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17:15: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新疆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就业人员总量稳步增长。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在全国19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下,新疆依靠自身的资源、能源和区位优势,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就业人员增长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社会秩序不断趋好。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新疆就业人员从685.5万人增加到924万人,增长了34.8%,年均增长约3%。可以看出,新疆劳动就业总量在这十年期间呈稳步增长趋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2.新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吸纳就业人员有限。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劳动力市场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就业人员逐渐增加,就业岗位趋向多元,就业渠道逐步拓宽,就业结构渐趋合理。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的相关数据可知,新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56.64∶13.45∶29.91调整为2011年的48.66∶15.63∶35.71。由此可知,新疆产业结构的现实状况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有所增长,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成为吸引剩余劳动力、下岗职工、大中专毕业生的重要途径。此外,由于起步晚、质量不高等因素,新疆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行业结构不尽合理,教育、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行业吸纳了较多就业人员,作为吸纳就业人员最多的现代服务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3.就业人员构成复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平民教育,加之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致使新疆劳动力市场基本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劳动力、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等群体共同作用,加剧了新疆就业问题的严峻形势。新疆民族构成复杂,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同胞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更大的阻力。此外,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信息等因素的制约,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大、中型企业数量较少,使得市场能容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有限。目前,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的失业人口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城市中大量劳动力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堪忧。
二、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
高等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系统的顶端和劳动力市场高级人才的输出口,对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结构,当两者相协调即供需平衡时,高校毕业生能够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促进。[2]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组合和结合方式。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布局结构和形式结构。[3]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可知,2011年,研究生培养机构12所,研究生在校生人数14099人;本科院校11所,本科生在校生人数141763人;专科院校21所,专科生在校生人数116956人,成人高等学校8所,成人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59609人。实践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调
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既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对不同人才类型的需求,是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断调整的外部动力,因此,新疆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新疆高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随着制造业、房地产业、信息通信、旅游业、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急需大量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人才,而高校学科建设脱节了市场需求,造成研究型、理论型人才偏多,实用性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其次,新疆高校的专业类别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某些专业设置重复导致高校培养的专业人才类型雷同,致使在某些行业出现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超越了岗位需求,超越了社会产业发展的实际容纳能力,进而出现了教育过度的问题;再次,专业口径划分过细,法律、计算机、管理学等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过多,如生物医学、生物信息学、电子商务等新兴、交叉、综合学科专业发展缺乏力度,基础理论型学科较多,应用型学科偏少,造成高校毕业生难以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4]
(二)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失衡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发展,使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有利于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人才结构需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金字塔”型的高、中、低层次人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腾飞。目前,新疆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特征表现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知识、技术密集型为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表现为以职业教育为主,以研究生教育为辅;劳动力需求类型表现为以实用型、技术型为主,以知识型、研究型为辅。然而,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新疆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存在失调现象,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2》可知:2011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人数比例约为1:10:8,呈现出典型的“腰鼓型”人才发展结构,也说明近年来,新疆专科教育规模偏小,特别是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比较薄弱,本科、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本科层次的教育规模偏大,发展过快,使得整体就业压力增大,研究生教育与本、专科教育相比,比例仍然偏小。
(三)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加剧了新疆劳动力市场分化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从发达到落后的三级阶梯分布,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在人才需求总量和类型方面也不尽相同。与此相呼应的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较少,质量较低,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成为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呈现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高等院校,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社会经济因素。新疆地域广阔,南北疆在自然条件、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南北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北疆高校数量多,类型齐全,分布较广,培养出了类型多样的高层次人才,促使经济快速发展;而南疆高等教育数量较少,类型较单一,致使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加剧了南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得就业人员在地域、产业、职业等方面的分布不均。
(四)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割裂,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高等教育形式结构必须主动把握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积极推动自身结构的合理配置,而不是消极等待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再作调整。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也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影响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疆高等教育形式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由于实行“国家集中计划,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办学、管理等方面影响着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专科教育及成人教育的发展,制约了各层次高校的办学自主性,致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比例失衡、发展失调。其次,由于体制、高等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民办高等教育融资困难,办学力量不足,大部分民办高校只能在公立高等教育的夹缝之中寻求生存,致使民办高等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社会认可度较低。再次,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目标趋同现象严重,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目标定位不准确,脱离自身实际盲目攀比求高,致使专科院校为“升本”需要,过多、过度进行理论教育,而忽视职业、技能、实用教育。[5]
三、优化新疆高等教育结构的应对之策
在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背景下,新疆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局面随之出现,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劳动力市场相互分割,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在分析新疆高等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不相适应的基础上,从推进新疆高等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构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优化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
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不仅遵循其内在规律的制约,还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必须适时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科类结构调整的方向性和前瞻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应进一步落实高校的办学自,将对高校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使高校充分享有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的自。为适应新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新疆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开设复合专业和交叉学科,切实拓宽专业面,培养基础扎实、职业技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大发展偏实用性、应用类专业。在十二五规划中,新疆明确提出“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现代农业等行业领域,必然对理、工、农、医等学科类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新疆高校应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现有的学科结构,减少专业设置的重复率,增设市场需要的新型专业。其次,借助外力支援,开设新型学科。随着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支、受援高校数量逐渐增多,新疆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对口支援契机,克服自身办学条件的不足,通过联合培养、插班学习、教师支教等方式,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名校的师资、学科、实验室等优势,为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一批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再次,新疆高校应从自身的办学水平和能力出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的学科调整动态机制,在原有的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科布局,凝练学科特色,突出专业的特色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新疆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培养院校、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本科院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致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呈“腰鼓”型,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规格的人才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合理调整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间的比例关系,随着新疆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产生,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需要大量高层次创新人才,也需要一大批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因此,在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还应把大部分增量主要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逐步控制本科教育规模。其次,明确不同高校的办学目标和定位,新疆高校应明确自身的办学目标,本科院校要以建设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大学为目标,侧重于培养高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并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专科院校不盲目跟风,凝练自身的学科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技术,培养留得住、下得去、干得好的实用性人才,形成多种层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学校的人才培养功能。
(三)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推动南北疆经济协调发展
南北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新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北疆集中了全疆绝大部分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某些专业人才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而南疆高等教育水平较落后,急需大量高级人才,致使“马太效应”的发生。为提高南疆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南疆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应统筹协调,立足现有基础,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可以综合运用经济、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大对南疆高校的资金投入力度,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重点建设一两所特色鲜明、水平较高的高校,能够很好的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并在新建高校、学科布点和扩大高校办学规模等方面对南疆地区重点扶持。其次,南疆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努力建设特色学科和专业,着重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借助兄弟院校的优势,通过联合培养、教师支教等形式为南疆培养紧缺的高层次人才,进而支持南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政府应重点在南疆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适当扩大当地生源的招生人数,满足当地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四)优化高等教育形式结构,满足多样化的人才需求
关键词: 服务学校管理策略
一、服务是什么
服务源于日语“ふくむ”,日语关于服务有两个词语,现代日语将“服务”解释为服务、供职、侍奉、服役、报效国家等;将“Service”解释为服务和保养、工作和勤务、辅助和装置等。英文对Service的解释较为广泛,大致包括服务、贡献、帮助,非生产性劳动的服务性事业及售后服务,服侍、侍奉、仆人地位或职业,被使用、兵役、服劳役,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共设施等。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将服务解释为:“为他人或公众的利益或为某种公益事业而工作。”
从以上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服务”一词内涵深刻,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服务本质上是人类在分工协作下既为自己更为他人的一种劳动。在服务行为出现之前劳动就已存在,而服务活动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有明确的分工协作意识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劳动形式。在商品经济下,由于社会分工,劳动产品不是直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使产品生产者相互依赖,在产品卖出后,个别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变为社会劳动,这时的劳动就具有服务的性质,因此,社会劳动就是服务。第二,服务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劳动形式,是经济社会关系的载体。只要存在分工协作,只要有社会劳动,服务就存在。可以说,任何人的活动从本质上看都是在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服务,人是服务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必然体现人与人的经济社会关系。第三,服务主客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从而体现出人与人经济社会关系的平等。自原始社会时期存在有分工协作意识以来,人类的劳动就变成了服务,但仆人地位、侍奉、被使用等的解释表明了服务提供者地位的低下,即使是现代社会,一提到服务,服务客体也会“俯视”服务主体而产生一些被抬升的“良好感觉”。服务在人类文明中处于扭曲状态,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奴隶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被统治者为了生产和生存不得不为生产资料占有者从事一定的无偿劳动,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自愿的,这使服务活动主客体之间所体现的劳动关系产生了不平等。但不平等并不是服务的内在属性,只不过是后来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将服务关系平等的本意扭曲了,使人们对它形成了偏见,也使服务一词产生了服侍、侍奉、仆人地位的附带意义,与贡献、帮助、报效国家的解释相比有明显的落差。第四,服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互动认可的关系,其前提条件是一种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这种转化过程是个别劳动被社会所认可而产生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互动过程,也是服务关系主客体之间互动认可的过程。而互动认可必然强调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责任是互动的前提条件。由于分工协作,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角色在不断转换,我为你服务,你为我服务,从而形成了服务共生的人类生存关系结构。
二、教育管理是一种服务
根据以上对服务概念和内涵的解析可以看出,作为社会劳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也是一种服务。教育服务理论是教育产业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关于教育是一种产业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关于教育这种产业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教育服务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教育服务是教育产品,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是教育产业的核心,学校作为教育产业的主要生产机构,其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教育服务产品;教育服务产品是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围绕教育服务发生的供求双方的交换关系形成了教育市场;在教育市场中,交换双方的主体是学校和学生。学校是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学生则是教育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和需求者,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围绕教育服务产品所发生的商品交换关系。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服务商品”的论述十分精辟地指出:“有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1]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不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育人”还是“培养和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其经济本质都是通过老师的劳动、其他教育环节和教育环境向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教育服务是一个包含丰富内涵的活动过程,教师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学校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等都是教育服务所涵盖的基本要素。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是教育服务的“生产”,而学生的受教育活动则是教育服务的“消费”。学生向学校交纳学费是为了换取教育服务的消费权,学校收取学费就有义务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这是发生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服务商品的“交换”。
教育服务理论所引发的教育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校从“育人”的场所变成了“教育服务产品”的生产机构;第二,学校和学生的关系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变为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第三,学校被放置在市场环境中,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竞争。以上这些观念的变化尽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活动本身的规律性,但足以导致学校管理理念的变化,教育管理过程应该是一个为生产教育产品服务的过程。
三、体现服务理念的学校管理策略
当教育服务理论把学校视作教育服务的生产销售机构时,实际上我们是把学校放在了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教育管理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宗旨之一应该是服务,服务作为一种存在是教育管理的一种手段,是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
学校处在市场环境中,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个“经营者”,如果说“管理”是更侧重于学校内部的平面化管理,那么“经营”则是对教育市场、教育消费者、教育产品等进行整合的立体的管理。校长要完成从“管理者”向“经营者”的转变,需要具备几种意识。一是市场营销意识。教育市场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学校之间对生源或优秀生源的竞争,其实质就是要把自己学校的教育服务产品在更大的范围内销售出去,这就需要学校采取一定的营销手段。二是成本意识。教育产品的生产成本决定了教育产品的价格(学费),在产品质量相近的情况下总是价格优惠的更容易吸引消费者。三是品牌意识。良好的品牌首先建立在优质的产品基础之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品牌像其他一切商品的品牌一样需要“用心打造”。四是以消费者为本的意识。教育产品的提供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教育在服务的过程中要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要更加民主化。五是社会整合意识。社会认同是学校经营取得成功的基础,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拓展学校发展空间不可缺少的条件。
教师是学校教育新产品的直接销售者,是联系经营者(校长)和消费者(学生)的纽带,现以教师为切入点简要分析体现服务理念的学校管理策略。首先要强化教学规范内的教师服务权威。学生各方面的思想还未成熟,按照自己的喜好评价教师并不能反映教学规律,所以教师的尊严不能由学生控制,而应掌握在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者手里。专家不应以行政职务的高低而论,而应是教学一线具有优秀成绩和很高专业技能的优秀教师。为了对教师的教学作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可将学生的评价作为考核体系中的一个参数,但对于学生的评价指标要严格把关,如学生只能对教师所讲述的知识能否听懂、教师的语速和课程进度能否接受等客观情况作出评价。这样教师就会严格按照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操守约束学生,从而教师对学生的服务权从根本上得到复归。其次要将同等重视师德与知识纳入制度规范。教师除了以自己的学识为媒介外,还要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责任心影响学生。教师不仅要拥有知识,还要有传授知识过程中的耐心,对学生、同事和管理者的尊重等。最后要提拔表现突出的教师为管理者。一些教师由于自身在非对称环境中付出多倍努力而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这些教师做普通教师只可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形象,这种改变不会影响到更多的个体或更广的范围,只有当他们被委以重要的行政职务(主要指专业领域的职务)时,其长期的努力才会被视为正面形象并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进而成为一种力量,改变整个学校的面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2:159.
[2]厉以宁,梁钧平.管理的脉络[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关键词】农村 人力资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在古典经济学中,直到20世纪下半叶,舒尔茨等经济学家提出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中国学者李宝元(2000)指出,人力资本的内涵主要指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正规和非正规的学习过程,以及通过健康投资、劳动力迁移等手段而凝结在自然人身上的知识、技能、优良品质和所有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一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现状
1.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提升,但存量仍然较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见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城乡人口数的比重在逐步下降,但由于基数过大,乡村人口逐年增长。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人口对象在进一步扩大。
在国家“普九”教育与扫盲教育政策的指导下,随着各方面教育投入的增加,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所占比重稳步增加,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以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明显下降趋势。但总的来看,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偏低。张亿钧(2007)在计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后发现,2003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3年,比城市劳动力少了3年,不难看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
2.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明显
从2009年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比城镇劳动力高3.5、15.3、13.4个百分点,而高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口却分别比城镇低10.2、16.5个百分点。农村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劳动力比例仅为2%,而城镇这一比率已达18.5%,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城乡现实存在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是财政在教育投入上的城乡“二元标准”,造成了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平衡。据测算,2003年我国平均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包括城市学生在内)与农村初中生均经费比是1.38∶1,平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包括城市学生在内)与农村小学生均经费比是1.22∶1。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长期不足已严重阻碍农村教育的发展,阻碍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张文玺(2007)指出,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由于城市优先政策造成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和初等教育方面,投向城市的预算内财政资源要远远高于农村,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非常突出。
3.农村人力资本地区之间差异大
我国农村教育投入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农村教育投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农村教育投入的多寡,又直接影响到区域间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不同,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按经济发展水平从小到大将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排列,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米本家(2009)指出,2006年人均教育经费最高的省份是北京,达3443元,最低的是贵州,仅371元,贵州仅为北京的10.78%。2006年人均教育经费在800元以上的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除外均是东部省份。
二 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研究
【摘 要 题】考试与就业
【英文摘要】the relation between the&nb
现代社会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正由过去的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时不断遭遇“困难”,正是这种转变的一种反映。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是促使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的外在根源;而个人对教育的选择、学校办学以及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的特征等是其内在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其内在根源作些分析。
一、个人的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即个人期图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最佳位置;而社会根据生产需要,期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这样,社会将会把各种熟练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需求信息输入劳动力市场,个人则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调整自己对教育的选择,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一致,最终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社会生产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调整需求。亦即个人与社会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各自不断调整需求,使二者达到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是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时的一些特征,导致了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
1.个人选择动机的多样性
把个人对教育的选择仅仅看成是他出于理性,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无疑将人的行为决策过于简单化了。首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不具有搜集和整理其对教育选择的所有信息的能力,不可能作出使自己接受的教育对将来就业产生最大化收益的决策。因此,西蒙认为个人只能以“满意”的收益或效用作为自己决策的目标。[1]其次,个人的教育选择受教育资源、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抑制。无论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源,还是社会分配的教育资源,相对于个人的选择而言都是有限的,个人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己的愿望对教育进行任意选择。第三,真实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除了自利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其他多种特征。一是容易情绪化。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刻板的“计算器”,不断地对自己的教育选择进行利益或效用等方面的计算。事实上,个人往往是出于对某种教育的喜好、对自己的自负,甚至是为了躲避恐惧等冲动,而作出对教育的选择。二是受知识的限制。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的,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很不相同的,如对教育成本和将来就业收益的估算与比较等。三是初始条件不对称。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在经济条件、风险态度、学习偏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使个人行为是理性的,其行为之间也缺乏可预测性。
现代社会的教育具有多种功能。面对多种教育功能,个人在对教育进行选择的时候,其内部动机往往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构成了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对自己认识的不断加深,个人可能需求教育为他的才能的发展提供机会。而现实社会中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多地需求应用型人才,迫于现实,个人可能对教育提出更为功利性或实用性的需求。人文的需求与功利的需求在一个人身上难以一致起来,甚至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可能是个人追求教育的功利价值,而放弃对人文价值的需求。但也有可能是相反。这种个人教育需求之间不一致的情况,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是常见的。这也说明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可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不一致,其结果就是个人所接受的教育与将来的就业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让人无法确知。
社会学研究表明,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即商品本身显示了与其他商品的不同,具有社会表现力。[2]教育,特别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是具有这种符号性,受教育者可以借接受某种教育来表现其个性、品位、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未来价值等。实际上,对某些个人来说,选择接受教育如其说是考虑到教育与将来劳动就业的关系,还不如说就是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3]。
2.个人选择的博弈性
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经提出“合成推理的谬误”[4],即对于个人来说是对的,但对于总体或整个社会来说未必总是对的。(注:萨缪尔森以球迷看球为例,球迷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看,可是当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看得更清楚,认为“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当劳动力市场某一规格或类型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个人的反应往往就是大量涌向这一专业或类型的教育。个人的这种反应是其理性所为,应该说也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无可厚非。但个人是有限的,他无法知道别人,特别是和他一样年龄和处境的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个人也无法在整体上去规划或控制这种选择。这样,当个人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发生变化,也会发现其供求矛盾已经面目全非。曾经热门火爆的专业,现在却严重供过于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个人选择教育的专业类型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着时差。个人在对教育作出选择时,无法知道将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譬如,现在假定个人面对a、b两个专业,a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报酬较高;b专业是一个常规专业,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供求基本保持不变,但报酬一般(如图1)。根据“合成推理的谬误”,个人如果选择a专业,那么他无法确知自己毕业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可能是供求基本平衡,也可能是供过于求。当劳动力市场对这类人才供不应求或供求基本平衡时,其就业收益是4;当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时,其就业收益是1(或更低)。个人如果选择b专业,由于这是一个常规专业,就业收益基本保持在恒定的水平2。这样,个人在进行选择时有两种策略,即选择a专业或b专业,但结果却有四种可能。个人究竟该如何决策,最后教育对其就业收益影响的结果又如何呢?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无法预先确定。
附图
图1 个人不同专业选择的得益
退一步说,假定个人知道自己选择接受某种专业教育后,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一个报酬较高且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概率为90%;自己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教育证书的概率也是90%;而事实也是如此。那么个人往往就会有足够的根据,满怀希望地选择这种教育,因为失败的概率为19%,对个人来讲实在是不高。但对整体而言,却意味着100名受教育者当中就有19名将不能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并存在失业的可能,教育与个人就业的关系势必难以确定。
3.个人选择的不可逆性
与其他投资相比,教育投资的不可逆性更为明显。即教育投资
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先后顺序,是单维度的,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不能跳跃式前进,也不大可能停滞不前或后退。一方面,个人一旦选择接受了某种教育之后,往往不大可能再来选择退出,转而选择其他类型的教育。例如,“一个学生即使在看到中等教育比较欠有利,他也不可能再返回初等教育并在那里耗费更多的时间”[5]。另一方面,个人的教育选择受制于一定的先后顺序,个人不可能因为知道博士学位具有较高的就业价值,而跳过中等教育去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假定持有较高教育证书的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才会有较大的优势,个人教育选择的这种不可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旦个人在阶梯结构的教育层级之间前进时受阻,即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那么个人先前的教育投入就形成了“沉没成本”(注:经济学认为,如果一笔已经付出的开支,无论个人或组织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被收回,这种成本就被称为“沉没成本”。),其先前所接受教育的就业价值就只能是忽略不计了。因此,个人对教育进行选择,就如同进入了迷宫(如图2)。在中考与高考两个节点上,个人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结果会有三种,而获得就业收益只是其中的一种。个人无法确知自己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当个人进了学校的大门,没有人知道结果将会是什么,不可预见性是显然的。
附图
图2 个人教育选择的迷宫
二、学校办学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当个人的教育选择无法导引出教育与就业之间的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时,传统理论往往寄希望于学校教育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通过自身的变革,调整教育结构,使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适应经济结构的需求,从而使得教育能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改善个人的就业状况。然而问题是,学校能够这样去做吗?学校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吗?答案是否定的。
1.多元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个人,而政府的教育投资与个人的教育投资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物质表现形态上,政府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校建筑、教学设备等费用和教职员工的工资;个人的教育投资主要表现为学费以及放弃的收入。在行为动机上,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供教育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教育的“公共需要”,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个人投资不足,协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个人对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获得教育服务,其目的在于获得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将来的经济收益。[6][7]不同主体的教育投资,聚集到学校办学上来,构成了教育投资的异质性。
教育投资的这种异质性,使得学校的办学不可能以单一的受教育者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作为终极目标,政府所委托的政治价值与人文道德价值常常是学校办学的重要宗旨。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学校知道教育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教育性失业”,即不利于个人就业问题的解决,但对于社会来说仍然有着正的经济或非经济效益。譬如,政府可能为了协调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出现劳动力市场某种类型的劳动力短缺,而宁愿扩大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供给,宁愿接受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数量的人才失业,所以愿意扩大教育规模。有时则相反,对于个人来说,即使不得不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个人也不得不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就业收益;而政府则可能从整体利益出发,不愿意看到受过教育的人毕业后出现失业的现象,为了防止失业而不主张扩大教育规模。又譬如,假定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就比较容易确定“多少人”接受某一级别的教育,因而每个人(包括政府)可能都同意对进入该级别教育的入学人数加以限制,但问题是谁应该享有接受该级别教育的权利?由于毕业后个人可以从事劳动报酬较高的工作,政府有时不得不迫于社会公平的压力,而主张扩大该级别的教育规模,最终导致个人接受该级别教育后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反过来说,如果学校办学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首先,教育活动将全面商品化,学校将成为市场的附庸,教育质量的衡量势必以物质和金钱为尺度;其次,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学校办学不得不向学生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课程,而人文道德教育将大大缩减,学生只关注就业前景,结果知识面势必非常偏狭。这与政府投资教育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此,学校办学不可能完全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不是学校办学的惟一目标。
2.收益递增性
如果把教育过程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学校办学存在着明显的收益递增性质,即生产过程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收益呈递增趋势。(注: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各类学校获得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地位,在经济方面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既是事实,也应该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学校办学也有着利己动机。)这主要是由教育生产过程的一些特点决定的。首先,大量的初始投资,小额的生产成本。由于教育生产过程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学校办学往往需要巨大的初始投资,如教学设备、学校建筑、师资配置等。但随着初期办学的确立,其后的办学就类似复制,成本很低,往往仅限于教师工资。譬如,学校新开设一个专业往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果接受该专业教育的学生人数不是足够的多,那么平均成本将会很高。其次,随着学习曲线的作用,学校办学质量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所需的费用,以及生产成本都将下降。第三,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名誉的获得,有利于学校办学向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延伸,而且初始投资越来越少,进入更加容易。
这种收益递增的性质使得学校缺少进行专业调整的动力,因为开设新的专业,从专业设计、论证到教学设备的购置、师资的引进等,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且缺乏一定的经验,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学校办学宁愿“固守传统”。考虑到教育需求的无弹性,只要有固定的生源,学校更愿意继续原有的办学模式,获得递增的收益。即使迫于市场的压力,学校有时不得不开设一些新的专业或新的课程,但不难看出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3.信息的私有性
按照委托——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学校、政府、求学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政府和求学者是委托人,学校是人,两者同为怀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但作为人的学校与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学校不可能无条件地将委托人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学校办学的真实情况,如教学设备、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甚至劳动力供求状况等,往往构成学校的私有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求学者并不完全清楚。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学校利己动机的共同作用,使得关系中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者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前,作为人的学校可能借助媒体等手段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如夸大自身的教学质量、毕业生实际就业率、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等,来吸引求学者。当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或求学者不具备识别潜在人禀赋信息时,越是劣质的人越容易成为现实的人,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后果,如求学者可能更愿意去追求时髦的专业,较少考虑或根本不知道某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政府可能更愿意对一些具有市场实用价值的学科专业进行投资,而对其实际质量水平知之
甚少等。“道德风险”是指在委托——关系形成之后,作为人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为自己最大限度地增进利益或效用,其结果是损害了求学者的利益,降低了教育质量,影响了求学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一般会派遣专门机构或专人对学校的办学进行评估和监督,并把结果向社会公布,以防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出现。因而以上分析是建立在缺少这种评估和监督制度,或这种制度不完善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受政府委托的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也是具有利己动机的经济人,对政府和求学者而言,他们也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即拥有私人信息。这样,这种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之间具有“合谋行动”的可能,即评估和监督机构或专人接受贿赂,并向政府和求学者报告有利于学校的信息。特别是如果这种评估和监督属于内部评估和监督(注:所谓内部评估和监督是指组成评估和监督机构的成员都是来自学校自身或教育系统内部。我国目前对学校办学的评估和监督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模式。),“合谋行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评估与监督机构或专人与学校联手欺骗求学者,并非耸人听闻,至少具有这种可能性。此时学校即使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调整自己的办学,对自己不但没有多大损失,相反还会获得递增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有着某种确定性的关系是难以指望的。
学校做不到也不愿意自觉地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真实信息来办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搜集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学校为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求学者,政府的投资是根据入学人数来分配的,这样学校缺少搜集劳动力市场信息、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尽管毕业生的就业率关系到学校形象,但在短期内学校往往只注重学生的入学人数,而不顾及学生将来的就业前景,并且学校无须为此承担责任。此外,与个人进行教育选择时一样,“合成推理的谬误”在学校之间也是存在的。
三、劳动力市场工作搜寻特征导致的不确定
按照人们的一般认识,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培训越多,学历越高,就越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不过,当劳动者手持学历文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时,却可能感觉到并不那么容易,遇到的情形也有别于上述认识。
1.求职者的工作搜寻
在更多情况下,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职业一开始时,就会对工作环境、工资水平有一个起码的“心理价位”。即至少必须找到一个工资不能低于某个基数、环境不能差于某个标准的工作,同时对搜寻职业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也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因此,当用人单位开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超过求职者预定的“价位”时,求职者就会接受这个工作,否则就可能拒绝接受,宁愿暂时失业,继续寻找工作,直至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于是,如果工作环境也可以折合成货币工资的话,这个“心理价位”就被称为“保留工资”(reserved wage),[8]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一是学历程度,学历越高这个保留工资水平就越高,这是由于为获得高学历而预付的直接货币成本和间接机会成本高;二是求职者所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分布情况,比如从亲戚朋友、师兄师姐那里或其他途径知道的某些单位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状况;三是寻找到超过保留工资水平的职业所需花费的成本,工作搜寻是有成本的,如交通费、邮费、电话费、化妆费等。
这样,假定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是月薪两千元,现在有单位愿意月薪三千元聘用硕士学位持有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为硕士学位持有者的求职者自然一开始就选择该单位,而没有必要进行工作搜寻。但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求职者不可能或很难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单位的工资率高于自己的保留工资水平,因而遇见第一个有意接收的单位就马上签约显然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明智的行为是继续进行工作搜寻。这意味着如果求职者接受的教育越多,手中的学历越高,预先设定的保留工资就可能越高,从而自己愿意接受的职业或用人单位就可能变得十分有限,选择的范围并没有因接受的教育多、学历高而变得十分广阔,相反无形中变得十分狭小,找到满意工作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小。在这种情况下,求职者的最佳选择是先暂时委身于一个低于自己保留工资的工作单位,但边工作边搜寻合意的工作,一旦找到理想工作就马上离开原单位而跳槽到新的单位去。不过这是没有考虑工作转换成本的。事实上低薪单位招聘录用到一个高学历者是很不容易的,往往会规定服务期,不准报考更高学历等,否则要交一定的违约金,造成工作转换时的交易成本很高,因而可能是得不偿失的选择。于是求职者可能也会选择忍受失业但全力以赴地搜寻满意职业,或被迫降低保留工资水平。总之,即使求职者拥有高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
2.雇主的员工搜寻
与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用人单位一样,用人单位也在搜寻自己将来的雇员。在一个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就业市场上,特别是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的情况下,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学历持有者越来越多,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求职者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市场上高学历的优势逐渐减弱的现实。因为假定相同学历持有者的生产能力也相同,用人单位越来越不需要提高雇佣工资或延长搜寻时间来选择具有一定学历的求职者。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调换已经就业的原有员工和招聘录用新生劳动力,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一是支付被解雇员工的补偿工资;二是招聘录用新员工的搜寻成本,包括时间、选择和考核等费用;三是培训成本,原有员工通过在岗位上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和知识,要想使新员工与原有员工一样有效率地工作,就必须先投入大量的培训成本。如果还考虑到用人单位,特别是国有用人单位在解聘员工时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那么即使原有员工的学历要远远低于求职者手中的学历文凭,随时解聘原有低学历的员工而招聘录用高学历的新生雇员也是不明智的行为。于是,拥有高学历求职者的职业搜寻范围,实际上被挤压到或者用人单位员工自然新陈代谢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或者新兴行业和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劳动力需求等范围内。就是这样狭小的范围有时也是要打折扣的。由于我国大多数用人单位具有解聘成本高的特点,如果没有制度约束,除非特别急需而又无法替代,一般不会轻易聘用高学历者,即使有劳动力需求也会选择搜寻成本和解聘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低学历的临时工,甚至是民工。[9]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对个人就业的积极影响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是确定性地展示给每个人,无数的偶然,无数的可能,无数的作用方式,都有可能改变这种乐观的积极影响。考虑到教育发展和社会就业状况还要受到其他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制约,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而不确定。不过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走向不确定,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收益,因为对有些人来说就意味着机会。虽然人们行为的目的性和对象性决定了人们不希
望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但不确定不等于不可知。认识到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可捉摸,人们对之无能为力。关键是要把这种不确定控制在适度、合理的水平,不能使其泛滥成灾。当前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实施控制,应该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转移和分散不确定性,防止出现较大规模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不协调。循此思路,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引导和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改变依靠国家计划替代个人教育选择的手段。引导是为了避免个人教育选择的盲目性,降低个人教育选择导致的不确定性;尊重个人的教育选择是为了分散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增强学校办学的开放性,努力形成办学特色,增强学校对于劳动力市场自我适应的能力。第三要放松和改进政府的教育管制,建立激励机制,提高政府教育管理的民主化,增强政府教育决策的透明度,以促使个人、学校、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就业形成准确而稳定的预期,避免产生过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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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苌景州.教育投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87-127.
一、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意义。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仅仅只是几句口号,要认识到素质教育的战略意义。全面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制定科学的评价学校、教师及学生学习成绩的机制,是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要杜绝学习成绩一好遮百丑的片面认识,德育乃五育之首,五育全面发展,切不可偏废。
二、正确认识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个性是人的综合素质体现,个性教育着眼开发青少年的潜能,以完善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为根本目的。教育者应从研究学生的差异入手,研究学生的个性发展的特殊情况,使其取长补短。在素质教育的实施中,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能力,找到个人才能与社会的结合点,使教育变为主体的“自由自觉”活动,变为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主动地去追求、自觉地去接受。人的个性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结果,素质教育保证着个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个性发展为素质教育提供内在依据,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营造融洽的师生关系。
学校是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统一体,教师要深入研究学生的心理,力求做学生的导师和知心朋友,凡事做到以身作则,体现出“教师无小节,处处为楷模”的师表形象。对学生及在师生之间始终坚持公平的原则,更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失时机地塑造学生积极成功的自我形象。师生关系一旦融洽相处,工作就容易开展,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许多教师的实践证明:教师的一份爱心、一个赞许的眼神、一句激励的话,一次表扬都能引发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使学生铭记在心,终身难忘。因而,营造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尤为重要。
四、抓教学,重集体活动,开展好课外活动。
各学科根据自身学科特点渗透素质教育。同时重视集体活动中的素质教育。集体活动是培养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充满竞争的各种竞赛活动,赏识成功教育与正视失败同样有价值。课外活动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素质教育的质量,学校及教师应高度重视,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特长的课外活动,如:成立科技小组、美术小组、音乐小组、生命科学小组等,并定期组织活动,有专人指导,力求做到全面而又有所长。
五、发挥心理教育课的作用。
心理教育课的内容包括学习心理教育、健康的情感教育、社会及人际的适应教育、青春期的心理教育、健全的人格教育、爱国主义的国格教育。学校可开设心理健康课,并尽可能创设意境,让学生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
六、加强劳动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
德国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做家务。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造成孩子生活能力低下。“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乃生存之本,通过对劳动重要性的认识,改变轻视劳动的观念,培养起劳动的情感,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劳动,体会劳动艰辛的同时,也体谅父母、别人劳动的辛苦。要相信:只有参与劳动,才会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才会勤俭节约,把勤俭节约与热心帮助经济困难学生结合教育,即可一举两得,使学生的劳动观念不断增强。
七、严密的管理制度和依法治校是保障。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要坚持“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的宗旨,切实加强校规校纪建设,确保学校规章制度的落实。在评价上可采用个人德育评分及班级月量化考核及“文明宿舍”、“文明班级”的争创等。同时聘请法制宣传员进行法制的宣传教育,走依法治校、依法兴校之路。
八、社会、学校、家庭、师生共创育人环境。
摘 要:分析广州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发现劳动力市场总体需求旺盛,供不应求,结合劳动力三次产业需求现状与行业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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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广州市统计局.2012年广州统计年鉴[Z].2013.4.
[3]广州市招生办.二一三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Z].2013.7.
[4]教育部.2013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高专拟招生专业设置备案结果[DB/OL].http:///mspMajorIndexAction.fo?&startcount=600 .2013.07.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Z].2008.12.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间断过,且已发生了流转,出现了流转经常化、流转区域分散化、流转行业多元化、流转主体代际化等现象(,201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297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1985年增长了16264.5万人,增幅达242.3%。然而,2009年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有712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3.4%,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系统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属Lewis(1954)提出的著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Rains和Fei(1961)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并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展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劳动力转移理论,大量研究人员对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教育虽然不是引发和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的研究理论中,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正向作用(陈玉宇、邢春冰,2004;盛来运,2007),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动机和能力(朱农,2005;程名望、史清华,2006),并能有效提高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李实,2001)。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得一个人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分别增加2.2%、3.2%和1.5%(陈玉宇、邢春冰,2004),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0.3个百分点,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Johnson,2003)。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此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可以降低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和心理贴现率减小;二是教育能够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能力的信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迁移者更容易被雇佣,也比较容易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产业,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而且大大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张林秀等,2000)。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愿意从事农业,非农劳动参与率低。与正规教育相对应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大量研究证实,专业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任国强,2004),大大提高其非农就业的机会(盛来运,2007)。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差异,二者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基于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早期研究者的经验,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因素,并引入人均加以控制,来检验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自变量,把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为消除不同计量单位可能产生的异方差,采用双对数模型,对等式两边的所有变量取对数,具体模型如下:
LnLt=?琢+?茁1LnRHt+?茁2LnGDPt+?滋t (1)
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RH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滋t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考虑各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影响,故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的滞后项,滞后阶数将根据估计结果的优劣进行确定:
2、变量分析与数据来源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因计算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由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减去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得出,由于统计指标变化,2006―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前面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其中2008、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用当年总的农民工数量代替,2006、2007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临近5年农村劳动力数量加权平均值。数据来自1986―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统计公报》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单位:万人)。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由农村总的劳动力数量乘以各种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再与教育折算系数相乘得出,公式表示如下:
(3)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i表示第i个受教育程度;P表示农村劳动力数量;Q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渍表示教育折算系数。关于教育折算系数,胡永远、周晓和李勋来进行过讨论。胡永远设定的教育折算系数如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1,小学为1,初中为1.2,高中为1.4,大专及大专以上为1.6;周晓等则分别定为1、1.07、1.254、1.308、1.643;李勋来等设定为l、1.1、1.2、1.4、1.6,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小。本文计算农村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了李勋来测算的教育折算系数。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第三,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元)。
3、实证分析
对不同样本期间内的模型(2)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删减不显著变量,最终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从各估计结果的F值以及调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5%显著水平上,且通过了t检验,说明模型的估计值比较显著,即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关系。
从所有的估计值来看,人力资本总体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明显的推动作用。大样本期间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促进作用,不同的滞后期,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但总的来看,推动作用大于不利影响。从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期间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相关关系;但估计值也存在差异,1995―2009年间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就大于1985―2000年间人力资本的作用。
从掌握的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得知,近期子样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另一子样本,这说明人力资本促进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第二、三产业繁荣起来,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缩减,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量会迅猛增加,而技术劳动力又体现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上,这就解释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决定型的市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985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教育投资使得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从而提升了农村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较高要求的职业,大大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然而,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容易发挥出来;反之,则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不大,甚至有不利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与结论,要加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增加教育投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发展重点的形势下,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使其具备转移的主观条件。
二是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大教育投资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程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增加教育投资额度,同时要注意教育投资结构。因此,增加正规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作用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资,改革农村的教育制度,确保农村教育的质量。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JY06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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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人教育价值释义。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它是关系的客体与主体在一定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用性满足或积极作用,是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同主体需要之间的吻合。客体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本身对主体的的满足程度。
在成人教育范畴内,成人教育的主体是社会的人,成人教育的客体是成人教育活动。成人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作为社会的人有着接受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存在、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人的发展,满足了这种需要。人们对于成人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的根本因素在于人们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为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改造,自身有着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在特定的范围内使人的发展的需要得以实现。成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现于成人教育主体的需要,以及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
由此,成人教育价值可以表述为: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活动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需要之间的一种满足关系。显而易见,成人教育价值存在于成人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是成人教育发展动力。
2.成人教育价值的形成。已经走上社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以及作为人本身生理与心理的发展,产生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有需求,也就有了创造价值活动的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中,主体的需求——人对价值目标的追求起主导作用,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核心。而成人教育客体——成人教育活动有着促进成人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功能,能使社会的人接受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客体的存在和功能,就不可能产生价值,成人教育客体是成人教育价值产生的基础。
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统一,客体的功能满足了主体的需要,才能形成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成人教育价值形成的过程。成人教育主客体的相互运动的过程,表现为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方面。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是指社会的人作为成人教育的主体,其需要作用于成人教育客体,使成人教育客体从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主体的需要,与主体的需要相接近。成人教育活动在主体社会的人的需求导向下,被主体所制约,并具备了主体需求的特征。
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化,是指成人教育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它影响、限制、改造着社会的人,进入主客体关系后,接受教育,被客体限制和改造,按客体所设置的教育目标,得到充实和发展,具备客体所规定的人才规格的特征。
成人教育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运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制约,以及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成人教育价值的产生是成人教育主体客体双向运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人教育价值是成人教育主体价值和客体价值的总和,主体因客体而获得价值,客体价值因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体现。
二、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存在及其特性
在以前的研究中通常把教育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使劳动者和物质生产部门均取得收入的增长。
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成人教育过程始终是围绕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发展从业人员的岗位技能,形成教育经济价值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劳动者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于智力的开发和技能的训练。人们的科技水平、生产技能的提高有赖于教育和培训。成人教育的教育培训功能与劳动能力提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劳动者的能力增值,即劳动者增值有着直接的作用。通过成人教育可使简单的劳动力加工为复杂的、较高级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教育使劳动者劳动能力形成并增值的过程。成人教育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不间断的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阶段都能得到提升。劳动者智能和技能的提高直接效益显现于个人收益增加,同时生产效率提高自然会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也是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实践的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
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在教育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在价值的创造中显示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经济价值的实现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教育经济价值的固有特性的表现: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双重性。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特征。在成人教育活动中,作为客体的成人教育本身和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同时都体现了经济价值。成人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精神上的效益、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人教育主体实现其经济价值同时,客体经济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教育的直接效果不是经济价值或经济效益,教育的投资功效并不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实现,而是必须在教育过程完成后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偿还。和其他类型教育投资一样,成人对教育投资变为教育能力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有一个知识能力转化的周期。事实上,由于成人的学习特点的业余性也使学习到的技能可以相对较快地应用于工作,与青少年学校教育经济价值相比,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间接性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相对于其他投资来说,间接性还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特点之一。
3.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显著性。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动因是教育。依靠教育的经济价值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近现代世界经济运行中的显著特点和成功经验。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计算出美国从1900年~1957年的50多年里,物质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教育投资所增加的利润却高达17.5倍。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教学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普通教育资源和闲置社会资源来进行,成本低、需要投入相对小的特点也决定了成人教育无论是短期培训还是学历教育的费用相对较低。基于此,成人教育投资的高收益特点也是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显著性的具体表象。
4.成人教育经济价值的长效性。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持久显现性,它不会突然显现出来,也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作用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知识到技能和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经由成人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只要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就能长效地发挥效用,即使从事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作,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教育能力也能发挥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由教育把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作用效果更长久,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更持久地显现于经济运行中。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1.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的理论分析。马克思关于教育将影响经济价值形成的思想,对于认识教育的经济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依靠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力或科技人才,是不同于简单劳动力的。因要修改一般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劳动部门获得熟练和技巧,变成发展和特殊的劳动力,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无论如何是必要的。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指出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同时指出劳动力能创造新价值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多少,一般情况下,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延长劳动力的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那么劳动力就会生产出更多的新价值,社会财富就会不断增加,经济就会不断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产潜力和经济价值的认识。将人力归结为人力资本,明确强调了人力资本的内在质量对于财富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人口和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便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升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应用,还会导致物质资本生产率的改善,减弱、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现阶段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的束缚,将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强调人的智力、素质、道德修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提升实践。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体现其经济功能。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体现其经济价值。现代经济、现代生产之所以向成人教育提出各种需求,其原因也是因为成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具有社会经济功能。基于此,我们认为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进程中,成人教育发挥持续进行劳动力开发功能、有效实现生产力转化功能和促进生产力全面发展功能,其自身的经济价值无疑也因此得到提升。
(1)就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能够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能够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通过劳动者的训练来改造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2)就间接性而言,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性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突出的表现在于训练了全体劳动者适应知识和技能持续演变的能力,并培养了劳动者适应经济发展的习性与态度。这样的间接功能,在实现社会经济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教育;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总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挤占城镇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实现农业产业化为导向。培养农业产业专业人才,农产品净加工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深加工业,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放在农村就地转移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到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福利水平,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关键词: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民办高校与教职工的聘用关系受劳动法律体系的规范与调整,同时开启了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时代,也对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民办高校发展历史不长,办学仍处于初级阶段,其办学起点、模式和体制直接导致其劳动关系多元化,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劳动关系不稳固等典型问题的大量存在,使得劳动争议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直接影响到民办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本文深入分析了影响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构建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一、影响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民办高校办学主体复杂,办学形式多样,导致劳动关系多元化。首先,民办高校一般均有多方投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重大事项、相关制度和人事改革等均需通过董事会,从而导致各类政策出台及执行过程等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的后果。同时因为民办高校基本上没有国家财政性经费,主要靠学费收入支持运转,所以办学人都把生源和规模看得很重,在受招生计划制约的情况下,大部分民办高校会寻求出路,包括开展不同层次的办学,如争取硕士点,开展本科教育、高职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各类培训合作班,甚至为解决教职工子女问题办幼儿园等,办学形式多样,这样不同层次的教职员工以不同身份形式进入学校,从而导致劳动关系多元化。2.民办高校机制灵活,用人形式多样,导致劳动关系复杂化。民办高校的人事管理工作由于办学体制、资金筹措体制和管理体制上与公办大学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用人制度。在人员聘用上一般有事业聘用制、劳动合同制、退休返聘协议制、临时用工制、柔性聘用制等多种用人方式,用人方式多样导致用人管理多层次化,法律关系交叉复杂法,具有事业编制的双方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受事业单位聘用相关法律和劳动合同法共同约束,没有事业编制的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双方签定劳动合同受劳动合同法约束,退休返聘的签订协议并受单位相关规定及民事法规约束。同时教职员工来之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层次多,人员素质差异大,文化认同、生活习惯和各地政策不一致性等加剧了民办高校劳动关系的复杂化。3.民办高校跨越式发展,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劳动关系不稳定。随着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各学校起点、模式、实力、发展思路等存在诸多不同,同时受民办高校办学历史短,投资形式多样,家族式传统管理和有限的办学水平影响,大部分民办高校至今还没有建立科学、系统、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各层次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不明确,校内机构设置不规范,责、职、权分配不尽合理,存在校长的权力过于集中,或部分校领导参与管理机会小、功能单一,难以发挥管理作用,内运作缺乏约束和监督等,使决策失误、权力失衡、分配不公和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出现,从而导致人才流失较多,劳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构建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与对策
1.创新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新理念,建立人人都是人才的思想,为构建民办高校以“和谐劳动关系”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打好思想理论基础。在民办高校的生存和发展中,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树立人才资源是民办高校的第一资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已成为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工作重点。但要构建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则要在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时树立人人都是人才的全面人才观。一所民办高校,既需要一个熟悉高等教育办学规律、视野开阔、同时能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领导团队和一大批博学多才搞教学科研的高层次人才,也需要一批德能兼备、善于管理的行政、教学管理人才和需要勤勤肯肯的后勤工作人员,方能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能顺利、规范、高效地运行。学校应制定各级各类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从合理配置、优化结构、提高素质和加强能力等方面推进教师、科研人员、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后勤人员队伍建设。在各类各级人才的引进、使用、管理、培养、选拔和相关部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应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具体并配套的政策,同时操作必须到位,将民办高校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为构建民办高校以“和谐劳动关系”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打好思想理论基础。2.充分发挥民办高校机制优势,建立民办高校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健全民办高校职工权益保障体系。民办高校劳动关系明确的讲就是学校与其各类各级教职员工之间形成的具有劳动契约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构建学校和谐的劳动关系却并非是简单的学校的内部事情,这只是作为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微观基础,不可避免的牵涉到政府、学校、工会、教职工和社会等相关各方,所以民办高校要充分发挥民办高校机制优势,建立民办高校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政府要进一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并尽快研究制定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政策和措施,切实建立和落实民办高校教师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对民办高校的税收、土地、费用资助和人才引进等优惠政策,规范劳动关系,构建民办高校扶持政策体系。工会为民办高校内设机构,应积极发挥自身的桥梁作用,既要注意引导教职工服从学校的管理,广大教职员工的正确利益诉求又能给予积极反映,成为校方与职工之间的协调者,以维护学校内部良好的劳动关系。同时教职员工要本着“有理、有节”的策略,积极主动与学校对话,作为劳动关系另一主体争取自身的话语权。社会其他如宣传媒体等要起好正确宣传和导向作用。各方应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努力促进民办高校劳动关系的和谐。3.创新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实施人员分类管理,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薪酬体系,全面完善和推进劳动合同制,进一步规范民办高校劳动关系。民办高校用人机制灵活,用人形式多样,一般有在职聘用、退休返聘、劳务派遣、柔性聘用等多种方式,办学也涉及多层次,如本科、高职、中职甚至校办幼儿园,所以各类各级教职工员给予合理的分类是必须的。首先,根据办学层次予以横向分类,本科、高职均属于大学层次,中职一个层次,幼儿园一个层次,后勤服务一个层次,同时再根据人员性质在职、退休、劳务派遣、柔性聘用给予纵向分类,从而根据分类情况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薪酬体系。在构建新酬体系时首先应考虑“以人为本”,充分发挥薪酬的保障和激励功能,有利于吸引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形成稳定的教职工团队,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第二,应坚持公平公开、规范合理原则,确保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确定有合理的工资结构,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做到公平公正,确保过程公平合理、规范有序。第三,应突出层次特色,如在大学层次应坚持学术为本,突出重点原则,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坚持人才强校,收入分配政策要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向中青年骨干教师倾斜,向教学与科研工作倾斜,有利于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术水平。第四,应坚持注重业绩、竞争激励原则。充分发挥民办体制机制的优势,注重工作业绩,加大业绩考核的比重,优化竞争激励机制,努力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在确立科学薪酬体系的同时在民办高校应全面完善和推进劳动合同制。首先应切实利用《劳动合同法》规范民办高校劳动关系,确保每一位教职工员与学校订立劳动合同;其次应规范订立劳动合同,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依法定程序正式签订完整有效的劳动合同;最后加强劳动合同的管理工作,完成相关规章制度,确保按法律程序规定做好教职员工合同的解除、终止、续签等工作,解决人员能进能出问题,同时在规范劳动关系的同时,使劳动关系在调整中实施和谐。4.培育具有特色的民办高校校园文化,进一步营造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具有特色和优良的校园文化能赋予师生民主、人文并富有生机的环境,是构建和谐校园和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由于民办高校办学总体仍处于初始阶段,发展快,历史短,文化沉淀少,所以培育民办高校和谐特色校园文化,营造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势在必行。首先,民办高校应该具有客观务实和一定特色的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生存理由,也是学校的生存动力和生存期望,更是一所大学文化的灵魂。它是基于教育发展方向宏观把控基础之上的微观思考,对学校的全体员工具有一定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第二,要有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要充分利用民办高校灵活的机制体制,建立规范、灵活又人文的开放的环境,上下层级、平行层级相互尊重、和谐融洽成为这环境的主要基调。第三,要有和谐融洽校园文化环境。一方面要美化、优化我们校园的外部环境,要具备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有建设突出的人文环境,充分利用民办高校灵活机制体制,搭建各种形式的民主平台,让各级各类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营造民主、和谐的管理氛围,使全体教职员工的职业发展、教育理念、角色认同、价值取向等与学校的主体文化协调一致,营造出民办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作者:王海红 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施斌.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发展[J].当代经济,2008(10):112-114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就业;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3-0029-04
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在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对社会影响越来越突出,大学生就业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探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促进社会就业增长的关系变化及应对策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关系的转型
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m.blaug)曾经指出:“人们把有限的积蓄,甚至不惜举债筹款来支付教育费用,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将来获得金钱和非金钱的回报。”显然,这种回报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后能否顺利地实现就业。西方经济学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首次将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分开、劳动力质量与数量分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教育在提高人的就业能力、促进职业变迁等方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部分学者也都赞同此观点,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高等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9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我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其次,我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上述作用,认为高校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最后,我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高等教育的收益状况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高等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依据。
然而,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的关系存在确定性的一面,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之伴随的各项教育改革也如火如荼,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调整,每年以大约40-50万人的扩招人数增长。截至2011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316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9%,已然从过去的高等教育精英教育阶段迈入了大众化普及教育阶段。无疑,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教育供给不足、社会劳动力质量水平低下的局面。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其对社会就业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高学历人群中失业人数日益增多,人们过去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就业“优势”已大为减弱,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的关系已悄然发生了改变,正在由以往的确定性向不确定性关系转型。
二、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关系转型的原因分析
1.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非常规化
国际上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对我国而言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带有明显的“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功利性,发
展速度过快、过于仓促。自1999年我国政府做出高校扩招决定后,当年即扩招47%,发展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绝对数量上全球第一,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而这样的“成果”,美国却用了近 3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堪称世界壮举。然而,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我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率远不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扩大,客观上引发了毕业生的就业难题。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斯潘斯(a.michael spence)提出的教育信号理论可以很好解释此现象。教育信号理论认为,学历的信号功能对劳动者获得就业岗位及报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随着扩招造成的高等教育人数剧增,大量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致使教育的信号功能弱化,雇主很难从就业市场中筛选出合适的雇员。在这样的情况下,高能力者为了把自己从相对低能力者中区分开来,以获得满意的就业,遂不得不继续进行教育投资,本科毕业后继续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个人对高等教育的追加投资进一步为国家扩招提供了现实依据,而扩招又进一步造成高等教育信号功能的弱化,再次造成高等教育过度投资,并且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的影响因素。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皮奥里(m.piore)、多灵戈(p.b.doeringer)、卡诺依(m.camoy)等人提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被制度性地分割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等类型。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要求求职者应具备的教育水平不同,在工作报酬、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晋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一些研究者提出我国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市场即是一个多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分割的因素包括区域和制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行业的限制、工作经验的限制、就业时间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对立。东西部发展差距显著,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给毕业生就业选择带来困扰。城乡、地区间收入差异明显,社会保障城乡分割,个体求职成本存在巨大差异。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取决于他们的就业收益预期和机会成本。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的现实国情下,到乡村和西部求发展无疑不利于毕业生们就业预期的实现,同时也增加了毕业生就业的机会成本。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广大毕业生仍不情愿到农村和西部就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教育与就业关系不确定的根本原因。 3.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社会就业需求结构不一致
劳动力就业市场对劳动力与人才的需求,既表现为一种数量的需求。也表现为对劳动力层次与人才学科专业结构的需求。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与社会就业的关系,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比如:一些研究者基于1998-2007年数据,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高等教育各层次的招生人数的变化确实影响到就业结构的调整,尤其影响第二、三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在于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变化,高校在面对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时,常常是被动的,反应滞后的,而恰恰是结构问题,已经凸显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第一位的大问题。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突出。首先,我国高校扩招缺少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动力,也不受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制约,导致高校一味追求扩大规模,忽视市场需求,专业的设置及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形成人才培养结构严重失衡、毕业生数量激增与就业越来越困难并存的局面:其次,由于人才培养质量、学校特色定位没有相应的政府计划指令和促动,各高校片面追求学生数量最大化,于是专科学校效仿本科学校、本科学校效仿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则力求学科更齐全,致使专科学校到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和培养模式趋同,忽视质量和特色的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严重脱节,在这种情形下,毕业生就业难。结构性失业自然不可避免出现。
4.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滞后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然进入大众化阶段,但
毛入学率仍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和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就业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很多毕业生仍然以精英教育的就业观念来指导自己的就业选择,就业预期过高,出现“东高西低”、“眼高手低”等现象。比如,在就业地域的选择上,偏向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一线城市,有意向到西部及边远省区的毕业生甚少:在就业单位的选择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成了毕业生们的“宠儿”,而很多中小型企业急需人才的空缺岗位却无人问津,当前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报考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工资收入预期上,毕业生的期望值与实际值也有较大差距,这些现象充分表明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存在很大误区,带有一定的盲从性和不合理性,许多高素质人才找不到合适工作,人才浪费愈来愈严重。结果出现了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三、应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就业不确定性关系的策略
1.转变观念,拓宽就业领域
首先,要教育引导毕业生积极转变观念。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以及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组织实施好 “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西部志愿者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到村任职计划”、“农技特岗计划”等各类基层就业项目,进一步拓宽毕业生基层就业渠道。其次,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稳定灵活就业。全面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基地建设,进~步加强创业政策扶持和创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最后,大力加强就业指导、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高校要建立职业生涯发展和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要根据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特点,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完善服务措施。将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就业援助体系等。
2.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时期,产业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产业结构调整应充分考虑社会的接受度和经济发展的延续性。做到既不失时机地进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又不因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造成大规模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要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着力发展既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又具有较强吸纳能力的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实施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技术战略,带动生产性就业岗位增长,努力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大力发展具有增长潜力的生产业和生活业,创造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机会。支持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现代农业建设,鼓励农业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府在安排投资、重大建设项目和制定产业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扩大就业的需要,探索建立投资带动就业评估机制,更好地发挥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政府应及时和宣传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专业领域的人才规划,引导高等教育根据行业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其实质是一部分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教育投资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收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因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这种转移过程也会增加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从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中心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摩擦的。事实上,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因此,要想使这种转移过程没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须让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相应的技术,而这就需要教育。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
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事实。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摩擦,阻碍了二元经济的良性发展。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力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时期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用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训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十分注重对人力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投资的收益是预期的。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收益率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成本带来的收益是多于物质资本的。在不发达农村地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而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重点应当是普及初级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第三,在发达国家,私人人力投资收益率都大于社会人力投资收益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教育投资,要调动农民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与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效应。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流动劳动力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这促使一部分进城民工为了进一步适应竞争而对提高自身素质进行劳动力教育投资。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还体现在它能对自身的转移效应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预期收入效应。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相对较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
信息获取效应。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对其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心理适应效应。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之一般的农民工,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