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17:09:00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政治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和Sanford（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2.1 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ideology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eience of 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2.2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
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外一极。但由于SDO和RWA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识形态的二维SDO-RWA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Federico（2007）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等（2009）提出，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
3 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正如Adomo等（1950）所说，“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促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3.1 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范围在20%～70%之间，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Alford，Funk和Hibbing（2005）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和McGue（2003）、Bell，Schermer和Vernon（2009）；Kandler，Bleidom和Riemann （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如Amodio，Jost，Master和Yee（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前回活动越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Feilden，Firth和Rees（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ACC（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SeRle，Dawes，Christakis和Fowler（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具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而没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3.2 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年Adomo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70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对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一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Block和J.H.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4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一些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4.1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等（2003a，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i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mfi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2003）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Mereish，Liu和Nam（2011）研究发现，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4.2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RWA-SDO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SDO和RWA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具体来说，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Wagner，du Plessis和Birum（2002）及Sibley和Duckitt（2009，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RWA和SDO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育，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5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Jost（2006）对1972～2004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候选人；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Jost（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Glassman和Kamo（2007）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5.2 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20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3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Laufer，Solomon和Levine（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Subramanian，Huii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Chambershe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 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6 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e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9·11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其交互效应；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掌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39-0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著名的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在二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并获得广泛的评议。尤其是在著作《狱中札记》中，他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研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地创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指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状及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相关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在《共产主义宣言》发表后，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进一步探索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相关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做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的视野多数聚集在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研究上。他们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总结，普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认为无产阶级若要取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暴力夺权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较多地思考了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对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然而葛兰西在探索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地把目光集中在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上。他在看到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西欧部分国家，同样进行了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却纷纷遭受了极大的挫折的现状后，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条件和革命条件更为成熟的欧洲国家却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于是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进行了重点研究，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要素作了认真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在舆论上控制了“市民社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基础。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夺取对文化的领导权，控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进而占领和掌握意识形态阵地，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他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要首先获取对文化的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高度发展，取得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甚于夺取政治领导权，只有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夯实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根基，进而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葛兰西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宣传、渗透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控制和改造“市民社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
深入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惊醒：一个阶级如果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控制了意识形态阵地，势必会壮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大众中的民众基础，打造出属于符合这个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这样势必或巩固、或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进而影响到社会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前提，来对待和处理有关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问题，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抓好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始终遵循“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又称“文化霸权”。其中“霸权”这个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它才被用来表述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在思考“文化霸权”问题时，赋予“霸权”一词以新的含义，他认为霸权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同时他觉得这种支配或者控制关系不只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通过对“霸权”一词的进一步阐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已经由传统的通过暴力控制的政治领导，转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来进行文化控制，即通过对道德和精神等舆论方面的宣传，让公民自愿地接受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符号，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在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首先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政治生活的两个中心：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政治生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这里他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种相对于国家的社会关系，即由社会政党（非执政党）、行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的，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体。
在《狱中札记》他提到：“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因此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筑，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
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基础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不同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单个人的联合体”，同业公会这样的私人团体便是其基本组织形式。他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具备完善的伦理性，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私欲横流，利益冲突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而对于国家，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完善实体，可以通过管理和统治来缓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来完善市民社会的伦理本质。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则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经济基础，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国家则是上层建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此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而国家的性质又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反作用。
葛兰西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见解，虽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对他们理论和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及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毫不犹豫地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社会）都归类于上层建筑，他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具有贯彻阶级意志的作用。其中国家政权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的工具，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执行机构，来实现控制人民群众的目的，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市民社会则具有舆论特征，它由政党（非执政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是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联合体，通过发表看法和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对政权施加压力，影响国家政策，来实现本阶级的意志。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权，其政府机构却越精简，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而更壮大，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同时市民社会中的民间社团组织、舆论传媒等对政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发现让葛兰西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并对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葛兰西认为，构建稳定的市民社会群体对保证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转变了原有的暴力统治方式，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中的民间团体、组织，传播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舆论，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广大民众逐渐接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完成了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了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由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结合。于是葛兰西在强调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其实质在于：通过掌握文化的领导权，渗透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群体，进而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与列宁夺取政治领导权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也是对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困境指明的一条创造性的思路。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述及分析，充分表明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在国家政权统治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一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提供了帮助。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意识形态掌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同时意识形态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阶级的精神文化体系，但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却占据支配性地位。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及融合，其核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即是意识形态的掌控。因此不管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还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掌控，其根本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获取文化领导权与加强意识形态掌控在根本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葛兰西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他认为，对国家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对其政权的维系除了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之外，还必须运用好文化的领导权，牢牢掌控好意识形态，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而意识形态的掌控，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确保符合其阶级意志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掌控。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文化领导权，运用教育研究、新闻传媒、道德宣传和思想引领等多种方式，将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意识灌输给广大民众，实现对民众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进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就实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掌控的有机结合。反过来，作为具有革命动机的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可以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来动摇乃至摧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继而现有政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探求的就是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同样他的这一理论对我们的目前政治生活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处理我们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三、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科技理念、文化元素的同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着不断的渗透，试图通过动摇意识形态基础来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现状日益严峻。
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中东国家的政治现实的观察及分析，我们会发现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事关政党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动摇乃至丧失，国家便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安全危机，整个社会必将陷入一盘散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和政党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下的意识形态现状，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讲话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了精辟而又深刻的阐述，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而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重要阵地之一的高校，其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住这一意识形态阵地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二）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现状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于高校已毋庸置疑，然而通过现实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1.社会转型附带而来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随之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造成当下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地位，造成了“三观”形成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毫无疑问会伴随着困境和阵痛。就业愁、看病贵、养老难乃至社会阶层固化，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当这些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被人为地过度渲染，当社会的阴暗面被不良媒体片面地夸大报道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乃至冲击，这种思想的波及、意识的冲击过程，对青年大学生影响是首当其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削弱了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间接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三观”的健康形成。
2.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着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良政治用意，西方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依然在偷偷进行着。他们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我国不同社会团体和成员进行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意图通过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环境。
在校大学生仍处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形成时期，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抗能力还相当薄弱，在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过程中，容易因难以辨别是非，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疑惑乃至动摇个人的信仰。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是利用在校大学生的这一特点，通过文学、影视、科技产品等多种媒介，不断向他们兜售、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力图从根本上动摇大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观念，西方敌对势力针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使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3.以网络为主体的多样化宣传方式难以管控，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性看待。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传播的终端工具，而当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已经形成了空前的社会“网络力量”，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和渠道，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大学生获取外界信息，个人看法和意见的普遍途径。然而网络平台存在着不易管控的特性，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被人故意扭曲消息报道和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社会思潮，其中多数信息不乏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背后操纵和刻意为之，这些垃圾乃至危险的信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看待。
这些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该如何处理当下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双重阵地的高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因此，高校党委和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和观念，是处理好当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思想保障。
四、“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夺取文化领导权，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待、处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时，尤其是当下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谨慎对待，要始终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解决好当下中国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指引青年学生思想发展的正确导向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意识形态关乎人们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人们精神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建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是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途径,使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不断完善和拓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面对复杂局势,我们要弘扬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以下几个基本路径上主动做好工作。
一、加强和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导向功能的重要路径。现代社会舆论的作用巨大,已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群众情绪、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工具,也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有效手段。没有舆论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社会观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坚守大众传媒正确舆论导向。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思想文化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此,大众传媒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闻舆论。其次,必须注重舆论引导观念和方式的转变。舆论引导要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解释事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正确地表达公众舆论,维护新闻的真实性,这是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舆论引导关键在于信息公开,我们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社会组织和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开放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资源。舆论引导的起点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大众传媒必须遵循信息时代舆论引导的特点和规律,“抢占先机”,“抓住”受众,占领在舆论引导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必须抓好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对于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公众历来十分关注。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应该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题,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的评论、解释。第四,必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正确舆论导向,包含了有效舆论监督,有效舆论监督是正确舆论导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前,要特别注重抓好网络舆论监督工作,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手段。
二、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语言不一样,其体现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含义就截然不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语言”如何反映现实,对社会现实作出客观评价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导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丰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加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解释力,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一,必须充分挖掘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实现其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采取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对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新性阐释,进而创立凸显我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样,既实现了执政党对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凝聚和保护、动员功能,又与过去的意识形态保持历史延续性。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实践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我们必须发扬过去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优良传统,借鉴过去的成功策略,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创新性解释,实现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创新发展,弘扬传统意识形态要素中的真知灼见,革除对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进而发展出体现时代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二,必须提炼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任何社会建设的背后都必须有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因为它是支配人们行动和思维的向导。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在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要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必须提炼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既指引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获得全体人民的普遍认同。其三,必须加强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公民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掌握。普通群众往往对晦涩的理论话语兴趣不大,他们更喜欢通俗易懂的文字,更需要简单明了的观点或口号。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所期望接受的更多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而不是这个理论的整个体系。当前公民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加紧话语的转换,从抽象的、政治性的学术语言或文件语言转换为具体的、面向日常生活、面向普通公民、能被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大众语言,这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意识形态性,其目的是要使全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谐有序。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和载体、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一贯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工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61)思想观念必须通过灌输和教育使之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列宁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传播的一般规律,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教育的价值、方法等问题,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实现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去影响社会和凝聚群众,发挥其实现社会政治整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培育良好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统一的思想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我们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 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就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淡化论”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误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能力,坚决防止淡化或否定意识形态根本属性的现象出现,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的正确定位。我们还必须结合实际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要坚持不懈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教育、公平正义教育、诚信友爱教育和生态意识教育。要加强对网络和网民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在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工夫。
四、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都十分注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论工作队伍,以加强和发掘统治阶级思想,传播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很重,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条件和重要途径,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目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价值多元化而淡化或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提出要构建“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新理想主义,有人片面强调和追求精神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对弘扬主旋律表现冷漠,热衷于趋时媚俗,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文化需求,等等。这些情况有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务。只有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打造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五、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指在特定时期未经加工整理而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流行的精神状况,具体表现为理想、愿望、需要、动机、情感、道德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意识的总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中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虽然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型和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它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联系,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意识素材。作为在社会心理中“提炼”出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又对社会心理起着引导作用。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意识形态要掌握人们的思想,就必须转化为大众的社会心理。理性化的意识形态,除了需要转化为具体的方案、政策等以外,还必须转化为人们的热情、动机、愿望、意志、要求等社会心理层次的内容。意识形态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传播渠道,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常常使社会群体成员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产生或改变自己的社会心理内容。因此,积极引导和调控社会心理,培育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心态,营造良好社会心理环境,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提升社会成员正向心理需求,善于用高层次的目标尤其是用主流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理想目标来引导社会成员产生最具优势的主导需要,使他们的需求结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培育和保持个体与社会群体诚信友爱、豁达平和、积极进取、宽容大度的社会心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建构的社会认同,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强化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心理认同。
关键词：意识形态；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策略一、我国特色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1．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的不断强化和理论创新问题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构成了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因而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当前，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具有双重涵义：一是我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否则国家就不再姓“社”；二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必须长期坚持。因此，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是一元化的和不容置疑的。
当前，我国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并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
(2)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呈现出冲击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势
市场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双重”作用日渐显现。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趋利性使人们以更实惠的态度衡量评判一切现实问题，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并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使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这必然使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虽然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处于社会意识的支配地位，但却在其具体的阶层和经济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贯彻和落实。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社会利益阶层逐渐分化的趋势在不断的加剧，由于社会消费倾向急剧增长所刺激起来的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的观念抬头，使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对生活意义理解简单化、生活目标物欲化、道德理想空虚化，从而形成当前转型期所特有的价值体系。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为表现的价值观念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大多数人对意识形态问题普遍取淡化的态度，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意识形态，进而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选择和人们的价值判断，使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承受着极大的冲击。而一个时期党的经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的存在，更为多元价值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3)大众文化的流行，滋生了消费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是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前，大众文化正将人们的理性裹挟于世俗化的文化浪潮之中，通过内容和话语的多样性，形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侃，使主流意识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其将物质追求作为唯一，实现着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在市场上不断挤占主导意识阵地。明星崇拜、流行歌曲、娱乐报刊、电子游戏、时尚服饰等带商品色彩的大众文化形态，使青年陷入盲目的虚幻的感性幸福之中不能自拔；不断地制造“梦幻中的英雄”，使推崇个人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达到极致，人们尤其是青年在此虚幻中得到的了满足。这种状况，不仅在消解着人的责任感和人生理想，还吞噬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4)媒体传播的社会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难以直接有效地“灌输”给大众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以信息容量大、传递交换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日益影响着是青年学生的成长。由于无所事事和学习基础较差，互联网便成为一些青年和青年学生消磨人生和打发课余时间的理想替代品以及联系情感的纽带。在网络世界里，由于日常生活的话语自由度的增强，使原先高度政治化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弱化。同时，由于社会和学校对网络中的负面效应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其无序化状态的整合一直不到位，给网络中宣扬的蛊惑人心的价值观蒙蔽人们尤其是青年的思想以可乘之机，构成对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威胁。
(5)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使年青一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淡化的趋势
当前，由于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文化的传播便日益成为西方国家渗透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利用文化载体，在销售其文化产品的同时，兜售其价值观、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等意识形态，企图达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淡化民族认同感的目的。受此影响，在一些人和学生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一种崇尚西方文化的意识，而对本民族文化则取妄自菲薄与肆意批判的态度，似乎唯有这样的态度，才能证明自己的开放性和世界性。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挑战的策略
1．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理直气壮地坚持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我国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已发挥并继续发挥着对人们行动的导向和对社会稳步发展的主导作用。目前，在我国社会价值观多元纷呈，甚至彼此冲突、对立的情况下，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思想政治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必须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敢于同非主流思想进行正面交锋，做到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才培养要求，又能正面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是新时期历史赋予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职责。只有在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2．辩证地看待“一”和“多”的关系，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社会主义和谐观是以“和而不同”为基础的，同时，讲求“以和为贵”，消解矛盾，从而实现内部的团结。“和谐观”不是简单的趋同，而是使有着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要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辩证地看待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对于一元化的学生思想工作的影响，正确看待学生中的不同思想和行为方式，通过扎实的工作，积极整合学生日常生活领域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和多样化社会意识中的“多”和谐相处的新观念。
3．注重教育的层次性
社会主义和谐观对差异性的承认，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兼容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在承认不同群众拥有不同利益追求的基础上的教育活动。只有从这一事实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才能有的放矢。
为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上，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根据人们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
(1)注重广泛性
“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2)抓好重点队伍
学生中的党员干部肩负着引领先进思想文化发展方向和提升社会精神境界的政治使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传承者。因而，不仅要通过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选修课，强化对他们进行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党的历史教育，而且要加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经典理论的教育，提高其理论修养，努力使其从思想上真正成为主流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使之走上社会后，仍然能坚定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奋斗到底。
4．强化人文关怀，引导、提升学生的精神文化层次
大众文化是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娱乐消遣性文化，在内容、形式、品味和艺术层次上是复杂多样的。为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文关怀走进日常生活，从寻求人的生存的协调状态和文明的趋向出发，把意识形态宣传的重点转移到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公民意识的宣传上来，努力构建适应和谐时代要求的人文精神，以矫正物质崇拜、商品崇拜和盲目享乐等倾向。为此，要提升青年学生的人文精神，引导他们积极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导向，调整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以克服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价值观；要围绕人们求和、求乐、求美、求进等需要开展各种活动，使青年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及审美情趣，树立起正确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
5．注重实践，强化效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高校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为此，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实现如下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要从集中、统一、大型的活动形式向小型、灵活、多样的方式转变；从千人一面、说教为主的模式向因人而异，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课堂教学中，教育的柔性化、交互式教育应成为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课堂教学方法，坚决摒弃单一的理论灌输的方法，采取理论的灌输、实践的渗透、环境的熏陶相结合的方式；除加强课堂的理论教学等显性的教育外，还要注重受教育者的参与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假期和“黄金周”的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农村、工厂和社区，了解中国的现状，从而使课堂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提高“两课”教学的针对性、时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权威，政治权威，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6-0046-06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权威建设的学理依据
意识形态作为特定阶级或集团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内含着该阶级或集团特殊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在阶级社会里，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试图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表达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的‘虚假性’” 〔1 〕，都试图掌握政治地位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其自组织性， 它始终追求在制度上确立主导地位并成为社会生活中事实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主导和主流的有机统一，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夺取或掌握政权并为其合法性提供合理辩护，引导人民群众对政权的认同。其中，“主导”是指意识形态在国家制度框架内，以制度化方式确证其政治地位，使其掌握一定政治权力；“主流”是指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同，从而产生强大的向心力，确认其事实上的社会地位。
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2 〕550，依据制度地位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划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非主导意识形态。就主导及非主导意识形态而言，它们在发展上呈现出不同的实践逻辑。其一，主导意识形态，因其已在制度上确立主导地位，因此追求的是通过传播策略使其被多数社会成员实际接受，并形成强大舆论氛围和心理倾向，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若不能同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制度地位迟早将受到威胁，由此依赖其建构合法性的政权将迎来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一旦“边缘化”，就会质疑现存政治秩序和制度安排的非主导意识形态向权力中心扩张，也就意味着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到来。另一方面，主导意识形态如果长期不能同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秩序就会陷入离散或失控的风险，可能造成社会的变革，甚至社会混乱。其二，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由于在政治框架内不占优越地位，容易受到排挤和抵御，因此在发展上总是先试图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然后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取而代之。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愈加多元，主导意识形态虽然在制度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但是在事实上的社会主流地位却容易遭遇威胁，隐藏着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社会观念基础的离散等问题。
在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争夺中，主导意识形态无法凭借政治权力和已有的制度地位确立其绝对的主流地位。因此，一种意识形态要想成为主导且主流的意识形态，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权力保证并大力传播意识形态，因其主导能力无法靠国家政权直接赋予，还需要依赖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所倡导价值观念的价值性、所倡导社会实践理念的可行性、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性等等。因此，一种意识形态想要既在制度上确立主导地位又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主流地位，就必须坚持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相结合。
那么，何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家的权威，即一种“作为他人意志――他们（雇佣工人）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 〔3 〕385。恩格斯在《论权威》考察了权威的历史演变，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4 〕335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权威是人类生产及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它以服从和强制为基本特征，表现为一种贯彻意志的力量。而马克思・韦伯将权威的本质诉诸合法性，认为权威就是合法性的权力，即增添理由以扩大行动和意志的力量。从中可以看出，对权威的经典诠释始终与权力的言说紧密相连，作为权力关系的反映，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实质上表现的是对于权威背后的权力和威望的一种意志和实践服从，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也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追求和满足。因此，根据权威的经典阐释，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权威就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这种权威应当是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结合体。其中，政治权威以权力为基础，指的是秉持该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依托政治权力贯彻其意志的政治能力；理论权威以威望为基础，指的是作为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依托其自身的理论魅力令人信服的能力。对于主导意识形态而言，要确立主流地位仅仅依靠政治权威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托意识形态生产提升理论的科学性和感召力，以塑造理论权威。
就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而言，作为社会的主导及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确立其制度地位起就一直是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的结合体。依凭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广泛传播和渗透，在国家及社会生活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一段时期内，由于过分依赖行政权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化运动中陷入教条主义危机，对其理论权威造成了损害，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可见，单纯依赖政治权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会使人们产生抵触、拒斥的心理。因此，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权威的同时，加强其理论权威的塑造，将有效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坚持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并举，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巩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权威建设的现实困境
以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趋向和路径依赖观照当前我国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以中国国情和变迁中的社会现实为依据，创新和丰富理论体系，正确地解释现实并改造实践，确立并保持其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然而，随着时展的加速，多元意识形态的挑战及时代适应性不足致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能力有所弱化，理论供给的滞后及诊断力批判力的“缺席”使其理论权威遭遇松动，出现了许多异质性的声音，致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正在遭受威胁。
（一）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分立
思想秩序的确立与政治秩序的确立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思想秩序的确立常常依附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秩序的稳定有赖于思想共识的凝聚。所谓思想秩序，指的是开放多元的社会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核心价值指向，“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在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上与‘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5 〕，而非要求全社会形成整齐划一的思想，它强调确立一种权威的知识体系或思想在引领多元价值上的根本地位。之所以说思想有秩序，是因为任何社会所包容的开放思想都有其边界或底线，就算是“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其实也都有意识形态底线” 〔6 〕，以颠覆政权、破坏社会稳定姿态出现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必然在“离经叛道”中走向极端。思想秩序的崩溃意味着人心涣散与社会意识的分化，它所导向的将是政治秩序的危机和社会动荡。
就当代中国而言，主导意识形态掌控下社会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发展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性特征，但从多元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影响力格局来看，主导与非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呈现着微妙的变化。外来意识形态以思想文化的形式加强了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冲击，在其影响下国内错误社会思潮的“离经叛道”倾向非常明显，呈现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秩序和政治秩序分立的阶段性特征，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导致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坍塌和整个意识形态的失序，引起人心混乱和社会动荡” 〔5 〕。现实中的挑战表现为两股力量：一是国外社会思潮以学术理论的方式对我国社会施加影响。国外错误思潮以“普世价值”为依托，经由学术理论将强烈的政治倾向渗透其中，以学术思想的普遍性外衣灌输西方的价值理念，它们通过学术观点争鸣的方式设置议题，试图影响我国社会舆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试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国内社会思潮沉渣泛起，对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基础、政治共识、权威认同进行解构。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在各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话语权，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构成重大理论威胁，企图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 〔7 〕它们以政策建议的方式设置议题，对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无端吹捧，妨碍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巩固和发展；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煽风点火式的舆论误导，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8 〕 特别是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频频出现、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性发难，它们不断与主导意识形态争夺社会生产及生活领域的话语权，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传统，意图染指社会主导思想，严重干扰了社会和谐运行与发展。
（二）意识形态教化意蕴和学术意蕴的分化
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意识形态和学术性的完美结合” 〔9 〕，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始终以学术性为支撑。以扎实、合理的学术成果的丰富积淀为内核，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其作为科学理论的厚度和力量，并将其学术成果及时转化到意识形态之中，不断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10 〕然而面对时代及社会形势的快速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因时代适应性不足，未能提供及时、有深度的理论供给，使其在提供信仰和解释现实方面出现能力弱化等问题。
其一，宣传形式强化中理论兴趣的衰落。当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语境中，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割裂开来的倾向严重，许多人似乎更注重从实践层面探究主导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技巧手段和方式方法，恰恰忽视了通过学术研究为主导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必要的、富有深度创新的理论供给。有的宣传教育工作者不研究理论，因此只能“照本宣科”地宣读文件，这种做法不仅无益于宣传，反而使人产生反感和厌倦，有损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
其二，对社会问题的回应缺乏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理论供给。回应群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解答群众对社会现象的疑惑本应是意识形态工作题中应有之义，但与宣传形式强化相随的却是对一些群众关切的社会事件的“失语”，特别是对网络上公众热议的、影响广泛的事件，主导意识形态在解释、批判和回应上的“缺位”与“哑火”，给了各种错误思潮可乘之机，使本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情弥散开来，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1 〕抑或是对特定事情的回应过于机械化，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缺乏说理的艺术及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意识形态工作未能达成实效，反而遭受非议和诟病。
其三，主导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存在内在阻滞力。根据时代形势和实践条件的变换，调整和革新自身意识形态内容，以克服内在阻滞力的牵制而带来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减退，是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创新方面仍然受到一些传统的教条式的理论及话语的影响，阐释重复的多，原创的、能提供深度学术支撑的少，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资源亟待革新与拓展。
其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存在“边缘化”趋向。长期以来存在的两种现象：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在宣传实践中走向单一的政治化，由于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另一种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为学术而学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服务”的本真精神和价值立场。尽管学术成果众多，但学者们多凭各自的学术兴趣耕耘“自留地”，最终造成“思想本体”无显而“学术阐释”横行的“千面马克思”的局面，难以形成实力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势必损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12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对象世界的分离
主导意识形态由思想体系转向话语体系，经由话语言说实现宣传教化是意识形态外向性发展的基本路径。理论观点向话语体系转化的能力，话语言说的方式技巧、话语权与话语底气等都影响着意识形态传播的实效性。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革话语体系，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积极掌握话语权，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主导意识形态在自身话语内容及体系建设方面暴露了一些不足，削弱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
具体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建设上存在一些矛盾。例如，学术话语与宣传教育话语未能实现逻辑顺承，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创新话语供给能力不足，对内话语与对外话语不能很好协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致使意识形态宣传的可信度、说服力大大降低。第二，话语体系不能有效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诸如，习惯于纯粹的政治话语表达模式，理论研究及宣传教育多沿用原有的解释模式和范畴；宣传教育话语内容的学术化、空泛化，甚至教条化、说教性等等，都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理论魅力，弱化了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第三，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向话语体系转化的能力亟待转变和提升。“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发展来看，缺乏创新性话语去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依据和价值支撑功能。” 〔13 〕因此，在一些场合及领域，主导意识形态还不能或没有理直气壮地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有理有据有节的批判和斗争，面对其他社会思潮的诘问，理论供给被动，话语底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第四，话语言说覆盖面窄。目前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更多的是针对大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城市居民，而普通工人、乡村农民、底层青年及新兴群体等一定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遗落人群”。第五，主导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话语权分化的困境。多元社会思潮争夺话语权挤压了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空间，削弱了话语传播效果。在开放环境特别是自媒体环境下，门槛降低使得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日益激烈，加之西方国家利用文化及信息霸权打造强势话语权，挤压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使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遭遇松动的风险。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在内容体系和言说实践上的短板与困境，凸显了意识形态话语在辐射受众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力弱化的重要原因，表明话语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权威建设的双重向度
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应当是增强其理论权威以重塑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和社会上的主流地位。因此，加强意识形态生产和意识形态话语的重构是强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向度。
（一）增进意识形态生产，保障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供给
意识形态生产的目标在于保持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度和延续性。保证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供给，最根本的是促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理论成果向意识形态的转化。其中，蕴含了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二是实现理论成果向意识形态的转化。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创新内容，即原始观点的创新、观点的集成创新、话语内容的创新。具体来讲，原始观点的创新主要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具体论述的当展，即根据新的时空条件转换观察视角、调整基本范畴、变换逻辑结构、创新思想方法，提出新的结论性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包括扬弃吸收西方政治理论的合理资源实现观点的集成创新，根据受众思想及心理的变化促进观点传播的话语创新。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面向当代中国实践提出新的结论性观点和论断，推进21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我们需要理清四点前提性认识以准确把握创新的方向和重点：第一，回到马克思，重新爬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核心要义，避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断性；第二，注重“返本开新”，明确当下需要结合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的价值判断；第三，需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清除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阻滞力；第四，扫清“寄生虫”，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14 〕266在创新导向上，以切入当下中国现实为遵循，把回应时代关切和社会矛盾作为理论创新的原点，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体系，为宣传教育提供能力提升和意义引领。在创新重点上，创造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语言和学术命题、提出独创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凝练和提升学术特色和学术贡献。在学科和学派比较中确立自己的学术标准和普遍的学术水准，通过提升学术影响力强化学科地位，建设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地位，使其真正能够在哲学社会科学中起到领航作用。在创新力量上，要加快落实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强大的单位依托，以组织建设支撑人才培养，打造用得好人才、留得住人才、吸引得了人才的机制制度，培养和选拔一批能力突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后继有人，进而优化理论创新的主体结构，增强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15 〕
其二，要促进理论成果向意识形态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不会天然地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它需要经过阐释、加工、提炼，建构出反映党和人民根本意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建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向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那么，就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形态和价值指向而言，通过知识体系、价值理念、道德意识、行动意义等内容的生产，有针对性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理论供给，可有效提升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第一，以知识生产促进主导意识形态的普及。“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究其原因在于，它能比其他意识形态更为有效地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6 〕主导意识形态要实现大众化就必须建构符合社会生活的知识体系，通过知识生产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观点、态度，这种知识体系应当具有帮助人们解答社会生活中的疑惑、认识和解决社会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困难的功能，以便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感悟确证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第二，以价值理念生产促进主导意识形态的魅力提升。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就是核心价值建构的过程，它应当从文化传统中汲取历史智慧、从公众生活中汲取生活智慧、从多元文明中汲取发展智慧。在性质定位上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中国特色；在功能发挥上既致力于匡正社会现实，又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在现实导向上既反映人们的利益诉求，又提出规范性要求。第三，道德意识生产促进民众意识形态认同。主导意识形态生产既要为人们提供核心价值理念，又要引导人们遵循底线价值观，即遵守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有必要在传统道德观的基础上重构新时期的道德文化，重申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当代意义，寓主导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于价值观当中，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认同。第四，以行动意义生产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促进人们对主导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积极介入社会成员对自身行动意义的生产，对个体的行动意欲、行动动机导之以规范，为人们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正当的根据，以警示激励和宣传教育促成社会成员的思想自觉和实践养成，从而有效育化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
（二）创新意识形态话语，提升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力
创新意识形态话语，是克服主导意识形态话语“贫困”和表达“缺位”，拓展其传播空间及影响力，增强主导意识形态理论权威的必要举措。当前要以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为创新旨要，增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核心是增强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重点是促进意识形态话语本体创新和话语实践创新。
其一，融通意识形态传播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建构形式多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拓展话语言说的渠道，实现中国话语的多元表达，不断提升话语影响力。在话语内容建构上，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立场与核心观点贯穿到学术话语创新之中，进而以学术话语连接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面对不同的对象确立且不同的话语言说框架。一方面，学术话语的变革要致力于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使政治传播更有条理性和逻辑性，从而增强其吸引力。同时，也为政治话语传播提供科学的框架，在更加透彻和深入的问题阐释中增强解释力。另一方面，政治传播要扣紧目标内容，寻求与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的契合点，及时将其转化为贴近大众生活现实、解决大众思想困惑的日常生活话语，从而确立主导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
其二，力戒说教口吻和照本宣科的叙述方式，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17 〕对社会问题的阐释或政治文件的宣传，要采取通识性的话语进行表达，力戒“官腔”，少说“官话”“套话”“空话”，打造平易近人的“常识化”话语体系。在话语言说过程中，要加强同群众的互动与对话，在倾听群众思想意见中了解群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以群众听得懂的生活语言中解答群众对社会矛盾的困惑，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增进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认同。
其三，积极参与话语交锋，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力，积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话语交锋，以人民群众的立场、科学的观点揭露错误社会思想的本质，批判复杂社会问题所呈现出的矛盾，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如所指出的，“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 〔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定要抢占话语先机，通过话语交锋积极抢夺话语权，占领宣传思想阵地，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稳定党心民心。
参考文献：
〔1〕杨 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张雷声.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
〔6〕.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08-20.
〔7〕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
〔8〕张国祚.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J〕.红旗文稿，2015（8）.
〔9〕张雷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研究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
〔10〕吴玉敏.以学术成果向意识形态的及时转化增进马克思主义说服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框架〔J〕.社会主义研究，2014（2）.
〔11〕杨金海.关于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2）.
〔12〕袁凌新.富饶的学术与贫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与思想的迷误〔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
〔13〕甄红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探析――基于意识形态视角〔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
〔14〕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刘伟，陈锡喜.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M〕.教学与研究， 2016（9）.
一、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容
（一）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
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 而“市民社会的立脚点于纯粹的科学”[1]222，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到达客观的结果。”总之葛兰西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的一致性，政治社会代表暴力，而市民社会代表舆论[1]191，强调了市民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二）强调“国家精神”的重要性
葛兰西指出，对同那种物质上“看不到的”、但感觉到是很活动的和积极的、并且被考虑到它们好像是“物质的”、在肉体上被感觉到的力量团结一致负责，这才是在一定场合下称为“国家精神”的东西[2]。而且他还指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如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1]120他的这些表述说明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也指出在西方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三）突显知识分子对巩固意识形态战线的重要意义
葛兰西指出，“不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阶级，每一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在努力造成这种阶层。”[1]180他还提出“掌握很多训练有素的干部的传统的统治阶级，能够迅速撤换人员和改变纲领并且能够在他的权势下的阶级未及重新组织之前重新恢复它的失去的统治。”[1]318强调知识分子的培养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小学教育除了开设基础课程如读、写、算、地理、历史外，还应加入“法律和义务”等政治观的教育。
（四）强调国家的“伦理性”和“教育者”角色的重要性
葛兰西指出，“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1]158统治阶级要教化和灌输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每一种力图代替常识和一般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要经常不倦地重复自己的论据（改变它们的文字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效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手段。”[1]217他还进一步的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23由此可以看出，dylw.net 葛兰西强调国家一定要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团体和队伍，从而争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宣传和灌输无产阶级的价值观。
通过上述关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葛兰西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以及提出许多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对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316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是否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否具有群体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统治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为指导的教化和灌输活动，以便使社会成员形成稳定和统一的社会共同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涵义
（一）关于意识形态的涵义
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意识形态的涵义有四种理解：第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按照当时的使用方法，用“意识形态”指称一系列虚假的观念体系，对当时德国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展开批判。这里的虚假主要是指其颠倒了物质现实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第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意识形态”的使用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用法。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里预示着马克思给“意识形态”一个新的概念，即用“意识形态”指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代表其阶级利益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在这个意思上，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是“虚假”的；第三，关于阶级意识。马克思写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即这种意识形态在起源时必定偏于某一方，然而却必然代表当时人类的一种普遍诉求或共同 利益。一旦人类的普遍利益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就不复存在；第四，马克思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系列社会现象。它们不一定是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产物。它们不完全由生产的经济条件所决定，也不能完全根据生产的经济条件来解释，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主要是指一系列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和价值观，一般在社会发生变革、革命时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反动力量，阻止人们行动起来反对现存的压迫自己的社会秩序。
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世界深刻反映而形成的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始终代表一个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是统治阶级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实践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统治阶级以学校、社会团体、互联网、电视、报刊等媒介进行的教化和灌输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便使被统治阶级认同统治阶级主流价值观的活动。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习惯、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到达客观的结果。”一旦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和认同，并且进一步的“内化”和“外化”，便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毛泽东也指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显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且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上看，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反映了社会上一定阶级和群体的根本利益，是一定阶级和群体的dylw.net 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但是二者又是有区别，意识形态的内涵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广，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思想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为载体的教育活动，显然前者包含后者。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教育是通过教化或教育把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观点，从而唤起人们强烈的聚合心理，将这种聚合心理上升为共同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向受教育者传播和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其目的就是达到社会整合，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4]11由此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是辩护作用。自古以来，统治阶级都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教化和灌输，以便达到维护国家政权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目的。从孔子的“正名”、孟子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到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三纲五常”等等封建社会核心主流价值观的灌输和教化，都是以“君权神授”为载体来进行的政权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辩护，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和黄炎培进行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讨论，得出“民主”，即主权在民，是政权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来源。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得以弘扬和内化，离不开政府的宣传和教育，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第二是整合功能。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关键期和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突显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格局造成了思想的多元化，而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为指导的教育活动能够起到整合和统一社会成员思想的作用，从而形成群体意识，它作为一种社会“软权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当今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战争，更多的是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决和较量，因此高度重视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一）突显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功能教育，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作用
当今国内学术界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迈向科学化，就必须价值中立，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去“意识形态化”，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和价值性不能达到统一，这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这一本质和固有属性显然是背离的。正如列宁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加强。”如前所述，葛兰西认为，国家具有伦理性的特征，“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型式）。”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因此党的思想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的。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施加影响，从而提高认识和统一行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防止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和平演变”起到积极的抵制。
（二）突显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功能教育，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转型期和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突显期。近些年来，我国暴力性的群体事件频发，面对突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我们采取的态度多是“堵”而不是“疏”。于建嵘在《当今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一文中指出，我国当前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价值理念是“刚性稳定”，即以社会管制绝对状况为目标，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维系稳定的社会成本十分巨大，隐藏了很大的危机。与“刚性稳定”相对应的是“韧性稳定”，它是一 个开放、动态、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有自我修复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能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韧性稳定”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它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葛兰西也指出，“在西方，假如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4]56显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能够对社会稳定起到镇静剂的作用，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和整合社会矛盾，是一种社会“软权力”的积极体现。
（三）突显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功能教育，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以人为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又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鞭策人。葛兰西指出，“重复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效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手段”，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用说服教育、典型引导和民主讨论等手段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dylw.net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人民，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国家、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的情况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貌，倡导积极健康和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功能教育，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能形成稳定统一的国家精神，为社会主义成员提供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2.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有学者将其症结大致归结为六点：“一是教育内容有点动荡化；二是工作内容失之泛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手段有些僵化；四是思想工作管理出现简单化趋势；五是有些人和地方弱化思想工作的阶级性，以纯学科建设来冲击本学科建设；六是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市场化倾向。”有学者认为，这一学科建设中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一。
应该说，立足于宏观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所列举的上述问题已经触及到了这一学科的某些症结，但当我们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时，又会发现这些观点尚缺乏实质性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鉴于此，本着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科定位与归属认识混乱。过去在学科编排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但在现实中，却未取得一致认识，较难操作。有人认为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有人认为它的重心在思想政治教育，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甚至可归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归属上的混乱导致了人们关于学科名称的争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心的人认为，此学科应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而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重点的人主张改名为思想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政治学学科和教育学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应当正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至于划归哪一个门类，是法学还是教育学，可以讨论。将之划归教育学门类，它可以是一个一级学科，也可以是一个二级学科。”
第二，专业方向缺乏明确性、稳定性。与其它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相当繁杂，可谓“杂而泛”，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舆论与宣传等研究方向。也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实践、宪法与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等研究方向。由于研究方向包罗万象，特色因此而消失，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硬挂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名义之下；二是研究方向虽与马克思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联，但到底研究什么，单从专业方向名称上不能判断；三是内容不实，研究范围之大不着边际；四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研究方向差异较大，大到人类社会发展，小到具体个案研究；五是有的研究方向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这与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社研究划分不明显。
第三，学科课程设置混乱。在部分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课程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内容，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却只字未提，该学科已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一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文化史、革命史、党史等专业与学科。有的学校考虑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课程，却只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学校课程设置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表面看起来设置合理，但仔细深究，则空而不实。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
现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需要，国家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分离，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两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一学科不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实质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灌输。它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应用学科。这既需突出政治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也要考虑如何让群众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突出它的教育功能，教育的始终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关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不论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如何不同，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是途径，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从教育的规律；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以教育为手段，更要以思想教育为渠道，把人的思想作为教育的对象，从转变人的思想着手开展工作；其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把受政治限定的阶级思想，即一定阶级主要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成员，以期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护或实现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实施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手段。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时代精神，不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明确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之后，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的各个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观点，却不存在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不同．学科本身具有科学性，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早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内容指向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党性和政治性的学科。它虽然在专业知识构成上借鉴了多学科的知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都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有所体现和渗透，但其研究对象与主旨相当明确，这一学科主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育培养人的规律问题。它一方面要从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遵从教育规律，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培养人。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表现，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任何一个阶级都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内容。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具体到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体系，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一学科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而在实践中，为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无视科学理论性、学术规律性的情形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渐高，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特点，是对这一学科功能、作用，甚至归属的界定和说明，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意识形态性则是目的和保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更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成为一门治党治国的学问，政治性明显，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接受问题的研究。
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从以下三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然要求，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作用重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成果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传播给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本身就是这一工程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为这一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总结与人才支持。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新的实践，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编写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在此基础上运用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教育党员群众，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第二，“返本开新”，即从学科的原有意义上理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从学科原有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一个学科发展最根本的认识基点。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产生的”，“人在社会中生存为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进行的”等问题，进而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也就是说要返本开新。返本开新是研究的思路，是在探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史中，探知思想政治教育为何在人类社会存在，人在社会中生存为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的各个阶级各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什么，等等。因此，返本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再述，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解答，也就是所谓的开新。开新的主旨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以及对现实的意义。
一、 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 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 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 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 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 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 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 ，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 ”那一代理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 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助性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关键词]绿党；绿色政治；社会主义
“绿党”一般指所有以生态问题为其主要目标的政党。自20世纪60年代起，欧洲各国的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绿色政治运动”由此诞生。这种包含生态保护、女权主义、和平思潮、反抗资本等诸多内容的群众运动持续发展，最终于70年代在西欧各国形成了新兴政党――绿党。绿党的政治理念特点鲜明，关注重点是与人类生存相关的问题，这大大不同于划分传统政党时必须明确阶级界限的特点，使其理念的政治性质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绿党的政治理念
绿党的政治理念特点鲜明，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生态优先。坚持生态优先是绿党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处理自然与社会关系时的原则和制定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凭借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绿党得以用系统的、动态的观点，将一些看似毫无联系的诸如环境破坏、失业高企、之类的问题联系起来应对。正是自然生态学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平衡而和谐相处的基本主张，为绿党的社会公正、基层民主、非暴力等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绿党强调生态学“是绿色政治正确的、可靠的理论基础”，认为这既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也是人类生活愈加民主的要求。
（二）社会公正。它是对“生态优先”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绿党所有社会政策的理论出发点。它具有三重内涵：第一，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第二，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间实行自主的和谐交往；第三，反对自私的利己主义，强调民众负有社会环境责任。绿党提倡经济平等，注重社保福利，反对巨头把持经济，主张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分散经济，同时其强调权益解放的程度相当彻底，不但关注人的权利，甚至将其延伸到自然和动物身上。
（三）基层授权民主。在前人对于现行民主制度有力批评的基础上，绿党逐渐形成了基层授权民主理念，力图使民众自主决定社会的“生态命运”。其基本要求是基层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力，优先考虑基层的决定，国家及政党官僚机构向基层转移权力等，即政治权力分散化。在自身组织上，各国绿党规定党内各级均集体领导，基层党员大会拥有最后决策权，党的决议过程透明化等，为防止有人垄断权力，还规定党的领导一职一人，不得兼任，并实行领导职务轮换制，对重新任职也有严格的限制。绿党重视基层化、直接化、分权型的民主模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人的真正意愿，以在生活中寻求真理。
（四）全面非暴力。绿党强调的“非暴力”包含抵制以暴力解决冲突的“个人暴力”和政府压迫个人的“结构暴力”两方面，认为必须以生态和谐为原则处理一切事务，主张世界和平，反对一切战争行为、军备竞赛及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反对南北差别的不断扩大，并依据这一理念在行动上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改良主义道路。
可以看出，绿党在“生态优先”的理念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全面“绿化”的理念主张，可以说是区别于传统政党政治主张外的另一发展模式。
二、绿党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性质分析
但绿党的政治理念是否超脱了传统的“左右”分野呢？可以看出，绿党确实不能简单以“左右”政治向度区分其特质，但其理念却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更多相近性。
（一）从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来看，绿党实质是以现实批判为主的左翼政党。西欧国家的现实环境，导致绿党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作为其主要政治取向，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中而压抑的文化特性，追求经济利益为唯一动力的生产方式和以过度消费为目标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态环境危机成为其危机重重的重要证明。绿党不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基础， 也反对与此相关的政府政策。如欧洲绿党曾因欧洲一体化所具有的强烈资本主义性质而长期明确反对一体化进程，认为欧洲联合的主动力仍是追逐资本利益，其不但多次带来社会危机，且一以贯之的掠夺自然资源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绿党主张建立的是团结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全面的、增长不再居于决定性地位的“绿色欧洲”。可见，绿党明确反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及国际经济旧秩序， 这无疑与社会主义存在更多一致性。
（二）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看，虽然欧洲各国绿党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纷繁复杂，有马克思主义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德国绿党，也有主张与左翼政党联合，但不认为意识形态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法国、瑞典绿党等，但整体来看，绿党的政治理念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绿党生态优先和社会公正等思想指向，使其接受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不少观点，逐步形成强调生态化的新形态“社会主义”观。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并无明确的内涵，但由绿党的政治理念中可以看出，其主要为：
第一，生态社区自治。绿党认为，由“生态社区”及以其为单位自由组合的联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存在结构，这些社区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既为成员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又使其能够直接参与管理，使“基层授权民主”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成员都不能损害环境等社区整体利益，也不由个人决定社区政策，甚至要求必须存在社区共有的企业和服务单位。同时，这也是更高层次的“个人主义”，不同社区成员间政治参与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很明显，这是一种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充分参与社会管理并承担个人责任的民主理念，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最早为黑格尔分析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时所使用，马克思扩大了其范围，将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随着70年代“绿色政治”的蓬勃发展，大众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种民间性、自主化，且有别于传统政治权力形式的社会公民化潮流。绿党的政治理念与这种“新市民社会”观念联系紧密，其核心的生态优先等理念即源于以城市为中心，抗议传统政治力量对解决生态破坏等新政治问题无所作为的市民运动。很明显，绿党信奉的是反对国家专断和纯经济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念。
第三，“社会主义”。德国绿党在描述其有关未来社会理想时曾几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认为它将是一种民众自我解放，且人与自然平衡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可见，它已指出其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生态优先”和“基层授权民主”上。因而所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实际指“生态价值优先的以市民自我管理为主的社区联合体”，这当然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流派的新“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理念看来，建立一个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其自始至终的目标之一，而反对以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弊端，创建适合民众自我管理的新型民主制度，更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期望开创人类发展崭新模式的理想，绿党的政治理念确实蕴含着与社会主义相同的性质。
三、绿党政治理念的缺陷及弥补
虽然绿党的“绿色政治”理念已促使欧美主流政党纷纷主动“绿化”，尤其一些国家的绿党已通过执政联盟的方式参与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绿党政治理念中的缺陷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先，绿党基于其后现代式的理念，在回答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时，主张取消划分主客体，而使用“双主体”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泛主体”理念使得绿党传统上对任何国家均持敌视态度，而只强调个体价值观在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这种唯心的个人主义理念无疑只会使绿党的支持者走向政治冷漠。特别是其“原教旨主义”成员，反对当前社会中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制度，同时视工人也为单纯追求增长和破坏环境的力量而激烈反对工人运动。这种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念，使得绿党只从社会表象中理解世界，忽视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据此提出的政治构建只能是一种“生态乌托邦”。
其次，生态优先的核心理念，决定绿党要求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制度模式的激进政治立场，对生态优先的认同意味着重塑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及观念，这是其激进性的内在属性。但绿党的政治行为又是改良主义的。它认为“绿色社会”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人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变，不赞成用强制办法限制生态破坏，更不主张消除私人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制。同样，绿党承认议会政治参与对“绿色政治”的推动作用，希望在“全面非暴力”理念的指导下，使其成为绿党实现未来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显然，绿党激进的政治理念和改良主义的妥协现实之间裂痕不可弥补，这为其目标实现的可能增添了变数。
绿党政治理念中的后现代主义、无政府主义观念，使其看不到隐藏于社会事件下的深层次规律，让其理想显得“乌托邦”化，而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也善于精确分析出历史中暗藏的经济制度规律特征及其中蕴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如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指出，马克思的物质转化概念中蕴藏着极其丰厚的生态思想，并真正解释了资本主义中出现环境危机的深层原因――自然与社会关系异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犹如一剂解毒药”，只有它才能够消除绿色政治中模糊、自相矛盾，且味如嚼蜡的理论“毒素”。
可以看出，绿党并非如其所称“既非左、亦非右，而是朝向正前方”，其政治理念中社会主义的印记无处不在，且绿党政治理念存在的固有缺陷使得其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的“解毒剂”。可以说，绿党的政治理念是“绿中有红”，从这一点来说，与传统社会主义政党可谓“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英）戴维・佩珀（刘颖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3]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终结，相反，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国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它打破了其他形形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05.
关键词：碳政治；现代性；生态文明；给能源注入文明
作者简介：白春雨，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博士后(山东青岛266555)
“碳”本是自然中的物质元素，构成了细胞和遗传密码，是生命循环系统必不可少的因素，循环系统的末端以碳废物的形式排出。在科学理性和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题下，“碳元素”一跃而成为“碳政治”，成为生态文明衡量的绿色指标，以气候、绿色、安全、平等、自由、民主等为其话语系统，成为世界各国政治聚合、权力博弈的角逐场。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到“碳政治”的对话当中，并把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素。
一、“碳政治”的内涵
“碳政治”这一概念应该是中国学者应对西方治理气候变化，针对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的国际政治战略而构建的具有生态文明高度的概念，是对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的认识和反思。基于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的三个层面的探讨，我将“碳政治”的视角也划分为：远景“碳政治”、中景“碳政治”和近景“碳政治”。
1.远景“碳政治”——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
远景“碳政治”不同于传统能源政治，是新型国际政治，这种新型政治之所以“新”的蕴意在于其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语境中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碳政治”的提出是对传统能源政治所创造的个人主义哲学神话的颠覆，它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求取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样的理想诉求恰是与西方的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能源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背离的。传统的能源政治以“利益”为主导，是构建在知识论体系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它强调人类对资源的占有以及在人与自然相对抗的范式中表达人类积累财富的物质欲求，强调能源经济带来的高效社会，不仅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而且形成国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这种从能源经济上控制世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排斥了对世界未来的真实关怀，过分强调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而忽视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
远景“碳政治”的高远立意在于通过气候变化实现社会关系的转型，它力求突破现代性视域下“碳政治”发展的历史局限，现代性是制约“碳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1)“经济人”模型的意识形态化。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自由主义通过“经济人”模型把对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表面上看来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其实在社会强制进步原则下加速了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方式肢解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存的内在关联。(2)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当我们以科学技术为媒介促进工业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发的气候变暖拷问科学技术给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来的紧张状态。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因素正在被历史的思维审问：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人类难以驾驭的力量并且在主宰人类生活，人堕落为技术的玩偶。(3)消费意识形态化。在消费社会及其表面富裕的背后，增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流通的空洞轮廓。以上三种现代性意识形态反映了工业文明危机，把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牺牲环境的筹划上，必然要引起社会的转型。
纯粹环境问题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会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思考，因为任何与人类不相关的存在相对于人类是“无”。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纯粹环境气候出现的人类安排，而这种人类安排又会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社会意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和全球集体行动难题充分说明气候问题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是造成气候问题全球性和管理无序性矛盾的主因。”今天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行动的不是为了更加有效解决环境本身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将注意力聚焦于环境外的利益分配，即气候就是利益。“我们真正需要作出的回应是适当计算和承认全球变暖和现代帝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碳政治”发展的历史局限，由此我们了解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而环境本身的需求被搁浅。
生态社会主义的“碳政治”要求批判建立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大量的能源消费和有害废弃物的排放。资本文明的增长与气候环境变化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一方面说明被资本主义奉为圣杯的“利润和生产之神”的衰落；另一方面说明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求取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这就引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著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乔尔·科威尔说：“资本不只是一种经济剥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为了挽救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我们必须明白‘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在于我们改造自然和消费我们劳动成果的方式。要合理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说，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要成为破解工业文明出路的时代精神，使之作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参与到民主的建构和社会转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