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3 17:57: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学的传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儒学派；文化兼容I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978-7-80712-402-3(2011)05-101-02
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弊病，这时，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省，“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与改革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现代新儒学派是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重建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刺激下应运而生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
一、吸收外来文化融人民族文化
五四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综合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西化论者，二是本位论者，三是调和论者。历史证明，这三种文化价值观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学派则另辟蹊径，以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的观点，将西方文化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熊十力说：“确信中国文化不可亡。但吾国人努力于文化之发扬，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种惰性。”此观点在当时是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的，也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有其体用。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要“全盘西化”是完全行不通的，余英时说；“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于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老根发新芽”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之精华――真儒学作为现代性的延续。而不致出现中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断裂，在此基石上又吸收外来文化之所长，补儒学之不足，以求真正做到“返本开新”。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
“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现代新儒学家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文化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仍然具有生命活力的‘源头活水’，以作为吸收外来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之重建的基础和动源。”他们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精神遗产，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所在，真正的复兴之道必须要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新儒学派颇为理智的承认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扦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对于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务必学习融会贯通于民族文化之中来。其有着文化兼容并收的思想。
二、借鉴柏格森生命哲学观，诠释儒学人生价值
柏格森生命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蔑视科学理性和物质生活，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这种崇尚变化、生命超越物质的观点与中国儒家反科学、重体悟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故而被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在生命哲学的引导下，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贺麟等新儒学家们重新诠释了儒家仁学、道德观及人生理想，“从而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生活于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中的现代人确立安身立命之所，使传统儒学获得新生。”大胆借鉴西方哲学为我所用，努力把传统儒学从死亡的边缘拽回来，以梁漱溟、熊十力生命本体观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以陆王心学为依托，从中国哲学“一天人”、“合天德”的传统思维模式出发，糅合柏格森生命哲学，创立了“新孔学”。重新解读了儒家“万物生化”的变易思想。梁漱溟把它与柏格森哲哲学之“生命”等同起来，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一切生物都是由生命本体派生出来的，他说：“他(指孔家)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他认为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物，而是一个大生命，梁漱溟将“生命“衍化为一种人生观，提倡人们“积极作为，奋勉向前”，以体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将柏格森生命绵延、创造不息的思想与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可以激励人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熊十力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新唯识论体系，使儒学哲学生命化。新唯识论讲体用不二，这里的“体”指“心体”、“性体”，即生命存在的本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主体。他说：“本体即是生命，夫生命云者，恒创恒新之谓生，自本自根之谓命。二义互通，生即是命，命亦即是生故，故生命非一空泛的名词。吾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认为宇宙与个体的关系就如“月映万川”一般。其“人心本体”又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相配合，中西兼容，具有创造性。在他看来，仁心、道德自我、真己等非自然的精神等同于“生命”，照此推理，道德生命也是宇宙本体，是人生价值的根据，是万41：之始，故而“达到宇宙本体的途径，舍个体之生命体验和道德践履莫由。”
三、新儒学派文化兼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复习策略；高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重点是高考常考的考点；难点既是高考常考的考点，又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复习的难点。那么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呢？
一、依据课标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依据课标，因为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课标有关本专题的知识点在现行材中都有具体呈现，列出课标并加以阐释，让学生理解课标内容，如百家争鸣，从含义、背景、概况（时间、代表人物、主张）、性质、地位和影响去把握。用课标指导高考专题复习，是保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正确方向。
二、把握线索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准确把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贯穿于本单元的四课内容，儒家思想的演变是本单元的主线，同时这条主线又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演变的重要阶段：春秋时期形成，战国后期发展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产生。这样知识点就被提纲挈领地编织起来，穿线结网，构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轮廓，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很容易把握本单元的线索。
三、围绕原理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围绕原理。贯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现象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学习必修三，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的相关内容，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以儒家思想为例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应结合春秋时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分析。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开始崩溃，奴隶主阶级衰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文化上，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变革表现更为明显。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出现后产生的影响：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基，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以后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正统思想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四、理顺关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理顺关系。理顺本单元四课之间的关系：这四课以时间为序，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设置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勾勒得特别清楚。主要应理顺下面几个方面的关系。
1.理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同时儒家思想又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起基础。
2.理顺先秦儒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了儒学。他增加了君权神授，通过政治途径方式推崇儒学，使儒学实现独尊。
3.理顺宋明理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新”在发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家在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的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4.理顺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它们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启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学，批判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启蒙思潮不是要颠覆儒家思想，而是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完善阶段。但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完善并没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体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统一课标、线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成一个体系，该体系既包括单元知识体系，又包括各课的知识体系。单元知识体系仅从地位的角度简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变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出现，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宋明时期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中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虽活跃，但只是沧海一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学。各课的知识体系简化为许多历史概念，如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早期启蒙思潮，每一历史概念都从含义、背景、概况（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内容等）和影响等方面来呈现。
一、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整套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解释世界、适应环境、维护群体秩序与指导个人精神生活的工具，成为中华民族历经艰难困苦而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为今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都曾提到，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重义轻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内在修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些思想观念，与理解世界、生存发展的方式密切相关，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智慧，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具有恒久的价值与现实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目的在于确立民族的自我认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归宿感。在民族精神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已经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内化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集体人格的体现。因此，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是说，民族的精神生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生成，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就只能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当然，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研究、选择，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有效资源，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兼容会通
文化是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而不断自我更新。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科技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碰撞、激荡、融合，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难以自外于这一趋势。在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广采他山之石，兼取众家之长，学习、借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完善，更加丰富多彩，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保持自身的活力。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兼容会通而日益丰富、发展的过程，在这方面，前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宋代儒学从危机走向复兴、繁盛的过程就是如此。宋初，儒学发展出现了种种危机，佛教对儒学的挑战非常严重，甚至出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的情形。当时一批儒家学者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重建精神价值，为当时社会生活与个人精神生活提供指导，致力于儒学的复兴。在儒学复兴运动中，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认识到，要复兴儒学，就必须以兼容开放的态度，大力吸收、融摄佛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料与理论思维成果，才能最终更新儒学，战胜佛学。如果只是一味排斥佛学，是不可能真正战胜佛学，回应其挑战的。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宋代学者对佛学采取了一种颇为开放的态度。如陆九渊说：“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陆九渊集》卷13《与薛象先》)宋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力辟佛学的同时，也承认其理论思维方面的长处：“佛氏最有精微动得人处。”(《朱子语类》卷24)“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朱子语类》卷126)在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朱熹对佛学的理论思维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吸收利用。
当然，我们强调兼融会通，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是要去取代其主体地位。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是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我们在吸收、利用过程中也应当根据中华民族文化固有特点加以本土化。
三、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应当体现时代要求
目前，世界的变化空前剧烈，令人目眩。如何应对世界剧变，适应时代要求，是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所不能不面对的挑战。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更新，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也要特别注意文化的时代性。
建设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膊，深入地了解时代的特点，清醒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问题出发，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清理、挖掘，加以认真地研究，对各种思想资源进行吸收、利用、改造，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同时，清醒、理性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现代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出现的某些缺陷与不足，立足时代要求，有针对性地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寻求可资借鉴利用的资源，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建设的有益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与生活经验中获得灵感，吸取营养，继往开来，勇于创新，将中国文化提升到新的境界。
在具体层面上，我们有大量的工作亟需展开。正如一些学者所谈到的，如何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之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带有浓厚宗法血缘色彩的道德原则、规范转变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现代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兼顾人类社会正常发展与人类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这些工作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完成。我们应当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意识，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使中华文化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20—05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教学应立足于挖掘历史的学科思想，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达到“读史明智”的境界。然而，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一直存在一个尴尬的现象：教学注重史实的识记，忽视史论的升华；强调机械背诵概念，缺乏史法、史观的引领，这导致教学立意低下，完全背离了新课程理念。教学立意是课堂教学的灵魂，教材解读是教师素养的基本体现。然而，教材解读能力低下，却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师中普遍存在的通病。《宋明理学》一课，内容艰深，概念抽象。教师的教学明显存在两个极端：或理解肤浅，游离于教学内容之外，学生不得其门而入；或只会就概念讲概念，云山雾罩，缺乏内化，学生不得其门而出。这些现象都是不能深入解读教材、读懂教材造成的。古人云：“得道深者，方能浅言。”越是精深难懂的教学内容，越需要教师深入解读、内化拓展，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化解教学的重难点、提升教学立意，真正体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宋明理学》属于专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的一课，它的课前提示这样表述：北宋五子开创了理学。朱熹建立了理学体系。陆王心学推进了理学的新发展。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走向成熟，体现了儒学的新发展。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理学和心学的异同点在哪里?陆王心学是怎样推进理学的新发展的?为什么说宋明理学的出现与走向成熟，体现了儒学的新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教师对教材作深入地解读，并且用通俗易懂的例子、简练清晰的语言、灵活多变的方法，引导学生感受儒家思想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思考当代中华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意义。这样才能跳出就知识讲知识、就概念背概念的窠臼，提升教学立意。
一、教材解读重在主题的把握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而是要从社会、现实中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握认识社会与现实的方法与手段。因此，站在主题的高度解读教材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培养严谨的思维与能力。《宋明理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的一课，首先应该从主题的高度来理解本课。
宋明理学属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会出现演变?讲述本课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让学生明确演变的含义以及造成演变的原因。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存在促成了宋明时期主流思想的演变?要让学生明确：通过魏晋南北朝和唐末的战乱，佛道思想对儒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唐末权臣跋扈、藩镇割据，造成纲纪紊乱，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遭受极大挑战；加上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学到宋明时期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部分内容虽属于自学内容，但不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思考，明显会影响后面内容的理解和教学立意的设计。
儒学要复兴，说明它曾陷入困境，那么它是怎么摆脱困境，重新复兴的?讲述本课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如何理解理学对儒学的传承和对佛道思想的批判性吸纳。儒学要复兴，就必须扬长避短，自我完善。理学家们通过扬长——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与精神并将其精致化；补短——建立对世界本原研究的理论体系，改变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弥补其本体论研究的不足并将其哲理化；吸纳——吸纳佛道的自身修养方法，并将其世俗化，使改造后的新儒学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百姓的需要。“宋明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任何一次主流思想的演变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我们学习本课内容的第三个难题是如何理解主流思想的演变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作用：理学家们重建儒家信仰，有利于巩固加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重视气节，强调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当然，他们遏制人的一些自然欲求，也禁锢人们的思想。“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二、教材解读贵在概念的理解
历史课程具有独特的学科思维，要求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认识，实际上就是学生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发展社会的综合能力。而要达到这样的认识，必须清晰解读概念，把抽象、枯燥的学科概念转化为立体、鲜活的学习素材。《宋明理学》一课概念繁多，抽象艰涩。概念解读不通，必然会影响学习的效果。2010年高考浙江卷曾围绕该课内容出过一道试题：
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理学家辩论，甲方批评乙方做学问“支离”，乙方批评甲方做学问“太简”。下列各项中，属于当时甲方代表人物主要观点的是
A.格物致知 B.发明本心
C.知行合一 D.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该题涉及格物致知、发明本心以及学问的“支离”与“太简”的理解，学生普遍反映试题不太容易理解，得分率也较低，关键在于概念的解读存在障碍，影响了答题的效果。我们知道，该题的情境取材于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这里，发生了朱、陆两派学说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这就是朱、陆两派的分歧点。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过于随心所欲；陆九渊则认为朱学太支离——说了很多，却不能使人树立起对儒学价值的坚定信念，如此一解读，答案B就呼之欲出了。
观照有清一代,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获得的许多特权。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比如经济上的偷漏赋税、霸占田产等;政治上干预司法权力;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前,由科名承认的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虽然历次科试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一直未离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传统资本开始受到愈来愈强劲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现着愈来愈大的趋势,从而使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受到公开的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开始走向陨落。由于传统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与废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却因其有着比废科这种纯制度上的变更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内涵而具有滞后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废科后,科名奖励制度却持续到1911年。人们对科名深深的眷恋,使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过程非常漫长。而成规模的冲击是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开始的。
一
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着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着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5]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10]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摘要：民国中期以后，制度化的旧儒学消亡而精神化的新儒学得到重生。第一代第一群、第二群的新儒学思想家不但重新诠释了新儒学，并提出了强调道德教育、民族文化继承以及社会本位的新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今成人教育教材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新儒学；教育思想；成人教育；教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20-03
民国初期，为了维护政权，在教育和文化上掀起了复古逆流，复古势力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儒家文化成为其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此同时，部分有识知识分子在教育界掀起了反古思潮。他们将儒家文化与政治复辟捆绑一起，认为儒家思想是千年专制的精神根基、孔教与共和不相容，从政治的角度上片面否定儒家思想，使传统儒学受到重创。1919年，五四爆发，“西学东渐”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界“大半山河”，许多学者开始摒弃“中体西用”而追求西学的“体用不二”，西派的和自由主义立足于学术界，而传统制度化儒学走向消亡。然而，旧儒学的消亡却孕育了新儒学的重生，一大批以儒学为主干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传统文化探寻了新的发展途径。1920年，梁漱溟先生于北大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引发了学术界对新儒学的讨论。何为新儒学？方克立提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民国中期以后，新儒学思潮上第一代第一群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以及第一代第二群以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不但重新诠释了儒学，并且提出了新儒学教育思想，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当今成人教育教材的建设也有所启示。
一、民国新儒学教育思想概要
（一）强调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
儒学是关于人生的道德哲学，新儒学思想家们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与人生观的确立。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以“意欲”为出发点揭示了东西文化差异。他提出西方化是“意欲向前”的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不同的哲学观导致不同的教育观，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包含知、情两方面，西方人重视知，中国人重情志。他否定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能诉之于内，只有情志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同样，思想上由佛转儒的熊十力提出了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体系。他认为，学问当分两途：日科学，日哲学。科学即客观事物的存在，称为量智；哲学即为本体，称为性智。他提出：“量智只能行于物质的宇宙而不可以实证本体。本体是要反求自得的，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在《新唯识论》上、下篇中他进一步用心和镜来诠释他的思想。心为本体，镜则为“心所能到”的一切对象，心镜虽不可分割，但只有镜从属于心才能达到《中庸》中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
张君劢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了对比，提出科学是客观的、理论的、分析的、因果规律的、相同的；而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崇尚主观意志的自由，贬低科学，强调人生观的确立不能靠科学，只能直觉、自由意志为之。贺麟提出了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的形而上学：“理想唯心论”，强调“道德”为本体而“精神”为主体；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也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和人生观的确定都体现了新儒学思想家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
（二）重视民族文化的学习
民国中后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与的爆发对中国民族文化造成严重打击，新儒学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复兴民族文化，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根基。马一浮提倡国学，提出六艺赅摄于一切学术的文化观：“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赅摄诸学，诸学不能赅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以代表一切固有学术。”他提出六艺统诸子、四部；六艺统西学；六艺统一心，广大精微、无所不至，不但能做到知识的统一，更能做到“知、仁、圣、义、中、和”等六德的统一。他认为，世界人类一切最后必归于六艺，提倡六艺并不只是为了国粹的保持，而是为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思想，马一浮创办了复兴书院，并提出教育内容上以“六艺”为核心。而张君劢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复兴，提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儒家哲学基本思想包括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与思想、德性学说、宇宙的存在、现象与实体，而这也是中西古今共同讨论之学说，故坚持在儒学为本体的同时，吸取西方学说，才能彰显儒学在世界文化的地位。为了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他在广州创办“海学书院”、云南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实践宋明讲学传统。他认为，民族文化的重塑关乎民族存亡“今后中华民族，其甘于随人俯仰，陵夷不知所极乎？抑奋然兴起以保其四千余年文化上独立之地位乎？此吾族生死存亡之问题，或者以为其事将随国际势力而解，而不知实视吾族心思才力所以集注者如何”。方东美指出，自19世纪，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强烈打击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教育上盲目追求他国文化而“忘本”。“我们没有独立的教育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教育政策；不只忘记了人内在伟的心灵，更不了解自己的艺术文化与哲学”。他认为，在今日中华文化衰败的时候我们更要一心追求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才能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除此之外，为了继承发展民族文化，在抗战期间熊十力创建了免仁书院，并重视历史教育与儒家经典的教育；1951年，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并于1953年建立新亚研究所，培养专门传统文化人才。新儒学思想家的实践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仁、礼”为主要代表，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是这样阐释的：“仁”可以看作是“仁者爱人”。抑或者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仁者”是指充满慈爱之心，善良的人。那么“仁者爱人”则是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并且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要求，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的仁学在塑造汉民族的性格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汉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延续下来，构成现阶段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孔子的“礼”则是要维护“周礼”，“礼”的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孔子的“仁”是为了维护“礼”，维护以“周礼”为代表的氏族统治体系。这里说的氏族体系，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体系。维护或者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儒家所谓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完全体现这一观点。“修身”可以理解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治国平天下”则是“礼”的表现，为的还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修身”的效果呢，这就不得不注重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要求，便要求强调学习和教育，从而获得各种现实的及历史的知识，由此，又使孔子提出了一系列至今还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观念，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观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以“性相近，习相远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例做了论述，一方面，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提醒我们高中生要重视自我意志的克制和锻炼，要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最终使自我修养和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人格中的“仁”的新高度。这也使得孔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强调孔子学说是指“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注重政治和人事”，这也是在说孔子强调要用自身的“仁”去完成社会的“礼”，告诫高中生要重视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强调孔子开创了私学之风，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高中历史教学之中。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在孔子之后，孟子则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了“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这正是将孔子的以“仁”释“礼”学说，即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方面，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孟子“亚圣”的地位沿袭了两千年。孟子之所以没有像孔子那样以“仁”释“礼”，是因为在战国时期，氏族制度已完全遭到破坏，孟子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仁政”学说。在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中，叙述了孟子强调“仁政王道”的思想，就是说王者的政策实施必须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相关联，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在这里的“仁政”，核心就是得民心。这里的得民心是指与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相联系，并把它作为“仁政”思想中最为主要的内容，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则评价这种观念为“中国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础。”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在强调一种心理原则――“不忍人之心”。孟子把儒学的关键抓住并突出了，使其与墨子的兼爱，韩非的利己，老子的无为而治明确的分割开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则是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禽兽在于人先天的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内在的道德素质品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人的这种性善，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被证实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天的善，也是需要后天的学习努力去培育的，否则，这种先天的善，仍然会被掩埋。对于孟子而言，后天的一切学习与努力，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本身存在的善，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去拓展内心的善，这就是“存善”。孟子强调，这是一种可以发扬的内在道德情感。
三、荀子与“性恶论”
与孟子观点相对的，则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可以说是上承孔孟学说，下接易庸，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精华，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界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人物。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三叙述了荀子的“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这种性恶是指，人生下来本性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恶”也可以变为“善”。荀子的“学”是为了改造人性的“恶”，是在强调外在规范约束的重要性，注重客观现实的任务改造。孟子的“学”则是为了扩展人性的“善”，注重的是主观意识的自我修养。同时，荀子还强调“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这就是说，人要与自然奋斗才能生存，人能够主宰万物，与天地并立。在荀子这里，“天”不是有人的意志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大自然。所以我们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这就是说，事在人为，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天”的奥秘，只要弄清楚人的规律就够了。荀子要求的是了解和重视与人事相关或能用人事控制和改造的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还强调“礼”。荀子的“礼”同孔子的“礼”大有不同，孔子不主张打仗，荀子却注重“刑政”的重要性，并称“礼”“法”，这也成为荀子区别于孔孟的最基本特色。这也使得“礼”成为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产物，是人作为族类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需的，是整个社会的礼法纲纪。在荀子看来，内在的仁义道德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才有可能存在。荀子心中的“礼”，不仅仅从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个体修养出发，而是从整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出发，强调的是整体的礼法纲纪。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中指出：“他（荀子）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这个“礼”就是指整个社会的法律规范。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儒家思想到了汉代，则演变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为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同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使得儒家有了系统的政治伦常纲领，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以儒为主，儒学独尊，融合各家学说而构成的儒家新时代。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特别指出，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这里的“天”指的是阴阳五行，“人”指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是依赖自然的天的五行阴阳来呈现出来的。着重指出了人要对天的服从，要根据天的旨意来实行政治制度，处理人际关系。“天”的意志和主宰作用与客观现实规律相结合。作为具体存在的人的形体和社会等级及伦理制度，都是“天”在世间的推演。董仲舒将自然事物伦理花，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就是为了强调王朝统治也就是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和谐存在的重要性。究其根本，董仲舒提出这些的目的，都是从理论上证明当时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之间的严格的统治秩序。正因为这样，他的观点才可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使得儒家的地位由此开始提升。诚如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所说：“儒学地位上升的同时，汉王朝也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这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思潮；价值观；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国学热，国外也兴办了许多孔子学院，谈到孔子，谈到儒家学说，我们并不陌生，它起源于古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已存在90多年，仍对我们产生影响。
一、概念界定
所谓思潮，1979年版的《辞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如思潮起伏[1]。
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2]。
综合学界各种表述，笔者在查阅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下述概念界定“社会思潮”――即社会思潮是经思想家倡导，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3]。
本文探讨现代新儒家思潮，要首先界定“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儒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最初“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指人物时多用“家”，指学派或学说时用“学”。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方克立、李锦全认为“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断丰富、完善的，它从狭义走向了广义，是具有一定特征、包含相应内容的“一切关于儒学的学问”，这些特征有：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以应对“双重困境”为己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采纳中外众家之长；综合创造中华新文化。本文探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即指：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此基础上来吸纳、融合西学，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的异化这“双重困境”的挑战，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4]。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先后经历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开始了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5]。
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
目前，我国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坚持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大都信奉孔子“仁、义、礼、智、信”的论点以及中华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百善孝为先等，在当下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也在不断传承与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潮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对人的影响与教化早已根深蒂固，在现代转型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思潮用自己的主张影响和吸引着一大批人，很多人虽然并未意识到自己与现代新儒家有关，但实质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隐形表现主：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公共场合不吸烟，不喧哗，个人高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此总总，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小孩扶七旬摔倒老人反被诬陷一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诬陷行为让人唾弃，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小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做好事，帮助需要的人。窥一斑而知全豹，国人良好素质、美好品德的形成与传统儒家文化息息相关，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一直秉承的教化。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是好的。各个行业都有自己信奉的准则：医务行业致力于救死扶伤，坚守社会“生命”底线；教师群体坚持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坚守社会道德底线；商业活动者坚守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原则，……这些行为与个人素质也与社会环境导向有关，社会各群体倡导社会公德，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大众用现代新儒家与思想一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金钱崇拜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经受住了考验，在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价值观念格局中，形成与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与我国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并作了相关界定。核心价值体系中就包含了现代新儒家的道德思想与主张。
从国家层面看。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十七大将其提到重要位置，再到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从国家层面将其定位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高度凝练的提法。这个提法也是现代新儒家在实现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张与期望。早期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德性儒学，他们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即攻克“内圣（明德、正心、诚意）之学”从而与西方科学、民主会通；之后，海外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牟宗三也主张由儒学以仁为中心的内圣，经过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的过程，援西（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入儒，完成中国文化创新。如此看来，作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形成，它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也可谓是现代新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积淀与升华。
（二）消极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是一种非思潮，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他们将与儒学相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时也影响了不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青少年。
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人接触和了解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之时，不可避免的使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也借机沉渣泛起，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表现明显，致使民众愚昧无知，阻碍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
从社会层面看。各种思潮涌动，容易引起民众思想上的混乱，致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涌入，加之过度的崇儒造成的泛道德化，使得我国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等一些怪象，导致不良社会风气蔓延，不利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这是现代新儒家兴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小结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6]。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的只能是，不去占领，其余思潮就会见缝插针，就像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最终，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国情，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已经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发展我国的正确途径――中国化。只有加强指导，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也才能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实现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及其自身的发展，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必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去正确的看待现代新儒家思潮，才能开辟新儒家发展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7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5-766页。
[3]钱玉君.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传播与当代青年[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
[4]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5]刘敏.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30年发展历程研究[J].社科纵横，2009（1）：251.
关键词：儒家文化；作用；价值；积极；消极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
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至今， 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开创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这里，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的解答是，“做事时懂得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交付的使命即可”。这是孔子对“士”的标准，也是原始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先秦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说在“士”这个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始儒学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为一统天下、礼义王道为上。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为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伦理模式。①由于和当时四方割据的时局大相径庭未受重视，故而儒家文化最开始只是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 两汉时期
从汉初对“六经”的教授和研究，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不仅吸纳并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文化从一个“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转变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和道德规范”。正式确立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中自我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则在其社会作用和功能的不断发展中被大大减弱了。
（三） 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性理学家在阐述原始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从形上学理论方面发展了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性理学在构筑起一套“天理”、“良知”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后，使儒家文化在形上学理论方面与佛教、道教势成三足。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修养方面的功能。宋明时期以后，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功能一致化，使得原本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规范变成强制人行为的严苛律条。
（四）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标准是康有为的近现代新儒学的确立。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时期儒家文化走向了衰落。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大批思想先进的国人奋起反击。此时的儒家文化便在康有为等人的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开始了。但是康有为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文化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家文化继续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并没有促进儒学文化的发展。反而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认为代表的儒学新家坚持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儒家文化、发展儒家文化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突破和传承。新确立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使其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作用
（一）积极作用
1、 提升自身修养
儒家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为中国古代人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标准。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众多关于“孝”的论述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中道德伦理的学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的形成，对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维护政治稳定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处事之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谐生活，倡导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促进了历史上多个封建制国家的兴盛，为中华名族的发展和振兴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 促进教育发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以一己之力不断推动着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提倡学习终身性的内容，主张“学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终生学习思想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消极作用
1、 阻碍商业发展
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严重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儒学文化兴盛，商业的发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碍，这就是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2、 束缚个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更是严重的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国民的愚忠愚孝。家长专制、家族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数不胜数的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不仅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带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事业，但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个人思想的觉醒产生了阻碍。因此，应当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基础上，拒绝走因“独尊儒术”而导致衰败的历史覆辙，在建社会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倡导国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建成，让儒家文化为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①李玮著.先秦儒家荣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参考文献：
[1]党延敏 著.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
[2]刘喜珍 著.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及其现代转换[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5,02.
【关键词】儒学创新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亦是一种属性，即“安全”主体没有威胁、危险，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安全”是由现象能指与本质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而“安全”就存在于这个系统的关系之中。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小到部落，大到国家，其“安全”看上去无外乎是大同小异的意符，就是稳定、不存在威胁和危险的状态，而“安全”的深层结构所指，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安全主体系统性的考量，镌刻着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国家安全观才革故鼎新历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等分别有所倚重的体系架构，尤其是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社会化的反复造就了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生存范式，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因其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备受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绵延两千五百多年，早已内化为世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囊括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对当前“地球村”文明交汇交锋，新轴心时代争鸣，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能否在繁花锦簇中不被消解，开出一支文明独秀显得尤为紧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国儒学亟需返本开新，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儒学革新历程与特征
儒学的开创可谓集上古尧舜禹文化和西周乐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基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当属与时俱进，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尽善尽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曾论孔丘的集大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正是这一集大成之特质才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①
从文化创新的视阈来看，中国儒学发展历经先秦元创期、两汉奠基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极期和现当代创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孔子以追求和平、统一为目标，开创具体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觉修身、治国，其继承者孟、荀各树一帜，是一种回归自然、理想化、精神层面的学说，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烽烟弥漫、富国强兵的社会需求脱节，并未得到列国统治者致用。二是两汉时期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政治和经学儒学，儒学在此阶段首次得以充分发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经历了秦王朝统一全中国、严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时局后，汉初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社会稳定，“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借鉴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学，后期更是将民间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学与谶纬结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应”模式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政治层面的实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学纯粹的精神诉求，也为第三阶段魏晋时期思辨性义理为典型特征的玄学儒学出场留下空白，玄学是崇尚老庄，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如火如荼，儒释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终极关怀的道统儒学。进入宋明清时期，形成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性理之学，不仅强化了政治功能，而且关注修身养德之社会功能，但并没有对此划分严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谈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迫使有识之士经器物、制度层面摸索，最终在观念层面――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国化”的极端之风，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当代新儒家在汇通中西文化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旨在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观上儒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将做人、治国原则系统化，荀卿在集成基础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随时代变迁，儒学经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说是进化论视角下儒学的革新与适应，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螺旋式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其内容以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贯穿始终。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学。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现出对人的重视，对人当世的看重，是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观。其后整个儒家学派皆继承这一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仁学传统，并发扬光大。二曰以德治国。《大学》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只有个体以身作则、“齐家”方能“治国”，因此在后世思想的发展中才有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有了人人对“家和万事兴”的期冀。三曰知行统一。实践是知识和道德体现的统一体，是重熔为生活体验的智慧，创始人孔子，继承者荀子、程朱理学派、心学派王阳明等无不着重“行”之价值。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历经三个转折点
当代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国家文化伴随国家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历史上，除元朝和满清时期外，历代国家文化无不随军事、政治等架构陨落而亡，并未得到过特别重视。及至近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才真正出现。从近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对文化进行探索到当代文化安全观的转变，历经三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冷战结束和21世纪社会信息化。
首先，开启了西方列强侵华大门，虽然国人通过、早期改良派、、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五四”爆发，触及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释本开新，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延续，开启了中国社会重建模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西方大国竞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国际规则，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逐渐向非军事领域转移，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美国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标榜文化美国化，推出“普世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想体系，加紧制定文化战略，以“和平演变”为旨归，加强基督教文化价值观输出，在各国屡屡制造。相应地，我国文化安全的建构以文化产业建设、文化霸权应对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全球化推动下的信息化深入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国家被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元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解体，知识集团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整个世界体系因此出现重组。③国家文化利益日益成为核心战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进性、多样性的文化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筹码。
文化安全问题是实践的产物，当前国家文化安全已摆脱冷战时狭义的意识形态安全之维，是整个文化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传承、价值观认同、文化产业链健康发展等各个领域，“国家文化安全”已演变为一切文化行为的基点与归宿。一方面，随着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国人民交往无国界化，价值观传播碰撞频繁化，本国人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社会稳定具有实际价值，社会稳定突出的表现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具有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而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凝练。此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统一基础上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国文化安全是维护主流文化和多样性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是故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谓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本着达成共识、多边协作理念，促使亚欧非地区互联互通，加快沿线国经济再增长。G20杭州峰会亦将不同文明间包容和发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台、共促世界经济腾飞。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走出去”为产业合作牵线搭桥？这离不开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是文化产业、机构、平台数量层面的简单复制、照搬，而是引领时展潮流文化质的创新和其他文明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度，这才是一种软实力。说到底，是一种赢得国家间政治信任的国家行为。所以，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当代儒学创新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性
首先，当代儒学创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准备。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会使中国守成文化很难“走出去”。在深层结构上，当代国家的一切创新性需求和动因，也都是以安全为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话语体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解释当代中国问题，无法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所以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前提。倘若儒学创新一举成功，不仅为我国文化安全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软实力，而且对国际新秩序构建资以有力借鉴。
其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激励当代儒学创新。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国民安全，无论政治、军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国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时代，人的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内在价值塑造和外在环境影响，从孔孟到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精神生活的哲学。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倒逼以人学研究为主的儒学创新为国民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在世界文明冲突与对话中，中华文化如何复兴、崛起是当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其先进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呼唤当代儒学与时偕行。
结构性重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儒学创新的价值路径选择
程亚文教授曾指出，现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已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中国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来推出新文明。中国自身文明的建设首要也应该是儒学创新，儒学是周代社会危机之时，有识之士关于仁、礼为核心的探讨，即内在与制度言，是内圣外王之道。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对应地由此三个层面为主要构成④。
构建中国特色的儒学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指导精神文明建设。“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核心价值。仁者，爱人。儒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学。制度与文化会因时而变，但人性基本上亘古不变，“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己爱人、敬天惜物、宁俭勿奢与当代中国梦并无根本性冲突，对于当代民众个人修养、道德建设仍不乏重要启示。解放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重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譬如，张立文“和合学”，蒙培元“情感儒学”，牟钟鉴“新仁学构想”和陈来“仁学本体论”等。
构建与其他文明的共享价值。国际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国际贸易反弹无力，国际社会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与政策来确保更加安全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携手他国，以史为鉴，探索创造一种区别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层面形而上的变革和创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渗透的霸权之道，而是宽容语境下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儒学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发展出世界性的共享价值，将其调和进中国本身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扎根中华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呼吁和谐的发展理念，弘扬“和而不同、”的儒学精神，秉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个文明对话就是开放、包容和进步的，儒学就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突破国际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观。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据统计，历史上曾受儒学传统影响的族群，现总人口超过17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越南、日本、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华侨，都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区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学共享价值的构建更是有了广泛的国际基础。
构建本民族的大众价值（即世俗化、大众化）。儒学传承数千年，是一种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学校的兴起，儒学在民间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学术界和经院范围内保留生机。⑥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本位的回归，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核心价值贴近百姓，指引百姓学习、生活，实现立人、达人的价值目标极为重要。儒学从士阶层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过，莫论人非”“君子上达”，人生应积极向上等信条，都是儒家的教化回归，从个人空间到公共场所，儒学亦有最基本的民众文明教育和规范，《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先儒对六经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当前在社会转型关键期，面对多元纷杂的新价值观，民众普遍感到迷惘与失落，难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有人抑郁自杀，有人热衷网络直播，某些直播内容甚至毫无信息、知识含量，反而误导青少年养成错误的价值观。这些文明大国中的反常现象固然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改善，但同时也是价值导向失效之象，有赖文化方面疏导。使儒家文化大众化，让全体民众的思想中有一个明确且正确的价值观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为它会消除思想中对未来的疑虑，给人们带来信心，如此社会才会有共识，人心齐国家兴。
创新儒家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而且将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使传统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则是时代赋予当代儒学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注释】
①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②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3页。
③④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第29页。
⑤吴展良：《寻找核心价值：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http：///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
关键词：韩国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经过不断发扬光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传，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我们在平时韩语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了解到，韩国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在韩国，虽然有多种宗教存在，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科技发达了，人们更多愿意面对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心心念念着电子游戏，而对一些传统游戏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学校会为学习传统文化专门开设课程，这导致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当我们为圣诞节大肆庆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包粽子、做汤圆，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买粽子和汤圆。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重视。
二、儒家文化对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开展关于儒家文化的系统性的课程较为合适，一来，大学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足，没有特别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强。高校中是学生学习多元化的知识的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淡忘，学习传统文化是每个学生都要做的。
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校人才教育中，更显示出其非凡的现实意义。重视儒学经典教育，让每个学生终身受益。学习儒学经典著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学经典精髓，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流传到韩国后也相当受重视。韩国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设立有关儒家文化的课程，反观我国学校中开设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要学会根据韩国的儒家文化来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开始着手。大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仅要从专业知识技术的角度，更要是从人格素养的方面来考虑，一个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现在，中韩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去学习关于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也不难发现两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相似点，当韩国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毕竟这是我国的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代即将出世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高校的发展
细心观察，在韩国语的部分词语的运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会使用“我妈妈”或“我爸爸”等词，而在韩国语中，却用“？？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们妈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韩国本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早在1960？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丽大学中设有“职业与道德、道德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孟子著作导读、韩国的儒家等一些选修课程。而且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 由此看来，韩国相当注重儒家的发展，对我国高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上课前，见到老师说：“老师好。”下课时说：“老师再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虽然说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模式有助于推动学习氛围，但是尊敬老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而且要用行动来表示。或者还可以举办有关儒家的文化节、知识竞赛等一些有趣的活动，这样寓教于乐更加可以让同学们接受，因为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儒家理论课程比较枯燥，没有很大的学习动力。
通过对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分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相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韩国德育现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而我们能够感觉到我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也在加强，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成语大会等，但儒家文化传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别是韩国适时地发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这些对于提高和完善我国学校的德育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如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这一点也无疑是可以为中国高校生所学习的。
而中国式家庭教育，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爱”这样的词汇。家长们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却往往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例如现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补习班，为此失去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乐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体罚又是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不仅家长，甚至学校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所谓“尊师重道”，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据我们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高校虽然都设置有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基本为选修课程，而大学生往往会因这样的课程枯燥而放弃学习。这就导致了除了在学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学生很难在学校内接触到儒家相关课程的教育。对此，我们建议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儒家文化馆，并辅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观看纪录片，舞台剧表演，创新方式的导入也许会吸引一些高校生学习与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其人际关系的加强和集体意识的培养都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国高校可以借鉴好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氛围，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取长补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一)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是中国人对天地最初的基本的思维，该思想认为人与天不是处于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思想后经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后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的重要观点。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现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是“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之一。中国古代曾经有着灿烂繁荣的科学文化，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但是随着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中国渐渐在世界科学的发展进程中落后了。“五四”以后，我们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形成了“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思想。而在现在我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刻，必然要求我们弘扬现代科学精神，树立科技决定今天，科技决定明天，教育决定后天，文化决定永远的科学观点。
2、现代民主精神。现代民主精神是“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但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得中国长期与民主无缘。“五四”运动以后，被引进的西方民主观点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的更替，后来到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形成现代民主精神。当今培育和践行“民主、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也要求我们必须弘扬现代民主精神。
3、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含义在于一是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二是要依据法律法规治理国家(依法治国);三是公民自觉知法、守法;四是法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民自由、平等的民利，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当今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逐步形成和强化“依法治国”理念。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