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4: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电视艺术的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电视艺术，特征；元素
电视艺术是一种新潮的综合艺术，它的科技含量之高，技术制作之精，人文内涵之深，受众面积之广，是任何艺术品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它的特征，过去已有不少论著从各种视角、各种层面、各种高度予以论述。但是，迅猛变革的当今时代，为电视艺术增进不少的变化元素，形成许多新的特征。本文从科技性、多元性、人文性、创新性四个方面审视和探讨电视艺术的新特征，为电视艺术提供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双重参照系。
一、科技性
电视艺术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科技性便成为它首要的艺术特征。或者说，它是科技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综合，科技含量之高，比其他任何艺术都更加明显。
从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首次播出一场歌舞电视节目开始，电视艺术已走过72年的历史，在72年间，它由最初的黑白电视经彩色电视(1954年美国首播)，到现在电子传播中以声、光、电为主的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从整体上说，科技性是它的生命和灵魂。
作为同时传送声音和活动图像的电子技术，在发送端，摄像机把图像发出的光信息，即图像上各个画面上亮暗、色彩不同的光点，逐点、逐行、逐帧转换成相应的视频电信号。再通过微音器把与图像相关的声音(语言或音乐音响等)转换成相应的音频电信号，这些信号载荷在高频载波上，经放大后由天线辐射出去，电视接收机再将收到的电信号依次逐点、逐行、逐帧与发送端同步地还原为亮暗、色彩不同的光点，在显像管的光屏上再现出来。同时扬声器产生原来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卫星传输系统、有线电视等相应的高新技术。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利用全数字压缩技术发明的数字电视，其清晰度更高，效果接近35毫米的电影。
与此同时，电视还和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紧密结合。形成电信、电视、电脑的“三电合一”的新特点，构成统一的电子信息网，即信息高速公路。此外，如电视机中的背投电视机、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等等，也都充分显示出其科技性特点。
由此可见，科技性是电视艺术的首要特征，这一特征又是它处于高科技的21世纪的时代特征。
二、多元性
电视艺术融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一炉，集许多艺术特长为一体。它本身即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多元性是它另一大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多元性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涉及学科的多元性，
电视艺术所涉及的学科，是十分众多的，其中主要又可分为两大类。
(1)工程技术类。其中主要包括电子学、电学、声学、传播学、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信技术、系统论(又含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集合论、自动化理论、对策论、决策论等)、工程论(又含工程设计、工程测量、工程器材、工程图学等)。其中有许多学科都是新兴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更加体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例如系统论，就是系统科学与哲学的交叉理论，或谓二者之间的中介理论。
(2)文学艺术类。
电视艺术涵盖了文学中的戏剧剧本、电视剧本、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种门类，并涵盖了艺术中的戏剧(话剧、歌剧、舞剧、戏曲、小品)、电影、电视剧、音乐(声乐、器乐)、舞蹈、曲艺(相声、二人转、鼓曲、评弹等)、杂技、魔术、艺术体操、水上芭蕾(花样游泳)、冰上芭蕾(花样滑冰)、时装表演等等。
2 艺术体裁的多元性，
电视艺术作为电视中的艺术，其本身的艺术体裁，也呈现多元性特点。其中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电视文艺谈话节目、电视娱乐节目(如游戏类、益智类、真人秀)、各种TV(如MTV、舞蹈TV、相声TV等)。每一种体裁本身，也呈现多元性特点，形成“大多元套小多元”的格局。
3 从业人员的多元性，
(1)制作人员的多元性。电视艺术的制作人员，包括编剧、导演、演员、主持人、舞美设计人员(布景师、灯光师、化妆师、音响师、烟火师)、舞蹈设计、武打设计、作曲、演奏员、指挥、摄像师、录音师、剪辑、场记、制片主任等等。
(2)参演人员的多元性。电视艺术的参演人员，既有各种艺术形式的专业演员，又有各种艺术形式的业余人员，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国朋友，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其参演人员数量之多、构成之复杂，称得上是各种艺术形式中之最。
(3)传播人员的多元性，电视艺术的传播人员，包括导播、各种工程技术人员等等。
由此可见，多元性也是电视艺术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它处于多元化的21世纪的时代特征。
三、人文性
人文指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电视艺术，也必然以人文性为其重要的艺术特征。
具体而言，这种人文性又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服务对象的群众性，
电视艺术的服务对象，充分体现出群众性的艺术特点。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把服务目标定位在广大人民群众上面，并以收视率作为衡量电视艺术节目优劣成败的重要标准，从题材、主题到样式、风格，都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习惯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电视连续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恰同学少年》、《亮剑》、《历史的天空》、《闯关东》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又如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也是这方面的品牌。
2 服务范围的普及性。
电视艺术借助电视机的大普及，使许多艺术由“旧时王谢堂前燕”，最大限度地“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电视机有4亿台，按家庭为统计基数，已高达70％之多，“用户超过3亿，电视观众12.38亿。”
3 服务手段的便捷性，
电视机的方便性，使平民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以在家中观看各种电视艺术节目，实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电视传播的快速性，可以使许多电视艺术节目和晚会现场直播，即使是电视剧，也具有制作周期短、成本相对较低等快捷性特点。这种便捷性，实现了电视艺术服务手段的“多功能”――文艺娱乐功能、新闻信息功能、休闲享受功能、益智增趣功能、社会教育功能、科技咨询功能等等，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尤其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电视艺术把节目的选择权与评论权交给受众，频道与节目的收看，受众自己说了算，而且可以边看边评论，成为艺术的“主人”。这比起电视初期观众仅以受教育的面貌出现，主持人与观众无法交流与互动的局面得到了较大改观，由此可见，人文性同样是电视艺术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同样是它处于人性化的21世纪的时代特征。
四、创新性
1 艺术思想的创新。
电视艺术的创新同所有的艺术创新一样，首先是艺术思想的创新，这就要求电视艺术工作者敢于超越前人、超越同时代人、超越自己，要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和强烈的创新意识。离开创新，电视艺术就不能发展，甚至会失去生命，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电视艺术纪实性、政治性的特征比较明显，因为，那时候还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楚。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国力的空前增强，电视艺术思想不断创新，无论在思想与实践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8年初。我国南方冰灾的报道，5・12汶川大地震中的公开透明的纪实性报道，对地震灾民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救灾英雄的讴歌报导面积之广和深，举世罕见。在极为成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一系列报导中，电视艺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开放务实的理念，报导的方式与手段，可以说是一次电视艺术创新的质的飞跃。新颖独特想象丰富的艺术构思是电视艺术成功的前提。而“东施效A”、“邯郸学步”、“现代克隆”，则永远与电视艺术无缘。
2 艺术样式的创新。
许多电视人，已创造出许多独特的电视艺术新样式，既充分发挥出电视艺术的本体特长，又以互动性吸引了广大电视观众，更使电视艺术成为培养艺术人才的摇篮，许多人通过走进电视，再走出电视，走进更广阔的艺术天地。例如央视的《星光大道》、《梦想剧场》、《非常6+1》以及“青歌大赛”、“超女大赛”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代表。以央视二年一次的“青歌赛”为例，它由最初的两种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逐渐发展成民族、美声、通俗、原生态四种唱法，在表现形式上，由过去的单一独唱逐渐发展成独唱、二人唱、组合演唱多种形式，各种艺术形式交叉整合，并衍生出许多新的艺术形式，各种唱法色彩纷呈，牢牢地吸引了亿万观众的眼球，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大餐。
3 艺术风格的创新。
艺术风格指艺术家的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它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电视艺术的艺术风格的创新，主要包含两大内涵：
(1)电视台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确立。全国3000多家电视台，都在努力形成本特的艺术风格，如央视的博大精深、上海东方台的开放清新、黑龙江电视台的粗犷豪放、湖南电视台的活泼生动等等。都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取胜。
关键词:书法艺术 视觉性 文化性 视听性
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仅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着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①以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传播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播,意义深远。尤其是在书法艺术脱离实用功能的束缚转向成为纯艺术方向发展之后,书法艺术去传统化呈现常态。今人对书法艺术的接受方式、目的与前人完全不同,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呈现出了以满足受众的视觉愉悦和接受书法瞬间的视觉冲击力为主要特征的视觉化发展趋向。
书法艺术的“视觉性”观照
电视较之传统的印刷媒介,具有更为生动和快捷的传播特性。电视媒介传播的视、听双信道特征让受众在接收图像信息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声音对图像传播信息的同步解读。目前在我国的电视节目中,传统艺术正在以多种形式出现在电视娱乐类节目之中,涵盖了戏曲、美术、书法、武术等各个传统文化艺术门类,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占电视文化休闲类节目的半壁江山。借助电视,从艺术经典到当代的文化快餐,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艺术种类和艺术样式都在借助电视的强大传播功能尽情地向世人展现自身的无穷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眼球。雅俗兼容的品性、变幻多姿的内容,使中国的传统艺术题材类节目已经成为电视娱乐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隐性的表达方式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观念的职能。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视觉到书写再到视觉的演变过程。当它由具象的刻画符号演变为抽象的线条符号时就已被人为地烙上了视觉化的艺术印记,这种自开始就注入的方位、视觉意义上的概念,是我们古代先民们几乎是在绝对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一次伟大的创造,从而使文字走向书法表现之后被书法艺术家们进行了拓展,附之以艺术的审美情趣。②汉代的蔡邕在其《笔论》中曾记述“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从中即可以看到古人对书法空间观念的重视程度,在书法其后发展的历程中,书体或表现风格的变化均是建立在这种视觉空间观之上的。在这种视觉空间塑造基础之上,书法艺术的塑造原理及表现手法在历代书法艺术家的努力下日趋丰富多彩,这也是一个书法空间观念从低及高、由浅入深、从表及里、从实用转向真正艺术表现的过程。它奠定了书法艺术几千年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③正是这种异于其他文字而有足够能力撑起汉字独自发展并延续数千年的视觉审美元素,长久以来却总是隐藏在书法艺术所秉承的厚重文化信息的传递之中。书法艺术走进厅堂悬挂、陈列以前,书法艺术一直是文人墨客们展现自己深厚文化底蕴的一种方式,更是展现自己才情的一种技能。此时的书法是在满足传递文化信息之后的艺术欣赏,书法作品多是以手卷、扇面、书信等小尺寸的章幅展现的,是一种近距离的艺术欣赏。书法虽然也有题壁、榜书、匾额等形式出现,但它不是书法艺术载体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艺术还停留在文人墨客的手头,更多地出现在古代文人书斋的案头,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以后。随着书写章幅的变大,书法作品款式诸如“中堂”、“条幅”、“横批”等大幅作品的出现,书法艺术逐步从书斋走向了厅堂悬挂、陈列,此时书法艺术追求的是以欣赏者观看书法艺术作品时强悍的视觉冲击力和一刹那的眼球愉悦为终极目的,书法艺术的视觉化特征凸显。如今在厅堂居室悬挂的书法艺术作品,往往是看到书法艺术作品一刹那时的整体视觉艺术效果,这种瞬间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决定着你是否继续浏览下去甚至去阅读书写内容的前提。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媒介的全民普及,中国书法在电视的助推下更是把这种远距离的欣赏和交流转换为视觉文化应用到广泛的人民大众之中,书法艺术转型成为一种纯艺术门类之后,其视觉化发展趋向也日趋明显。此时以千年传承的书法为所谓的精英文化在现实的电视媒介的影响下已消失了原有的界限,而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工业。网上展览、电视书法大赛、电视书法讲座、书法展览的跨时空展播等架起了人民大众学习书法、欣赏书法的桥梁,把学习中国书法的高速公路修筑到了世界信息交通的公路网上,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强大复制功能的作用下也成为一种可以“仿真”的文化艺术,借助电视强大的视听手段,以其“真实”而丰富,不可抗拒的视觉效果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丰富的文化“快餐”。
书法艺术的文化性解读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长河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它自诞生之初就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书法艺术无论如何发展变化都离不开文化发展的需要,诸如原始社会的硬器刻写(如甲骨文、石刻),再到后来的软笔书写,无不是为了与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当历史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看做是中国书法艺术成熟发展的标志时,“工在字外”,探寻书法艺术具象形态背后所蕴涵的传统文化性已成为国人审视中国书法艺术的不二法则,书法艺术的文化性解读成为观照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方式。
从符号学的角度观照,书法艺术也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组成。其“所指”自然是书法艺术视觉形象的特征。它是以点画、笔墨等具象的外在形式呈现出来的视觉符号,也即我们常说的书法作品,它涵盖了书法笔墨的浓淡干湿、章幅大小和装裱形式等。这只是书法艺术的表象特征。而其“所指”层面则是指向了涵盖在书法艺术表象特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书法艺术在流传过程中因书写者的不同而呈现出的形式各异的书法风格所传递的艺术化了的文化信息。书法艺术在古代社会只是文化阶层的士大夫文人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它是流行于当时“文人圈”里的大众艺术,是文化人出科入士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技能。人人皆习之,人人也皆有成为书法家的可能。书法艺术是那个时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的符号表征,是他们发现自我优势、展示自我优势的途径,是一种权力话语,其中技巧性、神秘性、表现性、修养性、文化性都依附于权力话语四周,起到了支撑和肯定的作用。所以,中国书法也时常被当做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引导人们去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④此时的书法艺术的传承者是和文化传播者同属一个个体,书法作品则是众多的文化传播者在使用文字传播文化信息的过程中的结果。自然书法艺术作品也是此时文化传播者们在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结果而流传于世,最终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书法的文化性的体现,也是“中国书法”作为文化符号的所指内容之一,是众多的文化传播者在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优越的自我设计与强烈的情绪表现的共存,在自我创造的同时创造了传统文化。⑤
熊秉明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更提出了书法即文化的观点。他认为书法艺术是“字、书、文”三者的高度统一。“字”是书写的对象“汉字”,“文”即是书写的内容,是书法文学性的体现;“书”是书法家书写的过程。三者互为因果,交互影响,共同体现出中国书法艺术文化性的一面。在中国人最为普通的雅兴习俗也处处体现出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韵味,从商周时代的甲骨卜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金石文字,从风景名胜的题壁、刻石到亭台楼榭的匾额书写,从居家生活的字迹悬挂到喜庆假日的喜帖春联,等等,在除却书法自身所具有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之外,无不彰显其文化性的一面。
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势必会引起中西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书法呈现出了“去文化”性的趋向。尤其是受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了职业化、平民化和低俗化的态势,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已经转型成为寻常大众日常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视觉艺术门类,中国书法艺术去传统化呈现常态。此时关注书法艺术的文化底蕴,重新审视书法艺术的文化性解读尤为重要。书法的本质意义在于其外部具象形态背后的厚重文化内涵。文化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源,书法则是文化的具象审美展现。没有以深厚文化为底蕴的纯书法技法展现(如当代流行书风所呈现的看不懂的抽象符号),则必然会失去其内在的韵致,行之不远则是其必然。因此我们欣赏书法艺术的时候不仅要讲究笔墨技巧的娴熟和端正,更要追求书法艺术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意味。
书法艺术视听性表现
中国书法自晋以降,历经1800余年的发展变化,已经从文人书斋案头的书写悄然转换为今人文化生活中的纯艺术欣赏品。尤其是在电视媒介的镜头语言作用下,书法艺术更注重视觉化表现的艺术美感。借助电视的视、听传播功能,一去平面静态的印刷媒介符号传播过程中的解码释义之苦,转而以现代高科技的视、听传播手段,融静态的书法展现于视听音响兼备的动态传播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书法艺术的视听性表现特征。书法艺术的视觉化发展趋势已成为新媒体时代书法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
电视的视听特性是电视传播的显著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接收信息时的“看”和“听”的双重需要,满足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对接收信息时的视听语言的统一。当书法艺术在脱离其实用功能的束缚转向纯艺术发展之后,人们关注书法艺术的方式也发生了视觉转向。社会节奏加快、快餐式文化消费风靡,电视媒介脱离传统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走向轻松和愉快、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摆脱“阳春白雪”式的曲高和寡而走向“下里巴人”式的大众形态已成为电视媒介不可避免的时代宿命。电视的娱乐功能和书法艺术的视听享受让人们在接受传统文化艺术的过程变为一种娱乐休闲的过程,同时电视视听的双重信道传播特点也让广大受众跨越了学习书法艺术门槛的高不可攀。⑥书法在电视媒介的作用下已经成为寻常大众点缀生活、愉悦精神世界的休闲艺术形式而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喜爱。
中国书法走进千家万户势必要借助电视媒介,与电视联姻自然也是书法艺术走向大众的最佳选择。通过电视的镜头语言把书法艺术创作个人封闭式的书斋式“作业”转换成为表演性较强的视听性欣赏艺术。人们通过电视寓教于乐的传递方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着书法艺术的传承。电视媒介的视听双重信道传播把书法的纸质静态的呈现模式转换为以光电形式表现的诉诸“声、画、音”等立体的图像传播方式。电视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其视觉信息的载体和听觉信息的载体同观众展开的交流,或着说是通过叙事的手法进行讲故事般的陈述,把印刷媒介时代枯燥的单纯的书法符号融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电视由于具有最广泛的大众性而更强调与观众的互动。与观众展开交流可以使电视节目更有对象感,可以使节目内容更具针对性。⑦中央电视台早在1964年举办的电视书法讲座就是对电视与书法联姻的较早尝试。电视直播更是把书法艺术的视听表现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众多作者与评委面对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书法创作时,不仅考验的是书写者的书写技巧,更是对书写者平时的文化素养、平时积学的综合素质的考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对电视书法大赛评价说:“书法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与现代强势的媒体相结合,对于继承和发扬书法艺术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⑧
注 释:
①孟建:《视觉文化及涵义》,《中国摄影报》,2006(4)。
②③陈振濂:《书法美学》,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第23页。
④⑤熊沛军:《论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书法》,《艺术百家》,2007(6)。
⑥黎风:《广播影视与文化传播》,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石长顺:《电视编辑原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吴磊:《民生频道成功举办“墨舞中原”首届河南电视书法大赛》,河南电视网,2009-02-09,hntv.省略
【摘要】影视艺术与戏剧艺术一样，同属于综合艺术。但是，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区别于戏剧艺术的综合性。我们说，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影视艺术是现代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即影视艺术的技术性，另一方面，影视艺术综合吸取了各种艺术（包括戏剧艺术）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精华，即影视艺术的综合性，影视的综合性与技术性是辩证统一的。
【关键词】影视艺术 ； 综合性 ； 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182-01
影视的诞生与发展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出现电影、电视这两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就影视的技术性而言，它综合了光学、声学、电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技术成果，当这些现代科学成果不断地被迅速吸收到影视艺术的制作中，便使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与艺术语言日益丰富，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媒介，经过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共同构筑起令人瞩目的影视文化，而影视文化本身涉及到传媒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各种社会科学领域，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综合性文化，因此，影视艺术的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艺术、技术与艺术的综合。
此外，影视艺术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它吸收各种艺术的长处和特点，丰富并充实自己的艺术表现力上。影视艺术综合了戏剧、文化、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中的多种元素。当这些艺术元素进入影视之后，便被融合改造，形成了影视的新特质，使影视艺术成为了一种可独立的艺术，影视艺术之所以能将其他艺术的精华吸纳到自身的系统中，固然是由于影视作为最年轻的艺术种类，它必须向其他早已成熟的艺术样式学习和借鉴经验，更重要的是，影视本身既是视觉艺术，又是听觉艺术，既是时间艺术，又是空间艺术，既是静态艺术，又是动态艺术，既是再现艺术，又是表现艺术，正是影视艺术自身的这种集大成、综合性的特点，使得影视艺术必须是一种集体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将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美工、道具、服装、化妆、录音、音响等多种职能部门的艺术创造者集合在一起，在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共同完成摄制任务。
影视艺术还深受文学的影响，电影与电视从文学中汲取并借鉴了许多叙事手法和结构方式，文学融入电影、电视。构成了故事片、电视剧和电影专题片深厚的文学底基。影视艺术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剧本，影视文学剧本在整个影视艺术创作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继而，文学的各种体裁都对电影与电视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影视艺术向诗歌学习，产生了抒情性的诗电影，如美国的《金色池塘》，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我国的《黄土地》、《我们的田野》等。影视向散文学习，产生了散文电影或纪实电影。电影、电视向小说学习，产生了小说电影和小说电视，如苏联的《战争与和平》，我国的电视连续剧《围城》、《雍正王朝》等。
影视艺术又从绘画、雕塑中借鉴了造型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使得画面造型、色彩造型成为影视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绘画对光、影、色彩、线条、形体的独特处理，以及运用二维平面创造三维立体空间的艺术经验，特别是绘画、雕塑强烈的造型意识，为影视艺术的画面向欣赏者提供一种艺术信息，又是通过造型性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力，我国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山水处理得依稀朦胧，《早春二月》则以精巧的画面构图，向观众传达出室外桃园的江南小镇和水乡风情，影视艺术还从音乐中吸取了抒情性和节奏感等特点，使音乐成为影视作品表现主题、抒感，渲染气氛的重要艺术手段，影视歌曲更是成为影视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蹈艺术在表达人类丰富、复杂和细腻的情感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对影视的结构安排也不无启迪。影视艺术正是大量地、大胆地吸收了其他艺术门类的许多特点和艺术手法，并把他们熔铸到自己的特质中，影坛视苑才会呈现出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
影视艺术的综合性的艺术特征，不仅仅只限于各种艺术元素和艺术手法上，这种高度的综合性体现为再现性和表现性的统一、纪实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从而使影视艺术成为迥异于其他艺术种类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可以说，影视艺术的综合性更大地体现出与其他艺术的共性，各种艺术的各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所吸收、所借鉴，从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影视艺术的技术性特征又向人民昭示它鲜明的个性特征。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影视艺术，我们切不能低估技术性在影视艺术进步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摘 要】构建数字时代的电视奇观，必须更加深入理解电视艺术的传统内涵，熟稔应用数字合成技术，不断挖掘日常审美的艺术规律，使电视艺术为历史留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历史影像。
【关键词】电视艺术；数字合成
随着数字合成硬件技术的完善和准入门槛的降低，以往昂贵的设备逐渐回归合理的价格区间。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是，数字合成技术的应用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它对电视艺术的影响尤为深远，不仅改变了观众的审美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电视艺术的历史走向。
一、数字时代的电视奇观构建
利用数字合成技术所创作的电视画面大多以奇观化的影像为主，奇观化的审美之所以能被广大观众所接受以及喜爱，主要原因在于奇观化审美与真实世界审美的差异性，可以说运用数字合成技术的电视艺术画面满足了观众对于真实世界“陌生化”的审美需求。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关于文学作品的“陌生化”理论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和人们习以为常的常情常理与常态所不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对现实常境的一种超越。奇观画面追求的是与传统叙事型画面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通过对动作以及场面的奇观式表达强化视觉效果是奇观画面与传统的叙事型画面最大的不同。这是一种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是思想的电视艺术类型，而观众则在奇观化的审美和体验中通过对奇观画面影像的解构，通过画面中本就含有的叙事对奇观的场面进行揣摩与体味，在获得视觉的同时领略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隐性的更深层次的意味是奇观视觉借用画面叙事的只要目的。电视艺术借助数字特效的奇观化表达主要实现的是一种叙事借助图像化的表达方式，是电视艺术从文学意味转向图像艺术的一个转变，是反映画面本体的一种表达方式。电视艺术创作者对于影像奇观化的追求也伴随着相应的问题，传统的叙事型电视片强调画面本身的文学性，即电视艺术需以话语为中心，讲究戏剧所强调的叙事性以及故事性的表达。但是随着数字特效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观众对于人物对白以及性格塑造的追求逐渐转向追求影像的奇观化表达，视觉元素作为电视艺术的基本元素本不应缺失，但是如果将视觉化作为影片在电影市场能够立足之本或者是唯一目的的话难免会落入形而上的窠臼，所以电视艺术创作者应该立足于电视艺术的内容，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做好平衡。
二、日常审美下的虚拟创真
电视艺术中数字合成技术所创造的真实的虚拟影像的魅力便在于与人们所认识的世界的相似性，可以说虚拟影像的真实性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此类电视艺术片喜欢借助超现实的故事题材，通过梦幻的画面结构手法以最大的能力满足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满足感。人们之所以会对高度假定的虚拟创真有着强大的好奇感，主要因为现实世界中人们面临的是充盈着物欲的现实问题，对于奇观化审美的严重缺失引导者人们趋向对想象力的满足感。在内容上，高度假定的虚拟创真也并没有像影像画面那样脱离现实，他们虽然运用的是现代的表现手法，在内容上却传达着传统的价值观。神话剧虽然借助于数字特效技术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状态下对于魔幻世界的不可知的好奇感，但也传达着传统的善恶观念，电视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再现的历史瞬间也向我们展现着曾经发生的历史，带我们回到关键的瞬间。因此可以看出数字合成技术的虚拟创真是对电视艺术进行类似于游戏化的加工的过程，数字合成技术虚拟创真的美学特性在满足了人们想象力和视觉体验的同时也是电视艺术借助形式表达内容的一项重要元素，真正成功的虚拟形象同样是以求真的创作态度打造出来的，只有在它们的真实性同虚构内容融为一体时，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全部意义，或者严格说，才有价值。虽然数字特效技术创作的电影艺术形象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数字特效电影在电影市场的多年时间的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再现客观世界的真实，还是表现主观世界的真实都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追求的原则――艺术真实，只要数字合成技术创作者按照观众的审美需求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和情感为主要诉求点，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数字特效的电视艺术画面创作将达到传统的叙事型电视艺术所达不到的高度。
三、后即时传真时代的现实缺失
数字合成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电视艺术必须借助摄像机记录影像的惯例，影像可以局部甚至是全部利用电脑设计合成已成为当今观众以及创作者都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表现电视艺术真实性的过程中，电视艺术创作者可以选择传统的拍摄手法也可以选择利用电脑设计完全虚构的角色以及场景，也正是数字合成技术创作手段方便、自由的特性改变了现代电视艺术的美学特征。电视艺术的即时传真作为电视艺术独特的传播手段，使得再现不再是单纯地对世界的模仿，是一种通过对异时异地艺术信息的传达或复现而营造的一种虚幻的现实感。数字合成技术改变了电视这一特有性质，将我们带入了后即时传真时代，现场舞美、同期合成技术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即时传真过程中虚幻意象表达的非现实性。正是在这一幕幕的奇观影像中，人们对于画面里的现实感渐渐缺失，人们的感官被劲爆的画面刺激的同时也忘却了现实的烦恼，取而代之的是视觉暴力的泛滥。按照定义，虚拟是一种看似真实并非真实的画面和空间。也就是说这一种虚构的真实势必会在电视艺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造成真正意义上现实的缺失。相对于传统电视工业纪实照片式的真实，数字特效技术根据观众的观赏经验和期待心理，所精心制作出的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高度拟真影像容易使观众在高度真实的“虚拟世界”中迷失。数字合成技术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电视是再现现实的艺术的现实，真实是客观的真实，但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从画面里感受的真实感却是主观的，如果我们反观电视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电视的发展即是电视技术的发展，数字合成技术就好像电视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电视作为造梦的艺术借助一些特技技术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电视艺术中利用数字合成技术营造的一种真实的感觉不仅仅是虚拟的真实，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复原，所以这似乎提醒着写实主义似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新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数字合成技术并没有撼动艺术真实的原则，数字合成中现实的缺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真实感的存在并没有抹杀真实的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数字合成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们审美习惯的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创作观念，运用数字合成技术进行创作的主要功能在于虚拟，但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虚拟的数字合成技术将模仿和复制的特征也融合了进来，三者的相互贯通造就了高效的数字化创作习惯。由此可以得出，数字合成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好如何为电视艺术作品的内容服务，使数字合成技术与电视艺术相互贯通，应合理地运用数字合成技术于电视艺术作品的视觉创作中，创作出令人津津乐道的艺术作品。
一、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齐头并进的发展
在艺术的大家庭中，电影和电视是一对最年轻的成员。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也唯有电影和电视是我们迄今知道其诞生日期的艺术品种。尤其是电影与电视共同组成的一种文化――影视文化，对20世纪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电视的的起源比电影足足晚了半个世纪，他没有经历过向电影一样的“伟大的哑巴”时期。但电视的发展速度几乎是其他传播媒介无法企及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很快追上电影发展的速度。
两者从起源之初就作为同一门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共同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可以让人从中获得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可以提高人们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可以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观念，并从中学会如何区别生活中的真伪、善恶、美丑。一部庸俗、低级趣味的影视作品，也会给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带来极坏的负面影响。
二、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在竞争中互补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在出现那天起便处于不断的竞争当中，这主要表现在电视的出现对电影播放载体的严重冲击，而在现实生活中，当电视对电影的冲击没有造成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是，这一现象便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此，这一问题就日复一日的循环下去，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部分学者发现，电影院入座率的下降跟电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联系，之所以出现这一困难，主要是因为电影院的服务和环境不佳所造成的。
而这种竞争同时也造就了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互补。主要表现在，首先，信息传输的互补策略。主要指电视对电影的信号传输。其次，技术、艺术的互补策略。最后，宣传上的互补。电影可以通过电视的影响力宣传自身，以强化电影宣传对电视的渗透，电影利用电视宣传可采用广告宣传、新闻宣传、专题宣传等等。
三、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是同一门艺术的不同形式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属于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有着不同的表意符号体系，这种固有的差异使我们不同将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混为一谈。但这种差异并不能看成是本体的本质上的差别。
（一）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是同一门艺术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属于同一门艺术，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性和共同性。下面，我们就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联系加以讨论。
1.电影和电视都是由影像构成的视听艺术。首先，两者都是流通逼真的画面。画面是影视艺术的语言，影视艺术在再现生活的流程和客观事物的运动态势时，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才有活动的照相之称。影视艺术的画面，与镜头的长短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其次，两者都有独特的蒙太奇结构。这不仅创造了影视艺术独特的时空，而且丰富了画面的内涵。最后，两者所二次传达的艺术形象的定型化。影视艺术形象与观众的当场反应没有直接的联系，影视艺术观众的鉴赏态度和鉴赏心理都不同于其他艺术。
2.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都是一种文化产业。与传统的小说、绘画的艺术不同，电影、电视不是那种仅仅靠个人的想象与创造就能完成的的作品。他们需要进行社会化的集体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标准化、规模化的播出、放映渠道。从根本上讲，电影和电视都是一种在既定的体制下进行的集体创作，任何个人的艺术想象只能被纳入整个生产体系中才能够真正完成。
3.从艺术语言上讲，电影和电视都属于一种语言符号，他们具备符号系统的一系列语言特征，它与音乐、绘画具有同质性。影像语言中的事物永远是单一的事物。
4.从传播学的范畴来讲，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都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他们不仅向人们展示重大事件，而更多的向人们奉献奇观、趣闻、妙事。电影和电视艺术通过大众影院向观众传输各种信息，满足他们的不同心理需要。于此同时，完成对大众的精神向导。目前，还没有比电影和电视更普及、更逼真、有效的传播方式能够将其取而代之。
（二）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区别
从本体上看，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同样存在差异性。
1.从审美特性上来看。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有其各自的美学特性。从表现手段上来看，电影比较注重画面的视觉效果。声音处于从属地位。比较中注重画面和场地的描写。从欣赏上看，电影的观赏更正规、严谨，电影屏幕宽大、空间广阔，给人的感受强大，有震撼力。从内容结构上来看，电影选材广泛，不论是生活事件还是历史事件都能当成素材。从理论研究上看，电影成熟期较早，理论研究更专业更深刻。相比来讲，电视艺术则是一种“新的概念”它是一种独立饿艺术形式，所以更重要的是一具电视艺术的本体美学属性，以全新的方法、全新的概念，系统的研究阐述，全方位的探讨。电视艺术的创作，要给观众独特的审美享受。
2.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运作的差异。首先，表现在物质载体的差异。电影所依赖的是摄像机，和胶带，而电视所依赖的是摄像机和磁带，这就决定了电影和电视在视觉表现上有很多的差异。其次，电影和电视的艺术构成有差异。电影包括动画片、教科片等，不过数量最多的还是故事片。电视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电视剧外，还有体育、综艺等节目都属于电视节目。最后，篇幅各有不同的长度。电影艺术的传播环境是影院，电视艺术则是家庭。观众在影院的时间不能过长，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规定，太长了会使观众疲劳。
电视导演创作是一门复杂而又特别的艺术，作为电视创作中各种术元素的综合者，导演所要承担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要运作一档节目并将其成功的推向大众，需要导演有较高的艺术思维、和表达能力，同时，更要求导演在电视设计的过程中别心裁、匠心独运。进入21世纪，迈入信息时代的电视不再是当的固有模式，而是将诸多媒体形式合而为一的新形态，就电视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到来不仅为电节目的发展设定了新的高度，更对导演在电视节目创作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电视导演的素质和艺术表现手段
（一）素质
电视导演所从事的工作，是将策划人和撰稿人用文字撰写的文学台本，动用电视技术中诸多表现手段，把文学台本中那些思想深邃的、构思精美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新鲜的、活泼的、形式多种多样的节目，经过设计、加工、创造性地转化为荧屏艺术形象，使文学台本的内容进入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成为一台有机的、独具电视特点的节目，供电视观众欣赏、娱乐和审美。要达到这些要求，导演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是难以胜任的。因此，电视导演是一门复杂而又特别的艺术，导演必须是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1、政治素质
电视导演的艺术创作是面对亿万电视观众，这要求做导演工作的人员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思想上具有对社会的、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多层次收视观众心理上的感应力，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
2、业务素质
首先，导演对于文艺作品的优劣要具有很好的判断能力；能根据党的宣传方针，结合当前形势，确定节目主题，制订切实可行的节目录制计划，满腔热情地向社会提供优秀的艺术作品，以影响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在艺术欣赏中得到激励与鼓舞。这是导演业务素质的主要方面。其次，组织协调能力。一个电视节目的成败，关键在于导演的组织和实施能力。
（二）表现手段
导演为塑造屏幕形象而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手段包括：一是运用画面主体的动作和摄影镜头的运动，构成动的视学形象； 二是运用蒙太奇技巧来处理画面，组接镜头，以突出重点，渲染影片的节奏；三是运用恰当的音乐，自然音响和人物的语言，与画面有机结合，以表达思想内容，丰富并加强形象的感染力； 四是运用电视时间和电视空间灵活的伸缩性，变换场景，扩大或压缩环境的规模和过程的容量。
二、导演艺术是再创造的艺术
导演艺术是以直接的双向交流方式进行演出形象传播的再创造艺术。导演在原作品一度创造的基础上， 把平面的文学形象转化成生动直观的屏幕屏幕形象， 需要做大量的丰富、修改、完善、改变的工作， 因此导演艺术是再创作的艺术， 即二度创作。同时，也完成了第二次形象传达的过程。
（一）秉承原作精神， 发掘新的形式
作家用以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和现实题材的工具是文字， 而导演在上重现原作品形象时， 靠的是其他形象的艺术语言。这就要求节目创作者在文学艺术和其他具象性艺术之间进行深层的处理， 以达到完美的屏幕节目效果。而且这二度的创造， 又必须收到和原作品所能给予读者的教育效果相同，甚至更生动。因此， 导演工作不是简单模拟也不是照抄， 而必须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导演的创造过程必须和原作品作者的创造过程结合， 他得深深体会原作品的精神、思想情感、风格， 掌握作者创造人物的内在动力， 从而以同样的思想情感， 同样的内在创造动力去处理作品。导演的基本责任， 是要做到实现原作品作者的意图， 刻画出原作者灵魂的眼睛里所看到的人物；导演进一步的责任是发扬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为了使屏幕上的生活与人物， 不是作品简单的化妆朗诵， 导演还寻求别的途径把剧作家通过文字所给予读者的形象， 在屏幕上出色的表现出来。因此，修改原作品， 并使之更好地表现就成为必然。
要求导演首先从思想水平上去提高自己， 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处理它。为达到这一目的， 导演必须学习生活， 并从对生活深度的认识上掌握剧中人物的优良品质和他们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思想与情感。
（二）领会原作精神， 进行导演构思
导演是集体创作的核心，他对电视剧未来的屏幕形象有全面的，完整的设想，也就是艺术上的总体构思。 导演形成他的艺术构思，并邀请最适合完成他的艺术构思的演员，摄影，美术，音乐，录音等各方面的创作人员组成摄制组来体现其构思。在导演构思中，导演要确定――主题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影片的风格和样式；人物的性格冲突及其时代特征的所处环境；运用导演手段的基本原则；并对情节线索似出总谱。
导演构思并无固定模式，在创作电视剧时，电视导演所追求的是如何使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整体感。它总是建立在导演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对现实生活理解的基础上，由导演以丰富的创作想象，全面运用形象思维来完成。
导演的艺术是二度创造的艺术， 他要在剧作家提供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因为是再创造， 有没有导演自己的艺术构思， 直接关系着整个创作活动。一个好的作品， 如果导演的艺术处理是平庸的，那么演出就不会是一场成功的演出。导演的艺术构思能力是整台演出成功的关键。导演的艺术构思揭示社会的现象和它的本质。归根到底，导演的艺术构思来自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的生活实践， 撇开了这些而光想艺术构思， 其艺术必然成为空中楼阁。因此， 导演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历来论述导演的艺术职能， 都说导演是作品的解释者， 综合性艺术的组织者和演员的老师。而现在的导演在探索中意识到， 这些都是导演应尽之职； 但是导演更重要的， 还在于他是屏幕艺术的思想家和演出形式的创造者。导演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越执著越深刻， 他要求抒发内心感受的欲望越强烈， 整个演出也就越具有个性和魅力。
［关键词］ 消费时代 ；电影电视；批判
消费时代是从鲍德里亚那里来的，鲍德里亚综合考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从而归纳出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消费时代的特征就是，消费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成为比生产更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消费主义的情境下，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还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在整个大环境的冲击下，电影电视艺术也不能幸免地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某种东西一旦成为消费的对象，成为商品，受到大家的追捧，那么这种商品的制造商们一定会竭尽所能去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整个消费的大环境改变了电影电视艺术的性质。中国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影电视的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影电视的发展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影电视艺术作为艺术的品格的滑落。其实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化的东西，笔者这里所要批判的是那些媚俗的、套路的、迎合大众那些低级趣味的、艺术品格滑落的电影电视艺术作品。
为何当下的电影电视工业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媚俗的、低级趣味的作品呢？如今人们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了充足的固定闲暇的时间，激发了人们对娱乐产品的需求，从而催生了大规模的娱乐市场。于是市场会调节一部分生产者投入娱乐商品的生产，以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逐步的城市化，娱乐产品的买方与卖方的队伍会不断壮大，从而使娱乐市场的空间不断扩大。这其实都是与消费者的欲求有关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之后，肯定是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艺术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重要媒介之一。然而很多时候大多数的消费者所谓的精神需求其实就是给自己的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寻求一下感官的刺激，释放一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并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说的精神层次上的共鸣和深深的震动。这就导致了他们要求的电影艺术是契合他们所谓的“审美标准”的，这种大众的电影艺术就产生了，而这种生产方式是按照商品化逻辑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价值规律支配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利润是其生产的主要目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当代电影艺术的商品化。只要有票房，至于什么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约束力了，按照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电影艺术作品，其审美价值到底有多少，这个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说是消费造成了当代中国电影电视的现状，反过来，这些低级趣味、落入俗套的电影电视作品又引导了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对这些东西思考得不是很多，这些电影电视作品就把这些低俗的价值观传达给了观众，二者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就当代的一些所谓的电影大片来说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看原来张艺谋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被观众调侃为“满城尽带大馒头”，陈凯歌的《无极》被观众斥为“无聊至极”，以及张艺谋的《十面埋伏》诸如此类的电影不一而足。这些电影无不是以宏大的场面，超强的演员阵容，还有成功的商业运作来赢得票房，论其内容则我们不能从中获得什么有教益的东西，十部八部这样的影片都没有一部《芙蓉镇》带给我们的思考多，也没有一部影片能像《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等被视为经典，而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使人念念不忘的，这也就是消费时代的电影艺术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快餐文化的特点吧。由于价值规律的支配，每当一个艺术作品在市场上受到追捧，获取了客观的利润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模仿作品相继出现，这样艺术作品的风格会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势，而作品的内容也会出现同质化的倾向。确实这些所谓的大片是迎合了大众的胃口，可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完全就是娱乐，追求票房，仅此而已。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不是不允许电影中有这些宏大的场面，超强的明星阵容，而是要在这华丽的外表下有一个很好的恒久不变的、值得大家去追求和思考的东西在里面，不能一味追求这些浮华的东西。从中国的传统美学来看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像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那样，首先要“感于目”，其次“会于心”，最后是“入于神”，既不失美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震动和去思考影片背后东西的空间。最低层次的才是用视觉去感受的东西，而最高层次的是要用心灵去感受、去反思、去回味的东西。这些当代所谓的大片直奔的目标就是第一个层次的，能达到第二个层次的又有几部呢？更别说第三个层次了。
简单分析了电影这种艺术，下面我们再看看电视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现在打开电视机，无论我们调到哪个频道上，我们都会看到几乎是一样的栏目，大多数都是那种我们也不知道真假的欢乐的海洋，欢声笑语充斥着荧屏，帅哥美女吸引着电视受众的眼睛，使人们久久不愿意离开电视机，时间久了仿佛电视机中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成了人为虚假的俘虏：成了让人看、让人相信、让人有价值、让人愿意的俘虏。我们不再是我们行为和思想的直接主使。这只是一些异形运动的运载体，还因为这些运载体的关键功能已经置于自动驾驶状态，所以他们对自己本身并不关心。”［1］那些电视栏目的制作者恰恰就是抓住了电视受众的这一点从而大做文章，因为栏目的生存要的就是收视率，他不管栏目质量的好坏，只要收视率高，栏目就能生存下去。浙江卫视的《非诚勿扰》栏目推出之后，接着各个电视台的相亲节目纷纷亮相，就是因为现在的受众都喜欢看这样的栏目。写到这里笔者倒是想问问，参加这些相亲节目的男男女女们，你们真的是抱着找到另一半的心情来这样的节目的，还是仅仅是为了打个酱油，还是抱着上镜出名的目的来的呢？我们不得不去想这些问题，而那些天天守着电视看这些节目的广大受众们，你们又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看的呢？这类的栏目完全是商业化运营，其中的媚俗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阿多诺愤怒地说:“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2］电影电视艺术的工业化和媚俗化倾向使他们制造出来的作品充满了标准化的情感和虚假的个性，一旦某个栏目的收视率高了，接着其他的电视台就会竞相模仿，这样艺术作品的风格会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势，电视栏目内容也会是趋于相同，一旦这样的节目泛滥，电视受众势必会受到这种充斥电视荧屏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有可能会改变或者是放弃自己原有的价值立场。“媒介时代的娱乐是集体的狂欢而非个人的庆典，它已从古人的‘自娱自乐’转向了大众媒介时代的‘集体狂欢’。”［3］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很少有审美价值，而审美的价值却是艺术品所具有的最大的价值，作为艺术品的审美特征丧失了，也就意味着艺术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自律性。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艺术品的创作也是遵循着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只是那些利润空间很大、能迅速占领很大市场的大众文化作品才能被纳入到生产体系。国内某些电视节目媚俗化并有所扩张的趋势已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导致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主要还在于媒介人士疏于自律、急功近利、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现象应引起社会各层面的高度重视。
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受众其实也被这些娱乐媚俗的表象蒙蔽了双眼，殊不知，你们在追求这些所谓的流行的时候也反映出了广大受众自己的心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理论中提到：“它是一面镜子，它所忠实反映的，不是人的真实形象，而是人对自己所欲望的形象。”［4］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要看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自己没有的，并且是渴望拥有的，看到电影里那些浮华奢靡的生活，电视里那些嘻嘻哈哈的场面之所以让你情不自禁，就是通过观看并在想象中将电影或者是电视中的主角换成了自己，从而来满足自我意识的欲望。这样电影电视就会以这种方式向消费者传达着消费的信息，从而让消费者以后更多地去收看这类的节目，从而获得自己满意的商业收入。这些就是当代那些媚俗的电影电视工业的全部的目的。
消费社会确立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审美主体地位，同时也是整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电影电视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引导作用，反过来这些艺术也影响着广大受众的价值取向，并且还在扩大其影响的群体，这种消极的循环是我们应当警惕的。现在作为电影电视工业消费者的广大受众，他们觉得如果不和这些流行的东西步调一致的话，就有一种和社会脱节，从而产生一种与社会不适应的危险。在消费社会的语境当中，电影电视艺术的社会伦理价值和其商业价值是分离的，要想消除这种媚俗的、低级趣味的文化倾向是要靠电影电视艺术的制作者和广大的电影电视受众共同努力的。首先广大的受众应该消除消费娱乐至上的观念，有一个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不要简单去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对自身本能欲望满足的东西。如果广大的受众都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就没有市场，也就会慢慢消失。其次，中国当代电影电视过度的商业化，是和消费社会的到来有一定的关系的，可是这不能成为当代电影电视一味媚俗和低水平运作的借口，中国的电影电视艺术创作应该向着既具有美感又有思想内涵的高水平作品靠近。不能一味去迎合消费者的喜好，从而丧失了艺术品应有的艺术品格。应该多一点道义的担当，少一些浮华的追求；多一点儿价值的追求，少一点儿媚俗的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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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晓东.娱乐工业与大众媒介的“泛偶像”现象研究［J］.中国传媒报告，2006(03).
作者简介：万书元（1956- ），男，汉，湖北仙桃人，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同济大学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艺术学，美学，建筑学。)
（同济大学 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所，上海 200092）
摘 要：新媒体艺术是当代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以题材的日常化，制作的技术化，影像的虚拟化，思想的哲理性，技巧的多元化为特征，对当代西方艺术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艺术；当代西方艺术；新媒体艺术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艺术（New Media Arts），是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利用电视、计算机、音响和激光等多种媒体技术手段创作的一种崭新的、兼具视觉、听觉和表演等特征的新艺术形式。由于艺术家的技术背景、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的差异，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人们在称呼这一新的艺术形式时，出现了各说各话、五花八门的局面，有的叫录像艺术（Video Arts），有的叫电子艺术（Electronic Arts），有的叫计算机艺术（Computer Arts），还有的叫可选择电视、视像装置艺术、社会录像、实验录像、游击队电视，等等，不一而足。
国内虽然很早就有人介入新媒体艺术的介绍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该类艺术形式的关注仍然不多，尤其值得注意到是，有些学者对新媒体艺术还存在诸多误解，甚至把它简单地等同于网络艺术或网页制作。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艺术形式作一番比较系统的考察。
一
新媒体艺术的发展，从开始到如今，主要经历了二个阶段：20世纪60- 70年代，为发轫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白南准夫妇，瑙曼等；20世纪80-90年代至今，为发展、繁荣期。主要人物除了白南准夫妇外，还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比如比尔•维奥拉、格瑞•希尔、道格拉斯•伽顿和朱蒂斯•芭蕾等。
大体说来，新媒体艺术的产生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动因。第一是技术的动因。技术是新媒体艺术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物质的保证。
新媒体艺术产生的时候，正是摄影技术、电影技术进一步发展，电视技术、计算机、数字技术，包括动画、动漫和游戏技术快速而联袂发展的时候。视像科技的发展，为新媒体艺术提供了必须的电子装备和制作技术，比如摄像手段、录音手段、电视和计算机制作与编辑手段等，同时也为先锋派艺术家提供了表达与展示观念的新载体。我们可以设想，或者说，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手提式索尼摄像机，会不会有这一新形式的创始人白南准(Nam June Paik)？没有白南准，这种艺术何时出现，能否出现？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第二是艺术动因。在白南准开始其新媒体艺术的探索之初，正是欧美，特别是美国先锋派艺术大行其道之时。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极少主义艺术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尤其约翰•凯奇反音乐的激进主义态度，对白南准产生了很大吸引力，而且正是在约翰•凯奇和斯托克豪森的直接影响下，白南准才走上了激进的先锋派的轨道。
第三是哲学动因。最初是存在主义哲学，以及欧洲荒诞派思潮，还有欧洲女权主义，促进了白南准利用新的艺术形式，采取新的艺术姿态，对社会、历史、人生作新的思考。这些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早期的探索者的作品中找到明显的印记，尤其是白南准和久保田成子的作品。
二
新媒体艺术的特征，大致说来，有以下五点：
（一）题材的日常化
新媒体艺术家的很多作品，题材都非常普通，非常日常化，比如一个人在视频中不停地解开衣服扣子，又不停地扣上扣子，整个作品就是这个动作冗长而枯燥的重演。白南准的《电视钟表》（TV Clock）则用 24部横向排列的电视机显示器，通过顺时针方向，展示了24小时中时针的24种定格。在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题材中，白南准一方面把时间空间化，一方面颠覆了人们惯常的那种圆形的时间错觉，从而使忙忙碌碌的人们以直观的方式再度“见证”了久已忘却的时间的绵延性与方向性。格瑞•希尔的作品Remembering Paralinguary和Langguage Willing，表现的同样是最日常化的生活内容。前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在作牧人般的、略带歇斯底里的叫喊，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种驱赶鸟类或兽群的声音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在既看不到牛羊，又看不到禽兽，而只有特写镜头中年轻美丽的面孔这样的无情景的背景中，这位女性歇斯底里的叫喊――而且是不断变化音调的叫喊，只会使观众莫名其妙，如坠五里云雾中。后者则是一位艺术家的撞墙表演。这个作品的日常性一点也不比前一个作品少。艺术家不断地撞击墙壁。墙壁却并不开出让道的缝隙。每当撞击墙壁时，艺术家就喊一句话：“我慌不择路……我无处容身……我在哪里？我啥也记不得啦？”录像投影在墙面，观众看到艺术家一系列痛苦、扭曲的姿态，每一个动作只做到一半即被打断。录音同样是断断续续的，艺术家的惊叫往往被突然打断，甚至往往还没有说完一个单词，录像机就咔哒一声关上，接着又开始，如此反复。他到底想干嘛？作者到底想说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由于作者对日常化事件采取了非常规的置入方式和表达方式，作品反而增添了一种神秘感。
新媒体艺术追求题材的日常化，并不意味着他们追求欣赏和阅读的通俗性。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新媒体艺术和先锋派艺术，似乎都在努力寻找这么一个共同点，即在题材表面的日常化和艺术表现的非常规化之间，给观者留下一个理解上的黑洞。一方面是敞开的，一方面又是闭合的，难以穿越的。因为它们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艺术。
一
人们谈戏曲，多侧重于“本体”，如剧本内容、演员表演、美学价值等，不大注意它的“载体”。常言道：“皮这二百微存，毛将焉附”，艺术所附着的载体一旦发生变化，其本体势必有所变异。载体又联系着“媒体”，若无媒体的传播，艺术也难以普及。
80年代后期有过一项问卷调查，主旨是：“你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子区”？统计的结果是，“进剧场看戏”的不过百分之六七，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听唱片、广播、录音带，看电影、电视、录象带来观赏和了解戏曲的。确实，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里的茶园、戏院和专业性戏曲剧场大为减少，人们观赏戏曲不再拘泥于“进剧场”一条途径了。
20世纪文化艺术的繁盛，得益于新的载体与媒体，如印刷发行的报纸、杂志、图书；机械化生产的唱片、电影拷贝；电波传送的广播、电视等。如今又有音像制品和电脑网络。本世纪号称“工业时代”、“科技时代”，一方面，大量以“复制”方式出现的艺术品流播社会；另一方面，与科技相联系的艺术风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存，营造了本世纪特有的文艺景观。
从载体与媒体的角度看，戏曲经历了剧场时代、唱片时代、胶片时代、广播电视时代，进入了包括音像制品再内的“多媒体”电子时代。
二
载体与媒体的作用本来就存在于戏曲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
通常说，戏剧有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剧本。如果说“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戏剧的本体的话，那么这个本体必须通过“观众”的参与方能实现，没有观众的自说自话是无所谓“表演”的。正如物品，只有进入市场，面对顾客的购买，才能称之为商品。在戏剧范畴内，演员与观众谁也离不开谁，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为“戏剧”。
除了演员与观众以外，剧场和剧本是戏剧的空间载体和文字载体。
剧场——广义上应该称作“演剧场所”。其特定的观演环境和观演氛围将演员与观众联系在一起，同时为演员的戏剧性表演提供了表演区（舞台）。
剧本——非直观的、抽象的文字符号。它负载着戏剧的人文内涵，即清洁、语言、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戏剧的文学载体。
这两个载体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戏剧的初级阶段无所谓剧场、剧本。以中国戏曲为例，早期的戏曲演员是“路歧人”，即流浪艺人。他们游走四方，撂地为场，以各种娱乐性的杂耍、魔术、角抵、马戏、歌唱、曲艺谋生，也包括情节简单的戏剧性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表演技艺统称“散乐”、“百戏”、“杂戏”，自周秦至汉唐，千余年间始终如此。戏曲的胚胎即萌生于其中。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剧场与剧本才渐渐受到重视，上升为戏剧的要素。
在西方戏剧史上，专业化剧场的出现被认为是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种在市井间诞生的固定的剧场，既为表演艺术提供了竞争的阵地，也为剧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机会。在专业化的剧场里，观众相对稳定，口味相对较高。以往“路歧人”那种“一着鲜，吃遍天”的杂耍般的技艺不可能在固定的剧场内永远重复，因为他们难以满足层次愈来愈高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美感享受，于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剧本”成为戏剧创作的必要环节，甚至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因为它为戏剧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文化营养，能让观众不断领略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是非善恶的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包括道具布景、服饰造型、灯光渲染在内的整个演剧氛围也愈来愈讲究，形成戏剧特有的专业化的“剧场艺术”。
有了专业化的剧场和剧本，戏剧才得到升华。
三
在中国，固定的、专业化的剧场以北宋的“勾栏”为标志。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问世，作为语言文字载体的书籍渐渐普及。于是，通俗文艺领域的“院本”、“曲本”、“话本”开始通行，它们是戏曲、曲艺的底本。剧场、剧本的出现，意味着戏曲渐渐告别“撂地为场”的演出状态，游离出“散乐”、“百戏”，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
宋代有“路歧不入勾栏”之说，认为他们属于“艺之次者”。的确，这些流浪艺人目不识丁，表演技艺简单粗糙，满足不了较高层次观众的需要。直到解放前，北京前门外依然以珠市口为界，将口南口北的艺人视为两种档次，口南“杂耍馆子”的艺人往往被口北的“戏园子”拒之门外。
然而，中国戏曲没有完全走西方那种“剧场艺术”的道路。即使在可称之为专业化剧场的勾栏、茶楼、会馆、戏园纷纷建立的情况下，在戏曲完全成熟之后，它依然保持着流动演出的传统。特别是民间戏班，常常以小分队演出的方式送戏上门。除了市井勾栏的商业性演出“日日如是”以外，大量戏曲艺人以个体或家庭挑班的方式，或“赶会”于乡村集市庙会，在广场高台上唱大戏；或出入于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宅院，在厅堂院落里唱堂会。每逢民俗节令庆典、红白喜事和冬春农闲时节，便是民间戏班活跃之时。
“剧场”载体的不定位，以及流动演出的传统，使中国戏曲能够适应各种层次和各种场地的需要，或文或武、或雅或俗，异彩纷呈。其总体特征表现为：
1.一方空场，左上右下——或一方空台，上下场门，因地制宜。
2.时空灵活，表演虚拟——没有幕景变化和由此形成的情节跳跃。剧情连续，一贯到底，节奏灵活多变。剧情所要求的时空在演员的嘴上、手上、身上，也就是以唱词和虚拟的表演来寓示戏剧的“规定情境”。
3.道具简单，装饰精美——道具少而精，随身上下。舞台空间倾向于装饰、写意，有浓郁的唯美意蕴。
4.表演为主，技艺性强——以演员表演为中心，强调技艺。诗、歌、舞、乐、唱、念、做、打充分展开。
换句话说，剧场载体的不定位和流动演出的传统，造就了中国戏曲“写意”、“虚拟”、“形式美”、“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和美学特征。在长期的实践中，这样的舞台语言已经为中国观众所认同、所熟悉，约定俗成，妇孺能解，而且与生活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艺术的距离、美学的距离。
固定的剧场和流动的戏班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勾栏剧场是千方百计引观众来；流动戏班是游村走乡找观众去。勾栏剧场是相对稳定的观众在选择戏曲；流动戏班是带着有限的剧目寻找观众。其中，专业化的剧场处于核心地位，对戏曲起到了导向作用。如果说勾栏剧场中的艺术竞争促进了戏曲艺术的提高，那么流动戏班送戏上门意味着戏曲的普及。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惟其如此，中国戏曲才上达宫廷，下及黎民，遍及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各个阶层，成为全民族的“戏曲文化”。
四
尽管总体形态趋同，但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演出场所的差异、观众层次的差异，中国戏曲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品种单一，而是“异”彩纷呈，如：因地域性方言带来的声腔剧种的差异；因演出氛围和观众层次带来的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差异；因观赏趣味不同而带来的文戏与武戏的差异等等。我把它称作是中国戏曲的“同宗异流”现象。
最明显的是广场演出与厅堂演出的差别。这一点在戏曲走向成熟的宋代已经显露。宋《青箱杂记》卷五称：“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朝庙”是庄重严肃的厅堂，乐舞趋于优雅；“村社”属于野外广场，乐舞趋于热烈、欢腾。
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可以分为三类：“野台子”、“宴乐堂”、“戏园子”。
“野台子”——广场高台，多出现于乡镇的庙会、集市，高逾人头。中国的“民间戏曲”基本上生成于野台子，乡民们熙熙攘攘，自由观赏，因此带有浓重的广场艺术特征：
1.强烈的锣鼓节奏，高亢的声腔——如此方能压倒嘈杂的自然声和人声。
2.明丽的色彩，装饰化的舞台空间——如此方能醒目、诱人。
3.夸张的化妆造型——如此方能远距离区分角色和人物造型。
4.大幅度的动作，独特的表演技艺——武戏偏多，如此方能引人入胜。
“宴乐堂”——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厅堂。厅堂中央为表演区，有时铺上一方地毯。观众即宾客，多为文人雅士，静坐于周围品赏戏曲表演。宴乐和堂会上的戏曲被称作“红氍毹”（即红地毯）上的雅音，具有明显的“文人戏曲”倾向和室内艺术特征：
1.文学性加强——吟诗弄赋，多属文戏。
2.唱腔委婉动听。
3.表演细腻抒情。
4.道具制作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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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园子”——专业性剧场。亦为室内厅堂，大小不等，建有“勾栏”式的舞台。观众基本上是市民阶层，观赏层次介于农民和文人贵族之间。专业化的剧场可以兼容民间戏曲和文人戏曲，但势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如：消减广场戏曲喧闹嘈杂的因素，增强文人戏曲的戏剧性和表演艺术成分。通过戏班的选择、剧目的调节，这里的演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雅俗共赏。因此，“剧场戏曲”更能代表中国戏曲的艺术精髓。
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交叉融合以及剧场载体的作用，可以在戏曲发展史上找到依据。
宋元杂剧，原本是锣、鼓、板、笛随处作场，待到进入厅堂和勾栏，渐渐配以丝、竹、管、弦，称作“弦索官腔”。同时，形成宫调格律的规范，走向雅化。
昆曲，原本是江苏昆山地区的村坊野曲，明初曲师魏良辅等改革后，吸收北曲“弦索官腔”的特点“度为新声”，成为以“管、笛、笙、琵”伴奏的室内清唱，“清柔而婉折”。后来走上戏曲舞台，称作“雅音”。
京剧，前身是高台广场上的徽调、汉调、梆子、乱弹，清代中叶进入京都。经过一定时期的磨合，当它在晚清的京都戏园子里成熟时，吸收了“雅部”昆曲的艺术成分，可谓集花、雅之大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戏园子市民杂处，吃喝谈笑的“宴乐”之风颇盛，嘈杂无序，不像王府宅第那样清静。所以，它始终保持着压倒杂声的强烈的锣鼓、高亢的声腔、浓郁的技艺因素，而且具有相当的力度。同时，又不乏适宜于堂会清唱的高雅细腻的琴弦、唱腔和相应的剧目。
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剧场载体和剧本载体变化不大。它长期在广场和厅堂间出没，在乡镇与都市间徘徊，既具备广场艺术特征，又具备室内艺术特征。剧本则穿插诗词歌赋，大抵采用与古典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有文有白，或雅或俗。在同宗异流的发展历程中，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化的风貌。
五
本世纪初，话剧兴起，走的是西方“剧院制”的路。一方面，它渐渐摆脱小戏班流动演出的状态，倾向于剧场艺术的探索；另一方面，抛却半文不白的四六文体，走向大众通行的、散文化的“国语”。话剧艺术与戏曲艺术的分道扬镳，不能说与剧场和剧本这两个载体无关。
除了话剧在剧坛上崛起以外，与戏剧相关的传媒在本世纪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报刊、书籍的通行，使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照相机的普及，使戏曲得以留影；唱片、录音磁带、激光唱盘（CD）的相继出现，使戏曲得以留声；电影、录像机、VCD光盘的渐次流行，使戏曲得到全面、完整、动态的记录。特别是广播、电视以“大众传播媒介”的面目横空出世，使戏曲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与戏曲关联最大的，是视听综合的电影和电视。
戏曲走上银幕以1905年北京国泰照相馆拍摄的无声片《定军山》（京剧，谭鑫培主演）为标志。此后，1928年，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京剧，谭富英、雪艳琴主演）问世；1953年，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袁雪芬、范瑞娟主演）问世，电影艺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1958年9月，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戏曲随即进入家庭荧屏，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尽管有大小之别，有胶片技术与电子技术之别，有专业影院氛围与厅室氛围之别，但是“屏幕”载体毕竟大同小异。在戏曲走向屏幕这一点上，电影要早半个世纪，其经验和探索值得电视借鉴。
早期电影所显示的主要是胶片载体本身的记录功能，没有被认定为“艺术”。即便如电影故事片，也不过是舞台戏剧的实录和翻版。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它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而为其他艺术品种所不可替代时，才获得“第八艺术女神”的美称。
电影的艺术语言既包括银幕载体带来的特定的视听节奏和时空跳跃——即所谓“蒙太奇”的表述方式；又包括景别的组合、镜头的运动、声画剪辑、色彩光效、气氛烘托、构图设计、特技运用等一系列艺术技巧和技术手段；还包括客观纪实与主观表现兼而有之的形形的风格追求。于是，电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再现”，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一种包含电影艺术家人生态度、美学观念、风格技巧在内的艺术的“表现”。就电影故事片而言，它脱胎于戏剧，却并不等同于舞台上的戏剧。两者艺术特征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载体的不同而造成的。
那么，电影的银幕载体至少具备三种功能：记录功能、艺术再创造功能、复制功能。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并无高下之分。
1.记录功能——客观地记录和再现事物的声像。这一功能使电影在“纪实”方面独擅其长。
2.艺术再创造功能——表现为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段，包括客观的纪实、浪漫的想象、冷峻的思考、唯美的追求以及艺术个性的发挥。
3.复制功能——主要是媒体的传播功能，即电影拷贝的复制发行。
这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于电影故事片。首先是记录功能。其纪实的真切、场景的自然、视野的开阔，甚至令贴近生活的话剧为之逊色。其次是艺术的再创造。由此带来的蒙太奇叙事方式和屏幕艺术语言，能产生独到的美学效果。第三是机械复制。由此可以反复观常，不见走样。于是，电影院蜂拥而起，放映队游走四方，以至于往日通过写实的布景和贴近生活的表演取胜的话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探索“直面观众”和“剧场艺术”的新路。
电影的记录功能和纪实风格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谈电影，便认为它是“写实”的、“再现”的、“生活美”的。其实，电影不是不能“写意”。第一，它可以记录舞台表演的写意；第二，屏幕画面语言本身就具备虚实相间的写意美和形式美；第三，蒙太奇的动态叙事带来了抒情、描写、铺张、渲染、夸张、强调等修辞色彩，亦具有写意特征——当然，它是“屏幕的”而非“舞台的”写意特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写意，而是如何运用屏幕艺术语言，恰当地表现戏曲艺术的神韵。
要做到舞台表演与生活化表演的“化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戏曲舞台上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一方空台的假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四功五法在内的和谐的表演技巧和美学特征。简单地将舞台表演纳入生活场景的框框，弄不好不仅不能两全其美，反而会两败俱伤。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第一部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导演想尽量追求电影的逼真，不仅宫殿、花园采用五彩布景，连铁镜公主怀里抱着的娃娃也用满月的婴儿。杨四郎出关，用的是真马和替身。结果，舞台的假定性被破坏了，铁镜公主怀抱真娃娃，身段动作被改变；杨四郎骑真马，虚拟的“趟马”舞蹈被放弃。虽然尽量仿真，但四郎的身上仍然不是北宋的服饰，而是杂有清代马蹄袖的“箭衣”。非真非假，半真半假，反而吃力不讨好。类似的教训值得引为借鉴。
六
近些年来，在电视剧与戏曲“联姻”的问题上，业内人士颇有些讨论和争论。
焦点多半集中在“写实”和“写意”问题上，如：电视剧强调“真实”，戏曲离不开“虚拟”；电视剧是现实的“再现”，戏曲是艺术的“表现”；电视剧强调“生活美”，戏曲强调“形式美”，等等。因此，所谓“以电视剧为本体，穿插戏曲唱腔，生活化拍摄”的戏曲电视剧往往有“话剧加唱”之嫌，因为它丢弃了戏曲表演中写意、虚拟、形式美的艺术神韵。
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载体的不同。戏曲的写意、虚拟、形式美特征与舞台载体有关；电视剧（以及电影故事片）的生活化表演、生活化场景与屏幕载体有关。
如上所述，电影与电视在“屏幕载体”这一点上大同小异，蒙太奇等艺术语言也基本一致，所以电视被人们称作“小电影”。它与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作为日常为伴的“空中视听杂志”。大众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观赏戏曲也可以在家里坐享其成。
关于电视戏曲，与其局限于“电视剧”和戏曲联姻的讨论，不如拓宽眼界，从电视功能的角度思考一下与戏曲的“联姻”——或者说，比较一下电视作为载体与舞台载体的异同，研究一下戏曲走上电视荧屏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以电视为参照，加上媒体功能，电视戏曲大体上可以分
为四种类型：
1.戏曲纪录片（相当于剧场录像）——主要运用影视的记录功能，将舞台戏曲原汁原味地搬上屏幕。如：《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京剧影片《群英会》；京剧影片《雁荡山》（武打戏）；豫剧影片《七品芝麻官》（名丑牛得草主演）等。此类作品因舞台表演艺术本身炉火纯青，所以不需过多的影视加工。它同时具有戏曲史料价值。
2.戏曲艺术片——充分发挥影视艺术的再创造功能，使戏曲艺术在影视屏幕上焕发新的光彩。由于不同剧种、不同剧目“唱念做打”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程式化”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此类作品应该因“戏”而异，在尊重戏曲艺术神韵的前提下，以影视手段“锦上添花”。如：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一场，配以诗情画意的荷塘、并蒂莲、鸳鸯；黄梅戏影片《天仙配》，七仙女在云雾中下凡，俯瞰人间美好的自然景色；京剧影片《野猪林》，以影视语言配合国画大写意的意境；京剧影片《杨门女将》，强调影视画面的形式感、装饰美；京剧影片《李慧娘》，神鬼世界运用大量的电影特技。
3.戏曲故事片（相当于“戏曲电视剧”）——影视剧的叙述方式，生活化的拍摄，适当穿插戏曲手段。此类作品（特别是“戏曲电视剧”）颇多争议，成败得失均皆有之。是否叫“戏曲故事片”或“戏曲电视剧”尽管可以讨论，但是将戏曲艺术手段运用于电影故事片的例子并不乏见。例如：香港影片《三笑》大量使用锡剧、沪剧、淮剧的江南小调，是上海“滑稽戏”的路子：“武打片”则大量吸收戏曲武打技巧，加以生活化、影视化的改造。它们之所以未称“戏曲故事片”，是因为不使用舞台时空，抹掉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舞台表演痕迹。类似的情况无独有偶：美国好莱坞影片往往借鉴“百老汇戏剧”模式，将歌曲、舞蹈、打斗、滑稽等表演技巧融入故事片，但不称“百老汇戏剧片”而称“歌舞片”、“打斗片”、“滑稽片”。在我国，某些生活化较浓、程式化较淡的剧种或剧目往往采取保留戏曲唱腔，实景拍摄的方法，如越剧影片《红楼梦》、豫剧影片《朝阳沟》。以这种方式摄制的电视片，目前称之为“戏曲电视剧”，如黄梅戏电视片《家》、《春》、《秋》和越剧电视片《秋瑾》等。
4.戏曲文化片（即“戏曲专题片”）——发挥影视作为媒体的传播功能，重在记录舞台内外的戏曲文化事相。此类片种大量运用于电视戏曲栏目，如报道性专题（人物、事件）、知识性专题（剧种、剧目、戏曲常识）、鉴赏性专题（艺术欣赏），服务性专题（听戏学戏）等。
显然，戏曲进入电影、电视载体后，业已改变单一的舞台表演形态，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又由于媒体的传播，戏曲文化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和弘扬。电视戏曲的创作余地大得很，不拘于戏曲电视剧一途。多种形态的探索，多种风格的追求，恰恰可以适应多层次、多口味观众的需求。可以预见，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盛行，甚至将改变单一的剧团组织机构和演员中心制，出现“制片人制”和“导演中心制”。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又将缩短生活中的时空距离，改变你演我看、你放我听的单向传播模式，给演员以灵活的表演空间，给观众以更大的选择余地，给批评家和学者以更多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戏曲艺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关键词： 电视电影；动画片；美术艺术
动画的定义在《电影艺术词典》中的解释是：动画空间和人物造型等都是通过绘画的形式和逐格拍摄的手法把静态的人物逐一拍摄下来。电视电影动画呈现出来的不只是瞬间静态的美，而是可以超越时空，对客观事物夸张的再现，寄托人们对丰富多彩生活的向往。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升，对电视电影动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要求电视电影动画作品能够反映过去和未来，反映生活和畅想，同时还要求能融化各种文化因素，发挥创作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赋予动画作品想象力、表现力等美学特质，实现电视电影美术艺术的美学特质，使形象美、意味美和道德美的因素融合到一部好的动画作品当中，满足多层次观众的审美要求。
一、影响电视电影动画美术艺术的因素
(一)文化因素对电视电影动画美术艺术的影响
戏剧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几近千年，而脸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更是喜闻乐见，在很多时候，脸谱已经不单单是装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象征，中国人喜欢用脸谱来刻画人物的真、善、坏、恶，例如我们在传统戏剧中了解的“生、旦、净、末、丑”一样，根据他们自身的性情、身份、地位的不同，脸谱的造型也各有千秋。我们熟知的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渔童》中的县官、《张飞审瓜》中的地保、《九色鹿》中的舞蛇人等，由于他们本身的丑恶角色，因此，脸谱也是都是运用丑角的。而相反的《哪吒闹海》中的李靖、《大闹天宫》中的玉皇大帝、《天书奇谭》中的裒公、《九色鹿》中的皇帝，他们所处的地位和形象都决定了他们的脸谱具有戏剧中“生”的形象。再如《张飞审瓜》中的张飞、《大闹天宫》中的护法、《哪吒闹海》中的天兵天将、《骄傲的将军)中的将军等人物，他们的命运早已经在观众的预料之中，人们对他们的形象耳熟能详，因此，他们大多数是以“净”的造型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二)创作者的审美意识对电视电影动画美术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我们的动画片有着独特的区别于世界其他风格的艺术形式：山水画、剪纸、木雕、皮影、刺绣、年画等，但是，很遗憾的是，中国的国产动画片依然在国际市场上叫不动座。我们归结原因是：（1）现在的动画工作者一味抄袭国内外的艺术形式，只是学其皮毛，加之自身修为不足，无法驾驭好这种艺术形式；（2）片子的情节幼稚，内容缺乏兴趣性，故事讲解得不清晰，忽略了动画片的镜头感和视觉剪辑，仅仅将动画片停留在拍摄画面的低级层次；（3）由于好多动画片的创作者是搞绘画的出身，因此导致好多的画面是优美而生动的，但是其中没有内涵，视觉效果差。
一部动画片直接反映了创作者的美学修为、创作理念、镜头感觉。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中国动画片的创作者应该注意挖掘中华民族的独特艺术内涵，坚持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和语言风格，加之当代艺术形式、当代美学风格去诠释，决不能只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没有深度。
二、电视电影动画美术反映出的艺术特征
动画片和常规的电视电影片最大的区别在于，常规的电视电影片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物体，真实的动作在屏幕上的再现。而动画片是用绘画工具、材料和技法绘制的图画，是平面二维动画。例如用美术颜料、绘画颜料在透明板或纸张上绘制图画等。
（一）电视电影动画美术反映出的道德美
动画片既是具有一定的艺术美，又应该包含一定的道德美，具有道德价值，传播一定的道德规范，当然一些专门的宣传纪录片除外。我们可以使电视电影动画片的艺术美和道德美相结合，其实，在动画电影中，它的道德因素是对真善美的追寻，这种对道德美的追寻在国产动画电影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是我国动画电影艺术的美学风格之一。
艺术美和道德美应该是和谐并存在动画电影中的。动画电影的道德美来源于生活又应高于生活，是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生活的再现和反映。例如80年代的代表作品《三个和尚》，它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的一句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这部动画影片的中心意思是人们互相推脱责任，一个人办事时尽心尽力，但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办事时则会互相推诿，消歇怠工，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编导们想借这个悠久但生动的故事告诫我们团结方可成大事，要有集体主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品德，私心只会耽误办事。
关键词：陕西 电视剧 三秦 地域文化 关系
一、地域文化对人、对艺术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不断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正如李慕寒、沈守兵在《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中所言。其“产生、发展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理特征的地域文化”。可以说“没有抽象的无地域的历史和民族，任何民俗文化的历史性、民族性都是附丽于地域而形成的，都是因地域的差别而彰显其特点的。近些年来形成研究热点的三秦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无不与地域发生这样那样的紧密关联。并因其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等俗语，意思都是说，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其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域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古今中外的人们对此也早有关注。近两千年前的《汉·地理志》中说，“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意思是说，人的性格、行为、观念等，取决于水土之风气和王侯的引导，也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在很多的文章典籍中也有这样相关的论述，如《管子·水地篇》中所说的，“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则其民轻剽而贼”；《邹县志》中所说的，“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陵县志·序》也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蒋诈，民醇俗茂，悃幅无华。”说的都是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民风、民俗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对人有重要的影响，而人正是艺术的中心，所以地域文化对艺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的中心是人”；匈牙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也说，“艺术的对象是人的世界，它所表现的是与人相关的本质，是它的精神和它的外化。”19世纪的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对此也有系统的阐述。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就环境而言，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的发生。”“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逆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的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显而易见，丹纳所言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和社会环境(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社会结构等)。这里“环境”的实质就是地域文化。毋庸讳言，对于电视剧艺术而言，同样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陕西电视剧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二、陕西地域文化——三秦文化的特征
陕西简称陕或秦。“陕”指陕陌，在今河南省陕县西南。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陕而治，陕以东，周公治之，陕以西，召公治之。此后，人们就把陕陌以西称为陕西，简称“陕”。“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辖
区主要在这一带。人们又称陕西为“三秦”，一般是从陕西的地理特征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个自然区域来理解的。“三秦”得名源于项羽分封诸侯，让秦的三个降将分治秦之故地：章邯为雍王，领有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领有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领有陕陌以西。“三秦”即由此得名。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