,系统科学仍是以“主客二分”哲学思想为指导,无法处理“主客交融”的现象,而中医学是在“主客合一”,或叫做“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系统科学”乃是以“理性思维”为主导,而中医学是以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合一的“意象思维”为主导;再次,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一般复杂系统,而人体健康与疾病问题是超复杂系统,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论”是描述这个超复杂系统的简化模型,并且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实践检验。
中医与“关系哲学”的交融
记者:申漳教授,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哲学理论对中医的解释。
申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嘉昌教授在长期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实在论”,简称“关系论”。西医的哲学基础是“物质实体论”,而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关系论”。
“关系论”有两个基本概念:关系和关系者。关系是事件或系统内外的秩序或联系,任何事件或系统都存在于关系之中,没有孤立的事件或系统。关系者就是事件或系统。系统通常包括实体与关系两个方面:其中,实体是有形、有质,是“形而下”;关系是无形、无质、不可精确定量,是“形而上”。关系不是关系者的属性或功能。时间可以理解为古往今来的关系;空间为上下左右的关系;物理场表示相互作用,是关系;除有质量的实体外,能量、信息都可以理解为关系的表现形式。
“关系论”是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阴阳论”、“五行论”等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或者说是中国古代“主客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表达方式。《中医今解与关系医学》这本书就是将中医学的“阴阳论”、“五行论”等用现代“关系论”术语、概念来表达和解释的。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下“关系哲学”与中医学的交融之处。
申漳:“关系论”在中医领域有几点认识,一是“主客合一”,这是对 “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与中医的“天人合一论”和“元气论”同源;二是“关系论”与“实体论”对立互补,也说明了中医和西医的对立互补;三是“关系论”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基础,也可以作为现代中医的哲学基础;四是“关系论”是中国古代孕育中医的儒、道等学术文化“不在场”的哲学基础;五是“关系论”是中医学的“不在场”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天人合一论”、“元气论”、“阴阳论”、“五行论”等为代表,这些理论也是中医的核心基础理论。“关系论”的正式提出虽然是在20世纪末,但是“关系论”的基本思想、“主客合一”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着“关系论”。
用“关系论”来解析中医核心理论,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发展。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哲学阴阳关系论在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领域的发展与运用,贯穿于中医学理、法、方、药等全过程。首先要明确阴阳关系是客观、普遍的存在;阴阳关系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阴阳关系的划分具有主观性、相对性;阴阳关系是“主客合一”的。其次要清楚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为解释、说明生命现象、病理现象而建立的模型理论。其中,对立互补关系是阴阳关系的基石,阴阳对立能揭示矛盾运动,互补能恰当地说明生命的有机性、整体性,也是生命活力的体现,更是信息场保持有序性的表现。
阴阳关系论是中医之魂,为中医的核心和统领。中医的生理核心处处有阴阳关系;中医的病因、病理也是阴阳关系的“不正常”;中医诊断核心是辨别阴阳关系;中医治疗是调整失和的阴阳关系。“和谐”是阴阳关系的主题,是多种阴阳关系的相互关系。生命这个超复杂系统,可分多个层次,可有千万种阴阳关系。和谐就是多层次、多种阴阳关系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等。人自身整体的“和谐”,主要是形、气、神的阴阳和谐关系,以及人体五脏的阴阳整体平衡及和谐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阴阳和谐关系。因此“关系论”融汇贯通于中医的整个核心领域。
关键词：职业院校；中医药；整脊；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381-02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整脊医学的发展趋势及整脊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参照整脊职业的任职资格标准，充分体现以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为主线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特点，中医药类高职院系所设整脊专业应以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整脊临床工作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整脊人才为目标，建立结构合理、互补性强的综合性模块化课程体系，以便加强课程与学科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与综合，从而形成有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整脊专业课程体系。
1职业院校中医药类院系整脊专业的综合性课程体系
整脊专业作为中西医骨伤和推拿、导引等相结合形成的新兴医学专业，要求学生既要有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脊诊、整脊等基本知识和技能，又要有中医的基础理论知识和骨伤、针推、脊诊、整脊等专业技能，更需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人文素养，这就决定了其课程体系的综合性。综合性课程体系能使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相统一，人文与科学技术素养教育相融合。
通过对整脊行业的调查和对整脊人才培养规格的研讨，我们认为职业院校整脊专业课程体系应包括人文课程体系、现代医学课程体系、中医学课程体系、整脊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5个方面，而每个方面的课程体系又可分成若干课程模块。
2职业院校中医药类院系整脊专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2.1人文课程体系的课程模块：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因此，立德树人就成为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人文课程体系正是以职业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为核心，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知识、文化修养、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献身医学、爱岗敬业、救死扶伤、仁爱助人、甘于奉献、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等人文精神以及良好的道德修养等。
根据职业技术教育学制短等特点，其人文课程体系可分为2个子课程模块，即基础性人文课程模块和应用性人文课程模块。
（1）基础性人文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等，增强学生的社会意识和人文素养。开设的必修课程有5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军事理论。
（2）应用性人文课程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学习整脊医学所需的工具性知识、技能和身心素质，以便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开设的必修课程有4门：英语、体育、计算机基础及应用、应用文写作。
2.2现代医学课程体系的课程模块：整脊医学职业教育需要学生具有扎实的现代医学基础，尤其是必须、够用的脊柱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和脊柱病变的诊断技能基础。为了便于教学，我们将现代医学课程体系分为2个子课程模块，即现代医学基础知识模块和现代医学专业技能模块。
（1）现代医学基础知识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学习整脊医学所需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尤其是必须、够用的脊柱解剖、生理、病理知识，为整脊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开设的必修课程有5门：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可选修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康复医学、老年医学、执业医师考试。
（2）现代医学专业技能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学习整脊医学所需的现代诊断技能基础，尤其是脊柱病变的诊断技能基础。开设西医诊断学基础1门必修课。
2.3中医学课程体系的课程模块：由于整脊医学属中西医骨伤、推拿、按摩、导引等相结合的一门新兴医学学科，因此，要求学生应具备足够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诊治技能。所以，其中医学课程体系也应分为中医学基础知识模块和中医学技能模块2个子模块。
（1）中医学基础知识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学习整脊医学所需的中医学基础知识。开设的必修课程有5门：医古文选读、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
（2）中医学技能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学习整脊医学所需的针灸、推拿技能和内、外、骨伤、妇科等常见病的诊疗技能。开设的必修课程有6门：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
2.4整脊学课程体系模块：作为专业主干课程体系，主要培养学生整脊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成为高技能整脊医学专业人才，能胜任整脊临床工作并有所创新、可持续发展。根据培养目标要求，整脊学课程体系可分为2个子模块，即整脊学基础知识模块和整脊专业技能模块。
（1）整脊学基础知识模块：旨在培养学生的整脊医学基础知识，如整脊的基本概念、原理，脊柱的解剖、生理、病理、生物力学、诊断、预防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开设的必修课程有整脊学基础1门。
（2）整脊专业技能模块：旨在培养学生从事整脊临床工作的诊疗技能和脊椎病的预防技术，并提高学生对脊柱学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所开设必修课程有3门：整脊学技术、整脊治疗学、整脊保健学。
2.5实践课程体系模块：整脊医学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实践操作能力。因此，实践课程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体系，是整脊专业教学的重要核心环节。根据实践课程的性质、教学形式和教学目标的不同，可分为实验、实训和实习3个子模块。
（1）实验课程模块：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使学生通过实验课程对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尤其对脊柱的解剖、生理、病理、生物力学有直观的认识。实验课程的教学采用穿插式，安排于现代医学基础知识模块的各科目课程的教学中。
（2）实训课程模块：实训课程是中医学技能模块和整脊学专业技能模块的主要教学模式，应占总教学课时的50%。实训课程教学也应采用穿插式，安排于各技能科目课程的教学中。
（3）实习课程模块：实习课程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技能于整脊临床的主要教学模式，在整脊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实习课程集中在第3学年进行，为期44周（10个月），由学校安排学生到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并切实加强对顶岗实习过程的管理，注意提高顶岗实习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的吻合度。
课程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题，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本研究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注重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教育相结合，形成以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为主线的有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整脊专业课程体系。
关键词：象 物质 直觉感悟 中医学
象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灵魂，作为中国四大国宝的京剧、书画、武术和中医无不讲求意象，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更是以象为内容的。唯即第一性。在中医学中，象具第一要义，是中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一、象的含义
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易传·系辞上传》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古人看到世界万物的微妙变化，感到难以言传或无从言说，故立象以达意，这就是象产生的缘由。《系辞上传》又将形与象对举，象与器对举，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说明象与形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是可感知的，但象是视觉对象，形同时又是触觉对象。而王夫之解释《正蒙》中“神为不测”时说：“不测者，有其象，无其形，非可以比类广引而拟之。”（《张子正蒙注·神化》）在这里，象已超越于一定的形之外，己脱离客观的事物，成为超越视觉的意识中的象。对象的最高理解当数老子，《老子》云：“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对老子的象解释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是说所谓象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则是一种超越于具体物质形态之上的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其中即有客观的成份，又有主观的成份，是一种主观融化客观后形成的综合的感受。
二、中国古典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至了象的产生
中医完全体现了中国古人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事物的观察不在于对个体的形态、结构的描画及分析，而注重对事物整体的、动态的把握，形成一种整体的感受，即整体观。正如汉字的形成，有别于欧洲的纯粹以字母符号和发音来表达思想，中国人用一种象形的图案来表述思想。这种象形文字的产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多么善于在整体上把握事物之象。加之，古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在思维过程中并未将主体与客体分开，从未将客体作为对象看待，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这种非对象性直接导致了在思维上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人对运动变化的重视。无论是《周易》中各卦象的交感变化，还是《老子》中“道”的“周行而不殆”，都体现了古人对生生不息的万物运动的重视。以上几点是产生象的充分的，也是必要的条件。
对于人们在头脑中形成象的过程，我们不得不引入“悟”的概念，因为在人们观察事物与形成象之间决不是一个罗辑推理的过程，而是物我合一的直觉体悟的过程。当整体观和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紧密结合后，在对生生不息的万物运动的直觉体悟的过程中，象的产生便成为必然，而不可能产生其它具体的、或逻辑的结论。
诺思罗普（Northrop）认为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的由这个演绎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他将直觉得到的概念分为三种可能的类型：“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在他看来道家的学说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1]我们赞同这种看法，这种“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我们用一个字来表示，即“象”。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在西方那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感性认识才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完成一个认识过程，从而在演绎理论中得出一个西方式的逻辑概念；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体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个中国式的完整的、综合的象。当然，这里的直觉体悟与西方的感性认识是有区别的。转贴于
由上文可知，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反映在人脑中，便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象。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中医对人体及疾病的认识不是孤立地看待，而是将疾病与人、生活环境、气候变化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即天人相应的观点。中医不同于西医，不将疾病或有害物质或受损组织单独分离出来，正与邪、阴与阳、疾病与健康完全是互动的关系，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对疾病的治疗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治人。在这样的思维过程中，中医便只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象，形成独特的以象为内容的理论体系。
三、中医学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
1、中医学的哲学核心是以象为内容的
关于阴阳、五行、气的学说可以说是中医学的核心，这三者均直接来源于先秦哲学。当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采取观物取象的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象为内容的哲学理论。
阴阳本指日光的向背，而古人取其象，会其意，指天地之气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太史伯阳父以阴阳关系的变化解释地震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老子又以阴阳说明万物之生成，在《老子》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中也多次谈到阴阳，《则阳》篇云：“天地者形之大也，阴阳者气之大也。”又云：“阴阳相照，相盖相治。”都是取阴阳之象说明万物运动的最根本的两种方式。而《周易》更以阴阳两象而生天、地、雷、火、风、泽、水、山等八卦，由八卦交感变化而生六十四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济，雷风相薄，从而呈现出各种综合的象，从整体、运动中把握事物。而这一切都是以阴阳两爻为基础的，难怪《系辞上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
而当《洪范》提出五行时是这样描述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不难看出，这里对称作“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并没有作具体的形态描述或结构分析，因其不是指具体的事物，而意在阐明此五种事物所指之象。王安石著《洪范传》，对五行作了详细的解释：“五行者也，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其耦。”表明了五行是五种不同的象，运用于说明事物的各方面的性质而无碍。冯友兰说：“汉语的‘行’字，意指to act(行动)，或to 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 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 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
对于气的认识更是观物取象之典范。《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这里的气即是天地万物交感变化之象。《管子·内业》中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气非有形实体。《庄子》则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此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阴阳、五行等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象的意义。
当阴阳、五行、气的哲学理论应用于中医后，中医学直接继承了其辨象以明理的特色。用阴阳、五行、气之象来阐明人体不同特性的运动变化，以达到认识人体的目的。转贴于
2、中医基础理论是以象为内容的
中医基础理论除了上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还有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及精气神学说。这里无不体现着取之以象，以象会意的精神。
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功能的学说。古人虽然知道“八尺之士，可以剖而视之。”（《灵枢·胀论》）但又认为“藏府之在胸胁腹里之内，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同上）更重要的是，基于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对于整体性和运动性的强调，使得中医学未从解剖入手，分析人体的结构、成分，而是以极简单的解剖为基础，构造出了以象为内容的有机的学术体系。由“藏象”之名可知，中医是以现之于外的象来把握藏之于内的脏的，即“执其见功处见其形”。对此《灵枢·顺气一是分为四时》中论述道：“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而《素问·六节藏象论》对心的描述是这样的：“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它四脏与此相仿。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心己不是解剖学中的有一定形态结构之心，而是一系列相关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在人脑中形成的综合的象。它不具有实体性，如果非要与现代医学解剖相比较的话，与之对应的是多个系统、器官、组织及其功能。
关于经络学说，《灵枢》对十二经脉循行起止的描述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使人觉得确有这么一个经络系统实体存在，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古人不可能由解剖发现经络，因为即使是现代人用最为精密的仪器和最先进的技术也未能找到经络，更何况古人？古人是从不重视用解剖手断来认识事物的。其次，经络是与五脏六腑密切联系的。中医的脏腑并非实体器官，而是一组生命活动综合之象，所以很难解释经络是实体组织。第三，《灵枢·九针论》有：“阳明多血多气，太阳多血少气，少阳多气少气，太阴多血少气，厥阴多血少气，少阴多气少血。”如以实体理解，经络则须是一有气有血的庞大管道系统，这是难以想象的。最后，运行于经络之中的是气，《灵枢·营气》中说：“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隨，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所以，所谓经络的实质即是在人体中不断运动着的气。而气本身就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灵枢》对经络形态的描述即是对这一运行轨迹的描画，而非实有其物。至于古人是如何感知这一轨迹的，则可能是长期针灸实践的积累，也不乏出自内修者的体验的可能。总之，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经络就是在人体中不断运动着的气的轨迹，是人体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象。
关于精气神理论，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很多，其中一些仅有指象的意义，如：营、卫、三焦、神等，它们不具有实体特征，只能意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而另一些概念，如精、气、津、液、血、脉等都有其实体物质，但这些名词在多数情况下又都是一种象。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灵枢·决气》）这就是说，人体的总的生命活动之象是气，而这种生命活动又有不同特性，这样又形成了不同的更低一级的象。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表示生殖之精，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用来形容对人体有用的、极为珍贵的、非常细微的物质，是精微、珍贵之象。对气的描述《灵枢·决气》云：“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是与精、津、液、血、脉并称的气，显然也是象。而中医的津液虽有特指，如汗、唾、尿、涕、泪等，然《灵枢·五癃津液别》有：“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又统称一切液体状的物质。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认识过程中，津液同血、脉一样，多是指象，如讲津液受寒，聚沫则为痛，这里的津液只能以象会意。同样，当我们描述血虚的时候，并没有说血的总量有所减少，也不是西医的贫血，而是一系列生命活动失衡的综合之象。还有，当我们说经脉空虚或经脉闭塞时，也非指某一血管空虚或闭塞，而是指象，如此等等。转贴于
3、中医诊断是以象为对象、内容、结论的
不同于西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讲求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它不是通过生理、病理、化验、影象、解剖等手断对疾病进行认识，而是通过对人的气色、神情、体态、气味、声音、脉象及生活习惯、环境等的了解，对人形成整体的印象，以察其生命活动的失衡之处。对于整体性和活动性的强调，使得中医诊断的对象不是疾病，而是人，不是具有一定形态结构的组织或生物体，而是人的整体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的象；其结论不是某种病菌或病毒，而是人体生命活动平衡的偏离所表现的象。西医诊断的结果力求准确、精细、具体，有可视性或可测性；而对于中医，诊断的结果总是某种整体的、综合的象，虽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仍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对于很多自我感觉已经非常明显，但各种仪器都不能检查出病因的病人，西医往往认为没有病，或归于臆症；而中医则能通过对其生命活动之象的考察，洞明其偏性，得出一个以象为内容的诊断，给以治疗。
中医的诊断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之说。对于望而知之的追求正说明了象对于中医诊断的重要性。在诊断过程中，望、闻、问、切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形成某种特定的象，最典型的是望诊和脉诊。望诊的每一项内容都有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并非逻辑的推理，而是中医先辈们长期以来对于人体外在表现的领悟，即象。如“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五官在于下极，五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见，明堂润泽以清，五官恶得无辨乎。”（《灵枢·五色》） 又“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同上）以上并非任何分析、解剖所得，却是对人体机能活动综合把握的象。在望诊各项内容（包括面部神色、行为举止、环境等等）所得之象的基础上，中医会形成更为概括的象，望而知之便是由此而得出。中医的脉诊更是取之以象，故称之为脉象。《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有：“色脉与尺之相应，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这是多么生动的有关脉诊指象意义的描述。所谓洪、大、细、数、弦、代、涩、滑等，都各辨其象，只能形容、体会，非言语所及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中的：“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等所描述的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更非以象会意不可。闻诊和问诊也都有相似之处，在闻和问之后，中医会综合所得之信息形成一整体的象。四诊合参则是将四诊之象再进行融合，最终得一更为完整全面之象，是人生命活动在目前时刻的综合把握。
4、中医所辨之证即是象
中医辨证包括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无论用何种方法，所得之“证”均为对病人现阶段状况综合认识的象。如《伤寒论》对太阳病的描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显然是在对疾病的深刻的了解之上得出的综合的象。在八纲辨证中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各自为一独立的象，在具体应用中，其中几项相结合，形成更为综合的象，如：里实热证、表虚寒证等。卫、气、营、血、三焦都是用来表示人体部位的名词，它们同样是一定的象，而非具体的解剖定位。依具这样表示部位的象来辨疾病的深浅、进退、及当时疾病的特征，所得之结果必然是象，兹不赘述。
5、中医治疗用药理论是以象为内容的
中医治疗标准讲究以平为期，所谓：“阴平阳密，精神乃治。”这不正是象吗？中医的治疗原则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等等，其中的寒、热、微、逆、甚……等，都是象。而“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治疗方法也是由象而出的。
中医对药物的认识也是从象而来的。中药理论讲的是四气五味，即温、热、寒、凉及苦、辛、酸、咸、甘，其中的每一项都不是人对温度或味道的感觉，而是相关药性的综合之象。对中药的运用，中医方剂学讲求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在此处，君、臣、佐、使不是象又是什么呢？
除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们还能从其关于养生、运气的论述中看到象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兹不赘述。总之，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整个中医的学术体系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
四、中医唯象理论的意义
中医这一唯象理论体系既没有解剖基础、实验方法，又没有明确的概念、逻辑的推理，更没有客观化的原则，对于经典中的描述也不能给出统一的解释，对其理解也会因人而异，如此等等，都是因为其体系是由有中国特色的象构成的。也正因如此，标榜科学性、客观性的现代人对中医或不理解，或无从学起，或盲目指责。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世界的认识是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不能盲目的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才是好的，才是正确的，才是先进的，而中国古老的被实践检验了两千年的中医理论只有被西医证明后才给予承认。在现代科学的前沿领域中，不稳定性和涨落在从宇宙学到分子生物学的所有存在层次上产生的演化模式，非平衡过程物理学及不稳定系统的物理学表达及测不准原理的发现，使现代科学将与牛顿、爱因斯坦为我们描绘的那个无时间的、非动态的、确定性的世界告别。这一结果，将西方科学拉近了中国哲学，更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互动。现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只要我们涉及活物质的结构，我们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以不能还原成通常的物理学定律的方式起作用的。原因不在于某种‘新的力’或某种类似的东西支配着活的机体中的一个个原子，而是其结构不同于任何我们已从试验室研究中认识的东西。”[3]在这一点上，“执其见功处见其形”的唯象理论体系非但不落后，而且具有其勿庸置疑的超前性。这并不是国粹主义，而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客观评价。
总之，中医学是一个唯象理论体系，象对于中医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第一位的。要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不从象入手，不以象会意将是不得要领的。
参考文献[1] Filmer S.C.Northrop，《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互补的重点》（The Complementary Emphases of Eastern Intuition Philosophy and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见《东方和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East and West），C.A.Moore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187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