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17:10:02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概念 认识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7-0091-03
1 前言
21世纪的今天民族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从整个大的世界格局看，经过了西方文化全球性扩张的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返回本民族的文化源头，重新思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找出修正本民族文化在当今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体育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现代竞技体育同样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体育场馆的大量建设、兴奋剂的使用、运动方式模式化等等，使得各个国家的政策收入要大量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减少了对健身活动本体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育界开始逐渐把民族传统体育的建设提升到了重点位置，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从1997年被确立为体育学下的四个二级学科，1998年各体育院校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招生，到现在可以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培养的学校已经达到了45所，每年有数千名学生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实践等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概念赋予经验以形式，并使明确表达成为可能。甚至在我们试图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概念就已经使我们可能去认识世界中的事物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肯定，只是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作了一个范围上的界定。研究者深知以自己的能力不可能为民族传统体育下一个准确而另人信服的概念，但是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负责和兴趣，本文对以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与界定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对概念的实质论辩如人，旨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作一次全新视角的讨论。
2 对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理解
概念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模式，它是人们认识事物总体特征的思维起点，是人们对其进行认知、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人们对概念的认识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体现于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等各个层面。人们对概念的认识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事物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所无法达成一致的是概念，而概念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侧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历不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选择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动态的概念。时代的不同，人们的需求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所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相同。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建设处在初级阶段，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正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利益群体不同所给予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从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和界定。本文选择了以下几个比较权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时行梳理如下：
张建雄等采用文献研究、逻辑推理等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进行探析后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独有的，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承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技击、休闲养生、竞技表演、观赏游艺、趣味惊险、民俗音乐歌舞交融特色的体育活动形式。赵进在《“民族”、“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及其他》一文中，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人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分为“大概念和小概念”两种，界定他所认为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刁振东指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源于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后来人们以世界体育角度为民族体育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大并概括为一个群体，即民族体育的概念通常用来表述与世界范围内规范传播的现代体育竞技活动相对应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这种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模糊和混淆。张选惠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教材中，从强调民族性、传统性及特色性入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界定为：是在中华民族中开展的，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叶加宝等主编的《体育概论》中，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以上的概念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探讨的主要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本研究在借鉴以上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文化学、逻辑学等相关知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分析。
3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实质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无法给予一个精确而唯一的标准，这是一种妄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任何概念的界定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而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主观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可以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这样概念的可界定与否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让我们回到对概念界定的主体上来，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任何概念的界定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按照某一逻辑结构进行思维的结果。概念产生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是最难以把握的变量，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教育及成长经历等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思维的不同。所以，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即便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经验，有科学的数据作支撑，并称之为客观，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因为“如果科学的真是基于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那么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已经带有某种主观的意向，客观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最终问题是：客观问题本身会不会是主观的。”这样，所有对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只是告诉人们在界定者的心目中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符合这一界定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过。因此，对概念的可界定与否并不是一种悖论，只是界定者认为在他心目中某一事物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是界定者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符合这一思维逻辑的所有事物的概括。
4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认知的角度
我们无法给予民族传统体育一个精确而唯一标准的定义，并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但是，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有其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如上所述，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所以，这些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却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价值期待，或者说根据我们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的需要，使民族传统体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安排。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所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我们也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规律来看，要从实际出发，不照搬已经成形的、固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然后按照它的规定来界定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划定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切，评判今天所发展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也即是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一种方法。
5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再认识
随着上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广泛传播，迄今为止，我国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话语系统。既包括学科原理、学科方法的运用，也包括学科意识、学科逻辑及学科概念的构建。然而，与之不适的是，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推介及民族音乐研究后援的民族音乐教学，却还未形成自己自觉的话语系统。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主要指基础性的教材建设，而是指运用性的教学过程。那么，作为一名民族音乐教师，应该如何转换研究领域的话语来合理构建其教学话语系统，从而把学科精髓传达给学生，并赋这一过程以魅力呢？以下笔者即就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方法
从方法论上看，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的经典构建，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工作者共同编写，1964年3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为标志。这一标志性著作所构建的话语系统，遵循的是一种历史的和本体的逻辑。正如学者吴璨所评述的，“从总体内容上来说，《概论》对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形式，包括歌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和器乐的发展源流、各种体裁形式与风格、表现手段上的艺术特点以及民族音乐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传统等，均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和介绍”。显然，这一话语系统的所指和能指主要是“传统音乐是这样”，而对于“传统音乐为何是这样”，却缺乏更强的阐释能力。
与之不同，民族音乐学话语系统的构建，遵循的是一种不但包括历史的和本体的，同时还包括生态的和互动的在内的（指环境因素的考察分析及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考察分析）、更为多维的逻辑。伍国栋著述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是我国早期民族音乐学专著的代表作之一，分引言、1至7章、后记及附录等10个部分。其中除引言、后记与附录三部分外，其他的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具体说，第1章第2节界定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含义、性质和研究对象，是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的宏观叙述；第2章介绍了民族音乐学的相关学科，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生态的、互动的、网络的方法论的宏观叙述：第3章至第7章详细地介绍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质量观、实地调查、音乐事项描述和解释及音乐学写作等各种观念和方法，是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具体叙述。同样显明，这一话语系统的所指和能指，就不只是单一的“传统音乐是这样”了，而是“现象——解释——描述——态度”的四维合一，是一个立体的、丰满的、生动的、普遍联系的话语系统。它更具有从宏观的高度和微观的深度来解释“传统音乐为何是这样”的能力。
既然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话语系统运用在我国是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现象的阐释，其阐释成果既具有音乐文化本位的特征，又具有研究方法论的特征，那么，在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中，尽管课程性质更多的是关注音乐文化本体，但在教学话语系统的构建上，仍然非常有必要借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语汇。因为诚如前述，唯有把《民族音乐概论》所代表的传统教学话语与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结合起来，才能从多维的、普遍联系的视角，描述一系列音乐文化现象，并使这种描述具有高度和深度。
按照上述思路，从方法论上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学的话语系统，其语汇可以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音乐学语汇。这包括前述以《民族音乐概论》为代表的、以民族民间音乐分类学为基础的、以传统音乐历史变迁及风格特征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传统语汇，也包括其后大量传统音乐研究文献所建构的，以结构学、乐谱学、乐律学及表演学等为基础的经典语汇：其二是民族音乐学语汇，这包括构成民族音乐学学科范畴的所有原理和方法。在撷取这两类语汇时，我们必须首先对上述诸如分类学、乐谱学、乐律学及民族音乐学的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质量观、田野调查、案头分析、现象描述、音乐学写作等各个领域有较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合适地运用到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之中，从而构成既有学术质感，又有学科意识的教学话语系统。
二、逻辑
《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写作，其目的首先是为高等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概论”课提供教材。所以在经集体写作修缮及全国音乐教材会议审定后，其被肯定的体例逻辑，就不但成为一段时间里传统音乐研究文献的经典写作逻辑，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经典的叙述逻辑。勿容置疑，历史上《民族音乐概论》所奠定的教学叙述逻辑有着开创性、经典性和系统性的意义，但在音乐学发展的今天看来，这一话语系统已经由于它的纯音乐本位化而显得有些不合适。
《民族音乐概论》共5章，分别描述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及器乐五类传统音乐。其中每章又对应对称地分为历史概述、特征描述及新的发展等3节（除第1章分列古代歌曲一节外，其他均同）。仔细研读这一经典作品可以发现，它所建构的实际上是一种纵向历时的、类别线型的、叙述扁平的和纯音乐本位的叙述系统。以第2章歌舞与舞蹈音乐为例，第1节介绍我国歌舞音乐的发展渊源及主要类别；第2节从形态上介绍我国传统歌舞音乐的主要特征；第3节介绍新文化背景下传统歌舞音乐的新发展。显然，这1、2、3节的构置，描述的是单一的歌舞音乐门类（类别线型）从古到今（纵向历时）的概要发展。第2节对传统歌舞音乐“富有生活情趣”、“歌舞结合”、“旋律节拍节奏特点”、“结构形式”及“器乐伴奏”等五大特征的介绍，则是一种问题意识不浓的（叙述扁平）、纯音乐本位的描述。
在我们建构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时，如果说纵向历时的叙述作为一种动态的话语逻辑，是值得继承的话，那么，缺乏多类别横向比较的线型叙述、缺乏问题意识的扁平描写以及缺乏文化网络意识的音乐本位主义，则需要加以改进。
新兴的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实际上已规定了一种音乐学的写作逻辑，即包括单项音乐事项的纵向历时性叙述、多重音乐事项的横向共时性比较、以人为本的多学科交叉以及从纵向横向、历时共时、学科交叉、普遍联系等多重视角阐释音乐事项因果关系等各种方法在内的，综合的思维逻辑和叙述逻辑。民族音乐学的这种写作逻辑，实际上已经为我们的民族音乐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语逻辑范式。余下的，只需我们在具体教学中合理选用即可。
就叙述逻辑而言，针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的任意一个乐种的教学，我们都可以借助民族音乐学的这种范式，在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基础上，构建出思路简约而又有学术质感的叙述系统。比如，某乐种（下文称为乐种A）的叙述系统示例如下：
1.乐种A历时性的叙述：对乐种做历史学的阐释，以寻求历史依据。
2.乐种A共时性的叙述：对乐种做同空间内的横向比较，包括同质乐种、异质乐种之间的比较，以寻求相互之间的联系。
3。乐种A与环境关系的叙述：对乐种做地理、人文环境的分析，以寻求普遍联系的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规律。
4.乐种主体“人”与乐种A互动的叙述：揭示文化的本质归属——人。
就思维逻辑而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些典型的范式，如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以及在二者基础上生成的三段式推理等。这些思维逻辑，实际上也是一切成熟的，包括自然、社会及思维三大科学形态在内的所有学科所共有的思维逻辑。在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中，针对一些具体的音乐事项，如果适当运用这些逻辑规律，将会使教学话语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和结构力。以下试列表说明：
表1 演绎法示例（以“蒙古族等各中国民族的音乐主要是五声音阶”这一判断的教学为例）
为阐释蒙古族等中国民族的音乐主要是五声音阶这一判断，表1采用了演绎法。其中逻辑起点是一个拟定为已知的正确判断，是逻辑推理中较为抽象的大前提；逻辑中项同样是一个拟定为已知的正确判断，是逻辑推理中一个较之大前提而言稍微具体的小前提；逻辑终点是一个新的判断，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性质最具体；实践验证不属于三段式逻辑推理链条，而是使用最具体的实例对推理结果正确与否的验证。
表2 归纳法示例（以“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这一判断的教学为例）
为阐释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这一判断，表2采用了归纳法。逻辑起点中分析了大量西北高原乐种中的双四度现象，然后以之为基础，经过逻辑中项，推理出西北高原音乐以双四度为特色腔音列的结论。
上述两例，构建了教学话语系统的两种基本的思维逻辑范式。这两种范式，在运用上都具有可逆性。即随着阐释对象的转换，演绎法可以转换成归纳法，反之亦然。如在表1中，当我们把教学目标设置为“中国乐系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时，演绎法就转换成了归纳法。而在表2中，如果我们把其设置为“花儿、信天游等西北高原乐种的特色腔音列是什么”时，归纳法就转换成了演绎法。同时，作为思维科学的两种重要逻辑模式，它们普适于中国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任何音乐事项的叙述。无论是历时或共时的形态比较分析，普遍联系的因果关系分析，还是以人为归属的文化功能分析。所以，如果在教学话语系统的构建中，我们能以学生已知的判断为逻辑起点，运用上述的逻辑方法，为学生设计一条逻辑链，帮助他们形成新的判断，那么这种教学话语系统，必定是具有极强的表达力的话语系统。
三、概念
思维运动的起点是概念，概念的相互作用形成判断，判断的相互作用形成推理，推理的终点形成新的判断。这种由概念到判断到推理最后到新的判断的过程，就是思维运动。思维运动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思维的物质载体。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没有无语言的思维，也没有无思维的语言，思维运动就是语言运动，语言运动也就是思维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讲，概念之于语言运动，同样是基础性的构成。所以，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话语运动，也必须建立起科学的概念系统。只有在科学的概念建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思维和叙述逻辑，才能建立科学的话语系统。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叙述系统，缺乏较为严谨的概念意识。以《中国音乐词典》“春调”条目的概念表述为例，条目写道：“民歌的一种。流传于江苏省。……春节期间或立春前后，农村举行迎春、送春等活动时所唱的民歌，统称春调。春调曲调较多……。歌词一般为七字一句……。”一概念界定了春调的类别属性、流传区域以及主要的文化特性和形态特征，可以说基本上构建了一个“春调”的概念。但严格来说，这一概念还存在学科知识层面及学科意识层面的缺陷。从学科知识层面来看，“春调”流传区域的表述并不准确，事实上“春调”的流传区域远不止江苏省而已；从学科意识层面来看，“春调”概念的表述，还应涉及历时性和共时性内容，才显丰满。以概念建构为目的的词典尚且存在概念表述上的疏漏，其他著作就更加可能出现类似情况了。脱胎于这一传统著述话语系统的教学话语，在概念表述上当然也存在相似的缺陷。所以，科学地进行概念修辞，解决名正言顺的问题，就成了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构建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实，民族音乐学在概念建构上同样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参照。这种参照，既包括对民族音乐学学科话语系统中部分已有概念的拿来主义，也包括对民族音乐学概念界定范式的学习借鉴，同时还包括对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研究方法的运用。
首先，直接把民族音乐学学科中常用的诸如文化价值观、本体观、质量观、网络观、共时性、历时性、本位法、非位法、文化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概念拿来构建教学话语系统，是最为便捷和有效的方式。因为这些概念，是民族音乐学长期建设和发展的产物，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原理和学科方法的经典表述，是民族音乐学学科语言中风格统一的、所指和能指约定俗成的核心语汇，同时也是极具学科意识和学术质感的语汇。理解并运用这些概念，使之成为民族音乐教学话语系统中的构成部分，不但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深刻严谨的教学话语系统，同时还能促使民族音乐研究、写作及教学三元的高度统一。
其次，我们可以借助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范式，建构民族音乐文化的概念系统。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在其著作中，继承和发展前人关于“乐种”概念界定的成果，提出了“乐种”界定的三要素之说，即“历史构成、文化构成及本体构成”（指某一乐种的概念，应包括它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环境及人的关系、乐种本体形态及特征等三个方面，笔者按）。伍先生这一“乐种”界定新说，实质上正是力图为我国丰富多彩的乐种文化提供一种概念建构的范式。这一范式，深得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精髓，不但可以运用在“江南丝竹”的概念界定上，也可以运用在“西安锣鼓”的概念界定上；不但可以运用在器乐这一狭义的乐种概念界定上，也可以运用在民歌、曲艺及戏曲等广义的乐种概念界定上。它完全可以指导我们在民族音乐教学中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概念系统。
最后，我们还可以运用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的研究方法，以完成教学中的概念构建。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意欲建构的概念对象时，为使这一概念更为生动和丰满，我们可以改变“局外人”的身份，转换审察的视角，而成为经验式的“局内人”。传统的教学，通过教师、借助教材来进行，这种方式建立的概念，往往显得枯燥呆板。如果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让学生置身于活态音乐事项之中，采用经验式的教学，那么，他们对音乐事项所形成的概念将完整灵动得多。比如“京剧”，无论我们如何叙述它的历史构成、文化构成和本体构成，学生始终难以真正体会到它的魅力，理解它的特征。但如果让他们唱上几个段子，甚至与京剧演员同台表演几次，那他们心中的京剧概念就会深刻得多。所以，在民族音乐教学中，为帮助学生形成某一完整的音乐事项概念，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效仿民族音乐学“局内人”的研究手段，把这种“置身其中”的经验活动作为建构概念的语言运动的补充，纳入到教学话语系统里来。
结语
1民族化表现的概念抽取
文化概念对平面设计起着情感依托的平台作用。在我国本土文化中，有许多符合现代设计的文化概念，如文学形象、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等，这些文化概念积淀深厚、内涵成熟，能够有效增强作品的情感表现，更加贴近本土群众，也更加体现区域特色。具体来讲，民族化表现的概念抽取主要有两种方式。
1.1联系历史传统
传统文化是前人经验与思想的结晶，设计师可从古代文明中寻找文化概念，联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构建设计思想。如抽取河图洛书、太极图、八卦图等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图形符号辅助主体图形，或运用古典哲学思想来组织作品的精神世界。在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概念原型时，设计师要注意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等特定因素，努力发掘受众熟知和乐于接受的部分。陈楠设计的细推科技标志见图1，其文化概念就抽取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曲江二首》。设计师在构思前对细推科技的名称出处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其原诗中所蕴含的持乐观进取的态度来推究事物的变化，不要让功名束缚与阻碍自身的内涵，并挖掘出潜藏于内涵深处外圆内方的中国传统处事哲学[1]，于是便诞生了这一作品。整个标志以黑白两色为主色调，象征阴阳，以首尾相接、一笔呵成的方形和圆形为主图形，象征格物致知、恪守自身的治学精神。
1.2依托文化体系
平面设计民族化的概念抽取不能仅局限于历史传统与现实主题之间的联系，还要放眼于对文化体系的深度剖析。在向传统文化体系抽取设计概念时，设计师要将其看成系统化的单元模块，以文化体系为依托，按照观念—物化—受众的环节对其进行抽取，切不可似懂非懂、生造概念[2]。龙门美术培训机构的标志见图2（图片摘自视觉中国），作品中作为主体图形的“鱼”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设计师依据传统文化典故“鲤鱼跃龙门”提取而来。在典故当中，鲤鱼逆流而上，历尽艰辛，只要越过龙门便可化身为龙，以此比喻中举、升官等飞黄腾达之事或是逆流前进，奋发向上的精神，其同祝愿考生顺利升入高等学府的主旨寓意相同[3]。受众只需对机构的性质有稍许了解，便能够很快联系到其原有的典故出处，理解标志设计的涵义。
2形象序列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复杂和庞大的对应体系，如太极图对应周易，五行对应白青黑黄赤五色等。但有时候指代意义并不明确，能指和所指也不清晰，这就要求设计师要以清晰的观念为指导，根据主题需要从浩瀚的民族文化元素中挖掘自己所需要的符号，并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赋予其创新性的现代化意蕴。传统符号的选择过程既是一种美学判断过程，又是一个内容整合过程，同一个版面设计中的符号元素要形成一定的骨骼框架，并要根据形象的层级序列来进行有机编排，从而引导受众形成独特的心理体验。
2.1形象符号的层级次序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层级次序、系统规划的国家，自商周时期就建立了严密的等级制度，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具有严格的阶级、层次划分系统；发展到明清之时，层级秩序变得更加视觉化以及直观化，就连朝服之上的神兽形象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应不同品级的官员，如一品鹤、二品鸡、三品雀、四品雁等[4]。这种带有层级次序之意的形象符号，也被应用到了现代平面设计中，尤其是一些体系性较强的平面作品中，更加注重对这种系列化的传统元素符号的使用。例如，香港著名设计师石汉瑞为渣打银行设计的10、20、50、100、500以及1000元港币中的图案，就选取了传统的神兽图形，见图3。其图案分别为鱼、灵龟、狮子、麒麟、凤、龙，遵循由低到高、由水中到陆地再到天上之序，形成一种传统的递进式的层级关系。
2.2象征体系的地域规制
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从五行之中的东西南北中5个地域方向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受海洋影响，形成了渔猎文化，为儒家文化发源地，有关规制化的系列符号较多；西部受高山峡谷影响，形成了山地文化，其生存条件较为恶劣，故多以等作为吉祥符号；南方多为水田，有稻米文化，其精耕细作，造物巧妙；北部多草原，有狩猎文化，多以猛兽纹为装饰图案；中部地域辽阔，为麦作文化，其连接四方，文化较为杂糅[5]。由此可见，特定的象征性符号是一个地区、一种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是当地人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审美范式和抽象程式，也是现代人得以缅怀祭祖及回望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因此，设计师要想通过平面作品来取得某一地域的联系与受到该地受众的青睐，就要考虑到象征体系的地域规制，考虑到符号的地域性属性。
3元素规范和版式秩序的确立
在视觉信息高度泛滥的当代社会，只有样式新颖、意蕴深厚的设计作品方能打动受众，民族化的平面设计则凭借其特有的艺术特性和文化内涵在世界设计史上大放异彩。民族化的设计首先源自于对本民族的敬爱，欲借助设计作品带领受众找寻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其次，民族化的表现较为注重意象化的实现，其通过意象化的处理手法过滤掉次要信息，保留主要信息；再次，在意象化的基础之上对物象进行概念化、概括化、秩序化的处理，以制造出视觉上的愉悦感[6]。总而言之，元素规范和版式秩序的确立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概念化的理解
根据人们对主观事物的理解，将原版民族化的图形符号进行提炼、重组，只留下主干形象，以缩短有效信息的读取时间，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例如，图2的标志将鲤鱼的须、鱼鳍、鱼鳞、鱼尾等较为琐碎的部分一一舍去，只留下了富有饱满精神的鱼眼、鱼头以及奋力跃起的腰身，这便是对传统“鲤鱼跃龙门”的图形符号进行了概念化的理解和处理，节约了设计师以及受众的时间。
3.2概括化的表现
我国传统图示纹样的审美功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象征意义得到了弱化。为追求平面作品和谐与审美的要求，设计师对符号原型的处理开始从写实走向抽象，从凌乱走向规整节奏，从物质走向精神，从客观再现走向主观陈述，从而使得原型更具社会性以及人性化[7]。昆曲《桃花扇》宣传海报见图4（图片摘自昵图网），借用撕裂的扇面来概括表现朝代更迭、战火纷飞中世间百姓的凄苦哀愁，用血滴状的图形来概括表现战争的血腥和无情。
3.3秩序化的强调
秩序化强调的是一种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它促使各个视觉要素之间产生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联系。秩序化的生成既可以借助图形的近似、色彩的关联来实现，也可以借助肌理、质感的相似度等来实现[8]。以色彩为例，针对绿色而言，白色、浅绿、中绿和深绿等不同明度的绿色系列，就生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秩序感，其提高了设计对象的关联度，降低了设计对象的跳跃性。
4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的结合
在选定文化概念、建立基础框架、确立版式秩序后，设计师就需要考虑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相结合，即平面设计民族化表现的最终实现方式。从微观角度来讲，传统文化与现实主题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4.1置换
在确定好能够负载、象征民族化内涵的符号形象后，设计师要在图形条理化的基础上，选择其中主题表达最为典型的一部分对主体形象进行替代，让受众自己根据已有的文化元素联系现实主题，以此联想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9]。中秋礼盒包装见图5（图片摘自百度百科），设计师选择了圆形的立体实物，即纽扣，对“月”字中的两横笔画进行替代，如此一来，朴素、平实的表面就有了对称和凸起的点装饰，不仅造型新颖，民族风浓郁，而且更贴合了“月圆中秋”的设计主题。
4.2同构
同构是平面设计中经常出现的组合手法，它能够将不同时空、不同比例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图形，以有限的图形语言表达无限的内涵。在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同构设计时，设计师要找出该元素同现代主题之间相契合的部分，然后以轮廓相似部分或共有部分作为桥接元素将两者组合到一起，以此传达某种主旨[10]。一笔定清廉公益广告见图6（图片摘自求是理论网），设计师以毛笔笔头位置作为同构部分，将毛笔杆和含苞待放的荷花两种事物组合在一起。其中，荷花代表清正、廉明的品质，毛笔杆则象征官员的权利，两者同构结合在一起传达了官员要保持廉洁作风的主旨。
5结语
民族文化本身蕴含着前辈睿智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数代人不断完善的实践成果，往往比较接近事物本真面貌和本质特性，能够揭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面貌与价值观[11]。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进行平面创作之时，首先要根据主题需要设定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结合现代人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从浩瀚的民族文化中撷取最具表现力的民族符号语言，并对此进行符号转换、编码加工、秩序构建等多层次的处理，促成平面设计作品与民族化元素的完美结合，引起受众心灵上的触动。
作者:叶萍 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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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新文学 新文学传统 汉语 汉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38-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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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
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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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周庄、宏村和同里等一些传统村镇旅游的名声鹊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历程，相关研究也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扩展加深。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概况
1.1概念界定
（1）古村（镇）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镇）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但学术界却对此存在异议研究历程，争议的焦点即是在如何定义“古”字上。刘沛林(1997)[1]认为古村（镇）是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镇）；丁怀堂(2007)[2]认为只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村（镇）即为村（镇）：一要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被记忆在这个村庄里面；二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个遗存包括物质的，还包括非物质的；三要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四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历史文化名村（镇）
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历史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历史文化村镇是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论文提纲格式。
（3）传统村镇
刘沛林（1997）[1]将古村镇与传统村镇进行对比，他认为二者基本是等同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陆林(2006)[3] 认为传统村镇是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研究历程，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村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镇在概念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传统村镇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中保存完好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众多传统村镇中评选出来的被专家认定为具有重大保护和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古村落在时间上有一个区间限制，即明清之前的传统村(镇)。如图1-1所示：
图1—1
关键词 音乐艺术 音乐文化 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关键词：概率统计教学 概念图 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2（c）-0235-01
在数学中，概率统计与其他知识不同，属于不确定性数学，课程结构形式以“一定概率成立的形式”的形式出现，在教学中，由于学生未接触过这类知识，对概念统计知识往往难与理解，难于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所学的知识无法构成完整的知识网络，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建议使用概念图进行改善。
1 概念图相关知识
概念图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诺瓦克教授等人提出的，1984年概念图在《学习如何学习》一书中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在以后的发展时间内，逐渐成为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概念图引入我国较晚，在近几年才开始研究，并逐渐应用到教学中。
概念图的理论基础是Ausubel的学习理论，是一种用节点代表概念，连线表示概念间关系的图示法，在使用时通常是将有关某一主题的不同分支置于方框之中，在使用连线进行连接，以此来说明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概念图由节点、连线以及连接词语三部分构成，其中节点代表概念，连线表示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连接词语则是用来描述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概率统计本身具有对偶性，无私概念图能能够更好地体现事实规律等，概念图不仅仅仅是简单的字句，节点也有可能以图形等的形式出现，因此概念统计概念图意义更加的广泛。在诺瓦克教授看来概念图是用视觉来认知知识概念等的一种方法，会根据个人感知力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图结构，学生自己所制作的概念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本身的认知结构，教师可以从此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2 概念统计知识中概念图的应用
2.1 在概念统计知识教学中，概念图可以作为先行组织者
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对于概念的教学，就是要求学生对概念进行理解性的记忆，掌握概念的本质，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本文认为只要学生能能够将新知识融入到已学过的知识中，这种意义上的记忆才是有作用的，这种方法就是先行组织者策略。根据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先行组织策划设计出相互联系的内容群，范围教广的上位概念首先出现，范畴狭窄的下位概念在接着出现。先行组织者的使命就是把学生的认知结构与课堂所学内容联系在一起，帮助学生掌握新知识。
教师在课堂开始始为学生提供包含学生已经熟悉的概念的概念图，同时这个概念图还需要包含本课堂将要学的新知识，教师在讲解完概率统计知识后，可以帮助学生比较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之间的对象、条件以及方法等的相同与差异之处，并画出概念图展示给学生，促使新旧知识的同化。概念图可以以幻灯片或是黑板画等形式呈现给学生，教师在对概念图上的连线以及连接于进行解释，并使用恰当的事例进行说明。
2.2 在概念统计知识教学中，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整理知识，提高学习效果
在概念统计知识的考核中，可以发现很多学生的纸质都难以达标，主要原因是学生对于概念统计知识理解能力不够，因此在问题的解答中不知如何使用，本文建议以概念图来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动手构建概念图，学生通过概念的列举，促使学生回忆这些知识，并逐渐提高对概念的记忆，对于不同概念的模块，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概念图层次级的排列和链接，也能促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概念的延伸意义，逐渐培养学生知识运用的能力。在前文提到概念图有时可以是一种图式，这种方式更能使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结构化，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比如说在随机变量的复习中，学生根据教师要求所绘制的概念图，包括了不同概念知识的排列，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复习方法相比较而言，这种方法跟家简洁化，更能体现知识的本质含义，方法也更加的灵活多变。
2.3 在概念统计知识教学中，概念图能够帮助教师检测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
首先概念图可以帮助教师检测学生的错误理解。根据学生自己绘制的概念图，教师可以从中发现学生对概念的错误理解之处，这种效果是以往的传统检测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比如说在频率、概率、收敛以及以概率收敛知识概念的概念图绘制时，有不少学生在画概念图时，会犯同样的错误，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错误之处进行纠正。其次相对于传统检测方法，概念图能够帮助教师检测学生掌握知识的综合水平，传统的检测方法题目简单明了，非常容易掌握题目的难度，但是却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覆盖面不够大，不能检测出学生对零散知识的掌握水平，也无法检测出学生对相关知识间的认知。概念图不同，它可以检测出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掌握水平，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如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不完整的概念图，并要求学生进行补充，教师就可以从学生补充的概念图中掌握学生的理解知识的水平。
最后在概念统计知识教学中，概念图可以用作师生之间的对话。概念图作为一种学习策略，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同时也能促进师生之间的对话，如在绘制伯努利大数定律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比分析不同小组间的概念图的差别，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逐渐完善和修改学生的知识水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简单介绍了概念图的相关知识，重点讲述了概念图在概率统计知识中的应用。概率统计是大学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教育工作者针对学生学习的现状采取了改进的方法，本文的研究，旨在促进概念统计知识的教学，希望能为教育工作者带来一些灵感。
参考文献
[1] 曹学良，郑洁.关于概念图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应用的一些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7，16（1）：37-39.
【关键词】数字出版;信息组织方式;标记语言;全媒体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
新媒介技术产生以来,对于如何界定新的出版形态,把握新媒介环境下出版形态的一些特点,学界、业界、管理机构都在通过“概念”的生产来试图达到对本质的理解。从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多媒体出版、数字出版,一直到全媒体出版,“概念”层出不群、夺人耳目。问题在于:产生这些概念的必要性何在?这些概念是否触及到了当下出版形态的本质?概念的界定是否对业界把握产业发展方向有利?在本文中,我想探讨有关数字出版的概念界定,来分析对数字出版概念界定的模糊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出版业转型的误导。之所以在众多的概念中选择数字出版进行论述,一是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数字出版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能概括我们现在出版业发展的现状;二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数字出版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比较认同的一个概念,对数字出版的讨论有必要跟世界接轨;三是我国出台了为数众多的数字出版产业政策,但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一直是困扰学界和业界大问题,对已有数字出版概念的明晰,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字出版产业的内在本质。
一、是技术隔膜还是有意误读:数字出版成了“巨无霸”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种+属别”的方式给事物命名,也习惯于用“种+属别”的思维定势去理解一个新概念,因此,在目前有关数字出版的概念中,都是循着此种思路的。数字出版被理解为“数字化”+“出版”或者“数字技术”+“出版流程”。具体的表述如下:
(1)当前对于数字出版的两种定义
一种是以目前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现状为基础,可以代表我国传统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的一些最初认识,即数字出版=“出版”+“数字化”,如下:
1、数字出版是内容提供商将著作权人的作品数字化,经过对内容的选择和编辑加工,再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复制或传送到某种或多种载体上以满足受众需要的行为。这里的载体可以是光盘、互联网、电视,甚至纸质载体。(数字出版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化,另一方面是新兴数字传媒的崛起。)[1]
一种是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作为理解数字出版的基础,认为数字化贯穿于数字出版的整个流程当中,而不是其中某个环节,在具体的表述中,学界和业界的表述具有些许的差异,如下:
2、(业界的表述)我们今天谈的数字出版,是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则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规模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当然光盘出版和网络出版均为数字出版。(1978年4月,J・A・Urqart在卢森堡“科技社会的出版未来”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电子出版”(electronic publishing)的概念,一言概之:利用电子手段创建、管理、传播出版物的过程。)[2]
3、(学界的表述)数字出版或者“数字化出版”,是指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从编辑、制作到发行,所有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必须借助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来进行的一种出版形式。这一出版概念有利于我们理解“数字化”的要点。[3]
在我看来,以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或者0和1二进制代码为基础来理解数字出版,就如同从竹简向纸张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简单地以纸张为基础来理解出版一样,显然过于宽泛了。“纸质出版”与竹简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的组织(编辑)方式、传播方式、生产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知识的纸质化并非出版的本质,只有经过特过特殊的信息组织、传播和流程加工的纸质产品,才可能称得上是出版。同样,对于数字出版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或者0和1二进制代码的全流程化。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本质性的不同在于信息组织的方式、传播方式、生产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这当中,对数字出版传播方式的变革,学界和业界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但对数字出版信息组织方式和生产流程方面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对数字出版信息组织方式和生产流程起到革命性影响的是计算机标记语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G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和XML(可扩展标记语言),目前标记语言发展的最前端和最丰富的技术是XML,并且所有XML文档,都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其它格式的文档,包括HTML、PDF以及适用于其他阅读器的各种格式,因此本文主要论述XML对出版业的信息组织和生产流程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专业教材《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一书中,标记语言尤其是XML及相关技术被认为数字出版的技术基础。
在我看来,以0和1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理解数字出版,是目前对数字出版产业的最大误读,同时这种误读也误导了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误读和误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0和1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理解数字出版,使得数字出版的内涵十分模糊。这种理解,一方面是数字出版理解的“窄化”。让许多传统出版社认为原有内容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就是数字出版,而忽略了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在媒介的传播介质之外的其他本质区别,而这些本质区别对于从事数字出版的企业来说是更重要的。如果只是以“原有内容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来理解数字出版,则数字出版并不像媒介所呼喊的那样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是数字出版理解的“泛化”。在许多人的理解中,也包括政府的年度报告中,网络视频、手机动漫等均属于数字出版领域,而忽略了对这些不同数字出版领域特性的分析和区别,因此传统出版企业在行政政策的鼓励之下进入数字出版领域时,往往进入一个自己十分陌生的领域,如许多出版企业对动漫产业的投资,事实证明是一种砸钱而不能见效的方式。
(2)以0和1二进制代码作为数字出版的本质特征,无法界定数字出版区别于传统出版的特点:个性化定制、一次创建多次使用、强大而准确的搜索和链接功能、交互功能。把0和1二进制代码存储在某种介质上,或者生产的整个流程都是数字化(0和1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如果最终的产品形式仍然是不能提供上述功能特点的,则不能被称为是数字出版,Word文档是以0和1二进制代码为基础的,在网络上,不可能个性化定制,也没有强大而准确的搜索和链接功能。超星数字图书馆完成了传统图书的数字化,但是它所提供的搜索、链接、个性化定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中间形式。可以肯定地说,相比传统出版,在传播介质的多元化之外,数字出版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功能,满足了受众更多的需求。如果我们不能用新技术提供更多的服务,满足新的需要,甚至于也没有降低生产的成本,这种使用事实是一种浪费。
二、中国式悖论:数字出版的概念的生成及语境
第一层的悖论是:数字出版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光明的前景、一种现实的压力、一种先进的代名词,与模糊而又笼统的理解之间成了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一个悖论:无数的人在谈论“数字出版”,甚至数字出版年度报告已经出了两期,但截至目前,“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轮廓。
第二层的悖论是:传统出版社还没有找到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学界和业界都在探究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而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和盈利额却在飞速地发展。据《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的统计,2007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超过360亿元,比2006年的200亿元增长了70.15%。其中,互联网期刊和多媒体网络互动期刊收入7.6亿元,电子图书收入2亿元,数字报纸(含网络报和手机报)收入10亿元,博客收入9.75亿元,在线音乐收入1.52亿元,手机出版(含手机彩铃、手机铃声、手机游戏、手机动漫)收入150亿元,网络游戏收入105.7亿元,互联网广告收入75.6亿元。 据估计,到2008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收入规模可能会达到530亿元,比2006年增长149.13%,比2007年增长46.42%。[4]也许讨论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的人会辩称,自己所探求的是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问题,但这一限定事实上把该问题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已经建立,而不必再到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中去寻找。
第三层的悖论是:陈昕的《美国数字出版考察报告》,在学界和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其在对美国数字出版企业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得出中国和美国的数字出版处于相同的阶段,是“一样的斜坡,一样的爬”;而其在调查报告中也提到仅培生教育集团数字出版2007年的盈利为88亿美元,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出版的人都应该明白88亿美元的意义。是中国和美国的数字出版仍然处于“一样的斜坡,一样的爬”,还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漠视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我们需要仔细去探索的是为什么一个模糊的概念可以如此之流行?是因为这个概念在朦胧之中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还是这个模糊的概念是模糊利益的一种体现?我认为是后者。在我看来,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模糊化,事实上是相关管理部门利益最大化和学界研究风气肤泛化的一种体现。
(1)管理部门:模糊概念下的管理权限最大化。出版管理部门在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把手机出版、游戏出版全部作为数字出版产业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管理范围的无限延伸,也就是说,延伸到了整个文化产业,权利寻租的利益驱动在概念的含混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媒介融合带来的应该是管理体制的创新,而不是对管理领域和利益进行重新的划分,在数字环境下,是很难区分渠道和内容的,也很难以媒介的性质进行管理的划分。在国外,新媒体产业领域是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多部门协调管理。科学的数字出版管理不应该是众多部门进行职能的一种协调,而应该由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数字出版多部门的管理就如同一本图书的文字归某一部门管理,图片归另一部门管理一样滑稽可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Smith Kuznets)论述到制度调整对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时说到:“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但是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利用,而且说实在,如果它自己的进步要受这种利用的刺激,必须作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产生的创新。”[5]制度的惯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受经验的支配。同时,经验和惯性又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和习惯等所谓的信仰体系。但是,如果不能打破制度惯性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则资源(包括技术)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对于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来说,它是由于新技术而产生的新的产业形态,制度的惯性及由此而来的一些管理规定,显然不能适应和促进该产业强有力的发展。事实上,不止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积极地调整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因此,技术的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的保障,技术的融合,需要制度融合为先导。中国要想在数字出版领域处于世界的前列,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
(2)学界:“逐新癖”下的“概念生产工厂”。从电子出版、桌面出版、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多媒体出版、全媒体出版,每一个概念成了炒作的话题,很少有人弄清概念的真正内涵和外延。目前,我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差异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的,这些概念更多地表现为学界“创新的需求”和业界制造“关注点”之间的契合。无数的“新概念”在学界这个“概念生产工厂”被制造,但学界很少关注这些“新概念”所产生的正面或者负面的社会效益,只关注这些“新概念”是否进入了“销售渠道”,是否为自己赚取了名利。我们常常见到某某新概念的发明者沾沾自喜地谈论自己的发明(“新概念”),却很少听到这个概念对于对象本质的把握。这是一个只关注生产和自身利益,而很少关注社会效益的“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学者正在堕落为一种商人和政客。
(3)业界:领域模糊化下的政策和财税优惠。业界对于新兴产业领域十分的关注,有新兴产业领域更富有发展潜力的因素,也有为了争取政策和财税优惠的鱼目混珠者,更有为了跟上政策导向而进行盲目的投入者。因此,不管所从事的领域是否是数字出版产业领域,许多企业也尽力会把自己的经营范围注册为数字出版,但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近年来,全国建成了许许多多的 “文化产业园区”和“数字出版基地”,但真正创造出效益的企业却显得凤毛麟角。即使盈利很少(如手机报),甚至有些是血本无归(如有些传统出版企业投身动漫产业领域),许多企业也积极地投身其中,这跟当下中国出版业纷纷成立集团、积极上市的现状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在一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起着重要导向作用的产业领域,企业的抉择受到政策极大的牵引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造成概念的误读和悖论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智力无法理清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在于我们不愿意去理清,或者更准确地说,概念的歧义和模糊是利益交织的一种必然结果,各利益方在模糊和笼统概念中各得其所。
三、从0和1到XML:对数字出版本质的一种技术探寻
如要要摆脱对数字出版模糊和笼统的认识,就必须对数字出版的技术有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包括:数字技术为新的出版形态到底提供了哪些新的功能;在满足人的基本阅读需求之外,还满足了哪些需求;这些功能的技术特点何在。哥伦比亚大学在数字出版课程中,把XML(可扩展标记语言)、SG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作为重点,认为标记语言是现代(数字)出版业的基础。标记语言为数字出版提供的主要功能是强大的检索和连接功能、交互功能、多媒体(全媒体)呈现功能。在满足基本的阅读需求之外,还满足了受众检索信息、全感官接受信息、对话式接受信息的需求。它让纸质(传统)出版成为了数字出版的一个部分。其技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标记的丰富性和联想性
在传统出版业,标记模式是专属性的、易变的,这种标记模式只能满足封闭团体的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协作。在数字时代,标记打破了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壁垒,不仅处于产业链上的各相关企业(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运营商等)必须使用统一的、可以共同利用的标记,处于竞争关系的内容提供商也必须协调标记模式的统一问题(如开放电子书论坛),竞争者必须合作制定共同的、智能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标记模式。这种标记模式不仅是为了满足目前企业的战略需求,同时,标记良好的文本也可以使未来的阅读者受益。“标记语言家族起源于通用标记语言(SGML)及其前身,如今发展为XML。其特点是将结构、含义和外观形式相分离。他们创造了一种标记方法,能够使得给定内容的各种元素被命名和识别,而这一切与他们在任何特定场合的外观无关。”[6]作为数字出版技术基础的标记语言,主要有两种标记功能:
(1)结构标记。在出版实践中,书名、作者简介、内容摘要、引言、章节、参考书目都要出现在某一特定的结构位置,如作者简介可能出现在作者的后面,参考书目可能出现在最后面等,“由于没有描述元素显示形式的负担,像XML一样的标记语言就能够描述复杂结构,比如元素中又包含其他元素,而每一个小元素都可能有不同的显示形式。”[7]
(2)含义标记。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强大的检索和链接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实现主要是依靠含意标记来实现的。含义标记可以在看起来一样的元素中作出有意义的区分,比如,同样是“华盛顿”,可以标记为美国第一总统、可以标记为地名、也可以标记书名,这样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准确地链接,也可以帮助读者进行联想性的搜索和链接,比如将外来语链接到术语表,将书籍标题链接到参考书目等。“这种基于含义的标记不仅是电子出版环境的核心,也是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的核心。”[8]
2、内容和形式的分离
标记语言从SGML、HTML发展到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其技术上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分离。也就是说内容制造商完成文本的标记,出版印刷环节中的出版商和阅读中的作者(在显示器上)可以控制字形、字体大小、字体颜色、行距和长度、页边距和缩进、背景图像、颜色以及其他元素。这一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XML技术中的层叠样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 CSS)来实现的。“层叠样式表是将样式加到多个HTML文档中的一种机制。它不是将有关显示的标记直接嵌套在内容中,而是将通用的显示元素都聚集在样式表中,也就是说‘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以这种名称标记的元素,都以这种方式安排格式’。”[9] CSS使得定义文档的外观显示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以前,拥有众多文档的出版商必须反复设置同一内容在书籍、杂志、万维网、手持阅读器上的不同呈现方式,也必须重复设置相近内容(比如说一套丛书)中每一文档在同一种媒体上的显示形式,而使用CSS对标记过的文档进行显示格式处理就显得方便了很多。其最大的功能体现在:一份样式表可应用于许多文件,而许多样式表也能应用于一份特定的文件。CSS的使用充分地体现了内容和形式得来的出版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好处被《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的编著者概括为五个方面:(1)即使结构和格式随着表达媒介而发生了变化,文本本身不会发生变化。(2)显示媒介可以随时间而改变以适应技术的发展。(3)当重新运用该文件时,可以重组内容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引用或结集文章,为不同的模式或应用要求重新组织技术文献并进行升级)。(4)如果编辑关注结构和格式,作者可以关注文本内容。(5)机构可以拥有所有材料,而作者可以控制单个文件。这五个方面,都对信息的组织和出版形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以第三点为例,出版商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命令完成所有文档和部分文档内容摘要的整合,从而形成宣传小册子,也可以方便地根据用户的需要,对不同文档的不同结构部分进行拆分重组,从这一意义上说,数字出版也就是个性化、定制化的出版。
3、基于文档分析基础上的DTD(文档类型定义)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生产流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传统出版社是面对大量而充分个性化的材料时,根据材料再进行结构化的编辑和设计,而数字出版商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确定该出版社的出版范围,并根据出版范围中文档的特点统一开发一套有标准组件的文档结构模式,每一类别的出版商都可以根据其出版范围内文档的特点制定其独特的文档结构模式,这些结构模式要能满足内容编辑、运营人员、印刷人员的不同需求。在数字出版产业中,文档分析的范围对于每一个出版商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对于产业的成功,对于出版企业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文档类型定义(DTD)说到底就是内容组织方案。如果组织方案过于复杂,则不利于编辑和运营人员的使用,如果过于简单,则不能提供足够强大的服务功能。在中国传统出版界,因为出版企业都从事各种类型(范围比较大)图书出版及期刊出版业务,因而很难用一个专有而又通用的“内部DTD”来处理这些事情。杂志的结构与教科书的结构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图书,如教科书与少儿类图书也是不同的,所出现的相似元素甚至不能用同一个名称,因而结构模式不可能得到统一。数字出版的这些特征召唤着中国传统出版业的专业化转型,只有这样,结构模式才能成为一种以一致的方式帮助管理和发展企业主体内容的手段。
确定出版企业的范围,是数字出版企业的一个核心话题,数字出版业不可能是“小而全”的,只能是“大而专”的。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出版商通常在一开始就试图非常严格地编写他们的DTD,以加强系统的严格型和出版范围的竞争力。“一般说来,过分宽的范围导致的定义结果要么是复杂抽象的,要么是中性且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开发一套定义或有标准组件的定义。”[10]也就是说首先为特定出版物设计基本DTD,通过基本DTD的相互协作,在此基础上形成包含很广范围出版物的DTD或模式,即存档DTD。
结构模式的建立,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协调读者、编辑、设计人员、技术提供商、运营商(发行商)之间的不同要求。在印刷出版时代,因为编辑、印刷和发行人员的工作各有其独特性,所以对系统的统一性要求并不严格。在数字世界中,处于产业链上的人员是在交换电子文档的相关权利而生产和发行具体的产品,所以,包括市场运营在内的所有部门现在也开始对电子文件的结构编码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出版商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保证结构模式会满足所有员工和读者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标准DTD在一些组织的推动下开始产生。美国出版商协会对ISO12083(标准DTD之一种)这一DTD曾有这样的评价:
这个国际标准代表的是一种有助各种出版物创作、交换和存储的参考文档类型定义。这种文档类型定义是通用的。这是为以印刷和电子形式出版书籍、文章、期刊和类似出版物提供一套构建模块的参考文档类型定义。这个国际标准的宗旨是要提供一种文档体系结构,来帮助创建各类具有专门用途的文档类型定义。[11]
结构模式作为“创作、交换和存储的文档类型定义”,与简单的标记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结构模式不仅定义了文档的元素及其属性,还提供了管理文档的原则。
四、以标记语言为基础:对数字出版概念的重新界定
以0和1为基础带来数字出版理解的混乱与悖论,促使我们从影响当代出版业最深刻的标记语言来理解数字出版,无独有偶,美国的业界和出版界正是以标记语言为基础来理解出版的。作为一本大学教材,《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用在讲述XML及相关技术的内容,达到了全书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并认为“XML本身,以及相关的用于定义、设计、链接、转换和标注等的标准,这些都为今天的数字出版奠定了基础。”[12]以标记语言为基础,对数字出版的理解应该包括对以下本质内涵的理解:
(1)数字出版,是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成本最低的出版形态。在数字出版产业流程中,出版商首先根据自身出版的范围,在文档分析的基础上设置了结构模式,同时这一结构模式是考虑到运营商、技术提供商、读者对信息的有效利用的。对于出版社内部的编辑和设计人员来说,结构模式相当于给自己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模版,简化了工作程序,减少了衔接环节,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符合文化工业化生产的需要的。其次,通过使用标记语言,形成标记文档,充分利用XML内容与形式相分离的特点,可以容易地实现一次创建,多次使用;一次创建,全媒体使用;一次创建,个性化定制;一次创建,永久使用的服务功能。如需要将XML文件转换成另一种类型的文件(一份排版文件,一份HTML文件,一份电子书文件),并用一张样式表详细规定所需要的外观,都是十分方便的。在数字出版的前期阶段,对结构模式的确立考验着出版商的胆识和智商,但在形成产品的过程中,其成本却是截至目前人类出版史上最低廉的。
(2)数字出版是全媒体出版。印刷出版,有些人理解中的传统出版,将作为数字出版的一部分而存在。学界,作为“概念生产工厂”,生产出了概括目前出版形态的一系列概念: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多媒体出版、数字出版、全媒体出版等。从目前来看,“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多媒体出版”三个概念只是对当下出版形态的部分把握,全媒体出版对当前出版介质的把握是准确的,但仅仅从介质本身去理解出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数字出版从技术的角度界定目前的出版形态,尽管容易误导人们对数字出版技术基础的认识(“全媒体出版”也会带来相应的误解),但因为其已经在学界、管理界、业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我们可以以“数字出版”来命名我们当前、甚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出版形态,并且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应该明晰其技术基础。“数字出版”就是“全媒体出版”,我们没有必要再造新概念,而忽略了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把握。
“数字出版”的是相对“传统出版”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传统出版看作是一种出版流程,则这种流程将很快被“颠覆”,甚至消亡;如果我们把“传统出版”看作是“纸质出版”,一种传统介质形态,则这种形态会作为数字出版全媒体形态中的一种而永远存在。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图示如右[13]:
(3)数字出版是基于文章的出版(article-basedpublishing)。数字出版区别于传统出版的最根本点在于:因为技术的发展,对信息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前是基于书本的出版(book-based publishing),书本(杂志的一期)是出版的最小单元;数字出版是基于文章的出版(article-based publishing),文章(书本中的章节)甚至更小的层次是出版的单元。信息组织方式的这种变化,使得个性化、定制化的出版成为了现实,一个命令就可以实现信息的任意“组装”。在这里。我不认同把“交互性”作为数字出版的本质特征,因为“出版”说到底跟“传播”有一定的区别,任何信息都可以“传播”,但只有组织良好的知识才算得上是“出版”,而“交互性”更多地指向的是传播的一种特质,而非信息组织方式的一种特质,是否属于“数字出版”,与交互性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出版仍然是内容产业,但这是一种信息组织更现代化、智能化的内容产业,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技术,我们同样无法做好数字出版产业。
(4)数字出版是现代管理流程。首先,数字出版是对数字权利的一种管理流程。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另外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传统出版出售的是具体的文化产品,如一本书或者杂志;数字出版出售的是版权,这种版权可以在时间上、信息量、使用范围、显示形式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区分。在使用范围上,既可以是有终身复制的权利,也可以是复制多少份的权利,也可以只卖一次阅读的权利;在使用时间上,既可以是一小时的权利,也可以是一年的权利;在信息量上,既可以卖其中的一章,也可以只卖内容摘要;在显示形式上,既可以买手持阅读器版,也可以买纸质版。数字出版说到底是对数字权利的一种管理流程。
其次,数字出版是对信息组织方式的一种管理流程。在传统出版社,内容制作、设计、印刷、发行各环节的独立性很高,而在数字出版领域,信息的最初组织方式必须考虑到产业链各环节对于信息的利用,一体化管理的必然要求信息组织方式的变革。反过来,这种信息组织方式也为管理的便利化提供了基础,比如说,在数字出版领域,如果总编辑想了解各个编辑工作进展的情况,只需要输入一个命令就可以建立一个工作情况列表,而不用到各个编辑室去仔细询问。
结语
出版的本质在于信息(知识)的组织,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本质区别在于信息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这种革命性变革的技术基础,如果界定为0和1的二进制数码,过于宽泛了,这也导致了我们对数字出版理解的歧义。这种歧义让相关各方在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了自己的利益诉求。真正对出版信息组织方式产生根本影响的是标记语言,因此,以标记语言作为数字出版的技术基础,具有现实性,也容易让我们透析数字出版的本质。数字出版以标记语言为基础,标记语言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标记的丰富和联想性、内容和形式的分离、文档分析基础上的结构模式对数字出版的生产流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成本最低廉、全媒体覆盖、个性化定制、管理一体化。因此,数字出版可以界定为:以标记语言为基础,以全媒体为显示形式,以强大的链接、搜索功能和个性化定制功能为主要特点的知识组织和生产方式。
注释:
[1]祁庭林:《传统出版该如何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编辑之友》,2007年4期。
[2]王异:《何为数字出版?》,《科技与出版》,2006年5期。
[3]周荣庭:《网络出版》,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4]郝振省主编:《2007―200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1)[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7.
[6]威廉•E•卡斯多夫主编:《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徐丽芳、刘萍[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7]威廉•E•卡斯多夫主编:《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徐丽芳、刘萍[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8]威廉•E•卡斯多夫主编:《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徐丽芳、刘萍[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9]威廉•E•卡斯多夫主编:《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徐丽芳、刘萍[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10]威廉•E•卡斯多夫主编:《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徐丽芳、刘萍[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11]省略/scope.htm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教学实验：改革单一的传统评价形式，将概念图评价融入学生学业评价中；改革单一的有纸化评价方式，将无纸化评价纳入学生评价中；改革单一的课堂考试方法，推行“1+X”考试；改革单一的以考试评价学生学业的模式，将评价植根于整个教学过程。实验结果显示：这种评价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关键词：四维一体；学生学业；评价改革；教学实验
我国现行学生评价制度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1]，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单一的纸笔考试，重结果不重过程，重量化不重质性评价，重评价不重反馈，老师为主忽视学生等。针对这些问题，国内许多专家学者撰文指出：必须改革过去以考试为中心的学生评价方式，创造新的评价模式，以促进学生能力的提高。本文以概率统计课程评价为样例，以教学实验为手段，进行“四维一体”的学生评价改革的实证研究。
1.改革单一的传统评价方式，将概念图评价融入学生评价中。概念图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能使零散知识结构化、文字知识图形化、隐性知识显性化和抽象知识具体化[2]。由于概念图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教育领域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将概念图用于教学“评价”。在教学评价中，老师可依据学生制作的概念图中的节点、连线、连接语词、层级、分支和横向连线，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应用能力和创新水平。在教学实践中，对于学生平时的学习，我们常采用传统的评价方法，如课堂测验、课外练习等，单元评价则采用概念图评价方法，即每学习完一个单元知识，要求学生在计算机上，利用Inspiration软件将单元知识制作一个概念图，并上传到班级QQ群，供老师批改评分。制图时允许学生之间相互讨论或自由组合临时学习小组，共同完成概念图制作。这种评价能有效地促使学生将知识连成串、结成网，构建知识模块，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从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管理能力和记忆能力，便于其提取知识、使用知识和创新知识；能有效地促使学生认真反省自己所学知识和先前所制作的概念图，自我诊断对知识的错误理解和存在的错误概念，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准确把握和正确使用知识；老师要求学生制作的单元概念图没有作任何限制，并允许学生交流合作，给学生提供了宽泛的选择空间和构造空间。学生凭着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逻辑思维、兴趣爱好，以及自己的潜力完成概念图的制作。这样一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2.改革单一的有纸化评价方式，将无纸化评价纳入学生评价中。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网络教学、学生电脑的普及，为无纸化评价创造了条件。对于学生的课外作业，包括课外练习、小论文、实验报告等，都可通过网络传到班级QQ群中，师生可以在网上评价作业。这种评价能极大地促进学生的学习。（1）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解题过程、解题方法和创新点，从而促进自己的学习，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作业。学生解题中遇到的困难还可以从网上寻求帮助，找出自己的错误概念、错误理解，以及思考中的缺陷，从而获得问题的解决。网上评价信息公开，这使学生能够及时获得评价信息的反馈，知晓自己所处的位置，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差距，从而激励自己努力学习。（2）可促进师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教学效果。学生可通过网络，与老师或同学交流学习中的一些问题，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以利后续的学习。（3）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评价主体多元化。对学生的网上作业主要由老师评价，也为学生参与评价创造了条件，因为网上评价作业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评价学生的作业，这样既不影响自己的学习，又能够在批改同学作业的过程中获得知识。（4）有利于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比如学生的学习表现、学习进步和制作的概念图等，都可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在学生和老师的监督下，每一个学生都会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这样的自我评价才是可行的、有效的。无纸化评价内容丰富、灵活多样，有利于发展多元化评价，促进形成性评价；有利于将评价根植于教学过程，全面、准确、真实地评价学生，为学生的发展服务。
3.改革单一的课堂考试方法，推行“1+X”考试。为减少学生因考试集中而形成的过度压力，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同时也为了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我们实验了“1+X”（“1”表示课堂考试，“X”表示考前2周内需完成的课外考试项目）开放式、结构化的灵活考试方式。比如，我们在概率统计课程的期终考试中，实行课堂考试和课外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课堂考试50分，采用传统试题，包括计算题、应用题和证明题。课外考试50分，试题一（30分）：将概率统计基本知识制作一张宏观概念图；试题二（20分）：结合实际，论述概率统计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字数为2000~2500字。制作概念图，是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和创新的一道题。因为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图形的喜好，将课程中的基本概念，搭配相应的连线和连接语，创建不同结构形式的概念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应用体会，在概念之间建立自己的连接，选择不同的连接语来解释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概念之间建立横向连接、超连接，创新知识等。实践题一方面促使学生全面地系统地复习概率统计知识，领会概念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实际应用，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回归社会，感悟概率统计这门学科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在计划、决策等方面的理论指导价值，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这种开放性、创造性试题可以充分地检测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4.改革单一的以考试评价学生学业的做法，将评价植根于整个教学过程。长期以来，学校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主要取决于学生的期终考试成绩。这种评价方式，重结果不重过程，重甄别不重发展，重评价不重反馈，等等，扼杀了评价的功能。为改革这一不利于学生发展的评价方式，我们将学生学业评价根植于整个教学过程，不再是“一张考卷定乾坤”。在教学实验中，我们对概率统计的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方法和形成性成绩评分细则进行了设计，形成了评价方案。考核方式为：“四个结合”，即，课堂考核与课外考核相结合；知识考核与表现考核相结合；量化考核与质性考核相结合；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评分方法：课程成绩由形成性成绩和期终考试成绩合成，形成性成绩占50%，期终考试成绩占50%。为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过程评价，我们根据评价方案的内容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了一份过程评价电子档案，记录学生的过程评价成绩，并在开学的第一天将它上传到班级QQ群中，使学生知道既要重视终结性考试，更要重视过程评价；既可以将评价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生，促进和改正学生的学习，又可以激发学生刻苦学习、主动学习，在学生中树立良好形象。将评价植根于教学过程是当今世界学生学业评价改革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潘玉驹，陈文远.高校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0，（17）：78-82.
[2]马云鹏，张春莉.数学教育评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学改革研究课题（JXJG-12-15-12）；江西省“十二五”规划课题（12YB049）
关键词：万有引力定律;惯性定律;传统概念舞蹈;现代概念舞蹈;主次关系运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J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7-094-02
众所周知，力学中有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定律两大定律，没有两大定律，人类不可能从事任何活动，舞蹈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也是如此。那么舞蹈活动与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定律有着怎样的关系？在舞蹈中又是怎样运用两大定律的？两大定律对舞蹈又有怎样的影响？要阐述明白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确两大定律的定义。
一、两大定律的定义
万有引力定律的定义，万有引力定律是解释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引力的定律。根据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任何有质量的两种物质之间都有引力。地球对其他物体的这种作用力，叫做地心引力。在万有引力定律定义中，引申出与人类舞蹈活动密切相关的地心引力。
惯性定律的定义，惯性定律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它科学地阐明了力和惯性这两个物理概念，正确地解释了力和运动状态的关系，并提出了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惯性，它是物理学中一条基本定律。
二、传统概念舞蹈与现代概念舞蹈的界定
本文着重讨论力学两大定律在各门类舞蹈中的运用，《中外舞蹈作品赏析》前言中对当代创作和舞蹈类型的分类是站在了舞蹈艺术的角度上进行的，此分类法更有利于本文的论证，所以在以下讨论中，我们以此分类法作为准。
纵观舞蹈的发展态势，本书认为，在当代创作与表演舞蹈的类属下，主要有，“民族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现代舞蹈”以及“流行舞蹈”四大子项。而这四种舞蹈类别的文化基础分别构建在“民俗传统舞蹈文化”、“古典传统舞蹈文化”、“现代舞蹈文化”以及“都市流行舞蹈文化”。的基础上。其中“民族民间舞蹈”的子项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的子项可包括“中国古典舞”与“芭蕾舞”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具有悠久历史又具有典范意义的舞蹈;“现代舞蹈”的子项主要包括20世纪以来，新出现的与传统舞蹈相异的“新舞蹈”与“现代舞的各种流派”;“流行舞蹈”的子项可分为“国际标准舞”与各种“流行街舞”。
根据以上分类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此分类法把“民族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现代舞蹈”、以及“流行舞蹈”这四大子项明显的分为传统概念和现代概念两大类，传统概念舞蹈包括：民族民间舞蹈（各民族民间舞蹈）和古典舞蹈（中国古典舞、芭蕾舞和世界各民族的具有悠久历史又具有典范意义的舞蹈）。现代概念舞蹈包括：现代舞蹈（20世纪以来的新舞蹈、现代舞各流派）和流行舞蹈文化（国际标准舞、各种流行街舞）。
三、两大定律在两种概念舞蹈中的主次运用关系
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定律是人类从事舞蹈艺术活动的必要条件。不同时代、不同门类、不同种类的舞蹈，对于万有引力定律和惯性定律两者的运用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在传统概念舞蹈和现代概念舞蹈中主次运用关系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一）传统概念舞蹈包含的各舞蹈种类在两大定律主次关系上的运用
1.首先是民族民间舞，虽然地域性差别定了风格差异，但在力学两大定律的运用上，都主要运用了引力定律，忠于传统概念是他们的共同点。
藏族舞的颤膝、踢踏、“谐”、“卓”，蒙族舞的压腕、拉背、板腰，维族舞跳跃、旋转都比较直接的显示出，以和引力的对抗妥协来获得反作用力去完成动作的特性，鲜族舞看上去虽柔和许多，却更有难度，因为它不再单单是靠与地心引力的反作用力去完成动作，开始注重运用人体呼吸去调整与引力的关系，意图寻找除了对抗妥协以外的运动关系，但鲜族舞还是重于引力定律的运用。其他民族舞蹈不一一列举了。
民间舞的秧歌、花鼓灯、花灯等，不管是动作浑朴厚重，还是俏丽活泼，都明显的多是以和引力的对抗妥协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去完成动作。
2.其次是古典舞蹈，以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为例。
中国古典舞中的汉唐舞蹈及戏曲舞蹈，虽然在动作的缓急程度上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就动作而言，还是依靠与引力的关系获得动作力。
芭蕾舞讲究开绷直立，这个美学标准本身就是对引力控制人体的另角度抗拒妥协，因为引力是决定人身体现有构造的重要因素之一，芭蕾则从人体构造上去实现对引力的最大抗拒和妥协。在动作上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它在与引力对抗妥协来获得动作力的同时，还要把肢体本身对引力的对抗妥协加入到每一个动作当中，这种根本性的对引力的抗拒妥协无处不在。
民族民间舞蹈和古典舞蹈中着重运用引力定律，舞蹈中的动作，不管是对抗还是妥协，都是在与引力唱对角戏。在传统概念舞蹈中多追求与引力对抗妥协产生的反作用力作为动作力去完成动作。所以，传统概念舞蹈重于引力定律的运用，轻于惯性定律的运用。
（二）现代概念舞蹈包含的各舞蹈种类在两大定律主次关系上的运用
1.1传统书籍的装帧
传统文化中将书籍设计称为书籍装帧，对书的封面和板式采用二元化的思维进行设计。传统的书籍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情况的影响，其书籍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变迁。书籍的装帧从字面上讲就是将许多的书页装订成书，其中“装”字的来源主要是传统的卷轴书制作中的装裱，也可以说成对书籍的装潢。帧是数量单位的表示。传统书籍最早的装帧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较为接近现代的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了书籍设计的更新，出现了现代书籍的设计。
1.2现代书籍的设计
受到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形态脱离了传统形态的约束，在设计中更能体现一种整体性。从传统的书籍装帧到现阶段的书籍设计体现了设计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转变。书籍设计打破了书籍装帧堆叠装订的形式，在设计中对书本内容和书中的元素进行了结合，使其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空间。现代书籍的设计主要是由设计人员通过对书籍内容进行阅读，然后在设计中突出主题，对设计进行知性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在设计中，通过对各种数据精心的计算和把握，有条理的构建整个书籍的框架。综上所述，现代书籍的设计内容相当广泛，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文字信息都能体现书籍整体的设计。
2、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传统书籍的装帧设计中不但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内涵，还体现了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梯性的过程，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一定的连续性。新文化通常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发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分离，在分合之中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通过不断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作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的浩瀚和中国人伟大的思想。从传统的诗集到现代的散文，无不显示书籍的丰富内涵。书籍装帧随着现代思维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书籍装帧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文学中，对书籍的装帧注重书籍本身的内涵，除了在装帧中体现书籍内容的可视化，将所有书籍内容使用可视化符号表示出来之外，还对书籍的外在美观度相当重视。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会将书籍中抽象的内容使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这样跟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书籍本身在创作中遵循可读性的原则，在设计中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传统的设计思维也不是守旧思维，而是书籍表面的图形和色彩带有一定的古代文学、文化的气息，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设计者本身对书籍的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而书籍的功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反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反传统”思维是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不受各种常规的约束，能够突破传统的思维设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不可预知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运用在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反传统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维的偏向性较为严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书籍装帧不会使得书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变，其含义的变化也相对较小，随着现代书籍发展的影响，书籍设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设计手段更加繁荣，与此同时，书籍设计中也出现一些较多的流派，使得设计中各种艺术思维相互融合，相互竞争。除此之外，在书籍的设计中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设计和思维模式，使得书籍设计更加体现一种反传统的韵味。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能显示出人类思维的跨越和信息时代的思维变迁。在这样的发展中，设计成为新型思维模式的代言。在反传统潮流的推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是徐冰的《析世鉴—天书》，他的书籍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伪文字，相对来说已经失去交流甚至是阅读的功能，虽然具备了书籍的外表，但是却拒绝读者进入书籍深层的领悟，实际意义上体现的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不可释读的艺术作品。
4、传统书籍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的辩证统一
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书籍的设计本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将这种辩证关系置于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内涵，有时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为了精神内涵的抽象化产物。传统因素不能将其单纯的理解为过往经验的叠加亦或是相对陈旧保守的思维，反传统因素也不能将其简单的看作是对传统书籍装帧的，叛逆的思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反传统书籍的设计就是将传统的装帧设计推向一个非理性的书籍设计阶段，其实不然，只有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相互辩证存在，才能为书籍设计和发展开拓新的方向和途径，才能锻炼读者的跳跃性思维模式，促进他们在学习吸收文化知识的同时活跃思维，方便思考和创新。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使得书成为了一种阅读的符号，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工具，只是成为艺术家表达感情的符号产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体现了传统和反传统的辩证关系，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既是辩证的关系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他们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书籍本身概念化的诠释。传统和反传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主要是这种概念化的思维被现代思维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最具有传统和反传统过渡代表性的是现代文学书籍。相对于传统书籍而言，反传统书籍的出现从内容和书籍设计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传统书籍的设计，更加体现了书籍设计上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反传统思维的背叛，使得书籍设计的空间维度不断扩大，主要具有表现性的是概念书籍的装帧设计，由于概念书籍的形式相对怪异，给读者的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将人类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强化，更深层次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书籍设计的不断发展，不论是激情澎湃的可诠释性传统书籍，还是具有概念化符号的反传统书籍，他们都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支撑和发展，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反传统思维，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层的改变。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和发展进行影响，不断教育人们，使得人们的境界不断的得到提升。
5、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