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1 17:25: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道德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论文摘要: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供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文化的内在价值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把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需求中一种高层次的需要。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只有抱有一种高尚的追求,仍然可以生活得乐观愉快、奋发有为。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将这种人格理想具体化为“大丈夫”的人格楷模。他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正是这种人格力量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完善人格的道路上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现代人将从这种重气节、重操守的道德观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其次,仁爱品德的养成。孔子强调仁爱,指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或道德觉悟的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爱人”。“爱人”主要体现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吾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仁爱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而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再次,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道德力量。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人生态度,强调“日新”、“革新”,如《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天天有进步,日日有创新。《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不懈努力,持之以恒,力求进步,改革创新。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反抗压迫、不屈不挠的品质以及不断学习、不断改革、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决心。
儒家道德文化的外在价值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主体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培育了人们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其次,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区分小人与君子中,孔子提出“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到孟子那里,发展成为“舍生取义”的精神,即当物质利益(乃至生命)与道德正义不能兼顾时,宁愿舍去物质利益(甚至生命)也要维护道德正义。孟子提倡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为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国家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再次,普遍和谐的社会理想。《语论·学而》说:“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实现家庭和谐;在与周围人的关系上,要“和长幼”、和邻里、和朋友,实现人我和谐;在人与社会群体之间,提倡“舍个人而就群体”、“舍小家而顾大家”,实现群己和谐;在民族国家关系中,提倡“四海一家”、“和谐天下”,推崇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和谐。达到这种普遍和谐的境界后,人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实现与道和、与人和、与天地和,使社会成为理想社会,使世界成为完美的世界。二、我国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
25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我国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一是重金钱,轻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些人短期内变得富有,对金钱特别看重。他们衡量人是以金钱为主,不是以智慧和人格为主。这种“重金钱、轻人格”的思想观念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比如,在学校里求学的学生竞相购买名牌货,互相炫耀,以满足其虚荣心。更可悲的是,在金钱挂帅的情况下,有些学生把自己当成雇主,把同学当成雇员,出钱雇同学写作业,刻苦攻读的精神已荡然无存。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注重人禽之别和做人的道德准则。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下》)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做人的问题,他指出:人的生活不能只限于“食色”本能的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仅限于此,则与禽兽无异;要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就要学会做人,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人格。显然儒家道德文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指南。
其二是重利益,轻道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把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生活的驱动力,金钱、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秤砣”;人们热衷于讲“经营之道”,而“做人之道”日益被淡忘;一事当前,人们但问“值与不值”?是非善恶,道德良心却被抛诸脑后,“良心能值几个钱?”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依此,为获利可以不择手段,能挣会捞就是能人;坑蒙拐骗,贪污受贿,走私行窃,杀人越货,等等,只要有利可图,只要物欲得以满足,便肆无忌惮,不以为耻;甚至暴利之下,铤而走险,无恶不作。如此种种,严重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而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知耻”,孔子提倡为人要“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孟子则从人性上强调人皆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下》)“义”就是要有所不为,不做那些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的事。这就是说,我们要懂得道德的是非善恶,在自己心中立起一杆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为秤砣。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社会风气,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弘扬儒家的良心道德,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教育人们突破“值与不值”的狭隘功利眼界,在谋取利益之时,为自己树起一个道德标准,行已有耻,有所不为。
论文摘要: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是华夏文明本质的表现。上古时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古代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舜为主体形成的道德文化，主要表现在家庭人伦、为人行事、仁德政治诸方面，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在实施法治的同时加强德治，必须继承并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和。
舜名重华，亦称虞舜，是继唐尧之后的又一贤君，《史记》中赞述的“五帝”之一。根据国家“九五”期间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攻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当在此之前并紧密相邻。距今日之时，也就是四千一百年前后的上古时代。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人物。以舜为主体形成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源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舜文化的内涵
从远古时代的燧人氏、伏羲氏到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开创时期，产生了农耕文化。这是人们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类自身的另一种生产则经历了更长的蒙昧阶段，以致尽管有了农耕文化，却并不表明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对此，《吕氏春秋恃君览》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种母系氏族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的简单而又紊乱，后来的正统史学家司马迁以至竟对此不屑提及。他的《史记》所载只是从五帝开始。因为，“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大致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自黄帝至尧、舜，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东方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这种人类自身生产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更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直至舜时才得以完善。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时，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
《尚书》记载，“德至舜明”。《史记》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所谓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标志。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世，是近年我国考古的一项重大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楚简里的《唐虞之道》篇写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既爱亲又尊贤，就是虞舜所做的榜样。这对于我们了解舜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舜的道德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持家在德。舜尊重家庭，孝顺以悌，身体力行，德行于世。
据载，舜的出身低微。舜父瞽叟是个心地狭窄的盲人，后母言不及义而嚣悍，生下的儿子名象，生性狂傲骄纵。瞽叟疼爱后妻的儿子象，几次要杀害舜，都被舜逃脱。平时找其它小过失来处罚，舜都以顺从的态度对待父亲、后母和弟弟。舜长年累月笃诚小心，从不懈怠。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待兄弟亲善友爱，孝悌德行天下闻名。
这时候，尧帝在位七十载，年事已高，需要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便向诸侯、四岳征求意见。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荐了舜。于是尧帝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观察他怎样治家;又派九个儿子与之相处，观察他怎样处世。在舜的薰陶下，尧的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亲人谨守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但是，瞽叟还是想杀害舜，要舜到仓廪上去涂合缝隙，却乘机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廪，舜利用两个斗笠护住身子，跳下来逃脱不死。后来瞽叟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时特别开了个隐蔽的小孔道，可以从旁边出来。当舜深入井中，瞽叟与象合力倾倒泥土把井填实，以为舜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商量着分舜的财产。象打算将尧给舜的两女儿和一把琴留给自己，将牛羊和仓廪分给父母。没有想到，舜竟然从秘密孔道逃了出来。舜恪守笃亲尽孝、宽厚仁慈的行为准则，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和欺负过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不计嫌怨，宽容忍让，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尧九个不成器的儿子。在人类文明史上，舜第一次把本能式的家族血缘亲情升华为理性的家庭人伦道德规范，使家庭组织得以稳定和延续。
舜笃诚孝悌，以德报怨，首倡了人伦道德之风。这也是后来唐尧将帝位禅让于他的重要原因。舜将家庭道德加以规范，从而使得家庭成为构筑文明社会的基本单元。这是人类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单元大而化之，整个社会生活、法律政治，同样要求有类似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才能达到“内平外成”的理想社会。舜以后的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国家社会，其实质都是一种“家天下”模式的拓展。“朕为天子”，家即是国，国就是家，“三纲五常”，等等。这些都可以从舜的家庭道德中溯本求源。
(二)为人在德。舜修身为本，待人诚实，乐于助人，踏实做人。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其意是说，舜从田野之中产生出来，这是上天要将重大任务落在他头上，有意先要困苦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空匮他的躯体，困扰他所做的事情，这样可以激励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出身卑微的舜，种过田，狩过猎，打过渔，挖过井，制作过陶器，还会造墙，修粮仓。舜在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之后，坚持用人格的完善来熏陶人，带动人。先秦至汉代的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舜的为人方面的记载:“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悦)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以上记述，说的是舜耕于历山，与人谦让相处，宽厚仁慈，将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天旱了，为他人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从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他从事商品生产而能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会的，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为引导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邻里都敬佩他、服从他。在舜的影响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迈进。
舜代尧为帝以后，仍然坚持以德为人的标准。他敞开四面城门以畅通四方见闻言路，命令十二个州牧的首长“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史记·五帝本纪》)，将德行作为评论帝王的标准，施厚德于民，不接近谗佞的人;交代臣子们“女无面谀，退而谤予”(《史记·夏本纪》)，要求上下左右不要当面恭维说好话，私下里却去讲坏话，应当诚恳相待，不做两面人。舜一直坚持以德来完善自身的人格，树立为人行事的榜样。
(三)治政在德。舜实施善举，推行五教，擢贤任能，用人惟绩，心怀天下。
舜“摄行天子之政”时，开始设立十二州，以不变的刑法告示人民，用放逐来宽恕五刑的罪犯，“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将这“四恶之害”放逐之后，即处置了他们的罪行，又改变了各地的风俗，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同时，舜进一步任用了高辛氏八个好儿子的后代，被称之为“八元”的担任伦理道德教化官，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宣扬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家庭融洽，社会祥和。统一刑法，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张扬推行，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政举。为了教化人民，舜还采民风，制箫律，作韶乐，“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淮南子·泰族训》)。
舜为天子后，举用贤达之人，赏罚分明。经过四岳的推荐，选拔任用禹为司空，主要负责治河道，“平水土”。禹“兴人徒以博士，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山川，变水患为水利，社会终于获得了稳定的农耕生产条件。舜还对于尧时举用却未有分职的二十二名臣子，量才而用，分职善任，并且对他们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该降级的降级，该升迁的升迁，初步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吏制。舜用人唯德唯才，选定带领民众治水的禹为自己的继位人。舜心怀天下，勤政爱民。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他二月去东方巡视，真可谓走遍大江南北，风尘仆仆。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他就连死都死在考察巡视工作的路途上，葬于“苍梧之野”的永州九嶷山。舜为民的仁爱之心和奉献精神，实乃中华民族的光辉楷模。 转贴于
舜持家、为人、治政均以道德为大本，为东方人类社会走出童年时代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规范，成为渊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舜文化的寻根价值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它对中华民族的整合、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今天，我们高擎“以德治国”的旗帜，深入了解和弘扬舜文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我们将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社会发展渐进的脉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兼容并蓄地吸纳各种文化信息，让东方文化有机地融入全球文明的交流。
丰厚的道德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要国情。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厚重的文化积淀是整合华夏文明的主导，也是延续和拓展中华民族的功臣。考诸先秦以往百家争鸣时代的儒、墨、道、法诸家，都效法尧舜之道，从舜文化中吸取营养，只不过各自“取舍不同”。孔孟“言必称尧舜”。孔子把舜帝其人其事上升到了理论，形成儒家文化。《孟子》一书提及舜的地方达五十多处，已将舜当作儒家推行“仁爱”、“仁政”的理想人物。墨家推举尧舜的“尚贤”、“节用”。庄子既赞扬舜能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正众生”;也揶揄舜以仁乱性(自然的本性)，“去必而从于心”。韩非子也是既称颂舜依法办事，又否定舜的仁义之举。然而，由于儒家文化的理论最适合宗法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它必然会最终上升为宗法社会的正统文化。这一历史的选择完成于汉代。汉武帝除了矜持武功，还做了修整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基础工作。一个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专治《易》、《尚书》、《诗》、《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用圣贤言，治圣贤事，使儒家学说复兴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正宗。在前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历史变迁有着怎样的风风雨雨，国土疆域如何扩大或缩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甚至出现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上承尧舜的传统文化，始终以其强大的凝聚力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以文化的传承带动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在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把握的重要国情。今天弘扬舜文化，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情感，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台湾地区现住舜裔310万人，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于1983年10月成立，此会是全球最大华人社团之一，以阐扬舜帝孝道和敬亲精神为宗旨。近年来，海外华人侨胞回大陆寻根祭祖热潮高涨。2000年9月9日，湖南永州数十万人民与海外来宾同聚九嶷山下，公祭舜帝，充分表现了舜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
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自古以来，舜文化的广泛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其“家天下”服务而披附于舜文化之身以各种外衣，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地君亲师”，或者将这些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是善;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是恶，从而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还有专门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等。对此，鲁迅用他那尖刻的笔，将封建礼教归结为“吃人”，在“五四”中作了总的清算。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虞舜开创的道德文化的主导下，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精神。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历来都是陶治人们情操的国粹，激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德育中强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学习，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不仅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同时又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教育方法。所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积淀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 、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值得吸取的精华很多，仅就道德教育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
1．“尊道贵德，律己修身”的修养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
2．“诚 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 ，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 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 ，并说：“礼，经国家 ，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 ”的爱国抱 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 “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 、民族 、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 献身的精 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 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 ”的苏武 ，范 仲淹“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 “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 国的命 运紧 密地联系在一 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 “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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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持是指人们所掌握的现有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功底及其应用能力。掌握较多的文化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从事商品包装设计的基础。商品包装设计之所以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支持,是由包装商品及其设计的如下特性决定的。
1.包装商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性
包装商品作为商品本体的附属物,应具有保护商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等多方面的功能,这是包装商品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立足点。而这些多重功能是否完备,既要求设计者选用材料的正确,又要求选型、结构的合理,还要求包装装潢符合促销诱导的市场消费心理。所以,商品包装设计要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营销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把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艺术的创意很好地结合起来。
2.包装设计的审美性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商品并不仅仅在于满足其使用需要,还希望在商品及其包装上能获得美的视觉满足或享受。所以,商品包装的造型与装潢设计,应当符合美学规律和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时,人们对于美的审视存在着个体差异,特别是审美意识还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区别,因此,包装设计者应当熟知美学原理,懂得美学规律,尽力使自己的设计适合于社会美、大众美和时代美。
3.包装设计的独创性
包装商品作为一种艺术制品,同其他艺术品一样,其设计与制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往往源于设计者的主观因素(文化底蕴)。所以,要使商品包装的设计具有独创性,就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观上具有创造意识。
二、文化底蕴对商品包装设计的支持作用
由现代文化的各种要素所组合成的文化底蕴,对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商品包装设计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化底蕴对包装设计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支持作用。
(一)科技文化对包装设计的智力支持作用
在当代,科技文化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高级文化系统。科学技术作为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但是创造和发展文化的有力手段,而且是对社会生产和产品开发与设计的一种重要的智力支持。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高智能的革命,而智能机器(计算机)则成为这场革命的代表,它使智力物质化,使高智力渗透于高生产力与高设计力之中。比如,在国外商品包装的造型设计、结构设计、装潢设计等一条龙设计过程中,早已实现了计算机化。运用计算机设计,可将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反复计算、反复比较、反复修改都由计算机完成,可以使包装设计从令人苦恼的繁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可以大大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的精确度,从而获得优化的设计成果。设计人员的智慧是无穷的,但其工作速度与电子计算机是无法相比的。伟大的数字家契依列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将π计算到707位数,而中等速度的计算机只需八小时就可以把π的运算推到十万位数。除此之外,计算机的辅助设计系统,均备有多种文字和图像屏幕,在图像屏幕上能产生千万种颜色,并可以随心所欲地绘画,修改造型结构中不中意的部位等。展望未来,包装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化是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今后,必将还会有更多的为设计服务的专用辅助设备问世。包装设计工作者如果没有深厚的科技功底,其商品市场调研、新材料的选用、设计资料的检索、设计程序的编制等,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现代包装设计需要有科技文化的智力支撑。
(二)审美文化对包装设计美学应用的支持作用
审美文化是以主体精神体验和情感享受为主导的社会情感文化。一般地说,审美文化是建立在现实文化基础上,以艺术文化系统为核心的更高级的精神文化形态。伴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的审美视野和审美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和延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市场上商品本体及商品包装的美的要求推动着美学冲出纯意识形态的艺术殿堂,越来越渗透到日常的市场交换活动中来。
今天,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和人的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心理和需求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不仅仅看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而且十分讲究由商品和包装的审美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等文化价值提升的商品的附加价值。这正如日本松下幸之助所说的:“当今社会,单纯以产品性能来满足官能需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必须在运用之外,加上美观,这是一种‘美’的文化标准,也是时代消费的大趋势。”如今,因为商品包装质量低劣而积压滞销或在出口创汇方面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实例不胜枚举;同样,因为商品包装稍作美学质量改进即获得积压商品畅销或出口创汇增加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商品包装设计,从构图来说,离不开对比、比例、对称、平衡、韵律、空间、调和等多方面形式美规律的运用;从造型结构来说,离不开安定与生动、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比例与尺度、重复与呼应、节奏与韵律、变化与统一等多方面美学关系法则的处理;从装潢心理感受来说,离不开适用感、特色感、质量感、廉价感、名贵感、新奇感、柔美感、群体属性感等各种心理感受的美学表现。这一切表明,包装设计者如果没有审美文化功底,就难以在设计中创造出寓于商品包装中的完善的美学功能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
(三)道德文化对包装设计的警示作用
道德文化是一种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依靠社会舆论和行为主体的自觉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调适文化”,它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传统的道德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人不遗余力地提倡道德教化,勉励道德修养,无疑对我们今天的现代道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也对商品包装设计工作者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因为商品包装与被包装商品本体是一种形式与内容、表与里的关系。形式与内容、表与里是否一致,需要商品包装设计工作者的自身道德自律或道德心理自律,不作“缺德”的欺骗性包装。如果商品包装设计能用道德原则警醒自己、约束自己,那么,对杜绝假、冒、伪、劣产品上市,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推动社会生产的繁荣和进步,都将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四)营销文化对包装设计的指导作用
营销文化是市场经营或市场行销文化。它是一种旨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调查,并采取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营销文化的内容日益丰富起来,它的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始于商品被生产出来之前,而终于商品实现销售、价值得以实现之后。它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1)进行产前和市场分析与预测;(2)制定产后的促销策略与实现销售;(3)改善售后服务与提高重复购买率;(4)汇集消费者使用产品意见与实施价值创新战略;(5)探讨科技创新与开发新产品。现代的市场营销文化已经同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消费学、市场预测学、广告学、经济计量学等多种学科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如今的社会商品包装,已作为营销学中的一种促销手段,“一种有心理影响的容器”、“一种在相当程序上左右了销售的因素”、“一种供消费者对商品所包含的利益与效用进行心理评价的依据”。所以,商品包装设计人员一定要用市场营销学的文化支持进行商品包装设计,没有这个文化支持,就难以对市场营销环境、消费心理作出科学的分析;难以在对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竞争策略和多角化经营策略等;更难以对国际市场进行细分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使包装设计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总之,未来的商品包装设计要充分发挥现代科技、道德心理、审美意识、营销策略等文化要素的支持作用。因为现代市场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核心产品与产品实体,竞争优势除品牌、质量之外,更强调有着高附加值的商品包装。只有商品包装设计工作者有较高的科技水平、道德素养、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聪颖的思考力和大胆创新精神,才能在发展我国未来的包装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道德教育社会道德能力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大学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是青少年中接受和处理各种信息量最大，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其状况如何，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尤为深远。通过对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社会道德能力形成的规律和培养途径，着重探讨我国当前情况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以促进学校、家庭、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
社会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在面临社会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社会价值观或原则处理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会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会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特征，就是将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道德知识、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信念，经过社会道德实践再将内在道德信念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以社会道德知识为重点，同时十分注意其他科学知识对社会道德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把社会道德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从而从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质。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种终身教育过程，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与再教育过程，是一种在不断地由社会认知一社会践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环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
中国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应对社会道德新挑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必须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等，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思维方式，能够自觉地运用已知去对付未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具体社会道德问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面临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挑战。首先是网络文化的挑战，包括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形成的挑战、教育方式改变的挑战。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调整。再次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包括知识经济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对教育客体的影响、对教育介体(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影响、对教育环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等。第四是对外开放的挑战，包括道德文化复杂和多元性的挑战、道德文化变动和异化性的挑战、道德文化虚浮与躁动性的挑战、道德文化世俗与实用性的挑战等。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培养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社会道德认知的不足。这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即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这是导致不少大学生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德认知能力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问题。2.社会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现为对人的感情，也表现为对有关道德问题产生的道德焦虑。对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虑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学生发生较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3.社会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非道德行为看，对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不懂，但却愿意采取对个人较有利、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比如一些学生并非蓄意影响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个人的愉悦需要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缺陷产生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道德教育影响。学校教育以智育为主，与德育分离，突出智育而忽视德育，忽视认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养，忽略行的训练。2.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失范与讲道德吃亏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这一代大学生，复杂的道德环境使不少大学生产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某些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其不健康的言行，在子女道德素质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即使是道德素质较高，但忽视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条件受到家庭具体情况限制的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会形成不利的影响。3.个人成长特征的影响。今天的大学生，很多都离不开家长的呵护，性格较为脆弱、怀疑、孤独、自我封闭。这种特定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中国是一个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培养道德能力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继承已有传统方法的同时进行创新，赋予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新的时代内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确立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像其他能力一样，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理知识，同时还必须引导大学生把握用价值原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第三，注重实践的原则。必须从道德认知做起，教育大学生以道德意识指导道德实践，使道德实践为道德意识的升华提供丰富的养料，持续不断地将道德实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把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
(一)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一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体系。发挥学校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既管课堂内外，又管校园内外，使社会道德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社会日益走向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的道德教育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学校教育体系。建立良好的教师和教师，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班集体、师生之间的关系等等，以不断地影响和引领大学生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构建有利于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家庭。努力唤醒父母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影响意识，帮助父母掌握道德能力培养的原则和方法，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及良好的家风对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大学语文 国学教育 缺失 重构
“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来共同积累的优秀文化道德“学术”，涵盖哲、史、文、礼、宗教学、伦理学等。作为现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对传统文化道德有较深了解。试想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道德都不甚了解的人，一个在道德上不完善的人，又如何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弟子规》说得好，一个人首先要“孝”，其次要“谨信”、“爱众”、“亲仁”，然后 “有余力，则学文”，可见道德人格教育比其他教育更重要。
一、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意义
国学教育作为完整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以其自身魅力唤起人的灵性，完善人格，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除中文专业外其他专业学生必须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理应担当起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在大学语文课中加强国学教育，可以提高学生文学文化素养，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使学生在审美性、人文性、人格情操上得到陶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电脑网络了如指掌，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国学”更是非常陌生，很多大学生对国学知识的了解仅限于高考时候的那一点点常识，除此之外根本不了解李杜诗篇、屈原精神，也没有读过诸子百家，在国学知识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高等学校一直在推行教学改革，大学语文教学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其中大学语文加强国学教育也是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学语文加强国学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促进大学生对传统优秀文学、文化、道德的认知，而且也是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格素养的重要途径，更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通过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进行国学教育的理念在不断消失，许多高校的大学语文课变成了单纯的文学课或者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写作课，甚至有的学校或者院系认为大学语文课程没有实用意义，对日益严峻的学生就业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而不再开设大学语文课。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多年，笔者认为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偏向实用性
对于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一般有“工具说”、“能力说”、“文学说”、“文化说”、“人文说”等，其中“工具说”与“能力说”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可。特别是自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多样化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国家、社会、高校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高校甚至把学生就业率作为教师评优、晋升的标准，导致了高校许多课程都围着就业转。于是乎，大学语文就首当其冲成为了“工具说”与“能力说”的牺牲品。高校过分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注重学生的就业率，针对这样一个特点，大学语文课就成为学生就业实践的一个手段，教学上只注重了语言文学特别是实用性文体写作的学习，课程内容也注重强调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工作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教育，包括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
（二）教材内容缺乏国学精品
基于对大学语文的错误的学科定位，近年很多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也陷入了误区，致使教材内容单一，选文没有代表性，以现代文、应用文、实践实训教学为主，忽视了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意义，硬生生把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编成了一本工具书。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由魏饴编写的《大学语文新编》为例：课本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九个单元。上篇：阅读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等；中篇：日常书面表达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实用文体教学与写作，内容涉及商务、新闻、学术论文等文体；下篇 ：口头表达能力培养，主要侧重于教育指导学生在日常交际、职场辩论等方面的语言表达能力。全书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教材，虽然关注了学生的汉语言听、说、读、写等实用技能，却忽略了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意义。
（三）课程缺少专业教师
除了学科定位与教材的缺失之外，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缺失还体现在专业教师的缺失这一方面。目前，很多高校虽然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是却很少有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师。在大学教授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一般是中文系教师，但他们很少是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师，只是在专业课较少的时候，教师才去上大学语文课凑凑数，授课的教师可能是语言研究方向的教师，也可能是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师资来源不稳定，不够专业。由于非专业的教师授课，所以教师上课一般也比较随意，往往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去授课，于是乎大学语文课要不上成了语言文字研究课，要不就上成了文学欣赏课，更谈不上国学教育了。
三、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重构
针对大学语文课程国学教育的缺失，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格素养，通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对学生实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重构大学语文的国学教育势在必行。
（一）重新定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也就是说，大学语文应该是一门人文素质课，其主要任务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根据大纲精神，大学语文应该加强国学教育理念，保护传统道德文化，重拾传统文化经典，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精髓，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在课程定位上，不能一味地强调课程的实用性，更要关注其人文性，让学生受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使身心获得更加健康的发展。大学语文课程不是学生就业的指导课，也不是学生就业的“工具”，它应该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在枯燥的专业学习、紧张的实践教学之余得到文化的陶冶，开阔视野，提升素质。大学语文课程如果一味迎合学生的就业，只注重课程的实用性而摒弃国学教育，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必然会培养出一部分高分低能、道德缺失、是非颠倒的学生，进而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问题。
（二）教材应多角度体现国学教育思想
大学语文课应该是一门内容丰富、思想性艺术性强的课程，因而教材内容在选择上可以丰富多彩。但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之教材编写受到课时与版面的限制，在内容选择上又不可以过于自由散漫，应该有所侧重。目前大多数大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体例上遵循文学史或者文体模式，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必须要以文学为主要内容，通过不同体裁的作品让学生在大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了解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提升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进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健康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大学语文教材肩负着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应该多角度体现国学教育特点。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应该在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文明基础上，适当配合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编写。教材应该能够反映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因此大学语文教材应该选择具有审美价值、彰显学科个性、开拓创新思维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更应该是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和哲理思索的作品，是对大学生加强国学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
（三）加强专业教师培养，课堂教学融入国学教育理念
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加强专业教师的培养，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进行教学和科研。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主动融入国学教育理念，注重挖掘国学中蕴含的传统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大学语文教师还应该努力掌握学科的前沿动态，充分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活动，将国学教育普及化，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了解、喜爱和掌握国学知识，进而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修养及道德素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大学语文课作为高校学生公共基础必修课，它肩负着大学生国学教育的重任。如何让学生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精髓，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学以致用，把传统国学与现代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成长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大学语文国学教育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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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城筑于梅里，是吴国早期都城，梅里也是吴文化的源头。吴文化催发了江南文明的蓬勃生机，同时也激荡着中华文明的进程。
2月14日，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在无锡新区梅村举行了“中国吴文化源头与梅里古都”学术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就吴文化源头和梅里古都进行了深入研讨，就泰伯及其精神、吴文化本体意义及其影响、吴越文化比较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次会议是我国吴文化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专家共同了《梅村共识》，《吴文化源远流长与吴泰伯“至德”立国》等106篇论文佳作结集出版。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吴文化以其内涵丰富的精神品格和色彩鲜明的文化内涵，催发了江南文明的蓬勃生机，同时也激荡着中华文明进程。本次研讨会在怀古、释古、论古的同时，追溯中华民族“至德”精神之源，通过开放而热烈地切磋交流，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以下几方面共识：
太湖流域是吴文化的核心区，梅里是吴文化的源头。历史上的泰伯城是太湖流域最早的国都之城，虽已湮没，但不可轻易否定。吴国早期都城筑于梅里，世称泰伯城，早在东汉就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梅里(今梅村)为泰伯所居，后人建祠于此，至今庙貌巍然，民众年年拜祭；其东北鸿山西麓有泰伯墓，存世至今，未见争议，这也有力地佐证了梅里古都的吴文化源头地位。
泰伯是江南文明的人文始祖，弘扬泰伯“至德”精神。梅里是吴国古都，是著名的中华“德城”。泰伯奔吴昭示了一种千古传扬的“至德”，泰伯三让天下万世流芳，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谦让、尚和的厚德载物精神和价值追求。泰伯谦让、包容的“至德”精神，既是江南文人“道德文章”的典型，也是江南近现代工商实业家以德经商的宗旨之源，历经孔子等历代思想家的倡导而影响深远，在构建当代主流价值观时应予以继承发扬。
吴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吴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其文化形象鲜明而魅力无穷，至今仍在演绎它的精彩，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吴文化研究如何系统、深入，避免宽泛化、碎片化倾向，如何在考古学、先秦史、地域和城市文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视域中构建当代“吴学”，依然值得学界予以重视并为之不懈努力。
吴越文化研究期待进一步整合。“包孕吴越”太湖摩崖石刻，深刻而鲜明地揭示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血缘关系。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均经历了相似的文明发展序列。江、浙、沪两省一市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学者，“以文会友”，相同或不同的见解相互生发，激越碰撞。今后吴越文化研究将继续秉持“区域科学发展需要将吴文化与越文化联系起来研究”的宗旨，突破现行省际藩篱，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与世界其它文化交流互动，也让“至德”精神流布寰宇。
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遭到破坏。首先，是周天子作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由于不断的赏赐和诸侯争夺，王畿范围不断缩小，经济军事实力也不断下降。而郑、晋、齐、楚、秦等诸侯国的势力却不断上升，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他们越来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缴纳、贡赋、朝聘、会盟的义务。相反，诸侯动辄出兵讨伐周王，召唤周王去盟会。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渐渐只具有象征意义。其次，大宗、小宗之间出现争夺与兼并。如晋国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而夺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鲁国三桓以小宗控制鲁国公室大宗。另外，从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诸侯国的异姓卿大夫宗族开始强大起来，也构成了对公室公族的严重威胁，如晋国的韩、赵、魏等大族，齐国的国、高、管、陈氏等。最后，嫡长子继承制开始遭到破坏。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来自周王的破坏。如周宣王强行立鲁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废嫡立庶。春秋时期，各国废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来，如宋国宋宣公舍嫡长子与夷而立弟穆公;鲁惠公死时违背立嫡原则，由庶子隐公继位。上述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使原有的社会调控机制逐渐失去效力，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君的权威不断遭到削弱，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现了从上到下的逐级崩解。贵族集团以前那种简单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统治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礼治思潮的兴起——思想资源
随着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开始遭到破坏、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级崩解，旧有的政治等级关系趋于瓦解，原有权威的丧失，依靠天然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脱离原有族属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的价值开始得到显现。统治者不能再把民仅仅当作臣民来保护，而必须要当作人来对待。旧有的天命鬼神观念和宗族血缘关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政治统治的重点就不再表现为强调权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于统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贵贱有序、尊卑有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春秋时代，人们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资源中重新发现了“礼”。春秋时期“礼”受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人们把“礼”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独立出来，从政治理论的高度论述礼的政治功能，以礼治国成为时人的共识。
春秋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即是礼治思潮的兴起，“礼”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数人的普遍认同，人们把礼上升到治国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国北宫文子言:“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国语·晋语四》曹负羁对曹伯言“礼以纪政，国之常也。”
与曹负羁的话相类似的是《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大夫师服所言:“夫名以治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杨伯峻注:“体为‘体用’之体，意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师服认为礼是政治统治的核心。与这种认识相类似的言论还有《左传》僖公十一年载周内史过言:“礼，国之干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太叔所云:“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子贡言:“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左传》中有大量的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人们把礼视为认识上的是非准则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人们往往根据各级贵族外在的礼仪、礼容判断其修养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兴衰。《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欲伐鲁，齐公问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这里仲孙湫即根据鲁国仍行周礼的情况判断其国势未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齐国庄子聘鲁时，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便劝僖公结好齐国，因为“国子为政，齐犹有礼。”
《左传》定公十五年载邾隐公来朝见鲁定公，子贡即根据两国君的礼容对两君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判断:“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病，君为主，其先亡乎!”《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年间，太宰文公及内史兴到晋国对晋文公行锡命礼，内史兴即根据晋文公在行礼过程中能严格按锡命礼的规定行事，告诉周襄王:“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国语》、《左传》中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是否有礼及行礼的好坏已成为反映各国兴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时期礼无所不在，在王权衰落，权威丧失，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里，礼成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突破礼的周旋揖让的形式来认识礼的政治功能和本体意义。《左传》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全无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昭公“善于礼。”大夫女叔齐认为“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鲁国政权落入三桓手中，昭公无能为力;人民投到三家门下，不为公室效劳，昭公不知自己面临危难，却还利用与大国结盟去凌辱小国。昭公分不清“礼之本末”，“屑屑焉习仪以亟”是舍本求末。《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问:“敢问，何为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这里把礼提升到自然的秩序与规律的高度，并认为礼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这一点可参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大夫北宫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即在于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划分与行为的规范。
三、仁学思想——具体内容
春秋时期由于以宗法等级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使得政治家们在理论上重视礼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导致礼治思潮的兴起。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礼并没能建立和稳定起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春秋时期恰恰是历史上社会运作最无秩序的时期之一，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个尚利尚力，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政治家们企图用来稳定社会秩序的礼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致命弱点，就算它是一套适应新的形势的新的制度，在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人的价值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仅靠外在的制度规范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还要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设。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亲身体验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无序。孔子的时代宗法等级制的崩毁已经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鲁国也已经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对于现实社会中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的社会无序现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社会恢复到往日的安宁秩序。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级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礼不越位，在这一点上他与春秋时的政治家的认识并无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独立个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的事实，也看到了单纯的外在规范的不足之处。他试图为礼的外在规范找到一个人们内在的心理情感依据，使外在的强制规范变为人们的内在的自觉认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一点在孔子对宰我问“三年之丧”的回答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把行“三年之丧”礼制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基于血缘的亲子之爱的情感需要，把礼的基础直接诉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从而对这种礼制的遵循就是一种自觉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从。孔子这种对礼的改造是相当深刻的。孔子更重视礼的精神实质，礼的情感基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对礼的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而只具有礼的外在的仪节形式，礼的生命力实际上已经丧失，这样的礼也是不能长久施行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为政》)如果人们没有对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认同，没有内在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人们自然不会按照礼的规范行事。在继承西周时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时期礼的思想基础上，孔子创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论范畴，把“仁”作为“礼”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础，试图通过人们内在的道德建设来实现对礼的自觉认同。“仁”作为一种最高的政治与道德理想而成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学说是针对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个人意识觉醒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谓爱人，是表示人我关系的一个及其广泛的哲学概念。凡是一切与人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为，都可以说是“爱人”，都可以归之于“仁”。孔子向统治者提出必须将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把社会成员当做独立的人去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自己的臣民当作毫无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样去保护。这就要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会成员当成平等独立的个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时就会以一种恭敬、虔诚、庄重、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是漠视人民的权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讲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子罕》)。
对统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给民以实际的好处，要轻徭、薄赋、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统治者要行仁就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统治者要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认为这首先要从“亲亲”中去培养这种感情。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近指与自己最贴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对父母兄弟的感情来理解我与一般人的关系。把自己爱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爱人”达到仁。孔子的仁首先从血缘家族内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极限。只有这样以血缘的亲情之爱推广开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积极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消极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它更是一个道德概念。孔子不仅仅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束缚而独立出来的个人。更强调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普通成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对维系社会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外在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准则并大量论述了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这成为孔子“仁”的主要内容。孔子是“仁”、“礼”并举的，他看到了外在规范与内在自律不可偏废，但他却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对礼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阐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当时大多数政治家都忽略掉的东西，也就需要他详细的加以说明了。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引孔子语)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这是孔子对“仁”的又一个基本的规定。“仁”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称，是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达到的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价值的实现，在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的意识。既然“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应努力去追求达到的东西，这样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从外在权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类的意识的内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人本身。孔子通过“仁”的概念释礼为仁，把外在的强制规范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为原有的缰死的制度规定性的礼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子为社会中的个人规定了许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质。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庄重、谦逊，宽即宽厚、宽容，信即诚实、诚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别人。孔子把这几方面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并多次加以强调。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还说:“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除了继续强调为人谦逊诚信外，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敬、忠。敬是指一种临事庄重、认真的态度，忠是指忠诚、忠实。孔子强调为人要宽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要不念旧恶“犯而不较”(《论语·泰伯》)。为人要讲诚信，孔子针对不讲诚信的社会现实曾经感慨地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除此以外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讷也是孔子为人所规定的道德品质。刚是刚强，毅是果决、坚毅，木是质朴，讷是不轻易言语，这也是人们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好学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质还包括“直”、“智”、“义”、“勇”、“和”以及“温”、“良”、“俭”、“让”等内容。
那么怎么样才能具有和保持这些品德呢?孔子认为能否具有这些品德，关键在于个人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程度。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只要个人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加强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也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修养的意义，主张多闻和多见。他认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学习得来的。只有不断学习，人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他的学生子夏曾经说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即广泛地占有知识，提高自我觉醒，坚定志向，对不懂的事情切实向人请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进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体现在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们学文、学诗、学理、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树立其行仁的自觉。
孔子重视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来培植人们的道德品质，使人们按所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事，以此维护等级制的“礼”，恢复往日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可否认孔子所要维护的礼已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周礼，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释后的礼。但它毕竟还是等级制的礼。孔子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自觉认同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地位，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但孔子却由此开创了先秦伦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无一位思想家提出过全面的道德品质的内容，也没有人对如何培植道德进行过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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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J].孔子研究，1990.1:23-32.
（1）培养石油地址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造意识、基础理论以及专业知识结构较强的专业素质；培养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为责任感、事业心、奉献精神，热爱祖国的政治素质；培养具有勇于挑战，不怕吃苦，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和毅力以及自我控制和承受能力较强的心理素质；培养高尚的道德文化修养、严肃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以及严谨的学风、良好的合作和人际关系的道德文化修养；培养具有健康的体魄。（2）培养石油地质人才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培养从事外语语言、专业业务活动、开发计算机和应用、表达文字等的知识应用能力；培养自学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创新开拓的能力；培养管理组织、应变、表达语言等的社会活动能力。
2对教学改革中的实践、理论、专业和基础的关系要正确处理
石油地质专业的改革教学中，要摆正实践和理论教学的关系，避免重实践轻理论或者重理论轻实践现象的发生。要在加强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扩宽专业知识和领域。通过国外专业的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在教学总量里，20%的军训、野外现场学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80%的理论教学。在理论教学总时数里，50%的理论基础课，30%的专业选修课和基础课，20%的其他选修课。
3坚持创新改革新路，把石油地质专业教学办出自己的特色
对于石油高校教育改革，石油总公司在1984年的时候就提出了“办出特色”的要求。目前很多高校已经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根据未来社会和石油企业的发展，为了培养一致目标的人才，对办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北京石油大学可以提高对北京地理、师资和生源的优势影响力。使北京石油大学称为研究生的预备基地，办成新型的特色鲜明的地质专业学校。
4更新石油地质专业的教学内容，加强课程体系的优化
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教学内容的更新和课堂体系的优化，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教学内容的调整、删减、充实、更新受到课堂体系优化的影响。（1）大学的课程内容出现了高中的内容或者硕士研究生的内容，严重的影响了四年本科的教学内容，出现了“上提”和“下拉”的状况，是课程内容变得复杂，混乱，增加了学生的负担。（2）课程的内容出现重复，门数过多，对教学内容片面的强调了体系和系统的完整性。（3）跟不上科技的新发展，课程内容陈旧。因此对石油地质的教学内容要进一步的改革优化，采取“删、增、合、建”的方式，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增加教学新内容，减少不要必要的门数和课时，以及删去重复的、繁琐的、陈旧的课程等。
5积极地调动教师参与到教改中，建立激励政策
广大教师的精力投入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有些高校的教师仍旧延续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忽略了教学工作在学校的中心地位。一部分的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投入精力还不够，重科研、轻教学的态度很普遍。因此学校应该建立激励政策和措施，积极地调动教师的教师对石油地质专业的教学改革，并且加以高度的重视。学校领导和总公司相关的人员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改革。
6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改善石油地质专业的教学方式
（1）利用多媒体的电子教材把石油地质教学内容挂在局域网上，让学生们在课后、课前也能阅读使用，加强学生掌握知识的基本要点，通过动画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疑难问题，采取这样的方式方便了学生对巩固的复习和阅读。（2）利用电子教案，改善石油地质专业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尹娜问题，长时间的得不到解决。随着科技的反战，教师们可以利用电子教案，把涉及到的课程内容进行图片处理。如：分布模式、典型事例、勘探情况等，通过图片加大教学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率。（3）利用录像利用地质背景。勘探状况的录像，组织学生进行观看和讨论，增加它的学习情趣，加深某些问题的认识。（4）课堂讨论积极地引导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让他们公开的叙述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形式提高了学生对石油地质问题的表述和思考能力。
7总结
关键词：大学教育；考试作弊；廉耻文化
一、一则新闻及联想
近日一则新闻（2013-03-27）报道了印度比哈尔邦3月的全邦高中升级考试中发生大规模作弊、乱象丛生的事件。
报道指出印度的现代教育制度承袭英国的教育体制，初中5年级之后，每年一度举办全国高中升级统一考试，很多学生是满身小抄，女生们把小抄写在每天戴着的围巾上，男生们则直接把笔记本放在裤子里。由于使用不正当手段考试，比哈尔邦学校考试委员会决定取消1600多名考生的考试资格，不但抓住了50多名替考者，还有100多位家长也因协助作弊被警方拘捕。这一报道令人震惊，这一现象令我深思。因为考试作弊的现象在我们的周围也时常出现。其实，早在2003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可见当时高等学校学生作弊的严重性。经过近十年各学校的高度重视，建立考试规范、完善监考机制、出台严厉的处罚作弊规则等，对考试作弊之风的迅速蔓延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作弊行为与廉耻之心
学生考试作弊的行为不仅败坏学校的学风，制约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令人揪心的是若让这些感染了不洁行为，又无反思的学生走上社会，不但可能损害我们的教育形象，如若任其发展，其作弊行为的“意识病毒”将会与人类的各种“意欲”交叉变异、衍生出各种损害社会的新病毒，最终动摇社会的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环顾我们的周围，现在不但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不但某些领导干部在职学历资格认证过程中的各种考试、考核，甚至学位论文撰写中也有作弊行为；甚至这种病毒已侵蚀到各种教师任职资格的考场中，一些参加考试的老师们也在作弊，且花样百出。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多数考试的背后一定与某些既得利益或者未来的某些利益相关。无论什么理由，考试作弊的目的就是或想蒙混过关巧取利益，或想不劳而获豪取利益。考试作弊的行为就是不诚实，就是不诚信。虽然作弊行为有大有小、作弊祸害有轻有重，作弊现象可以不断翻新，但作弊者都有着共同的社会属性，那就是缺乏廉耻之心。缺乏廉耻之心者，一定是不诚实、不讲诚信之人。作为学校、作为教师如若对此现象不能及时纠正，对作弊者不能及时教育，使作弊者从道德高度有所认识并感到羞耻，而是简单处罚甚至让作弊者有侥幸过关的得意甚至有成就感，那么未来这些“意识病毒”将会危及到你、我、他共同生活的社会，危及大家共同的利益。翻阅近年来媒体披露出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个人为了升迁，可以造假学历；学校为了创收，可以贩卖文凭；运动员为了金牌，可以服用兴奋剂；裁判为了金钱，可以吹出黑哨笛；法官为了迎合权力或者资本的需要，可以违背法律精神，做出枉法裁决；警官为了获取私利，可以背弃职业操守，做出非法行为；不良社会团体为了获取金钱，大搞各种虚假评奖颁奖活动，最终损害民众利益；不正官员为了创造政绩，可以不顾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欺上瞒下；一些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听任污染泛滥，可以生产出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食品等等，这些新闻事件令人惊震和愤怒。仔细想一想以上列举的诸多不良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其实与考试作弊的行为在思想意识上一样，这些行为主体没有诚实之心，没有诚信之心，没有廉耻之心。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虽然学生考试作弊似乎危害有限，但若任其泛滥，不做教育，作弊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遵守规则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意识病毒”就会迅速蔓延，蔓延至社会，一旦社会人“作弊”必将危害一方。因此我以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与考试作弊的现象较真，有义务为刹住这股污染校园健康的“歪风”做有益的工作，教育我们的学生应该诚实守信，知道廉耻。
三、大学中作弊行为的处罚与教育
考试作弊的现象由来已久，许多教育工作者都已严重关注，深入研究作弊的成因和危害，或撰写论文或提出报告。我研读了最近一些与“作弊”相关的教改创新和素质教育的论文，这些论文论及的内容大体可以归纳如下：其一是关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或动机的分析研究，多数为任课教师撰写；其二是关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及对策的研究，多数为带有一定管理色彩老师撰写；其三是关于大学生作弊心理分析和诚信教育的思考，多数为教育辅导员撰写。这些论文多数是对大学生的作弊行为、作弊现象和作弊心理进行剖析，同时对学校的监管体系提出建议。但我个人以为，要想更大限度地消除考试作弊现象，我们应该真正重视学生个人的道德教育。唐代韩愈《师说》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应该是传播道理、传授学业、解疑答难的人。传道就是传授教育道德观念，就是品德教育，德为先，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学生是不可成才的。但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大学，为了排名、为了验收、为了论文、为了获奖，大学教育更多倾向于授业、解惑，学生中的成绩排名、奖学金评比、保研指标分配等等活动似乎很难觅到大学教育中传道的痕迹。是的，这个现象与大的环境吻合。回顾这些年社会与经济飞跃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我们快马加鞭地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长期以来社会和学校对耻感文化教育有所忽视。耻感文化的缺失，已经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危害，这种危害不仅仅表现在上述若干似乎独立的事件上，很显然它已泛化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因此对于考试作弊固然需要如上述论文中提出的加强考试过程的监管，但是我们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在青年学生中重新培植我们的耻感文化。
关键词：公交广告；审美特征；审美价值
1.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呈现出媒体多样化、信息直播化、受众分散化的新特征。公交车作为城市的一道流动风景线，其本身无疑成了传播信息良好的载体，蕴含了无限的广告价值。人在流动，车在运行，信息在传播，城市公交系统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城市功用塑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交广告不仅仅是商业手段，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作为人们在生活中接触频繁的媒体形式之一，公交广告日益发展，随着人们欣赏水平和审美体验的提升，对公交广告的审美要求也越来越高。
2.公交广告的审美特征
公交广告主要有车身广告、候车亭广告、拉手广告、车靠背广告等多种形式。公交广告的审美特征主要有图形美、色彩美、文案美等，设计者通过多元素组合设计能够巧妙的对产品目标进行释义推广，并高效的加强目标印象，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设计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合理组合与搭配，在设计师巧妙地安排下，尽力完美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2.1 图形美
日本语言学家时枝诚记说：“通过语言得到的印象是抽象的，易逝的，可能只具有一般价值，掌握它需要时间，而通过照片得到的印象则是具体的，能够看到确定的例子，瞬间就可以记住。”充分说明，图形作为视觉语言运用在车身广告中，能达到直观的诉求方式。车身广告中的图形应具备简洁清晰，车体接触人群时间比较短，所以，复杂图形在短时间都不利于识别和记忆。图2.1的公交车内拉环抓手直接做成产品图形，简洁实用，独特的广告创意使受众在近距离感知品牌同时，也把品牌的人文关怀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受众认知中。
图2-1国外某手表品牌拉环抓手广告图2-2公交候车亭广告：雀巢广告
2.2 色彩美
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产生特定的刺激信息，具有情感属性，形成色彩美。广告的色彩美是广告审美的一个重要特质。公交广告的色彩美，是指公交广告设计中的色彩所表现出来的比较赏心悦目的价值。如图2-2，这是设置在公交候车亭的座椅广告，红色的底色和白色的字母对比强烈，简洁醒目，不仅仅加深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在城市形象建设中也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3 文案美
广告文案是广告作品中的文字语言部分，与色彩相比，公交广告的文案似乎并没有那么引人夺目，但是一则好的公交广告文案往往能引起受众情感的共鸣，起着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图2-3， 这个广告刻意留白，只有一句话的文案：“广州人，谁偷走了你的8小时？” 引发公众好奇心。广告右上方有醒目的南海桂城四个字，这是比邻广州的佛山桂城的一个城市形象广告。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除却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时间，那么余下的8小时理应是休闲娱乐时间。而休闲娱乐去哪，桂城用“偷走8小时”的文案制造悬念，引发注意，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商业效应。
图2-3广州公交站台广告：南海桂城广告
3.公交广告的审美价值
3.1有助于城市形象魅力的提升
戈公振在《中国史学报》中对广告做了这样的描述：“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发展之记录”。黄海澄在《艺术美学》中提出：“内容与形式在艺术作品中是一个整体结构，它所发挥的是整体功能，单纯形式因素难以独自发挥作用。” 从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广告不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很大程度上展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体现出城市的文明程度，成为现代城市形象的特殊构成要素；广告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美化，优秀的城市公交广告，在传达广告信息的同时，迎合人们视觉审美需求，调节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亮丽的色彩，新颖的创意表现形式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3.2有助于满足城市生活多样化需求
公交广告的日益发展是现代城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公交媒体已经与城市生活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向人们传递着各种资讯与信息，并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活动与日常生活方式。城市公交在相对固定的路线运行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需求来进行广告设计，如在人口流动量大的商业繁荣的街区，可以放置丰富的商业广告，在文化区和城市门户区投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城市形象的公益广告等.配合运营周边环境投放的广告，形式多样统一，色彩绚丽和谐，既能突出商业氛围的繁荣商业发展，又能与城市形象相得益彰，满足城市生活的多样化需求。
3.3 有助于引导道德价值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广告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对受众就有教育引导的作用，是社会舆论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公交广告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亦传达新的生活观念、新的消费方式，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俗，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撒播形成一种隐形的文化环境。当下“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等公益广告频频出现在公交车身、公交站台及其他的户外广告形式中，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图片配上简洁精炼的文字，为城市增添色彩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精神文明和道德文化建设，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结语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公交广告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广告审美不仅仅注重其外在的视觉效果，更应深层挖掘其内在的审美文化。只有清楚地认识公交广告的审美特质和审美价值，使广告创作深入受众的内心世界，引发共鸣，才能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4规划项目（14YS33）。
参考文献：
[1]黄海澄.《艺术美学》.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2]温华.《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艺术融合》.汉江大学学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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