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17:14: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本；和谐；劳权保障；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31-01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概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累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那么中国传统的思想主要有那些呢？
（一）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有突出性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关键。民本思想表现在民为邦本，民重君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现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民为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如何实现人心所向呢？姜尚认为统治者要做到“仁”、“义”、“道”，核心是“利”。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主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强调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而且还要“能生利”，是谓“道”。
2.民贵君轻
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是“德政”、“礼治”，至孟子发展为“仁政”。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贵民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犯’这里是说人民、国家、君主三者重要性的排列次序，实际上讲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孟子为统治者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治国要诀，即“得民得天下”。他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天下矣。”其次，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
（二）和谐思想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三是“中庸之道”。
道家以“道”为最高法则，主张遵循道的规律，顺应自然，合乎天道。提出“天人和乐”的思想：“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二是“无为而治”。老庄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要以“人为”违拗自然，是人体道、悟道、得道的和谐状态。三是“知足常乐”。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的和谐思想各有侧重，儒道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二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的思想理念中，最精华最核心的思想无非莫属“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文前已经重点讲述。这两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律文化，产生着深远重要的影响，劳动法理念也同样深深受其影响着。
（一）“民本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爱民重民、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方面来说，劳动法侧重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注重维护劳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获取报酬权、休息权、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保障，并且设计相应法律机制来确保劳动者真正享有这些法定权利。这种既对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平权主体地位和合同关系给予尊重，又对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给予特别关照与倾斜保护的法律思维，而且劳动者是为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传统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和谐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劳动法作为一部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性质应当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维护法，劳动法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是倾斜保护不能也不应该打压或减损资本利益而单边增进劳动者利益，而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为主线，在倾斜保护中实现平衡协调与劳资共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实质的正义的实现，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实现。劳动合同法通过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达到“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终极目标。这正是劳动法的理念之二，既是促进和谐。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和谐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古代的传统和谐思想影响之深远。
三、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的文化深深的渗透在我国现代的各个方面，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影响只是在劳动法领域的一个反映，对其他法律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良精神，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促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99-10-23.
[2]孟子・尽心[M].
关键词：中国传统行政文化 现代化转型 推动作用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关键词：传统文化；民主遗风；分权制衡；法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7-02
西方国家的政体制度源自其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其结构模式和路径也深受其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被人们尊奉为近代政治文明的发祥地、“考古活化石”的英国，其政体的生成是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相互妥协、自然演进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至今仍深植于人们的血液当中，禁锢着现代政治思想的萌发，而分散于传统文化角落带有若干哲学碎片却能使我们有所启发，因为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或将是祖先留给我们开启当代政体制度之门的钥匙。
一、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民主遗风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氏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组织而长期存在，氏族酋长（或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没有任何特权，同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大家一起劳作、共商国是。在古老的东方，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尧在政权交接上是颇费心思的，他曾多次就接班人问题咨询臣下。据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之制，虽然和今天的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厚的原始社会习俗更是无法回避。但其中朴素的民主观念是值得我们继承和思考的，正如达尔所说：“我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或重新发展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合适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存在过。”[1]尽管后来这一制度被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袭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禅让制偶尔成为谋逆者们篡夺政权的合法外衣，但在提倡安定、和谐的大趋势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二、西周时期封建制中的分权制衡意识
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从表象上来看，分封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本质上却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国家权力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因为分封出去的国家都是实体性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等等。虽然诸侯对周王、卿大夫都得尽义务，但诸侯国的事情，周王却是无权一一过问的。西方的分权制衡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由古罗马的波里比阿、西塞罗正式提出，再经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发展，最终确立了深入人心的三权分立制度。维尔曾坦诚地说道：“权力分立学说源于古代世界，从那里演化出了政府职能的思想，衍化出混合均衡制的理论。在权力分立学说的发展中，这些都是关键要素。”[2]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尽管也曾经历无数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兵连祸结的混乱，但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维护封建专制最坚固的堡垒。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始终周而复始有规律地运行着，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分权制衡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在国家政治领域不断探寻、深入总结的成果，同时也是无数经验教训的结晶，其对于预防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实现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十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而有关其实现的具体路径，我们可以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和理论中去找寻答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荀子礼法并用学说中的法治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各家思想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儒家礼治的思想做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王制》）“隆礼重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他和孔子一道主张礼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所以：“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议兵》）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同时，荀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治人”与“治法”这一概念，在这二者的选择上，荀子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治人”思想，他以“人性恶”为基点，主张礼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并提倡先礼后刑，着重治人。最后，荀子就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思想做了简练的概括：“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况以后，其学说被韩非、李斯等人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了与儒家相抗衡的法家学派，并对后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仅只是一种裸的利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民众完全作为统治者谋利的工具肆意奴役驱使，是违背人类美好夙愿和民主社会发展要求的，但其定纷止争的法治思想和以法治国的理念却是我国本土法律文化的精髓，尤其对各个阶层人际关系精炼、深刻的阐述，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四、古代民本思想中的人民观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将民众视作治国安邦之根本的一种政治学说，内容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核心主要是爱民、重民、顺民、富民、利民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主流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受到了各个学派的青睐，并衍生出一系列令人遐想的人类美好愿望。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向世人描绘了理想的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为此，孟子还设计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制民恒产”论。与之相比，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他们批评儒家的“仁者爱人”是假爱人，是“爱有差等”，即贵族只爱自己的亲戚，不爱天下人。而墨家的“兼爱”是平等的相互的“爱人”，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他们认为，这种“兼相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慧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
虽然上述的民本思想内涵深刻、丰富多彩，但权利观念的模糊却严重制约了人民这一关键理念的孕育。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内陆文化，而西方社会则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工商业基础上开创了竞争与共赢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太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单个家庭的力量就足以支撑起日常的生计，于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牢牢地捆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种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仅培育了国人清心寡欲、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严重制约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至理名言。而西方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工业生产的分工、细化也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高度发达的商品贸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萌发出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意识，最终“私权神圣”这一民法理念成为西方市民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识，而中国却始终没有产生正式的权利观念。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驭民之术，其亲民、重民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存社稷、固君位的肮脏目的，但不可否认其中的民主意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而美丽的，“民贵君轻”的文化底蕴塑造中国古代读书人至死不渝的诉求。在严复的眼中，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西方的自由却过于偏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其所谓之民主往往流于形式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将人民放在主人翁的地位。
五、结语
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灿烂文明，然千百年来踽踽独行的法文化却成为大多学者不堪回首的一页，而谈到当代政治体制时，更是衣衫褴褛、囊中羞涩。正所谓：“吾人行西方政体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是中国之政体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近十数年，国人畅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之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3]笔者认为，诞生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具有历史的偶然，而是其传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由于对我国本土法文化中政治思想及政体制度研究的缺乏，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在创建自由、平等、和谐的政治文明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选择的今天，深入发掘、整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宝贵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使中国尽早走上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是时代赋予莘莘法律学子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转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是其发展动力的不竭源泉。本文分别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蕴涵、内容的张扬、对象价值的肯定、方法的跋履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文化在这些方面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总结了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并深信当中华优秀文化深深扎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时候，现代政治教育也必将迎来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
关键词：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6-0177-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主性，体现现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民族智慧的凝结。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优秀的传统思想，它汇集了儒、道、墨等思想精华，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转型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膏内涵
(一)、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蕴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立足于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的治国人才而展开。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在《大学》篇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将每个人天生具有的道德萌芽发扬光大；所谓亲民，即“爱民”，它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要爱民，就有不仅自己为善，还须帮助别人为善，使民众去其旧习而自新；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每个人都要在他所处的地位上恪守其道德义务，并要不断攀登新的道德目标，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张扬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可谓源远流长，这种教育内容立足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对现代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这种以理想信念为主体的人生观，家国一体的世界观。
(三)、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的肯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重视人的价值，关于人的论述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孔子在我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是爱一切人，爱人的道德意识着眼于人的共性，而不是个别等级的人。这一思想包含着对人的价值的普遍尊重。其继承者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观点，体现着朴素的民本意识。
(四)、传统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践履
每一位受教育者，既具有人的共性，又具有作为个体的独到之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关于教育方法的论述。“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启蒙式”的教育理念，注重“内省”的教育观。仍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它深深根植于我们这片沃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扬善惩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文化教化为目的的一种伦理性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值得我们回味，更值得我们借鉴，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应传承这种优秀文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一)弘扬“仁、礼”一致的道德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创新。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还是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新民德”，都注重道德境界的培养，可以说，正是这种自孔孟以来的道德传承，才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们这个民族极富涵养的人格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谦和”的形象。
(二)传承理想信念、家国一体的价值观，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生生不息的创造，造就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而不衰。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进行理想励志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每一位公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崇尚“民本”意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但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他们是有血有肉，具有真情实感的人。从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到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无不体现着对人的重视，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我们要传承这种思想，在教育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作用的发挥，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不断实现人的价值的提升。
(四)重视“因材施教”，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首创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对现在仍有深远的影响，“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应处于统领地位，这一教育方法要求对不同的教育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要培养高素质的教育队伍，并体现教育队伍人员来源的多样化，在环境优化、劝说引导、实践锻炼等方面充分体现每个受教育者的不同之处，为每个受教育者制定符合其自身的教育方案，在潜移默化中，推进教育方法的创新。
参考文献：
[1]赵康太李英华主编，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0。
儒家文化笔谈
科举考试与西方文官制度施忠连(125)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书院郭齐家(121)
儒商文化的时代要求戢斗勇(118)
孝：常情与变异唐凯麟陈仁仁(115)
《论语》研究
《论语》成书“层累论”及西方汉学界相关评论金学勤(21)
孔子思想的内在体系——徐复观《论语》研究的解释进路刘毅青(14)
道德与政治的分与合——《论语》的思想启示郑臣(4)
儒家文艺思想研究
试论汉赋与礼乐王焕然(41)
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理念与实践品格刘伟生(34)
孔子“弦歌”别解蒋国保(30)
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新解裴植(60)
何谓“隐”与“直”？——《论语》“父子相为隐”章考林桂榛(47)
儒学史研究
清代经筵制度陈东(96)
公孙弘政治思想评议袁德良(89)
宦学事师：战国时代儒家私学团体的社会角色张循(78)
从“德以事神”至“尽心成德”——两周祭祀观念之嬗变曹建墩(69)
论儒家“成物”思想杨胜良(64)
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何恬(112)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阐释姜燕(102)
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性质、内容、渊源及其现代意义吴光(12)
儒家民本观的现实意义周桂钿(4)
书评
《礼记》研究的新拓展——读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焦桂美(122)
学术动态
生命诚可贵，仁爱价更高——“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张瑞涛(125)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两个原则程勇(28)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徐克谦(22)
宋明理学研究
杨简《诗经》研究的心学特色叶文举(50)
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周立升(38)
儒学史研究
儒道反阐释观之异同探析——兼与西方反阐释观比较韩模永(94)
论清代的乡村儒学教化——以清代乡约为中心段自成(84)
试论唐初的经学统一刘顺(73)
“故者以利为本”——论《孟子》中的形上演绎陈迎年(66)
黄式三《论语后案》以“礼”为本的思想及其意义韩岚张涅(59)
孔门弟子传《书》综考马士远(103)
书评
筚路蓝缕填补空白——读《中国孔学史》方国根(112)
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的新进展——读《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周海生(116)
学术动态
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综述孔祥林潘波涛(119)
2008与儒学高层论坛综述王杰顾建军(124)
荀子研究
荀子“虚壹而静”说新释廖名春(34)
诠释与索隐——傅山评荀子思想的性质和特征张立文(41)
魏晋玄学研究
论魏晋玄学中的“自然”境界——以王弼、嵇康、郭象为例宁新昌(49)
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儒学中的“镜喻”陈立胜(60)
朱熹论经典理解形成的基本条件曹海东(73)
儒学史研究
西周官学之乐教分科蔡先金(84)
汉晋间蜀地江东地区儒学的传播与地域性发展夏增民(91)
儒家伦理学研究
论大学之道的成德进路、体知基础及其当代意义胡治洪(4)
自然情感与道德原则的双向涵摄——儒家之仁对传统中国人的型塑王雅(13)
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贡华南(23)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李甦平(4)
韩国安东儒教文化的形成与其社会影响权容玉(13)
丁若镛实学中“仁”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孔孟仁学思想体系的复归与继承方浩范束景南(23)
经学研究
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丁进(32)
《礼记》中的生产礼仪及其意义解读王文东(41)
儒学史研究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杨建祥(51)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吕变庭(61)
从高攀龙如何面对王学看他在晚明儒学史上的地位周炽成(73)
儒学与宗教研究
晚清传教士对孔子的认识——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为个案胡瑞琴(85)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欧阳镇(95)
历代孔子形象研究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李剑锋(102)
汉魏文献中的“孔子歌”阳清(109)
会议综述
多维互动和而不同——第十五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会议综述彭公璞(116)
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梅训(121)
书评
关于儒家传统的思考——读彭国翔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张丽华(125)
儒家式政治文明的历史考察与当下省思——读《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现代转向》吕秀军(127)
人生终极的理性自觉——儒家“命”的观念崔大华(4)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诸山(12)
孔孟荀研究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晁福林(20)
孔子“正名”思想的语用学意义及社会功用张晓芒毕富生(29)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骆承烈(36)
告子辨析陆建华(40)
“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刘岸挺(48)
儒学史研究
《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张固也赵灿良(56)
“吾道南矣!”——道南学派之考辨刘京菊(68)
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的价值和整理——兼评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礼图》王锷(76)
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杨朝亮(88)
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
乡土经济伦理的传统特色探析王露璐(95)
日本朱子学研究
论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兴盛与文学平民化倾向刘炳范(106)
书评
还原真实孔子回归大众学术——读韩喜凯《名家评说孔子辨析》贺伟(116)
守望期待综合创新机缘际会共襄圣道——《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读后欧阳祯人(119)
学术动态
“国际儒学论坛·2007：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段海宝(122)
《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甘祥满(4)
《论语》注解中的“公羊学”取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论语注》比较马永康(14)
《论语》“无逋无莫”三种历史诠释之考察翟奎凤(23)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刘茜(33)
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谷建(40)
当代学人
为往圣继绝学启来轸以通途——饶宗颐先生之儒家思想与人文精神刘梦芙(49)
儒学与教育
试论北朝以传承儒学为主的家学及其嬗变邵正坤(61)
儒佛道与孝文化研究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吕明灼(69)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陈坚(77)
《父母恩重经》与唐代孝文化——兼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通儒”与“济俗”现象李传军金霞(90)
儒家孝道与蒙元政治赵文坦(97)
孔门弟子研究
思想史视野中颜回形象的变迁——以《论语》“屡空”句的阐释史为例武道房(105)
子夏思想述析王红霞(116)
核心观点： 新儒家是指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新动向：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和知识界一直处在复兴之中，并呈加速趋势。复兴的趋势，由早期以儿童为对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演变为以成年人为主的读经修行活动。
在新儒家群体看来，儒家文化的当代身份问题，可以转换为当代儒家文化团体和儒者个体的组织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复兴的现实路径问题。2012年新儒家发展的年度特征，主要表现为上述两方面勉力探索和形成共识。
儒家的组织化
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儒生文丛”第一辑共有三册，书名分别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这三册书可以视作最近十余年儒家文化复兴的理论成果汇编，故而书籍的出版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这套文丛对“儒生”一词的使用。区别于儒家文化的普通研究者，“儒生”更强调个体对儒家的认同、儒家复兴的担当和儒家思想的践行。儒生应具备极高的典范人格和良好的学术品格，能够影响和造就一批以成就君子而自励、具有高尚人格品行的儒生，带动儒生群体的形成，传播儒家学说。这是实现儒家文化快速发展的正确路径。
有了儒生，下一步还要有儒生的团体组织，以组织的形式将全国自发的、松散的儒生个人和儒家社团联合起来，以便以一个统一的身份代表儒家，以及加强儒家团体和个人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帮助。2012年11月25日，一个由学生社团演变为社会团体的“儒社”正式成立，该社的宗旨是“崇文尚武，忠孝节义”。成立当天，儒社和在京多家儒家团体共同举办祭孔典礼，并举行了“儒士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令人惊奇的是，会上还有两名地方大区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地方儒社开展工作的情况。2012年末至2013年初，新儒家部分代表还将就全国性儒家社团的形成和组织问题进一步商议。儒家组织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儒家社团，征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代表儒家的当代身份和维护儒家的文化利益。
儒家复兴的路径
2012年，儒家群体在儒家复兴的具体路径方面有了更多讨论，也达成一些重要共识。儒家在当代复兴的具体路径，仍然是沿着清末康有为开出的三条道路继续前进。这三条道路分别是儒学、儒术和儒教。
所谓儒学就是把儒家文化首先当成是一种学说，以发展儒家学说的方式来发展儒家文化。康有为是第一个借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撰写儒家著作的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学主要地就保存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里。当前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特点，是国学领域内经学的复活，以及社会科学普遍出现重视和回归儒家文化的做法。
儒术则是发挥儒家文化的外王功能，以儒家倡导的仁爱为出发点，重构社会秩序，追求理想之治。中国人对政治本质的认识和政治兴替规律的把握，一直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语汇，诸如小康、民本、和谐、惠民、民心向背等都出自儒家，甚至于论证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还是要回到传统儒家的政治逻辑。当前儒家社会科学恰恰表现出一种很是明智的做法，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将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是生硬地比附，而是回到儒家传统中找出当代思想的本原和根基，并为儒家诸如仁政、民本政治、和谐政治、大同社会等政治原则和政治追求，寻求适应的现代形式。2012年比较具有影响的一个会议是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全国政治儒学与现代世界研讨会”，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儒家“贤能政治”的当代意义。《文化纵横》在3月份发表的有关“人民儒学”的三篇文章，代表着政治儒学坚持和发展儒家学说人民性的最新动态，探求以民主、法治去承接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中的人民性与革命性。一些儒家学者重写中国秩序史和重新讨论儒家人权学说，也都为我们重新观察儒家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儒术是儒家学说落实于社会的方式，儒教则是儒学落实于人心的方式。儒教关注的是以儒家文化来帮助解决信仰问题。一些儒家学者将儒教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可能存在的一个身份，为儒学的灵魂找到一个联系大众的身体，而另一些儒家学者认为儒教形态有可能使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一样，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无所不在的“国教”身份，同时也为进入教育和政治体制内部带来障碍。此外，一些学者主张儒教应当彻底告别政治，走纯粹民间化宗教的道路，只关注信仰，不牵涉政治；一些学者则主张恢复儒教的国教地位，走官方路线。这其中的争论很多，一时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惟一达成共识的是各种探索，各自实践。2012年最为关注的事件则是儒家学者群体关于河南周口平坟事件的两度连署请愿和撰写相关文章。
如何看待正在兴起中的新儒家思潮
既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思想中的异端，也不必把新儒家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另类。儒家在历史上其实是一再衰落，可又一再兴起。个中原因无非在于，人们始终要回归儒家以人民为“天”的政治信条，以仁爱建立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常道，以上下各自端正和相互校正、相互匡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
儒家的老店开了两千多年，儒生为每一代统治者讲述“政者，正也”和“民贵君轻”的道理，儒家迎来又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任何一个自以为是开天辟地的朝代，最后都得老实承认圣人从尧舜以来几千年悠久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果真是颠扑不破。新儒家也好，儒生也罢，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一类，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社会成员而已。
当我们整个社会通过弘扬儒家文化精华而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在实处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中华民族先民“祖述尧舜”、“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走在迈向“大同”之治的中国梦的路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儒家。
关键词：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6-0036-02
历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彰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在各个时期都产生过重要的价值影响，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标识。核心价值观是指特定时期里国家、社会及个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民族烙印。正是由于它要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升华，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每一时代提出的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有一个倡导、培育和践行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如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历史文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
1.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国家责任感，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族文明和觉悟，这种精神对近代抗击外来民族的侵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意识支持。而在当代的价值意义，弘扬这种精神，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发爱国情怀，提升民族主体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2.天人和谐协调发展的精神。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有不少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提出了一致的“天人观”，这是中国古代儒道两家不同学派思想的不谋而合，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的思想。古人主张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朋友，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对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泛人道主义的道德观。
3.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社会的道德教化及以德治国。在个人道德修养体现对人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探讨中，首先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重义轻利，崇尚道德修养。这种精神为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对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等不正之风，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还能帮助解决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取向问题，可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净化现代社会的风气。其次，在恪守信用方面，主张诚信为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都充分证明了诚信对古代人们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讲仁爱、讲信义的思想有助于信誉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念看当代的社会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宝贵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值得挖掘、弘扬和利用，我们要从中找到其核心价值，延续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国家繁荣昌盛的当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和强大的理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升华
1.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三个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传统文化主张的“民本”、“民惟邦本”、“仁政”、“礼仪之邦”的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理念具有共通点;从社会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传统文化的先人强调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修法治，广政教”的思想相一致;从个人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有其文化根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君子坦荡荡”、“与人为善”、“扶贫济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文化传统思想集中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每个中国公民的价值要求上。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的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明，但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坚持指导思想，结合当今社会现实问题，把涉及国家、公民、社会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不仅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也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3.正确处理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区分符合时代特征的传统优秀文化。这就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结晶，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的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特别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后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过去曾产生过积极作用的一些文化是不是符合时展的需求，我们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甄别，从时代特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否有利于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为标准，来决定取舍。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传统文化的尚和合、重民本、讲诚信、求大同等价值追求，不仅是古代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符合现代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糟粕”，应坚决加以批判和抛弃，如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虽然在封建社会已是一种常态，但这种专制思想极大压抑了人的自由发展;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尤其在清末发展成的“八股取士”更是束缚了人的思想，严重扼杀了创造力。这些与现代倡导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是完全相背离的，应毫不犹豫的批判。
三、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自觉，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外来文化蜂拥而至，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侵入，对广大青少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人面对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不知所措，以至于扭曲了是非判断的价值标准，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主流意识的形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自信。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文化历史，为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树立文化自信要辩证的看待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既要坚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自信心，又不能故步自封、自高自大。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价值，让其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
2.确立文化自觉，创新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比起世界文化强国，我们差距仍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要有正确对待文化的态度，要有文化的“自知之明”，确立文化自觉。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样要有文化自觉，既要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又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坚持文化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创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坚持为指导，加强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融合，运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其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如网络媒体、电视公益广告、报刊杂志、标语口号、学校讲座等，在全社会开展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我们应当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伟大使命，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融于时代特征，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中自觉奉行的价值标准和信念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廖立勇.文化强国与当代青年的文化自觉[N].中国青年报，2011.
[2]袁贵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N].人民日报，2014.
【关键词】行政伦理 社会治理 契约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部人的心灵的探究史和开化史，其注重人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信念资源和安身立命之所。现代中国社会是以传统社会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传统社会的继承与延续，基于传统社会产生的伦理思想在现代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体现民族特点，同时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与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相融合，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及体系。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中包含哪些积极的社会治理思想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包含有仁政、德治、民本、诚信、社会和谐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仍呈现勃勃生机。
一是仁政思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强调品格塑造与美德培养。“修齐治平”就是强调通过完善美德、提升境界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在传统思想中，认为道德境界与社会治理相比具有优先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则道出了具体措施，“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二是民本理念。“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人认识到，民心向背是政之兴衰的决定力量。《尚书》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孟子将《尚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民贵君轻”，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统治者要赢得人民拥戴，就必须“保民”，使民“有恒产”，下层人民富裕了才能使国家强盛，“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现代社会治理也必须重视人民大众的呼声，着力提高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条件及幸福感。
三是诚信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把“诚”与“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真实无妄曰诚”，“诚”即言行相符、真实无伪。“信”是判定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还说“君子信以成之”“朋友有信”，此谓“信”是判定是否君子的基本指标。荀子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说明“信”还是国家存亡之关键。从微观上讲，诚信是为人、为学、为商之道；从宏观上看，诚信是为政、为国、安邦之本。
四是耻感文化。欧阳修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耻”是指人所具有的为行动设立底线的“羞恶之心”。孔子认为，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是使民“有耻且格”，士应该“行己有耻”。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良好的耻感文化能使行政人员远离低级趣味，不贪财货，使他们的行为更加自律。
五是社会和谐。礼俗文化乃中国几千年哲学智慧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结合，古代以礼治天下，维系着大众的道德生活，使社会成序。传统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儒家文化中“礼”的核心就是让个体遵守行为规范。只有每个人遵守规范，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社会也因而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传统行政伦理认为，社会成员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正所谓“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王朝之后诸王朝往往以“礼乐之治”为手段促进社会和谐。“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点是个人，每个人都重视修身，方可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也重视实现社会和谐的实践方式，如重义轻利、以理制欲、公正无私、群己统一等。其中既体现出对于社会利益和他人权益的尊重，也体现出对于自己私欲的克制。
传统行政伦理与现代治理理论的对接：以诚信伦理融合契约精神
传统伦理重视宗法秩序，强调“君臣之义”，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格局。乱了这一格局，会导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汉代董仲舒之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进一步强化了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相应地，传统社会治理贯穿的是人治，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取得民众认同、得民心的目的，是为了使政权稳定，维护统治者统治。传统伦理的“仁政”“德治”“内圣外王”，重视内在的道德完善教化，缺乏外在的制度约束规范，缺失民主、法治等政治理念，因此也缺乏有效的实践途径。而且，传统伦理产生于熟人社会，不能适应现代主要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的要求。
传统行政伦理要在当前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求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结合点。伦理化、人格化治理方式应转化为制度化、法治化治理方式，传统等级观念及“官本位”思想需有效克服，形成一条“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治理方略。在此过程中，核心是要实行民主与法治。民主是现代治理的重要逻辑起点，它可以有效约束公权力，克服政府的有限理性，扩大决策的信息范围，提升决策理性。法治能保障民主制度得以长期运行，两者联姻，使公权力运作透明化、程序化，使政府更为廉洁、高效、守法，并取得权威，增强其合理性。
中国传统伦理重视诚信，西方政治理论强调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共同点，就是做人、做事、为政都要真诚、不虚妄、不欺诈，遵循规则。制度经济学还从交易成本角度揭示了 “诚”与“信”的价值，认为“诚”与“信”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顺利开展。但中国传统诚信观主要依靠道德与情感来建立，往往是基于亲缘关系、朋友友谊及熟人之间的信任，一旦超出亲属圈、熟人圈、朋友圈，信任感和规则意识便很淡漠。而现代社会更多地是由陌生人构成，传统诚信观“软肋”显现，很难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发展基础之一就是契约精神，“社会契约论”也是较为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西方契约精神中也包含着诚信，以诚实守约保证各方利益实现。说话算数、尊重规则，其信任不仅限于熟人、朋友之间，而是扩展到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它以严格的法律体系和制度形式来确定对规则的信任和遵守，以保障共同利益的实现。
按照这种契约思想，政府和公众之间并非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契约关系。社会个体将部分私权让渡出来形成了公权力，将它交给一个大家信任的机构（政府）来行使，让渡权利的公众和公权力代表政府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其中隐含的含义是：如果政府行使公权不当，公众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利。政府作为公权力代表，必须设法让人民相信它、拥戴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①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 普适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61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U Yun
（Department of Marxism Educ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Abstract Fei Xiaotong initially propos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lled on the commun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culture. Kim Yu Wujin perfected this theory that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e aimed fully to reflect the core values. But what is the core valu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d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n be said， the result is refle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does not just put forward， bu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methodology， from highly theoretical refining summed up.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universality
1 文化自觉：反思、价值、提炼
1.1 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是反思
先生曾提出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此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和平共处”，潜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向何处去”。中华民族一百年来都在寻找出路，从当年民族存亡的出路，到今天民族振兴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生命的出路。为此，费老开出的药方就是“跨文化交流”，即力主世界各族人民应该处于各种文化和谐共生的共同体中，各文化在不断交流中获得新生。
这就引申出一点，要进行跨文化交流，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都模棱两可，那么交流只能是纸上谈兵。这里所谓的“认清”，用费老的话说，就是“文化自觉”。
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②这就是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所接触的其它文化，然后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认为，人不应该只满足于以自发的方式处于一种文化（如中国文化）中，而应该自觉地对她进行反思，对其积极方面进行维护与彰显，对她的消极方面则要清楚甄别加以抛弃。
所以讲，“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就是“反思”。费老在很多场合都强调的“反思”，其实是一系列的追问，即文化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如何去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化本身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了等等问题。这就是对习以为常的传统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剖析，从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这种自知之明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可以让我们在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不至于妄自尊大，也可避免妄自菲薄，当然也能懂得复归守旧与全盘西化的错误，明白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
1.2 文化自觉的核心对象是价值观念
如果说费老“文化自觉”中的文化是泛指的中国文化，那么俞吾金先生则对“文化自觉”中文化的外延进行了有效的限定。
俞先生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发现，“文化自觉”应该以“文化自身”为反思的对象。因为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义，学者应该“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拒绝对文化概念进行无界限的滥用。”③对概念外延的限制有很重要的意义，俞先生重点指出中国近代史上两次“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改革文化革命”的思想循环，警示了我们泛文化的讨论并非是历史的进步，很多实际问题无法通过“软绵绵”的文化来解决。相反，无意义的讨论还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那么，关于“文化自觉”之对象该如何确定呢？俞吾金先生归结为“价值观念”，他说：“我们应该严肃地拒绝对文化概念的滥用，自觉地把对文化的理解限定在狭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内，即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其核心则是价值观念。”④文化的概念不应该过于宽泛，将它限定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或许对我们的帮助更有价值。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归于政治解决，不要寄希望于政治文化。同理可得，科学、军事、艺术、宗教等等领域都要与思想观念划定界限。质言之，我们应该丰富“文化”的内涵，但必须缩小“文化”的外延，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文化自觉”将更有针对性。
1.3 文化自觉的对象需要高度提炼
费老的文化自觉聚焦的是文化反思，其贡献在于方法论的确立。俞吾金先生对文化自觉之对象的限定，则是对文化自觉之内涵的明晰，是对文化自觉有效性的进一步深化。
费、俞两位先生为我们在文化自觉这条路上开拓了一个方向。沿着个方向，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具体化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对传统价值观念所做的反思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需要高度的提炼。
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大体可概括为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这就是《中庸》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价值原则极为丰富，关于个人的价值有诸如“礼义廉耻”、“孝悌仁爱”等原则，关于社会交往的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关于家国天下的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原则。传统价值的内容很多，有些具有永恒性，比如民本思想、家国观念;但有些也具有历史局限性，比如愚忠愚孝，是需要扬弃的。
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组十二个范畴正是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系统地总结了传统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有效扬弃。可以说，十二个范畴是对丰富的传统价值观的高度提炼。由于它是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所以它是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原则。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价值的高度提炼，它其实就是文化反思的重要结果。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的结果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结合好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切不能轻视。陈卫平教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接续的。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原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总结和继承，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⑤所以说，要正确理解中国化的理论本质，就是要注重接着讲与接着中国传统讲。简言之，就是要使传统的智慧开出现代的新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接着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现实国情;接着中国传统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对传统价值的总结与提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实就是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和合思想的高度提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教无类、天下为公、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等原则中都可以找到线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道德，在极端注重伦理传统、个人修养的儒家思想中更俯拾皆是。
马克思讲：“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人类文明的童年有他自己的智慧（如原初的仁义道德），而这种智慧应该要在“更高的阶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上再现与复活。所以说，传统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可说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下的普适价值
按照费老的理论，除了对自身文化有深入认识外，更要适应、学习当下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然后“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⑥就是说，反思自身文化还不是文化自觉的终点，文化自觉的目的是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提出“共处守则”，其实就是各文化都能认同的“普适价值”。
费老并不赞同文明冲突的必然性，他认为“共处守则”或者共同体是可以存在的。这体现在他的那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言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实就具有高度普适性。西方人从未放弃寻找普世价值，中国的古代先贤也没有放弃过普世价值，但是中西古今的“普世”歧义重大。然而有些基本的普遍适用的价值也是存在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万里雪飘的冰封北国，到风光旖旎的热带雨林，从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到8800多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所有这些民族能最终组成“多元一体”的大整体。费老认为，这就是普适价值起的作用。
其实“多元一体”中的“一体”，不仅是地域性的一体，而是价值上的一致。传统中国的普适价值是儒家价值，但她有时代局限性。费老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温故知新”。这个从传统价值中生长出的“新”，我们现在就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以一国看天下，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也是适用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原则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或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原则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原则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虽说这组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限定词，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提炼，但不难发现，普适性的价值是可以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达成共识的。或者说，核心价值的提炼不仅仅为了造福本国，如果的确具有普适性，那么其实也可惠及其他文化主体，这可说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也是以文化自觉为方法论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理解。
注释
①⑥.文化自觉与反省[A].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5-194.
②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200.
关键词：传统文化 民族预科 语文教学
一.大学民族预科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的缺失
作为我国民族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是党和国家为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而开设的特殊办学层次，具有民族性、预备性、过渡性的特点。其培养目标是：加强学生道德素质教育，强化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进入本、专科（高职）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从民族预科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来看，教育和培养学生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尊重多样文化，加强民族团结，成为本民族中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骨干，是民族预科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从现阶段各举办少数民族预科班的高校的教学实际来看，由于受到学制、学时、课程设置、教学定式、课程考核和升学方式等制约，民族预科教育对学生的文化传承功能被严重削弱，往往流为一纸空谈。
民族预科班的举办形式主要有院校式和基地式两类，学制分一年制和两年制，以一年制居多，学制短，学时紧。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汉语文、数学和外语。笔者收集比较了四川省内西南民族大学、西昌学院、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省外的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黄河科技大学、吉首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民族预科课程设置情况。各校开设的必修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计算机、体育等，也有个别学校将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纳为必修或选修课程。但各校的核心主干课程是一致的，均为语文、数学、英语三门。
长期以来，预科教育存在着“预”和“补”的争论，至今喋喋不休。不少学校还是把预科当成补习班来办，多数教师依然把预科教育当成是补习高中课程的阶段，从而重复高中课程知识，沿用中学的教学方法。尤其是举办院校式预科班的高校，比如四川的西昌学院、四川民族学院、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由于学生结业时将语文、数学、英语纳入直升考试科目，并以这三门课程的成绩决定升学去向，这无疑相当于第二次高考，给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实施素质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都显得有些遥不可及了。
二.加强大学民族预科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挖掘和渗透的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它的延续和传承己经成为民族发展的重要使命和必然职责。
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民族预科语文教材中不仅积聚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更是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精神的汇集，加强预科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成为时代的必然。
1.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政治的开放，经济的全球化，民族的融合，文化也处在多民族交汇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导致了不良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保护，继承与弘扬，发展与创新，自觉地抵制消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保证文化的健康发展。
2.达成学科教学目标的需要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样表述的：“认同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眼光审视作品的思想倾向，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局限。”
这些表述充分说明了语文课程教学在传统文化精神传承中的重要地位。民族预科的语文课程教学应当自觉承担起向学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
语文就是语言文化，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属性。语文课程蕴涵着高度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学生阅读文本的过程，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情感、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与文本背后潜藏着的生命对话的过程，就是实现学生自我生命成长和提升的过程。所以，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人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尊重人的文化及其多样性，是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应有要义。
3.民族学生人格健康成长的需要
加强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必须。预科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语文教育应该帮助学生确立人类自觉规范共同生活秩序的基本价值法则，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确立社会大众所信仰所奉行的道德信念以及以此为核心的人生准则，将自然的人塑造成文明的社会的人。
不仅如此，处在成长关键期的民族预科学生，还要面对本民族文化和它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多重冲击，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帮助他们甄别善恶，区分是非，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品质。
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人文性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热爱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风尚，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规划人生。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需要
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质上讲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大力建设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精华，摒弃糟粕，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文明。立足我国现实，正确处理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科学吸收其他民族和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重新登上世界文明宝塔的顶端。
三.四川省属高校新编民族预科《阅读与写作》教材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她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打上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烙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样，语文教学，也指汉语文教学。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学者们做过种种精辟的概括提炼，在此不一一赘述。本文仅以四川省属高校新编民族预科《阅读与写作》教材为例，初步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不甘落后、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拼搏奋斗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阅读与写作》教材中多篇课文蕴涵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橘颂》（屈原）、《羽林O》（辛延年）、《巨鹿之战》（司马迁）、《滕王阁序》（王勃）、《江汉》（杜甫）、《野庙碑》（陆龟蒙）、《青玉案・元夕》（辛弃疾）、《论毅力》（梁启超）、《相信未来》（食指）等，通过文本故事或作者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勤奋拼搏、负重前行，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二）道德追求
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中华民族素以文明之邦著称。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和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惠、忠、恕、孝、悌”等一整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
新编《阅读与写作》教材多篇文章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修身
修身，即加强个人修养，要修身养性，平心静气，以达到自我完善、内外和谐。如《橘颂》中屈原以橘树自比，表达诗人忠贞不渝、秉德自守、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追求;再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红烛》（闻一多）、《柳子厚墓志铭》（韩愈）、《徐文长传》（袁宏道）、《回答》（北岛）、《芙蕖》（李渔）、《人性自私论是和谐社会的腐蚀剂》（李光远）、《钱》（梁实秋）、《略论人生价值观的世俗化倾向》（丁东澜）等，均表达出加强自身修养、提升人格品质的精神追求。
2.忠孝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忠孝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忠，指忠君爱国;孝，指孝敬父母长辈。
忠孝思想在文本及作者身上有多处体现。如屈原、李斯、王安石、辛弃疾的忠君爱国;《江汉》（杜甫）、《庄辛说楚襄王》（《战国策》）、《囚绿记》（陆蠡）、《法门寺》（季羡林）、《听听那冷雨》（余光中）、《红烛》（闻一多）中蕴涵的爱国思想;《柳子厚墓志铭》（韩愈）中通过“以柳易播”事件对孝道的肯定，《宝玉挨打》中贾政对贾母的恭敬顺从。
3.宽容
宽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几千年来， 中国人养成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的宽容品格。如《谏逐客书》（李斯）、《容忍与自由》（）、《我的母亲》（老舍）、《让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不同的芳香》（李慎明）等文均蕴涵了这一思想。
4.正道直行
中华民族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宝贵财富。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等，他们的身上和他们的作品，无一不闪耀着这一精神光芒。
5.以道制欲
传统文化重理性，讲节操，抵制主义，积极追求道德人伦规范，强调礼仪廉耻，人的情感欲望必须以道为准则，所谓“情不悖道、欲不逾道”。在新编《阅读与写作》教材中，这一传统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帝王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上。如《长恨歌》（白居易）、《假道伐虢》（《左传》）、《谏逐客书》（李斯）、《读司马法》（皮日休）、《野庙碑》（陆龟蒙）等，借用历史史事，对帝王进行规劝、警醒、讽刺、开导。
6.劝学
劝学的内容在教材中也有反映。苏轼《日喻说》阐述“学”与“道”的关系，强调了认真学习、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墨池记》（曾巩）则勉励学者专心致志、勤学苦练、努力上进。《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有关于柳宗元刻苦学习的记叙，而通过作者韩愈追溯到他的《师说》，强调了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以人为本、民为邦本
从孔子的“性善论”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人本、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之一。如《察今》（《吕氏春秋》）中提出“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谏逐客书》（李斯）、《读司马法》（皮日休）、《庄辛说楚襄王》（《战国策》、《都江堰》（余秋雨）、《切勿放松农业》（张红宇）等，均闪耀出民本思想的光辉。
在今天，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贵和持中
注重和谐，坚持中庸。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注重和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一体。天人合一，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持中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材选文中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我的母亲》（老舍）、《冬天》（朱自清）、《《人性自私论是和谐社会的腐蚀剂》（李光远）等，要么从作者自身经历和人格追求上，要么从文本本身反映的思想内容上，体现出和谐中庸的精神。
（五）豁达乐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华民族具有积极进取、豁达乐观的精神，从而当他们身处逆境、遭遇坎坷、面对危难之时，能淡泊名利、处变不惊、物我两忘，进行自我调适、心灵静化和自我完善。这种精神和境界是儒释道佛各家思想兼收并蓄、互相合流、互相补充的结果，铸就了中华民族性格中坚忍不拔、直面人生的韧性。
在《阅读与写作》教材中，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到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等的人生经历，从《逍遥游》（庄子）、《橘颂》（司马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灵运）、《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滕王阁序》（王勃）到《论毅力》（梁启超）、《相信未来》（食指）、《呼唤生命教育》等文本，也都或隐或现地映射出这种人生态度。
（六）自由精神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积极精神。
这首先表现为下层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反映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斗争中。如《羽林O》（辛延年）中胡姬的抗暴抗辱、《逍遥游》（庄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囚绿记》中作者对自由与和平的渴望、《游园》（汤显祖《牡丹亭》节选）中杜丽娘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求、《宝玉挨打》（《红楼梦》节选）中贾宝玉的抗争和叛逆、《爱尔克的灯光》（巴金）中对于自由和光明的追求等等，都是自由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教材中还有多处通过引用历史故事、寓言传说、格言警句，传递出传统文化精神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任何文化都有两重性，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比如“贵和持中”精神往往同时衍生出压抑个性，排斥竞争，为人做事模棱两可，缺乏原则;而豁达乐观精神，又可能陷入到保守满足、不思进取的消极状态。
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以现代眼光批判地继承，在教学中将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精神相融合，教师要善于挖掘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审慎地作出选择，同时启发学生进行探索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最终实现文化复兴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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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涛.中学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哈丽丹.少数民族预科教育课程设置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摘要: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78-02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沉淀在企业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是一种文化哲学。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企业经营哲学,是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在当今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适应激烈竞争而生存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愈显示出它的功能。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中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才能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内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在价值取向和动态发展历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当前法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这里将儒家法律文化的整体特征主要归纳总结为“无讼是求，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天人合一”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三个方面。
(一)无讼是求，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它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中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法律文化则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谐，排斥竞争;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耻辱，在此影响下，“无讼”是其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无讼是求，以和为贵”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针对诉讼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认为诉讼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这与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背道而驰。因不主张诉讼，且诉讼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的价值取向，造成“讼师”职业也历来受人鄙弃，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对“兴讼”“滋讼”“聚讼”及“讼棍”等进行惩罚。因此，对“无讼”的推崇必然导致“贱讼”观念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畏讼”，可以认为它是“无讼”价值观取向引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德主刑辅，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德主刑辅，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为政以礼”，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战国时期的荀子则主张“性本恶”，“隆礼至法”，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了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从此，“外儒内法”的正统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以《春秋》“微言大义”为准则实行“论心定罪”，主张“《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三)以民为本，礼法结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民”的“关注”和“重视”，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主张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实行仁政。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主张，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儒家“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挥到极致，“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融，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显著特征。其中，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条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也结束了汉代以来“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价值取向，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儒家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及儒家法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中国古代法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挖掘和运用的东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打破“法律万能”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法律万能”的论调悄然降临，这种论调无疑是不利于当今法制建设完善的。法律不是万能之器，因此国家法制建设应该遵循德、法并用，实行综合治理。自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民族救亡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当代西式民主法治观念曾一度甚嚣尘上，“法律万能论”也曾风靡一时。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因现实社会复杂多变，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滞后性，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传统，“少讼”“厌讼”观念及“礼法结合”思想影响至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法律“万能误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结合实际国情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也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法律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制。
(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儒家道德法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加强和谐法治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和谐社会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这些内容是和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诚信友爱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曾提出“舍身取义”之说，千百年来被人传颂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礼记•乐记》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言曰:“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可见，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繁荣发展特色文化，促进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