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4: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医基础病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中医学范畴里，病理状态是一组症状和体征，中医称之为‘证候’”，“中医的临床证候是以脏腑(局部器官)病变为中心，同时注重全身状态的辨识”。为使中医学的表述比较符合现代的习惯，笔者曾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概括为“状态医学”［1］。“状态”是中医对“证”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医对“病”的描述，两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构成了人们对疾病认识和治疗的两种不同方法。两者在方法论和临床实践上互相不能取代。作为中医的状态医学理论及其诊疗方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它在临床上的独立地位。
1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病因病理的关系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的病因病理是整体综合反应与局部病灶的关系，它们在临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现：(1)状态与理化指标不一致。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见到虚寒和虚热两种状态［2］；持续高热?1～2?周的病人，可以见到持续寒冷的状态［3］。(2)器官组织的各种理化检查未见异常，临床上可见多种状态失常。例如脾虚证、肾虚证、气虚证、气阴两虚证、肝胆湿热证、湿痰(二陈汤)证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偿功能正常时，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肾盂肾盏结石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时期，全身反应状态相差很大，必须使用不同疗效的方药［4］。中医称之为“同病异治”。(5)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状态，使用同一方药治疗。如冠心病、癌症、肺炎恢复期等3种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阶段可以出现气虚状态：面少华色、乏力少气、纳差、四肢倦怠、舌淡、脉弱，可用四君子汤加味治疗。这就是中医的“异病同治”。由此可见，状态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类问题。(6)孪生者在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方面，是不同个体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时间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这些事实说明，不同个体自身内部的协调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个体内部协调状态的不同，是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千变万化的第一内因，也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
2 中医状态的诊断
人体机能状态正常与否的第一个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症状是诊断状态的第一要素，体征是客观依据。由于人体机能状态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简单加减，因此，现代医学的理化指标在诊断状态时，只供参考［3］。
从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孪生者，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个体，其内部协调状态不同。状态不同必然反映在对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用遗传因素、外在条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释或诊断状态，是不符合状态的多种多样和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的。
同一疾病不同时期，状态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现相同状态。整体状态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体状态可以正常。体温测量与人体寒热状态没有必然联系，等等。均证明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方面，用于诊断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标是不能作为诊断状态的依据。
中医状态的诊断，是一种以病人自身感受(症状)和临床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不同状态的区别，主要是依据临床诊疗实践中所见病象，进行深入细致分辨的结果。笔者?1999?年秋诊治?1?例病人，属中医外感病秋燥中的温燥，症见：发热，少许恶寒，咽干鼻燥，干咳无痰，口渴舌干稍红，脉浮数等，更见满面白色细小皮屑。可谓典型之至。如果从病因病理角度，只能归为病毒为害，西医没有应治之法。
状态的诊断，实质是以症状、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与分类。分类的基点是寒热、虚实；分类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的状态——证候，寻找有效的方药。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部的平衡和人体与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础，一定强度的致病因 素导致了平衡失调，从而出现疾病。因此，中医对人体机能状态的判断有两个基点：(1)偏寒或偏热；(2)太过或不及［2］。所以，寒证、热证、虚证、实证是状态分类的出发点，或者说是总纲。因为临床上千变万化，数之不尽的各种状态，都是寒热虚实的进一步的具体划分。
中医学中的基本状态约20种，包括脾虚、肾虚［3］；常见状态?200?多种［5］。假设人体分为九大器官系统，按排列组合的数字方法计算，人体状态数以万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状态诊断的复杂性。
3 中医对状态的治疗
状态的治疗是人类医学的一个特殊内容。从表面来看，中医药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都是使用天然药物。现实是：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与众不同，疗效在众传统医学之首；中医药不仅对现代临床各科半数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疗效，且很多西医难治、不治之病症是中医的优势。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医学的本质是状态医学，其诊断、治疗疾病的角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角度是两个不同范畴。
状态治疗的首要特点是：以方治病。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问题，也不是现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环节，它是全身各器官组织某一时间综合协调的结果，是状态异常，或者称之为状态病，中医称之为证候。这里的方，不是某类药物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针对细菌或某器官的现代病因病理意义上的药物；而是针对人体不同状态确定治疗大法而拟定的处方，中医称之为方证对应，即以特别组成的方剂治疗不同的状态。
状态治疗的第二个特点是随证加减。尽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医治疗状态病的基本原则，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准确对应临床上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具体病证，在某代表方的基础上增减原方的药量，或加减某几种药物。“随证加减”反映了状态的千变万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药制剂，在当今和今后的临床实践中，不会成为中医的主流。
整体与局部并重是状态治疗的第三个特点，但必须强调状态的治疗贯穿始终。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时期使用银翘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味、清营汤加减、参附汤合生脉散加味、竹叶石膏汤加减等等［4］。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别，证明中医治疗是以状态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疗服从整体状态治疗。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治疗，必须综合状态治疗的原则”［2］。
4 关于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对中医学体系自然科学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讨论状态与病因病理的关系、状态的诊断、状态的治疗之后，我们对中医学的本质——状态医学及其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笔者再次强调，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临床医学的两个不同范畴，两者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维、诊断与治疗。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状态医学的独立性和中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一个清晰的事物。中医现代化应是以发掘、完善中医学理论，以及相关诊断、治疗方法为核心；全面引入现代病因病理学说，加强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等治疗；加强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和预后判断。
本世纪初，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不断普及，现代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成果为西医所利用，中医相形之下变得弱小。西医有理化指标，诊断明确，对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见可数；故不少中、青年中医下意识地忽视了中医理法方药的主导地位，以至见到体温升高就投清凉之剂，高血压伴见气血虚弱也不敢进补。
中医学是一个独立的临床诊疗体系，现代病因病理学说的引入，不会冲击或改变中医的状态医学优势，它将弥补中医学对局部器官病认识的不足。
近40年来，中国的西医大规模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单味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复方的临床验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现代成果，证明了中医药、针灸临床运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也为今天中医现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治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要点是：遵循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对状态诊断、治疗贯穿疾病的始终，而西医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疗必须综合中医治疗的原则。
5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状 态医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医学在理论上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在临床实践上，由于两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临床医学体系：西医的病因病理学说是对器官病细致入微和多层次研究的理论，它的相关诊断、治疗方法，对器官病是首选的，很多治疗是特效的。因为不同个体，不同种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诊断相同，其有效药物的作用点和过程也相同，相关治疗就“经得起重复”，这就是所谓“特效”。中医学在状态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大量的有效方药和相关理论。如何面对实际，接受状态的客观存在和相关的理论，是今后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样用西药体现状态治疗，在实际上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但笔者提请医学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医的状态是西医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类事物，不论医学怎样高度发达，生物遗传技术怎样完备，或器官移植和人体复制成功，人体内部的协调总是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然使中医的状态医学与人类共存。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3(3-4)：1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1)：7
【关键词】 方剂文献;证候要素;数据挖掘
有研究者认为，“证候要素”是指中医辨证的基本要素，是辨证体系的核心[1]。这一认识不仅仅出于对大量临证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古代文献学术继承的结果。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是研究中医辨证体系的基础。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对古方剂文献数据进行了挖掘实验。
纵观中医古代文献，“方剂”中的证候要素内容是比较难于整理的，因为其内容包含在方剂的主治、组成、方论等内容之中，但是方剂文献所反映的证候要素内容往往直接源于临床实践，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要整理历史方剂文献所涉及的证候要素内容，仅仅是把相关内容提取出来就要花费极大的精力，更不要说寻找规律了，因此使用现代的挖掘技术是非常必要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制的关系型“方剂数据库”，为提取其中的证候要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助于从历史数据挖掘的角度了解证候要素的发展状况和基本内容。现将挖掘方案和结果介绍如下。
1 方剂数据库的建立及其特点
我们建立的方剂数据库(下简称“方剂库”)已收录73种古代中医著作中所有方剂文献的全文，共计方剂记录92 102条。方剂库采用全文解析、主题标引的数据处理方案，即在对方剂文献全文收录的基础上，对其主治、组成、来源等33项内容进行了解析，又在解析的基础上对方剂文献中提到或反映出的病名、病因、病位、病机、发病、立法、证候、症状等内容，依据“中医学主题词表”(下简称“主题词表”)进行主题标引。历史方剂文献的复杂程度不一，一条复杂的方剂文献需要解析、标引的内容有上百条子记录，最简单的方剂文献解析、标引的内容有10条子记录左右。经过这样的数据预处理后，历史方剂文献中的信息在得到最大程度释放的同时，方剂库中的数据已高度结构化，为数据挖掘奠定了基础，这样建立的方剂库具有以下特点：①除了具有一般的查询功能外，还可以利用主题词对数据进行病名、病因、病位、病机、证候、症状体征等内容的检索;②用主题词进行检索，是依据主题词表的树状结构向下覆盖式进行的，以保证检索的准确和全面;对于查询所得的结果，除了一般的结果显示，还可以对方剂功效、用药范围、病名、病因、病位、病机、症状、证候等各项内容进行统计及关联分析;③对统计后的结果，能够依据主题词表的结构进行向上集合，实现将统计结果按照中医知识的结构进行归纳。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方剂库实现了对历史方剂文献中所涉及的“证候要素”进行挖掘，为中医学证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2 基于方剂数据库的证候要素挖掘方法
目前中医学者的一些研究认为，“证候要素”主要指辨证所需要确定的“病位”和“病性”[2]，其中“病性”是由病因、病机总结而得来[3]。我们沿用这一思路，利用方剂库，从历史方剂文献的角度，对证候要素的相关主题进行数据挖掘，具体内容和方法如下。
2.1 “病位”的提取
“病位”是证候要素之一，方剂库中已经有了对“病位”的主题标引，所以只要选定方剂，进行“病位”主题的统计，就可以得出历史方剂文献中有关“病位”的信息。例如，选定《备急千金要方》的方剂，查询结果得到4 255条方剂记录，然后对这一结果进行“病位范围”的统计，结果显示有“病位”记载的数据共4 166条(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方剂可能无“病位”记录，有的方剂可能有多条“病位”记录)，去掉重复记录，获得95个不同的“病位”信息。
初步挖掘出的“病位”信息还不能直接作为证候要素来认识，因为研究中医诊断的学者认为，“证候要素”为具体的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4]。以此认识作参照标准，在初步的“病位”信息中，头、胸、腹、里(相对“表”)、阳(相对“阴”)等，不符合这一标准，如“头”为诸阳之会，头部的病变往往涉及多个脏腑，无法成为具体的诊断单元。因此，必须对初步的“病位”信息进行总结，才能得到反映“病位”的证候要素。
2.2 “病机”的提取
“病机”是构成“病性”的证候要素之一。方剂库已有对“病机”的主题标引，从中可以总结出相关的证候要素。从方剂库中，基于频次统计出的“病机”结果是分散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提供的“分类集合”功能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功能是依据主题词表的树状结构对“病机”进行分类集合统计。
仍以《备急千金要方》为例，在检索出的4 255条方剂记录中，有“病机”记载的数据有3 346条(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方剂可能无“病机”记录，有的方剂可能有多条“病机”记录)，去掉重复共有326条“病机”信息。对这些“病机”信息进行“分类集合”，如可归结为“气虚”类的病机包括：心气虚、肾气虚、脾胃气虚、肝气虚、脾肺气虚、气虚水停、气虚血滞、气虚不摄等。
2.3 “病因”的提取
“病因”是构成“病性”的证候要素之一，审症求因是中医辨证的重要内容，临床辨证所说的辨病因、辨病性，都是对病理本质的判断[3]，因此“病因”是病性证候要素中的一部分。
方剂库中已有对历史方剂文献“病因”的主题标引，所以只要选定方剂，进行“病因”的统计，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病因”信息。例如，在《备急千金要方》方剂中以“病因”为查询条件，得到4 255条方剂记录的结果，对这一结果进行“病因”种类的统计，获得有“病因”记载的记录共计2 759条(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方剂可能无“病因”记录，有的方剂可能有多条“病因”记录)，去掉重复共有79种不同的“病因”信息。
初步得到的“病因”信息并不能直接作为证候要素来认识，其中“六”、“久病正虚”、“情志伤”、“劳伤”等病因过于笼统，如“六”可再细分，因而不适合作为具体的诊断单元，必须对初步的“病因”信息进一步总结，才能得到直接反映“病因”的证候要素。
3 限于部分历史方剂文献的证候要素提取结果
利用前述的方法，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赤水玄珠》四部医籍中方剂文献所涉及的证候要素进行提取，其初步结果如下。
3.1 “病位”信息挖掘
四部医籍的“病位”信息如表1所示(限于篇幅各取前5位数据)。表1 四部医籍方剂文献提取的病位示例表1提示：四部医籍中“病位”信息的分布情况并不一致，但对其结果进一步提取，得到其涉及的“病位”种类是完全一致的，为表、心、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胸膈、上焦、中焦、下焦、女子胞、髓、目(含黑睛、白睛)、耳、鼻、咽、喉、齿、口、舌、肌肉、皮肤、筋、骨、关节、经脉、脉，共34项。
3.2 “病机”信息挖掘
四部医籍的“病机”信息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各取前5位数据)。表2 四部医籍方剂文献提取的病机示例
表2提示：四部医籍中方剂文献涉及的“病机”各有侧重，但对其结果进一步提取，得到其涉及的“病机”的种类完全一致，为气虚、气滞、气逆、气陷、气脱、气闭、血虚、血瘀、血热、血寒、血脱、痰、饮、水停、食积、燥屎、阳浮、阳虚、亡阳、津液亏、阴虚、精亏、髓亏，共23项。
3.3 “病因”信息挖掘
四部医籍中的“病因”信息如表3所示(限于篇幅各取前5位数据)。表3 四部医籍方剂文献提取的病因示例表3提示：在四部医籍的方剂中，对感受“外邪”的治疗均十分重视，对其结果进一步提取，四部书涉及的“病因”种类完全一致，为风、寒、暑、湿、燥、火、内风、内寒、内湿、内火、内燥、血瘀、痰、饮、水停、食积、邪、虫、毒，共19项。“病因”与“病机”有一定重叠，因为血瘀、痰、饮、水停、食积在疾病过程中既具有“病机”的属性，同时又具有“病因”的属性。
从上述数据挖掘的结果来看，四部医籍在“证候要素”的具体内容方面，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在“证候要素”的范围上并无差别;且与库中全部方剂文献(92 102条)涉及的证候要素提取的结果比较分析，病位、病因要素完全一致，四部医籍中的“病机”要素仅缺少“亡阴”一项，这并不能说明四部医籍对“亡阴”这一病理现象缺乏认识，因为挖掘的对象只是这四部医籍中的方剂文献，如医籍篇章中的“概述”部分没有收录，经查阅《赤水玄珠》中有“亡阴”的记载，只是没有出现在方剂文献中，另三部医籍虽然没有“亡阴”一词出现，但与亡阴类似的病理描述也是存在的，不过同样没有出现在方剂文献中。因此，“亡阴”的缺失，只能说明四部医籍中没有针对“亡阴”这一病理的方剂记载而已。
4 讨论
《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赤水玄珠》四部医籍的证候要素分布情况是不一致的，说明四部医籍所记载的方剂内容的侧重面不一样，这对进一步研究证候要素，为之提供相关文献的考证依据具有意义。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古代文献记载和保存均十分不易，加上自然语言记载的方法、标准均无法一致，信息缺失自然相对较为严重，很多方剂文献除了症状、组成外，没有任何其他记载，数据缺乏完整性，因此客观上说，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对证候要素的挖掘结果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临床的实际情况。尽管这样，从上述的挖掘结果来看，对证候要素的深入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挖掘实验的结果显示，方剂库中所有方剂文献所涉及的“病位”要素共34项，“病性”(病因和病机)要素共38项。同时四部医籍的所有方剂所涉及的“病位”要素共34项，病性(病因和病机)要素共37项。这一结果说明，两者在证候要素的范围上几无差别，并且涵盖了今天普遍所认识的中医证候要素的所有内容。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学对人体病理本质的认识从古至今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海 霞.朱文锋教授谈证候要素辨证新体系[N].中国中医药报，2004- 04-05(5).
[2] 朱文锋.中医辨证体系及“证”的规范化研究[J].天津中医，2002， 19(5)：1.
关键词《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教学方法
医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临床运用，《中医内科学》理论讲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从事中医内科教学和临床近20年，深感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医教育工作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一定程度上要从细节做起，如《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就是值得探讨的一个细节问题，很多教师因学时所限，不讲或者少讲《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部分，似乎这部分内容可有可无，岂不知分型加减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所在，它的讲授与否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笔者现就《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这一问题谈一下个人认识，与同仁共勉。
1《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的重要性
1．1分型加减是中医内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中医临床运用的灵魂
如果说《中医内科学》是临床的一个宝库，那么辨证分型就是打开宝库的钥匙，而分型加减才是真正的寻找宝物的探宝器。临床上几乎没有病人的病因病机与教材典型证型高度一致的，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病人，所以临床中就没有固定的病因病机，没有固定的证型，没有固定的治法，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药。中医治疗病人，采用的是个体化治疗方案，体现其运用知识高度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在中医内科教学中就体现在分型加减上，所以分型加减是中医内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临床运用的灵魂。
1．2掌握分型加减是学生由理论走向临床的桥梁
中医临床的灵魂是辨证论治，“有是病，用是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讲证型不讲加减，学生就无法掌握中医临床的灵魂，就无法形成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和临床流程，学生不知临床加减，一味照本宣科，对号入座，就会形成理论与临床隔离的局面，因为临床没有与教材一模一样的病情，对学生的临床运用能力和以后职业能力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1．3分型加减的讲授是体现教师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的重要载体
教师教学水平从低到高有三个层次，即传授知识、艺术化教学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其中独特的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是每个教师追求的目标，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的形成需要教师有广博的知识做基础，也需要有灵活、自由发挥的载体，而《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是教师实现教学艺术和风格的重要载体。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讲授，既可以是教材上有的知识，也可以是自由发挥、教材上没有的知识，在这个载体上，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个性，充分展示自己的知识、能力和才华，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使学生因喜欢教师的教学风格而喜欢中医内科这门课，从而对学生职业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2《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的讲授方法与意义
2．1病因病机是分型加减讲授的内在规律和依据
《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灵活性大，不易把握，讲解难度较大，也是许多老师不愿讲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分型加减有其内在规律和线索，即病因病机演变。讲好分型加减，必须把握好这条线索。加减中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是在证型主要病因病机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中医内科学》教材在分型加减的描述上，有时以症状为依据加减，有时以病因病机为依据加减，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但临床表现是外在的，病因病机决定其临床表现，所以，讲授分型加减一定要牢牢把握病因病机演变这条线索，只有这样，分型加减的讲解才能条理清晰，学生也易于掌握和理解，才能达到理论和临床相结合的教学目的。以暑湿感冒加减为例。暑湿感冒的主要病因病机为暑湿侵袭，伤表犯中，卫表不和，肺失宣肃。在这一病机中，病性有两个：暑和热，病位有两个：卫表和脾胃，病机演变也会在这四者之间发生。暑热偏盛，发热、口渴、痰涕黄稠、舌红、苔黄、脉数，加黄连、山栀、青蒿、黄芩清暑泄热；湿困卫表，肢体酸重疼痛，加藿香、佩兰；湿在脾胃，胸闷脘痞、泛恶、口渴黏腻、腹胀、便溏，加陈皮、半夏、苍术、白蔻仁；热在下，热盛伤津，小便短赤，加六一散［1］。可见加减背后是病因病机。
2．2分型加减讲授是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取得满意教学效果的平台
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互动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无可争议的重要途径，给学生以思想自由、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讲授不受执业医师考试、职称考试等约束，给师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重要平台，师生平等，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在讨论中、在自由思考中提高教学效果。
2．3分型加减讲授是拓展知识、与临床接轨的重要阵地
《中医内科学》很多知识已形成共识，也是执业医师考试、职称考试必考内容，但在知识拓展和与临床接轨的讲解上有一定难度。《中医内科学》分型加减不涉及上述内容，其灵活性较高，为知识拓展和临床接轨提供了一个场所。仍以暑湿感冒为例，因为暑就是热，暑湿本质就是湿热。在知识拓展方面，可以讲授湿热病治疗原则，因湿热易停于中焦，火性上炎，裹湿上行；湿性下趋，裹热下行。湿热弥漫三焦，故治疗上焦顺势清热，中焦健脾，下焦祛湿。下焦祛湿有两个途径：通腑和利小便。这样学生不仅对暑湿感冒的治疗了然于胸，对其他湿热为患疾病的治疗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触类旁通，为走向临床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在临床知识讲授方面，让学生认识到暑湿感冒因湿热交蒸，临床治疗取效较慢，注重通腑（尤其消食）健脾，使湿热从大便走，利水通淋，使湿热从小便走，湿热去则疾病易愈。这样既拓展了知识，开阔了学生视野，也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医内科学；理论学习；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3-0196-02
《中医内科学》是中医学学科的主干课程，也是临床其他各科的基础。在《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中医内科的理论学习不够重视。究其原因，该课程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其理论教学建立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基础课程上，教学内容上有许多与基础课程交叉重复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故学生常对教材中涉及以往重复的、已学过的基础理论知识兴趣不大。同时，《中医内科学》涉及的名词术语多、概念较抽象，且内科病证中的一些内容如病因、病机、证型等重复较多，学生常常感觉《中医内科学》的教材枯燥、内容陈旧重复、学习难度较大，故常常表现出对《中医内科学》的理论学习重视不够、兴趣不大。托尔斯泰曾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对《中医内科学》理论学习的兴趣，对提高《中医内科学》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加强：
1.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讲授。例如，对各病证的定义、概念、内容，教师不应仅简单地用文字加以讲解表达，中医内科的许多病证都具有典型的症状特点，学生由于经验所限，往往缺乏对病证的具体认识，如果能结合各病种的特征与临床特点进行分析，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来授课，学生的兴趣也将会随之提高。如中风病人的语言謇涩、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痹证患者关节僵硬、肿大、变形、屈伸不利、甚至肌肉萎缩等；哮病患者急性发作时的“喉中如作水鸡声”；痫病病人的多种发作形式；鼓胀患者的腹部胀大如鼓、脉络显露、赤丝血缕等体征；黄疸病人的目黄、身黄、小便黄及阳黄、阴黄的不同临床特征；水肿病人的眼睑、头面、四肢、腹背的液体潴留；等等。这些均可借助对图片、音频、视频等的综合应用，使学生看得见，听得懂，从抽象概念变为具体印象，从枯燥深奥理论转为生动易懂知识，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随之提高。
2.加强古代经典医籍的学习。《中医内科学》内容丰富，各病证的“概述部分”中均有大量古代医家对内科各病证的精妙论述。通过对历史源流的讲解，进行《中医内科学》知识内容的拓展，从而加强学生对古代医籍的学习过程，加深学生对病证的感悟，激发其想象力，并促进其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如对“胸痹”一病，学生如能在课前将《金匮要略》中提到的“阳微阴弦”充分理解，则会对胸痹的病因病机、辩证分型易于掌握；再如讲授“水肿”病时，掌握《素问・汤液醪醴论》中“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s”的治水三法对了解水肿病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中风”的病因病机复杂，在讲授历代医家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时，结合唐宋不同阶段前后对中风的不同认识，可讲述唐宋以前的“内虚邪中”、《黄帝内经》的“气血逆乱”、金元时代主张的内因（心火、肝风、气虚、血虚夹痰）及明清医家逐渐形成完善的“内伤积损、肝风内动、气虚血瘀”及至清末民初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倡导中西汇通，“气血不足”、“肝阳肝风挟气血并走于上”等，从而了解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3.重视病因病机内容的学习。系统掌握病因病机对学生能否具备清晰的临床辩证思维而言十分重要，所以也是《中医内科学》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但由于中医病因病机学说多为思辨性质，内容常表现为单调性、重复性，不似讲解《西医内科学》中的内科疾病病理机制那样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例如病因部分不外乎外感六、饮食不节、情志不调、劳倦久病、先天禀赋不足等；病机部分不离气血津液受累及脏腑精气受损，虚则为气血阴阳不足，实则为气滞痰浊瘀血水饮，故学生学习时常常觉得枯燥乏味。针对本部分的内容，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可采用图表教学法来讲授本节内容。通过各种图表信号，可使复杂的内容简洁明了，并便于学生结合以往的知识，简要地把需掌握的知识表现出来，迅速地理解和抓住知识要点，以增强学习效果，提高思维能力。例如，在讲授“痹证”时，总结了下面的图表。（见图1）
在讲授时，通过对图1的讲解，让学生理解图表，才能便于记忆。从图表中，可看到痹证的病因为感受风寒湿热（外因）和正气不足（内因）；基本病机为经络闭阻（肝胆络脉失疏和肝胆络脉失养）；病性有“邪实”与“正虚”之分，邪实以风寒湿、风湿热、痰瘀为主，正虚以气血不足、肝肾亏虚为主，日久可内舍脏腑，形成“五脏痹”。证型及其代表方为：风寒湿痹证，薏苡仁汤；风湿热痹证，白虎加桂枝、宣痹汤；寒热错杂证，桂枝芍药知母汤；痰瘀痹阻证，双合汤；气血虚痹证，黄芪桂枝五物汤；肝肾虚痹证，独活寄生汤。只要理解并记住上图，痹证病症的重要知识点就基本掌握了。通过把疾病总结为由重要知识点组成的图表，学生就很容易掌握每个病症，减少对病症的混淆。
4.结合临床实践、病案讨论进行教学。《中医内科学》实践性较强，单凭课堂上的教学远远不够。《中医内科学》教材中虽讲解了内科50余个常见病证及其相应的附病，内容繁多，涉及面广，知识密集，但教材仍不可能将临床病证千变万化的表现和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均记载其中。因而学生真正面对患者时常感束手无策、无从下手，究其原因还是临床辩证思维能力不足。如果不结合临床实践，学生很难产生浓厚的兴趣和自我学习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常对临床经验很感兴趣，如能结合临床实践中典型有效的病例或中医名家的临证验案，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大大提高，从而更明确学习目的，也能进一步促进对《中医内科学》理论的学习。此外，案例教学法也是《中医内科学》教学中常用的、有效的方法，它以临床诊治典型实例进行教学，通过源于实际的案例来反映辩证论治过程，举一反三，可有效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注意总结、归纳和比较。学生们常反映《中医内科学》的内容冗繁、难记，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只有把知识熟练记忆，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遇到患者才不至于无从下手。在教学的过程中，可引导学生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如比较、归纳、联想、总结等，前后联系，总结规律。如运用比较法，可有效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相关病证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引导学生在比较、辨别中增强归纳、分析与研究的能力，并避免死记硬背，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胃痛的寒邪客胃证、腹痛的寒邪内阻证，均有外感风寒邪气的病因，均为急性起病、疼痛拘急、得温痛减、遇寒加重，但疼痛部位不同，胃痛以上腹胃脘部近心窝处疼痛为主，腹痛则以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部位为主，其代表方分别为良附丸、良附丸合正气天香散，均以良附丸为主方。咳嗽、肺痨、咯血均可见肺阴亏耗证，均以干咳、咳声短促、痰少黏白或痰中带血丝为主症，但主方则有沙参麦冬汤、月华丸、百合固金汤的不同。归脾汤在《中医内科学》中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方剂，可引导学生归纳用于心悸、不寐、健忘、眩晕、郁证、阳痿、血证、内伤发热、汗证等病。在讲授的时候，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中，前后联系，总结规律，便于学生更好地记忆和掌握疾病。
总之，对于《中医内科学》的理论教学，只有灵活运用不同教学方法，使学生对《中医内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和自我学习的意识，帮助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掌握《中医内科学》理论教学的关键内容，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临床思维，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合格中医人才。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ory Teaching in "Internal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NG Xiao-yun，HUANG Feng
（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
摘要：痰病学术理论是中医学特有的具有证、理、法、方药完整的学术体系,理论源于《内经》。《内经》中虽没有“痰”字,但记载了“饮发于中”和“积饮心痛”等痰饮病的病机病证,后世医家则依据《内经》理论,对疾病加以总结、发挥,使其成为中医较完整的医学理论。近年来,诸多医家应用痰病理论在肿瘤疾病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使中医痰病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为中医治疗肿瘤疾病提出了又一种方法。
关键词：恶性肿瘤；胃癌；痰；消痰散结法
1 理论依据1.1 有关恶性肿瘤与痰相关的论述中医学“癌”的病名始见于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在《内经》中有“癥瘕”、“积聚”等病名。朱丹溪《局方发挥》：“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是津液的变异和转化,是疾病过程中产生的病理产物。如《仁斋直指方》言：“夫痰者,津液之异名。”因而,任何与津液相关的疾病和病因都有可能导致痰证的产生。《灵枢·刺节真邪》云：“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复返,津液久留,合而为肠瘤。”《丹溪心法》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肺胀而咳,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成病。”首次将痰瘀同病明确提出。高秉钧《疡科心得集》也指出：“癌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1.2 痰与恶性肿瘤病因病机的关系肿瘤的中医病因病机较为复杂,历代医家认识不一。笔者参考历代中医文献和医家的学术思想,结合临床实践,认为癌为有形之邪,多为痰阻、气滞、血瘀、热毒等相互搏结而成,其中痰浊内阻是肿块最终形成病机的关键。中医学中早已有“痰生百病”、“怪病责之于痰”及“无一病不关乎痰”等论述。中医认为,“痰”乃因体内津液输布失常,水湿凝聚而成,具有皮里膜外,全身上下,无处不到的特点。痰为百病之源,怪病皆为痰生,与肿瘤等多种疑难重大疾病密切相关。脏腑功能调和,升降出入正常,则津液四布,并可注于脉内,敷布全身,环周不休,维持生理平衡,痰无所生。若脏腑功能障碍,升降出入失常,气血失和,气滞血瘀,痰气交搏,痰瘀互结,络脉不畅,肿块内生,癌症即成。故在肿瘤的形成、演变中,应充分重视“痰”这一病理机制。从痰论治为癌症临证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痰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不仅指有形可见的痰液,还包括瘰疬、痰核和停滞在脏腑经络组织中未被排出的痰液,称之为“无形之痰”。在认识了病因病机的基础上,后世医家对某些具体癌症病因病机的认识不断提高,并有精辟论述。如李中梓认为,噎嗝(食管癌)是“大抵气血亏损,复因悲思忧虑,则脾胃受伤,血液渐耗,郁气而生痰,痰则塞而不能,气由上而不下,妨碍道路,饮食难进,噎塞所由成也”。有学者认为,乳岩(乳腺癌)是“妇人忧怒抑郁,朝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气血亏损,筋失荣养,郁滞与痰结成隐核”。他们不但认识到癌症的成因是正虚(气血亏损)、邪实(痰邪、食滞、瘀血),还提出了情志变化、悲思忧虑、忧虑抑郁的病因影响,同时也描述了具体临床症状。近代医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理论角度分析认识肿瘤疾病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提高[1-2]。《丹溪心法》曰：“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载：“痰之为物,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皆有。”均反映了痰邪为病多变性、多发性的特点,同时揭示了痰邪为病类似肿瘤转移性的特点。痰浊为邪,其性阴柔,不易速去,一旦与它邪交织为病,其病势缠绵,类似于恶性肿瘤变化的顽固性。治疗当从痰入手,消痰散结以治其本,佐以软坚、祛瘀、通络、解郁、解毒、导滞、扶正,磨削癥积,复其正气,激动气化之机,以祛腐生新、治愈肿瘤。1.3 胃癌痰污染理论我科对中医病因痰证理论与肿瘤的研究已经20余年,证实痰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在痰证理论指导下开展肿瘤与痰本质的科研探索,提出“蘑菇-肿瘤-痰污染”假说[3],构建了胃癌痰污染理论平台。魏品康教授把历代各家学说进行了命名规范和病因分类,这样可以针对病因找出对策。同时又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检测肿瘤相关指标,验证痰证理论存在的科学性,并且确立了以“消痰散结法”作为抑制肿瘤生长转移的有效方法,应用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结合起来的方法来消痰,创造性地提出胃癌痰证组学。“痰结”是肿瘤的总称,胃癌属于“痰结”的范畴,良性肿块为“良痰”,恶性肿块为“恶痰”,“恶痰”是恶性肿瘤的病理基础,并且将“恶痰”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即“痰核”、“痰浊”、“痰络”。胃癌属“恶痰”,肿瘤细胞异常增殖聚集成块,属“痰核”；细胞间质粘附分子、炎性分子、肿瘤因子异常,属“痰浊”,是促肿瘤生长转移的物质环境,即痰污染环境；肿瘤血管属“痰络”,提供了肿瘤生长转移的营养基础与桥梁。“痰核”是恶性肿瘤的核心,“痰核”的核心是肿瘤细胞,异常增殖的肿瘤细胞是痰核所产生的病理产物,可以理解为中医理论的“痰毒”。从病理生理学角度来分析,痰具有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易行、易聚,多变；易夹火、夹瘀、成毒,病理变化复杂等特点。痰的这种特点与肿瘤细胞间质中的代谢物积聚、增多,细胞间质结构改变以促进肿瘤细胞生长、侵袭和转移的病理特征相似。中医痰证理论的特点和胃癌细胞及其间质的病理特征存在相关性,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胃癌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有望阐明中医胃癌痰本质。2 治痰在胃癌治疗中的机理与意义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上,西医目前主要有手术切除、放化疗等措施,但疗效尚不完全确定,而且存在毒副反应多、生存质量下降等问题。我科以治痰理论为依据,立消痰散结为法则,于1990年研制出肿瘤阻断剂金龙蛇口服液,临床应用已10余年,用于癌症术后的治疗,收到较好的疗效。经临床治疗104例晚期胃癌疗效总结,金龙蛇口服液改善症状有效率为82.9%,卡氏评分提高率为75.6%,中位生存率12.24%,3年生存率14.63%,明显优于ELF(鬼臼乙叉甙＋甲酰四氢叶酸钙＋5-氟脲嘧啶)方案单纯化疗组[4-5]。并且实验研究亦发现金龙蛇口服液可抑制人胃癌细胞株MKN-45的生长,可使肿瘤组织中增值细胞核抗原(PCNA)、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内皮生长因子(VEGF)等肿瘤标志物的表达下降[6]。因此,消痰散结是防止恶性肿瘤复发的基本途径。但由于肿瘤晚期随着其致病因素、病机及肿瘤组织形态学的不同,患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故胃癌的治疗还需进行辨证施治,因此,笔者在消痰散结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消痰散结八法,直接针对病因,随着痰瘀毒的转化及患者体质变化而加减,既治本又治标,标本兼治,相得益彰。2.1 治痰,重在消痰散结 《丹溪心法》云：“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流至何处便阻滞气血水液运行,搏结成块,符合肿瘤发生发展的规律,历代对痰聚为瘤的学说都有支持者。《外科正宗》亦载：“又有一种粉瘤,全是痰气凝结而成。”胃癌病起中焦,中焦脾胃主运化水湿,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脾胃虚弱,中焦不运,湿聚为痰。临床所见胃癌患者舌苔厚腻,恶心欲吐,胸脘痞闷,便是痰阻中焦之明证。所以,消痰散结法是治疗胃癌的重要方法之一,方以导痰汤为底,药物选用胆南星、半夏、川贝母、茯苓、陈皮等。2.2 消痰,佐以软坚散结 结块日久,愈聚愈坚,盘踞局部,牢不可除,应用味咸软坚之中药松解结块,亦能解除粘连,使肿瘤易于祛除,符合《内经》“坚者削之”的原则。在临床中可见胃癌患者多胃壁僵硬,甚至出现皮革胃,或者胃平滑肌瘤等。药用导痰汤加软坚散结药,如鳖甲、炮穿山甲、牡蛎、海蛤壳、皂角刺等。2.3 消痰,佐以祛瘀散结《灵枢·水胀》云：“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血以留止,日以益大。”说明肿瘤与瘀血关系密切。《圣济总录》则更明确指出：“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郁结壅塞则投虚乘隙,病所由生。”临床可见胃脘刺痛,部位固定,触之有硬块,舌紫黯或有瘀斑、瘀点,舌下静脉怒张,色紫黯,脉涩,胃镜下可见胃黏膜呈紫黯色。药用导痰汤加祛瘀散结药,如地鳖虫之类。2.4 消痰,佐以通络散结 肿瘤多为终身性疾病,“久病入络”,病情缠绵,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胃脘痛》曾提及胃脘痛时间长者为久病(痛)入络,治疗上适当选用活血通络之品。这一论述一方面说明病久入络,难以祛除,另一方面指导临床应用通络走窜之物,药用导痰汤加通络散结药,如全蝎、蜈蚣等虫类药。2.5 消痰,佐以解郁散结 胃癌患者术后或未能手术患者,情志不畅,肝气郁结者常哭笑无常,烦躁失眠,纳差胁胀,日见消瘦。疏肝解郁虽有效但不显著,若散结药物协同应用常获显效。临床常用柴胡疏肝散、丹参饮等。后者不但可以理气散结,而且可以疏肝解郁,稳定患者情绪,避免其过于悲观,使其配合治疗。药物可选用橘核、橘络、佛手、香橼皮、柴胡、香附、炒枳壳等。2.6 消痰,佐以解毒散结 气滞、血瘀、痰阻日久则必化热,热毒蕴结,耗气伤津,患者必日见羸瘦。临床可见胃癌患者胃脘灼热疼痛,渴喜冷饮,大便干燥等,舌苔黄厚,胃镜可见胃黏膜溃疡,周围有脓性分泌物。近年治疗肿瘤的中药发展最快的就是清热解毒类药物,药理研究也证实清热解毒药物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药用导痰汤加半边莲、半枝莲、石见穿、连翘、败酱草、白花蛇舌草等。应用清热解毒药物不但可以清泻郁火,而且有助于行气活血、消肿散结。2.7 消痰,佐以导滞散结 《灵枢·本输》云：“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胃气的下降也包括了大肠、小肠顺承水谷、传导糟粕的功能,胃气功能正常则糟粕不会在人体内停留,浊气也不会上泛,而当发生胃癌时,胃中痰浊、瘀血、肿块的生成妨碍了胃气的顺畅通降,糟粕停于中焦,甚至浊阴上泛而出现泛恶欲吐、纳呆、脘腹闷胀甚至疼痛；另外,大便秘结也是胃癌患者常见的现象。再者肿瘤非人身所固有,皆属邪气,应予祛除,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中满者泻之于内。”胃癌患者保持大便通畅不但可以驱邪外出,而且可保证胃气的正常通降,以免损伤胃气。泻下常用《伤寒论》中的三承气汤,临床应用泻下法常分三步走,即一泻二清三排：先用生大黄峻下软坚,荡涤肠胃,见效则易制大黄清肠去腐,既可缓泻,又有活血去瘀散结之效,待大便接近正常时再用炒枳实、枳壳等促进胃肠排空,既能保持大便通畅,又不会因峻下而伤及脾胃,实为良策。2.8 消痰,佐以扶正散结 《内经》中记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现代研究也证实,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皆有所下降,并将免疫功能作为评价肿瘤治疗效果的指标。胃癌是慢性重病,日久必损耗正气,并且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受病气血生化不足,故胃癌患者必有气血亏虚,正气不足则不能抗邪,有利于肿瘤的发生或发展、转移。所以在应用驱邪药物的同时应配合扶正药物,所谓“强主以助除寇”是也,在临床运用时根据“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的原则,不可一味攻伐。临床最常用十全大补汤加减,常用药物有黄芪、党参、当归、阿胶、枸杞子、墨旱莲、女贞子等。3 结语痰邪在癌症发病过程中无时不在,易与其它病邪胶结,遂成积块,所以治痰必须贯穿癌症辨证论治的始终。消痰散结是针对病因的根本治法,是抑制肿瘤的关键治则可有效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并且根据病因病机以及患者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辨证加减不同的药物,灵活运用才可以取得理想的疗效。因此,从痰论治不仅体现了魏品康教授治疗恶性肿瘤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参考文献】 [1]杨爱莲,黄萍.论痰与癌的关系[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3,9(2)：10－11.
[2]黄萍,金源,赖义勤.论痰在癌症中的病机变化及治疗意义[J].福建中医药,1995,26(1)：36－37.
[3]魏品康,许玲,孙大志,等.痰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J].中医杂志,2006,47(3)：166－168.
[4]李相勇,魏品康.金龙蛇口服液治疗晚期胃癌的疗效观察[J].湖北中医杂志,2001,23(11)：3－4.
[5]许玲,魏品康,秦志丰.金龙蛇口服液和华蟾素注射液、黄芪注射液治疗四期胃癌的临床观察[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1)：7－9.
[6]郭晓冬,魏品康,许玲.消痰散结方对裸鼠MKN-45胃腺癌组织中PCNA表达的影响[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7(2)：152－154.
【关键词】中医内科；病机；诊治
【中图分类号】G642. 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8-0500-01
中医内科诊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即抓住病机本质进行辩证医治。利用病机学理论辩证医治，可以有效把握病情病理，辩证分析病况，综合医治，提高中医内科医疗质量。本文提出病机本质分析诊治的几个步骤，并以案例佐证，具有可行性意义，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创新。中医学病机这个概念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的《至真要大论》篇中见有。王冰说：“得其机要，则动小而功大，用浅而功深。”张景岳说：“机者，要叶，变也，病变所由出也。”用今天的话来说，病机是指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规律，是疾病的本质表现。中医学的病机学说，就是由病机概念发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即指以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藏象、经络、病因和发病等基础理论，探讨和阐述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和结局的机理及其基本规律。
1有效把握病情病理
病机学说强调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诊治病况，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由若干脏腑、组织和器官所组成的，且每个局部器官都各有其独特的生理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又组合成人体整体机能的组成部分。病机理论正是从人体整体上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结局的基本规律。如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津液代谢失常等。在整体观的支配之下，各种病况都可以推究其病机所在。进而准确地辨别具体病况，有效诊治。就是说，利用病机理论，研究某一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结局的基本规律，并借助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取类比象、比附表意，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生命活动与疾病现象进行类比，总结和概括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与转归的规律性认识。那么，在具体的诊治过程中，如何明确疾病的病机？具体操作程序又如何呢？
2 明确疾病的病机
首先是确定主症找病机。要结合患者的主症来分析病况，以利把握病机。中医一般以全身症状，特别严重的症状或病人最痛苦的症状作为主症，借以确定病名诊断，如“恶寒发热”、“胃脘痛”、“腹痛”，等等。其次是查询病由现病机。病因病由与病机关系密切，病的因由不同，对机体所造成的病理损害也不同，准确得到病由，即有利于把握病机。如肝气不舒，情志不遂，易损害肝的疏泄功能，造成肝气郁结；如暑邪易伤津耗气。也有尚不能查明病因的，中医又有“审证求因”之法。接着结合八纲分析病变查病机。中医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之一。八纲辨证特别强调将望闻问切四诊得来的资料，根据人体正气的盛衰、病邪的性质、疾病所在的部位深浅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推出治疗方案，这样才能找出病机。在病机把握的基础上，综合治理，才能医好病人，提高诊治质量。如对便结、腹痛拒按、潮热、神昏谵语的病人，如果孤立地去分析这些症状，则可能得出多种不同的病机。因为便结可由肠胃燥热，阴虚肠燥，气滞不畅，气虚不运等。腹痛可由寒凝气郁，湿热，食积，虫积所引起。发热可由外感或内伤所引起。神昏谵语可由温邪内陷心包、痰浊蒙蔽或胃热薰蒸心包等。这样各局部分析结果相互矛盾，总的判断就会无法推出。而先根据主症定出病名为阳明腑实证，病因由太阳之邪不解，热邪向里发展而成；或由误治津伤肠燥大便燥结所致。再将腹痛拒按，大便秘结，潮热汗出，口渴，神昏谵语，脉沉实，舌苔黄垢等各方面症情划属里实热。其病位在肠胃。对神昏谵语则判为阳明腑实，浊气上蒸所致。这样，便结、腹痛拒按、发热就成了本病的主症，而神昏谵语是本病的兼症。如此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逐步分析，才能准确辩明其病机在于邪热结于肠胃燥热成实为患。针对病机采用泻阳明实热之法施治，使邪热得通，燥屎得下，则一切症状都可随之消失。该例中的病情属实证，虽然比较复杂，但是现象与本质是一致的，只要按照上面的顺序分析，一般是比较容易辨别的。在中医内科临床中大部分疾病都是现象与本质呈现一致性的。
3 如何认定病机和修正病机
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确立病机了。一般只要能通顺地解释病情，病机就可以成立和确立。如果解释不了病情原因，则说明病机不全或不正确。实际上，解释清楚症状就可以验证病机。当然，最重要的验证方法是治疗实践，实践是检验病机分析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当然不是说治疗不见效就肯定病机分析错误，因为治疗本身也是复杂的。
最后是治疗以修正病机。确立病机后，就可以按部就班实施对症治疗。治疗过程还不是诊断工作的完全结束，而是施治过程中继续修正分析，反过来用治疗效果验证病机。
最终当以治疗结束，病人康复，同时又是病机分析的最后结果。此外，病机分析和把握，还需要借助病位之表里、症状之寒热、病性质虚实，即分别出阴阳状况，如《内经》所说的，“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这样才能保证病变诊断上不犯原则性的错误。这几个步骤，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医内科疾病诊治的基本流程环节，抓好这些环节，是能准确诊治中医内科疾病的。
总之，中医内科采用临证思维对疾病行辨证论治，是否对中医思想进行恰当运用，是决定治疗预后效果的关键。辨证论治方法将辨证分析、四诊收集、建立处方、确定治法恰当结合运用，是医生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中思维全部活动的总结，诊断流程具体包括确定主症、结合四诊资料，行明确辨证，并对处方用药和治法制定进行指导，以全面达到治愈疾病的效果。确定主症找病机、了解病由现病机、分析病变查病机、确认病症定病机、对症治疗修正病机等步骤，构成了中医内科诊治的基本环节，也是病机分析的全过程，中医强调辩证分析，我们把病机分析放到中医内科诊治的全过程去运作，有助于借助病机确立实施诊治的新途径的开辟，值得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体质学说;疾病预防;亚健康
中医体质，是指人体的素禀之质，即是指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1]。《内经》“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动态可变性，因而体质是可调的[2]，这就使预防和根治疾病成为可能。
1 对疾病预防的影响
《素问·上古天真论》有“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说。它表明中医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即“治未病”，从保护人体内在的正气出发以防御外界致病因素的侵袭。它同时也强调内因是发病与否的决定因素，而这里所说的内因实际上就是人的体质。体质强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正气的盛衰，而正气的盛衰则是人体是否发病的决定因素。人的体质可分为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3]，除了平和质为正常的生理体质以外，其它八种均为病理体质。而不同病理体质的差异性可导致个体对某些致病因素有着易感性。
1.1 为疾病的预防提供依据 由于体质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决定了其对某种疾病的易感性是长期存在的。如痰湿质易为湿邪所困和膏粱厚味所伤，气虚质易为外邪及劳倦所伤[4]。研究表明，鼻咽癌高危人群体质以单纯气虚质为特点，初诊鼻咽癌患者体质以热和瘀为特点，放疗1年后鼻咽癌患者体质以气虚质夹热、夹瘀及夹湿为特点[5]。现代临床研究也证实，过敏体质者往往对某些因素，如风寒、花粉、油漆、鱼腥虾蟹等过敏源具有易感性，而且不易治疗。由此可见，如果能改善人的病理体质，就可以有效地减少或防止某些易感性或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也就是真正中医意义上的“治未病”。
1.2 为亚健康的治疗和调理提供了依据 《灵枢·百病始生篇》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说明人内在的体质虚弱是外邪入侵的病理基础。在同样外在因素下，体质强不易发病，而体质弱则易发病。由于体质状态决定是否发病，故在未病之时即应注意调理病理体质，这为目前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的治疗和调理提供了依据。就亚健康的实质而言，属于中医病理体质，病理体质是一种将病未病的病前状态，或者说是隐匿状态[6]，亚健康状态与体质证候相吻合[7]。而中医在调理病理体质方面有其独到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对亚健康的治疗是有效的[8]，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病因，防止其向疾病方向发展。但由于病理体质具有易感性、普遍性、长期性、难调性几大特点[9]，因此，针对病理体质或体质证候的调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3 预防其它体质相关性疾病的发生 祛除引起疾病的内因，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体质状态对疾病的抵御能力、患者康复能力和预后有很大关系，这也包括通过干预体质来调节心理适应能力，从而减少七情致病因素。由于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情绪因素日益成为当今社会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根据中医治未病的原则，应该在自身无法缓解长期或强烈的情绪刺激的情况下，及早用中药、心理疏导等手段进行干预，以消除情志致病因素。同时也需要患者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和乐观的心态，从多途径来增强和改善体质。
2 调理体质在对疾病治疗中的意义
由于体质状态不仅决定发病与否及发病的倾向性，还影响疾病的性质、传变、转归和预后，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辨别体质类型，并针对体质因素进行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治愈疾病，实现治病求本。
2.1 体质因素是诊断疾病性质和判断病机的重要依据 体质影响证的寒热虚实属性、病变部位、轻重程度等。不同的体质类型人群感受同一种病因可以表现出现不同的证候，而不同的病因作用于同一体质类型的人群则可以出现相类似的证候，这就是受到体质因素作用的结果。故在临证治疗时，正确判断病人的体质属性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就容易造成“虚虚实实”之误。
2.2 通过调节体质防止疾病的传变 邪气侵入人体之后，可随人体体质寒热、虚实、阴阳之不同，向不同的方向发生转化，故宜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的传变。吴又可认为同感温疫之邪而出现种种不同变证的原因与体质差异有关，所谓“传变不常，皆因人而施”。在治疗的过程中要根据病人的体质，应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通过调节体质来防止疾病的传变。
2.3 根据体质判断疾病的转归和预后 临床实践证明，平素体质强盛者，即使得病也容易康复;而平素体质亏虚者，则不易康复。《温疫论·四损不可正治》提出“素亏者易损，素实者易复”，说明体质差异是导致疾病不同的转归和预后的主要原因，即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与疾病的转归是密切相关的。
2.4 为“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提供理论依据 “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均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治疗原则，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的特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主要依据就是患者的体质，对于相同的疾病由于患者体质不同，可出现不同证型，故治疗时采取不同的治法;而对于不同的疾病，由于患者的体质相似，往往出现相似的病理变化或证型，故在治疗时采取相同的治法。
2.5 为处方用药提供依据 在临床上，根据患者体质之不同，处方用药应有所侧重。对于体质壮实者，可选用作用较强烈的药物，且药量宜偏重;对体质虚弱者，则宜选用药性温和的药物，且药量不宜过重。区别不同体质进行治疗，正是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的具体体现。
3 结语
综上所述，辨别体质对防病治病均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正常体质，要注意饮食起居，调适情志，加强锻炼，保持体质强健，避免病邪侵袭;对于病理体质，除了上述方法之外，还要根据体质类型，采取相应的食疗、药疗或其它方法，使体质恢复正常;已病之后，不仅要祛邪，还要根据体质的偏颇，治病求本，以消除疾病之根源;同时还要利用五行生克制化和阴阳理论，防止疾病的传变;在疾病恢复期，尽管疾病证候已基本消除，但体质证候依然存在，故仍需坚持调理患者的病理体质，以达到彻底治愈，防止或减少疾病复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5：1.
[2] 王琦.论中医体质研究的3个关键问题(下)[J].中医杂志，2006，47(5)：329332.
[3] 王琦.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4)：18.
[4] 何裕民.次(亚)健康状态——中医学术拓展的新空间[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6)：7.
关键词：治疗；体质 疾病 作用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c）-0222-01
中医体质学中的体质概念，王琦在其《中医体质学》中表述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年龄、性别都可以影响体质。
“同气相求”，不同的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着特殊的易感性。疾病的发病原理我们知道，正气虚是发生疾病的内在依据，而体质的强弱决定着正气的虚实。病情从体质而变化，人体在感受邪气之后，由于体制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同一致病因素和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体质各异，其临床类型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因此说，同病异治的决定因素，常常不在病因而在于体质。再者，由于体质不同，发病情况也不尽相同，有卒发、有缓发、有伏发。所以在临床治病用药时一定要考虑体质的因素。
感冒是个常见病。中医学认为，外感六（风、寒、暑、湿、燥、火），病位在肺卫，主要用辛散的药物，使在表之邪从表而出。在剂型上，最好选用汤剂，见效快，同时还可以根据体质的不同，有针对性随症加减。大部分人感冒后都是服用中成药，会有一定的疗效，但不完全对证。虽然有表证的共同证候，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头身疼痛等，但是因为气候、病因、体质的不同，有很多分型，如风寒、风热、暑湿、虚实夹杂等不同证候，在病程中还可见寒与热的转化或错杂，所以在临床上一定要根据病情轻重、病性寒热、病变部位、体质虚实、有无兼证而选择用方，随症加减。
再如过敏性紫癜，本病中医称“紫癜”、“紫斑”，属于中医学血证范畴。小儿体质与过敏性紫癜的发生、发展及治疗、预后关系密切。体质的特点不仅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同时存在着群体趋同性。小儿有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共性。临床最常见有两种体质类型，肺气不足和脾气不足。素体正气亏虚是发病之内因，一些体质相对虚弱的小儿，卫外不固，无力抗邪，邪气方能乘虚而入，导致人体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血溢脉外，从而导致紫癜。结合小儿群体的体质的共性特点，即“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同时考虑每个小儿的个体特点，过敏性紫癜早期多为风热伤络型。进一步发展，则为血热妄行型。日久反复发作，则多发展为气不摄血型或阴虚火旺型。小儿过敏性紫癜常可自愈，但少数易复发，主要与小儿脾常不足，肺常不足的体质有明显关系。
便秘，也是一种更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认为，其病因主要由燥热内结、气机郁滞、津液不足和脾肾虚寒引起。在治疗便秘时，要根据不同体质酌情用药，不能单纯的泻下。不同年龄段的青壮年、老年人、孕妇、小孩，体质不同，不能一味的通腑泻下。老年性便秘多属虚证，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功能衰退，大肠传导无力而至。而且老年性便秘可诱发和加重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胃溃疡、结肠炎等疾病，故对该病的及时治疗带来了不小的危害。所以治疗便秘，考虑体质因素尤为重要。
疾病与体质息息相关，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考虑体质因素是非常必要的。人体存在着不同体质类型已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以上三个病例，反映了医者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考虑到体质不同的因素，酌情加药，力求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也体现了体质对于疾病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体质潜存着某种病理的倾向性和对某种病种的易感性，今后通过对不同医家体质分类法的研究，寻找异同点，进一步规范、量化指标，给临床诊疗疾病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
正确认识体质与疾病的相互关系，对我们的临床诊疗、养生保健以及病后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何晓晖.中医基础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 凌森耀.“治体”思想的理论与临床意义[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3）.
[3] 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1995.
[4] 李伟伟.婴幼儿下呼吸道喘息性疾病与体质关系的探讨[J].河北中医，2009，31（12）.
关键词：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中医病因；中医病机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bowelsyndrome简称IBS）是与胃肠功能紊乱有关的疾病，以慢性或复发性腹痛、腹泻、排便习惯改变并伴有大便性状异常为主要症状，而又缺乏胃肠结构或生化异常的综合征。西医将其分为腹泻型、便秘型、便秘腹泻交替型及未确定类型，中医无此病名，但结合该病临床特点，应属于腹痛、泄泻、便秘、郁证等范畴。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是该病中最为常见的一型，其主要症状表现有腹痛部位不定以下腹多见、腹泻一日3～5次甚至10余次、大便成形或水样便或稀糊状多带粘液、多伴腹胀感、有排便窘迫感或排便不净感，与祖国医学泄泻症候相近似，中医历代医家对泄泻多有论述，但不仅仅是针对这一胃肠功能性疾病的，但其中某些记载与该病的证候非常一致，丹波元坚在《杂病广要》泄泻篇中说："泄泻本非大病……，"[1]。由于现代西医学的形成才出现了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的病名，而古时不可能有这样的名称，但是对这样症状的泄泻是有记载的，我们在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该型疾病主要症状，现就其中医病因及病机进行初步探讨。
1历代医家对该病病因的认识
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泄泻的认识，从外感、内伤等角度阐述其病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风盛则动，热盛则肿，燥盛则干，寒盛则浮，湿盛则濡泻。。……。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泻；夏伤于暑，秋必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于露风，乃生寒热，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灵枢・百病使生》认为："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传舍于胃肠，在胃肠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泻，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素问・太阴阳明论》指出："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飨泄。"。同时又从患病的症状来辨析病因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论述："……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素问・举痛论》指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飨泄。"[3，4]。
魏晋时期王叔和撰《脉经》曰："泄泻多湿，热，食，气虚四症。"；又说："胃实则胀，虚则泄。"[5]，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医家在总结先贤们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许多个人观点，明代龚廷贤著《寿世保元》指出："夫泄泻属湿，属气虚，有火，有痰，有食积，有寒……。"[6]，明孙一奎在《赤水玄珠》中提出："泄泻要分新久，时令，寒热，虚实，及饮食，痰积数者。"[7]，清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泄泻源流》强调指出："湿盛则飧泻，乃独由于湿耳。"[8]
纵观古代医家对泄泻病因的分析，可见IBS-D可由感受风、寒、湿、热等外邪和内伤饮食、肝气郁滞、素体气虚、内生痰浊等因素而发病。然而在众多病因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湿邪，它既可以是一独立病因，又可以是各种病因作用于人体而产生的病理产物，是该病发病重要环节。
2历代医家对该病病机的认识
2.1风寒邪伤脾与泄泻、腹痛、腹胀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其中腹病诸侯主要论述腹痛、腹胀、水谷痢，其中关于久腹痛、久腹胀、久水谷痢的论述与我们今天对IBS-D的认识非常近似，他认为腹痛病因多为寒冷之气客于募原，病情属于阳气不足，阴气有余；腹胀属于脾病，病情多为阳气外虚，阴气内积；腹痛腹胀病久不愈，便为久腹痛久腹胀，病情发展有每每影响于胃而食不清化，下移大肠而为下痢，结合上下文此下痢并不专指痢疾，主要指的是腹泻。久腹痛候指出："久腹痛者，脏腑虚而有寒，客于腹内，连滞不歇，发作有时，发则肠鸣而腹绞痛，谓之寒中。
2.2脾胃虚弱与泄泻明代张景岳对泄泻病机颇有发明，他不仅论证了"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认为"脾气稍弱阳气不强者，一有所伤未免即致泄泻……"。脾气虚弱运化无权，食物也不能化生精微，湿邪内生，是IBS-D病机的又一种形式。
2.3肾阳虚弱与泄泻《景岳全书》还指出"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阴气盛极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
3现在医家对该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现代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该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情志因素是诸多医家比较一致的认识情志失调，忧郁恼怒，精神紧张以致肝失疏泄，横逆犯脾，脾胃受制而发病；此外病理因素还有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劳累、劳心思虑、久坐少运动伤脾，或饮食不节姿食生冷辛辣厚味而伤脾胃，气滞、寒凝、热郁、食积、湿阻为其主要病因，肝郁为起病之源，脾虚是发病基础；还有人指出该病病因除与情志失调、饮食不节、紧张劳累有关外，还有感受外邪而激发；也有的专家从腹痛和腹泻两个主要症状角度提出腹痛病因为外感时邪、饮食不节、情志不舒肝失调达、阳气素虚有关，而腹泻病因是感受外邪、饮食所伤、情志失调、病后体虚、素体脾胃虚弱，病变与肝脾有关；总之本病病位在小肠、大肠但与肝、脾胃、肾密切相关，其病机为肝气郁滞克伤脾胃，或饮食不节脾胃受损，脾胃运化失司，水谷不能化生精微，湿邪内生；或因素体阳虚或因外感邪气而致湿邪内阻或寒凝中焦而影响运化；脾肾阳虚也可致脾胃运化无权，但久病泄泻亦可致肾阳虚衰；还有人提出心与小肠相表里，小肠主化物，吸收水谷精微，心阳、心血温煦濡养胃肠，心胃生理上互相为用，病理上互相影响；现在较为一致的认为该病总病机是寒热错杂，虚实夹杂，气血失调互见，由于本病病程较长，病机较易发生转化，常可出现由实转虚、由气及血、寒热转化的特点。
综合上述各家分析可概况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腹部疼痛下腹明显，腹泻，大便不成形、水样便或稀糊状，伴腹胀感、有排便窘迫或不净感等症状，其病因与饮食不节、时令外感（风、寒、湿、热）、或素体脾气虚弱、肾气不足、情志所伤肝气郁滞胆气不升等因素有关，而导致脾胃受损运化失司，谷气下流，小肠及大肠不能泌别清浊，所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清气在下，则生飧泻。"。
参考文献：
[1]波元坚.杂病广要[M].第二版.北京：人名卫生出版社，1983，3：802.
[2]秦景明.病因脉治[M].第二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48.
[3]内经[M].第一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8，4，67，53，171.
[4]灵枢经[M].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4：121.
[5]王叔和.脉经[M].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9：96.
[6]龙廷贤.寿世保元[M].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7：181.
论文摘要：阐述了现代医家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认识，通过对其病因病机的讨论，总结各医家对该病的辨证分型，提炼单方验方，并结合西医学，探讨发展中医学对该病的治疗，提出可行建议。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功能性疾病，约占消化专科门诊的一半。本病的特点是持续或反复发作的上腹胀痛、早饱、嗳气、恶心、呕吐等，经检查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但F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认为主要与胃肠动力障碍和内脏感觉过敏有关。在治疗上，西医一般采用促进胃肠动力、抑制胃酸、保护胃黏膜、抗幽门螺杆菌、抗抑郁药及心理护理等措施进行对症治疗，效果尚不够理想，且存在成本较高，副作用明显等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传统中医理论结合现代临床实践，辨证施治，已显现出对本病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发展前景，现将主要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对于FD的病因病机认识，陈氏[1]认为其病机多由于情志不舒、肝木克土、脾虚木乘导致的脾胃升降失司。梁氏[2]认为FD乃虚实夹杂、本虚标实之证，主要病因病机为脾气胃阴不足、纳化失常、易感湿热，或肝气疏泄失常、肝胃不和，致胃中气机壅滞，不通则痛，不降则痞。严氏[3]强调胃气不和、胃络瘀滞也是FD的重要病理机制，在辨治时注重血瘀兼证。刘氏[4]认为肝郁在FD的发病机制中占居主导地位，并可导致寒热错杂、气滞血瘀、脾胃不和、胃阴亏虚等兼证。陈氏[5]认为情志不遂，或邪犯脾胃，或饮食劳倦等导致脾胃气机失常是FD发病的中心环节。通过理论学习的实践经验，我认为中医脾主运化而升清，脾气升，胃气降，共同完成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脾胃气机失常从整体上包括了现代医学的胃酸分泌异常及胃运动和排空功能异常。
2 分型论治
在FD的辨证分型方面，诸多文献在认识上有异同。赵凤莲[6]将FD分为肝郁脾虚、脾虚胃热、湿阻脾虚、胃阴不足、脾胃虚寒、饮食积滞和淤血阻络7型，用健脾调气、化湿降浊法，以自拟方(党参、白术、茯苓、枳壳、升麻、炙甘草、焦三仙、陈皮、木香)为基础方治疗83例，有效11例，好转8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91.6%。张淑英[7]提出，肝郁气滞用柴胡疏肝散合金铃子散；饮食停滞用保和丸；寒中胃脘用良附丸；阴虚胃热用益胃汤；脾胃虚寒用黄芪建中汤合香砂六君子汤；湿热中阻用三仁汤合甘露消毒饮。李淑贞[8]认为，肝失疏泄为FD的病理基础，将该病分为肝气犯胃、肝胃郁热、肝郁湿阻、肝郁脾虚、肝胃阴虚、肝胃瘀血型，在治疗上，予疏肝和胃汤随证加减。刘氏[9]以“肝胃不和、脾虚肝郁、肝胃郁热、胃阴不足”4型，自拟“疏肝和胃汤”为基础方。随证加减，进行论治。古氏[10]则分为“肝胃不和、寒热错杂、脾胃虚弱”3型，分别采用“疏肝理气、和胃降逆”，“开结除痞、和胃降逆”，“健脾清肝、养胃降逆”三法论治。林氏[11]等分为“肝胃不和、脾胃湿热、脾胃虚弱、胃阴不足”4型，并研究发现肝胃不和型发病年龄较轻，女性较多；胃阴不足型年龄较大，脾胃湿热型男性较多；分别采用柴胡疏肝散合金铃子散、半夏泻心汤合左金丸、香砂六君子汤合良附丸和益胃汤加减治疗。钱氏[12]将本病分为“肝胃郁热、寒热中阻、胃虚痰阻、肝胃虚寒”4个证型，并应用大柴胡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吴茱萸汤等方辨证施治，取得良效。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肝郁气滞、肝胃郁热、脾胃虚弱”是FD的三大主要证型。
3 验方治疗
在治疗FD实践中，除对传统名方的应用外，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入手，创制许多有效的经验方剂。如王氏等[13]自拟“疏肝悦脾汤”治疗肝郁脾虚型FD患者，治疗组有效率94.26%，对照组有效率91.66%(P
4 中西医结合治疗
胡大勇[18]用参苓白术散加味，并用吗丁啉、多酶片治疗本病48例，对照1、2组分别用上述中西药。结果三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3.75%、75%、76.09%，本组疗效均优于两对照组(P
5 治疗心得与展望
在工作与学习中，特别是在近一年的临床实践中，经过对上百例FD患者的治疗，笔者对该病的治疗有了一些体会：首先，调和气机是用药关键，该病在胃，涉及肝脾，总以气滞不畅为主，故本病当以调畅气机为主要治法，临床中常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每多有效。其次，要重视辛开苦降法的重要作用，中焦气机郁滞，升降失司是形成痞满证的重要病机，可通过苦辛合用调整气机升降，临床上常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寒热并重，辛开苦降，常有疗效。其三，重视兼症，FD发病因素多样，影响因素多，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在重点治疗主症同时，也要注意兼症合治。其四，灵活辨证，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要据患者性别、年龄、职业、生活习惯等不同，分析其发病原因，发病特征，灵活辨证，筛选恰当的药物予以治疗，这也是提高临床疗效不可缺少的环节。最后，要善于与患者交流，重视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讲明病情，消除疑虑，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正确的认识，树立治疗信心，在此基础上配合药物治疗，常可达事半功倍的疗效。 转贴于
总之，FD的发病率相当高，但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要发挥中医药在治疗FD时的优势，应着重整体研究，既要补益脾胃，行气除满，又要辛开苦降，寒温并用，阴阳互调，安神定志，多方位多靶位着眼，以提高临床疗效，并运用现代研究深入系统探讨其作用机制，为临床新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今后应尽快制定出统一的辨证分型及疗效评价标准，深入开展FD中西医病因病机、流行病学、实验检测等方面的研究，并从HP、胃肠激素、胃肠动力学等方面探讨中医药治疗FD的机理，同时建立FD的动物模型，加强远期疗效及复发率的动态观察研究，从而开发研制简便、高效的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为广大FD患者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陈永堂.五花芍草汤加味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50例[J].中国中医药信息，2003，10(9)：35-36.
[2] 粱乃津，黄穗平.健中调肝方治疗非溃疡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J].新中医，1996，5(9)：8.
[3] 严光俊，桂壮.活疵化瘀法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观察[J].湖北中医，2002，24(11)：20.
[4] 刘善京.功能性消化不良肝郁机制浅析[J].甘肃中医，2004，17(6)：11-12.
[5] 陈多，王长洪，吴春福.消化道动力药物研究进展.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1996.4(2)：120.
[6] 赵风莲.中医治疗FD83例[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1.9(1)：55.
[7] 张淑英.FD的中医辨证分型及机理探讨[J].吉林中医药，2001.21(1)：11.
[8] 李淑贞.浅论从肝论治功能性消化不良[J].河北中医，2001.23(3)：196.
[9] 刘静.辨证分型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疗[J].实用中医内科，2004，18(4)：812-813.
[10] 古学文，李文唏.辨证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120例疗效观察[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25(1)：22-24.
[11] 林连，史宗强.辨证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56例[J].福建中医药，1996，27(4)：3-4.
[12] 钱祥夕.经方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体会[J].实用中医药，2002，18(12)：34-35.
[13] 王立春.程军.陈孔斌等.疏肝悦脾汤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122例[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3，11(1)：45-46.
[14] 白长川，马超，李吉彦.和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动索和胃泌素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3，11(6)：373-374.
[15] 严光俊，桂壮，李存沂.通降胃灵I号片治疗运动障碍样消亿不良的临床与实验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3.
[16] 董明国，何世东，叶小汉，等.康尔胃2号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4，12(3)：146-147.
[17] 何英，曹文富，荣晓凤.理气复胃1∶1服液治疗气滞食积型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2004，12(3)：137-139.
[18] 胡大勇.中西药联合用药冶疗运动障碍型功能性消化不良[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25(3)：16-17.
[19] 石成生.中西医结合治疗HP感染非溃疡性消化不良64例小结[J].湖南中医药导报，2003，9(1)：33.
【关键词】 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以方测证
目前有关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模式多集中于病与证的关节点上，对于其中的“病”，有考虑为西医的“病”，有认为是中医的“病”，然后再结合中医的“证”，但对中医证的模型成功与否则缺乏确切依据。笔者认为，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应该是现代医学的“病”结合中医的“证”，通过“以方测证”的方式验证中医“证”的成功与否，这在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现简述如下。
1 关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模式
1.1 多因素复合模型
多因素复合制作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适当结合现代医学理论与实验动物科学知识，分别(或同时)采用传统中医学病因复制证候动物模型和采用现代医学病因复制疾病动物模型，使模型动物同时具有疾病与证候特征[1]。如采用饥饿、疲劳、寒湿、惊恐、高脂饮食等多因素复合方法复制气虚血瘀证动物模型。此种模式考虑较全面，出发点是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结合各种复合因素制作动物模型，但需要研究的是各种不同成因所致模型证候可能有所差别。
1.2 基于西医“病”的模型动物的宏观体征观察中医的“证”
对西医疾病模型进行中医辨证以建立病证结合模型[2]是指在西医疾病模型的基础上，不施加人为干预因素，在疾病模型建立过程中或建成后，观察并检测疾病模型是否具备中医证的特点(如寒热、虚实、阴阳、血瘀等)，即观察疾病在形成过程中“证”的演变过程及疾病模型成立后表现的中医证型，进而确定某一特定的病证结合模型。然而，由于动物和人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其症状体征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重要的体征指标(如舌象、脉象、肤色和情志症状等)难以在动物身上体现和模拟等一系列问题，使动物模型中体现出来的症状和体征多半不具有或不能反映中医证候的属性[3]。因此，宏观体征观察到的征象很难切实运用于传统中医辨证，操作性不太强。
1.3 从西医病理判断中医的证
如采用高脂高热量饲料喂养并结合小剂量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的方法制备实验性2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再予强的松龙和肾上腺素注射制备2型糖尿病心血瘀证大鼠模型，从血脂增高、主动脉内壁下层增厚伴前期斑块和红细胞压积偏高和心血管形态学改变认为心血瘀证模型成功[4]。中医的证其实质即疾病的病理，如现代医学的理化检查、病理切片等，目前即使与中医证的相关性不确定，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医证的实质。血瘀证的研究目前较多，主要与机体的血液流变学、血管壁等病变密切相关，很多情况下可以作为血瘀的判断指标，但与中医其他证候(如气虚、阳虚、气滞等)相关的理化指标则说服力较小，需要进一步研究。
1.4 在中医“病”的基础上建立中医的“证”
病证结合模式应该是在中医病的基础上结合中医的“证”，如在临床诊疗中，首先确定中医为何病，然后确定证候类别。如果是动物模型试验，也应该是先建立中医的“病”，然后建立中医的“证”。这种动物模型思路比较倾向于中医，但在动物模型试验方面尚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常说的中医疾病如咳嗽、黄疸、胃痛、腹痛等名称，往往是现代医学的症状。“症状(症)”是人体在疾病状态下发出的信息；“证候”是疾病在瞬间的症状总和，是信息群；“证”是由证候归纳总结出来的对疾病过程中所处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因和病势等的病理性概括；而“病”则是症状和证候的主体，体现疾病全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由于中医的病名很多情况下很难体现疾病的全过程和规律，因此，病证结合模型如果在中医“病”的基础上结合中医的“证”似乎略有不妥。
1.5 在中医“证”的基础上建立西医的“病”
即用传统的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中医特有的六、饮食、情志、劳倦等为致病因素建立符合中医病因的证候模型，然后予以药物、手术等方法建立西医病毒模型。如以过食酸味法建立脾气虚证动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连续灌胃2-乙基亚硝胺120 d，可以建立脾虚胃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5]。此种模型一方面继承了中医的思路，另一方面注重对现代医学疾病的认识。其实，运用传统病因致病建立证候模型，模型成立时疾病也出现了，再运用西药造疾病模型，新的证候又出现，因此，无法确保“证”的重复再现。
1.6 方证对应模式
尽管可以常用方、古方、效方、名方、经方等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当代生物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信息科学等最新进展提供的新理论、新技术及新方法，研究各方剂与证候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证候与方剂的“方证对应”关系来揭示证候的实质和方剂[6]。但有学者认为上述方法仍然存在问题，如温阳法、补脾气法、滋阴法等均可使阳虚的指标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其结果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辨证具有上述外观表现的动物，通过助阳药验证，得出结论为肾阳虚模型，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脾阳虚模型或脾气虚模型[7-8]。中医传统的经典方剂是为相应的证候类型而设，如肾阴虚运用六味地黄丸、心脾血虚运用归脾汤等，方证对应是中医诊治疾患的基础，至于复方中药的复杂成分机理亦有待于未来详细研究。
2 关于病证结合中“病”的认识
目前对病证结合中“病”的认识大致有两种倾向，即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现代医学的“病”，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中医的“病”。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疾病的特点和规律；而中医的疾病名称很多情况下与现代医学的症状名称相同，难以从整体上掌握疾病的特征。对此，笔者亦首肯应该是现代医学的“病”结合中医的“证”。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相比中医学更为微观，其主要是从病理变化特点上研究，而中医学主要是从宏观表象上阐述，两者侧重点不同。而要进行病证结合模型研究，应该利用已有现代医学“病”的模型结合中医的“证”较为合适。证是病变的瞬间病理特征，其本质就是与之相关的病理过程所包含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以“病理过程与证结合”作为“中西医结合点”，是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的合理选择，并且有可能推动中西医结合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与突破[9]。
3 关于病证结合动物模式的认识
中医证候研究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其中一个非常关键因素是证候研究缺乏从基础到临床的重要桥梁——动物模型。目前，全面正确采集模型动物的证候特征，模拟人类进行辨证分析的可能性较小，更何况动物的语言、情绪表达、内心感受等难以人为揣测。因此，笔者认为，建立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利用以方测证的方法，通过传统中药的验证性治疗，反推模型动物的中医证的实质，可能较为合适。尽管中药以方测证存在片面性，如温阳法、补脾气法、滋阴法等均可使阳虚的指标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但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会发现，温阳法、补脾气法、滋阴法在纠正阳虚指标的同时，还会有其他各自不同的特征，如温阳法着重点在肾、补脾气法着重点在脾、滋阴法着重点在肺等，这与中药的多靶点效应关系非常密切。但传统中药所特有的归经属性，表明某味中药对人体某些特别部位具有优先和特别的效果，则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设立严密的实验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以最终验证性判断模型的证候类别。
4 结语
病证结合的临床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基础，对临床研究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被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是中西两种医学在理论层面结合的范例，也是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10]。但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其成功的研制将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 辉，王 键.试论多因素复合制作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思路[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1，20(5)：57－59.
[2] 富 琦，陈信义.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新思路[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3，10(9)：79－80.
[3] 梁茂新.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63－74.
[4] 何军锋，谢梦洲，田浩梅，等.2型糖尿病心血瘀证病证结合模型大鼠心血管指标病理改变的观察[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7)：1365－1367.
[5] 张 宏，林代华，余成浩，等.脾虚胃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J].四川动物，2007，26(3)：699－701.
[6] 任锡禄.病证结合、方证相应研究的思考[J].光明中医，2007，22(7)：1－2.
[7] 张 祖.黄芪对阳虚证动物模型肝中Mg、Zn、Ca含量的影响[J].山西医学院学报，1982，(2)：4－7.
[8] 陈锐群.祖国医学“肾”的研究中有关滋阴泻火药作用的探讨[J].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1979，6(6)：303－307.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的干预，当代疾病谱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的、错综复杂难以治愈的疾病日益增加，为中医药学认识、治疗疾病不断提出挑战。近20年来毒邪学说作为中医病因学说的一种，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发展应用中也存在诸多不足，现分析如下。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1］ 李运伦．毒邪的源流及其分类诠释［J］．中医药学刊，2001，19（1）：4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