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4: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的发展阶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划分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参考文献:
[1]马传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2002:137-17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
组.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
论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292-297.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 昌吉州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农业的评判指标和标准也在不断变化。
参考农业部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和指标，对照分析昌吉州各单项指标，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等指标单项发展水平较高，均已超过初步发展阶段标准：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单项发展水平较低，均未达到初步发展阶段标准。十项指标综合后昌吉州现代农业综合水平超过了起步阶段标准。初步测算：目前昌吉州现代农业综合水平达到起步阶段的143％，达到初步发展阶段的87％，达到基本实现阶段的55％。也就是说当前昌吉州农业总体处于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段。
2 昌吉州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目前，昌吉州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盐碱化、沙化逐步加重，水资源矛盾突出。
2.2 推广体系不健全
昌吉州72个乡镇中，农技服务存在盲点。每年重大农业科研项目理论研究的多，科技成果实际推广运用的少。
2.3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力不强，组织化程度不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3 昌吉州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以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紧紧围绕农牧民持续大幅增收为核心，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支撑体系；以完善投入机制为基础，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保障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全面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4 昌吉州现代农业发展目标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以上，到2015年达到1.48万元以上。整体实现万元州目标。农牧民合作社入户率达到70％以上。农业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业支撑体系、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率先在全疆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区。
5 昌吉州现代农业发展重点工作
5.1 提升三大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水平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建成200万(667m2)高产稳产优质小麦基地，总产达到100万吨；二是稳定玉米面积，建成120万(667m2)高产优质玉米基地，总产达到90万吨；三是优化棉花区域布局，抓好优势区域生产，建成120万(667m2)高产稳产优质商品棉基地，总产达到18万吨“十二五”末，昌吉州小麦、玉米、棉花良种覆盖率、高效节水灌溉率、综合机械化率达到100％。
5.2 加快六大新型产业发展
一是加快设施农业发展，建成乌昌地区最大的蔬菜供应基地和反季节蔬菜应急储备中心。“十二五”末昌吉州设施农业发展到22万(667m2)，其中温室12万(667m2)。
二是加快种子产业发展，建成西北地区重要的制种基地、研发基地和集散中心。把两年一届昌吉种交会办成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辐射中亚南亚的国际性种子交易会。“十二五”末昌吉州制种规模发展到65万(667m2)。
三是加快特色农业发展。重点加快以加工番茄、马铃薯、红花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十二五”末，昌吉州特色农业种植比例占播种面积的30％以上，产值占种植业总产值的50％以上。
四是加快贮藏保鲜业发展。“十二五”末，昌吉州储藏保鲜能力发展到50万吨以上，初步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先进、上下游衔接、功能完善、管理规范、标准健全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五是大力推进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十二五”末，昌吉州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面积达到205万(667m2)以上。占播种面积的30％左右。
六是积极推进创意农业发展。大力发展家庭认养、绿色疗养、休闲观光、特色产品采摘等创意农业。力争到“十二五”末，昌吉州创意农业产值达到25亿元以上，占农业总产值的5％以上。
5.3 加强五大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加快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完善州、县、乡三级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强化队伍管理，放开搞活经营机制，提高服务水平。
二是强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检验检测网络。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基础建设，提高装备水平，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是加大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乡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充实完善农业信息员和农业专家队伍，提高装备水平，提升服务效果。
四是农村沼气物业化管理服务体系。积极探索，逐步建立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县、乡、村三级农村沼气服务网络。
五是农业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开拓创新，建立健全农业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农业参保率。
6 昌吉州现代农业发展措施
6.1 抓项目促发展
加快制定、完善十二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围绕规划，积极打造、争取一批重大农业项目，通过项目实施，助推昌吉州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6.2 转变发展方式
积极推广现代农业经营成功模式，重点推广合作社、龙头企业、大户带动型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扩大合作社统一经营土地规模，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6.3 加快外销平台建设
以办好郑州、上海、北京、福建“四大展会”为契机，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认证和品牌创建工作，建立集散分销渠道和营销网络，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扩大外销规模。
关于古代农业。早期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石器锄耕(耜耕)到铁犁牛耕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生产的变化。土地制度则经历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三个发展阶段。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精耕细作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
关于古代手工业。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官府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实力雄厚、产品精美的官营手工业和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民间手工业并存的局面。民间手工业包括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国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工艺精湛，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人的城镇化；发展观；生产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逻辑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7―019―07
充分释放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的潜力，需要转变以往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和模式，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切实地将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重点，让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然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人的城镇化需要统筹推进、循序渐进，需要客观认清人的城镇化推进所面临的现实障碍，需要在系统的框架下对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每个环节给予把握和分解，以便高质量地将人的城镇化扎实推进。所以，从对发展观的审视人手，考察城镇化推进的历史进程，有助于全面厘清人的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明晰人的城镇化所需要解决的课题，以便切实地将人的城镇化落到实处。
一、城镇化推进历程的发展观审视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推进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作为操作层面的实践活动，城镇化的推进深受发展观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使得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从而形成颇具差异性的发展绩效，进而使得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表现为巨大的差异性。因而，厘清人的城镇化的本质内涵，理解人的城镇化的逻辑起点，需要从对发展观的审视人手，考察以往的城镇化推进历程。
1.城镇化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发展观审视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和根本动因，一切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的状况，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表明，要充分重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判断，以及围绕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发展观要将生产力及其发展视作基本的理论内核。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所关心的发展议题不尽相同。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所形成的发展理念、发展价值以及发展手段表现出历史演进性特征，由此使得发展观呈现出历史阶段性。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如何生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人们普遍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并将其视为经济实践活动的指挥棒和价值目标。在这个阶段注重物质资料的生产，具有第一性。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如何生活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人们普遍追求人的自由能力的提高，并将其视为经济实践活动的指挥棒和价值目标。在这个阶段注重每个人以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具有第一性。这表明，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观的内核不相同。合意的发展观应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抛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来评价发展观的好坏都极为不可取。
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发展观，注重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促进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异化就是生产主义。生产主义以物的拜物教为特质，对物质财富及其生产表现出无批判的膜拜和狂热，以GDP的增加作为衡量一切经济工作好坏的唯一尺度，由此使得但凡能增加物质财富数量的经济实践活动广被接受。在这种强调物质财富增加的生产主义立场下，经济实践活动表现为生产动机上的“贪婪攫取性”、生产机制上的“泰罗――福特制”和生产手段上的“去道德化”，这在最大程度上钳制了人类的自由本质，使得人存在于一个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里。
2.传统城镇化：生产主义特质
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其推进应嵌入到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之中。考察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生产主义几乎全方位地影响了以往的城镇化发展实践，无论是从推进城镇化的目的、还是实施城镇化的手段、抑或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主体性等方面，传统的城镇化都深深地打上了生产主义的标签。
（1）推进城镇化动机的物质财富扩张性。实施城镇化战略，首先需要回答推进城镇化的动机是什么。以往的城镇化发展历程表明，我国的城镇化更多地注重于物质财富的增加，将城镇化视作增加物质财富、提高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动力，以至于过于强调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价值，而没有考究城镇化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手段背后的价值性。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后，则将推进城镇化视作实现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发动机。显然，这种对城镇化功能的定位，极易将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从而热衷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全然不顾及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价值意蕴。城建扩张、产城背离和基本服务缺失的城镇化发展实践，就是物质财富扩张性的城镇化的真实写照。最终，这样的城镇化会因其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单一性和至上性，使得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缺失人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而造成不可持续性。
（2）实施城镇化手段的不以人为本位。实施城镇化战略，同样需要回答实施城镇化的手段是什么。作为现代化的应有内容，城镇化具有自发演进性，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城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依靠的参与主体也不同。由于将以往的城镇化定位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并将物质财富的扩张视作推进的基本动机，这使得实施城镇化的手段在本质上服务于并服从于物质财富的丰富和增加，以至于将人视作实施城镇化手段的支撑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不顾及人的主观意愿和发展诉求，并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的存在性。只注重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性而不顾及农民自下而上的自发主导性；只注重地方官员的而不考虑农民的主观意愿；只注重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顾及生产方式的制约的城镇化推进战略；就是实施城镇化手段的不以人为本位的现实样本。最终，这样的城镇化会因其以人的工具性遮蔽人的目的性，使得城镇化的推进缺乏广大农民的合作而造成非和谐性。
（3）提高城镇化水平的资本拜物教逻辑性。实施城镇化战略，还需要回答提高城镇化水平为谁的主体性问题。仅就推进城镇化的动机和实施城镇化的手段而言，为谁提高城镇化水平的主体性更具本质性。对于为谁而推进城镇化战略的不同回答，使得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推进城镇化的主体是谁，决定了城镇化推进的方向在哪里和实施的手段依靠什么。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生产力水平没有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没有实现极大丰富的前提下，人的存在方式从彼此的依赖关系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离不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由此使得实现资本的逐利与增殖成为了城镇化推进的主体性命题，以至于在极端层面上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盖，让资本价值增殖成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体。资本饥渴症、贪欲心所表现出的利润贪求的生产动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危机，自私本性、侵略基因所表现出的利己的个人中心主义对他者的存在合法性的否认，钳制人的自由、缺少人文关怀所表现出的人类生产的自我否定性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遮蔽，就是资本拜物教逻辑对城镇化发展的异化。最终，这样的城镇化会因其对人本身是目的的异化，使得城镇化的推进没有立足于人的解放而造成非自由性。
二、人的城镇化的本质
1.人的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发展的价值转向
提高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必须转变以往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将城镇化由注重规模扩张的“土地城镇化”转向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城镇化”，将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视作人的城镇化的起点和终点，并摒弃那些限制和约束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传统的城镇化模式，过于注重追求物的发展、忽视人的发展，过于注重数量的增加、忽视质量的改进，这导致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农民并没有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得应有的福利改善和自由能力范围的拓展，导致城镇化质量难以提升。为此，需要转变以往的城镇化发展思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和重点，构建以人为本的发展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人的城镇化工作。
全方位地推进人的城镇化，就是将城镇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强调人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性的本质特征，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并通过有序性、全面性、合理性和集约性的城镇化道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和有效保障。
2.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城镇化的本质内涵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就是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放到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上去，将城乡居民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实现居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双重匹配性转变，并最终融入现代化的文明体系中。
（1）人自身生产力发展是发展观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要求。发展观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观的理论内核不尽相同。随着我国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性课题发生了转变，人的生存性问题不再是首要问题，人的生活性问题成为了关键问题。在生存性阶段，物质资料的生产、从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由此使物质财富的增加成为城镇化推进的根本动机。在生活性阶段，个人的充分发展，从而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由此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城镇化推进的本质内涵。
就城镇化推进而言，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天然的必然性，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对于物质生产力的重视还是对于人自身生产力的关注，都不能无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将两者割裂开来。即便是在注重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存性阶段，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本质性和第一性；以及在注重人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生活性阶段，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支撑性和基础性；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手段，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是目的。也就是列宁所指出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2）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的城镇化的终极价值指向。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重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际上是体现了人的城镇化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就是将每个人的充分的、普遍的发展，以至于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看作人的城镇化的起点和终点。具体而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遮蔽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重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凸显其主体性，把人的能力得到发展视作本质目的，并突出强调人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主要性和主导性。二是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演进性。以往城镇化的生产主义特质所造成的物质生产力与人的生产力关系的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非跨越性。只有在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大提高和传统城镇化弊端日益凸显的前提下，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会被纳入到城镇化的视野内。
3.农民的主体性：人的城镇化的现实指向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的城镇化必须更加注重于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拓宽农民的能力范围，并围绕农民的主体性，加快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具体而言，在现实层面凸显人的城镇化的农民的主体性，应围绕三个维度展开：一是有序推进农民的市民化。农民进城及农民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并让进城农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经济生活中，让进城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二是切实赋予农民广泛的参与权。确保农民成为城镇化主体，需要切实赋予农民富有保障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尽量避免农民被排斥在人的城镇化的进程之外，不能让农民成为城镇化过程中被忽视的群体。这就要求人的城镇化的推进，要注重规范程序、倾听民意、维护诉求和提供监管，从而让农民的主体性真正落到实处。三是构建包容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人的城镇化，实现农民的市民化，需要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民的拉动力和推动力，让农民能够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能够在城市中留下来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为此，需要赋予农民充分的且富有保障的财产权利，将相应的资产转化为能带来收入流机会的资本。与此同时，还要在“四化”同步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与进城农民人力资本结构相匹配的主导产业，让市民化的农民持续获得稳定的收入。显而易见，关注人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发展观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更是转变传统城镇化发展路径，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革命性要求，需要在实践层面注重树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让农民成为人的城镇化的主角。
三、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人的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一个崭新的大战略。注重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辩证统一角度来理解农民市民化后的存在方式，并将对农民的存在方式的把握置于人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将生产力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统筹考虑，由此呈现出如下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特征：
1.谁拥有什么？就是从产权制度人手，分析其所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剖析在该产权制度下生产与再生产资料是如何被分配的。具体言之，就是通过产权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能够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拥有什么样的资产，并能够将其转化为通用的资本且能获得相应的收益。
2.谁从事什么？就是从社会关系人手，分析每个人在实现生产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要求的社会分工格局下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也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分工格局背景下，人的城镇化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具体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比如，农民被转移到城镇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新引进的工商资本所有者的经济活动边界在哪里。
3.谁得到了什么？就是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以产权制度体系为切入点，分析经济主体凭借其拥有的资产和获得的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能够分配到多少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具体言之，就是经济主体在城镇化前后获得的收益有何区别，是否拥有收入的可持续性或在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支出的低成本性。比如，分析农民市民化后所获得的收益，还应该充分考虑其生活在农村时所拥有的“庭院经济收入”，以及用于自我消费的无工资性收入的劳动成果。
4.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就是考虑消费、再生产和积累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经济主体凭借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所分配到的社会产品的使用和积累，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自身生产力的稳步持续性和和谐性再生产。具体言之，就是经济主体如何将其获得到的收益进行消费、再生产和积累的结构性安排，并在这种结构性安排中实现资产进而资本的再增殖。比如，分析现有的收益分配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市民化后的农民具有可持续的收益获取能力和机会，并进行资本性的再生产。
如上所分析的四个特征，就是人的城镇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所涉及到的四个关键性问题，这其中谁拥有什么具有基础性，它决定了谁从事什么，从而谁得到了什么，进而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显然，这四个关键性问题所隐含的顺序性，决定了人的城镇化的推进应具有先后的次序性，以及所实施的战略措施应具有全面系统的层级性。
四、积极稳妥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战略举措
.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重点，人的城镇化的践行，依赖于系统性明显的和针对性较强的战略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积极稳妥地将人的城镇化付诸实践，并通过提高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能力，使其成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以人的城镇化的本质内涵为切入点，立足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着眼于解决传统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推进人的城镇化需要实施如下战略举措：
1.促进产权制度变迁，赋予资产正规的产权体系表达
在直观层面上，人的城镇化表现为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相应的所从事的职业的改变。但是，在本质层面上，人的城镇化却是农民改变户籍身份后的福利状况的改变以及相应的处理资产能力的提升。归结到根本性层面，就是农民在城镇化之前和之后分别拥有什么样的资产、两种状态下资产收益的大小以及农民将资产转变为资本的能力。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会对两种状态下拥有资产、进而资本的能力的大小进行权衡取舍，并将其作为是否参与城镇化的衡量标准。由此可见，推进人的城镇化的首要工作，就是对农民所拥有的资产进行正规的产权界定，充分提取资产的经济潜能，实现资产可交换的合法性，并降低调动和使用资产的交易成本，最终提高农民作为产权所有者的主体性地位，并通过稳固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和扩张，不断地提高农民市民化后处理资产的能力和获得资本化收益的可能空间。
（1）有序推进土地确权工作，提高农民的产权实施能力。产权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产权能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边界，降低行为的交易成本，让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不断地扩大和稳固市场交易的范围。土地确权是农村改革的首要内容，其本质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为农民的财产提供充分的保障，增强农民处置资产的能力，加快促进农民成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首先，明确土地确权的方向。与土地登记和颁证相比较，确权是核心，确权方向是关键。依据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的所有者，农民是土地的使用者；而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虚置和模糊化，造成了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时常发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直接弱化了农民的土地产权行使空间，并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实施能力。为此，需要赋予农民充分且完整的土地产权，以便全方位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在当前，土地的所有权不应该是确权的核心，使用权以及一系列其他衍生的有助于农民获取财产性收益的权利才应当是重点。其次，保障土地产权权能的细分。产权是一个多种权能构成的复杂结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权的结构不尽相同，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产权的权能会不断地细分，相关的权利主体拥有相应的产权，并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实施自己的权能。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施，实现了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分离；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强和就业结构的转换而产生的土地流转，实现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推进土地确权工作，应该切实地保障土地产权权能的细分，为每一个分离出来的产权权能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2）规范土地确权的程序，减少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程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土地确权的效率。要充分考虑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降低土地确权可能造成的冲突。首先，充分地保障农民广泛的参与权利。在信息公开、土地测量、监督监管等方面，倾听农民的意见和利益诉求，避免政府单向地强行推进，有效保障农民的自主参与权利和空间，实现确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次，创新争议解决机制。土地确权直接决定了农民的土地产权实施边界，从而再分配土地产权的资本化收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土地产权的模糊地带产生冲突。对于这类争议的解决，要有创新性思路，尤其是要注重发挥村里具有威望的老人的话语权，让农村能人、有威望的人成为矛盾或者争议解决的主体；还要有效尊重村里历史上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习俗化解争议或矛盾的作用。
简而言之，实施人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开展土地确权工作。明晰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利，有效地压缩征地空间，并避免权力租金对权利租金的替代，以及在地方政府、基层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合理地分配土地资本化收益。
2.发展合意产业，让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
对于农民而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参与城镇化，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且在他们看来，生产方式的改变更具有根本性，生活方式服从于生产方式。如果进城后，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所以，推进人的城镇化，转移农民不重要，关键是要确保农民在城市有适宜的工作可以做，并且持续地获得稳定的且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
（1）考量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发展就业导向型产业。不同的人力资本素质，决定了不同的就业可能性，进而不同的收入水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在高技术产业就业能力不强。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后，就远离了原先颇为熟悉的农业产业，这就使得原先基于农业生产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力无从发挥。就业机会的减少，就会降低农民市民化后的收入水平，这就需要结合农民原有的人力资本素质结构，围绕农业产业链，发展能够充分施展农民以往的人力资本素质，但又具有工业化特征的产业。当然，发展那些适宜发挥市民化后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的产业，并不一定意味着低端和低附加值。当农民获得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农业收入时，他们才会切实地体会到城镇化带给他们的福利增加，并增强对城镇化的认可程度。否则，进城后就面临失业，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生活支出的高成本，会造成他们对城镇化的抗拒，这显然不利于人的城镇化的推进。
（2）着眼于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产业的发展需要考量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职能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应以提高农民市民化后的人力资本素质为目标，结合不同年龄段的新市民的职业发展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之所以强调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因为农民只有在拥有了较高的人力资本素质之后，才会拥有较多的产业选择空间和就业机会，从而拥有更多的收入来源和更高的收入水平。这样就会降低他们进城后对政府的依赖性，并不断地增强自身的独立能力和发展能力，积极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经济收入状况，进而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需要转变以往的工作思路，充分地考虑社会分工带来的效率改进。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可以作为职业培训的直接提供者；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也可以向市场经济主体购买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产品，由后者向市民化后的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传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难题，就是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因户籍制度的制约未能以城镇居民的身份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由此造成了他们的不断流动，最后又不得不回到农村。实施人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实现转移出的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而不能让农民成为城镇中的贫民。为此，需要破除现有的制度障碍，在战略高度上为转移到城镇的农民提供必备的社会保障和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市民化。人的城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和集聚，以及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水平，这就必须将户籍制度改革纳入到人的城镇化进程中。鉴于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差异，我国各个地区在推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情，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既要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又要全面地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与此同时，还要结合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发展目标以及承载能力，有序地制定落户的条件和标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要做充分的估计，但更要破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将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真正地实现农民的市民化。
（2）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积极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一方面，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特别是要妥善解决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向城镇社保体系的接人。另一方面，要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纳入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让他们享受到城镇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最终的目的，就是借助广覆盖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市民化，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4.优化收益分配机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镇化会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益水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既要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到完整的土地财产权收益，又要立足于长远让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不是暂时的收入水平的提高。
论文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驻马店市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市，是一个拥有九县三区的典型农业大市。近几年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以建设豫南地区性中心城市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心城市发展带动战略，提出了驿城区、经济开发区、工业聚集区、遂平县、确山县“三区两县一体化”的规划政策。经过不懈努力，全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05年底到2010年底的五年时间，驻马店市城市化水平已由16.76%提高到29.8%。然而这样的城市化水平与先进市、县相比，仍然较低，同时也远远低于河南省同期的城镇化率38.8%。由此可见，驻马店市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中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需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研究
（一）明确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
各个地方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状况是不同的。准确把握一个区域城乡一体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尤为关键。根据罗雅丽，张常新在文章《城乡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阶段划分——以大西安为例》中城乡一体化目标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实际意义，对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以及评价。笔者选取五个指标作为划分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的依据。以15%，30%，60%，90%作为划分城乡一体化五个级别的依据，以各个区间的临界位为参照，确定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状况。五个指标说明如下：
1、城（乡）人均GDP（美元），其指标含义为经济富裕，目标值为5000美元（4500美元）。
2、三次产业结构比重。该指标表示了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其目标值为第三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一产业比重。
3、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最主要的数量指标，用U表示，U=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其目标值为城市化率>70%。
4、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用W表示，W=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其目标值为城乡收入比>50%。
5、二元对比系数：又称二元生产率对比系数，反映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总体水平，用L表示，L=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其目标值为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大于50。以上五个指标中，前三个指标为评价城乡发展水平指标，后两个指标为评价城乡协调化指标。
2010年，驻马店市人均GDP为14117元，折合美元约为2239美元，大于1500美元，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步入城乡初步一体化阶段。2010年，驻马店市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7.5:41.8:30.7，第二产业的比重大于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大于第一产业比重，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前期阶段。2010底，驻马店市城市化水平29.8%，离世界大部分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驻马店城乡一体化发展处于城乡一体化初步阶段。2010年驻马店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8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02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35.5%，驻马店城乡一体化发展已进入中度阶段，但离目标值还有一定的距离。2010年驻马店市二元对比系数为36.6%，二元结构特征较明显，发达国家一般在52%-86%，根据该指标，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处于中度一体化阶段。
根据以上指标，结合驻马店市城乡发展实际，从总体上判断，驻马店市处于城乡初步一体化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较好。由此可见，近年来驻马店市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快速，城乡之间的关系明显增强，取得一系列的成就。
（二）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取得的成就
1、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1)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0年驻马店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02元，2000-2010年均增长12．01％；201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4861元，2000-2010年均增长9.82％。
(2)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2010年驻马店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182.87元，2000—2010年均增长11.67％；2010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70元，2000—2010年均增长约10.7％。
(3)城乡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2010年驻马店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2.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7％，分别比2009年下降0.1个和1.6个百分点。
(4)城乡居住条件不断改善。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和住房商品货币化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居民家庭住房条件改善和居住水平提高。
2、城乡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发展
2010年末驻马店市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26.61万人，比上年增长8.04%；参加失业保险人数36.61万人，增长4.33%；参加医疗保险人数113.19万人，比2009年增长2.9%。全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2.34亿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13.85万人。发放农村低保金2.54亿元，农村低保对象3.43万人。发放城乡医疗救助资金0.55亿元，救助54.52万人次。
3、城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明显扩大
2005—201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336.677亿元，年均增长52.2％，其中城镇投资完成1703.994亿元；农村投资完成632.6834亿元。尤其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村投资也呈现出与城镇投资齐头并进的好势头，2008年、2009年、2010年相继突破100亿元，分别达到114.3亿元、153.58亿元和171.64亿元。
（三）驻马店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虽然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处于城乡初步一体化阶段，离目标还有一定距离。驻马店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
1、“二元结构”体制是驻马店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由于长期受到工农分割、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造成了城乡政策的差异，特别是土地、户籍、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不同，制约了驻马店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最明显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看，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2:1。由于收入的差异，导致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也相差较大。2010年城乡消费支出比为2.77:1。由此可见，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对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农业的城市，其改革的步伐较慢。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驻马店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近几年驻马店市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2000年驻马店市城市化水平10.5%，2005年为18.7%，2010年为29.8%。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区不断扩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的数量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驻马店市是农业大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转移难度就大。虽然近年驻马店各级党委、政府发展劳务经济，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一定成效，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仍然很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城市转移，加大了驻马店市的就业压力。另外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很难符合现代化工厂的要求。
3、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增收渠道单一，是驻马店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
目前驻马店市农民增收的渠道有粮食等农作物生产所得收入和劳务输出所得收入，但是农民仍主要是靠粮食农作物生产来维持生活，农民增收渠道较单一。对于那些不具备城市化的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仍是农民主要的生活和收入来源，农业生产率低下直接造成农民收入低下，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白人朴等建立农业机械化所处发展阶段的模糊评判模型，对全国及各个省市区农业机械化发展阶段进行评判，把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3个阶段：农业机械化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2]。目前中国农业机械化正在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跨越。杨敏丽等提出了以农机作业为基础、能力为保障、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发展阶段模糊评判模型，从而对中国2001年各省区的农业机械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分析评判[3]。机械化水平评价在指标的选择上很复杂[4]，在权值的计算上存在很强的主观性。TOPSIS[5](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是一种适用于多指标、多方案决策分析的方法，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6]，本文将尝试在对其改进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分析[7]，避免权重计算的主观性，对不同年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行定量分析，使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为农业机械化水平合评价提供一种新方法。
1 TOPSIS模型及其改进
1.1 传统的TOPSIS
TOPSIS是一种有效的多指标、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它以距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作为评价各方案可行性的依据。该法思路清晰，分析结果较合理，应用灵活，因此被广泛地应用。其建模步骤为：
1)可据各方案的指标数据构建多目标决策矩阵X=(xij)m
2)根据各指标对方案的影响对决策矩阵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形成归一化矩阵V=(vij)m
3)对每个指标赋权后，将形成的无量纲化矩阵与各指标的权重相乘，可得到加权决策矩阵R=(rij)m
4)根据各指标对方案的影响计算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5)计算各样品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和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6)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程度。最后根据i值的大小排序，i越大则方案Mi越接近理想解，方案越优。上面各式中，i =1,2,j =1,2,,n 。
1.2 TOPSIS的改进
TOPSIS法是C. L. Hwang和K. Yoon于1981年首次提出的，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的方法，是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的评价。但传统TOPSIS按欧氏距离排序时，可能出现某方案既贴近于理解想也贴近于负理想解的情况[8-9]。为了解决欧氏距离存在的问题，常常采用垂直距离来替代欧氏距离。
为简化计算，将坐标原点平移到理想点，平移后的加权决策矩阵为：
T=(tij)m X n，(1)
(1)式中i=1,2,j=1,2,,n。
此时，负理想解为(2)
且tkj满足，(2)式中1m。
各方案与理想解的垂直距离di为：(3)
di值表明了方案接近理想解的程度。通过各项目di值的大小来确定农作物机械化水平。
2 用改进的熵值法赋权
熵值法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10]。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就越大。因此，采用熵值法能尽可能地消除各因素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其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实测数据构建m 个方案、n 个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为R=(xij)m n (i =1,2,j =1,2,,n )。
2)将判断矩阵归一化处理，得到无量纲化后的矩阵B。其中，效益型(越大越优)：(4)
成本型(越小越优)：
3)计算熵值：(5)
为避免出现fij=1，lnfij=0的情况，将fij改进为。
4)计算熵权Wj：，W=(j)1n(6)
3 实例
3.1 数据来源及指标
因农作物机械化水平的评价对象广泛，本文中数据聚焦我国
9种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大豆、棉花、花生、甘蔗。从《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统计数据中取20042014年我国主要农田在耕、种、收3个环节机械作业情况的原始数据 [11](见表1)。
3.2 计算步骤
1)构建无量纲决策矩阵
用表1中的指标集形成判断矩阵，表中7个指标均按越大越优原则计算，构建无量纲化决策矩阵V =(vij)m n。求得表2数值。
2)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将形成的无量纲决策矩阵分别按不同算法计算，可分别求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W=(j)1n=(0.153 5,0.151 1,0.148 0,0.142 2,0.138 5,0.152 5,0.114 1)。
3)构建加权决策矩阵
将形成的无量纲化矩阵与各指标的权重相乘，分别可得到三组不同的加权决策矩阵T=(tij)m n。求得表3数值。
4)计算理想解与负理想解
将坐标变换后的理想解为每行中的绝对值最大者，理想解了一(0.153 5,0.151 1,0.148 0,0.142 2,0.1385,0.152 5,0.114 1)。负理想解5;-=(0,0,0,0,0,0,0)0
5)计算垂直距离
计算各方案与理想解的垂直距离d;=(0.1428,0.137 8,0.122 3,0.109 7,0.095 1,0.078 5,0.060 9,0.0384,0.024 5,0.012 7,0.000 0)0
3.3结果分析
从排序上看，2004年农作物的机械化水平最低，往后逐年提高，这个结果与现状情况基本吻合，结果合理。从贴近度试的差值上可以看出，这11年来，2010年到2011年机械农业化水平发展得最快，2004年到2005年发展得最缓慢。
4结语
本文分别采用改进的嫡权法，运用改进的Topsls模型对我国主要农作物的机械化水平进行了一个评估，了解到这n年来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其中2010年到2011年发展得最快，计算结果与实际相符。计算结果表明: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不同文明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阶段，与之分别对应的是3类不同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状态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范式也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也不同的道路［1］。从依靠简单生产工具获取赖以生存的植物果实，到拥有大型机械，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极大增长，人类的社会生产历经了“黄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过程。就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世界农业还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所以农业社会又被称为“黄色道路”阶段。“黄色道路”阶段的农业，工具简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为主，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收获的丰欠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老天”左右。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石油农业”，又被称作“黑色道路”，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农药化等特点。由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因为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和驾驭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消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投入大量化学品，致使土质、水源和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农作物甚至因带有残留有害物质而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隐患，其负面效应和权限已日益暴露。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危及到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安定。农业增长的“绿色道路”方兴未艾。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仅靠扩大“石油农业”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告诫:“通过无节制地开发土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资源更加贫乏，环境更加污染。”世界农业发展正处于新的探索时期。人们开始呼唤“第二次绿色革命”，要求进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具有生态色彩的革命”。人类在发展农业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的协调，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夺。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走“绿色道路”。生态农业，则是农业发展迈上“绿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更迭
2．1传统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约公元前5～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有较大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目前传统农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
2．2现代农业模式
关于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农业。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3种不同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以荷兰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短缺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土地、劳动力适中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大农业”，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现代农业之路还很漫长。国家统计局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仅走了1/3。但从长远看，我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我国农业必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2．3后现代农业模式
后现代农业是相对现代农业而言，是以时间为标识，按农业发展时序而划分和确定的一种农业经济和技术形态。作为一个农业全新概念，是指以动植物的开发、培育及其产品生产为轴心，将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范畴中不同层次及环节和分属于不同产业部门与动植物培育及其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产前、产后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复合形成的一个超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或系统。后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后现代农业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工具及技术有别于现代农业，而在于其活动的内涵与形态结构不同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领域上，它是广义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融农用高新技术投入品制造与供应和农产品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农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农业信息与管理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产业。在部门上，除传统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部门外，还包括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等部门。在形态与功能上，它将众多当代已经形成并存在和未来不断涌现的全新农业形态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精准精确农业、无土农业、知识农业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产、生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与外延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是由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据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2种经营方式，即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和集约的划分是李嘉图等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起先是用于工业生产的，后来逐步延伸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马克思指出，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据此，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根据增长的来源不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2种:第1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增长，即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长);第2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即集约增长(IntensiveGrowth，或内涵增长)。具体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的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以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农业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太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其投入数量，而此时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很多，劳动力也较丰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源变得稀缺，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过粗放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为集约型增长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二是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数量扩张，不讲成本，否定利润，忽视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尽量小的投入获得尽量大的产出和利润，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一。随着农业产业不断表现出来的集群化现象，农业产业集群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产业集群理论早期研究和应用的领域主要是工业企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随着分工的细化和经济的发展，涉农的企业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农业产业集群。所谓农业产业集群，指的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农户、农业流通企业、农业加工企业等，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的高度集聚的集合［1-2］。当前，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种植业产业集群、养殖业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农产品流通产业集群、农业科技产业集群。任何一个农业产业集群模式的形成，都是与一定的农业资源优势、农业技术和生产水平优势相联系的。与国外成熟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相比，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尹成杰，2006)，但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有较强的农业资源和农业文化，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有助于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把中国农业“小而散、小而全”的生产经营方式引向专业化产业区，形成区域农业品牌优势，为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一种借鉴思路和拓展模式［3］。近几年，国内逐渐兴起关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特征、形成机理、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角色定位及发展动向进行分析和探讨。对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周新德(2009)认为可将其分为孕育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并提出对于农业产业来说，“地理集聚”只能称为“集”，只有实现“分工合作”并由此而产生的较强乘数效应才能称为“群”，即真正意义上的“集群”［4］。
对于农业产业集群模式，高峰、亓秀华(2008)认为主要有5种模式:农业科技示范园模式、市场依托模式、专业化小城镇模式、外来资金带动模式和主导企业型模式。不同的地区适应不同的模式，并认为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势、政府的积极政策引导、农作物的集聚种植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李君茹(2007)提出农业科技园区在空间结构分布上可分3个层次: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5］。郑风田、程郁(2005)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表现为关联性和互补性，很难用某一要素来评价和分析。集群内部的契约关系是普遍和频繁的，网络根植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中［6］。周新德(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认为农业产业集群的聚集过程是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共同交互作用下完成和演变的。在农业产业集群的孕育阶段，以自然资源优势为主的关键要素是产生流入效应的基础，乘数效应还没有真正充分发挥作用;在成长阶段，特定区域空间上的分工与专业化得到发展，乘数效应发挥较强作用，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成长阶段带来了新的流入效应;在成熟阶段，集群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体系，乘数效应充分发挥作用，在原有流入效应的基础上，基于社会资本形成的创新网络又为集群带来了新的流入效应。在构建本地农业产业集群时应充分考虑农产品特点和当地农业资源禀赋情况，大力发展龙头企业，鼓励农户创业，同时政府要为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4］。赵天鹏，刘相兵(2011)认为可以把出于起步和扩张阶段的农业产业集群称为初级集群，处于集聚阶段的集群称为高级集群，并运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找出初级农业产业集群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提高初级农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的有效建议［7］。上述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理解农业产业经济集聚的机理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本文将从“动态”视角分析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并从形成机理的角度分析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因素，提出发展建议，使政策制定部门更好的认识集群形成机理、区位选择机制等集群内在生成规律，从而更高效更科学地制定决策。
2影响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因素分析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物系统，有着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生命周期。农业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质是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扩展，由此引起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增收就业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3］经合组织(OECD)将农业产业集群定义为一组在地理上相互邻近的以生产和加工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和互补机构，在农业生产基地周围，由于共性或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形成的有机整体。农业产业集群必然涉及农业与相关产业的联系［3］。从农业产业集群定义出发，农业产业集群出现的标志应该是:农户、企业、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等相关组织组成有机综合体。在此有机综合体中，农户表现为关联企业农户，加工生产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目标导向表现为市场导向、着眼国内国际市场。然而，农户和企业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聚集在一起的企业为什么会既相互协作联系又有效竞争?农业产业集聚区的形成中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促进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可构建集群的形成过程的地心辐射模型。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可划分为3个关键阶段:农业产业集群初级阶段、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农业产业集群规模化阶段，并且这3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阶梯模型，而是以乘数效应发展的。在地心辐射模型中，纵向整合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因素包括: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多样化和规模化，农业产业技术创新的深入化，农产品价值链体系整体化;横向联合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在农业产业集群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商会、协会等联合作战形成的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行规等，此外，物流包装企业、金融服务业、技术创新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也驱动了农业产业集群的顺利形成。
2．1农业产业集群初级阶段的驱动因素
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群的起始条件。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竞争因素。在农业产业集群化的初级阶段，分析、研究、确认区域的优势资源是最重要的。这需对本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市场需求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考察、判断，找出地区的优势所在，或积极构建某种区位优势。
2．2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驱动因素
区位优势的存在是农业产业集群的一个基础，只有这个基础还不够，中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优势农业都具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只有通过现代化的产业发展途径，以科技为动力，用龙头企业来带动，寻求积极政策支持，实施农业品牌化战略，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区域农业品牌逐渐形成是农业产业集群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和品牌农业的打造与维护都是驱动农业产业进一步集聚的力量。
2．3农业产业集群规模化的驱动因素
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是完整的、配套的产业链价值体系的形成，品牌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农业产业集群化阶段，在区域内产生大量相关加工、销售企业，龙头企业在全国或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逐步加强并稳定，产业内部分工更加明确、联系更加紧密，甚至结成产业联盟，产业内企业通过合作和竞争，形成了一个坚实、稳定、联系密切的本地关系网络。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和完善、技术的持续创新、先进的发展农业产业的理念等。
3发展农业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3．1农业产业集群的初级阶段———分析确认优势资源
3．1．1从区位优势出发，发展特色农业
落差优势是为某区域所特有的、具有稀缺性的、对企业家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一个或一组元素的统称。落差优势可以体现为政策或制度优势、知识优势、地理位置优势、历史的偶然事件、自然资源优势、基于当地区域文化的互信及合作机制、当地具有的商业传统或这些优势的综合。农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通常以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适合当地的农业产业集群，所以在发展农业产业集群的第一阶段需要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确认或构建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项目，这一优势的确定以较大的落差优势为基础，资源具有独特性、丰富性。如加利福尼亚酒业集群、荷兰的花卉产业集群、丹麦的养猪产业集群，均依靠当地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结合高度的分工协作，最终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以法国葡萄酒产业集群为例，目前法国葡萄种植面积和产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种植面积达900000公顷。勃艮第产业区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葡萄酒大产业区之一，勃艮第地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27000公顷，产量150000万升，年产葡萄酒2亿瓶。勃艮第属大陆性气候，其土质多样，不同山坡土壤差异大，甚至每座山的山腰和山脚的土壤都不一样，因此同一葡萄园的两个业主可以酿造不同风格的酒。这些使勃艮第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葡萄酒产区［8］。当前我国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多是以地理环境优势而兴起的。如新疆棉花产业和特色果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因素在于，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新疆棉花和果品的品质好、产量高、市场需求量大。
3．1．2挖掘和扩大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企业存在的理由，也是企业集聚的驱动因素之一。市场需求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产生根源。市场需求为经济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稳定而且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农作物集聚种植的前提。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决定了农业本身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如果能寻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需求市场，农牧民就可以放心的规模化种养植。集群作为一个提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市场需求的存在是其萌芽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并且市场需求越旺盛、越挑剔，越有利于集群的出现与发展。意大利和法国酒业集群的出现是与两国都具有挑剔且需求强大的饮酒民族分不开的。当前我国以市场需求而兴起的农业产业集群还较少，可发展空间很大。
3．1．3文化环境因素
文化因素在驱动农业产业集群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宁夏中宁当地已有600多年的枸杞种植史，在当地形成了深厚的枸杞文化:枸杞的历史文化、枸杞的饮食文化、枸杞的医药文化、枸杞的吉祥文化、枸杞的地域文化等。福建种茶、制茶、饮茶、贩茶历史悠久，有一千年的茶文化历史，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盛产的名茶各具特色，蜚声中外，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争奇斗艳。近年来，安溪铁观音声名鹊起，对振兴安溪经济，使这个国定贫困县在一跃成为全国具有竞争力的百强县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3．1．4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推动
政府在农业产业集群化中仍将起到支撑作用。产业集群是由交易网络、技术网络、社会网络和信息网络交织所形成的完整的网络结构，它围绕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供应链为基础，以多赢为目标，通过前向、后向的垂直联系建立起企业之间的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网络结构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促进协作，形成协同效应。在农业产业集群化过程中，农户、企业都无力构建这一复杂网络，政府在网络构建、发展、成熟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于能够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产业集群战略来推动其发展。为了有效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通过集群化发展获得整体竞争优势，需要制定相关政策给予支持。充分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并保持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地方政府通过国家与地方集群政策的有机结合，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稳定、可预见的市场环境。此外，农户与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有时也需要政府政策或行业协会的规范加以保障。减少或避免农户或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违约行为，增强两者一体化程度。
3．2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品牌的营造与维护
3．2．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物品具有特殊性，通过市场运作很难有效供给，而公共基础设施又是制约产业规模化的重要障碍。很多品质优秀的农牧产品没能形成规模、没能走出当地的小市场，运输条件的限制是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政府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就可进一步提升区位竞争力和可发展性。一方面，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节约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使集群内企业比集群外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也将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2．2营造品牌农业
易正兰，陈彤(2007)将农业品牌分为农业区域品牌(原产地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属于企业所有，可合称为农业企业品牌［9］。农业区域品牌源于原产地形象，具有区域品牌的特征:一是区域性，农业区域品牌代表着某一个地方农产品的主体和形象，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内，对其他区域具有排他性;二是品牌效应，农业区域品牌具有聚集效应，即由品牌带来的经济聚集及规模报酬递增能力。农业区域品牌是无形资产，是区域农业实力的象征，是区域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区域农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保证。农业区域品牌与农业企业品牌存在互动关系。农业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地域品牌对农业加工销售企业的发展起到高起点、高平台的作用，使企业产品和品牌更容易打入市场，赢得发展。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品牌的影响力也会惠及到本区域的其他品牌和其他企业，如果龙头企业发展出现问题，必将影响到整个地区其他企业的声誉和发展。因而企业品牌发展与农业区域品牌间是相互支撑发展的关系。
3．2．3加大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
企业因市场需求及当地的落差优势而建立时，较易取得成功，某些管理运营良好的企业会成为企业群中快速成长的领先企业，由于领先企业成功经营的盈利示范性，会吸引其他企业模仿性跟进，结果，企业经营的初始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当然，与单独存在的企业相比，众多企业集聚在一起，虽然可能面临着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但所具有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分工互补、降低交易费用、知识共享或资源共享、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网络创新、技术外溢、劳动力市场共享、共享区域品牌、非正式交流等。这些优势的存在，可以克服单独企业资源及能力有限的缺陷，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外部竞争力和外部影响力，使企业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里发展，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据一项对外国投资影响的估计，在对外商有吸引力的地区，群集存量每增加10%，该地区被未来投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增加5%～7%。在农业产业集聚区的投资也将产生此效应。
3．3农业产业集群的规模化阶段———用先进理念引领发展
3．3．1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和完善
农业产业集群不仅是一个规模化的区域农业专业化经济体，它更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包含了生产养植户、加工生产企业、运输销售企业、中介服务企业甚至政府在内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网络组织结构成为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会由于长期的合作和交流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减少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风险［4］。当前，我国农业产业集群还存在产业链条短、分工水平低的发展困境，但是农业生产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对象，整个生产过程具有时效性，“迂回生产”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其技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的难度更大，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发展和完善产业链。
3．3．2技术的持续创新
技术创新类型可分为发明家型、实验室型以及创新网络型。创新网络型创新，指众多企业和机构相互合作进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这种创新模式比较适合发展期的企业，一家企业可通过与几家同类企业共同参与研发，共享研发成果而利用较少的投资取得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此外，政府在技术创新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可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开发新品种、通过引进新品种来提高区域内农产品种类的质量。区域内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必然提高农民的收益，使得集聚种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0］。
研究者们认为。其基本含义是从新时期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
(一)过程论
有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趋势，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也有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产业的多层面演进过程。
(二)技术论
有人指出，所谓农业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农业科学化、机械化和社会化。有人阐释为，现代农业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手段和装备进行生产，运用现代科学的理念及方法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农业是生产率和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
(三)生产方式论
有人认定，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有同志认为。农业现代化即指发达的现代农业或现代农业的更高层次。从宏观要义上讲，农业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总和。
(四)综合论
有人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有人认定，拓展后的农业现代化内涵，包含业产业现代化、农业环境现代化和农业主体现代化三大块。也有人认为。农业现代化主要是把农业作为一个地域的产业部门整体的并体现高效益的现代化；是一种具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综合意义的现代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索引人或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或制度创新的过程。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程
中国50年来农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8年)为农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第二阶段(1958年-1966年1为曲折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1967年-1977年1为农业长期停滞徘徊阶段。
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1农业快速发展阶段。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因素分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和农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无论在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还是在经济效益、贡献率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艰巨而漫长。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因素。
(一)农村体制仍未完全打破，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1.城乡二元结构的阻碍，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因素。
2，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制约，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性因素。
(二)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生产手段落后。
2.劳动对象破坏严重。
3.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
4.农业科技基础薄弱。
(三)农业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与农业现代化要求偏差较大
1.农业市场化程度低。
2.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
3.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四、关于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对策
(一)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原理
对于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基本原则的确定，专家们的看法日趋理性。有人认为，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一是把握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三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有人还强调了我国实施农业现代化的慎重原则。
(二)我国实施农业现化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经济结构 经济全球化 经济发展轨迹
引言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密切联系，随着这种联系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也不断转型升级（周维富，2010）。同时经济全球化不断改变着各个国家的社会分工，这种国际化的分工趋势不断地推动着我国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刘玉、孙文远、任志成，2010）。全球经济化不仅为我国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带来全球化的经济风险。我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化解几次全球规模的金融或经济冲击，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确有其独特之处，以维持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地高速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总结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有30余年历史，我国经济在过去的30余年之中，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发展态势。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我国GDP至2010年已高达401202.00亿元，相比1978年的3645.22亿元，翻了110多倍，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按照我国GDP和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变化，可以将我国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起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1987年），在这一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就是农业经济发展。包括全国范围内实施联产承包制，极大地拉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在此阶段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也处于较低水平（吕延方，2009）。
GDP提速发展阶段（1988-1995年），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我国GDP增长较上一阶段出现了明显提速，我国农业经济虽然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受到耕地面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但在此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发展态势，服务业经济也开始启动。在第二发展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增长速度逐年增加，但是增速并不大。此外随着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以及社会需求的增长，消费价值指数快速上升，我国经济逐渐步入通货膨胀时期，治理通货膨胀成为了维护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经济发展速度回落阶段（1996-2002年），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出现了一定的回落。这主要就是由于我国政府开始重点治理通货膨胀，通过国家调控政策将经济发展降速，以求中国经济软着陆。但是由于经济治理缺乏经验，国家调控政策过于严谨，我国在这一时期一度出现通货紧缩。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需求明显不足，通货紧缩日益明显。随后我国调控重点又转向了扩大内需，促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随后逐渐松绑的货币政策，为我国后一时期的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筑经济爆发式发展（2003年至今），根据我国GDP和其他经济指数统计显示，2003年至今，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加，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这一阶段，我国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了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随后又转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随后我国立即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保证了我国经济平稳度过金融危机。在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价格指数必然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我国的蔓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首先，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产业结构的巨大影响；其次，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总量高速增加；最后，我国政府的调控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不断上升，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全球化经济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历程，以及我国经济机构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来看，我国农业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起总体上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工业经济稳步发展，服务业经济则总体上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虽然我国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发展态势，但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仍不发达：首先，我国工业所占比重依旧过大；其次，我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偏低。我国经济学家张晓明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张晓明还对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做了实证研究。张晓明（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业产值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2.4850个百分点；工业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2.8720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我国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将会随之增加3.005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服务业占我国GDP比重增加值，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工业、农业相对次之。
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外贸易发展能够化解我国的产品结构性过剩或结构性短缺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产品结构升级优化之后，传统产业结构生产能力必然会出现过剩，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将我国的生产能力过剩与其他国家的生产能力短缺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可以将其他国家生产能力过剩与我国生产能力短缺结合在一起，实现全球化多赢。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吸引而来的FDI，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创造了新的契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FDI的到来不仅填补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同时更广泛扩展了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提供了强劲动力（袁晓玲、杨万平、叶林，2008）。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技术发展平台和更先进的技术支持。
第四，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贸易，如承接外包业务、开拓世界市场，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经济产业升级优化速度。正是由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巨大优势，因此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不断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
我国就业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从事农业人数占中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为70.5%，随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业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降为36.7%，而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自1978年开始，就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一直低于农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93年之前，我国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始终高于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直到1994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才开始超越工业就业人数比重（何兴容、谷鸣、凡福善，2010）。这说明我国就业结构与经济产业结构几乎同步演进，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也在同步优化升级。经济学家葛雨飞（2010）通过对我国1978-2007年的就业机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进一步刺激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就业机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
我国就业结构的优化遇到了新的契机，而这一契机产生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广泛参与全球化分工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国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我国经济学家藏旭恒、赵明亮（2011）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分工，在总体上对我国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有所降低，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却在逐步增加。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经验和理论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不仅直接作用于我国的就业结构，同时也在作用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之后，由经济产业结构再次作用于就业结构，从而多方位地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经济全球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贸易中，我国出口产品均为初级产品，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结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由初级产品转变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初级产品出口比例不断降低。而我国进口产品则表现为一种与其相反的发展态势，进口初级产品比率不断上升，进口工业产品比率明显下降。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变，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发展而不断优化的发展态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十分重视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Galina An等人（2004）就曾对全球86个国家1970-199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一个国家出口产值增加，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必将成倍增长。这也进一步说明，如果一个国家科技水平提升，而在其他因素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出口产品附加值必然上升，而进口知识和科技的产值必然下降，明显提高国家出口产值，增加国家国民收入。例如，我国学者佟家栋就曾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出口产品总体科技水平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袁晓玲等人更是通过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协整理论、方差分解技术等现代经济原理，对我国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等大量数据以时间为序列进行了平稳性分析，最终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和谐的发展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对我国的外贸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我国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出口贸易。而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之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断攀升，我国进口贸易结构必然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升级。也只有不断对我国对外贸易实施优化升级，才能在抵御经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风险的同时，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契机，将我国经济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1.周维富.经济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的影响[J].国际贸易，2010（2）
2.刘玉，孙文远，任志成.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生产力研究，2010（5）
3.吕延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7）
4.张晓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9（2）
5.袁晓玲，杨万平，叶林.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的因果关系检验[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6.何兴容，谷鸣，凡福善.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5）
“三个发展阶段”摘得“四个全国之最”
1994年至2003年，为肥城有机蔬菜“发展起步阶段”。1994年，肥城在全国率先探索发展了有机蔬菜生产，经过三年“土地转换期”，1997年在边院镇济河堂村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有机蔬菜生产基地，获得了国际有机作物改良协会和国家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的“双认证”。
从2003年至2005年，是肥城有机蔬菜的“规模发展阶段”。2003年，肥城聘请国家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编制了《肥城有机食品发展规划》，成为全国发展有机蔬菜“编制规划最先”的县。由此，肥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有机蔬菜为突破口，大力实施农业有机化战略”，坚持用工业化思路运作农业产业化，以产业化提升有机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推动有机蔬菜迅速发展。
2006年，肥城有机蔬菜进入了“提升发展阶段”。肥城实施了“七个一”发展思路：即成立了一个有机蔬菜发展办公室，制定了一个鼓励发展有机蔬菜产业的意见，明确了一套行动方案，开设了一批对外宣传推介窗口，建设了一批精品基地，组建了一处检测中心，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
到目前，肥城有机蔬菜已达17.5万亩，年产量50万吨，加工产品95％以上出口，先后通过了OCIA、BCS、JONA、OFDC等国内外认证机构的认证，主要种植了绿菜花、青刀豆、菠菜、芦笋等30多种有机蔬菜，拥有绿龙、绿源、弘海等蔬菜加工龙头企业，年创汇6000万美元。成为全国发展有机蔬菜“面积规模最大”和“加工出口最多”的县，2007年5月被国家有机食品发展中心评为“中国有机蔬菜第一县”。创下了四个“全国之最”，即：取得认证最早、编制规划最先、发展面积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县级地区。
“四大质保体系”打造有机蔬菜产业链
为保证有机蔬菜优质、安全和生态，肥城从种植源头抓起，每个生产基地都经过了三年的土地转换期，人工合成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一点也不用。
“肥城有机蔬菜依靠‘四大质保体系’，在生产、加工、检测、质量追溯过程中层层设防，安全措施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完整的有机产业链。”肥城市农业局长王建平说。
标准化生产体系。依据国内外有机蔬菜质量标准，引进推广了20多项先进技术，制定了各类蔬菜品种的生产操作规程。肥城451个有机蔬菜基地，全部通过了日本JONA、欧盟BCS、国际OCIA及中国OFDC认证，被评为“亚洲食品卫生安全控制协会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山东有机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全程化质量监管体系。为建立从基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测控体系，对基地“工人”进行了统一培训，确保“工人”持证上岗，每个基地确立了第一责任人，确保每棵蔬菜都有人负责。扶持发展了280多个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建起了9处蔬菜质量安全监测站。凡销售的蔬菜，必须经过市场、企业、合作社检测关。实行质量追溯制度，选购者可以直接从追溯码上查到所购蔬菜的档案。
集约化生产组织体系。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土地入股”合作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基地”运作模式，把农民、土地“集中”起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
带动型科技服务体系。通过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建立起“专家进大户、大户带小户、农户帮农户”的带动型运行机制。近年来，累计培训有机蔬菜核心示范户3000多户，辐射带动3.8万多种植大户，提高了菜农的质量安全意识和种植技术，确保了产品质量安全。
依托龙头企业盯紧国内高端餐桌
为了促进有机蔬菜深加工，肥城引进建设了北京汇源、山东龙大、日照美佳、台湾弘海等50多家规模较大的农业龙头企业，2007年95％以上加工产品出口到欧盟、日本、美国、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3000多万美元。
同时，依托龙头企业销售网络，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努力打造“第五个全国之最”，即实现国内销量最大。2008年，肥城鼓励龙头企业实行“先签订单、以销定产”，根据用户所需要的品种实行有计划种植、加工。通过严抓质量、建立营销网络、媒体宣传、政府推动等措施，积极引导龙头企业拓展内贸业务，扩大销售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