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7:26: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的解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图书出版 “走出去”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50-05
在世界经济发展缓慢的今天，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备受瞩目。客观来看，这只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第一步，中国还应关注文化软实力的增长，提高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世界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分量最重的组成部分，因此，传统文化输出不可小视。图书出版是深层文化输出的重要媒介，当今传统文化图书出版的一个总体倾向，是在内容上没有打通深层文化和浅层文化的界限，不利于被他国文化认识和接纳。
1 传统文化图书出版之文化传承、上下贯通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出版是出版“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阵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李岩在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提到传统中国文化题材仍是版权输出的主力军。2013年内地出版社在海外图书馆馆藏排名中，中华书局居首位，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华文出版社排名都比较靠前，这些出版社传统文化出版的氛围浓厚。这样的形式固然可喜，但也需要思考如何能更好、更快地推动传统文化图书“走出去”。
目前，我国传统文化出版中存在着一个总体情况，就是不同层面的文化上下结合不很紧密，文化传承不够，此种现象需要改进。文化的概念很宽泛，依据结构层次的划分标准，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文化是最深层次的文化，包括思想状貌、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内容；制度文化为各种制度；器物文化是浅层次的文化。文化是整体，其深层和表层融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是上下贯通、一脉相承的。文化中有影响力的不是服装、礼节、饮食等这些浅层次文化，而是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深层文化，所以图书“走出去”一定要注意传播深层文化以便加强影响力。
中国深层文化有优势，能够“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员。梁漱溟充分表现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信心十足。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认为西方文化社会在满足意欲文化的引领下，不断改造着自然，创造着越来越丰厚的物质文明，但其着眼点在物质层面，未免太低；而印度文化主张抑制人的意欲，追求无我的精神层面，未免太高；相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高也不太低，正适合人生需要。目前看来，他对世界发展的判断有一定道理，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但同时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当今社会，面临着民主与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发展，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与自得其乐之根本精神，是解决时代问题的途径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一员的实力。
传统文化图书出版如果能充分意识到深层文化的重要性，做到上下贯通，这对图书出版“走出去”，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而对中国在世界视野中的正面形象都有重要意义。
2 传统文化图书出版“走出去”应重视发挥其上下贯通的功能
宏观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深层文化同浅层文化的结合非常紧密，图书出版“走出去”面对的是脱离了传统社会对它很陌生的现代人，是没有经历中国文化积淀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了解的他国人，深入浅出有利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总体的把握，有利于他们认识真正的中国文化。
2.1 我国传统文化中思想上下贯通的总体特性
宇宙观和人生观是任何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中国哲学的特色是强调、突出宇宙和人生的关系——天人关系。天人关系也准确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下贯通，可以把“上”理解为理论基础，主要是天道（再有心性）思想，王道、人生思想；把“下”理解为现实社会，主要是礼节、风俗、文学艺术等各种现实层面文化，此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天之道是所有思想的根本。天之道通过花草树木等自然事物的兴衰繁衍表现出来，通过山山水水的物理表现出来，如此，天之道虽然广博深奥，但并不是难于把握，它自始至终对人敞开大门，只是需要人自己去总结，去体悟。《论语·阳货》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天道隐藏于四时更替，隐藏于大话流行当中，又超越于其上，只待人通过形而上的思考把握它。宏观来看，天道问题向下落实涉及两方面的现实，其一是解释王道的合理性，其二是指导个体人生。
中国古人用天道解释王道。天道是社会秩序的最终决定因素。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夏朝之前天道与王道没有多少关系，但自夏朝开始，为了配合王道，天就被解释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之所以帝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因为其权力是天所授予。最显著的是董仲舒证明天子“受命于天”的思想，它是对等级社会、皇权合法性的肯定。另一方面，天子不但有权力，还有责任，可以解释为“以德配天”，即品德高尚，善待百姓的天子才能得到天的庇佑，才能王天下。天子是上天派来执行天命管理百姓，而不是压榨百姓的，天子的天命就是行仁政，否则其统治就应该被终止，这是中国文化对等级社会帝王的约束思想。
中国古人用天道指导个体人生。天道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仁义道德和天命，是个人修养之人道。在儒家看来，人为天地所生，天地的特性是无私，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如此，善是人的本性。天的运化体现出德行，所谓厚德载物，所以人应该学习天的仁德；天的运化还体现出运动变化，所谓生生不息，所以人应该学习天的自强不息。再有，由万物的荣枯体味出应接受人生浮沉的变化，由自然力量的神秘与强大体味出应顺应天命等等。在道家看来，所有生物在自然面前是平等的，人应该同草木一样，去坦然接受各种境遇而不必动心；身体或心灵远离人群社会，置身于大自然中，去体悟自然的奥秘与真谛从而获得安宁等等。天道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终极关怀。
中国文化体现出的整体思维能力在不断增长，知识结构不断完善，所以理论的开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肯定会有差别，但总体方向不变。另一理论知识是性命论，性与天道，并非不相关的两个论题，而是相融合的，鉴于本文的重点在讲上下贯通，心性思想从略。
2.2 我国传统文化中思想与现实的上下贯通
我国传统文化中思想的传播过程就是文化的接受、传承、积淀过程。它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典章制度、礼节礼仪、风俗人情、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共同实现，现实是思想的具体化。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以“礼”最为重要，在此本文以分析礼教为线索来分析文化的上下贯通。
宇宙天地的秩序就是人类社会秩序的本源和最终依据，儒家体悟这个自然秩序，发现礼乐制度符合天地秩序，是人的群体生活中最好的秩序。“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礼乐制度是对天道秩序的模仿和执行。
与王道相贯通的天道给现实生活的指导是尊卑制度。“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3]。礼节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形式上的礼仪；其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礼制。从起源上来看，礼节仪式早于礼制。我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礼仪的内容非常丰富，《仪礼》中提到了士冠礼、士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等等。每一种礼仪都包括一定的形式以及器物用度，通过这些反映出古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长幼有序、上下尊卑、明确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角色的责任和权利等等。另一方面，礼节还具有礼法的作用，“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4]。将仪式化的各种礼节归纳总结出其内在品格，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亲戚关系等用礼节使其成为规范，使处在不同社会角色中的人都依据这些规范行事，被看做是人伦之道中最重要的。每个人都以礼行事，整体社会秩序就是稳定和良好的。
与个体人生观念相贯通的天道给现实生活的指导是由情入礼。如同万物有性情一样，人生而有自然之情，儒家能从这自然之情体味出礼乐制度。一个家庭中父慈子孝是父子自然之亲情，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君臣如同父子，如此君体恤臣，臣忠于君就是合情合理的关系了。早在先秦时期居丧三年的丧礼形式就存在，《论语·阳货》中有孔子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太长，孔子反对的记载，孔子的理由是：孝子感念父母含辛茹苦养育恩情，如果不服三年丧期就会心下不安。“不安”本是情感之事，是亲情之爱的体现，却成为丧礼的依据。孟子发扬了这种以人自然之情作为礼乐文化根本的精神，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孟子将人的情感作为他整个学说的根本，认为人之所以能做到仁义礼智，就是因为人有这样自然的情感需要，如此行事，可以带来人的心安。
教育使得礼乐文化被推广。我国古代的教育形式有政府办学各级官学、民间办学——私学和家学的形式，有小学——蒙学和大学的形式。培养人才的目的其一是为政治统治提供人选，其二是普及官方的或官方认可的思想知识，稳定社会环境。最长使用的控制方式就是举办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治活动中的学习目的能限制学习内容，也能刺激很多人参加到伦理道德的学习中。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包括忠孝仁义的人格内容和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将社会需要的思想内化到人心，使得人们能够按照伦理道德的要求做人做事，从而维护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宁。除了这样的教育内容，诗词歌赋的艺术形式等也包括其中，佛家道家的思想、著作也会为知识分子熟悉。中国思想文化本来就是以现实为关注对象，通过教育，社会制度、伦理规范、人生价值等精神层面的文化被学习者接受，并成功传播开去。
除了儒家礼乐文化，佛道思想也能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拿知识分子来说，生活不同时期会遇到不同的主要问题，所具备的知识要在具体生活中有所体现，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传统文化赋予读书人的理想与责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谋得重要政治地位，参与国家大事，绝大多数人都要承受理想与现实巨大差距的打击，在生活顺利时他可能更倾向于接受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在生活不顺利时他可能更倾向于接受释道出世的人生观。
3 传统文化图书出版如何上下贯通
鉴于传统文化图书出版范围过大，归纳起来论述也过于笼统，本文的具体建议以例证的方式来展开。
3.1 文化、古籍类图书应多解释，使居于上者容易被理解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古籍“走出去”之路历史悠久，发展迅速。这些居于文化较高层次的图书其读者以汉学者和世界各地中国人为核心，他们具备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即便是这样，从理解上来看，还是应多些解释性的材料，否则，他们也不好读懂，更不用说用思想影响。
例如《论语》的出版。《论语》均是弟子记载孔子所说的话，语言平实，就事论事，看不到理论，也没有术语，但是被后人奉为经典。部分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认为，如果中国文化中这样的思想就是至高思想的话，那只能说明中国没有哲学，充其量可归为社会学。这样的思想体现着对中国经典文化的误解，个人修养之道是中国深层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论语》就是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它塑造的孔子形象被看作儒家的圣人形象，以案例的形式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待人接物——仁，应该建立怎样的人格——有尊严，以及应该怎样看待人生，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等等，表面上是给予人具体指导，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中国的礼乐教化之道。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才具有了经典的地位，《论语》出版“走出去”要注意这方面知识的介绍。
例如《礼记》的出版。《礼记》写作初衷是规范社会人伦、道德规范。因为礼就是社会规范，人们都依礼而行，这个社会就是良性循环的社会。天道体现出万物兴盛繁衍，各自性命不同，却能和谐共处，彼此既互相限制又互相成就，生生不息。人遵循礼仪就能在贵贱不等、性情不同的差异性社会存在中彼此协调。儒教被称为礼教，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它是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至高法则。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社会规范，也是中国人从野蛮粗俗走向文明的教养依据。《礼记》出版走出去要注意这方面知识的介绍。
例如《易传》的出版。《易传》阐释的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是自然之天道奥妙，所以读起来玄而又玄，似懂非懂。“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天道问题是中国文化致高深的问题，但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人道，所以天人关系是相融合关系。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就宇宙自然论宇宙自然的本体论，中国人的思维着眼点在现实生活，我们从来不会单纯地就天来论天，探讨天道问题的出发点是人道，是给自己的人道观念寻找至高无上的理论依据。《易传》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古人“悟”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哲学中逻辑的思维方式，我们思考问题是体悟式的，由草木荣枯直接悟道人世浮沉，以大量的比喻做手段，由现象直至本质。《易传》出版“走出去”要注意这方面知识的介绍。
例如《老子》的出版。《老子》被尊为道教之宝，其行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字里行间之“意”神秘莫测，深不可测。它体现着人生智慧，其所说的朦胧含混的“道”，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人们为物欲辖制，迷失人自然之本性的问题，认为世俗就是物欲，只有放下名利，顺其自然，保持心灵自然之宁静，才能获得解放与自由。另外，它还承载着治国之道，由于《老子》崇尚无为，无为的过程又会导致无不为的结果，所以它守柔守弱，谦卑处下，无为的处事方式被看做是帝王南面之术，即帝王宰制臣子的治国法宝之一。《老子》出版“走出去”应注意这方面知识的介绍。
对图书所做出的解释方式，包括字里行间的解释、前言中的说明、图书介绍、书评、访谈等形式，视具体情况而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就存在于这些书籍中，只有对它们极其熟悉，才能领略文字背后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出版就应该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智慧，图书才会销售得好，文化影响力才会大。
对图书所做出的解释广度，应有所取舍。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有生命力的精华，也有应该进坟墓的糟粕，在解释是应注意将现在看来优势的部分（例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释道相结合可进可退的人生观等），有特色的部分（例如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等），对于已经落伍的部分（例如封建等级制度，三纲五常等）还要尽量忽略，多说无益，还要少用笔墨。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经典的介绍会使得读者更容易读懂经典。于丹《论语心得》严格地说，并没有准确诠释《论语》，但她把《论语》的内容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可以说做到了上下贯通，无论哪国读者，接受它的人都很多。除了极少数文化大家，这种解释都是很有必要的，会有助于经典走进生活。
3.2 大众类图书应联系其背后的用意，使居于下者有深意
大众类传统文化出版“走出去”以介绍浅层次文化为主，或叫做通俗文化，例如中医养生、中国建筑、中国书法、中国传统风俗等。它们作为中国符号对于他人了解中国大有用处，该类图书的出版对国家形象、出版社利益都有好处。但是，诚如前面所述，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是深层文化，而且浅层文化同深层文化是融通的，因此，传统文化大众类图书的“走出去”也应该引领读者透过有趣的现实层面文化本身，深入认识理论层面的文化。
例如对中国风土人情进行介绍的图书出版“走出去”。风俗的内容驳杂繁多，此处蜻蜓点水，举出清明节、端午节的例子以说明习俗背后有丰富的内涵。
清明节是我国祭祀祖先的节日，表现出来是禁火、寒食、踏青、扫墓等，这些形式因素背后的含义是中国文化中慎终追远的精神。虽然神灵的世界中国古人不深入分析，但丧祭是儒家尤为重视的礼节。首先，它体现着中国亲亲的血缘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伦理道德中亲亲尊尊内外上下有别规范的基础，是孝道的具体化，也是家族凝聚力提升的方式。其次，它还是儒家终极关怀的体现。终极关怀是人类获得精神安宁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主要是对死后世界的设想，是在有限世界中追求无限永恒的超越性精神需要，中国祖先信仰崇拜也能起到这个作用。中国文化事死如事生，死和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祖先过世，通过祭祀活动使其灵魂有所归依，其实和宗教中的某些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人死后灵魂生活可以安好，有利于化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困惑。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能通过这些介绍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且更能体味到中国节日的味道。
端午节的由来被普遍认为是纪念屈原。屈原是我国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纪念屈原的行为体现出，其一，儒家的理想政治体制是仁政，要以民为本；其二，儒家的理想人格是爱国、具有责任担当、敢于直言的政治品格、不计个人得失的天下情怀文化影响。而人们，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或者是其他文化中的人往往只看到这些现实层面的文化本身。更多在意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等庆祝形式，没有联系儒家理想人格，也没有对屈原持敬畏的态度，当然，屈原也没有起到做人们榜样的作用，图书出版者应注意这样的问题。
例如对中国中医养生进行介绍的图书出版“走出去”。养生主要体现我国道家思想，面对战乱纷争、物欲横流的世界，道家选择离开，远离人的世界到自然当中去，如此，就能得到精神的超越与安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不以社会为思虑对象的结果就是以个人的身、心为关注点，养生自然就成为道家的一个重要内容。道家崇尚自然，认为人与自然合一就是养生的最佳办法，人与自然同化的无己状态是养生的至高阶段。达到这种状态的过程就是去欲，除去内心中的各种欲望和思虑。老子认为人最初无思虑时最接近自然，于是将婴儿状态定义为“至真”的目标。中医养生还能联系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动静等内容。如果能结合这样的内容，中国文化的特色能够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文化中根本的部分都是至精至简的部分，但是它的影响力巨大并且起决定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出版走出去一定要关注传播其中的深层文化。具体的方法应该是深入浅出、上下贯通，即出版深层经典著作一定要解释得浅显易懂，出版浅层次图书一定要赋予它深刻含义。如此，图书有分量，又有吸引力，还能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注 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8
关键词：概念隐喻；隐喻表达；文化术语；英译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何为“三羊开泰”？
三羊开泰含义少人知
“三羊开泰”是中国羊年春节人们互致问候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如何解释“三羊开泰”却少有人知。
“三羊开泰”之正解：“三羊开泰”应为“三阳开泰”，最早出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易经》，大概意思是指“冬去春来之意”。
《汉语成语词典》解释：“《易经》以十一个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个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是吉利的象征。后作新年开始的祝颂语。”
更加通俗明白的解释是，《易经》以正月为泰卦，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阳气始生。农历十一月冬至那天白昼最短，往后白昼渐长，故认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阳开泰”。
在《易经》64个卦名当中，“泰卦”是好卦，故有“否极泰来”的成语。“阳”和“羊”同音同调，羊在中国古代又被当成灵兽和吉祥物。从古代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吉祥”的铭文都写成“吉羊”。在古汉语中，“羊”“祥”通假。《说文解字》说：“羊，祥也。”
“三羊开泰”和“三阳开泰”都是吉祥之意，都是中华文化的内容，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满大街都使用“三羊开泰”，就不必斤斤计较“三羊”还是“三阳”。身为中华子孙，不可对中华传统文化常用之词一知半解。
关键词：风景园林 传统 继承发展 南京江宁织造府
Abstract: in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oo pursue western style, losing countries and areas of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risis, we should find a lost traditional, and used in modern works in the center, make traditional constantly to generation. Summarized the suitable for modern urban space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3 kinds of methods: direct representation method,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method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method. And with nanjing jiangning weaving house museum for an exampl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andscap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nanjing jiangning weaving mansion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领域出现了趋同现象，且有日渐趋强之势。反映到建筑、景观设计方面，则表现为建筑、景观的“国际化”。虽然众多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却更多地导致了城市景观、建筑设计的雷同、地域性特色的流失、城市文化的没落、城市历史文脉的断裂。近年来，传统经常成为很多人的讨论对象。并且传统因素在园林及建筑设计作品中利用的频度也逐步增加。但问题也同时出现。
1.对传统的误解
1.1. 文化符号化
当中国传统元素“借代”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播中流通时，因图像语言的直观性，精神内涵的抽象和不易被感知，不自觉被剔除了精神性和语言的场所环境。被挤压成单薄的视觉图像和空洞的物质躯体。
1.2.形式的误区
从艺术角度入手，中国传统元素符号化使形式语言成为传播实体，艺术创作的意义落到对形式的观察、解析、挖掘、利用和演变上，对形式无休止的演绎，使价值实体成为脱离内在实质的表面，肤浅模式化的活语符号。
2. 传统的概念
“传统”是我们普遍使用的词语，但其正确概念却被我们所忽略，所以传统虽然经常成为讨论对象，但它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必须先正确定义传统的概念。
2.1时间性
2.1.1延续性
传统“是过去与现在紧密结合的，是过去的再现，是未来的创造，是遗留下来的，是历史的传承，是旺盛地变化发展的，是一直被传递的，是长期形成的”。传统是从过去持续流传到现在的一种时间的延续[1-5]。
2.1.2变化发展
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流逝中，人类的生命活动不断变化，而传统必定随之一起产生时代变迁。“传统是变化发展的”[1]。
2.2概念性
2.2.1 现代解释
传统是为了把过去和现在相融合，以现代的方式进行解释再现于现代设计之中。
2.2.2 价值
传统应该对人类的生活有益，要有成熟并持续的自身价值，可以达成共识。传统必须对人类生活有益而有必要的价值[1-2]。
2.2.3文化
传统要带有社会及民族本质的文化特性，是通过经验积累的文化底蕴，是各民族基本文化体制、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以文化的延续和凝聚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成果 [2-4]。
3.传统的继承方法
3.1直接再现
3.1.1 模仿
在多种景观变化、时间与价值的交错中，模仿传统的方法能比粗糙地创作更好地传递传统的效果。
3.1.2 改用
使用改用方式再现传统，在很多实际设计作品中能够发现改用外观要素的手法来继承传统的案例，这种方式能够强调空间的传统意味，而且继承传统时有所创新。
3.2现代解释再现
不一味地再现过去模式，而是以现代的手法进行解释。传统以外观要素的比喻手法来经过现代解释方式进行创作[5-7]。
3.3概念化再现
风水、阴阳八卦、儒家思想、传统理念等传统思想以现代解释方式再现于现代空间之中，另外太极思想和中国的传统造园思想也可以模仿方式再现在现代作品当中[8]。
4. 南京江宁织造府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分析
历史上的江宁织造府是曹雪芹的出生之地，曾四次接待康熙皇帝，后改为乾隆南下江南的行宫。它是《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原型。现在的博物馆即保留了原江宁织造府西至碑亭巷、北至长江街的一角，面积仅为过去的1/4 大小。项目是在原江宁织造府――曹雪芹出生和生活过5-15年的部分旧址上的一个新建筑，原有历史遗迹现状中已荡然无存。
4.1对场地环境的考虑
“江宁织造府博物馆”位于太平北路与长江路交叉口西南角，周边环境大多为现代建筑。故建筑外形上受其影响，博物馆只能作为盆景，采取现代环境中的历史“裂片”的方式来组合。强调外壳与内核的关系，“新“的建筑与”旧“遗迹的对话，内核是通过历史片断的植入，以现代建筑的手法创作一种新的建筑语汇，体现现代感与历史感的交融。
4.2 直接再现
地面上的建筑群还原织造府当年风貌，象征‘空间’中的构成，在地下一层即博物馆主体展陈部分“曹雪芹纪念馆”、“红楼梦文学馆”和“云锦博物馆”立意在“时间”，以展示“逝去的时间”。四处是亭台楼阁、门栏窗隔、水磨裙墙、白石台矶和羊肠小径等。不同于古典的江南园林，博物馆的四周立面是现代化高墙。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浪漫与现实冲撞，正是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创新所在。
博物馆的整体风格取中国山水画中深远、高远、平远之意境，将北高南低的建筑群尽可能用园林手法加以覆盖：地上的是“西池”，再次是三米高的“宣瑞堂”和三层楼高的假山瀑布，最高处为距离地面24 米的“楝亭”，从南望北建筑叠叠高起，如同一幅宋代江南山水画。
4. 3古与今的碰撞
4.3.1现代幕墙上的飞檐
江宁织造府的外壳具有感极强的现代感；高墙之内却藏着中式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而“西园门”正是中西合璧的典范之处。外墙是光滑闪亮的幕墙直落到地，幕墙之上却飞出了两个檐角，一座中式园林的木门生生地镶在了现代的玻璃钢柱上。 踏入园内，风光一下转换成了官宦人家的私家园林。
4.3.2周围景致有拒有借
整个建筑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面仅用三层亭台就把周边高楼遮住，在喧闹中隔离出一座幽静的清代花园，保证视线的纯粹性。园林爬山廊的尽头，为博物馆的制高点――楝亭。它曹雪芹祖父曹寅担任江宁织造后，大兴土木修建的以文会友之地。爬升了24米使之成为织造府的点睛之笔。
4.3.3核桃雕刻加盆景山水
与历史上的江宁织造府相比，复建的建筑显然是“弹丸之地”。在这城市一角里又该怎样再现这个著名的园林呢？ 吴良镛在设计之初就提出采用“核桃模式”和“盆景模式”。也就是四周立面为“壳”，中心部分的园林有如核桃雕刻，点缀以盆景山水，取中国山水画中深远、高远、平远之意境。
4.4.4传统园林下的现代博物馆
现代的展馆藏在地下，使得苏式园林的古色古香不受打扰，传统与现代的并生、交织与碰撞，这是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独特之处。
5. 结语
全球文化趋同之势日渐趋强，中国当代园林景观设计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精神渐渐失语，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积累，乃至不断变化着。传承传统文化精神，符合现代的功能需要，运用多样的技术和方式，或许是我们设计者需要不断摸索探讨和尝试的，而最终要达到的，应是园林生命的最深处倡响的那悠悠不断的中华文化的旋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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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人们对公共场所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要求公共场所满足日常的休闲娱乐需求以外，还要求公共场所布局完美、富有艺术性，以满足传统文化艺术审美等高层次的需求。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用在现代公共艺术中，不但能够美化城市容貌，为人们带来审美愉悦，还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装饰纹样；公共艺术；应用
一、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概述
1.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含义装饰纹样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用来装饰、点缀生活空间的图案形式。《现代汉语词典》对“装饰”的解释为“在身体或物体的表面加些附属的东西，使美观”，而《说文解字》对“装饰”解释为“使物增其光华”。两种解释都提到了装饰的意思是在物品上添加点缀，让它更加美好、华丽，由此可知装饰纹样指的就是能美化物品的东西。而对于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其必须依托于中国古代建筑、古代器物，甚至古代家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装饰纹样逐步成为从各种古建筑、古家具中独立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传统装饰纹样逐渐发展为单独的体系，且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不再仅指中国古代建筑上的纹样图案。如，人们日常所见的剪纸、窗花、年画、雕塑等都可归入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范畴。2.现代公共艺术中应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发展背景装饰纹样被使用在不同的场合和空间，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是一种记录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的装饰品，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中国传统物品和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在公共场合中的装饰作用。因此，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运用在公共艺术中，是时代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
二、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
1.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当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城市是经济、文化、思想的中心，这里每日都有大量的信息。公共艺术作为文化的载体，可以美化城市，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在公共艺术中，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当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使人们在公共场所中能领略到一定的传统文化。如，故宫是典型的公共场所，古人信奉阴阳五行之说，所以，故宫的整体布局为南朝北内，东西对称，从装饰看，故宫屋顶漆黄、柱子漆红，喻示兴旺发达。此外，故宫以南为朝，大殿装饰之物以雕龙为主，龙椅、柱子、窗饰都有龙的纹样；北为内廷，城墙下是代表女性柔美的亭台楼阁，窗户、墙壁上均装饰了以凤凰和花朵为主题的纹样。游客观览故宫，称进出故宫为上天和入地，可见故宫内外之区别。而造成这种感觉的主要因素，不外乎“纹样增其光华”。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赋予了故宫厚重的文化感，这些传统装饰纹样又各自传播着不同的文化个性，使游客思绪万千。2.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当具有尺度适应性为了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用在公共场所，设计者还应当考虑装饰纹样的尺度适应性。公共艺术设计者应当明白，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一旦运用于其他物品中，就必须从美学的角度考虑装饰纹样与物品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针对特定的场合，设计者必须考虑装饰纹样的尺度适应性，其中既包括心理尺度，又包括空间尺度。心理尺度指的是人们在欣赏或观看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时心理能适应这件作品，即作品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内。空间尺度指的是人们在观看某件艺术作品时不会产生这件作品和四周不协调的感觉，即艺术作品符合整体美的要求。近年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在各大公园内搭建契合中国文化的雕塑，其中以孔子像最为突出，各地纷纷在公园内建立了孔子像。但在设计前，设计者应该综合考虑公园设计风格和人们的心理，思考孔子像是否适合当地的整体环境。3.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当具有丰富性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不仅仅指某件物品上的复古纹路和花纹，还泛指各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品。因此，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运用在现代公共艺术中，不应当只考虑在现有的建筑上增添花纹等图案，而应当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结合建筑整体添加独立的成品。除此之外，传统装饰纹样的材质包括木、玻璃、瓷、玉、纸以及水泥等，设计师不应当拘泥于瓷、木和纸等传统材质，还应该考虑其他可用且适宜当地公共场所的材质。结语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我国的发展历史，我们应该加以弘扬和推广。上文探讨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应用，文中提到的传播文化功能、尺度适应性、现代与传统和谐、丰富性是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应用在现代公共艺术中的原则，只有坚持这几个原则，才能打造出既契合现代人们生活又能弘扬我国古代文化的公共艺术场所。
参考文献：
[1]周超.初探传统纹样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6（5）.
[2]谭漆，李中伟.分析中国的传统装饰纹样与现代的室内设计.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8）.
作者：孟奇凡
关键字：高中语文 传统文化 教育 渗透
【中图分类号】G633.3
一、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传统文化应用能力较差
高中语文教学中，涉及到传统文化内容的主要是古文教学。但是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功利思想的束缚，古文教学的重心无关传统文化渗透及审美关照培养，而仅仅与考试成绩挂钩。因此部分教师急于求成，在学生缺乏古文必要知识的情况下，生硬的向学生灌输有关古文知识，这样的教学策略必然不能促使学生对古文知识融会贯通，自然的对传统文化的体味也相对不足。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本身就存在局限性，那么我们更不能苛责其对传统文化进行高度的应用。因为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充分认知情境下，责求对其应用与缘木求鱼无异。譬如在学习《兰亭集序》时，文章阐释了大量的传统习俗，所谓“修禊事”、“流觞曲水”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接触的，因此学生虽然能根据解释大抵知晓其意，但是也很难保证对其领悟透彻，加之这些本身离生活实际较远，因此对其应用也更难以实现。总而言之，由于缺乏对古文的深入探析，致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较低，因此也就降低了其应用率。
2.教学实际缺乏传统文化熏陶
高中语文想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渗透，需要通过长期的熏陶培育循序渐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功利化教学一味图快，从而忽略了文化熏陶的实效性及具体内涵。急功近利教学思维，驱使部分教师单纯将高中语文视作工具性学科，仅仅以讲解“句读之义”为教学宗旨，在古文教学中片面强调背诵课文的重要性，缺乏对文章的深入透析，导致学生不能充分理解文章的深刻含义，只能囫囵吞枣般机械被动的接受知识，没有主观意识上的领悟传统文化精髓。由此可见，高中语文教学中做好文化熏陶工作是确保传统文化有效渗透的必要措施。
二、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渗透策略
1.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
高中语文除其工具性特点外，其还具备一定的文学性与传统文化性。工具性与文学性职能通过课本教学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但传统文化教育职能，则并不能仅仅依托于课本教育，构建一定的传统文化环境才能有效确保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所谓的传统文化环境，即是能够透过环境因素折射传统文化关照的特定教学环境，简单的讲即在某种环境下能够诱发人的联想，同时进行美感渗透和输出。譬如在高中古诗词学习中，学生可能不甚清楚何为“桂棹兰桨”、“琼楼玉宇”、“玉阶凝露”、“霸陵烟柳”，因为这些都是学生日常生活鲜有接触的，因此很多学生都不能更好的理解这样的含义。为了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应用能力，就有必要营造出一定的传统文化渗透环境，这样才能够确保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
2.构建良好的精神文化
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而校园文化建设也有助于传统文化渗透教育工作的展开，因为它不仅包含了院校的办学理念、精神追求、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内容，同时也是影响学生内在涵养的重要因素。总而言之，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常常能够潜移默化的矫治学生精神世界的弊病，从而营造出一个积极上进的文化氛围，进而全面提升传统文化渗透能力，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学生的传统文化应用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首先就应该做好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譬如学校可以定时组织学生进行“古诗词朗诵比赛”抑或“诗词创造展”等活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学生通过积极的参与，充分融入到文学世界，从而构建起良好的精神文化，进而推动其传统文化应用能力的培养。
3.全面挖掘教材中的美学元素
上文中，我们已经阐释了教材因素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为了提升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实效性，就应该落脚于教材中传统文化美学元素的运用与分析。首先教师应该整合教材内容，根据教学实际对教材进行一定的重编，例如将现代诗歌与古文进行交错学习，避免学生产生对传统文化学习产生抵触情绪。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更加深入的挖掘教材美学元素，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譬如讲解《荷塘月色》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领会月下荷塘的美感，深入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同时也应该引导学生仔细评鉴文章包含的一些传统文化符号，以此提升传统文化的渗透力。
4.利用多媒体资料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能力
在传统文化渗透过程中，审美关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通过审美关照，能够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而一般意义的审美即是通过对物体的观摩，深入理解体味其独特美感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需要一定实物直观展现，如果缺乏这一必要条件那么这样的审美活动就是虚妄的。那么在高中语文实际教学中，我们很难保证学生对文章描绘的事物具有既定的直观认知，也就是说由于审美过程受到阻碍，因此也导致传统文化渗透也处于不利形势。譬如在学习《中国建筑特征》一课时，学生对中国古代@林建筑的特点本身就知之甚很少，在这样的情景下，学生是很难理解文章所描绘的意思。因此想要通过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领会我国建筑之美似乎就有点强人所难，为了改变如此的尴尬情形，我们就应该利用好如今先进的多媒体教育资源，收集一下有关的图片和影视资料，为学生直观展现我国建筑的具体特点，以此提高学生对我国古代建筑的认知，从而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落实好传统文化渗透工作，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必要途径。但是在教学实际中，诸多教师过于重视理论教学，从而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渗透。为了提高传统文化的渗透力，教师应该构建好良好的教学环境，并利用多媒体辅助工具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同时也应该深入挖掘教材的传统文化美学元素，确保传统文化强劲的渗透力。
参考文献：
[1]王封.高中语文教学要体现语文的核心价值[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4）.
[关键词]高等理工教学名词训诂学数据拟合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6-0071-02
一、训诂学与高等理工教学的联系
高等理工教育中的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已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杨叔子先生[1-2]多次提出“教育的宗旨是素质教育，教育的方式是文化教育”的观点，尤其强调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了“民族文化就是民族的基因”的真知灼见，对于“大学有无民族文化，有无民族精神，即有无真正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如今，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与现工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相结合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高等理工教学中，包括大量的名词概念，很多概念艰涩而抽象，名词的定义往往占据较大篇幅，并辅以大量的练习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记忆。而训诂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文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可晓，谓之训诂[3]，即指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和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严格的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称为“训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训诂学应不断更新观念，运用科学方法，走多向的现代化发展之路[4]，训诂学要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密切联系今天大、中学校的教学[5]，使这一古奥艰深的学问成为服务于现代教学的利器。
基于此，本文引入训诂学的方法论，提出在高等理工教学过程中对名词概念——以数据拟合为例——的思想渊源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概念进行分析，使之达到望文生义的效果，易于理解和记忆，为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参考。
二、训诂学释义示例
（一）数据“拟合”的训诂学释义
数据拟合是数值分析教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教学难点。为了绕开复杂的理论推证过程，形象、直观的对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理解，从概念的字面含义入手，探求其字面背后蕴含的意义。
从训诂学的角度讲，“拟”（繁体为“擬”），为形声字，从手，以声，本义为揣度，猜测，后又有类比，效仿，打算，起草、初步确定等意。其中，拟人是一种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合”，会意字，从亼，三面合闭，从口，本义：闭合，合拢。
基于上述，“数值拟合”可以解释为：初步确定或草拟（拟）某一函数，调整此函数的参数，使得该函数与已知数据（实验数据）的分布趋势最大限度的重合（合）。如此，通过对“拟合”这一名词概念的训诂学解释，建立名词概念的内涵与字面含义的联系，达到望文生义的效果，将较大程度的有助于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和记忆。
（二）“拟合”训诂释义的联系与拓展
训诂学释义可以简单直观的解释名词概念的内涵，还可以根据释义的表述，推断和界定概念的特征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有助于对概念的理解和记忆。在本文所给的示例中，通过对“拟合”的训诂学解释的表述，可以归纳和引申出如下两点数据拟合计算的基本特征：
1.拟合函数需根据数据的分布趋势“拟”定，并非完全精确的函数或真实函数本身；
2.所求拟合函数与已知数据最大限度的“合”拢，但不会完全重合。
通过对上述“拟合”概念的训诂学解释，并结合数据拟合计算的基本过程，可知对初步拟定的函数，需要代入已知点，形成方程组，将本属于方程变量的参数替换成已知量，求解各个参数，从而确定出拟合函数的具体形式。求解方程系数的过程，其实质是待定系数法。
利用已知点形成含待定系数的方程或方程组，通过解方程或方程组求出待定的系数，或找出某些系数所满足的关系式，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叫做待定系数法。[6]一般用法是，设某一多项式的全部或部分系数为未知数，利用两个多项式恒等时同类项系数相等的原理或其他已知条件确定这些系数，从而得到待求的值。[7]可见，待定系数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本属于方程变量的参数替换成已知量，从而建立成只包含未知系数的方程组，使得未知系数成为方程组的未知数，从而求解方程组得出未知系数。
虽然拟合函数中多项式系数的确定需通过待定系数法，但与传统意义的待定系数法也存在着差别。首先，根据上述拟合的训诂学解释可知拟合需要假定函数形式，与已事先给定函数形式的待定系数法不同。
拟合算法通常设拟合函数由一些简单的“基函数”（例如幂函数，三角函数等等）φ0（x），φ1（x），…，φm（x）的线性组合来表示[8]：
f（x）=c0φ0（x）+c1φ1（x）+…+cmφm（x）
通常取基函数为1，x，x2，x3，…，xm，要确定出系数c0，c1，…，cm，从而确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其方法是代入m组实验数据，（x1，y1），（x2，y2），…（xm，ym）组成m个方程的方程组：
求解上述m个方程中的个未知数c1、c2、…、cm即可确定函数形式。
其次，由于函数的基本形式并不是理论上精确的，而是通过c1、c2、…、cm系数值的调整从而尽可能的逼近真实函数（与真实函数“合”拢），加之拟合函数多为非线性多项式，所以方程组的系数c1、c2、…、cm理论上很难求取精确解，其求解精度一般在最小二乘的约束下取得，即使得min[f（xi-yi）]2达到最小。
（三）相关概念的比较
通过上述基于训诂学示例的释义及由其释义引申出的概念特征与联系，可见训诂学能够更加深入的揭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更容易甄别概念内涵的共性与差别。本文给出的示例中，待定系数法与数据拟合的最基本思想都是利用已知点确定函数中的系数，从而实现函数形式的精确确定，因此存在基本思想的共性。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为了简明，将上述对二者的特性讨论总结成表1的形式如下：
三、结语
从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初步确立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形成了许多流派。本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公认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1这样看来，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正如兰德曼所说：“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2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3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麽，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4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5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
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二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麽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著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6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尽管简便，但却势必在两者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一词的人为界限，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产生很多问题。
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故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7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化的阻力，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力，那麽，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这两种表现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动和内蕴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麽，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的关系网络，也就不可能是实体。它是具体的、与时俱迁、因人而异的。文化就是这个关系网络的调控配置，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局势和参与其间的人的情况来确定。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谈不上有不错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习惯”，不是实体，因此只能在现时刻的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这样，“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动力”等等这一类问题，就是大而无当的假问题、不科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我们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动？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
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猿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前期思想中的、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归入现代化。在这些争论背後，都是企图寻找一个唯一的判定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其实，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场、审视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
这也意味著，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化的潜力，现代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事实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设“时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绝对同一的统一体或前後完全一致的整体。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这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的不平衡性。这样，文化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就不能被忽视。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在时代化的理解的观点同时还忽视了，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体的。现代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既然是具体的，那麽，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的活动，其现代化就不会是只有一个模式，同样也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这样，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探讨就不能再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作泛泛而论，而要在不同的个人、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这样所梳理和解释出来的东西，当然也只可能是为特定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存活动服务的一种意义罢了。但应该指出，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维特根斯坦後期主要攻击的对普遍性的渴望，应该不断地警惕。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坚持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历时性的理解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如果坚持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就必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了二元对峙的理解。这里只谈三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肯定与否定的绝对化。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但批判现代化的也不是没有。对传统文化作绝对肯定的，往往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否定传统文化的，往往认为它是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其实，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肯定或否定的理解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依共存的。传统文化是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生存于其间并受其制约的东西，不论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你都无法从中得到什麽额外的收益；不论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你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照样要受它的制约。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进行现代化的逻辑前提或行动的必须的第一步。同样，对现代化作或不作肯定也都无关于它存在于人们当下的活动中这一事实。魏源说过：“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8当然这不是说搞现代化可以不考虑传统文化，而是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要的不是通过肯定或否定而比较孰优孰劣，孰重要孰不重要或进行取舍，而是要在人们当下的活动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就不是所谓整体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具体的、局部的、深入细致的实践操作。实践操作中所涉及到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泛的。这样，传统文化是好还是不好，现代化是好还是不好，相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而言，就成为可笑的问题，而且，这也是无从回答的问题。就好比去问一个下棋高手：“请问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脱离了特定的棋局及对手的情况，任何再高明的棋师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再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既然都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那麽，也就不可能只取其一而舍其二，它们都是无从取舍的。
第二种表现是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这是前一种表现的转化形式，不必再作分析。
第三种表现是认为，传统文化是“源”，现代化是“流”，有了“流”就可以不必再去为“源”伤神费力。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共时态来看，这种“源”“流”观是不能成立的.
摘要
本文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後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本文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课前准备生活化可让学生从生活的角度对政治知识有一定的认识，使知识点更具亲切度，同时引起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探索欲望，利于随后课堂教学的进行。
例如教学《多变的价格》，其内容看似高端，实际上就是将生活中的常见现象用经济术语进行描述。因此，在课前准备阶段，我鼓励学生对全文进行预习，同时对其中的专有名词借助生活经验进行描述，并加以详细备注。如对于“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这句话，可以用“当冬天来临，夏天的衣物由于需要的人大大减少，导致供过于求，因此用打折降价的形式出售；反之，当夏天来临，夏天的衣物变成了紧俏物品，导致求大于供，所以此时夏天的衣服价格均偏高”来解释。这种解释通俗易懂，学生从中可得到趣味，且对生活与政治知识的联系有了初步认识，利于其后的学习。
学生在课前准备时利用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解释政治知识点，使政治知识瞬间变得平易近人，同时锻炼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为其后的政治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让抽象内容生动形象
生活信息在课堂教学中可应用于抽象概念的解释、知识点的形象描述等，以解决学生知识掌握浮于表面的问题，使之对知识的掌握更为牢固。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等辅助工具展开教学，让抽象内容变得生动形象。
例如对于《求索真理的历程》中的真理和谬误概念，大部分学生认为真理与谬误理应是完全对立的，而实际上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此，我借用了学生在地理中必定会学到的“地心说”“日心说”等知识点，通过多媒体屏幕展示真理与谬论之间的转换关系。我按照时间线将各个关于地球的学说展示出来，首先是16世纪的“地心说”。该学说由众多著名学者提出并完善，在学术界占据了一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当时人们都深信该学说。由此，我询问学生，如果他们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否会认为“地心说”是真理呢？学生陷入思考。其次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1543年通过观测发表的“日心说”。该学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与谬误，但是在牛顿力学体系诞生之后，日心说又战胜了地心说，成为当时的“真理”。而到了当代，我们都知道宇宙广阔无垠无中心，又将“真理”日心说定为谬误。通过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展示，学生对真理与谬误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这一抽象的知识点。
教师应用多媒体展示与政治知识相关的生活信息，可让学生在脑海中自然而然构建起相对应的形象，并随着教师的引导深入知识点的学习当中，以此对抽象知识点推断理解，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学习效率。
三、课后拓展生活化，让学以致用落到实处
令课后拓展变得生活化可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并且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点，可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使学生学会学以致用，从而与课堂学习相辅相成。教师在设计生活化的课后拓展时要遵循可行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才能达到优化政治教学的目的。
例如在《文化的继承与文化发展》教学当中，为了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等知识，并逐步树立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我设计了主题为“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的课后调查实践活动。在进行调查之前，我与学生共同商讨该活动的流程。首先，学生在此实践活动中，需要组成四人合作小组，根据所学习的内容，明确传统文化的含义，了解能够从哪些方面展开调查，如建筑、文艺、习俗、思想等方面，提前做好规划。其次，学生可从父母入手，询问父母关于自己所属民族的习俗文化以及身旁存在的民族文化，或是查询本地古典建筑等，找寻可行的调查路线。最后，在调查结束之后，学生需将调查结果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并进行总结归纳。
《舌尖上的中国》所展现的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魅力不仅让我对吃有了新的定义，同时这其中提到的中国传统的五味，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奇妙的联想。
酸、甘、苦、辛、咸是传统中医对五味所下的定义，这五味与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烹饪词典里，咸是百味之首。咸味也能带给人许多联想，汗水是咸的，泪水也是咸的。老人在教训晚辈时也总喜欢语重心长地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咸味是食物入味的基础，就如同人生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在光阴的流逝中沉淀成了人生的底色。奋斗的汗水最终会酝酿为幸福的眼泪，伤心痛苦，开心喜悦，这份咸始终伴随于你的左右，在阅尽沧桑后让你明白，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便是关于幸福最朴素的解释。
辛与酸在中国菜谱中是一对互补的调味。辣椒是辛味食物的代表。中国人喜欢用“酸”字来形容某种疼痛、某种妒嫉、某种不堪以及某种纠缠而难以言说的苦难。而辣则代表着开朗、坚韧、果断的个性。一个纠结，一个果敢；一个隐晦，一个奔放。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中庸，倡导和谐。中国人性格中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融合转化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菜中酸辣融合能调出鲜，中国人外圆内方的性格则能调剂出和谐。懂得包容却也讲究原则，心胸宽广也是非分明。酸与辣的结合就如同这种刚与柔的互补，在转化中炼造出和谐的“太极八卦”，幸福也在这种包容中历久弥新。
和全世界一样，汉字也用“甜”来表达喜悦和幸福的感觉。中国人在品尝生活的甘甜之时，似乎也很善于欣赏苦。“苦尽甘来”是对于苦与甜辩证关系最智慧的解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自古中国人就深谙这个道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千百年来是父母教子的金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也是无数奋斗者的励志名言。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中国人用辛勤的劳动与汗水创造了中华灿烂的文明，也在付出中收获着成功的喜悦，收获着得到的幸福。
五味使中国菜的味道千变万化，也为中国人在况味和回味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舌尖上的传统文化便如同这五味：最佳的存在方式，并不是让其中有某一味显得格外突出，而是要让五味在调和以及平衡中散发永恒的醇香。这不仅是中国历代厨师和中医不断寻求的完美状态，也是中国人在为人处世、追求幸福、甚至在经世治国上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学校：湖北宜昌市夷陵中学
导师：雷冬梅
点评：“酸、甘、苦、辛、咸”，五味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内涵。作者从《舌尖上的中国》引入，探究五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透析国人性格、人生境遇、幸福观念等颇具深度的话题，这些在作者的阐述中表现得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体现了作者良好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泡泡糖）
流行乐坛刮起超强“中国风”
“一身琉璃白/透明着尘埃/你无暇的爱”，正如他的词作《千里之外》带给人们的隽永悠长，方文山给人的印象是沉静、内敛，思想胜过言语。
方文山说，他的创作一半是理性、一半是感性。他说自己是个用功的作词者，把情歌寄托在一个历史年代，然后去搜集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把歌词当作电影去经营，比如《上海1943》。他用感性的故事去宣泄情感，用隐喻描述扩大写作空间，赋予故事一个灵魂，酝酿文字的美感，比如《青花瓷》。
方文山说，他喜欢挑战多种题材进行创作，每首作品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而2011年创作的《山水合璧》就是对厚重历史的成功阐释。在情爱泛滥、泡沫化严重的流行乐坛，方文山的词作以“中国风”风格迅速窜红，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化识别度。
唤醒中国传统文化的识别度
1969年出生于台湾的方文山，曾做过防盗器材推销员、帮人送过外卖，在出名之前，他是一个不得志的青年，整天做着文学梦。当时，他把自己创作的歌词寄到各大小唱片公司和音乐人手中，每次都要寄出上百份，但一直都是石沉大海。直至被吴宗宪发掘，成为专职的作词人，再后来遇上周杰伦，成为一对优势互补的黄金搭档。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草根经历，方文山怀有一种非常质朴的寻根情结。
方文山的词作带有深深的中国烙印。“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这让我很清楚我来自哪儿，让我的生命有了坐标。”方文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识别度，比如水墨画、京剧、青花瓷，不用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来自哪个民族。这些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能带给人们一种归属感，而文化的社会价值就在这里。像《本草纲目》《青花瓷》等作品，就是他有意无意地去经营、创作的“中国风”。
方文山认为，不要低估了“80后”“90后”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能力。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已经被包装成游戏等新的解读方式，这让年轻人大为着迷，那为什么流行音乐要缺席呢？如果试着把中国古典文学消化成歌词，结合很西方的旋律，这种反差和惊艳最容易让年轻人接受和喜欢，进而才有兴趣欣赏，比如作品《娘子》。希望以“中国风”作品去影响人，特别是唤起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这是很有意义的。
方文山特别提到了与周杰伦的默契合作。他说，这种默契是从11年前创作《娘子》时发现的，“两个美学概念不同、频率不同的人，才会碰撞出新的东西，才会有出色的新想法，这好比把青花瓷的颜色彩绘在跑车上，效果令人惊艳。”
关键词：孝文化；儒家；合理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3
绪论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文化曾经实现了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凝聚民族等积极的社会功能。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孝也具备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以儒家思想为显学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孝成为了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它植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因而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孝文化的内涵
通过许慎《说文解字》中提供孝字的小篆写法，我们可以看出：字的上部结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儿子的下部是一个年轻人，伸出双手，作出服侍的样子。《说文解字》对孝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这是比较经典的解释，认为“孝”即是要做到善事父母，即对父母的侍奉。《尔雅・释训》中也具备相同的解释：“善父母为孝。”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为畜。”段玉裁的解释是赡养，合乎道义，不违背人伦就称之为养，这是在社会道德的层面的解释。
此外，更为广义的孝文化还将包括“孝丧”、“孝祭”、“守孝”、“孝继”和“孝行”。其中“孝丧”、“孝祭”和“守孝”针对的是祖先崇拜意识。“孝继”要求后代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行”被认为是治国之本，“出则忠，入则孝。” [2]孝的概念由此从推家及国，“忠于君，孝于亲。” [3]从对父母、祖先的善事，进一步延伸到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不忠被认为是不孝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孝的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思想的发端和原点精神。孟子提出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一级人之幼”[4]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6]，认为必须通过维持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家族关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孔子曾经也表示过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推行孝德即是所谓“为政”。因为子女孝顺父母会导致臣民对国君的忠诚，即“孝慈即忠”。
纵观中国古代，“孝”并非仅仅在家庭与家族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样重视对“孝”的发扬光大。历朝历代都存在一定的制度对老年人给予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具体措施包括免征租税，颁赐物资，封赐爵位、官衔和垂询存问等。[7]
二、孝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一）孝文化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老年人在古代既享有家庭养老，同时还享有国家养老，其社会地位可见一斑。那么，孝文化是如何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产生的呢？
1.符合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2.符合家庭与家族的情感需要。《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8]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劳动人民生养子女是十分辛苦的。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为人子女所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家庭与家族内部情感的交流与循环。父母抚养子女成人，成年的子女反过来赡养父母，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报本返祖”思想的来源。《荀子》：“先祖者，类之本也。”[9]
3.符合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小农经济生产率和剩余财富均相对不足，封建社会难以建立起一种由社会主导的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体系，通过倡导孝文化，设立“三纲五常”规则，不断巩固家庭养老保障，有利于维持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0]
（二）孝文化的产生
关于孝道，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周初。
《诗经・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11]认为只有“永言孝思”，才能“受天之祜”。
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孝在初始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周人将“孝”这一道德伦理观念寄托在最普遍的宗庙祭祀仪式上，即“孝”这一伦理观念是以祖的宗教祭祀形式存在的。《国语・周语上》：“夫祀，所以昭孝也。”《鲁语上》：“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这些文献都是佐证。周人对孝的规定是奉养、恭敬父母和祭祀先祖。[12]
而“孝”真正作为儒家的观念出现是在春秋时期。
为什么会这一时期出现呢？其原因有二：
1.春秋末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逐渐成型的时期。面临大变革的社会必然发生剧烈变动，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不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迫切需要重建能够适应新生的社会结构的孝道。
2.从哲学观点来看，孔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仁”是一个普遍性原则。那么在具体的行为上，必然存在一个特殊性原则去实践“仁”。“孝”这个观念，即是“仁”在道德实践上的表现，是一个特殊原则。
（三）儒家对孝文化的发展
儒家对于孝道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儒家认为“敬”是实现“孝”的基础。《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3]认为只是“善事”父母之人已不足以被称为孝，因为犬马是同样能够被人饲养的。如果在父母跟前不存有敬畏之心，那么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单纯在物质条件上去满足父母的需求来实践孝道是不可取的。
2.儒家将“孝”与“礼”有机结合。《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认为如果父母健在，应按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则应按礼节安葬他们、祭奠他们。这就是行孝。因为既然“敬”是实现“孝”的基础，那么“敬”就需要“礼”来保障。
3.儒家将“孝”与“悌”逐渐融合。《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5]认为身为后辈理应首先做到“孝”与“悌”。悌即是指“兄友弟恭”式的亲情。孟子将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敬兄即是敬长。
魏晋隋唐时期，随着玄学与佛教的一度盛行，儒家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援道入儒”，即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并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是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故不十分重视孝道外，元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
然而在近代，特别是中日以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出现了激烈的非孝思潮。
三、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孝文化作为儒家伦理道德重要的内容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存在，自然因为其具备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积极因素。同时，孝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思想却成为与时期的重点批判对象，又证明其具备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只有把孝文化放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一）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从孝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赡养父母。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善事父母是孝之所以为孝的血缘基础。
2.爱亲敬亲。这就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家庭内部关系的要求，而且是任何一种文化所普遍追求的永恒价值。《圣经》中摩西十诫第四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和“荣耀”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父母所说的任何话对孩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这条诫命的前提是父母有对孩子的权柄，所以给他们一个责任，要他们一生供应孩子、引导孩子、责备孩子、也保护、装备孩子。在实际生活中，这也是说父母有时候需要强迫孩子去做某些事。
3.谏诤即孝。《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16]，《孝经・谏诤章》：“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17]当孔子提出这样的主张后，曾子、子思、孟子各有侧重地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谏诤”思想。曾子侧重于“谏亲”，提出了“以义辅亲”（《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和“微谏不倦”（《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谏亲原则。子思和孟子则侧重于“谏君”，前者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出土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后者则阐发了“反复谏”的观点。荀子综合了孔、曾、思、孟的“谏亲”、“谏君”思想，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18]（《荀子・子道篇》）的主张，把先秦儒家的“谏诤”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4.尊老爱老。前面已经提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5.光宗耀祖。这是符合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为能更好地善事父母，为能给父母提供更多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修身齐家以不丢父母、长辈的颜面，治国平天下以光耀门楣，进而引导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孝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卓越贡献。
（二）孝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从孝文化的封建时代局限性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1.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孝文化已经由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道德伦理力量，转化成维护封建落后思想的意识形态武器，与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诉求相违背。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指出：“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19]
2.宣扬“以孝感天”、“不孝被雷劈”等封建迷信观念，虽然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孝文化与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却与现代社会所珍视的科学精神是相违背的。
