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30 17:22: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医学的基础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先，构建一种学说的方法与这种学说的方法是两码事,尤其是对那些实践理性非常强的理论来说更是如此，即便两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前者是“生我”问题,后者是“我生”问题。打个通俗的比喻，前者是如何生孩子的问题，生孩子的方法可以是自然怀孕，也可以是人工辅助技术;后者是生出来的孩子用什么方法认识和变革这个世界的问题。由此可见，某事物的方法与造就该事物的方法是不同的。同理,构建中医学的方法与中医学的方法也应是不同的。
其次,取象比类是构建中医学的方法,而非中医学的方法,即不是中医学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方法。什么是取象比类呢？取象比类也叫“援物比类”,是类比法在中医学中的独特称谓。所谓类比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是一种由一事物推到另一事物的推理方法。”类比推理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仿生学就是类比法的典型运用。中医学怎么借助取象比类来构建中医学理论呢？中医学将人体的物质基础、组织结构、生理、病理、致病因素以及药物（即中药)等与宇宙自然的精气、阴阳、五行进行比较归类，构建起人体生命系统的精、气、血、津、液、神等物质基础,人体形体组织结构、生理病理以及药物的阴阳属性和五行归位，相应地，精气神的统一体——人也就随之具备了与宇宙自然中的精气、阴阳、五行一样的功能运化。譬如阴阳,原指日光的向背,向光为阳,背光为阴，而向光处温暖、明亮，背光处寒冷、晦暗，如此将自然界中所有具有温暖、明亮的事物和现象都归为“阳”，将所有具有寒冷、晦暗的事物和现象都归为“阴”。五行原指“木、火、土、金、水”自然界中5种基本的物质形态，逐渐抽象而指这5种物质所具有的属性。“木曰曲直”，原指树木具有生长、屈曲、柔和的特性，引申为生长、生发、调达、舒畅的性质和作用，具备该种性质和作用的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归为“木”，等等。而关于人体生命系统的精气、阴阳、五行的形神功能运化理论的有机组合就是中医学理论。
最后，中医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在观察、实际操作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归纳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主要是借助中国哲学，即精气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而构建起来的，其中取象比类法在理论的构建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医学理论一经建立起来,取象比类在中医实践中就退居幕后了。中医学的方法，主要的应是中医学认识、世界、变革世界的方法，即中医诊病疗疾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的不是取象比类，而是在主要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交互融通的系统方法。在中医医疗实践活动中，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总是追究和比类所观察搜集到的生理病理现象的“五行归类”和“阴阳属性”了，而是直接应用已经由取象比类构建好了的“中医学理论”。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见弦象”，不须再取象比类一番判定为“肝病”，而是直接利用已有的中医理论定性为“肝病”。就像西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解剖学基础上的，解剖法是形成西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在实践西医活动时，并不须每每进行解剖。
综上所述，类比法主要是构建中医学理论的方法，而不是中医学的方法。
2取象比类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正因为主要通过取象比类法等引入了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才构建起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取象比类法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取象比类就没有中医学。
作为归属于类比法的取象比类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思维进程来看，类比推理主要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其前提和结论通常都是关于个别事物对象的断定;二是类别推理的结论不是一定可靠的。其原因在于类比推理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的范围，结论所断定的内容是前提中所没有的。因此,运用类比法进行推理时，前提为真时，结论却未必真。一般来说，要提高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前提中所提供的相同属性或相似属性要尽可能地多。二是前提中所提供的相同属性或相似属性与类推属性之间的关系要尽量密切,这种关系越接近本质上的联系，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仅仅是事物之间表面上的某种相同或相似，那么犯“机械类比”的程度就要高出许多。
从形式上看，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通过取象比类构建中医学的大前提，人体生命现象是小前提，中医理论则是结论。表面上看，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而且大前提的科学性也尚待证实。因此，单单从类比推理的特点来说,既然中医学的理论主要是经由类比“精气、阴阳、五行”而来的，因而其就具有或然性，即不一定正确可靠，换句话说，中医学有错误，最起码是有错误的可能！这种推论是任何一名中医药的拥护者都不可能接受的！难道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医药竟然是伪科学?非科学？难道中医教育竟是在进行伪科学教育？而这也是那些攻击、非难、质疑、讥笑中医药的人所欢欣鼓舞的！
事实并非如此！中医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中医学借中国哲学的精气学说等构建中医基础理论，只是一种偶合。这些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范式,一种模型,正好可以利用来作为中医学说理的工具。它们当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人体生命现象,但没关系。不合乎实际的，不能有效进行说理的，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比如五脏可以配五行，但并没有五方，于是提出了“中”，没有五季，构建了“长夏”。“诸花皆升，旋覆花独降”就是根据实践对“诸花皆升”的修正。而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一种学说就是一个研究纲领，它由硬核和保护带组成。其中，硬核是纲领的基本假设,是核心理论,改变硬核就是放弃纲领。保护带由各种辅助假设和初始条件组成,其功能是保护纲领免于被证伪。当纲领与观察、实验相矛盾时，要调整辅助假设以保护硬核。保护带的调整方向有二:一是导致进步的问题转换，二是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前者说明纲领是成功的，后者说明纲领是不成功的。但即使是一个退化的纲领，也不意味着一旦被证伪就立即失效，它仍可以继续抵挡很长时间，只有当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以后才能被抛弃。从“纲领”看中医，我们认为，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象气血、经络理论等就是中医学研究纲领的硬核,而较为形象的概念、具体的经验性的科学陈述则是它的保护带。正是保护带较强的科学性保护了中医学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仍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根据是什么？是实践，是发展。中医学经过几千年实践的冲淘洗涤，特别是建国几十年来的文献搜集整理、科学研究等，已经抛弃了其中绝大多数荒诞不经、不科学、不文明的成分。换句话说,由于长期的实践冲刷，中医学中的经验陈述不断得以精炼，真理性强的经验陈述得以保留，而较差的则不断被剔除，从而使其较为形象的、具体陈述的科学性不断增强，不断向科学陈述逼近。
1中医基础理论概述
1.1中医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不断在临床实践中获得完善与发展,是综合化、系统化、动态化的一门科学体系。总的来说,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三大特点,分别是开放系统性、实践指导性与哲学思辨性。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特点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开放系统性,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初,便将各种学科融合作为基础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融合社会学与自然学的研究成果,融汇成综合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这些学科理论占据着理论基础与源泉的地位。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之所以具有实践认知性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步于临床实践应用,中医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而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还具有哲学思辨性,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其形成与发展与哲学密切相关,如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中医也有相关的应用研究,并已发展成中医学的基础理论。1.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创新近年来,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现阶段,应用比较广泛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解读与参考;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基础理论及理论学科框架进行的研究;临床研究主要是病证研究、药方研究、治则治法研究等;实验研究则是利用现代化的实验设备与手段进行的药理研究与疗效研究,并基于实验进行药理诊疗理论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研究主要是将医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天文学、哲学与气象学等结合,并进行医学实践阐述医学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完善,而且创新因素不断增加,信息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甚至有学者着力进行技术方法创新以不断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3.1中医基础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是整个中医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随着近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仍应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加大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应用,力求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3.2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有效的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需先进行创新途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需遵照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医理论研究,此外,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还要加大中医理论与其它多学科的结合,加大创新宣传。笔者认为要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引向科学实证研究的方向,是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所在,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实质进展。
4结语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学的核心环节,其创新与发展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对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应加大中医学发展与创新的有效途径。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产生中医学的自然基础
医学应是人类的医学。它离不开人类，只能由人类在现实中创造。
远古人类为了生存，用不同的自然资源维护着自己的生存繁延。但大自然的洪水寒暑，雷电火山，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些必然给人类造成疾病伤害。这就是说，人类的生存中出现了痛苦，存在着疾病。
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侧然遇到一些能减轻、消除疾病的条件和几种能减轻伤痛的物质，渐渐能辨别出什么可用，什么不可用；什么能减轻痛苦，什么能增加痛苦。逐渐形成了痛苦、疾病、医学的概念，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和技能。经过漫长的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有能力把环境、疾病、药物结合起来，形成最初的医学。
在我国有一部分被文字记载而传下来的称为中医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的一个鲜明代表。这种医学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人类用自身的自然器官作为工具，去直接观察接触大自然的外露现象；直接利用大自然的现成现有物质；把疾病与大自然溶为一体；其开成、存在、发展受地域方位的限制，这个水平上的医学，笔者称其为第一医学。
中医学挑战大自然的工具，方式和程度
在没有先进工具的年代里，在千万年与大自然抗争的生存中，人类只能用自身的器官加上勇气去挑战大自然。凭着目、耳、鼻、口舌等肉体器官，人类认识了大自然的外层面貌。靠这些基本工具开掘利用大自然。中医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大自然的结果。看到了风寒暑湿燥火对人类造成威胁。看到了七情六欲，饮食劳倦对人类造成伤害。发现不同的季节时令，方位高低对人类不同影响。木痛痒、昏花眩晕。总之用自然感官和自身体验，去认识、描述病因的痛苦。这是一种直接体验的方式。其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达到这个极限。
阴阳造天地
千姿百态的大自然，只需要有两件东西就能组成。一是实体、一个是空间。中医学的阴阳，就是两种物质的存在形成。
这是中医学的第一块基石。
天地造人
阴阳的物质基础就是实体和空间，它们以不同的配比、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造成了人类的出现。对于生命的形成，物种的起源，千百年来人类都在思考推测。中医学认为，生命来源于大自然，是天地精气所化，其气通于天。
这个假说，地之表一实体粒子。天之气一空间力量。阴阳齐备、阳动阴静，相互作用，造就了生命，造就了人类。
这是中医学的第二块基石。
万物化通
阴阳的抽象规律，是表示两个性质不同的物体，相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为探索阴阳更深的规律，中医学提出一个五行学说，用自然现象来喻意、揭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所谓五行：高山岩石以金代之；流动液体以水代之；气体显形见于火，以火代之；生命密集于林以木代之；万物着落之处，以土代之。
发病原理
疾病本来是没有的。疾病的形成，也只有两类，一是实体的形成或增减，二是空间的残缺和紊乱。一切灾难均来自体外，必先有外部失衡，才会引起体内的波动。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体
战而降， 或相对量超过体内最大抵抗力--退而降。体内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发生。所谓邪之所奏，其气必虚。疾病是大自然的产物。外贼遇上软家丁，灾祸顿然生。这是发病原理。
药性原理
中医学用于治病的材料也是对应三种病因而得：一是无生界中的矿物金石，二是有生界中的动植物体三是人体自身的组织。
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发现了许多能弥补纠正人体失衡状态的自然物质，形成了中草药体系。把药物与疾病对应起来，就描出了药性。中药学以他物之偏性，纠正人体之偏性，这是大自然平衡规律的具体应用。这是药性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中医学调整阴阳平衡的精髓含义，实为调整实体和空间的平衡关系。
中草药不仅含有实体的偏性，还含有空间的偏性。正是这一生物本质，奠定了它在保健强身，延年益寿，扶正祛病方面应用的物质基础，从而为中草药进军功能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亚健康状况，多种综合症备足了军火。正是这一药性原理，一旦引发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化，将震撼山岳。
中西医的区别
前文已论述了中医的四大特点：一、工具特点。人类挑战大自然，靠工具。工具是人体功能延伸，决定人类战胜大自然的力量，决定对大自然开垦的量度。中医学靠人类的五官四肢去直接挑战大自然，对大自然的认识，必定局限在工具所能及到的范围内。凭肉体凡胎，只能触及大自然的表层。二、对象特点。大自然是个多维立体结构。它有多层次、区域性。它首先映入人类眼帘的是外表风貌，是显性规律。人类的手足，只能获取大自然的表层物质。三、把疾病与自然统一为一体认为一切生物和疾病都是大自然的产物，重在整体，从大自然中寻得感官病因和宏观疗法。四、地域特点。中医学来源于大自然。物质上、环境上、认识上必然受当时当地的限制。同样，西医也有四大特点：一、工具特点，所用工具，已不是人类的自然感官，而是大大延伸了的器官一仪器、器械。用这些工具去间接的挑战大自然。能到达肉体器官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二、对象特点，这时的大自然表现给人类的面貌，已不是表层，而是更深一层的景观了。细胞、通道、细菌、病毒、分子、原子、离子都上台表演。三、把疾病个体化，病因单纯化，重显微镜看不到那个两米大汉的风采。只能看到一些细胞。四、地域特点。西医是工业化生产，人工合成制造。它的取材不受地域限制，所以易为全人类拥有。
从以上四个特点可以看出，中西医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是在相联续的两个不同阶段，对大自然的两个不同层面，用不同工具方法，所获得的不同成果。从中医学到西医学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梯，是人类历史的两个步骤。是两个层次、两个范围、两个水平，遵循着自然规律的程序。
中医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中医学的过去已成定形。仁者见二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必须澄清中医学的本质。首先它是中国人创造的，民族性、地域性医学。其次，它是用肉体器官为工具，尽最大能力描成的一幅医学作品。再次，它画尽了大自然和社会关于健康的全部外露风貌，凝结成一颗精美至真的科学化石。因而，中医学在人体的感官自然功能和大自然的地表外貌这一层次上，完成了它的一段历史使命。
中医学还有发展，提高的希望和必要吗?
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凭借自身的能力，利用大自然的原料，经过创造的过程，而得到的有用成果，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中医学的将来，是否符合这三要素的新要求呢？道首先，科学技术大大延伸了人的五官功能，使得人类具有更大的战斗力。其次，人类的健康，并非西医能伺侯周到，那边的活多着呢丨再次，就看用什么方式去为人类服务了。这个过程，就是创造第二中医学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呢？
“在中医学范畴里，病理状态是一组症状和体征，中医称之为‘证候’”，“中医的临床证候是以脏腑(局部器官)病变为中心，同时注重全身状态的辨识”。为使中医学的表述比较符合现代的习惯，笔者曾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概括为“状态医学”［1］。“状态”是中医对“证”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医对“病”的描述，两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构成了人们对疾病认识和治疗的两种不同方法。两者在方法论和临床实践上互相不能取代。作为中医的状态医学理论及其诊疗方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它在临床上的独立地位。
1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病因病理的关系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的病因病理是整体综合反应与局部病灶的关系，它们在临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现：(1)状态与理化指标不一致。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见到虚寒和虚热两种状态［2］；持续高热?1～2?周的病人，可以见到持续寒冷的状态［3］。(2)器官组织的各种理化检查未见异常，临床上可见多种状态失常。例如脾虚证、肾虚证、气虚证、气阴两虚证、肝胆湿热证、湿痰(二陈汤)证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偿功能正常时，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肾盂肾盏结石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时期，全身反应状态相差很大，必须使用不同疗效的方药［4］。中医称之为“同病异治”。(5)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状态，使用同一方药治疗。如冠心病、癌症、肺炎恢复期等3种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阶段可以出现气虚状态：面少华色、乏力少气、纳差、四肢倦怠、舌淡、脉弱，可用四君子汤加味治疗。这就是中医的“异病同治”。由此可见，状态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类问题。(6)孪生者在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方面，是不同个体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时间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这些事实说明，不同个体自身内部的协调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个体内部协调状态的不同，是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千变万化的第一内因，也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
2 中医状态的诊断
人体机能状态正常与否的第一个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症状是诊断状态的第一要素，体征是客观依据。由于人体机能状态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简单加减，因此，现代医学的理化指标在诊断状态时，只供参考［3］。
从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孪生者，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个体，其内部协调状态不同。状态不同必然反映在对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用遗传因素、外在条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释或诊断状态，是不符合状态的多种多样和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的。
同一疾病不同时期，状态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现相同状态。整体状态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体状态可以正常。体温测量与人体寒热状态没有必然联系，等等。均证明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方面，用于诊断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标是不能作为诊断状态的依据。
中医状态的诊断，是一种以病人自身感受(症状)和临床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不同状态的区别，主要是依据临床诊疗实践中所见病象，进行深入细致分辨的结果。笔者?1999?年秋诊治?1?例病人，属中医外感病秋燥中的温燥，症见：发热，少许恶寒，咽干鼻燥，干咳无痰，口渴舌干稍红，脉浮数等，更见满面白色细小皮屑。可谓典型之至。如果从病因病理角度，只能归为病毒为害，西医没有应治之法。
状态的诊断，实质是以症状、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与分类。分类的基点是寒热、虚实；分类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的状态——证候，寻找有效的方药。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部的平衡和人体与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础，一定强度的致病因 素导致了平衡失调，从而出现疾病。因此，中医对人体机能状态的判断有两个基点：(1)偏寒或偏热；(2)太过或不及［2］。所以，寒证、热证、虚证、实证是状态分类的出发点，或者说是总纲。因为临床上千变万化，数之不尽的各种状态，都是寒热虚实的进一步的具体划分。
中医学中的基本状态约20种，包括脾虚、肾虚［3］；常见状态?200?多种［5］。假设人体分为九大器官系统，按排列组合的数字方法计算，人体状态数以万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状态诊断的复杂性。
3 中医对状态的治疗
状态的治疗是人类医学的一个特殊内容。从表面来看，中医药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都是使用天然药物。现实是：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与众不同，疗效在众传统医学之首；中医药不仅对现代临床各科半数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疗效，且很多西医难治、不治之病症是中医的优势。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医学的本质是状态医学，其诊断、治疗疾病的角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角度是两个不同范畴。
状态治疗的首要特点是：以方治病。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问题，也不是现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环节，它是全身各器官组织某一时间综合协调的结果，是状态异常，或者称之为状态病，中医称之为证候。这里的方，不是某类药物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针对细菌或某器官的现代病因病理意义上的药物；而是针对人体不同状态确定治疗大法而拟定的处方，中医称之为方证对应，即以特别组成的方剂治疗不同的状态。
状态治疗的第二个特点是随证加减。尽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医治疗状态病的基本原则，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准确对应临床上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具体病证，在某代表方的基础上增减原方的药量，或加减某几种药物。“随证加减”反映了状态的千变万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药制剂，在当今和今后的临床实践中，不会成为中医的主流。
整体与局部并重是状态治疗的第三个特点，但必须强调状态的治疗贯穿始终。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时期使用银翘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味、清营汤加减、参附汤合生脉散加味、竹叶石膏汤加减等等［4］。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别，证明中医治疗是以状态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疗服从整体状态治疗。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治疗，必须综合状态治疗的原则”［2］。
4 关于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对中医学体系自然科学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讨论状态与病因病理的关系、状态的诊断、状态的治疗之后，我们对中医学的本质——状态医学及其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笔者再次强调，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临床医学的两个不同范畴，两者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维、诊断与治疗。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状态医学的独立性和中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一个清晰的事物。中医现代化应是以发掘、完善中医学理论，以及相关诊断、治疗方法为核心；全面引入现代病因病理学说，加强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等治疗；加强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和预后判断。
本世纪初，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不断普及，现代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成果为西医所利用，中医相形之下变得弱小。西医有理化指标，诊断明确，对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见可数；故不少中、青年中医下意识地忽视了中医理法方药的主导地位，以至见到体温升高就投清凉之剂，高血压伴见气血虚弱也不敢进补。
中医学是一个独立的临床诊疗体系，现代病因病理学说的引入，不会冲击或改变中医的状态医学优势，它将弥补中医学对局部器官病认识的不足。
近40年来，中国的西医大规模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单味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复方的临床验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现代成果，证明了中医药、针灸临床运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也为今天中医现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治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要点是：遵循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对状态诊断、治疗贯穿疾病的始终，而西医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疗必须综合中医治疗的原则。
5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状 态医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医学在理论上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在临床实践上，由于两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临床医学体系：西医的病因病理学说是对器官病细致入微和多层次研究的理论，它的相关诊断、治疗方法，对器官病是首选的，很多治疗是特效的。因为不同个体，不同种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诊断相同，其有效药物的作用点和过程也相同，相关治疗就“经得起重复”，这就是所谓“特效”。中医学在状态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大量的有效方药和相关理论。如何面对实际，接受状态的客观存在和相关的理论，是今后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样用西药体现状态治疗，在实际上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但笔者提请医学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医的状态是西医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类事物，不论医学怎样高度发达，生物遗传技术怎样完备，或器官移植和人体复制成功，人体内部的协调总是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然使中医的状态医学与人类共存。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3(3-4)：1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1)：7
1.1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
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
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
1.2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
《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 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
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
《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
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
2.1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
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 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 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 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 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 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 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 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
2.2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
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
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2.3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
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
2.4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
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 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震亨. 丹溪心法.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9～12
2 张介宾. 类经.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369
3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3
4 刘完素.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见：金元四大医学家名著集成.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116
5 周子干. 慎斋遗书.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35～36
关键词：原创思维；概念时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677-02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及发展前景的争论中，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变化。上个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由“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向“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的转变。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软件向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化盛行，新的时代――“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即将到来。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能外包的技术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发展右脑，进入全新思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源于此，在新的概念时代，重视中医原创思维，大力传承发展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的整体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时代的到来
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是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基础，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概念的内涵定义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描述了概念所对应的一切事物。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逻辑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但是却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曾经被低估和忽视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右脑”――富于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将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而右半脑负责了解感知世界。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人类才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随着对右半脑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被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高概念”(High Concept)的出现，使概念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概念是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是概念间的复杂联系。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与之并列的则是高感性(High Touch)，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1]描绘了与美国现代作家丹尼尔•平克的畅销书《全新思维》[2]中相似的场景：崇尚高概念、高感性。正如丹尼尔•平克告诉我们的：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了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以上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勇于创新。这些全新思维方式的运用更能体现学术之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1世纪，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会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中医学的原创思维
所谓原创思维，是指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概念时代的到来，要求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原创思维。只有具备了原创思维的学科，才能拥有原创性的成果与原创性的优势，才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是历代医家数千年来通过不断深入的观察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通过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与理论的医学体系。它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其原创思维既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也强调天人相应、调身与调心并重。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既来源于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又以临床疗效作为检验的证据。
首先，中医原创思维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中医学不仅属于医学的范畴，还寓有人文科学的内涵。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前者更强调客观性，后者常带有主观性。但两者又密不可分，互补互动。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医学反映了人体的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中医学植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含有大量的人文内容。人文因素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内容与人文哲学内容是水融、难以分割的。因此，要进行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不能忽视人文哲学对于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多是基于形象思维，因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形象思维解开了，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创造思维。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思维被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宏观性、整体性的思想成果，中医学就是这一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譬如，五脏中的“肺”，其功能主气，司呼吸，在体合皮毛，为华盖，居至高之位，主治节，为相傅之官。根据其形态和功能，以金曰从革，中医学将其形象地称为肺如“橐龠”，肺体清虚。橐龠：一种有鼓风袋，似通气管的风箱。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龠的画面。它有3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种将“肺”比为“橐龠”的形象思维，生动、贴切的展现了肺的形态和功能。又如五脏中的“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中医学将肝比喻成一棵参天茂盛的大树，如果无拘束、无羁绊的成长，则可正常发挥其主疏泄、主藏血的功能；如果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会功能失常，引发疾病。因此说，肝性刚喜柔，性喜条达，郁则生病。同样，如此将肝比做“木”的形象思维也生动描绘了肝的性质和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形象思维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形象思维的集合，使得中医学具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形成了其独具的原创思维。
其次，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因此中医学在认识与治疗疾病时强调要综合、整体的考虑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学科独有的诊疗模式。中医学重视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与辨证论治，要求理法方药一致。论治讲承制调平，圆融和合，防治求本。其诊疗过程是医生通过与患者接触，进行望闻问切等自身感知与体验，对于患者的病证所对应的模式进行识别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医生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不断验证并修正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维的、自上而下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体现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
3概念时代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
虽然中医学与西医学诊治疾病的方法与手段不同，但其基点是完全相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所关注的基本对象都是人体；其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只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共同反映。正是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并存，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疾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同医学体系间的交流与借鉴，更加有利于人类认识疾病的本质，追求健康的真谛。因此，在概念时代，更要重视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保持中医学自身特色、发挥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整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重视中医原创思维传承，也是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是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主要途径。重视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诠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这种发展更应该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汇百川，倡导多学科交叉渗透，欢迎相关学科与前沿学科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的学术研究。中医学人要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系统复杂性科学。通过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发展，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努力。
东方文化的掘起，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世界正以更加客观、成熟的视角来审视与学习东方文化与中医学。在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中，更加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中医也以综合为自身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所提倡的综合有相当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合时代的，这也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新时期，“概念”叩响了时代的门扉，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产生着作用。发展中医学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八纲，会为医学科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抚今追昔，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企盼现代化的中医药工作者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只要珍惜并抓住这一机会，奋发图强，一定会创造现代中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应从医学开始，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由于中医学和西医学产生于2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以及所依赖的哲学理论有很大差异。
1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知识大都来自直接的感受和领悟。中国的哲学家们将直接认识的东西视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这与西方哲学所强调“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人相通”，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人应该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不是很明晰，它们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的概念。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没有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从而带有传统文化烙印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中医学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之于医学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导，而不应做具体细节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太过密切，导致了中医学中的许多规定是为了迁就哲学而做出的，已经偏离了客观实际。中医学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和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唯科学主义者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认识对象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不同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医思维中重要特征，古代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医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认识事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抽象过程，包含着医生自身的某些素质，如经验、理性认识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内容。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表述方式是对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种唯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其语言表述上带有主观色彩就断然否定其理论的客观本质，就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思维科学、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与发展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实践的作用。中医学形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在比较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便体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的形成，并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想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践，发现并确定了人体主要生命体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过实践，揭示生命奥秘;通过实践，探求治病规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西医学的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以商业为其经济基础，希腊爱琴海地区，航海条件优越。数学和数理运算成为商业往来的核算工具，商人强调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观强调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理性思维，借助于逻辑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世界。西方哲学认为“心物二分”，强调主体和个体的独立性和二元性，笛卡尔哲学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2个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世界，认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可以分割开来的。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推广而来，西方哲学将主体和客体对立开来，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坚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个体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与东方哲学相反，西方哲学强调人定胜天或控制自然。西医学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其实验充分运用了理化、数学的方法，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证明。而对于人体的认识，从系统、器官、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细胞、分子、基因等细微结构，同时对各种结构都有其理化性质的描述和精确定量的数学刻划。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注重体验、直觉和悟性，这种思维方式是立体的、混沌的、意象的和体验的。天人二分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探究客观事物中的本质规律，因此这种思维是“线性的”、“量化的”、“严密的”和“理性的”。虽然西医理论的构建过程也是在其哲学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医学理论的构建而言，哲学仅仅作为指导思想，指引着医学科学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完成其科学研究，构建其相关理论。哲学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参与西医学理论的构建，更不会将相关的哲学概念及其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3不同的哲学理论指导下的中、西医学各自的特点
综上所述，中国人重关系、经验和感悟，以间接的思维方式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关系;西方人重分析、实验和验证，以直接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二者构成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是整体的、联系的，注重关系;西医是分析的、还原的，注重实体。中医是和合性思维，认为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态、稳态、和合态就是健康;西医则主要是对抗性思维，即通过对抗性治疗，杀灭致病因素，从而达到健康状态。中医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合轻分、重用轻体、重时轻空、重悟轻测及重道轻技的特征。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整体把握上，体现在未病先防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及重视正气、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和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和微观把握及对病因、病理、病位等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上，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占有优势。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和内容
从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xx级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专业中随机选取3个班的97位本科生。对学生进行学习兴趣、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协作以及精神面貌等方面的调查和评价。
1.2 调查方法
1.2.1 准备阶段
以学生对实验中医学的理解程度为变量,选取学习兴趣、创新能力、团队精神、科学思维、艰苦耐劳等指标,在查阅大量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设计完成调查问卷。
1.2.2 收集问卷
采用书面调查形式,由任课教师在实验中医学课程绪论部分开讲前发给学生,当场完成、收回。
1.2.3 分析资料
综合3个班的问卷,作初步分析。
2 结果和分析
2.1 问卷回收
共发出问卷97份,回收91份,回收率为93.8%,
2.2 实验中医学课程现状
2.2.1 对实验中医学课程基本情况的认识
本校从xx年开始在中医学、中西医结合、针推学和中医学七年制专业学生中开设此课程。经过3年的努力,本校学生在实验动手能力、科学思维水平以及科研热情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在中医专业学生中的知名度、影响力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为此设计了3个问题,结果见表1。表1 对实验中医学基本情况的认识[略]
实验中医学课程由6个验证性中医实验和1个探索性实验组成。经过教职员工3年的积极努力,在学生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本课程与传统理论教学的不同点是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由学生主动完成整个实验,从而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不过,98%的学生对这门功课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兴趣,还是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在授课过程中也发现少数同学对实验动物有恐惧感,甚至个别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不能完成实验操作,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对该课程不感兴趣。
课程是培养学生应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解决、解释中医学的问题和现象的能力的,这一目的得到了普遍赞同,99%的学生认为课程的开设是必要的。
如何引导同学主动、自觉地学习是高等中医学教育面临的难题,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实验中医学的教学过程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超过23%的学生认为一点都没有促进主动学习的愿望,所以,针对这一环节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已经很必要了。
2.2.2 对实验中医学提高科学研究能力的认识
实验中医学通过7个实验的教学使学生熟练操作常用的实验动物和科学仪器,实验过程要求4～5人为一个小组,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并在最后一次课安排探索性实验设计,由每个小组成员操作自己设计的实验。经过整个流程,可以使学生在科研思路、创新能力、运用科学语言和发挥团队精神等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对于即将接受这门课教育的学生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我们设计了4个问题,结果见表2。表2 对实验中医学提高科研能力的认识[略]
本校中医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独立进行中医药学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能力的,并有创新和开拓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本课程注重加强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观察、发现、思考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实验中医学在提高科研思路水平方面有91%的学生认为是有益的;同时超过82%的学生认为课程可帮助他们提高团队协作的能力。而教师在规范化运用科学语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有关创新能力的提高一直都是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课题,本课程的开展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 实体；关系；相互作用；中医学；非实体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1（a）-092-02
Th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ING Zehui1, WANG Huasheng2
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aise 533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aise 533000,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edicine grasps the object world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factors of the whole, and recourse the substantive being that decides life state of person. By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 of the various factors i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environment of person's vital activ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vestigates the coupling and function of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probes the interaction that causes the biological of person. To the substantive thought of Western medicine, it is distinct contrast that th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 of the organism.
[Key words] Substance; Relations; Intera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关于中西医学思维的比较研究，理论界大多从思维的方式、方法入手进行。笔者认为，换个研究角度，从中西医学思维的核心理念入手进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何裕民教授在研究中医的整合思维时论及一个研究案例，调查表明，在对回答鸡、牛、草三者之间哪两样东西关系最密切时，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绝大多数选牛和草，而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却选鸡和牛[1]。笔者认为，前者关注的是牛与草之间关系，是在关系中把握实体，而后者关注的是分类，把握的是实体，是在实体中把握关系，因而中西思维的差异之一是核心理念的差异：关系与实体。
1 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
西医学从整体中各要素的分析入手来把握对象世界，本体与现象具有明确的限定性，在研究人的生命活动规律时，总是要追索生命活动背后的最根本的实体性基础。这种基础不论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都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体。
1.1 精神性实体
西医学在它的发展初期和中世纪时期，是将人的生命健康或疾病的状态归结为精神性实体的作用。例如，鬼神致病观念认为，鬼神或他人的灵魂进入肉体就会导致生病。《圣经·出埃及记》说，上帝可使人患麻风和使人痊愈，而其《列王记下》说，天神散布瘟疫，一夜间使亚述人死亡18.5万人。基督教视野中，人生病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种鬼、神、灵魂都是精神性的实体，是异己的实体，治病就在于铲除这种实体，或求上帝的宽恕。
1.2 物质性实体
西医学在它的经验医学、实验医学和生物医学时代，则是寻求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性基础。近现代西医学从总体上来说是用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以研究机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为基础，来探寻疾病的位置和原因，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物质性实体的异常，疾病是一种客观的实体，是外在的东西，是患者的异己[2]。莫干尼的病灶理念把疾病看成是局部损伤，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应的病变部位并在某个器官内。找病灶成为西医诊断的最主要目标。这种找病灶的思想是“西医诊断学以及种种诊断技术和仪器的基础，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3]”。在其后，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物质基础。在西医学视野中，无论是组织、器官、细胞、生物大分子，还是基因，都是物质性的实体；无论是细胞免疫系统、体液免疫系统，还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都是实体性的存在。“本体论的疾病实体观将疾病看成是身体各部分的损伤或器官的障碍[3]”，医学的任务在于清除病灶，消灭病原体，修补损伤，或者置换实体。
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是从研究对象世界入手，分析其组成部分的内部机制，追索决定人的生命状态的实体性存在。即使探讨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关系时，西医学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仍在于实体，而不在于关系，是以有形宰制无形。
2 中医学的关系性思维
中医学把人与自然看作是有机的整体，不是从整体的各要素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中各要素的关系入手来把握人的生命活动、内外环境中相互作用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并不关注决定这种联系的最终实体。这就形成了中医学源远流长的非实体性的辨证思维传统，与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1 关系性存在
关系是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必要因素，不同关系表现着事物的不同联系方式，任何事物都处在和其他事物的一定关系中，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它才能存在和发展。中医学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关系理念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诸如“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的分析，不应把它们作为实体来寻找本质[4]。阴阳理念揭示的是有机体内外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五行理念揭示多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美国有一本介绍经络学说的书就叫《没有蜘蛛的蜘蛛网》[5]。这个比喻较为贴切，但仍不准确，因为蜘蛛网仍可理解为一种实体，确切地说，经络是没有蜘蛛的无形的蜘蛛网，因为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没有独立实体性。正如张其成所说，“经络就是一个关系结构、关系实在”[5]。用西医解剖学方法去追问经络的实体就难免陷入误区。
2.2 关系性疾病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它的中心思想是以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述医学理论，着眼于有机体内外各因素职司相配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一定的秩序。阴阳五行关系正常，有机体处于有序状态，表征健康；如关系异常，则有机体处于失序状态，表征疾病。中医的辨证论治观认为，“证”是系统质病，即关系病[7]。因此，调整阴阳，补偏救弊，帮助患者改善内环境，维护阴阳的相对平衡，恢复各要素的正常关系，便成为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基于此，中药理论以“君、臣、佐、使”比喻任何一味方剂中各药物的互动关系，表征着各种药物的秩序。
对于关系性存在无法进行实体性诠释或实证。虽然实体、关系、能量、信息等都具有客观实在性，都属于物质范畴，但是关系不同于实体。实体是能够被用感觉器官（或借助于仪器）感知的；而关系却不能被感知，需要运用思维去把握。邱鸿钟[8]认为，中医学理论具有直觉知识的自明性，原初的自明性体验是其后继的认识活动的起点。这就是说，对关系性存在的思维把握主要的是直觉思维。
中医学的关系性思维，同样研究实体，如研究五脏六腑的形态与功能，但对实体的研究是在各实体之间的关系中来研究的，对于实体的界定基于关系理念，对于关系性疾病的治疗在于恢复各实体之间的秩序。
3 中医学追究的终极原因
关系蕴涵着联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现象存在着某种关系，表征它们是相互联系着的，而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相互作用。中医学从研究有机体内外环境的关系入手，追寻导致人的各种生命现象产生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是中医学的关键概念。《易经》以阴阳两爻的感应交织、相互作用展开人与天地的宇宙图式。《黄帝内经》认为，人是天地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立论于“人与天地相参”，由此进行取象比类，人与天地的类比被落实到时令节气之上，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秩序运行着。整体理念揭示了要素与要素、生理与心理、肉体与灵魂、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脏腑与气血的关系，“气和血运行于周身，营养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因此，气血运行失常必然影响脏腑的生理活动，从而导致脏腑的病变；反之，人体的气血，又是脏腑生理活动的产物，脏腑的病变必然导致气血的运行失常[9]。”阴阳学说揭示了阴阳交感所引发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关系。辨证论治是以个体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作用后的反应状态（象）为依据的。辨证时，既须把握各个“证型”的本质特点及其种种表现，更须了解不同“证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和转化可能[10]。药性理论同样注重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是中医学追究的终极原因。中医学没有西医学思维中的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它直朝现象本身，运用内景返观、司外揣内等方法，追问导致现象产生的相互作用，而并不特别关注现象背后的本体与本质。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1]。”这就是说，在中医学看来，人的生命活动现象，归根结底是内外环境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或结果。天人相通是通过气来实现的，气有阴阳，阴阳的相互作用生成了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健康或疾病状态。用精气的升降出入、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五行的类比取象、生克乘侮来说明人体生命过程和疾病的发生，都体现了中医学思维所追寻的终极原因是相互作用。
中医学的非实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医家在历史文化条件下对人体关联现象了悟中生成的。中国最初的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兴起和繁荣的条件是各要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水利条件，中国的水利条件与西欧相比尤为艰难，而兴修水利需要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部落的人群相互协作。这一特定条件促使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着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哲学家着重思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中国文化这种重视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中得以运用和发挥，就着眼于建构有机体内外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的秩序，确保其处于有序状态。
[参考文献]
[1] 何裕民.重要的是“土壤”,而不是“雨水”——关于整合思维与象思维[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2):8-9,28.
[2] 张大庆.人道主义的凯歌——科学技术与20世纪的医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96.
[3] 张大庆.医学思想史札记之二:西方近代疾病观念的变革[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4):68-69.
[4] 赵博,马烈光.后现代主义下的中西医比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4):305-308.
[5] 程之范.世界医学史的教学与中西医问题[C]//程之范医史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
[6]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94.
[7] 王淑玲,孙云廷.中医系统论与中药复方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08, 19(1):212-213.
[8] 邱鸿钟.中医的生活世界观与直觉的明见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7):66-67,80.
[9] 张朝晖,彭娟.浅析脏腑与气血关系在糖尿病伤口治疗中的意义[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2):490.
[10] 何裕民.中医学导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84.
“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争由来已久，目前渐成三个学派，现分述如下。
1 “心主神明”派
自《黄帝内经》阐述“心主神明”以来，该理论为历代多数医家所遵从，贯彻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体现于理、法、方、药诸方面，“心主神明”成为中医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当代医家多继承和遵循该理论，印会河和邓铁涛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一书，明确指出“心主神明”是心脏的重要功能，由于该书是作为全国中医高等院校的教材出版发行， 其影响很大并有很高的权威［1］。邓铁涛教授在其《邓铁涛医集》中进一步指出“心脏不仅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分泌物”，以证“心主神明”之说［2］。其后又有诸多学者附和，刘氏认为神明应包括个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和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总属于心，而分属五脏。“心主神明”的确立，其物质基础是心所主之血气，“心主神明”理论充分体现中医学理论整体观念的特色［3］。钟氏认为：从五行学说来看，心神与其他四脏神是平等地位，称之“心一”，另有一个协调控制诸脏之中枢，称之“心二”，“心主神明”是通过“心二”对五脏系统的调控作用而实现的。《内经》所说：“头者，精明之腑”，言头非言脑，而头非脑也，乃指头面诸窍而言。李时珍论辛荑时突起一句“脑为元神之腑”，其“元神”相当于“一部之神”，即“鼻神”也，纵观《本草纲目》，仍主张“心主神明”。“脑主神明” 是因近代神经解剖学的传入而起。因此，“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是源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脑主神明”只是源于西医学的一种观点［4］。迟氏认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是血，若心病无力行血，脑失血养，其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出现不同程度的神志病症，轻则眩晕、乏力、健忘和失眠，重则昏迷。因此，心主血脉的功能是维持大脑功能正常发挥的先决条件。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脑氧耗量占整个机体?20%，葡萄糖耗量占全身总耗量的?17%，若脑缺血缺氧，即可发生精神紊乱，甚至于丧失意识，由此可证“心主神明”［5］。刘氏指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之理论，均以《内经》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在复习《内经》有关论述之后可以看出，把脑直指为思维活动场所在《内经》是缺乏有力证据的。《医林改错》肯定“脑主神明”同时否定“心主神明”的理论，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写成的，用解剖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难以令人信服，反使中医理论面目全非，所以仍应坚持“心主神明”的观点［6］。
2 “脑主神明”派
“脑主神明 ”的理论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朱氏以为中医学历史上将脑的生理与病理统属于心不妥，应将脑独立为脏，脑主藏神，为身之统帅，与之位相配，开窍于耳，其华在发［7］。程氏引经据典，参古验今，归纳出脑的生理特点为：中清之脏，纯阳之脏，喜静恶扰；具有主精神思维、感觉、运动、记忆和情志的功能［8］。周氏复习相关文献后也指出，脑为中清之脏，宁静之器，内持为贵，在人的生命中占中心地位［9］。李氏指出，虽然“心主神明”学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但亦不断受到质疑，从历代有关脑的解剖的相关文献看出，有许多关于“脑主神明”的描述。可见“脑主神明”的理论是有依据的［10］。段氏认为将脑归属于奇恒之腑是不妥当的，因为脑具备藏精气而不泻，满而不能实的生理特点，应当为脏。将脑的生理功能归属于心十分牵强，心主神明是中医学的一次明显失误，应予以废除，立脑为脏。人体应是六脏六腑，脑主神志，调节言语运动，藏髓，开窍于五官，是控制和调节五脏六腑的决定性脏器［11］。姜氏认为“心主神明”名不副实，其实质是用心来概括脑的功能，不能再以整体观念的理论相互取代，而应明确脑的作用［12］。向氏认为古代医家借用五行学说阐述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这种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当时科技水平所决定的。中医藏象学说本身有矛盾之处，这个理论体系长时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已认识到这个封闭的系统模型已不能全面反应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更不能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脑主神明”的理论是对五行学说与脏腑理论密切联系的一次否定，是中医理论发展的突破口［13］。
3 “心脑共主神明”派
近代医家张锡纯首倡“心脑共主神明”之说，后人多有附和。许氏纵观《内经》全篇，发现《内经》中“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共存，上述两种学说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心主神明”是从脏腑功能调节立论。“脑主神明”是物质场所立论，引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对心脏磁场、大脑磁场及“心激素”的研究成果，证明“心脑共主神明”，心调神，脑生神，心在神明的产生和变化中作用更重要［14］。张氏认为心神说形成，是古代哲学对医学影响的结果，并同当时的科学水平直接相关，因为在当时日常生活中，较能直接观察到心脏在生理心理活动中的主要作用，而脑的活动不易为人直接察觉，“心神说”是不科学的，但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是中医整体观念的特色之一。在“脑主神明”不断得到实践经验的证实之下，作者提出，心与肾，一主血脉藏神，一主藏精生髓，心肾相交就是心神与脑髓相互关连的生理机制，倡导以心肾相交理论统一“心神说”和“脑髓说”［15］。张氏认为“心主神明”虽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学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临床实践，应用价值有限，五脏神与五志交叉，运用上有一定随机性而缺乏客观性。“脑主神明”学说的出现是中医学的进步，但立脑斥心，以脑代心是不妥当的。中医的脏腑不能与西医的脏器划等号，两种学说互有缺憾，心脑共主神明，才是体在脑，用在心，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模式有吻合之处，应予以提倡［16］。
4 结语
“心主神明”的理论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贯彻于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诸方面，并有效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心主神明”学说形成于科学不发达的时代，随着医学的发展，其不当之处越来越为临床工作者所认识。有人不承认这一点，动辄引用《内经》条文以为根据，其实《内经》作为一本医学学术著作，并非句句真理，若总以经文为依据，则不免有“医八股”之嫌。“心主神明”观点统治中医界?2?000?多年，已成为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予以否认代以“脑主神明”理论，实质上是对中医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应用的否定，这无疑是中医界的“地震”。有人担心中医学理论因此而面目全非，甚至于灭亡。其实这是对中医前途和发展没有信心的表现，如果因为修正不当之处能导致中医的灭亡，那么中医亦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中医理论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所致，对错误观点进行修改，才是真正发扬光大中医学方向；自护其短，强词夺理必然导致中医的灭亡。“心脑共主神明”理论一定程度上调和“心主神明”和“脑主神明”两种理论的矛盾，但难以自圆其说，对临床亦没有实际意义。“脑主神明”学说的兴起，除受西医的影响之外，同临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有人一再将“脑主神明”理论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受西医神经学解剖学影响，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正是临床实践需要才是“脑主神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但“脑主神明” 学说目前还只停留在初步形成阶段，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学说还有很多差距。不但要在理论上加强研究，更重要的是落实于临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脑主神明”理论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印会河，邓铁涛主编.中医基础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0
［2］邓铁涛.邓铁涛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176
［3］刘庆华，史丽萍.试论神明的体用观［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7，21(5)：5
［4］钟雷，倪建伟.神明之主理论问题探讨［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2，5(1)：18
［5］迟华基，孙吉华.心脑关系与心神说［J］.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4，18(1)：7
［6］刘兴仁.再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14
［7］朱文锋.略论脑当另立为脏［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0，10(3)：113
［8］周文献.脑为元神之府刍议［J］.河南中医，1996，16(5)：277
［9］程昭寰.论脑的生理特性及功能［J］.黑龙江中医药，1992(6)：6
［10］李如奎.中医对脑的解剖生理的认识［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4(12)：9
［11］姜惟.略论脑主神明［J］.陕西中医，1991，12(10)：452
［12］段元荀.略论脑当为脏［J］.陕西中医，1993，14(3)：112
［13］向德鸿.试论脑主神明［J］.长春中医学院学报，1998，14(8)：2
［14］许国振.心脑共主神明论［J］.新中医，1991(10)：6
由于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的差异,两者的转化医学各具特点。对于中医药来说,医药合于一体,而且中医学有自己的疾病观和治疗观。因此,转化中医药学的内涵阐述既要全面又要突出特点。中医学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色,转化中医药学应以此为前提,在临床中以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辨证论治出发,疾病与证候并重,针对辨病和辨证分类,在立法处方、药物配伍、证候传变、疾病预后、药效和疗效评价、药物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广泛查阅医学典籍,名家医案,深度发掘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文献资源,从中找到新的治疗方法技术和药物或获得解决临床问题的思路;并借鉴和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发挥各自优势,应用基因芯片、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药理学等技术以及严格的统计学分析,在不同的研究层面对与证候发生、发展、传变、预后,疗效评价、药物作用靶点和质量控制等相关联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进行筛选;同时,赋予相应的具有中医特征内涵的脏腑和四诊合参信息,进而指导临床应用研究,体现中医药学“临床—医学典籍—临床”的转化路径[7]。
2转化中医药学的研究分支
转化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血肉是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知识,其核心是转化,其目标是适合临床需要的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的技术、方案或药物。中医药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离开这些,转化中医药学学科将会是空中楼阁。研究分支可分为中医和中药两大板块,在此两大板块下,可考虑细分为若干学科研究专业,现提出下列几点设想以供讨论。
2.1转化中医学
中医理论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与其研究技术的落后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表述的研究成果往往由于中医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尚不完善或不统一,可重复性差,在国际上难以交流,阻碍中医理论的传播,并使一些研究成果得不到国际医学界的承认。转化中医学,其目的是借助转化医学兴起的机遇,引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概念,充分发挥以临床为基础的中医特色,以循证医学证实中医学临床经验积累和临床疗效,将中医学从经验医学上升到实证医学[5],再转入基础研究,然后从基础到临床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转化中医学的两种模式:第一是从临床经验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第二是从医学典籍到基础研究再到临床应用。由于应用了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使转化中医学易于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同时有助于促进中医药的临床实践从经验或典籍记载向实证发展并寻获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优势病种和扩大其应用领域。
2.2转化中药学
2010年9月26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第一个中药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药转化医学进行了讨论和诠释[8]。结合中药药性理论和配伍应用,采取现代研究技术手段,在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手段等方面已具备了成立转化中药学研究方向的条件。中药的优势之一是以君臣佐使配伍复方实现个体化治疗,顺应了当今医学发展趋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或范畴是什么呢?有学者已对此问题做过研究,认为中药转化研究中,用相关基因解释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而用一组化学成分描述复方的物质基础[9]。也有研究分析指出,中药转化研究以组分配伍研究为内容,开发现代中药研制的新模式[10]。另有学者认为,转化中药学着重对中药组分间不同配比与药理效应的关系进行研究[11]。近来,有报道提出“方剂组学(Formulomics)”的概念,作为中医药复方转化研究新思路和内容[12]。因此,对于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有中药理论的鲜明特色。中药理论讲究平衡机体(纠正偏性),系统调节;复方是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的化学成分组合群;药物作用模式是多点-多点(系统-系统)。因此,转化中药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体现中药特色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临床有效复方的甄选和评价;复方的配伍关系,复方的药物质量控制,药效学和药动学以及安全性评价;化学成分组合群与人体的相互作用。研究的方法学可以考虑采用:病证结合中医证候量化指标并结合现代医学病理生化指标和影像学表观特征,参考系统生物学评价体系;以整体表达、整体筛选模式,根据方证对应关系筛选复方(特别是对于中医优势病种)。
3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面对的困难
王永炎院士指出:“中药转化医学就是从基础到临床、到民众、到全球,……中药的现代诠释是一种创新。”张伯礼院士也提出:“中药是转化医学的杰出代表,……中药研究应突破传统思路。”[8]可以说转化中医药学学科既古老也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有着转化医学的身影;说其年轻,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仍处于襁褓之中,但作为一门创新学科,将会丰富我国中医药教育创新知识体系的建设内容。构建转化中医药学学科需要面对困难,主要是能作为学科依托的转化中医药研究中心(平台)少。除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医老年病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和上述提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外,鲜见其他的转化中医药研究机构,因此会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另外,在目前大部分的中医院校中,将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理念渗透在日常教学中尚欠缺,缺乏对转化中医药研究的敏感性,缺乏对加快转化中医药研究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