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6: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保险公司合规经营举措，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美国权威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是为达成经营的效果及效率、财务报道的可靠性和相关法令的遵循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这一定义至少反映了几个基本观念：一是内部控制讲求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本身；二是内部控制是由“人”执行，受“人”影响整个过程，并非仅是政策手册与表格，而是来自组织内各个分支机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岗位的人；三是内部控制只能为企业管理阶层提供“合理保证”，而非“绝对保证”；四是通过不同类别的内部控制相互配合，以一种、多种或重叠性的组合类别达成多项管理目标。
内部控制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在实现单位目标时借以保全所获得资财、有效地利用资财的管理过程，其实质，就是有效地执行经营策略的一种管理控制。在不断的重复经营过程中，管理人员在特定的环境和期限内，按照内部控制的相应要求，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去完成作业或工作任务，从而实现整体经营策略和目标。
内部控制是管理层用以规定和指导经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涉及到包括业务、财务、理赔等事项在内的一切经营活动，具有很强的管理功能。有了良好的内部控制，不仅能使决策领导信赖各级经营管理者、上级机构信赖下级机构的管理人员、干部信赖员工，而且各级管理人员及员工也能充分理解和执行上级的意图，进而取得良好的经营效果。因此，完善的内控体系对于保险公司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突出有效发展、发挥服务保障功能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
随着我国保险业务规模的高速发展，保险公司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方面逐步形成了比较好的局面，合规与效益主题日益突出，持续健康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一是从思想认识上看，内部控制的观念逐渐被广泛认同。得各级管理层进一步认识到了不断加强和完善内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从制度建设上看，内部控制制度逐渐得到规范。近些年，保险公司加大了包括业务、财务、理赔、中介、行政、人事、党纪等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完善做了良好的铺垫；三是从实践过程上看，各项内部控制举措一并实施，在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近年来，由于少数保险公司的规范意识薄弱，不仅加大了行业竞争，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有的地区甚至存在普遍性、阶段性的恶劣市场环境。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尤其是具有领头羊作用的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在巩固基本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带头加快内控体系建设的步伐。
一是要大力推广内部控制理念。国有大型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众多、层次不一，包括一些管理人员在内的员工，在内部控制的重要作用上认识仍然不到位，这对于内控体系的建设十分不利；二是要尽快完善具有适应性、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个性化内控制度。当务之急是要在现有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一系列“基本”制度前提下，逐步完善、健全、设计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特点的、符合自身需要的内部控制制度；三是要亟待解决内控岗位人员不足、内控部门独立性不强、内控建设覆盖面不广、内控执行强度不够等问题。
二、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关键认识
从目前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面临的任务来认识，应在“五个需要”上深刻理解、充分认识。
（一） 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是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需要。保险公司在行业内和市场上是否有好的表现，首先反映的是经营能力。是否具备对生存条件的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是否具备对经营前景的自我改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否具备对来自外界刺激干扰的自动反应能力和排除干扰能力，关键在是否有完善的激励机制，以增强企业活力，充分挖掘潜在的内部潜力。要取得最大经营效率和利润，就必须/！/具有相应完备的行为约束机制。但无论是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都离不开相应的自我控制与调节，要想增强活力，提高经营效率，达到目标，就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是保险公司防范风险的需要。保险公司经营的好坏，不能仅仅看当期或阶段性的保费规模有多大、市场份额有多高，更应该关注这个企业控制经营风险的程度和能力。作为金融行业，保险业较其他行业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保险公司在面临机遇的同时，还面临着经营风险加大、竞争更加剧烈的挑战。这就更要求保险公司及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以应对市场环境、减少经营风险、增强竞争能力。
（三）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是保险公司规范管理的需要。
随着经济发展、企业业务增加、规模扩大，各种专门的业务和技术需要处理，员工的行为能力需要组织，决策领导及其管理层不可能实现个人事事直接监督，在这种面广、线长、点多、庞大的组织机构下，仅凭个人的领导和管理，不可能指挥好整体经营管理活动；仅凭个人的观察和发现，不可能完整评估经营活动状况及其成果。要使各经营单位、各部门有秩序、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必须建立完善严密的现代化管理体系。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能够协调、组织，控制经营活动，调整、处理各部门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使各级领导和管理层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相互协调、执行决策、遵纪守法、财务状况、效率效益等多方面情况，便于分析改进过去、调整把握现状、有效指挥控制。
（四）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是保险公司整体统筹的需要。在一个经营组织机构中，虽有不同的作业单位，但要达到经营目标，必须全面配合、发挥整体作用。内部控制正是基于这种指导思想，利用业务管理、财务 会计、系统控制、理赔服务、审计监督等部门的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信息报告等作为基本依据，以实现统合与控制的双重目的。内部控制并非以某个分支机构或组织中的个别活动、个别单位为其控制对象，它涉及到所属所有机构和所有活动及其具体环节，使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活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级结合、统御整体。
（五）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是保险公司纠偏补缺的需要。公司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恰当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而这种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内部控制到目前为止，已经逐步形成或推进闭环控制方式，这种闭环控制十分有利于各种管理领域和渠道信息的及时反馈，而这些信息的反馈又有利于采取准确、有效的奖惩措施、有利于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信息的准确反馈，使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政策的执行差异和目标任务的推进程度，通过适时的措施和有力的纠错，防范过程失误和风险。
三、保险公司内控制度体系建设的主要途径
当前，中国保监会和各地保监局全面部署了打击非法经营行为、规范保险市场秩序、推进依法合规经营等各项监管措施，大力营造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保险公司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和条件。保险公司应充分把握有利时机，着重在四个关键环节上下功夫，加强和促进内控制度体系建设。
（一）在认识上下功夫，强化风险意识。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是加强和促进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必要条件，公司的发展壮大要依赖于高素质的全体员工，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为内部控制管理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忠诚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的牢固基础。通过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职能部门、党团组织、职代会及群众性的民主监督作用，通过有计划的内部控制培训、组织自查自纠、典型案例分析、组织学习交流等形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全认知和高统一。
（二）在协调上下功夫，加强组织保障。在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建设，不仅要体现精简高效的要求，关键是要把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制衡的原则落到实处。在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上，应有效发挥法人治理结构，形成集中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制衡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为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和防范风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与此同时，还要紧密结合党风廉政教育和执法监察等各项监督措施，实施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的有效防控，在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的同时，要求关键人员签订《依法合规经营承诺书》，使关键人员更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从而有效地防范经营风险。
（三）在创新上下功夫，突出长远战略。内部控制既是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外部市场和监管环境在不断变化，内控制度体系也需要不断优化、逐渐适应形势需要，随着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现有的内控机制会被突破，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不一定适用。
内控机制既要有宏观上的战略稳定，又要有微观上的不断调整，以形成完善——提高——再完善——再提高的良性循环，坚持业务开拓、内控先行、合规有效的原则，凡是新业务操作规程、制度和办法均要通过内部控制部门审查会签后方可印发执行，以确保新业务安全、有序、稳步发展。特别是综合业务系统的应用与电子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业务管理部门要及时加强对内控管理环节的探索，力求从制度层面消除隐患，确保业务和制度的更新同步进行。
（四）在监督上下功夫，强化内控作用。要使内部控制系统运转真正有效，就必须健全监督体系。
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优化依法合法稳健经营的运行秩序，建立和强化统一的内部控制监管模式，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权威体系，对各级经营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在职权范围内对其业务进行连续的、系统的全面监管。加大现场和非现场审计、检查监督力度，提高防范和抗拒风险的能力。对各项业务制定全面、系统、成文的政策、制度和程序，并在公司系统范围内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和要求，避免因管理层的变更而影响其连续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一、我国林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一)林业对保险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
林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其对保险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林木在漫长的生产周期里，既易受到火、风、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袭击，又易遭到乱砍乱伐、毁林开荒等人为破坏。据统计，2004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13466起，比2003年增长28.7%，其中：森林火警、一般森林火灾分别为6894起和6531起，分别比2003年增长23.5%和34.4%；重大火灾38起，比2003年增长171.4%；特大森林火灾3起，比2003年增长57.1%。森林火灾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人员伤亡看，公伤亡252人，比2003年增加110人，全国扑救森林火灾共出动179.92万个人工日，比2003年增长1.1%；出动车辆11.67万辆次，出动飞机575架次，共投入扑救森林火灾经费13278.5万元。此外，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也很严重，2004年全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945万公顷，比2003年增长6.3%，其中：森林虫害744万公顷，比2003年增长3.6%，病害76万公顷，与2003年基本持平；鼠（兔)害125万公顷，比2003年增长32.3%，天然次生林、灌木林和荒漠植被病虫发生152万公顷，有害植物45万公顷。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林业自身具有巨大的风险性，且有增大的趋势。如此大的林业灾害给林业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林业经营无法承受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灾害造成的损失主要依靠国家补偿，林业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和各种灾害的预防、救灾、恢复等责任均由国家承担，团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林业生产市场化后，这些风险责任转移到林业经营者身上，而林业生产流通规模小、分散化的个体林农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要增强林业风险抵御能力，降低林业投资的风险，使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并能在损失后给予必要的补偿，这就离不开林业保险的支持。
(二)林业保险发展滞后子林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林业保险出现较早，但发展十分缓慢。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森林保险和森林灾害共济方面的研究，从1984年开始森林保险试点，其后几年发展比较顺利，至1988年已经有劝多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开办了森林保险，承保面积达133多万公顷。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森林保险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业务萎缩的现象。随着林业市场经济的到来，林业保险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一些较为注重效益的商品林。林业保险研究一直进行着，当前我国林业保险有四种类型：一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办、林业部门业务，如广西的桂林、湖南的会同等地；二是林业部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保，如福建的邵武；三是林业部门自保，如辽宁的本溪；四是农村林木保险合作组织自保，如四川、山东。
目前我国林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林农的收入偏低、保险意识薄弱，投保率过低。他们觉得保险增加了其经济负担，不愿保险，因而林业保险的需求有限；而保险从业人员少，没有合适的林业保险机构，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且保险险种单一，造成林业保险承保率低。以福建省南平市为例，近3年来其森林保费收入年均减少21%，2004年该地区森林保险保费收入19万元，比上年减少42%，承保面积0.93万公顷，不到南平市所有林地面积的0.5%。另一方面，林业保险经营效率较差，亏损严重，供给主体严重不足。由于承保面小必然带来风险的相对集中，导致森林保险者经营风险集中，保险企业赔付率高。福建省南平市2004年其森林保险赔付率高达796%，近3年的平均赔付率也达176%，造成林业保险业务经营效益差，亏损严重。这就使得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费率或限制责任范围，从而加大了投保人的经济负担，抑制了投保需求，进一步限制了承保面的扩大，形成恶性循环，我国的林业保险一直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困境”。由于林业保险经营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国内的商业保险都不轻易进入林业领域。目前，国内市场上就只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开办森林保险业务，且业务量在急剧萎缩。这种现状可总结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费率、高赔付和低保障、低覆盖、低投入。
总之，林业保险发展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即林业本身存在巨大的保险需求与林业经营者投保率低下矛盾；林业保险公司的林业保险业务市场巨大与其承保率低下矛盾；发展林业保险意义重大与林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和相关配套措施滞后矛盾。
二、当前我国林业保险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一)林业保险供需双向不足
1.投保人收入低下，保险意识薄弱
林业本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林业发展对保险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然而，林业经营者在林业经营过程中对林业保险需求不足，投保率低下，存在这一矛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营林者的收益低下，森林投保增加了林农经济负担，他们心存侥幸，缺乏对保险的认识，认为投保是乱收费，不愿意投保。二是，营林者的保险意识薄弱。虽然林业保险对林业生产尤其是木材资源培育的积极作用已为政府、营林者所认可，在经济较发达的林区，已被一部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林农所认识和接受，但是在更多的林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林区，森林保险的意义还没有为林农所接受。
2.经营效益低下，供给严重不足
林业保险公司有着巨大的潜在林业保险市场，而林业保险公司没有积极地开拓这个市场，增加林业保险供给，相反表现出林业保险供给不足，这一矛盾主要原因在于林业保险的特殊性；因其与商业保险不同，使林业保险公司效益低下。一方面，保险的数理原理是概率论中的大数原理，有大量的风险保单才能够分散风险。而林业本身是个高风险的产业，又加之承保面小，这就使得林业保险公司的风险相对集中，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必然高。另一方面，大部分林农生产规模小，保险标的分散，保险公司经营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风险管理的难度大，导致经营林业保险的成本高于一般的保险，森林保险的经营收益就相应低于其他保险。最后，支持林业保险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林业保险公司技术有待提高，赔付率有待优化等问题，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业不愿意从事收益低甚至亏损的林业保险，导致林业保险的供给不足。
(二)林权制度不完善制约林业保险发展
林业保险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林权不清，林业产权人的权、责、利界定模糊，这种制度上的弊端更加阻碍了林业保险业务的开展。一方面林区的产权主体不明，往往签保险合同找不到对象。国有林原则上属于国家，但实际经营者是当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如果大面积的投保，权利与义务的实体都难以界定，例如，大兴安岭是国有林区，其实际经营者是黑龙江森林工业局，由于现在林区内天然林禁伐，该局经济困难，根本就无力支付保费。另一方面，产权不明使得一些林业部门根本就没有森林投保的意识，责任相互推诿。因此，林业产权不明，从保险的投保和承保两个方面阻碍着林业保险的发展。
(三)林业保险政策不明，法律法规不健全回
森林保险业务带有明显的公益性，其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立法保护、政策支持和各项措施的配套建设。然而；我国森林保险到底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单独成立农业保险公司，还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兼营?是由政府参与实行补贴，还是由保险公司自负盈亏?这些政策方向多年来一直有人提出看法，但到如今，仍没有得到解决。林业的弱质性和保险公司的盈利性，使得两者完善结合较困难，需要政府的介入，那么，政府是直接补贴还是间接支持以及以何种方式支持等政策并不明朗，这不利于保险业务的开展。此外，我国森林保险缺乏法律规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森林保险的法律法规，对森林保险的性质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森林保险的组织机构、业务经营方式和会计核算制度等都按照《保险法》中对商业保险的规范来实施，森林保险始终被包容在商业性保险体制中，但由于林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和商业保险有着很大的差别，使之难以完全取得自身发展的业务空间。
(四)林业竞争力薄弱、林业保险技术不高
林业的弱质性及林业保险技术的薄弱不利于林业保险发展。一方面林业先天的弱质性对投保者采说，其营林收益低下，高额的保费使得部分营林无法承担，即使能够承受，由于收益低，保费占收益的比例较大，使得林农不愿投保，从而抑制林业保险的市场需求。对保险公司而言，林业市场竞争性弱，盈利能力低下，风险高，导致其赔付率高，经营成本高，开办林业保险比其他保险的收益率低，甚至出现亏损。另一方面林业保险技术十分薄弱，主要表现在：森林资源价值(涉及森林面、年龄、投入标准、当地市场价格等因素)和赔付率这两个森林保险的核心内容至今还没有科学的计量、测算模式，这阻碍林业保险险种的拓展以及实际保险业务的运作。
三、加快发展林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大林业保险投入
应从供需两方面加大对林业保险的投入，提高林业投保者、承保者的积极性。
1.提高林业保险意识、加大投保补偿，刺激林业保险需求。一方面要对林业经营者普及林业保险知识，加强林业保险意识，鼓励其积极投保；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实行林业保险的补偿机制，对营林者投入的保费按一定的比例给予补贴，补贴的形式可以多样，依据林农的需要，可以直接补贴资金，也可以是营林投资品、技术指导、税收优惠等方式。以此减轻林农的经济负担，使其从林业保险中获益，从而意识到林业保险的意义，提高投保的积极性。
2.提高保险公司的林保收益，促进其进行林业保险供给的积极性。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促进保险公司林业保险的供给：一方面对于大型的林场，由于其风险巨大；保险公司对其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巨险证券化的措施来分散风险。做法是(图1）保险公司发行巨险证券，让全社会来分担林业的风险。当投保的林业遭受巨大的风险时，保险公司可以用保费和巨险证券融到的资金对林业灾害进行补偿，此时巨险证券的投资者就失去了其本金及利息；当投保的林业没有发生灾害时，巨险证券投资者和保险公司共同受益。这样既可以承担巨额的风险，又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对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资金补贴，也可以通过出台林业保险相关的优惠政策来间接支持保险公司，如政府可以减免保险公司开办林业保险所得收益的税费，从而激发保险公司开办林业保险的积极性。
(二)完善我国的林权制度
完善的林权制度能促进林业保险业务的开展。林业保险牵涉到林业产权关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林权制度，建立明晰的林业产权关系，是林业保险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要加快林权改革，建立明晰的林权结构体系以及规范林业产权流转体系，使得林业产权主体明确，林业经营者的权、责、利对等，这样使得林业保险的主体明晰，且投保的责任和利益关系明确，能有效促进营林者的投保积极性。
(三)加强林业保险的政策法规建设
积极出台林业保险相关政策，加强林业保险的法制.建设，是加快发展林业保险的保障。当前，我国开办林业保险的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其实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建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这样可以简化操作，提高效率，也便于政府出台林业保险相关政策。此外，林业保险的实施还需要法律作保证，有关森林保险方面的专门法律当前还很少，有些甚至是一片空白，而且部分林业法律滞后于林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加快林业保险方面的立法，部分法律要依据新形势的需要修改，为林业保险发展和运·行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四)加强林业和保险业的自身建设
1.加强林业自身的建设，提高其盈利能力
加强林业自身的建设是促进林业保险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林业的弱质性制约了林业与保险业亲密接触。因此，要加快林业保险的发展，首先要加快林业自身的发展，提高林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使其对保险有吸引力。
2.加强保险业自身的建设，提高林业保险的技术能力
保险公司的林业保险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的成本和收益，提高林业保险公司的林业保险技术，有利于促进林业和保险业的结合。要加强保险公司在开办林业保险的技术能力，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林业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林业保险研究者和保险业务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断探索和创新最适合我国林业建设的保险；二是，通过现实林业建设的调查研究，提高林业资源价值评估的水平，科学合理地评估林业资源的价值，采用合理的林业保险赔付率，使得林业保险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最后，要依据市场的需要，开拓多元化的保险险种，使林业保险灵活化经营，提高其经营效益。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仅据全国植物保护总站1973-1992年统计，全国农作物因病虫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1.7亿公顷以上，损失粮食总产量10%以上。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今年淮河水灾，今安徽省颖上县八里河镇直接经济损伤达8654亿元，而这些损失绝大多数将由农户自己承担。面对广大农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20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险补偿制度近乎完全失灵。
二、农业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二）农业保险的分类
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美国1994年颁布的《农作物改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4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这4大险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该法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投保率大为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农险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我国对这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出台农业保险法规，但目前仍未见这一“另行规定”。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支持。国外农业保险，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共同融合来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确保农场主、农户的实际利益得到保障。美国通过成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则是国家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
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既没有拿出资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没有给予投保农户减税等优惠条件，更没有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应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得较为成功。一则它的政策支持和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准备金积累问题；二则该公司实行全兵团统保，既有效防止了逆向选择，又使风险充分分散，使责任准备金能够在各险种之间调剂使用，公司与场、团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也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然而，这种经营机制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行生产机制为基础的，难以得到推广。
目前，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三）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的长期酝酿。日本从开始建立农业保险到农业保险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恰恰缺少这个“孕育”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黑龙江省某村庄，只有几个养鸡专业户投保了养殖险，可当出现了鸡瘟时，村民们就把全村的死鸡都放到了投过保的养鸡户那里，去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鸡，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承保过的，哪些没有承保。如果全赔，公司将损失惨重；若拒保，又会被诉至媒体或法院，最终使得保险公司进退两难。
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户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暂时拿不出很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二）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三）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五、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
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
第七，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样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助。在我国如此分散和规模狭小的农户经营的农业制度下，其展业、承保、签单、防灾、查勘、定损和理赔，离开了各级特别是乡镇、村的支持与协助，不仅成本很高，还会因难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而使其归于失败。
机动车辆保险作为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重要支柱险种,2006年以来，车险保费收入占产险保费收入比例一直维持在70%左右，且车险赔付率直线上升，且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见表1)，经营效益却持续下滑，其经营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非寿险业做大做强目标的实现。全面提升经营机动车辆保险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重心。如何防范和控制车险经营风险，提升车险盈利能力是目前各财产保险公司的重要任务。本文将从承保风险、理赔风险、财务风险、新《保险法》对车险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机动车辆保险经营中的风险防范。
2006年-2009年5月江苏省扬州市车险业务发展情况表1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1-5
财险总保费（亿元）
5.54
7.11
8.18
4.52
车险保费（亿元）
3.83
4.98
5.64
3.11
车险保费占比（%）
69.2
70.07
68.99
68.86
车险简单赔付率（%）
82
50
60
54
一、车险承保风险的防范
承保管理是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总关口，承保质量如何，关系到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经营效益的好坏，同时也是反映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致。目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以追求规模、追求保费为目标，在保源有限增长、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各公司迫于业务压力，展开非理性价格竞争，导致车险“高返还、高手续费、低费率”现象愈演愈烈。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一味地追求业务规模和发展速度，向保户开出诸多优惠条件，甚至不惜牺牲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承保质量的高低漠然视之，不仅增大了承保标的风险系数，降低了车均保费，同时也为以后的理赔工作带来诸多隐患，致使承保效益进一步降低。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个问题：
一是业务基层只要数量不问质量。长期的思维定势，致使业务基层单位思想仍然停留非理性价格竞争上，承保管理环节相对薄弱。面对业务发展和市场竞争压力，“拾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各经营单位特别是基层一线。不符合承保条件的车辆仍可按正常标准承保，部分车辆“套用条款”现象屡禁不止，保户为了“节省”保险费，往往采取“套用条款”投保的行为，变相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从而改变车辆条款适用类别。如：人为将营业用车作为非营业用车性质承保、家庭用车作为非营业用车承保，由此虽然实现了保费收入的增长，但业务质量参差不齐。
二是承保政策执行力不够。目前核保工作基本上局限于要素核保，不验车承保。基层展业单位对验车承保重视不够，对投保车辆根本不进行检查验车，片面轻信投保人的表述，而核保人员又无力顾及，造成诸多风险漏洞。
因此，车险迫切需要在经营上实现由大到强、由量到质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合规经营，防范风险，实行有效益的承保政策，提升风险选择能力，提高保费充足性，推动业务质量的持续改善。
一是合规经营，严控违规风险。开展合规经营教育，树立效益第一的意识。随着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保险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手段单一、经营数据不真实、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影响了保险业的科学发展，为止，保监会以保监发[2008]7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方案》，要求合规经营，规范市场秩序。江苏保监局贯彻落实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推出五项监管新举措，重拳规范车险市场秩序，实施了“四高”（业务非正常增速高、展业成本高、综合赔付率高和市场不良反映呼声高）指标为核心的产险分支机构分类监管办法，建立了保险公司月度监测指标制度。根据月度监测获取的数据将各产险分公司分为低成本扩张型公司、低成本收缩型公司、高成本扩张型公司、高成本收缩型四类，并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通过检查式调研、约见谈话等方式，进一步分析其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对存在违法违规和恶性竞争行为的公司，坚持从严从速查处，有效防范了系统性风险。江苏省保险行业协会也从6月20日起降低手续费用，商业车险10%-12%。保险公司要自觉遵守行业自律，特别是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的公司要引领市场，降低违规经营成本，规范市场秩序。
二是提升承保定价能力，是要通过业务风险识别能力的加强，提升定价体系的精确度，不断优化业务结构，主动甄别风险，进行选择性承保。解决业务结构问题，首先要进行动态盈利性分析，通过分析，甄别客户的盈利水平，配合承保政策、销售费用和服务资源，形成对风险的主动选择能力，推动业务结构改善。首先是制定科学的承保政策，目前人保财险公司按业务盈利能力高低，将业务分为A、B、C、D、E、F六个风险分类，结合对各客户群具体险别业务的盈利分析，明确各客户群的效益险种，根据客户类别有针对性地加大效益险种的营销力度，限保亏损险种，提升业务整单盈利能力。全力巩固A类业务，积极发展B类业务，有效提升C类业务，控制D类业务，重点管控E、F类业务，提高优质业务续保率。通过精细化分析对险别进行细分制定差异化的承保策略。江苏省目前商业车险理赔赔信息共享平台已建立，各公司承保转入业务（F类）时通过平台逐单查询商业险上年出险次数，并严格根据费率规章使用系数。出险一至二次不得使用无赔款优惠系数，出险三次上浮10%，四次上浮20%，五次及五次以上上浮30%。二是要严格执行统一核保制度，加强核保力量，树立核保工作的权威性，防止病从口入。三是确保原始数据录入真实可靠，强化数据质量管理，加强考核，落实责任制，为业务数据的积累和业务分析奠定基础。四是做好数据分析，对公司的车险经营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做好业务风险的预测，以提高承保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并通过费用差异化配置，有效进行风险选择，在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车险理赔风险及防范
车险赔款支出作为保险公司最大的经营成本，赔付率过高，车险经营效益压力很大。赔款未能及时兑现保险公司规定时间内结案赔付的承诺，造成理赔难的局面，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车险理赔工作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近几年汽车走进了普通家庭成了代步工具，随着车辆的巨增和新驾驶人的不断涌现，交通事故也随之而增，当前有效报案数增速和已决赔案数量增速已达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人保财险公司处理已决案件呈高速增长态势，每月平均处理赔案超过100万件，出险率不断增高。
二是三责险赔付率持续上扬，其中人伤案件赔款占比逐年增大，案均赔款居高不下。涉及人伤案件的诉讼也呈上升趋势。
三是理赔关键环节管控不严，现场查勘过程的粗放管理，加上部分理赔人员素质不高、原则性不强，把关不紧，增加了理赔水分。
四是保险欺诈行为不断扩散，道德风险有蔓延的趋势。
上述问题的出现有悖于现代保险公司注重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终目标。加强理赔管控，提升理赔工作水平，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客户，强化理赔关键环节管控，挤压理赔水分，提升车险盈利能力，使业务发展及服务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匹配。
1、加强理赔专业化队伍建设，提升客户服务能力。一是把好队伍的入口关，强化培训。选择高素质人员充实理赔队伍。强化理赔专业技能建设，提高理赔人员的综合素质。实行专业岗位任职资格制，初中高定损员的权限管理和初中高核赔人员的专业化管理。二是完善理赔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理赔业绩量化考核体系，提高理赔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积极性。三是持续开展理赔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和警示教育。
2、加大车损险查勘定损力度，把好理赔第一关。车险的经营好坏与现场查勘力度有直接关联，提高现场查勘率，加强查勘定损环节时限管理，强化第一现场查勘要求：一是对单方事故采取快捷服务程序处理的案件，第一现场查勘率包括复勘事故第一现场查勘率必须达到100%。二是出险后未及时报案和有疑问的案件必须查勘第一现场，对于汽车修理厂代办的案件必须和被保险人或事故当事人联系，核实出险情况和复勘事故第一现场。三是对关键时间和关键车型出险的车损案件，当场报案的必须查勘第一现场，如未当场报案的，要复勘第一现场。关键时间如：下午一点半左右，晚上七点半左右；关键车型如使用年限8年以上的老旧车型等。四是建立健全理赔后监督机制，定期开展定损复查。查勘案件复查率不低于10%，核损案件复查率不低于3%。五是加强对异地代查勘案件的授权，车损超出一定数额的案件要派出高级别定损员前往出险地查勘定损。六是规范定损标准，强化报价和核损管理，坚持能修不换，不能修则换的原则，区分合作与不合作4S店，严格理赔定价标准，努力提高定损的准确性。
3、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疑似虚假案件的调查，严控通融案件，建立支公司赔案反制性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安驻保险公司警务室的建设，加大打假防骗的工作力度，提高打击效果。对有疑问的人伤赔案中的户口性质、被抚养人的情况及有明显伤残评定不合理的认真调查，申请重新进行伤残评定。对重大欺诈骗赔案件的查获给予特殊奖励。
4、加强人伤案件的管理，挤压不合理赔付。近年来人伤案件赔款逐年增大，其中医药费、死亡伤残赔款也是逐年增大，人伤案件的案均赔款居高不下，1-5月江苏人保财险人伤案均赔款22411元，同比增加4261元，增长率为23.48%。如何挤压人伤案件的水分是今后理赔工作的重点。一是要成立由理赔部负责人、医疗专家、医疗跟踪人员组成的医疗跟踪、审核小组。对涉及人伤的案件进行跟踪服务，提前介入，对医疗及用药方案、费用标准等与医院进行沟通，并及时告知保户。并要示跟踪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询问伤势和伤者的职业及工资收入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对涉及人身伤残和死亡案件的被抚养人、伤者收入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重点加关注10级伤残的。三是严格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进行医疗费审核，严格剔除赔案中不合理费用，对医疗专家进行相关考核，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5、增强车险未决赔款管理能力，提高数据准确性。未决赔款的准确于否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综合赔付率、利润率等指标，直接影响车险经营成果。建立未决赔案长效管理机制，明确专人负责车险未决赔款管理，定期与保户联系，了解案件进展及时对车险未决赔款进行修正，使其与赔款相近，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防止车险未决赔款估损过高或过低而影响车险经营效益。
三、车险财务风险防范
车险财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应收保费的风险、成本归集不合理的风险。防范财务费用风险要从源头抓起，降低车险经营中的各项成本，将综合成本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1、强化分险核算工作，确保车险经营成本的准确归集。目前直接费用间接化、间接费用平均化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各险种间费用分摊不均衡现象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要从源头提高费用归集的准确性、合理性，真实反应经营情况。一是实行销售费用的差异化配置，以增强风险选择能力，将费用向优质业务、优质客户群倾斜，切实提高销售效率。二是推进车险理赔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操作，提高理赔效率，降低理赔成本，提高理赔资源利用效率。要重点解决在车险赔案中不合理列支各种行政管理费用问题。
2、全面推广车险“见费出单”，加强应收保费管控，集中清理存量应收。严格管理和考核机制，全面规范应收保费管理。
四、新《保险法》对车险的风险防范
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新《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条文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既是法律对当前保险业主体关系地位的调整，也是当前保险业务经营中尤其是理赔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体现。因而如何顺应《保险法》的要求，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的内部理赔流程，提升理赔服务能力和速度，降低理赔过程中发生的诉讼风险，是车险理赔所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 费率厘定 风险控制 专业化经营
中国保监会在2000年颁发的42号文件中对商业健康保险作了这样的陈述：按保险责任，健康保险分为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疾病保险指以疾病发生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医疗保险是指以约定的医疗费用为给付条件的保险；收入保障保险是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条件的保险。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以“人的健康”为保险标的的健康保险，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据专家预测，我国健康险2004到2008年间的市场规模约为1500亿元到3000亿元，而2003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不到300亿元，发展空间之大令人吃惊。如何探索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之路，成为众多保险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国内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试办商业健康保险业务，1996年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推出为契机，健康险业务全面展开，各公司在原有的重大疾病保险和附加住院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住院津贴保险、住院费用保险和高额医疗费用保险等一系列健康险产品。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健康险的保费收入已从1997年的13.6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4.1亿元（见表1）。诱人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效益不容乐观的市场。目前，各家公司健康险的平均赔付率都较高，个别公司甚至达到、超过100%。
综观国内健康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产品差异小。尽管目前市场上商业健康险险种已超过300个，但整体上讲，产品差异性不大，主要是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而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收入损失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等在国外很普遍的险种几乎是空白。显然，健康险经营的效益不佳使保险公司对开发新险种望而却步，而各家公司也未能在产品差异性上体现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健康险产品在费率厘定上缺乏科学性，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从精算角度来看，健康险产品的定价基础是疾病发生率、疾病恢复率和医疗费用率，此外，不同地区的疾病发生情况和医疗费用水平不同，一个地区的经验数据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地区。我国健康险全面开展只有不足10年时间，保险公司积累的经验数据不足，精算定价中的通常做法是借用外国的数据并加以修改，这样测试出来的费率必然存在较大的误差。再者，目前国外健康险多为短期品种，长期险种几乎全部采用不保证保险费的设计，而目前国内的同类产品基本上都保证续保且保证保险费。随着社会和医学的发展，疾病的种类和发生情况也会有所变化，目前保险公司这种不考虑健康险产品设计时长期风险的做法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
保险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薄弱。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健康险的风险控制能力十分薄弱，特别是难以控制医疗费用支出。健康险不同于普通寿险，它涉及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三方。目前，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共担机制，无法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保险公司难以介入医疗服务选择的过程中，无法认定医疗服务内容的合理性，也就无法控制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医院由于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任意增加医疗费用、延长住院时间、虚报医疗费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保险公司赔付数额增大。而保险公司尚未建立专门的健康险核保核赔制度，难以控制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到底是由于专业化程度较低造成的。专业人才匮乏，产品开发技术落后，风险控制能力薄弱，造成赔付率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的积极性和信心。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对策建议
如何对症下药，使商业健康保险突破瓶颈大力发展呢？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国家应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界限
因为，一般来说，社会保险只负责基本的医疗保险，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非常有限，补充医疗保险应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和运作；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一直是经营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主体机构，经验最丰富，具有人才和技术优势；根据现行法规，社会保险部门、保险公司、行业内部等都可以经营健康险，多个部门同时经营，各自只注重自己的利益，容易政出多头，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收集数据，不利于精算定价和产品研发等。
国家要给予商业健康保险更多的优惠政策
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企业年金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都有了一些列支渠道和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仍不足以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对经济效益较好，有能力办理补充医疗保险的企业来说，允许的列支比例太小；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未覆盖的人群，如城镇职工家属、城市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学生、农村人口等，没有规定明确的列支渠道，也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公众个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没有给予税收减免。如果国家能给予上述优惠政策，必将迅速推动和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要在保险公司与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建立这种双赢机制，会带来诸多有利条件。第一，有利于集合卫生部门、社保部门、保险公司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共同建立各类数据库，如投保人数据库、疾病数据库、医疗费用数据库、患者（或被保险人）数据库、药品数据库等。充分共享的数据信息，既便于管理，又便于服务，更重要的是，全面的信息和数据，便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因为缺乏经验数据是制约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研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减少诸如客户在投保时不如实告知、住院医疗费用单据作假等问题，还可以杜绝或减少医患合谋、医院单独作假“谋取”保险公司利益等行为。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险意识
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较慢，除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外，也确实存在公众保险意识不强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11万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用来防病养老的，但一般公众都选择存银行，而不选择购买保险，这是公众保险意识很弱的一个明显表现，但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保险公司宣传不到位的问题。所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是目前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当务之急。
加强行业自律，制止不正当竞争
在团体健康险的展业中，过去有些寿险公司在与其他公司竞争时，往往采用向投保单位领导层赠送高额保单、返还高比例手续费、赠送汽车等贵重物品等手段来抢业务，企业年金保险的竞争中，采取“零管理费”承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自杀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搅乱了市场，而且也损害了保险公司的自身利益。只有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才能维持商业健康险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进行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运作的探索
健康保险与一般的寿险险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经营健险技术含量高、管理要求高。比如健康保险的精算，除了要考虑死亡率、利息率和费用率三个因素外，还要考虑疾病发生率、伤残发生率、医疗价格、地区差异等。再如健康保险的管理不仅涉及到核保、核赔、财务、人事管理，还包括医务管理、健康管理等；二是健康保险覆盖面广，涉及人群多。所以，健康险领域对保险公司的专业化要求是很高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进行的探索有：
目前各家公司应尽快采取在公司内部设立专门的健康险事业部或建立专业子公司的经营模式。由于健康险业务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保险公司要对其进行专业化管理，即在数据的收集和积累、产品定价、利润核算、风险评估方法、理赔管理、客户服务内容及方式以及与医院合作等方面建立相应的经营手段和风险管理方式。在管理体系上，健康险事业部或子公司应有独立的产品开发部门，负责市场调研、险种开发设计、费率厘定、条款拟定；业务管理部，负责核保理赔、保全等业务规则的制订、实施、检查以及与医院的合作和管理；有市场推动部，负责业务的市场推动、激励、销售的策划、人员的培训以及辅助销售渠道的开拓。这样，既有利于专业化管理，又可以共享资源，能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
随着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不断成熟，应积极探索成立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的可能性。这种模式可以使公司将全部精力用于健康险业务的经营，在经营方式、风险控制方法、精算体系、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合作、经验数据的处理、产品设计与定价、产品营销等方面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研究和尝试，推动健康险业务的创新和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健康保险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另外，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设立，将有效促进健康保险市场的竞争，刺激原有保险公司加快健康险体系的改造，也有利于与国际保险业接轨，提升我国健康保险行业的经营水平。因此，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独资成立、或与外资公司合资成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这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的捷径之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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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6.构建有效保险监管体系
首先，完善监管部门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各部门的工作协调力度，保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明确各类监管人员职责，按岗择人；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充分实现监管信息顺畅，做到信息共享。其次，加强各监管部门协调沟通，继续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特别是加强基层保险监管部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实现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消除监管盲区和真空。三是注重社会第三方监督力量，特别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作用，借助其对保险机构的会计账簿和数据报表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监管。四是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公司内控的监督力量。
以宁波地区为例，在我国的保险市场特别是财产保险市场，机动车辆保险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汽车保险市场中，由于私家车保险业务数量众多、保费丰厚、效益可观且销售渠道众多，使之成为汽车保险市场的“香饽饽”，成为众多财产保险公司抢占的主要目标市场。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提高，私家车保险市场的抢夺战也将是愈演愈烈，当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逐步显露出来。
（一）目前私家车保险业务的竞争仍处于以“价格战”为主的低水平竞争阶段
无论是私家车车主还是保险公司，对于车险价格都保持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目前，各家保险公司的竞争始终围绕“价格”做文章，各种“拼价”方式层出不穷，行业自律虽已执行多年且效果显著，但是各种暗地的恶性降费、贴费等问题仍时有发生。价格大战，不仅降低了保费充足率，增加了私家车保险的销售成本，而且削弱了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与此同时也使部分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忽略或丧失了提升保险理赔服务与其他相关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和能力。
（二）对私家车保险业务销售渠道管理欠缺力度，交易成本不断增加
私家车业务，特别是新车业务，约半数以上保费来源于车商兼业机构。车商渠道销售保险这一销售模式在初期对于挖掘汽车保险市场潜力、满足保险消费者服务需求、促进保险业与汽车销售行业深化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一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车行和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客户资源,部分车行和人“拥客自重”,向保险公司索要较高的手续费或佣金。除了以高额手续费进行同业竞争外，保险公司也常常束手无策。二是车商兼业机构业务管理不严，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诚信观念缺失，存在较多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
（三）私家车电（网）销业务迅速发展，但仍存在瓶颈制约
一方面，由于电（网）销与传统渠道销售的车险价格存在15%的“剪刀差”，给传统业务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长期而言，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电（网）销车险只为私家车车主提供了一个新的购买渠道，它的理赔、服务依然依赖整个保险公司的服务保障体系。电（网）销渠道单一的价格优势，是难以支撑保费实现长期快速增长。此外，车险电（网）销市场是新建立的车险市场，仍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譬如成本逐步走高；车均保费低，保费充足率不高；承保车辆多以旧车和传统渠道业务为主，业务增速存在泡沫；变相贴费、宣传内容不实、存在消费陷阱以电话扰民等等。
（四）私家车保险创新意识不强，竞争领域集中化
一方面，虽然各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种类繁多，但在整个私家车保险市场主要还是承保较为传统领域的车险产品，品种比较单一，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不能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各家公司私家车保险产品条款的存有差异，容易存在消费误区，并影响车险的业务结构。统一条款、细化责任也已成为私家车保险业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促进私家车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与举措
（一）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该继续完善私家车保险领域的相关制度，积极促进私家车保险领域的合法合规化进程
1.对于电(网)销业务的监管。一是按照“同质同价”的原则，监管部门应逐步放松对电（网）销产品的价格监管，允许各公司根据电（网）销业务将承保质量、保费充足率等因素作为车险费率调节因子，自主定价，使之与传统渠道、兼业渠道的私家车保费业务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二是严格落实现有各项电销法规制度，尤其是对客户信息来源的合法性、电销业务真实性等问题，加大查处力度。三是加强对扰民问题的监管，重点规范“呼出”业务，对于投诉中反映的扰民、误导问题，尝试实施公司举证责任倒置，强化公司的管控责任。2013年1月，保监会下发《关于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电话营销业务市场秩序禁止电话营销扰民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将电话扰民投诉情况作为电销业务监管的重要指标，对多次查证属实的电销扰民投诉，将责令停止对新客户的呼出业务。
2.对于以车商渠道业务为代表的兼业业务的监管。首先，要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车商兼业机构加大查处清理力度，同时强化保险公司管理责任，提高保险公司高管人员守法合规意识。其次，要完善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对车商专业中介模式提供政策支持。前期保监会起草了《关于支持汽车销售和维修企业设立专业机构从事汽车保险(经纪)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建议尽快修订完善后正式公布，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制定兼业专业化改制指导意见。最后，要限制并探讨逐步取消车商兼业，为车商专业化改革扫清障碍。鉴于兼业模式在很多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应当提高车商渠道模式的专业性要求，限制并逐步取消现存的车商兼业模式。2012年以来，保监会暂停金融机构以外兼业机构设立的许可，这一举措无疑也是为车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打好基础。
（二）各家保险公司应转变经营模式，建立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私家车保险市场
1.在私家车保险市场竞争白热化和客户保险服务意识逐步增强的外部环境下，传统的“价格+手续费”的竞争方式已经无法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竞争已经升级为“品牌+价格+手续费+渠道+服务+资源整合”的综合能力竞争，提高行业内私家车保险服务的整体素质，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根据国际著名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对车险客户消费者调查显示，车险作为一个持续服务性产品，客户对服务质量的关注始终高于对价格的关注，无论选择渠道还是选择保险公司，理赔服务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消费者对于车险的需求不仅仅是车险价格便宜，得到保障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基于客户价值链环节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从买保险到体验保险风险保障服务。国内保险公司可以探索和尝试国外保险公司的方法，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将消费者对于家庭用车、家庭财产和人身等风险需要进行整体规划和专业安排，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风险解决方案。
2.私家车保险业务发展中要续稳定巩固车商业务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与车商建立共同的服务平台，依托互补的服务资源，推动客户主动选择在保险公司投保，提升新车业务续保率。组建保险服务顾问队伍，优化客户服务界面，逐步建立客户价值管理体系。要继续推进厂商深度合作，不断提高响应效率，密切合作关系，积极扩展业务合作范围。统一车商业务的手续费标准，实现过程化管理，充分合理利用送修资源，达到保险公司与车商双赢的经营效果。
【摘要】中央银行2003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一次将保险业发展问题列入其中,报告在总结我国保险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从政策环境、保险业资金运用能力等方面努力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益,是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获准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本文从受托资金范围、投资渠道拓展和提高保险资产管理水平三个方面分析了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相关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特别是人身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的可运用资金不断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5799亿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56.6%。在保险资金快速增长的同时,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却呈下降趋势:2001年度为4.3%,2002年度为3.14%。资金余额的增加和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使保险公司面临的投资回报的压力不断增大。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保险公司的承保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减,迫切需要通过投资收益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人身保险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投资性寿险产品的发展,对保险资金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业不但要化解过去累积的利差损、不良资产等潜在风险,还将直接面对国际同业的竞争,如不尽快改革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开放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水平,将使保险资金运用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从而影响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保险业的资产管理模式大体可分为三种:保险公司内设投资部门、由保险公司同属一集团、控股公司的专业化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外部委托投资方式。目前国内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是采取内设投资部门的管理模式,对于规模小、经营历史较短的保险公司来说,这种管理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利于公司对其资产直接管理和运作,便于监督和控制。而对于规模较大,投资管理专业化要求较高的保险公司来说,这种模式已与其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保险投资运作效率的提高。人保、人寿两家的资产管理公司获准设立,是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对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界来讲是新生事物,由于现行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未对保险资产管理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规定,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也面临若干新问题,很多问题尚处于探讨阶段。
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受托资金的范围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其业务定位,即可以经营的受托资金范围,它包括委托对象和资金性质两个方面。在国外金融混业经营体制下,保险集团的资产管理公司被视作投资性公司,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从委托对象看,欧美主要保险集团的投资公司不仅接受母公司委托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负责本身的保险资金运营,还为外部客户服务,委托管理其他客户资产;从管理的资金性质看,除保险资金外,还涉及养老金、共同基金、不动产、现金管理和股权管理等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一些国家保险公司资产管理的发展还表现为受托管理养老保险金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出现支付危机,政府主办的公共养老金计划资金供给日益不足,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补贴来鼓励发展企业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并推动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市场化管理,以提高基金的整体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养老金计划和年金产品具有的相同的精算基础,其负债特性大致相同,都是资本市场的长线稳定投资者,保险公司提供的资产管理在内的综合服务,可以满足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要求。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可以扩大资产规模,分散风险,还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取得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我国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受托资产的范围虽然目前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现阶段应做以下考虑:第一,按照现有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要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毕竟是保险集团内的企业,主要是受母公司的委托管理自有保险资金(狭义的保险资金)和其他资产;第二,受托管理的保险资金可以拓展到广义的保险资金,即除接受母公司的委托的保险资金外,还可以受托管理企业年金,以及社保基金。
(一)自有保险资金和其他资产
1.自有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的首先是集团内的自有保险资金,包括自有资金、通过承保业务和其他负债业务筹集的资金,以解决大型保险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急迫问题。2003年上半年,仅中国人寿的保险资金运用总额就超过2000亿元,这部分资金由集团的投资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为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创造了条件。
2.其他资产。指保险法颁布前遗留下来的房地产、经营实体和不良贷款等,有些保险公司这部分资产在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前,本来就是公司内部的投资部负责管理和清理工作,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理应受母公司委托管理这些资产。
(二)企业年金
随着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近几年企业年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发展呈膨胀之势,发展空间诱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主要的参与者,保险公司在国内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中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将是最具竞争力的管理者。(1)企业年金计划对养老金产品的特殊需求,需要保险公司介入管理。因为,养老金的年金支付方式决定保险公司在管理养老基金方面的优势。企业年金的资金来源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基于工资、年薪、红利或股权发生的缴费,目的用于受益人的养老,其缴费率的厘定应当与退休年龄和预期寿命关联,这点与人寿保险公司的产品特点相近。保险公司管理企业年金计划可以将受益人缴费阶段和领取养老金阶段统筹安排,为参保人设计和管理终身养老金计划。(2)企业年金与保险资金在性质上相似,可以满足投资运用安全性和稳定的回报要求,便于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3)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投资人身份运作企业年金,符合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职责分离的原则,使运作过程更加透明。
待将来我国金融分业经营的局面有所突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保险属性逐步弱化,成为保险集团控股的一般意义的资产管理公司时,其受托资金范围可进一步拓宽。
二、拓展投资渠道改善投资结构
投资渠道的拓展不光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保险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投资渠道的拓展也不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能自主确定的,有赖于保险投资政策的放宽,但它是探讨公司经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投资的角度看,投资者投入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使现有资产增值,预期收益最大化是投资的是基本目标。但投资过程的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风险和收益是投资的两大要素,投资者要在风险给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或者在收益给定的情况下追求风险最小。保险资金和其他性质的资金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但其投资运用上有特殊的要求,最突出的是保险资金运用必须把安全性放在首位。由于保险费收入形成的保险资金具有负债性,最终要用于赔付。保险投资要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性,并满足流动性的要求。要满足以上要求需要运用投资组合方式,其核心是将资金投资于两个或多个风险资产上,建立起多证券或多资产的组合,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这就要求:第一,具有风险和收益不同的各种金融工具和投资渠道,为组合投资创造条件;第二,在此基础上进行组合投资以追求风险和收益的匹配。
目前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购买金融债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回购业务、购买企业债券等。投资渠道的狭窄导致资金运用结构不合理。比如,2002年末,资金运用余额为5799亿元,其中:银行存款3019.7亿元,占比52%;购买国债1080.8亿元,占比18.6%;购买金融债券403.5亿元,占比6.96%:投资证券投资基金313.3亿元,占比5.4%:回购业务620.4亿元,占比10.7%;购买企业债券183.1亿元,占比3.16%。保险资金运用集中于银行存款和国债,两项占70.6%。资金运用结构不合理会产生不良后果:(1)利率风险高。银行存款占的比例高,银行存款中人民币大额协议存款占72.1%。由于货币市场资金供应充足,带动协议存款利率大幅下调,已由2001年的5%左右下调至目前的3.4%左右。此外,银行存款、债券加上回购在总资产中的占比高达91.52%,这些固定利率和产品利率敏感度很高,受货币政策以及利率走势的影响十分明显。(2)资产负债失配现象严重。不同的保险公司负债结构不同,经营策略出不同,保险投资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同一保险公司的不同险种,由于期限、费率的厘定、保险人承担的风险不同,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不同。这样使资金运作所强调的重心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人寿保险合同一般是长期合同,保险资金尤其需要长期的投资工具匹配,而现有的投资渠道不能满足这种要求,长期资金作短期投资使用,导致投资效率的低下。(3)加剧保险资金的风险积累,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险公司如果在资金运用上缺乏灵活度,会使其失去控制风险的动力。就国内的情况而言,对于那些利差损较大的公司来说,只能靠不断追求销售业绩来保证现金流入,而新增加的保险资金如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又将再次形成利差损,导致恶性循环,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按照现有的资金运用渠道,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难以担当所管理资产的保值增值重任,因此,拓展投资渠道,改善资产结构,是控制投资风险,增加收益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扩大企业债券投资
企业债券作为一种投资方式有以下特点:(1)可选择的种类较多;(2)具有偿还性,与股票相比,收益相对稳定,并可以按期收回本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3)流动性较好,持有人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转让以收回本金。企业债券盈利性可能高于国债,但比国债风险大。企业债券的特点使其成为保险资金运用的较好途径。1999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铁路、电力、三峡等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意保险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开办债券回购业务。2001年3月,又允许购买电信通讯类企业债券。以上批准购买的企业债券及其回购业务,都对投资比例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所面临的企业债券投资条件和环境将得到很大改善。一方面,今年6月2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出台,不仅使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投资比例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从大的政策环境看,本年第二季度《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发展债券市场是深化金融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并提出了发展债券市场的四大措施:增加债券市场供给,特别是增加企业债券的供给;改善市场条件,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建立规范、透明、公正的债券评级体系;完善债券托管和结算体系。这些政策变化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扩大投资企业债券创造了条件。丰富的债券品种、完善的债券结构和健全的债券市场运用机制,将满足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短期债券和10年期以上长期债券的需要,使其可以逐步降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的比例,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加大保险资金对资信等级较高的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投资比例。
一、应明确强制保险的经营模式
从世界范围看，强制保险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代办模式和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代办模式是指，强制保险由国家设立的特定机构经营，保险公司根据该机构委托代办强制保险的承保和理赔业务，并根据业务量收取手续费。在代办模式下，强制保险的经营风险由国家承担，保险公司收取固定的手续费，不承担经营风险。国家在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时一般奉行“无盈利无亏损”原则。日本即为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由保险公司根据自负盈亏原则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在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要承担经营风险，政府只负责监管，不承担经营风险。美国等国实行的是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从国外经验看，目前尚难说代办模式与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哪种更为合理。因此，我国在建立强制保险制度时对两种模式均可借鉴，但问题是，不管选择哪种模式，均应在具体经营制度与经营模式之间保持统一：如果选择代办模式，则保险公司应只能收取代办手续费，既不允许赚取其他利润，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如果选择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则应实行微利原则。
《草案》第7条规定，“ 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保监会应当每年对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情况进行核查，根据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第6条规定，“强制保险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送保监会审批。保监会按照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前述规定虽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应分开管理、单独核算，但未明确保险公司是为自己经营强制保险业务，还是替国家代办；虽规定保监会根据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原则审批保险费率，但未明确对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亏损国家要不要补贴、保险公司的盈利是否可用于股东分红等。经营模式是实施强制保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不明确，将直接影响强制保险具体经营制度的建立，并最终妨碍该制度的实施及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应完善强制保险经营主体的规定
《草案》第5条规定，“中资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经营强制保险业务。”“为了保证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根据前述规定，我国对强制保险经营主体采取审批制与指定制相结合的制度。从立法目的看，实行审批制的目的是提高强制保险经营主体的准入门槛；实行指定制的目的，是在经营主体不足时可通过指定方式补充经营主体，以确保强制保险市场有足够的保险提供者，防止强制保险制度因保险供给不足而陷入实施困境。可见，该规定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具体方式和实际效果看，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1、“中资保险公司”内涵外延不明确。“中资保险公司”并非法律概念，其是指全部股本由中国法人或自然人持有的保险公司？由中国法人或自然人控股的保险公司？还是只要出资人中有中国法人或自然人，就属中资保险公司？对此《草案》并未明确，相关法律也未作规定。由于《草案》规定只有中资保险公司才有权经营强制保险，因此，中资保险公司的定义将直接影响相关保险公司的利益及强制保险制度的实施。在我国，与中资保险公司相对应的概念是外资保险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条例》第2条规定，外资保险公司包括合资保险公司、独资保险公司及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三种。从逻辑上说，一个保险公司不可能既是外资保险公司，又是中资保险公司。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及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国外资本越来越深地参与国内保险事业，纯粹的全部由“中国资本”投资的保险公司已经为数不多。目前，合计占国内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约70%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均通过境外发行股票方式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这些公司是否还属“中资保险公司”不无疑问。虽然在保监会的网站上，它们仍被置于“中资保险公司”之列，但它们的股本中均有外资，且持股比例均在25%以上。因此，严格地说，它们应属外资保险公司之列。如果严格执行《草案》规定，则这两家保险公司应无权经营强制保险业务。但离开这些大保险公司的参与，其他保险公司恐怕将难以提供充足的强制保险供给。
2、有歧视外资保险公司的嫌疑。平等原则是WTO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开放保险业是我国入世承诺的重要内容。根据《保险法》第107条规定，强制保险属商业保险的一部分。因此，在行政法规中明文禁止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有违WTO协定项下的平等原则，可能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另外，如前所述，外国公司通过参股或投资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中资保险公司”的方式，完全可以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其结果是，我们不仅没有实现禁止外国资本参与强制保险业务的目的，而且还背上了歧视的骂名。
3、有政府摊派的嫌疑。在当代社会，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学说已从书本走入现实，但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这一本质并未改变。如果保险公司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其应有权选择退出该市场。但《草案》第5条规定，在一定情形下，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由于这是由保监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决定添加的负担，因此，其与税收等对任何主体均一视同仁的负担不同，其类似于政府摊派，只不过这种摊派有行政法规为后盾。而且，由于《草案》规定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由保监会审批，被指定的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申报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过苛条款的方式，来抵制保监会的指定。另外，由于《草案》罚则部分未规定保险公司拒绝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保险公司在被指定时拒绝经营强制保险业务，监管机构并不能奈之如何。这也大大降低了保监会指定经营之规定的可操作性。
因此，《条例》关于强制保险经营主体的规定还需完善，特别是应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平等与及经营自由理念。
三、对受害人财产损失赔付的规定尚需再 斟酌
《草案》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所应承担的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确立了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按被保险人过错进行赔付的原则。从法律上说，保险合同属合同之一种，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合同当事人非不得约定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的某一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并非只在有过错时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也并非完全依据其责任大小，即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如果要求保险公司按被保险人过错进行赔付，则可能会产生以下情况 ：
第一种情况是，被保险人无过错，但根据相关法律其须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此时被保险人得不到保险赔偿；第二种情况是，被保险人有过错，且根据相关法律须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此时保险公司将根据被保险人过错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的过错程度已经确定，则保险公司处理有关被保险人的赔付事宜较为简单，但在被保险人过错程度未被确定时，则保险公司将难以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条例、规章，并非任何交通事故处理中均有责任划分。这样，要求保险公司依被保险人过错进行赔付，在操作上将产生一定难度。
另外，要求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过错进行赔付，也会产生被保险人有过错时能得到赔付、无过错时却不能得到赔付，过错大时多得赔付、过错小时却少得赔付的情况。这等于说谨慎驾车的结果是得不到赔付或少得赔付，鲁莽驾车反而能得到赔付或多得赔付，这无异于鼓励被保险人不谨慎驾车。应当说，这不符合保险原理，也不符合法律规范鼓励人们良好行为的目的。
可见，按被保险人过错程度进行赔付并不合理。我们认为，强制保险属责任保险的一种，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因此，只有被保险人有责任时，强制保险才予赔付。至于强制保险的赔付范围，《草案》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实际情况予以决定：既可规定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只对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进行赔偿，也可规定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对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全部赔偿。
四、应明确受害人是否享有直接求偿权
受害人对保险人是否有直接求偿权，这不仅是责任保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责任保险实践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强制保险中，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对此，《草案》第27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第28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第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可以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定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从以上规定可看出，《草案》对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既未直接肯定，也未明确否定。对建立强制保险制度时应否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有人持肯定观点，其理由为：1、强制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如果不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将影响此目的之实现。2、从国外实践看，德国、日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均明文规定强制保险的受害人具有直接求偿权。有人反对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理由为：1、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打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易引起混乱。2、赋予受害人直接求偿权，会使保险公司陷于大量的纠纷之中，影响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及其理由均不无道理，但立法只能采取一种立场，而且必须采取一种立场。因此，不管不立法者对此持何种态度，均应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而不能绕着走。否则，实践中将会产生大量纷争，《草案》的可操作性也将大打折扣。
五、需完善救助基金的规定
由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与强制保险关系密切，因而不少国家和地区均将其规定在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中。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即为适例，《草案》中也规定了救助基金。但该规定在以下方面尚需完善：
1、未明确救助基金的法律地位。救助基金在法律上处于什么地位？这是规范救助基金及救助基金运作的重要前提。如《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责任保险法》第13条规定，“为履行损害赔偿基金的义务，应建立一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团体，于本法生效时视为成立。”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36条规定，“为……，应设置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以下简称特别补偿基金）。前项特别补偿基金为财团法人。”如果法律地位不明确，必然对其之运作和设立目的之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在《草案》中对此予以规定。
2、救助基金的来源需扩大。为实现救助基金的设立目的，必须保证救助基金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救助基金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的目的将落空。《草案》规定了救助基金的五个来源，即按照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对未按照规定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救助基金孳息；其他资金。除前述来源外，我们认为，救助基金还应有以下来源：一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未放置保险标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标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保险标志的罚款。二是保监会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罚没收入，包括对非法从事强制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未经批准从事强制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实施拒绝或拖延承保强制保险等行为的罚没收入。三是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死亡且无受益人和继承人时，应由救助基金作为受益人。
3、救助基金的支出需节流。《草案》第23条规定，救助基金在抢救费用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三种情形下赔偿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救助费。从救助基金设立目的看，只有受害人不可能得到其他赔付时，其才承担赔付义务。《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4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可见，机动车肇事逃逸包括人车一起逃逸及弃车逃逸两种情形，其中，人车一起逃逸又包括逃逸后未找到肇事者及逃逸后找到肇事者两种情况。对弃车逃逸及人车一起逃逸但事后又被找到的情形，应由机动车的强制保险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丧葬费和抢救费不应由救助基金垫付，而应由机动车的强制保险人垫付；如果救助基金已经支付的，其应有权向机动车的强制保险人追偿。
21年的试验中，各级政府、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群众，都参与其间，但就组织经营制度来说，大部分形式都消失了。PICC保留下来的只有准商业性经营和PICC上海、新疆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政策性经营。而仅存的经营模式以及试验业务正面临着危机。因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农业保险的试验，遇到了一系列困惑和矛盾。
1.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户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一巧%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知左右)高出10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人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人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人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乃，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2.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人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人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户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人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一700公斤水稻，毛收人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3.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优，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一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年12月第一版)。
4.在较大范围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范围试验狭小的矛盾。保险的数理原理就是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有大量风险单位投保才可能分散风险。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比较大，而大多数农业灾害，例如水灾、早灾，一个风险单位有时包括数县以致几省，要在空间上分散风险，必须在较大地域甚至全国建立这种保险制度。台湾逢甲大学著名保险学教授方明川先生，曾经否定了台湾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议案，其主要理由就是台湾地域狭小，就一个风险单位，一次台风全岛都会受灾，在这一个风险单位里，承保的农户越多，风险越集中，保险的分散风险的机制完全不能发挥。这也正是我国有的地方仅仅一乡一村或一县进行农业保险试验，赔付率极高的主要原因。
5.在较长时间里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与农业保险实验在一个地区不连续的矛盾。局部地区的农业保险试验由于风险的相对集中造成的高赔付率，使进行试验的商业保险机构不得不在继续亏损经营与放弃试验之间选择后者，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利润的角度，放弃非效益险种无可非议。但农业保险在各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试验，从另一个角度又违背了风险分散的原理。因为农业风险的周期性，要求农业保险实验必须连续多年进行，以便农业保险风险能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进行分散，同时完整记录和积累风险损失的经验资料，为科学正确厘定费率创造条件，美国的农业保险的实验从1939年起持续进行了41年才正式在全国推行，试验期间尽管也因经营亏损严重，几度被国会要求停止试验，但最终的坚持为其整个农业风险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6.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与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的矛盾。从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来看，都是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推行的，尽管这种政策目标有差别。对发达国家来说，农业保险是其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通过农业保险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农户收入保险，来减少农户收人的波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要通过农业保险，使农业生产在遭受自然灾害后能迅速恢复再生产，保障农业的持续和稳定增长，为市场提供充足的农产品。我国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但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试验的目的主要是后者，同时还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在农业保险风险高费率高，而农业生产和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户的相对低收人，以及农业保险的投保人较少具有现代风险管理观念的条件下，上述政策目标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性质的尖锐冲突就不可避免，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商业保险公司打算退出农业保险的实验经营也就不难理解。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这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出的与国际农业保险界同行相同的结论。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低，对于多数的农业保险险种来说(当然，也有少数险种，如农作物雹灾保险、火灾保险以及一些某些商品型较高的设施农业项目的保险等)，并不存在着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它表现在，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总之，想仅仅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目标，看来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辟蹊径，重塑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包含的内容之一，就是政府量人为出，通过对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提供法律支持和行政支持，使农业保险的某些险种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将农业保险变成为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工具之一。
二、建立中国农业政策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
为了实现当前调整农业结构、稳定农村社会和增加农民收人的目标，作为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种政策选择，建立起救灾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可能比单纯依靠救灾方式，或依靠农民自己，用传统的方式来分散管理农业风险更有效。这是因为采用保险的方式进行农业风险管理，科学有效，而且公开、公正、透明，易于核查;它依照合同办事、补偿比较精确;同时还可以从投保农户那里筹集一笔资金，扩大了救灾资金数额和的效能。欲通过农业保险的商业性经营来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看来是不可能的。我国已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要支持农业发展显然不能仅仅利用“黄箱政策”，直接对农业投人要素、农产品出口等进行补贴，但可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其中包括运用农业保险的方式对农业提供财政支持和保护。因此，我们认为，政府不妨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所提供的政策空间，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实践，在我国几十年农业保险试验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一种符合现代风险管理理念和方式的补偿机制。如果建立这一农业风险管理制度，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下述两种经营模式也许是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人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人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人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也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除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外，也可以允许其他经审批的商业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包括外国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以便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少农业保险直接保险人的风险责任，提高直接保险人的承保能力。
第八，农业保险的举办需要各有关行政、事业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进行农业保险区划、厘定保险费率以及各种扶持政策的落实都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一家所能办到的。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的开办，如展业签约、查勘定损、理赔兑现等工作也都需要县、乡行政部门的组织、协助和推动。
第九，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2.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关键词]平安上市经营ac管理
2004年6月24日，平安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融资143.37亿港元，平安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时至今日，回顾平安上市两年来的发展情况，可见上市对平安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经营管理举措，这些举措推动着上市后的平安阔步向前，可供其他险企借鉴。
一、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完善，决策机制更加健全
应当说，平安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得天独厚，有其他公司不能比拟的优势。员工持股基金的建立，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国有股的逐渐淡出，海外上市引入H股，平安的股权结构步步优化，使平安的经营更加理性和富有生机。
此番上市，平安在全球发行13.8789亿股H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4%，平安的股权进一步分散。2005年，汇丰收购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持有的平安10%的股份，股份总数上升到19.9%的上限，成为平安的第一大股东。2005年8月25日，汇丰派驻平安的董事AnthonyPhilipHOPE被任命为副董事长。
由于接受了外资股东及海外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平安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决策机制更趋完善。目前，平安集团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由集团CEO、VCEO、CFO、CHRO、CIO等核心管理层担任，集团内战略、投资、人力资源、稽核及主要业务线执行官皆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这些高管大多都有海外工作经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平安决策体系的完善和科学。
二、经营目标明确，利润导向更加旗帜鲜明
上市后，来自投资者和股价的压力，迫使平安的管理层更加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在战略决策和KPI考核上更强调盈利性。公司继续强调“品质优先”和“利润导向”，并以利润的达成情况作为后线管理人员奖励的依据。
为确保集团整体利润目标的达成，集团人力资源部会同企划部等相关部门力推“问责制”，将集团的经营目标逐级、层层向下分解，并纳入各级管理干部的考核，跟薪酬及奖金直接挂钩。针对指标的达成情况，上级问责下级，形成自上而下的经营压力和动力。
此外，在每月的经营报告会上，利润指标成为分析的重点，对亏损的产品、机构、渠道，子公司管理层需要向集团管理层解释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并由专人负责跟踪落实。
通过这些举措，使得利润和每一个员工的利益都密切相关，追求盈利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动力和执行力。
三、追求长期经营目标，关注价值增长
当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后，业务经营的决策原则从根本上讲还是没变，但公司的管理活动复杂多了，因为公司管理者还得同时应付资本市场，要管理投资者预期，以期实现股价的稳定上涨。
公司上市后，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的交易活动确定了股价。股价是基于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看法决定的。股票的价值等于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以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期望为基础，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和收益能力，期望的变化对股价的决定作用，超过了公司的实际业绩所起的作用。从实质上讲，投资者购买的是公司未来可能取得的业绩，而不是过去的成果。
作为公司管理者，其任务就是要使公司的内在价值最大化。上市后的平安集团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其对下属寿险子公司的考核尤其强调内含价值（EmbededValue）和新业务内含价值（NewBusinessEmbededValue）的增长，从而有效管理市场预期。
四、关注法律法规，经营管理更加透明
上市后，公司需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机构和公众投资者、中介机构的监督，要定期公布业绩和随时披露重大事项，这些都对公司的法律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顺应上市的需要，平安集团先后成立了法律合规部和战略拓展部，前者专门负责集团法律事务，后者专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集团的所有对外信息，都要严格审核，，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同时与分析师保持密切联系，分析和模拟市场反应，为保证分支机构的合法、合规经营，集团改革了稽核体系，成立东、南、北三个稽核分部，各分部配备大批审计、财务和业务专才，保证对辖区内各分支机构的常规、专项、离任及案件稽核，省级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常规稽核。与此同时，为配合总公司制度化建设，在各级机构开展制度审计，以保证经营管理制度的标准化。
通过对法律事务的集中处理，对信息披露的管理，以及对分支机构高覆盖率的稽核，平安增强了守法经营的观念，提高了经营的透明度，管理更上一个平台。
2004年初，原平安集团财务企划部和总精算师办公室合并，成立平安集团企划精算部，协同集团战略发展中心负责集团的战略规划，同时专司资源配置及价值管理。上市后，凭借企划精算部强大的企划能力，平安完善了滚动三年规划机制，并着手编制集团“十一五”规划。
为追求股东价值的不断提升，上市后的平安开始拓展业务发展领域，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先后涉足信用卡、电话销售、企业年金、专业健康险、资产管理、小额消费信贷、银行收购等业务领域。
2005年11月，来自花旗银行的RichardJackson出任平安集团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2006年3月，平安人寿董事长梁家驹被任命为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加之负责平安投资业务的平安证券董事长叶黎成，平安集团的保险、金融和投资三大业务线的管理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一个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模型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六、倡导节约，强化成本控制
美国著名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分析，企业经营中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竞争优势：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通俗地讲，成本控制和差异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保险行业来讲，由于产品和渠道的高度同质化，差异化无非体现在服务和管理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由于服务方式的可复制性，服务方面的差异化不能够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剩下的就只有管理。而管理的差异化最终要通过灵活高效的运营流程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所以对于保险企业来讲，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通过控制成本建立成本领先优势。
平安一直以来倡导节约，上市之后更是如此。上市后的平安，开展成本节约工程,发动广大员工,广开言路,征集成本节约方案和建议,在进行可行性分析后立即付诸实施,迅速转化为成本优势。
成本控制不仅基于股东回报的要求，更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考虑。上市后的平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战略规划和计划预算，这是平安精打细算、未雨绸缪的战略方针。从长期来看，平安对发展战略的重视和规划，将使成本的投入符合业务发展的节奏,并满足利润目标的实现,从而少走弯路,这是最大的成本节约。而通过严格、制式、高效的费用控制和成本管理，平安将在内生变量上建立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短期内无法超越的竞争优势。
七、不折不扣，深入贯彻“执行”观念
平安上市后，作为公众公司，政令的畅通，行动的统一，对于维护公司品牌，提高运转效率至关重要，这当中最根本的就是企业的执行力。
上市前后，平安内部旋起了“执行热”，从CEO到普通员工，从集团总部到最基层的营业部，都在讲“执行”，管理人员几乎人手一本《没有任何借口》和《致加西亚的一封信》。
平安的执行讲究不折不扣，决议一旦形成，便要落实为行动，并且一追到底。这种对执行力的要求环环相扣、层层监督，使得平安的决策效率非常高，行动力非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