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4: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和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重要影响之一。在旅游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贵民”亦即“重民”的民本思想启迪我们要重视“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旅游管理置“人”的管理于重要的位置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
（二）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
“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对旅游管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现代旅游企业管理中，现代旅游企业重“人和”的企业凝聚力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重要性。除此之外，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也是“以和为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服务管理上从“条规约束”向“无为而治”的转化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就是说内有圣人之德，外行王者之政。在这里，圣人的人格魅力起了很大作用。简而言之，就是要做到“以德服人”。旅游企业管理者在进行旅游管理的时候，应注重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自身的人格魅力，以道德榜样来影响他人，尊重员工，处处为员工着想，注意树立自己的人格榜样，这样可以赢得员工的信任与支持。
二.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策略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促进作用，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一）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
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在旅游企业管理中，我国的旅游资源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科学规划旅游地区的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突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调整优化老城区，是在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旅游文化的重要举措。所以旅游管理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按照科学合理的原则做好旅游地区的规划。
（二）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
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是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对旅游管理而言，在文化旅游理念的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开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工作，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价值功能、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传统文化意识，做好文化旅游基础性工作，促进文化遗产永续传承。
（三）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也至关重要。传统文化旅游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含量高的旅游形式，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新时期的旅游活动不会局限在观光旅游的初级层次，而是一种多方位多层次的旅游方式，旅游区必须结合我国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开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旅游新产品，创造和凸显本地旅游的特色，使旅游业的发展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
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形式，开展多元化、多样性的旅游方式，是现代旅游的必然要求。旅游管理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发展参与式与体验式的我国传统文化旅游形式来实现。旅游作为需要用心灵感悟的精神文化产品，要求旅游管理者为旅游者提供身心参与的进入方式，在旅游中经历心灵震撼。如红色旅游的兴起，就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管理 优越性 挑战
中国式管理，就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及心理行为特征，以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的管理体系。中国式管理的最基本的理念是“天人合一”，以“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为三大理论主轴，强调把人与自然看成是相互联系、和谐一致的整体，寻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融合，把主客体的和谐当做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即通过人的自我修养，达到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天下趋于大同。
一、西方管理思想反思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加深，建立在西方管理制度上世界经济运行体系所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前些年印度工厂“毒气泄漏”事件，东南亚地区的“血汗工厂”，诸如此类的跨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伦理问题不断被人们揪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高度的趋利文化管理方式难辞其咎。
诚然，由泰勒、韦伯、德鲁克等人构筑的西方式管理制度有其很强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没有这套制度体系，就不会有现阶段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有理由继续坚持运用这些成熟的制度方法继续指导我国企业的管理。正如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所说的那样，“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只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就是无能了。”管理一旦成为模式，就成了过去，只是经验之谈，而市场和企业本身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很多情况下，西方管理制度体系与中国的管理现状存在明显差距空间，某些环节也是存在缺失情况的，由此导致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与其置之不理，不如果断采取措施加以修缮，当然，这种“修缮”并不是对原有制度的缝缝补补，而是对体系的核心进行重新的设计和定位，这显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
二、中国式管理思想优越性和发展机遇
当前，世界各地区文化之间交流频繁，冲突也不断增加，因而迫切的需要包容性更强的中国式管理思想来应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式管理尊重个性和多元性，应变能力强，适合21世纪的变动不断、丰富多彩的环境。中国人崇尚与他人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所以中国式管理很容易赢得其他民族的认可。
二战以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腾飞的经济体，代表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学者们对这些经济体的研究证明，他们都是通过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市场经济体系。2000年，进入WTO之后，这种进程也迅速提速，中国作为一个技术、管理水平都十分欠缺的后发国家，过去的经济腾飞，是值得国人骄傲与自豪的，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推进，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健康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经济体一样，为我国的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服务？
在当前经济危机阴霾未散的环境下，世界经济能否摆脱困境，避免二次探底，现在仍不得而知。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都会面临重新洗牌的混乱局面，当然，出此言，并非意味着对未来经济失去信心，有“危”就有“机”，中国企业可以在这段时间静下心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三、中国式管理隐忧
1.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墨道法群星璀璨，究竟哪个是中国哲学的体系核心我们不得而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了许多优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也混杂了不少的糟粕。因而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利用中国式管理时既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与继承，古为今用，又要扬弃与更新，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眼光局限与中国文化上，事实上，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体系，工作量之巨，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2.中国式管理实践积淀不足，造成理论的相对空虚。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管理实践尚才有30年，商业理论几无积淀，国内企业与西方企业主要还在于阶段性差别，而如果在此时推进中国式管理，缺乏有说服力的案例则让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推进发展带来不少隐忧。美国式管理的福特模式、日本式管理的丰田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管理却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这是一种遗憾，同时更是中国式管理推进的一个很大障碍。
四、中国式管理展望
管理从来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有合适于不合适的区别。管理者要把管理思想与企业自身状况相结合，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中国式管理并非是对西方现代管理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理性对待西方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同时，为其锚定一个核心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恰当的借鉴，为我所用。
中国式管理思想根植于我们的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土壤，兼容并蓄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长于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企业，因此它更适合于中国的企业文化，适合于中国的民族特性，我们也期待中国式管理能在世界管理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综合创新”或曰“综合与创造”是文化的。这是张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初就揭示的。即综合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民族的新文化。当时先生称之为“综合与创造”。在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综合创新”四字出之，这就简明而又完整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地论证了，不论是“华夷之辩”、“欧州中心论”，还是“独尊”，都悖离了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可惜这么重大的思想成果不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国者”，甚至学界的重视。“道既已大修而不用”，非哲人之丑也。
文化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东方哲人揭示，这并非偶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由生息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部落逐渐融汇发展为炎黄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以夏、商、周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为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三晋文化、胡族文化等。孔子综合三千年的华夏文化而创新为儒学，进而引发第一次文化的先秦百家争鸣。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主体的儒学生来具有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品格。所谓综合创新，既站在人类的立场和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他种文化，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反对自我中心和自以为优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种文化，实行文化殖民主义；又主张每个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立场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民族新文化。所谓以我为主综合他种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论为本、为体、为“语法”；并且从“语法”意义上去综合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成就。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文化的产生和交流都有具体的时空条件。从表面上看，儒学是宗法封建的产物，比之近代商品基础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它落后了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应该承认，特别是秦汉以来直到近代，后儒沦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从根本上说，儒学是炎黄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不断综合创新，对天命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反思的过程中，为回答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孔子在发现人的个体人格，揭示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创立的，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体系，如果西方同胞认为西方文化是较之他种文化（包括儒学）为优的人道主义体系，葡萄并不酸，我们不仅没有异义，而且十分赞赏西方同胞（孔子的弟子子夏教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的这种自尊和自信，这正是值得我们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种自尊和自信。如果真是这样，这不仅是西方同胞之福，也是全人类之福。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学而》）所以也是中华民族之福。东方文化不会因为有某种文化比它更优秀而妒忌，或自甘落后，反而会因为有个可供学习的参照系而奋进。生来就具有综合创新性格的儒学，在历史上从没有、现在更不会实行文化侵略，当然，我们再也不会“全盘西化”了，再也不会自我文化殖民地化了。
我的这种观点西方同胞是应该能够接受的；但也很可能有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虽然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但思想家和家对文化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说，思想家比较容易站在民族长远利益，甚至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看问题；而政治家则比较多地站在民族当前利益，甚至采取狭隘民族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立场。而这两种观点的，又往往是政治家的远远大于思想家的，并且权力和舆论工具又操在政治家手中，更何况西方文化本来就片面强调斗争。当然，“西哲东哲，心同理同”。西方文化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体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是它的特点，也未尝不是它的优点。问题只是片面夸大斗争性，特别是当它处于强势地位，斗争对它有利的时候。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文化内部的斗争大於东西文化的斗争，西方同胞应有自食其果的切肤之痛。虽已太晚，但毕竟已经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整体反思。强调矛盾双方和谐均衡发展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越性已初步展现，并在逐步摆脱被动的劣势地位。特别是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已被揭示，所以，东西文化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每个民族皆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主，综合创新民族的新文化，进而共同综合创新人类文化的也就到来了。人类新文化必然是集一切优秀文化精华之大成；而又消除了在历史异化途程中，由于时代、民族、国家、阶级、地域和宗教信仰等原因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只有基于人的本性的永恒目标全面深刻的人道主义。值此之际，适逢世纪之交，千年之始。这个时代在呼唤着能站在人类立场和历史高度，超越东西文化，能为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的人类思想家；而不是抓住异化低谷时期的遗毒的文明冲突的现象，而刻意炫染，以维护某一国家，某种文化的优势地位的谋士。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两次。一次是汉末以来的佛教东传，一次是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佛教外传本来也是争正统，做国教为目标的。当时中国虽然内乱外患频仍，但总体来说，社会处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包容欢迎态度，这就使中印、儒释两种异质文化基本上按照中国文化的方式实现了交流。佛教在中国大地扎了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参与了以儒学为主的综合创新，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佛教本身也在本土衰微的情况下，不仅免于中绝，反而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如密宗）、新生和再造，它也以我为主综合中国文化而创新为中国佛教；使佛教既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又发展到新阶段；形成新的佛教中心。这是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近代西方文化东渐，它以强大的商品经济和先进武器为后盾，改变了初期天主教和平传播文化的方式，进而想强制推行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战胜和取代东方文化，变中国乃至东方为文化值民地，进而变为殖民地。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和文化宽容态度的中国人的警惕，被迫针锋相对地采取斗争的方式与之对抗。
结合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依托新媒体大环境提供的优势平台，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两微一站”建设为抓手，以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为主线，以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为依托，多维度、全视野研究新媒体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路径与方法，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育人贯穿学生思想领域和教育全过程。探究“互联网+”模式下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具体需要分析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网站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同时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从而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一、新媒体环境提供传统文化育人优势平台和渠道
新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新媒体可以为传统文化育人打造“载体合力”，提供更加有优势的平台和渠道。
1.新媒体能够为传统文化育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共享平台，使内容传播更加灵活
新媒体工具的先进性、形式的多样性、渠道的宽广性、空间的无限性使它成为各类价值观都得以传播的平台，媒体工具转变为各种影响力量都可共享的信息平台，这为形成合力提供了信息资源和灵活便利的工具。
这样一来，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大学生就可以有更多的平台接收信息，信息的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传统文化讲堂、思想政治理学习、德育育人活动开展等，都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来丰富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比如进行即时直播以吸引学生，在线上做推广和宣传，让活动的覆盖面增大，也可以链接网上资源，更可以在线信息，进行投票等，这些都能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单一方式，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互动模式。德育教师和学生们都可以成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用户，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无论是德育教师还是学生都能在这一平台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共享更多资源，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也会增强。
2.新媒体能够吸引更多的受教育者，使受教育群体的参与度得以提升
使用新媒体，只需拥有一个客户端，就可以随时进行信息的和接收。一方面，在信息渠道上，无论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的拓展，还是学生或者德育教师的个人行为，都能做到方便快捷、廉价实用；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提出反馈意见或者表达个人观点时也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因此享有更大的空间。从这点考虑，基于全体师生的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变得越来越强势，传统文化育人的方式愈发多样，参与度得以提升。
3.新媒体能够加速信息的传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即时性得以实现
由于新媒体不仅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功能，而且还具有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能通过媒体联动或资源共享等方式来加快信息汇集，加速信息的传播和扩散。通过新媒体的信息可以即刻到达用户手中，这样信息传播的速度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高效，传统文化育人的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比如，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创建和管理的官方微博和微信订阅号等，都可以成为传播信息的便捷平台，这样使得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功能的新媒体特性得以充分利用和发挥，让传统文化育人通过新的渠道进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来。
二、新媒体环境下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的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不断发掘和利用的资源宝库，特别是对于东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而言，要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来规范学生的行为，用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来树立学生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注重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品格，使之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当代大学生，真正做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
在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这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基本品质，只有不断树立对传统文化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让大学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各高校可以着重整理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容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六艺”，即古代读书人要求的六种技艺：礼、乐、射、御、书、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扩展成为“新六艺”，形成要求学生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即礼仪修养、音乐鉴赏能力、体育活动能力、驾驶能力、学习能力、数学能力。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新时代的“新三纲”可以定义为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爱情；如“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新五常”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具体体现。这些都应该是传递给学生的正确价值观，让学生自觉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时间来到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即社会主义不仅是民主的和富裕的社会，而且还是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建设和谐社会，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相互协调，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相互尊重和信任而呈现出的稳定，平衡和充满活力的状态。
1 社区文化的基层性和全局性
社区是一定地域内的家庭间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附着在我们的生活之上的，没有人能摆脱社区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城市的飞速发展，也形成了庞大的社区体系，社区逐渐形成了中国市民联系最紧密的团体。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更能帮助人们建立起基本的信任。社区文化往往被赋予了基本的象征意义和大家庭的内涵，表达了基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幸福追求，对自我愿望的诉求，是现代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社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内在的支撑。社区文化对于社区内部成员无形中产生强大的文化维系力和心理归属感。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社区文化的每一点滴都在为实现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而这一实现又来自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来自每一个家庭的奋斗，到了社区层面就形成了基本的力量。源自四面八方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社区文化天然地包涵着和谐社会全局性的内核，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社区文化夯实了社会整体文化的基础，换个角度说，社区文化就是奠定和谐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2 社区文化的表面性和深层性
社区文化给予人们的感官直觉是人们所处的社区环境。所谓社区环境就是社区居民主体赖以生存及进行社区活动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总和，也可被理解为承载社区居民生存及社会活动各种条件的空间场所的总和，它属于物质空间的范畴。社区环境如同社会有机体的肌肤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人们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建筑物的表面常常变成社区文化宣传的有效阵地。各类布告栏、招贴画、宣传口号不同程度地起着引导、约束、凝聚和激励的作用。这些宣传的文化内容几乎都直接关联着和谐社会的内容。因而，社区环境是通过人们的感官呈现为社区文化的表面的。
然而，社区成员共同营造、呵护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其实是社区精神物质化、对象化的具体体现。虽然这些具体体现是通过社区容貌、休闲娱乐环境、文化设施、生活环境等直接可感的事物来呈现的，但是通过社区环境的感知，社区成员的理想、价值观、精神面貌等深层的文化属性可以清晰地被勾勒出来。例如，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设施就可以充分体现社区关怀生命、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社区理念。
社区文化不仅通过环境来显现，也通过社区居民的行为来展示。社区居民的交往、娱乐、生活、学习、经营的过程就是社区文化的展示过程。这一展示过程既可以使社区成员鲜活地领略到社区文化的多种形式，也可以在过程中动态地感受社区风尚、精神面貌、人际关系范式等社区深层文化特征。许多社区都积极组织开展大中型社区文化活动，涉及教育、娱乐、健身等各个方面，如广场音乐会、元旦舞会、重阳节文艺表演、趣味家庭运动会、游泳比赛、冬季长跑、评选文明户、学雷锋演讲等等。嘉兴市新港花苑社区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开展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均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新年之际，文联、书画社、街道文化站在新港花苑举办“送春联下乡”活动，为居民带来了新春祝福；入夏，社区又联合人民医院举办“送医下乡”义诊活动，社区居民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活动，体会到了来自社区大家庭的温暖。这些文化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社区成员透过社区文化的表象来感受社区文化的深层内容，同时也可以使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文化活动来丰富充实自身。
3 社区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代先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发展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比较稳定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呈现。我们应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北京独特的胡同文化就是依靠了群众的力量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以社区为核心，以社区为平台，利用社区凝聚优势，将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承也是当前中华民族共同创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步骤。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区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新的内容，这就使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社区文化，必然将对传统文化加入新的注释。任何传统文化，都会在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创新，才能发挥出更持久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将“和为贵”的传统理念，发展出“和谐”的文化主题。这样，构建和谐社会，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就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一条主线。这要求我们在建设社区文化时，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予以尊重，对各方面积极因素要广泛调动，唯其如此才能推陈出新，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我们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革新与丰富传统，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报务。传统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型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但这种转型需要社会实践。社区文化建设就是传统文化转型的前沿阵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相结合，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同样，也要不断补充现代化内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结合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梦的蓝图就是未来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通过以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社区文化基层性和全局性、表面性和深层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分析，我们看到和谐社会其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无一不是。但是，和谐社会依托着社区群众文化，社区群众文化承载着和谐社会。社区群众文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本，符合社区群众真实文化需求，其次加强培育社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的人才。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阅读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根，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老一辈教育家夏丏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发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当将语文教育之根——文言文教育，植入学生情感和意识的深处，使学生在语文的精神家园中，提升自己的生命智慧，形成良好的文化品格。
一、现实语文素养的形成，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言功底
古代语文教育所做的就是两件事：阅读和写作。从学生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古文、背书则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先背书，后消化，自然就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古代的语文教育就是抓住了“读写”这两个方面，从而抓住了语文学习的关键。因而“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育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
而现代白话文教育则强调“听、说、读、写”，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家庭社会生活教育。这种生活教育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可以无师自通或自我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但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就造成了继承的障碍。白话文教育的后果是，学生不爱读书，语文素养低劣，对传统文化非常的生疏和淡漠。一旦白话文成为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充斥我们的语文课本，则会导致语文教育远离经典，失去传承，丧失汉语文化发展的本源，从而内心空虚进而走向衰亡。因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应当发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桥梁作用，注重打好学生的文言基础，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其能够自如地运用文化经典来学习各种文化科目，参与社会生活。
二、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有其独特的优势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只教文言文，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言文具有比白话文更大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言文的特点：端庄文雅，简洁精练。在传统语文教育下，学生手不释卷，足不出户，接受信息的渠道只有一条：读书。加上古代记述文字的工具和方式落后，所以只能言简意赅地把意思表达出来，因此重内大于重外，从而造就了很多短小精悍、结构巧妙、文辞优美的艺术作品。而现代白话文教育下的学生，面对的大多是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种信息的感官冲击，导致了他们对表达方式和形式的重视超过了内容本身，语言的经济性和准确性大为下降，从而失去了简单表达汉语的能力。
其次，文言文所承载的是对人文精神的培养。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有着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文化意蕴，是特定时代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审美风尚的浓缩。其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奇特瑰丽的艺术想象和风格各异的审美形态能给广大学生以精神的滋养。正如余秋雨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人格。”文言文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对一代人的终身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大有益处。
最后，文言文教育下的受教育者，语言功底扎实。他们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无所不通，政论、散文盛行当世。文言文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学功底，所以一旦改作白话文，就显得得心应手，从而能将白话文写得精彩。人们常常感叹，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大师们所写的白话文，文笔凝练、端庄典雅、生动鲜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功底。因此，凡是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言功底都相当扎实，作起文章也更加简练、贴切、精致、丰富。
三、大陆与台湾，文言文教育的差异性
台湾国语教育一直推行的是古典教育，重文言、重经典、重传统文化是他们国文教育的主要特色。台湾中小学的国语课本中古典文章占据了约百分之八十，而中学时代还有必修的四书教育。虽然历史造成了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阻隔，但中国几千年的国学文化传统在台湾一直延续。而大陆自1920年白话文运动开始之后，语文教育一直是白话文教育，国学经典在其中占据的分量不过百分之二十，到了时期这种白话文教育达到。也就是说，大陆的语文教育与中国国学传统隔绝了将近一个世纪，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大陆中断已久。虽然近年有所好转，有的教材文言文篇目增加，但是，整体上没有好转，汉语文化教育还未真正走上正途。
台湾国语教育得以源源不断的发展取决于他们对传统文化、文言经典的足够重视。因此，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促进汉语学习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看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恢复文言文应有的地位。
四、文言文教育——汉语文化的根本
文言文教育是汉语文化的根本，也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核心。无论是台湾的国语教育，还是大陆的语文教育，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汉语教育的根本是文言文，汉语文化教育的正确道路是文言文教育。如果我们继续让白话文充斥我们的语文课本，无视文言文教育的重要性，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视为无物，我们很快就会一穷二白。我们的汉语就无法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就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更不可能高瞻远瞩。这样，我们的母语教育，失去的不仅是历史，也会因此丧失未来。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但愿我们的国人都能以一颗“坚毅恢弘之胸襟”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素描[J].中学语文教学，2000，（05）.
[2]唐晓敏.传统和今天的语文教学[J].中学语文教学，2000，（04）.
[3]唐晓敏.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何以只教文言文[EB/OL].http：///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921717&PostID=49911078.
广播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受听众文化素质高低的制约较小，所以，在传播和引导上更具有优越性。广播人应抓住自身优势，在普及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广播的文化渗透作用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的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在办广播节目中，广播人要时时把握机会，把文化渗透到每一个环节，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认识，提高文化素养，从而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
文化软实力，归根到底，即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素质。这里的“文化素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也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软实力重在文化民生。文化民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食住行之类物质意义上的民生，也不单纯是现时人们所说的唱歌跳舞旅游休闲之类很表面化的民生。
通过广播这一宣传媒体，运用新闻、言谈、来信、讲座、讨论等形式，采用“听众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的服务式和“面对面”的谈心式，解答疑难，说事论理，探讨问题，平等相对，传播新思想新风尚，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做为舆论阵地，广播的历史责任重大，在点滴中渗透和灌输作用不可小视，提高文化软实力，就要利用广播之优势，在日常节目中营造文化氛围，提高听众的文化欣赏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文化素养。
广播的文化品牌作用
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文化及其形象符号，其中中国的文化形象符号主要有：北京故宫、长城、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等。我们不难发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感知更多的是源于并且止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使得现代中国文化主体形象日益模糊不清。广播在设置节目中，要把树立中国现代文化品牌放在首位，打造民族品牌，树立中华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文化实力。
新生代的年轻人，有几个没有看过好莱坞电影？但没有读过甚至不知道《道德经》的却大有人在。当麦当劳、大长今、奥特曼、史努比等席卷我们的视野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文化逆差”的尴尬：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对外演出长期处于廉价交易状态。
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转化为民众的文化素质，才能成为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文化资源只有内化于民众的心胸，转变为民众的文化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软实力。
广播语言亲切自然，通俗易懂，易于被听众所接受，自然音响的神奇美妙，使广播语言更加“声情并茂”、“先声夺人”。近些年，广播节目的直播化和听众之间的直接交流使节目更加富有吸引力。因而，广播在节目播出内容时要利用传播上的优势，时刻把树“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品牌”、立“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形象”作为己任，为中国文化形象注入更多的现代性、积极性的元素，让听众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知不觉提升对民族文化的感知度。
广播的文化传播作用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传播深度决定影响广度。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无线电广播传播远、速度快，不受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之收听工具经济实惠，具有携带方便等特点，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的听众都可以接受，因而广播的面向性广更适于在普及文化上发挥宣传作用。
在我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基础上，各民族的建筑、服饰、习俗、语言等文化都为中国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现实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中，其主要体现方式有如下几种：
（1）意识的传承与发扬。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在艺术设计中无不体现着和谐性，如建筑的对称与平衡，产品比例与尺寸的统一，色彩、亮度的和谐等。在产品设计中，追求功能协调性、造型多样性，体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2）形态的变形与延伸。形态代表着当代人们的审美意识，代表着当地人的民族文化精神。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设计者也有不同的喜好，对于设计理念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对于线条的比例搭配、图形状态选择的不同，则在艺术设计中体现的形态特点就会产生不同。对于现代艺术设计中所体现的宽度、速度或是力量，是基于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延伸的设计理念，也是设计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产品成功的关键。产品所体现的形态不是对现实物品的模仿，而是根据传统文化及现代的审美观点进行的再创造，使产品更具时代性与民族文化特色。
（3）色彩的提取与衍生。色彩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染料，是民族文化的“上色剂”。它不仅仅是中国文献典籍里的一种文化结晶，随着技术的发展也渐渐走入生活，成为人类本身精神发展所需的必要文化。传统的黑、白、红、黄、蓝、绿等色彩被逐渐提取并进行随意配比，而衍生出更多新奇、美妙的色彩，丰富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对现代艺术设计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质感的把握与传承。物质本身的材料被人类赋予了丰富的寓意，例如玉器的光滑、细腻、通透被视为高贵的象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根据自身的存在、发展的需求研制出不同质感的材料，如何为产品赋予新的意义并应用与中国艺术设计中俨然成为新时代下的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此，设计者应在领悟传统物质材料寓意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好的去学习与把握。
2对中国艺术设计发展的提议
随着国外新思潮的涌入，具有民族文化的元素被“与时俱进”的精神逐渐取代，有人认为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渗入民族文化元素已经过时，于是放弃家中的“老古董”尝试接受新鲜文化。例如现代多数年轻人在做设计中，喜欢套用西方设计，而撇弃中国传统的具有文化底蕴的艺术设计，在一幅简单的广告设计中，大多数使用洋文，过度的夸大设计的西方色彩，而忽视物质本身的特性。如此下去，传统的民族文化会随着新文化的引入而渐渐被遗忘，因此，如何将民族文化应用于中国艺术设计是艺术设计者目前首要关注的问题。
（1）以民族文化作为中国艺术设计的基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特性，因此，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艺术设计中要合理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图文样式，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例如民族文化包含回纹、方格纹、如意纹、锯齿纹、云纹等和谐、美妙的图文样式，以及精彩绝伦的青铜图文、彩陶图文等，都极具美学价值。艺术设计者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把形式规律、传统美学与现代艺术设计理念融合在一起，将形态各异的图文样式应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或是将传统文化元素应用于建筑、平面设计、包装、服饰等各个领域，使得传统民族文化发扬且得以继承。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元素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即以现代研究设计的产品或物体等媒介作为载体，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只要我们以民族文化作为基础，将民族文化含蓄、意境、简洁的精华内涵，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中国艺术设计中，一定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欣赏，同时开创中华民族自己的设计之路。
（2）民族元素要符合大众文化。艺术产品的设计在符合个性化的同时，也要符合大众文化。在吸取民族文化的营养时，要以大多数人和群体的利益为准则，不仅从物质上满足人类需求，更要能从精神上体会到中国文化及时代的优越性。传统的中国元素有中国红、山水泼墨、京剧、脸谱、龙等，近几年，这些元素被频繁用于名人、明星的礼服设计上，在出席的重要场合帮助主人夺得眼球，民族文化也已被名人带入世界潮流中。但产品的设计要新颖、个性，也要符合产品本身文化的内涵，不能一味的追求民族特点，而导致设计产品只局限于具体的民族元素符号，而忽视了大众内心的感受。
（3）中西文化的结合。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越来越多的文化融合是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趋势，因此设计者应当开放思想吸收多个民族和国家优秀的文化，在秉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并将其应用到中国艺术设计中去。拒绝全盘西化与照搬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应坚持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展示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并被其他国家设计者认可，使我国艺术设计更具民族特性。
3总结
一、对传统文化的皈依与接续
近几十年来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之声不绝于耳，但也很难也迅速扭转西方人对东方文明与文化的无视与偏见。在这样一个全球文化多元性共存的时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流行无异于“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变相实践。虽然所谓的反“西方中心主义”者也注意到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事实，但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想象是以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的可资借鉴的“他者”形象为前提的。周宁在对唐纳德F•拉赫与埃德温J•凡•克雷的鸿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解读中提到：他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同时还在建构并不断重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文化诡计，‘反写’的结果是‘正写’”，同时指出了西方文化对异域知识的热情，不仅是西方扩张的文化动机，而且促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不仅无助于削弱其影响反而进一步肯定了其兼容并蓄的优越性，加剧了对东方文明主体性地位的无视。
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灿烂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优越于西方，“从蒙元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五个世纪，亚洲对欧洲的文化影响遍及器物、制度、观念等不同层面”，欧洲文明也只是在近代以来暂时性地领先于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视和割裂，将会和“全盘西化”一样导致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这是不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无力引导中国走向强盛。在“他者”与“自我”、“他救”与“自救”中，我们应该侧重于后者。对于当前的影视文化建设而言，传统文化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座精神上的富矿，我们理应善待之，善用之，影视文化欲求发展必须植根于其上。立足于传统，就是要求影视作品的创作要尊重历史，科学地、艺术地解读和书写历史，正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性元素并能动地选择合适的手法进行大众化传播，引导观众重塑传统伦理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近来，荧屏上深受好评的影视节目大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种理念。如张国立执导的电视剧《原乡》，它讲述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的一群身在台湾、香港地区的老兵历尽周折返乡省亲的故事，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乡情、血亲、人伦和“仁义中和”观念的形象诠释，恰到好处地撩起了观众心中那尘封的感情记忆；《大河儿女》中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率真、耿直的人物形象，谱写了一曲河南人民的奋斗史，多视点地描绘出了一幅厚重的中原文化图像；纪录片《河源》唯美地展示了西部地区的灿烂文明，以影视纪录的笔法重新书写了那一段段历史；《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反映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命运的变迁，以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对当前社会的思考，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东方的古老文化，这些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这话虽是在阐述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传统文化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在文化继承上与传统因素决然割裂，却又不能建构新的文化体系，那么我们将会尴尬地被悬置于文化的“虚空”状态之中，重新回到蒙昧、黑暗的时代。当国外的影视文化产品裹挟着“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汹涌袭来之际，我们应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内核传播，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皈依与接续基础上的文化构建，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二、文化现代性的自觉构建
影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设既不能是夜郎自大式的固步自封，也决不可毫无节制地“全盘西化”。我们既要让西方先进的文化走进来，也要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双向的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以开放的姿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基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方针，中央在1980年就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主流媒体也着手构建大外宣格局，并不断地进行对外宣传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尝试［3］。全球化的东方文化的传播路径的构建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内容的建设与设计。影视文化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建构应该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是着眼于现在，放眼于未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一极。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影视媒介对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传播内容中的文化品格的提升，有时候这种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建设性的行为。
对现代性文化内涵的科学诠释是影视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社会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植根于大众、面向大众的。影视作品的创作要紧跟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加大对先进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成果的荧幕转化率，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成果艺术地播撒于观众之中。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大众媒介的日常化的书写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其他文化类型（比如精英文化）是完全割裂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和可转化的。影视文化的镜像能够让我们看到精英文化的影子，并能够对其进行普适性的阐释和传播，影视文化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化的现代性转向。影视文化的现代性还体现为对现代性的文化环境的培育。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并进而决定人的行为和表现。麦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媒介即情景”观点就指出了：新媒介－新情景－新行为之间的事实性关系［4］，说明了媒介对环境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影视媒介不但能够直接对社会现实环境的形成和改变进行干预而且还会营造出一个荧屏上的“拟态环境”。开明、公正、有序的现实环境固然是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必要条件，虚拟舆论场的构建也必不可少。影视文化的现代性最终表现为人的现代化，公众的现代化人格和理念的养成。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人的现代化转型将是社会现代化推进的核心要素。大众媒介文化的繁荣为公众现代意识的启蒙拓展了一个新的渠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时展对影视作品创作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影视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归根到底应落实到对受众现代化意识的引导上，在正视到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在多元中立主导，关注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致力于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重建。
三、审美价值观的理性引导
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针对影视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从作为文化工业视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启蒙还是欺骗”的质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影视文化在市场主导和消费刺激下所具有的对受众的迎合性特征。同时大众媒介的特性也赋予了它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的天然的亲近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生产的影视文化产品负载着的文化理念和审美价值观肯定会对处于“异域”中受众的固有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冲击、消解还是融合则不一而足。媒介产业的发展为媒介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共存的现实语境催生了当前审美价值的多元化景观。针对社会转型期对民众造成的“心理震荡”和“失衡”现象，胡占凡在《新形势下主流媒体如何有效引导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主流媒体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主旋律、主流声音，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导向和健康的价值取向。”［6］面对新形势和新变化，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在文艺理论指引下，坚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创作方向，将艺术造诣与价值理性的追求和谐统一起来，自觉担负起以优秀的作品引领时代文化健康前行的重任。
四、结语
【关键词】新媒体动漫；品牌营销；传统文化
一、中国新媒体动漫品牌营销的优势
1、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予以支持。当前，文化产业得到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其中鉴于动漫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为了提升其整体水平，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动漫产业扶植政策。2004年的《关于推动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影视动漫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发展目标、战略及基本思路。2006年4月，由国务院转发的财政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等十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大财政投入，加快动漫产业链的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动漫产业的全面发展。后来国家层面上又进一步推出了相关的政策支持细则。这些扶持政策既有宏观层面的战略性指导意见，也有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与办法，可谓面面俱到，对于推动国产动漫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产品目标群体庞大、市场发展空间大。目前我国动漫产业市场是非常广阔，潜在消费数量极为庞大。动漫产品最有消费能力、具备独立的生活或经济来源而且有消费意愿的人群主要还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根据调查，目前中国有5亿人直接阅读漫画或收看动画片，拥有最大的动漫受众群体，我国动漫70%的动漫消费者来自与“80后”与“90后”，少儿群体也是极为重要的主体。
3、互动传播性强，时空限制相对较少。新媒体技术克服了传统媒体如电视媒体的不足，解决了传统媒介下动漫产品严重受时间、地域的时空限制，实现全天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播出难、发表难、面世难”的发展瓶颈。在新媒体时代，动漫的品牌建设相应也有了更多的渠道与发展路径，其传播模式会更广泛、更灵活、更新颖、更有实效性。传统动漫的制作流程依赖于创作者的理念、偏好与构想，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动漫无论是内容选取上还是形式表达方面，出现了创意新颖、形式灵活的倾向，更加注重个性的展现，更加偏重休闲娱乐的诉求。新媒体动漫产业也逐渐使人们充分感受到其互动机制的优越性。
二、新媒体动漫品牌营销的劣势
1、产品的开发模式与市场定位单一化。我国动漫产业依赖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在文化产业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民营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动漫企业的开发、盈利模式呈现单一化倾向，并没有形成具有整体规划考虑的产业链发展，同时，我国动漫产品的受众细分工作也还不够到位，分级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有些企业为了规避陷入文化误区的风险，甚至认为中国动漫行业所面向的消费者只适合面向少儿群体，而忽略了成人动漫市场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客观上这些观念与举措势必会使动漫的受众范围缩小。动漫产品的定位低龄化、狭窄化，其动漫产品也就很难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层次与趣味的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2、产品品牌意识缺乏、品牌传播体系不健全。我国动漫产业缺乏品牌建设的意识，没有造就具有民族特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动漫品牌与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难以招架日本、美国等国外动漫产业的挑战的困局，从而致使动漫产业很难通过创意制作来真正实现弘扬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也难以真正做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由于品牌建设意识的缺乏，在我国动漫产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各自盲目竞争发展，出现产品同质化、产业分散而难以最优化集中等问题。加之，国内动漫品牌传播体系的不完善与混乱，宣传渠道不畅通，机制不完善，最终妨碍了我国动漫产业实现良好有序的发展。
3、品牌营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低。我国动漫品牌建设意识相对不足，品牌建设背后的巨大经济价值也多因法律体系不完善、消费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品牌建设维护不力等因素而未能得到切实的开发与维护。品牌营销中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社会效益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例如，由于缺乏商标和品牌注册的保护意识，中国丰富文化资源中大量素材被国外企业无偿地改编、利用而返销国内或是走向国际市场。这不仅削弱了我国动漫品牌的潜在价值，损害了我国动漫产业的合法的品牌权益，也不利于抵抗国际动漫品牌入侵和动漫产业的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双向结合，最终使得我国的动漫品牌的社会效益难以发挥出来。同时，动漫产品没有建立起有持久影响力、生命力的品牌，大量产品刚出版发行时影响不凡，但是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或是被其他产品所替代，难以集聚品牌的影响力。
三、加强新媒体动漫品牌建设的对策研究
1、更加注重题材选取与创意制作。在新媒体时代，动漫产品应该更加注重题材内容的选取与创意元素，顺应变化发展的消费需求，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开拓动漫产业的新商机。比如说，可以考虑漫画与其他类型的资源整合，带动周边产品的发展，幼儿亲子教育题材类动漫附加可以互动的环节，贴近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点滴需求，提高产品设计创新力度，满足变化发展的实际社会的潜在需要。
2、完善相应的技术载体与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或是进行交流。新媒体技术也将为中国动漫产业及其品牌营销进一步发展提供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通过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不同的媒介形式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有意识地开发新媒体为新媒体动漫的发展注入活力。通过建立多样化、多渠道的创新动漫产品的技术平台与机制，实现动漫产品的多向、多层次、多渠道传播扩散，利用目前技术条件最大限度地开发动漫资源与提升产品质量。促成动漫产品网络化、技术应用多样化、消费群体普及化、产品供销立体化等全方位、网络体系化的发展格局，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动漫产品的立体化传播路径。
3、加强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意境的传承。我国动漫产品可以充分在文化营销活动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动漫产品的经济层面的优势，以增强文化价值、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与审美意境为切点，为的动漫产品灌注厚重的文化精髓与鲜明的民族审美意境，从而培养中国动漫产业的品牌与形成鲜明的风格。我国动漫产业在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与审美意境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动漫工作者们找到如何为动漫产品注入文化元素的突破口。基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意蕴悠长的文化精魂和审美意境，只要运用得当，中国动漫产品可以成为具有民族品性、审美意境不凡的最好标识与民族文化产业的最好代言者。还可以从色彩安排、艺术技术技巧的锤炼等角度进行发掘，从而增加动漫产品的文化内涵与文化附加值，为动漫产品的品牌营销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郝振省.中国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现状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关键词：发展人类学方法；乡村社会变迁；城镇民主化管理；地方性知识
一、发展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历史考察
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乡村社会变迁是从一个中心点向四周跨文化传播。由于彼此的相互影响，最后导致乡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从发展人类学进行历史考察，乡村变迁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任何社会都必须要经历一个相似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人类学界，学者们均对此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基本上是局限于传播论和进化论之间。后来，随着功能学派的发展，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就明显忽略了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他们似乎不再关注乡村变迁的生活方式，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维持自身的手段。因为任何社会都不是静态的存在，无论是乡村经济研究，还是发展人类学研究，都应该是一种动态的乡村变迁研究，但研究事实并非如此。发展人类学最早是以研究进化变迁为理论基础的。在这种理论范式下，乡村所有习俗与社会制度在功能上整合为一体，而并不是随着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而变化。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乡村社会变迁观点。
但是，也有例外。贝蒂在研究社会历史深层结构的同时，解释了社会与政治变迁，这与那些无历史向度的民族志比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贝蒂说：“变迁在所有社会任何时期都在发生。有时变迁是突发的、灾难性的，比如当一个政府在革命中被消灭，并被另一个政府所取代，有时变迁是渐进式的，几乎不易被察觉，在这种情况下，该社会成员不容易察觉到这种变迁”的结果。随着乡村经济学家和发展人类学家对民族志历史根基认识的不断提高，发展人类学家更加强调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发展，强调其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化并非存在于一个静态的空间，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背景所决定，但反过来又会决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迁。从发展人类学角度来考察，乡村变迁和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内涵。那么，我们可以对乡村变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一是经济变迁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二是文化进步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动态变迁；三是现代工业内驱动力与现展国家权力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博弈。
以上三个主要内容，对我们研究中国宏观发展模式和乡村区域微观经济发展及乡村变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笔者运用发展人类学方法，以广州市番禺县沙湾镇的历史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为个案分析，力求展现广州市沙湾镇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
改革开放以后，沙湾镇总体规划为“两区三片”格局，这样的建设格局是比较合理的。镇中心区直接与市桥相连，南至沙湾水道，将建成全镇行政、文体、商业中心，山水生态居住区与现代新型工业园为一体；福龙区定位于金融精品商业、休闲度假、文化娱乐为一体，具有南国水乡特色的生态园区；古龙片区由新洲、古坝西、古坝东、龙湾村组成，主要发展现代轻工业及外向型加工业等高产新型工业园区并以珠宝首饰、机械、电子、电器、食品、木业支撑起工业主导产业发展形式，已经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优势；都市型农业初具规模，商贸旅游独具风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宝墨园、南粤苑精品荟萃，文化产业广博深蕴；在整个紫坭片区范围内，其规划是集休闲、观光、旅游、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在滴水岩片区，包括滴水岩森林公园与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同样也规划成一个能满足各个层次群体旅游、健身、休闲、度假、科普、娱乐等多方面需求的城镇郊区森林公园与教育产业区。
对番禺县沙湾镇的变化本文从宋代开始，一直考察到改革开放后。
第一，沙弯镇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生产大队集体经济制度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乡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
第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使新型乡村市场经济呼之欲出。
第三，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沿海地区出现了乡村工业化。“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城市化进程是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结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开端，同时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化平缓移动为结果。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是大批劳动者职业变动的过程，二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杨继绳教授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流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城市发展的民主化管理决策。在实施城市民主化管理进程中，农民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成果。同时，尽可能地发挥地方经济发展潜能，应该突出地方产业、地方工艺、地方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也要有效地保护地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总之，“区域发展保持一体化和不完全一体化两条发展路径：自上而下，要实施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共商区域产业协调机构，共建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共筑跨城市社会发展体系；自下而上，要充分尊重地方发展自，增进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多样性繁荣”。实际上，许多专家都意识到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未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民主管理的重要性，甚至从现代管理层面上更加强调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推行过程中的作用。
二、经济解体催生出新型乡村市场经济
是指以后，人民民主政权直接渗入到生产队、大队、公社，是国家行政权力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模式，将国家权力直接渗透到了乡村权力机构，而且形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这种公社制度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更明确地说，这种公社制度本身就具有传统农业遗留下来的许多弊病。因此，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催生出了新型的乡村市场经济。
解放以后，广东省复设番禺县人民政府。在公社集体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公社社员相互帮助，秩序良好。在社队范围内，也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因为这种公社制度根本就不可能有邪恶势力存在的土壤，社员们依旧纯朴善良。国家强调每个社员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整个公社集体强调社员与社员之间是互助合作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公社任何个人在集体社会里不得谋取私利，私利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行径，必须要彻底铲除。公社以集体主义分配制度为原则，主要采取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原则。相对个人而言，集体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更是一种权力象征。因此，个人主义的一切生活方式消失在集体主义的大海之中。当然，这也泯灭了人类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人的个性发展。
公社生产关系主要表现在社员与社员之间互助合作、相互依赖的集体生产关系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合作关系。由于中国一直残留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家族和宗族社会习俗，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生产队和大队很快形成了一种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一个生产队或一个大队就是由一个姓或两个姓氏控制着，将国家权力演变成了宗族权力和家族权力，并且与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相抵触。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社集体所有制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学界是无庸置疑的，也是全社会公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下，更需要有这种公社集体所有制度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快国家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国家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加快了基础建设的步伐，同时也加快了国防科学建设的步伐。当时，这种公社集体制度的优越性真正调动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恢复农业生产，使几亿农民能够得到休生养息，同时迅速恢复了我国国民经济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像中国这样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在几十年内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化，解决十多亿农民吃饭问题，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综合国力得到明显的提高。集体所有制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后来，许多学者甚至包括西方许多学者把说得一钱不值，这不是对的客观评价。这种评价完全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抹杀了中国几亿农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对时期的集体计划经济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中国农业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随着公社制度的建立和集体计划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来的公有制度不适应公社集体计划经济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这也显现了公社集体制度不健全。严格地说，是公社生产关系不适应公社生产力的发展，公社上层建筑不适应公社集体经济基础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完全是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集体计划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未能及时地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公社制度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和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或者说未能及时对公社集体计划经济制度进行社会整体改革。在这里，我们完全是按照传统学术思维套路来理解乡村集体社会制度和公社集体计划经济的变迁。实际上，这种诠释方式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诠释。那么，自上而下都明显地忽略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反扑和冲击。恰恰相反，正是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吸收、消化和创造，最终将西方现代知识进行剥离，并且包容和涵化在中国现代文化之中，最终形成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那么，在后来和生产大队集体生产方式和集体经济体制解体以后，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过程中，乡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乡村治理逐渐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以现代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普同知识（即现代西方知识管理模式）对以传统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进行猛烈地冲击和挤压，使传统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普同知识在互构与博弈的过程中对乡村治理产生重大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现代乡村治理是以现代普同知识，或者说是以国家权力或国家意识形态，在瓦解传统宗族和家族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与传统农业个体经济互构和博弈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传统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普同知识的博弈过程中致使传统家族和宗族意识形态及其个体经济生产方式被严重地削弱。我国发展人类学家对L村作了前税制改革时代的发展人类学调查分析，充分证明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对现代税制改革的抵触，同时意味着西方现代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模式在乡村治理改革中举步维艰。
三、乡村民主化管理对传统文化的阐释
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卢梭认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拥有不同层次的能力与天赋。所以，正是这种能力与天赋的不平等，曾经造就了古代贵族制度。历史经验证明：贵族制被民主制就在于后者建立在更多人的利益和权利基础之上。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应该以民生和民权作为他们的施政纲领。正如200多年前法国著名的民主主义学者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民主化管理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每个人都在追求平等。这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制度相比，有着一种不同的高贵信念。格拉顿认为，现代民主管理制最终是为了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策略分析方式。民主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必须要以个人为出发点。民主化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又是一个终极的目的。格拉顿的民主管理既是对民主时代的呼应，又是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路径和新的思维方法。
解放以来，农村经历了20多年的集体所有制时代，接着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现在乡村仍然处在一种“后改革市场经济发展时代”。在此，我们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或一种民族志式的“宏大叙事”，但这并不完全是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下推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我们正是撇开这种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展开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民主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进行发展人类学的深度描述。同时，我们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深度描述，探索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宏大叙事”的历史深层结构中所发生的颠覆性的政治体制变革。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至高无尚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最为激烈的、刚性的制度形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流。这种意识流是通过国家权力运作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武器，以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对乡村社会实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卫生、教育等进行改革，使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在社会变革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包括一切旧习俗和旧信仰）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扫荡，使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从乡村公共服务领域进入城市贵族艺术殿堂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传统村落的地方性知识只能在村落社会的私域空间展开，即在家庭狭小的空间内生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在村民意识中完全消失。
现代普同知识对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冲击和瓦解使得旧的传统习俗或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曾经沦落成最为原始的民间，甚至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将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斥为最原始的思维方式或最传统、最落后、最野蛮的原始思维方式，甚至有人认为它是现代科学知识传播的绊脚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传统落后的原始思维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因此，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怕洋人说我们最原始、最落后、最野蛮，同时也最忍受不了洋人对我们说这种刻薄、讽刺和挖苦的话，这样似乎中国人在国际上和洋人面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格尊严。我们本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到头来成了没文化、没教养的野蛮人，居然成了不文明的野蛮人。我们似乎无颜面对我们的老祖宗，这就像赫胥黎讽刺威尔福伯斯，说我们的祖先是猿猴一样痛心疾首。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居然成为现代科学知识和现性取而代之的东西。如果一切都按照西方思维模式去思辨，按照西方管理模式去办事，以西方现代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普同知识取代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这样中国传统地方性知识或传统文化会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殆尽。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集体扼杀。现在看来，所谓西方现代科学就是借用了我们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这实际上是欧洲自以来在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强制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而往往我们的国民在不经意之中诋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践踏了我们传统地方性知识。然而，人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即西方文化模式的同时却往往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模式。我们的政治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忽略了文化模式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界，经常用微观区域经济模式去复制宏观发展经济模式，甚至用经济模式去代替文化模式，这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模式是复杂的、是动态的，它需要多学科、跨学科和复杂学科等诸多因素来完成，也就是说一个模式的复制是需要许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来完成的。我们简单地将一个区域模式复制到另一个区域，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原来的模式，甚至会以彻底失败告终。西方许多模式强制在中国推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乡村城市化进程同时加快了城市民主化管理进程。通过研究现代普同知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背景可知，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仍然受到挤压和冲击。但是，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一味消极地接受现代普同知识的挤压和冲击，而是在现代普同知识的互构和博弈中，凭借着自己独有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情感依托及恋旧情怀，在乡村社会结构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有时还会取得永久性的发展权。这样才能对乡村治理起到大文化无法涵盖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展人类学家不可忽略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随着教育的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对青少年实施素质教育，不仅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也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加强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实现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其中增强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素质教育的重点。因此，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需要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推动教育的发展。
1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1.1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在快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人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目前的素质教育中，注重对青少年知识的教育，科学技能的培训，使其成为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才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一些人才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做出一些不正确的选择。因此，只有具备较高道德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的高素质人才形成自身坚固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青少年道德品质、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是未来高素质人才的需要。
1.2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青少年思想道德的需要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思想道德、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于青少年的培养，学校不仅要开拓学生的智力，更要培养学生的品德。通过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使学生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在内心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不断认识社会、祖国、世界，形成正确的道德评判标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对青少年思想的指导，通过青少年正确思想的形成，提高青少年的道德水平，提高青少年的道德素质。
2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2.1 教师应以身作则
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形成受教师的影响，对青少年思想政治的教育，教师应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其影响、感染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教师具有正确的人生观、教育观，不仅负责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更应对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为学生打下良好的心理健康与文明行为的基础。对于教师而言，学校应重视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对教师进行道德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同时，应开展师德教育活动，使学生感受教师的高尚情操，以教师的师表去影响、感染学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2.2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中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工作，青少年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需要各方面的教导，需要从学习、生活中慢慢培养。首先，在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应根据教学知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课程的讲解，注重对具体事例的列举，使课堂形象、生动，使学生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的重要性。思想政治的课堂应成为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其次，在其他课堂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融入学生学习生活中。例如，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在向学生讲解历史知识，使学生了解历史规律的同时，还应通过现实与历史的对比，让学生体会现在生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如，语文课堂也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课堂。教师应充分利用语文教学育人的功能，在讲解语文知识的过程中，利用语文知识的趣味性、文学性、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师还应将生活实践与课堂中的思想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生活，热爱生活。此外，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语文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发展智力，增强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思想内涵，同时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
2.3 社会各方面应注重对青少年思想政治的教育
青少年的成长受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其思想的形成也受各个方面的影响，因此，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需要学校、教师的努力，还需要家长、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要积极地教育孩子，引导青少年做出正确的选择，对青少年出现的思想问题，家长应及时地与孩子沟通，全面了解情况，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使其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同时，父母应以身作则，以其自身的道德品质影响、教育孩子。社会各方面应注重对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改善。例如，教育部与有关部门应对学校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治，对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环境因素进行清除，整顿学校附近的网络文化，使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健康、和谐。家长、学校、社会各部门应通力，积极、正确地引导学生、教育学生、关爱学生，从各方面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