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5: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保险公司经营原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强调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应用
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4条修改后拆分成两个条文。增加一条作为《保险法》第5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规范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单独规定为一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单纯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简单复述，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应用水准。《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核心价值。此外，《保险法》对于保密义务、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索赔的协助义务、道德危险不予承保等方面的规定，有力地丰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内容。本次修改不仅对于上述内容予以肯定，而且还作出了以下的补充或增加。
1.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负担理赔通知义务。除第24条外，1995年保险法第23条并没有规定，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后，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本次修改要求保险人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法》第24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2.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受保密义务保护的当事人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31条所定应当保密的事项由“业务和财产情况”扩及到“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受保密义务保护的权利人还包括了“受益人”。《保险法》第32条规定：“保险人或者再保险接受人对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知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再保险分出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
3.人身保险合同和准备金的转让，不得损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1995年保险法第87条仅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义务的保险公司终止业务的，应当将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和准备金转让给其他保险公司。新修订的《保险法》第88条第2款规定：“转让或者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监管方式更加灵活
《保险法》授权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全面监管，有力地提升了保监会监管保险业的地位。（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由保监会建立健全；（2）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3）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存和使用办法；（4）保监会决定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事宜；（5）保监会有权查询保险公司的存款。保监会不再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同时，强化保险公司接受监管的义务。
1995年保险法规定保监会负责制定基本险种的保险条款和费率，直接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本次修改使得保监会不再具有制定保险条款和费率的职能，但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将关系社会公益的险种、强制保险的险种、新型人寿保险险种的条款及费率，上报保监会审批；其他保险条款和费率，上报保监会备案（《保险法》第107条）。另外，所有的保险公司均应当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并承担业务报告真实的义务，有义务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培训（《保险法》第121、122、136条）。
三、以例外弱化保险公司严格的分业经营和资金运用制度
1995年保险法规定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不得兼营。但本次修改考虑到大陆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并注意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的不足，对保险业务分业经营做出了例外规定，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核定后，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保险法》第92条第2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本次修改并没有动摇大陆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制度的基础，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财产保险业务。
1995年保险法严格限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本次修改弱化了保险公司的资金向企业投资的严格限制，使得大陆的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设立企业。《保险法》第105条第3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保险资金的运用限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设立保险企业增加收益，并为推进大陆的保险公司与外国保险公司开展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条件。
由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只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业务范围和保险的特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具有如下特点：
(一)资金来源的广泛性
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保费和资本金。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增长速度快，促进了我国财产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费规模的迅速扩大，保险资金越来越多，且来源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保险资金不仅来自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且大量的保险资金来自于个人；从产业来说，财产保险资金来自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构成来看，保险资金主要由资本金、责任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等)、总准备金、保险储金以及未分配盈余等构成。
(二)资金性质的负债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定义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从保险的定义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即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根据未来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决定了是否承担赔付责任。由此可以看出，保费资金具有明显的负债性特点。从保险资金的构成来看，除资本金和总准备金外，其他都属于负债。
(三)对外负债的短期性
从经营范围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除工程险等少数险种有可能保险期限较长之外，其他险种的保险期限都不超过一年；与此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可能的支出将在保险期限内完全明确。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险种的责任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这就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大部分在一年内，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
(四)保险资产的流动性
财产保险公司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成本支出时间的滞后性和金额的不确定性，及负债的短期性，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支出的时间的不确定性。为保证保险责任的及时承担，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公司必须保持资产的高流动性，以防止债务产生的财务“黑洞”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
二、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性
从以上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特点可以看出，财产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经营的保险业务本身，同时与保险公司的自身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在当前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迅速，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水平将直接决定公司经营的成败与否。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和流动性，保证各项债务按时支付。
(一)资产负债管理的概念
资产负债管理，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为针对某类负债产品的特点形成的资产结构，实行业务条块上的匹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资产负债管理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它从整个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出发，考虑偿付能力、流动性和法律约束等外部条件为前提，以一整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技术，动态地解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匹配问题以及企业层面的财务控制，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性、盈利性及流动性的实现。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资产负债管理是通过了解保险公司的业务特点为出发点，进而合理分析其资产、负债，并合理安排资产负债的匹配关系，以保证企业运行的安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的流动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财产保险公司实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意义
财产保险风险发生的时点的不确定性和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财产保险公司负债发生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支付金额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利用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自身资产负债的管理，以合理化解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来看，财产险公司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资产负债管理的好坏。只有资产负债管理做好了，财产保险公司才能保护股东及广大投保人的利益，才能保证国家金融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对公司、行业、社会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1.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的需要
保险，是一种风险预防和转移的工具，它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损失或约定事件，保险人按约定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或给付相应的保险金额。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风险转移的成功与否。目前，财产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承保利润不断下降，有的险种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财产保险公司要想充分发挥保险风险转嫁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做好资产负债管理，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以满足广大投保人利益的需要。
2.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主动适应保险监管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保险监管由市场行为监管逐步向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并重的方向发展，并将最终转变为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的监管，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有足够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其外在表现为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高于保险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而实际偿付能力等于认可净资产，认可净资产等于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根据目前保监会的偿付能力监管的规定，公司负债全部为认可负债，而资产则根据资产的风险状况和变现能力按比例认可，保险公司要想提高认可净资产的比例，就必须在实际经营中提高资产的认可率。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利用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将资产配置到认可率高的资产上，提高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满足监管机构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3.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降低财务风险的需要
财产保险公司积累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本金和责任准备金。责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保证未来能够及时偿付，而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由于保险公司作为经营风险的公司，风险存在具有普遍性，同时风险发生具有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保险公司赔付时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安排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提高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为此，财产保险公司有必要通过改造管理流程，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合理提高保险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保证公司的健康运行。
4.资产负债管理是财产保险公司改善保险企业经营成果的需要
随着保险经营主体的不断增加，保险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财产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在不断下降，甚至有的险种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如何合理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已经成为财产保险公司面临的最大难题。这就要求财产保险公司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合理使用和安排资产，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和资产收益率，最大限度发挥资产运用的作用，改善公司的经营结果，提高公司竞争实力和企业价值。
三、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模式及原则
(一)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模式的选择
资产负债管理包括以负债为主导和以资产为主导两种模式。以负债为主导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强调的是从负债的观点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根据负债的特点安排资产的期限、结构比例等，针对不同保险产品的负债要求，包括期限、风险、出险频率、流动性等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资产投资组合。以资产为主导的资产负债模式，强调的是从资产的观点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资金运用的情况调整负债结构，也就是针对不同的资产组合，调整产品销售的品种、规模等。
由于目前我国财产保险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每家保险公司业务增长速度较快，保险的特性决定了保险公司成本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成本的滞后意味着资金的滞留，为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保险公司主要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在保险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我国，保险公司应更加关注主营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原则上要求资金运用满足保险发展和保险负债的要求。因此，在目前阶段，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采取负债为主的资产管理模式，根据保险产品或保险业务的整体风险状况来决定资产配置情况。
(二)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原则
根据保险公司资产的特点，充分考虑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实际情况，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不仅要遵循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要充分考虑财产保险行业的特点。
1.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基本原则
财产保险公司与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在资产负债管理中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总量平衡的原则。就是要求资金的来源与资金运用在规模上的相对平衡和对称，保持资产与负债总量上的相对平衡，这里要求的平衡是资产负债总量的动态平衡。
(2)结构对称原则。结构对称是一种动态的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相互对称与统一平衡，即根据资产负债的期限差异进行布局，长期负债用于长期资产的投资，短期负债用于短期资产的投资，而短期负债中的长期稳定部分也可以用于长期资产的投资，并根据外部经济条件和内部经营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资产结构调整。
(3)偿还期对称的原则。偿还期对称的原则又称资产分配原则或速度对称原则，其主要内容为：资金运用应根据资金来源的流通速度来决定，即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应保持一定程度的对称关系，最好是能保证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完全一致。
(4)目标替代，总体效用平衡的原则。资产负债管理要求资产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目标，但这三个目标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安全性越高往往伴随着盈利能力的下降，流动性较高往往盈利能力较弱，但安全性较高。目标替代原则是指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个经营目标或方针上进行合理选择和组合，相互替代，尽可能实现三者的均衡，而使总效用最优。这里的总效用是由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方面效用综合构成的。
2.财产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需要考虑的特殊因素
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财产保险及意外健康险业务，保险期限较短，保险事故发生较为频繁，使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需要考虑如下特殊因素：
(1)财产保险公司负债的特点。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的负债以短期负债为主，为保证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必须具备较高的流动性。
(2)险种结构及不同业务的现金净流量。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范围为财产保险业务、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业务。在具体险种上包括财产保险、车辆保险、责任险、建工险等，不同险种由于保险标的和责任范围不同，其风险状况、出险频率及损失可能产生的金额大小也不一样，对赔付资金的需求也不同。如车辆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要求相对其他财产险业务高，因为车辆属于移动的标的，事故发生较为频繁，出险的频率较高，导致赔付的频率也高，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高。而普通的财产保险业务的出险频率低，但由于保险金额大，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要求的赔偿金额大。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公司的业务结构、险种类别，以保证偿付责任的及时兑现。
(3)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中国保监会通过认可净资产与要求的最低偿付能力的比较结果，来判断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否充足。由于保险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偿付能力水平高低不同，对资产的认可率的要求也不同，公司对资产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偿付能力的要求，以保证公司的偿付能力能够满足监管的需要。
四、财产保险公司资产的组成及投资的重要性
从产业性质来看，财产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企业，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属于第三产业，同时属于金融企业。第三产业从资产结构上看，具有固定资产占比相对小的特点，财产保险公司也一样，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不高。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又属于金融企业，金融业的特点决定了财产保险公司积聚了大量的保费收入，对资金运用的要求较高。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性资产(银行存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人保60.49%，太平洋77.32%，大地74.34%，太平65.7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所占的比重高，资金运用的需求旺盛。资金运用已经成为财产保险公司中与保险业务经营同样重要的经营活动，客观要求保险公司不断提高资金运用水平，加强投资资产的管理，关注其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为财产保险公司及财产保险行业整体实力提升做出贡献。
五、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资产负债管理
目前，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保费规模增长快，但由于保险主体的增加，竞争特别激烈，承保利润率在不断下降，有的险种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同时，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公司，本身对公司实力的要求高。财产保险公司实力的提高，取决于保险业务经营和资金运用两方面，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是符合国际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规律的。在国外，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业务的赔付率均接近100%，利润主要来自保费资金运用产生的投资收益。因此，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合理、有效地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发挥保险资金对公司的贡献，提高经济实力。为使财产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满足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应对公司负债进行深入的分析，紧密联系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合理安排投资的期限、品种等。
(一)根据负债的特点配置投资的久期
财产保险公司是典型的负债经营的公司，且其保费资金大部分属于短期负债资金。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安排投资前，应根据保费资金在公司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合理安排投资的期限。在考虑负债资金占比的同时，财产保险公司应预测公司盈利能力，并根据盈利能力的不同及发展的不同阶段，安排不同的投资组合和投资期限。当预测财产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经营具有盈利能力时，意味着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基本不会动用资本金，公司应将资本金配置到期限较长，收益较高的投资上去；同时根据预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净流量，将盈利积累的资金也配置到期限较长的投资中去，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将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使用的资金，配置在期限短、流动性强的资金上，以保证公司履行保险责任的及时性。
(二)充分分析公司的业务结构，根据不同产品的风险状况、出险频率配置投资
如前所述，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产品种类多，且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具有不同的风险特点、出险频率及对赔付金额的要求等特点，因此，同一收入规模的公司对投资组合的要求差异较大。如以车险经营为主的公司，要求投资的流动性高；以财产险业务为主的公司，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较低，但对金额的要求可能较大，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对资金总量要求较大，要求投资的整体变现能力强。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产品的特点配置投资，合理确定投资组合及投资期限。
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大数法则的要求，充分考虑不同险种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单一险种债务平均偿还期，进而计算出公司险种所要求的整体保险业务负债的偿还期，并根据偿还期对称的原则的要求，配置投资资产的偿还期限。可以通过计算平均流动率来判断投资配置是否合理，平均流动率等于资产的平均到期日和负债的平均到期日的比值，如果平均流动率大于1，则表示资产的运用过度，应根据负债的具体类别，缩短投资的期限；反之，则说明资产运用不足，应适当提高长期资产的比重，以保证平均流动率维持在1的水平。但在使用平均流动率时，最好对时间进行分段处理，如将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1年等，分段越多，计算结果的运用越合理，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越匹配。
(三)根据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对偿付能力的要求，选择不同认可率的投资组合
根据中国保监会对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要求，不同资产的认可比率是不一样的，认可比率的不同，对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影响较大。同时，由于法定的偿付能力要求与公司的业务规模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财产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公司投资资产的认可率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在公司业务的起步阶段，由于公司资本金充足，基本不需要考虑公司资产的认可率，可以只考虑流动性、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去配置投资。但当公司业务规模较大，资本金处于不十分充足的时候，就必须将投资配置在认可率高的资产上。因此，财产保险公司的投资配置需要充分考虑公司的发展阶段，及不同阶段对偿付能力的要求。
关键词：保险监管 监管原则 监管目标 监管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192-02
保险市场监管，是指国家或政府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对保险市场的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保险企业的行为规范所进行的监督与管理。
我国《经济合同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法规，为我国保险业及保险市场的完善和规范提供了法律保障。
一、保险监管的原则
1．依法监管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任何人、任何单位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因此，保险业也必须依法接受保险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同时，保险监管机关也必须依法监管，这是一个相对的行为。在保险市场上，为了保险业的整体利益，为了被保险人整体刺益，必须依靠法律，以保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从而实现监管的有效性。
2．适度竞争的原则。有市场就有竞争，但过度的竞争也会损害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市场失灵的现象时有存在。为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外部的适当干预，即政府的监管。为了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行，防止保险市场失灵造成破坏，保险监管的重心应该放在创造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放在防止出现过度竞争、破坏性竞争、恶性竞争而危及保险业健康发展上。要求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3．自我约束与外部强制相结合的原则。保险公司的内部自我约束应与外部强制性监管相结合，保险监管不能代替保险公司的内部自我管理，监管应该一方面消除保险公司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化解其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把培养保险公司自身管理能力作为监管的工作之一。这样，监管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4．综合性管理原则。保险监管应将法律、经济、行政等管理手段配套使用。因为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各有长处和不足，必须配套使用，取长补短。例如，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最不怕经济处罚的，在他们心目中，经济处罚只不过是掏出左兜的钱放在右兜里，但如果采用行政手段，如取消责任人任职资格或从业资格，或责令违法乱纪机构停业，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5．稳健经营与风险预防原则。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稳健经营是其最基本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行系统的风险预防和监测，把稳定经营和风险防范与化解紧密结合起来。
6．不干预保险机构内部经营管理的原则。保险公司是自主综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法人，它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经营方针和政策。对此，保险监管机构不能非法干涉。我国保险市场上，有的保险公司是国有独资的保险公司，对他们的监管，如不坚持“不干预保险机构内部经营管理”的原则，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政企不分的老路上去。所以，在保险监管中心要充分尊重保险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自，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保险监管部门提出的监管的五项原则：“以我为主、安全可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谐发展。”
以我为主，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保险业实际，牢牢地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政策。
安全可控，就是将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我国保险市场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有步骤、有秩序地扩大对外开放，防范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维护金融保险安全。
优势互补，就是充分利用外资保险公司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我国保险市场薄弱环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合作共赢，就是加强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形成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合力。
和谐发展，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有机融合，实现国内保险资源和国际保险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中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的协调发展。
二、保险市场监督管理的目标
1．保证保险人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保险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因此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就是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保证保险人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即是国家、政府对保险人监督管理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国家、政府对保险市场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为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各国都通过立法的手段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如各国保险法均对保险公司设立的最低资本金、保证金提存、责任准备金提取、最低偿付能力指标、保险费收入与资本金比例、法定再保险业务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2．防止保险欺诈，保障保险人、被保险人的正当权益。保险欺诈主要来自保险人的欺诈行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和非法保险活动。
(1)来自保险人的欺诈行为。保险人方面的欺诈行为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偿付能力或超出核定的业务经营范围；利用拟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优势欺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甚至逃避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对这种行为，各国保险法一般通过规定保险经营范围和保险条款的行政审批制度来防范和抑制。
(2)来自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保险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例如通过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事故发生后不采取积极施救措施，任其损失扩大或故意夸大损失。总之，其目的就是骗取保险赔偿款，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对这些行为，各国一般是通过保险法规定保险利益原则、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责任免除等加以控制和防范。
(3)来自非法经营保险业务人的欺诈行为。来自非法经营保险业务人的欺诈行为主要指一些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相关主管机关批准，盗用保险人或保险人、经纪人的名义招摇撞骗的非法保险经营活动，或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骗取保险金等行为。对此，各国保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均有具体的处罚规定，以制止和打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3．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保证保险交易的公平合理。其他行业中，各国通常采用“反垄断法”的形式防止生产者或销售商通过“托拉斯”、“卡特尔”的形式形成价格垄断，但保险商品的特殊性使其价格决定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各国政府往往要求保险公司或同业协会制定出共同的保险费率标准及相应的保险合同责任条款，报政府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保险人之间能在同等保险费率及责任条款条件下展开公平竞争，保证保险交易的公平合理。
三、加强保险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建立合理的保险市场结构的需要
1．保护自由竞争的需要。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每一个经济利益者都会追求理}生的最大化行为，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资源配置的手段是：“看不见的手”，即价格和价值规律。市场自由的核心在于自由竞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竞争越充分．资源配置的效率
就越高。因此，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决定了该市场的效率，保险监管对保护保险市场的自由竞争十分必要。
2．反垄断的需要。垄断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反垄断是保险市场需要监管的重要原因。保险市场失灵的首要表现是保险市场的自然垄断。保险市场的垄断表现为单个保险公司完全垄断或少数保险公司寡头垄断。由于各家保险公司入市时间不同，经营管理水平、业务活动区域以及职工队伍素质各异。实力较强的保险公司在竞争初期将其保险商品价格即费率降至边际成本以下，以此排挤其他保险公司，迫使他们退出保险市场，以便取得垄断地位，然后再抬高费率至边际成本以上，获取垄断利润，从根本上损害被保险人利益。因此．有必要通过保险监管。发挥消除或防止保险市场垄断行为。
3．规避过度竞争的需要。过度竞争是由于有市场进人机制而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造成的，多数市场主体都达不到经济规模，整个市场集中度不高，它同样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保险市场上如果众多小公司达不到保险行业的合理规模，成本降不下来，反而因竞争的需要而将费率人为地压低，其后果是削弱甚至丧失偿付能力，最终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加强保险监管，防止保险市场上出现过度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二)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监管的必要性
1.权责发生制与保险的谨慎性存在着两则必反。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其经营对象的风险性，保险成本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责任的连续性等经营特性，与经营环境的融合和交织，使保险公司经营较之一般企业经营更具风险，加之保险公司涉及广大的公众利益，其业务对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从而也就决定了保险行业在处理会计信息方法上必须更加稳健保守。过去，由于保险公司更多地考虑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忽视了谨慎性原则，造成了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和为数不少的不良资产。比如前几年比较突出的应收保费问题一直是保险公司老大难问题。由于“三角债”因素及其自身存在的不流动性，应收保费居高不下，长期挂账不仅使保险公司失去了投资机会，减少了投资收益，带来机会成本，而且应收保费按照权责发生制作为保费收入入账后，保险责任开始生效，由于保费未到账，而保险事故发生时客户又要求赔偿，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而且，按照目前法律判决大多案例，无论是客户未缴费，还是款项被人挪用，保险公司一般都败诉。这样势必引发信用差的客户钻空子，恶意拖欠保费，使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加大；分保方面，在法定分保情况下对于未收到的保费，公司仍需垫付一定比例的分保费用；税收方面，公司还要支付营业税及附加和所得税，而且现实的保险行业高税率对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这几年许多公司干脆另避蹊径，采取长期不入账或少入账的办法，这显然又违反了权责发生制，而且容易造成业务员催收未出险的到期的或临近到期的保险单的保费不交公司而入私囊或和保户私分。还有应收利息问题，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拆出资金、保户质押贷款、存款、贷款、保户储金等期末都应计算应收利息，确认为利息收入，而且对于逾期贷款，原制度规定逾期（含展期）未满一年，按规定计算应收利息并纳入当期损益。应收利息尚未收回而作为利息收入入账后，这必然使保险公司形成虚假收入和虚假利润，最终以实收资本或侵蚀保户利益垫交国家税收，挂账的利息越滚越大，它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简单的寅吃卯粮，而且已构成潜在的威胁，加大了金融风险。
2.权责发生制忽略了现金流量在保险经营中的重要性。
保险经营的对象不是商品，而是保单，保单一经签发就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或保险期满，保险公司负有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因此，保险业务实质上是对保险契约承担的一种将来偿付责任。对于保险行业，负债项目较一般会计重要，而负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种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通过收取保费而建立起来的各种责任准备金，不是盈利，而是对被保险人的一种负债，是要随时支付的。保险经营作为一种负债经营，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偿付能力的需要。因此，现金流量在保险行业中具有至尊的地位。而权责发生制由于在计量过程中运用了应计、递延、摊销和分配等一系列体现人为因素的会计行为，使得利润也最终成为受制于理念的计量结果，它可能是观念上的利润而非现实的利润。虽然某些公司账面利润很高，但有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现金而产生赔付危机，导致大规模退保、挤兑，严重的会影响公司的生存，甚至导致破产。比如，这几年，日本先后破产了明治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生命等六家保险公司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公司由于盲目追求业务规模，大量销售具有“还本性”的储蓄型商品，在保险公司经营“繁荣”的同时，现金的流动性减弱，隐藏财务风险，最后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受利差损的拖累而导致破产。
3.权责发生制下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与保险合同条款不相匹配。
对于保费收入，按照新制度的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第二，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第三，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从第一个条件可以看出，保费收入的确认是以“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以“实际收到保费”为依据，从理论上看来，它是权责发生制，但从保险合同条款来看，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情况完全不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是签单生效，即保险合同一经签订，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无论是否收到保费，应确认为保费收入，它是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但对于人寿保险合同，一般是收费生效，即收到保费后保单才能生效，此时才能作为保费收入，它是基于“收付实现制”原则，由此可见，权责发生制下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与保险合同条款规定存在明显的矛盾。
4.权责发生制不能适应当前建立保险监管会计的需要。
保险行业对经济社会背负着巨额负债，承担着对整个社会的保障责任，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决定了保险会计具有鲜明的法定特点，保险行业的经营必须接受严密的监理，以防范和化解由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以此来维护相对弱势的群体“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监管的核心是偿付能力，它要求保险公司形成两套保险会计体系：
一是公认财务会计体系，
二是监管会计体系。
监管会计由于服务对象、目标以及假设不同，在稳健程度上显得比公认会计更为保守，所选用的方法和程序往往把稳健原则运用到了极致。保险监管会计体系的建立无疑对传统的权责发生制提出了挑战，如前所述，权责发生制强调的是收入和成本的关联和经营成果的客观反映，而不是偿付能力。
二、完善保险会计确认基础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慎保险会计确认基础，客观分析保险会计环境，从保险公司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业务性质，可以实行“联合发生制”混合会计基础，即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存，扬长避短，充分体现其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决策需求。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应分别针对不同期限的保险业务采取不同的会计确认基础。
对于保险会计核算的分类，我国《保险法》按照保险业务不同划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并要求分险种分类核算。这种划分虽然照顾到了保险公司分业经营的需要，但不利于制定规范化的会计标准。当前在西方很多国家将保险业会计核算分为短期保险（保险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简称“短险”）和长期保险（保险期限在一年以上，简称“长险”），分别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笔者认为这很值得借鉴。因为短期保险与长期保险在保险内涵、风险特征、保险期限特别是保险合同条款的具体规范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会计核算方法的处理上也应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短险”（比如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的确认可采取权责发生制，即保费收入应于投保人应当交纳保费时确认，因而它存在应收保费，应收保费必须入账。但这里有个例外，对于“短险”中分期缴费合同应于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保费收入，并可考虑在签定保险合同时作出特别约定：“本保单未交款不生效”或“赔付时按实收保费占保单保费的比例赔偿”。对于“长险”（比如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确认平时应采取收付实现制，即保费收入应于收到投保人交纳的保费时确认，因而它不存在应收保费，但在会计期末通过责任准备金调整回归到权责发生制。
2.对于利息收入的确认基本上采用收付实现制。
对保险公司发生的拆出资金、保户质押贷款、保户储金、存款等期末都不再计算应收利息，一律按收付实现制在实际收到利息后确认为利息收入。应收利息主要是指债券投资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和原贷款挂账的利息。对逾期贷款，应缩短应收利息转表外核算的天数，由一年缩短为90天。
3.对于其它收入一律按收付实现制来确认。
保险公司除了保费收入、利息收入以外，还有追偿款收入、手续费收入、租赁收入、代勘查收入、咨询服务收入等其它收入，这些收入的确认，从成本与效益原则考虑以及稳健性出发，采用收付实现制。
4.对于成本与费用支出的确认原则上采用权责发生制。
对保险公司发生的保费支出（比如赔款支出、手续费支出、佣金支出、各项责任准备金提转差、“三项准备”等）以及利息支出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和计量，凡是在本期发生的，都应全部在本期入账，不应延至下期入账，将本期成本费用作为下期成本费用处理。对于其他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在贯彻权责发生制原则、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应当重视谨慎性原则的运用。比如，对于有“三项指标”控制的防预费、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应按比例控制使用，据实列支，不得预提；固定资产修理费待摊和递延不能混乱使用，也不能采用预提方式；对于开办费，应当在开始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经营当月的损益，不得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为有效解决农民由于农业保险保费过高保不起；保险公司经营农险效益差，赔不起；国家为扶持农业保险发展而补贴过多，补不起的矛盾，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坚持基本保障的原则。在产品的设计上，可选择几种与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风险责任，保险金额和费率不宜过高，以减轻农民缴费负担，实行基本保障的原则。二是适当推行强制保险，在足够大的领域内分摊风险，避免逆选择，减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性支出。三是为解决好国家补不起的问题，农业保险的保费筹集应坚持多渠道、广筹集、因地制宜的原则。国家可从财政预算或支农资金、救济资金中划转一部分，国家补一点、地方拿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交一点，共同筹集，以减轻完全由国家补贴或个人交纳保险费的负担。
2.建立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扶持政策统一由政策性保险公司经营运作，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保险分设经营，建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对农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该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整合资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经营，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为农民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把农险公司做大做强，农险公司应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积极开拓县域保险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险服务。国家对农险公司经营的所有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扶持农业保险的发展。但现阶段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的资金补贴农业保险，因此应允许农险公司经营种植、养殖保险以外其它财产保险业务，推动县域保险的全面发展。
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上都是在财政补贴下市场化经营农险的模式。在实施步骤上可优先考虑第一种模式，以减少开办初期的资金投入，节约成本。待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积累一定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验和专项保险基金以后，再予考虑第二种模式，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运转有序，不断发展壮大。
三、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是保障农险业务健康发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关键。实践证明，政府、法律法规和再保险的支持是农业保险各种新模式运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许多国家都对农业保险实行了国家扶持政策，对农业保险实行减免税收；对保费、管理费等给予财政补贴的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协议》的附件2《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的第7条和第8条，就明确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具体规定。按照WFO规则，各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晶市场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但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灾害保险作为“绿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许多WTO成员国都利用了这一规则，通过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方式，转移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2004年我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投入已超过3000亿元，农民从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为36％。如果能将一部分财政资金转为对农业保险的直接投入和补贴，则我国农业保险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关键词：集团化经营；绩效评估；Malmquist指数
一、引言
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WTO），在日渐开放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国内保险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保险集团的相继组建是一个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保险集团化运营便于发挥协同效应，能为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业务扩展优势提供有利的组织条件，隔离不同业务单元的风险，从而增强抵抗行业和集团系统风险能力，同时能有效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自2003年几大保险公司陆续实行集团化经营起已有9年之久，集团化经营对我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国外文献研究，Rai利用 1988-1992 年106 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大公司存在规模经济现象。Cummins等研究表明兼并对美国寿险企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Meador等用效率分析法对美国寿险业产品多元化的效果进行评估，认为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通过共享资源以及面对经营条件变化快速在各个产品类别之间调整资源投入能够获得更高的成本效率。Cummins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了1993年～1997年间 817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分数 ，发现专业保险公司绩效更优。Fuentes等研究表明混业经营可以获得比专业经营更高的技术效率，但是没有具体针对保险集团与规模效应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
从国内文献研究看，顾启圣的研究得出股权结构、高阶主管薪酬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候晋、朱磊的研究表明导致保险公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规模不佳，投资环节薄弱等。黄薇的研究表明集团化控股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对保险机构的成本和利润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肖志光用资产利润率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回归分析得出我国保险集团不仅没有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对规模经济效应产生消极影响。解强、陈月、江生忠分别用DEA和Malmquist指数对欧、美、日、中国台湾18 家金融集团效率及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表明保险资本为主的综合经营保险公司效率最高。许莉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对国内4家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分别进行了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发现其技术效率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在集团化后普遍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集团化经营与保险市场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甚少，且都存在可改进之处：黄薇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研究集团化经营对保险业的产生影响，但选取的指标未剔除资产规模的影响；肖志光以国内保险市场为研究样本，但未进行动态测度；解强等学者的研究样本分布在美、日、欧及中国台湾四处，样本选取过于分散；许莉学者的研究样本集中于国内四家保险集团，样本容量过小。为克服以上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研究角度，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充分利用国内保险公司的样本数据，引入集团化因素，实证考察保险公司集团化经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对现有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以期为保险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保险市场绩效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和调整保险产业政策及监管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二、模型、样本、数据
1.Malmquist指数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来分析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Malmquist指数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Sten Malmquist于1953年提出，用来分析消费约束在不同的差异曲线上的移动。而Caves et al（1982）则首先将 Malmquist指数应用在生产率变化的测算中，提出在多投入产出条件下，基于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用malmquist指数来表示。此后，该理论与Charnes et al（1978）建立的DEA理论相结合，在评价行业中企业效率的动态变化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
Fare et al（1994）定义了一个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如下：
进一步，在放松式（1）和式（2）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的情况下，Malmquist指数还可以描述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形，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如式（3）所示。
上式中，下标v表示的是规模报酬变动的情况，c表示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第一项表示在规模报酬变动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表示规模效率变化，第三项与式（2）同，表示技术变化率。
本文在规模报酬变动的假设下考察样本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
2.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是DEA测算的关键所在，选择投入产出指标的首要原则是反映评价的目的和评价的内容，同时还应兼顾重要性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目前，对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方法主要有生产法、中间媒介法、资产法、用户成本法、价值附加值法等。
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其投入和产出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所以，对于保险公司的投入和产出难以准确计量，学术界对于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的定义也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从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来看，其作为一般企业，利用资源投入产出保险产品及服务，同时其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利用预收的保费收入补偿未来的赔付支出及保险金给付支出。基于对保险公司上述两种作用的不同理解，本文在中介法和生产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特征和现有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投入指标界定为固定资产、业务及管理费用以及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三个变量，上述三项投入指标包括了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的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投入。其中“佣金支出”项目为保险公司支付给外勤人员的费用，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一方面，而“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则包含了保险公司内勤人员的工资给付，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另一方面，两者共同作为保险公司劳动力资源投入的衡量标准；此外，“手续费”、“业务费”及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管理费”则构成了保险公司经营实践中的主要成本投入，因此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项目、“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共同纳入投入指标体系；而固定资产项目则体现保险公司的资本投入，也是保险公司的一项固定成本，与实收资本相比较更具稳定性，因此本文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体系。上述三项指标包含了保险企业经营过程中主要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需要说明的是，在选择反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变量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使用两类指标：劳动者人数和劳动者收入。恽敏、陈璐等均将“保险企业职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来衡量保险公司劳动力的投入，而后者则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差，故选用者相对较少。但本文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保险企业人数”与“投资收益”、“保险业务收入”的相关性极低，因此，为了保证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对合理性，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中不包括“保险企业人数”，而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用”两项简介体现劳动者收入。下表是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列表。
表1 2005—2010年34家样本保险公司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
承接上表1：
注：1.“**”表示相关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2.上表投入和产出变量数据取自2006年—2011年的《中国保险年鉴》.
由表1可知，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间具有高度的线性正向相关性，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相关，由此，本文对于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期限为2005—2010年。该样本包括5家保险集团、24家法人公司、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和2家海外集团在华分公司。其中，5家保险集团为人保集团、国寿集团、太保集团、平安集团、阳光集团；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为皇家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2家分公司为德国安联集团下属的安联保险广州分公司（于2010年10月改为独立法人机构）、美国友邦保险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后文研究的需要，本文把样本按照组织形式的不同分为2个群组，一是包括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的5家保险集团公司，二是包括民生人寿、华泰、泰康等27家非集团公司。
选择以上样本及样本区间的初衷在于：一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观测值以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经营现状；二是为了考察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以反映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三是为了使模型检测结果更符合实际以解释保险公司实际的状况。在上述三项指导原则下，本文将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中收录的所有保险公司作为待选样本，去除缺少财务报表的公司、2005年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以及影响Malmquist指数输出结果的公司，最终将其中的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下表是本文所选取投入产出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样本数据的基本数据特征。
表2 2005—2010投入产出变量的数据特征描述
注：1.上述数据单位均为人民币百万元
2、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由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产出不可控而只能控制投入的多少，因此本文采用投入导向（input-orientated）的方式核算；此外由于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本文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求得结果。
1.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变化特征
本文以32家保险公司的资料为基础数据，采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出2005-2010年度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详见表3.
表3 2005-2010年度中国保险业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由表3可知，32家样本保险公司在考察期2005-2010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1.123，这表示2010年较2005年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上升了12.3%。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结果的分解，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贡献来源为技术变化（techch），它在2005-2010年期间动态变化的平均值为1.133，改善上升了13.3%；而技术效率变化的动态平均值为0.991，其均值下降0.9%，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动态均值上升了1.0%，规模效率动态平均下降1.9%。这表明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改进，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的退步则主要受规模效率下降的拖累。这一结论基本同于赵旭所分析的11家保险公司在2000-2004的结果。
研究期间32家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截止至2006年，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的全部完成，保险公司的改制为中国保险业整体带来了经营效率的改善。（2）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基本结束了入世过渡期，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给国内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保险产品，促进了国内保险公司的技术进步以及保险市场结构的优化，从而带动国内保险也经营效率的提升。（3）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我国保险业开始打破垄断格局，2005—2010年市场集中度指标（CR4）分别为0.54、0.60、0.52、0.32、0.44、0.33，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2.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比分析
本文所选的32家保险公司在2005-2010年期间表现各异，上文可知我国保险业在这6年期间总体上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这种增长来源主要在于技术进步。那么，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有何不同？保险集团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是否优于独立保险公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文作了几项基本的统计分析：一是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平均值对比；二是实现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中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分布统计；三是未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的数量统计。
从上表4家保险集团的均值表现来看，保险集团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具体上升幅度为24.8%，而其贡献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技术的双重进步，其中技术效率上升幅度为5.9%，技术进步上升幅度为14.9%。27家独立保险公司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同样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仅为保险集团公司增长幅度平均值的一半。从其分解指标来看，27家非保险集团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仅依赖于技术进步一方面，在技术效率上，6年期间下降幅度为33.8%，下降幅度较大。由上述结果可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相较于独立公司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方面更为明显，且其改进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步两方面。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保险集团还是独立公司，在规模效率上都未实现提升，其中保险集团下降4.3%，独立公司下降7.9%，可见国内保险公司虽然实现了规模的增长，但并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
表5 tfp改善的公司中按来源分布
从表5结果来看，5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在tfp改善的26家保险公司中，其中2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变化指标上的改进，而仅有1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效率指标上的改进，其中包括3家保险集团，占比为20%，这一比例大于保险集团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值，说明在实现技术效率进步的公司数量上，保险集团公司贡献相对较大。此外，3家保险集团（人保、国寿、太保）实现了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的双重改善，占技术与技术效率双重改善公司总数的21.43%，而样本保险集团总数仅占样本总数的15.625%。另一方面，在技术效率改善的15家公司中，多数公司有着纯技术效率的改善；7家保险公司达到了规模效率的改进，其中集团公司占0家；两者都对技术效率改善作出贡献的公司有4家，其中集团占0家。可见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还有待改进。
另外，根据上文表3结果显示：5家保险集团2005-2010期间全要素生产力均值分别为1.478、1.477、1.151、1.051、1.114，大多高于34家样本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再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5家保险集团的技术效率动态变化均值分别为1.223、1.194、1.028、0.914、0.936；技术变化动态均值分别为1.208、1.237、1.120、1.149、1.190。上述结果显示，除了平安集团和阳光集团，其他三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双重进步。
上述结果显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的改善方面优于独立公司，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技术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效率的改善，5家保险集团公司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仅有人保和国寿两家公司规模效率保持不变，其他均有所退步。
从表6结果来看，在32家样本保险公司中，有15家保险公司受技术效率退步的拖累，其中保险集团公司占2家，这反映了我国保险业在技术效率方面的改善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在技术效率未改善的保险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保险公司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拖累。从上表统计可知，指标未达到改善的公司中，保险集团占比均小于保险集团总数占总样本数比值，可见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的改进方面表现更好。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改善方面有较大的优势，5家保险集团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248，比32家样本公司总体平均值高12.5%，这表明集团公司带来了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的总体提升，由于集团公司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资源获取渠道，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因此保险集团在经营上更具有效率。从上述数据也可以看出，集团化经营并不一定带来规模效益，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五家集团公司在2005-2010期间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增长，其中太保、平安、阳光更是出现了规模效率的下降，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规模效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少。
四.本文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05-2010年国内5家保险集团及27家独立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考察两种类型的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的不同，从而探究集团化经营对中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情况，主要获得结论如下：一是在考察期内绝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二是无论从均值角度考察，还是从数量统计角度考察，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改善上均优于独立保险公司。三是保险集团虽然在效率改善上更为明显，但在规模效率上并未实现增长，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下降幅度上相对较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一是国内保险市场长期以来施行粗放经营、独立经营和分业经营，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应该向综合经营模式转换，适度的扩张规模和多元化经营。二是保持技术上的革新，包括保险产品创新和业务经营方式创新，在生产效率方面更应该合理资源配置、科学管理等。三是改善保险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模式转变，打破保险市场进入退出壁垒，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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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管制的弊端
我国机动车辆保险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恢复国内财产保险业务以来到80年代末，保险市场主要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保险市场是完全垄断的市场，人保本身既是管理者也是经营者，保险公司的总公司制订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分支机构执行费率并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费率浮动权。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保险市场上经营主体的增加，竞争加剧，机动车辆保险市场存在高手续费、高返还、变相退费和中介人炒作保险公司等恶性竞争行为，保险监管部门开始对机车险条款费率的实行严格监管。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为保险费率的严格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费率，由金融监管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管部门备案。”机动车辆保险作为保险监管部门认定的主要险种，其条款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制订，保险公司只能执行。特别是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以后，针对机车险市场的无序竞争局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规章制度，在除深圳以外的全国范围内统一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监制机动车辆保险单，打击机动车辆保险的违规行为。不可否认，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费率管理体制，在保险市场不发达、保险经营主体的内控和自律能力较差、消费者保险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便于操作和管理，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和良好的市场秩序。但随着保险市场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违背了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保险费率是保险产品的价格，合理的价格要求既反映价值，又调节供求。统一的保险费率扭曲了价格对保险产品供需的真实反映与调节作用，偏高的费率势必在诱发隐蔽的价格战的同时，抑制了有效的保险需求。一是由于保险费率修订的权利不在保险公司，当市场需求发展变化后，保险人不能根据市场的变化对费率进行调整，只有等监管部门来调整，使保险费率对市场的反映失灵。二是统一费率是一种政府制订的垄断价格，监管部门在制订费率时，考虑到测算的偏差和费率调整的时滞性，在对未来损失率进行测算时，往往作比较保守的考虑，使费率水平偏高，保险公司在垄断价格的保护下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手续费、高返还、变相退费等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行为，这就是这些年来机动车辆保险市场恶性竞争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三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有效供给不足，抑制有效需求。因为保险公司无权调整费率，当某类保险标的的赔付率偏高时，使保险公司不愿承保该类保险标的。如机动车辆保险中的个人营业性货车，在现行费率条件下，很多保险公司往往拒保或附加苛刻的条件限制承保。
（二）违背了保险费率的公平合理原则
保险费率计算与征收的公平合理是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保险费率一方面要顾及投保人的保险费负担能力；另一方面要真实反映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使依据保险费率所收取的保险费能抵补保险赔付支出。而且应根据保险标的、风险的种类和程度，订立适当的费率标准，使保险费率与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相匹配。现有的机动车辆保险包括基本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和附加险，条款费率是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条款费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保险费率存在体系单一、要素不合理、缺乏个性化等缺陷。具体表现：
（1）实行全国统一的费率表，使费率体系单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道路等风险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全国统一的费率往往使被保险人实际面临的风险与所交付的保险费缺乏对价关系，导致有的地区被保险人应交的保险费过低，有地区被保险人应交的保险费过高，有失公平合理。例如，车辆损失险的风险责任包括除地震外的“一揽子”自然灾害，看似保险公司承保的风险责任面宽，而事实上没有真实的反映风险的地区差异性，使一些根本不会出现“龙卷风”、“海啸”地区的被保险人事实上分摊了该损失的保险费。
（2）风险要素不合理，缺乏个性化，使费率有失公平合理。现行的费率体系基本上属于“从车费率”，即影响费率的主要因素是机动车辆本身的种类和用途，而对驾驶员、地域范围、保险保障程度、历史损失记录及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等影响保险经营的其他风险因素基本上未考虑或考虑很少，费率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果和公司管理成本。
（三）不利于增强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
产品是市场竞争的根本，不同的保险消费者面临不同的风险保障需求，但全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统一，消费者别无选择。在此情况下，会使保险公司的工作重点本末倒置，有些公司不愿意花大力气去了解投保人需要什么，只要向监管机关要到优惠的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保险公司没有产品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用不着去从事产品开发与产品创新，客观上削弱了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统一费率使得国内保险公司在保险费率的精算、核保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及统计资料的系统化采集等保险公司的基础运作方面的竞争能力较为落后。此外，统一费率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保护了落后公司。在我国机动车辆保险市场有多家市场主体，并已形成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格局的情况下仍采用统一的管制费率，使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和风险控制较好的保险公司不能根据其损失成本而降低费率，这实际上保护了那些经营效益不佳的保险公司，使其在竞争中不会因成本劣势而被淘汰。
二、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背景
保险费率市场化简单地说就是由保险市场决定保险费率。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是指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市场产品供需状况、根据对产品损失数据的收集分析、公司资源状况和其经营目标策略，在符合定价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独立的厘定费率。
在经济全球化和保险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保险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竞争的加剧，使费率市场化成为保险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欧美各国保险业发达国家的车险经营情况看，除了法定责任保险外，其他车险产品的设计和销售大多经历过从无序竞争到严格监管，再到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为市场调节的发展过程。过去以保守著称的日本财产保险市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不得不改变统一定费的做法，实施费率市场化。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保险公司要应对外国保险公司的竞争与挑战，就必须对费率制度进行改革，实施费率市场化，增强民族保险业的竞争能力。因为费率市场化后，保险公司要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设计适销对路的险种，制订科学合理的费率，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样各保险公司必须改善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整体的竞争能力。
机动车辆保险是国内保险市场财产保险的主要险种，多年来其保险费收入一直位居财产保险业务的首位，近几年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业务总保险费收入的比重均在60％以上。同时，该险种也是财产保险领域发展时间较长、种类较全、管理相对规范的险种，因此成为我国保险市场实施费率市场化的试点对象。2001年3月，保监会选择深圳市作为试点城市对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结构进行了调整。同年10月1日，保监会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改革试点，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定，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具体地说，就是保险公司可以参照监管部门制订的基准费率，依据风险因素、安全记录和自身的管理情况，自主地制订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经试点地区保险监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开始实施。2002年3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改革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保监会不再制订统一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各保险公司自主制订、修改和调整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经保险监管部门备案后，向全社会公布使用。”此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我国保险费率市场化以机动车辆保险为突破口，已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实现市场化的目标需要相应的条件和配套措施。
三、推进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几点建议
（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保险费率市场化需要以下条件：一是国家有一套完善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保险业务和保险公司的运作进行规范；二是保险监管部门建立了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模式；三是市场主体运作规范、市场操作透明，即经营主体的经营活动处于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它们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的经营目标，且使其有一套保持公司正常运营的制约机制。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市场发育水平和监管水平，为了缓和费率市场化对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冲击，确保机动车辆保险消费者认同费率市场化，对此应分阶段逐步推进。
1.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应有过渡期，该期间保险公司仍可使用保监会制订的费率或作为参照费率，在此基础上进行费率结构的调整。
2.在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初期，保监会要对机动车辆保险制订、修改和调整条款，费率的监管办法作出较具体的规定，包括保险公司的哪一级公司有制订权、保险监管部门具体的监管程序、保险公司向监管部门备案应提交的具体材料、费率制订和调整的公式、测算数据、方案及调整费率的因素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3.随着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保险行业自律能力的提高，待条件成熟时，保险监管部门只规定厘定费率的原则和方法，而将费率具体制订和管理交给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
（二）实现保险监管模式的转变
保险费率市场化要求保险监管模式转变来适应这种变化。从世界各国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在实施保险费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保险监管的核心已转为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我国目前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监管方式，即对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并重监管。费率市场化要求改变目前对费率的严格管制，而将监管的重心向偿付能力监管为主过渡。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应对偿付能力监管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修改和完善，要求各保险公司对最近年度的偿付能力情况进行详细测算，待条件成熟时，把偿付能力作为评价保险公司的重要指标，根据偿付能力状况对保险公司进行分类监管。通过具体的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可以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跟踪和分析，以保证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水平，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保险市场的退出机制。
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和今后将逐步实施的其他险种的费率市场化，以及保险监管模式的转变，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与之配套。因此，应加快修改《保险法》，尽快出台《保险违法行为处理办法》、《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再保险管理办法》。
（三）保险公司内控制度的建立
要逐步实施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今后监管部门不再制订条款费率，而由保险公司依照一定原则和程序自订条款费率，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过去由监管部门包揽的难题今后交给保险公司自己去解决，这种新情况必然产生怎样通过企业内控来防范和约束经营风险的新问题。从世界其他国家车险费率市场化看，除技术条件和监管条件外，还要求微观经营主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效益观念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有硬约束，赔本的买卖不能做；二是大多数公司在竞争中要有理性的思维，不采取不负责任的经营政策，自觉规避风险；三是保险公司内部要实行标准化服务和标准化定价，防止在市场上出现内讧。
要具备以上条件，保险公司必须建立内控制度。内控制度是保险人对保险经营活动的自我控制和管理，它的目标是防范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保险公司不能成为具有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经营主体，费率市场化可能会产生新一轮的恶性竞争，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要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具有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的经营主体，关键是要明晰其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有使市场经营主体企业制度健全，才能使保险市场得以有序发展，保险费率市场化才能顺利的实施。
（四）加强行业自律，为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为顺利实现机动车辆保险费率由严格管制向市场化过渡，应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对保险市场的协调和管理作用。配合机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实施，行业组织应作以下工作：
1.加强宣传和舆论导向，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车险费率改革意义，讲清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和费率厘定的基本原理，澄清业内外对车险费率市场化就等于自由化，就会大幅度降价的错误认识。
2.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可以操作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自律办法或公约，以维护行业利益和防止新一轮的恶性竞争。
3.进行本地区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水平及浮动合理区间的测算工作，为机动车辆保险经营机构合理确定费率提供参考数据。
4.积极研究机动车辆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问题，争取建立机动车辆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机制和违约违规处理机制，通过整顿和规范中介环节来为保险机构的行业自律与公司内控创造外部的基础条件，真正实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改革的目的。
（五）建立财产保险精算制度
保险业务是一种风险管理业务，精算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而风险管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因此，各家保险公司要想提高管理水平，保持健康的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就需要切实提高自身的精算水平。保险公司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精算能力才能够合理地厘定费率，有效地管理风险。保险监管机构放开费率设定，就必须监督保险公司厘定的费率是否充足合理，这需要精算提供保证。同时，偿付能力监管需要根据精算原理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准备金评估标准和法定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我国目前已初步构建了寿险精算体系，它包括：精算师考试认可制度、精算报告制度和指定精算师制度。今后保监会应在借鉴寿险精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建立财产保险和再保险的精算体系，要求各家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同步建立非寿险精算制度，为保险费率市场化提供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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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监管的原则。针对保险从业人员的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明确了其权利义务和禁止行为，强调了加强监管，表现在：
1、针对保险从业人员损害社会公德的行为，新法第四条增加了“尊重社会公德”的法律原则。
2、明确了在保险人核定理赔后，应“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避免了以前保险公司作出不理赔决定后不通知被保险人或收益人的暗箱操作的做法。
3、对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的禁止条款从四项增加到五项，增加规定了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不能“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
4、强调了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规定“保险公司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5、完善了再保险人保密的范围，除原法规定的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再保险分出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外，明确规定了对受益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也负有保密的义务。
6、强调了保险公估人的职业道德和赔偿责任，明确了评估费用应由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依法受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的评估机构和专家，应当依法公正地执行业务。因故意或者过失给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受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的评估机构收取费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7、对于群众反映较大的保险人、保险经纪人长期以来欺诈、损害投保人利益的现象，作了以下重点的规范：
A、强调保险必须签订协议，规定：“保险人委托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与保险人签订委托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其他事项。”
B、明确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禁止的行为，规定：“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四）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
（五）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C、为防止无保险中介资格的人员违法进行保险、保险经纪的活动，明确“保险手续费和经纪人佣金，只限于向具有合法资格的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
D、明确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人的责任，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并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使越权责任承担之争尘埃落定，充分保护了投保人、受益人的利益。
8、加强了保监会的监管职责，增加规定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授予了保监会监控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权利；增加规定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将保监会原有的权利从检查、要求提供报告和资料两项增加到检查、要求提供报告和资料和查询存款三项。
9、增加了人寿保险公司终止后，转让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规定。
二、适当放开的原则：
1、明确了“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突破了以前财险公司的承保范围，对财险公司是一重大利好消息，并使以前秘密开展此项业务的财险公司可以浮出水面。
2、将确定提取责任保证金比例、制定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使用的具体办法以及制定再保险的管理办法的权利下放给了保监会，原法规定了比例为50%，新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使用的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再保险。“
3、原法规定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它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报保监会备案；新法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把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制定权下放给保险公司，并规定了核准制和备案制，并明确了核准的范围。
4、将寿险人竞业禁止的主体缩小限定为个人，规定：“个人保险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
5、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投资设立保险公司（主要指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对于保险公司设立证券经营机构的问题，仍没有放开。规定如下：“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三、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了罚款的数额。（限于篇幅，不赘述）
四、其它修改：
1、根据国家对保险业管理体制的变化，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2、明确了人身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具备向责任人的追偿权，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3、将精算师制度由寿险公司推广到所有保险公司，规定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聘用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精算专业人员，建立精算报告制度。”
4、增加了对外资保险公司适用法律的说明，规定：“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资独资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四条：旧（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新：第四条 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
新：增加第五条：
第五条 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旧（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
新：第九条：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一节 一般规定 没有改变
第二节财产保险合同 无改变
第三节人身保险合同
旧（第五十四条 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限额。）
新：五十五条 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
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旧（第六十七条 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新：六十八条 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第三章保险公司
旧（第七十条 设立保险公司，必须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新：第七十一条 设立保险公司，必须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旧（第八十七条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必须转移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
新：第八十八条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必须转移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
转让或者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本法所有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改为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第四章 保险经营规则
旧（九十一条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一）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保险公司只能在被核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
本法施行前已设立的保险公司，按照第二款实行分业经营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新：第九十二条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一）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核定。保险公司只能在被核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保险经营活动。
保险公司不得兼营本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业务。
旧（第九十三条 除人寿保险业务外，经营其他保险业务，应当从当年自留保险费中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取和结转的数额，应当相当于当年自留保险费的百分之五十。
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效的人寿保险单的全部净值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新：第九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
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旧（第一百零一条除人寿保险业务外，保险公司应当将其承保的每笔保险业务的百分之二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再保险。）
新：第一百零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再保险。
旧（第一百零四条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保险公司运用的资金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具体比例，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
新：第一百零五条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保险公司运用的资金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具体比例，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旧（ 第一百零五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二）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四）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新：第一百零六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二）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四）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五）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
第五章 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旧（第一百零六条 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
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新：
第一百零七条 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增加一条作为第108条：第一百零八条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
旧：（第一百零七条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检查保险公司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及资金运用状况，有权要求保险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的书面报告和资料。
保险公司依法接受监督检查。
新：第一百零九条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检查保险公司的业务状况、财务状况及资金运用状况，有权要求保险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的书面报告和资料。
保险公司依法接受监督检查。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旧：第一百一十九条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必须聘用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精算专业人员，建立精算报告制度。
新：第一百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必须聘用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精算专业人员，建立精算报告制度。
新：增加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的营业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精算报告及其他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必须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增加一条：第一百二十七条 保险人委托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与保险人签订委托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其他事项。
旧：
第一百二十四条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
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
新：
第一百二十八条 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
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
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九条 个人保险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
旧：第一百二十六条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办理保险业务时，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新：
第一百三十一条 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阻碍投保人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四）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
（五）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增加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 保险手续费和经纪人佣金，只限于向具有合法资格的保险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
增加一条：第一百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人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
第七节 法律责任
旧：第一百三十二条保险公司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或者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保险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给予处分，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非法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保险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给予处分，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第一百三十九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或者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或者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非法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保险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违法行为的工作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限制保险公司业务范围或者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
旧：第一百三十三条保险人或者保险经纪人在其业务中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者经纪业务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第一百四十条 保险人或者保险经纪人在其业务中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者经纪业务许可证。
旧：第一百三十四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第一百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旧： 第一百三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立保险公司或者非法从事商业保险业务活动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罚。
新：第一百四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立保险公司或者非法从事商业保险业务活动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旧：
第一百三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新：第一百四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或者兼营本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外的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新：
第一百四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提存保证金或者违反规定动用保证金的；
（二）未按照规定提取或者结转各项责任准备金或者未按照规定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的；
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制变迁表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伴随了农业保险活动的兴起、发展和振兴阶段。这种变迁模式决定了制度内容或多或少会背离改革初衷，无法真正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制度设计初衷是为公共利益，但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利益。政府也会存在失灵，这种失灵不仅体现为干预的越位、缺位，也外化于制度供给的不足和供给的错位。
1．农业保险基本法缺位纵观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涉及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数量少，至今仍具有效力的基本法仅有《农业法》和《保险法》两部，其他均为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其二，欠缺一部农业保险基本法。《农业法》和《保险法》中有关农业保险的条款很少，修订前后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几乎没有规定。2001年修订的《农业法》只是对农业保险高度概括地说了两句。《条例》虽然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但作为行政法规，其效力等级不及基本法，稳定性大打折扣。放眼全世界，“无论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相关国家的政府在农业保险立法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陈运来，2010）。如美国有《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法国有《农业保险法》等。我国农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已然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桎梏。
2．法律法规之间协调性较差关涉农业保险的法律制度应是一个协调、完备的系统。其中既有效力层级高的基本法，又有可操作性的法规、规章。这些制度应做到统筹兼顾，能够有效规制农业保险活动中产生的各种问题。然而现有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不和谐之处，协调性较差。其一，《农业法》虽然明确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但另一方面却规定农业保险实行保险自愿原则，这反映出立法者认为我国农业保险可以走商业化道路的基本思路。与《农业法》及《条例》“一厢情愿”地将农业保险分为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作为商业保险基本法的《保险法》却并未将农业保险纳入规制范围。其二，《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相当原则。该法第46条虽仅数十字，却包含了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经营原则等。而《保险法》明确排除了农业保险。立法者显然明白，农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有其特殊性。但无论是新修订的《农业法》，还是《条例》都肯定了商业化运作的农业保险。如《农业法》第46条第2款和《条例》第3条。既然《农业法》和《条例》都肯定商业化农业保险，那么《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制度、保险经营者的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保险监督管理是否同样适用于农业保险呢？《保险法》第186条第1款似乎又做出了否定回答。
3．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相关的配套制度也十分缺乏，给本就存在极大风险性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首先，农业保险合同制度缺乏。《合同法》、《保险法》中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农业保险。这是因为：其一，农业保险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有区别。民事合同强调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如果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则可变更可撤销。根据《条例》规定，农业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相对于强大的农业保险经营者来说，农民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条例》正视了这种禀赋的差异性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做出了有利于投保人的规定。其二，农业保险合同也不同于商业保险合同。商业保险是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其开展保险的目的就是通过大数法则，利用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来赚取利润。如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了，则会相应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法》也秉持这种理念。《保险法》的这种理念显然与《条例》相悖。同时，《保险法》第59条还规定了保险人有获取保险标的的权利。立法者也看到了农业保险合同与商业保险合同的属性差别。而《条例》中也仅对农业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经营组织、订立原则、理赔程序等作了较为原则的规定。其次，在农业保险经营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上也有所欠缺。在准入制度上，缺乏一个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分类标准和准入资格规定。《农业法》确立了互助合作组织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主体资格。《条例》第17条对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也作了一定的门槛设计，如要求有完善的基层服务网络；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经营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等。然而，我国目前有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相互制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等多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诚然，开展多种保险模式对于应对兼具区域性和复杂性的我国农业生产而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类标准和准入资格设计，主体的多元化、模式的多样性必定会带来管理上的繁复性和诸多不确定性。在退出机制上，缺乏一个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退出、清算程序。《条例》只字未提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退出和清算。表面上看，《条例》第25条规定：“本条例对农业保险经营规则未作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保险经营规则及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保险法》对于保险公司的清算、解散也确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立法者这种节约资源式立法有待商榷：其一，规制商业保险行为的《保险法》无法适用于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因为在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既有公司制的商业保险公司等，也有互助合作式的经济组织。其二，作为国家支农政策的农业保险而言，除保险所具有的分散风险的功能外，更是支持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保障农村稳定的有效措施。如果无一例外地适用《保险法》中的退出、清算程序规定，势必造成农业保险的功能大打折扣。
4．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条例》确立了农业保险活动的监管主体。其中，国务院保险监督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农业、林业等行政机关负责农业保险的推进和管理工作。但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我国农业保险活动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从我国农业保险活动的历史进程来看，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农业保险易受政府意志左右，具有较大随意性。加之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而作为农业保险投保人的农民大多数文化水平和法律素养不高，复杂、专业的农业保险合同尽管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但对他们而言远不如“小说读得愉快”。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农业保险的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越来越强，在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活动中会产生种种寻租现象。近年来，我国个别地区就出现了基层政府和保险公司通过虚报承保面积来骗取农业保险补贴的现象。因此，加强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力度势在必行。
二、失灵矫正：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面临的供需矛盾，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制度供给的失灵需要进行矫正。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构建农业保险基本法———《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是一部有别于《保险法》的农业保险基本法，应包含以下内容：（1）明确的调整对象。《条例》将农业保险的范围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业保险标的。笔者认为，《农业保险法》中的农业保险应有别于涉农保险，后者是个广义概念，凡是涉农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为涉农，既包括农村保险，也包括农民保险，如农村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医疗保险等。从语意上分析，农业保险是个属概念，应包含农业商业保险和农业政策保险。我国《农业法》和《条例》的相关规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农业保险法》中的农业保险到底仅指商业性农业保险抑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还是把商业性和政策性均纳入进来？笔者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有着相似之处，如保险机构承担保险责任的构成要件、争议解决方式有相同的地方，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也大体一致。但政策性农业保险仍有其特殊性，二者的立法宗旨、经营原则有着根本区别。如果将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均列为《农业保险法》的调整对象，会导致同一部法律有着两种不同的立法宗旨和经营原则。适宜的做法是《农业保险法》调整对象的农业保险应突出农业保险的属性，即充分体现国家支农护农意图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而将商业性农业保险纳入《保险法》调整范围。农业保险基本法中的农业保险就是指被保险人（即农业生产主体）在种植业、及非种植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农业保险机构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①（2）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权利和义务。农业保险法律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主体、客体、内容。所谓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享有农业保险法律关系权利和职权，负有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义务和职责的当事人。具体来说，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国家农业保险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授权部门。具体包括国务院及各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财政部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在农业保险中，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它肩负农业保险制度供给者、农业保险推动者、农业保险活动监管者三重身份。国务院和各地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全国和各地农业管理和服务工作。国务院保监会及各地保监部门具体负责享有农业保险监管，负有加强对农业保险市场的规范管理的职责和职权。在农业保险活动中，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的职责和职权具有统一性。国务院及农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义务有：第一，规划权，即执行农业保险法规、规章、制度；制定业内规章；制定从业人员的基本资格标准。第二，审核权，审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审查、认定农业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第三，政策扶持权，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多层次扶持体系的建立。第四，监督检查权，诸如依法监管农业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农业补贴的使用情况；基金的管理情况；依法对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罚等。其二，农业保险公司是专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它的权利有：第一，获得政策扶持的权利，它们有权享受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经营自。各地农业保险公司有权对本区域的农业保险进行规划、管理、指导，并有权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及再保险业务，在法律范围内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不当干预。第三，承保权。农业保险公司有权受理农民的投保申请，有权进行检查，要求投保方提供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报告。第四，监督权。其义务有：①受理投保的义务。在收到投保申请后，应及时受理，对于符合投保条件的，不得拒绝。②明确说明义务。订立农业保险合同时，农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法定义务。③理赔义务。发生理赔事由时应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资保险公司等商业保险公司、互助合作式的农业保险经济组织等也是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中的一方主体。但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目标与国家推行农业保险的最终目的有着根本冲突，决定了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时永远会趋利避害。因此，在商业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设计上应注重规范引导其农业保险活动。一方面，赋予他们有获取补贴的权利，通过补贴的形式刺激它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设立商业保险公司的申报义务，这里的申报既包括农业保险业务种类、保险标的，也包括补贴使用情况等。其三，农民。农民是农业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包括：①农民享有投保权，对农业保险公司无故拒绝保险的行为可依法提讼；②获取政府给予保费补贴的权利；③在农业保险活动中，农民和农业保险经营者是农业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农民是享受保险经营者提供保险服务的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如有权要求保险经营者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④作为接受农业保险服务的消费者来说，农民有权在勘察、定损过程中对农业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有权向相关部门投诉和举报；⑤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具体义务包括：诚实守信义务，缴纳保费义务，告知义务等。
2．协调好相关法律法规如前所述，《农业法》、《条例》与《保险法》存在冲突之处。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纯商业化道路是不适合农业保险的。应适时修改《保险法》，将商业性农业保险纳入其中。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规则、保险合同制度、保险经营者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与其他商业保险一样适用《保险法》。修改《农业法》和《条例》，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属性。要完善农业保险法律责任制度。就农业保险法律责任而言，《条例》第26～30条只涉及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同时又规定其他未尽事项适用《保险法》。从农业保险的立法宗旨来看，农业保险是为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而设立的险种，其责任规定更应全面。对于投保人农民来说，保险机构能否依约及时赔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规定农业保险经营者未及时赔付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违法经营、侵犯农民知情权等给农民造成损失的侵权责任。农业保险法维护农民的利益并非一味偏袒和迁就农民，当农业保险投保人在投保或者理赔时出现欺诈情形则应当承担赔偿、罚款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
3．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法律的构建和完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作后盾，如果农业保险法制不健全，农村保险发展的障碍始终无法排除。其主要包括：（1）农业保险合同制度。首先，该制度应明确农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合同的订立原则。由于农业保险既有政策性保险又有商业性保险，有必要针对不同的保险模式确立不同的原则，除去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条款外（如补贴条款）其余条款的商定应本着平等协商、公平自愿的原则。其次，规定农业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前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考虑到农民和保险经营者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可以赋予农业保险投保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再次，鉴于农民及其他农业生产者的具体情况及各地农业生产不确定性的客观事实，还应规定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情形。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身份性，农业保险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是依附于农民这个特殊的主体身份的，因此农业保险合同不能转让。还要规定违约情形和纠纷的处理机制，应赋予农民提起仲裁权和诉权等救济性权利。（2）农业保险准入和退出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是事前监管的一种有效措施。该制度有利于提前排除掉那些不具备从业条件或对相关市场可能产生危害的机构、人员和资本。《条例》仅包括总则、保险合同、经营规则、法律责任和附则五个部分，并且未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设置条件。笔者认为，这是《条例》的一大败笔。对于经营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设立条件《保险法》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对于重要主体之一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及农业保险互助组织是否适用《保险法》并未提及。虽然新修订的《公司法》似乎取消了设立公司的资本金门槛，但对于从事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及农业保险互助组织而言，应在《农业保险法》中对这两个保险机构的设立条件和注册资本金进行规定，具体可酌情参照《保险法》相关规定。此外，设立保险机构的退出机制也非常重要。这是确保农业保险活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尽管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有一家保险公司退出市场。但“保险公司特别是农业保险公司的市场退出行为与一般企业有较大区别，外部性强，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影响都远远大于一般企业”（陈华、张艳，2010）。法律应具有前瞻性和完备性，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的退出制度，当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危机时，可规定一定时间的观察期，其农业保险业务交由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接管。在此期间，如果经营、财务状况改善可不进入破产程序；如果状况继续恶化，可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关键词:农业保险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论文百事通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
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新晨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从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组织机构形式和职能分配看，多数是实行总、分、支公司管理模式。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作为最基层经营单位，其主要职能是销售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保险公司运营系统的终端和服务窗口，是保险公司微观经营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险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的直接来源，其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保险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直接反映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发展水平。加强基层保险公司的管理，提高基层公司业务发展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对于夯实保险公司发展的基础、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至关重要。
一、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经营理念上，发展和管理、速度和效益的矛盾突出。经营过程中，为了保证完成保费计划指标，基层公司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完成保费计划上，理赔管理、服务举措、内部建设等方面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业务发展屈服于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面对竞争日益激烈而尚欠规范的市场环境，基层公司在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存在观念上的偏差，重速度、轻效益，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控制水平不高，部分业务质量较差，为完成保费任务不计成本地承保一些赔付率高、连年亏损的业务，经营效益水平低，制约了保险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和壮大。
（二）在市场开拓思路上，业务领域狭窄，产品创新力度小，销售渠道管理不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保险公司的业务领域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大企业、大项目仍然是各公司竞相争夺的焦点，存在巨大市场潜力的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和地域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从各保险公司产品结构看，部分市场需求接近饱和的传统产品仍然是基层公司的主要保费收入来源，产品结构雷同、单一，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基层公司对新产品开发推广的积极性不高，工作力度太小，新兴保险市场领域亟待加强开发。在销售渠道上，虽然扩大了营销业务和专、兼职业务，但在管理上没有建立落实相应的制度，比较混乱。
（三）在市场竞争方法上，表现为“三高一低”的违规经营行为仍然是部分基层保险公司竞争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部分专、兼职机构和个人人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违反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定抬高手续费；部分基层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不计成本地采取高返还、高手续费、高佣金、降低费率等违规手段招揽业务，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保险市场的恶性价格竞争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大量保源流失，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在服务水平上，技术含量较低，仍然存在过分依赖关系和人情的现象。基层公司在展业过程中，主要依靠业务人员的“关系网”拉业务，或者是通过大量招聘营销员的“人海战术”开拓市场，保险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误导消费，坑害被保险人利益等行为时有发生，部分业务人员忽视消费者心理状态而采取死缠滥打的推销方式。基层保险公司的“人海战术”和“关系业务”的过度膨胀，使国民对保险的作用产生误解，有的甚至产生反感情绪和厌恶心理，不利于培育国民的保险意识，损害了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保险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另外，基层公司在理赔服务过程中，有的为了稳固与大客户的关系不讲原则地进行人情赔付或通融赔付，有的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进行人情赔付和搞假赔款，而对一些非关系客户另眼相待，服务态度和质量差，违背保险经营的损失补偿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
（五）在保险队伍建设上，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减弱，企业文化氛围不浓，团队协作精神不强。基层公司领导班子为了各自一时的政绩和小集体的利益，短期行为突出，当公司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职位，缺乏大局观念和长远发展的意识。在对员工管理方面，多为简单的“一包一挂”（包保费任务、挂费用），忽视了对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考核。对公司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忽视对员工的经营理念、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在“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下，基层公司业务人员和营销人员过分地注重自身的经济收入，没有把从事保险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缺乏主人翁意识，缺乏爱司爱岗和团队协作精神。
二、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内保险市场，没有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运行规则。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保险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保险市场不断发展，保险立法不断健全。但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主体较少，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层次较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价值规律在保险市场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正常的发挥，国民保险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种尚欠完善的保险市场环境下，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传统市场领域趋向饱和而导致竞争激烈，新兴市场领域因国民收入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而没有形成规模需求效应。直接经营业务和面向市场的保险公司基层单位受各自计划任务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市场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地导致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二）基层保险公司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1.部分基层公司在制定年度业务发展计划指标时，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分析，下达的计划指标难免简单化和针对性不强，导致基层公司完成保费任务的压力过大而盲目追求业务发展规模，业务质量不高，效益水平低下；或者是违规经营，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2.基层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对保险市场开发没有长远的计划和措施，着眼于短期利益。如在新兴市场开发和新的保险产品推广上，因为市场对保险的认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要求保险公司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加大前期投入，一些基层公司考虑到投入大、收效慢而丧失了积极性，遇到困难就退缩，新兴保险市场开发工作难以展开。3.基层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统一法人制度执行不力，贯彻落实上级公司要求不到位。部分基层公司对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健全和完善内控管理制度，部分制度缺乏现实操作性，形同虚设，使管理工作无章可循而出现混乱的局面。部分基层公司统一法人意识不强，对上级公司制定的承保理赔、规范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要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越权行为和违规行为时有发生。4.管理技术落后。部分基层公司电子化水平较低，运用电子化管理的认识和措施也有差距，有的还大量依赖和使用手工操作，给管理工作的精细化造成障碍。
（三）基层保险公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据调查，部分基层公司业务人员90％以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保险专业知识教育，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差。对员工培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没有长期性的计划。当前，基层公司大部分业务员依靠经验和关系网展业，对保险的职能和作用认识不清，缺乏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学科知识的支持，承保理赔工作技术含量低，服务水平停滞不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办法，以及多项改革措施和公司发展前景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公司高管人员不完全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对于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市场营销、成本核算、人力资源配置、考核机制、统一法人制度等重要管理职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综合灵活地加以运用。
三、提高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措施
基层保险公司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认真分析并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不断实施新的竞争战略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一）转变经营观念，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化经营。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已经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基层保险公司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基层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成本效益观念，苦练内功，以增强盈利能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实力为中心，实现公司业务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不断发展壮大。在业务发展战略上，要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分析市场变化，不断研究市场动态，多角度、全方位地挖掘市场潜力，以先进的经营理念、灵活的展业方式、丰富的保险产品、优质的保险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业务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同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增强发展的后劲。基层保险公司领导班子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避免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坚持依法依规经营，加强公司各项管理和基础建设，为公司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二）加快创新步伐，提升市场竞争力。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提高竞争实力的客观要求。要加快产品创新，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力度，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努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不断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彻底摆脱业务发展依赖于传统险种的束缚。基层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战略上，对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老是把眼光局限于一些国有大企业上，应充分挖掘个体、私营经济和广大农村市场的潜力，充分利用保险人、经纪人等中介机构资源，培养一批忠诚于公司、职业道德素质高的营销队伍，完善落实好营销员管理制度、人管理制度、经纪人管理制度，开辟新的业务发展渠道。要加快服务创新，创新服务的内涵和形式。基层保险公司要突破保险服务仅限于承保和理赔的局限，强化对客户的延伸服务，倡导增值服务和跟踪服务。加强对承保前的风险评估和承保后的风险管理，对客户提出全面合理的风险防范建议，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又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自2006年7月1日实施以来，备受业界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对其费率水平的制定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对交强险费率水平的客观评价必须基于对交强险实际经营数据的准确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据此来分析和评价交强险实施后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以及财务管理的影响，其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为以后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资金的流动性要求相对于其他产险业务来说更高。因此，从资产负债管理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重新分析公司整体的业务结构，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风险状况和实力来配置投资资产：充分考虑交强险业务的出险概率和平均偿付金额，合理分析其平均偿还期，在此基础上考虑其对公司整体业务负债的影响，根据资产分配原则合理配置投资资产；在注重投资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保障公司实际偿付能力的同时，要加强资金运用方面的研究，着力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
3.从有关产险费率制定的精算模型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考虑到影响产险费率水平特别是车险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或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然而交强险业务是一项具有较高经营风险（主要是赔付风险）的业务，并且具有强制性，保险公司不能拒绝受理交强险业务，由此我们认为，交强险业务费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看作是历史索赔次数或者是历史索赔金额的大小，应该是多因素决定某项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以风险的大小来决定费率的高低。因此，从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应对交强险费率的制定建立一个风险影响因子库，在受理交强险业务前进行风险评价，以风险水平来确定费率水平。下面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费率决定机制做具体说明：
可行性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费率决定机制的主要思想是根据交强险业务的不同风险水平决定不同的费率水平，而这一思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不同费率水平的法定可能性。根据前文交强险实施前后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目前我国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为交强险业务制定不同费率水平提供了法定可能空间。如果投保人风险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她的投保费率水平将收敛于法定最高费率水平，反之，则收敛于一个较低的费率水平。
风险水平影响因子库的建立。这种由不同的因子影响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再由风险水平来决定费率水平的思想，明显比由单一因素来决定费率水平更合理、公平。影响因子的选取对于不同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子：
（1）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这是现有车险费率水平决定模型中考虑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另外，从实际经验来看，以投保人历史索赔次数来作为衡量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仅以投保人的历史索赔次数来考虑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明显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公平性，所以我们认为以投保人历史索赔金额来修正风险水平是必要的。
（3）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单从投保人历史索赔情况来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还是缺少说服力，同时也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将投保人驾龄或车辆使用年限作为交强险业务风险水平的一个影响因子，用来评价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风险水平决定费率水平的方法。这种费率水平计量模型建立的瓶颈在于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将前文所讨论的各风险水平影响因子赋予一个权重，以期能够准确合理地计量交强险业务的风险水平，这尚需要更多基础数据的支持和业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能够合理计量风险水平后，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车险费率奖惩系统，改进其中的负二项模型或二元风险模型，尽可能地准确计算费率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